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著名的爱国名人故事经典20篇

智辩，指巧辩。《续资治通鉴·元顺帝至正二十四年》：“ 唐肃宗 流播之中，怵於邪谋，遂成 灵武 之篡，千载之下，虽智辨百出，不能为雪。”

何妥反嘲顾教官

有一天，左邻右舍的大人取笑他说：“小妥啊，你在我们地方上可算得上是没有对手的神童了，要是你到京城的最高学府国子学去，那就可要处处碰壁，大败而归了。”

8 岁的何妥撇了撇嘴，不服气地说：“国子学又怎么?难道有三头六臂会吃人吗?”

那人说：“吃人倒不会吃人。不过，那儿都是知道丰富、学问渊博的人，你去了只能虚心求教，否则，必定自讨没趣的。”

何妥笑道：“有志不在年高，有理不在声大。我若去国子学当然是虚心学习，但如果有人恃才傲物，欺侮我是小孩，我也不会买帐的呀。”邻居听了，似信非信地摇摇头，走了。

何妥果然不服气，终于找了个机会，跑到国子学里去，站到教室旁虚心聆听那些学者的讲课。

忽然，某教室下课了，涌出了一批学生。走在最后的是一个教官，名叫顾良。他看见了何妥，又惊又喜他说：“嗨，你不是远近闻名的神童何妥吗!今朝什么风把你吹来啦?”

何妥恭恭敬敬他说：“顾大人，特来国子学一游，顺便恭听你的教课，得益非浅。”

顾良见他小小年纪说起话来，老成持重，刚柔相济，在暗暗佩服之余，不免生出开玩笑的想法，便说：“你这何妥的姓氏，究竟是‘荷叶’的‘荷’，还是‘河水’的‘河’啊。”

顾良说着，顿时就有一些大学生围拢来，嘻嘻地笑着，看何妥怎么回答。#影视

何妥略加品味，就明白了顾良玩笑之中揶揄的意味，于是应声答道：“您老先生不是姓顾吗，请问，那是‘眷顾’(照顾、关怀之意)的‘顾’，还是‘新故’(新近死去或新旧之意)的‘故’啊?”

顾良顿时面孔绯红，有些难以招架。

何妥到17 岁，凭着他的智慧和才干，给湘东王用重金聘去干事了。

隋朝杨玄感诈呼懈敌

公元613年(隋炳帝大业九年)，礼部尚书(官职名)杨玄感举兵造反，攻打东都(今河南洛阳)。消息传开，震惊朝野，隋扬帝忙令刑部尚书卫玄率兵镇压。

卫玄统率步兵、骑兵两万人日夜兼程，直扑洛阳，急救东都!

杨玄感军和卫玄军在洛阳附近相遇。卫玄军队人多势众，明显占了上风。

杨玄感判断了一下战场形势，火逮召集部下，说：“暴君隋炀帝派的军队锋芒正利，我们只有智取。等会儿，你们假装混乱，再让士兵高喊：‘不好啦，杨玄感已经给官兵活捉了!’这样，一定能麻痹敌人。”

众将领连连点头，纷纷领命而归。

“蓬蓬蓬”，牛皮战鼓敲响，密如雷呜。

两军人马开始厮杀。突然，杨玄感的士兵大声喊叫：“不好啦，不好啦!官军把杨玄感捉去了!”那声音似惊弓之鸟哀鸣。

卫玄的官兵本来士气极其旺盛，听到这阵阵叫喊，个个心花怒放，斗志马上松懈下来。

杨玄感见敌方中计，自知良机已到，挥剑长啸：“杀!”几千铁甲骑兵应声扫向敌方，一下子搅碎了敌阵，把卫玄军队打得大败。

卫玄率领残兵败将落荒而逃，回头惊望，只剩下了8000名垂头丧气的部下。

黄晓明是一个谜。2001年凭借《大汉天子》，开始为人所知，2005年前后，他开始跻身一线。而去年和今年，他主演的电影，已经上映的有《匹夫》、《血滴子》和《大上海》，即将上映的有《中国合伙人》和《无问西东》，这些角色，或深情、或阴鸷、或刚猛、或霸气，展示了他作为演员的可塑与多面。以《血滴子》中造型制作的蜡像，进驻香港杜莎夫人蜡像馆，在内地男星中，这是首位。而仅仅在电影中扮演大亨还不够，现实中，他涉足红酒、高尔夫球场等若干领域，获益颇丰。

起初，他并不被众人看好，他的相貌曾被视为他演艺生涯的缺憾，过于帅气的面容似乎成了一种原罪，人们谈论他时，很愿意忽略他的演技和努力。和相貌原罪配套的，还有他的性格问题，他永远面带笑容，永远善良温厚——我曾在一个颁奖现场见到他，和那些走下舞台就收敛笑容的明星不一样的是，即便在休息室，在无人注意的时刻，他依然面带微笑长达半个小时，笑容像是长在他脸上，是他皮肤的一部分。

这种性格，被视为他纵横娱乐圈的最大障碍，不仅因为，这是一个非常的领地，更因为，银幕需要的是一种非常的性格，影评人谈论他时，总觉得他“不够”，他欠缺伟大演员的戾气、深邃、疯魔劲。

自然要去寻找所谓端倪，所谓印迹。最终我们看到的是相貌、运气之外的东西。赵薇宣传新片《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黄晓明拄着双拐出现，他和她的友谊，被人们概括为“有一种友情，叫赵薇黄晓明”；接受柏邦妮采访，他给她的印象是，和人说话的时候，总是专注地盯着对方，谈话中间，非常注意对方的情绪和细节——例如电话的响动，告别之后，他一直目送对方走到很远。在谈话中，他谈到自己更愿意看见别人的长处与优点，因为“见好”是一种能力，“我觉得能见好的人，是感性的人，是艺术家。能见坏的人，是理智的人，是企业家。既能见好，又能见坏的人，兼具感性和理性，是领袖，是政治家”。

好得不寻常，温和得有点妖异，而保持这种“好”的场所，是一个诡异迷离的名利圈。这是他伫立在我们视野里的原因还是答案？我们无从辨别。但显然，在重重的因果迷雾中，在荒莽人世间，他在无数选择中，选择了“见好”，而这个世界也以“见好”予以回报。

威震洛杉矶奥运会和汉城奥运会的世界最著名的短跑名将刘易斯，小时候个子比同龄儿童要小，常被人嘲笑为发育不全。他体育成绩也很差。15 岁时急剧发育，不到两个月长高了三吋多，他欣喜若狂。不料灾难同时来临，他的膝关节比普通人大了近一倍。

一位有经验的骨科大夫说，他患了一种顽症，搞不好要瘫痪。很久一段时间，刘易斯彼病痛折磨，整天胡思乱想。父母、亲朋好友和医生鼓励他振作起来，他也渐渐地树立起战胜病痛的信心。后来他勇敢地忍受了治疗的痛楚和艰难。伤痛全好后，刘易斯开始练习田径。一年后，便向人们展示了超群的才能。

1、罗斯福还未当上美国总统之前，家中遭窃，朋友写信安慰他。罗斯福回信说：谢谢你的来信，我现在心中很平静，因为：第一、窃贼只偷去我的财物，并没有伤害我的生命。第二、窃贼只偷走部分的东西，而非全部。第三、最值得庆幸的是，做贼的是他，而不是我。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亡国。

2、美国前总统里根在任初期遭遇枪击，子弹穿入胸部，情况危急。在生命攸关的当头，里根面对赶来探视的太太的第一句话竟是：亲爱的，我忘记躲开了。美国民众得知总统在身受重伤时，仍能不忘幽默本色，康复应该指日可待，因此也稳定了可能因总统受伤而动荡的政局。事情发生之后，是好是坏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从哪个角度去切入。

3、英国首相威尔逊，在一次演讲中，刚进行到一半时，台下突然有个捣蛋分子，高声打断了他：狗屎！垃圾！威尔逊虽然受到干扰，但他情急生智，不慌不忙的说：这位先生，请稍安勿躁，我马上就要讲到你提出的关于环保的问题了。全场不禁为他的机智反应鼓掌喝彩。掌握自己的情绪，才能掌握自己的未来。

4、邱吉尔首相在一次公开场合演讲时，由台下递上来一张纸条，上面只写着两个字：笨蛋。邱吉尔知道台下有反对他的人等着看他出糗，便神色轻松地对大家说：刚才我收到一封信，可惜写信人只记得署名，忘了写内容。邱吉尔不但没有被不快的情绪控制，反而用幽默将了对方一军，实在是高招。幽默的机智反应并非只是能言善道，而是一种快乐、成熟的生活态度，掌握了它等于掌握智慧的结晶，得到快乐的泉源。

