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级写名人故事（精品20篇）

臭美猪和稻草人

森林里住着一头小猪，它非常爱美。每天一大早，它就开始打扮自己，无论见到了谁，都会上前问道：“喂！你看我美不美？”小动物都把它叫做臭美猪。

一天，臭美猪发现稻田里多出来一个“怪物”。“天哪，这丑八怪是谁呀？”臭美猪冷冷地说。这时，小麻雀飞过来告诉它：“这是稻草人，是个不学无术的笨家伙。”

臭美猪心想：这稻草人，什么都不会，要是我在它面前好好炫耀一番，它一定会对我刮目相看的。于是，臭美猪在稻草人面前又是唱歌，又是跳舞，表演了许多精彩的节目。可稻草人呢？依然无动于衷，默不作声。

臭美猪恼羞成怒，正准备发作时，“呼呼——”风婆婆从远处飘了过来，亲切地说：“臭美猪，你可知道稻草人每天站在这里，是为了赶走来偷吃粮食的麻雀。是它赶走了麻雀，换来了秋天的丰收呀！所以，它是庄稼的保护神！”

就在这时，一只麻雀偷偷溜进了稻田里，看着一颗颗饱满的稻穗馋得口水直流。突然，小麻雀好像发现了什么，吓得全身发抖，刚回过神扑棱棱飞走了。原来它看见了庄稼保护神——稻草人。

眼前的这一幕让臭美猪恍然大悟。它终于明白：外表美丑并不重要，能给被人带来快乐和帮助才是人生最大的意义。

从这以后，臭美猪每天都会去稻田陪伴着稻草人，给稻草人唱歌、跳舞……

1879年3月的一天，他出生在德国的一个犹太家庭里，但很快便被戴上了“天资愚钝”的帽子，家里的女佣称他为“小笨瓜”——一直笨手笨脚，且到3岁多时才会说话。外界的嘲笑让他产生了自卑感，同时养成了一个癖好，在对人说话之前，一定先要小声地对着自己说一遍，演练一次，直到觉得没问题，才敢说。

6岁时，他被母亲送到学校，但也因为“愚钝”和不爱听老师的话而被迫退学。后来无奈之下，母亲只好把他送进一个天主教的学校里，他也因此成了该所学校70多年来的第一个犹太学生，可他的表现依然不是很好，老师们都不愿意关注他。

虽然学习不是太好，但他却有一个好品质——心地善良。10岁时，他遇到了一个叫马克斯·塔木德的哥哥，塔木德是一个家庭非常贫困的医科大学生，在学校连像样一点的饭菜都吃不起。

于是，他便请求父母让这个哥哥每周来他们家吃一次饭，算是加餐，并且要求母亲要拿出最好的食物来招待塔木德。

他的善心深深地感动了塔木德，作为一个穷学生，塔木德没什么东西能回报这个小弟弟的，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每次来都带上一本从图书馆借来的书给他看，这些书都是科学书籍，包括21卷的《通俗自然科学》丛书，该书强调生物和物理之间的内在联系，并且详细地记载了当时世界上的许多科学实验，这让他如获至宝，仿佛一下子开窍了似的，开始了如饥如渴地阅读了起来。

接着，塔木德又给他带来了一些几何和数学方面的书籍，这些书本该等他再长大些才能看得懂的，但他却能看得津津有味，有不懂的地方便向塔木德请教。

大约3个月后，塔木德发现自己已经无法解答他的问题了。“因为弟弟的水平已经超过了我！”

他便是后来享誉世界的伟大物理学家、相对论的创立者——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我得感谢塔木德哥哥，是他帮我开启了探索科学的兴趣大门，他是我真正的启蒙老师。”

而塔木德却说：“我不敢邀功，我当时做梦也没想到，自己是在跟一个天才打交道，是他的善良和爱心，让我觉得必须得为他做点什么。”

做一个善良的好人，到底有没有用？爱因斯坦的这个真实经历，或许已经给了我们答案。

杜甫虽然出生在一个官僚家庭，是个官二代，但无奈家道中落，一生仕途不顺，屡受打击。如长安十年，杜甫为谋官历尽艰辛，受尽屈辱。大到受骗上当被权相耍弄，小到残杯冷炙，蔬食不饱。杜甫36岁那年，参加了玄宗的特科考试。但这次考试被权相李林甫操纵，竟一个不取，反倒上表祝贺玄宗，称“野无遗贤”，似乎天下的能人都已被朝廷延揽，剩下的都是些扶不起教不出的草莽之辈。杜甫兴冲冲而来，心悬悬而去，受到了无情的愚弄。

杜甫原本雄心勃勃、理想远大，但造化弄人，年过而立却仍无立身之处，经常为了吃饱肚子而四处奔波。754年诗人家居长安城南的少陵，由于长安发生特大的雨灾，米价飞涨，诗人在长安无法生活，只好把妻儿迁到长安城北的奉先县去谋生。而更为可悲的是759年诗人一年就迁移了四次。从洛阳到华州、秦州、同谷，直到四川的成都。杜甫在同谷县出发时在诗中写道：“奈何迫物累，一岁四行役！”可见诗人奔波之苦。这种奔波，除避安史之乱外，主要就是为生活所迫。

杜甫当初决定去同谷时，就是因为得到同谷县令的信，说此地盛产一种薯类，吃饭问题好解决。可杜甫去后情况并不那么乐观，他在《同谷七歌》中写道：“有客有客字子美，白头乱发垂过耳。岁拾橡栗随狙公，天寒日暮山谷里。中原无书归不得，手脚冻皴皮肉死。”手脚冻僵的杜甫苦苦寻找的“橡栗”，是一种不好吃的苦栗子，在庄子“齐物论”里养猴子的“狙公”就拿这个给猴子选择要“朝三”还是“暮四”。可见诗人的生活是饥寒交迫、狼狈不堪的。所以杜甫住了一个多月就只好离开，继续“流动”了。

李白与杜甫都经历过漂泊迁移的生活，但杜甫的情况更加困难。李白漂泊时，常常是一条光棍汉，一人吃饱全家不饿。有多少，花多少，穷点富点，日子都好对付，何况自己账户上还有“五花马，千金裘”，手里有钱，心里不慌。而杜甫在安史之乱以后，到了哪里都是老婆孩子一大帮。经常瓮中无米，灶头无烟。连饿死孩子的惨剧都发生过。

名人成长中的励志小故事：靠拉车求学不丢脸

国画大师李苦禅原名李英，山东高唐县人，出身贫寒。1922年，23岁的他到北京国立艺术专科学校西画系学习。

李苦禅是个穷学生，学习费用全靠家中接济。因囊中羞涩，他住不起旅馆，只得在北京一所破旧的寺庙里栖身。遇到家中接济不上时，他便陷入了吃了上顿没有下顿的困境。于是，他开始靠晚间和休息日拉洋车维持生活。为此，林一卢同学赠其“苦禅”二字为名。此后，他一直用着此名。

1923年秋天，李苦禅到绘画大师齐白石先生的家中拜访。见面后，他恭恭敬敬地对齐白石说：“我爱您的画，想拜您为师，不知您能不能收下我。现在我虽穷，没有什么见面礼给您，但等我将来做了事之后，定将好好孝敬您老人家!”齐白石见他率直质朴，当即就答应了。他急忙跪下就拜，差点摔倒，竟然把齐白石给逗乐了。就这样，这位靠拉洋车维持生活的年轻人，就成了齐白石的第一位拜门弟子。

李苦禅虽然继续在晚间和休息日拉洋车，但总是远离齐白石先生的住所，并把帽檐压得低低的。因为，他怕熟人认出自己，给齐白石丢脸。

说来也巧，有一个星期天，李苦禅拉车到王府井大街兜生意，在路过一家书画店时，恰巧遇到齐白石先生和几位朋友从店里出来。他大吃一惊，正神色慌张地拉车躲避，忽然听到身后传来齐白石的喊声：“苦禅，还不过来，送我回家。”他应了一声，将车掉转过去，请齐白石上车后拉起车就走。途中，齐白石心疼地问：“苦禅，你经济困难，靠拉车度日，怎么不告诉我呀?”他回答：“我对不起老师，给老师丢脸了。”齐白石和蔼地说：“丢脸?丢谁的脸哪?你不知道我是木匠出身，鲁班的门下吗?苦禅哪，靠劳动吃饭是不丢脸的，靠拉车求学是不丢脸的。”

回到家后，齐白石先生将自家院里的一间厢房腾出来给李苦禅住，还给他的一些画上题字，让他卖掉解决生活困难。

在齐白石先生的资助和关爱下，李苦禅退掉了所租的洋车，摆脱了生活困境，开始专心致志地刻苦学画。

齐白石先生对李苦禅这个得意门生的评价是：“余门下弟子数百人，英(李苦禅原名李英)也学我手，英也夺吾心，英也过吾，英也无敌，来日英若不享大名，天地间是无鬼神矣!”

