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爱国的名人故事汇集汇总九篇 作文素材（精彩20篇）

刘国梁，1976年生。6岁开始学打球，1991年入选国家乒乓球队。他是中国采取直拍横打技术第一人。1996年奥运会上获男双(与孔令辉)、男单双料冠军，还是中国第一位世乒赛、世界杯和奥运会“大满贯”获得者， 2003年6月出任中国国家乒乓球队男队主教练。

2003年，刘国梁27岁，他的恩师蔡振华从中国乒乓队金牌教练的位置上引退，退役不到一年的刘国梁出人意料地成为接班人，就任中国乒乓男队主教练。

“刘国梁凭什么上得这么快?”“超一流选手就一定能成为好教练吗?”质疑的声音很多，而他自己也心生忐忑。

两年后，中国乒乓队首次公开竞聘男女队主教练，男队主帅一职竟然只有刘国梁一个人报名。“男乒主教练的压力很大，并非所有人都能承担这样的压力”，已经升任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助理、乒羽中心主任的蔡振华毫不掩饰自己对刘国梁的器重，仍然坚定地认为他就是唯一并且理想的人选。

2016年4月16日，刘国梁将率队出征德国不莱梅世乒赛团体赛，他说自己的目标就是带领队员拿冠军，“我喜欢出征的感觉，喜欢比赛的刺激，当队员我是大满贯，当教练，我也要拿所有的冠军。”

“邋遢少帅”

相比于打球的时候，他黑了，也胖了，下巴上有些胡渣，添了一点成熟味道。他刚刚走马上任的时候，因为穿着太随便，被媒体封了一个“邋遢少帅”

“运动服穿惯了，穿别的束手束脚。再说，在训练场边穿西装也不是那么回事啊!”

好友孔令辉揭发，他的邋遢不是一天练成的，“他最大的毛病就是不洗衣服，每次穿完了就往床上一扔，实在没衣服穿的时候就拣一件稍微干净点的再穿……”

刘国梁不服气，写了篇文章反击他，“孔令辉特别好静，睡觉容不得半点声音，有一次我们洗手间的水龙头坏了，他硬是睡不着，爬起来在水池里垫了块毛巾，回来还跟我炫耀说他把问题解决了。”

做运动员时，他俩“同居”时间最长，有一阵队里把他们俩调开了，“说来也奇怪，那一阵我们俩的状态都很不好，后来教练只好又把我们换到一间房了。”

初当教练，一个人住的他常常会觉得有点孤单，“以前总是和小辉他们玩，当教练后总不能老往队员房间跑”。

他笑言当教练真的是比当队员累，“当队员的时候，自己调整好自己状态就行了，不像当教练，什么事情都操心”。

“老有人问我现在还打不打乒乓，一天训练八九个小时，教练还都必须站着，到晚上累都累死了，哪还有力气打球啊!再说了，我现在要是去打球，那不是不务正业嘛!”

在队里，跟他一块儿打过球的人习惯叫他“国梁”，而那些年轻队员则会恭敬地称他一声“刘指导”。以不同方式称呼他的人，他有不同的指导方式，像马琳、孔令辉这些老将，他了解且尊重，点到为止。言语不多，但非常默契，比赛中甚至一个眼神都能传递信息。而给那些叫他“刘指导”的年轻球员指导时，他说得特别多、特别细。

2003年他上任不到100天之后，马琳在江苏江阴世界杯赛上夺冠，这也是他出任主教练之后的第一个冠军，此后的历次大赛，除雅典奥运男单冠军之外，无一失手。

“我们的工作就是这样残酷，所有的付出最后都要通过比赛成绩来表现，有的人觉得这样太无情，但是我就喜欢这种刺激，虽然压力很大，但还是很享受这个争夺冠军的过程。”

雅典奥运会男单冠军的丢失让他耿耿于怀，因为在他看来，“女子运动只能代表女性，而男子技术才是竞技水平的最高体现，男单又是最重最难的一个。”

“我当教练绝不是为了混口饭吃，而是要当蔡指导那样的‘金牌教练’，要成为世界上最优秀的教练，”雅典失利愈发激发了他的好胜心，“北京奥运会我的目标太明确了，男单、男双两块金牌都要拿!”

年轻人狂一点没关系

因为自己曾经站在顶峰，在他眼中没有谁是不可战胜的，他把自己的这点“霸道”全传授给了年轻队员。“无论什么时候什么对手，你就要记住一点，中国队是最强的，而你是中国队的!”

巴黎世乒赛上，初出茅庐的邱贻可第二轮挑落了当时世界排名第一的波尔;其后福州中国公开赛，小将陈王己也爆冷击败了这位德国帅哥。两个小孩一下子名声大振，有人提醒刘国梁，不要让他们翘尾巴。刘国梁淡淡一笑，“他赢了世界第一，你还能不让他好好高兴一下?这个时候得意一下是应该的，树立信心嘛!”

中国第一个男子大满贯得主，16个世界冠军在手的他自信过人，也希望自己手下的队员有一股杀气和自信。“一个年轻队员你在平时可以严格要求他，但是到比赛之前，一定要给他信心，让他天不怕地不怕!”

他笑言，刚出道的小孩是最可怕的，“看见名将就来劲，打掉一个名将就名声大振，多有动力啊!这个时候的杀伤力是最大的!”王皓、陈王己这些小将上场之前，他都会对他们说同一句话，“上了场，你谁都不认识，什么世界排名现在都不算了，就是打!”

