关于司马懿的历史故事（优秀20篇）

司马懿在历史上的地位，比起曹操要低得多。

曹操虽则是目无君上，自封魏公，自封魏王，迫害了伏皇后，造成了儿子曹丕可以顺利篡汉的环境，使得当时与后世的人都认为他与王莽是一个类型的人物，是篡位者，是奸臣。然而他毕竟与王莽不同，与司马懿也不同。

王莽所篡的天下，是汉高帝刘邦所留下来的。曹操叫儿子所篡的天下，却不是汉光武帝刘秀所留下来的，而是汉灵帝以后被董卓与袁绍等人弄得分崩离析，经过曹操自己的“力征经营”才又像个样子的天下。换句话说，曹丕所篡的天下，是曹操本人打出来的。

曹操不仅把中国的极大部分，东汉十三州部之中的九个州一个部，与荆州的一半，都统一于设在许县的中央政府之下，并且把这些地方的行政与司法都办得很好。他清除了贪官污吏和盗匪，也根绝了东汉的宦官外戚的老毛病。

曹操并不曾“挟天于以令诸侯”，他只是借重天子的名义，讨伐诸州诸郡的割据之雄，加以削平。他欠汉朝的，正是这“天子的名义”，他自己很明白这一点，所以，一直到死，不肯篡位，让儿子去篡。

司马懿也是自己不肯篡，而让儿子孙子去篡的。可见，司马懿的“小聪明”不在曹操之下。然而，司马懿不曾“力征经营”，打下这个天下。这个天下，是曹操留下来给曹丕、曹叡、曹芳的。曹操和他的儿子曹丕，所犯的罪只是一个“篡”字。司马懿父子祖孙，所犯的不仅是“篡”，还加上一个“窃”字。

姓曹的，最多可被姓刘的骂为强盗。姓司马的，却实实在在是“小偷”(我很抱歉，敬请今日许多姓司马的朋友原谅。你们并不是司马懿的苗裔;你们是司马迁、司马光等等好人的苗裔)。

司马懿不是没有打过仗。他对诸葛亮打过两次，对孟达打过一次，对公孙渊打过一次，对孙权也打过半次。这些战事，都不过是边疆上的小接触，与奠定中原无关。

司马懿对中原的“法律与秩序”也谈不上有什么贡献。荀彧、崔琰、毛玠、陈群、钟繇，那些人，才是造成了“安定”与“清廉”的功臣。

司马懿被后世的历史家批评为“以狐媚取天下”。这狐媚二字很恰当，一点儿也不冤枉。他会“媚”，会骗，先骗了曹操，后骗了曹丕，最后又骗了曹叡。他骗这三人，所用的手段都是一个“媚”字。骗过这三人以后，他又骗曹爽，把曹爽骗进了鬼门关。这一次。他所用的不再是“媚”，而是“哄”。

叙过司马懿的一生，便是叙述他如何媚了三个人，哄了一个人。

在他所骗所媚的三个人之中，最难骗、最难媚的当然是曹操了。曹操自己是骗人专家;对司马懿来说，他是前辈，他是大巫，怎么反而“败”在司马懿之手呢?

原因相当简单。曹操只知骗而不知媚。曹操一生没有媚别人的需要，自然也没有练习媚的机会。换句话说，曹操对于媚与被媚，十足外行。于是，他终于被司马懿媚得不知道这是司马懿在对他媚!

曹操从崔琰等人的口中，听到了司马懿是河内郡温县的一个人才。司马懿的胞兄司马朗，在曹操面前当过“主簿”(秘书)，其后外放，做“兖州刺史”，做到了“政化大行”而本人“粗衣恶食”，给了曹操以相当好的印象。司马朗在建安二十二年，在讨伐孙权时，死在前线(染了瘟疫)。曹操这时候已经用了司马懿做魏国的“太子中庶子”了。

曹操并不曾一下子就让司马懿当“太子中庶子”;司马懿也没有一下子，就乖乖地走到曹操的面前，请曹操给工作，听曹操摆布。

司马懿也并不是骨头硬：弯不了腰，或不愿意弯腰。他是早就看清楚了曹操的作风，以匡扶汉朝为号召，而心里所想的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司马懿觉得，犯不着和这样的一个曹操混在一起，弄得将来成功失败难以预料，是流芳百世，还是遣臭万年，也毫无把握。因此，在曹操以“司空”的身份，派人来“辟召”他的时候，他假装风瘫，躺在床上不动。这是他生平第一次“骗”。曹操所派的人，被他骗过;曹操是否也相信他真的风瘫了，无考。至少是在当时，曹操就不再派人去辟召他了。

不久，曹操在建安十三年由“自为司空”而“自为丞相”，想起了这位架子大的司马懿，于是又派人去。这时候，曹操已经知道了他上次并非真有风瘫;所以，就吩咐这一次被派去的人：“倘若他再不肯来，就抓了他来。”

于是，司马懿也就不敢再装风瘫，而“敬酒不吃吃罚酒”了。他跟随曹操的“行者”来到了许县，曹操却也暂时不给他官职，而把他当作一个晚辈(世交的子弟)看待，叫他与儿子曹丕在一块儿住、一块儿玩。

司马懿很有办法，花不了多少时间便把曹丕侍候得十分舒眼。曹丕舒服了，曹操也很舒服。曹操任命司马懿作黄门侍郎，然后一升再升，作议郎、丞相东曹“掾属”。掾是处长，属是处长下面的职员。再过了一阵，司马懿就当起丞相府的“主簿”来了。

曹操在建安二十年三月。去陕西打张鲁，带了司马懿同去。

张鲁很快便投降了。司马懿劝曹操一口气由汉中向南，越过大巴山，抢刘备从刘璋之手所夺到的今日四川省。曹操不太欣赏司马懿的这种拍马屁而不切实际的建议，却不愿意向司马懿示弱，说没有把握一口气又打刘备，抢四川。曹操只是轻描淡写，向司马懿说：“人苦无足，既得陇右，复欲得蜀”。

曹操在建安十八年当魏公，二十一年称魏王。魏国等于是汉朝内部的另外一国，自己有一个小朝廷，设了丞相以下的宮。“太子中庶子”是这些官之中的一个。“中”的意思，是“內”。“庶子”的意思在这里不是嫡子以外、庶出的子;而是“众多的子”，“众多的、与太子年龄相仿佛的年轻人”。换句话说，是太子的“宾客”，他们住在太子公馆之“内”，与太子生活在一起。

本来，司马懿早就在担任黄门侍郎以前，与曹丕一起生活过，而不曾有什么名义。现在，建安二十一年，曹操叫他当正式的“太子中庶子”。

于是，司马懿的一套“媚”的功夫，有了更确定的对象。他常常被曹丕邀请“参与机密”。他每次参与机密，都拿得出“奇策”来。因此，他越久越被信任。

陈群是曹家的“老臣”，陈群的地位被司马懿赶上了。陈群与司马懿，加上吴质、朱铄，被人们称为“四友”。

司马懿一方面做了曹丕的亲信，同时也保持了与曹操的接触。他做了太子中庶子以后不久，曹操就把他调回，放在自己身边当“军司马”。他常常对曹操有所建议。这些建议，也颇有被曹操采取的。

他的最重要的一次建议，是在建安二十四年，曹操于关羽掳了于禁之时，有意思放弃许县，迁都到黄河以北、邺县之类的地方，司马懿恳切谏阻，说千万不可迁都，一迁都人心就会动摇。曹操对司马懿的建议，欣然接受。迁都的念头，立即打消。

曹操与司马懿处得很久了，对司马懿的才干，有进一步的了解;同时，对他也生了一种恐惧之心。曹操看出了司马懿有一种“狼顾”的特征。“顾”是回头看;“狼顾”是像狼那样能够身体不动，两肩不动，而头与颈项可以向左右转一百八十度。凡是有这种“狼顾”的特征的人，曹操知道，心术一定很坏，坏得像狼一样。曹操这个学问，是从看相的书上得来的。

曹操而且做过一个梦，梦见有三匹马，同在一个马槽里吃草。这是“三马吃一曹”(预言了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父子三人，将要把曹家的天下吃掉)。曹操因此对司马懿更不放心。他向儿子曹丕说：“司马懿不是能够给别人当臣子的人。他会干涉到你的家事。”曹丕这时候早已被司马懿迷住，像被狐狸迷住了一样。曹丕不仅不遵照父亲的意思，对司马懿疏远，反而替司马懿说了许多好话。

司马懿也觉察到曹操对自己颇不放心，就更加在办公之时特别卖力，一天到晚办公，办到深夜，应该睡觉之时，仍在处理公事。而且他大事肯做，小事也肯做，奉了命令的事，他一定去做;不曾奉到命令而似乎不妨一做的事，他也自动去做。例如喂曹操所骑的马，如此的小忠小信，使得曹操渐渐感觉到自己的看相术可能有问题：这样的一个忠心耿耿、办事卖力的司马懿，也许没有什么不可靠罢。

结果，曹操终于也像曹丕那样，对司马懿放了心。

孙权在关羽打胜曹军之时，派吕蒙偷袭关羽的后方，是一件很奇怪的事。孙权与刘备，本是反曹的战友，虽则在赤壁乌林之战以后，为了荆州南三郡的问题一度几乎翻脸。然而这关于南三郡的争执，已经获得和平解决，为什么孙权要在关羽可以长驱直捣中原之时，对关羽施展出这偷袭后方的绝招呢?原来，这是司马懿的安排。司马懿向曹操说：孙、刘二人“外亲内疏”。刘备的关羽打胜仗，不是孙权所希望的。不妨派人叫孙权偷袭关羽的后方，关羽就不得不放弃对樊城的围攻了。

曹操听到司马懿的这一番话，觉得此计甚妙，就立刻派人去说动孙权。孙权也果然依照曹操的吩咐，做出那丧心背理、出卖盟友的事。

事后，孙权把关羽的首级迭到洛阳，献给曹操。曹操接到以后，很快便旧病复发，头痛难忍，一命呜呼。于是，司马懿又得到了一个重要任务：替曹家办理丧事。他把丧事办得井井有条，“内外肃然”。

这时候，曹丕以魏国“王太子”的身份留守邺县。司马懿把棺柩运送到邺县去，交给曹丕。这分明是告诉已经来到洛阳的曹彰、曹植等等，接班人不是他们，而是曹丕。

曹丕继承了曹操所遗留下的魏国的王位与汉朝的丞相之职。司马懿被升为“丞相府长史”。“长史”相当于今日的秘书长。曹丕而且封他为侯，封为河津亭侯。在此以前，曹操所赏给司马懿的官，只不过是主簿与“军司马”而已。

曹丕上台以后，第一招的辣手是杀掉丁仪、丁真兄弟，与两家的所有男人。这两位姓丁的，是曹植的好朋友。

是谁，教了曹丕，干出这种缺德的事?

司马懿!不久，曹丕篡了汉朝的皇帝之位，不再是汉朝的丞相。司马懿也不再是汉朝丞相府的秘书长了。他改做了魏朝政府的尚书，由尚书转任为督军、御史中丞。爵位也从亭侯升为乡侯：安国乡侯。

曹丕当皇帝不到一年，就在黄初二年又升谓司马懿的官，从“督军、御史中丞”升调为“侍中、尚书右仆射”。

司马懿所已经担任过的“督军”，与民国初年的“督军”不同。司马懿所“督”的，是曹丕在延康元年七月所率领南下到谯县的、作为一种耀武扬威的姿态的象征性的军队。督的字义，只是主管军风纪而已。那时候，作为司令官的督，不称督军，而称“督汉中”、督某处。

延康元年，是汉朝的年号，从建安二十五年正月开始，到十月结束。曹丕在延康元年十月篡位，改延康元年为黄初元年。黄初元年仅有三十月：十月、十一月、十二月。次年正月，便是黄初二年的正月了。

司马懿所担任过的御史中丞，是御史大夫的副手。

侍中，很重要，是宮门以內最大的官，在皇帝的左右侍候皇帝。

尚书，在汉朝初年地位不高，只不过是宮内的书记之流而已，却也经手大小衙门向皇帝上奏的文书。霍光当了“录尚书事”。在名义上只不过是有权抄录全部尚书们所经手的文书，却成了综揽大权的“真宰相”。

尚书们之中的第一位尚书，称为尚书令。尚书令在霍光以后，有时候权大，有时候权小。倘若同时不曾有大官兼“录尚书事”，那末，尚书令的权力就要大些，倘若有大官兼“录尚书事”，这位尚书令便只是“录尚书事”下面的一位属员而已。

尚书令的副手，称为“尚书仆射”。这位仆射的重要性，也是有时候大，有时候小;要看当时在他的上面，有没有人担任尚书令。倘若尚书令的一职，暂时虚悬，这位仆射就等于是事实上的尚书令了。倘若当时又没有一位兼“录尚书事”的大官，这位仆射便是“有实无名”的真宰相了。

司马懿在黄初二年担任“尚书仆射”之时，在他上面有一位尚书令：陈群。

再过三年，黄初五年，他却在事实上爬到了陈群的上面，升凋为“抚军大将军、假节、领兵五千、加给事中、录尚书事”。

陈群要到了黄初七年，曹丕从广陵班师回朝，才破曹丕升为“镇军大将军、领中护军、都督水军”，在名义上与司马懿共同“录尚书事”，在事实上坐镇许昌。“录尚书事”的政务，都是那回了洛阳的司马懿一个人办了就算(在陈群尚未领了水军还许昌以前，坐镇许昌的是司马懿。许昌在汉朝称为许县;到了魏朝，才改称为许昌)。