自古英雄多贫寒，从来纨绔少雄男。李苦禅没有辜负齐白石先生的厚望，终于成长为一代书画大师。

名人成长中的励志小故事：潘玮柏

从音乐VJ(电视主持)到“嘻哈天王”，从“NG王”到全能偶像巨星，潘玮柏跨足音乐、戏剧、主持三个不同领域，用自己的丰富经历和精彩表现展现了新时期的偶像才华。诚然，潘玮柏的成功全在他的艰辛付出，但他身上散发出来的至真至诚的交际魅力，同样让人“快乐崇拜”。

为自己对歌迷的不当回应，至真至诚地说抱歉

一次，潘玮柏参加一场歌迷见面会。在交流环节，有个歌迷竟贸然站起来说：“潘帅，我觉得你歌唱得不错，但舞跳得就有些不堪入目了!”潘玮柏听后不悦地反问道：“是吗?我倒觉得我的舞跳得还行，歌唱得实在是不堪入耳。”他的这番“尖锐回应”把歌迷戗在那里，导致歌迷会在沉闷的氛围中不欢而散。事后，经纪人纪宜良劝告他：“越是当面说出你缺点的人，越可能成为你的真心朋友啊。”潘玮柏这才恍然大悟，在纪宜良的协助下，他辗转找到那位歌迷的联系方式，诚恳地向对方道了歉，并认真倾听了对方的批评。后来，潘玮柏多次在公共场合这样说：“我希望别人对我可以直来直去，这样才能知道彼此心里的真正想法。说我唱歌难听、舞跳得烂也无所谓，只要不是恶意的批评，我都很想去听听别人的意见，听听别人怎么看‘潘玮柏’这个人。这样能让我更清楚，哪些是我真正的好朋友。”

一个“天王巨星”能放下身段，执意要找到一个歌迷说抱歉，倾听对方对自己的批评之语，这让人好生敬佩。孔子曰：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当别人直言不讳地指出你的不足时，说明他已把你当成了可以信赖的朋友。对这样的益友，定要诚恳地回执他的善意言行，携手打造出一份稳固而美好的友谊，千万不可针锋相对，错过这样难得的朋友。

替搭档对自己的无心失语，至真至诚地打圆场

潘玮柏在参加偶像剧《不良笑花》的拍摄时，原本觉得演戏不过小菜一碟，却不想一个镜头竟被多次“NG”。有一场，他和杨丞琳拍摄对手戏。在说台词时，他总把“乌龟、猪头”说成“小鬼、小猪”，这让杨丞琳叫苦不迭。最后，杨丞琳实在受不了了，突然冲着他大声叫道：“潘玮柏，你怎么这么笨，我都怀疑你以前是怎么当上主持人的。”话刚落地，杨丞琳立刻为自己无意中说出的过分之语后悔不已。但没想到，潘玮柏却像是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般，冲大家笑着说：“杨丞琳说得很对，要是我，早就会暴打一顿了!”潘玮柏这句调皮话让杨丞琳顿时轻松了许多，但她心里还是隐隐担忧这句话会让潘玮柏心里不舒服。然而，等这部电视剧播出后，潘玮柏在公开场合多次讲道：“杨丞琳在拍摄过程中对自己帮助很大，在她的教导下，我才由不会演戏渐渐入了行，我很感激她。”听到潘玮柏这样说，杨丞琳顿觉自己当初的担忧，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

遭遇别人的责骂、质疑，即便是对方的无心之语，也是非常难堪的。但作为“受害者”的潘玮柏，却能为“施害者”着想，不让对方难堪，替对方打起了圆场，这不得不让人折服于他宅心仁厚的人格魅力。“别人投我以痛，我却报之以微笑。”怀揣这样宽宏大量的君子之德与人交往，你的交际之路也必将会越走越宽、越走越广。

为别人对助理的强烈责难，至真至诚地作解释

明星似乎就意味着高高在上、与众不同，但唱片公司曾一度对潘玮柏最发愁的一点是：他身上找不出一丝一毫明星的“尊贵”来。很多业内人常说，潘玮柏是个非常随和的人，这对他的助理纪亚男来说，感触最为深刻。

有一次，纪亚男陪潘玮柏前去一家电视台录节目。节目录完后，只见潘玮柏从前台走下来，径直来到了自己休息的地方，匆匆忙忙把东西收拾好后，拎着包就走了出来，站在车边等着助理纪亚男一块儿回去。他的这个异常举动让旁人看得目瞪口呆，因为大家从来没有见过等助理的艺人。这时，有人走到正慢悠悠收拾东西的纪亚男面前，不无讽刺地说：“潘帅可在外面等着你呢!”闻听此言的纪亚男不禁脸颊微微一红，赶紧收拾好东西走了出去。在车上，她对潘玮柏诉说了刚才的事，潘玮柏笑着安慰她说：“没事儿，下次我向大家解释一下。”果然，下次接受采访时，潘玮柏就对大家说：“我自己能做到的事情，就不想麻烦别人，哪怕是自己的助理。请你们别责怪纪亚男，她是个好助理。”这句话让纪亚男和旁边的人都大为感动。

交际的最高魅力在于两颗心的真诚相待，而不是一颗心对另一颗心的敲打。当助手纪亚男被指工作不称职时，潘玮柏并没有趾高气扬地去责难对方，而是主动出面作解释，表示是因为自己不让助理这样做才导致出现此种情况的。“善待他人就是善待自己。”潘玮柏身上体现出的这一平实的交际魅力，很是值得朋友们学习。

在演艺圈已闯荡十余年的潘玮柏，在交际中，能够做到严于律己，诚于待人：对歌迷、对搭档、对助手，至真至诚，实属难能可贵。也正是在这些品格的支撑下，潘玮柏才会越走越远，发展得越来越好。

名人成长中的励志小故事：崔永元

著名导演陈可辛执导的《武侠》在戛纳影展首映后，海外媒体好评连连。2011年5月21日，刚从戛纳归来的陈可辛携甄子丹、汤唯、王羽、李小冉等主演在北京召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武侠告白会”。发布会请来了“名嘴”崔永元做主持，一向爱“闹猛”的小崔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在现场巧设情境，妙语连珠戏群星，让现场笑声不断。

无厘话语开涮甑子丹

崔永元首先采访甑子丹：“前段时间看报道。说你的替身有6个，我是打死也不相信。”就在甑子丹点头表示认同的时候，崔永元突然话锋一转：“以你在影坛的身份和地位来说，我觉得至少得有10个以上吧?”台下一片笑声，甑子丹笑着连连摇手：“我拍戏从来不用替身的。”崔永元拍了拍甑子丹的肩膀：“我们都是大老爷们，是男人就得敢作敢当。你看我，得了抑郁症这么大的事都从来不隐瞒，你今天也实话实说吧。”甑子丹：“真的没有。”崔永元：“这个是可以有的!”甑子丹：“这个真没有!”崔永元：“算了，好汉不吃眼前亏。你武功那么高，把你逼急了。我又打不过你。”观众掌声、笑声一片。

