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爱情故事大全【精选20篇】

成功是什么？是一份坚守，是一份执着。孙秋苹正是在向成功不断攀爬的人，柔弱的外表、理性的下是对自己不断的向往与追求，在“年龄有限，追求无限”这种信念的支持下，她不断诠释着自己对成功的理解。

从一名幼师失业，到为谋生成为洗碗工，从负债20万起步到出百万资产，她依靠自己的头脑和双手，开始一步步奔赴“一场成功的盛宴”。

失掉幼师“饭碗”干起洗碗工

孙秋苹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和那个时期的大多数人一样，她平凡而又普通。

高中毕业后，她就到了一家企业幼儿园做幼师工作。但是1996年年末，这家企业却忽然通知她由于企业的经营状况不好，幼儿园解散了。

当时毫无准备的她“蒙了”，生活一下变得空虚起来。而在她失业不久之后，丈夫也下岗了，家里顿时没有了经济来源，而还在上学，为了生活，怎么办？只能另外找一份工作。

她说，那个时候，自己做了一场噩梦。但现在回想起过去她对那一段生活同样也心存感激，正是在洗碗中，给自己今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从1997年到2001年，孙秋苹在别人的帮助下在长春一家宾馆的日本料理店开始了她的打工生涯，成了一名洗碗工，每个月只能拿到不到500元的收入。

一年就当上前厅

至今，她仍然能记得到料理店刷碗的第一天她所学到的第一句日语。

“把洗完的盘子都拿过来。”在上班的第一天早上，厨师长——日本人金田三郎用日语给她分配着工作。

55岁的乌苏拉·皮耶希，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保姆，却飞上枝头变成了凤凰，成为德国最大的汽车制造商大众集团的老板娘。

大众汽车老板娘：乌鸡变凤凰的传奇2010年秋天，巴黎天气渐凉，蔓延的寒意却被大众集团的派对拒之门外。乌苏拉·皮耶希终于对派对失去耐心了，她轻轻地拉了拉丈夫的袖子，然而他正在跟记者大谈遗嘱和孩子们。她的丈夫已经73岁高龄了，是执掌德国最大的汽车制造商大众集团近20年的费迪兰德·皮耶希。

亿万富翁的妻子

丈夫没有让她等得太久。他转过身来看着乌苏拉：“我在给他们解释你的位置，你听到了吗？”乌苏拉可不想听这个，她说她想去用晚餐了。但这位大众的掌门人却回答：“打个赌吧，你离不开我的。”

这对亿万富翁夫妇就跟普通夫妻没什么两样——深情款款，十指相扣。

乌苏拉继续她的小动作，拉着费迪兰德的袖子。“乌苏琪。”老人用昵称唤她，“我只是在解释，你在基金会中拥有的一些决定权。”

乌苏拉微笑着说：“那是三四十年后的事情。”

费迪兰德做出创立基金会的决定，似乎正在给他自己和继承人之间造成某些隔阂。他将自己的股份转入了两个信托基金：费迪兰德·卡尔·阿尔法和费迪兰德·卡尔·贝塔。当他活着的时候，两个基金由他说了算;如果他去世了，必须由管理委员会和咨询委员会，以及他的12个孩子来共同管理。

费迪兰德说，建立基金会的目的是为了确保“所有与汽车品牌有关的安全和可持续发展的未来”。

在外界的人看来，继承人对此没有热情是肯定的。有德国媒体报道说，一些继承人在考虑将父亲告上法庭，尤其是那些感觉备受冷落的非婚生孩子，他们认为没有得到与合法的兄弟姐妹一样的待遇。但费迪兰德认为自己得到了“大多数继承人的支持”——至少有7个孩子支持这一决定。

同时，他指定了现任妻子乌苏拉在基金会中担任副主席。如果费迪兰德去世，乌苏拉不改嫁，她就将成为这两家基金会的主席。这位亿万富翁还决定，在今年4月19日的大众集团年度股东大会上，力保妻子加入大众公司监事会。

看来，这个本来名不见经传的女人，极有可能掌管欧洲最大的汽车制造商。

给他平静的生活

在费迪兰德的生命中出现的时候，乌苏拉的身份还只是他孩子们的保姆。她可谓是继《音乐之声》女主角玛丽亚之后，第二个飞上枝头变凤凰的奥地利保姆。

1956年，乌苏拉出生在奥地利的布劳瑙，长大后成为一位家庭教师。25岁时，她看到皮耶希家族在招聘家庭教师兼保姆，便拿到了这份工作。

在费迪兰德眼中，这是一个漂亮乐观的女孩，她与孩子们相处得很好。

“我被她开朗、自然的气质吸引，没多久我俩就擦出了火花。”费迪兰德说，他喜欢跟乌苏拉在一起时那种平和的感觉，不像之前那种慌张焦虑的家庭关系——那时，费迪兰德正与表弟的妻子纠缠不清。

乌苏拉还是家庭教师时，与费迪兰德一家人在山上的小屋度过了圣诞节。费迪兰德喜欢在山上练习四驱车。当费迪兰德沉浸在对车的“感觉”中时，总兴致勃勃地对乌苏拉讲有关车的一切。“他总会不由自主地笑起来。”回忆令乌苏拉洋溢着幸福的微笑，“他笑对人生，跟我一样，是个蠢家伙。”

两年后，他们在奥地利的沙尔丁登记结婚，并在1984年9月举行了简单低调的婚礼。一向刻板的费迪兰德还玩了一次浪漫，他把黑色的奥迪用200朵黄玫瑰装饰了一番。

就这样，乌苏拉嫁给了比自己大19岁、有9个孩子的费迪兰德，摇身一变成为亿万富翁的家庭主妇。

费迪兰德有一个女儿——只比乌苏拉稍小一点——对她说：“你怎么会嫁给我父亲呢？你是个这么快乐的人。”

这正是乌苏拉让费迪兰德着迷的地方：“我的乌苏拉这么多年来一直保持着乐观的性格。在工作允许的情况下，我的情绪也会被她带动起来。”

只要不出差，费迪兰德就尽量与妻子在一起。乌苏拉还帮助费迪兰德克服了诵读困难症。费迪兰德说：“我也能像她那样读一些长文章了，还能找准什么是最重要的。”

费迪兰德毫不吝啬地在自传中提到她，写他教她开车，写与她一同去出海航行的生活点滴。

成长为女家长

乌苏拉在费迪兰德的生活中，一直是陪伴者和支持者的角色。

费迪兰德被称作是“含着汽车模型”出生的“富三代”，他的外公是保时捷的创始人费迪南德·波尔舍，但费迪兰德不姓保时捷，他退出了家族内部的权利斗争，来到大众开创属于自己的事业。

1988年，费迪兰德是奥迪公司主管产品开发的副董事长，但他与当时的奥迪CEO沃尔夫冈·哈贝尔针锋相对。51岁的费迪兰德觉得自己已准备好接任奥迪公司董事长的职务，因为他认为事实上也是自己在经营这家公司。可哈贝尔的合同却延长了一年，这让他气得发狂。“我的总裁总不在公司内，他总是随身带着高尔夫球包。”

费迪兰德打算去日本本田汽车公司做工程师，在得知哈贝尔的合同延期的当天，他就写好了一封给董事会的信，但乌苏拉偷走了那封信。“如果你想去日本，或是其他任何一家公司，我都会跟你一起。”乌苏拉说，“但要在孩子出生以后。”当时乌苏拉已有身孕，孩子5个月后才会出生。乌苏拉的缓兵之计让费迪兰德冷静下来，他找到董事会，表示自己接下来9个月只管理研发，将其他事务交还给总裁。

3个月后，公司出现了赤字。费迪兰德最终留了下来，而乌苏拉的角色也在慢慢改变——她也开始涉足商海，甚至连大众集团的CEO马丁·文德恩也认为她是“最有权威的以及最有企业思维的女性之一”。

乌苏拉陪着丈夫出席各种公众场合，聚光灯下两人的手总是紧握在一起。虽然乌苏拉仍然保持着她乐观的笑容，但她早已不是当年那个保姆了，她变得更像一位大众集团的女家长，有着非常好的举止和社交技巧。

费迪兰德还在喋喋不休地讲着基金会的事情，说他的方法是非常好的选择，乌苏拉说道：“孩子们很快就会意识到这一点的。”费迪兰德看着自己的妻子，告诉旁人说，他的乌苏拉不像宝马的女继承人乔安娜·匡特，有点像弗里德·斯普林格——最初是阿克塞尔·斯普林格的家庭保姆，后来嫁给了他。在丈夫去世后，弗里德接管了阿克塞尔·斯普林格出版社，目前年盈利近29亿欧元。

乌苏拉马上机智地回答道：那是因为你对她们了解不多。

11点半后不久，这个汽车帝国的活动接近尾声，费迪兰德微笑着让妻子挽着他的胳膊，她的老花镜在红色缎带上晃来晃去，他们共同走向舞台前的楼梯，就像一对普通的夫妻那样，享受着巴黎的秋天。

人人都知道珍惜时间，时间就是金钱，可又有多少人知道珍惜时间，往往都是到老的时候，或者刚踏入社会，不知深浅的时候，就会有这种感觉：“时间过的飞快，转眼就该成家了，而自己呢，还是一小毛孩，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没有，你就该叹息，时间如果能倒转的话，那该多好啊！”下面就讲一则关于珍惜时间的鲁迅。

鲁迅十二岁在绍兴城读私塾的时候，父亲正患着重病，两个弟弟年纪尚幼，鲁迅不仅经常上当铺，跑药店，还得帮助母亲做家务；为免影响学业，他必须作好精确的时间安排。

此后，鲁迅几乎每天都在挤时间。他说过：「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只要你挤，总是有的。」鲁迅读书的兴趣十分广泛，又喜欢写作，他对于民间艺术，特别是传说、绘画，也深切爱好；正因为他广泛涉猎，多方面学习，所以时间对他来说，实在非常重要。他一生多病，工作条件和生活环境都不好，但他每天都要工作到深夜才肯罢休。 -------名人故事

在鲁迅的眼中，时间就如同生命。「美国人说，时间就是金钱。但我想：时间就是性命。倘若无端的空耗别人的时间，其实是无异于谋财害命的。」因此，鲁迅最讨厌那些「成天东家跑跑，西家坐坐，说长道短」的人，在他忙于工作的时候，如果有人来找他聊天或闲扯，即使是很要好的朋友，他也会毫不客气地对人家说：「唉，你又来了，就没有别的事好做吗？」

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小的时候是个富有同情心的孩子，他 凡事喜欢和解，与人能友好相处，对任何事情都努力持乐观的态度。这些习惯的养成，对于他以后从事政治活动有很大的帮助。

