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西安事变80周年：《西安事变》观后感（合集20篇）

1958年11月23日，张学良与刘乙光同行，约4点多到大溪，等了10分钟，由蒋经国，刘乙光陪同进入“总统”行辕客厅，相见之下，敬礼之后，一同进入小书斋。张学良与蒋介石再次相见，一晃20多年过去了，对于张学良来说，是整整二十余年的“管束”，往事如烟，恩仇纠缠……此情此景，非笔墨所能形容。

张学良在日记中详细记录了见面的情形：

总统召见：下午两点，老刘通知我，五点总统在大溪召见。三点一刻蒋经国派其坐车来接，我同老刘同乘，约四点三时抵大溪。先在一空军上校家中候等，约十余分钟，总统已到，蒋经国同老刘来会同至总统行辕。我将到客厅，老先生亲自出来，相见之下，不觉得泪从眼出，敬礼之后，老先生让我进入他的小书斋。我说“总统你老了!”总统也说“你头秃了!”老先生的眼圈也湿润了，相对小为沉默。此情此景，非笔墨所能形容。我恭问总统“身体安好，精神、饮食如何?”总统答曰：“都好。”总统问我，“眼病好些否?”余详答眼疾近情。又问我近来读些什么书?我答两三月来因眼疾，未能看书。自从到高雄以后，我专看《论语》，我很喜欢梁任公的东西，近来看了些梁氏著述。总统说：“好好!看《论语》是好的，梁氏文字很好，希望你好好的读些书，反(返)回大陆，你对于国家，还能有重大的贡献。”

……谈话时，赐以茶点。我问总统：“我应该看些什么书?”总统说：“《大学》和《阳明传习录》很好。”总统说西安之事，对于国家损失太大了!我闻之甚为难过，低头不能仰视。总统又言：“我(蒋介石)到高雄，我们再谈。”我立起辞行，总统亲自送我到廊外，使我非常的不安，总统止步，乃招呼经国先生送至大门之外，总统对我太客气，使我真不能受用。经国先生行进时，我对他握手感谢，此番召见，乃是他的从中力量。经国讲他将南下，到高雄再会，并很关心北投的住所，叫老刘可否生火，侍卫长亲到门外送。乘原车六点半返抵寓所。(共谈话约半小时)

这是张学良到台湾12年后，蒋介石第一次秘密召见张学良。

张学良的“忏悔”表明自己认识“提高”，希望老先生推荐“应该看些什么书?”并能请教“有道之士”一同读书。从谈话中可以看到，蒋介石仍提到“西安之事，对于国家损失太大了”。看来蒋介石一辈子也不会忘记“西安事变”，并且将自己失败的责任都推到张学良身上，即便张学良已付出二十余年的“管束”时光。两人谈话仅半小时，蒋希望张学良“好好读些书反(返)回大陆，你对于国家，还能有重大的贡献。”丝毫未提关于“解禁”或“恢复自由”的字句。“管束”生活依旧。张学良可以感受到的是，自从迁到高雄，蒋经国频频召见刘乙光询问情况，“此番召见，乃是他的从中力量。”……看来“子承父业”，自己要接受经国老弟的“管束”了。蒋介石后来也到过高雄，却没有再约见张学良。

剧中表述：1928年12月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归顺南京政府后，被蒋介石封为陆海空军的副总司令。不料日本关东军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张学良奉命带兵撤出东北，使东北沦陷。在北平休养期间张学良得知自己被民众称为“不抵抗将军”，决定觐见蒋介石并提出抗日的请求，但狡猾的蒋介石以“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避抗日不谈……

1935年，革命苏区四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发布了《八一宣言》，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10月，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不久“一二·九”学生运动爆发，全国人民的抗日运动进入新的高潮。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更加不得人心。在西北担负“剿共”任务的东北军与西北军厌恶内战。在全国抗日运动高潮的推动下，在中国共产党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下，两军首领张学良、杨虎城等开始与共产党红军发生联系，初步奠定了三方团结抗日的政治基础。 蒋介石对张、杨围剿红军很不放心。他除了调集嫡系部队至豫、陕边境，压迫张、杨继续进攻红军外，并于1936年10月间，特意飞到西安催逼张、扬二人围剿红军。12月4日再次飞到西安，进一步要挟张、杨：“如不实力“剿共”，即将张、杨两部分别调往安徽、福建，由中央军进驻西北。”张、杨力劝蒋介石联共抗日，遭到蒋介石的加以拒绝。张、扬两位爱国将领遂毅然决定实行兵谏。

1936年12月12日凌晨，张学良的卫队进抵蒋介石驻地临潼华清池，与蒋介石卫队交火。蒋介石听到枪声，在卫士护卫下仓皇越后窗逃走，爬上山坡隐蔽。被张学良的卫队搜索发现后捕获。与此同时，杨虎城部下将留居城中的蒋介石高级党、政、军官员陈诚等十余人拘押，邵元冲在逃跑时被击身亡。张、杨于12日当即宣布取消“西北剿匪总部”，成立抗日联军西北临时军事委员会，张、杨分任正、副委员长。通电全国提出改组南京国民政府，停止内战，释放救国会领袖及一切政治犯，开放民众爱国运动、保障人民集会、结社自由，实行孙中山遗嘱，召集救国会议等八项主张。同时致电中共中央，要求派代表到西安共商团结抗日大计。

顿时，全国形势非常紧张。国内亲日派活动上蹿下跳，美英派则积极斡旋，战与和命系一悬。中共中央派出以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在共产党和张、扬爱国将领的积极努力下，西安事变最终以蒋介石被迫接受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主张，张学良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但遭软禁而结束。此后，国共内战大体停止，第二次国共合作也初步形成。所以张、杨二人的功劳天地可鉴，共产党的民族大局眼光也值得肯定，蒋介石当时的态度转变也是应该予以肯定的。有了内部的团结，才有了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信心!