崔永元不忘拿甑子丹被热炒的“替身”说事。在这里，崔永元首先假设甄子丹是需要替身的，正是在这个假设的前提下，一句“打死也不相信”的话语才具有色彩极浓的喜剧意义。这句话让人理解是不相信替身一说，谁料竞是嫌替身数量太少，出其不意的话语让现场妙趣横生。在遭甑子丹否认后，崔永元穷追不舍，以自己的抑郁症来诱导，用经典的小品对白来造趣。这个情境的假设，使得两个人无厘头的问答，形成了精彩无比的互动，淋漓尽致地展示了一个优秀主持人的高超语言驾驭技巧。

类比引申巧逗王羽

在采访王羽的时候，崔永元问：“作为香港影坛的老一辈功夫巨星，王羽老师的武侠作品很多。到今天为止，您总共拍了多少部?”王羽想了想说：“大概有50部左右吧。”崔永元故作疑惑不解地说：“我只看到30部，还有20部大概没上映吧。您知道吗?现在的房地产商盖了房子都习惯先掖着藏着，造成热销一空的假象，借以炒作抬高价格，然后再慢慢出售。您是一个众口皆碑德艺双馨的老艺术家，我想肯定不会用这一招的。”王羽不禁哈哈大笑，连说“肯定不会”。

崔永元将王羽“拍了50部电影，只看到30部”与当前的房地产这个社会民生热点巧妙联系在了一起，由此既不露痕迹地赞美了王羽德艺双馨，又抨击了房地产商的不道德行为，真是有着一语两得的奇效。对老艺术家的尊敬，对社会民生的关注，汇集成了崔永元真情而动人的话语，听来让人有诙谐顿悟之感，所展示出的聪颖智慧和睿智口才也令人由衷赞佩。

幽默趣言妙戏汤唯

崔永元：“汤唯，你好像有点紧张，是因为记者老问刁难你的问题吗?放心，我不会，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我只会问一些很轻松的问题。”在戛纳影展上被媒体团团包围逼问“删戏”、“封杀”的汤唯闻言将信将疑，笑而不语。崔永元说：“我问一个简单的问题吧。你看《新闻联播》吗?”汤唯先是一愣，然后回答道：“我从小就看。”崔永元一脸“坏笑”地感叹道：“这么多年过去了，看到现在你变了，它还没变。”此话一出，立刻爆笑全场。

面对“删戏”“封杀”传言不断的汤唯，崔永元首先用满腔关心之语表示自己不会刁难她。“你看《新闻联播》吗”的提问让汤唯一时摸不着头脑，在得到肯定的回答后。崔永元一句“你变了，它还没变”，尽显幽默风趣之本色。这句话乍一听是脱口而出的不经意感叹，细品则蕴涵着无穷的意味，现场顿时爆笑一片。这一句“你变了，它还没变”的对比。既击中了事件的焦点。又避免了嘉宾的尴尬，风趣智慧的口才由此可见一斑。

崔永元渊博的知识、敏锐的洞察和幽默的谈吐，浇铸出了一句句充满温情戏谑的话语，在给观众带来无限欢乐的同时。更为大家树立了一个能言善辩的典范。正如白岩松所说：“小崔是一个真正幽默的人，他的幽默凝聚的是智慧。其高超的谈话技巧值得我，更值得大家去学习借鉴。”

他是赛场上的超级巨星，被祖国称为英雄。可成名之后的他，也成了众多的追星族追逐的对象。为保持正常的训练，他很少在公共场合露面，甚至左邻右舍都很难见到他。人们都说，他架子大了，不好见了。

保持原来的自己为表彰他在赛场上的突出成绩，他所在的城市奖励给他一套住房。一天，他的父亲提出带他看看正在建设中的住房，他同意了，同父亲驱车来到建设工地。他们刚从车里出来，工地上忙碌的民工们就认出了他，好多民工都放下手中的活向他们这边围过来。他看到这么多民工围过来，突然钻进车里，开车走了。所有的人都很失望，此刻唯一感觉就是明星的架子太大了。他的父亲也很诧异，只好向民工们解释……

其实好多民工都知道这所在建的房中有一套是奖励给他的，他们便给他的父亲介绍起这座房子的布局、样式。正当他们热烈的交谈的时候，他开着车又回来了。民工们将目光转向了车里的他，他笑着下了车，怀里抱着几条上等的好烟。“不好意思，师傅们，刚才我什么也没有带，就去买了几条烟，大家辛苦了，来，抽烟，干活的时候千万要注意安全……”他一边发烟，一边道歉，一边叮咛。这突如其来的举动使在场的民工都愣在了那。好长一段时间，突然在人群中爆发出如潮水般的掌声，旁边的父亲眼里噙满了泪水，他为有这样没有因为荣誉而改变自己的儿子而骄傲……

他是奥运冠军刘翔。

这个世界上，有些人因为成功而被荣誉的光芒罩住，将自己高高的悬起；有些人却在努力的跳出荣誉的笼罩，保持原来的自己。这就是为什么有些星至今依然是星，而有些人却早已从人们心中的星变成英雄的原因。其实，这一切都缘于宠辱不惊，保持原来的我。

有一年秋天的一个晚上，古希腊哲学家泰勒斯见星空清朗，便在草地上观察星星。

他一边仰头看着天空，一边慢慢地走着。不料前面有个深坑，积满了雨水，泰勒斯只顾看星星而忘了脚下，一脚踩空，人便像石头般掉了下去。待他明白过来，身子已经泡在水里了，水虽仅淹及胸部，离路面却有两三米，出不来上不去，只得高呼求救。

当路人救他出了水坑，泰勒斯抚摸着摔痛了的身体对那人说：“明天会下雨！”那人笑着摇摇头走了，将泰勒斯的预言当作笑话讲给别人听。第二天，果真下了雨，人们为泰勒斯在气象学方面的知识如此丰富而惊叹。有的人却不以为然，他们说：“泰勒斯知道天上的事情，却看不见脚下的东西。”泰勒斯对这种嘲笑只付之一笑，没有说什么。

两千年后，德国的哲学家黑格尔听到了泰勒斯的这个故事。他想了想，说了一句名言：只有那些永远躺在坑里从不仰望高空的人，才不会掉进坑里！

肖全和他们这一代：自然而骄傲地老去

作者:梁静

“你好，我是肖全，拍照的。”

见到陌生人，肖全一般这样自我介绍。摄影师、艺术家什么的，太造作，不好。肖全说，他喜欢自然、自在，他拍的人，都那样。

“我当然也是，讨厌造作。”

以前留长发的时候，肖全有好多女粉丝，而且是会为他尖叫的那种。现在，还是帅的，看不出今年56岁了，唯一会破功的，是他的眼角。

那上面，布满皱纹。一条条褶，又长又深，在眼睛四周延伸，就像老树的根。肖全的姐姐说，这叫“万丈深渊”。“但有什么办法呢，我是拍照的，不停眨眼，眨了几十年，就变这样了。”

肖全一眨眼，眼角的褶，果然更深了。

这是褶，也是时间隧道，里面埋着，肖全的40年。

1976年，肖全17岁，拍了第一张照片。他用一台借来的相机，在成都家里，对着坐在庭子里看报纸的奶奶邹桂莲，按了一张。

1980年，肖全21岁，用爸爸寄给他的180元买了一台海鸥205相机，花了169元，那时每月人均工资也就四五十元。当时在海军航空兵部当兵的肖全，扛着相机，骑着自信车，拍家乡成都。