年轻队员能感受到总教练对自己的“纵容”，但是心里也明白，比赛场上可以狂傲，训练场上是一点也不敢马虎的。在许多年轻队员心中，刘国梁是总教练，更是心中偶像，代表着某种难以逾越的高度。“他说的话，我们都特别能记住。”

老大哥跟他们交流的不仅是打球，还有做人。在新一代的球星中，刘国梁偏爱德国名将波尔，欣赏他的球技更看重他的为人，也常常拿波尔为例子教育年轻队员。“他比咱们的年轻队员也大不了两岁，但是你看他的为人和气度!输了球还照样给球迷签名，接受记者采访，非常豁达。他真是不错的一个人，其实打球和做人是一样的，人品好、心胸开阔的球员，他的球自然会比别人高一个境界。”

对年轻人鼓励爱护，对老将他则直言不讳，马琳十运会上因为过于保守而导致发挥失常，他的提醒毫不留情，“打个比方：现在好像有两个马琳，一个马琳A，一个马琳B。马琳A就像剑一样，锋芒毕露，让对手畏惧;马琳B一上来就等于没‘尖’了，就在那儿对付，谁都敢欺负他。我觉得马琳真该猛醒了。这么打下去的话，2016年也没什么戏了。一个直板选手，应该在压力越大的情况下越能爆发，越能超水平发挥，这样才让对手觉得你可怕。”

多年的运动经历让他深味自我剖析的残酷，“需要你很坚强，敢于赤裸裸地把自己内心深处的想法拿出来剖析，但是如果你迈不过这个门槛，就找不到根治的药方。”

创新才能致胜

自容国团1959年赢得第一个世界冠军至今，中国乒乓球队40多年来所获世界冠军将近130个，正是技术创新推动着中国队长期处于国际乒坛的领先地位。

据统计，截至2001年，在世界乒乓球运动的百年历程中，共有46项技术和打法的创新，其中27项属于中国，占总数58.7%。

器材的研发也为中国乒乓提供了技术增长点，乒乓界有一个著名的“0.3毫米”：1960年，红双喜体育器材厂的一个技术人员，将常规1.5毫米厚的胶皮加厚到1.8毫米，就是这0.3毫米的增加，使得球性发生诸多转变，催生出几十个世界冠军。

右手直拍正胶快攻打法的刘国梁，本身就是技术创新的一个实践者和受益者，他出色的发球技术，结合新的.直拍横打及反面发球技术，使直拍打法获得了新生。

“我们的运动员都是世界一流的选手，在他们现有的水平之上哪怕长一分儿也都会成为一个非常大的优势和进步，就得‘钻’到技术细节里，平时这样钻，比赛中看到他用出来了，这个是特别有成就感的。”

采访他的上午，他花了将近一个小时点拨队员的防守小技术，“心思都在球上，感觉时间过得特别快，一点儿都不烦。”

他笑眯眯地说自己当教练才刚上路，从来没有想过其他的职业选择，“平常人的悠闲生活我也没过过，要是过了，可能也不会习惯的。我最怕闲着了，还是刺激点的生活过得来劲!”

巴赫，德国作曲家、演奏家，欧洲巴洛克时期的代表人物。集文艺复兴音乐发展之大成，承前启后，以丰厚的音乐创作被誉为欧洲古典音乐的鼻祖，以深远的历史影响被许多人尊称为“音乐之父”。他一生创作的五百多部作品中，绝大部分以宗教题材反映觉醒的平民精神和虔诚质朴的宗教情感。他的作品涉猎到了当时的所有音乐体裁。巴赫作品的伟大不仅体现在他奠定了交响乐发展的形式基础，高度发展了和声手段，把复调思维和对位技法推向了完美的高峰，巴赫音乐长久的生命力是根植于德国现实生活的民族风格。巴赫家族在19世纪近三百年中出现过52位音乐家，是音乐史上罕见的“音乐世家”。

托尔斯泰和屠格涅夫头几次见面便发生激烈争吵，关系不温不和。

直到那一次，关系彻底破灭。

托尔斯泰听到咚…的门声，这是谁啊？我可没有约谁见面？难道是女人，不会是今天有一个穿着黑色性感衣服的女人一直盯着我跟过来了？靠，老婆还在家里。怎么办？托尔斯泰心里忐忑起来了。托尔斯泰小心翼翼打开门，一只手直接握在托尔斯泰手上。随后看清楚了模样。托尔斯泰诬蔑的说：“哎呦喂，稀客啊。”

“好久不见，别来无恙啊，托尔斯泰。

”今天你来，有什么事情。“托尔斯泰和屠格涅夫随后坐在沙发上。

”老兄，今天想跟你谈谈我女儿的慈善事业，我女儿在慈善活动可是大放异彩啊。屠格涅夫咬着烟说。屠格涅夫心里想“这次来，可是专门搞好关系啊”。谁知道，托尔斯泰对上流社会的慈善活动是最为恼火的。托尔斯泰说“一个穿着华丽的少女，膝上放些肮脏不堪的破衣服，是在演一场出言不由衷的戏。”争论愈演愈烈，屠格涅夫气坏了。

“我真想抽你几个耳光子。”屠格涅夫威胁地说，还摆个抽耳光的姿势。

托尔斯泰直接跑了自己的房间里，拿出了一把步枪要求决斗。（托尔斯泰当过几年士兵）好挽回自己的名誉。

屠格涅夫看到步枪，“自己是文人斗不过他，屠格涅夫心里想。屠格涅夫只好指着托尔斯泰说”好，你给老子的等着。“屠格涅夫被托尔斯泰用枪指到他逼到家门口。临走时，屠格涅夫还竖起中指指着他，然后撒腿就跑。

这件事，屠格涅夫后悔不迭，给托尔斯泰写了一封道歉信。但托尔斯泰好不原谅。直到二十年以后，托尔斯泰才写了回信，表达了歉意。屠格涅夫哽咽着把信放在嘴里咬啊咬，流下了海水般的泪水。谁知道屠格涅夫在这二十年之间像契诃夫的《小公务之死》得了忧郁症，每天担惊受怕，那么的可怕。直到托尔斯泰回了信，才解救了他。

“家里面死过很多人，包括我亲爱的母亲，可是都没有像今天这样叫人窒息得透不过气来。我记得不知谁说过，‘活人可以在活人心里死去，死人可以在活人的心中活着’，你觉得是吗?所以，他是活着的，而且永远活在我的心里。”——江姐

