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块玉别情写作背景【实用19篇】

《离骚》关于《离骚》的创作背景，争论的焦点之一是它创作于屈原被楚怀王疏远之时，还是流放中。《史记·屈原列传》里说，年轻得志的屈原遭到同僚上官大夫(即靳尚)的谗害，楚怀王因而疏远了他。他“忧愁幽思而作《离骚》”。而《史记·太史公自序》里说：“屈原放逐，著《离骚》。”《报任安书》里也说：“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司马迁对同一事件的表述明显存在着矛盾。

由于可靠史料的缺乏，要解决这个问题，从这首诗本身找证据是好办法。诗中有这样的诗句：“何离心之可同兮，吾将远逝以自疏。”“自疏”意味着主动的态度，不是“被放”。此外，也有人因为诗中有“济沅湘以南征兮”一句，怀疑它是屈原放逐之后所作，这并不足信。因为《离骚》后半部分，全是写作者想像中的云游，“济沅湘以南征兮”并非实有其事。

总之，《史记·屈原列传》的说法是可信的。而《史记·太史公自序》《报任安书》是抒情性文字，行文时不大忠实于史实，是有可能的

司马迁在《史记·屈原列传》中引刘安《离骚传》说：“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又说：“屈原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屈原的“忧愁幽思”和怨愤，是和楚国的政治现实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离骚》就是他根据楚国的政治现实和自己的不平遭遇，“发愤以抒情”而创作的一首政治抒情诗。由于其中曲折尽情地抒写了诗人的身世、思想和境遇,因此也有人把它看作是屈原生活历程的形象记录,称它为诗人的自叙传。

鲁迅(1881—1936)，我国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他一生写作了许多小说、杂文、散文、诗歌、日记、书信、论著，还翻译了不少作品，这些都是我国现代文学的宝贵财富。

课文《藤野先生》选自散文集《朝花夕拾》。《朝花夕拾》，是鲁迅于1926年2月至11月间写作的十篇回忆散文。最初在《莽原》半月刊上陆续发表时，总题为《旧事重提》;1927年5月，编印成书时改题为《朝花夕拾》。这是鲁迅回忆青少年时代生活经历的一组文章。

《藤野先生》写于1926年10月12日。当时作者正在厦门大学任教。鲁迅是应厦门大学聘请于1926年8月26日离开北京南下到上海，同年9月4日到达厦门的。

1926年3月18日，北洋段祺瑞执政府的卫队血腥屠杀爱国请愿学生，死47人，伤300多人，女师大学生刘和珍、杨德群就是其中的两个殉难者。鲁迅说“三月十八日，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北洋政府血腥镇压爱国者的当天下午，就下了通缉令，抨击过北洋政府及其首领的鲁迅，自然是被列入这个通缉名单的。后冯玉祥的国民军把段祺瑞赶下台，而奉军又攻进北京，赶走国民军。奉军进北京，骚扰百姓，奸淫掳掠，大肆逮捕和杀害进步人士。北京成了一个充满恐怖和令人窒息的地方。鲁迅遭到北洋军阀反动政府的迫害。这年的七月，鲁迅接到厦门大学的任教聘请，8月离开北京去厦门。本文是鲁迅离别了藤野先生二十年后写的。

宋景佑四年(1037年)，王安石随父王益定居江宁(今江苏南京)，王安石是在那里长大的，对钟山有着深厚的感情。[4] 神宗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被任命为参知政事(副宰相);次年被任命为同平章事(宰相)，开始推行变法。由於反对势力的攻击，他几次被迫辞去宰相的职务。这首诗写於熙宁八年(1075)二月，正是王安石第二次拜相进京之时。[5] [6]