1986年，肖全27岁，不当兵了，常和成都文艺圈的人混在一起，抽烟、喝酒。钟鸣、翟永明、何多苓、易知难等等都挺熟的。这群人，长得好看，都挺臭美的，肖全喜欢帮他们拍照。

某天，肖全在钟鸣办的《象罔》中看到一张美国诗人庞德的照片。在照片里，垂暮之年的庞德，拄着手杖，立于石桥，目光坚毅沧桑，形如雕像，下面是一段文字——“理解来得太迟了。一切都是那么艰难，那么徒劳，我不再工作，我什么也不想做。”视线与照片接触的那一瞬间，肖全被击中了。“我也要为中国的知识分子拍这样的照片。”

这一个只有十秒不到就产生的念头，肖全整整花了十年去完成。

在这十年里，肖全在全国各地漂泊，把行李寄放在朋友家里。他常常接到电话：“×××在哪儿哪儿，你拍不拍？”“拍！”不说废话，肖全扛起摄影包就走。

1996年，肖全37岁，《我们这一代》第一版出了，组成这本摄影书的，是一个个现在已经被供在神台上的“文艺偶像”：北岛、顾城、三毛、崔健、杨丽萍、张艺谋……20年前，在肖全的取景框里，这些人还不是神，他们仍不脱青涩，仍不免轻狂。他们埋头干着自己的事，哪怕明天就没米下锅了。在这一点上，肖全觉得，他们都一样。

“你如果问我他们有什么不同，我觉得没什么不同。他们是普通人，只不过他们都有一样技能，深深地热爱着自己的专业，并愿意用它去表达对生命、对世界的感悟。”

崔健的长征

那时候的年轻人，都是老崔的粉，包括肖全。在暗房里晒照片的时候，肖全喜欢放《一无所有》。他把喇叭调到最大，让老崔的嗓音充斥整个暗房，冲进浸泡着的底片中。“从听到老崔的第一首歌开始，我心里就想，歌还能这么唱啊。”

1990年春天，崔健来成都了，来搞演唱会的，叫“新长征路上的摇滚”。肖全去了。他看到素不相识的人手挽着手，在老崔的歌中排山倒海地摇着、唱着、哭着，他眼睛里的泪水也止不住地流。

演唱会结束以后，肖全陪着崔健去电视台取录像带。在电视台门口，有一堵被拆掉一半的旧墙，在它背后是水泥组成的TV的V字。看到这个奇妙的组合，肖全心动了。“这感觉像长征。”他把崔健叫下车，崔健想了想，下来了，站在墙前，换了好几个姿势。

肖全操起机器，按了21次快门。一分钟后，他知道，一幅好照片刚刚已经诞生了。

诗人与那些花儿

1986年12月，正值中国朦胧诗兴起，成都举办“星星诗歌节”，北岛、顾城、舒婷都到了。肖全跟着拍了全程。在这些照片中，他特别喜欢那张在望江公园竹林拍的大合照，大伙都笑了，谢烨还躲在顾城的后面，羞答答地牵着舒婷的手。

在回去的车上，北岛带着大家唱《三套车》，唱得很大声，就连外面都能听到，大家都特别过瘾。北岛唱着唱着忘词了，大家又笑作一团。“那时候的快乐，就那么简单。”其实当时，大家的生活并不好，在北京，大家每天都在想着吃什么最便宜，早上起晚一点，不吃早餐，饿醒了就看看通讯录今天该去哪里蹭饭了。诗歌节，他们收到100块的“舞台演出费”，顾城激动了，他说，成都人太好了，他不走了，他还要开讲座。

肖全在酒店房间给他和谢烨拍了好多照片。顾城说，我最喜欢拍照了，我的这顶帽子，是一个美国老太太送的。

回到北京后，顾城给肖全寄了一本诗集《黑眼睛》，并留下两行字：“那些花儿已经走远了。给肖全。”

这是肖全与顾城的最后一次接触。

之后，那些花儿，就走远了。

多么倔强的女人

1990年9月21日，肖全和成都的其他记者，敲开了三毛在锦江宾馆的门。这是一个极其少见的女人！肖全想到了杜拉斯。三毛翻了肖全带来的像集，摇起头来：“不行啊，你给他们拍得这么好，你得给我拍才行。”

贝尔德，英国人，发明家，电视（即摄像机和电视信号接收机电视机）的发明者。他和费罗·法恩斯沃斯还有维拉蒂米尔·斯福罗金各自独立发明了电视。

1925年的一天，伦敦一家最大的百货店顾客盈门。一批又一批的顾客涌向店内两间相连的小室。据说有人发明了一种机器，能把接收到的图像再现出来。

观众们乘兴而来，但扫兴而归。因为他们看到的仅仅是模糊不清的影子和闪烁不定的轮廓。

“这不是吹牛吗？这叫什么图像。”

“追求广告效应，不讲真话，应该告这个所谓的发明者”。“不是他的错，是百货商店老板的馊主意”。人们议论纷纷，有一些热心者则不断地向发明者追问：“你怎么不把图像弄清楚些呢？”“你能不能传一只动物什么的给我们看看？”

“对不起、对不起。目前的技术还没有办法。”贝尔德在一边无奈而又尴尬地回答着人们的追问。

贝尔德是个不到20岁的英国青年，当时无线电技术已经广泛运用于通讯、广播了。世界上许多发明家，其中有最伟大的科学家和工程技术大师，都想发明能传播现场实况的电视机。但都没有成功。贝尔德却立志要发明电视机。

贝尔德在英格兰西南部的黑斯廷斯，建造了一个简陋的实验窒。但他没有实验经费，只好用一只盥洗盆做框架，把它和一只破茶叶箱相连，箱上安装了一只从废物堆里捡来的电动机，它可转动用马粪纸做成的四周戳有小洞洞的“扫描圆盆”，还有装在旧饼干箱里的投影灯。几块透镜及从报废的军用电视机上拆下来的部件等等。这一切凌乱的东西被贝尔德用胶水、细绳及电线串连在一起，成了他发明机的实验装置。贝尔德知道电视机的原理：应该把要发送的场景分成许多小点儿，暗的或明的，再以电信号的形式发送出去，最后在接收的一端让它重现出来。

贝尔德在他简陋的实验室里年复一年地实验，他实验装置被装了又拆，拆了又装。经过十八年的努力，1924年春天，贝尔德成功地发射了一朵十字花。但发射的距离只有3米，图像也忽有忽无，只是一个轮廓。

为了找明图像不清晰的原因，贝尔德又开始了新一番试验。他想原因也许是电压不足？于是他把好几百个干电池连接起来。他接通了电路，可是不小心左手触到了一根裸露的连接线，高达2000伏的电压立即把他击倒在地，他昏迷了过去。第二天的伦敦《每日快报》马上用大字标题报道了贝尔德触电的消息。贝尔德一时间成了英国的新闻人物。

贝尔德灵机一动，就利用报纸来为他筹集资金。他设法为记者们做了一次实物表演。一家小报做了通讯。伦敦的一家无线电老板闻讯赶来。表示愿意提供经费。但要收取发明的收益的一半份额。

贝尔德同意了这样苛刻的要求。他的实验装置从黑斯廷斯运到了伦敦。

但经费很快又用尽了。他的试验似无重大突破。

一家百货店的老板又来同他订了合同。每周付他25英镑。免费提供一切材料。但贝尔德必须在他商店门前操作表演。

现场表演又是失败。贝尔德生活日见艰难。没钱吃饭，没钱付房租。他只好忍痛把设备的零件卖掉，以此维持生活。他家乡的两个堂兄弟得知贝尔德陷入绝境后，给他寄来了500英镑。贝尔德得救了，他立即又投入试验。