责任对一个共产党员来说是义不容辞的，红岩英烈当时所担当的责任，在今天有的是我们无法复制的。

有一位烈士大家都很熟悉，她就是中华革命儿女的典型——江竹筠。在所有的烈士中江竹筠应该说是最为苦大仇深。她父母早亡，兄弟又病故。她先是在美国人的教会学校读书，后来又在慈善家刘子如的学校读书，受班主任李任夫的影响，加入共产党组织，走上革命道路。作为我们党培养的一位青年干部，她先是被派到重庆妇女慰劳总会担任文字秘书，后到綦江铁矿当会计，再到敬善中学担任过一段时间的小学文字教员，最后被送到四川大学读书深造，长期埋伏，以待时机。

在四川大学读书期间，江竹筠发愤努力，吸取文化知识，充实自己。就在她专心读书的时候，接到党组织的一个紧急通知：迅速停止学业，回重庆担任市委机关领导人的假妻子。江竹筠一听：一个男人的假妻子怎么做?自己没有谈过恋爱，也没有同男人单独相处的经验，找不到任何感觉去完成这个任务。她拒绝了组织的调遣。组织上反复向她说明情况：重庆地下市委被国民党破坏，所有人员上了黑名单，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从云阳县调来县委书记彭庆邦主持市委机关工作。但是彭庆邦的妻子谭正伦是一个小手工作坊的老板，没有地下活动的经历，也不熟悉重庆的情况，显然不适合掩护工作。江竹筠知道这一情况以后，服从了组织的调遣，办了休学证明，回到了重庆。党组织为了绝对的安全，花重金给彭庆邦得到一个公开身份——国民政府中央信托局高级主管，并且切断了他与家乡的一切联系，把名字也改为“彭咏梧”。

江竹筠来到彭咏梧身边工作后，彭感觉工作的安全性、保密性大大提高。90名地下党员的名字不用任何记录，江烂熟于心，所有的会议决定只口头传达，不留只言片语。而江竹筠也发现，自己到彭咏梧身边工作以后，以前弄不清楚的问题、想不明白的道理，经彭一点拨就豁然开朗，感觉自己进步得非常快。所以，两个人在工作上可以说是志同道合。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友情慢慢地发展为一种爱情、一种相互疼爱之情。江竹筠清楚地知道，彭咏梧有妻子、有孩子，她要控制自己的感情，于是她向党组织提出请求：请组织另派他人来替代她的工作。组织上觉得江竹筠说的也是实情，所以拟重新物色人选，接替江竹筠。

但是就在这个过程中，两件事情改变了江竹筠和彭咏梧假扮夫妻的状况。一件事情是日机轰炸万县，彭咏梧的家和作坊全部被夷为平地，妻子谭正伦、儿子彭炳忠下落不明，彭咏梧四处托人打听都没有结果;第二个情况是军统已经知道中共重庆地下市委重新组建，一个女大学生掩护，遂对家庭展开了拉网式的排查。在这种情况下，江竹筠觉得，如果因为自己的掩护不到位、不成功而暴露市委、暴露彭咏梧的身份，那就是没有完成任务，所以她大胆地向组织提出请求：如果老彭不反对，请批准我们结为夫妻，我绝对保证市委和老彭的安全。组织上最后同意了江竹筠的请求，批准两人结为夫妻。后来他们又有了一个孩子，市委机关没有出现任何问题。

但是当孩子不到6个月的时候，川东地下党组织执行上海局的要求，发动游击骚扰，牵制国民党兵力出川。考虑到彭咏梧来自川东农村，决定派他回万县组织第一次武装起义，由江竹筠担任万县和重庆之间的交通联络员。两口子要去打游击，组织武装起义，孩子不能带去，于是四处托人帮忙照管孩子。一天两天可以，时间长了谁都非常为难，就在这时，一个突如其来的情况出现：彭咏梧的前妻带着儿子找来了，原来他们没有死于大轰炸，而是大轰炸以后到了重庆，投靠了谭正伦的弟弟谭竹安。谭竹安当年在《大公报》工作，是我们党“六一社”的进步成员。姐弟俩四处寻找彭咏梧未果，最后在《大公报》登出寻人启事。后来，有人告诉谭竹安，你们要找的姐夫姓彭，会不会就是重庆地下市委的这个领导?他现在在国民党的中央信托局工作。谭竹安到中央信托局找了几次，最后发现这个人就是他的姐夫。

江竹筠知道情况后，主动向组织表示，这件事情由她自己来解决。她首先把谭竹安请到家中，把她与彭咏梧怎样假扮夫妻、怎样闻知家乡噩耗、怎样面对国民党的盘查假戏真做、怎样怀上孩子生下孩子，如实地向谭竹安作了说明。最后江竹筠向他表示：本次任务结束以后，一定让彭咏梧回到你们家中，但是现在有个为难之事，就是我们的孩子没人看管，孩子是彭家骨肉，所以你们无论如何要答应抚养这个孩子。说完把孩子交给谭竹安，自己随丈夫走了。

后来，万县传来消息：彭咏梧在第一次武装起义中不幸牺牲，头颅被砍下来挂在城门示众。谭正伦在重庆闻听噩耗伤心欲绝，可是她又得知，当党组织决定调江竹筠回重庆照顾自己的孩子、在市委机关继续工作时，江竹筠却拒绝了。她明确表示：老彭在什么地方倒下，我就应该在什么地方继续坚持工作，坚守岗位。谭正伦百思不得其解：这是个什么样的女人?怎么连自己的儿子都不顾?革命的含义究竟是什么?又过了一段时间，由万县传来消息：江竹筠被叛徒涂孝文出卖，关进了重庆渣滓洞监狱，备受酷刑摧残……谭正伦在狱外得到地下党组织传来的一个又一个消息，她越来越想不明白：革命究竟是什么?