《泊船瓜洲》的写作时间长期以来也有争议，虽然都认为写于王安石晚期，但具体的说法主要有三种意见：①宋神宗熙宁元年(1068)，王安石应召自江宁府赴京任翰林学士，途经瓜洲后所作;②神宗熙宁七年(1074)，王安石第一次罢相自京还金陵;途经瓜洲时所作;③神宗熙宁八年(1075)，王安石第二次拜相;自江宁赴京途经瓜洲时所作。

《海底两万里》(Vingt mille lieues sous les mers)是法国著名作家儒勒·凡尔纳的作品，是“凡尔纳三部曲”的第二部。

《海底两万里》是一部科幻小说，是法国作家凡尔纳三部曲中的第二部。第一部是《格兰特船长的儿女》，第三部是《神秘岛》于一八七零年问世，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而仍能以多种文字的各种版本风行世界，广有读者，仅此一端，即可见其生命力之强，吸引力之大。

主张书不及百岁不看的读者，是大可放心一阅的。 书中人物寥寥，有名有姓的只有四个半——“亚伯拉罕·林肯”号驱逐舰舰长法拉格特，只在小说开头部分昙花一现，姑且算半个;内景只是一艘潜水艇。但就是这么四个半人，这么一艘潜水艇，一个神秘的船长尼摩，一个学富五车的科学家，在各种探险历程中，在将近一年的时间中，纵横海底两万里，为我们演绎出一个个故事，展现出一幅幅画面，海底墓地，珊瑚谷，巨型章鱼……

故事曲折惊险，引人入胜，画面多姿多彩，气象万千。这样一部小说，读来既惫使人赏心悦目，也令人动魄惊心。令人永生难忘，不愧为一部世界名著。百看不厌。

《海底两万里》是法国伟大的科幻小说家儒勒·凡尔纳的三部曲中的第二部，第一部是《格兰特船长的儿女》，第三部是《神秘岛》，于1870年问世。

迄今为止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却仍在以多种文字的版本风靡于全世界。

《海底两万里》曾被多次搬上银幕、制作成动画剧集，本片就是根据这部小说改编而成的动画电影。不同的是影片在原著仅有的几个人物中加入了唯一的女性角色——伯纳代特，为整个故事增加了趣味性和神秘感。

白居易曾经担任杭州刺史，在杭州两年，后来又担任苏州刺史，任期也一年有余。在他的青年时期，曾漫游江南，旅居苏杭，他对江南有着相当的了解，故此江南在他的心目中留有深刻印象。当他因病卸任苏州刺史，回到洛阳后十余年，写下了这三首《忆江南》。

而作词的具体时间，历来说法不同。有说在白居易离苏州之后;有说在开成三年(838年);有说在大和元年(827年);王国维则说写于“大和八九年间”。这些说法，笼统简单，缺乏事实根据。刘禹锡曾作《忆江南》词入手。是和白居易唱和的，所以他在小序中说：“和乐天春词，依《忆江南》曲拍为句。”此词在唐文宗开成二年(837年)初夏作于洛阳，由此可推白居易所作的三首词也应在开成二年初夏。

《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是李白出蜀壮游期间的作品。李白是一位热爱自然、喜欢交友的诗人，他“一生好入名山游”，在漫游和飘泊中走完了自己的一生，足迹遍布中原内外，留下了许多歌咏自然美、歌颂友情的作品。

唐玄宗开元十五年(727年)，李白东游归来，至湖北安陆，年已二十七岁。他在安陆住了有十年之久，不过很多时候都是以诗酒会友，在外游历，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酒隐安陆，蹉跎十年”。也就是寓居安陆期间，李白结识了长他十二岁的孟浩然。孟浩然对李白非常赞赏，两人很快成了挚友。开元十八年(730年)三月，李白得知孟浩然要去广陵(今江苏扬州)，便托人带信，约孟浩然在江夏(今武汉市武昌区)相会。几天后，孟浩然乘船东下，李白亲自送到江边。送别时写下了这首《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