克林顿幼年时失去了父亲，母亲改嫁后他随母亲和继父一起生活。但是他的继父是个脾气暴躁的人，而且喜欢酗酒，喝醉酒后经常在家里大吵大闹。克林顿的母亲是个逆来顺受的女人，对于丈夫不断制造的暴力和麻烦事只有忍气吞声。

在克林顿未满6岁的那年，醉酒归家的继父同母亲争吵时开了抢，闻讯而致的警察把他带走了。这件事在街坊邻据中引起轰动，迫使克林顿一家不得不搬迁到外地安家落户。14岁那年，克林顿在也无法忍受继父的家庭施暴行为， 有一次他气冲冲地冲进继父的屋子，向他挥拳显威。继父受到了震动，从此再没有虐待过他们母子二人。 而克林顿为了唤起继父的亲情，把自己的姓由布莱思改为克林顿，随继父的姓，以求家相安无事。

读书时克林顿成绩优良,同时也热爱社区服务活动， 乐于幇助他人，给人留下了良好印象。 他曾在马丁·路德·金被暗杀后给动乱地区一个教堂送食品， 也曾去酒鬼收容所为他们演奏，还曾在家乡出现种族关系紧张时在市中心组织演奏会。 同学们对他的印象都很好，而他的母亲则说：“他比大人还大人。”

著名京剧艺术家梅兰芳小时候，相貌很平常，眼神还有些呆板，见人不大会说话。在他八岁那年，家里请来了一位有名的朱素云先生教他学戏。第一出开蒙戏《二进宫》，老师反复教他，还不能上口。朱先生见他进步太慢，认为他不是学戏的材料，再不教他了。朱先生临走时，将梅兰芳叫到跟前斥责说：“祖师爷没给你这碗饭吃，我也没办法。”说完就拂袖而去。

梅兰芳是个有志气有毅力的孩子，朱先生的话像一根针刺疼了他的心。

他想，难道别人能学会的戏，我就学不会？难道我比别人少点啥？他暗下决心，非闯出个样子来不可。

不久，梅兰芳入了“云和堂”学戏，拜吴菱仙老先生为师。吴先生对梅兰芳的要求很严，有时还采取十分严苛的训练方法，但梅兰芳总是按老师要求的那样，努力完成练功任务。当时，吴先生最厉害的一手是跷功。他搬来一条板凳，上面放着一块砖头，让梅兰芳脚踏两根半来多长的高跷站在砖头上，并要求站一柱香的工夫。起初，梅兰芳站上去总是战战兢兢，不到三分钟，就腰酸脚疼支撑不住了。可他刚跳下来，又必须马上再站上去，因为一柱香烧不完，是不准下来休息的。为了练出过硬功夫，梅兰芳的腿都站肿了。

经过一段基本功训练，梅兰芳的跷功有了很大长进。但他没有满足，又积极主动地设法增加训练难度。秋去冬来，他在庭院里找块地方浇了一个冰场，冰面光洁如镜，人走上去都免不了摔跤。可梅兰芳偏偏要踏上高跷，到冰场上去跑圆场。高跷本来重心就高，支撑面又很小，再加上冰滑，梅兰芳经常摔得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吴先生看了有些怜惜和心疼，就对梅兰芳说：“休息几天再练吧！”梅兰芳却坚决地说：“先生，您不是常常说，练功练功，一日不练三日空吗？”先生无奈，只好让他继续练下去。

冰上踩跷的功夫，使梅兰芳受益甚大。他晚年时曾多次说过：“幼年练跷功，颇以为苦，但使我腰腿力量倍增。我在六十多岁时仍然演出《醉酒》、《穆柯寨》一类刀马花旦戏，就不能不说是当年严格训练跷功的好处。真可谓‘不受一番冰霜苦，哪得梅花放清香’啊！”

艾森豪威尔将军是美国第34任总统，他外表憨厚，笑容可掬，和蔼可亲，是一个大智若愚型的人物。

他处事公正严明，对人宽大仁厚，而且生性幽默，非常懂得运用自嘲来鼓舞别人。

二次大战期间，他到前线视察，并对官兵们演说，以鼓舞士气。不巧下雨路滑，讲完话要离去时摔了一跤，引得官兵哄堂大笑。

身旁的部队指挥官赶紧扶起他，并对官兵无礼的哄笑，郑重地向他致歉。艾森豪威尔对指挥官悄声说：“没关系，我相信这一跤比刚刚所讲的话更能鼓舞士气。”

艾森豪威尔脾气暴烈，人人皆知。大战后期，美军因伤亡惨重，鼓励大家献血。艾森豪威尔以身作则，立刻以行动来响应这个号召。当他献完血要离开时，被一名士兵发现了，士兵立刻大声说：“将军，我希望将来能输进您的血。”艾森豪威尔说：“如果你输了我的血，希望你不要染上我的坏脾气。”

艾森豪威尔在军队任职时，就有“通情达理的上司”和“平民司令”的美称。他当上总统后温和的作风依然不改。

有一次，财政部长乔治·汉弗走进艾森豪威尔的总统办公室时，艾森豪威尔握住他的手并亲切地说：“亲爱的乔治，我注意到你的梳头方式和我一样。”汉弗抬头一看，原来艾森豪威尔和他一样，都是光头。

有一次艾森豪威尔参加某聚会，会中有6位贵宾受邀演说，艾森豪威尔排在最后。当轮到他上台时，已近午夜，全场听众在前5人的疲劳轰炸之下，都疲惫不堪，昏昏欲睡。

艾森豪威尔知趣地说：“演说中总有句号，就让我当那个句号吧!”他最短的演说赢得了满堂彩。

在一次巡回表演的过程中，卓别林通过朋友的介绍，认识了一个对他仰慕已久的观众。卓别林和对方很谈得来，很快就成了关系不错的朋友。

在表演结束之后，这个新朋友请卓别林到家里做客。在用餐前，这个身为棒球迷的朋友带着卓别林观看了自己收藏的各种各样和棒球有关的收藏片，并且和卓别林兴致勃勃地谈起了心爱的棒球比赛。

朋友对棒球爱到了痴迷的境界，一旦打开话匣子之后就收不住了，滔滔不绝地和卓别林谈起了棒球运动。从对方谈起棒球开始，卓别林的话就少了很多，大多数的时候都是朋友在讲，他则微笑注视着对方并认真地听着。

朋友说到高兴的地方，两只手兴奋异常地比画了起来，他说起自己亲自体验到的一场精彩比赛时，仿佛已经置身于万人瞩目激动人心的棒球场上了，完全沉浸在了对那场比赛的回味之中。卓别林仍旧微笑着看着对方，偶尔插上几句，让朋友更详细地介绍当时的场景。朋友越说越兴奋，只是对一直没能得到那场比赛里明星人物的签名有些沮丧。不过，这种沮丧的情绪很快就被他对那场比赛的兴奋所冲淡了。

那天中午，沉浸在兴奋之中的朋友说得兴起，差点把午饭都忘记了，直到他夫人嗔怪着让他快点带客人来吃饭的时候，他才不好意思地笑着拉起卓别林来到了餐桌前。那天的午餐，大家的兴致都非常高，尤其是卓别林和这位新认识不久的朋友，彼此之间相谈甚欢。

在当地的演出结束之后，这位新朋友非常舍不得卓别林，一直将他送出了很远，才恋恋不舍地道别。

不久之后，这次巡回演出也告一段落。回到家里，卓别林通过各种关系费尽周折找到了朋友说起的那个棒球明星，请他在一个棒球帽上签了名之后，卓别林亲自把这个棒球帽寄给了远方那个对棒球极度痴迷的朋友。

卓别林的举动让他身边的人非常不解，因为大家都知道，喜欢安静的卓别林对棒球从来就没什么兴趣，他们简直就无法想象一个对棒球丝毫不感兴趣的人只是为了朋友的一句话，就费了这么大的精力去要一个签名。尤其是当大家知道了对棒球一无所知的卓别林居然和朋友聊了大半天的棒球比赛，大家更加想不明白了——要知道，在那么长的时间里听朋友讲一个自己完全不感兴趣的事情，那种滋味儿可是非常难受的。

卓别林倒是很洒脱，他告诉身边的人：“我是对棒球不感兴趣，可我的朋友对棒球感兴趣，只有尊重他人所尊重的事物，别人才能感受到自己被理解被尊敬，这是一切友谊的基础。”

后来，当朋友听到了卓别林这段话之后，拿着他送来的棒球帽，感慨良久。两个人的友谊整整延续了一生。很多年之后，已经白发苍苍的他说起这段往事仍旧慨叹不已：“我今生能够成为卓别林的朋友，是我最大的荣幸。是他让我明白了什么叫做真正的尊重和真正的友谊。他的人格光芒，照亮了我的一生。”

这世界上有千千万万的人，每个人的兴趣爱好各有不同。我们只有尊重他人所尊重的一切，尊重别人的爱好和兴趣，才能和他们产生共鸣成为朋友。世上的悲剧，往往是由于不懂得尊重别人的兴趣，不懂得欣赏别人的行为方式和不懂得包容别人的生活方式而产生的。一个真正拥有智慧的人，必定是一个懂得尊重和包容他人一切的人。尊重他人所尊重的一切，也就是在为自己广交朋友，从而为人生的辉煌打下良好的基础。

永远的遗憾l878年，l8岁的泰戈尔准备到英国留学，出国之前，需要学习英语和英国的风俗习惯，为此，他离开了自己的故乡加尔各答，来到了孟买。经兄长介绍，泰戈尔住进—位医生的家里，而医生的女儿安娜，—个与泰戈尔年纪相仿的姑娘成了他的英语老师。

安娜是—个美丽而又善良的姑娘，她从小在英国长大，曾跟随父亲周游列国，不仅讲得—口流利的英语，而且还熟知英国的风俗习惯和各国风人俗。她与泰戈尔—见如故，把他当做—个可以信赖的朋友。在辅导泰戈尔学习英语的过程中，安娜发现他聪慧敏捷，学习提高很快。可是，在学习快结束时，泰戈尔的学习成绩急剧下降，而且心事重重，眼里经常流露出忧郁的目光。

原来，泰戈尔得到了从加尔各答传来的消息，说他大姐肖达米妮身患重病。泰戈尔是父母的l4个孩子，因为孩子多，父母无暇管他，他是吸吮大姐的奶汁长大的。他由于惦念大姐，进而又思念起家乡和家乡的亲人。现在，眼看即将远离祖国，—想到这些，他内心又怎能不感到忧伤呢？安娜理解泰戈尔的心情。为了减少他的思乡之情。使他安下心来学完英语，她动了不少脑筋。每逢她看见泰戈尔独自躲在房间想心事，就千方百计地拉他出去散步，或者给他讲—些各国的风俗和趣闻轶事。有—次，泰戈尔对安娜说起他两岁时大姐肖达米妮给他洗澡，曾预言他是泰戈尔家族中最有出息的人。安娜听了，趁机开导他说：“你要成为—个有出息的人，应当到外面去见见世面，这对你的诗歌写作是大有帮助的。你应当努力去实现你大姐的愿望。”泰戈尔听了，很受启发，渐渐地，他安下心来了。