5、一天，拿破仑到野外打猎，突然听见远处有人呼叫，他循声走去，看见一人落水，正大声求救。拿破仑毫不犹豫的举起枪来，大声叫道：喂！听好！你要是不爬上来，我就开枪打死你。那个人听了，顿时忘记落水的危险，立刻使尽全力向岸边游去。上岸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不救我就算了，为什么还要开枪打死我？拿破仑从容不迫的回答说：假如刚才我不吓唬你，你就不会奋力游上岸，那又怎么能脱险呢？要别人怎样对你，自己先怎样对别人。

6、艾森豪威尔将军参加某餐会，会中安排演讲节目，总共邀请五位贵宾致词，艾森豪威尔排在最后一位上台。前面四位，个个千言万语、赘言连连，轮到他时，时间已近十点了，台下早已意态阑珊、兴致缺缺。善解人意的艾森豪威尔将军一上台便说：任何演讲都会有句点，我就作为今晚演讲的句点好了。语毕鞠躬而退。

7、有一次，萧伯纳在街上行走，被一个冒失鬼骑车撞倒在地上，幸好并无大碍。肇事者急忙扶起他，连声抱歉，萧伯纳拍拍屁股诙谐的说：你的运气真不好，先生，如果你把我装死了，就可以名扬四海了。善于表达的人，有的是论点犀利，一针见血，有的是滔滔雄辩，口若悬河，但是都不如令听者发出真心微笑的幽默话语来的巧妙，来得“四两拨千斤”。

8、一次，美国知名作家马克吐温，因为看不惯国会议员在国会通过某个法案，而在报纸上刊登了一个广告，上面写着：国会议员有一半是混蛋。报纸一卖出，许多抗议电话随之而来，这些国会议员可不认为自己是混蛋，纷纷要求马克吐温更正。马克吐温于是又登了一个更正启事：我错了，国会议员，有一半不是混蛋。有幽默感的人，凡事健康思考，保持正面态度，当遇到困难时，比较容易化险为夷。

《开心辞典》开播以后，王小丫以趣味而又幽默的主持风格给亿万观众带来了启迪与欢笑。并因此一举成名，成为央视金牌节目的金牌主持人。然而，王小丫的成功却源于她的一段下岗经历。

王小丫出生在四川省凉山彝族地区一个普通的职工家庭。父亲是报社编辑，母亲是工厂工人。1990年9月，王小丫从四川大学经济系毕业后分配到四川《改革时报》当记者。记者的工作虽然辛苦，但是女承父业，又与自己学习的专业对口，她感到很满足。可是，一场改革的风暴使她不得不重新考虑自己的人生。

《改革时报》是四川省一家经济类报纸，后改名为《新经济时报》、《城市购物导报》。几易其名并没有彻底改变报社的厄运。发行量提不上去，经费困难，举步维艰，这种困境使报社不得不进行改革。这件事发生在1996年7月，当时的王小丫已经在这工作了6年。本来，科班出身的她留在报社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可是，那一刻，她犹豫了。面对几十位白发苍苍的老编辑老记者，她选择了放弃，把有限的机会让给了别人。

王小丫下岗后，单枪匹马到北京去谋生。那个时候，京漂似乎是一种时髦的职业。在北京，有数十万名来自全国各地的知识分子。要想在北京靠文字混饭吃，谈何容易，不少人混不下去，甚至流落街头。面对数十万的竞争对手，刚刚下岗的她更加充满了危机感。她决定重新学习，以此获得新的机遇。为此，她报考了北京广播学院广电文学系，研修电视文学。1997年，她在北京广播学院广电文学系结业后，到中央电视台经济部实习。

她是一个性格内向甚至“不会说话”的人。她第一次去采访的时候居然不知道怎么提问。然而，下岗的经历使她充满了危机感，每次采访前，都要认真做好准备，强迫自已改变。好在是经济学科班出身，加之一年的电视文学研修，使她很快找到了采访的感觉。她的出色表现引起了领导的注意，马上由实习记者转为正式记者。

1998年，央视经济栏目改版，开辟了《经济半小时》栏目。新栏目的筹建需要新的节目主持人。单位推荐她参加《经济半小时》主持人竞选。当时，她已经30岁，并不是播音主持专业毕业。然而下岗的经历使她恐惧，同时，也激发着她的火一样的拼搏精神。她抓紧时间备战，虚心向有经验的导播请教。“经济”是一个学术性很强的名词，听起来冷冰冰的。为了能让自己与众不同，她硬是把那些深不可测的东西完全在生活中找到对应，把经济变得感性又通俗。所以，在试镜头的时候，她的娴熟而又通俗的播音风格赢得了评委的认可，她成功入住《经济半小时》。

真正让她在央视走红还是在《开心辞典》这个栏目。2009年，湖南卫视的《鲁豫有约》栏目走红荧屏。央视为了提高收视率，决定开办《开心辞典》。开始的时候，央视决定黄安为节目主持人，她只是黄安的助理，干些帮忙抱奖品之类的活。已经走红荧屏的她给黄安当助手?这在别人看来似乎有些不可思议。但是，她觉得这是很正常的。导演选不中自己，这说明自己的能力不行。这种意识使她充满了危机感。为了提高自己的能力，她不但仔细做笔记，还把节目录像带回家反复钻研。一次，黄安因故不能参加栏目制作，作为助理的她便代替黄安做了一期节目。这期节目受到了观众的好评，收视率直线上升。终于，她替代了黄安。事后，黄安说：“我早就知道我快要做不下去了，因为我己经被人家‘偷师’不少。她能够成功，我祝贺她!”

因为下岗，所以就会有危机感;因为有危机感，所以才会拼搏;因为拼搏，所以才会成功。下岗的经历锻造了王小丫，成就了一代央视名嘴。

张学良(1901年6月3日-2001年10月14日)，字汉卿，号毅庵，乳名双喜、小六子。汉族，籍贯辽宁省盘锦市大洼县东风镇，生于辽宁省鞍山市台安县桓洞镇鄂家村张家窝堡屯(旧称桑子林詹家窝铺)，国民革命军将领，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的长子，中国近代着名爱国将领。

1920年毕业于东三省陆军讲武堂，先于奉系军中担任要职，“皇姑屯事件”之后，他继任为东北保安军总司令，拒绝日本人的拉拢，坚持“东北易帜”，为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做出了贡献。后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司令，陆军一级上将。西安事变后遭蒋介石父子长期软禁。1990年恢复人身自由，1995年起离台侨居美国夏威夷，2001年10月14日病逝于檀香山，享年101岁。

张学良积极主张抗日，反对内战，曾同杨虎城将军一起发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促成国共二次合作，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另外，他风流倜傥，是民国四大美男子之一，人称“少帅”，他和赵四小姐的爱情也成为一段佳话。

一、萧菊芳

1912年秋天，朱德同昆明师范学院学生萧菊芳结婚了。

这时候，朱德是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年轻教官，许多人都很关心这位年轻少校的婚事。

在朋友的巧妙安排下，朱德来到萧菊芳家里。菊芳对这位年轻英俊的少校颇有好感，见到朱德时，羞答答地同朱德说了一席话。这在当时是相当“革命”的举动了。

在这次见面中，朱德感到萧菊芳是一个诚实和相当进步的姑娘。朱德还发现萧菊芳的一个秘密：她没有缠足。这一大胆而又进步的行为又使朱德对萧菊芳增加了不少好感。

不久，朱德和萧菊芳结婚了。

婚后的一段时间里，朱德依旧住在云南陆军讲武堂，整日带兵操练，萧菊芳继续在师范学校读书，住在学校的集体宿舍里。朱德和萧菊芳只有在星期天才能团聚。凭朱德当时的地位，完全可以在昆明找一套别墅住，可是朱德和萧菊芳没有这样做。多年以后，朱德曾经自豪地说：这婚事并不是资产阶级的。

1916年初，朱德随讨袁护国军第1军北征，开往家乡四川。这时萧菊芳已经怀孕了，也许是想念丈夫，也许是想念丈夫的家乡，朱德出征后，萧菊芳毅然坐轿子来到泸州，在泸州租了一所小小的住宅，同朱德住在一起。

9月底，萧菊芳生下一个男孩，取名保柱。保柱为这个小家庭增添了许多欢乐的气氛。萧菊芳为养育保柱日夜辛劳，却不知病魔突然袭来。保柱出生后数个月，萧菊芳患了类似赤痢的热病，不幸去世。

二、陈玉珍

萧菊芳病逝以后，许多人劝朱德再婚，劝朱德为这个家庭找一个主妇。朱德想到没有母亲的婴儿需要有人照料，就同意了。

这场婚姻也是由朱德在军队中的朋友介绍的。

这位女子叫陈玉珍，是一个受过教育的姑娘，也是大足，参加过1911年的辛亥革命和1916年的革命活动。陈玉珍有个条件，如果不在结婚前同求婚人当面谈谈，她就拒绝考虑婚事。