曹丕在黄初七年五月丙辰日病重，把陈群由许昌召回洛阳。与司马懿、曹休、曹真，同受托孤的顾命。这四人的名次是;曹真第一，陈群第二，曹休第三，司马懿第四。曹真，虽则是本不姓曹，而是曹操“抱来”的姓秦的儿子，地位却比曹休高。曹真是“中军大将军”;曹休只是“征东大将军”。陈群呢，是“镇军大将军”;司马懿是“抚军大将军”。在这四个所谓大将军之中，真正的大将军，相当于汉朝的大将军的，只是曹真一人。

然而，曹真自始至终，只执掌过兵权，而从来没有主管过行政，从来没有兼任过“录尚书事”。自始至终，替曹丕在名义上与事实上都担任过“录尚书事”、替曹丕“当家”的，只有这位工于孤媚的司马懿一人而已。

曹丕的儿子魏明帝曹叡，为人比曹丕略好，天贤也高，却也看不清司马懿的本质。他给了司马懿以相同于曹真的兵权，叫他镇守宛县(南阳)。

司马懿在镇守宛城的期间，做了一件大事：消灭了孟达。这件事，我在前文已经提到过。孟达造反，是在魏明帝太和元年(公元227年)十二月，也就是蜀汉后主的建兴五年的十二月。他以新城郡太守的身份宣布反魏归汉，仅仅过了八天，司马懿已经率领兵马，来到了孟达的上庸的城下(上庸城，在今日湖北竹山县东南，房县西北)。

这是司马懿有生以来第一次单独指挥作战，而所获得的是一个全胜。

魏明帝曹叡特别召见他，问他：对于东吴、西蜀，应该先征讨哪一个。司马懿回答：不妨先征讨东吴。曹叡问他，如何去征讨东吴?司马懿回答：不妨先攻皖城，引吴军去皖城，然后乘虚直捣夏口(汉口)。因为，夏口是吴国的心脏。曹叡认为很对。不过，并没有予以施行。

曹叡不叫司马懿去征讨东吴，却在太和四年(公元230年)升他为“大将军，加大都督，假黄钺”，命令他与曹真共同领兵去打西蜀。

三年以后，魏明帝青龙二年(蜀汉后主建兴十二年，公元234年)，诸葛亮带了十几万人，由斜谷出兵，来到郿县城附近，屯扎在渭水南岸五丈原。

这一次，曹叡加派了两万兵来，交给司马懿调度。司马懿挨了一百多天，不敢对诸葛亮决战。在这一百多天以內，诸葛亮曾经对他多方挑战，而他一概不理。

诸葛亮病死在五丈原，蜀汉的军队撤走。司马懿不知道诸葛亮已死，追到赤岸，才得到确实的情报。

魏明帝曹叡景初元年(公元237年)，辽东太守公孙渊在夏天宣布独立，自称燕王，不再听命于魏。次年，曹叡拨四万兵给司马懿去讨伐公孙渊。

司马懿到达辽东，不攻公孙渊所设防的辽隧，而迂回到公孙渊的根据地襄平(辽宁省辽阳县之北)。司马懿把襄平围了，断绝粮食的供应;围了差不多三个多月，然后猛攻。

司马懿攻破襄平城，杀掉公孙渊与城里的两千多文武官吏、七千多无辜的男性人民。他这一股残忍劲儿，十足暴露了他是狼，不是人。

另有一件小事，也显出了司马懿的为人。辽东的气候极其严寒，有些兵士实在抵挡不住，便向他请求，把辽东郡仓库中储存的短袄赏给他们。司马懿竟然不肯。他打着官腔说，“接收下来的敌人物资，是公家的，我怎么可以擅作主张?”

司马懿的次一重要事迹，是在景初三年(公元239年)受到魏明帝曹叡的顾命(托孤)。与他同受顾命的，是曹真的儿子曹爽。曹爽原任“武卫将军”，而此时升为“大将军、假节钺、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司马懿的官职，只是“太尉”。

曹叡所托的孤，是他的养子、封为齐王的曹芳。曹叡这个人也够特别，自己生不出儿子，却不肯选一个侄儿或堂房侄儿，或弟弟，作为曹家帝位的继承人。偏要抱一个来路不曾交代的曹芳为养子，而且一定要把这个未必姓曹的八岁小孩子，托给曹爽与司马懿。

于是，在曹爽与司马懿二人的保护之下，曹芳顺利即位。司马懿被升为“侍中、持节、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

是谁把他升到与曹爽几乎一样高的地位并掌握实权的?不可能是“少帝”曹芳，因为曹芳才有八岁;而事实上是曹爽，因为当时，“录尚书事”的只有曹爽一人。这是曹爽所做的一件糊涂事。

曹爽不久便后悔了。他把司马懿明升暗降，升他为“太傅”，去掉他的“录尚书事”的兼差，剥夺了他的行政实权。

少帝曹芳正始二年(公元241年)，孙权派遣大军，分三路伐魏：叫全琮攻芍陂，朱然、孙伦攻樊城，诸葛瑾、步骘攻祖中。

司马懿向少帝曹芳与曹爽讨得了一个差事;带兵去救樊城。他在六月间南下。朱然、孙伦在他快到樊城之时，撤军而去。

两年以后，正始四年，司马懿又有了一个机会掌兵：攻打吴方的皖城。这一次，吴军也是闻风而逃。皖城的诸葛恪，在司马懿到达舒县之时，便烧了存粮放弃皖城而去。

司马懿可算是得到了一个空城。他为了补偿未能获得敌人存粮的这一个缺憾，便加宽淮阳渠与百尺渠，用这两个渠的水灌溉更多的田，并且把颍水两岸的坡，也整修了。从此，在寿阳(安徽寿县)与洛阳之间，有不少的屯田兵士的聚居之地;也有了不少的粮食仓库，分布在这一条路上，使得魏军对东吴有所举动之时，不必忧虑粮食的接济与运输问题。

司马懿虽则是一个心狠手辣、不顾道义的人，论行政能力，他却也有过人之处。他一向很知道重视水利与屯田的工作。

倘若他永是于曹爽主持的朝廷之下，以官居太傅为满足，有时带兵出京，打打仗，散散心;有时督率文武官吏，开开水渠，办办屯田，我们就不会把他批评得一文不值。相反，我们会夸奖他是魏朝的一位“能臣”。

他不以官居太傅、打仗开渠为满足，他定要与曹爽争权，他定要打倒曹爽，取曹爽而代之。

这个，其实也不太严重。争权的事，在历史上极多。他以能臣而与一个无能之臣争权，我们可能会同情他，说他是为了想“做事”而不得不争权。

可惜，他夺得了大权以后，又不满足。他硬要杀掉曹爽三族，杀掉曹爽的几个“党羽”的三族，又借口有人告发王凌，想背叛少帝曹芳，另立楚王曹彪当皇帝，把王凌抓了，把王凌及其“余党”的三族也屠杀了;同时，强迫楚王曹彪自杀。

他也命令所有姓曹的王爷、公爷、侯爷，都搬到洛阳来住，不许互相来往，一切行动由他派人监视。

他这样做，分明是为儿子与孙儿铺下一条将来篡位的路。

因此，我们才对这样的一个司马懿深恶痛绝。他地下有知，应该后悔。对曹爽、王凌、曹家宗室，做得太绝，太缺德。

曹爽也有他的取死之道。

他应该为国求贤，进君子、退小人，增强少帝曹芳的力量。最好，把若干在事实上等于囚犯的曹操子孙，都“放”出来，分别给以文武官职。也只有这样，曹家的天下才能稳固。

也许，曹爽自己在心里有毛病。他的父亲曹真，原本姓秦，不姓曹，是曹操的养子。他曹爽不是曹家的亲骨肉，犯不着把姓曹的都“放”出来，排挤自己。

他和司马懿同受魏明帝曹叡的顾命(托孤)，在地位上与司马懿相等而略高一筹。为了礼貌，为了使司马懿明升暗降，他表请少帝曹芳，把司马懿由太尉升为太傅(太尉是从秦朝沿袭下来的中央最高的三个大官之一，执掌兵权，其余的两个，丞相管文官，御史大夫管监察。太傅是从西周沿袭下来的，在名义上高于丞相、太尉、御史大夫，而事实上并无权力的“皇帝的师傅”。太傅的同级是太师、太保。太师、太傅、太保，这三个官合起来，称为“三太”)。

曹爽叫司马懿做太傅，把太尉的位置转送给征东将军满宠。满宠是一员老将，兖州山阳郡昌邑(山东济宁县)人，对曹家很忠心，曾经做过汝南太守、豫州刺史和“前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满宠在正始三年(公元242年)三月间去世，继任太尉的是“领军将军”蒋济。

蒋济也是魏朝的一个忠臣。他是扬州楚国平阿(安徽怀远县)人，是曹操一手提拔起来的，先后当过魏方所虚设的丹阳太守、扬州别驾、丞相府主簿、“西曹属”。魏文帝曹丕叫他做“东中郎将”、散骑常侍。东中郎将是带兵的军官，军阶决于将军，高于校尉，属于“中郎将”的一级。散骑常侍。在名义上相当于今日的“随从秘书”，而地位甚高。

魏明帝即位，调他为“中护军”。“中护军”三个字的意思，是“在朝廷内部主持军官升迁调降的人事处长”。

他在中护军的任上，敢于对魏明帝曹叡进谆，劝曹叡裁减后宮女子的人数，把一些闲着无聊的与尚未成年的，都放出宮外。

他对曹叡的又一次谏诤，是关于朝廷中的两个小人：中书监刘放与中书令孙资。

汉朝本没有所谓“中书”，只有尚书。尚书在汉朝开始之时，是在宮里面侍候皇帝的小书记，职务是把各衙门送来的奏章等文件，整理出来，呈给皇帝批示。有时候，他们也替皇帝代笔，或拟办诏书文稿。过了相当时候，他们的实权越来越大;因为，皇帝每每向他们就近征询意见。对于臣下某一个请求，他们倘若说“似乎可以”，皇帝也每每不再加考虑，而决定予以批准。他们倘若说“似乎不可以”，皇帝每每就加以批驳了。

再其后，几个尚书之上，有了“尚书令”。霍光以“大司马、大将军”的身份，兼“录尚书事”，他的权力又比尚书令高出许多;而且，虽则于名义方面仍在丞相之下，在实权方面已经使得丞相位同虚设。

曹操把自己封为魏王以后，在魏王的宫中设了秘书与秘书令，以免与汉朝廷的尚书与尚书令相混淆。

曹丕篡了汉朝，把汉朝的中央政府接收下来，把魏国的“秘书”改称“中书”，于是汉朝的尚书与魏国的中书，都成为朝廷的机构，同时存在。这便是隋唐以后，何以有了“尚书省”，又有所谓“中书省”。加上以“侍中”为长官的“门下省”，形成了一种变相的三权鼎立的局面。

本来，尚书的权大;有了中书以后，中书的权更大。尚书只管例行的公文;中书管了机密。

魏明帝曹叡朝廷中的中书监刘放与中书令孙资，官位虽小，而全朝的文武除了辛毗、蒋济等极少数的几个人之外，没有不向他们低头的。真正的皇帝，等于是他们两个人做(中书令之上的中书监，是曹丕所设：用意在于制衡中书令。结果，中书监有时候也会与中书令彻底勾结，狼狈为奸)。

蒋济向曹叡上表，慨乎言之地说：“大臣太重者，身危;左右太系者，身蔽。……左右忠正远虑，未必贤于大臣。至于便辟取舍，或能工之。今外所言，辄云中书，虽使恭慎，不敢外交;但有此名，犹惑世俗。况实握事要，日在目前，傥因疲倦之间，有所割制。众臣见其能推移于事，即亦因时而向之。……直道而上者或壅;曲附左右者，反达。”

曹叡用诏书答复蒋济，褒奖他忠义奋发，升他为“护军将军、加散骑常侍”。那刘放、孙贤二人，仍旧当他们的中书监与中书令，曹叡并不肯免他们的官。

刘放与孙资所做的最大的坏事，是在曹叡临死之时，排挤了燕王曹宇、领军将军夏侯献、骁骑将军秦朗、屯骑校尉曹肇。这几个人，都是曹叡想委托以后事的。

曹叡召见了曹宇，叫他做大将军，辅佐即将继位的少帝曹芳。曹宇谎辞(这是曹宇的错)。曹叡问刘放、孙资，曹宇为什么坚辞。刘放、孙贤说：“他自己知道能力不够。”曹叡说：“用曹爽来代替他做大将军，好不好?”刘放、孙资说：“好!”于是曹叡不再挽留曹宇，而用了曹爽。

