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爱心故事名人(热门20篇)

段祺瑞当权时，颁布了新的国会选举法，其中有一部分参议员须由中央通儒院票选，凡国立大学教授，或者是在国外大学得过学位的，都有选举权。于是，像辜鸿铭这样著名的北大教授就成了香饽饽。有位留学生小政客到辜家里买票，辜鸿铭毫不客气，开价五百大洋。当时的市价是二百五，小政客只肯加到三百。辜鸿铭优惠一点，降至四百，少一毛钱不行。小政客还想讨价还价，老先生大叫一声，让他滚蛋。到了选举的前一天，果然收到四百大洋和选举入场证，来人还叮嘱他明天务必到场。等送钱的人后腿刚走，老先生就出了门。他赶下午的快车到了天津，两天后，钱被他花了个精光，这才尽兴而归。小政客早气歪了嘴，他跑至辜家，大骂辜鸿铭寡信，问他“立的什么诚?”(辜鸿铭号立诚)。老先生二话不说，顺手操起一根粗木棍，往那留学生小政客身上打来，口里大声骂道：“你瞎了眼睛，敢拿几个臭钱来收买我!我辜鸿铭如此之卑贱吗?你也配讲信义，你给我滚出去!”小政客慑于辜氏手中木棍威力，只好抱头鼠窜，逃之夭夭。答应人家的事，无论如何也要做到，这涉及一个人品质的问题，辜鸿铭答应了卖票，看似就应该遵守诺言，把选票给买主，但老先生却违背承诺，不守信用。其实，这是对原则的坚守，对大是大非的明辨，不为小人守信，捍卫千秋大义，没有“拿人手短”，值得我们敬佩。

1926年11月，应厦门集美大学校长叶渊的邀请，鲁迅前去参加演讲，办学方针保守的叶渊，自知鲁迅是一位“思想前进的文人”，为了不使对方的演讲与自己的观点相左，特地先请鲁迅吃饭，然后才带他进礼堂。但鲁迅登台就讲道：“我在厦门的时候，听说叶校长办学很拘束，学生极不自由，恕不敢加以赞同……刚才叶校长又请我吃饭。吃了人家的东西，好像要说人家的好话，但我并不是那样的人，对于叶校长办学的方法之错误，以及青年身心的发展，和参加社会的活动必要等等，我仍旧是非说不可的。”鲁迅身处恭维、殷勤的包围圈，头脑却保持一以贯之的清醒，言论绝不受时势的左右，只说自己“要说的话”，不管别人如何枉费心机。也正因此，才使他的演讲同他的文章一样，保持了一位思想家的品格，大师精神境界的崇高风范，由此可见一斑。

北宋时期，诗人晏殊与史学家宋祁既是上下级，又兼有师生之谊，旦夕相聚，关系非同一般。有一年中秋夜，晏殊邀请宋祁赴宴，饮酒赋诗，玩了一个通宵。可是第二天，晏殊被罢相遭贬，身为翰林学士的宋祁奉命草拟罢相敕书，按说吃了嘴软，念及旧恩，该“笔下留情”吧，然而《西清诗话》说宋祁挥毫之际，昨夕余醉犹在，仍秉笔直书，指斥晏殊肆意敛财和借军事谋利。私交为私交，大义归大义，昨夜喝了你的酒，今天照样揭你的老底。后来晏殊落难，众人避之不及，唯有宋祁不避耳目，公开宴请晏殊，送行三十里，在私交和国事之间，宋祁对事不对人，不因私交违背国事，也不因国事影响私谊，光明磊落，坦荡分明，为后世尊崇的道德典范。

人是社会动物，又是感情动物，在现实生活中，人际交往，礼尚往来，在所难免。都说“吃人的嘴软，拿人的手短”，在大是大非的原则面前，不能因为是朋友，或者吃了、拿了，就不讲规矩，不顾原则，不分黑白，说一些违背底线、颠倒是非的话，做一些违反法律、道德的事，向大师学习，坚守自己的标准，只要理不短，吃了嘴不软，拿了手不短。

少年时代对日月星辰的观察，激发了张衡探索天文奥秘的决心。后来他两度出任中央政府专管天文的太史令，在这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据《辞海》所记：他首次正确解释月食是由月球进入地影而产生;观测和记录了中原地区能看到的2500颗星星，并且绘制了我国第一幅较完备的星图;他创制了世界上第一台候风地动仪;创造了指南车、自动记里鼓车和能飞行数里的木鸟。

渴求知识的张衡总是感到知识的不足，不满17岁时，他辞别独身一人到外地访师求学。在古都长安，他游览了当地的名胜古迹，考察了周围的山川形势、物产风俗和世态人情。在当时的京都洛阳，他结识了不少有学问的，其中有一个叫崔瑗，精通天文、、历法，还是很有名气的书法家。张衡登门向他求教。正是由于他这种虚心好学的精神使得他在各方面获益匪浅。除了在天文学方面有杰出成就外，在地震学的研究上也是举世瞩目的，他创制的候风地动仪比欧洲相类似的仪器问世早1700多年。他还是东汉六大画家之一，他写的《二京赋》“精思博会，十年乃成”，为人们所津津乐道。

一位愚蠢的国王，经常在那些外国使者和哲人面前胡言乱语，使周围的那些丞相和官员时常感到窘迫和难堪。他们为了摆脱这种窘态，把阿凡提请到王宫，请求他给国王当顾问。

“当顾问可以，可我有上个条件。”阿凡提听了国王对他的要求后说：“我要从您坐的垫褥底下秘密地穿一根线，一头系在您的脚上，一头摄在我的手里。如果您说的活没错，我就不动，假如说错了话我就拉一下线，请您就立刻停口。”

国王同意了阿凡提的条件，一天，从国外又来了三位使者，国王迫不急待地向他们提问：“贵国的猫、狗之类都很肥壮吗？”

阿凡提一听，赶紧把线拉了一下，国王立即住口不言语了。然后，阿凡提对使者们解释说：“我们国王的问话寓意深刻，他说的猫、狗肥壮是指贵国人民安居乐业、牛羊肥壮之意”

使者们一听，都信服了这位国王。可国王却对阿凡提喊道：“阿凡提，你是一个愚蠢的顾问，我说出了这么寓意深刻的话，你为什么还拉线呢？”