诗作创作背景，永远离不开作者本人的政治生活背景：作者终身处于牛李党争的夹缝之中，一生很不得志。牛李党争是在宦官专权的日子里，唐朝朝廷的官员中反对宦官的大都遭到排挤打击。依附宦官的又分为两派——以牛僧孺为首领的牛党和以李德裕为首领的李党，这两派官员互相倾轧，争吵不休，从唐宪宗时期(805年)开始，到唐宣宗时期(846年)才结束，闹了将近40年，历史上把这次朋党之争称为“牛李党争”。牛李党争的实质就是太监当权，本诗就是讽刺太监当权的黑暗、讽刺宪宗的皇权旁落。子曰：“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嫦娥》即是“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这类诗的典型。

《匆匆》写于1922年3月，恰逢“五四”运动落潮期。当时的“五四” 知识青年忙于救国，忙于追求进步;他们备受当时政治环境的压迫， 却没有停止追求进步的脚步;他们苦恼、彷徨， 却在冷静的沉思后， 继续追赶人生的路。“五四”运动落潮期的现实情况让朱自清失望，但作者在彷徨中并不甘心于沉沦。朱自清站在他的“中和主义”立场上执著地探寻与追求。作者认为：“生活中的各种过程都有它独立的意义和价值——每一刹那有它的意义与价值!每一刹那在持续的时间里，有它相当的位置。”(朱自清《给俞平伯的信》一文中的内容)朱自清依托春景激发内心情感，借助想象释怀美好。

《红楼梦》诞生于18世纪中国封建社会末期，当时清政府实行闭关锁国，举国上下沉醉在康乾盛世、天朝上国的迷梦中。这时期从表面看来，好像太平无事，但骨子里各种社会矛盾正在加剧发展，整个王朝已到了盛极而衰的转折点。[6]

在康熙、雍正两朝，曹家祖孙三代四个人总共做了58年的江宁织造。曹家极盛时，曾办过四次接驾的阔差。曹雪芹生长在南京，少年时代经历了一段富贵繁华的贵族生活。但后来家渐衰败，雍正六年(1728年)因亏空得罪被抄没，曹雪芹一家迁回北京。回京后，他曾在一所皇族学堂“右翼宗学”里当过掌管文墨的杂差，境遇潦倒，生活艰难。晚年移居北京西郊，生活更加穷苦，“满径蓬蒿”，“举家食粥酒常赊”。《红楼梦》一书是曹雪芹破产倾家之后，在贫困之中创作的。创作年代在乾隆初年到乾隆三十年左右。[7]

《红楼梦》开卷第一回第一段《作者自云》即是曹雪芹自序[4] 。在这篇自序中，曹雪芹以真实身份出现，对读者讲述写作缘起。据他自述，他是依托自己早年在南京亲历的繁华旧梦而写作此书。因流落北京西郊，碌碌无为，一事无成，猛然回忆起年少时家里所有的女孩儿，觉得她们的见识才气远远超过自己，不禁深自愧悔。祖上九死一生创下这份家业，自己身在福中，却不务正业，不听从父母老师的管教，以致长大后一技无成，半生潦倒。曹雪芹将这段经历和悔悟写成小说，就是要告诉读者，虽然自己罪不可免，但那些女孩儿都是生活中实有其人，万不可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而使她们的事迹湮灭无闻。一念及此，心旌荡漾，一切困难都不在话下。何况乡野生活悠闲自在，风光宜人，更令他思如泉涌，下笔如神。曹雪芹自谦才疏学浅，只得用市井白话来写这部小说，意在为那些女孩儿立传，排遣自己的苦闷，兼以供读者把玩赏析。

一八七零年七月，法国首先向普鲁士宣战，九月，色当一役，法军大败，拿破仑三世被俘，普鲁士军队长驱直入，占领了法国的阿尔萨斯、洛林等三分之一以上的土地。

这时，对法国来说，已经变成自卫战争。面对普鲁士军队的烧杀掠夺，法国人民同仇敌忾，抗击敌人。这个短篇小说，就以沦陷了的阿尔萨斯的一个小学校被迫改学德文的事为题材，通过描写最后一堂法文课的情景，刻画了小学生小弗郎士和法语教师韩麦尔先生的形象，反映了法国人民深厚的爱国感情。这最后一课虽然短暂，却让我们感受到了阿尔萨斯人的悲痛的心情。