刘放、孙资又向曹叡建议，把司马懿找来，与曹爽同受顾命。曹肇反对。结果，曹叡还是听了刘放、孙贤的话，召来了司马懿。

曹肇与夏侯献、秦朗，这三人不仅不再列名于被“顾命”的大臣以内，而且丢了他们原来的官。

曹爽做了“顾命大臣”。当然很感激刘放、孙资，听他们的摆布。然而，曹爽也竟然把反对过刘放、孙资二人的蒋济，继满宠的太尉之任。

这是曹爽糊涂呢?还是故意向刘放、孙资二人以及与他们一鼻孔出气的司马懿挑战呢?糊涂，不见得。挑战，有可能。在曹爽自己看来，这不是挑战，而是镇压。

曹爽提拔三个“自己的人”，做“尚书”，专管“选举”，分刘放、孙资的权。这三个人，是何晏、邓飏、丁谧。事实上，“选举”只是选拔新的青年才俊，管不了朝廷大官的升降。

曹爽也早就把自己的三个弟弟提拔起来。曹羲当了“中领军”，曹训又当了武卫将军。中领军与武卫将军都是统带作为皇帝的卫队的禁军的。另一位弟弟曹彦，当了“散骑常侍”。

曹爽最叫司马懿吃不消的，是叫两个亲信毕轨与李胜，分别担任司隶校尉与河南尹。司隶校尉所主管的是中央直属地区(明清两朝的所谓“直隶”)的行政，同时也有权弹劾、甚至逮捕任何一个住在这中央直属地区的大小官吏。河南尹相当于太守，然而高于任何太守，因为河南郡是首都洛阳的所在地。

司马懿一向是与曹爽共“录尚书事”，由太尉升为太傅以后仍然如此。不过，自从那何晏、邓飏与丁谧，三个人做了尚书以后，他们就很少把尚书部门的公事送到司马懿那里去请示了。毕轨与李胜当了司隶校尉与河南尹，也不常把公事送到司马懿的办公室里去。

司马懿气不过，就称病请假，不再上班。他并不辞职，仍旧在家里当他的太傅。不仅如此，他也已经在朝廷中布置了自己的人，与曹爽的人对抗。

曹爽有一个弟弟曹羲当“中领军”，司马懿也有一个儿子司马师当中领军。曹爽有一个弟弟曹彦当散骑常侍，司马懿也有一个儿子司马昭当散骑常侍。曹爽有三个自己的人：何晏、邓飏、丁谧当尚书，司马懿也有一个自己的人、而且是自己的弟弟司马孚，当尚书令。

司马懿而且有一种曹爽所没有的秘密力量。这秘密力量，是大儿子司马师所豢养的，散居在民间的三干名“死士”。

除了这些以外，司马懿又有一套曹爽所猜想不到的功夫：骗。

在正始九年(公元248年)的冬天，曹爽叫河南尹李胜改任荆州刺史。李胜到司马懿家里去辞行。司马懿躺在床上装病，叫人把李胜请进卧房。丫头送上稀饭，司马懿喝到嘴里，又从嘴角流了出来，弄脏了胸前衣服。李胜向他说话。他把“本州”听成了“并州”。在回话的时候，他又下气不继上气地勉强说出了几句。李胜以为司马懿果然病得很厉害，就去报告曹爽。曹爽听了，大为放心，便不再对司马懿有所防备。

过了不多久，正始十年正月，曹爽兄弟四人陪少帝曹芳出洛阳城，到南门外若干里去拜谒魏明帝的陵墓(称为高平陵)。

他们谒陵完毕，回洛阳来，没想到城门已闭，整个洛阳城已被司马懿父子占领。司马懿带了兵马，站在城门外的洛水浮桥之上，叫人送一张表给少帝，交曹爽转。

在这一张表里，司马懿列举曹爽的罪，说曹爽广用私人，“尽据禁兵”，又说他以黄门(宦官)张当为都监：“看察至尊，候伺神器”。

司马懿又在表里说，太尉蒋济与尚书令司马孚，均认为蕾爽与曹羲、曹训，都不宜于继续“典兵宿卫”。蒋济与司马孚已经奏请皇太后(郭氏)，将曹家兄弟的官职免去，以侯爵的身份各归其在京城的寓所。皇太后已经准了他们的奏，叫臣(司马懿)执行。

臣已经通知主管人员，立即遵办，不许放任曹氏兄弟“逗留”，以致耽误了皇上回宫的时间。倘若曹氏兄弟敢逗留，便以军法从事。

曹爽一时不敢把司马懿的这一张表，送请少帝曹芳过目。他不知如何应付才好。

这时候，位居九卿之一的大司农植范，已经冒险从城里跑出来。跑到了曹爽的面前，劝曹爽赶快去许昌(许县是在曹丕篡位以后，改名为许昌的)。桓范说：“你到了许昌以后，便可以集合全国兵马，申讨司马懿。”

曹爽身边，有主张向司马懿投降的许允、陈泰。许允是侍中，陈泰是尚书。

曹爽终于派人向司马懿投降。司马懿暂时不为已甚，就让他们兄弟四人平平安安地进城，各回寓所。他们不再是宮，而仅仅是侯。

过了不久，司马懿把宦官张当抓了来，严刑拷打，叫张当不仅招供了曾经以宫内的“才人”(宫女)若干名送给曹爽;而且也“承认”了曹爽曾经和他与何晏等人同谋，准备在正始十年三月间造反。

结果，司马懿无中生有，把曹爽兄弟四人，及何晏、邓飏、丁谧、毕轨、李胜、恒范，一共十个人，治了谋反大逆之罪。不仅十个人都杀了头，他们的父族、母族、妻族，不分男女老少，都被屠杀得精光。

这就是司马懿辣得比狼还要凶狠之处(他曾经答应过蒋济，说只要曹爽肯交出政权，便留他性命。蒋济于曹爽一家被屠杀之后气死)。

司马懿在解决了曹爽兄弟及其党羽以后，少帝叫他做魏朝的“丞相”，他假惺惶地坚辞。

司马懿把曹爽兄弟及其“党羽”一网打尽丁以后，又开始对夏侯氏一家动脑筋。用少帝曹芳的诏书把征西将军夏侯玄召回京，以雍州刺史郭淮代替夏侯玄的官职。

夏侯玄是夏侯尚的儿子，夏侯渊的从侄孙，同时也是曹爽的“外弟”(表弟)。夏侯玄的母亲是曹家的女子。

夏侯玄以征西将军的名义，驻屯在长安，一向负有防备西蜀的全责。他既是曹爽的表弟，又是曾经在正始五年(公元244年)跟随曹爽大举伐蜀一次的大将(他们由骆谷进军，被王平在兴势挡住，又被费祎威胁了后路，大败而回)。

曹爽回到洛阳，夏侯玄掌握重兵，留在长安。四年多以后，在正始十年正月，曹爽和三个兄弟与何晏等人，被司马懿消灭，夏侯玄得到消息之时，不知如何是好，魏少帝的诏书已到，叫他回京城洛阳，把所掌管的兵权交给雍州刺史郭淮。

夏侯玄乖乖地回了洛阳。司马懿却也一时没有把他怎么样。原因是：夏侯玄失掉了兵权，又住在朝夕被监视的洛阳，不能够对司马懿有所作为。而且，夏侯霸已经逃往西蜀。倘若杀了夏侯玄，那就难免有更多的夏侯氏成员向西蜀、东吴乱跑了。

夏侯霸是夏侯渊的儿子，也就是夏侯玄的堂叔父，在辈分上比夏侯玄高，在地位上却比夏侯玄低。他是夏侯玄征西将军府所统辖的“讨蜀护军”，带兵驻扎在陇西(甘肃)，与雍州刺史郭淮处得不好。

夏侯玄被征召回洛阳的时候，夏侯霸顾不得西蜀与他有杀父之仇，当机立断，一口气奔往西蜀。夏侯霸的父亲夏侯渊战死在汉中，当时传说是被刘备亲自斩杀的。近代的京剧，才把夏侯渊的死，记在黄忠的账上。

西蜀的君臣对夏侯霸很好。首先，刘后主阿斗向夏侯霸解释，说：“你的令尊大人，是不幸阵亡于乱军之手;并非先父(刘备)所杀。”

刘后主又把夏侯霸引进宫内，与皇后张氏相见，告诉夏侯霸，“她是你的堂外甥女!”原来，张皇后的母亲，是夏侯霸的堂妹，于当年兵荒马乱之时的中原，被张飞遇到，成了张飞的妻。

刘后主问夏侯霸，司马懿对西蜀有什么打算?夏侯霸说，司马懿刚刚拿到了政权，目前要忙于整顿内部，消灭更多的异己，一时来不及对西蜀有什么举动。将来，倘若有一位姓钟、号叫士季的(钟繇的儿子钟会)，在魏国朝廷中主持大计，那就值得吴、蜀二国忧虑了。

司马懿这时候，正如夏侯霸所说，忙于寻找曹爽以外的异己，加以消灭，他找来找去，找到了驻扎寿春、“都督扬州诸军事”的王凌。他一口咬定，说王凌企图勾结楚王曹彪造反，起兵占领许昌，迎立楚王为皇帝，然后打到洛阳，废掉少帝曹芳。

王凌所做的，引起司马懿如此猜疑的事，只不过是因为吴国塞了涂水入江之口，认为这是吴国即将对魏用兵，下令全军戒严，同时上表给少帝(等于上呈文给司马懿)，建议乘此对吴国大举讨伐。如此而巳。

司马懿不动声色，以绝对秘密的方式，带了重兵，突然由颍水航行到寿春的城下。

王凌见到司马懿来得奇怪，想抵抗也来不及，只得叫人捆了自己，押送到司马懿的水营之前。司马懿先叫人传令，松解了王凌的绑，却又不许王凌坐小船前来见面。

随后，司马端便派了六百名兵士，押解王凌去洛阳，王凌走到中途，在项城喝了毒药，自杀。

王凌死了以后，才有一个军官王式来自首，说自己是王凌的外甥，兖州刺史令狐愚的部下，曾经奉了令狐愚的命令到白马城勾结楚王曹彪。这时候，令狐愚早已病故，死无对证。

司马懿于是下令将王凌与令狐愚剖棺戮尸，两家的父族、母族、妻族，以及与此案相连的其他的人，一概杀光。楚王曹彪被下诏赐死(命令他自杀)。

过了不到一个月，司马懿本人也得病而死(当时有人记载，说他之所以得病，由于常常见到王凌的鬼魂)。

你知道著名的“丝绸之路”是谁开拓的吗?那就是西汉时期伟大的探险家——张骞。

张骞是汉武帝时期的人。公元前139年，他受命率人前往西域，寻找并联络曾被匈奴赶跑的大月氏，合力进击匈奴。

张骞一行从长安起程，经陇西向西行进。一路上日晒雨淋，风吹雪打，环境险恶，困难重重。但他信心坚定，不顾艰辛，冒险西行。当他们来到河西走廊一带后，就被占据此地的匈奴骑兵发现。张赛和随从一百多人全部被俘。

匈奴单于知道了张骞西行的目的之后，自然不会轻易放过。把他们分散开去放羊牧马，并由匈奴人严加管制。还给张骞娶了匈奴女子为妻，一是监视他，二是诱使他投降。但是，张骞坚贞不屈。虽被软禁放牧，度日如年，但他一直在等待时机，准备逃跑，以完成自己的使命。

整整过了十一个春秋，匈奴的看管才放松了。张骞乘机和他的贴身随从甘父一起逃走，离开匈奴地盘，继续向西行进。由于他们仓促出逃，没有准备干粮和饮用水，一路上常常忍饥挨饿，干渴难耐，随时都会倒在荒滩上。好在甘父射得一手好箭，沿途常射猎一些飞禽走兽，饮血解渴，食肉充饥，才躲过了死亡的威胁。

这样，一直奔波了好多天，终于越过沙漠戈壁，翻过冰冻雪封的葱岭(今帕米尔高原)，来到了大宛国(今费尔干纳)。高鼻子、蓝眼睛的大宛王，早就听说汉朝是一个富饶的大国，很想建立联系。但苦于路途遥远，交通不便，故一直未能如愿。因此，当听说汉朝使者来到时，喜出望外，在国都热情地接见了张骞。他请张骞参观了大宛国的汗血马。在大宛王的帮助下，张骞先后到了康居(今撒马尔罕)、大月氏、大夏等地。但大月氏在阿姆河上游安局乐业，不愿再东进和匈奴作战。张骞未能完成与大月氏结盟夹击匈奴的使命，但却获得了大量有关西域各国的人文地理知识。

张骞在东归返回的途中，再次被匈奴抓获，后又设计逃出，终于历尽千辛万苦，于13年后回到长安。这次出使西域，使生活在中原内地的人们了解到西域的实况，激发了汉武帝“拓边”的雄心，发动了一系列抗击匈奴的战争。

公元前119年，汉王朝为了进一步联络乌孙，断“匈奴右臂”，便派张骞再次出使西域。这次，张骞带了三百多人，顺利地到达了乌孙。并派副使访问了康居、大宛、大月氏、大夏、安息(今伊朗)、身毒(今印度)等国家。但由于乌孙内乱，也未能实现结盟的目的。汉武帝派名将霍去病带重兵攻击匈奴，消灭了盘踞河西走廊和漠北的匈奴，建立了河西四郡和两关，开通了丝绸之路。并获取了匈奴的“祭天金人”，带回长安。