著名作家巴金的读书方法十分奇特，因为他是在没有书本的情况下进行的。读书而无书的确算得天下一奇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巴金说：“我第二次住院治疗，每天午睡不到一小时，就下床坐在小沙发上，等候护士同志两点钟来量体温。我坐着，一动也不动，但并没有打瞌睡。我的脑子不肯休息。它在回忆我过去读过的一些书，一些作品，好像它想在我的记忆力完全衰退之前，保留下一点美好的东西。”

原来他的读书法就是静坐在那里回忆曾经读过的书。这样有许多好处：

(1)不受条件限制，可以充分利用时间。巴金列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苏联卫国战争期间，列宁格勒长期被德军包围的时候，有一位少女在日记中写着“某某型，《安娜·卡列尼娜》”一类的句子。当时没有电，也没有蜡烛，整个城市实行灯火管制，她不能读书，而是在黑暗中静坐回忆书中的情节。托尔斯泰的小说帮助她度过了那些恐怖的黑夜。另一个例子是他自己在十年内乱中的亲身经历。他说：“‘文革’期间要是造反派允许我写日记，允许我照自己的意思写日记，我的日记中一定写满了书名。人们会奇怪：我的书房给贴了封条，加上锁，封闭了十年，我从哪里找到那些书来阅读?他们忘了人的脑子里有一个大仓库，里面储存着别人拿不走的东西。”这两个事例说明，在一切不具备正常读书条件的情况下都可以“读书”。

(2)温故而知新。通过回忆，将过去读过的书拿出来一点点地咀嚼，就象牛反刍一样，能进一步消化吸收。每回忆一次都会有新的理解，新的认识，新的收获。

(3)能够不断地从已读过的书中吸取精神力量。巴金说：“我现在跟疾病作斗争，也从各种各样的作品中得到鼓励……即使在病中我没有精神阅读新的作品，过去精神财富的积累也够我这有限余生消耗的。一直到死，人都需要光和热。”

迪尔玛·罗塞夫生活经历丰富，她早期的探索之路充满了坎坷。1970年，迪尔玛被捕，遭遇了22天的酷刑，包括鞭刑、电击，在狱中度过将近3年时光后，于1972年年底获释。她的坚强使她赢得了巴西“圣女贞德”的称号。

1973年迪尔玛再次参加大学考试，考入南里约格朗德州联邦大学经济系，1977年毕业，进入州政府下属的经济和统计基金会工作。1978年，迪尔玛在州立坎皮纳斯大学攻读经济学硕士学位。这一时期，迪尔玛的人生观有了重大转变，她不再参加任何学生运动，而是专心思考真正救国治国的方式。她最终选择了投身民主政治，支持左派用合法手段获得执政权力。此后，随着军政府的下台和民主体制的恢复，迪尔玛和她的丈夫投入到政治活动中，参与创建巴西民主工党。1986年民主工党在市政选举中获胜，有经济学背景的迪尔玛受邀担任财政局局长，这是她的第一个公职。她的政治才华逐渐显露，果断、干练和具有社会责任感等优点很快被发现并被赏识，迪尔玛终于踏上了人生的坦途。

一天，宋耀如一家用过早餐，准备到一位朋友家去。

宋耀如的二女儿宋庆龄显得格外高兴。她早就盼着到这位伯伯家去了。

伯伯家养的鸽子，尖尖的嘴巴，红红的鼻子，美极啦！伯伯还说，准备送她一只呢！

但她刚走出门口，忽然想起，今天上午，小珍要来学叠花篮儿。小珍和庆龄的年龄差不多，两人可要好了。

父亲见庆龄停住了脚步，奇怪地问：“庆龄，你怎么不走啦？”

庆龄说明了原委。父亲不以为然地说：“没关系，以后再教吧！”

“不行，我们已经约好了。我走了，她会扑空的。”庆龄为难地回答。

“那也不要紧，明天见到小珍，解释一下就行了。”父亲又说。

可庆龄仍然站在那儿不动：“不，你说过，做人要信守诺言。如果我忘记了，明天见到她，可以道歉，可既然我想起了自己的诺言，怎能不守信用呢！”接着，她又向父母、姐妹挥了挥手，说：“你们去吧，祝你们快活！”

不久前，美国纽约市市长布隆伯格与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一起谈话时，双腿往座位后缩，好像要把双脚藏起来似的。原来，布隆伯格穿着一双很旧的皮鞋，可能是在穿着由高档设计师设计的名牌衣服的第一夫人面前觉得不好意思，他才试图将脚上的旧皮鞋“藏起来”。

现年68岁的布隆伯格是一位身家超过180亿美元的富翁，在《福布斯》世界富豪榜上排名第23位。和许多一掷千金的富豪不同的是，家财万贯的布隆伯格数十年如一日地过着“抠门”的生活。虽然贵为一市之长，布隆伯格却不坐专车，也没有自己的办公室。他每天都乘地铁回家，在拥挤的车厢里，布隆伯格经常找不到座位，只好站半小时。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布隆伯格总共只有两双工作皮鞋，而且已穿了整整10年！

布隆伯格两双皮鞋穿了10年的秘闻曝光后，令许多美国民众大跌眼镜。早在2001年参选市长前，布隆伯格就已开始穿这两双皮鞋了，由于皮鞋实在太旧，有时候连他自己也觉得它们太不上台面。尽管如此，布隆伯格仍然觉得两双皮鞋已经足够，这可能与他长期养成的节俭习惯有关。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布隆伯格虽然节俭，却一点也不吝啬。美国富翁比尔·盖茨夫妇以及沃伦·巴菲特倡议全美的亿万富翁宣誓，在有生之年或死后将自己的一半家产捐给慈善机构，这被称为“日落条款”。这位舍不得为自己买双皮鞋或大份咖啡的市长，成为首批承诺签署“日落条款”的美国富翁。

学习了第五单元这一组关于生命的课文，我就想生命到底是什么？

有一年冬天，早晨还是阳光明媚，可是到了下午就寒风习习，雨连绵不断。妈妈早晨把一盆花放外面晒，中午回了二姨妈家，没法儿把花搬回去，我和妈妈在想这花一定必死无疑。但是一回去这盆花傲然挺立着。我想它能在没有阳光，只有风雨只有寒冷的情况下生长，它的生命力该多么顽强，这盆花的品质我们人类更应该具有。

有一次我在小区里玩，看见一只小蚂蚁在地上爬动，我用一根手指摁着它的后面，它的前四条腿一直在快速的爬动，想挣脱掉这个“魔掌”，我“嘿嘿”的坏笑着，但是看它这样我忍不住的放了它。连小小的蚂蚁都有这种意识，我觉得那些自暴自弃的人应该好好想想。