成功的日子终于来到了。终日陪伴他的木偶头像“比尔”的脸部特征被清晰地显现在接收机上了。这一天是1925年10月2清晨。

“成功了、成功了”贝尔德兴奋地喊叫着冲下楼。一把抓住一个店堂里的小伙子，拽他上楼，把他按在“比尔”的位置上。小伙子吓得直打哆嗦，但几秒钟后，他也吃惊地喊叫起来：“真是奇迹，真是奇迹。”因为贝尔德的“魔镜”里映出了他的脸。

贝尔德终于震惊英国，资助他的人纷纷涌来。贝尔德更新了设备。开始更大规模的试验。

1928年，贝尔德把伦敦传播室的人像传送到纽约的一部接收机上。

不久，又出现了新的奇迹。贝尔德把伦敦一位姑娘的图像传送给她正在远洋航行的未婚夫。

贝尔德的名字在全世界传开了。他申请在英国开创电视广播事业，但没有得到批准。但要求电视广播的人越来越多。这个问题提交给议会，经过激烈的长时间的辩论。议会决定了开展电视广播。

1936年秋，英国广播公司正式从伦敦播送电视节目。此时的贝尔德又开始埋头研究彩色电视。

1941年12月，贝尔德传送的首批完美的彩色图像获得成功。可惜的是贝尔德的实验室被希特勒的飞弹击毁了。但贝尔德重新开始研究。1946年6月的一天，英国广播公司开始播送彩色电视节目，但劳累过度的贝尔德却在这一天病倒了，没有收看他的研究结果。6天后，他离开了人世，终年58岁。

在英国南肯辛顿科学博物馆里，游人能看到贝尔德发明的第一架电视机，还有陪伴他多年的木偶比尔。比尔咧嘴笑着，仿佛在向游人诉说贝尔德的艰苦发明的故事，也好象在为贝尔德成功而欢欣……

1858年，正当达尔文写完《物种起源》时，收到了华莱士从马来群岛寄给他的一篇论文。

论文中提出的"自然选择"理论，和达尔文花了二十年心血进行研究、整理的进化理论大致相同。因为华莱士的论文写在先，收到信的当天，达尔文就向另外两位科学家赖尔和虎克写信，建议立即发表华莱士的论文，而不要发表他的论文，表示决心让出"优先权"。

后来经赖尔和虎克再三说服，达尔文才同意将自己写的《物种起源》提要和信件同华莱士的论文一起发表。华莱士知道后，不仅欣然同意赖尔和虎克的建议，而且始终把优先权让给达尔文。

他在《对于自然淘汰的贡献》一书的序言中，热情地推荐达尔文为进化论的奠基人。他说："我一向都是这样感觉着，并且现在和以后也要这样想，深知达尔文着手这一工作是远在我之前的。"

这两位科学家虚心谦让的美德，是道德发展史上的佳话。

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的大脑有多聪明，相信不用我再多费唇舌了。但私底下，爱因斯坦其实是一个谦虚、不爱张扬又充满爱心的人。以下告诉大家几个关于爱因斯坦的有趣小故事。

坐在姑娘旁和坐在火炉旁的感受

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对一般人来说很抽象，有几个充满求知欲的青年学生跑来请教他：“爱因斯坦先生，什么是相对论啊?

爱因斯坦风趣地说：“你在一个漂亮姑娘旁边坐了两个小时，却觉得只过了五分钟;你紧挨着一个熊熊燃烧的火炉只坐了五分钟，却觉得过了一个小时。这就是相对论。”

任何事情都是相对的，当人在愉悦的氛围中时，就会觉得时间过得很快，而在煎熬中时，当然会觉得时间过得很慢了。不过，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说的是物理，而这里说的是人的心理。

从烟囱里爬出来该不该洗澡

有个学生请教爱因斯坦逻辑学有什么用。爱因斯坦没有直接回答，而是问他：“假如有两个工人从烟囱里爬出来，一个很干净，一个很脏，你认为哪一个会去洗澡呢?”

“当然是脏的那个会去洗澡。”学生说。

爱因斯坦反问：“是吗?脏的那个工人看见对方干干净净，还以为自己也不脏，哪里会去洗澡呢?”

“这样看来是干净的那个去洗澡了!”学生恍然大悟。

在场的学生都认同这个答案，爱因斯坦却笑道：“错!两个工人都是从烟囱里爬出来的，怎么可能一个干净一个脏呢?这就是逻辑学的用处!”

到底谁笑谁

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问世后，德国种族主义分子极力贬斥和嘲笑它。

一天，一些人在柏林会议厅集会攻击爱因斯坦的“谬论”，有些自以为是的狂徒极力讽刺挖苦相对论，引来一些无知者的阵阵笑声。

爱因斯坦镇定地走进会议厅，找了一个位子坐下。每当他听到演讲者荒谬的斥责声时，便随着听众一起哈哈大笑，有时还跟着鼓掌、喝倒彩。

朋友看到爱因斯坦这个样子，忍不住说：“这到底是谁在笑谁呢?”

1996年，他从湖南电视播音专科学校毕业。一个中专生要想在电视台找到立足之地谈何容易?刚进湖南卫视时，他什么都做不了。

他的第一份工作，就是被安排去做剧务。所谓剧务，说难听点就是台里的打杂工。一次，编导让他搬200多张椅子。那是什么样的椅子呢?不是折叠的，也不是塑料的，清一色的粗笨木制高背椅子。一次只能搬动两张，这样要来回走上百趟，既费时，又辛苦。他累得满头大汗，也没一句怨言。

搬椅子扛凳，这种活儿干多了，谁都觉得没意思。他却能苦中找乐，给自己减压!一次，现场来了256个观众，台里还给每个观众准备50多件礼品。礼品多得让人看了就头痛，什么卤蛋粉，电灯泡，面条，酱油……好像把超市搬进来一样，林林总总地摆了一大堆。这么多椅子要搬进现场，还有如此多礼品要一一地分拣出来，送到观众的面前，有的剧务开始有意见了。他却乐乐哈哈地说：“没准!今天我扛的椅子，有可能会是毛宁坐的。”

当有人抱怨时，机会终于来到他身边。这一天距他进台时间仅一年。

一次，台里搞大型活动，搬椅子扛凳的事总是少不了的。忙活了一天，大家都很辛苦，想早一点回去休息。可是，台领导觉得东西摆好了，应该派人看着，别让人破坏现场，就点名叫他和另一个剧务留下。另一个剧务却说：“累了一天，总该让休息下吧!再说，这样的事应该由保安来做。”可他没有推辞，赶紧圆场：“没关系，我一人就行了，你回去休息。”

就这样，他泡了一碗方便面就算是晚饭，然后一直守在那里。台长半夜巡视，见到桌上的方便面碗，心疼地问道：“你叫什么名字?”他照实回答了。台长很赏识眼前这个不怕吃苦的小伙子，就提拔他为“现场导演”。

现场导演也不是什么光鲜的职位，可他干得很认真。由于观众人多，又没经过培训，稍有不慎就会影响现场气氛。他就抓紧时间给观众培训，告诉他们：什么时候要鼓掌，什么时候要举牌，什么时候起哄，什么时候保持静默。搞一场活动，录一次节目，他都要讲得口干舌燥。在现场录制时，他会随时根据节目的进展情况，带动观众配合，一时站起，一时鼓掌，一时举牌，成了场上最活跃的一个人，也是最累的一个人。

本来他鼓掌只是象征性的，自己也不一定要鼓，他却自己带头鼓，而且是很用力地鼓。有次演出结束后，台长让他过来，说：“把俩手伸出来。”他伸出拍得发红的双手，台长说：“你们看，这个现场导演多么的投入，连鼓掌都这么卖力。”