张骞不畏艰险，两次出使西域，沟通了亚洲内陆交通要道，与西欧诸国正式开始了友好往来，促进了东西经济文化的广泛交流，开拓了丝绸之路，完全可称之为中国走向世界的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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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不论是否基督徒，过圣诞节时都要准备一棵圣诞树，以增加节日的欢乐气氛。圣诞树一般是用杉柏之类的常绿树做成，象征生命长存。树上装饰着各种灯烛、彩花、红黄彩球、玩具、圣诞钟、心型姜饼、星星，挂上各种圣诞礼物。圣诞之夜，人们围着圣诞树唱歌跳舞，尽情欢乐。说有一位农民在一个风雪交加的圣诞夜里接待了一个饥寒交迫的小孩，让他吃了一顿丰盛的圣诞晚餐，这个孩子告别时折了一根杉树枝插在地上并祝福说："年年此日，礼物满枝，留此美丽的杉村，报答你的好意。"小孩走后，农民发现那树枝竟变成了一棵小树，他才明白自己接待的原来是一位上帝的使者。这个故事就是圣诞树的来源。

关于圣诞树，还有一个故事。

以前德国的亚尔萨斯，是出产圣诞树的地方。根据传说，有一位隐修圣人，他的名字叫弗乐伦亭，住在亚尔萨斯的一个树林当中，他非常喜欢小孩子。有一年的圣诞节，他希望附近的小孩子，都能在一起快乐的玩，但是很贫穷，没有钱买孩子们喜爱的玩具和糖果，因此他为这件事很伤脑筋。

一天早上，弗乐伦亭在树林中散步的时候，忽然看见一棵小杉树，树上堆满了雪，枝上挂着许多小冰条，经过太阳一照射，闪闪发光，非常的漂亮。他就把那棵树弄了回来，种在盆里面。又在树林中，捡一些野果子，再和上面粉，做成一些十字架，或星星形状的小饼，挂在树枝上面。又用一些小蜡烛，插在树枝上，结果把那棵树，装扮着五光十色，非常的美观。到了圣诞夜晚，弗乐伦亭打起钟来，孩子们听到了，都跑到他的茅屋里去。大家围着那棵树，手舞足蹈的唱着圣诞歌曲，然后弗乐伦亭把糕饼分给孩子们吃，大家过了一个快乐的圣诞节。以后，这个习俗流传起来。

一八三七年，德国的海伦公主，同法国的一位公爵结婚以后，圣诞树也随着她传到了巴黎。一八四一年，维多利亚的丈夫，把一棵圣诞树，放在温德莎宫门前。这种风俗由皇家传到贵族阶层，而后风行到了民间。一八三○年，大批的德国移民到了美国。这些人有天主教友和基督教徒，大多散居在纽约、新英格兰各地。他们的圣诞树引起了当地人们的注意及模仿，以后圣诞树便风行在美国各教堂、各家庭。现在世界各地，尤其是欧美及澳洲各地国家，圣诞树成了圣诞节里面最热闹而可爱的装饰品，点缀着圣诞节的多采多姿。它启示了人们了解庆祝圣诞的意义，它象征着快乐与希望。因为救世主的诞生，带来世界人类的和平与友爱。

每年圣诞节快要到的时候，与圣诞节有关的圣诞卡、圣诞节、圣诞老人、圣诞音乐等等都出场了。关于圣诞树的装饰，世界各地似乎大同小异。由于圣诞节是在冬季，所以圣诞树所采用的都是常青树。多半是四五尺高的小棕树、或小松树，栽在大花盆里面，树上布满五颜六色的小蜡烛或小电灯，再挂上各式各样的装饰品与彩带，以及孩子们的玩具，和家人所送的礼物。装饰好了以后，放在客厅的一角。如果是放在教堂、礼堂、或公共场所，圣诞树则比较高大，而树的下边也可放礼物的。

根据圣诞节习俗的记载，第一棵圣诞树，是白冷城路边的一棵小棕树。在耶稣降生的头一天晚上，圣母玛利亚及圣若瑟，走到白冷城时候，非常的疲乏，圣母就在那棵树下休息了一会，那棵小棕树，好象受宠的样子，展开它的树枝，给圣母抵挡吹来的冷风。就在那个半夜里，耶稣基督诞生了。这时候，天上出现了一颗特别亮的星星，发出奇妙的光芒，直接射到那棵小棕树的头上，盘旋成了一道美丽的光圈。从此以后，小棕树在圣诞节中，就占了一席光荣的地位。至于圣诞树风行到全世界，也只是十九世纪的事。中古时代，德国流行的宗教剧，在伊甸园的一场戏，天主造人以后，亚当夏娃背叛天主的时候，戏中用一棵挂满了苹果的棕树，代表着「生命之树」或「知善恶树」。后来信友把戏中的「生命之树」移到家中去，象征着救世主的来临。随着这个象征的发展，到了十五世纪，装饰圣诞树，就已经成了一个习俗。

康熙甲寅五年，陕西提督王辅臣在平凉起兵反叛。叛乱被平息后，王辅臣重新投降了朝廷。不过，王辅臣知道，这一次，康熙皇帝不会饶了他。于是，他做了下列一系列事情：

先找了一个莫须有的事由，与媳妇干了一仗，并高调宣布休了她。等老丈人来，王辅臣悄悄把老丈人拉到一边，叮嘱老丈人，此地不宜久留，赶紧领着女儿远走高飞。

拿出手中的所有银子来，分成若干份。然后召集所有的将卒仆役，说，你们死心塌地地跟了我这么长时间，枪林弹雨，风霜雨露，辛苦了，这些银子，你们各自领一份，赶紧逃命去。但，无论去哪里，千万不要说从前跟过我。

他看到一个盛鱼的银碗。想，给谁呢?正好看到一个送茶的童子。问，娶妻了吗。童子摇头。王辅臣取银碗送与童子，说，回去卖了，娶媳妇去吧，不要再回来了。

这样，王辅臣的手下仅余数人，召来，与之共饮，一直喝到深夜，喝着喝着，王辅臣哭了。他说，我，一叛逆之臣，死是必然的了，与其死在刽子手的刀下，不如有尊严地自杀。但是，我想过了，无论用刀自刭，上吊自杀，还是喝药而死，都会留下自杀的痕迹。这样，就会连累到你们，以及本省的经略大人以及督抚大人。

众人面面相觑，不知道他想要说什么。

王辅臣说，我想出了一个主意，就是等我喝酒喝到烂醉之后，绑上我的手足，用纸盖在我的脸上，然后，含凉水在嘴里，以水喷面，即刻便死。这种死法，看起来，像得病暴死一样。这样，你们去报官，就不会连累你们了。

我为什么要讲这个故事呢?

话说有一个叫蔡三的老头，患重病，将死。但苟延残喘，就是不咽气。他每天嘴里念叨的，是一个人的名字。谁呢?欠他钱的一个人。这个人家境凄惶，老的老，残的残，病的病，真正是一贫如洗。他怕这个人还不了他的钱。

欠钱的人听说后，跑到蔡三的病床前，当着他全家的面，说，蔡叔，欠你的账，我记着呢，等有钱了，一定还你。

蔡三当面说不急不急，但心里总是放不下。有时候，病得昏昏迷迷，嘴里还是不断念叨着这件事。

欠钱的人急了，磕头下跪，四处筹借，总算把钱凑够了。他赶紧跑去还给了蔡三。蔡三虽病态恹恹的，表现出一脸的不高兴，唠叨说，难道我还在乎你这些个钱。等着欠钱的人走了，蔡三示意儿子把钱藏在米柜里。

然后，一抿嘴，死了。

王辅臣是清朝一代名将，骁勇善战，却也反反复复，起起落落，争议颇多。但是，他赴死之前所做的这一切，让人看到了他心底的仁义与良善。蔡三呢，是老家附近的一个人，活一辈子，心胸不过芝麻粒大小，到死，也没做出件荡气回肠的漂亮事。

在我国古代，贩卖人口同样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古代人口交易一直到明清都很活跃，在南方的苏州、杭州、广州一带，人口贩卖非常兴旺。

四大名著之一《红楼梦》中就有买卖人口的情节，香菱就是小时候被人贩子拐走的;巧姐和妙玉最后也被人贩子给拐卖了。虽然有不少朝代都曾出台过各种法令法规，严打人口贩子，酷刑、死刑的都有。但买卖人口的事情仍旧在发生，一直到今天都在继续。

在中国古代，人口交易的成因和社会背景相当复杂，既有合法的，也有非法的，交易方式也有很多种。西汉汉高祖刘邦曾一度提倡和鼓励民间“卖儿卖女”，并视之为救荒的手段。东晋时，官府还从人口交易中收税。

你更加不会想到的是，贩卖人口在古代已呈国际化。唐宋时期，已有非洲黑人被贩卖到中国，至于周边国家人口被贩卖到中国的，和中国人口被贩卖到周边国家的，历史更早。

而不管是今天还是古代，一些名人也有被拐卖的经历。

【汉代国舅爷曾被拐卖】

据《外戚世家》记载，汉景帝之母窦太后的弟弟、堂堂国舅爷窦广国曾被人拐卖，他和窦太后相认，是一段曲折感人的人伦故事。

这位国舅爷字少君，“少君年四五岁时，家贫，为人所略卖，其家不知其处。”很显然，这不是穷人家因生活艰难自愿卖儿卖女，而是典型的被人贩子拐卖。

因为窦家穷，父母没有能力去寻找儿子。窦少君辗转被卖了十几家，最后卖到河南宜阳，被主人弄到山中烧炭此类“黑窑工”真是历史悠久。在黑炭场里窦少君九死一生，后跟随主人去了长安。

少君被拐卖时已能记事，而且这人一定是聪明伶俐的主，他记得自己的姓氏与家乡。长大后的他最后与窦太后相认了，也算是一个圆满的结局。

【明朝京城名妓苏三】

因戏剧闻名的苏三，成为中国家喻户晓的人物。而苏三蒙难，逢夫遇救的故事，也确实发生在山西洪洞县。直到民国九年，洪洞县司法科还保存著苏三的案卷。

苏三，原名周玉洁，明代山西大同府周家庄人。在她五岁那年，被乐户苏淮与妻子一秤金把她从山西买来。经过十年的调教，把她培养成能歌善舞、文彩非凡的女子，艳帜一树，苏三就成了京城名妓。

南京世家子弟王景隆在妓院相遇苏三，一见钟情，并立下山盟海誓。在那不到一年，王景隆床头金尽， 被老鸨赶了出门。苏三要王景隆发奋上进，誓言已归属景隆，不嫁他人。王景隆发奋读书，二次进京师应试，考中第八名进士。

老鸨把苏三卖给山西马贩沈洪为妾，沈洪长期经商在外，其妻皮氏与邻里赵昂私通，与赵昂合谋毒死沈洪，诬陷苏三，并行贿知县。

知县贪赃枉法，对苏三严刑逼供，苏只得认罪，被判死刑，适值王景隆出任山西巡按，探知苏三冤情，即令火速押解苏三案全部人员。王景隆为避嫌疑，遂托刘推官代为审理。

刘推官机警有才，监禁皮氏、赵昂等人，派人窃听他们的对谈，发现真实，于是公正判决，苏三奇冤得雪，罪犯正法，贪官知县被撤职查办，苏三和王景隆终成眷属。

明代小说家冯梦龙写了《玉堂春落难逢夫》，收入《警世通言》。

【明末才女柳如是被卖沦落风尘】

其实，古代女子被拐卖后沦落风尘的很多，而这其中也有不少奇女子，她们的故事一直流传至今。除了苏三，还有大家很熟悉的陈圆圆、杜十娘、柳如是等。

柳如是，女诗人，秦淮八艳之一，文才诗艺高居“秦淮八艳”之首。明朝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出生，幼年被辗转贩卖给盛泽归家院名妓徐佛家为养女，受徐教养。14岁的时候又被吴江故相周道登买了过去。刚开始是做周府妇人的侍婢，得周老夫人欢心，后被周道登强娶为妾，没到一年差点被周府其他妾侍害死，最后被周老夫人逐出周府，卖到娼家。

谈到柳如是，说的最多的就是她和钱谦益的故事。都说柳如是倒追钱谦益，最后还结为夫妻。本以为就可以幸福的生活下去，却最后似乎闹了个笑话。清兵入关，势如破竹，眼看就要打到南京城了。钱谦益的爱妾柳如是力劝钱以身殉国，钱也同意了，大张旗鼓地对外声明后，率家人故旧载酒常熟尚湖，声言欲效法屈原，投水自尽。可是从日上三竿一直磨蹭到夕阳西下，钱谦益探手摸了摸湖水，说：“水太凉了，怎么办呢?”不肯投湖。反倒是柳如是奋身跳入水中，不惜一死，被人救起。后来，柳如是多次变卖家财，资助抗清武装，连后世的大学者陈寅恪都为之感动，竟然在晚年双目失明后，还不辞辛苦，写了八十万字的《柳如是别传》，为其树碑立传。

【历史上唯一一位卖身为奴的公主】

西晋惠帝司马衷的次女临海公主，原被封为清河公主，容貌美丽，风姿绰约，是晋惠帝最疼爱的女儿。

晋怀帝永嘉五年，即公元311年，匈奴后人创立的汉赵帝国开始攻打西晋，同年六月，攻陷洛阳。西晋行将灭亡，洛阳城更是大乱，皇族纷纷逃难。临海公主途中与母亲羊献容等家人及姐妹失散。一名乡村野夫发现了落难的清河公主，他并不知道公主的真实身份，竞为几文钱将她转卖给吴兴县的大户人家钱温作奴婢。也成了历史上唯一一位卖身为奴的公主。