多年以后，张学良曾说过：“西安事变是逼出来的。蒋介石当年骂我对‘一二九’学生游行没有用机枪镇压。说我是：‘两面人’。我对蒋介石机关枪不打日本侵略者而打学生的讲话气得满脸通红。并暗下决心：‘要给蒋老头子教训教训!’”。“西安事变”后，蒋被逼答应要与共产党合作抗日时，张学良还重提当年日本人想挟他做“东北土皇帝”。他对日本人说：“你忘了我是中国人啊!”张学良一再表示：“作为中国人谁也不愿意看到祖国的分裂。”同时，张学良也在这次谈话中强烈地表达了反内战的立场。他说：“我就是要中国停战，不要打仗。我实在是反对内战，反对透了。”

在西安事变之后几十年间，张学良一直坚持：“作为一个军人，我是应该被枪毙;但是依我的良心，我没有做错!”也正是由于西安事变的发生及其和平解决，最终结束了十年内战，实现了国内和平，促成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发动了全民的抗日战争，并坚持了八年直至胜利。

周恩来总理对张学良的评价是：“民族英雄、千古功臣”。世代功与过，自有民众论说。张学良和杨虎城二位将军促成抗日统一战线的功绩不可泯灭!

西安事变发生的背景是：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华北相继沦陷，红军三大主力长征后胜利会师。当时的形势是国难当头，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成为中华民族的主要矛盾。

但蒋介石倒行逆施，顽固抱住“攘外必先安内”的内战政策不变，仍然调张学良和杨虎城的东北军、西北军继续“进剿”陕北延安的红军。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东北军打回老家去的希望日渐渺茫，反战情绪日益高涨，在民族大义的感召下，张学良、杨虎城发动逼蒋抗日的兵谏“西安事变”。

以“大历史”观来看在“西安事变”历史舞台上表演的各方，其“历史逻辑”也清晰可见：蒋介石有着使中国真正统一的“雄伟抱负”，其在日强中弱的现实下是否真有“攘外”的决心暂且不说，但先“安内”以解除后顾之忧的策略也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只是他缺乏了一点儿审时度势的眼光;中共高举“抗日”大旗自然是出于国家和民族的意识，但在当时的情况下显然首先还是为了自身的生存，只不过其巧妙地将生存需要附着在了“国家大义”的口号之中;张学良，有“大少爷”的狂傲自大脾气，怀着杀父失地之恨，其亟欲以“抗日”洗刷“不抵抗将军”的耻辱和想开创自己的“新局面”的冲动自然强烈，蒋介石想单纯以“亲如父子”的感情驾驭他显然是过于自信了。由此可以说，当年国、共、张三方在“西安事变”舞台上的表演都有其“合理性”，这“合理性”既包括他们从各自思想理念出发对国家命运的关切，也包含他们对自身利益的考量，而这些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受“大历史”操纵的结果。

周恩来说：“政治是无情的。”的确，张学良、蒋介石金兰之交，座上宾、阶下囚转瞬间，令人叹息和扼腕。张学良和杨虎城当时的悲壮和后来的命运又使人伤感，但我总以为，我们通过对“西安事变”这一历史事件的客观研究，以史鉴今，从而对现在和将来的社会发展方向有所思索，这却是十分必要的

西安事变也教训了蒋介石。事变的成功发动使蒋介石认识到人心向背，抗日的怒潮非几十万大军所能阻挡，不得不正视历史发展趋势，择善而从，答应停止内战、联共抗日。所以他离开西安后，虽然违背诺言，扣押张将军，陈兵潼关，但并不敢再发动内战。而是以军事为后盾进行政治分化。最后蒋介石在南京和周恩来多次谈判，终于于1937年9月建立了第二次国共合作。

而这一切变化都与西安事变密不可分。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一直评价很高，认为是挽救国家民族一大危机，“成为当时停止内战、发动抗战的一个历史上的转变关键”。

西安事变的硝烟早已散尽，这段历史离我们也越来越远。但西安事变的历史意义巨大，我们不能忘记。若没有这次事变，国共合作抗日不知要推后多少年。若没有这次事变，还会发生什么……

中央8套电视剧《西安事变》晚间刚刚播完，给人以震撼，使人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这几天，中央8套在8-11点白天又在重播，意犹未尽，每天不睡懒觉了，起来又在看，不觉使人浮想联翩……

西安事变的硝烟早已散尽，这段历史离我们也越来越远。但西安事变的历史意义巨大，我们不能忘记。若没有这次事变，国共合作抗日不知要推后多少年。若没有这次事变，还会发生什么……

央视电视剧频道正在播出连续剧《西安事变》。总的来说，该剧依然秉承几十年来大陆主流观念对“西安事变”的评价，即认为该事件促成了国共合作全国抗日，“丰功伟绩，永载史册。”不过，该剧不像以前的一些有关影视剧那样把蒋介石丑化成不堪入目的“卖国贼”，也不再把“西安事变”完全归结为张学良受共产党“抗日主张”的“感召”，这使它减少了一些与历史真相的隔膜。但另一方面，该剧仍然有意无意地隐去了一些至关重要的历史事实，比如共产国际在中共从“反蒋抗日”到“联蒋抗日”转变中的关键作用，张学良、杨虎城“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决策最初是出自于一些长期隐藏在其军队中的中共党员和一些被称为“托派”的中共“左派反对派”，等等。因此，作为一部“历史剧”，它带给观众的“历史认识”仍然不免肤浅和偏颇。

