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著名的爱国名人故事(汇集20篇)

“七七事项”后不久，日军攻克北平。北京大年夜学、清华大年夜学南迁，大年夜批师生南下。当时陈垣老师没有南下，而是留在了北平。1945年9月3日，日本向中国降服佩服的第二天，辅仁大年夜学举行开学仪式。陈垣老师说：“辅仁大年夜学已有8年没有举行开学仪式，由于国旗拿不出来，国歌不能唱，以致措辞也要受到限定。日本攻克徐州时，逼迫各个黉舍都要庆祝，挂出伪满的旗，以是干脆就不举行开学仪式和不举行升旗。”当初为什么他不脱离北平呢？

一个缘故原由是辅仁大年夜学是德国教会办的，并没有南迁的盘算，陈垣老师假如南下，只能丢下辅仁大年夜学的师生，单身脱离北平。他是一位学者，脱离了他的大年夜批图书就无法进行事情。离不开辅仁大年夜学，离不开他北平的册本，这应该是一个缘故原由。

虽然自己没有脱离北平，但他对想要脱离北平的人，他的同伙、晚辈等，是很支持的。

陈垣老师留在北平，另一个紧张缘故原由是他感觉自己有责任留在北平。留在北平做什么？他为什么坚信自己要留在北平，而且要做很多工作，这要有坚决的信念。什么信念？

陈垣老师坚信日本的侵占肯定是要掉败的。他在抗战时期写了好几本书。这几本书既是学术著作，更紧张的是战争的著作。有一本书叫《南宋初河北新玄门考》，他说：“自永嘉（西晋的一个年号）以来，河北已经被外族侵陵好久了，但为什么着末中国会规复呢？中国的人口还越来越多呢？便是千百年来先夷易近困难培养而成的这么一种夷易近心。”当时他只能用中国历史上的夷易近族斗争来比喻抗日战斗，由于夷易近族斗争也是有长短之分的，也是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分的，是可以从中汲取履历教训的。这是第一点，他坚信侵占者是不能长久的。

别的，必要斟酌到现实。掉守区的人夷易近弗成能都跑到后方去，包括掉守区的常识分子也弗成能都跑到后方。掉守区必要有人坚持正气。陈垣老师觉得自己应该是在掉守区坚持正气的人。陈垣老师能留在掉守的北平，由于有一套理论、一套信念在支持着他。他留在北平便是要树立起一壁旗帜。当时他有两句话叫“君子心、端士习”，“君子心”便是正直民心，“端士习”，端也是正的意思，士是指常识分子。他要教导青年，劝说朋侪必然要维持夷易近族气节。

抗战时期陈垣老师在掉守区的北平做了三件大年夜事：第一件事，保持辅仁大年夜学；第二件事，教导门生；第三件事，以书斋做疆场，用纸笔做刀枪，写了一系列有战争性的著作。当时形势险恶，做这三件事是很不轻易的。

第一件事，举一个例子。1943年，日本一个着名的杂志《东洋史钻研》颁发了一篇文章，题目为《近日北京学界》。文章作者一方面讲，陈垣老师写了《明季滇黔佛教考》、《南宋初河北新玄门考》，“超人的生动”，而且他的一些门生追随他形成一种学风，异常壮不雅。然后，作者笔锋一转说：“辅仁近日遭到恶运，文学院院长沈兼士掉踪了（沈是当时国夷易近党地下事情的引导人，“掉踪”是躲避日本军警拘捕）。”文章接着写道：“往后甚盼望陈垣等之自重。”很显着，这是在幸灾乐祸之中带有吓唬之意。

辅仁大年夜学从1923年准备时开始，是由美国天主教本笃会主理的，派人、支持经费。到了1933年，本笃会经费呈现了问题，不能继承下去了。教皇就委托德国的圣言会来接办辅仁大年夜学。1937年“七七事项”，包括北京大年夜学、清华大年夜学等很多大年夜学南迁。在掉守区的北平，唯有两所大年夜学的学历获得当时国夷易近政府的承认，一个是燕京大年夜学，美国教会办的，另一个便是辅仁大年夜学，德国教会办的。1941年12月珍珠港事项，美日宣战，燕京大年夜学也办不下去了。这今后的北平，只有辅仁大年夜学一个黉舍能够继承办下去。这时门生有3000多人，是辅仁大年夜学的壮盛时期。黉舍主要的校务由教会代表、即校务长来主持。然则作为黉舍，必要有一壁旗帜，这面旗帜便是陈垣校长。假如没有陈垣校长，门生不会来，师长教师也调集不起来。陈垣校长要把辅仁这个阵地保持下来。辅仁大年夜学里面有共产党的地下组织。也有国夷易近党的地下组织，国夷易近党在北平的抗日据点就在设在辅仁大年夜学，当时有人说辅仁是抗日碉堡。共产党人和国夷易近党人合营斗争，都为抗日尽力。

第二件事，保持辅仁，是要使用这个阵地来教导门生，教导包括柴德赓、启功这样的中青年西席。在辅仁大年夜学，陈垣校长使用统统场合教导门生。1942年4月份，已经是抗战第五个岁首，辅仁每年有返校节，返校节按例开运动会。陈垣校长就在运动会上讲话，说：“本日不是开运动会么，我给大年夜家讲一个孔子开运动会的故事。”孔子怎么开运动会？《礼记》有一篇讲到孔子主持一次射箭比赛，让子路去把门，发布三种人不能参加本日的运动会：第一种是败军之将，不能很好保卫国家的；第二种是为对头服务的；第三种是认敌作父的。这三种人不能参加运动会。以是孔子发布第一条有人走掉落，第二条又有很多多少人走掉落，第三条又有人灰溜溜走掉落了。陈垣校长经由过程这样一个故事，警告当时在场的汉奸，教导门生把气节放在第一位。

陈垣校长也经由过程上课勉励门生。有一天他讲课，讲全祖望和另一位著论理学者杭世骏评论争论刘豫墓在什么地方。刘豫是金灭北宋后，作育的伪齐傀儡政权的头头。刘豫在北宋时做过济南知府，有人说刘豫的墓在济南，有的人说刘豫的墓在他的老家。然则陈垣说刘豫的墓究竟在什么地方并不紧张，紧张的是刘豫的后人，明明知道自己是刘豫的子孙，然则他却说自己先世不明。以是，陈垣校长说，一小我连自己的后人都不认他的话，这小我真是遗臭万年了。这也是对汉奸的警告。当时，在公共场所讲这些话是要冒风险的，但由于陈垣校长的名誉，日本人也不便明火执仗地找他麻烦。

第三件事，他以书斋做疆场，以纸笔做刀枪。抗战八年，陈垣校长一共写了七本有战争性的著作，是他平生中学术著作最丰硕的时期。这些书里面都是借着讲宗教、讲历史，用他的话来讲便是“斥汉奸，斥日寇，责当政”，这个“当政”便是不好好抵抗日本侵占，不好好整顿自己的政治确当权者。

这些著作不只在当时起了鼓舞民心的感化，而且直到本日，照样文史学者的必读书，频频重印。缘故原由就在于他的这些书都是颠末广泛网络材料、颠末严格考证写出来的，是有血有肉、有根有据、有针对性的著作。这就给我们以紧张的启示：义愤不能代替科学。从历史学的角度来说，只有相符历史真实的著作，在反侵占战斗中才是最有战争力的著作，也才能成为不朽的著作。

今天，我看了《绍兴名人故事》，其中的一篇“看白书”，让我看了以后很有感触。

“看白书”讲的是古代王充十八岁那年到洛阳求学时，看到了讲授经文的班彪知识渊博，讲学时广征博引，思想开阔，常常令自己感到才疏学浅，所以下决心以苦读来充实自己。因为家境贫寒，没钱买书，于是他每天去书铺“看白书”。后来被店主感动，有了好书主动向他介绍，偌大京城，俨然成了王充免费的图书馆。后来王充用毕生的精力，写就了巨著《论衡》一书。

看完这个故事让我感到很惭愧，想想自己，只要我想学习，妈妈哪本书不会给我买？而我呢，多余的时间总是出去玩，不肯多学点知识，总让妈妈生气。而王充在“看白书”的情况下，却成为了古代唯物主义思想家。如果不是靠他的刻苦努力，勤奋好学，哪来这样的成就呢！！！我生长在这样的好时代，如果现在还不好好学习，那么长大后就可能成为一个对社会没有用的人。所以我一定要有所改进了