在安娜姑娘精心的帮助和辅导下，泰戈尔的英语水平提高得很快。学习中，两人彼此尊重。互相帮助，结下了亲密的友谊，同时爱情的种子也在他俩的心头萌发了。“—种如此温柔和真挚的亲密感获得了发展，它在泰戈尔的记忆中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在8O高龄缅怀这段生活时，泰戈尔写道：“我的收获是平淡无奇的，如果她轻视我，是不能责怪她的，然而她没有这样做。由于我没有任何书本知识的宝库可以赠给她，所以第—次见面时，我就告诉她，我会写诗。我唯有这点资本可以招徕别人。当我告诉她自己有诗歌创作天才时，好没有表示丝毫的怀疑和讥讽，而是轻易地置信了。她要求我给她起个独特的名字，我为她选择了—个，她十分喜欢。我想把这名字编织在自己诗歌的音乐里，所以我为她写了—首诗，把她的名字写进诗里。当我用激昂的语调吟诵那首诗给她听时，她说：‘诗人，我想，假如我躺在临终的床榻上，你的歌声也能使我起死回生。”

女人知道用什么样的夸张手法来歌功颂德，博得别人的欢心，这是—个很好的例子。她为了使我高兴，才这样做的。我依稀记得，我最早是从她那儿听到对我长相的赞扬。她用十分温存的方式，表达了那种赞美。比如有—次，她严肃地叮咛我，叫我决不要留胡须，说不要让别的东西遮蔽住脸庞。众所周知，我没有听从这个劝告，不过，她没有能活到亲眼目睹我脸庞违背了她指令的日子。”

他为她取了个美丽的孟加拉名字——“纳莉妮”，它也成了长篇叙事诗《诗人的故事》里虚构的女情人的名字。他经常朗读这首长诗给她听，还为她译成了英语。后来这首长诗以单行本出版，泰戈尔最小的哥哥从加尔各答寄给她—本（毫无疑问，这是按照他居住在英国的小兄弟的意思办的）。她收到了这小册子，写信给他，表示了谢意，说：“这首诗拉宾为我朗读了多少遍，翻译了多少次，以致我能够背熟它。”她对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所创作的不少诗歌都给予了鼓励，而她最喜欢的是纳莉妮这个人物。

虽然，这种短暂的爱情插曲没有超出纯朴的朋友关系，然而它在泰戈尔的心灵上镂刻了永恒的印记。他在自己的笔记本上愉快地写诗，描述了他当时那种复杂而又微妙的心理状态。安娜也很快被这位英俊少年的天才诗人所吸引，产生了爱慕之情。她总是主动接近泰戈尔，惹他生气和激动。有时她蹑手蹑脚地从背后走来，蒙住他的眼睛；有时她抓住他的手，佯称考验他的力量，用劲拉他，然后突然松手，倒在他的怀里。有—天，她教英国生活举止的奥秘时告诉泰戈尔，能偷到正在熟睡的女人的手套的人，有权吻她。“她躺在安乐椅上，我突然看到，她酣睡着。—睁开眼，她就向自己手套飞快瞟了—眼，却发现手套原封不动地搁着，任何人也没有动过偷它们的念头。”少年泰戈尔在这种游戏中获得快乐，感到春心荡漾，然而他是那么纯朴，那么自我陶醉，以致没有明白这种暗示的全部含意。

有—天黄昏，他俩在郊外散步，泰戈尔随口作了—首咏景诗，安娜称赞地说：“写得漂亮极了，跟你的人—样。唉，要是你能经常在我身边写诗，那该有多好啊！”这几句话明确地表达了姑娘爱慕的心情。泰戈尔听了，内心—阵激动，他情不自禁地握住姑娘的双手，很想对她倾吐自己的爱意。然而，他—想到自己将远离祖国，—去就得好几年，便怕因此耽误姑娘的青春。同时，他还听二歌说起过，这几天安娜的父亲正为她准备订婚而忙碌着。他迟疑了，终于失去了向姑娘求爱的勇气，给自己留下了—个苦涩的果子。

就在这天夜里，泰戈尔失眠了，他听到隔壁安娜的房间里姑娘翻身的声音。他披衣坐起，看着窗外银河的光辉，内心起伏不已，浮想联翩，挥笔写下了这首诗：我梦见她坐在我头的旁边，手指温柔地撩动我的头发，奏着她的接触的和谐，我望着她的脸，晶莹的眼泪颤动着，直到不能说话的痛苦烧得我的睡眼如同—个水泡。

……我不知道她在这个时候有没有和我做着同样韵律的梦。

几个月飞逝过去了，泰戈尔踏上了赴英的旅程。临行前，安娜为他送行。在轮船码头上，诗人向姑娘深深地鞠了—躬，深情地说道：“纳莉妮，再见了，望你珍重！”这时，他突然看见姑娘眼睛里闪烁着晶莹的泪花。泰戈尔真想回转身奔向安娜，向她尽情倾吐心中无限的眷恋。然而，他终于还是犹豫了，没有这样做。

泰戈尔与安娜的这次分手竟成了永别。不久，安娜被迫出嫁了，对方是—个比她大2O多岁的男人。他对安娜根本没有爱情，只把她当作—个生孩子的工具。在这种没有爱情的生活中，安娜终日忧郁、伤感，还常常躲着哭泣，不到—年就在孤独寂寞中死去。

l88O年，诗人回到了祖国，他听到安娜的死讯，内心极度悲伤。泰戈尔后悔极了，他痛恨自己当初没有—点男子汉的勇气，大胆地向安娜吐露纯真挚爱的心迹。但—切都晚了。现在，他想说，他—直怀念着她，他永远没有忘怀她那令人心醉的形象，—直对她的爱表示感激。他来到安娜的墓前，将他深深的忏悔告慰他所爱者的灵魂：“当世界的万物消失不见了，你却完全重生在我的忧愁里。我觉得我的生命完成了，男人与女人对于我永远成了—体。”

迷人的安娜给诗人带来过青春的快乐。无论在个人的交谈或私人书札里，还是在墓年生活时期，泰戈尔—直以深情和十分尊敬的心情提到她：“有些年头，在加尔各答，—些奇异的鸟儿飞来，在我们那棵榕树上筑巢，我还没有很好地学会它们展翅的舞姿，它们就飞回去了，但它们是带着遥远森林里的异常奇特和迷人的音乐飞来的。同样，在我们的生活旅程中，不知从什么陌生的方向飘然而至的女神，向我们倾诉自己心灵的语言，开拓我们心灵力量的界域。她不经召唤而来，最后当我们开始召唤她时，好却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但是，她走时，已在我枯燥的经纬线上，绣上了瑰丽的花边，使我们日夜充满幸福。”

泰戈尔的婚姻l883年，全家人都窃窃私语地商议，要为年轻诗人挑选合适的配偶。泰戈尔的父亲在宗教事务方面是个开通的进步人士，在维护社会习俗方面却显得异乎寻常的保守，他要求未来的媳妇必须是婆罗门种姓的姑娘。泰戈尔家族尽管在财产、学问和道德方面确立了自己的社会地位，但他们是个“低等婆罗门”，那些以高种姓自诩的婆罗门是不愿意和他们联姻的，因此，他们的选择只能局限在那些居住在吉夏兰小城镇上的比拉利付种姓的婆罗门家庭中。在那儿，父亲选中了在泰戈尔家谋职的—个韦利玛塔次？拉叶乔塔利先生的lO岁女儿，作为泰戈尔的未来妻室。

与人口众多的泰戈尔家庭相比，拉叶乔塔利家庭的地位更低下，姑娘长得也不大漂亮，而且，仅仅读了—年的孟加拉课程，几乎是个文盲。这位最富有浪漫主义气息的诗人的毫无浪漫色彩的婚姻，就这样草率地定下来了。就当时的社会习俗传统来说，这样做是不足为奇的；泰戈尔默许这门亲事，也是不值得大惊小怪的。尽管他在文学创作中是那样的生气勃勃和充满着浪漫的激情，但他在父亲面前是个俯首贴耳、唯命是从的孝子。

然而，父亲的这种随心所欲和不适宜的选择，并没有在泰戈尔身上产生任何不好的影响。这位平平常常的媳妇，倒是位贤妻良母，而这对他是十分必要的。他不缺乏任何创作热情，对生活和大地的热爱使他获得了创作的永恒源泉。他是个狂热的幻想家，无须妻子或旁人的激励。他妻子确是—位默默无声地献身于他、帮助他、促进他天才发展的贤慧妻室。

l883年9月ll日，婚礼在乔拉桑戈老家举行。新娘的原名叫帕兹达列妮，是—个听起来十分旧式的名字。婚后，她改名为默勒纳莉妮。这个美丽的名字，可能是她丈夫给起的，这就是泰戈尔在这整个事件中表现出积极性的唯—证明。纳莉妮的名字—直萦回在他心间，似乎它也包含在“默勒纳莉妮”里。

l886年泰戈尔25岁时，他的第—个女儿诞生了，取名为玛吐莉勒达。相隔两年，他的儿子罗梯出世了。夫妻俩相亲相爱。—次，泰戈尔外出旅行，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星期日夜间，我感到魂不附体，我发现自己抵达了乔拉桑戈，你睡在大床的—侧，贝莉和贝皮（即女儿贝拉和儿子罗梯德拉纳特）睡在你的身旁。

我怀着无尽的爱意抚摩你，在你耳畔轻声曼语说：‘小媳妇，记住，今天夜间，我离开躯壳，前来看望你。当我从国外归来，我将考问你：你是否感觉到我的出现。’然后，我吻了贝莉和贝皮，就回转去了。”夫妻间感情之深，由此可见—斑。

然而，上帝似乎为了考验新信徒的虔诚和力量，又把巨大的痛苦降临在泰戈尔的头上：妻子默勒纳莉妮？黛维患了重病，l9O2年ll月23日辞世。在回忆那个悲痛的事件时，他的长子罗梯德拉纳特写道：“在医生丧失希望之前，母亲心里已经明白，她的死期将临。当我最后—次到她的床边时，她已经不能说话，但看到我，泪珠突然从她的眼眶里滚了出来。次日清晨，我们来到妈妈房间的阳台，—片不祥的寂静笼罩着整个家庭，好像在深夜，死亡的阴影已经蹑手蹑脚地潜入家里。傍晚，为了保存温馨的缅怀，父亲给我妈妈穿上—双拖鞋。父亲心里的平衡，从来没有因为生活的沉浮、痛苦和惶惑而被破坏过，任何不幸都没有动摇过他内心的平静，不管它是多么深沉的痛苦。后来儿子证实，他的父亲“……以非凡的毅力忍受了肉体的折磨。有—次—只蝎子蜇了他，他伸开了脚，平静地坐着，竭力思索：疼痛不仅在他自己的肉体上，也存在于如此单独的实体中，而这个实体存在与他的真实自我却毫不相干。这种实践的成功赋予他—生同肉体和精神的折磨作斗争的力量。”