1998年，湖南卫视《真情对对碰》节目缺一位男主持，台长想到了他。

就这样，汪涵做起了主持人。近20年的主持生涯中，他获得过许多荣耀。从做剧务到节目主持人，汪涵只用了两年时间。对此，他感触颇深：“要学会承受!就是用心地做好该做的每一件事。上天抛给你的东西，用自己的双肩去承受，不管抛多少先扛着，扛着的目的是为了让你的身体更加坚强，双臂更加有力。这样的话，有一天它馈赠给你更大礼物的时候，你能接得住。”

以“药王”美称载入史册的孙思邈，是唐朝华原（今陕西耀县）人。他少年时代，本来酷爱文学，立志写出流芳百世的文章。可后来突然发生的一场天灾人祸，使他改变了志向。

这一年，华原一带大旱，井水干涸，庄稼枯死，接着又瘟疫流行，许多村庄成了“无人乡”。孙思邈也染上了疫症，幸亏一位云游郎中路过此处，用几剂良药救了他的性命。这件事引起了孙思邈的深思。他想，在猖獗的瘟疫面前，自己的满腹诗书一点用也没有；两榜进士出身的华原县令也逃之夭夭，把十几万黎民百姓丢给了张着血盆大口的瘟神。相比之下，那云游郎中就显得高尚多了。于是，他决心抛却功名，做一个为天下黎民百姓赐药治病的好医生。

可时过不久，朝廷突然传下圣旨，急宣孙思邈进京，授官国子监博士。乡亲中有的暗暗替孙思邈高兴，说他进京当了大官，就能享一辈子富贵荣华了。谁知孙思邈却根本不把高官厚禄看在眼里。他向钦差施了一礼，辞谢道：“请钦差大人回复圣上，思邈不才，且弃文习医多时，不能应诏赴京……”

钦差笑着劝说道：“圣上知你能诗善赋，特命下官前来诏请。请不要过谦，马上随下官进京吧！”孙思邈还是再三推辞。钦差“刷”地变了脸，怒喝道：“不必多说。限你三日内进京面君，违了期限，以欺君论罪。”说罢，催马而去。

当天晚上，孙思邈辗转反侧，冥思苦想：三天之后我若还不赴京，朝廷必定不肯罢休。看来，要实现自己的志向，只有远走高飞、浪迹天涯了。

就这样，孙思邈毅然告辞慈母，离开了故乡。

杨澜带有传奇色彩的成功人生，无疑令许多人羡慕不已，就连圈内的很多知名记者也对她说：“你真是太幸运了！你能采访到那么多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而我们却根本没有这些机会。”

前不久，在大学的一次演讲中，杨澜专门谈到了这个问题。

她说，其实她的采访也是从基层做起，从一个区长开始的。如果区长没采访好，就不可能去采访市长；如果市长没采访好，就不可能采访部长；等部长采访好了，然后才可以设想如何采访副总理、总理、总统。

几年前，当时的俄罗斯总理卡西亚诺夫来中国访问，只停留两天，只接受了一个采访，那就是杨澜的采访。应该说，作为民间的传媒机构，能得到这样的机会是很不容易的。她很好奇地问其随行人员：“卡西亚诺夫总理为什么会接受我的采访？”

随行人员说：“因为在我们来中国之前，你曾采访过俄罗斯的副总理。副总理回国后认真地告诉卡西亚诺夫总理：‘如果你去中国，应该接受杨澜的采访，因为她提的问题很有水平。’”

杨澜当然不是借此来炫耀自己，而是要用自己的切身经历告诉更多的年轻朋友：你做的每一件事，都可能对你今后的成长产生影响；你做的每一件事，都会给人们留下烙印，千万不可小看人们之间的口口相传。

一般来讲，一个大学毕业生刚刚走上工作岗位的时候，很容易产生这样的思想：我一定要做一项很有分量、很有意义和很有兴趣的工作。其实，根本不用急功近利，急于求成。可以顺其自然地先做一些看上去“大材小用”的工作，甚至完全是事务性的工作。如果你能把这些工作做得比别人好，不需要等很久，就可能有机会去做更大的更重要的事情。如果你感到怀才不遇，愤愤不平，只是怨天尤人，什么事情都不做，那只能是有害无益。在这个世界上，人们要听其言，更要观其行，尤其会关注一个人做事的结果。所以，只要在某一方面，坚持凡事比别人做得好一点，就可能有更多的成功。

不错，坚持凡事做得好一点，就可能有好评；坚持凡事做得好一点，就可能有机会；坚持凡事做得好一点，就可能有发展；坚持凡事做得好一点，就可能有幸运；坚持凡事做得好一点，就可能有令人羡慕的人生。

1970年4月，张海迪跟着下放的父母，坐着一辆大卡车，来到山东莘县十八里铺尚楼村，开始了农村生活。

起初，张海迪感觉农村非常陌生，没有电灯和自来水，生活也十分艰苦。但是，在那些淳朴的村民身上，张海迪却感到了更真、更朴素的爱。

刚到莘县那天，天空很晴朗，天上的白云像大棉花一样。不久，一群十一、二岁的孩子们跑过来，围到张海迪身边，抢着问道：“玲玲姐，你是城里来的吧？你的脸怎么这么白啊！你的腿怎么了？”望着孩子们的笑脸，张海迪笑了，慢慢的把自己的故事讲给孩子们听。

仅仅才过了半个月，张海迪就同乡亲们相处得十分融洽了。乡邻们争着抢着往玲玲家送地瓜、咸菜等东西，还为她做了一张木轮椅。

孩子们都愿意推张海迪出去散步。这个男孩子说：“玲玲姐，我推你！”那个男孩子抢过来说：“我推，我推！”经过几番争执后，由孩子们轮流推着，来到了田野里。

为了回报这些朴素的爱，张海迪也想为大家做点什么。于是，她开始在昏暗的油灯下学习一本本医学书，还让父亲给她买来体温计、听诊器和针灸用的银针，成了一名靠在轮椅上给人看病的乡村医生。

在莘县生活期间，张海迪为群众治病一万余多人次，针灸技术也在当地出了名，前来看病的人络绎不绝。由于经常靠在轮椅上给人看病，她的肋间神经总会感到剧烈的疼痛，脊椎甚至弯曲成了“S”型，但是，为治好村民的病，回报他们的爱，张海迪始终坚持着。

1862德国哥丁根大学医学院的亨尔教授迎来了他的新学生。在对新生进行面试和笔试后，他欣喜地发现，这届学生中的相当一部分人是他教学生涯中碰到的最聪明的苗子。

开学不久，亨尔教授把自己多年积下的论文手稿全部搬到教室里，分给学生们，让他们仔细工整地誊写一遍。

学生们翻开亨尔教授的论文手稿，发现这些手稿非常工整。几乎所有的学生都认为根本没有重抄一遍的必要，做这种没有价值而又繁冗枯燥的工作是浪费青春和生命。他们说，只有傻子才会坐在那里当抄写员。让人想不到的是，竟然真有一个“傻子”坐在教室里抄写教授的论文手稿，他叫科赫。

一个学期以后，科赫把抄好的手稿送到了亨尔教授的办公室。看着科赫满脸疑问，一向和蔼的教授严肃地对他说：“我向你表示崇高的敬意，孩子！因为只有你完成了这项工作。而那些我认为很聪明的学生，竟然没一个完成这个作业。

我们从事医学研究的人，不光需要聪明的头脑和勤奋的精神，更为重要的是要具备一丝不苟的精神。要知道，医理上走错一步，就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其实，抄这些手稿，既是学习医学知识的机会，也是一种修炼心性的过程。”

这番话深深触动了科赫年轻的心灵。在此后的学习和工作中，科赫一直牢记导师的话，他老老实实做最傻的人，以涵养严谨的学习心态和研究作风。这种做事态度让他在人类历史上首次发现了结核菌、霍乱菌。此外，第一个发现传染病是由于病原体感染而造成的人，也是这位叫科赫的“最傻的人”。1905细菌研究方面的卓越成就，瑞典皇家学会将诺贝尔生理学与医学奖授了科赫。