名人故事

玫瑰花信誓1797年3月，法兰西总统拿破仑在卢森堡第一国立小学演讲时，潇洒地把一束价值3路易的玫瑰花送给该校的校长，并且说了这样一番话：为了答谢贵校对我、尤其是对我夫人约瑟芬的盛情款待，我不仅今天呈献上一束玫瑰花，并且在未来的日子里，只要我们法兰西存在一天，每年的今天我都将派人送给贵校一束价值相等的玫瑰花，作为法兰西与卢森堡友谊的象征。从此卢森堡这个小国即对这欧洲巨人与卢森堡孩子亲切、和谐相处的一刻念念不忘，并载之入史册。

后来，拿破仑穷于应付连绵的战争和此起彼伏的政治事件，并最终因失败而被流放到圣赫勒那岛，自然也把对卢森堡的承诺忘得一干二净。

谁都不曾料到，1984年底，卢森堡人竟旧事重提，向法国政府提出这赠送玫瑰花的诺言，并且要求索赔。他们要求法国政府：一、要么从1798年起，用3个路易作为一束玫瑰花的本金，以5厘复利计息全部清偿；二、要么在法国各大报刊上公开承认拿破仑是个言而无信的小人。法国政府当然不想有损拿破仑的声誉，但电脑算出来的数字让他们惊呆了：原本3路易的许诺，至今本息已高达1375596法郎。最后，法国政府通过冥思苦想，才找到一个使卢森堡比较满意的答复，即：以后无论在精神上还是在物质上，法国将始终不渝地对卢森堡大公国的中小学教育事业予以支持与赞助，来兑现我们的拿破仑将军那一诺千金的玫瑰花信誓。

也许拿破仑至死也没想到，自己一时即兴言辞会给法兰西带来这样的尴尬。但是，这也正说明了一个道理：许诺只在一瞬，践约需要永远无论是凡人还是伟人。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苏联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的一本著作。

奥斯特洛夫斯基本人就是一块钢铁。

奥斯特洛夫斯基出生在贫苦的工人家庭。他从小丧父，十岁给地主放牛，继而当童工。生活的苦水洗亮了他的眼睛，在老布尔什维克的影响、教育下，他加入了共青团，参加了红军。

在部队，他是一位勇敢的战士。由于头部、腹部受伤，他不得不退役，参加到经济建设战线上来。

奥斯特洛夫斯基无论来到哪里，都是拚命工作。修铁路、防洪抢险，他都不顾已经受伤的身体，以致全身瘫痪。接着，又一次严重的打击发生了:二十四岁的时候，他的双眼失明!

躺在床上，什么都看不见的奥斯特洛夫斯基并没有丧失前进的信心，生活的信心，和献身革命的信心。他决定:要拿起新的武器—笔，继续投入战斗，“藉此把我送回全线进攻的无产阶级的队伍里去。”

一九三O年，《钢快是怎样炼成的》一书开始写作了。身体瘫痪、双日失明的人，怎样动笔?困难是可想而知的。

奥斯特洛夫斯墓躺在病床上，首先构思整部书的轮廓，并把每一章的每一细节想好。为了写好人物对话的句子，常常边背诵，边思索，好象自己同自己交谈一样。

有时，他口授，让人代写，因为他的手臂只有肘以下这一段能活动。有时，他白己写，办法是，先用纸皮做一个框子，然后用手摸着框子，在里面写，这样就能防止把两行字重叠在一起。框子是垫在一叠二三十页的自纸上的，这叠白纸用一个夹子夹着。

入夜了。被书中情节所激动的心潮还平静不下来，奥斯特洛夫斯基就接连写下去。他一页又一页地写着，写好一页，左手从夹子上抽下这一页，到天亮，他的爱人一看，已经落了满地的稿纸，她连忙收拾起来。这时，她看到: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嘴唇有一层淡淡的血痕。显然，这是为了抵抗病魔的折磨，他忍痛而咬出的。他就是这样度过许多个不眠之夜。

一九三四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正式出版了。这部以整个生命写成的书，鼓舞了好几代的青年。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当时任加利福尼亚工学院超音速实验室主任和“古根罕喷气推进研究中心”负责人的钱学森深为祖国的新生而高兴。他打算回国，用自己的专长为新中国服务。但那时候在美国的中国科学家归国不易，而钱学森的专长又直接与国防有关，美国千方百计要将他留下不让他回国，他历尽艰辛才终于回到祖国怀抱。

刚刚冲破美国当局阻挠回到祖国的钱学森，来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参观。院长陈赓大将问他：“中国人能不能搞导弹?”钱学森说：“外国人能干的，中国人为什么不能干?难道中国人比外国人矮一截?!”

就这一句话，决定了钱学森从事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的生涯。40多年过去了，如今钱学森已90高龄。他以其对中国火箭导弹技术、航天技术乃至整个国防高科技事业的奠基性贡献，为我军武器装备现代化建设写下了精彩绚丽的篇章。

(一)

1956年2月17日，钱学森经过深思熟虑，提出了关于《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就我国火箭、导弹事业的组织方案、发展计划和具体措施发表了精辟的见解。《意见书》受到党中央高度重视。不久，钱学森受命负责组建我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10月8日———这正是钱学森回国一周年的日子，国防部五院宣布成立，钱学森被任命为院长。新中国的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由此开始了艰难的征程。新事业起步，千头万绪。钱学森首先给刚刚分配来的156名大学生讲授《导弹概论》，让这些从未见过导弹的技术人员了解最基本的专业知识。他拟定了空气动力学、发动机等有关专业的学习计划，并指导建立了导弹总体、空气动力学、发动机、弹体结构等研究室。

酒泉发射场。钱学森和普通科技人员一样，睡帐篷、吃粗粮，组织导弹试验的测试、计算、分析、研究。在前苏联突然撤走全部专家的困难条件下，他带领着中国科学家们攻克了一道道难关，于1960年11月5日，成功进行了我国第一枚导弹飞行试验。在现场的聂荣臻高兴地说：“这是我国军事装备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1966年10月27日，钱学森又参与组织了我国第一枚装有核弹头的中近程地地导弹飞行爆炸试验，即原子弹、导弹“两弹结合”试验。核弹头在预定地点上空成功实现了核爆炸，此举震惊了世界。我国的国防现代化建设又一次实现了历史性跨越。

作为一代伟大的科学家，钱学森的目光总是具有前瞻性。第一枚导弹发射成功后不久，钱学森就组织有关专家就我国地地导弹的发展道路展开讨论，形成《我国地地导弹发展途径的意见》，提出了我国中近程、中程、中远程和洲际导弹的长远发展规划。随后，地空导弹、海防导弹，以及固体发动机、固体导弹、反导系统和运载火箭等项目，也在他组织和协调下陆续上马。1965年1月，他又向中央提出报告，建议早日制订我国人造卫星的研究计划并列入国家任务。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工程代号由此被定为“651工程”，钱学森担负“星———箭———地面系统”总的技术协调和组织实施工作。1970年4月24日，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遨游太空，向世界宣告新中国迎来了航天时代的黎明。

(二)

钱学森是中国军事高科技的奠基人之一。他不仅为“两弹一星”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也对我国军事科学研究提出了高层次的重要思想和观点，并直接倡导了军事系统工程和军事运筹学学科的建立与发展。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钱学森就深刻地阐述了“战争是一门科学”的思想。他指出：“我们要用现代科学技术来研究战争的规律，研究战争这一门科学，这就形成了现代军事科学。”

经过潜心研究，钱学森在1998年的一次书面发言中，对军事科学体系作了完整的论述。他指出：“在军事科学，基础理论层次是军事学，技术理论层次是军事运筹学，应用技术层次是军事系统工程。”他将军事系统工程的作用和功能定位为“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方法，更好地去解决贯彻执行军事路线、军事战略中的实际问题”，并将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归纳为：作战模拟;武器装备系统的设计方案论证、战术技术指标的确定与效能评估;后勤系统的组织管理;作战指挥体系的设计;战略问题的定量分析和战争模拟。

1978年5月，在钱学森等人的建议下，我军开始了军事运筹学和系统工程的研究试点工作，军事科学院成立了第一个军事运筹研究分析机构。如今，军事运筹学和军事系统工程已经在我军战略战术、部队编制体制和兵力结构研究等各个方面得到广泛运用，取得累累硕果。

关于我国的国防战略，钱学森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全局性、前瞻性和可行性的重要建议。他在20世纪80年代就指出，局部地区的“小仗”可能是我们到21世纪初主要的战争样式，要搞一些平时必须保留的、精锐的、可以马上打仗的部队，应认真从军队编制、装备上解决这一问题。这些建议受到军队领率机关高度重视，如今已在实践中得到体现。对我国国防战略和军事工业改革发展，他也提出了许多重要的建议。他还提出军工企业要实行“军民结合”，而民用企业要实行“民军结合”的观点，以及用“柔性自动化生产系统”改革军工企业的观点，为我国军工企业的改革和民用企业的战时动员准备提供了重要思路。