【上海金嗓子歌后周璇2次被卖】

周璇甜美而略带忧郁地唱着一个乱世女子的哀婉，而周璇自己的身世本就是一个不知道诞生之地，不知道父母，甚至不知道自己的姓氏的悲剧中人。

周璇原姓苏，出生常州，童年被卖为周家养女。1931年参加上海明月歌舞团，因主演歌舞《特别快车》而崭露头角。1934年在上海各电台联合举办的歌星比赛中名列第二，成为十大歌星之一。1937年在明星影片公司拍摄的影片《马路天使》中扮演女主角小红，成功地塑造了在旧社会受尽侮辱和损害，但对前途抱有美好理想的歌女形象，为其表演艺术的代表作。

黎锦晖之子黎泽遂说，周璇大概是十二三岁的时候，差点被卖到四马路窑子里去当野鸡。

【郭兰英童年两次被卖】

大家熟悉的歌唱家郭兰英，《南泥湾》原唱，讲述自己的童年时，就说到自己两次被卖的经历，并且还是亲生父母要卖她。

生于1930年12月31日的郭兰英，被扔掉的时候还只是个婴儿，寒冬中的山西平遥野地被她姑姑救下一条命。郭兰英长到三岁时，又回到爸妈的身边，而那时的她已经是一个非常聪明伶俐的小姑娘了。

后来在学戏的时候，郭兰英因为记性特别好，被人贩子看中。这人贩子就和郭兰英母亲说总不能把孩子饿死，你得让孩子要长大呀。于是在那个物质匮乏、重男轻女的年代，郭兰英的父母为了让孩子活命吧说卖就卖吧，然后卖了八个钱儿。

不过最终心软的母亲还是没舍得送走郭兰英，但不久后郭兰英又一次被卖。她母亲得到了五个铜子儿，现在来讲的话也就是七八十块钱。这回是卖给别人做学徒，签了五年合同学唱戏。

唐玄宗一路西逃，但忠于朝廷的官员们却纷纷带领军民，奋起抵抗叛军。其中，最早起来打击叛军的，是平原(今山东平原)太守颜真卿和他的堂兄常山(今河北正定)太守颜杲卿。

颜真卿是北齐文学家颜之推、唐代初期的学者颜师古的后代。早在安禄山谋反朝廷的迹象越来越明显时，颜真卿就开始备战了。他借口预防大雨，派军民修缮城墙，召集壮丁，加强城防，还储藏了很多粮食。安禄山叛乱后，河朔(黄河以北地区)一带全都陷入叛军之手，只有平原城的防守是完好的。唐玄宗刚听到河朔沦陷的消息时，悲叹道：“河北二十四郡，难道就没有一个忠臣?”当他听说平原城仍在坚持抵抗时，转悲为喜，说：“不知颜真卿是什么模样，竟能做得这样好。”

颜杲(gǎo)卿本来是安禄山的部下，安禄山的叛军到达藁(gǎo)城(在今河北省)时，他就招募了一千多名士兵，准备抵抗。安禄山攻下洛阳后，颜真卿在十天内招募了一万人，并与颜杲卿联合讨伐安禄山。颜杲卿与长史袁履谦，用计占领了井陉关(在今河北井陉)，截断了安禄山的退路，河北军民士气大振，二十四郡中有十七郡又归顺了朝廷。大家推举颜真卿为主帅，聚集了二十多万人马，共同抗击叛军。

安禄山见后方不稳，急忙派大将史思明、蔡希德分两路攻打常山。常山的城防工事没修好，兵力又少，颜杲卿带领军民拼死抵抗了四天，最终粮缺弹尽，常山城被攻破。颜杲卿和袁履谦被叛军抓到洛阳，他们受尽酷刑，但仍对着安禄山怒骂不止，最后双双牺牲。

颜杲卿被害后，颜真卿仍在坚持抵抗，直到唐肃宗即位后，他才率领众人辗转来到凤翔(治所在今陕西凤翔)，朝见肃宗。

另一位英勇抗击叛军，多次立下战功的名将，是张巡。

公元756年正月，安禄山叛军攻陷宋、曹等州，谯郡(今安徽亳州)太守杨万石投降了叛贼，还逼迫当时任真源县令的张巡，向西去迎接叛军。张巡却率领军民讨伐叛贼，在雍丘(今河南杞县)一举击败叛军大将、原雍丘县令令狐潮。

数月后，令狐潮重整旗鼓，率领四万大军扑向雍丘，想报仇夺城。当时张巡只有四千人，士兵们都很紧张，张巡却胸有成竹，对将士们说：“令狐潮气势虽凶，又了解城中情况，必然有轻视我们的想法。现在我们出其不意出击，敌人一定惊怕而退，我们乘势追击，必可打胜仗。”

于是，他派一千人登城防守，自己亲自率领一千人，分成数个小队，开城门突然冲出。张巡身先士卒，直冲贼阵，打得贼兵人仰马翻，纷纷败退。

第二天，叛军又来攻城。他们用百门大炮轰城，打得城楼都倒塌了。张巡在城上修建木栅来防守。叛军像蚂蚁一样蜂拥而上。张巡命士兵把干草浸透油脂，烧着后投向贼兵，叛军不得不退却。

张巡知道自己的兵少，所以每次都以坚守为主，用智谋打退敌军，或者乘天黑偷袭敌营。这样坚持了六十余日，大大小小打了三百余仗，叛军无计可施，只得将雍丘城团团围住。

不久，雍丘城中箭已用完。张巡效法诸葛亮草船借箭的妙计，命令士兵做了一千余个草人，披上黑衣，趁夜晚用绳索吊到城下。叛军以为城中守军要突围偷袭，纷纷用箭射击。过了很久，他们才发现城上吊下来的是草人。但这时，草人浑身都射满了箭，有数十万支。

后来，张巡又趁黑夜将派五百名敢死队坠下城去，贼兵以为又是草人，所以也不防备。五百名敢死队便冲入贼营，令狐潮的军队猝不及防，顿时大乱，把自己的营帐烧掉逃走了。这样，张巡不仅确保了城池不失，而且在战斗中反败为胜，给叛军以沉重打击。

不久，令狐潮又卷土重来，增调兵马包围了雍丘城。张巡派部将雷万春在城头上同令狐潮对话。叛军纷纷射箭，雷万春的脸上一连被射中六支箭，仍然一动不动，镇定自若。令狐潮怀疑是木头人，派人来问才知是雷万春，不由得大吃一惊，远远地对张巡说：“刚才看见雷将军这个模样，才知你的军令的确很严。但是人算不如天算，雍丘城终将被攻破。”张巡回答说：“阁下连人伦都不知道，怎么能通晓天道呢?”

令狐潮理屈词穷，叛军们斗志衰落，张巡抓住战机率兵出击，又一次大获全胜，擒获叛军将领十四人，吓得令狐潮连夜逃到陈留，龟缩在城里，再也不敢出来。

从公元756年年初，雍丘保卫战开战，叛军一直不断地增兵，但张巡率将士誓死守城，直到这年年底奉命主动撤离。在这期间，雍丘城始终岿然不动，成为大唐抗击叛军的坚强堡垒。为表彰张巡的忠诚与战功，后来的唐肃宗李亨专门下诏任命张巡为河南节度副使。

最近，爸爸给我买来了一大本厚厚的故事书，名字叫做《中国历史故事》，这本书可好看了，百看不厌。这本书中有许多我以前从来没听过，也没见过的一些历史故事，让我大开眼界，大饱眼福，其中有一个历史故事，让我十分感动。

故事的名字叫做《孟姜女哭长城》。

故事的内容是这样的：秦始皇时候，有一个妇女名叫孟姜女，她有一个丈夫叫万喜良，两人以男耕女织为生。可是有一天，秦始皇派兵把整个村子里的男人都拉去修长城了，孟姜女的丈夫也被抓走修长城了。就这样，被捉来的男人们就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修筑着长城。如果有偷懒和不想做活的话，秦兵就会用鞭子抽他们吗，打他们，就是连上了年纪的老人也不会放过，同样受这样的待遇。所以活下来的人很少，人们每天都着饥饿和身体上的痛苦去做工，并且得不到任何报酬。几十年下来，长城终于修好了，能够活下来的人已经是寥寥无几了有，有的是累死的，有的是病死的。有的是被打死的。他们人的尸骨也就被埋到那遥远的长城之下，而万喜良在修长城中也死了，但是孟姜女不知道，有一天，孟姜女来看她的丈夫，怎么也找不到，就去问别人，才知道自己的丈夫早已经死了，她很伤心，日日夜夜地哭，她的真情感动了上天，长城竟然被哭倒了一大段，孟姜女最后死在长城之下，人们为了纪念她的真情为她修一座姜女庙。

这则故事，体现了孟姜女的执着，我为这也非常同情，孟姜女的故事让我十分感动，同时也批露封建帝王的凶残和混庸。

导语：文学常识中除了我们所记所背的常识外，还有关于历史的各种典故，今天小编跟大家讲的就是军事家吴起

战国初期，七雄争立，战争频繁，而吴起所在的卫国较弱，是列强争夺的对象。出生于富有之家而又胸怀雄才大略的吴起，面对四分五裂、千疮百孔的祖国，不吝钱财，四处奔走，立志干一番大事业，为祖国统一做出贡献。结果功名未成，耗尽了家产，遭到乡里的奚落和耻笑。一气之下，离卫到鲁去游学。

吴起到了鲁国，受业于孔子名徒曾参门下，昼夜苦读，学习治国本领。母亲病亡，吴闻讯仰天悲号，旋即收泪，诵读如故。曾参见吴起不奔母丧，视他为忘本之人，与其断绝了师生关系。吴起审时度势，毅然弃儒道改学兵法。三年业就，经相国公仪体的推荐，被鲁穆公任为大夫。

公元410年，战国七雄之一的齐国兴师伐鲁。鲁穆公任吴起为将，率兵二万，抗齐卫鲁。当时，齐强鲁弱，鲁军不是齐军的对手，但吴起善于用兵，不与敌正面交锋。当齐将张丑佯称讲和，到鲁军中探虚实时，吴起将其精锐隐蔽，令其老弱病残者留守营帐。并设宴款待张，装出怯战申和的样子。齐军受了蒙蔽，认为鲁军不堪一击，贸然进犯。吴起乘其麻痹松懈，暗调兵将，指挥精锐，从三面突然开展反攻，齐军仓猝应战，一触即溃，大败而逃。齐鲁之战，显示了吴起杰出的军事指挥才能，但也因此遭到齐国的离间和鲁国大臣们的诋毁。而鲁穆公却轻信谗言，欲对吴起削职究罪。吴起自知留在鲁国已不可能有所作为，遂投奔到了广纳贤士的魏国，以求另创一番事业。

此时，魏国已经兴起变法革新运动，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正积极进行改革。国君魏文候求才若渴，任吴起为大将，受命伐秦，连克五城，占领了全部西河地区(今陕西省大荔县以东地区);接着又协助乐羊消灭了中山国，配合韩、赵联军战败了齐国。从此，吴起的军事才能得以充分发挥。他在魏国27年间，先后与各国诸候大战76次，获全胜64次，“辟土四面，拓地千里”。使魏国成为战国七雄中最强的一个诸候国。吴起在长期的战争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写出了《吴子兵法》48篇，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军事理论财富。

吴起既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家，又是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勇于改革的政治家。吴起在魏任西河守期间，在政治、经济、军事上实行重大改革，成绩卓着，受到魏武候器重，后受谗逃奔楚国，任令伊，辅佐楚悼王实行变法，采取了“明法审令”、“罢无能、废无用”(《史记·孙子吴起列传》)、精简机构、裁减冗员、取消公族特权、节约经费开支、加强军事建设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措施，使楚国很快强盛起来。“南平百越，北并陈、蔡，都三晋，西伐秦”(《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威震八方，雄称天下。

吴起变法的锋芒直指奴隶主，触犯了权臣贵戚的利益。楚悼王死后，吴起遭旧贵诋毁被杀。但他的军事着作《吴子兵法》和政治上变法革新的主张，至今还产生着积极影响。

孔子的学术思想在后世影响很大，被公认为我国古代第一位大思想家、大教育家，今天小编介绍孔子周游列国的历史故事，一起来了解下吧：

吴王阖闾在伍子胥、孙武的帮助下，大败楚国，声势很大，连中原一些大国都受到威胁，首先受到威胁的是齐国。齐国自从齐桓公死后，国内一直很不安定。后来到齐景公当了国君，用了一位有才能的大臣晏婴当相国，刷新朝政，齐国又开始兴盛起来。

公元前５００年，齐景公和晏婴想拉拢邻国鲁国和中原诸侯，把齐桓公当年的事业重新干一下，就写信给鲁定公，约他在齐鲁交界的夹谷地方开个会。

那时候，诸侯开会，都得有个大臣当助手，称做“相礼”。鲁定公决定让鲁国的司寇（管司法的长官）孔子担任这件事。

孔子名叫孔丘，是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东南，陬音ｚōｕ）人。他父亲是个地位不高的武官。孔子三岁上就死了父亲，靠他母亲带着他搬到曲阜住下来，把他抚养成人。据说他从小很爱学礼节，没有事儿，就摆上小盆小盘什么的，学着大人祭天祭祖的样子。

孔子年青时候，读书很用功。他十分崇拜周朝初年那位制礼作乐的周公，对古礼特别熟悉。当时读书人应当学的“六艺”，也就是礼节、音乐、射箭、驾车、书写、计算，他都比较精通。他办事认真。开头他当过管理仓库的小吏，物资从来没有缺少；后来又当管理牧业的小吏，牛羊就繁殖得很多。没到三十岁，名声就渐渐大了起来。