张海迪5岁时患病导致高位截瘫，胸部以下完全失去了知觉。为了学习张海迪每天坚持看“镜子书”。张海迪靠着坚韧不拔的精神学会了针灸、英语······她被评为“五大杰出残疾人”，2001年被授予“环球二十位最具有影响世纪的女人。”张海迪虽然是残疾人，但是她有着坚韧不拔的精神，比我们正常人的成就还高。

以前我不知道生命的意义，只想浪费就浪费，想好好使用就好好使用，从没管过。但是学习了第五单元看了他们，我下定决心好好是用生命。

总统与书

美国一出版商有一批滞销的书久久不能脱手，便给总统送去一本，并三番五次地征求总统的意见，忙于政务的总统没有时间与其纠缠，便随口应了一句：“这本书不错!”出版商如获至宝般地大肆宣传：“现在有总统先生喜欢的书出售。”于是，这些滞销的书不久就被一抢而空了。

不久，这个出版商又有书卖不出去了，他又送给总统一本。总统上了一回当，想奚落他一下，便说：“这本书糟透了。”出版商听后大喜，他打出广告：“现在有总统讨厌的书出售。”结果，不少人出于好奇争相购买，书随之脱销。

出版商第三次将书送给总统的时候，总统接受了前两次的教训，不置可否。出版商却大作广告：“现在有总统难以下结论的书出售!”居然又一次大赚其利。

送2/3地皮给政府的精明商人

美国某城30英里以外的山坡上有一块不毛之地，地皮的主人见地皮搁在那里没用，就把它以极低的价格出售。新主人灵机一动，跑到当地政府部门说：我有一块地皮，我愿意无偿捐献给政府，但我是一个教育救国论者，因此这块地皮只能建一所大学。政府如获至宝，当即就同意了。

于是，他把地皮的2/3捐给了政府。不久，一所颇具规模的大学就矗立在了这块不毛之地上。聪明的地皮主人就在剩下的1/3的土地上修建了学生公寓、餐厅、商场、酒吧、影剧院等等，形成了大学门前的商业一条街。没多久，地皮的损失就从商业街的赢利中赚了回来。

买我的马戏票免费赠包花生

美国宣传奇才哈利十五六岁的时候在一家马戏团做童工，负责在马戏场内叫卖小食品。但是每次看戏的人不多，买东西吃的人则更少，尤其是饮料，很少有人问津。

有一天，哈利突发奇想：向每一位买票的观众赠送一包花生，借以吸引观众。但是老板坚决不同意他这个荒唐的想法。哈利用自己微薄的工资做担保，请求老板让他一试，并承诺说，如果赔钱就从他的工资里面扣：如果赢利了，自己只拿一半。老板这才勉强同意。于是，以后每次马戏团的演出场地外就多了一个义务宣传员：“来看马戏喽!买一张票免费赠送好吃的花生一包!”在哈利不停的叫喊声中，观众比往常多了几倍。

观众进场后，哈利就开始叫卖起饮料来，而绝大多数观众在吃完花生之后觉得口渴都会买上一瓶饮料。这样一场马戏下来，营业额比平常增加了十几倍。其实，哈利在炒花生的时候加了少量的盐，这样花生更好吃了，而观众越吃越口渴，饮料的生意自然就越来越好了。

一批小树拯救旅馆

美国纽约州有一家三流旅馆，生意一直不是很景气，老板无计可施，只等着关门了事。后来，老板的一位朋友指着旅馆后面一块空旷的平地给他出了个主意。次日，旅馆贴出了一张广告：“亲爱的顾客，您好!本旅馆山后有一块空地专门用于旅客种植纪念树之用。如果您有兴趣，不妨种下10棵树，本店为您拍照留念，树上可留下木牌，刻上您的大名和种植日期。当您再度光临本店的时候，小树定已枝繁叶茂了。本店只收取树苗费200美元。”广告打出后，立即吸引了不少人前来，旅馆应接不暇。

没过多久，后山树木葱郁，旅客漫步林中，十分惬意。那些种植的人更是念念不忘自己亲手所植的小树，经常专程来看望。一批旅客栽下了一批小树，一批小树又带回一批回头客，旅馆自然也就顾客盈门了。

1847年3月3日，亚历山大·贝尔出生在英国的爱丁堡。他的父亲和祖父都是颇有名气的语言学家。

受家庭的影响，贝尔小时候就对语言很感兴趣。他喜欢养麻雀、老鼠之类的小动物。他觉得动物的叫声美妙动听。上小学时，他的书本里，除了装课本书外，还经常装有昆虫、小老鼠等。有一次，老师正在讲《圣经》的故事，忽然他书包里的老鼠窜了出来，同学们躲的躲，叫的叫，弄得教室内大乱。老师怒不可遏，觉得这样的学生不可教。

不久，贝尔的父亲就将贝尔送到伦敦祖父那儿。这位慈祥的老人虽然很疼爱孙子，但对孙子的管教十分严厉。祖父深谙少年的学习心理，他不采用填鸭式的方法，硬逼贝尔学习书本上的知识，而是从培养贝尔的学习兴趣入手。渐渐地，贝尔有了强烈的求知欲，学习成绩也上去了，成了优等生。贝尔后来回忆道：“祖父使我认识到，每个学生都应该懂得的普通功课，我却不知道，这是一种耻辱。他唤起我努力学习的愿望。”

一年之后，贝尔又回到了故乡爱丁堡。在他家附近，有一座磨坊。贝尔觉得这种老式水磨太费劲了，要改进改进。于是，他查阅各种图书资料，设计出一幅改良水磨的草图。这图虽然画得不规范，但构想却十分巧妙。经过工匠的加工，水磨果然变得十分灵活，比原来省力多了。从此，他成了远近闻名的“小发明家”。

贝尔从这里看到了发明创造的意义。每一项的发明，都将使很大一部分人受益，都是人类向前迈进的一块基石。

1869年，22岁的贝尔受聘美国波土顿大学，成为这所大学的语音学教授。贝尔在教学之余，还研究教学器材。

有一次，贝尔在做聋哑人用的“可视语言”实验时，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在电流流通和截止时，螺旋线圈会发出噪声，就像电报机发送莫尔斯电码时发出的“嘀答”声一样。

“电可以发出声音！思维敏捷的贝尔马上想到，“如果能够使电流的强度变化，模拟出人在讲话时的声波变化，那么，电流将不仅可像电报机那样输送信号，还能输送人发出的声音，这也就是说，人类可以用电传送声音。”