钱学森在晚年还特别强调了军事科学要开展跨学科研究的问题。1999年，他对前去看望他的总装和军事科学院领导同志指出，科学的发展离不开各学科相互交叉、相互作用、相互借鉴。国防建设是个大系统，在实践中遇到的都是大问题，而专家们往往从自己的专业出发看问题，带有很大的局限性，应提倡各学科间的互相交流和讨论。

(三)

谋求中国军事高科技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长远发展，是钱学森毕生的夙愿。因此，他以科学家的超前目光，对国防和军队科技人才培养提出了高屋建瓴的见解。自1985年以来，钱学森曾多次谈起关于“科技帅才”的话题。钱学森说：“现在要求培养一批科技帅才，即是一批工程师加科学家加思想家的人才”;“当帅才的，在领导实现一个明确的目标时，应该从基础应用到工程实践，都能够考虑到”。钱学森支持新学科，扶植边缘学科，每一种创新的观点和设想都能得到鼓励。他说：“要提倡创新思维，正确与否交给实践去检验。”

早在1986年，钱学森就认为，高技术革命必将带来军事技术的迅速发展，军队将成为知识密集的部门。未来战争将广泛使用各种先进武器系统，战场情况错综复杂，从而对指挥人员的科技文化和军事素养提出更高要求。他在分析外军与我军军官的文化水平后敏锐地指出，为应付未来可能发生的战争，军队干部应逐步达到大学以上文化水平，师职干部应是硕士，军职干部应是博士，战士的文化水平也要相应提高。他的远见卓识受到中央军委、总部的高度重视。

今年已90高龄的钱学森，仍时刻关心着国防高科技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进展，他对前来看望他的军委领导同志说，要抓紧科技发展战略研究和人才队伍建设。记者在钱老家中看到，在他卧榻正对面书架上最显眼的地方，摆放着一尊“神舟号”航天飞船的模型。透过飞天的神舟，他那智慧的目光将永远注视着祖国腾飞的未来。

名人成长中的励志小故事：靠拉车求学不丢脸

国画大师李苦禅原名李英，山东高唐县人，出身贫寒。1922年，23岁的他到北京国立艺术专科学校西画系学习。

李苦禅是个穷学生，学习费用全靠家中接济。因囊中羞涩，他住不起旅馆，只得在北京一所破旧的寺庙里栖身。遇到家中接济不上时，他便陷入了吃了上顿没有下顿的困境。于是，他开始靠晚间和休息日拉洋车维持生活。为此，林一卢同学赠其“苦禅”二字为名。此后，他一直用着此名。

1923年秋天，李苦禅到绘画大师齐白石先生的家中拜访。见面后，他恭恭敬敬地对齐白石说：“我爱您的画，想拜您为师，不知您能不能收下我。现在我虽穷，没有什么见面礼给您，但等我将来做了事之后，定将好好孝敬您老人家!”齐白石见他率直质朴，当即就答应了。他急忙跪下就拜，差点摔倒，竟然把齐白石给逗乐了。就这样，这位靠拉洋车维持生活的年轻人，就成了齐白石的第一位拜门弟子。

李苦禅虽然继续在晚间和休息日拉洋车，但总是远离齐白石先生的住所，并把帽檐压得低低的。因为，他怕熟人认出自己，给齐白石丢脸。

说来也巧，有一个星期天，李苦禅拉车到王府井大街兜生意，在路过一家书画店时，恰巧遇到齐白石先生和几位朋友从店里出来。他大吃一惊，正神色慌张地拉车躲避，忽然听到身后传来齐白石的喊声：“苦禅，还不过来，送我回家。”他应了一声，将车掉转过去，请齐白石上车后拉起车就走。途中，齐白石心疼地问：“苦禅，你经济困难，靠拉车度日，怎么不告诉我呀?”他回答：“我对不起老师，给老师丢脸了。”齐白石和蔼地说：“丢脸?丢谁的脸哪?你不知道我是木匠出身，鲁班的门下吗?苦禅哪，靠劳动吃饭是不丢脸的，靠拉车求学是不丢脸的。”

回到家后，齐白石先生将自家院里的一间厢房腾出来给李苦禅住，还给他的一些画上题字，让他卖掉解决生活困难。

在齐白石先生的资助和关爱下，李苦禅退掉了所租的洋车，摆脱了生活困境，开始专心致志地刻苦学画。

齐白石先生对李苦禅这个得意门生的评价是：“余门下弟子数百人，英(李苦禅原名李英)也学我手，英也夺吾心，英也过吾，英也无敌，来日英若不享大名，天地间是无鬼神矣!”

自古英雄多贫寒，从来纨绔少雄男。李苦禅没有辜负齐白石先生的厚望，终于成长为一代书画大师。

名人成长中的励志小故事：潘玮柏

从音乐VJ(电视主持)到“嘻哈天王”，从“NG王”到全能偶像巨星，潘玮柏跨足音乐、戏剧、主持三个不同领域，用自己的丰富经历和精彩表现展现了新时期的偶像才华。诚然，潘玮柏的成功全在他的艰辛付出，但他身上散发出来的至真至诚的交际魅力，同样让人“快乐崇拜”。

为自己对歌迷的不当回应，至真至诚地说抱歉

一次，潘玮柏参加一场歌迷见面会。在交流环节，有个歌迷竟贸然站起来说：“潘帅，我觉得你歌唱得不错，但舞跳得就有些不堪入目了!”潘玮柏听后不悦地反问道：“是吗?我倒觉得我的舞跳得还行，歌唱得实在是不堪入耳。”他的这番“尖锐回应”把歌迷戗在那里，导致歌迷会在沉闷的氛围中不欢而散。事后，经纪人纪宜良劝告他：“越是当面说出你缺点的人，越可能成为你的真心朋友啊。”潘玮柏这才恍然大悟，在纪宜良的协助下，他辗转找到那位歌迷的联系方式，诚恳地向对方道了歉，并认真倾听了对方的批评。后来，潘玮柏多次在公共场合这样说：“我希望别人对我可以直来直去，这样才能知道彼此心里的真正想法。说我唱歌难听、舞跳得烂也无所谓，只要不是恶意的批评，我都很想去听听别人的意见，听听别人怎么看‘潘玮柏’这个人。这样能让我更清楚，哪些是我真正的好朋友。”

一个“天王巨星”能放下身段，执意要找到一个歌迷说抱歉，倾听对方对自己的批评之语，这让人好生敬佩。孔子曰：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当别人直言不讳地指出你的不足时，说明他已把你当成了可以信赖的朋友。对这样的益友，定要诚恳地回执他的善意言行，携手打造出一份稳固而美好的友谊，千万不可针锋相对，错过这样难得的朋友。

替搭档对自己的无心失语，至真至诚地打圆场

潘玮柏在参加偶像剧《不良笑花》的拍摄时，原本觉得演戏不过小菜一碟，却不想一个镜头竟被多次“NG”。有一场，他和杨丞琳拍摄对手戏。在说台词时，他总把“乌龟、猪头”说成“小鬼、小猪”，这让杨丞琳叫苦不迭。最后，杨丞琳实在受不了了，突然冲着他大声叫道：“潘玮柏，你怎么这么笨，我都怀疑你以前是怎么当上主持人的。”话刚落地，杨丞琳立刻为自己无意中说出的过分之语后悔不已。但没想到，潘玮柏却像是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般，冲大家笑着说：“杨丞琳说得很对，要是我，早就会暴打一顿了!”潘玮柏这句调皮话让杨丞琳顿时轻松了许多，但她心里还是隐隐担忧这句话会让潘玮柏心里不舒服。然而，等这部电视剧播出后，潘玮柏在公开场合多次讲道：“杨丞琳在拍摄过程中对自己帮助很大，在她的教导下，我才由不会演戏渐渐入了行，我很感激她。”听到潘玮柏这样说，杨丞琳顿觉自己当初的担忧，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

遭遇别人的责骂、质疑，即便是对方的无心之语，也是非常难堪的。但作为“受害者”的潘玮柏，却能为“施害者”着想，不让对方难堪，替对方打起了圆场，这不得不让人折服于他宅心仁厚的人格魅力。“别人投我以痛，我却报之以微笑。”怀揣这样宽宏大量的君子之德与人交往，你的交际之路也必将会越走越宽、越走越广。

为别人对助理的强烈责难，至真至诚地作解释

明星似乎就意味着高高在上、与众不同，但唱片公司曾一度对潘玮柏最发愁的一点是：他身上找不出一丝一毫明星的“尊贵”来。很多业内人常说，潘玮柏是个非常随和的人，这对他的助理纪亚男来说，感触最为深刻。