西安事变发生的背景是：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华北相继沦陷，红军三大主力长征后胜利会师。当时的形势是国难当头，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成为中华民族的主要矛盾。 但蒋介石倒行逆施，顽固抱住“攘外必先安内”的内战政策不变，仍然调张学良和杨虎城的东北军、西北军继续“进剿”陕北延安的红军。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东北军打回老家去的希望日渐渺茫，反战情绪日益高涨，在民族大义的感召下，张学良、杨虎城发动逼蒋抗日的兵谏“西安事变”。

以“大历史”观来看在“西安事变”历史舞台上表演的各方，其“历史逻辑”也清晰可见：蒋介石有着使中国真正统一的“雄伟抱负”，其在日强中弱的现实下是否真有“攘外”的决心暂且不说，但先“安内”以解除后顾之忧的策略也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只是他缺乏了一点儿审时度势的眼光;中共高举“抗日”大旗自然是出于国家和民族的意识，但在当时的情况下显然首先还是为了自身的生存，只不过其巧妙地将生存需要附着在了“国家大义”的口号之中;张学良，有“大少爷”的狂傲自大脾气，怀着杀父失地之恨，其亟欲以“抗日”洗刷“不抵抗将军”的耻辱和想开创自己的“新局面”的冲动自然强烈，蒋介石想单纯以“亲如父子”的感情驾驭他显然是过于自信了。由此可以说，当年国、共、张三方在“西安事变”舞台上的表演都有其“合理性”，这“合理性”既包括他们从各自思想理念出发对国家命运的关切，也包含他们对自身利益的考量，而这些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受“大历史”操纵的结果。

在剧中，胡军扮演的张学良英气、帅气、刚毅、果断、霸气，些许匪气，豪爽伟岸，尽显男子汉的阳刚之气，又不失儿女情长，想象当年的张学良似乎就应当是这样。杨虎城老谋深算，沉稳睿智，可歌可泣，令人敬仰。蒋介石两面三刀、阴险狡诈。宋子文眼界开阔与大气沉稳，宋美玲外交风范与个人魅力，赵四小姐纯情温柔与坚贞不渝，陈诚聪明俊拔与唯命是从，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周恩来：“政治是无情的。”的确，张学良、蒋介石金兰之交，座上宾、阶下囚转瞬间，令人叹息和扼腕。张学良和杨虎城当时的悲壮和后来的命运又使人伤感，但我总以为，我们通过对“西安事变”这一历史事件的客观研究，以史鉴今，从而对现在和将来的社会发展方向有所思索，这却是十分必要的。

我用了两天的时间把30多集的电视连续剧给看完了,真是感慨颇多啊!以前在历史书中看到有关西安事变的文字十分有限,而通过这次观看电视剧之后,对西安事变的整个经过有了一个详细,深入的了解.从这次事变中我更加对张学良的深明大义,爱国主义,英雄主义感到钦佩,而对蒋介石的老奸巨滑,言而无信而所不耻.

也对爱国将士张学良将军的悲惨遭遇(被幽禁了55年)所同情,这样一名爱国将士竟然遭到如此待遇,真是太不公平了.虽然张学良将士已离我们而去了,但是他对我们中华民族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我们永远都怀念这位爱国将士,民族英雄!相信他将名垂青史,千古流芳!

长征这一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壮举，留给我们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长久生存的灵魂，唯有精神上达到一定的高度，这个民族才能在历史的洪流中屹立不倒、奋勇向前。伟大长征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红色基因和精神族谱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深深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和灵魂，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丰富滋养，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

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今天的长征路，必须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为崇高理想信念而矢志奋斗;必须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为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新胜利而矢志奋斗;必须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为人民过上更加美好生活而矢志奋斗;必须把握方向、统揽大局、统筹全局，为实现我们的总任务、总布局、总目标而矢志奋斗;必须建设同我国国际地位相称、同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相适应的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为维护国家安全和世界和平而矢志奋斗;必须加强党的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为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而矢志奋斗。

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今天的长征路，是新的时代条件下我们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伟大长征精神，是党和人民付出巨大代价、进行伟大斗争获得的宝贵精神财富，我们世世代代都要牢记伟大长征精神、学习伟大长征精神、弘扬伟大长征精神，使之成为我们党、我们国家、我们人民、我们军队、我们民族不断走向未来的强大精神动力。

“种子生长需要泥土，能成为泥土，好。”这是电影《大火种》中革命战士鲁真英勇就义时，用尽最后一丝力气留下的话。他视死如归，从容就义，是那样平静，那样淡然。我想，在那个风雨如晦，革命艰难的峥嵘岁月里，这话必是每一位革命战士的心声，活着就成为火种，散播真理，死了也要化作泥土，滋养革命种子，让它生生不息。

《大火种》的故事发生在1926年的广饶县刘集村，一位叫刘雨心的姑娘带着一本薄薄的小册子从济南来到了这里。她不仅仅是回乡探亲这么简单，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任务就是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让这里的人们认识和了解这本小册子——《共产党宣言》。电影以刘忠良为主人公，展现了当时劳动人民的思想变化。从最初为了“吃饱馍馍”开始接触这本书，到后来在这本书的引导下，真正认识到自己饱受地主阶级的剥削，“万国劳动者团结起来”才能推翻旧世界，迎来新生活。在“马大胡子”思想的引领和支撑下，刘忠良带领受尽压迫和屈辱的农民与地主阶级作斗争，先后组织了觅汉增资、红枪会砸木行等农民运动。看到地主老财面对团结起来的无产阶级手足无措，跪地求饶时，观众们大快人心!可地主们联合报复，伙同反动政府军警对村内进行搜查，党组织处于即将暴露的边缘。终于在最后一次行动中，刘忠良、刘雨心不幸被捕，在严刑拷打逼问不出半句关于党组织的秘密后，刘雨心被枪决，刘忠良被钉死在了十字架上。当侩子手将长而粗的铁钉锤入刘忠良心脏时，同样深深刺痛了每一位观众的心......