朱德接受了这个“挑战”。朱德见到陈玉珍后，双方都产生了好感。

不久，俩人就结婚了。

陈玉珍是一把理家的好手。婚后，她把家庭布置得简朴、新颖，非常干净。当她知道朱德喜欢养花时，她在小家庭的里里外外都摆上了鲜花，她还精心修整出一个很漂亮的花圃。她爱保柱，把保柱看作是自己亲生的孩子。

第二次结婚，使朱德有了一个幸福的小家庭。

在穷兵黩武的年代里，朱德的三口之家仿佛是一个安全港，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小天地。当年当地有思想的人，经常到朱德的寓所聚会，研究中国社会，探讨民主、科学、民族和种族平等等问题。为此，陈玉珍还布置了一间精致的书房，搜寻了一些关于俄国十月革命的思想以及关于种族和民族平等的宣言这类题材的书籍和小册子，还订阅了《新青年》和《新潮》等杂志。

由于两人的兴趣和爱好相近，陈玉珍精心为朱德选购了《诗经》、《水浒》、《红楼梦》、《三国演义》、《西游记》、《唐诗三百首》、《孙子》等大量书籍，还买了两个漂亮的书柜，她把这间书屋整理得井井有条。这是朱德十分喜爱的一个地方。

1922年夏天，朱德决心赴上海寻找革命道路。临走前，朱德接到川东军阀杨森的电报，杨森邀请朱德到重庆作客。朱德就告别妻子和儿子，离开了陈玉珍的家乡南溪。谁知这一别离朱德再也没有见到他们。

三、伍若兰

1928年朱德和伍若兰在工农革命军第1师师部举行了婚礼，1929年底三次反围剿时，伍若兰去世。

四、康克清

1929年43岁的朱德在井冈山与17岁的女战士康克清结为伉俪。这一对白头到老。

上帝本没有光环1961年4月12日，当加加林在太空飞完了108分钟，按下25那个神秘密码以后，东方1号飞船降至700米高空，随之，加加林跳伞平安地落回了地球。这个25岁的矮个儿上尉，代表人类圆满地完成了探索太空的第一次飞行！

几分钟后，消息在全球炸开。世界各大电台、报纸竞相报道这位一夜升空的超级明星。接着，他与火箭之父科罗廖夫并肩坐在了一起，与苏共中央总书记赫鲁晓夫握手、交谈，与政要、名人拥抱举杯，大小勋章挂满胸前，军衔从上尉升至少校，接着成了茹科夫斯基军事学院学子，然后又进了高等军事学院研究生院学习，连他的微笑也有了传奇色彩，向后梳的头发也成了迷人的时尚。他走到哪里都有人硬要与他交朋友，无论到哪里都有盛宴款待。

以前，他认为赫鲁晓夫简直是神，到这时候，他发现是神的还有他，尤里·加加林！

于是，他常常无视法规，驾着国家赠送给他的伏尔加小轿车在街道上飞奔，甚至因为喜欢上了一位护士而不顾影响地从大楼窗口飞身跳下。

有一天，他又闯红灯了，这一回他的伏尔加撞翻了另一辆汽车，两辆车毁得不成样子，幸好他和另一位司机都只受了点轻伤。赶到出事地点的警察自然一眼就认出了加加林，连忙举手行礼，冲着他笑，并当即保证追究肇事者的责任。边上，那位受害的退休长者虽然受了伤，但见面前立着的是加加林，也赔起了笑脸。随后，警察拦下一辆过路汽车，嘱咐司机将加加林安全送到目的地，下一步，准备将全部责任记在老人身上。

加加林坐上了车子，但老人的苦笑和伤势在他的脑海中已驱赶不去，让他无法不想的是：原来，英雄也有致命的时候，也会让执法者颠倒黑白，深爱也可能让一位退休长者违心顶罪。这一刻，加加林的淳朴本性复苏了，他让司机迅速开回出事地点，在警察和老人面前诚恳地认错，帮助老人修好了汽车，并承担了全部费用。

光环本来连上帝也没有，都是周围人特别是好心人加上去的。光环加足了，再平凡的人也可能成为上帝；但只要去了光环，上帝也会发现他与凡人没有两样。

所以，不要轻易挥霍别人加在你头上的光环，否则，你会发现，当光环完全消失的时候，你的人生意义与价值也就不复存在了。

有一句著名的格言：真理诞生于一百个问号之后。 这句格言本身，也是真理。

纵观千百年来的科学技术发展史，那些定理、定律、学说的发现者、创立者，差不多都很善于从细小、司空见惯的自然现象中看出问题，追根求源，终于把？ 拉直，变成！ 找到了真理。

就拿洗澡来说，是一件非常普通的事情。洗完澡，把浴缸的塞子一拔，水哗哗地流走……然而，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机械工程系的系主任谢皮罗教授，却敏锐地注意到：每次放掉洗澡水时，水的漩涡总是向左旋的，也就是逆时针的！

这是为什么呢？谢皮罗紧紧抓住这个问号不放。他设计了一个碟形容器，里面灌满水，每当拔掉碟底的塞子，碟里的水也总是形成逆时针旋转的漩涡。这证明放洗澡水时漩涡朝左并非偶然，而是一种有规律的现象。

1962年，谢皮罗发表了论文，认为这漩涡与地球自转有关。如果地球停止自转的话，拔掉澡盆的塞子，不会产生漩涡。由于地球不停地自西向东旋转，而美国处于北半球，便使洗澡水朝逆时针方向旋转。

谢皮罗认为，北半球的台风都是逆时针方向旋转，其道理与洗澡水的漩涡是一样的。他断言，如果在南半球则恰好相反，洗澡水将按顺时针形成漩涡；在赤道，则不会形成漩涡！

谢皮罗的论文发表之后，引起各国科学家的莫大兴趣，纷纷在各地进行实验，结果证明谢皮罗的论断完全正确。

谢皮罗教授从洗澡水的漩涡，联想到地球的自转问题，再联想到台风的方向问题，并做出了合乎逻辑的推理，这正是他目光敏锐、善于思索的体现。

无独有偶，在近百年前，一位名叫密卡尔逊的生物学家，调查了蚯蚓在地球上的分布情况，他指出，美国东海岸有一种正蚯蚓，而欧洲西海岸同纬度地区也有正蚯蚓，在美国西海岸却没有这种蚯蚓。密卡尔逊无法回答这是为什么。

密卡尔逊的论文，引起了德国地质学家魏格纳的注意。当时，魏格纳正在研究大陆和海洋的起源问题。他认为，那小小的蚯蚓，活动能力很有限，无法跨越大洋，它的这种分布情况正是说明欧洲大陆与美洲大陆本来是连在一起的，后来裂开了，分为两个洲。他把蚯蚓的地理分布作为例证之一，写进了他的名着《大陆和海洋的起源》一书。

魏格纳从蚯蚓的分布，推论地球上大陆和海洋的形成，这正说明：他的成功在于从问号中寻求真理。

洗澡水的漩涡和蚯蚓的分布，这些都是很平常的事情。然而，善于打破砂锅问到底 的人，却从中有所发现，有所发明。科学并不神秘，科学并不遥远，真理常常就在你的身边，就看你有没有一双敏锐的眼睛，有没有一个善于思考的脑子。

林毅夫，男，原名林正义，原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七、八、九、十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席，于2005年获选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2008年2月，被任命为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负责发展经济学的高级副行长。2012年6月，世界银行副总裁的任期已届满。林毅夫成为62年以来，首位来自欧美国家之外的世行首席经济学家。

事实上，他是地道的台湾本省人，当年曾是台湾军中宠儿，蒋经国专门接见他。时至今日，人们仍难以理解，是什么使他抛妻离子，放弃前程，冒着生命危险，“泅渡”回大陆。随后他的人生经历也传奇般的被改变，事业如是，姻缘亦如是。

1946年以来，首次有中国人走上这个以现代西方经济学奠基者的名字命名的国际顶尖讲坛。林毅夫没有意识到，数日后，在10月离任的前任世行首席经济学家、法国人弗朗索瓦·布吉尼翁来电询问，是否愿意成为他的继任者？世行为挑选新的首席经济学家成立了一个小组，布吉尼翁是其中的成员，他并不是以个人身份发出邀请。

“我感到惊喜。”林毅夫说，“世行是最重要的国际发展机构，它的首席经济学家是经济学家在国际上最高的公共职务，一般是大师级的学者担任。我出任世行首席经济学家，完全没有想过！”

这是一个不寻常的任命：62年以来，他是首位来自欧美国家之外的世行首席经济学家；而在30多年前，中国对世行的定义还是“美帝国主义操纵的经济侵略的工具”。

世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34年之前，他还是台湾最有前途的军官林正谊，驻防在金门最前线。

回来是一种理性选择

1952年，林毅夫生于我国台湾省宜兰县。1975年，林毅夫以第二名的成绩毕业于陆军官校正期生44期步兵科，随即留校担任学生连排长，第二年考上国防公费台湾政治大学企业管理研究所，1978年获政大企管硕士，随即返回军中。