有一次，纪亚男陪潘玮柏前去一家电视台录节目。节目录完后，只见潘玮柏从前台走下来，径直来到了自己休息的地方，匆匆忙忙把东西收拾好后，拎着包就走了出来，站在车边等着助理纪亚男一块儿回去。他的这个异常举动让旁人看得目瞪口呆，因为大家从来没有见过等助理的艺人。这时，有人走到正慢悠悠收拾东西的纪亚男面前，不无讽刺地说：“潘帅可在外面等着你呢!”闻听此言的纪亚男不禁脸颊微微一红，赶紧收拾好东西走了出去。在车上，她对潘玮柏诉说了刚才的事，潘玮柏笑着安慰她说：“没事儿，下次我向大家解释一下。”果然，下次接受采访时，潘玮柏就对大家说：“我自己能做到的事情，就不想麻烦别人，哪怕是自己的助理。请你们别责怪纪亚男，她是个好助理。”这句话让纪亚男和旁边的人都大为感动。

交际的最高魅力在于两颗心的真诚相待，而不是一颗心对另一颗心的敲打。当助手纪亚男被指工作不称职时，潘玮柏并没有趾高气扬地去责难对方，而是主动出面作解释，表示是因为自己不让助理这样做才导致出现此种情况的。“善待他人就是善待自己。”潘玮柏身上体现出的这一平实的交际魅力，很是值得朋友们学习。

在演艺圈已闯荡十余年的潘玮柏，在交际中，能够做到严于律己，诚于待人：对歌迷、对搭档、对助手，至真至诚，实属难能可贵。也正是在这些品格的支撑下，潘玮柏才会越走越远，发展得越来越好。

名人成长中的励志小故事：崔永元

著名导演陈可辛执导的《武侠》在戛纳影展首映后，海外媒体好评连连。2011年5月21日，刚从戛纳归来的陈可辛携甄子丹、汤唯、王羽、李小冉等主演在北京召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武侠告白会”。发布会请来了“名嘴”崔永元做主持，一向爱“闹猛”的小崔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在现场巧设情境，妙语连珠戏群星，让现场笑声不断。

无厘话语开涮甑子丹

崔永元首先采访甑子丹：“前段时间看报道。说你的替身有6个，我是打死也不相信。”就在甑子丹点头表示认同的时候，崔永元突然话锋一转：“以你在影坛的身份和地位来说，我觉得至少得有10个以上吧?”台下一片笑声，甑子丹笑着连连摇手：“我拍戏从来不用替身的。”崔永元拍了拍甑子丹的肩膀：“我们都是大老爷们，是男人就得敢作敢当。你看我，得了抑郁症这么大的事都从来不隐瞒，你今天也实话实说吧。”甑子丹：“真的没有。”崔永元：“这个是可以有的!”甑子丹：“这个真没有!”崔永元：“算了，好汉不吃眼前亏。你武功那么高，把你逼急了。我又打不过你。”观众掌声、笑声一片。

崔永元不忘拿甑子丹被热炒的“替身”说事。在这里，崔永元首先假设甄子丹是需要替身的，正是在这个假设的前提下，一句“打死也不相信”的话语才具有色彩极浓的喜剧意义。这句话让人理解是不相信替身一说，谁料竞是嫌替身数量太少，出其不意的话语让现场妙趣横生。在遭甑子丹否认后，崔永元穷追不舍，以自己的抑郁症来诱导，用经典的小品对白来造趣。这个情境的假设，使得两个人无厘头的问答，形成了精彩无比的互动，淋漓尽致地展示了一个优秀主持人的高超语言驾驭技巧。

类比引申巧逗王羽

在采访王羽的时候，崔永元问：“作为香港影坛的老一辈功夫巨星，王羽老师的武侠作品很多。到今天为止，您总共拍了多少部?”王羽想了想说：“大概有50部左右吧。”崔永元故作疑惑不解地说：“我只看到30部，还有20部大概没上映吧。您知道吗?现在的房地产商盖了房子都习惯先掖着藏着，造成热销一空的假象，借以炒作抬高价格，然后再慢慢出售。您是一个众口皆碑德艺双馨的老艺术家，我想肯定不会用这一招的。”王羽不禁哈哈大笑，连说“肯定不会”。

崔永元将王羽“拍了50部电影，只看到30部”与当前的房地产这个社会民生热点巧妙联系在了一起，由此既不露痕迹地赞美了王羽德艺双馨，又抨击了房地产商的不道德行为，真是有着一语两得的奇效。对老艺术家的尊敬，对社会民生的关注，汇集成了崔永元真情而动人的话语，听来让人有诙谐顿悟之感，所展示出的聪颖智慧和睿智口才也令人由衷赞佩。

幽默趣言妙戏汤唯

崔永元：“汤唯，你好像有点紧张，是因为记者老问刁难你的问题吗?放心，我不会，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我只会问一些很轻松的问题。”在戛纳影展上被媒体团团包围逼问“删戏”、“封杀”的汤唯闻言将信将疑，笑而不语。崔永元说：“我问一个简单的问题吧。你看《新闻联播》吗?”汤唯先是一愣，然后回答道：“我从小就看。”崔永元一脸“坏笑”地感叹道：“这么多年过去了，看到现在你变了，它还没变。”此话一出，立刻爆笑全场。

面对“删戏”“封杀”传言不断的汤唯，崔永元首先用满腔关心之语表示自己不会刁难她。“你看《新闻联播》吗”的提问让汤唯一时摸不着头脑，在得到肯定的回答后。崔永元一句“你变了，它还没变”，尽显幽默风趣之本色。这句话乍一听是脱口而出的不经意感叹，细品则蕴涵着无穷的意味，现场顿时爆笑一片。这一句“你变了，它还没变”的对比。既击中了事件的焦点。又避免了嘉宾的尴尬，风趣智慧的口才由此可见一斑。

崔永元渊博的知识、敏锐的洞察和幽默的谈吐，浇铸出了一句句充满温情戏谑的话语，在给观众带来无限欢乐的同时。更为大家树立了一个能言善辩的典范。正如白岩松所说：“小崔是一个真正幽默的人，他的幽默凝聚的是智慧。其高超的谈话技巧值得我，更值得大家去学习借鉴。”

入木三分

Wang Xi-zhi is one of the most famous calligraphers(书法家) during the Eastern

Jin Dynasty of China. When he was very young, he practiced his art every day and

never stopped.

Later he absorbed the strong points of all the other schools of

calligraphy, and developed his own unique style of writing. Because of his

achievements, he has been honored as one of Chinas sages of calligraphy. One

time, Wang Xi-zhi sketched in wood for an engraver to cut. Then the engraver

found the ink had penetrated one centimeter into the wood.

"Ru Mu San Fen" is got from this story, which means the calligraphy is

penetrating.

Now it is often used to describe expressing sharp ideas or profound

views.

有报道说，一个短跑选手最大的年龄限度为28岁，苏炳添参加2021年东京奥运会时已经32岁。

在2021年的国内比赛中，苏炳添发现，参赛名单上的运动员内，他是唯一的“80后”，在以“00后”为主力的赛场上，他的年龄有些突兀。

大方无隅，大器晚成，苏炳添在本该退役的年纪，坚持自己的夺冠梦想，用实力证明了，只要付出努力，一切都不晚!

“我觉得我还能跑”，苏炳添怀揣着这句话，一直跑进东京奥运会男子百米比赛中，以9秒83 的成绩，成为亚洲第一位站在百米决战现场的黄种人，又一次刷新了亚洲纪录。

这场让苏炳添封神的比赛后，他在网络平台发文：回头再看这场比赛，好多情绪都涌上心头，32岁了，当时外界有很多声音认为我的成绩很难再有突破……

然而，“超龄”苏炳添的名字成了中国优秀运动员的代名词，15岁开始练短跑，32岁才站上事业的巅峰，苏炳添庆幸一直没有放弃自己的目标，并为之付出了毕生心血。

苏炳添提高0.01秒的成绩，用了近十年的时间，追梦的人，总会跑着与梦想相遇，没有天赋就靠努力创造奇迹。

在接受一次采访中，苏炳添说到：

当运动员不就是这样吗?到了一个高度，就想要另一个高度。

人生没有捷径，所有的成功都是要靠自己干出来的，所以，你只管付出，命运总会在不经意间给你最好的回报。

苏炳添用自己的实力打破黄种人无法进入田径短跑赛道的魔咒，让世界看到中国速度!

刷新纪录后，苏炳添又有了新的目标，他将身披红色铠甲，飞出亚洲、飞向世界!