詹锳《李白诗文系年》系此诗于天宝十二载(753年)，并认为与《登敬亭山南望怀古赠窦主簿》为前后之作。天宝十二载，李白南下宣城。行前，有诗《寄从弟宣州长史昭》，其中说道：“尔佐宣城郡，守官清且闲。常夸云月好，邀我敬亭山。” 自十年前放还出翰林，李白长期漂泊。长期的飘泊生活，使李白饱尝了人间辛酸滋味，看透了世态炎凉，从而加深了对现实的不满，增添了孤寂之感，然而傲岸倔强的性格仍一如既往。因怀才不遇一直抑郁不平。身心的疲惫，需要得到慰藉。这期间，他写了大量的借游仙、饮酒的方式排遣苦闷的诗，也写了许多寄情山水、倾诉内心情感的诗篇，《独坐敬亭山》即是其一。

也有人提出不同看法，认为《独坐敬亭山》的写作年代值得商榷。这首诗写于何年，在李白留存的诗稿中并没有注明，而认为这首诗写于天宝十二载只是后人推测所得出的结论。这首诗或许不是作于天宝十二载(753年)，而是作于唐肃宗上元二年(761年)的可能性更大。因为：

首先，从这首诗的字里行间所流露出的作者情绪来看，既然是孤独、寂寞和无奈的心情写照，那么，李白当时的处境应该是非常艰难的，其情绪也应该是非常低落的。如果这首诗写于天宝十二载，这正是李白初次来宣城的时间，那时的李白正值中年，且诗名如日中天，他来宣城并不是漂泊流离而至，而是应其从弟、在宣城为官的长史李昭多次殷勤相邀的结果。这有李白在《寄从弟李昭》一诗为证：“尔佐宣城郡，守官清且闲，常夸云月好，邀我敬亭山”。李白到宣城后，受到时任宣城太守宇文先生的热情款待，受到当地文人墨客的追崇和欢迎。他经常与崔侍御、宇文太守、从弟李昭等人对酒酣高楼，散发弄扁舟，“屈盘戏白马，大笑上青山”。经常与诗朋文友“时游敬亭山，闲听松风眠。”“送客谢亭北，逢君纵酒还。”他用如花妙笔将宣城描绘为：“江城如画里，山晚望晴空，两水夹明镜，双桥落彩虹。”他豪情勃发，心中激荡着“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的冲动，他沉醉在“歌舞共讴吟，欢笑相拜贺”的兴奋之中。不仅如此，李白还在敬亭山下盖起了住房，接来了子女共住以享天伦之乐。有诗为证：“我家敬亭下，辄继谢公作。”初到宣城的李白，生活的如此悠闲自在，称心如意，怎么可能会有“独坐敬亭山”的孤寂和“众鸟高飞尽”的伤感呢?此外，从这首诗的字面上分析，既然李白对敬亭山达到了相看不厌的程度，应是看了多次，而不会是初次相看，所谓“不厌其烦”、“好书不厌百回看”便是这个道理。由此推测，李白这首诗不太可能是天宝十二载初次来宣城时所作，而应是在多次登临敬亭山后所发出的感慨。

上元二年(761年)，李白已岁逾花甲，在经历了安史之乱后的漂泊流离，经历了蒙冤被囚禁的牢狱之灾，经历了带罪流放的屈辱之后，李白第七次、也是最后一次来到宣城时，再也没有昔日友朋如云、迎来送往的场面了，再也没有北楼纵酒、敬亭论诗的潇洒了。他兀自一人步履蹒跚地爬上敬亭山，独坐许久，触景生情，十分伤感，孤独凄凉袭上心头，情不自禁的吟下了《独坐敬亭山》这首千古绝唱。这比较符合李白创作此诗的时空背景。