有些人愿意拜他做老师，他就索性办了个私塾，收起学生来。鲁国的大夫孟僖子（僖音ｘī）临死时，嘱咐他的两个儿子孟懿子和南宫敬叔到孔子那儿去学礼。靠南宫敬叔的推荐，鲁昭公还让孔子到周朝的都城洛邑去考察周朝的礼乐。

孔子三十五岁那年，鲁昭公被鲁国掌权的三家大夫——季孙氏、孟孙氏、叔孙氏轰走了。孔子就到齐国去，求见齐景公，跟齐景公谈了他的政治主张。齐景公待他很客气，还想用他。但是相国晏婴认为孔子的主张不切实际，结果齐景公没用他。孔子再回到鲁国，仍旧教他的书。跟随孔子学习的学生越来越多。

到了公元前５０１年，鲁定公派孔子做中都（今山东汶上县）宰，第二年，做了司空（管理工程的长官），又从司空调做了司寇。

这一回，鲁定公把准备到夹谷跟齐国会盟的事告诉了孔子，孔子说：“齐国屡次侵犯我边境，这次约我们会盟，我们也得有兵马防备着。希望把左右司马都带去。”

鲁定公同意孔子的主张，又派了两员大将带了一些人马，随同他上夹谷去。

在夹谷会议上，由于孔子的相礼，鲁国取得了外交上的胜利。会后，齐景公决定把从鲁国侵占过来的汶阳（今山东泰安西南）地方的三处土地还给了鲁国。

齐国的大夫黎鉏认为孔子留在鲁国做官对齐国不利，劝齐景公给鲁定公送一班女乐去。齐景公同意了，就挑选了八十名歌女送到鲁国去。

鲁定公接受了这班女乐，天天吃喝玩乐，不管国家政事。孔子想劝说他，他躲着孔子。这件事使孔子感到很失望。孔子的学生说：“鲁君不办正事，咱们走吧！”

打那以后，孔子离开鲁国，带着一批学生周游列国，希望找个机会实行他的政治主张。可是，那个时候，大国都忙于争霸的战争，小国都面临着被并吞的危险，整个社会正在发生变革。孔子宣传的一套恢复周朝初年礼乐制度的主张，当然没有人接受。

他先后到过卫国、曹国、宋国、郑国、陈国、蔡国、楚国。这些国家的国君都没有用他。

有一回，孔子在陈、蔡一带，楚昭王打发人请他。陈、蔡的大夫怕孔子到了楚国，对他们不利，发兵在半路上把孔子截住。孔子被围困在那里，断了粮，几天都没吃上饭。后来，楚国派了兵来，才给他解了围。

孔子在列国奔波了七八年，碰了许多钉子，年纪也老了。末了，他还是回到鲁国，把精力放到整理古代文化典籍和教育学生上面。

孔子在晚年还整理了几种重要的古代文化典籍，像《诗经》、《尚书》、《春秋》等。《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共收集西周、春秋时期的诗歌三百零五篇，其中有不少是反映古代社会生活的民间歌谣，它在我国文学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尚书》是一部我国上古历史文献的汇编。《春秋》是根据鲁国史料编成的一部历史书，它记载着公元前７２２年到前４８１年的大事。

公元前４７９年，孔子去世。他死后，他的弟子继续传授他的学说，形成了一个儒家学派，孔子成了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的学术

作为建党95周年的献礼之作，影片以1926年发生在山东省广饶县的真实故事改编，讲述了《共产党宣言》是如何克服残酷的镇压和血腥屠杀，如火种般在人民群众中传递的故事。

当姜玉兰及一众农村女性得知从《中国共产党宣言》这个小本子里能够知道取得馍馍的方法时，那激动而兴奋的表情仍然历历在目。那个年代，地主压榨老百姓，家里的孩子是顿顿吃不饱，天天饿着肚子睡觉，吃饺子都是奢望。想来如今的生活真是来之不易……

青年共产党员刘雨心带着中国首版《共产党宣言》来到广饶，向群众宣讲《共产党宣言》的真义，号召大家团结起来支持共产党，学习马克思主义理念，保护《共产党宣言》，保护革命的种子，最终她为了革命事业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但革命的种子也终于在这片土地生根发芽。

“种子生长需要泥土，能成为泥土，好。”的确，我们现在的安定的幸福生活是革命先辈用生命换来的，现代的我们可以吃饱穿暖，再不用天天饿肚子，穿大补丁的衣服，女性也不用裹小脚，且拥有了上学读书的权利。

吃水不忘挖井人，感恩先烈们为我们创造了现在的美好生活，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无比光荣。

以他那非凡的大胡子而闻名的亚伯拉罕·林肯是一个古怪的人。尽管实际上他并非出生在小木屋，但他却有一个相对悲惨的童年。在他出生的地方，繁重的劳动成了他日常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他几岁时，他的母亲又因为乳毒病而去世。作为总统，他六尺四寸(约1.93米)的身高也足以令他自豪了，他大概是美国历史上最高的总统。即使在他死后，他的故事也没就此画上句号。1876年，一个制造假币的团伙想要将林肯的尸体作为向联邦政府讨价还价的筹码，他们不仅索要20万美元赎金，还要求释放他们的一个同伙。这个团伙最终被捕并判一年监禁。

战国时期，齐桓公发兵攻打无终国。齐军胜利返回时，因为不熟悉地形，走进了一个峡谷，迷失了方向。足智多谋的齐国军师管仲对齐桓公说：“老马识途，无终国的马很多是从山戎弄来的，不如挑选几匹无终国的老马，让它们在前边走，兴许可以找到出去的路。”齐桓公虽然将信将疑，但又没有别的办法，就同意试一试。

于是管仲挑了几匹老马，让它们在前边走，大队人马跟在后头。几匹老马不慌不忙地走着，果然走出了迷谷，回到了原来的路上。大家死里逃生，都佩服管仲足智多谋。

从此，“老马识途”也成为一句广为流传的成语。比喻有经验，能带领新手工作。

根据1988年汇编的《中国地震简目》，中国历史上从周幽王开始到新中国成立前夕的2730年间，在可评定参数的地震记载中，共发生2289次破坏性地震。其中，属于大地震和特大地震级别的就有111次(其中19次在台湾)之多。在元、明、清、民国四个时段(公元1271-1949年)共计678年间，集中了历史记载和仪器纪录以来的中国历史上16次8级及8级以上的特大地震。

中华民族的先人对于地震这种自然灾害早就予以密切的关注，在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中，就蕴藏着大量的地震史料，其内容之丰富、时限之长远，在世界上是无与伦比的。在地震的观察和研究中，我们的祖先也做出了许多有益的贡献。

1.张衡与地动仪

东汉伟大的科学家张衡早在公元132年就创造了世界上第一架能指示地震方向的地震仪器——候风地动仪，开创了人类用仪器观察地震的历史。地动仪由青铜铸成，外表刻有篆文以及山、龟、鸟、兽等图形。仪器内部中央立着一根铜质都柱;仪体外部周围铸着八条龙，按东，南，西，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八个方向布列。龙头和内部信道中的发动机关相连，每个龙头嘴里衔有一粒小铜珠。地上对准龙嘴处，蹲着八个铜蟾蜍，昂着头，张着嘴。当某处发生地震，都柱便倒向那一方，触动牙机，使发生地震方向的龙张嘴吐出铜珠，落到铜蟾蜍嘴里，发出“当啷”声响，人们就知道哪个方向发生地震。

汉顺帝阳嘉三年十一月壬寅(公元134年12月13日)，地动仪的一个龙机突然发动，吐出了铜球，掉进了那个蟾蜍的嘴里。当时在京师(洛阳)的人们却丝毫没有感觉到地震的迹象，于是有人开始议论纷纷，责怪地动仪不灵验。没过几天，陇西(今甘肃省天水地区)有人快马来报，证实那里前几天确实发生了地震，于是人们开始对张衡的高超技术极为信服。陇西距洛阳有一千多里，地动仪标示无误，说明它的测震灵敏度是比较高的。

新中国成立后的1975年，我国也曾经成功地预报过当年的海城地震，避免了惨重的人员损失，这被称为20世纪地球科学史和世界科技史上的奇迹。但因为引发地震的机制十分复杂，地震短期预报特别是临震预报至今仍是世界难题。

2.趋势预估

海城大地震发生在1975年2月4日19点36分，强度是里氏7.3级。早在1970年，全国第一次地震工作会议，曾确定辽宁省沈阳一营口地区为全国地震工作重点监视区之一。1974年6月，国家地震局召开华北及渤海地区地震趋势会商会，提出渤海北部等地区一二年内有可能发生5一6级地震。不久，国务院就批转了国家地震局“关于华北及渤海地区地震形势的报告”。对7个省、市、自治区发布了地震中期预报。1975年1月下旬，辽宁省地震部门提出地震趋势意见，认为1975年上半年，或者l一2月，辽东半岛南端发生6级左右地震的可能性较大。与此同时，国家地震局也提出了辽宁南部可能孕育着一次较大地震。

3.时刻关注，积极防备

1974年6月国务院转发的中科院的69号文件中，锁定了几个可能发生地震的地区，京、津、唐、渤、张，“立足有震，提高警惕，防备六级以上地震的突然袭击……”

此后，营口地区不断出现地震前的征兆，当地的地震工作者一再推测和锁定大地震可能发生的时间。1975年1月，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发布了地震情况通报：丹东、营口、旅大、盘锦地区有发生五六级地震的可能。

2月4日0点30分，辽宁省地震办公室根据2月1—3日营口、海城两县交界处出现的小震活动特征及宏观异常增加的情况，向全省发出了带有临震预报性质的第14期地震简报，提出小震后面有较大的地震，并于2月4日6点多向省政府提出了较明确的预报意见。4日10时30分，省政府向全省发出电话通知，并发布临震预报。

由于震前作出了中期预测和短临预报，省政府和震区各市、县采取了一系列应急防震措施;因而大大减少了人员伤亡;比如，营口县政府在震前采取四条应急预防措施：①城乡停止一切会议;②工业停产，商店停业，医院一般患者用战备车送回家，少数重病思者留在防震帐篷里就地治疗。城乡招待所、旅社要动员客人离开;③城乡文化娱乐场所停止活动;④各级组织采取切实措施做到人离屋、畜离圈，重要农机具转移到安全地方。上述防震措施得到了很好的贯彻，各街道、乡一方面用广播喇叭，另一方面派干部挨家挨户动员群众撤离危险房屋，有的还在露天放映电影，因而最大限度地减少了伤亡。如处于地震烈度9度区的大石桥镇，共有居民72000人，震时房屋倒塌67%，但只死亡21人，轻伤353人。再如，一个当地驻军，震前正同鞍山市春节慰问团举行军民联欢会，与会人员上千人，当接到紧急防震通知后，决定联欢会只讲话不演节目。结果人员刚刚撤离，地震就发生了，礼堂倒塌，只伤了一个最后离开的战士。

4.大胆推测

1975年2月3日，工作于中科院地球物理所的李志永在结束了对沈阳水库一个月的观测后，到营口探亲。2月4日早，营口发生了有感地震，出于“地震就是命令”的责任感，他赶到营口市科技局和地震办，参与工作。在对地震台源源不断报上来的数据绘制出图表后，他在2月4日中午作出了一个重要的推测，在2月4日晚12点左右可能会发生7级以上的大地震。

从2月1日开始，营口地震台地震仪的指针开始摆动，到2月3日，小震增强。2月4日凌晨，辽宁省革命委会地震办公室发布简报称，即将发生5级以上地震。2月4日早晨7点50分，一场4.8级的地震发生了。这场地震让李志永和近一个月在水库的观测结果以及6年前在邢台地震中所取得的重要经验联系起来。“可能因为我介绍是北京来的，还有我的工作单位等，他们都把我看成专家了。”李志永后来推测说。他把这一推测结果和图表往3位局长面前一摆，阐述了自己在邢台地震期间的经验和自己的一套推论：“现在形势非常紧急……”局长听完，就往市里走，下午市里有个关于地震的紧急会议，李志永的这个推论被在会议上传达，并通过街道办等基层组织传达给市民。许多人证实，在海城地震发生之前的那天下午，居民被通知，晚上可能有大地震，必须做好抗震准备，睡觉不能关灯锁门，有的地方甚至通知放映露天电影，建议居民不要进屋睡觉等。

下午的会议开完后，有群众打电话说有地气涌出地面，李志永和地震办的人驾车去看，在回头的路上，大地震就发生了，“我看见火球从地面上冒起，大地在不停地喷砂喷水，亲历这种场面和别人的描述感觉完全不同。”根据邢台地震中的经验，他初步判断地震级数为7.4级，并把数据提供给军方作为抢险救灾的依据。

海城大地震，震级7.3，震中烈度9度多，波及了6个市、10个县，却仅有1300多人死亡，占全地区人口的0.016%。在世界历史上成功地预报七级以上大震尚属首次。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是科学界中典型的怪人，我们都清楚地知道他不只是有点聪明，而是聪明得不能再聪明了。尽管爱因斯坦表面上看起来友好聪慧，但他也有一些不可告人的秘密。1901年，爱因斯坦和他的第一任女朋友米列娃·玛利奇在意大利度假。但这次度假很快便结束了，因为马利奇怀孕了，而爱因斯坦又没有足够的钱来养活马利奇和这个即将到来的新生儿。他们的这个女儿丽瑟尔在1902年出生，但在1903年左右，在爱因斯坦写给马利奇的信中就再未提到过她。没人知道这个孩子到底怎么了，但多数人认为她可能死于猩红热。