尽管他以坚忍不拔的精神忍受痛苦，但痛苦并不因此而减轻。在他妻子活着的时候，他没有对她的爱做出充分的估价并进行偿还，这种遗憾，格外加重了他的痛苦。他们是按传统习俗结合的，不是—个爱情的婚姻。当妻子第—次进入他的生活时，泰戈尔与其说欢迎她，还不如说是容忍了她——这种情况是完全不能排除的。

她既不漂亮，又没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而且是那么年幼，以至不能成为他的伴侣。在他们结婚时，她只有ll岁，而22岁的泰戈尔已是位陶醉于自己天才的俊秀而热情的青年了。但是，她慢慢地成长着，用她纯朴和踏实的举动，用她温存和崇高的品质以及在操持家务中的非凡才干，弥补了她魅力的不足，所有的人在她家里都得到了热情的接待。

整整20年，她以无限虔诚的感情照顾着泰戈尔的生活，生了5个孩子。虽然她年轻、又生活在—个高贵和素有文化修养的环境里，然而她的衣饰是十分简朴的，她也许从未戴过任何贵重的首饰。她高兴地把丈夫的纯洁理想看成自己的理想。

她只是在泰戈尔阻止她给孩子穿戴色彩鲜艳的衣服时，才表示过异议。当然，毫无疑义，她在协调丈夫的空想和言行方面十分为难：—方面，他强调朴实和节俭；另—方面，他又希望隆重而热情地接待自己的客人和来访者。幸好，在那种场合下，她精通烹调艺术的才干给予了巨大的帮助。他们去旅行时，诗人强调只带些必不可少的东西，特别见到那些瓶瓶罐罐的炊具，就直皱眉头。她—声不吭，把这些东西悄悄地藏在篮子里，笑着说：“你是多么奇怪的人！到了那儿，朋友来了，我到哪儿去搞—块块美味的馅饼？”目不识丁的情况没有持续多久，她不仅掌握了孟加拉语，同时学会了英语和梵语。在丈夫的严格要求下，她用孟加拉语改写了梵语的简易读本《罗摩衍那》。不仅如此，她还登台演出了泰戈尔的戏剧《国王和王后》。她对角色的分析，真是入木三分。所以毫不奇怪，最后，她在丈夫心里赢得了自己的地位。泰戈尔在她患病时，为自己的忠诚提供了大量的证据——整整两个月，他昼夜看护她，拒绝雇佣职业看护。当时还没有电扇，有人在描绘亲眼目睹的情景时说，泰戈尔—直坐在自己年轻妻子的床边，缓缓地摇着扇子，她死后，他通宵达旦地在阳台上踱来踱去，严禁家人去打扰他。

像往常—样，他这次悲痛的感情也反映在诗歌里。这些诗歌—共有27首，以小诗集《追忆》的形式出版。无论是感情的深沉和温柔，或是感触的质朴，它都是值得称颂的。—些评论家表示了遗憾，认为在这些哀诗里缺乏足够的激情，但他们也许真的很幼稚。泰戈尔的真挚感情则强烈地表现在那种痛切感上———种无法补偿而又每天感受到的损失，吞噬着他整个身心。这里没有过多的自我怜悯，而是以—种感人肺腑的形式表现出来：今天光明在宁静的床榻上，变幻成巨大悲哀的黑暗，我通宵醒着，坐在痛苦的床边，长夜逝去，晨曦莅临。

他从妻子那儿获得了礼物，而她却在获得他的礼物之前就归天了。现在他唯—能够做到的，是把自己所取得的礼物，奉献给上帝：她活在人间，不断给予我—切。

我如今将偿还她的礼物，在哪儿摆放这个奉献？她夜间还在人世，上帝清晨却把她带走。

我今天只能把感恩的礼物，奉献在你的面前。

他在家里到处寻找失去的东西，他发现，如今他再也不能在这块土地上见到她了。

我祈愿上帝在我家驻足，我失却了再也无法复得的地盘，我试图在天涯海角再次把它寻觅，你世界广阔无比的主人，我今天在无限的虚空，为寻找它而来到你的门槛。

他在妻子的遗物中，发现了他给她的—叠信札。她把这看作—笔巨大的财富，小心翼翼地保存着。他见了它们，心潮起伏，思绪万千。他乞求，对她的回忆有条不紊地织入他的生活，正如她使他的家庭生活有条不紊—样……

在寒假期间，我读了《128 位世界名人故事》这本书，里面讲了许多名人的故事，深受我的喜爱。还有我们曾经学过的亚里士多德、伽利略等人的故事。

其中，我最喜欢弗朗西斯·培根。

培根出生于英国伦敦的一个贵族家庭，他是科学新时代的先驱者，是认识到科学和技术能改变世界的第一位伟大的哲学家。那时的女王伊丽莎白非常喜欢他，他出版了许多有关法律的书。在他18 岁的时候，父亲突然去世了，使他和宫廷疏远了。1618 年，因培根严重触犯了法律，把他赶下了政治舞台。1626 年，他在雪地里做了一次冷冻试验之后，由于受寒而病倒，不久便去逝了。

啊！培根，多么伟大的哲学家啊！为了试验而失去了生命，他对科学的执着让我敬佩，让我难以忘怀。

我现在非常喜欢看《128 位世界名人故事》，因为这本书让我知道了那些名人和他们的故事。正像培根说的那样：用伟人的事迹来激励孩子，远胜于一切教育！

“从小到大，许多方面我都是非常失败的，简直一塌糊涂。”他说。

他小学时多门功课常常不及格，而到了中学，物理成绩甚至为零分。他在拉丁语、代数以及英语等科目上的表现同样惨不忍睹，就连体育也不好。虽然他参加了学校的高尔夫球队，但在赛季唯一一次重要比赛中，他输得干净利落。在学校，没有人不认为他糟糕透顶。他孤独、落寞，在自己的整个成长时期，在社交场合从来就不见他的人影。

年少的他憧憬爱情。当许多同龄人开始恋爱的时候，他只能独自发愣。有一次，他鼓足勇气给一个女孩子传情，但随后却在废纸篓里发现了“爱的碎片”。

这真是个无可救药的失败者。然而，这个在许多方面无可救药的失败者却麻木地抱守他尚未失败的“一点”;从小到大，他在乎一件事情——画画。

他相信自己拥有不凡的绘画才能，并为自己的作品深感“自豪”。但是，除了他本人，他的那些作品从来没有其他人看得上眼。上中学时，他向毕业年刊的编辑提交了几幅漫画，结果一幅也没被采纳。尽管经历多次被退稿的痛苦，他仍固执己见，决心成为一名职业漫画家。到了中学毕业那年，他向当时的沃尔特·迪斯尼公司写了一封自荐信。该公司让他把自己的漫画作品寄去看看，并规定了漫画主题。于是，他投入了巨大的精力与非常多的时间，一丝不苟地完成了许多幅漫画。然而，漫画作品寄出后却如石沉大海，最终他没有被迪斯尼公司录用。

生活对他来说只有黑夜。走投无路之际，他尝试着用画笔来描绘自己命运多舛的人生经历。他以漫画语言讲述了自己晦涩的童年、不堪的青少年时光——一个学业糟糕的不及格生、一个屡遭退稿的所谓艺术家、一个没人注意的失败者。他的画融入了自己多年来对绘画的执著追求和对生活的独特体验。

连环漫画《花生》诞生了，并风靡世界。从他的画笔下走出了一个名叫查理·布朗的小男孩，这也是一名失败者：他的风筝从来就没有飞起来过，他也从来没踢好过一场足球，他的朋友一向叫他“木头脑袋”……

他的成功出人意料。他叫查尔斯·舒尔茨，一个蜚声国际的漫画大家。

“许多方面我一败涂地，只在画画这一点上稳住了自己。”舒尔茨说，“而所谓成功，也只是需要你在某一点上自命不凡，自始至终。”

张良常常出游外地，访贤求师。有一天，他散步走到一座桥旁边，看见桥头上坐着一位胡子全白了的老人。

老人一条腿搭在另一条腿上，脚尖勾着鞋不停地晃动。张良觉得好笑，就多看了他几眼，老人见张良瞧自己，忽然一抬脚，把鞋甩到桥下面去了。老人对张良说："喂!你去，把我的鞋捡上来!"张良听了，心里很不高兴，可再一看，老人胡子、头发都白了，又挺可怜他，就强忍住性子，把鞋捡了上来，送到老人跟前。谁知那老人又把脚往前一伸说："你给我穿上。"张良还是忍住性子，便蹲下来，替老人穿上了鞋。老人笑了笑，慢慢地站起来，什么也没说，大摇大摆地走了。张良望着老人背影，觉得很奇怪。他刚转身要走，老人又回来了，对他说:"你这个小家伙不错，我愿意教你学点儿本事。五天以后的早晨，你在这儿等我。"张良连忙答应了。第五天早晨，他刚上桥，就见老人已经站在桥上了。老人生气地说："你怎么让我老头子等你呀?这样可不行。要想学，再等五天吧!"又过了五天，张良一听鸡叫，就起身往桥上去，可老人又先到了。他只好认错。老人瞪了他一眼说："你要真想学，过五天再来。"说吧，拂袖而去。盼到第四天，到了晚上，张良连觉也没睡，半夜就到桥上等着。过了一会儿，老人一步一步地走过来了。张良迎上前去，见了礼。

老人高兴地说："年轻人要学本事，就得这样啊!"老人从怀中取出一卷兵书，递给张良说："你好好读这部书，将来准能成就大事业。"张良接过书，道了谢，还想再问些什么，老人转过身，头也不回地快步走远了。从此，张良专心致志地钻研这部兵书，最终成了一位有名的军事家。

美国的巴顿将军是一位典型的军人，他的家庭也是准军事模式的。儿子的卧室挂有“男兵宿舍”的牌子，女儿的卧室则写有“女兵宿舍”的字样，而厨房则写着“食堂”，客厅则写着“会议室”的大字。有人猜想他们夫妻的卧室一定会挂上“司令部”的牌子，没想到却赫然写着――“新兵培养中心”。

巴顿将军为了显示他对部下生活的关心，搞了一次参观士兵食堂的突然袭击。在食堂里，他看见两个士兵站在一个大汤锅前。

“让我尝尝这汤!”巴顿将军向士兵命令道。

“可是，将军……”士兵正准备解释。

“没什么‘可是’，给我勺子!”巴顿将军拿过勺子喝了一大口，怒斥道：“太不像话了，怎么能给战士喝这个？这简直就是刷锅水!”

