励志名人榜样的经典故事：弗里达的自救之道(精品20篇)

爱迪生从小就特别爱问“为什么”，喜欢对一个问题追根究底问个明白。有一次算术课上，老师教同学们二加二等于四，爱迪生却发问：“二加二为什么等于四?”就这样，爱问问题的爱迪生经常让老师很恼火，因此，老师有时候训他，甚至打他。一时间，好奇的爱迪生却成了学校中的一个白痴典型，被老师和同学嘲笑。

后来，老师把爱迪生的妈妈找来，当面数落她的儿子：“他脑子太笨了，成绩差得一塌糊涂，总是爱问一些不着边际的问题。我们真教不好你这样的儿子。”爱迪生的妈妈听了，觉得是老师不理解儿子，问题多是因为孩子爱思考，好奇心强，求知欲旺盛。她相信儿子的智力没有问题，而且，比别人的孩子还要聪明很多。于是，她毅然对老师说：“既然这样，我就把我儿子带回家吧，我自己来教他。”

从此，爱迪生的母亲就当起儿子的家庭教师。对于儿子的稀奇古怪的问题，只要她知道的，她就努力回答;不知道的，她就让儿子去看书。当她发现儿子对物理、化学很感兴趣后，就给儿子买了本《派克科学读本》，她还劝丈夫把家里的小阁楼改造成儿子的小小实验室。

就这样，在这个不怕被问“为什么”的母亲的教育下，爱迪生虽然没有在学校读过几年书，却搞出许多伟大的发明，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国将领冯玉祥出身贫寒，十二岁就入伍当了兵。

那时，部队里一般逢三、五日领饷，五、十日打靶。打靶但就是件苦事，不管严冬酷暑，刮风下雨，在地上一伏就就是半天。冯玉祥的父亲冯有茂心疼玉祥年龄小，身板差，每逢打靶的日子，总要给他几个小钱，让他买两个烧饼补补身子。

玉祥虽说接过了钱，可心里老就是犯嘀咕：家中的日子本来就不好过，何况前些天父亲又坠马摔伤了右腿，正需改善饮食，好好调养。这钱，怎能自己享用呢？于就是，他把父亲给的钱都攒了起来，再加上省吃俭用节余下来的一点饷金，凑足二十四个钱，到肉铺买了二斤猪肉，送回家中。

晚上，父亲收工回来，发现锅里炖着香喷喷的猪肉，十分个性，就问站在锅灶前的玉祥：“孩子，这肉就是从哪儿来的？”

玉祥笑着说：“一不就是偷的，二不就是抢的，你就放心大胆地吃吧！”

可正直憨厚的有茂老汉硬要打破砂锅问到底，没办法，玉祥只好如实讲了。

冯有茂听罢，顿时一阵心酸，眼泪夺眶而出。

这事发生在1897年，那年冯玉祥刚满十五岁。此时二十年后，他仍没忘记此事，还专门写了一首搞笑的打油诗呢！

“肥肉二斤买回家，手自炖熟奉吾父。家贫得肉良非易，老父食之儿蹈舞。”

哲理：不论处在怎样样的环境下，都不能忘记父母给予我们的爱，此时以孝为道就是我们中国的传统美德。

诚信故事：追赶承诺

百事可乐的总裁卡尔威勒欧普到科罗拉多大学演讲的时候，有一个名叫杰夫的商人通过演讲会的主办者约卡尔见面谈一谈。卡尔答应了，但只能在演讲后而且只有15分钟的时间。

杰夫就在大学礼堂的外面坐等。

卡尔兴致勃勃地为大学生们演讲，讲他的创业史，讲商业成功必须遵守的原则，不知不觉中时间已超过了与杰夫约定的见面时间，显然他已忘记了与别人的约定。正当卡尔继续兴致很高地演讲时，他发现一个人从礼堂外推门，径直朝讲台上走来。那人一直走到他的面前，一言不发放下一张名片后转身离去。卡尔拿起名片一看，背面写着：“您和杰夫荷伊在下午两点半有约在先。”

卡尔猛然省悟。一边是需要他说服并且灌输百事可乐思想的大学生们，他们是他企业发展的目标甚至是动力，而另一边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向他请教的商人。卡尔没有犹豫，他对大学生们说：“谢谢大家来听我的讲演，本来我还想和大家继续探讨一些问题的，但我有一个约会，而且现在已经迟到了。迟到已经是对别人的不礼貌，我不能失约，所以请大家原谅，并祝大家好运。”

在雷鸣般的掌声中，卡尔快步走出礼堂，他在外面找到了正在等他的杰夫，向他致了歉意后，便又滔滔不绝地告诉了杰夫他所想要知道的一切。结果，原来定好的15分钟时间他们一直交谈了30分钟，后来，杰夫成了一名成功的商人，他把这一段经历告诉了他的朋友。他的朋友们都对百事可乐产生了信任并决定经销和宣传百事可乐。

星期五，妈妈帮我买了一本书，名字叫《中外名人故事》。回到家，我津津有味地看了起来。

这本书的出版社是光明日报出版社。看了这本书，我才知道，原来我有那么多故事不知道，知识真像海洋一样广阔啊！我一定要好好学习，要活到老，学到老。在这本书中我最喜欢的一个故事是《诸葛亮娶妻》，在故事里，我认识了两个新人物，一个叫诸葛亮，他是三国中的一位政治家。另一个叫黄月英，他长得很丑，但却很聪明。主要讲了诸葛亮年轻时满腹经纶，可25岁还没结婚。这时，有一位叫黄承彦的人觉得自己的女儿——黄月英很出色，想把她许配给诸葛亮，但黄月英长得很丑，不知道诸葛亮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谁知诸葛亮不以貌择妻，答应了这门亲事。婚后，黄月英对诸葛亮体贴入微，把家里的事管理得井井有条，还经常帮他想出很好的办法，帮诸葛亮解决问题。而且两人非常相爱。诸葛亮一生都没后悔娶黄月英。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有些人长得很丑，但他们的心灵很美，头脑很聪明，我们不能以貌待人。

“书是全世界的营养品。”这句话说的真对！我爱看这本书！

聂耳（1912～1935），我国人民音乐家、作曲家。他童年时代非常喜欢音乐，小小年纪就学会了笛子、三弦、月琴、二胡和小提琴等多种乐器的演奏。在他读小学时，是学校音乐团的出色小指挥和儿童小乐队的组织者。

在小乐队的五六个人中，他和两个哥哥就占了一半。这个小乐队由笛子、二胡、三弦、月琴等乐器组成，能演奏不少旋律优美的诸如《梅花三弄》《苏武牧羊》《昭君出塞》《三蝴蝶》等民间乐曲。

每当晚风习习，月光皎洁之夜，聂耳的小乐队便奏出了悠扬悦耳的乐曲来。吸引了不少的邻居和行路人前来围观、聆听。每奏完一曲时，热情的听众便齐声喝彩，要求“再来一个！”

后来，聂耳从家乡云南来到上海，在“明月歌剧社”担任小提琴手。由于他琴拉得好，为人又随和，大家都很喜欢他。又因他姓“聂”，占上了三个耳字，大家都叫他“耳朵先生”。聂耳听了不但不生气，反觉得这个绰号很有意思。在他的第一首习作歌曲上，就用上了四个“耳朵”，署名为“聂耳”。