我在5年前脱离技术第一线，一年来逐渐脱离管理的第一线，我已经过61岁了。让一个过61岁的老者来领导方正也是一件不可设想的事情。我是属于高峰过去的一个科学工作者。那么，一个快落山的太阳，跟大家讲的，更多的是自己一生奋斗过来的体会。所以我从我一生中觉得重要的抉择中，引发出一些话题跟大家来讨论。

第一个重要抉择

我在大学二年级即1954年进入北京大学的数学力学系。我一生中第一个重要的抉择，是选择了计算数学，正好赶上了计算机迅速发展的年代，这是我一生中的幸运，这个幸运跟我当初的抉择有关。

我当时选择这个方向，就是看到未来国家非常需要这个。我非常关注我们国家的科学事业的发展，我看到了12年科学规划里，周恩来总理讲了未来几个重点的领域，包括有计算机技术，我看了以后非常高兴。我觉得把自己跟国家最需要的这些事业结合在一起，是选择了正确的道路。

第二个重要抉择

1961年，我24岁的时候，做了一生中最重要的决定，就是在有了几年的硬件实践基础上，投身到软件领域来。

我专门投入到软件领域，而且做硬件和软件相结合的研究，它给我带来了好处非常大，我豁然开朗，似乎一下就找到了创造力的源泉，很多新理论都提出来了。懂软件的不懂得硬件，认为计算机生来就是这样的，不能去动它，没法动；而懂硬件的人，却不知道需求。两者一结合以后，我就能够在硬件上做非常灵巧的设计，可以使软件的效率极大地提高。一旦有了两种背景（跨领域的）以后，就豁然开朗，我当时跨了这两个领域，对我一生带来了很大的好处。

第三个重要抉择

在我20多岁的时候，我决定锻炼英语的听力。因为我看英文的专业文献，觉得每个字都认识，每个语法都懂，但是看不快。我觉得要做研究，必须要很快地掌握国外的这些资料，一句一句地看，没法在里面很快地找到我要的东西。我想应该训练听力，大家都有这个经验：一句话听不见，有一个字稍微打一个疙瘩，你后头两三句都听不见了，这对锻炼反应能力是非常好的一种做法。于是就听，这是1961年的事情了。从1962年开始听Radio Peking，后来因对中国的事情比较熟悉，不太过瘾，就去听外国的台，从1962年，听了整整4年，一直听到文化大革命。

第四个重要抉择

第四个抉择是1975年，从事照排这个项目，采用了与众不同的技术途径。在我作第四个重大抉择，搞照排的时候，我按照习惯，做一件事情，总是先研究国外的状况，熟悉一下最新的进展是什么，所以我就急着看文献。看到的那些资料，基本上我都是第一读者，看了以后马上就知道了，美国当时流行的是第三代，数字存储的，而中国随便一家都是落后的、过时的，也看到正在研究的第四代——用激光扫描的方法。英语的快速阅读能力在这里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年轻时候一定要学会奋斗。按国外的惯例，当自己提出新的思想的时候，必然自己是首先的实践者。我看第一个高级语言，第一个数据库，第一个操作系统等等，最新思想提出者往往是第一个实践者。因为别的人不可能利用你这种感情、这种精力来实践你的新东西。假如你的新思想自己不能实践，别人缺乏你这种感情，碰到困难以后也不知道要害关键的地方，就不容易取得好的结果。这个新思想假如不实践，时间一过，它的创新就没有了。所以年轻人一定要注意在年轻的时候培养动手习惯，没有动手习惯，只想出出主意，很难取得大的成果。

第五个重要抉择

在80年代初，我们坚持不懈地走商品化、企业化的道路。这件事情我们是逆潮流而上，今天人们都讲北大方正又有名又有利，不知当时我们的艰难，到1986年也没有这么讲，说要把技术变成商品，当时那种氛围下，看不见前景。但我们认为这是对国家有利的，就坚持不懈地走商品化、市场化的道路。到1990年我们才有了点成绩，占领了市场。一个人最可贵的是把一个冷门的东西搞成热门。我们千万不要跟潮流，要预见到社会的需要，锻炼和培养自己。所以正确的名利观就是我们不要去追求科学以外的东西，应该把自己的未来，把自己能力的培养跟社会需要结合在一起。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读了《张海迪的故事》后，我不由得对她长生了敬佩之情。我认为：张海迪不仅是我心目中的榜样，更是我学习的楷模。

海迪小的时候，是个天真、活泼、可爱的小女孩，她样样都行，让爸爸妈妈天天笑得合不拢嘴。可是在她五岁那年，不幸降临到了这个小女孩身上，她的身体2/3失去了知觉，我也对她惋惜难过。但小时候的海迪并没有垂头丧气，而是坚强的面对困难，以她最甜、最美的微笑面对生活、面对未来。并没有被命运所折服，我为她这种坚强不屈，不肯低头折节的精神而骄傲、自豪。

海迪从小就是一个心地善良、乐于助人的小姑娘，也是一个聪明绝顶的好学生，虽然学校不收她入学，但是好学的她，自己学习、自己钻研、自己学习医术，并且成了当地有名的小医生，她的所作所为感动了大家，大家都非常喜欢她，也和她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大家呢，也得到了海迪更多的帮助，她利用空闲时间给大家补课，有很多人因此考上了大学。她所做的这一切都让我感到佩服，她的这种乐于奉献的精神更值得我们学习。

海迪从小就养成了爱读书的好习惯，她读了成千上万册的书，还会几个国家的语言，并且翻译了几十本外著。我觉得：我们和海迪相比，她太伟大了，而我们太渺小了。

生活的前景是光明的，生活的路程也是严峻的。让我们跟随着绚丽的朝霞，向着理想的太阳飞翔吧!

演艺这条路，黄渤一直走得不顺。

他是有天赋的！初中毕业不久，黄渤就签约了太平洋唱片公司。跟他一同签约的还有毛宁与杨玉莹。这两位后来都红了，只有黄渤，一直默默无闻。

1994年，黄渤离开太平洋公司，来到北京，在酒吧里当驻唱歌手。住在郊区的农民房子里，大冬天的，他每天要蹬两个钟头自行车去酒吧唱歌。这期间，黄渤认识了许多同他一样在酒吧里卖唱的朋友，例如周迅、满江、零点乐队、沙宝亮等。这些人相继大红大紫，又只有他，像一枚干枯的稻草，黯然地，被世界遗忘在一个阴暗的角落。

2000年，通过朋友高虎的推荐，黄渤开始演电影。但大多都是诸如士兵甲、路人乙的小角色。微薄的片酬，根本无法维持他在北京的生活。黄渤睡过桥洞，吃过饭店的剩饭，捡过垃圾堆里的衣裤，他的内心充满了不甘与酸楚，就如暗夜里的一只狼，忍受着饥饿与凉寒，时不时对着苍天明月一声凄厉无言地嚎叫。

有朋友劝黄渤：“改行吧，演艺圈向来都是年轻人的天下，你不能再耗下去了。又何必在一棵树上吊死？”

以后的路到底怎么走，是改行，还是继续耗？黄渤的内心充满了彷徨。

可是不久黄渤就想通了，继续在各大片场蹭一些小角色。朋友见了，不由感叹：“这是何苦呢？”他笑笑：“演艺这条路，我虽然一直都不顺，但是却积累了许多经验教训与人脉关系，若是改行，这一切还不都得从零开始！”

就这样，黄渤又开始了艰难的尝试与坚持，事业终于慢慢有了起色。2009年，他在电影《斗牛》中饰演牛二。有一次拍摄，在一座三五百米高的石头山上，场工上去一回都累得直喘，黄渤却要一个镜头从山脚跑到山顶，跑三四十趟。戏拍了3个月，鞋子磨破了38双。

付出总有回报！凭借该剧，黄渤一举夺得第46届金马奖最佳男主角。从此，黄渤的事业步入坦途，仅2009年，他就参与演出了十部电影。

新中国涎生的消息传到美国以后，已是伊利诺大学终身教授的华罗庚，享有优厚的薪俸、汽车、洋房、荣誉，但这一切再也羁绊不住他那颗炽热的爱国之心。他毫不犹豫地响应祖国的号召，回到自己祖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当他路过香港时，他写了一封长达万言的公开信，情真意切地呼吁爱国知识分子放弃国外优越的物质生活，投入祖国的怀抱。他在信中说：

“梁园虽好，非久居之乡。归去来兮！为了抉择真理，我们应当回去，为了国家民族，我们应当回去，为了为人民服务，我们也应当回去，就是为了个人出路，也应当早日回去，建立我们的工作基础，为我们伟大的祖国的建设和发展而奋斗。”

在公开信问世后的二十五年漫长岁月里，无论是天空晴朗的时光，还是在风雨如晦的年月，他都始终恪守着自己的诺言，为祖国的繁荣昌盛奋斗不息，向人们展示了他“祖国中兴宏伟，死生甘愿同依”的爱国热心。

水牛和货车

从前有一个猫，一条狗和一头水牛，它们共同决定要从某地搬运三辆货车到某地。它们约好各人拉一辆，同时动身，谁先到达目的地就算谁赢。不用说，对于一个猫，要拉动一辆货车，并且要拉那么长的路程，不过是一句很动听的空话罢了，所以猫并不去拉车，只是拔脚就跑，一口气就跑到目的地了，立刻宣布自己的胜利，叫道：“我第一个到达了!”