“我正想告诉您这是刷锅水，没想到您已经尝出来了。”士兵答道。

在达尔文（1809——1882，英国生物学家、进化论的奠基人，著有《物种起源》一书，曾用5年的时间环球航行）原版的英文日记中，记叙了这么一件事情。

失策的达尔文19世纪30年代，达尔文曾周游世界，一次，他来到非洲的一个原始部落，那里的人们没有衣服穿，住的是山洞，或在树上搭一个巢，吃的是野果禽兽，过着茹毛饮血的原始生活。达尔文在那里住了几天，惊奇地发现一些“新情况”，他们将老年妇女赶进深山老林，让她们自然饿死，在没有食物的时节，则将妇女生的婴儿或小孩分而食之。达尔文“看”不懂，就问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部落首领通过当地的“翻译”告诉达尔文：“妇女的任务就是生孩子，生下的孩子有两种用途，一是留下来延续种族的生命，二是供我们缺食的时候当粮食。妇女老了，不能生育了，留下她们有什么用？我们不吃掉她们就已经很宽容了，在饥荒没食物的时候，我们只有吃小孩，不吃小孩我们吃什么呢？”

达尔文痛苦地摇摇头，这里的“人”太残忍了！他下决心改变这个原始部落不尊老、不爱幼的历史局面。于是，他通过翻译，用高价买下了一个当地男婴，将这个婴儿带回了英国，他要用现代都市的教育方式，使这个非洲的小孩变成一个“现代文明人”，然后，用这位“文明人”去改变他老家那种“弃老食幼”的原始现状。

16年后，这个非洲孩子长成了“文明青年”。达尔文通过熟人，把他带回了他的家乡。

一年后，达尔文旧地重游，想看看那个非洲原始部落，在自己委派的“现代文明青年”的领导下，是不是有了质的变化。可是，达尔文到处都找不到那个自己精心培养的非洲青年。最后，他问部落首领，那人是否来了这里？首领回答：“来了。”达尔文又问：“他人呢？”“我们把他吃了！”达尔文大惊：“那么好的人，为什么吃了？”“他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会做，我们留下他有什么用？”达尔文无话可说。

到家后，达尔文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一个人的愿望和他所希望得到的结果并不成正比。一个种族遗留下来的疑难问题，决不是依靠一个或几个‘文明人’就可以解决的，从野蛮进化到文明，这其中有一个痛苦而又漫长的过程，欲速则不达。社会上每个人都应当适应自己周边的生活环境，否则，他哪怕再高明，终将被淘汰。适者才能生存啊！”

2012年9月16日，香港中文大学的一场晚宴上高朋满座，校长沈祖尧正与他"小学时课本故事里的人物"——本场晚宴的主角寿星杨振宁同桌吃饭。2012年10月1日是杨振宁90岁生日。

着粉色衣裙的翁帆和丈夫携手切着蛋糕，她已经36岁了，微卷的长发透着成熟风韵。90岁的杨振宁则一身黑西装，内着白衬衣，配上一条绛红色的领带，精神矍铄。

杨振宁夫妇的两段生活短片在晚宴上播放出来。一段场景在北京清华园，桃花盛开：另一段在香港石澳滩头，海天一色。片中翁帆问杨振宁： "Darling,你今天快乐吗？"杨振宁回答： "我很快乐。"

"逃难"式婚姻

9年前的冬天，杨振宁的夫人杜致礼去世，杨振宁从美国返回北京，重回清华大学校园，担任高等研究中心主任，开始丧妻后的晚年生活。

给中国的大一新生上课，是杨振宁一直的心愿，但给清华2004级新生第一学期的课未及讲完，他便"被迫"提前结束了。因为他要结婚了。

杨振宁与翁帆是2004年11月通过电话订的婚。订婚一个月后，消息对外公布，迅速引起轰动。

杨振宁赶忙从北京致电广东，担心翁帆承受不住舆论压力。那时翁帆正与朋友在一家咖啡厅聊天，她有些调皮地对杨振宁说，自己正在"逃难".

消息公布的第二天，翁帆攻读硕士的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就被海内外媒体包围。翁帆一位同班好友忍不住发了言："你们不要再打扰她了，今天一天，她为了躲避媒体用尽心机，网上有很多不公正言论，令她伤心欲绝，我都替她难过。"

杨振宁也需要"逃难".接送杨振宁上课的奥迪A6停在了距离教室20米处，一帮扛着摄像机的台湾记者拥上去，争先恐后地追着下车的杨振宁提问。

2004年12月24日，杨振宁和翁帆在汕头登记结婚。杨振宁的传记作者江才健说，正是由于媒体的紧密追踪，原本还有些顾虑的杨振宁决定立即和翁帆结婚。

登记当天，新娘翁帆直言，与杨振宁的婚事让她倍感压力。

2005年年初，杨振宁接受了央视《面对面》专访，这是他婚后首次面对媒体。记者问： "翁小姐那么年轻，您不担心她把您给骗了？"杨振宁答道： "是。我想是有人这样想，但我想是不是还有更多的人觉得我做了不道德的事情，骗了一个年轻的女孩子。"

质疑挥之不去

2005年春节，翁帆跟随杨振宁出席香港中文大学的茶话会，这是杨振宁夫妇首次公开亮相。杨振宁特别请翁帆用粤语替自己做了一次讲话，翁帆播放了一盘丈夫精编的录像带，里面有两人相识、相爱的一些照片。

翁帆在台上称赞先生身体健康： "10年后重逢，我曾担心杨先生是不是需要别人扶着走路，见面后才发现，原来杨先生走路的速度比我还快。现在我们经常一起看影碟，但我发现，杨先生其实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聪明，有时候他对剧情的理解比我还慢……"

一年多后，杨振宁在新加坡接受电视采访时说： "你们现在见我走得很快，可我今天跟10年前走路有一个很大的分别。我现在知道老年人为什么走得慢，因为如果他走得太快，出问题时，他反应会不够快。而现在，我有了翁帆，我跟她走路时，会拉着她的手，这给了我很大的安全感。事实上，因为翁帆来了，我的整个人生观都有了很大的转变。"

那一次，不再教书的杨振宁携翁帆南下的一个重要目的是筹款。由杨振宁担纲的清华高等研究中心为吸纳世界一流学者，亦需世界一流的资金支持。孰料知名如诺贝尔奖获得者，在钱面前，也曾铩羽而归。

让杨振宁烦心的还有外界对他婚事的质疑，久久挥之不去。2006年年初，《亚洲周刊》一篇署名平路的女作家的文章就让杨氏夫妇动了气。

"对于老夫少妻这件事情她非常不赞成，这个我还可以理解，可是她却指名道姓，用非常尖刻的话骂我们。所以我们商量了一下，写了一篇文章。"杨振宁说。

不久，杨振宁夫妇二人共同署名，也在《亚洲周刊》上发文，认为平路的文章"嘲笑和辱骂了老年人身体不好的窘态，用了多种语言描述老夫少妻婚姻有‘解决不了的孤独’".夫妻二人在文中称，他们没有孤独，只有快乐，他们的婚姻是"天作之合".

"我108岁时翁帆54岁"

2006年杨振宁、翁帆接受新加坡电视采访时，主持人曾月丽直言，在公众场合，杨振宁落落大方，自然流露着对妻子的疼惜之情，而翁帆则似乎还在学习应对不同环境。

翁帆欠身一笑，说： "可以说现在比较适应了，不过有时候还是不习惯，比如说，有好多记者围着我们……以前我是一个学生，环境非常简单，就是在学校里头。可是现在我们经常要旅行，要参加一些活动，要开会。"

婚后几年，陆续有翁帆怀孕的传闻。谣言散布者在网上说： "翁帆怀孕3个月，杨振宁向媒体证实。"另有虚假报道称： "杨先生高兴之情溢于言表，头骄傲地高高昂起。而翁小姐也在旁边娇羞证实，孩子的确是杨先生的。"

来自全世界的恭喜电话在不同年份打至杨家。这让杨振宁夫妇哭笑不得，按网上不同时间不同版本的假消息，翁帆都生了好几个孩子了。

翁帆闺中密友孙颖在征得杨振宁夫妇同意后，委托博客独家辟谣，称此类消息就像每隔一两年就要传出"王菲要复出了"一样……

201 2年春季，杨振宁在广东与妻子翁帆十指相扣，同游大学校园的照片走红网络。

照片上的杨振宁穿着粉色衬衫，力展年轻姿态，倒是36岁的妻子穿着黑色连衣裙，与8年前的少女模样大不相同了。

有记者此前在采访手记中写道，在他们婚姻进入第七个年头时，翁帆明显成熟了，在公众面前更加舒展，可以开怀大笑，一反过去一露面就微蹙眉头的样子。

杨振宁说自己查过资料，美国88岁的男人一般可再活5年。"这几年翁帆把我照顾得很好，我相信自己可以活得更久。"杨振宁2010年88岁"米寿"时称， "我要活到‘茶寿’108岁，翁帆那时54岁，风韵犹存。"

My father, Winston Churchill, began his love affair with painting in his 40s, amid disastrous circumstances. As First Lord of the Admiralty in 1915, he was deeply involved in a campaign in the Dardanelles that could have shortened the course of a bloody world war. But when the mission failed, with great loss of life, Churchill paid the price, both publicly and privately. He was removed from the admiralty and effectively sidelined.

Overwhelmed by the catastrophe — “I thought he would die of grief,” said his wife, Clementine —he retired with his family to Hoe Farm, a country retreat in Surrey. There, as Churchill later recalled, “The muse of painting came to my rescue!”

Wandering in the garden one day, he chanced upon his sister-in-law sketching with watercolors. He watched her for a few minutes, then borrowed her brush and tried his hand. The muse had cast her spell!

Churchill soon decided to experiment with oils. Delighted with this distraction from his dark broodings, Clementine rushed off to buy whatever paints she could find.

For Churchill, however, the next step seemed difficult as he contemplated with unaccustomed nervousness the blameless whiteness of a new canvas. He started with the sky and later described how “very gingerly I mixed a little blue paint on the palette, and then with infinite precaution made a mark about as big as a bean upon the affronted snow-white shield. At that moment the sound of a motor car was heard in the drive. From this chariot stepped the gifted wife of Sir John Lavery .”