聂耳感到该社的活动背离时代的要求。他以“黑天使”的笔名，发表了《中国歌舞短论》，批评该社负责人黎锦晖搞一些“香艳肉麻的靡靡之音”，并提出应向群众学习，创作出新鲜的艺术作品。但此举却遭到反对，他离开歌剧社后，到英国人开办的“百代唱片公司”从事音乐创作和伴奏。在短短的8个月里，他创作了《码头工人歌》《毕业歌》《大路歌》等10多首革命歌曲。外国老板看到黄色音乐赚钱，让聂耳写些黄色歌曲，并许给他很高的稿酬。但聂耳断然拒绝了，并立即向老板提出辞职。

在人民剧作家田汉36岁生日时，聂耳带着小提琴来参加祝贺。正在大家兴致极高的时候，突然有人敲门，进来几个不速之客，大家一看就知道是密探，一时都愣住了。这时，聂耳拿起小提琴大模大样地拉出一首曲子来，他边拉边唱地围绕这些密探转圈子。于是大家也跟着聂耳唱起来，越唱越有劲，越唱声越大。一时间，室内歌声飞扬。探子看了这情景，交换了一下眼色后，一边嘴里唠叨着：“神经病，简直是一群神经病！”一边灰溜溜地出去了。

探子走出去后，大家都纳闷地问聂耳：“刚才你即兴演奏的是什么曲子呀？”聂耳笑着说：“不就是35年3月15日，田汉同志36岁生日吗？”

相机，你能天天都用么？”他赌气地说：“当然。”

话是说了出去，可每天用相机拍什么呢？最容易办到的，就是拍自己了。于是他坐在家中的卧室里，给自己拍了一张面部特写。当时乔纳森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只是要兑现自己的诺言。可在拍了一个月之后，看着每天自己面部的一些细微变化，乔纳森诞生了一个新的念头：每天拍一张照片，长期坚持下来，不正可以记录时光让一个人所发生的变化吗？

赋予了一件事以价值和意义，这让乔纳森干劲十足。而他每天所做的事其实十分简单：只需要手持相机，举在胸前，连三脚架都不用，然后保持面无表情的状态，按下快门。用他的话说：“整个拍摄过程只需5秒钟，没有太多规矩，只要头像基本在中间，眼睛睁着，图片不模糊就可以。”

从那以后，每天花5秒钟的时间为自己拍照，成了他生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须臾不能忘记。有时与朋友一起外出参加派对，一想起还没有完成“任务”，即使已到深夜，乔纳森也会拒绝朋友们的挽留，坚决离开热闹的宴会，匆匆赶回家为自己拍一张当天的照片。时间长了后，他便对拍照有了一些强迫症的征兆，哪天没做这件事，就感觉浑身上下都不舒服。

不过也有令乔纳森感觉烦恼的时候，因为有时他险些忘了给自己拍照，特别是在进行长途旅行而且时区发生改变时。他总是搞不清是不是还处在同一天当中，这可能让他漏掉或拍重。

现在，乔纳森已经有了近4000张作品，这数千张大头像忠实地记录了他12年来的相貌“演变”。开始是一张稚嫩的学生脸，留着叛逆的头发，戴着黑框眼镜；后来框架眼镜换成了隐形眼镜：发型从一头乱发到平头，到披肩长发，再到小分头；青春痘此。消彼长，皮肤越来越沧桑，人也越来越成熟。

2010年6月，乔纳森将自己12年中拍下的所有大头照编辑在一起，并制作了一个能够让这数千张照片快速变换的“幻灯视频”，上传到了网站上。结果出人意料地引来了数百万人次的点击率，他也因此摇身变成了一名“网络红人”。出名之后，乔纳森发誓说自己会继续自拍下去，直到死亡的那一天。不过他对自己也有了更高的期望：“我希望我能走乔治·克鲁尼或肖恩·康纳利的路线，越老越有魅力。”

14岁就辍学打工，他当过保安、清洁工、餐馆服务员等，尝尽人生冷暖。直到与相声结缘，在恩师郭德纲的栽培下，成长为“相声界阿甘”，人生才发生了转折。正因为自己是在苦水里泡大的，所以岳云鹏对身边的人更加的看重。

德云社与旗下演员重新签约，岳云鹏选择了最长年限10年。有朋友劝他再考虑考虑，签那么长时间的约会吃亏的。岳云鹏摇了摇头说：“我认定了这辈子跟着他。师父对我有救命之恩，他救了我妈，给接到北京做手术。我过了那么多年苦日子，遇见这么多人，我觉得师父对我最好。”后来，在德云社的安排下，岳云鹏开始在影视上频频露脸，对此，岳云鹏表示自己做不了主：“我是公司的艺人，公司叫我去哪儿我就去哪儿，我没有任何权力否定这件事，师父指哪儿我打哪儿。我就是这样一个人。”

昔日自己的妈妈病了，没钱的岳云鹏一筹不展，是师父在紧要关头出手相助。历经人间坎坷的岳云鹏，把师父关键时候的帮助视为天恩，给予对方万分的信任，甘愿将自己的事业发展交于对方手中。一番坦诚的托付，打动了所有人。

家里太穷了，14岁的岳云鹏辍学后，去投奔在北京郊区的一家纺织厂工作的五姐。五姐为了帮他找工作，受尽了人们的白眼。五姐的生活条件也很苦，但为了照顾他，宁可自己过得更苦。五姐的爱，岳云鹏始终不忘，总说如果没有五姐就没有今天的他。自己条件好了，更是时刻不忘五姐，经常给五姐买这买那。结婚之前，岳云鹏很严肃地跟老婆说：“如果我们俩结婚了，你孝敬我的父母，这是最基本的，但我还有个五姐。你随便使唤我，对我不好都没关系。但是，如果你对我五姐有丝毫不对，我一定不容你，这日子不可能过下去。当然，这些不是我爱你的交换条件，但你只有爱我的家人，我才会更爱你！”

在和五姐相依为命那段时间，岳云鹏看到五姐不顾自己的苦日子一心一意帮助自己，于是在内心对五姐攒下了深厚感激，并因此念念不忘去回报对方，甚至对那个即将成为自己妻子的女人，他也是把五姐放在比她更高的位置。汤显祖在《牡丹亭》中写道：“岁寒知松柏，患难见真情。”苦尽甘来的岳云鹏心里装的都是五姐的好，让我们感受到了他的敦厚与真诚。