狗勉强地拉了一两步路，可是一则实在重不过，二则猫已经抢先跑前面去了，它很不甘心，所以它也就抛下了货车，飞步向前面跑去了。

水牛远远地落在后面，拉着笨重的货车，喘着气一步一步地走。等到它到达目的地，老实说，是已经很迟了：不但最先到达的猫已经等得不耐烦，自己跑开不见啦，就是晚一步到达的狗也已经等得无聊起来，自己跑开和别的狗打架去了;水牛看看那里什么也没有，就说：

“虽然它们很早就到过这里，可是它们是空手来的，后来又耐不住寂寞，空手回去了，这算得什么呢?那么，运了实在的货车到达这里来的，还得算我是第一个哩!”

不要跟说漂亮话的人竞赛，而要向老实工作的人学习。

郑和，是我国古代一位伟大的航海家，原姓马，小字三保，回族。出生于公元1371年，云南昆阳州（今昆明市晋宁县）宝山乡和代村人。他于明初入宫为宦官，侍奉燕王，因帮助燕王朱棣夺取皇位有功赐姓为郑，任命为内宫监太监，时称三保太监。

他小的时候，有一个智斗乡绅的故事流传很广。

郑和出身于一个士大夫家庭，他的父亲马哈只是位当地很有名望的绅士，博览群书，知识广博，曾到过阿拉伯伊斯兰教圣地天方（今麦加）朝觐，熟悉海外异地的情况，并富有一种敢于探险和不畏艰难的精神和胆略，这对郑和的成长和后来出使西洋，有着重大的影响。

郑和出身在这样一个家庭，从小受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对于经书、诗词，他无所不读；到七八岁的时候，就已经博览诸子百家著作，在当地成了一个很有名气的小才子了，很受邻里称赞。

当地有个乡绅，家中四个儿子，平时除了仗势欺人之外，没有什么其他本事；至于读书，学诗词，更是背了上句忘下旬；一首八句七言诗，学了半年，老大记住了两句，老二记住了三句，老三老四竞连一句也没记住，气得这位乡绅整天唉声叹气，骂他们不争气。然而，他们见郑和被称为小才子，却心中妒嫉，常常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云南有个滇池，方圆三百里，紧靠郑和的家乡。郑和经常和邻里的小朋友去池中游泳，当地百姓都称赞他的水性好。那乡绅听到后，心中更加来气，便对手下人说：“这人要是真有了名声，就是乞丐也说他讨饭有方！”

手下人一听，便出主意说：“靠咱这一边的湖面，归您管理，下个令，不让他游，还到哪里逞能去？”

乡绅一听，觉得是个绝妙的好主意，于是，就贴出告示说：“沿我乡一带滇池，受本乡统一管理，未经本乡绅批准，任何人不准私自下湖游泳。”

郑和见了这告示，对小伙伴们说，且不去管它，照游不误。但其他孩子的父母怕得罪乡绅，也就不让他们去了。所以，郑和只好一个人每天去游泳。为防乡绅使坏，每次游泳时，都要随身携带一根芦苇，以防不测。

乡绅知道后，果然狠毒，暗中派人跟随郑和，乘其不注意，一下将他推入湖中，接着过来一个大浪，竟将郑和打得没影了。

乡绅听到报告后，很是得意洋洋。

其实，郑和因为早有防备，所以并没被淹死。当他被推入水后，就将携带的芦苇衔在口中，伸出水面，悄悄地潜游到岸边回家了。

第二天，郑和照样去滇池游泳。乡绅听到报告，大吃一惊，急忙来到池边问郑和说：“听说你掉到池中被水怪拖走了，你是如何回来的呢？”

郑和边游边笑着说：“是的，是水怪把我拖走了。当水怪知道我是被坏人推入池中时，便拖着我去龙宫中见龙王。那龙王听了我的叙述后大怒，痛骂害我之人毒如蛇蝎，并让我转告那些想害我的人，如果再生歹心，定要把他全家拉到池中喂虾！”

那乡绅听了，吓得脸色都变了，从此以后，再也不敢陷害郑和了。

这件事情传开后，人们都说郑和福大命大，是被龙王送上岸的，不是凡童。

不久，燕王朱棣来到昆明，听到后大奇，便把郑和叫来询问。郑和不敢对王爷隐瞒，照实说了，燕王称赞他聪明有智，并把他带回宫中，让他做了一名贴身小太监，对他十分信任。

后来，燕王即位后，派他率船队下西洋，名义上是沟通西洋和明朝的联系，实际上是燕王怀疑他的侄儿明惠帝在他焚宫时并未被烧死，而是逃往海外去了，让郑和去寻找踪迹，以便斩草除根，巩固他那个篡来的皇帝宝座。

东汉末年，天下四分五裂，刘关张桃园结义之后，刘备广招贤能异士，于是便有了刘备三顾茅庐请隆中诸葛的故事，诸葛亮(181—234年)，字孔明，青年时代躬耕于隆中，并苦读经书，熟悉历朝兴衰的历史，潜心钻研兵法。他常以春秋战国时的管仲、乐毅自比，是难得的一位将才、谋士，自称“卧龙”。善于网罗人才的刘备闻知，高兴地说：“我需要这样的人才!”并表示哪怕山高路远，行走不便，也非亲自去请他不可。

深冬的一天，刘备带着关羽、张飞，到隆中邀请诸葛亮。谁知诸葛亮恰好不在家，刘备只好扫兴而归。

刘备回到新野，不断派人到隆中打听诸葛亮何时在家。当打听到诸葛亮外出已经回到家时，刘备当即决定二请诸葛。这时，张飞不以为然地说：“一个平民百姓，派个武士把他叫来就得了，犯不着让你一再去请。”刘备说：“诸葛亮是当代大贤，怎么能随便派个人去叫他呢?你还是痛痛快快地跟我去吧。”刘备说服了张飞，叫上关羽，三人骑马直奔隆中而去。

这一天，北风呼啸，大雪纷飞，冷得实在教人难忍。张飞对着刘备大嚷：“我等何苦找此罪受!不如等天晴再说。”刘备却说：“贤弟，咱们冒此大风雪，不怕山高路远，去请诸葛，不正表明了我们的一片诚意吗?”三人继续往前赶路。不料，这一次刘备又未见到诸葛亮，只好写了一封信托诸葛亮的弟弟转交，说明来意，并表示择日再访。

第二年春天，刘备更衣备马，决定第三次去拜访诸葛亮。张飞、关羽竭力劝阻。关羽说：“我们两次相请，都未见到他，想必他徒有虚名，不敢前来相见。”张飞更是带着轻蔑的口吻说：“我们已仁至义尽，这次只需我一人前往，他如若不来，我就将他绑来见你。”刘备连忙说道：“不得无礼，没有诚意哪能请到贤人呢?”

刘备三人飞马直奔隆中，来到诸葛亮的草庐前。此时诸葛亮正在午睡。刘备唯恐打扰诸葛亮，不顾路途疲劳，屏声敛气地站在门外静候，直到诸葛亮醒来才敢求见。刘备见了诸葛亮，说道：“久慕先生大名，三次拜访，今日如愿，实是平生之大幸!”诸葛亮说：“蒙将军不弃，三顾茅庐，真叫我过意不去。亮年幼不才，恐怕让将军失望。”刘备却诚恳地说：“我不度德量力，想为天下伸张正义，振兴汉室。由于智术短浅，时至今日，尚未达到目的，望先生多多指教。”刘备谦虚的态度，诚恳的情意，使诸葛亮很受感动。于是诸葛亮终于答应了刘备的请求，怀着统一全国的政治抱负，离开了隆中茅庐，出任刘备的军师。他忠心耿耿地辅佐刘备，为“三国鼎立”局面的确立，做出了巨大贡献。

Li Ling was a great general during the time of emperor Han Wu-di (hàn wǔ dì汉武帝). He was a very good fighter, and he won every battle.

One time, however, Li Lings troops were so hopelessly outnumbered by the Huns that although they fought bravely, the whole army was soon taken captive.