贝尔越想越激动。他想：“这一定是一个很有价值的想法。”于是，他将自己的想法告诉电学界的朋友，希望从他们那里得到有益的建议。然而，当这些电学专家听到这个奇怪的设想后，有的不以为然，有的付之一笑，甚至有一位不客气地说：“只要你多读几本《电学常识》之类的书，就不会有这种幻想了。”

贝尔碰了一鼻子灰，但并不沮丧。他决定向电磁学泰斗亨利先生请教。

亨利听了贝尔的一五一十的介绍后，微笑着说：“这是一个好主意！我想你会成功的！”

“尊敬的先生，可我是学语音的，不懂电磁学。”贝尔怯怯地说，“恐怕很难变成现实。”“那你就学会它吧。”亨利斩钉截铁地说。

得到亨利的肯定和鼓励，贝尔觉得自己的思路更清晰了，决心也更大了。他暗暗打定主意：“我一定要发明电话。”

此后，贝尔便一头扎进图书馆，从阅读《电学常识》开始，直至掌握了最新的电磁研究动态。

有了坚实的电磁学理论知识，贝尔便开始筹备试验。他请来18岁的电器技师沃特森做试验助手。

接着，贝尔和沃特森开始试验。他们终日关在试验室里，反复设计方案、加工制作，可一次次都失败了。“我想你会成功的”，亨利的话时时回荡在贝尔的耳边，激励着贝尔以饱满的热情投入研制工作中去。

光阴如流水，两个春秋过去了。

1875年5月，贝尔和沃特森研制出两台粗糙的样机。这两台样机是在一个圆筒底部蒙上一张薄膜，薄膜中央垂直连接一根炭杆，插在硫酸液里。这样，人对着它讲话时，薄膜受到振动，炭杆与硫酸接触的地方电阻发生变化，随之电流也发生变化；接收时，因电流变化，也就产生变化的声波。由此实现了声音的传送。

可是，经过验证，这两台样机还是不能通话。试验再次失败。

经反复研究、检查，贝尔确认样机设计、制作没有什么问题。“可为什么失败了呢？”贝尔苦苦思索着。

一天夜晚，贝尔站在窗前，锁眉沉思。忽然，从远处传来了悠扬的吉他声。那声音清脆而又深沉，美妙极了！

“对了，沃特森，我们应该制作一个音箱，提高声音的灵敏度。”贝尔从吉他声中得到启迪。

于是，两人马上设计了一个制作方案。一时没有材料，他们把床板拆了。几个小时奋战之后，音箱制成了。

1875年6月2日，他们又对带音箱的样机进行试验。贝尔在实验室里，沃特森在隔着几个房间的另一头。贝尔一面在调整机器，一面对着送话器呼唤起来。

忽然，贝尔在操作时，不小心把硫酸溅到腿上，他情不自禁地喊道：“沃特森先生，快来呀，我需要你！”

“我听到了，我听到了。”沃特森高兴地从那一头冲过来。他顾不上看贝尔受伤的地方，把贝尔紧紧拥抱住。贝尔此时也忘了疼痛，激动得热泪盈眶。

当天夜里，贝尔怎么也睡不着。他半夜爬起来，给母亲写一封信。信中他写道：

“今天对我来说，是个重大的日子。我们的理想终于实现了！未来，电话将像自来水和煤气一样进入家庭。人们各自在家里，不用出门，也可以进行交谈了。”

可是，人们对这新生事物的诞生反应冷漠，觉得它只能用来做做游戏，没什么实用价值。

贝尔一方面对样机进行完善，另一方面利用一切机会宣传电话的使用价值。

两年之后的1878年，贝尔在波士顿和纽约之间进行首次长途电话试验(两地相距300公里)，结果也获得成功。在这以后，电话很快在北美各大城市盛行起来。

1920年，张澜担任四川省长。一次奉命前往北京，身边只有两个随从。走到秦岭，遇到当地有名的土匪王三村。他见7张澜就下马说，张省长，我们是来接你的，要护送你过去。张澜知道他是打家劫舍的王三村之后，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做？王三村说，因为你是为老百姓的省长啊。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张澜被推选为共和国副主席。周恩来素知张澜节俭，因为开国大典，特意拨了一笔服装费，希望他能一身簇新地出现在天安门城楼。张澜婉言谢绝：“国家的钱，即人民的钱，我怎么可以用来做了长袍穿在自己身上？但总理的考虑是对的，我将保证着新装与民同庆。”他自己出钱，赶制了一件布长衫，罩在旧棉衫之外。这就是我们在熟悉的《开国大典》那幅油画上看到的张澜的形象。

国家给他分配了一套规格很高的大四合院，孙女张梅颖说，当时政府对知名民主人士优待有加，张澜级别最高，理所当然应该享受高待遇，可是他拒绝了，只住在马匹厂胡同一所很小的房子里。在这里，他的小脚夫人刘慧征亲自劳作，种了一些家常蔬菜。张澜的女儿张茂延在文章中回忆说：“父亲在解放前，没有带回来足够养家的钱，母亲一直习惯于起早贪黑地劳动来补贴家用。”

没人知道马匹厂胡同那所不起眼的房子里住着国家副主席。张梅颖说：“他就看中这个了，又小又破的二层搂，不要大房子。生活特别简单，根本不许子女们跟他一块儿住。凡结婚的，必须出去住。任何人不许坐他的车，我只坐过他一次车，是1954年国庆节的晚上去天安门看烟花。我的祖母一直务农，表老（张澜）一去世，她马上回四川。”

1955年，张澜病逝于北京。张梅颖说：“表老去世后，有关领导去我家看我奶奶，表老唯一的一个小破箱子里头，装的就是补丁衣裳和袜子，他看了眼泪都掉下来了。表老给我们留下的是宝贵的精神财富，他教会我们如何做人、做事、做官。”

张澜晚年作《四勉·一戒》：人不可以不自爱，不可以不自修，不可以不自尊，不可以不自强，而断不可以自欺。这是其一生的立德准则。

如何才能让别人依赖你，并听命于你呢？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别人感到需要你，或是少了你，他的计划就无法运作，他的生活就难以正常进行。一旦建立了这样的关系。你的地位就会变得不可代替。

美国励志大师卡耐基说过这样的话：“别指望别人感激你。因为忘记感谢乃是人的天性。如果你一直期望别人感恩，多半是自寻烦恼。”西方一位学者说过，感恩是极有教养的产物，不可能从一般人身上得到。如果你想通过施恩于人来获得他的依赖的话，那你就错了。