在以后的生活里，爱因斯坦于1912年离开了马利奇(1919年与她离婚)，并很快就和他的表姐艾尔莎·洛文塔尔结婚。在这段婚姻里，爱因斯坦有过不少婚外情，即使在1936年艾尔莎死去之后，他仍一直与其他许多女性有染。他是天才吗?这当然是毋容置疑的。他是花花公子吗?这也是千真万确的。

陈独秀生命里的那对悲情姐妹花

1897年8月，在安徽怀宁，一场门当户对的盛大婚礼正在举行，宾朋欢呼中，18岁的陈独秀和时任安徽统帅部副将高登科的女儿高大众三拜九叩成亲了。俗话说，女大三抱金砖，作为将门闺秀的高大众恰好比陈独秀大三岁，无论家世和相貌都无可挑剔，而少年得志的陈独秀也前程似锦。这是一段被格外看好的婚姻。

最初，年少夫妻倒也说得上琴瑟和鸣。十年间，高大众为高家添了三男两女。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差距也越来越大。婚后，受近代西方思想文化的影响，在杭州求学的陈独秀进行反清宣传活动，因受通缉，最后逃亡日本。回国后，陈独秀就成了高大众眼中的“怪咖”，而在陈独秀眼里，妻子高大众也成了彻头彻尾的“古董”。自从母亲去世后，陈独秀就很少回家，为了自己的人生理想，他几乎放弃了平常人世的天伦之乐。聚少离多，再加上个性和才情的天渊之别，夫妻之间越发人疏情薄。

作为一个接受封建传统教育的妻子，高大众希望丈夫能安分守己，所以她对陈独秀的所作所为极为排斥，甚至加以阻拦。得不到理解和安慰的陈独秀，偶尔回来面对的也是无休止的唠叨和数落，这使得他更对这份包办的婚姻和旧式的妻子充满厌恶。于是，家庭失和，口舌之争在所难免。日复一日，家，再也不是让人栖息安生的场所，情，冷漠之后就成了禁锢自由的监牢。

就在他们的婚姻陷入僵局之际，一天，高家迎来了位意外之客——高大众同父异母的妹妹高君曼。高君曼本名小众，小姐姐10岁，从小接受新式教育，性格活泼，热情奔放。她在北京女子师范学校读书时，就对姐夫发表的作品尤其钟爱，带着仰慕和崇拜，她走进了陈独秀死水般的婚姻生活。

陈独秀原本对这些世俗的亲戚关系并不上心，但高君曼时尚的装扮、灿烂的笑容、新潮的思想和不凡的谈吐还是让他耳目一新。于是，高君曼借着各种机会与陈独秀单独接触，或促膝谈心，或小径漫步，在密集相处中，陈独秀被她新式女性的一切行为惊喜着。在高大众眼里，妹妹的到来也许能给这个家庭带来生机，她从不怀疑丈夫和妹妹的交往会出现任何问题。可感情是一把燎原的火，稍有风助，则不可遏制也难以浇熄。

一颗求教上进乃至产生爱慕的粉丝之心，一颗急于冲破藩篱寻找慰藉方向的自由之灵，在一来一往的碰撞中，探讨变成了约会，亲情转向了爱情，情感在一爱一慕中升华，日子在分分秒秒中难舍，等他们警觉到危险性时，彼此已泥足深陷，难以自拔。

面对接踵而至的风言风语和世俗家族的压力，思想前卫的高君曼毫不在意，而乐于打破束缚的陈独秀也不顾人言，非议反而让离经叛道的两个“忤逆者”抱得更紧。各种打压扼杀无效后，高调“自由恋爱”的他们被逐出家门。

1910年，怀着对爱情的向往，他们一同来到杭州，正式同居。彼时，陈独秀在杭州陆军小学任教，打扮入时的高君曼陪伴在侧，他们出访高朋，听琴作诗，“徜徉在湖山之间，相得甚欢”。

新欢良宵短，旧爱寂寞长。面对丈夫的背叛，妹妹的掠夺，在老家恪守妇道的高大众饱受锥心之痛但又无计可施，只能忍辱负重，如往常一样上孝公婆，下抚子女。她没有大吵大闹，更不想家丑外扬，只是整天悲郁哽咽，闭守房门。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陈独秀被任命安徽省都督府秘书长，高君曼陪他重回安徽。很快，他们的女儿和儿子相继出生。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陈独秀面对追捕不得不再一次逃离家乡。在辗转逃命的岁月里，高君曼不离不弃，饱经风霜，承担了全部家务和养育子女的重任。只是动荡的生活击垮了她的身体，她患上了肺结核，整日咳血不止。但她并不后悔，真正让她心寒齿冷的，则是陈独秀对家庭关系的偏执。

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新青年》，高大众所生的两个儿子前来谋生，作为姨母和继母，高君曼想把孩子们接到家中食宿，没料想陈独秀坚决不允，并骂她“妇人之仁”。见陈独秀如此不近人情，两人开始争吵，后来，竟然动了手。

因为长期生病，从1922年起，已转战北京的陈独秀开始对高君曼逐渐冷淡，并且外面盛传他另有红颜，心高气傲的高君曼怎受得了如此对待，心灰意冷之下于1925年带着儿女移居南京。自此离别，一南一北，他们再也没有相见。

1930年9月，高大众在老家走完此生的第55个春秋。高君曼带着两个孩子为姐姐奔丧，时光荏苒，二十多年过去了，但家族依旧对她鄙恨难泯。一年后，孤立无援的她旧病未愈又添新疾，最终病殒南京。

在陈独秀的一生里，一共有四段感情，高君曼离开后，他与一名女医生施芝英渐生情愫，并公开同居。晚年落魄之际，陪伴他走向生命终点的则是一位相差30岁的女士潘兰珍。1942年，陈独秀在重庆病逝，弥留之际他也许才终于明白夫妻间同甘共苦、永不言弃的意义。只是，面对陈独秀情感的过往，那一对风姿卓绝的高家姐妹花，虽然个性截然不同，但殒灭的悲惨命运又何其相似。

千里修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下面是小编为你带来的让他三尺又何妨的历史故事，欢迎阅读。

张英(1637—1708年)，字敦复，号乐圃，安徽桐城人，清朝官员，张廷玉之父，六尺巷典故主角。张英于康熙六年中进士，选庶吉士，累官至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康熙四十七年卒，谥文端。雍正年间，赠太子太傅，入祀贤良祠。乾隆年间，加赠太傅。

六尺巷旁张英后人录的张英诗

让他三尺又何妨

一天张英收到家信，说家人为了争三尺宽的宅基地，与邻居发生纠纷，要他利用职权疏通关系，打赢这场官司。

张英阅信后坦然一笑，挥笔写了一封信，并附诗一首:“千里修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家人接信后，主动让出三尺宅基地。邻居见了，也主动相让，最后这里成了六尺巷，这个化干戈为玉帛的故事流传至今。

张氏家族清白传家

在发挥礼序家规、乡规民约的教化作用方面，清康乾年间的张英、张廷玉家族可被视为一个“范本”。

“读书者不贱，守田者不饥，积德者不倾，择交者不败。”这20字，即为桐城张氏家族传承至今的家训。

“礼让”石碑坊

张英虽官居高位，但生活俭朴，史载他除官服外，日常生活中要求自己“誓不著缎，不食人参”，不饮酒，不观剧，对于当时官场流行的请客吃酒和请戏子“唱堂会”一概不参与，好与茗茶、山水为乐。

张英《聪训斋语》有言：“余昔在龙眠，苦于无客为伴，日则步屟于空潭碧涧、长松茂竹之侧，夕则掩关读苏陆诗，以二鼓为度，烧烛焚香，煮茶延两君子于坐，与之相对，如见其容貌须眉然。”其嗜茶之深可见一斑。

张英虽好茶，“终日不离瓯碗”，但告诫自己“为宜节约耳”，节约方法之一就是多饮家乡茶。

在谈及山水之乐时，张英说：“山色朝暮之变，无如春深秋晚。四月则有新绿，其浅深浓淡，早晚便不同;九月则有红叶，其赭黄茜紫，或暎朝阳，或回夕照，或当风而吟，或带霜而殷，皆可谓佳胜之极。其他则烟岚雨岫，云峰霞岭，变幻顷刻，孰谓看山有厌倦时耶?放翁诗云‘游山如读诗，浅深在所得。’故同一登临，视其人之识解学问以为高下、苦乐，不可得而强也。”可谓深得游山之味，将山水看作友人，视为知己。

张英次子张廷玉的为官往事，也备受同僚和后辈称道。

张廷玉(1672—1755年)，字衡臣，号研斋，桐城人，累官至保和殿大学士、吏部尚书、军机大臣、太保，封三等伯，历三朝元老，居官50年。乾隆二十年(1755年)去世，配享太庙，赐祭葬，谥文和。

李鸿章曾有言论及张廷玉，颇具代表性：“桐城张文和公，以硕学巨材历事三朝，为国宗臣，而中更世宗皇帝御政一十三年，辅相德业，冠绝百僚，至于配食大烝，颁诸遗诏。盖千古明良遭际所未尝有。论者谓汉之萧张，唐之房杜，得君抑云专矣，视公犹其末焉。”

对于廉政之道，张廷玉在其所著《澄怀园语》中说：“为官第一要廉，养廉之道，莫如能忍……人能拼命强忍不受非分之财，则于为官之道，思过半矣。”

张廷玉不仅如是要求自己，也以此教育儿孙。

张廷玉之子张若霭，少年早慧，书画修养非常高，深得乾隆喜爱，经常出入内府帮乾隆鉴定字画。

一次，张廷玉在一位官员家中看到一幅名人山水古画，珍贵异常，回家后将此信息告知了张若霭。张廷玉的意思是这样难得一见的珍品画卷，应该让儿子去鉴赏鉴赏，不料没过几天这幅画却悬挂在了自己家中。

在家中见到此画，寻常不动声色的张廷玉忍不住黑下脸来，责骂张若霭“我无介溪之才，汝乃有东楼之好矣!”

介溪为明朝丞相严嵩号，其子严世藩号东楼。严嵩一家为明朝著名的贪腐家族。

听到父亲如此责怪，张若霭立即将此画归还原主。

更早之前，传承祖辈礼让之风，张廷玉还将张若霭曾高中的探花之位“让”了出去。

雍正年间，张若霭曾在殿试中博得一甲第三名，但张廷玉以张氏子弟恩隆过盛为由不受，向雍正皇帝两次坚辞，请求将探花之誉“让于天下寒士”。雍正力挽不成，只得将张若霭由一甲第三名降为二甲第一名。

这两段往事，也在2015年被安庆市黄梅戏艺术剧院改编为新创黄梅戏舞台剧《大清名相》的情节主线。

张廷玉一生淡泊名利，不为物欲所困。他认为，“人生之乐，莫如自适其适。以我室中所有之物而我用之，是我用物也;若必购致拣择而后用之，是我为物所用也。我为物用，其苦如何?”

张廷玉不仅在朝为官清廉，在家，张廷玉也为夫有德，与其妻姚氏感情甚笃，相携同进。

据《安庆晚报》刊登的《张廷玉：六尺巷走出的相国》一文所载，姚氏曾因结婚多年未有生育，而屡劝张廷玉置妾室，但均被其拒绝。

姚氏为张廷玉同乡长辈姚文然之女。姚文然曾官至刑部尚书，生前很喜欢聪敏的张廷玉，便将小女加以许配。张廷玉夫妻相守11年，感情笃坚。当时长兄张廷瓒为官京师，桐城家事全由姚氏料理，迎娶三位弟媳、一位侄媳妇，均一手操办，可谓贤内助。只是姚氏一直未有生育，常戚戚不乐，屡劝张廷玉置妾室，但均被拒绝。

张廷玉中进士前一年，姚氏病亡，生前感叹说：“君非常人，将来何可量?惜逮予身仅见此耳。”张廷玉“心酸肠断，双泪欲枯”，回忆生平，写下了悼亡诗20首。其中有云：“自怨自怜还自悼，如醒如梦复如痴。家人相劝无多哭，浑未思予不哭时。”

三年后，张廷玉陪同父母南归，抵家次日就哭于姚氏殡所，作诗四首，有“视膳惟余心最苦，不堪回忆作羹人”之句。雍正十一年(1733年)冬，张廷玉奉旨回乡祭父，又酹酒姚氏殡所，撰诗有云：“昨向妆楼检遗墨，班昭犹有未残篇”、“重将不尽安仁泪，寄与鸡鸣戒旦人”。

而当古稀之年的张廷玉为姚氏作传时，犹痛惜地说：“如果夫人今日健在，也是七十余岁的人了。五十年来，朝廷给予的诰赠荣誉，只能使夫人在泉下荣光，却让我抱憾终生。”

11年相守，50载相思，张廷玉夫妇其情坚贞可见。

贵为父子双宰相(张英、张廷玉)，一门三世得谥(张英、张廷玉、张若渟)、六代翰林(张英、张廷玉、张若霭、张曾敞、张元宰、张聪贤)的张家，簪缨世族，贵胄满朝，却始终清白传家。

导语：安禄山发动叛乱的发生，安禄山他本人权限很大，拥精兵10余万，再加上唐朝内地兵力空虚，这一切都为其叛乱创造了有利条件。下面是yuwenmi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历史故事，欢迎阅读与借鉴，谢谢!