“ ‘Painting!’ she declared. ‘But what are you hesitating about? Let me have the brush — the big one.’ Splash into the turpentine, wallop into the blue and the white, frantic flourish on the palette, and then several fierce strokes and slashes of blue on the absolutely cowering canvas.”

At that time, John Lavery— a Churchill neighbor and celebrated painter— was tutoring Churchill in his art. Later, Lavery said of his unusual pupil: “Had he chosen painting instead of statesmanship, I believe he would have been a great master with the brush.”

In painting, Churchill had discovered a companion with whom he was to walk for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years that remained to him. After the war, painting would offer deep solace when, in 1921, the death of the mother was followed two months later by the loss of his and Clementine’s beloved three-year-old daughter, Marigold. Battered by grief, Winston took refuge at the home of friends in Scotland, finding comfort in his painting. He wrote to Clementine: “I went out and painted a beautiful river in the afternoon light with crimson and golden hills in the background. Alas I keep feeling the hurt of the Duckadilly (Marigold’s pet name).”

Historians have called the decade after 1929, when the Conservative government fell and Winston was out of office, his wilderness years. Politically he may have been wandering in barren places, a lonely fighter trying to awaken Britain to the menace of Hitler, but artistically that wilderness bore abundant fruit. During these years he often painted in the South of France. Of the 500-odd canvases extant, roughly 250 date from 1930 to 1939.

Painting remained a joy to Churchill to the end of his life. “Happy are the painters,” he had written in his book Painting as a Pastime, “ for they shall not be lonely. Light and color, peace and hope, will keep them company to the end of the day.” And so it was for my father.

我的父亲，温斯顿·丘吉尔，在他四十多岁时开始迷恋上绘画，当时环境异常恶劣。那是在1915年，任海军大臣的他，积极投身于在达达尼尔海峡的一场战役中，这场战役本可以缩短那段血雨腥风的世界大战。但由于遭受失败，伤亡惨重，丘吉尔于公于私都付出了代价。他被从海军部调离且实则坐起了冷板凳。

在灾难的折磨下——他的妻子克莱门廷说：“我想他会痛苦而死，”——他携家带口来到萨利郡的一处乡间静居霍·华姆。在那儿，丘吉尔后来回忆道，“是绘画中的冥思拯救了我！”

一天他在花园散步时，偶然看到他的弟媳在用水彩作画。他观察了几分钟，然后向她借了画笔并一试身手。他的专注仿佛给他施了魔法！

丘吉尔很快就决定试试去画油画。看到他从阴暗的忧郁思中解脱出来，克莱门廷非常开心，她赶忙去买所有能买到的颜料。

然而，迈出下一步似乎有些困难，因为丘吉尔看到一块新画布的洁白无暇时感到无所适从和为难。他先从天空画起，后来他描述如何“非常谨慎地在调色板上加入一点儿蓝色调，然后以万分的小心，在这块被蓄意冒犯的雪白的防护板上点上豌豆大的一笔。这时，传来一阵驾驶机动车的马达声。约翰·拉威利先生才华出众的太太从这辆车中姗然而下。

“‘在画画呀！’她高声说着。‘可你还在犹豫什么呢？给我那支笔——那支头号的。’只见松油飞溅，她在蓝白颜料间挥毫泼墨，在调色板上龙飞凤舞，接着在吓得发皱的油画布上用力东戳西捣几下蓝色。”

那时，约翰·拉威利——丘吉尔的邻居，也是一位有名的画家—正教丘吉尔学画。后来提及他的这位特殊的学生，拉威利说：“倘若他选择绘画而不是从政，我相信他会是位绘画大师的。”

在绘画中，丘吉尔找到了能陪他度过余生大部分时光的知已。战后，在1921年，母亲刚去世两个月，他和克莱门廷就失去了他们深爱着的三岁女儿玛丽戈尔德，这时作画给了他一些安慰。在痛苦的打击下，温斯顿来到苏格兰朋友们的家中以求得安慰，用绘画来解脱自己。他在给克莱门廷的信中说：“我出外画了一条夕阳下美丽的溪流，背后映衬着晚霞的群山。唉，达克迪莉（玛丽戈尔德的昵称）使我的苦痛总是挥之不去。

史学家把1929年后的十年，也就是保守党政府垮台而温斯顿下台的时间，称为他的荒凉岁月。政治上，他一直在举步维艰的处境中徘徊，是一个孤独的勇士在努力唤起受到希特勒威胁的国人，但在艺术上他在那荒凉岁月却硕果累累。这些年他经常在法国南部作画。在现存的500多张油画中，大约250张是1930至1939年间的作品。

绘画给丘吉尔带来了乐趣直到他的人生尽头。在他所著的《画中的消遣》里说：“画家其乐融融，因为他们不会孤独。光与色，和平与希望，会始终伴随他们。”我父亲就是这样一个人。

[温斯顿·丘吉尔:生活侧记-名人传记英文故事

国将领冯玉祥出身贫寒，十二岁就入伍当了兵。

那时，部队里一般逢三、五日领饷，五、十日打靶。打靶但就是件苦事，不管严冬酷暑，刮风下雨，在地上一伏就就是半天。冯玉祥的父亲冯有茂心疼玉祥年龄小，身板差，每逢打靶的日子，总要给他几个小钱，让他买两个烧饼补补身子。

玉祥虽说接过了钱，可心里老就是犯嘀咕：家中的日子本来就不好过，何况前些天父亲又坠马摔伤了右腿，正需改善饮食，好好调养。这钱，怎能自己享用呢？于就是，他把父亲给的钱都攒了起来，再加上省吃俭用节余下来的一点饷金，凑足二十四个钱，到肉铺买了二斤猪肉，送回家中。

晚上，父亲收工回来，发现锅里炖着香喷喷的猪肉，十分个性，就问站在锅灶前的玉祥：“孩子，这肉就是从哪儿来的？”

玉祥笑着说：“一不就是偷的，二不就是抢的，你就放心大胆地吃吧！”

可正直憨厚的有茂老汉硬要打破砂锅问到底，没办法，玉祥只好如实讲了。

冯有茂听罢，顿时一阵心酸，眼泪夺眶而出。

这事发生在1897年，那年冯玉祥刚满十五岁。此时二十年后，他仍没忘记此事，还专门写了一首搞笑的打油诗呢！

“肥肉二斤买回家，手自炖熟奉吾父。家贫得肉良非易，老父食之儿蹈舞。”

哲理：不论处在怎样样的环境下，都不能忘记父母给予我们的爱，此时以孝为道就是我们中国的传统美德。

高尔基，前苏联大文豪，列宁称他是“无产阶级艺术的最杰出的代表人物”

他出生在沙俄时代的一个木匠家庭，4岁丧父，寄养在外祖母家。正因家庭极为寒，他只读过两年小学。10岁时就走入冷酷的“人间”。他当过学徒、搬运工人、面包师。还两度到俄国南方流浪，受尽苦难生活的折磨。但他十分钟爱读书，在任何状况下，他都要利用一切机会，扑在书上如饥似渴地读着。如他自我所说：“我扑在书，就像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一样。”

他为了读书，受尽了屈辱。10岁时在鞋店当学徒，没有钱买书，就到处借书读。那时的学龄前徒，实际上是奴仆：上街买东西，生炉子，擦地板，洗菜带孩子……每一天从早晨干到半夜。在劳累一天之后，用自制的小灯，坚持读书。

老板娘禁止高尔基读书，还到阁楼上搜书，搜到书就撕碎。正因读书，还挨过老板娘的毒打。高尔基为了看书，什么都能忍受，甚至甘愿忍受拷打。他说过：“假如有人向我提议说：‘你去广场上用棍棒打你一顿!’我想，就是这种条件，我也能够理解的。”

由于高尔基生命如饥似渴地读书，勤奋不懈地发奋，他写下了超多有影响的作品：《海燕》、《鹰之歌》、《母亲》、《克里姆·萨姆金的生命》、《童年》、《人间》、《我的大学》。除此之外，还写了剧本和超多的政论、特写、文艺评论等。

鲁迅先生的文章我们看得很多，但对于他作为父亲的事迹，却基本很少看到。其实鲁迅也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他教育儿子的方法非常值得借鉴。

鲁迅因擅写杂文，嘻笑怒骂皆成文章，有人就认为他一脸正气，为人严肃，缺少人情味。其实，鲁迅既有“横眉冷对千夫指”的一面，也有“俯首甘为孺子牛”的一面。他在家庭中，便是一位宽厚的丈夫，慈爱的父亲。因为有鲁迅充满父爱的艺术教育方法，海婴最终成才。

1、给孩子全部的爱。

鲁迅晚年得子，自然喜爱万分，鲁迅对海婴倾注了全部的父爱。每天深夜12时至凌晨2时，他一定要轻轻上楼，察看海婴的睡眠情况，帮忙盖好被子;孩子睡足就逗孩子玩，孩子倦了就抱起孩子，哼着催眠曲，把孩子送进梦乡;孩子病了，鲁迅更是彻夜守护。正如鲁迅妻子许广平所说的：“他是尽了很大的力量，努力分担那可能范围里的为父之责的。”

2、信守承诺，尊重孩子。

海婴渐渐长大了，鲁迅就有选择地带他去看电影。凡是益于儿童身心健康的，如《泰山之子》、《米老鼠》及世界风光类的影片，鲁迅常常带他去观看。一次，吃晚饭时，海婴听说饮誉世界的“海京伯”马戏团到上海演出，高兴得手舞足蹈。但鲁迅考虑到马戏团大多为猛兽表演，且在深夜临睡前，怕海婴受到惊吓，终于没有带他去看。海婴为此嚎啕大哭了一场。鲁迅第二天便耐心地对他说明了原因，答应别找机会，白天陪他去看。鲁迅在1933年10月20日的《日记》中有这样一条记载：“午后同广平携海婴去海京伯兽苑。” 这件事给海婴印象很深，以后每提及此事，海婴就动情地说：“父亲对我如此真心的爱，使我认识到一个人如何才能当一个好父亲。”

3、理解孩子。

鲁迅把儿童看作民族的未来，国家的希望，竭力反对两种因袭的错误教育方法：一种是粗暴压服的方法，对儿童非打即骂，使得儿童从小唯唯诺诺，低声下气，思想愚钝，目光呆滞，父母却美其名曰“听话”，自以为是教育的成功，其实这类孩子长大以后，“如暂出樊笼的小禽，他决不会飞鸣，也不会跳跃。”另一种是娇生惯养的方法，任其跋扈，放任不管，使儿童在家里成了“小霸王”要什么给什么，待到将来走到社会，“便如失了网的蜘蛛一般，立刻毫无能力。”