《五环之歌》让不听相声的人也知道了岳云鹏，岳云鹏也记不清究竟唱了多少遍，一想到这首歌，他都有想吐的感觉。可尽管这样，岳云鹏知道，来看节目的观众，总会有没听过自己唱这首歌的，而且这些人就是冲着这首歌来的。“观众是我的衣食父母，他们挣钱也不容易。只要大伙想听，我总要把这首歌唱第N+1遍，而且始终像唱第一遍那样真心、投入，让大家觉得花的钱值，高高兴兴地来，高高兴兴地回去。”《五环之歌》成了每场必唱的保留曲目，看到大家高兴了，岳云鹏脸上也露出特有的笑容。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深知柴米油盐贵，所以对每一分钱的付出都要掂量再三。正因如此，岳云鹏深知挣钱不易，理解花钱看戏的观众心中所想，不忍心让他们花了钱却失望而回，于是才甘愿自己倒胃口，也要把《五环之歌》一遍一遍唱下去。爱因斯坦曾说：“对于我来说，生命的意义在于设身处地替人着想，忧他人之忧，乐他人之乐。”岳云鹏把观众的快乐视为自己的快乐，难能可贵。

在困苦生活的磨砺中，岳云鹏在成长和成熟的同时，也日益丰富和提升自己的情感世界。他懂得投桃报李、以心换心，甚至是舍己为人、不计私利。所以与人交往中，岳云鹏的这些情操受到大家的欢迎和称赞。如果你的身边有这样的“阿甘”，可不要放过哦。

东汉末年，七岁的华佗到一位姓蔡的医生家里去拜师学艺。见过师傅之后，华佗规规矩矩地坐在那里静听老师的吩咐。

蔡医生技术精湛，前来拜师的人很多。蔡医生想收一个聪明的孩子为徒弟，决定先考考他们。

他把华佗叫到跟前，指着家门前的一棵桑树提了一个问题：“你瞧，这棵桑树最高的枝条上的叶子，人够不着，怎么才能采下桑叶？”

“那就用梯子呗！”

“我家没有梯子！”

“那我就爬上去采！”

“不！你能够想出别的办法吗？”华佗找来一根绳子，在绳子上系了一块小石头，然后将它往最高的树枝上抛。绳子将那根树枝拉了下来，华佗一伸手就把桑叶采下来了。

“好，很好！”蔡医生高兴地点点头说。

过了一会儿，他们看见院子里有两只山羊在打架。几个孩子去拉，结果都没有拉开。

“你能让那两只羊不再打架了吗？”

华佗围着桑树转了一圈，拔了一把鲜嫩的绿草。他把草送到山羊面前。这时，山羊的肚子也饿了，见了草就顾不上打架了。

“你真是一个聪明的孩子，我很高兴当你的老师！”

后来，华佗成了一代神医。

凡事善于开动脑筋，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若是知难而退，只会使自己变的更加平庸。

文公重耳是春秋五霸中的一位，他四十三岁那年遭陷害被迫逃出晋国，在国外流亡了十九年，后在秦穆公的帮助下结束流亡生活，回到国内掌握了政权。重耳即位后，对跟随他流亡的文武大臣分别封官赐赏，功劳大的封采邑，功劳小的也尊爵位，可偏偏忘掉了一个人，这人就是介子推。介子推在重耳流亡期间一直跟随着重耳。当年重耳流亡路经卫国时，饿得实在受不住了，又找不到吃的，介子推便忍痛把自己大腿上的肉割下来给重耳煮汤吃。功劳这样大的人，重耳怎么会给忘记了呢?

原来，介子推在和重耳一块回到晋国都城绛都后，只朝见过一次重耳，以后便托病在家，编织草鞋，伺候老母。重耳封赏功臣时，别人都整天缠着重耳争赏赐，介子推却躲得远远的。他母亲知道这个消息后，曾劝他去见做了国君的重耳，介子推厌恶争功夺禄，他对母亲说："晋文公得晋，是上天的意思。现在有的人争权夺利，真不知羞耻。我不敢贪天之功为已有，既不想官，又不想利，去见他干什么呢?我甘愿终身编织草鞋，奉养老母。"母亲见儿子态度这样坚决，品德这样高尚，便不再说什么了。母子二人商量了一下，介子推便背着老母亲上了绵山(今山西介休县境内)，发誓终身隐居此地，再不出山。

后来，重耳经人提醒，想起了介子推，就派人四处寻找。得悉介子推在绵山隐居后，又亲自带人上绵山寻找。许多人找了好几天也没发现一点儿踪影。于是，有人建议用放火烧山的办法把介子推引出来，重耳采纳了这个建议，下令放火烧山。但介子推和他母亲始终没有出来。火灭后才发现他们母子二人死在一棵大树下，重耳十分伤感，下令在绵山为介子推建立祠庙，并传旨：把绵山之田收来的钱粮，统统作为介子推的供祭之用。

烧山那天，正是农历清明节前一天。后来，老百姓为了思念介子推，每年清明节前一天都禁烟止火，只吃冷食。久而久之，相沿成俗，这就是"寒食节"的由来。

1958年初春的今晚，刚完成一桩生意的李嘉诚怀着难得的好心情，独自驱车前往郊外。这几天，李嘉诚心里颇不平静，他在寻求新的发展。经营塑胶花为他带来一笔可观的财富，但李嘉诚预测到塑胶花市场有限，只有几年黄金时间。该从何处着手呢?李嘉诚苦苦思索着。忽然，他眼前一亮：有了，进军房地产!他想起了连日来工厂的业主只肯签短期租约，每次续约，又得大幅度加租的情形。如果自己兴建一座大厦，不仅可以解决工厂自身的问题，而且可以做业主，将大厦空余的厂房租出。对，就向土地赚钱。直到今天，李嘉诚一直保留这种习惯，只要一有灵感，他就牢牢抓住，决不让它成为遗憾。

50年代末期的香港，经济处于突飞猛进的时期。由于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和地理环境影响，弹丸之地的香港成了名符其实的东方之珠。特殊的社会环境使香港如同三、四十年代的大上海一样，成为投资者的天堂、冒险家的乐园。地域狭小、人口众多的香港，一下子变成了寸土尺金的地方。

1958年，李嘉诚在香港北角购地兴建了一座十二层高的工业大厦，开始插足地产界，兼营房地产。1960年，李嘉诚在柴湾购地兴建了两座工业大厦。这两座大厦的面积共12万平方米。而在香港经济迅速发展的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期，香港的港岛和新九龙中心地段地价猛升。洞察先机的李嘉诚，统率长江先人一步跨入地产界，并成为其中最积极的一支劲旅。

他将自己的经济发展方针订为：稳健中求发展，发展中不忘稳健。尽管是小心翼翼，不劲易冒险，但他还是技高一筹地将经营塑胶花工厂所赚取的利润，以及第一幢工业大厦源源不断的巨额收入，全部投资到房地产经营上。

几年以后，由于香港局势的动荡不安，香港的房地产一次一次不由人意地显示了它大起大落的特色。

在这个人心浮动、百业萧条的大动荡中，李嘉诚再一次显示出他独具慧眼、远见卓识的才能：他一方面加紧稳固大后方长江工业有限公司，继续使之在塑胶工业中独占鳌头;一方面不紧不慢、胸有成竹地用现金、用最低价格收购那些急于将牧业胶手，弃船而去的有识之士的地皮和楼宇。

李嘉诚充分掌握地产发展的大趋势，被人们赞誉为商业奇才，他总是能够因势利导地变逆境为顺境，既大展拳脚，又稳中求进，为他以后的蓬勃发展的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71年6月，李嘉诚成立长江地产有限公司，走上集中经营房地产业务的轨道。