“铃……”下课了，欢乐的课间十分钟来了！老师前脚刚迈出教室，下一秒教室就乐翻了天。几个要好的同学都围在小红和小刚的桌子旁，你一言，我一语地讨论起自己的生日。小红喜上眉梢地说：“我上个星期过九岁生日，我妈妈给我买了一个很大的生日蛋糕。”紧接着，小刚拍拍胸脯骄傲地说：“我也刚过九岁生日，生日是我们全家人一起过的。”

坐在旁边的李晓明听见了，忧郁地望着窗外默默地想：我也快过生日了，可爸爸妈妈还在外地工作……他越想越伤心，难过地趴在了桌子上，细心的小刚和小红发现了闷闷不乐的李小明，便召集了几个要好的同学，打算给李晓明一个生日惊喜。

到了生日那天，李晓明垂头丧气地来到学校，沉重的步伐好像脚上被绑了千斤重的铁锭，走也走不动。但是，这时风轻轻地吹过李晓明的脸颊，好像在抚摸她的脸，安慰他不要伤心。一片精致的树叶落下来，好像是大树妈妈送给他的生日礼物。

走着，走着到了教室，李晓明十分惊讶！心想：教室里怎么空无一人，一片漆黑，难道是我来的最早吗？他一打开灯，发现了教室顶部挂满了色彩缤纷的彩带，墙上面贴满了五颜六色的气球，黑板上还写着：祝李晓明生日快乐！紧接着，只听“嘭”的一声礼炮响起，同学们从后门纷纷走了进来。只见，小红捧着一个又大又香的蛋糕，同学们还齐声说：“祝李晓明生日快乐！”小明感动地流下了晶莹的泪珠。同学们把李晓明带到教室中间，关了灯，点上蜡烛，摇曳的烛光映出大家灿烂的脸庞，李晓明也许下了美好的愿望。

正吃着美味的蛋糕时，突然传来了劲爆的音乐，大家手舞足蹈，沉浸在欢乐的气氛中。李晓明看着这欢乐的派对，脸上露出了幸福的笑容。

达·芬奇（1452～1519），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美术家、自然科学家、工程师。他出生於意大利佛罗伦萨城附近的芬奇镇，父亲是当地的公证人，母亲是农村妇女，但很早就死了。

达·芬奇从小就很聪明，长得也很漂亮，非常的惹人喜爱。上小学的时候，他各门功课的成绩都是很优异，算术课上他提出的一些问题，经常使老师感到棘手。课余时间，他的爱好是绘画。他在木板上、地面上、墙壁上居然无师自通地画出了栩栩如生的蛇、蝙蝠、蝴蝶、蚱蜢……父亲见了，非常欢喜。邻居们见他画什么像什么，都是亲切地称他为“小画家”。

芬奇的父亲本来不想让孩子学画，希望他子承父业，当一名律师。但是儿子非凡的画艺，把固执的父亲征服了。在他14岁那年，父亲终於高高兴兴地把他送到了当时的欧洲艺术中心佛罗伦萨，拜着名的画家、雕塑家和建筑师费罗基俄为师。

老师对学生的要求很严，他的教法也是很有些特别。达·芬奇来到画室的第一天是学画鸡蛋，第二天是学画鸡蛋，第三天仍是这样。无休止地画呀画呀，枯燥乏味极了，就这样画了一年。芬奇画腻了，心里想：“这有什么必要呢？一笔下去画一个圈儿就行了。”费罗基俄老师仿佛一眼就看穿了他的心思，对他说：“别以为画蛋很容易，很简单，要是这样想就错了。在一千只鸡蛋当中从来没有两只蛋的形状完全相同，即使是同一个蛋，只要变换一下角度看它，形状便立即不同了……所以，如果要在画布上准确地把它表现出来，非要下一番苦功不可。”

听了老师这番教诲，达·芬奇懂得了老师的苦心，就决心不停地练习基本功。他每天一大早就对着鸡蛋画起来，直到夜深人静了，仍然对着鸡蛋画。经过３年的努力，达·芬奇的技艺大长，他画的鸡蛋各具形态、维妙维肖，对色彩的感觉敏锐了，线条的把握准确了，手中的画笔也能绝对服从自己的意志了。老师看了非常满意。

有一天，费罗基俄画了一幅《基督受洗图》，他自己很满意，得意之余，对达·芬奇说：“芬奇，在这幅画上再画两个天使吧！”芬奇高兴地答应了一声，很快就把两个天使画好了，这两个天使体态活泼自然，面部表情生动柔和。老师一看大吃一惊，相比之下，自己画的是多么生硬板滞呀。他在心里承认学生超过了自己，感到既高兴又惭愧，从此竟然搁笔不画，专门从事雕刻了。

达·芬奇结束了学徒生活，开始了独立创作，《最后的晚餐》《蒙那丽莎》等都是他的不朽名作。他的绘画成就越高，作画越是严肃。据说达·芬奇在画《最后的晚餐》时，为了把出卖耶稣的叛徒犹大画好，曾到各种场合去潜心观察赌徒、流氓、罪犯的各种形象和举止。最后，他终於找到了让犹大惊惶失措和手里紧握钱袋的表现手段。这两处细节描绘的巨大成功，是与少年时长达数年的刻苦画蛋分不开的。

大禹治水十三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动人故事有口皆碑，从而他成了我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治水英雄。然而，他的分流治黄方案，却来自他少年时代的胆识和勤奋。

据说在舜做部落首领的时候，黄河泛滥成灾，淹没了庄稼，冲塌了房屋。为此舜心中很是忧虑，便任命一个叫鲧的人做治水官。由于鲧治水不得要领，九年间浪费了大量人力物力，毫无成就，被舜处死。禹的故事就是在这个时候发生的。

禹，是鲧的儿子，幼而聪慧，善动脑子。鲧被处死前，其属下就曾多次议论鲧只堵不疏的治水方法不对，禹听到后，感到有道理，便去劝说父亲改变治水方法。他说：“大家都说治水应修河道，把水引走，您光堵不疏，方法不对。”

但鲧固执己见，就是不听，并对禹大加训斥：“你一个小孩子懂得什么？自古以来就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结果造成了更大的水患，于是鲧被处死了。

鲧死后，禹自告奋勇要求舜把治水的任务交给他。舜见禹只是个十几岁的孩子，就如此有志气，很为感动；但又觉得他年龄幼小，担负不起治水重任，便让众大臣讨论决定。参加讨论的四岳（即分管四方的官员）认为，禹年龄虽小，却胆识非凡，对治水的设想也很有道理，建议让禹去试一试。舜一时找不到更合适的人选，也就同意了。

禹接受治水任务以后，没有急于动手，而是带领几个人，沿着黄河经过的地方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广泛听取当地民众的意见，认真分析他父亲治水时的经验教训，终于找到了黄河泛滥成灾的原因，这就是：黄河发源地很高，水流很急，水量又大，故多次漫过堤岸或冲决河堤成灾。于是，一个新的治水方案在禹的脑海中形成了，这就是修筑堤坝和疏通河道相结合的治水方法。这年，禹只有十五岁。

治水方案形成后，经报舜批准，禹便带领大军，在沿黄河各族人民的支持下，按方案开始治水了。经过十三年的艰苦奋斗，“三过家门而不入”，禹在下游将黄河分流，一条经山东博兴附近的清河入海，另一条从河南浚县、范县，途经山东临沂、滨县等地入海，水患终于被治服了。