出于一个母亲对另一个母亲的同情，谭正伦把江竹筠的孩子带到照相馆照了一张相，托地下党组织把照片带到狱中，这成为江竹筠在狱中最大的精神支柱。而江竹筠也知道，自己不可能再有时间和机会向谭正伦说明其中的原委了。当狱友曾紫霞出狱的时候，她委托带出这样一封信来表明自己的生死观。她说：“家里面死过很多人，包括我亲爱的母亲，可是都没有像今天这样叫人窒息得透不过气来。我记得不知谁说过，‘活人可以在活人心里死去，死人可以在活人的心中活着’，你觉得是吗?所以，他是活着的，而且永远活在我的心里。”

当江竹筠知道自己来日不多的时候，她又带出了最后一封信，对自己的儿子作了这样的交代：“竹安弟，假如不幸的话，云儿就送你们了。盼教以踏着父母之足迹，以建设新中国为志，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孩子绝不要娇养，粗茶淡饭足矣!”写完遗信13天后，江竹筠被杀害，年仅30岁。

重庆解放后，谭正伦带着两个孩子急赴歌乐山。当在人民解放军协助下发现江竹筠遗骸的时候，谭正伦极度震惊，她没想到身材如此矮小的江竹筠却有钢铁般的意志。她只说了一句话：“我一定把你的儿子抚养成人!”

新中国刚刚成立，重庆生活极度困难，谁也没有想到，谭正伦把自己的亲生儿子送进孤儿院寄养，而只专心抚养江竹筠留下的孩子彭云。所以，彭云说：“生我者江竹筠，养我者谭妈妈，对谭妈妈的恩情三天三夜我诉说不完。”

江竹筠以自己敢于担当的精神，掩护市委机关，保全地下党组织的安危，并且以个人敢于担当的精神，正确处理情与爱的关系，为我们塑造了一个光辉的楷模形象。

1988年3月13日一位14岁的优秀少年在熊熊燃烧的烈火中牺牲了，他的名字就叫赖宁。那天下午3点左右，因八级大风，把县城附近一家工厂的电线杆吹倒，造成电线短路，引起了大火。风助火威，火越来越大、烧得越来越远。此时，森林、电视卫星接收站和附近的油库都面临着巨大的危险。赖宁看见后立刻赶到火灾现场。他找到了一棵松枝奋不顾身地冲向前奋力扑火。虽然，消防队员曾劝阻大家别往火中硬闯，但赖宁不忍心看到国家财产遭到严重损失就去扑火。最后大火终于扑灭了，但赖宁却牺牲了。

在那个寒冷的冬天，他出生在俄罗斯北部的一个小城。他的家坐落在一条偏僻农村的铁路附近，父母都是铁路工作人员。幼时的他体弱多病，且经常发烧，这最终导致他得了慢性肺炎，一出世便在医院待了整整三个月。为了更好的治疗他的疾病，他的父母决定搬往伏尔加格勒居住，那里的气温相对的温暖。

他的家人慢慢发现，孩子的病之所以久久未能痊愈，与他的体质有极大的关系。那么如何才能增强他的体质呢?最终，家人对年仅4岁的他进行了多项体能训练，诸如滑雪、跳舞、滑冰……

在训练过程中，小小的他逐渐对滑冰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且一发不可收，每天都要在冰场上练一两个小时才罢休。羸弱的体质，常使他因为不能坚持太久而多次滑倒;坚硬的冰面，常在他幼小的身体上留下一道道伤口。而如此艰辛的付出之后，他在滑冰方面，却并未取得多大的成绩。更令他伤心的并非来自身体上的伤害，而是冰场上无数人对他的嘲笑。

他的父母安慰他，说滑冰本就是为锻炼身体，不必太在意。他的滑冰启蒙老师对他说：“不要在意别人的嘲笑，你可是这里年纪最小的孩子，但你一定能成为这里的第一。”这句话深深的扎在了他的心底。

失败之后，他的信念反而更加坚定，勇气变得更大。他相信，自己一定能够成功。从那以后，在伏尔加格勒的冰场上，人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个金头发、蓝眼睛，身上永远背着一个背包的小男孩在锲而不舍地坚持着自己的梦想。

23年过去了，他的梦想之花终于如愿灿烂地绽放在世界冰坛上。年仅27岁的他，惊人地获得了欧锦赛、世锦赛、世界花样滑冰总决赛等多项比赛的冠军大奖，他以独特的两周跳、三周跳、连续四周跳而技惊世人。

人们还发现，一袭白衣、一顶红色的帽子、一个背包，成了他的招牌装扮，让人们对他印象尤为深刻。他，就是普鲁申科，鼎鼎大名的世界“冰坛王子”。

27岁的年纪就能冠绝世界冰坛，且从小就体弱多病还能连续多年称雄不败，让许多人对他的背景产生了极为浓厚的兴趣。但人们发现，普鲁申科似乎并没有什么过人的天赋，而他背后的教练：塔提阿娜、米西林、埃里克、托思维等人中，并没有一个是名牌教练。甚至，有人从多种渠道调查他是不是每次比赛都服用了兴x剂，但结果都一一落空。

人们都很困惑，他怎么成功的?2007年的冬天，普鲁申科参加朋友的婚礼。礼堂旁边有一条小河，河面结了厚厚的一层冰，有人突然提出让普鲁申科表演滑冰助兴。因为是突发事件，主办方没有准备任何东西，正当人们垂头失望的时候，普鲁申科微微一笑，从随身带的包里拿出一双冰鞋。

一切秘密，随即烟消云散。人们恍然大悟，原来他把梦想一直带在身边。

从小，他就是一个命苦的孩子。父亲患有糖尿病，不能干重活。母亲患有精神病，连自己都管不好，更不用说管孩子。父母是孩子身后的大树，为他们的成长遮风挡雨，但他没有这样的大树，经常被一些同龄的孩子辱骂和追打。从记事起，没有孩子愿意和他一起玩，他们经常远远地朝他身上扔泥巴。他一边左右躲闪，一边狼狈地朝后退，结果一下子掉进身后的臭水沟里，全身又湿又臭。在孩子们的一片哄笑中，他使劲地低下头，蜷缩着身子，双手抱头，泪水混着脏水，从脸上啪啦啪啦地往下滴。这样的欺侮每隔几天就会上演，他只是别人眼中的小丑和笑料。