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对别人的“忘恩负义”深有感触，让我们看看他的故事：

1929年10月，美国爆发了经济危机。这一危机一直持续到1933年。在这一期间美国工业生产下降了55。6％，国民生产总值从1044亿美元下降到410亿美元，失业人数在1929年5月是150万人，到1932年时达到1283万人。从1933年到1939年，罗斯福总统通过实行新政。为对付与缓和经济危机采取了一系列行政和法律措施，这就是美国历史上著名的“罗斯福新政”。

在“新政”的初级阶段，美国的大企业主们都暂时被迫接受罗斯福的方案。然而。当危机有所缓和后，他们就开始反击罗斯福了。1934年8月，大企业支持的右翼组织“美国自由同盟”在迈阿密开会，反对“罗斯福新政”，目标集中在反对劳工立法、税收立法和社会保险立法上。“美国自由同盟”的后台是杜邦家族、通用汽车公司、太阳石油集团以及华尔街的律师们。报纸上也连篇咒骂罗斯福是向富人敲竹杠，说罗斯福天天都吃“烤百万富翁”。总之，他们完全忘记了自己在大危机面前是怎样束手无策、惊惶失措的。

罗斯福对于这种忘恩负义感到吃惊，更感到气愤，因为“新政”的最大受益者正是这些大企业主。为了反击这些大企业主，罗斯福在1936年的一次演说，中做了生动的比喻：

“1933年夏天，一位戴着丝绸面礼帽的体面的老绅士不小心失足落人码头边的水中，他不会游泳。他的一位朋友，看到情况紧急，和衣跳入水中，把他救了起来。可是珍贵的礼帽被水冲走了。老绅士安然脱险后，他对朋友的救命之恩感激不尽。今天，3年过后，这位老绅士却大声责骂朋友，原因就是丢失了丝绸礼帽。”

被罗斯福讥讽的这些企业家，正是忘记感恩的典型，是人性弱点的突出体现。所以，要记住：被人需要胜过被人感激。与其让对方感激你，不如让他有求于你。

镜头里，那些蜚声国际的好莱坞巨星们都显示出不同于以往的样子，一张张面孔，或淡然、或安静、或活泼、或卖萌大笑。

乔治·克鲁尼头顶海盗帽，抱着胳膊，肆意大笑;凯特·温丝莱特素颜淡妆，黑色的V领外套上没有任何装饰，平静自然;布拉德·皮特穿着T恤仔裤，大大咧咧地蹲在墙边;奥兰多·布鲁姆脱掉西裤，露出一条印着英国国旗的拳击短裤;一贯深沉、严肃的摩根·弗里曼则挤眉弄眼做着各种俏皮鬼脸……

安迪·格慈的镜头下，所有的明星无一例外，素颜、没有造型，铅华褪尽，随性自然，好莱坞有成百上千的专业摄影师，无人可以让这些明星如此低调服从摄影师的安排，安迪·格慈又是如何完成这些作品的呢?一切，只因为3分钟。

格慈大学毕业后，为一些顶级的时尚摄影师做助理，学习他们拍摄名人的技巧，尽管很欣赏他们的照片，但是有一点他却始终不太喜欢，每次拍照，因为明星档期紧活动多，需要提前很久预约，好不容易预约到场，片场里有上百个人忙忙碌碌，花很长的时间才能拍得完，而且，无数双眼睛盯着拍摄对象，怎么也会不自然，格慈决定走一条完全不同的路。

他找到一本明星经纪人联络簿，在上面挑选了300名当时英国最有名的演员，给他们寄去信件，提出拍摄请求和主题，接下来便是漫长的等待，6个月后，他仍然没有收到一封回复，没有明星愿意让一个毫无名气的摄影师拍摄自己。

格慈没有气馁，继续寻找机会，他到各个电影拍摄现场当群众演员，寻找和明星认识的机会，3个月后，终于接触到著名演员乔斯·阿克兰，在对方片场小憩的时候，他走上前去，冒昧表达了自己的愿望。

看着这个喋喋不休，但格外认真的年轻人，乔斯·阿克兰同意了他的请求，但只给10分钟时间，之后，将要继续工作。听到对方答应了自己的请求，格慈兴奋得手都在发抖，机会来得如此突然，他甚至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激动之余，又为如何拍摄发起了愁，或许就是改变命运的一次机会，他没法不慎重把握。

瞬间没有好方法，格慈只能与乔斯·阿克兰聊起电影的话题，谈主角的服装，剧本的构思，说着说着，格慈就放松了，把对方当做一个普通朋友亲近，聊天气，聊炸鱼，炸土豆片，越说越发投机……再看看手表，只有3分钟了。格慈不想浪费这大好的机会，他边说话边悄悄拿起了相机，趁乔斯·阿克兰说得正起劲的刹那，手指按下了快门。

3天后，几幅黑白的大头照，放到了乔斯·阿克兰的面前，如同60年代的黑白胶片照，有着厚重细腻的质感，表情有认真，有轻松，像老照片，像肖像油画，真实展现出个人化、情绪化、生动有趣的一面，照片让乔斯·阿克兰非常满意，并介绍了女星格列塔·斯卡奇前来拍照。

接着，斯卡奇帮他联系了伊安·麦克莱恩，后者又把他介绍给哈莉·贝瑞，再接着他手里已经有一长串的明星推荐信了，布拉德·皮特、塞缪尔·杰克逊、伊万·麦格雷戈、裘德·洛……

几年时间内，从英国到好莱坞，他拍摄了大约300位明星，至于拍摄的地点，有时是在明星下榻的酒店，有时就是在他们家中的某一个角落，只占用对方10分钟，前7分钟所做的事情，就是站在镜头的另一边，和明星们拉拉家常，一起吃吃喝喝。然后，在明星们最放松、最自然的状态下，趁着对方不注意的后3分钟，格兹就用手指不停按下快门。

繁华褪尽，最后明星就剩下自己，干干净净的黑与白，一刻即是永恒，各种表情和造型，都是拍摄对象的即兴创作，反映的是他们在拍摄时最真实的状态和情绪，这些好莱坞的国王和王后们，永远也不知道拍摄的那一刻什么时候到来，在他的镜头下露出最本真的面目，明了的构图、简洁的背景、精准的表情捕捉，令格慈声名鹊起。