Li Ling shamefully surrendered for the moment, planning to wait for an opportunity to strike back.

But when news of the surrender reached the capital, the emperors jealous ministers began to degrade Li Ling in front of the emperor.

What he heard made the emperor so angry that he had Li Lings wife and mother put to death.

Ze-ma Chian, who had always respected Li Ling, believed that he wouldnt surrender without a reason, and urged the emperor not to believe rumors.

Sz-ma Chian then wrote a long letter to a friend, saying, "I am now in the middle of writing a history book. If I die, it will be as if one ox in a group on nine were to lose a single hair. I am willing to withstand punishment in order to complete this book." Sz-ma Chian finally did finish his book - the very famous Shr-Ji.

This time, the emperor grew angry at Sz-ma Chian, and locking him up, punished him severely.

西汉时代有个很有名的大将军名叫李陵，他骁勇善战，百战百赢。

有一次，虽然李陵的军队奋勇杀敌，因为兵力不足而战败投降。

李陵打算暂时先忍辱投降，以便伺机等待机会反击。

但当李陵投降的消息传到首都，皇上身边嫉妒的大臣们都开始指责李陵。

皇上十分气愤，他将李陵的妻子与母亲都赐死了。

司马迁一直很敬重李陵，他不信李陵会无缘无故投降，便谏言皇上不要听信谣言。

但就因为这样，皇上便迁怒司马迁，并将他囚禁，进行严惩。

司马迁随后写了一封长信给他的朋友，说道：“我现在在写一部历史长篇，如果我死了，就如同九牛一毛般微不足道，但我愿意承受住这般的惩罚，来完成这部书。”最终，司马迁完成了这部名流千古的史学著作——《史记》。

“四肢发达，头脑简单!”提起职业运动员，人们往往习惯用这样的说法形容他们。但如果今日你还用这样的眼光看待职业运动员，那说明你太不了解他们了。且不说桥牌、围棋、国际象棋这类智力型的项目，即使是足球这样以“野蛮体魄”著称的运动，其对头脑的要求，恐怕早已超越了平常人的想象。很多运动员经过测试，智商都高于150。

智商150，是个什么概念？一千个英国人中，只有一个达到这个标准。科学界的泰斗爱因斯坦，也不过比这个数字稍高一点儿而已。一句话，“智商这个级别的全是天才”。

以第一运动足球为例，世界第一足球联赛英超豪门切尔西的队医英格利什博士曾给他的队员们组织了一次智商(IQ)测验，结果兰帕德的得分最高，甚至达到了这项测试有史以来的最高水平。这位博士很郁闷地透露道：“比我还高。”出于职业道德，他没有透露任何测试的具体结果，只是大概划定了兰帕德的IQ范围：超过150!

兰帕德并非体育运动员中智商最高的，更谈不上是最聪明的。体育界内最牛的学术牛人是1922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波澳网上被郑洁淘汰的法国球员巴托丽，就曾经因为高智商而受到世人关注。她曾向法国媒体透露自己智商高达175，尽管巴托丽自称一直刻意保守着这个华丽的秘密，但最终还是很不低调地搞得全世界都知道了。巴托丽的智商，竟超过了爱因斯坦与比尔·盖茨。

姚明当年能够先声夺人，和他的身体条件自然密不可分。四肢发达也许是人们认为他成为巨星的首要条件，但有谁知道姚明的智商绝对高于平均水平。全美著名的智商研究网站“IQ测试网”根据一些数据，曾对NBA球员的智商进行了测试，结果姚明在当时的现役球员中智商是最高的，高达132，超过了勒布朗·詹姆斯、科比·布莱恩特和沙奎尔·奥尼尔。而他所在的火箭队的智商平均值只有98，所有NBA球员的平均智商仅为83。按照国际惯例，智商在80到90之间属于“略低于普通智力”。此外，绰号“疯狗”的马克·麦德森被视为NBA高学历球员的代表，他拥有斯坦福德大学经济学学士学位。而最近风头正盛的“林来疯”林书豪则是哈佛毕业的。

读了《名人故事》后我了解了许多不认识的名人。他们刻苦的学习和顽强的探索的精神深深的刻在我的脑海中。

这是一本讲述中外名人小故事的书。有伟大的孔子，修建长城的秦始皇，古代诗人李白，外国著名的发明家爱迪生，丹麦作家安徒生等许多名人。其中有我一个最喜欢的科学家发现万有引力定律的牛顿。牛顿的天才和伟大是很难用语言来形容的。苹果如果砸在我们头上，我们可能会一怒之下把它抛的远远的，或是一口把它吃掉，但是牛顿却没有，他想了想为什么苹果不往上飞，而是往下砸。然而这个苹果让他发现了万有引力的定律。牛顿是一个科学巨人，但他很谦虚，他说：”自己只是一个在科学大海上捡贝壳的孩子。如果自己比别人高，也是站在巨人的肩上。“

自从我读了《名人故事》后发现，这些名人都是仔细观察，发现奥秘后，才赢来的成果。在学习和生活中，因为我们常常受一点挫折就放弃，所以我们要向他们一样有着坚持不懈的精神去迎接挑战。

苏武是汉朝时候的一位官员。有一年，他作为汉朝的使臣到北方匈奴人那里办事。不料，匈奴人违背诺言，不放苏武返回汉钥，扣留了他，还劝他投降。苏武严辞拒绝，说：“我奉国家命令出使匈奴，丧失气节就是污辱了使命，丢大汉朝的脸。我如果那样，还有什么脸见人!”匈奴人用刀威胁他，他索性把脖子伸过去，宁死不从。

匈奴人把他放进地窖，不给吃喝，他就吃羊皮，吃雪，顽强地活着。匈奴人又把他送到遥远的北海(今贝加尔湖)，叫他放羊，说不投降就让他在那里待一辈子。苏武没有忘记自己是汉朝的使臣，代表着国家。他坚决不做有辱国格的事，宁肯每天挖野菜，吃田鼠，受冷挨饿，也不向匈奴人央求什么。而且，那根代表汉朝、表明使者身份的“使节”(一根长棍，上面挂着穗子)，他一直放在身边，放羊的时候也拿在手中。天长日久，“使节”上的穗子都掉光了，他仍然紧握不放。

苏武在匈奴度过了19个年头，始终没有屈服，匈奴人只好放他回汉朝。他维护了国家的尊严，受到人们的尊敬。

黄庭坚，字鲁直，是著名的“苏门四学士”之首。他的名字是中过进士的父亲给他起的，“庭坚”是上古时帝颛顼高阳氏的后裔“八恺”之一，有追慕古代大哲之意；以“鲁直”为字，是希望儿子像宋真宗时的直臣鲁宗道那样，刚直忠正。事后证明，黄庭坚果然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

宋哲宗时，在司马光的推荐下，黄庭坚被召为校书郎，负责撰修《神宗实录》。因为工作出色，被提拔为起居舍人，三年后出任宣州知州。只是他做梦也想不到的是，正是这本《神宗实录》，给他惹上了麻烦。

北宋中期以后，朋党之争有愈演愈烈之势。元祐八年（1093年）哲宗亲政后，在章惇、蔡卞等人的带动下，所谓的“绍述派”开始清算“元祐派”，黄庭坚被诬蔑成元祐一党。负责审查的蔡卞在鸡蛋里挑骨头，从《神宗实录》里搜罗出了千余条内容，认为是对神宗的非谤。于是皇帝下诏，令他入京，等候受审。

《宋史·黄庭坚传》里记载了这次“文字狱”的审讯情况。经史官们反复考查核实，仅剩下32件琐碎的表述还有待查清，其中黄庭坚所写“铁龙爪治河有同儿戏”，成了首要的问题，罪名是“大不敬”。所谓“铁龙爪”，是熙宁年间太监李公义设计制造的一种疏浚河道的工具，用它在河中挖掘泥沙，效果很差，劳民伤财，所以黄庭坚才有此记述。面对气势汹汹的诘问，黄庭坚淡定地回答说：“那时我正在北都任职，这件事是我亲眼所见，确实像儿戏一般。”整个庭审过程，他语气中没有丝毫忏悔之意，而且凡是有所查问他都照实回答，毫无顾忌，最后连过堂的人都暗地里伸起了大拇指，称赞他胆气豪壮。

结果事实没有成为问题，态度倒成了最大的问题，他因此触怒了皇帝，被贬涪州别驾，安置在黔州（今四川彭水）。

贬谪的诏书下达，左右的人都哭泣起来，黄庭坚却神色自若，倒头便睡，睡得还格外地香。旁人看他喜形于色，好心地提醒他说：“黔州乃是蛮荒之地，少有人烟，凡遭贬此地者，皆水土不服，不病即亡，你不仅不担心，还很高兴，是什么原因？”黄庭坚回答说：“四海之内，皆为兄弟，浮生若梦，来去无迹，凡有日月星辰明耀之地，无处不可寄此一生，又有何忧？”