7岁那年，他上了村里的小学。在班上，没有人愿意和他坐在一起，他就像一根孤零零的小草。孤僻的他变得更加内向，不爱说话，没有人喊他的大名，都管他叫“石头”，在别人眼中，他就是一块又傻又笨的臭石头。一天，他一个人去村上大队部看电视，一档名叫《街头霹雳舞》的节目深深吸引了他。电视上演员那潇洒而充满美感的舞蹈看得他目不转睛、流连忘返。回到家，他也开始学着模仿，忘记了吃饭，忘记了睡觉。他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快乐，不再觉得孤单。他的内心有了一个梦想，那就是拥有约瑟夫·杰克逊那样魔幻传奇的“月球漫步”。

上到初一，家徒四壁的家庭再也没有财力供他继续求学。退学那天，成绩优异的他在学校四周徘徊，久久不愿离去。这时，他的班主任张老师气喘吁吁地跑过来，塞给他一张纸条。看完这张纸条后，他顿时泪流满面，深深地朝老师鞠了个躬，一步一步朝家走去。从这一天起，14岁的他成为家里的“劳力”。为了多挣一些钱，身体瘦弱的他选择到县城一家煤场打工。每天抬臂上千次打制煤球，然后把这些成型的煤球用板车送到客户家。回到煤场，他的骨头都快散架了，但他会想起张老师的那张纸条。读着纸条上的话，他再累再乏，也会挣扎着爬起来，带着满身的煤灰跳起舞来。工友们都取笑他：“你这只一身煤渣的黑熊，难道还想跳什么天鹅舞?”对于讥笑，他一笑而过，那张纸条上的话在他心中激荡。

就这样，他干了整整5年。冬天拉着板车送煤球，好几次他的耳朵都快冻掉了。虽然这个工作又脏又累，干起来要人命，但他觉得这里离家近，能照顾到家人，工资也不错，一天能挣50～70块钱。他在煤球厂工作时，悟到了很多好的动作，他在舞蹈里加入了很多像打煤球、铲煤一样的新动作。功夫不负有心人，慢慢地，他有了自己的“粉丝”，每次在路边跳舞都能引来许多人围观并为他鼓掌。有一次他跳完舞，就有个人上前问他为什么不去参加河南电视台举办的“你最有才”节目。他也刚好想到一个大的舞台上检验下自己跳得到底怎么样，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报了名。

初试的时候，他穿了一身送煤球的“工装”就开始跳了，他跳完之后，评委和200多名选手都很震惊，纷纷站起来为他鼓掌，但是也有评委笑着问他为什么穿这身衣服，他说：“其实我不是不尊重评委，但是这就是原本的我，没必要伪装自己。”他从容淡定，满脸微笑。就这样，他一路披荆斩棘、过关斩将，杀进了高手如云的总决赛，获得了大赛冠军，捧走了30万元现金大奖，成为家喻户晓的“煤球哥”，被网友誉为“河南舞王”、“中原舞神”。刘欢传媒公司和本山传媒公司闻讯，都力邀他加盟。今年5月，闻名全球的《英国达人秀》也邀请他前往英国表演这种原生态的舞蹈。

天道酬勤，苦尽甘来。他的名字叫李新义，31岁的河南鲁山县农民。接受采访时，他打开了那张贴身保存了6年的纸条。上面有一行用圆珠笔写的话：法国最著名的石头城堡——希瓦勒之理想宫。入口处立着一块石头，上面刻着一句话：我想知道一块有了梦想的石头能走多远。

我阅读了《名人故事》这本书后，从中了解到了古今中外的名人勤奋好学，报效国家感人故事，展现他们的才智。我最喜欢岳飞的故事。

这个故事说，岳飞小时侯家境贫寒，从小就帮家里做些杂活，但他非常好学。尤其喜欢读《左氏春秋》《孙子兵法》及《吴子》这类的书。他小时侯力气非常大，十多岁的时候就能拉开三百斤的大弓。因此，他平时在读好书的时候，也常常练剑习武。期间，他目睹山河破碎，百姓流离失所，萌发了学艺报国的志向，克服了骄傲自满的情绪。寒暑冬夏，苦练不缀，在名师周桐的悉心指导下，终于练成了“岳家枪”。当时，北方的金兵常常入侵中原，母亲鼓励岳飞报效国家。从军之前，母亲在他的背上刺上“精忠报国”。岳飞不忘母训，那四个字成为岳飞终生遵奉的信条。岳飞建立起一支纪律严明，作战英勇的抗金军队。“岳家军”打败了金兵可是最后还是被奸臣秦桧和昏君赵构给害死了，我觉得秦桧是卑鄙小人，太坏了。我真想狠狠地揍他一顿。

岳飞有两句名言，我非常喜欢，“文官不爱财，武官不惜死，不患天下不太平”。“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他那热爱祖国，保卫国家，刻苦学习，不畏困难而战的那种精神值得我学习。

岳飞虽愚忠，但忠的有骨气，他的好身手，对人民对祖国的爱让我感动，但他的死却是一个遗憾，没有使他的伟大升华到更智慧的境界，始终是一个遗憾啊。我们只有把对岳飞的感叹实现在学习他的忠和勇，让他的精神保留在中华大地上，永远流传．．．．．．

一、爱迪生

一天，爱迪生在实验室里工作，他递给助手一个没上灯口的空玻璃灯泡，说:“你量量灯泡的容量。”他又低头工作了。过了好半天，他问:“容量多少?