革命的火种并没有因此消亡，反而点燃了更多劳动人民心中的火苗，一发不可收拾，有他们的兄弟，有他们的妻子，有他们的娃娃，革命的火种代代相传，炽热燃烧，终于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这时，刘忠良的妻子和哥哥才拿出了那本经过多少人用生命保护下来的《共产党宣言》上交给了国家。往事随风，感慨万千，我们的党从当初的势单力孤、饱受摧残，经历大风大浪、多重磨难，最终走向了繁荣，带领人民过上了当家做主的日子。而这本见证了风雨沧桑的小册子一切完好如初，就像革命战士心中的共产主义信仰一样，不曾褶皱、始终如一。

作为建党95周年的献礼，这部电影触动我心，剧中人物形象鲜明，故事动人，语言简单朴实，却饱含深意，观看中几度落泪，革命先烈们用生命换来的今天，教我们如何不珍惜!其实，不论是战火纷飞、动荡不安的革命年代，还是今天改革稳定、和谐发展的年代，一路走来，都少不了共产党员忘我奉献，不畏牺牲的身影，雷锋、孔繁森、焦裕禄、沈浩、杨善洲......他们用坚定的信念，扎实的行动，弘扬党的精神，凝聚中国力量。

革命的精神薪火相传，如今，改革发展祖国的接力棒已经交到我们手中，作为新时期的党员，尤其是年轻党员，我们可能无法做一些轰轰烈烈的大事，但我们可以立足本职，脚踏实地，每天做一点，每天变一点，持续地为发展党的事业做贡献，我们党的事业就会更加蓬勃，中国的明天就大有希望!

东北军原系奉军改编，1930年张学良在东北易帜，奉军由此改编为东北军，成为中国东北边防部队，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张学良奉行蒋介石“不抵抗”政策，致使东三省在短时间内沦陷，各界纷纷谴责政府，蒋介石为了缓解舆论压力，把张学良当作“替罪羊”，而张学良为了维护蒋介石毅然把这个罪名揽在身上，由此背上“不抵抗将军”的臭名，并引咎辞职，出国。而出国后的张学良在外面考察一段时间后，准备回过参加抗战，可是这时蒋介石居然把东北军调到西北地区，充当“剿共”主力，而张学良此时不明白蒋介石的用心，全力“剿共”，结果损失惨重，张学良为了给东北军恢复元气，去向蒋介石要求增加经费，补充损失，可是蒋介石不但不补充，反而撤其番号，事实面前，张学良明白了蒋介石的用心：他是想借红军手削弱张学良，不过蒋介石既然想削弱东北军，为什么不在九一八事变前，默许张学良抗日呢?东北军那时陆海空三军齐备，虽然武器装备不如日军，但是毕竟是在自己的国土上作战，并且有人民的支援，我想日本关东军也难以得逞，为什么蒋介石会下令不许抵抗，又让东北军在内战中损失兵将呢?

如果蒋介石给张学良密电，下令他抵抗，这不也是既削弱了东北军的实力，也削弱了日本关东军，这不是一举两得的事吗?

张学良要补给不成反而被削减了两个师的番号，加上东北军内部厌战情绪十分高涨，张学良顺应当时的抗战口号，决定联共抗日，几次向蒋介石要求停止内战都被蒋介石拒绝，张学良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毅然逼蒋抗日，实施兵谏，迫于困境和压力，蒋介石终于同意联共抗日，不过后来为什么张学良要送蒋介石会南京呢?蒋介石抗日真是来之不易，西安事变也光荣载入史册。

张学良到底有么有才华?肯定是有的。蒋介石到底是不是英雄?肯定也是。只是，他们的军事能力，都远远及不上毛泽东。

万事都有限度。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总管中华数千年的历史，也是有前车之鉴的。然而，过分的坚守某个原则，无论这个原则本身是多么的精辟，也只是过犹不及。蒋介石并不是卖国贼，他也是爱国的，甚至是很爱国的。只是，乱世永远只是留给英杰的，蒋介石还不够这个级别。

每个有良知有理智的中国人，在那个年代都应该想到，为什么中国人要自己人大自己人，为什么国名党宁愿打共产党，也不愿与日本军队作战?是因为作为最高指挥的蒋介石，坚持要先消灭共产党，才肯对日本出兵。所以，无数的国民党人，茆足全力剿共，也只是为了最后能抗日，无奈中的选择罢了。

共产党的领导人都是草根阶级，本身就一无所有。一并如洗，反而成了大家团结起来的动力，因为反正也没有什么好失去的。但国民党就不一样。当南京政府拒绝继续供给张学良军饷之日开始，国民党这支军队，早就是强弩之末了。

我想用两个方面来看西安事变的必然性。

其一，是张学良的幼稚。面对剿共的节节败退，心高气傲的张学良在南京第一次收到了冷遇，不但得不到南京方面的上网抚恤，败退的两个师还被撤了编制。蒋介石更是不知所谓“让张汉卿去向地方政府要钱”。这是非常讽刺的，因为早在张学良领导东北军剿共的一千年，他就在蒋介石的指示下，完全不抵抗的放弃了东北三省。现在根本就没有张学良的“地方政府了”。这其实是莫名的讽刺。这下惹怒了张学良，从此他无法忠心效忠蒋介石了。一时之气，给西安事变埋下了伏笔。后来又因为认股人到的相信推背图(这是电视上演的，我觉得不可信)，认为主事者当属红军。

其二，是蒋介石的不智。想想张学良当时东北易帜，宁可臣服于南京政府，也要保证国土的统一性，避免战乱。那么，在张学良被强烈的抗日情绪所笼罩，并且一而再再二三的跟蒋介石请命，蒋介石就应该知道，张学良已经跟他的政见大不相同。人的个性是很难改变的。张学良为国土统一可以臣服于蒋介石，那么再一次的，为了国土的统一，为了全国抗日，他整出西安事变，也就不是惊人一笔了。

我心中泛出无数无数的如果。如果，张学良坚持到底，杀了蒋介石，中国会不会少受些苦难?如果没有西安事变，红军变成国民党的一个师，毛泽东变成蒋介石的高参，抗日会是怎样的状况?如果今天的中国是国共两党轮流执政，中国今天又是什么状况?如果蒋介石不是生在乱世，而是给把稳稳的交椅，比如胡景涛今天的位置，又会是什么样子?