1972年7月31日，李嘉诚把握香港股市处于牛市巅峰的机会，将长江地产改名为长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并于同年10月向远东交易所、金银证券交易所以及香港证券交易所申请股票上市，11月1日获准挂牌，法定股本为2亿港元，实收酱是8400万港元，每股2元，升值1元，即以每股三元的价格开始公开上市发行。在香港股市处于巅峰期时正式挂牌的长江实业，一出台就受到股民的宠爱。

沉稳持重的李嘉诚在塑胶花、房地产经营方面显示了他的独创性之后，又在经营股票方面再一次表现出他的远见卓识，以及对事物发展规律超乎寻呼寻常的领悟力。由于对房地产业行情看好，这样就在人们用低价卖出物业并用所得的钱去买股票时，李嘉诚统率他的长江实业一边发行股票，一边用发行股票所吸收的资金成批地收购那些低价出卖的物业。

1974年5月，李嘉诚领导长江实业与实力雄厚、作风稳健的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合作，成立由李嘉诚出任董事长兼总经理的加拿大怡东财务有限公司。这个联营公司的建立，不仅为发展中的长江实业引进大量现金，而且为长江实业在接下来的拓展海外、横向发展的过程中，开辟了一条潜力深远的高速公路。

1974年6月，长江实业更大开香港股在加拿大的先河：

在李嘉诚的创业生涯中，最值得一提的是1977年。这一年是李嘉诚和他的李氏财团经过20余年的稳打稳扎、步步为营的奋斗，真正脱颖而出的一年。他大开华资吞并外资之先河：著名的美资永高公司帐购战，以及力挫群雄，击败香港置地房地产公司，购得中区新地王的两次战役，成为使香港英资、外资惊诧不已、而使中资兴奋不已的热门话题。

位于香港中区地下的中环和金钟站段，是香港中区最繁华的地段，也是世界上最值钱的地皮之一，每平方米的地价高达1万港元如果能在这块享有地王之称的地皮竞争上夺标并成功地发展物业，不仅能带来丰厚的利润，而且夺标公司还可由此增强信誉且名声大振。

早在1976年，李嘉诚就获悉香港地铁公司为购得中区邮政总局旧址地皮，曾与香港政府磋商多次，希望部分用香港地铁公司的股票部分以现金支付，但是港府坚持用现金购买。于是既精通经营之道、又精通金融之道的李嘉诚，再次利用出售偻宇和发行新股的方式，集资数亿港元现金，以打有备之战。

不仅如此，李嘉诚还获悉香港地铁公司与政府达成有关九龙湾车厂及邮政总局旧址的批地协议：地铁公司必须耗资近六亿港元现金购地而急现金尽快回流的具体情况，提出一个将两块地盘设计成一流的商业中心和写字楼相结合的综合型商业大厦的建议，而且一反地产界只租不售的常规。为了稳操胜券，李嘉诚还相继抛出了两个诱饵。其一是为了满足香港地铁公司急需现金的要求，长江实业主动提出提供现金做建筑费;其二是将商业大厦出售后的利益由地铁公司和长江实业公司分享，并且再超平时分红各五成的常规，由地铁公司占51%，长江实业占49%.

1979年1月14日，香港地铁公司正式宣布，中环邮政总局旧址公开接受招标竞投。素有地产皇帝之称的置地公司，一度盛传是夺标呼声最高的公司。消息传到长江实业，李嘉诚听后淡淡一笑，说：传说总最是传说，到底名花谁主现在尚无法定论。在这次地王公开招标竞投活动中，香港地下铁路公司先后收到30个财团以及地产公司的投标申请。

1977年4月5日各家报纸以大标题报道：长江击败置地，夺得旧邮政总局地段。

这块平均地价每平方米1万港元的地王，早为大财团觊觎，卒为长江投得。据地下铁路公司透露，主要原因是长江实业所提交的建议内列举的条件异常优厚，终能脱颖而出，独得与地铁公司经营该地的发展权。

李嘉诚终于力挫多家竞争对手，一举击败一度呼声甚高的香港地产界巨子——香港置地有限公司，被人们誉为长江实业扩张发展中的重要昊碑，乃华资地产的光辉，值得开香槟庆贺，并一致认为此举意义重大，算得上三级超升。

1978年5月，李嘉诚投标所建的环球大厦开盘，总价值约5.92亿港元的物业，于广告刊登后8小时内全部售完。

1978年8月，李嘉诚投标所建的海富中心开始拍卖，交易总价为9.8亿港元，创造开盘售楼一天交投最大的记录。

耗资近2.5亿港元，以豪华、庄重、典雅的面貌呈现于香港人面前的华人行新大厦，雄踞于港岛中区最为繁华的商业中心地带;并与香港上海汇丰银行联手合作，对半出资成立华豪有限公司，以全新的香港速度，重机关报创建华人行商业大厦，可以说是李嘉诚又一杰作。

1978年李嘉诚与包玉刚达成协议，他放弃对寻龙仓控制权的争夺，从而改善了与汇丰银行的关系。以此为契机，他于1980年蛇吞大象式地收购了汇丰手下的和记黄埔，轰动整个香港并令股市狂升。香港新闻界轰动到极点，各报刊杂志纷纷用醒目的标题，形容李嘉诚这次蛇吞大象式的成功收购，有如在香港上空投放了一颗原子弹，其石破天惊的能量，不仅轰动整个香港而且令股市狂升。

1986年，李嘉诚所统率的和记黄埔捷报频传。在李嘉诚的揉和中，在西方之精华的高科技管理之下，和记黄埔成为除银行业之外的香港最大的多元化投资控股及贸易公司，是香港规模最庞大、获利最丰厚的桂冠集团之一。正如李嘉诚在1986年度和记黄埔的业务报告中所言及的：

本集团坚持不渝之目标是不断茁壮成为一家基础广大，而主要业务以及控股权利中心仍牢固植根于香港的国际性集团。

这一年，和记黄埔属下的和记电话，通过28处无线电发射，接受台通达全港各地，成为香港分区讯号系统式手提及流动电话的最大经销商。同时，早在1986年就着手收购的和记传呼有限公司，动用港币2亿港元收购香港20家传呼公司，成为占有率达4O%的全港最大的传呼公司。

1986年11月，李嘉诚部署和黄与长江实业重新组织一家公司，在欧洲发行总值港币7.8亿元的可兑换的国泰航空公司股份债券。通过这次变相批售国泰航空公司股份，和记黄埔与长江实业在短短半年的时间内，获利高达2.5亿港元。

1987年9月14日，大有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岗之气势的李嘉诚在记者招待会上兴奋地宣布：其控制下的四家上市公司已经集资1O3亿元，并且动用其中的29亿收购英国大东电报局4.9%之股份，其余用于扩建第六、第七号码头，以及兴建四号码头货物分发中心。

自80年代后半期以来，李嘉诚一改从前在香港所进行的长期策略性的收购活动，重新着眼自身结构与业务的整顿和进一步加重业务国际化的比重之有关政策。

首先他进行了一系列的改组活动：1987年将港灯集团的非电力业务分拆成为嘉宏国际集团有限公司;1988年长江实业进一步将青州英坭私有化;1989年和记黄埔将属下的安达区大亚集团售予长江实业。