由于他先后从军校和政治大学毕业，林正谊成了军中宠儿。蒋经国专门接见他，并嘱人关照。随后，他被派往金门，担任陆军上尉连长，负责接待外宾参观第一线连的任务。

1979年5月16日傍晚，上尉林正谊游过两千多米的台湾海峡，抵达对岸的厦门，更名为“林毅夫”。多年后台湾媒体披露，当时与他一同失踪的物品包括“两个篮球、一面连旗、一件救生衣、一个指南针”。他的家人事先毫不知情，第二个孩子还在妻子腹中。但有意思的是，23年后，台湾军方才发布了对其“投敌”的通缉令。

时至今日，人们仍难以理解：这个地道的台湾本省人，不需要蹈海以解乡愁之苦。而1979年的大陆，经历了十年动荡，经济凋敝，将走向何处，一切都未确定，亦非乐土。是什么使他抛妻离子，放弃前程，冒着生命危险前往？

一位北大学生回忆，林毅夫有一次谈及当年时曾说，“当时有一种强烈的感觉——祖国的统一和民族复兴的希望在对岸。再待在台湾，内心不安。”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今天林毅夫以这样的句子，解释当年的抉择，“得失之间并没有那么难。”

但也有另一种盛传的说法

在第一线连，林毅夫经常悄悄地收听大陆电台，对祖国大陆充满了无限向往。然而，台湾海峡如一道屏障，使他心中的“大中国思想”无法实现。

当时，上尉林正谊曾听人说，金东题旅部某连有一名搜索排长，曾成功泅水到对岸。当时这名排长事前向蛙人借了“蛙鞋”，只说要下海学游泳，泅水的当晚到一家小店吃了一碗绿豆汤，第二天一早对岸就广播，宣布那名排长“起义归来”。这个故事给了林毅夫极大的启发。

林身材高大健壮，平素爱打篮球，且技术超群。按照当时盛传的说法，1979年5月16日傍晚时分，林毅夫“假传演习命令”，下达宵禁令，由连传令兵通知沿海岗哨，不准驻防马山播音站的官兵在夜晚点名后走出营房；若发现有人下海游泳，严禁开枪射杀，以让游泳者顺利泅水“叛逃”对岸；即使听到枪声，也不准一探究竟。其实，那个“游泳者”不是别人，正是下达宵禁令的林毅夫。

林毅夫光着膀子，整晚都身着短裤，以打篮球消磨时间。随后，他悄悄地抱着两只篮球下了海，依靠篮球的浮力，加上强健的体魄，沉浮之间，他顺利到达祖国大陆。

他成为1978年后首位归国的经济学博士

或许是巧合，他回来后的两个月里，两项深刻影响中国未来的变革先后出现——1979年6月15日，万里在安徽凤阳县农村考察，肯定了当地农民自发的包产到户尝试；7月15日，争论不休中，邓小平决定“不争论”，宣布设立深圳等四个特区。

林毅夫此后的经历，依然不平常。为了解中国社会生活，他就读北京大学经济学系，只是，当时的国内，只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现代经济学的引进，还要在几年之后，此时的林毅夫，还不知他将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

世行则在第二年来到中国。1980年中国恢复了在世行的席位，世行开始派遣官员到中国，为中国政府培训干部。人们回忆，长期与世隔绝之后，最初的中外交流颇为生涩：边际成本(marginal cost)被译成“零碎材料的成本”；而收支平衡点(break even point)则是“破碎了摸平的一点”。

了解一些西方经济学又通晓英文的林毅夫赢得了意外的礼物：他为到访北大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舒尔茨担任翻译，对他印象深刻的舒尔茨主动邀请他到美国留学。

1982－1986年，在盛产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以自由主义和严谨的数理分析着称的芝加哥大学里，林毅夫“几乎四年没出校门”，从这个西方经济学的麦加开始了经济学家生涯。他的博士论文《中国的农村改革：理论与实证》被舒尔茨评价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经典之作。

1987年，放弃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教职和世行等多家国际机构的工作机会，林毅夫带着三十多箱英文资料回到中国，成为1978年后首位归国的经济学博士。许多人为他惋惜——中国没有研究伙伴，没有讨论和交流，甚至资料都难以搜集，如何做研究？“我都知道。可研究是什么？就是要对不能解释的现象给出合理的解释。中国有的是这样的经济现象，这是最重要的。”林毅夫说，关于回来的决定，他“一点挣扎都没有”。

同样从海外回来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卢锋说，他赞同林毅夫的一个说法，“我们不要完全讲牺牲精神。回来是一种选择，是认为从长期而言对自己有利的选择。经济学的理性要用在经济学家自己身上。”

清华－布鲁金斯中心主任肖耿至今记得林当年的忠告，“做研究如同给木板钻孔，从薄处入手更容易有收获。”对中国经济学家而言，勿庸置疑，回到中国是理性选择——这里是“经济现象的金矿”，而1980年代的西方经济学界，少有人了解中国。

二十年来，几乎没有休息日，林毅夫不知疲倦地掘金。现实也慷慨回馈：改革开放以来，他最早在国际顶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数量可观。回到本土，以规范的经济学方法研究本土问题，并为国际承认。“他是我们的先行者。”肖耿说。

破镜重圆在他乡

林毅夫失踪时，已是一个三岁儿子的父亲，妻子陈云英腹中又身怀六甲。

陈云英与林毅夫第一次见面是在大学联谊会上，当时陈云英就读于台湾政治大学中文系。他们一见如故，后来两人有了更多精神上的接触和沟通。尽管双方家庭的差距很大，但陈云英从林毅夫的言谈中，觉得林毅夫是个关怀民众、胸襟宽广的人，内心为之深深吸引，以至于陈云英总有一种“他就是我”的感觉。

1975年，陈云英毕业后，林毅夫送给她的毕业礼物是一套中国锦绣河山画册。陈云英很快即与林毅夫结婚，第二年生下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

陈云英在一所中学里教授语文。一天下课回到家里，林毅夫给陈云英端来一杯开水，然后坐在她身边，一本正经地说：“如果我不见了，你可能要像王宝钏一样，苦守寒窑十八年……”陈云英以为只是一句玩笑话，没想到1979年5月16日夜里林毅夫真的突然不见了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芝加哥大学荣誉教授舒尔茨的邀请，让林毅夫于1982年，赴美留学。踏上美利坚国土地后，林毅夫立即通知在台湾的妻子来美国相见。

突然接到林毅夫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的消息，陈云英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她本已通过了两个托福考试，准备赴美读硕士。当陈云英辗转赶到美国见到丈夫时，两人抱头痛哭。

夫妻两人在一起仅仅几天，却又要分别了。林毅夫在芝加哥大学读经济，陈云英则到华盛顿大学读教育，两地相距甚远，很难经常见面。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他们的一双儿女，仍然留在台湾，要半年后才能接来美国。相聚的喜悦很快就被思念儿女的愁苦所压倒。陈云英上课之余，常常望着儿女的照片发呆，也常常泪水涟涟，她把所有的思念都融到了家信当中。孩子太小，认字很少，她就剪贴了一些漂亮的卡通画，经过加工，写些简单的汉字和拼音，让孩子们一看就知道这是妈妈从美国的来信。

半年后，一家4口终于在美国团聚了。陈云英从小受中国文化的熏陶，深知相夫教子为本职之一。于是她一边读书，一边抚育孩子。经常是陈云英一边两手按着打字机键盘做作业，一边把头转向孩子大叫：“别吵了，妈妈要读书。”陈云英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以一年半时间得到了特殊教育硕士学位的。她再读博士时，没办法时时照顾孩子了，只好把他们反锁在家里，这在美国是不允许的。无奈中陈云英只好嘱咐孩子：“妈妈不在家时，无论谁叫门都不要开，有人来电话，你们千万不要说妈妈不在家，就说妈妈在睡觉。”直到现在，她在美国的朋友还说：“我们都觉得很奇怪，你怎么老在睡觉。”就连陈云英的导师当时也觉得不可思议，这个勤奋的中国学生怎么老睡觉？

在美国的4年中，陈云英多次都是刚给孩子做完饭，几乎连抬头看一眼蓝天和阳光的工夫都没有，就接着跑进教室，身上散发出一股浓浓的中国炒菜味。她最终坚持下来了，拿到了两个博士学位。

1987年，在耶鲁大学经济发展中心工作一年后，林毅夫突然回到了中国，成为我国改革开放后第一个从海外归国的经济学博士。同年的6月18日，陈云英在通过博士论文答辩后的第8天，也追随丈夫回到了北京。

有“中国特殊教育第一人”之称的陈云英，多次受到国家教育部及残联的表彰，还被推选为全国青年联合会常务委员会常委、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委员。她多次与林毅夫一起参加全国政协会议，被人们称为“议政夫妻”。

如今，他们的一双儿女也已长大成人。大儿子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毕业后，赴美留学获得硕士学位；女承父业，从事金融方面的工作。