几年后，安迪·格慈把这些明星黑白素颜照集结成图册《度》，首印便赚得350万英镑，捐给了糖尿病研究机构，影星们呈现出的随性自然的状态，让人耳目一新，影集的出版，打破了人们对“巨星风采”的刻板印象，也为格兹赢得了巨大的荣誉——摄影界最高荣誉之一“福克斯·塔尔博特摄影奖”，该奖项不定期颁发，只奖给为摄影行业做出杰出贡献的专业人士。2012年，他出任英国专业摄影协会主席，随后，他被授予英国女王颁发的员佐勋章，奖励他为摄影所作出的杰出贡献。

敢于做一只迎风摇曳的风筝，才能无限接近自由的天空。

1995年春天某日，日本东京电视台黄金时段新闻播报节目中，一位叫莲舫的播音员正在进行播报。按照日本电视台的规定，播音员没有修改稿子的权利，他们只能照本宣科地按照编辑指定的稿子播出。但当天的播音却出现了异常，莲舫并没有完全依照编辑的稿子，而是在播报中加入了个人主观播报色彩，她还分析了新闻事件背后的个人看法，并且最后开玩笑地指出了个人在以前新闻播报中出现的错误。

这让众人大跌眼镜。日本国民的目光瞬间从政治事件转移到这位小小的女播音员身上，日本电视台做出了最为严厉的批评和通报，这直接导致了莲舫的愤怒辞职。她认为日本电视新闻播报呆板、缺乏创新，观众没有收看的欲望，不敢直接公布自己的错误，这也是日本新闻节目收视率低的主要原因。

当年秋天，这个华裔女孩子作出了一个重大选择：她要去北京大学攻读中文。

1996年夏日，一场大专辩论会在北京大学中文系举行，辩论的题目是“自身的错误能否让大家知道”。

正方在陈词中，细述了自身错误不能让大家知道的原因，他们的大概意思是说自身的错误自己需要明了，需要改正，但不需要公布于众。

反方的一辩是莲舫，她做过主持人和播音员，一开始便唇枪舌剑，将隐瞒自身错误所导致的恶果陈述得淋漓尽致。她甚至举了日本电视台的例子，说明明知道错误，却不予以更改，这是缺乏监督，缺乏外力，所以说，自己的错误最好能够公布于众。

正方的一辩突然反驳道：“对方辩友，你敢于将自己的错误公布于众吗?”

莲舫显然没有意识到对方会拿自己说教，她停顿了一会儿，马上反应灵敏地说道：“当然可以，我个人性格大大咧咧，面对困难时总会选择退缩，所以说，我希望有个男朋友好好监督我，就是这些。”

在众人的笑声中，这场大专辩论会落下了帷幕。但这则消息却不胫而走，传到了日本国内，日本媒体批判莲舫为了个人的声誉远播，不惜拿自己的错误炒作。

莲舫却不这样认为，她坦率地说道：“承认自身的错误，才能够有勇气更正它们，如果一个人不敢将自己的错误公布于众，成功就会离他相当遥远。”

莲舫回国后结婚育子，她也因此开始关注日本教育，日本教育问题之严重，需要通过政治来解决，这触发了她投身日本政坛的愿望。

2010年，日本鸠山内阁起用华裔民主党参议员莲舫为内阁府副大臣，她是唯一一位有华裔背景的国会议员。日本媒体曾经这样说过：她是目前日本国内唯一的首相候选人。

爱因斯坦小时候非常喜欢小提琴，他梦想自己能成为像帕格尼尼那样出色的小提琴演奏家。爱因斯坦只要一有时间，就会练琴，尽管他很勤奋，也很用心，但是却没什么进步。爱因斯坦的父母认为他没有音乐天赋，但是为了不伤害孩子的自尊心，一直没有阻止他学琴。

有一天，爱因斯坦去请教一位小提琴老师，老师对他说：“你先演奏一曲让我听听。”爱因斯坦就演奏了他的偶像帕格尼尼的一首曲子，但是却漏洞百出。曲子拉完后，老师问爱因斯坦：“孩子，你为什么特别喜欢拉小提琴呢？”

爱因斯坦说：“我想成为帕格尼尼那样伟大的小提琴演奏家。”老师又问：“那你快乐吗？”

“我非常快乐。”

老师继续说：“孩子，你非常快乐，这就说明你已经成功了，难道非要成为帕格尼尼才算成功吗？我认为，快乐就是成功。”

爱因斯坦听了老师的话后深有感触，他明白了快乐比当帕格尼尼更重要。后来，爱因斯坦仍然喜欢拉小提琴，虽然他拉得并不算很好，但他却在其中收获了很多快乐。

快乐是世间最容易取得的成功，只有做自己感到快乐的事，才能得到真正的幸福。

英国首相玛格丽特希尔达撒切尔出生在英国的一个小城镇。从小，玛格丽特的父亲就对她进行了严格的家庭教育，还经常对她说这样的话：“无论做任何事，都要争做第一，绝对不能落在其他人后面，即使是坐公交车，也要坐在最前排。而且绝对不允许说‘太难了’或者‘我做不到’之类的话。”

这样的要求对年幼的玛格丽特来说，实在是太严格了。不过，也正是因为父亲的严格教育，才使玛格丽特养成了积极向上的学习态度。玛格丽特做每一件事情，都抱着必胜的信念，而且会尽最大的努力去实现自己的目标。她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要“永远坐在最前排”。

玛格丽特上大学时，学校制订了拉丁文的五年教学计划，结果她在一个学期内就全部学完了，而且考试成绩还名列前茅。玛格丽特不仅成绩优异，而且还积极参加体育、唱歌、演讲及学校的其他活动，成为学生中的佼佼者。玛格丽特的大学校长曾经说过：“她是我们学校建校以来最优秀的学生，她总是充满自信，每件事情都做到最好。”

后来，玛格丽特·希尔达·撒切尔成为英国历史上第一位女首相，成为欧洲政坛上一颗耀眼的明星，被世人誉为“铁娘子”。

要“永远坐在最前排”，否则没有挑战和压力的人生，怎能过得精彩，如何获得成功呢？

历史见证了这一刻，世界见证了这一刻！北京时间2月18日，当王濛在温哥华冬奥会女子500米短道速滑决赛中成功卫冕之后，在全世界无数观众面前，她激动地跪在冰面上，冲着自己的教练磕了两个头。