李嘉诚这一系列调整集团内部的组织结构等措施，不仅仅便于理顺集团内部的业务分工和利润分配，而且也为今后新的投资创造条件。接下来，李嘉诚还通过加强对和记黄埔的货柜码头和电讯业务等方面的投资，促使业务进一步多元化。

1986年，李嘉诚财团趁石油价格处于低潮时期，收购赫斯基石油公司52%的控股权。其中李嘉诚家族占9%;和记黄埔和嘉宏国际各占互成权益的Union Faith占43%，共耗资32亿港元。

1986年，李嘉诚进军北美能源业的同时，并没有放过欧洲能源市场。同年12月初，李嘉诚私人斥资港币1000万元，收购英国伦敦上市的克拉夫石油公司4，9%的股权。

1988年4月，李嘉诚联合新世界发展主席郑裕彤、恒基兆业主席李兆基以及李嘉诚持有股份1O%的加拿大国际商业银行，在加拿大成立协和太平洋公司，获得加拿大温哥华世界博览会旧址的发展权。

1988年6月，李嘉诚将扩张的目标回首注目于腾飞之中的亚洲地区。

李嘉诚联合香港商界巨亨李兆基、邵逸夫、周文轩、曹文锦等，投标获得政局稳定、深具潜质的亚洲四小龙之——新加坡的展览中心发展权。

1989年，李嘉诚统率和记黄埔成功收购英国 Quadrant集团的蜂窝式流动电话业务，成为和记黄埔通讯业务进军欧美市场的起点。

1990年6月，和记黄埔又以1.6亿港元收购美国通讯器材制造业AT&E集团的可换优先股。

李嘉诚流洒自如地挥舞着集资收购战的魔棒，进行了一系列的收购行动。

统率李氏王国内外并举、纵横驰骋的李嘉诚，为他呕心沥血的大半生所奠定的宏伟基业，在激动人心的全球大商战中进行着令人为之振奋的全面出击。

众所周知，邓亚萍从小就酷爱打乒乓球，她理想着有朝一日能够在世界赛场上大显身手。却因为身材矮小，手腿粗短而被拒于国家队的大门之外。但她并没有气馁，而是把失败转化为动力，苦练球技，持之以恒的努力终于催开了理想的花蕾——她如愿以偿站上了世界冠军的领奖台。在她的运动生涯中，她总共夺得了18枚世界冠军奖牌。邓亚萍的出色成就，不仅为她自己带来了巨大的荣耀，也改变了世界乒乒坛只在高个子中选拔运动员的传统观念。

邓亚萍是乒乓球历史上最伟大的女子选手，她5岁起就随爸爸学打球，1988年进入国家队，先后获得14次世界冠军头衔;在乒坛世界排名连续8年保持第一，是排名世界第一时间最长的女运动员，成为唯一蝉联奥运会乒乓球金牌的运动员，并获得4枚奥运会金牌，其中包括单打和与乔红组合的双打。

童年的邓亚萍，因为受当时体育教练爸爸的影响，立志做一名优秀的运动员。但是她个子矮，手脚粗短，根本不符合体校的要求，体校的大门没能向她敞开。于是，年幼的邓亚萍跟爸爸学起了乒乓球，爸爸规定她每天在练完体能课后，必须还要做100个发球接球的动作。邓亚萍虽然只有七八岁，但为了能使自己的球技更加熟练，基本功更加扎实，便在自己的腿上绑上了沙袋，而且把木牌换成了铁牌。

对一个孩子来说，这是多么难能可贵!这不但要使身体备受煎熬，心里方面也要承受巨大的压力。小小的她，每闪、展、腾、挪一步，都可以用举步维艰来形容!

腿肿了!手掌磨破了!——这是家常便饭!但他从不叫苦，不喊累!负责训练的爸爸，有时心疼得掉眼泪!付出总有回报，由于邓亚萍的执着，10岁的她便在全国少年乒乓球比赛中获得团体和单打两项冠军。

进入国家队后，邓亚萍都是超额完成自己的训练任务，队里规定上午练到11时，她就给自己延长到11时45分，下午训练到6时，她就练到6时45分或7时45分，封闭训练规定练到晚上9时，她练到11点多。邓亚萍为了训练经常误了时间，她就自己泡面吃。

在队里练习全台单面攻时，邓亚萍依旧往腿上绑沙袋，而且面对两位男陪练的左突右奔，一打就是2小时!在进行多球训练时，教练将球连珠炮打来，邓亚萍每次都是瞪大眼睛，一丝不苟的接球，一接就是1000多个。

每一节训练课下来，汗水都湿透了邓亚萍的衣服、鞋袜，有时甚至连地板也会浸湿一片，不得不换衣服、鞋袜，甚至换球台再练。长时间从事大运动量、高强度的训练，从颈到脚，邓亚萍身体很多部位都是伤病。为对付腰肌劳损，她不得不系上宽宽的护腰，膝关节脂肪垫肿、踝关节几乎长满了骨刺，平时只好忍着，实在痛的利害了就打一针封闭，脚底磨出了血泡，就挑破它再裹上一层纱布接着练。就算是伤口感染，挤出脓血也要接着练。

邓亚萍的出色成就，改变了世界乒坛只在高个子中选拔运动员的传统观念。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也为邓亚萍的球风和球艺所倾倒，亲自为她颁奖，并邀请她到洛桑国家奥委会总部做客…

陈毅讲话大都不用稿子。但是，他出口成章，侃侃而谈，常常以机敏而风趣的言辞使听者折服。在一次会议上，有人看见他拿着一份稿纸，还不时地低下头看看，后来竟发现那是一张白纸。"陈总，您怎么用张空白的发言稿啊?"会后有人问他。他回答说："不用稿子，人家会讲我不严肃，信口开河。"

建国初期，陈毅任上海市长。有一次对工商界人士演讲，讲台上摆放着名贵的鲜花和精美的茶具。陈毅一上台就说："我这个人讲话容易激动，激动起来容易手舞足蹈，讲桌上的这些东西，要是被我碰坏，我这个供给制的市长，实在赔偿不起，所以我请求支持会议主持人，还是先把这些东西精兵简政撤下去吧。"会场上的人们立刻发出了轻松的笑声。

在60年代的一个会议上，陈毅为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而大声疾呼："不能够经过了几十年改造、考验，还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项帽子戴在所有知识分子头上! "说到这里，陈毅摘下帽子，向参加会议的知识分于代表鞠了一躬，然后大声说道："今天，我给你们行脱帽礼!"这真挚的感情和恰到好处的幽默，使与会者为之动容。

肖全和他们这一代：自然而骄傲地老去

作者:梁静

“你好，我是肖全，拍照的。”

见到陌生人，肖全一般这样自我介绍。摄影师、艺术家什么的，太造作，不好。肖全说，他喜欢自然、自在，他拍的人，都那样。

“我当然也是，讨厌造作。”