这首词是宋高宗绍兴五年(1135年)李清照避难浙江金华时所作。黄盛璋《李清照事迹考辨》：“词意写的是暮春三月景象，当做于绍兴五年三月。”又《赵明诚李清照夫妇年谱》：“绍兴五年乙卯，金人犯滁州，围亳州。壬午，伪齐犯安丰，韩世忠游击金人于大仪镇，败之。乙丑，金人困承州，又围濠州，高宗如平江。”李清照《打马图》序云：“今年十月朔，闻淮上警报，浙江之人，自东走西，自南走北，居山林者谋入城市，居城市者谋入山林，旁午络绎，莫不失所。易安居士自临安泝江，涉严滩之险，抵金华，卜居陈氏邸。”其时金兵进犯，丈夫既已病故，家藏的金石文物也散失殆尽，作者孑然一身，在连天烽火中飘泊流寓，历尽世路崎岖和人生坎坷，处境凄惨，内心极其悲痛。

曾在政府挂职 以见证改革为荣

曾经担任过一年市政府秘书长，是周梅森非常重要的一段经历。对于官场的各种现象，周梅森的眼睛看到了，也放进了作品中。周围的人说，看他的书有很多人会对号入座的，千万不能这么写，可周梅森恰恰认为如果大家都不说，这些人会愈发肆无忌惮，愈发不把老百姓当回事。离开这个岗位以后，周梅森仍然密切关注家乡以及类似城市政治生态的变化和演变。正因为这种关注，很多官员愿意和他交朋友，以至于手头的素材越来越丰富。周梅森对政治生态很感兴趣，是有激情的作家，改革开放这些年，他一直在场，也以此为荣。

“他们不是魔鬼，而是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

因曾在政府挂职，并与一些官员多年交往，周梅森得以了解官场运行的逻辑。而很多熟识的官员犯下错误，以致锒铛入狱，他也深为惋惜。小说里的故事看似夸张，但许多是周梅森亲眼所见。在新作问世的这八年里，他一直关注中国政治生态、社会形态，对于能人腐败的现象深感可惜。周梅森不愿把他们描写成魔鬼，而是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他更想展示他们是怎么走到这么一步的，也希望能够通过这种展示让更多人意识到，尤其是权力不愿受制约的官员们意识到，这种不受制约的权力对他们自己、家庭并不是什么好事，许多家庭可以用“集体滑落”来形容，让人扼腕叹息。

曾卷入经济纠纷 对人性认识深刻

在写作过程中，周梅森自己也会感到困惑，写这些政治小说真能对反腐有帮助吗?政治小说越写越多，而腐败依然存在，很多时候都让周梅森自己感到困惑和怀疑。所以，两年前，当高检的同志找到周梅森，希望他出面写反腐时，他第一时间回绝了，那时他正在打一场股权官司，比较心灰意冷。现在想想，周梅森发现自己竟要感谢那场官司了，没有它也许就没有现在的这部《人民的名义》，正是这场官司让周梅森深刻地了解了中国地方经济的一些乱象，对人性也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就此，他全副身心投入到《人民的名义》。因为是自己正经历的事，周梅森写得格外得心应手，再加上中央的反腐成效越来越大，让一直静静观望的周梅森有了信心，竟然把以前搁置的小说救活了。这，也许就是生活和造物主的神奇吧。