2007年，在被推选为台湾省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后，陈云英就跟丈夫开起了玩笑：你的经济学专业是研究怎么让人富起来，我的专业是让富起来的人怎么把钱花到该花的地方。”

“把白手套留在了芝加哥”

虽然林毅夫在国际经济学学术期刊上发表的论文，在全球华人经济学家中一直排名在前一二名，在国际上的排名也一直很靠前，但是，他并没有选择成为典型的学院派学者。

1987到1993年，他先后在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任职。从那时开始，为政府提供决策咨询、参与制定政策成为他的工作内容。他逐渐成为同龄的学者中离权力核心最近的几位之一。近年，“新农村建设”的建议者、“十五计划”和“十一五规划”的主要咨询专家等角色更使他为中国公众所熟知。

“芝加哥大学毕业后，最早回国参与中国现实经济政策研究，并没有担心研究现实政策问题会‘弄脏’名校毕业的‘白手套’。他把‘白手套’留在了芝加哥。”卢锋形容说。

走近政府、成为政府智囊，于林毅夫并不是困难的选择。这与他29年前的选择逻辑一致。他告诉记者，他从小喜欢历史，曾想成为历史学家，喜欢中国文化，也实践着中国文化对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定位。

他不介意人们认为他过于靠近政府，“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别人的评价不重要，把自己摆低一些，推动社会进步更重要。”当被问及独立的学者和智囊的角色，哪一个他更在意时，“独立的学者”，林毅夫丝毫没有犹豫地回答，只有作为一个独立的学者思考问题，才能对政府的决策有所贡献，这样才能称得上是智囊。“固然很幸运，有些建议后来被政府采纳成为政策”，但是，他说“不曾有在政府作出了决策后改变自己的看法去附和政府政策”。

“作为一名老党员，疫情面前就要冲在前、干在前。疫情一天不结束，我绝不下战场。有我在，我一定守护好咱们的村口大门!”大年初三，年近七旬的老党员__。

__同志担任过10多年的大北窑村村委会主任。2003年，他领导和参与了全村抗击“非典”战役。在这场阻击新冠肺炎的特殊战场上，他第一时间向村党支部报到，肩负起了一线抗“疫”的职责。日日守护在村口站点，守护全村村民的平安与健康，成为了他的常态，也诠释了他奉献、责任与担当。

“我的老父亲，是我的榜样。我必须回到村里，与父亲并肩战斗，这是我不可推卸的责任”，张海霞对家人说道。

张海霞是__的女儿。已经43岁的她，在17年前参加过抗击“非典”的战役。那年，身为村医的她，在一线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17年后，听到党组织的召唤，父女俩再一次走向战“疫”一线，并肩战斗。这是历史的重演，更是使命的必然。

舍小家为大家。战“疫”场上的“父女兵”，面对疫情，全心全意投身于疫情防控阻击战，日夜坚守在疫情处置和防控工作第一线，保护身后村民的生命健康安全。疫情宣传、入户排查、卡点值守……连续奋战十多天，身体疲惫，但他们没说一个累字，依然在第一线坚守坚持着。

一个帐篷、一个口罩，当疫情来临的时候，还有许许多多像__父女一样的党员同志奔赴到了抗“疫”一线，坚守在村庄路口。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着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带领人民群众筑起了疫情防控的一道道防线。向群众展示了危难关头党员的责任和担当，兑现着入党时“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的庄严承诺。

大概是2011年元旦之后，我在香港机场的书店看到了一本书，名叫《新自然主义的家》。无意间翻到其中一页图片，那个家的设计让我心里“哇哦”了一下。我站了三五分钟，就看了这一张图。我很少会对一个东西喜欢到用“哇哦”来形容，但对这个房子我是有点儿迷上了，里面每样东西都是我想要的。

就为了一张图片，我把那本厚厚的书买回了家。

一年后，为考察一个项目，我去了巴西。有朋友偶然带我去了三个地方，说都是一位叫亚瑟·凯撒斯（ArthurCasas）的著名建筑师设计的，他是巴西排前三名的建筑师，明年的米兰世博会的某个馆也是他的作品。

这三个地方中有一处是我朋友的家，那种简约的美让我惊呆了。要知道简约是最难做的，复杂工艺可以靠很多东西去修饰，但简约的设计最难修饰，比如都是原色木头，但打磨和质地上，稍稍的差别，品质感都会差很多。还有一处是里约热内卢海边的旧楼，平均层高大概才2.2米，伸手就能碰到天花板，却设计得让人一点儿都感觉不到压抑，当时就觉得这位叫亚瑟的设计师真棒。

后来一个朋友要做一个项目，我就强烈推荐亚瑟。我很贸然地给亚瑟写电邮、打电话去邀请，2012年5月，他应邀来中国商谈这个项目。他做工作汇报时，我才惊喜地发现，原来他就是《新自然主义的家》里那个房子的设计者！我的DreamHouse竟然就是他的家。

更幸运的是，第二次去巴西时我终于有机会去了那所房子。

他的房子没有想象中大，大概300平方米，但所有的窗户都是可以打开的。大的玻璃墙推起来虽然重，但非常好推，当整面墙都打开，你坐在一个两面畅通的房子里，四周环抱着绿树，天气又好，你想想那是什么感觉？！那种空气的味道我到现在都还记得。

亚瑟并不是异类，他只是巴西设计师中最典型的代表。精细的简约、完全融入的自然主义，这两个是巴西设计师最主要的特征，在他身上发挥到了极致。

当然他的厉害不止于此。陪他在北京工作的时候，就让我学了不少招。比如他去看一个房子时，最先进去的是厨房。他说一个家的厨房太重要了，做得好的甚至可以是这个家的活动中心。他很高，一米八五以上，每次一进厨房，就像上帝一样伸开双臂，开始左右比画，想象自己在这个空间操作时，如何取碗放盆，如何切菜码盘。

他对我最大的影响，就是我现在喜欢每天晚上睡觉前看户型图，现在我的脑袋是3D的。你给我一个户型图，我可以完全凭想象在脑中造出一个立体的空间。

心动得太久，手就会发痒。去年底工作室装修，我决定自己来做设计师。当然有一个国内的设计师朋友帮我，比如说哪儿打梁，哪儿装灯，这种细节我不懂，但我画了那个房子。亚瑟教会我的第一点，就是要分出你需要的功能，于是除了常规的财务室和会议室，我还设计了有水台的吧台、有小沙发床的休息室，特别是我为自己选择了一处开放的公共空间，而不是独立的办公室，因为我觉得大家都是平等的……建成之后，看着这个工作室，我在很多地方都感觉到亚瑟的影子。想到几年前第一次看到亚瑟那张图的情形，感觉生活真是太奇妙了。

忘了是谁说的，哲学的最高境界是美学。于是乎，我为这个装修的小嗜好，找到些许深度的支点。也奇怪，我怎么就从一个包控衣服控，成了装修控呢？友人解答，家居是自己享受，时装是穿给别人看，说明你是一个注重自我感受胜过别人评判的人。原来，我一不小心就成了个女汉子。

一

关于我的同事张爱玲，我知道的不多。她其他的同事知道的也并不比我多。原因是她几乎从来不见她的同事，包括她的助手。

在柏克莱大学，张爱玲几乎是一个隐形人。这首先与她的体形有关。台湾学者水晶说她像艾米莉·勃朗特。有一次，我坐在安德鲁(柏克莱大学东语系教授、张爱玲小说的英文译者)的车上，向旧金山一家小啤酒馆奋勇前进。我们谈起张爱玲。安德鲁指着路边走过的一个瘦小的老太太说，如果你能见到张爱玲，她就跟她一样。一个平常的老太太，毫不引人注意。

其次，张爱玲喜欢昼伏夜出，刻意地躲开人群。

据她的助手、台湾学者陈少聪介绍，张爱玲通常是下午到办公室，等大家都下班了，她仍留在那里。陈少聪与张爱玲同在一间办公室办公，只是中间隔了一层薄板。外间是助手的，张爱玲在里间，所以，张爱玲每天不可避免地要与陈少聪打一个照面，微笑一下，或者点头致意。后来，她们连此也嫌麻烦。每天下午张爱玲要来的时候，陈少聪干脆及时地躲开。

“我尽量识相地按捺住自己，不去骚扰她的清静，但是，身为她的助理，工作上我总不能不对她有所交代。有好几次我轻轻叩门进去，张先生便立刻腼腆不安地从她的坐椅上站了起来，眯眼看着我，却又不像看见我，于是我也不自在起来。她不说话，我只好自说自话。她静静地听我嗫嗫嚅嚅语焉不详地说了一会儿，然后神思恍惚答非所问地敷衍了我几句，我恍恍惚惚懵懵懂懂地点点头，最后狼狈地落荒而逃。”