蒋介石的失败是必然的。第一，他不能领导一个国家，用先进思想来启发人民，而是让国内的抗日情绪主导他。第二，他不能站在真正的高处，正确的看清全局。对日本的过分退让，是无法收到全国人民的爱戴的。

电影《勇士》以红军长征途中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的英雄史实为原型，展现勇士们在敌人的围追堵截中大智大勇。李东学饰演的黄团长一角，在片中率领勇士们穿越枪林弹雨的围剿，于惊涛骇浪之中突破天险飞夺泸定桥，在中国革命史上谱写了不朽的一页篇章。戏里，众勇士并非仅仅在桥面上作战，而是需要连夜奔袭240里才能到达泸定桥，期间不断打仗，抵抗敌人的恶意“骚扰”，时而丛林游击，时而对峙火拼，上演了一段段令人热血沸腾的战争场面。

在海拔高达4000米的雪山上，一度产生高原反应的李东学却欣然表示：“很晕，很美。与灵魂作伴，让时间对峙荒凉。“然而丛林雪山带来的不只是美景，据透露，主创们很多人都遭到了蚊虫的“袭击”，其中很多人甚至发生了化脓现象。但令人意想不到的事，为了不耽误影片拍摄，主创们不约而同的选择了隐忍，没有任何一个人掉队。

大家用实际行动将勇士精神从戏里传承到戏外，在通过大银幕将其展现给更多的观众。但是每当谈起来自外部环境的挑战，李东学则坦言：“拍的时候虽然艰苦，但片子效果还是不错的，值了!”

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半个多世纪前，在那场世界性的反法西斯战争中，中国人民抗击日本法西斯的时间之长，规模之大，作用之巨，是举世瞩目的，我们可以毫无愧色地说，这是中华民族近百年来蒙受无数屈辱之后，反对外来侵略取得的第一次完全的胜利。

70多年前，日本帝国主义发起了惨绝人寰的侵华战争，在中华大地上燃遍了战火，使饱经沧桑的中华民族再次伤痕累累。从918事变到七七事变，从813事变到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从残忍的细菌战到对根据地的疯狂扫荡。中华大地在侵略者的蹂躏下痛苦呻吟。

时间虽然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但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我们决不会忘记。他们在中国大地上横行肆虐，所到之处，城市破坏，村庄被毁，生灵涂炭，血流成河。八年抗战中，中国军民死伤人数3500万，直接、间接经济损失达5600亿美元之巨。这真是一场人类历史上空前的人类浩劫。

八年抗战，从祖国的白山黑水之间，到长城内外，大江南北，不愿做亡国奴的炎黄子孙，高唱着“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抛家别子，走向前线，有多少仁人之士抱着“到敌人后方去，把鬼子赶出境”的决心和信心，血洒疆场。他们当中有将军、有战士、有文人、有雅士。吉鸿昌将军的“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成了千古绝唱，光照千秋。杨靖宇、赵一曼、左权、魏振民的英雄壮举，激励着千千万万个中华儿女的爱国热忱。

八年抗战，数不清的海外侨胞毁家纾难，捐钱捐物，源源不断地把抗战物资运往国内各战场。南侨总会还动员由32000名司工，医护人员组成的救护队，回国服务。他们提出“抗战不达最后胜利，支援抗战的活动决不停止”。为了收复失地，为了光复中华，有多少有情人推迟了婚期;有多少人变卖了自己的家当;又有多少人典当了自己的陪嫁首饰。真是神州大地遍燃抗日烽火，四万万人共筑铜墙铁壁。

中华儿女众志成城，终于以弱胜强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抗日战争胜利的实践表明：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中国人民用血肉之躯筑起了一座坚不可摧的长城。今年，我们举国上下，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目的是为了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视和平、开创未来。我们希望通过举办纪念活动，唤起每一个善良的人对和平的向往和坚守，避免历史悲剧重演，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果实，开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

今天是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举国上下一片欢腾。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盛大的阅兵庆典活动。几十万的士兵和群众排成整齐的方队，上千名乐队官兵列队等待着仪式的开始。这里同时云集了各国各地各族著名的人物，国家的最高领导人站立在天安门城楼上，那种盛大的现场，可能会有更深切的感受。

10点钟，阅兵正式开始。当穿着整齐的新式服装的三军仪仗队迈着整齐的步伐通过天安门城楼时，当运载着现代化武器的军车、坦克缓缓通过时，当开空一百多架包括战斗机、轰炸机、加油机、直升机划过蓝蓝开空时，尤其时解说员说道这些武器都是中国自主研发生产时，作为一名中国人，自豪之情油然而生。更让人感到喜悦的是看到美丽的女兵方队的出现和拖着五颜六色的彩色轨迹的教练机划过蓝天，武器的现代化程度已经比10年前有了惊人的进步。有了这样的军备，怎能不成为现代化的强国呢。

当抗日老兵坐车大车经过阅兵主区域时，我的眼睛湿润了。从他们身上，我看过了历史，感受到了们今天生活的来之不易。

外军方队、代表队参加阅兵，是本次阅兵的一大亮点。这么多外国代表队参加中国阅兵，显示出中国的国际地位，也看出我们有着保卫和平的同盟。

“历史启示我们，前进道路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但掌握了自己命运、团结起来的人民必将战胜一切艰难险阻，不断创造历史伟业。”我们深知，未来的发展仍将是机遇与挑战同在、信心与困难并存；我们坚信，只要中华儿女万众一心，同舟共济，就一定能够建设好自己的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中国阅兵观后感