元和十年(815年)六月，唐朝藩镇势力派刺客在长安街头刺死了宰相武元衡，刺伤了御史中丞裴度，朝野大哗，藩镇势力又进一步提出要求罢免裴度，以安藩镇“反侧”之心。白居易上表主张严缉凶手，有“擅越职分”之嫌;而且，白居易平素多作讽喻诗，得罪了朝中权贵，于是被贬为江州司马。司马是刺史的助手，在中唐时期多专门安置“犯罪”官员，属于变相发配。这件事对白居易影响很大，是他思想变化的转折点，从此他早期的斗争锐气逐渐销磨，消极情绪日渐增多。元和十一年(公元816年)秋天，白居易被贬江州司马已两年，在浔阳江头送别客人，偶遇一位年少因艺技红极一时，年老被人抛弃的歌女，心情抑郁，结合自己路途遭遇，用歌行的体裁，创作出了这首著名的《琵琶行》(原作《琵琶引》)。

唐宪宗元和元年(806)，白居易任盩厔(今西安市周至县)县尉。一日，与友人陈鸿、王质夫到马嵬驿附近的仙游寺游览，谈及李隆基与杨贵妃事。王质夫认为，像这样突出的事情，如无大手笔加工润色，就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没。他鼓励白居易：“乐天深于诗，多于情者也，试为歌之，何如?”于是，白居易写下了这首长诗。因为长诗的最后两句是“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所以他们就称这首诗叫《长恨歌》。陈鸿同时写了一篇传奇小说《长恨歌传》。

《爱玛》是简·奥斯丁一部优秀的反讽基调格外浓厚的小说。《爱玛》中反讽手法的运用不同于《傲慢与偏见》。在这部小说中，我们见不到像伊丽莎白和达西那样的才智过人、语锋犀利的讽刺主体。应该说女主人公爱玛是作为一系列反讽的对象或牺牲品而存在的。而反讽的主体这一回是由作者和读者联合起来充当的。小说通过爱玛的一个个主观臆想在现实中一次又一次挫败演绎了爱玛从幼稚走向成熟、最终得到幸福的故事。由此可以看出，这部小说的反讽特色不是体现在语言上(或不完全如此)，而主要体现在小说的结构中。因此，结构反讽手法的运用在小说中占突出地位。

在小说的结尾，爱玛不再创造她自己想象的世界。她被迫在自身之外的现实世界中找到一个位置。这也是奥斯丁小说大部分女主人公的命运——她们必须被拽回到现实中。爱玛想象的世界一次次被现实所穿透：第一次是艾尔顿向她而不是向哈丽叶特求婚;第二次是弗兰克·丘吉尔与珍妮·费尔法克斯订婚的消息;最后哈丽叶特向她表白了对奈特利的爱慕。这些事实使爱玛成为她自己错误判断的讽刺对象。爱玛经历了痛苦的自我发现过程，这也是她从幼稚走向成熟的过程。通过这个过程爱玛完成了自我教育。当她最终得到幸福时，反讽也开始消解。

《爱玛》没有惊险骇人的情节，也没有耸人听闻的描述，但是从它娓娓道来、令人陶醉的叙述中，在他谜一般的情节中，在他对人物性格和心理的细致入微的刻画中，读者面前仿佛展开一幅优美而略带夸张的生动画卷。我们好像能看到故事中人物的形象和行为，能听到他们在各种背景下进行的交谈，能感觉到人物的喜悦和忧愁，当时英国社会的林林总总仿佛由读者亲身所经历。

或许没有哪部小说在喜剧效果方面，能使奥斯汀的《爱玛》相形见绌。这是一部匠心独具的天才之作。作品风格毫不矫揉造作，然而却在叙述事件的同时，不时恰到好处地搔及读者心头的痒处。作者以她女性细致而敏感的睿智、毫不妥协的态度、自信的道德意识、无所顾忌的胆略，在作品中以浪漫的手法歌颂真、善、美，鞭挞假、恶、丑，这无疑触动了同时代那些与作品人物不无类似之处的人们。