二

1952年，张爱玲离开上海，只身来到深圳罗湖桥，准备由此进入香港。这里是上海到香港的陆上必经之途。罗湖桥的桥面由粗木铺成，桥的两端分别由中英两方的军、警把守。香港警察把入境证拿去检查时，张爱玲和从中国内地一起出走的人群眼巴巴地长时间等待。在他们的焦急与无奈面前，香港警察不失时机地表现了他们的傲慢。他们若无其事地踱步，心态悠闲。有一名中国士兵见状，走到张爱玲身边，说：“这些人大热天把你们搁在这儿，不如到背阴处去站着吧。”张爱玲转头看他，那个士兵穿着皱巴巴的制服，满脸孩子气。人们客气地笑了笑，包括张爱玲在内，没人采纳他的建议。她紧紧贴在栅栏上，担心会在另一端入境时掉了队。这是张爱玲最后一次体会来自同胞的温暖，那条看不见的边界，从此把她的生命分为两截。上海公寓里的流言与传奇，在她身后被铺天盖地的标语和口号迅速湮没。

三

如同默片里的人物，张爱玲很少发出声响。即使在办公室，她在与不在几乎没有区别。陈少聪说，每过几个星期，她会将一叠她做的资料卡用橡皮筋扣好，趁张爱玲不在的时候，放在她的桌上，上面加上小字条。“为了体恤她的心意，我又采取了一个新的对策：每天接近她到达之时刻，我便索性避开一下，暂时溜到图书室里去找别人闲聊，直到确定她已经平安稳妥地进入了她的孤独王国之后，我才回到自己的座位上来。这样做完全是为了让她能够省掉应酬我的力气。”“除非她主动叫我做什么，否则我绝不进去打搅她。结果，她一直坚持着她那贯彻始终的沉寂。在我们‘共事’将近一年的日子里，张先生从来没对我有过任何吩咐或要求。我交给她的资料她后来用了没用我也不知道，因为不到一年我就离开了加州。”

对于柏克莱来说，张爱玲既存在，又不存在。她在柏克莱大学两年的时间内，完成她的研究工作，并撰写了论文，但很少有人看见过她。我询问过当年在中国研究中心和东语系工作过的教授，并得到印证。1971年，张爱玲的上司陈世骧去世，她参加他的葬礼，是她在柏克莱屈指可数的公开露面。但她只待了几分钟，就匆匆离去了。对于很多人而言，张爱玲只是一个名字，而不是真实存在的人。

张爱玲是一个不可救药的字条爱好者。胡兰成第一次去见张爱玲，在上海静安寺路赫德路口192号公寓六楼六五室，张爱玲不见，胡兰成只得到她从门洞里递出的一张字条。他已经很幸运了，因为张爱玲连字条都十分吝啬。近30年后，水晶前往张爱玲在柏克莱的公寓拜访，张爱玲坚持不开门，后来几次打电话都不接，最后允诺会给他写张字条，而字条，也最终没有来。

在美国与她书信交往最多的是庄信正，是他介绍张爱玲来柏克莱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就职的。庄先生1966年在堪萨斯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初识张爱玲，自1969年张爱玲迁居加州，至她辞世的20多年间，举凡工作、搬家等重要事宜，都托由庄信正代为处理。即使如此，他们的联络也基本依靠书信维系。据庄先生透露，张爱玲使用的信纸通常是白色洋葱皮纸，当年主要为打字机用，最后有几封信的用纸是深黄色。或许应该庆幸，她的沉默反而使她的话语得以保留，那些信仿佛尘封已久的老唱片，使我们得以想象和重温她的声音。

四

张爱玲爱上了苦行僧一样的生活，并且为此而上瘾。锲而不舍的水晶最终成为为数不多的进入过她居所的人，他对她生存环境的描写如下：“她的起居室有如雪洞一般，墙上没有一丝装饰和照片，迎面一排落地玻璃长窗。”“张女士的起居室内，有餐桌和椅子，还有像是照相用的‘强光’灯泡，唯独缺少一张书桌，这对于一个以笔墨闻世的作家来说，实在不可思议。我问起她为什么没有书桌，她回说这样方便些，有了书桌，反显得过分正式，写不出东西来……我不止一次路过她的公寓，在杜伦特街上，有时透过密集的法国梧桐，望一眼她的窗。我没有前去叩门。窗亮着，但她不在。”

“第二天我去看张爱玲。她房里竟是华贵到使我不安，那陈设与家具简单，亦不见得很值钱，但竟是无价，一种现代的新鲜明亮几乎是带刺激性的。阳台外是全上海在天际云影日色里，底下电车当当地来去。张爱玲今天穿宝蓝绸袄裤，戴了嫩黄边框的眼镜，越显得脸儿像月亮。三国时东京最繁华，刘备到孙夫人房里竟然胆怯，张爱玲房里亦像这样的有兵气。”

这是胡兰成40多年前的话，像是说另一个人，也叫张爱玲。前半生的张爱玲对都市的繁华充满眷恋，而且这个都市只能是上海，张爱玲自己也说：“我不想出洋留学，住处我是喜欢上海。”在《公寓生活记趣》里，张爱玲把她对上海的眷恋如实招来：“公寓是最合理想的逃世地方。厌倦了大都会的人们往往记挂着和平幽静的乡村，心心念念盼望着有一天能够告老归田，养蜂种菜，享点清福。殊不知在乡下多买半斤腊肉便要引起许多闲言碎语，而在公寓房子的最上层，你就是站在窗前换衣服也不妨事!”

五

张爱玲最好的日子全部叫胡兰成带走了。他们最好的日子是在沪上的公寓里，“墙壁上一点斜阳，如梦如幻，两人像金箔银纸剪贴的人形。”1944年，张爱玲与胡兰成结婚，婚书上写：“胡兰成张爱玲签订终身，结为夫妇，愿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有点像决心书，对纷乱的世道同仇敌忾。这并不容易，何况胡兰成还是才子流氓帅哥官僚汉奸的混合体。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张爱玲却有“对人生的坚执”，她说：“那时你变姓名，可叫张牵，又或叫张招，天涯海角有我在牵你招你。”

后来胡兰成“飞”到温州躲起来，并迅速另觅新欢。张爱玲来了。“在船上望得见温州城了，想着你就在那里，这温州城就像含有珠宝在发光。”胡兰成照例逶迤周旋。张爱玲是描写心计的大师，但她从不具备实践经验，她的努力注定失败。第二天，失望的张爱玲乘船回上海。数日后，胡兰成接到张爱玲从上海寄来的信：“那天船将开时，你回岸上去了，我一人雨中撑伞在船舷边，对着滔滔黄浪，伫立涕泣久之。”

六

1955年秋天，张爱玲夹杂在一群难民中，坐船驶向一片未知的大陆。她在中国的全部影响被宣布过期作废。没有人知道这个瘦弱的中国女人身上发生过什么。凭借新罕布什尔州麦道伟文艺营提供的食宿，她度过了生命中最寒冷的冬天。她抓紧这几个月的时间进行写作，以换取稿费。不知这一境遇是否出乎张爱玲的预料，不过对此，张爱玲在小说中已早有预言：“人生是残酷的。看到我们缩小又缩小的，怯怯的愿望，我总觉得有无限的惨伤。”在此，她认识了她后来的丈夫、潦倒诗人赖雅。他们结婚，有了一个家，并维持着最低限度的生活。至少从表面上看，他们的婚姻是令人费解的，没有人相信他们的婚姻会成功。两人的差距一目了然：张爱玲36岁，赖雅已65岁;张爱玲理财精明，赖雅花钱如流水(他曾经资助过着名的布莱希特);张爱玲对左翼思想毫无兴趣，赖雅却是激进的社会主义者。两人的共同点只有一个：都没有固定收入。他们经济拮据到连买床单和窗帘都成了奢望，但他们始终相依为命，一直持续到1967年赖雅去世。赖雅瘫痪在床时，是张爱玲为他伺候大小便。此时，那个患有严重洁癖的贵族小姐已经去向不明。

她可能已忘记，就在十多年前，她曾对胡兰成表达她对西方人的恶感：“西洋人有一种阻隔，像月光下一只蝴蝶停在戴有白手套的手背上，真是隔得叫人难受。”

赖雅死后，张爱玲得到了柏克莱的职务，那一年，她已49岁。

七

我比张爱玲晚37年到达柏克莱大学中国研究中心，所以，我没有见到过她。如果早来37年，我同样不可能见到她。这样想着，心里安慰了不少。但这并没有妨碍我向她靠近。我开始寻找与她有关的蛛丝马迹，我相信这样不会打扰她。我的成果是显着的——首先，我根据庄信正发表的张爱玲信中地址按图索骥，找到了她在杜伦特街的旧居;进而，找到了她当初在旧金山的旧居，地址是布什街645号，这令我大喜过望。很多当地人，包括研究中国文学的安德鲁，对此一无所知。所以，当我向他透露这一点的时候，心里多少有些自鸣得意。我们开车，呼啸着，从布什街上滑过。我透过后视镜往回看，有两个陌生的外地人就站在那幢红色公寓楼的门前，揿响门铃。他们身边的地上，放着大大小小数件行李。女人是中国人，身材纤细;男人是白人，行动迟缓，老，而且胖。