这是一首悲壮的长征史诗，这是一段向死而生的战斗历程，这是展现闽西儿女赤胆忠心的再现……10月17日，在全国上下纪念长征胜利80周年之际，由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有限责任公司和福建省委宣传部等单位与策划的、以红三十四师为原型创作的32集电视连续剧《绝命后卫师》登录央视与广大观众见面。

尽管这一大剧刚刚开启，但因为还原的这段历史之前鲜为人知，自然吸引了社会公众的关注，特别是闽西人民关切的目光。资料显示，《绝命后卫师》以长征期间为背景，以红三十四师为故事原型，将历史与艺术相结合，重现了当年这支由福建闽西6000余名子弟组成的红五军团浴血湘江，绝命断后，在长征路上作为红军的后卫部队，一路掩护中央红军主力北上抗日，最终全军覆没的英勇事迹。

红三十四师全体官兵生死存亡之际，顾全大局，将生命置之度外，一路喋血鏖战、浴血杀敌，在中央红军纵队的身后筑起了一道血肉屏障，保留了革命的火种和胜利的希望。可以说，他们在危难关头挺身而出，“拼将十万头颅血”，为中国革命视死如归的精神，就是长征精神的见证。而央视播出《绝命后卫师》，无疑就是对长征精神的进一步传承和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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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的起因就是九一八事变：1931年9月18日夜，一声巨响，南满铁路柳条湖一小段铁轨被炸，打破了东北大地的宁静，原来是日本侵略有预谋制造的，但他们的目的却是侵略东北，他们反诬中国军队破坏铁路，并以此为借口，进攻了东北军驻地北大营，炮轰沈阳城。九一八事变爆发了，而这件事变的真相在战后才被揭开。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蒋介石的想法是借用日本人的刀杀掉共产党。只是出于这一目的，他采取了不抵抗政策，他密电给张学良，“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不予抵抗，力避冲突，”只有四个多月，东北一百多平米的锦绣河山，全部沦于敌手，但是当时中国还有局部的抗战力量。东北人民和未撤走的东北军部队，组织起抗日义勇军，抵抗日军的侵略;中国共产党派杨靖宇等在东北组织游击队，开展抗日游击战争。

东北沦陷以后，日本企图把东北从中国分裂出去，1932年，日本扶植早已退位的清朝末代皇帝博仪，在长春建立起伪满洲国傀儡政权，从此在日寇的铁蹄下，东北三千万同胞过着耻辱的亡国奴生活。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又出现了西安事变。

日军占领东北后，又将侵略魔爪伸向华北，在中华民族生死关头，中国共产党提出建立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要求

国民政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国民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理解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停止向红军进攻，并亲临西安督促张学良、杨虎城进攻陕北的红军。

为了逼迫蒋介石抗日，1936年12月12日，伟大的爱国者张学良，杨虎城联合行动，扣押了蒋介石，实行兵谏。他们通电全国，要求停止内战，联共抗日。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又称双十二事变。

西安事变后，西安局势极为动荡。处死蒋介石，中国就有可能陷于纷争四起，群雄割据局面而内战一齐，必使虎视眈眈的日本有机可趁，从而利于其进一步独霸中国，在此背景下，中国共产党从全民族的利益出发，不记宿怨提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释放蒋介石的主张，有力地推动了国民党向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方向转变。

经过中国共产党和各方面的发奋。蒋介石被迫理解“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主张，张学良释放了蒋介石，西安事变得到和平解决。

今天，我怀着十分激动的心情观看了《周恩来外交风云》的纪录片，心中的自豪感油然而生，为我是中华民族的一员而骄傲。

周恩来，一个中国和世界都再熟悉不过的名字，早就深深刻入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心中，甚至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的心中。周恩来同志作为一个军事家、政治家、外交家，他对中华民族所做的贡献是无法估量的。在影片当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风度翩翩的中国人昂首挺胸地站立在世界的舞台，他的一举一动赢得了世界人民的尊重，为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争得了许许多多的荣誉。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旧中国的屈辱外交在世界人民的心目中造成了极坏的影响，在世界人民的心目中，中国就是儒夫形象，任人宰割。中国人民要树立新中国的形象，就要推行新中国的新型外交，周恩来同志。在西方国家的重重刁难之下，他始终不卑不亢，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和杰出的外交才能出色地完成了党和人民交给他的任务，他的优雅举动在当时的世界上造成了深远的影响。他的名字就是和平的象征，世界从此改变了对中国轻视态度，他们得重新去认识崭新的中国了。

看过了影片后，我的心情既激动又兴奋，我真为自己能生在这样的一个和平年代而庆幸而自豪。我们应更珍惜革命前辈用鲜血和生命给我们换来的和平时光，面对祖国的一些外交政策，我们要冷静地对待，不能凭一时的冲动做出一些冲动的举动，后悔就来不及了。中国是一个极具世界影响力的国家，所以中国的一举一动将尽收世人眼里，所以我们更要充分的理解与支持他。中国已不是鸦片时代的旧中国，我们祖国奉行的是和平外交政策，一切关系到祖国和人民切身利益的事，党和国家都会极力争取的。

同志们，刚才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了80年前红军长征这一革命壮举、壮丽史诗和巍峨丰碑，总结了长征的伟大意义和深刻精神内涵，提出了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今天的长征路的六方面要求。要认真学习、深入领会，把伟大长征精神贯穿到各项工作中。长征对中华民族历史进程具有十分深远的影响;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将更加有力地推动新时期我们党、国家、军队各项事业发展。让我们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贯彻新发展理念，勇于面对、善于战胜各种困难挑战，以更昂扬的斗志、更积极有为的举措，走好新的长征路，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

蓝图已绘就，奋进正当时。前进道路上，我们要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激励和鼓舞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特别是青年一代发愤图强、奋发有为，继续把革命前辈开创的伟大事业推向前进，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新的长征路上续写新的篇章、创造新的辉煌!