即使被流放到了大西南，攻击他的人还认为他去的是好地方，诬他枉法，于是再被移至戎州（今四川宜宾）。黄庭坚淡然处之，只是一身正气的他对官场已不再抱有希望，他取别号“山谷道人”，将更多的精力寄托在诗歌、书法、禅学修养等雅好上。从此，中国的历史上，少了一位为民请命的清官，多出一个在艺术领域纵横捭阖的大家。

黄庭坚在《书缯卷后》一文中，道出了自己为人处世的准则，他说：“士大夫处世可百为，唯不可俗，俗便不可医也。或问不俗之状。老夫曰：难言也。视其平居无以异于俗人，临大事而不可夺，此不俗人也。”意思是说，一个人处世做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能俗，俗了便无药可医。什么是不俗呢？还真不好说，看他平时与普通人无异，然而临大事的时候，他的气节却不可剥夺，这就是不俗之人。

因为不俗，所以优秀，黄庭坚就是因此而为人所铭记吧。

在人们的印象里，科学家应该都是象牙塔里的幸运儿，文质彬彬的科学家们带着眼镜，穿着雪白的大褂，在仪表闪烁的实验室里做着各种奇妙的科学实验。这的确是现代科学实验室里的景象，而且也的确有很多科学家在这样的工作环境里为科学做着贡献。

不过老多还知道另外一些科学家，他们没有什么先进的实验设备，甚至连起码的条件都很缺乏，可是他们却也为科学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比如著名的女科学家居里夫人，她因和丈夫一起发现放射性元素钋和镭而获得1903年和1911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和化学奖。而做出如此重大贡献的实验室，开始时却是在一间上漏下潮的破旧棚子和一些极其简陋的仪器。当然，老多今天要讲的故事不是外国的科学家，而是咱们中国的。

上世纪初，在广东粤东北客家山中有一家客家人，他家的长辈们正瞧着一个赤着脚在田埂上到处乱跑的瘦弱的小男孩。这孩子虽然瘦弱但天资聪颖，家里人多么希望有一天这孩子能为他们光宗耀祖。

他没有辜负长辈的期望，20岁那年居然考取了当时还很稀少的大学中的一所——国立南京东南大学(现在南京大学的前身)。这家人并不很富裕，整个家族好不容易为他凑足了盘缠，让他踏上了求学之路。

进入东南大学物理系学习，4年的时间让他从一个农村的土小子，变成了一个满腹物理化学知识，能说外国话的学生。毕业之后经朋友举荐，在南京谋了一个中学物理教师的职位，他以为职业生涯开始了。虽然吃粉笔末的差事并不很富足，但比起农村的生活那已经是天壤之别，本想就此安身立命。可谁知道生不逢时，当时正值北伐战争关键时期，硝烟弥漫，战云密布，南京城里到处是孙传芳的败兵。一天在街上碰见一群正在抢掠的游兵，被吓得魂飞胆散。而且他又染上了当时很难治愈的肺病，咳嗽都带血，万般无奈，向朋友借了盘缠仓皇逃回了广东老家。

此时的中国可谓国难深重，民不聊生。就在如此惨淡的时刻，1920年中国的甘肃又发生特大地震，房倒屋塌死伤无数，震惊世界。当时在北洋政府地质研究所工作的著名地质学家翁文灏率人亲临现场考察。看到如此惨烈的地震灾害，翁先生决计要在中国开展用仪器观测地震活动的事业。他找到清华大学教授叶企孙，希望他推荐一个人来专门从事此项任务，没有别的要求，只要是学物理的、英文好。叶企孙搜肠刮肚，突然想起他在东南大学任教时那个来自广东的青涩少年正好符合要求，于是急发电报。

1927年仓皇逃回老家以后，总算交上一点好运，虽然不是衣锦还乡，但大学生在粤北的农村并不多见，不久以后在县中学当上了堂堂教务主任，并兼任物理和英语教师。1929年与自己一位善良的女学生结为连理，建立了幸福的小家庭。妻子是富家小姐，经丈母娘的调养，肺病居然痊愈，小日子过得真是红红火火。突然间看到恩师的急电，一时不知所措。地震为何物，他一无所知，如何是好?新婚妻子说：“你去吧!”

于是，顾不上过春节，抛下怀着身孕的妻子，只身来到北京，从此便开始了他为之奋斗一生的地震研究事业。

1930年来到北京中央地质调查所受命，随即被派往上海徐家汇见习地震观测。那里有一个由外国人办的地震观测室，负责人是个意大利人龙相奇。谁知道一开始那个外国佬看不起这个来自广东的傻小子，什么都不教，只是让他熏烟纸(地震记录用的)。不得已，只好自己到附近的图书馆看书，当对地震稍知一二以后，又向外国老师请教。外国佬看这个小子居然会问自己一些问题，大为震惊，于是开始给他讲授一些地震观测知识，并让他进入自己的图书馆。可学了没多久，却又被急调回北京，建立中国人自己第一个地震观测台的事情在等着他。后来他与龙相奇成为好友，1934年他去美国帕萨迪纳地震研究所做访问学者时，龙相奇把他推荐给美国著名地震学家古登堡先生。

地震台选址在离北京城四十公里以外西山的鹫峰上。那个地方现在都很少有人光顾，别说1930年了。那时的北京还是一个破烂不堪黄土满天的城市，出了西直门就没有洋汽车了。在西直门城楼下面有租驴的驿站，去西山或者骑驴或者坐黄包车，无论哪种交通工具往返北京和鹫峰之间都不止一天(现在开车从西直门到鹫峰大约需要1个小时)。而鹫峰之上更是荒凉，荒山野岭上是一座破庙秀峰寺。破庙旁是当时一位著名的大律师林行规的别墅，林大律师慷慨地捐出一块大约100平方米的地作为台址，于是中国人自己建造的第一个地震观测台建立起来了。在秀峰寺苍松翠柏的环抱中地震台的建设工作开始了。“忙了一个月，搞洋灰、钻、锉、磨，甚至于打铁也干了，最后总算把地震仪器装起来。……”50多年后他这样回忆道。

1930年9月20日国际标准时间13时02分02秒，鹫峰地震台记录到了第一个地震。从此中国有了自己的地震台。

这个地震台要什么没什么，电是肯定没有的，只能用蓄电池。所以他每个星期要骑着毛驴把电池背到几十公里外的清华大学去充电。到了晚上更是凄惨，除了听松涛的声音，就是狼嚎。可他也会自娱自乐，从城里买了一架小型天文望远镜，支在屋顶上看星星。

不久妻子也来了，他们就住在林大律师别墅的一间耳房里，晚上一起聆听松涛的声音。

不久地震台以国际通用格式编印的《鹫峰地震月报》和《鹫峰地震专报》便如期出现在全世界的地震观测网络中，到1937年，鹫峰地震台已经成为国际一流的地震台。而在这个期间，地震台的工作人员除了他，只有另外一个由叶企孙先生介绍来的清华的技术员，他家就在山下的北安河村。

后来又发生了许多事情，比如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苦心经营了7年的地震台毁于战火。他和妻子逃难到了重庆。期间他忍受不了寂寞，和搭档一起深入交通闭塞野兽出没的四川、贵州、云南等地做地质考察，并做出攀枝花地区矿山的评价，解放后攀枝花成为一座著名的钢铁公司。在重庆躲避日本飞机轰炸的警报声中，他又奇迹般地制造出中国造的第一个地震仪。这个中国造地震仪的原型甚至连罐头盒都用上了，建国以后这个地震仪成为由他亲手组建的中国地震观测台网最初的装备。当然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他也没有幸免，反动学术权威是把他关进牛棚的罪名，60岁他戒了烟，可在牛棚里他又抽上了。1976年恢复了平静，他也老了，于是他开始写书《中国地震》，当写完最后一个字以后，他病倒了，再也没有起来……。如今他的铜像矗立在鹫峰地震台原址。

这个科学家的名字叫李善邦，是老多的父亲。老多之所以写他，就是想让大家知道，科学的道路是很艰难的，但也是十分快乐的，因为他们对自己做的事情充满了热情和兴趣。在30多年前，当老多要离开北京去云南当知青之前，父亲跟我说，你去那里会看到很多蝴蝶和热带昆虫，回来以后你会成为一个昆虫学家。老多没有成为昆虫学家，可是老多学会了如何学习，学到了很多、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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