”他没听见回答，转头看见助手拿着软尺在测量灯泡的周长、斜度，并拿了测得的数字伏在桌上计算。

他说:“时间，时间，怎么费那么多的时间呢?”爱迪生走过来，拿起那个空灯泡，向里面斟满了水，交给助手，说：“里面的水倒在量杯里，马上告诉我它的容量。”助手立刻读出了数字。爱迪生说:“这是多么容易的测量方法啊，它又准确，又节省时间，你怎么想不到呢?还去算，那岂不是白白地浪费时间吗?”

二、司马光

司马光的爸爸为了激励儿子学习，经常对他说：“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意思就是让司马光珍惜时间，多看书，多学习。听爸爸的话，司马光非常的勤奋，除了吃饭、睡觉的时间，他几乎都是在学习了。即使这样，他还是觉得时间不够用。

“如果能再节约出一点儿时间来看书就好了。可是，吃饭和睡觉都是必须的呀。”想来想去，司马光决定从睡觉中挤出一些时间。试了两天，他非常的失望，因为看书太疲劳了，司马光经常是一挨枕头就睡着，而且一觉就是大天亮。

怎样才能少睡一些呢，想了几天司马光都没想出一个好办法。这天，他看到门后的一根圆木头突然产生了灵感，就是用这根圆溜溜硬梆梆的东西做枕头。

夜里我睡着觉后枕头就会跟着动，那样我的头就会落到床板上，一震我不就醒了。从那天开始司马光就用圆木头做枕头，又从睡觉中挤出不少的时间来看书，因为刻苦司马光十五岁的时候就成了远近闻名的小才子了。

三、亚南

亚南小时候胸有大志，酷爱读书。他在读中学时，为了争取更多的时间读书，特意把自己睡的木板床的一条脚锯短半尺，成为三脚床。每天读到深夜，疲劳时上床去睡一觉后迷糊中一翻身，床向短脚方向倾斜过去，他一下子被惊醒过来，便立刻下床，伏案夜读。

四、巴尔扎克

天天如此，从未间断。结果他年年都取得优异的成绩，被誉为班内的三杰之一。他由于少年时勤奋刻苦读书，后来，终于成为我国杰出的经济学家。

巴尔扎克在二十年的写作生涯中，写出了九十多部作品，塑造了两千多个不同类型的人 物形象，他的许多作品都成了世界名著。他的创作时间表是：从半夜到中午工作，就是说,在圆椅里坐十二个小时，努力修改和创作，然后人中午到四点校对校样，五点钟用餐，五点半才上床，而到半夜又起床工作。巴尔就是如此珍惜每一日，才会在有限的时间创造出无数的让后人惊叹的巨作。

鲁迅为国弃医从文及

在中国被称为东亚病夫的黑暗年代，鲁迅抱着医学救国的热情东渡日本留学。当他从电影中看到中国人被日寇砍头示众、周围却挤满了看到同胞被害而麻木不仁的人群的情景后，内心受到极大的震动，他觉得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也不必以为不幸的。他毅然弃医从文，立志用手中的笔来唤醒沉睡的中国民众的灵魂。

分析：个人的理想重要还是民族的振兴重要？鲁迅选择了后者。在那风雨如磐暗故园的时代，这样的选择又是何等伟大。

话题：理想和现实选择

刘胡兰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刘胡兰，一位10岁参加抗日儿童团、14岁参加共产党的小姑娘。解放战争时期，在一个偏僻的山村里，为掩护革命同志转移而被捕。她坚贞不屈，神情镇定，从容地卧倒在敌人的铡刀下，英勇牺牲，年仅15岁。毛泽东亲自为她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分析：女性一直是弱小者的代名词，但有谁敢说刘胡兰弱小？因为有了理想，弱小的身躯里也装着无限大的勇气。

话题：生命的价值追求

车胤

东晋人车胤，年幼时好学不倦，勤奋刻苦。他白天帮大人干活，夜晚便捧书苦读。但是由于家境贫寒，常常没钱买油灯，书也读不成了。他为此十分苦恼。

一个夏夜的晚上，车胤坐在院子里默默回忆着读过的书上的资料，忽然发现院子里有许多萤火虫一闪一闪地在空中飞舞。他忽然心中一动，要是把这些萤火虫聚集在一齐，借它们的光不就能够读书吗？于是，他开始捉萤火虫，捉了十几只，把它们装在白纱布缝制的口袋里，挂在案头。从此，他每一天借着萤光苦苦地读书。

1955年9月17日在济南出生。5岁因患脊髓血管瘤导致高位截瘫。从那时起，张海迪开始了她独特的人生。她无法上学，便在家中自学完成中学课程。15岁时，张海迪跟随父母，下放（山东）聊城农村，给孩子当起了老师。她还自学针灸医术，为乡亲们无偿治疗。后来，张海迪还当过无线电修理工。她虽然没有机会走进校园，却发奋学习，学完了小学、中学的全部课程，自学了大学英语、日语、德语以及世界语，并攻读了大学和硕士研究生的课程。

她虽然没有机会走进校园，却发奋学习，学完了小学、中学的全部课程，自学了大学英语、日语、德语以及世界语，并攻读了大学和硕士研究生的课程。 1983年张海迪开始从事文学创作，先后翻译了数十万字的英语小说，编著了《生命的追问》、《轮椅上的梦》等书籍。

其中《轮椅上的梦》在日本和韩国出版，而《生命的追问》出版不到半年，已重印4次，获得了全国“五个一工程”图书奖。2002年，一部长达30万字的长篇小说《绝顶》问世。《绝顶》被中宣部和国家新闻出版署列为向“十六大”献礼重点图书并连获“全国第三届奋发文明进步图书奖”、“首届中国出版集团图书奖”、“第八届中国青年优秀读物奖”、“第二届中国女性文学奖”和“‘五个一’工程图书奖”。从1983年开始，张海迪创作和翻译的作品超过100万字。为了对社会作出更大的贡献，她先后自学了十几种医学专著。