以前留长发的时候，肖全有好多女粉丝，而且是会为他尖叫的那种。现在，还是帅的，看不出今年56岁了，唯一会破功的，是他的眼角。

那上面，布满皱纹。一条条褶，又长又深，在眼睛四周延伸，就像老树的根。肖全的姐姐说，这叫“万丈深渊”。“但有什么办法呢，我是拍照的，不停眨眼，眨了几十年，就变这样了。”

肖全一眨眼，眼角的褶，果然更深了。

这是褶，也是时间隧道，里面埋着，肖全的40年。

1976年，肖全17岁，拍了第一张照片。他用一台借来的相机，在成都家里，对着坐在庭子里看报纸的奶奶邹桂莲，按了一张。

1980年，肖全21岁，用爸爸寄给他的180元买了一台海鸥205相机，花了169元，那时每月人均工资也就四五十元。当时在海军航空兵部当兵的肖全，扛着相机，骑着自信车，拍家乡成都。

1986年，肖全27岁，不当兵了，常和成都文艺圈的人混在一起，抽烟、喝酒。钟鸣、翟永明、何多苓、易知难等等都挺熟的。这群人，长得好看，都挺臭美的，肖全喜欢帮他们拍照。

某天，肖全在钟鸣办的《象罔》中看到一张美国诗人庞德的照片。在照片里，垂暮之年的庞德，拄着手杖，立于石桥，目光坚毅沧桑，形如雕像，下面是一段文字——“理解来得太迟了。一切都是那么艰难，那么徒劳，我不再工作，我什么也不想做。”视线与照片接触的那一瞬间，肖全被击中了。“我也要为中国的知识分子拍这样的照片。”

这一个只有十秒不到就产生的念头，肖全整整花了十年去完成。

在这十年里，肖全在全国各地漂泊，把行李寄放在朋友家里。他常常接到电话：“×××在哪儿哪儿，你拍不拍？”“拍！”不说废话，肖全扛起摄影包就走。

1996年，肖全37岁，《我们这一代》第一版出了，组成这本摄影书的，是一个个现在已经被供在神台上的“文艺偶像”：北岛、顾城、三毛、崔健、杨丽萍、张艺谋……20年前，在肖全的取景框里，这些人还不是神，他们仍不脱青涩，仍不免轻狂。他们埋头干着自己的事，哪怕明天就没米下锅了。在这一点上，肖全觉得，他们都一样。

“你如果问我他们有什么不同，我觉得没什么不同。他们是普通人，只不过他们都有一样技能，深深地热爱着自己的专业，并愿意用它去表达对生命、对世界的感悟。”

崔健的长征

那时候的年轻人，都是老崔的粉，包括肖全。在暗房里晒照片的时候，肖全喜欢放《一无所有》。他把喇叭调到最大，让老崔的嗓音充斥整个暗房，冲进浸泡着的底片中。“从听到老崔的第一首歌开始，我心里就想，歌还能这么唱啊。”

1990年春天，崔健来成都了，来搞演唱会的，叫“新长征路上的摇滚”。肖全去了。他看到素不相识的人手挽着手，在老崔的歌中排山倒海地摇着、唱着、哭着，他眼睛里的泪水也止不住地流。

演唱会结束以后，肖全陪着崔健去电视台取录像带。在电视台门口，有一堵被拆掉一半的旧墙，在它背后是水泥组成的TV的V字。看到这个奇妙的组合，肖全心动了。“这感觉像长征。”他把崔健叫下车，崔健想了想，下来了，站在墙前，换了好几个姿势。

肖全操起机器，按了21次快门。一分钟后，他知道，一幅好照片刚刚已经诞生了。

诗人与那些花儿

1986年12月，正值中国朦胧诗兴起，成都举办“星星诗歌节”，北岛、顾城、舒婷都到了。肖全跟着拍了全程。在这些照片中，他特别喜欢那张在望江公园竹林拍的大合照，大伙都笑了，谢烨还躲在顾城的后面，羞答答地牵着舒婷的手。

在回去的车上，北岛带着大家唱《三套车》，唱得很大声，就连外面都能听到，大家都特别过瘾。北岛唱着唱着忘词了，大家又笑作一团。“那时候的快乐，就那么简单。”其实当时，大家的生活并不好，在北京，大家每天都在想着吃什么最便宜，早上起晚一点，不吃早餐，饿醒了就看看通讯录今天该去哪里蹭饭了。诗歌节，他们收到100块的“舞台演出费”，顾城激动了，他说，成都人太好了，他不走了，他还要开讲座。

肖全在酒店房间给他和谢烨拍了好多照片。顾城说，我最喜欢拍照了，我的这顶帽子，是一个美国老太太送的。

回到北京后，顾城给肖全寄了一本诗集《黑眼睛》，并留下两行字：“那些花儿已经走远了。给肖全。”

这是肖全与顾城的最后一次接触。

之后，那些花儿，就走远了。

多么倔强的女人

1990年9月21日，肖全和成都的其他记者，敲开了三毛在锦江宾馆的门。这是一个极其少见的女人！肖全想到了杜拉斯。三毛翻了肖全带来的像集，摇起头来：“不行啊，你给他们拍得这么好，你得给我拍才行。”

贝多芬是世界著名的音乐家，也是命运最糟的一个。其实，贝多芬的童年是在泪水浸泡中长大的。因为家庭贫困，父母失和，造成贝多芬性格上严肃、孤僻、倔强和独立，在他心中蕴藏着强烈而深沉的感情。于是他从12岁开始作曲，14岁参加乐团演出并领取工资补贴家用。等到了17岁，母亲病逝，家中只剩下两个弟弟，一个妹妹和已经堕落的父亲。后来，贝多芬得了伤寒和天花，几乎丧命。但是贝多芬简直成了苦难的象征，他的不幸是一个孩子难以承受的。 就算如此，贝多芬还是挺过来了。因为他对音乐酷爱到离不开的程度。他的作品中，有着他生活的影子，既充满高尚的思想 ，又流露对人间美好事物的追求、向往。还有对美丽的大自然他有抒发不尽的情怀。 我们说贝多芬命运不好，不光指他童年悲惨，实际上他最大的不幸，莫过于28岁那年的耳聋。先是耳朵日夜作响，继而听觉日益衰弱。当他去野外散步，再也听不见农夫的笛声了。至此，他孤独地过着聋人的生活，全部精力都用于和聋疾苦战。但是贝多芬活在世上，能理解他的人太少了，而唯一能给他安慰的只有音乐。在他作曲时，常把一根细木棍咬在嘴里，借以感受钢琴的振动，他用自己无法听到的声音，倾诉着自己对大自然的挚爱，对真理的追求，对未来的憧憬。而他著名的《命运交响曲》就是在完全失去听觉的状态中创作的，是贝多芬最杰出的一部作品，它的主题是反映人类和命运搏斗，最终战胜命运。这也是他自己人生的写照。 这是第一乐章中连续出现的沉重而有力的音符。贝多芬说：“命运就是这样敲门的。”他坚信“音乐可以使人类的精神爆发出火花”。“顽强地战斗，通过斗争去取得胜利 。”这种思想贯穿了贝多芬作品的始终。