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我们这一代人，继承了前人的事业，进行着今天的奋斗，更要开辟明天的道路。

届航展恰逢珠海航展20周年，最吸引国人乃至世界关注的，毫无疑问是“20系列”中的歼20。而在开幕式当天，与国产四代机同场献技的，还有“山鹰”高教机——歼7的终极改进型。

比起四代机，“山鹰”可谓微不足道，早已吊不起军迷的胃口。可要知道，1996年的首届航展上，“山鹰”的前辈歼7是当时的明星。歼7MG(歼7E的出口型)在珠海上演低空通场时，曾达到了将近40度的可控迎角，一时技惊四座。却被西方略带戏谑的称为“改进的最好的过时飞机”。

说起歼7，她是中国空军和海军航空兵长期使用的主力战机，作为中国第一款可两倍音速巡航的喷气式战机，在夺取前线制空权和国土防空等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被军迷们亲昵的称为“七爷”。

在那个歼10尚在襁褓、歼11尚未引进，甚至歼8II都数量稀少的年代，是七爷撑起了共和国的蓝天。况且算来，八爷也算是七爷的“魔改”，更不要说从超7计划发展而来的“枭龙”了。

歼7的原型——米格-21是苏联的经典二代机，而她却在中国被发扬光大，甚至被改到“亲妈都不认识”。服役50多年，歼7总产量早已超过2000架，是中国生产数量最多的二代机，也是改进型号最多的战机。仅不完全统计，就包括歼7I、歼7II、歼7III、歼7IIIA、歼7B、歼7M、歼7E、歼7G、歼7P、歼7PG、技术验证机歼7FS等型号，被出口到17个国家。

20年弹指一挥间，七爷陪我们经历了许许多多。一部歼7的历史就是中国军用飞机的发展史，也是中国航空工业的由弱到强的成长缩影。过去迫不得已修修补补的辛酸，如今已是可以讲给孩子们听的传奇。

谨以对机头进气的崇敬，献给被改到“亲妈都不认识”的七爷，感谢你一直以来的付出。崭新的时代，正在前方等待着中国空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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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抗战题材的电影经常会被观众自动划入主旋律电影范畴，而一般主旋律电影通常都会遭受年轻观众的不待见。可事情总有例外，比如近期上映的电影《诱狼》，虽然是抗战题材，虽然是为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而作，但是在年轻观众中也有好口碑，获得不少90后称赞和推荐，有些90后是和父母一起来观看，但看完电影后表示也要带同学来看。

《诱狼》是根据真实历史事件改编，以经典战役黄土岭战役为背景，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刻画了以曾雍雅、杨成武、张英等为代表的有勇有谋、军事素质极高的军人形象。这样一部抗战题材的影片，题材上好像不对90后的口味，为何连90后也爱看呢?

还原历史人物 给人物以真实感

影片中的男主角曾雍雅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人物，是抗日英雄，但是距离我们却十分遥远，但是电影却拉近了观众与历史人物的距离，正如观众评价的那样，看完影片后觉得“曾雍雅是一个真实的人，有坚强有脆弱，有汗水有泪水，让人觉得不陌生”。

电影《诱狼》没有把精力全部用于展示曾雍雅如何与日军拼杀，如何有勇有谋，在此之外，还融入了儿女情长、兄弟情义等普通人也有的情感戏份，让人看着觉得亲切。

尊重历史题材 没有过分贬低日军

在题材的处理方面，《诱狼》没有用贬低敌方的方式处理历史题材。日本官兵都没有像抗日神剧里表现的那么傻，我军也没有以一敌百、以一敌千，一个手榴弹都能炸毁敌军飞机的本领。在电影《诱狼》中，更加真实地反映了我军的战斗实力，在战斗中我军也有惨烈伤亡。无论是敌我双方都拍得有血有肉、真实可信，我军将领曾雍雅重视兄弟情义，敌军将领阿部规秀也重视兄弟情义，甚至愿为这种情义做出牺牲。

所以在尊重历史题材这一方面，《诱狼》绝对算得上是良心之作。

正如影评人所言， 《诱狼》是一部尊重历史、忠于历史的重大历史题材影片。影片能够尊重电影艺术创作规律，不再一味强调正面人物的人格魅力、人性光辉，而是将所有历史人物全景展现，将反面人物也还原成人。这样一群有血有肉战争时代的群像，合起来才是完整的历史。只有最大限度的尊重历史、还原历史，才能让今天未经历过战争的年轻观众有所触动，才能让更多的人反思历战争，才能更明白今日和平的不易，才能用行动保卫和平。

也许不是90后年轻观众不喜欢主旋律影片，而是主旋律影片如果尊重历史、还原历史，同时贴近观众，他们也会喜欢。

这两天热播电视剧《西安事变》我只是看到片名就觉得可笑。

重拍什么电视剧不好?非要拍《西安事变》我认为首先是导演脑子进水，要不就是工作太忙，还不知道现在有个互联网，宽带可以进入家庭。老百姓看世界不是光靠CCTV，还能通过互联网看世界。还不知道现在的百姓已经和过去的百姓有天壤之别，不那么好忽悠了。

暂且不谈，张学良将军为国家作多了大贡献。就说，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后，陪蒋介石回南京这场戏，我党毛泽东，周恩来那个惋惜啊，好像张学良犯了多么最低级的错误，断定这一去，一定不会有多的好下场。

也应该这样讲，我们从小受的教育这样告诉我;张学良陪蒋介石回南京是错误的，是最不应该的，蒋介石是不会讲信誉的，说话常常出尔反尔的，张学良将军陪蒋介石回南京一定是有去无回。蒋介石回南京后，一定会至张学良于死的。可历史确和我开了个天大的玩笑，张学良后来非但没死。。。。却成了一位寿星。历史也证明了共产党所说的，张学良确实再没回过大陆。

可历史又证明;张学良陪蒋介石回南京是张学良最明智的选择!