公元755年(天宝十四年)冬，安禄山见时机成熟，决定发动叛乱。那时恰好有一个官员从京都返回，安禄山就假造了一份唐玄宗的诏书，向将士们宣布说：“皇上有密旨，要我立刻带兵入朝讨伐杨国忠。这个消息太突然了，众将士十分惊讶，但谁也不敢反对，安禄山的一些心腹则拼命鼓吹响应。

十一月初，安禄山纠集了十五万人马，号称二十万，连夜从范阳(今北京市城区西南)出发，向南进军。一路上烟尘滚滚，席卷千里;鼓噪呐喊，惊天动地。唐代诗人白居易在他著名的叙事长诗《长恨歌》中形容道：“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九重城阙烟尘生，千乘万骑西南行。”那时候，老百姓过了数十年和平生活，几代人都没有经历过战争，突然间听说范阳兵变，远近震动。河北各郡的防守很快就瓦解了，接着洛阳陷落，潼关失守，长安危急，唐玄宗只好带着杨贵妃仓皇出逃。

路上，有一个老人对唐玄宗说：“安禄山的反心，早就暴露了。但是有人向陛下告发，总是被陛下所杀，以致造成今天的局面!我记得宋景当宰相时，敢于讲真话，所以天下太平。而现在的朝臣只晓得阿谀奉承，所以天下的情况，陛下一无所知。如果陛下不是逃难到这里，我怎么能当面向陛下诉说这些事呢!”

唐玄宗痛心地说：“这是我糊涂，真是后悔莫及啊!”

老人说的是大实话，造成安禄山叛乱的就是唐玄宗和他的宰相李林甫，还有杨贵妃的哥哥杨国忠一伙。安禄山是胡人(我国古代对北方和西方各少数民族的泛称)，原是平卢(治所在今辽宁朝阳)节度使张守的偏将。因为犯罪被判死刑，张守怜惜他打仗勇敢，才送到京师让朝廷去决定。当时，宰相张九龄认为：“军令如山，安禄山不可以免死。”

但是，唐玄宗也欣赏他的勇敢，要赦免他。张九龄仍坚持原则，说：“安禄山犯纪丧师，于法不可不杀;况且我看他脸露凶相，不杀他将来有后患。”

唐玄宗却说：“你不要枉害忠良。”最后仍赦免了他。

安禄山这个人很狡猾，善于揣测人情，讨人所好。他任平卢兵马使时，凡是朝廷来人，都要送一笔厚礼。有一回，御史中丞张利贞来考查，安禄山百般奉承，连张利贞的随员都一一加以厚待。所以，张利贞回朝后，在皇帝面前将安禄山大大夸奖了一番，安禄山便被提升为营州都督，充平卢军使，黑水等四府经略使。

公元743年，安禄山入朝，唐玄宗更加宠信他，随时接见，封赏优厚。安禄山编造了一个故事说：“去年营州虫灾，我焚香告天说：‘我安禄山如果心术不正，事君不忠，情愿蝗虫来吃我的心肝。如果我对神灵虔诚，希望虫子都散去。’于是就有大批鸟群从北飞来，一刹那间，就把害虫吃个精光。请皇上命史官如实记载下来。”唐玄宗居然答应了。

安禄山为了邀功，取得皇帝的信任，经常侵略掠夺边境各族。奚族、契丹忍无可忍，先后杀掉了唐室下嫁的公主，纷纷反叛，安禄山就出兵讨伐。他奏告朝廷说：“我讨伐契丹直到北平郡，梦见先朝名将李靖向我求食。”

唐玄宗就下旨为李靖建庙。庙造成后，安禄山又谎奏说：“祭奠时，庙梁上竟生出了灵芝草。”唐玄宗竟然也信以为真。

安禄山是个矮个子，却长得肥胖，肚皮下垂过膝。他见皇帝时故意装出一副滑稽相。有一次，唐玄宗指着他的大肚子开玩笑地问：“这个胡人的肚皮长得这样大，里面装的是什么?”

安禄山回答：“没有别的，只有一颗赤子之心。”唐玄宗听了很开心。

后来，唐玄宗又让安禄山拜杨贵妃为母。皇帝与贵妃共坐时，安禄山先拜贵妃。皇帝问他为何这样，安禄山说：“胡人先拜母亲，后拜父亲。”唐玄宗听了也很高兴。

公元750年，唐玄宗封安禄山为东平郡王，又任命他兼河北道采访处置使。安禄山以友好交往为名，引诱奚族、契丹酋长赴宴，把他们灌醉后。活埋了数千人，另外八千人作为俘虏，连同酋长的首级一起献给朝廷请功。唐玄宗特地为安禄山在京城造了府第，第二年，他又下令给安禄山建造更富丽豪华的府第，还说：“安禄山眼大，勿叫他笑我小气。”新屋造成，安禄山叫皇帝通知宰相来赴宴。到了那一天，唐玄宗原来打算打球的，结果也临时通知改期，并命宰相一同都去安宅。

安禄山生日那一天，唐玄宗和杨贵妃都赠送了厚礼。第三天，皇帝召安禄山入宫，杨贵妃异想天开，居然用锦缎做了一个襁褓，将安禄山像婴儿一样包起来，叫宫女用彩轿抬着走。唐玄宗听到后宫的欢笑声，问原因，宫女说是贵妃生婴儿过“三朝”(古代风俗，通常在结婚、生孩子或死亡后第三天，举行庆祝或纪念活动)。唐玄宗亲自去看，不仅给杨贵妃赏赐了三朝洗儿的金银钱，还赏赐了安禄山。从此宫中把安禄山称作“禄儿”，他可以自由出入宫廷，或与贵妃对饮，或夜宿宫中，无所不至。

安禄山原任平卢节度使，兼任范阳节度使，后来他又要求兼任河东(治所在今山西太原)节度使，唐玄宗也毫不犹豫地同意了。

安禄山兼领三镇节度使后，重兵在握，日益骄横。他认为皇帝年老又惧内，朝廷武备松弛，所以没有什么力量可以与他对抗。他手下的官员就趁机劝他叛乱。安禄山收编了契丹等族的投降者八千人，又有家丁百余人，都是以一当百的亡命之徒。他养了数万匹战马，又派胡商到各地去收买刀枪。他还奏请朝廷，封他的部下当将军的有五百多人，当中郎将的有两千多人，以此收买人心。

关于妲己的种种记载及传说，已经家喻户晓，深入人心，一直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考古学家在河南省安阳市小屯村，挖掘出土许多殷商时期的遗物，其中的玉器，铜器，尤其是龟甲与兽骨上所刻的大量文字与“卜辞”，使得我们对周代以前历史状况的认识，远较孔子、司马迁当时所能接触的资料为多时，才对妲己和商纣王的真实面貌，有了接近事实的评估。“纣王”并不是正式的帝号，是后人给他的谥号，意思是“残义损善”。[1] 他正确的名称应该是“帝辛”。

帝辛性情刚猛，好自用，帝辛三十余岁嗣位，当时商朝开国已经六百年，国力雄厚。物阜民丰，帝辛血气方刚，孔武有力，能手格猛兽，神勇冠绝一时，而且能言善辩，还兼通音律，性好美色，更刚愎自用，于是凭丰沛的国力与自己过剩的精力，大举向东南方发展，征服土地肥沃的人方部族(今淮河流域)，从而拓地无算，国威远播。帝辛在位的第三十年，即前1047年，他对有苏部落发动进攻。这时他已年过六十。征伐有苏部落，载回的战利品之一就是妲己，当时帝辛已经垂垂老矣，而妲己正值青春少女，骨肉婷匀，眉宇清秀，浑身充满几近爆炸性的火热气韵，迅速地在帝辛的内心深处，重新点燃起他生命的火焰。当时的商朝，十分迷信鬼神巫卜。为了酬神祭祀，时常载战载舞，饮酒欢唱，甚至作长夜之饮，几至醉死。

导语：下面是小编整理的一篇名人故事，供欣赏，希望您能喜欢。

孔子小时候勤奋读书的故事

孔子，姓孔，名丘，字仲尼，是我国春秋时期着名的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也是我国儒家学说的创始人。他之所以能成为弟子三千、名扬四海的圣人，是和他小时候的刻苦勤奋分不开的，也正所谓是“天才来自勤奋”。

史书言，孔子的母亲在他刚刚三岁的时候，就教他读书识字，到四岁的时候，他已会念百余字了。

有一天，他的妈妈说：“昨天我教你的字会背了吗?”

孔丘说：“都记住了。”

妈妈说：“那好，明天一早我考考你。”

孔丘睡觉，是和哥哥在一起。这天晚上，他钻入被窝后对哥哥说：“哥哥，妈妈教给你的字都记住了吗?”

哥哥道：“都记住了。你呢?”

孔丘说：“一我已经练了多遍，也许都记住了，可又没有打握，明天一早娘要考我，若有不会的，娘一定非常伤心和难过。不行，我一定要起来再多练几遍。”

哥哥被他这种刻苦学习、孝顺母亲的精神所感动，心疼地说：“天气凉了，别起来练了，就在我的肚子上写吧。我能觉出对错，也好对你写的做个检查!”

于是，小孔丘就在哥哥的胸口上写了起来。每写一字，就念出声来。可这声音越来越轻，当他写完最后一个字的时候，声音也听不到了。哥哥验完他的最后一个字，听着他那均匀的呼吸，望着他甜中带笑的睡容，既心疼又爱怜地笑了。

第二天一早，在母亲考核时，他一遍通过。母亲惊喜道：“这孩子真神了，前天教了他那么多字，只过了一天，就如此滚瓜烂熟，将来准能干大事啊!”

孔丘望着母亲欣喜的面容，高兴地笑了。然而在这微笑中，却伴着两行泪水。

站在旁边的哥哥，深深地理解他，知道在他超人的天资背后，更多的则是弟弟那锲而不舍的精神和刻苦勤奋的汗水。

字平子(公元78年——139年)，东汉南阳西鄂 (今河南召县石桥镇)人。杰出的科学家，发明了浑天仪、地动仪、 测验风向的候风仪等，对人类科学文化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张衡幼年时代，家境贫寒，但他年幼好学，天资聪慧。汉名士崔瑷说他“天资睿哲，敏而好学，如川之逝，不舍昼夜”。他十几岁时，便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知识。和帝永元六年(公元94年)，张衡胸怀远大的政治抱负，离开了家乡，开始游历名都大邑，求师问业，曾游于三辅，入京师，观太学，遂诵《五经》，贯六艺，十八岁便写成了第一篇文学作品——《温泉赋》。

张衡二十三岁时，受聘于南阳郡太守鲍德门下当主薄。此后他花了十年功夫，写成了著名的《二京斌》(即，西京斌》、《东京斌》)，讽刺“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逾侈”的不良风气，并淋漓尽致地描绘出名都故城的盛大场面，表现了他在文学方面的较高成就。

永初四年(公元110年)，张衡由鲍德举荐，进京作了郎中，在任三年，迁升为尚书侍郎，元初二年(公元115年)，又调升，太师令，掌管天文、历法、预报天象气候。从此，他潜心钻研文学，获得了很高的成就。

张衡的宇宙天体观是“浑天说”，认为“浑天如鸡子”，天和地的关系就象蛋壳包蛋黄一样，天外地内。他所著《灵宪》一书，用赤道、黄道、南极、北极等名词，并画出我国第一张完备的星图， 共有2，500颗恒星。公元117年，他创造了世界上第一架利用铜壶滴漏带动的浑天仪，浑天仪分内外两圈，可以转动，上面刻有南北极和赤道、黄道。二十四节气以及日月星辰等，日月星 辰位置和出没情况与宇宙间的情形完全一致。建光元年(公元121年)，张衡调任司马令，后上日蚀表。顺帝永建元年(公元126年)，再转任太史令旧职。阳嘉元年(公元132年)，又创造了候风地动仪，以精铜铸之，状似酒樽，四周镶有八条龙，龙头对着东、南、西、北及东北、东南、西北、西南八个方向，龙嘴各衔铜丸一个，每个龙头下面各蹲一只青蛙。如果发生地震，发生地震的那个 方向的龙嘴会自动张开，铜丸随之滚出，落入青蛙嘴中，工作人员便可立刻记下地震的时间和方向。

张衡还创造发明了计里鼓车、指南车、测影土圭、独飞木雕等，撰写了《历法灵宪》和《算罔论》，著有三十多篇科学、哲学、 文学方面的著作。他在历法、算学、哲学以及文学艺术上都有很大贡献。

三国时期，有一个正直的文人叫卢毓（yù），在魏国做大官。

一次宫中选拔人才，官员们推荐了许多有名的人，魏国的皇帝说：“让卢毓来选人，我不要这些只有名声而没有真才实学的人。名声就像画在墙上的饼，不可以拿来吃。”

卢毓建议皇帝选拔和考试相结合。从此，皇帝根据个人的实际能力来任命官员。卢毓的方法得到了大家的称赞。

成语“画饼充饥”就来自于皇帝所说的话。一开始，它指有名声而没本领的人。后来，人们用它来比喻以不切实际的空想来满足自己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