1827年3月26日，一个雷雨交加的夜晚，音乐巨人与世长辞，那时他才57岁。贝多芬一生是悲惨的，世界不曾给他欢乐， 他却为人类创造了欢乐。贝多芬身体是虚弱的，但他是真正的强者。

与一般大学生4年读完一所大学不同，张文用4年时间“读”了4所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

2007年6月，张文高考发挥失常，怀着进京求学的梦想，他来到北京的一所民办高校。进校后不久，张文就感到失落：身边的同学整天抽烟、喝酒、打牌、逃课、通宵上网……张文说：“我不甘平庸，我要走一条自己想走的路。”

张文决定退学。他说：“我要走访国内各顶尖大学，遍访名师。”从2008年起，他在京沪的4所名校各旁听一年。4年下来，张文听了200多门课、100多场讲座，积累了50万字的课堂笔记，还加入了100多个社团。

一年用了6支录音笔

积极、刻苦，是张文游学生活的写照。在复旦大学的课堂上，张文总是积极提问。中文系骆玉明教授的《古典诗词导读》是复旦大学的精品课程，骆教授主张“书读百遍，其义自见”，他常在课堂上鼓励学生朗诵，但响应者寥寥。在一次课上，骆教授再次邀请学生朗诵诗经中的《蒹葭》，按捺不住的张文举起手，登台朗诵起来。

在北京大学时，因为觉得“好课实在是太多了”，他上午同时选了3门课，所以准备了3支录音笔。课前，张文在3栋教学楼间一路小跑送录音笔，自己听一门，下课后再跑到另外两间教室取录音笔。晚上9点下课后，他来到未名湖畔，一边散步，一边听白天的录音。晚上12点回到燕南园继续听，有时他听着听着就趴在桌子上睡着了，醒来又倒回去继续听。在北京大学一年，张文先后用了6支录音笔。

清华大学让张文感受到另一种不同的氛围：“教室里坐得满满的，老师讲得激情满怀，同学们奋笔疾书记笔记。”

“中国人民大学散发着浓厚的人文气息。在中国人民大学的课堂上，同学与老师之间总是有着激烈的争论，这种争论从课堂延续到老师的办公室。”张文说，“该校密集的讲座让我大开眼界，好多外国的总统、中国的部长、经济学家、商界名流登上了中国人民大学的讲坛。”

全方位参与大学生活

上课、记笔记、听录音，并不是张文游学生活的全部。在北大，张文报名参加了100多个社团，足迹遍布各种学科兴趣小组、文艺演出、讲座论坛、体育运动、志愿服务等。用张文的话说，加入这些社团是为了“完善人格、砥砺品德”。

张文做事积极主动、随叫随到。社团负责人觉得张文不知疲倦、任劳任怨，于是给他一定的职位，为社团做事。

张文认为，最值得他骄傲的一件事是去内蒙古一所高中捐赠图书。他从一名家在内蒙古呼伦贝尔盟根河市的学生处得知，根河市有半年时间是被冰雪覆盖着的，教育条件极差。

于是，张文找到办活动时认识的两位公司老总，希望他们能出资给根河二中图书馆添置图书。他又辗转联系上文化部前副部长丁一先生题写馆名，并邀请清华大学前校长顾秉林院士题词。最终3500册图书送到了根河二中。

张文的积极参与，也曾遭到过其他学生的质疑，甚至引起相关学生组织的不满。2011年12月，有人在北大BBS上发帖说张文不是北大的学生，却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在很多社团担任职务，发帖人声称要把他赶出北大。这件事深深地伤害了张文的自尊。

我还要去香港大学、去哈佛、去耶鲁

张文喜欢和各种各样的“牛人”打交道，他说：“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行万里路不如阅人无数，阅人无数不如名师指路。”在张文看来，到一所大学首先要认识其校长。他在复旦大学时，就去杨玉良校长的办公室请教过问题。他曾经让周其凤校长给他推荐精品课，周校长勉励他要好好利用北大的资源，广泛接触名师，并说：“你这样的学习方式比那些只想拿文凭、整天混日子的同学更能学到真东西，北大学生应该向你学习。”张文也曾给顾秉林先生写信，顾先生回信鼓励他：“不管你能不能拿到文凭，都要练就一身真本领。”

总结这4年的收获，张文说：“复旦大学让我认识了自己，自我觉醒；北京大学拓宽了我的视野；清华使我懂得要脚踏实地，知行合一；中国人民大学让我从个人奋斗转变为关心国家、社会，立学为民，治学报国。”

现在张文在某大型地产集团兼职做董事长助理。他找工作的经历也很传奇：张文在中国人民大学听该董事长的讲座，并与其建立了联系，该董事长知道了他的游学故事，被他的毅力感动。

如今，下班后的张文还是会去学校听课、读书，但这不是张文的终点。

刚刚参加了托福考试的张文，准备明年去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香港委员会做义工，之后还要去美国。这个机会源于他的毛遂自荐：“听说基金会招募义工，我就给在美国的执行主席雷克先生写信表达了我的意愿，并介绍了我游学和做公益的经历，不久，雷克先生就回信了。”

张文的梦想是在香港做义工之余，去香港大学听课；等到了美国，他还想去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见识一下纯正的美国精英教育。

美籍华裔物理学家李政道博士1940年到美国读研究生，他的导师是大师级的物理学家费米教授。费米教授每周用半天时间跟李政道讨论问题，他的主要目的是训练，让学生对一切物理问题都能够自己独立思考，找到答案。费米每次讨论时都问问题，让李政道回答。

有一次，费米问李政道：太阳中间的温度是多少？李政道答：大概是一千万绝对温度。费米问：你是怎么知道的？李政道说：是从文献上看来的。费米问：你自己有没有算过？李政道答：没有，这个计算比较复杂。费米告诉李政道：作为一个学者，这样不行，你一定要自己思考和估计，你不能这样接受人家的结论。李政道问：那怎么办？这里面有两个公式，看起来倒也不是最复杂，真要算起来，却并不那么简单。费米说：你能不能想一个其它的方法来计算？李政道说：想什么办法呢？没有大计算器。费米说：我们一块来做一个大的计算器。费米教授当时正在做着很重要的物理实验，跟做计算器一点关系也没有，但是他放下手中的实验，与李政道—起做了计算器。

不久，全世界惟—的、专门用来做大计算的计算器做好了，李政道用自己的计算器，用新的方法计算出了太阳中间的温度。

李政道博士在一次讲演中专门讲到这个故事。他说，费米教授看重的，并不仅仅是做这样一次计算，他是让学生明白，作为一个科学家，你不能轻易接受别人的结论，你必须自己亲手实验，而且要尝试使用新的方法。

这件事情让李政道博士一生受益无穷。李政道博士说，自己是幸运的，在学生时代有幸碰上了费米教授。这件事情使自己得出任何事情都要以身作则的人生结论。使自己在以后无论学术研究还是做人处世当中，都始终坚持脚踏实地，想新方法，同时也启发了自己对科学研究、解决问题的兴趣。

李政道博士说，自己现在带研究生沿用的就是费米教授的教学方法，用一定的时间与学生讨论问题，培养学生探讨解决问题的兴趣，因为一个人，只要当他对所从事的事业有了浓厚兴趣的时候，才会全身心地投入，才能够有所发现。