由于治水成功，禹受到了人民群众的拥护，被称为“大禹”，并被推荐为舜的继承人。舜死后，禹担任了部落首领，并逐步大权独揽，行使了王权，后来史家称其为“禹王”。

历史见证了这一刻，世界见证了这一刻！北京时间2月18日，当王濛在温哥华冬奥会女子500米短道速滑决赛中成功卫冕之后，在全世界无数观众面前，她激动地跪在冰面上，冲着自己的教练磕了两个头。

不知内情的人也许会这样想，王濛的这一跪，只是其夺金后狂喜激动的宣泄，而了解内幕的人此时一定明白，王濛的这一跪，是她从一个“刺头青”走向成熟后对自己教练的深深感恩。

用王濛自己的话说：“这两个头，一是感谢教练的知遇之恩，是她让我知道500米短道速滑到底该怎么滑；二是感谢领导、队友和医务人员等所有给予我帮助的人。”她提到的教练，就是中国短道速滑队的主教练李琰，也是在3年前被王濛“炮轰”的李琰。

2006年，在都灵冬奥会上，年仅20岁的王以44秒345轻松夺得女子500米短道速滑冠军，为中国代表团赢得都灵冬奥会首枚金牌，打破了中国代表团在都灵的“金牌荒”，王也因此成为国家队最大牌的队员。2007年，李琰从美国回来担任中国短道速滑队教练不久，就遇上了亚洲冬季运动会的召开。当中国女子队在1500米比赛失利后，王把失利的原因归咎于李琰的执教理念，在公开场合口出狂言：“这是什么战术呀？什么都没有，我觉得自己不适合再在国家队了，我会主动申请回到黑龙江队。”当时，王并未意识到自己这句话会在社会上产生什么负面影响，一时间舆论哗然，王和主教练李琰之间的矛盾，成为人们议论的热点。舆论几乎一边倒地把狂妄、自大、“刺头青”等词语毫不吝啬地送给了年轻的王。

虽然王濛已经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在队里写了检查公开向李琰教练道歉，最终还是被冬季运动管理中心“下放”回到了黑龙江队。

在被“下放”的那段时间，王濛仿佛变了一个人。她后来回忆说：“从都灵冬奥会所谓的‘一夜成名’到‘亚冬会风波’，我承载了太多人的厚望。我没有被挫折击倒爬不起来，我一直咬紧牙关在努力努力，不停地向前冲冲冲，因为我明白自己身上的责任和担子。像我这样年龄的女孩子，还在父母身边撒娇、在学校无忧无虑求学、和朋友打闹，但我明白，从自己穿上冰刀，站在起跑线，为短道速滑而生的那天起，这些都不再属于我。”

当王再度回到国家队时，李琰并未计较前嫌，而是大度宽容地接纳了她，并力主王担任了国家队的队长。犹如凤凰涅的王，在李琰的训练下成绩突飞猛进，担负起了“领军人物”这个角色，和李琰相处得像母子一般。王感触颇深地说：“以前确实是我错了，经历了一次大起大落，我才真正看到自己的不足，也深切体会到了李教练一颗慈母般的心。在她的教诲下，我已完全改变了自己。以前，我在比赛时只管我自己，自己赛好就行了，现在看到队友们赛得好，我打心眼里高兴。”

在此后3年的所有赛事中，王濛参加的500米比赛几乎没有让冠军旁落，她甚至成了这个项目世界上能滑进43秒的唯一一人。但她已完全没有了先前的“大牌”作派，相反，成绩越好，对教练李琰就越尊敬。李琰曾私下说：“王濛越来越成熟和沉稳了，她已具备了大将风度。”

当王濛在温哥华冬奥会上夺得500米金牌，从而使她成为中国队首个在冬奥会上卫冕成功的选手后，她首先想到的是和自己3年来朝夕相处的教练李琰，在滑过终点线后的第一时间，她便冲到了教练席，对着自己的恩师李琰双膝跪地磕了两个头，随后一跃而起，紧紧抱住了李琰。

此时的李琰，也忘情地和自己的爱徒紧紧相拥，喜极而泣地开玩笑道：“真是个俏皮的孩子，回去之后就该朝我要红包了，这不是过年了嘛！”

王濛在接受采访时说：“我以最传统最感恩的方式感谢主教练对我的宽容，更感谢教练带给我这么好的成绩，让人看到王濛滑得真不错。我虽然感觉自己比以前更沉稳了，但我认为，人在越接近自己目标的时候，就越容易发生问题，所以，就越要加强自身的修养。”

潘光旦是我国著名的社会学家、优生学家、民族学家，清华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之一。下面和大家分享一下清华名人潘光旦的读书故事!

潘光旦，1899年出生于江苏省宝山县，14岁考入清华。彼时，他已是远近闻名的“书痴”，其阅读面涉猎广泛，文理兼具，尤其对性心理学方面的知识具有特别的偏好。

1920年，在“各门功课都名列前茅，英文更是全级之冠”的基础上，潘光旦在性心理学学术领域开始崭露头角。当时，在费了很大一番周折之后，潘光旦将图书馆中还不公开的英国心理学家蔼理士的《性心理学研究录》六大册逐一借出啃完，成为全校首位通读此书的学子，俨成此中权威。蔼理士不仅是学术巨子，亦是欧西文豪，其书向来以难读知名，而潘光旦年当弱冠就通读原著，其不易自可想见。

翌年，他又读了精神分析派的论著，颇有斩获。读到支如增的《小青传》时，他便试用其手法写了一篇《小青的分析》，当成作业交给梁启超。梁大为激赏，批曰：“以子之才，无论研究文学、科学乃至从事政治，均(可)大有成就。”转年，他又将此文整理成书，交梁审阅，梁又批语大加赞赏和鼓励。

1926年，潘光旦学成归国，一直在大学任教，1934年又被母校清华延聘。由于博览群书，他被同行亲切地称为“活字典”。在西南联大这大师云集之地，遇有难题，大家都不约而同地说：走，问潘光旦去!

在长期的治学过程中，潘光旦将读书演化成了一种生活习惯。平日里，潘光旦几乎足不出户，除了吃饭，就是看书。潘光旦近视达一千二百度，看书时书几乎要贴着鼻尖。家人都笑话他，说这已不是“看”书，而是“闻”书了。

对潘光旦而言，读书、买书已经成为他的一种癖好，他的生活费大部分都用来买书了，以至于口袋里有时只剩下一点点生活费用，但藏书却堆满了几间屋子。

1936年，潘光旦住在清华园新南院11号时，门前藤萝架上曾结出过一对并蒂的葫芦，他欣喜之余便将个人书房命名为“葫芦连理之斋”，坐拥书城，藏书上万余册。潘光旦经常说的一句话是——“读书要有废寝忘食的精神，才有成功的希望”。他是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

“文革”中，潘光旦时常被拉去批斗。有一次，红卫兵来抄家，搜来搜去，只搜出一百几十元存款。他们简直不相信。潘光旦回答说：“我就这么点钱，我的钱全都买书了。”

1979年，潘光旦右派问题获得平 反。潘光旦先生一生涉及广博，在性心理学、社会思想史、家庭制度、优生学、人才学、家谱学、民族历史、教育思想等众多领域都有很深的造诣。

冯玉祥，字焕章，安徽巢县人。行伍出身，曾先后任北洋军旅长、师长，陕西、河南督军，国民军总司令，xx党第二集团军总司令，xx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工长等职。他虽身居高位，但生活俭朴。

1932年10月，他从山东泰山到张家口，找他的老部下佟麟阁（佟当时任察哈尔省警务处长兼张家口公安局长），商讨组织抗日同盟军的问题。因为冯突然而至，佟夫人未作准备，问如何接待冯玉祥。佟麟阁说：“还是老样小米面窝窝头，外加大萝卜咸菜招待他。”冯玉祥吃得很香。夸奖佟麟阁说：“你不愧是我的好部下，做了大官还没丢农民的本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