不知内情的人也许会这样想，王濛的这一跪，只是其夺金后狂喜激动的宣泄，而了解内幕的人此时一定明白，王濛的这一跪，是她从一个“刺头青”走向成熟后对自己教练的深深感恩。

用王濛自己的话说：“这两个头，一是感谢教练的知遇之恩，是她让我知道500米短道速滑到底该怎么滑；二是感谢领导、队友和医务人员等所有给予我帮助的人。”她提到的教练，就是中国短道速滑队的主教练李琰，也是在3年前被王濛“炮轰”的李琰。

2006年，在都灵冬奥会上，年仅20岁的王以44秒345轻松夺得女子500米短道速滑冠军，为中国代表团赢得都灵冬奥会首枚金牌，打破了中国代表团在都灵的“金牌荒”，王也因此成为国家队最大牌的队员。2007年，李琰从美国回来担任中国短道速滑队教练不久，就遇上了亚洲冬季运动会的召开。当中国女子队在1500米比赛失利后，王把失利的原因归咎于李琰的执教理念，在公开场合口出狂言：“这是什么战术呀？什么都没有，我觉得自己不适合再在国家队了，我会主动申请回到黑龙江队。”当时，王并未意识到自己这句话会在社会上产生什么负面影响，一时间舆论哗然，王和主教练李琰之间的矛盾，成为人们议论的热点。舆论几乎一边倒地把狂妄、自大、“刺头青”等词语毫不吝啬地送给了年轻的王。

虽然王濛已经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在队里写了检查公开向李琰教练道歉，最终还是被冬季运动管理中心“下放”回到了黑龙江队。

在被“下放”的那段时间，王濛仿佛变了一个人。她后来回忆说：“从都灵冬奥会所谓的‘一夜成名’到‘亚冬会风波’，我承载了太多人的厚望。我没有被挫折击倒爬不起来，我一直咬紧牙关在努力努力，不停地向前冲冲冲，因为我明白自己身上的责任和担子。像我这样年龄的女孩子，还在父母身边撒娇、在学校无忧无虑求学、和朋友打闹，但我明白，从自己穿上冰刀，站在起跑线，为短道速滑而生的那天起，这些都不再属于我。”

当王再度回到国家队时，李琰并未计较前嫌，而是大度宽容地接纳了她，并力主王担任了国家队的队长。犹如凤凰涅的王，在李琰的训练下成绩突飞猛进，担负起了“领军人物”这个角色，和李琰相处得像母子一般。王感触颇深地说：“以前确实是我错了，经历了一次大起大落，我才真正看到自己的不足，也深切体会到了李教练一颗慈母般的心。在她的教诲下，我已完全改变了自己。以前，我在比赛时只管我自己，自己赛好就行了，现在看到队友们赛得好，我打心眼里高兴。”

在此后3年的所有赛事中，王濛参加的500米比赛几乎没有让冠军旁落，她甚至成了这个项目世界上能滑进43秒的唯一一人。但她已完全没有了先前的“大牌”作派，相反，成绩越好，对教练李琰就越尊敬。李琰曾私下说：“王濛越来越成熟和沉稳了，她已具备了大将风度。”

当王濛在温哥华冬奥会上夺得500米金牌，从而使她成为中国队首个在冬奥会上卫冕成功的选手后，她首先想到的是和自己3年来朝夕相处的教练李琰，在滑过终点线后的第一时间，她便冲到了教练席，对着自己的恩师李琰双膝跪地磕了两个头，随后一跃而起，紧紧抱住了李琰。

此时的李琰，也忘情地和自己的爱徒紧紧相拥，喜极而泣地开玩笑道：“真是个俏皮的孩子，回去之后就该朝我要红包了，这不是过年了嘛！”

王濛在接受采访时说：“我以最传统最感恩的方式感谢主教练对我的宽容，更感谢教练带给我这么好的成绩，让人看到王濛滑得真不错。我虽然感觉自己比以前更沉稳了，但我认为，人在越接近自己目标的时候，就越容易发生问题，所以，就越要加强自身的修养。”

2001年5月20日，美国一位名叫乔治赫伯特的推销员，成功地把一把斧子推销给了小布什总统。布鲁金斯学会得知这一消息，把刻有“最伟大推销员”的一只金靴子赠予了他。这是自1975年该学会的一名学员成功地把一台微型录音机卖给尼克松以来，又一名学员登上了如此高的门槛。

布鲁金斯学会创建于1927年，以培养世界上最杰出的推销员著称于世。它有一个传统，在每期学员毕业时，设计一道最能体现推销员能力的实习题，让学员去完成。克林顿当政期间，他们出了这么一个题目：请把一条三角裤推销给现任总统。8年间，有无数个学员为此绞尽脑汁，可是，最后都无功而返。克林顿卸任后，布鲁金斯学会把题目换成：请把一把斧子推销给小布什总统。

鉴于前八年的失败与教训，许多学员知难而退。个别学员甚至认为，这道毕业实习题会像克林顿当政期间一样毫无结果，因为现在的总统什么都不缺少，再说即使缺少，也用不着他亲自购买;再退一步说，即使他们亲自购买，也不一定正赶上你去推销的时候。

然而，乔治赫伯特却做到了，并且没有花多少工夫。一位记者在采访他的时候，他是这样说的：我认为，把一把斧子推销给小布什总统是完全可能的，因为，布什总统在得克萨斯州有一个农场，那里长着许多树。于是我给他写了一封信，说：有一次，我有幸参观您的农场，发现那里长着许多矢菊树，有些已经死掉，木质已变得松软。我想，您一定需要一把小斧头，但从您现在的体质来看，这种小斧头显然太轻，因此您仍然需要一把不甚锋利的老斧头。现在我这儿正好有一把这样的斧头，它是我祖父留给我的，很适合砍伐枯树。假若您有兴趣的话，按这封信所留的信箱，给予回复……最后他就给我汇来了15美元。

乔治赫伯特成功后，布鲁金斯学会在表彰他的时候说：金靴子奖已空置了26年，26年间，布鲁金斯学会培养了数以万计的推销员，造就了数以百计的百万富翁，这只金靴子之所以没有授予他们，是因为我们一直想寻找这么一个人，这个人从不因有人说某一目标不能实现而放弃;从不因某件事情难以办到而失去自信。

著名鸟类专家郑作新，从小就热爱大自然，喜欢探索自然界的奥秘。他的家乡福州有一座鼓山，高峻雄伟，风景秀美。

一天，郑作新听说，鼓山的峰顶有一个老虎洞，洞内经常发出老虎的吼叫声。因此，登山的人大都望洞却步，不敢靠近。可猎奇心很盛的郑作新总有点半信半疑：洞里真的有老虎吗？为什么谁也没有见过老虎的影子呀！