孙膑与庞涓斗智斗勇，本来按三局两胜，孙膑已经赢了。但，庞涓为找回点面子，坚持比赛，坚决要求鬼谷子出第三道题。

万般无奈，经不住庞涓的死缠硬磨，鬼谷子除了第三道题。第三道很简单，就是把鬼谷子从谷雨洞骗出来，谁把师父请出来，就算谁赢。

庞涓迫不急奈地抢先说：“我先来，我先来”。

庞涓说：“师父你快出来吧，外面很热闹，有吹笛笛的，有打鼓的，又敲锣的，有大姑娘坐花轿，娶媳妇结婚的。”

鬼谷子想：“骗人，热闹也不出去”。

庞涓见师父不出来，又说：“师父，你快出来吧，有只大老虎来了，要上山洞里吃你去”。

鬼谷子想：“你在洞口，有老虎也会先吃你”。

庞涓想了很多法儿，始终没把师父请出来，万般无奈，说：“孙膑你来吧，我骗不不出来，你也骗不出来，顶着咱俩比个平手”。

孙膑自言自语地说：“庞涓都把办法想绝了，都没把师父请出来，我也请不出来。不过，师父，我有办法，把你从洞口请进洞内。”

鬼谷子想：“你们没办法把我请出去，肯定也没办法把握请进来”。于是，就走出洞来，坐好，说：“请吧”。

孙膑微微一笑，说：“师父，我也没办法把你请进去，不过，我已经把你请出来了”。

鬼谷子顿悟，自己上当了。

非常讲究读书方法。他提倡博采众家，说：“书在手头，不管它就是什么，总要拿来翻一下，或者看一遍序目，或者读几页内容。”有拓宽思路，增长知识等好处。对于较难懂的必读书，他的看法就是硬着头皮读下去，直到读懂钻透为止。他还提倡在“泛览”的基础上，选择自己喜爱的书深入研究。在研究中，他主张要独立思考，注意观察与实践相结合，用“自己的眼睛去读世间这一部活书”，“使所读的书活起来。”对看不懂的地方，他认为“若就是碰到疑问而只看到那个地方，那无论看到多久都不会懂。所以跳过去，再向前进，于就是连以前的地方也明白了”。鲁迅十分重视运用“剪报”积累材料。曾说：“无论什么事，如果陆续收集资料，积之十年，总可成一学者。”

包拯，是我国人民非常熟悉和敬佩的“清官”。他铁面无私，执法严峻，有许多佳话流传于世。

公元 999 年，包拯出生在庐州合肥（今属安徽省）。他十岁那年，有一天和姐姐一块儿到花园里游玩。游兴正浓时，姐姐问道：“你长大准备干什么事？”“做个为民办好事的清官。”包拯眼睛一眨，干脆利索地回答。“做清官可不容易，你能行吗？”姐姐又问了一句。包拯胸有成竹地答道：“只要大公无私，善动脑筋，案件总能审得清的。”

包拯的一番话，说得姐姐心里暖烘烘的。她嫣然一笑，若有所思地说：“那好，明天让我考你一下吧！”

第二天一早，姐姐来到学堂，把一个煮熟的鸡蛋悄悄送给一个同学吃了，然后要包拯查出来是谁吃的。

包拯不慌不忙。他首先看了每个同学的面色和嘴巴，然后敏捷地端来十碗清水放到桌上，叫每个同学从碗里喝一口水，在嘴里咕噜咕噜地漱一下，再吐入碗内。

轮到第五个同学漱口时，包拯发现，他的碗内有蛋黄和蛋白的残屑。但他没有马上断案，而是让其余的同学继续漱口，直到每个同学都漱完口，他才郑重其事地宣布：“只有第五个同学吃了鸡蛋。”

一直站在旁边的姐姐这才服了弟弟，啧啧称赞说：“包拯长大能做清官！”

卡当于1501年出生在意大利的帕维亚（Pavia），在文艺复兴时期是一位举足轻重的数学家也是一位典型的人文主义者，除了数学他也专注于收集、组织、研究、评论希腊和罗马的成果。

卡当有个不幸的童年，在40岁之前，他穷得一无所有。个性孤僻，、自负、缺乏幽默感、不能自我反省，并且往往在言谈中，表现得冷漠无情。他为了逃避穷困、病痛、毁谤和不公平的待遇，曾在25年之中，每天玩骰子，并天天玩棋达40年之久。青年时代，他致力于研究数学、物理。从帕维亚大学医学院毕业后，在波隆纳和米兰行医并教受他人医术，成为全欧有名的医生。这期间，他也受聘在意大利的多所大学，担任数学讲座。 1570年，因丢掷耶稣的天宫图，被视为异教徒，而被捕入狱。不过，令人称其奇的是，主教随即以占星术士来聘用他。

卡当的著作涵盖了数学、天文学、占星学、物理学、医学以及关于道德方面的语录。借着辛勤的耕耘，他将古世纪、中世纪以及当代所能搜集到的数学知识，编成百科全书的形式。他更将自己珍爱、偏好的数论和代数理论，结合在一起。

1545年，他出版的著作《ArsMagra》（大术），在代数学上具有相当重要之地位。书中首次出现使用符号的雏形，例如："3. quad . quad . p .29. quad . p .57 . aqualia36 . pos . p . 74."这相当于"3X4+29X2+57=36X+74"；他对三次及四次方程式提出了系统性的解法，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成就。

卡当在代数学上的另一个贡献，是认真地引入了虚数，并接受虚数是方程式的根。虚数的出现，是数学史上一件大事。虚数和原有的实数统称为复数系。根据代数基本定理，在复数系里任何多项式必有根，而且n次多项式恰有n个根，这就解决了根的存在性问题。要解出方程式的根，在复数系中，便可迎刃而解了。

除了在代数学上的重要成就，卡当在概率论这门学科上，也扮演了奠基的工作。例如在其《De Ludo Aleoe》（博奕论，1663年出版）一书中，他已经计算了投掷两颗或三颗骰子时，在可能方法里，有多少方法是得到某一点数，这可以说是，概率论发展的一个滥觞。

有一位中年人，不幸患了小儿麻痹。他的腿一点都不能动，必须坐在轮椅上。但是，他讨厌整天依赖别人把他从楼上抬上抬下，便晚上一个人偷偷地练习独立行走。他先用手臂的力量，把身体撑起来，挪到台阶上，然后再把腿拖上去，就这样一级一级艰难地爬上楼梯。

一次，他母亲发现他用这种方式爬楼梯，就心痛地说：“你这样在地上拖来拖去，给别人看见了多难看。”他却回答说：“我必须面对自己的耻辱，我必须自己帮自己‘站’起来！”

这个自己帮自己“站”起来的人，就是罗斯福。后来，他就是靠着这种自己帮自己“站”起来的精神，最后“站”到了美国总统的位置上。

面对人生的痛苦、不幸、失败和挫折，如果自己躺倒不起，自己不帮自己站起来，还有谁能帮你站起来呢？自立，才是一种真正的站立。

[真正的站立励志哲理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