理由如下：

1;假如张学良没有陪蒋介石回南京，留在西安，就算抗战没有战死，解放战争起义。他也逃脱不了文化大革命红卫兵的魔掌。

2;他在东北放着日本鬼子不打，跑到西北打红军打内战，就这一条就可以让他死几回。

3;共产党夺取政权后，比他贡献大大有人在如;元帅级的刘少奇，林彪，彭德怀，陈毅，贺龙，，，，，，，，，，等等元帅大将都死于非命!何况是他。

4;张学良虽漂泊海外却也落得逍遥自在，寿命过百。古今少见!

退一万步讲：假如历史可以从来。。

你问自己的夫人，如果有来世，你会嫁给我吗?

夫人也许会告诉你：会的!

可是我在这里可以断言!

回顾历史，让张学良将军再选择一遍，不论大陆任何人问?

张将军,如果让你重新选择，你会留在西安吗?你会加入共产党吗?

这个问题是在太简单了，简单的我都不能回答，只好到幼稚元去问了。

可是我们的大导演还告诉我，张将军你不应该陪蒋介石去南京!

求你了大导演，历史终究会大白于天下。历史已经证明;张学良陪蒋介石回南京是张学良最明智的选择!

弘扬伟大长征精神，我们必须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为人民过上更美好的生活而矢志奋斗。在新的长征路上，全党必须牢记，为什么人、靠什么人的问题，是检验一个政党、一个政权性质的试金石。忘记了人民，脱离了人民，我们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就会一事无成。新时代肩负新使命，我们只有时刻同人民风雨同舟、血脉相连、生死与共，才能凝聚起众志成城的磅礴力量。

弘扬伟大长征精神，我们必须立于时代潮头，统揽大局、统筹全局，把我们的军队建设好，把我们党这个领导核心建设好，把改革发展的全局维护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任务，需要我们紧扣新的历史特点，科学谋划全局，牢牢把握战略主动，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而努力奋斗。不断强化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不断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使我们党永远走在时代前列，我们才能把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落到实处，确保全面小康和民族复兴目标的最终实现。

伟大长征精神，是党和人民付出巨大代价、进行伟大斗争获得的宝贵精神财富。它深深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和灵魂，是我们党、我们国家、我们人民、我们军队不断走向未来的强大精神动力。长征永远在路上，让我们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今天的长征路，创造属于我们时代的新的辉煌。

西安事变是中国历史的重大转折点，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各种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

西安事变发生的背景是：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华北相继沦陷，红军三大主力长征后胜利会师。当时的形势是国难当头，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成为中华民族的主要矛盾。 但蒋介石倒行逆施，顽固抱住“攘外必先安内”的内战政策不变，仍然调张学良和杨虎城的东北军、西北军继续“进剿”陕北延安的红军。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东北军打回老家去的希望日渐渺茫，反战情绪日益高涨，在民族大义的感召下，张学良、杨虎城发动逼蒋抗日的兵谏“西安事变”。

以“大历史”观来看在“西安事变”历史舞台上表演的各方，其“历史逻辑”也清晰可见：蒋介石有着使中国真正统一的“雄伟抱负”，其在日强中弱的现实下是否真有“攘外”的决心暂且不说，但先“安内”以解除后顾之忧的策略也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只是他缺乏了一点儿审时度势的眼光;中共高举“抗日”大旗自然是出于国家和民族的意识，但在当时的情况下显然首先还是为了自身的生存，只不过其巧妙地将生存需要附着在了“国家大义”的口号之中;张学良，有“大少爷”的狂傲自大脾气，怀着杀父失地之恨，其亟欲以“抗日”洗刷“不抵抗将军”的耻辱和想开创自己的“新局面”的冲动自然强烈，蒋介石想单纯以“亲如父子”的感情驾驭他显然是过于自信了。由此可以说，当年国、共、张三方在“西安事变”舞台上的表演都有其“合理性”，这“合理性”既包括他们从各自思想理念出发对国家命运的关切，也包含他们对自身利益的考量，而这些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受“大历史”操纵的结果。

周恩来说：“政治是无情的。”的确，张学良、蒋介石金兰之交，座上宾、阶下囚转瞬间，令人叹息和扼腕。张学良和杨虎城当时的悲壮和后来的命运又使人伤感，但我总以为，我们通过对“西安事变”这一历史事件的客观研究，以史鉴今，从而对现在和将来的社会发展方向有所思索，这却是十分必要的

西安事变也教训了蒋介石。事变的成功发动使蒋介石认识到人心向背，抗日的怒潮非几十万大军所能阻挡，不得不正视历史发展趋势，择善而从，答应停止内战、联共抗日。所以他离开西安后，虽然违背诺言，扣押张将军，陈兵潼关，但并不敢再发动内战。而是以军事为后盾进行政治分化。最后蒋介石在南京和周恩来多次谈判，终于于1937年9月建立了第二次国共合作。

而这一切变化都与西安事变密不可分。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一直评价很高，认为是挽救国家民族一大危机，“成为当时停止内战、发动抗战的一个历史上的转变关键”。

西安事变的硝烟早已散尽，这段历史离我们也越来越远。但西安事变的历史意义巨大，我们不能忘记。若没有这次事变，国共合作抗日不知要推后多少年。若没有这次事变，还会发生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