这天，他约了几个大胆的小伙伴，背上干粮，决心到老虎洞探察个究竟。

他们好不容易才爬上了山顶。仔细一找，接近山顶的地方果真有一个山洞。

顿时，孩子们紧张起来，一个个都瞪大了眼睛，小心翼翼地往前移动着脚步。

他们刚走近洞口，猛然，一种震耳欲聋的响声传了过来。有几个孩子以为老虎来了，吓得连忙往后退。但是，这声音响过之后，一切又恢复了平静，根本没出现什么老虎。于是，作新和伙伴们壮了壮胆，再次走到洞前，又听了好半天，终于弄清楚了：原来，山上的风很大，狂风吹过山洞，发出了巨大声响，像老虎吼叫一般，一传十，十传百，传来传去便成了“山顶上有老虎”。

作新和伙伴们“捉住老虎”的消息不胫而走，从此，登鼓山的人再也不回避老虎洞了。

郭子仪和李光弼都是唐朝时的大将。当时，两人因为平时的一些误会，积怨很深，感情很不好。平时即使同桌吃饭，互相都懒得瞧上一眼，更别提说话了。

后来安禄山造反，皇帝命令郭子仪做朔方（今宁夏一带）节度使，李光弼成为他的部下。当时的节度使大致相当于战区司令长官兼行政长官，权力极大。

李光弼这时有些担心，怕郭子仪公报私仇，借故杀他，他甚至想偷偷逃走。哪知郭子仪反向皇帝极力举荐他，结果皇帝就任命李光弼为河东节度使，同时，郭子仪还将自己部下的一万精兵分给了他，让他带兵东征。

郭子仪此举，让李光弼产生了更大的误会，心想郭子仪这次一定不会放过他了。于是他横下一条心来，找到郭子仪说：“今后不管怎么处置我，我都不抱怨，只图不连累妻小。”

郭子仪听后，很是诧异，忙离开座位，抱住李光弼，眼含热泪说：“国家危急，我们应该同心协力，不能再小肚鸡肠，斤斤计较了。”

李光弼见郭子仪心胸如此坦荡，便带队请战。此后，将帅一心，在平判中立下了赫赫战功。

二零一零年四月二十日晚上，也就是青海玉树地震后的第六天。央视的赈灾募捐晚会开始了。才短短的三个小时啊，21。75亿悉数尽收。眼见着一块块高举过头顶的巨额数目，眼见着投入募捐箱的硕大信袋，一个亿，五千万，一千万，二百万，几十万，虽然象一块块巨石猛烈是冲撞着俺的视觉，俺的内心却平静如水，直到晚会结束，始终未能“一石激起千层浪”。

俺只是极为深切地感受到：虽然俺们这些中国“人名”（人民）没有钱，但中国的“名人”可是太有钱了！

不要指责俺行者是个缺乏同情心的冷血动物。对于“名人”（包括名企）的善举，本是情理之中的事，同为华夏子孙，炎黄血脉，一有难大家帮，这是国人的传统美德，只是人的能力有大小。多有多帮，少有少帮。有钱捧个钱场，无钱帮个人场。这道理，连街头卖艺的都懂。钱，做为身外之物，本应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名人挣的多，应该多捐点。否则，没有人民了，不也就是个人名了！！！

不过话又说回来，俺对那热血奔腾的场面虽少有激动，对捐献者同样怀有一份好感。唉，毕竟是把大把大把的钞票献给了陷于危难之中的玉树人民。那感觉，跟大把大把地往里进绝对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明星名人和名企的慷慨解囊，远比“肯德基”这只“铁公鸡”要强上N倍。NND，这只“鸡”掏走了多少中国人的钱啊！怪不得网上招来那么多的骂声呢！

然而，当俺从网上看到另外的两则新闻故事，却让俺心绪难平，由此证明，俺还真的不是什么冷血动物。

一个是国内的刘玉池老人。老人是个身背琵琶的卖艺谋生之人。当他衣着破旧地出现在募捐现场，搜光了全身上下的口袋，用双手捧着满满一把零钱，用力地塞进捐钱箱，面带愧色地对大家说：“我就这么多了，不够啊，才50多元。请大家多捐点吧。”老人哽咽着向大家鞠躬，不少市民随之落泪。

看着这里，俺也落泪了！刘玉池老人生活艰辛，家里还有双眼失明的儿子和五岁的孙子靠他生活。每天靠卖艺，幸亏有好心市民解囊相助，每天能赚到30元左右。他说：“想到地震受灾的同胞们，生命在一瞬间消失，让人揪心啊！我们再苦再难，有亲人在身边，有饭吃，有衣穿，能活在这个世界上，已经很幸运了！”

还有一个是国外的。大家知道，非洲有个国家叫莫桑比克。这个国家仅仅给玉树捐了4万元。区区四万元的数目，真的不算多，尤其是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国内的某个企业甚至某些个人远比他们捐出的数目多的多，大的多。然而，俺却被这个国家的情义深深憾动！因为，它的意义远非金钱所能衡量的，因为，这就是他所能有的最大能力了。

莫桑比克，让俺，让大家记住他，记住这个世界上最贫困的国家。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80美元，仅相当于瑞士的五百分之一。平均每人每天0。2美元。这个国家的领导人到联合国开会，连如何解决路费都是一个难题。4万元，对他们来说是很大很大的一笔钱，可以做太多的事，可现在却拿来支援玉树！在给中国提供了救灾援助的十几个国家之中，却有这个世界上极其贫穷的国家！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俺会记住这个极度贫困的莫桑比克，这个贫穷的非洲兄弟。

行者真的不乏同情心，俺也绝不是冷血动物。俺曾经也向受难者一次次地献过爱心。让俺不舒服的是，如今的捐款已经变成了摆排场、比富足、做宣传的舞台。看看我们的电视媒体，那些日子，每天都为那些肯出高价的大手笔，大书特书。国内的俺就不说了，单说国外捐出6000万的沙特王子被报道了一遍又一遍。而莫桑比克呢？甚至都没有人提起他们的名字。6000万对于沙特又算的了什么，大不了在多在地球的身上捅几个洞，凿几口井好了。而莫桑比克呢？人家可是连温饱都达不到的国家！

所以说，爱心，无须金钱来衡量！

[穷困者的爱心故事作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