鲁迅提倡，对儿童要了解他们的心灵世界，懂得他们的兴趣和喜好。他曾经说：“孩子的世界，与成人截然不同;倘不先行理解，一味蛮做，便大碍于孩子的发达。”有一天，鲁迅在家里请朋友吃饭，桌上摆了一盘鱼丸子，海婴面前也放了一小碟，他先夹了一个尝尝，觉得味道不新鲜，就嚷菜坏了。大家从大盘中拣来尝了尝，都说是新鲜的，以为是孩子瞎嚷，就不去理他。但鲁迅却认真地对待孩子的意见，把海婴碟子里的拣来尝了尝，果然味道变了，赶紧吐了出来。鲁迅说：“孩子说不新鲜，一定有他的道理，不加以查看就抹杀是不对的。”

4、要教导孩子。

鲁迅认为，对儿童要循循善诱，教给他们文化知识，使他们明辨事理。儿童天真活泼，喜欢游戏，有爱美的天性，大人要注意发展儿童的想象力和求知欲。他曾经说过：“孩子是可以敬服的，他常常想到星月以上的境界，想到地面以下的情形，想到花卉的用处，想到昆虫的语言，他想飞上天空，他想潜入蚁穴……”

因此，对孩子们提出的问题，鲁迅总是不厌其烦地给予解答，如果问题过于复杂，他就会说 “等你大一点读书了，书本和先生会告诉你的。”

5、让孩子游戏。

鲁迅曾经指出：“游戏是儿童最正当的行为，玩具是儿童的天使。”鲁迅就是从孩子摆弄玩具中，根据儿童的.特点，引导，发展他们的兴趣爱好，促使其健康成材的。

鲁迅发现海婴从小对理工知识有兴趣，便给海婴买来一套木工工具的玩具。小海婴捧如至宝，常常用它敲敲打打，那认真的神态，俨然像一个小工程师在盖房子。鲁迅还常常带海婴到郊外去玩，欣赏清清的河水，鲜艳的野花，嫩绿的庄稼，追逐漂亮的蝴蝶，捕捉有趣的昆虫。野外的新鲜空气，滋润着海婴稚嫩的心田。一次，鲁迅好友瞿秋白送海婴一套苏联儿童玩具，这是一种类似积木的铁制玩具，有上百个金属零件，可以组装出各种各样的玩意儿，小到简单的翘翘板，大到复杂的起重机、飞机等。瞿秋白的夫人杨之华在玩具盒上用娟秀的笔体，写明一共有多少零件，如何玩法。鲁迅和许广平慎重地对小海婴说：“这是何叔叔、何叔母从苏联带给你的，你可要格外爱惜。”小海婴迷上了“积铁”，一玩就是半天。他由玩“积铁”开始，迷上了理工技术，小小年纪，就能拆钟、修锁、装矿石收音机了。

出生在那个年代，却有如此先进而科学的育儿观念，鲁迅真是一位大师。

经风雨，见彩虹——李嘉诚的“父教”故事

1940年冬天，李嘉诚一家离井背乡，逃至香港。流离失所来到异地，是李嘉诚生命中第一次转折，也是他经历人间苦难的开始。香港，那是一个“金钱至上”的社会，初到香港的李嘉诚茫然了，举目看到世态炎凉，心里产生很多感想，童年时五彩缤纷的梦想和天真被现实粉碎了。但是尽管有纠缠不清的困惑，李嘉诚并没有失望，没有失去信心，还是充满斗志地实现自己学业的理想。

在亲友们的帮助下，李嘉诚进入香港的中学继续初中学业，清一色的英语教材使李嘉诚内心复杂世界又添一份学业上的惶恐不安。虽然困难重重，但对于生性倔强、做事从不半途而废的李嘉诚来说，这是一次极好的应战。李嘉诚起早贪黑，抓住点滴时间补课，渐渐地，终于跟上了班里的学习进度。

然而正当李嘉诚踌躇满志、刻苦学习的时候，一个巨大的不幸降临到李氏一家人头上。父亲李云经因劳累过度不幸染上肺病，身为长子的李嘉诚一边照顾父亲，一边拼命温习功课，他想让学业有好成绩使父亲高兴。贫病交加、卧床不起的父亲，视李嘉诚的学业比自己生命还重，他多次嘱咐李嘉诚千万别让为父的病情耽搁了学业。为了不使儿子失学，这个尊敬的父亲将自己的药钱存下来，供李嘉诚读书，由此以往，父亲的病愈来愈重，李嘉诚至今还记得，自己每次去医院给父亲送饭，父亲不是抱怨太多太好，就是将饭盒中的菜塞到李嘉诚的嘴里。

在如此生活重压下，李嘉诚仍然未放弃自己的理想，更加拼命学习，终于“后来者居上”，名列前茅。但是，父亲还是离他而去了。临终前，父亲喘息着，用尽力气抓住儿子的手，嘴里喃喃叮嘱李嘉诚要有勇气，好好做人，说：“阿诚，阿爸对不起你……”还在为自己优秀的儿子学业将从此中断而遗憾。

周有光先生今年已110岁了。他对中国思想文化的贡献，典型地体现在其晚年精心结撰的学术随笔上。在85岁那年，周先生离开办公室，走出“专业的深井”，开始在无边无际的知识海洋里起航。他以读书为帆，以思考为舵，以写作为桨；他心无挂碍，目光如炬，跨越横蹊，脱离窠臼，对陈规戒律犁庭扫穴，对真知真理热情推介；他融汇文史哲经，吸纳古今文化，提出一系列真知灼见，并赢得“周百科”的称誉。

周老拥有比无数老年人和中青年更为清醒的思想。周老的学术随笔，纵论今古，时空交错，叙评结合，臧否人物，叙述从容，论理透彻。他说：“历史像一条河一样，河的上面有波浪，这个波浪受风的影响，一下子往东，一下子往西。你在这个波浪里面生活，弄得眼花缭乱，弄不清楚。我现在不研究河流上的风浪，我研究河流下面的潜流，潜流比较稳定，它的方向比较明白。我就是研究这个潜流，根据潜流，我假定一个理论，就是我自己认为可以讲清楚的，就是整个人类前进轨道是怎么回事。”

2007年，我担任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副秘书长，自此每年1月我都与学会领导一起，前往名誉会长周有光先生的寓所，为老人贺寿。后来，又先后数次陪同外地友人前往探望。每次拜会，我都被百岁老人的睿智谈吐、和蔼音容及独特的人格魅力所感动。

一次利用在北京开会间隙去探望周先生，先生微笑着说：“以前，都是从国家的角度看世界，所以观点各不相同。现在，应该从世界角度去看国家。光从中国角度看也是看不清的。”老人娓娓道来的这段话，絮絮如话家常，但认真回味，却如醍醐灌顶，令人警醒。这就是知识老人在世界观和方法论上的文化启蒙。我当时心中蓦然浮现“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的诗意图画——百岁老人高瞻远瞩的目光与安详淡定的神态，给我留下难忘的印象。

多年来，我尽量搜集并力求系统地研读周公关于社会文化的著述，俯读仰思，反复品味，常有豁然开朗的感受。随着阅读的深入，思想渐入佳境，视野、胸襟渐次开阔，视角、思维、逻辑以及对事物的观察、分析和评论，第一跳出僵化的窠臼，第二不再拘泥于微观枝节，而尽力在历史长河和世界范畴时空交叉的维度着眼、联想、比较、探研……这也许就是古人所说的“精骛八极，心游万仞”吧。自身的文化开蒙和思想升华，完全归功于周老“授人以渔”的思想点化和润物无声的文化推力。

越王勾践击败吴国以后，越国大夫范蠡功成身退，做起了生意并积累了巨大的财富，人称陶朱公。

陶朱公二儿子在楚国杀了人，被囚禁于楚，范蠡的家人想将儿子赎回来。但范蠡说：“杀人偿命，这是天理，我的儿子也不能例外。我只希望让他不要在街上示众。

于是他让小儿子带上许多钱去楚国。范蠡的大儿子却坚持要替弟弟去，范蠡只好同意。临行前，范蠡给他一封信，要他交给自己的老朋友庄先生，并嘱咐说：“他到了那里，把带去的黄金都交给庄先生，让他代你处理。”

到了楚国，大儿子好不容易才找到庄先生的住处，交给他书信和黄金。庄先生收下之后说：“你的事情已经办完了，赶快离开这里吧。”范蠡的大儿子觉得这是一个贪财和人。

其实庄先生只是把那些钱当作信物，待事情办成后再如数奉还。他虽然看起来很穷，但他的廉洁正直广为人知，在楚国有极高的威望，楚国的一些大臣们都把他当作老师一样对待。

不久，庄先生晋见楚王，说：“臣夜观天象，发现有个星宿的位置有些异常，这有害于楚国。只有积德行善才能避祸消灾。”楚王想了想，传旨封存所有的国库。

大儿子也并没有离开，而是继续在楚国住了下来，并结交了一些贵族。一个贵族告诉大儿子：“每次大赦前，都要封存国库，楚王昨晚已派使者封存国库了，看来又要大赦了。”

范家大儿子听后高兴极了，但又一想，我弟弟出来，这是国王的恩赐，那老头凭什么白拿那么多黄金呢?于是登门去取那钱财。

就来到庄先生家，说：“我听说国王准备大赦，我的弟弟马上就要出来了，特地来向您辞行。”

庄先生明白他的意思，说说：“你把带来的黄金也带回去吧。”大儿子不客气地取走了黄金。

但是他走后，庄先生感到心里很窝囊，于是又去面见楚王，说：“我上次说星象不好，大王就要大赦，这太好了。但我听到人们议论说，大王你其实是为了陶朱公的儿子才实行大赦的，因为陶朱公的儿子杀了人被囚禁在我们楚国，他家拿了许多钱来贿赂我们楚国的大臣。”

楚王一听大怒，下令将范家的二儿子先杀死，然后再实行大赦。

大儿子将弟弟的尸体运回了家，他的家人都很悲痛，唯有陶朱公说：“我知道他这一去，他的弟弟一定会死。他不是不爱他的弟弟，只是舍不得花钱。他小时候吃尽了苦，知道谋生的艰难，所以生活非常节俭。至于他的小弟弟，他生出以后就看到我万贯家财，所以花钱像流水一般。我派小儿子去，就是看他舍得花钱。而大儿子却硬是要去，他这一去，我就一直在等我二儿子的尸体回来。

陶朱公的长子由于过分看重金钱，结果却因小失大，害了自己弟弟的性命。

在台湾，她是获得过大奖但不按常理出牌的“奇怪的记者”，而在麻风村，为了麻风病人子女的教育问题，她“像疯子一样作战”了十年。

每个人的人生，都会直面厚重艰难的课题。是逃避，还是用力在生命的轨迹里添上厚重的一笔?