我找到那幢房子的时候，天已经开始黑下来。深秋季节，旧金山的黄昏来得早，似乎有意掩盖过去的细节。但是，当我看到布什街的路牌，我的心就踏实下来。对我来说，那个路牌并非指向一个上坡的狭窄街区，而是指向将近50年前的时光。建筑在黄昏中变得模糊，让人想起“30年前的月亮”，像朵云轩信笺上落的泪珠般陈旧而迷糊的月亮。那幢红砖盖成的老式公寓很像旧上海的房子，有着简洁的窗饰与门饰。门是落地玻璃门，趴在门上会看到楼梯和走廊。门口有几级台阶，躲在门洞里，可以避雨。走廊简洁、朴素、雅致，正像张爱玲希望的。她将在此与她最后一个丈夫生活10年，然后，离开。

八

张爱玲在丈夫去世28年后死去。这意味着她独居了28年。那一年是1995年。我在上班的路上读到这个消息。我忘了自己当时想了些什么。回忆起来，这则消息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太大波澜。一个旧日的作家死了，仅此而已。

《倾城之恋》之后的张爱玲，过着怎样的日子，对我们，并不重要。

胡兰成曾经对张爱玲的房间深为赞赏，说她喜欢刺激的颜色。“赵匡胤形容旭日：‘欲出未出光辣挞，千山万山如火发’，爱玲说的刺激是像这样辣挞的光辉颜色。”

被称为美国之父的富兰克林，年轻时曾去拜访一位前辈。年轻气盛的他，挺胸昂首迈着大步，不料进门时撞在门框上，迎接他的前辈见此情景，笑笑说：“很疼吗？可这将是你今天来访的最大收获。一个人活在世上，就必须时刻记住低头。”

无独有偶，有人问过苏格拉底：“你是天下最有学问的人，那么你说天与地之间的高度是多少？”苏格拉底毫不迟疑地说：“三尺！”那人不以为然：“我们每个人都有五尺高，天与地之间只有三尺，那不是人人都可以戳破苍穹？”苏格拉底笑着说：“所以，凡是高度超过三尺的人，要长立于天地之间，就要懂得低头。”

大师们提到的“记住低头”和“懂得低头”之说，就是要记住不论你的资历、能力如何，在浩瀚的社会里，你只是一个小分子，无疑是渺小的。当我们把奋斗目标看得很高时，更要在人生舞台上唱低调，在生活中保持低姿态，把自己看轻些，把别人看重些。富兰克林就从中领悟到了深刻的道理，并把它列入一生的生活准则之中。

其实，我们的生活又何尝不是如此。自认怀才不遇的人，往往看不到别人的优秀；愤世嫉俗的人，往往看不到世界的美好；只有敢于低头并不断否定自己的人，才能够不断汲取教训，才会为别人的成功而欣喜，为自己的善解人意而自得，才会在挫折面前心安理得。

当你从困惑中走出来时，你会发现，一次善意的低头，其实是一种难得的境界；低头亦是一种能力，它并不是自卑，也不是怯弱，它是清醒中的一种嬗变经营。有时，稍微低一下头，或许我们的人生路会走得更精彩。

著名数学家华罗庚有一种奇特的读书方法。他拿起一本书，不是从头至尾一句一字地读，而是先对着书名思考片刻，然后闭目静思：设想这样一个题目，如果要让自己来写应该怎样写……想完后再打开书，如果作者写的和他的思路一样，他就不再读了。一本需要十天半月才能读完的书，他一两夜就读完了。

爱因斯坦的成功，与他从小就有刻苦自学的习惯是分不开的。11岁时，他就读完了一套通俗科学读物，并对科学开始发生兴趣。12岁时，他又自学了欧几里得几何。此外，和现代的孩子们相比，他特别重视哲学的阅读，13岁时就开始自学康德的哲学了。他还根据自身的特点、志向和兴趣，把精力集中在物理学的学习上。结果他在物理学方面果然取得了重大的成就。爱因斯坦在读书学习时不搞不必要的死记硬背，经常爱和同学在一起讨论，使他感受到互补的乐趣。

苏东坡学识渊博，他有一种“各个击破”的读书法。他认为一本书每读一遍，只要理解和消化一个问题就行了；一遍又一遍地读，就能达到事事精通。一本书的内容是很丰富的，而人的精力有限，不可能一下子全部吸收，只能集中注意力了解某一个方面。比如想探究历代兴亡治乱的原因，那么就从这个角度去读；要探究史实典故，就换另一个角度，再读一遍。这个方法虽有些笨，但这样读过之后，各个方面都经得起考验。

寓言是智慧的花朵，它的花瓣是一个个美丽的故事，它的花蜜是蕴含在故事的道理。

最近我读了《中国寓言故事》。《中国寓言故事》是由许多有趣的小故事组成的，这些故事虽然短小、简单易懂，可是每一个故事里面都阐述了一个深刻的道理，使人回味无穷。它使我懂得了很多道理，受益匪浅。

《中国寓言故事》里有许多则好的寓言，如：《打草惊蛇》《井底之蛙》《画龙点睛》，其中我最喜欢的则是《五十步笑百步》，故事中的梁惠王最终还是觉悟了，这一点我很喜欢。

这本书告诉了我很多道理，《晏子的车夫》告诉了我做人要谦虚，《南橘北枳》告诉了我凡是心怀鬼策的人，都是从损害别人动机出发，但最后往往会以害己的结果而告终的。《校人烹鱼》告诉我为人处事一定要诚实。《二人学棋》告诉了我无论学什么本领，都必须专心致志，持之以恒。《画蛇添足》使我明白了做一件事情，必须有具体的要求和明确的目标，要以清醒坚定的意志去完成它，不要被胜利冲昏头脑。《不龟手药》告诉我相同的东西不同的用法，会有不同的结果，要学会从不同的角度看待一件事情，这样才更全面、周到。《屠龙之技》让我知道了脱离了实际需要的技能和学问，学得再好也是没有用处的。

寓言正在着力于弘扬中华美德，而我也会越来越喜欢《中国寓言故事》。

钱钟书是我国著名的大作家，也是一位学贯中西的大学者。

1929年夏，钱钟书高中毕业，报考当时的全国最高学府----清华大学，就在入学考试时，钱钟书拿到数学试卷，一道道数学题看起来像天书一样，他几乎都不会做，但迫不得已，就硬着头皮做了几道题，也不知对错。

发榜的时候，钱钟书看到自己的数学只考了15分。而按照清华大学的招生规定，只要有一门课程不及格，就不予录取。他的数学考得这么差，应当说是一点儿希望都没有了。可是他的国文和英文成绩都是满分，当时的校长罗家伦看到钱钟书的英文、中文成绩俱佳，高出一般考生一大截，就决定打破常规，破格录取。

正是罗家伦的这一次破例，成就了学贯中西的一代学者。

关尹子是著名的箭术教师。列子跟他学射箭。有一次，列子接连几箭都射中了靶心。他高兴地跑去问关尹子：“老师，我可以算学会射箭了吧?”

关尹子反问他：“你自己知道了能射中靶心的道理吗?”列子说：“那我可不知道。”关尹子说：“那不行，你还不能算是学会射箭了，回去再学!”

列子回去以后，认真琢磨射箭的道理，又苦练了三年，箭术进步得非常快，到了百发百中的地步。他又去向关尹子报告自己的学习成绩。

关尹子还是问他：“现在你知道能够射中靶心的道理了吗?”列子说：“知道了。”

关尹子高兴地鼓励列子：“好!这样你可以算学会射箭了。无论干什么事情，都要懂得它包含的道理。学射箭应该这样，治理国家和做人更应该这样。”

海瑞(1514年-1587年)，字汝贤，号刚峰，广东琼山(今属海南)人。明朝著名清官。海瑞一生，经历了正德、嘉靖、隆庆、万历四朝。

1549年(嘉靖二十八年)海瑞参加乡试中举，初任福建南平教渝，后升浙江淳安和江西兴国知县，推行清丈、平赋税，并屡平冤假错案，打击贪官污吏，深得民心。得到提升，历任州判官、户部主事、兵部主事、尚宝丞、两京左右通政、右佥都御史等职。他打击豪强，疏浚河道，修筑水利工程，力主严惩贪官污吏，禁止循私受贿，并推行一条鞭法，强令贪官污吏退田还民，遂有“海青天”之誉。