文章著于1984年。这是一篇回忆性文章，作者记叙了自己从前同老王交往中的几个生活片段。当时正是“ 文化大革命”时期， 杨绛夫妇在那个荒唐动乱的特殊年代里受了不少苦，被认为是“ 反动学术权威”，失去了女婿。但是任何歪风邪气对老王都没有丝毫影响，他照样尊重作者夫妇。由此，与老王的交往深深的印刻在了作者的脑海之中。作者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已经度过了动乱年代，她在追忆动乱年代遇到的这些善良的人们时更容易忽略苦难，而是突出苦难年代里人性的光辉。

《游子吟》写在溧阳。此诗题下孟郊自注：“迎母溧上作”，孟郊早年漂泊无依，曾周游湖北、湖南、广西等地，无所遇合，屡试不第。直到五十岁左右才得到了一个溧阳县尉的卑微之职，结束了长年的漂泊流离生活，便将母亲接来住。诗人仕途失意，饱尝了世态炎凉，此时愈觉亲情之可贵，于是写出这首发于肺腑，感人至深的颂母之诗。

字词解释：

1.游子：古代称远游旅居的人为游子，诗中指诗人自己。

2.意恐：担心。

3.寸草：小草。这里比喻子女。

4.心：语义双关，既指草木的茎干，也指子女的孝心。

5.三春晖：三春，旧称农历正月为孟春，二月为仲春，三月为季春，合称三春。晖，阳光，形容母爱如春天温暖、和煦的阳光照耀着子女。三春晖，春天灿烂的阳光，指慈母之恩。

《独坐敬亭山》是唐代伟大诗人李白创作的一首五言绝句。此诗表面是写独游敬亭山的情趣，而其深含之意则是诗人生命历程中旷世的孤独感。诗人以奇特的想象力和巧妙的构思，赋予山水景物以生命，将敬亭山拟人化，写得十分生动。作者写的是自己的孤独，写的是自己的怀才不遇，但更是自己的坚定，在大自然中寻求安慰和寄托。此诗是诗人表现自己精神世界的佳作。

李白(701年-762年)，字太白，号青莲居士，唐朝浪漫主义诗人，被后人誉为“诗仙”。祖籍陇西成纪(待考)，出生于西域碎叶城，4岁再随父迁至剑南道绵州。李白存世诗文千余篇，有《李太白集》传世。762年病逝，享年61岁。其墓在今安徽当涂，四川江油、湖北安陆有纪念馆。

《独坐敬亭山》

唐·李白

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

【写作背景】

公元753年(天宝十二载)，李白南下宣城。行前，有诗《寄从弟宣州长史昭》，其中说道：“尔佐宣城郡，守官清且闲。常夸云月好，邀我敬亭山。” 自十年前放还出翰林，李白长期漂泊。长期的飘泊生活，使李白饱尝了人间辛酸滋味，看透了世态炎凉，从而加深了对现实的不满，增添了孤寂之感，然而傲岸倔强的性格仍一如既往。因怀才不遇一直抑郁不平。身心的疲惫，需要得到慰藉。这期间，他写了大量的借游仙、饮酒的方式排遣苦闷的诗，也写了许多寄情山水、倾诉内心情感的诗篇，《独坐敬亭山》即是其一。

也有人提出不同看法，认为《独坐敬亭山》的写作年代值得商榷。这首诗写于何年，在李白留存的诗稿中并没有注明，而认为这首诗写于753年只是后人推测所得出的结论。这首诗或许不是作于753年，而是作于761年的可能性更大。因为：