与巴菲特吃一顿饭要多少钱？中国人赵丹阳愿意出211万美元，并于 2009年6月24日“正式吃成”。2010年巴菲特某顿午餐也拍卖出去了，有人愿意出168万美元。

证券之父本杰明·格雷厄姆在哥伦比亚大学执教22年，首次给出A+的成绩就被他的得意门生巴菲特摘得。不过，1951年，当巴菲特大学毕业的时候，可落魄了：为了毕业后能继续追随自己的偶像，巴菲特提出了一个似乎无法拒绝的要求：不要薪水为格雷厄姆·纽曼公司工作。结果，格雷厄姆竟然拒绝了这一请求。原因是：当年犹太人被华尔街拒之门外，格雷厄姆更想把一些机会留给犹太人。

将老师奉为神明的巴菲特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现实：格雷厄姆不认为与他存在个人交情。

还好，巴菲特有一个混得不算太糟的老爸，他来到父亲开办的巴菲特·福尔克证券经纪公司工作。

可是巴菲特嘴巴很笨，他只能怯生生地向自己最熟悉的人开口，他开始打电话给自己认识的最安全的人——姑妈和大学朋友们推销他喜欢的股票。要命的是，他还让自己的亲戚朋友亏了钱。

而那些大客户们并不把他当回事。都是先从巴菲特那里得到股票推荐，再拿着这样的信息向更资深人士验证，并在其他经纪人那购买股票。

巴菲特开始憎恨这份工作，他要寻找方法让自己对这个工作少点儿依靠。他一直都喜欢做生意，于是和一个朋友合伙买下一个加油站。

《巴菲特传》作者认为，巴菲特在父亲的公司取得的最大进展并不在投资上，而是去听了戴尔·卡内基的公众演讲课。上完卡内基的演讲课以后，巴菲特来到奥马哈大学，听他讲授“投资学原理”的课程。一学一用，巴菲特的“演讲技巧”进步神速。

毕业后的3～4年间，巴菲特一直与本杰明·格雷厄姆保持通信往来，还定期从奥马哈到纽约走访格雷厄姆·纽曼公司。《巴菲特传》中记述道：“像他一样执著于格雷厄姆·纽曼公司的学生并不多见。”

巴菲特最终被聘用了，他激动万分，当即飞往纽约，来到新的工作岗位上，比正式报到日期提前了一个月。

两年后，巴菲特已经感觉导师的池子太小了，基金规模只有500万美元的公司已经无法给他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了。

到1956年春天，巴菲特不再为父亲或者本杰明·格雷厄姆打工挣钱了，而是为他自己的合伙公司——巴菲特联合有限公司倾尽全力。

当时，格雷厄姆·纽曼公司的一位投资者向格雷厄姆提了一个人们常常关心的问题：“谁将继承你的衣钵？”格雷厄姆提到了沃伦·巴菲特。这位叫霍默·道奇的投资者，到西部度假时途经奥马哈，他和巴菲特简短地谈了几句，就向巴菲特的公司注资12万美元。

从此，巴菲特第一份工作历程结束，事业真正起步。

郭嘉，字奉孝，颍川阳翟(今河南禹州)人。他足智多谋，受到曹操的信任和重用。

曹操打败了据有冀、青、幽、并四州的袁绍，杀了袁绍长子袁谭，袁绍的另外两个儿子袁尚、袁熙就逃走，投奔辽河流域的乌丸族首领蹋顿单于。蹋顿乘机侵扰汉朝边境，破坏边境地区人民的正常生产和生活。曹操有心想要去征讨袁尚及蹋顿，侣有些官员担心远征之后，荆州的刘表乘机派刘备来袭击曹操的后方。

郭嘉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对曹操说：“你现在威镇天下，但乌丸仗着地处在边远地区，必然不会防备。进行突然袭击，一定能消灭他们。如果延误时机，让袁尚、袁熙喘过气来，重新收集残部，乌丸各族响应，蹋顿有了野心，只怕冀州、青州又要不属于我们了。刘表是个空谈家，知道自己才能不及刘备，不会重用刘备，刘备不受重用，也不肯多为刘表出力。所以你只管放心远征乌丸，不会有后顾之忧的。还有，你要慎重!”

曹操于是率领军队出征。到达易县(今属河北)后，郭嘉又对曹操说：“用兵贵在神速。现在到千里之外的地方作战，军用物资多，行军速度就慢，如果乌丸人知道我军的情况，就会有所准备。不如留下笨重的军械物资，部队轻装，以加倍的速度前进，乘敌人没有防备发起进攻，那就能大获全胜。”

曹操依郭嘉的计策办，部队快速行军，直达蹋顿单于驻地。乌丸人惊慌失措地应战，一败涂地。蹋顿被杀，袁尚、袁熙逃往辽东后被太守公孙康所杀。

《那个伟大的倒霉蛋》

一个伟大万里倒霉的作家，他出生在一个穷医生家里。小时候没有受过很好的教育，参军后被俘身负重伤，左手致残，并屡立战功，得到元帅的嘉奖。但是当他拿着元帅的保荐书，做着即将成为将军的美梦时，在归国途中，被俘后卖到阿尔及利亚，在那里做了5年苦工。

当他回到祖国的时候，很不幸，他的国家已经忘记了这位英雄，他连一个普通的工作都找不到，好不容易在无敌舰队找到一个军需的职位。一次也下乡催征，因不肯为乡绅通融减税，被乡绅诬陷入狱。从监狱出来以后，他改作税吏。一次他把税款交给一家银行保管，偏偏银行倒闭，他第二次入狱。第二次出狱，他贫困贫，而且家里妻子、妹妹、女儿一帮人都靠他一个人养着。他住的地方，环境如此恶劣；楼下是酒馆，楼上是妓院。一天，酒馆里有人斗殴，一人倒在地上奄奄一息。他出于同情把那人背到家里，谁知人未救活，他涉嫌谋杀再次入狱。在此之后，他妻子死去，他又正因女儿的事情被法庭传讯。