1587年(万历十五年)，海瑞病死于南京官邸。赠太子太保，谥忠介。海瑞死后，关于他的传说故事，民间广为流传。

【海瑞的刚正不阿】

在严嵩掌权的日子里，别说是严家父子，就是他们手下的同党，也没有一个不是依官仗势，作威作福的。上至朝廷大臣，下至地方官吏，谁都让他们几分。

可是在浙江淳安县里，有一个小小知县，却能够秉公办事，对严嵩下面同党，一点不讲情面。他的名字叫海瑞。

海瑞是广东琼山人。他从小死了父亲，靠母亲抚养长大，家里生活十分贫苦。二十多岁他中了举人后，做过县里的学堂教谕，教育学生十分严格认真。不久，上司把他调到浙江淳安做知县。过去，县里的官吏审理案件，大多是接受贿赂，胡乱定案的。海瑞到了淳安，认真审理积案。不管什么疑难案件，到了海瑞手里，都一件件调查得水落石出，从不冤枉好人。当地百姓都称他是“青天”。

海瑞的顶头上司浙江总督胡宗宪，是严嵩的同党，仗着他有后台，到处敲榨勒索，谁敢不顺他心，就该谁倒霉。

有一次，胡宗宪的儿子带了一大批随从经过淳安，住在县里的官驿里。要是换了别的县份，官吏见到总督大人的公子，奉承都来不及。可是在淳安县，海瑞立下一条规矩，不管大官贵戚，一律按普通客人招待。

胡宗宪的儿子，平时养尊处优惯了，看到驿吏送上来的饭菜，认为是有意怠慢他，气得掀了饭桌子，喝令随从，把驿吏捆绑起来，倒吊在梁上。

驿里的差役赶快报告海瑞。海瑞知道胡公子招摇过境，本来已经感到厌烦;现在竟吊打起驿吏来，就觉得非管不可了。

海瑞听完差役的报告，装作镇静地说：“总督是个清廉的大臣。他早有吩咐，要各县招待过往官吏，不得铺张浪费。现在来的那个花花公子，排场阔绰，态度骄横，不会是胡大人的公子。一定是什么地方的坏人冒充公子，到本县来招摇撞骗的。”

说着，他立刻带了一大批差役赶到驿馆，把胡宗宪儿子和他的随从统统抓了起来，带回县衙审讯。一开始，那个胡公子仗着父亲的官势，暴跳如雷，但海瑞一口咬定他是假冒公子，还说要把他重办，他才泄了气。海瑞又从他的行装里，搜出几千两银子，统统没收充公，还把他狠狠教训一顿，撵出县境。

等胡公子回到杭州向他父亲哭诉的时候，海瑞的报告也已经送到巡抚衙门，说有人冒充公子，非法吊打驿吏。胡宗宪明知道他儿子吃了大亏，但是海瑞信里没牵连到他，如果把这件事声张起来，反而失了自己的体面，就只好打落门牙往肚子里咽了。

过了不久，又有一个京里派出的御史鄢懋卿(鄢音yān，懋音mào)被派到浙江视察。鄢懋卿是严嵩的干儿子，敲榨勒索的手段更狠。他到一个地方，地方官吏要是不“孝敬”他一笔大钱，他是不肯放过的。各地官吏听到鄢懋卿要来视察的消息，都犯了愁。但是鄢懋卿偏又要装出一副奉公守法的样子，他通知各地，说他向来喜欢简单朴素，不爱奉迎。

海瑞听说鄢懋卿要到淳安，给鄢懋卿送了一封信去，信里说：“我们接到通知，要我们招待从简。可是据我们得知，您每到一个地方都是大摆筵席，花天酒地。这就叫我们为难啦!要按通知办事，就怕怠慢了您：要是像别地方一样铺张，只怕违背您的意思。请问该怎么办才好。”

鄢懋卿看到这封信揭了他的底，直恼得咬牙切齿。但是他早听说海瑞是个铁面无私的硬汉，又知道胡宗宪的儿子刚在淳安吃过大亏，有点害怕，就临时改变主意，绕过淳安，到别处去了。

为了这件事，鄢懋卿对海瑞怀恨在心，后来，指使他的同党在明世宗面前狠狠告了海瑞一状，海瑞终于被撤了淳安知县的职务。

到严嵩倒了台，鄢懋卿也被充军到外地，海瑞恢复了官职，后来又被调到京城。

海瑞到了京城，对明世宗的昏庸和朝廷的腐败情况，见得更多了。那时候，明世宗已经有二十多年没有上朝，他躲在宫里一个劲儿跟一些道士们鬼混。一些朝臣谁也不敢说话。海瑞虽然官职不大，却大胆写一道奏章向明世宗直谏。他把明王朝造成的腐败现象痛痛快快地揭露出来。他在奏章上写道：“现在吏贪官横，民不聊生。天下的老百姓对陛下早就不满了。”

海瑞把这道奏章送上去以后，自己估计会触犯明世宗，可能保不住性命。回家的路上，顺道买了一口棺材。他的妻子和儿子看到全吓呆了。海瑞把这件事告诉了亲人们，并且把他死后的事一件件交代好，把家里的仆人也都打发走了，准备随时被捕处死。

果然，海瑞这道奏章在朝廷引起了一场轰动。明世宗看了，又气又恨，把奏章扔在地上，跟左右侍从说：“快把这个人抓起来，别让他跑了!”

旁边有个宦官早就听到海瑞的名声，跟明世宗说：“这个人是个出名的书呆子，他早知道触犯了陛下活不成，把后事都安排了。我看他是不会逃走的。”

后来，明世宗还是下命令把海瑞抓了起来，交给锦衣卫严刑拷问：直到明世宗死去，海瑞才得到释放。

李嘉诚的领带

1994年8月的一天，李嘉诚外出谈生意。在公司总部门口，一位员工拦住了他：“老板，我觉得你今天的这条领带有些问题。”李嘉诚愕然：“有什么问题？”员工说：“老板您穿着一身黑色的西服，不应该系红色的领带，这样看起来不是很协调，而且，还可能影响到您谈生意的效果。”李嘉诚看了看胸前那条红色的领带，思考了片刻，朝员工投去嘉许的目光：“你说得没错，谢谢你的提醒！”说完，李嘉诚转身回到办公室，换了一条黑色的领带。

李嘉诚的领带当他再次走出公司大门的时候，那位员工还在那里，看到了李嘉诚换了一条领带，他才满心欢喜地离去。可是，等到员工离开，李嘉诚从手包里拿出原来的那条红领带，重新换上，而将黑领带放回了包里。

这个举动被一旁的保安看在眼里。保安走上前来问李嘉诚：“老板，你为什么又要换上红领带？”李嘉诚笑着说：“我今天会见的是一位老朋友，每次与他见面，我都会系一条红领带，而他每次都会称赞我系红领带显得更精神。也就是说，他喜欢的是红色的领带，而不是黑色。”“那你为什么不直接告诉刚才那位员工呢？”保安又问。“虽然他不知道我那位生意伙伴的喜好，但他能细心地发现我身上领带与服装搭配不协调，并热心地告诉我，所以我必须用我的行动来保护他的热情。”

员工在没有了解事情真相的前提下，向李嘉诚提出了一个错误的建议。但李嘉诚没有直接指出他的错误，反而保护了他的热情和积极性。李嘉诚之所以会取得非凡的成就，是因为他懂得，员工都希望自己在老板面前有尊严，被老板重视，被老板尊重。因此，善于给下属留得尊严，这既是李嘉诚的管理秘诀，也是他为人处世的交际之道。

“钢琴王子”克莱德曼的中国巡演刚一结束，等待索要签名的拥趸就排成了长龙。这时，一对不引人注意的父子排在队伍前头。克莱德曼习惯性地拿起签字笔，客气地问他们想签到哪里。

不料，这位父亲竟然说：“我们不要签名。”

此言一出，克莱德曼一愣。

“我有一个不情之请，”这位父亲说，“我想让我的孩子握一下您的手。”周围的人更加不解了，纷纷上前看个究竟。

这位父亲向克莱德曼深鞠一躬：“您是我非常尊敬的钢琴大师。”然后把儿子拽到身前，摸着他的头说：“这孩子对钢琴很有悟性，打小就苦心练琴。这两年，他接连获奖，每次比赛总是拿第一。”克莱德曼眼里流露出赞许之意，示意他说下去。“他有些飘飘然了，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尤其是最近，他到处炫耀琴技，根本没心思练琴。我今天一是为仰慕大师风采而来，二是想让孩子明白一个道理，怎样才算真正的钢琴家。”

克莱德曼当然不会错过这个发掘天才的良机。他把自己那双与钢琴打了半辈子交道的大手伸到孩子面前，微笑着说：“来吧，孩子，你是好样的。”

看着那双手，孩子的小手迟疑地伸上前去。和克莱德曼的十指接触的瞬间，他似乎被克莱德曼指头上厚厚的老茧电到了一般，猛地一缩。那双小手就这样久久地悬在空中，孩子明亮的双眼痴痴地望着对方，嘴里不停地念叨着：“钢琴家，钢琴家……”

此后，这个在钢琴方面天资极高的少年又开始焚膏继晷地苦练琴技，终于获得巨大的成功。这个孩子就是郎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