首先，从这首诗的字里行间所流露出的作者情绪来看，既然是孤独、寂寞和无奈的心情写照，那么，李白当时的处境应该是非常艰难的，其情绪也应该是非常低落的。如果这首诗写于753年，这正是李白初次来宣城的时间，那时的李白正值中年，且诗名如日中天，他来宣城并不是漂泊流离而至，而是应其从弟、在宣城为官的长史李昭多次殷勤相邀的结果。这有李白在《寄从弟李昭》一诗为证：“尔佐宣城郡，守官清且闲，常夸云月好，邀我敬亭山”。李白到宣城后，受到时任宣城太守宇文先生的热情款待，受到当地文人墨客的追崇和欢迎。他经常与崔侍御、宇文太守、从弟李昭等人对酒酣高楼，散发弄扁舟，“屈盘戏白马，大笑上青山”。经常与诗朋文友“时游敬亭山，闲听松风眠。”“送客谢亭北，逢君纵酒还。”他用如花妙笔将宣城描绘为：“江城如画里，山晚望晴空，两水夹明镜，双桥落彩虹。”他豪情勃发，心中激荡着“但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的冲动，他沉醉在“歌舞共讴吟，欢笑相拜贺”的兴奋之中。不仅如此，李白还在敬亭山下盖起了住房，接来了子女共住以享天伦之乐。有诗为证：“我家敬亭下，辄继谢公作。”初到宣城的李白，生活的如此悠闲自在，称心如意，怎么可能会有“独坐敬亭山”的孤寂和“众鸟高飞尽”的伤感呢?此外，从这首诗的字面上分析，既然李白对敬亭山达到了相看不厌的程度，应是看了多次，而不会是初次相看，所谓“不厌其烦”、“好书不厌百回看”便是这个道理。由此推测，李白这首诗不太可能是753年初次来宣城时所作，而应是在多次登临敬亭山后所发出的感慨。

公元761年，李白已岁逾花甲，在经历了安史之乱后的漂泊流离，经历了蒙冤被囚禁的牢狱之灾，经历了带罪流放的屈辱之后，李白第七次、也是最后一次来到宣城时，再也没有昔日友朋如云、迎来送往的场面了，再也没有北楼纵酒、敬亭论诗的潇洒了。他兀自一人步履蹒跚地爬上敬亭山，独坐许久，触景生情，十分伤感，孤独凄凉袭上心头，情不自禁的吟下了《独坐敬亭山》这首千古绝唱。这比较符合李白创作此诗的时空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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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沁园春·长沙》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

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

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

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

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

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写作背景》

这首词是在一九二五年写的，词中有“独立寒秋”的话，大约是作于一九二五年的秋天。一九二五年春天，毛主席回湖南家乡养病。在养病期间，积极从事农民运动，几个月内组织了二十多个农民协会，对地主进行了增加雇农工资和减租的斗争。毛主席在一九二五年从湖南回到广州后，就主持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工作。这个学校培养了大批干部，成为后来农民运动的领导骨干。毛主席这首词大约是写在回乡养病之后，主持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工作之前。

当时的形势是：全国范围的大革命风暴，因为一九二五年五月上海工人反英反日大罢工而爆发了。五月十五日，上海日本纱厂资本家枪杀了共产党员工人顾正红。五月三十日上海工人和学生在上海租界举行了援助纱厂工人的示威游行。上海租界英国巡捕在南京路枪杀了大批的游行示威的工人、学生，引起了全上海以至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激。在以后数日，上海工人、学生和市民，继续举行了反对帝国主义枪杀中国人的示威游行，并继续遭受了英、美和日本巡捕的枪杀。全上海的工人举行了总罢工，学生举行了总罢课，商人举行了总罢市。五卅运动发动以后，迅速地扩展到全国各地，形成全国规模的反帝斗争。各城市的工人、学生和市民，都举行反帝示威和罢工、罢课、罢市，并发动了一个全国的(包括农村在内的)群众性的抵制英货、日货运动。这些斗争中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是香港、广州工人的大罢工──“省港大罢工”。由于当时在广东的革命政府支持了罢工工人和人民的反帝斗争，所以“省港大罢工”一直坚持了十六个月之久。

面对这样的大好形势，毛主席是怀着极大的革命激情来写这首词的。词的中心思想是通过游览岳麓山和水陆洲(橘子洲)时的感触和学生时代的回忆，抒写了对革命事业的坚强信心、对中国人民的光明前途的乐观主义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