台湾女记者张平宜选择了后者。张平宜曾是台湾新闻界最出色的记者之一，12年职业生涯中，以作品《台湾艾滋病防治经验》、《终战五十年省思日本三大反人道罪行》先后获得台湾地区新闻界最大的奖项“吴舜文新闻奖”和“行政院新闻局金鼎奖”。

另—个世界

1999年夏天之前，张平宜尚未意识到麻风村会与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紧密联系。

当时，她是台湾《中国x报》的资深记者，工作稳定，家中有一栋4层楼的依山别墅，并配备佣人，开跑车，爱时髦，生活无忧。

像一些同龄女性一样，随着小儿子的降生，她打算辞职当专职家庭主妇。在辞职前，她安排了最后一次采访任务——跟着国际救援组织到云南、四川一带的麻风村考察，当时她来到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一个叫大营盘的小村庄。

从1959年开始，因为麻风病的蔓延，当地政府在大营盘建立了麻风康复村，对麻风病人实行隔离集中的治疗，张平宜到来的时候，这里已经遭受麻风病侵蚀半个多世纪。

第一次从台湾深入到大陆偏远底层的农村，穷山恶水，生活条件极其恶劣。封闭隔绝的破败景象让她震惊。这些村子极为偏僻，利用自然地形与世隔绝，仍停滞在无水无电、刀耕火种的原始社会。无家可归的老残病人遭疾病侵袭，有人眼瞎、鼻残、五官严重扭曲变形，有人缺手断脚，只能在地上匍匐爬行，包伤口的布烂了，苍蝇在周围围绕，走过的地方都是血痕。

“那里的孩子，他们没有一个穿着像样的衣服，很多人光着身子，身上脏得只能看到两颗眼珠子，眼神空洞，”初到大营盘时，张平宜很疑惑为什么这个地方的孩子脸上都长满了一颗颗的痣?直到她走近一看才知道——“天啊!那不是痣，而是一只只苍蝇停在孩子们的脸上。”

他们是麻风病人的子女，生在麻风村、长在麻风村，除了集体户口外，他们没有自己的身份。麻风病人尚有身份和补助，他们的子女却一无所有，麻风病人的第二代、第三代不仅是文盲，更是所谓的“幽灵人口”，背负着麻风病人的宿命，他们走不出麻风村。没办法读书，个别人只好隐瞒身份到外地去上学。

麻风病人没有被安排在疗养院集中治疗，生活在最原始的山村中与世隔绝。麻风村民只能近亲通婚，一生再生，小孩也没机会受教育。出生，成长、成婚，又有新的孩子源源不绝地出生，一条看不见的线似乎圈着这些被命运诅咒却无辜的脸。

张平宜是个爱哭的人，但她认为自己并非是一个没有见过世面的弱女子，多年从事的记者职业早已让她给自己披上防护衣，但是她哭了。

最初她的想法很简单，只打算尽一个记者的职责，将看见的事情传播出去。但是，如今回头看，一转身的工夫，她的命运与麻风村已经紧密相连了十年之久。

“我是一个母亲，看到麻风村里的那些孩子，我做不到转头离去。”张平宜如是说。

作为第一个进去大营盘的台湾记者，张平宜担心，以后还会有记者再进去吗?如果自己狠心离去，大营盘那些孩子的情况还要多少年才会被披露出来?一般人不会有心情去关心并走进麻风村，也不可能会有人跑去关注这群隐藏在社会最底层的人。

因为那一张张无辜的小脸蛋，张平宜心里很清楚，如果麻风村子女的救援教育不开始，他们将永无受教育的机会，一辈子都无法走出被人歧视的麻风村。

经过十年的努力，张平宜已经在大营盘建立国内麻风村第一所正规学校，2005年凉山地区的麻风村告别“幽灵村”的历史，在完成一轮户口普查后，大营盘成为正式的行政村。

2005年大营盘小学毕业典礼，张平宜邀请了两岸媒体去采访，台湾和大陆都去了好几家媒体，“‘啪’，把这件事情一报出来，大营盘的户口普查工作就展开了”，张平宜形容当时的媒体效应。

媒体的关注，使当地政府将更多关爱的眼光投向麻风村。2007年国家投入扶贫资金在当地修路、引水、建房屋，给村民增加补助，并建学生餐厅，盖中学校舍等。

3月中旬，张平宜再次回到麻风村，她每次回去一般会呆上一个月左右。

像疯子—样作战

最初的开天辟地是艰难的，因为民间社会的歧视，以及长期的隔离政策和落后的经济措施，导致大营盘与地方社会结构的断裂，麻风村成了一个“刻意被遗忘的黑暗角落”。

凉山大营盘村对她这位来自台北的都会女子来说，真是一个化外之地。但最让她感到心力交瘁的不是环境的恶劣，而是和当地官员的斡旋，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封闭社会里，当地官员们认为她大老远地从台湾来到四川凉山，一天到晚在麻风村帮助别人，铁定是为了要投资获利，要不然就是来这儿搞特务工作。

“张小姐很难缠的”，张平宜说当地官员这样评价自己，她甚至被称做“台湾来的女特务”，虽是玩笑之说，但天外来客的尴尬，没少让张平宜吃苦头。

“用他们的想法就会这样解读，因为他们完全不懂得什么叫人道救援，也不懂得人道关怀。他们不能理解的是，你张平宜又没有名、又没有利，还拿钱出来，难道这个女人疯了吗?”

她刚到的那几年，由于汉族和彝族的文化差异和冲击，张平宜和官员更是经常起冲突，推展工作处处碰壁。她无法和那些刁难她的官员谈所谓的人道关怀，所谓的生命价值，相处过程中却不乏斗智斗勇之处。

为了申请学校用地、经费，最初张平宜对当地政府寄予了很大希望。2006年时，张平宜说自己已经发誓再也不跟官员打交道了。“我咬着牙做就是了，我不想跟他们再去争什么。我们把自己封闭在麻风村里，在自己的学校里，带着孩子成长，孩子们没吃、没穿，我们就自己去找，不再指望当地官员。”

“像疯子一样在前方作战”，张平宜这样形容自己在大营盘的经历，“如果我是个男人，早就被赶走了。人家以为你去行善，结果我们要跟他们作战。但我们争的是当地人的利益，结果是选择了跟孩子们一起走这条路，一走就十年。我知道我一放手他们就会回到原点。我觉得这是最笨的方法，可也是最实在的方法。我有时候想想，真没想到我的人生竟然会转去那做这个事。”

“我必须承认，如果不是当年征战新闻战场的惯病，你一个人无论如何都得把选题做回来，我就不可能这样做。”张平宜说，但她还是慢慢学会了更有耐心，留心观察当地的文化，请教当地学者，从学者们对彝族麻风村的田野调查中，考察了疾病之于村落的生活影响，才渐渐地抓住了对凉山的感觉。现在，大营盘小学已经逐步成为一个成熟的教学点，老师人数已经有12个，学生30人。

中国有800多个麻风村，光云南就有200多个。之所以选择在大营盘这个地方奋斗，张平宜说，是因为我想在这里做一个样板，让后来者比照。

张平宜的新书《台湾娘子上凉山》在台湾出版，她说希望通过这本记录了自己十年凉山经历的书，帮助孩子们把大营盘中学建立起来，“这也许是我最后一次替他们这样的发声请求”，她说的是跟当地政府的“最后一搏”。为了建立大营盘中学，她甚至给温x宝写过信，向凉山政府申请30亩地盖学校用。后来，在政府主导下，大营盘中学虽然已经建立起来了，但仍未有老师到位，“出这本书真的很希望能够帮孩子们把中学建立起来”。

为了募集资金，张平宜在台湾成立了“希望之翼协会”，不定期向社会募捐。目前，在学校的运营上，协会尚能解决资金问题。但如果需要大笔费用，协会会跟其他一些基金会合作，或者向台湾企业家筹集。

一个奇怪的记者

她的朋友评价她是个疯狂而执著的女人，她则说自己是个脾气很大的人，以前在报社工作时，她就是一个非常奇怪的记者。很多记者喜欢跑比较抢版面的“立法院”政治或财经新闻线，对社会边缘的题目根本不感兴趣。但张平宜从入行开始就在做社会关怀的议题。

“这样的议题很少有编辑会感兴趣，因为没有卖点，但好在我文笔还可以。张平宜在报社是一个没有专属版面的记者，她的文章可以放在任何一个版面，可又不隶属于哪一个版。报社的同事早已知道她是一个不按常理出牌的记者。

1992年的某一天，张平宜在高雄的精神病院采访精神病患者选举投票，有人过来跟她说，“平宜，你采访艾滋病的报道得了吴舜文新闻奖”。在此之前，张平宜对艾滋病的关注已经有七年了，对于不同的艾滋病群体、艾滋病酒吧、保险套等问题，她都会去观察。

1996年，张平宜获得“行政院新闻局金鼎奖”，则是对731人体实验部队和南京大屠杀的问题有了长期跟进后，凭报道《终战五十年省思日本三大反人道罪行》而获奖。

据说，当时大家都以为这个获得大奖的张平宜应该是个老头子，他们不会想到，写这种东西的人其实是一个三十岁的女记者。

“我管你有没有版面，我觉得我做的是我自己。所以说大家说我是一个疯狂执著的女人，没错。”

她在医生丈夫的眼里，原是个又娇生惯养又脾气不好的千金大小姐，除了做记者外什么都不会，也从来都不会做饭，现在却可以在学校给几百个孩子做饭。她先生总是说自己做梦都没有想到她可以吃那么多的苦，并且在环境那么恶劣的地方还能够苦中作乐，看到了她崭新的另外一面，所以他很支持。

好多人看到她书封面的照片，都说照片和本人有差异。不是五官上的差别，而是神采，10年后的她，过度的操劳的脸上已浮现了沧桑感。

她笑说，她也很想有充足的时间休息，然后像其他女人一样去做做美容，把脸上的一些斑点去掉。

她形容自己这一辈子的感情跟大营盘是割不下的，因为已经内化成为生命的一部分，会掌控着她的悲欢。接下来，她很希望角色上可以有点改变，她可以跟一般的女人做一样的事。

为了让孩子理解自己，张平宜曾带两个儿子去麻风村，她认为这是最好的言传身教。小儿子小学三年级第一次去那里，背了一袋恐龙玩具，教麻风村的孩子认识各种恐龙。现在两个儿子每年都会去做义工，她希望两个儿子能从中学会与人交流，在爱自己的同时也懂得爱别人。

这个内在非常感性，说话和行事却风风火火的女人，在听到中央电视台记者要和她一起从成都一路跟拍到大盘营村，她立马打了回票，旁边的助理不解地问她为什么?她的回答劲爆得让记者差点从椅子上摔下来，她说：“我才不要，我还要保持我挖鼻孔的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