就这么一个两次被俘三次入狱的人，命运从来不肯眷顾他。但恶劣的环境没有淹没他，倒霉的境遇没有打倒他，反而丰富了他。他的智慧是把倒霉当作生命的一个必然结果加以理解，而化为生命的财富。凭着他对生活的反思和那个国家斗牛士的精神，他写出了名震世界的巨着——《堂·吉诃德》。

哲理：这个伟大的倒霉蛋就是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而作品的主人公仿佛是作者的一个自我嘲讽。他证明了承受倒霉时的痛苦和顺风时的欢乐都是人生的收入，他的账本上没有支出。

成功是什么？是一份坚守，是一份执着。孙秋苹正是在向成功不断攀爬的人，柔弱的外表、理性的下是对自己不断的向往与追求，在“年龄有限，追求无限”这种信念的支持下，她不断诠释着自己对成功的理解。

从一名幼师失业，到为谋生成为洗碗工，从负债20万起步到出百万资产，她依靠自己的头脑和双手，开始一步步奔赴“一场成功的盛宴”。

失掉幼师“饭碗”干起洗碗工

孙秋苹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和那个时期的大多数人一样，她平凡而又普通。

高中毕业后，她就到了一家企业幼儿园做幼师工作。但是1996年年末，这家企业却忽然通知她由于企业的经营状况不好，幼儿园解散了。

当时毫无准备的她“蒙了”，生活一下变得空虚起来。而在她失业不久之后，丈夫也下岗了，家里顿时没有了经济来源，而还在上学，为了生活，怎么办？只能另外找一份工作。

她说，那个时候，自己做了一场噩梦。但现在回想起过去她对那一段生活同样也心存感激，正是在洗碗中，给自己今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从1997年到2001年，孙秋苹在别人的帮助下在长春一家宾馆的日本料理店开始了她的打工生涯，成了一名洗碗工，每个月只能拿到不到500元的收入。

一年就当上前厅

至今，她仍然能记得到料理店刷碗的第一天她所学到的第一句日语。

“把洗完的盘子都拿过来。”在上班的第一天早上，厨师长——日本人金田三郎用日语给她分配着工作。

暑假里，妈妈给我买了《中外名人故事》这本书，里面介绍了很多中国和外国的名人故事，比如爱国诗人屈原、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估、鞠躬尽瘁的诸葛亮、献身科学的居里夫人等，其中我最喜欢的是特蕾莎修女的故事。

书中讲述了世界上最美的天使——特蕾沙修女。有一天特蕾沙修女要到医院商量工作，在车站广场附近发现了一位倒在地上的老妇人，特蕾莎修女赶紧用手试了试呼吸脉博，老妇人还没有死，于是她暂时放弃了去医院的行程，因为特蕾莎修女想，如果老妇人躺在那里，一定必死无疑。接着把她送到了医院，可最终没能老人。但老女人在临死前，却十分感谢特蕾莎修女能够救她。

我认为特蕾莎修女是一个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穷人、病人、孤儿、无家可归者。她丰奉献了自己所有的爱，给了病人。

她的故事让我懂得了爱的力量，让我明白了在爱中成长的我们，也要学会帮助他人。因为只有爱，生活才能变得更加美好。

1899年底，26岁的梁启超受康有为指派，去檀香山开展保皇会的一些工作。檀香山属于东西方交汇之地，要跟洋人沟通交流，没有翻译不行，翻译水平低了也不行。梁启超不懂英文，这就成了开展工作的一个很大障碍。何蕙珍小姐，就是此时与梁启超结识的，成为梁生命中一个发乎情而止乎礼的红粉佳人。

何蕙珍是华侨商人的子女，芳龄二十，精通英文，口语尤佳，那些本地男子都比不上她。而且何小姐有学问有见识，喜欢畅谈国事，多有见地，其16岁就为学校教师，巾帼不让须眉。那天晚上，何蕙珍父亲宴请梁启超，请他演讲，何蕙珍翻译。席间作陪的除了当地华商外，还有几十名当地西人名流，大家都仰慕梁启超之才，以能亲耳听到他的演说为荣幸。梁启超本来心存顾虑，唯恐译者词不达意，谁知何蕙珍出色地完成了翻译。第二天整个檀香山的报纸，都刊登了梁启超的演说内容，一时间声名鹊起，大大增加了他的影响力。

那天晚上，何蕙珍粗头乱服犹如村姑，梁启超根本没有将她打上眼。等到何蕙珍出场口译时，其目光炯炯，大放异彩，让梁启超惊为天人。梁启超演说完毕，何蕙珍跟他握手，含情脉脉地说道：我万分敬爱梁先生，可惜仅仅是爱而已。今生也许不能在一起，但愿来生能够跟先生相厮守。希望先生送我照片，了却我的心愿。一个女子初次跟梁启超见面，就说出这样让人脸红心跳的话来，这不摆明了是求爱吗？梁启超何等聪明之人，岂能不知？可惜他的表现却大煞风景，唯唯诺诺，一副不知所措的模样，到最后居然落荒而逃。

那时在檀香山，华人因为入乡随俗，早已经接受了西人恋爱自由的观念，因此何蕙珍这样的表白，根本不值一提。其实梁启超对何蕙珍也是心有所属，特别是知道何蕙珍在报纸上用英文与污1蔑他的造谣者论战时，更是非常感动，当即送去了照片，何蕙珍回赠了他两把扇子。

后来何蕙珍又托人前来提亲，表明愿与梁启超长相厮守的心愿，可惜梁启超以自己流亡之身，随时有生命危险，怕拖累别人又拒绝了，其后见面时更以兄妹相称，算是断了何蕙珍的念想，也给自己的檀岛之恋画上了句号。这可苦了何蕙珍，其他的男子都不能让她动心，她早就发誓此生非梁启超不嫁，从此抱定独身主义，终了一生。

接到乔羽的宝贝女儿国子的短信，我心里一动：多年不见，乔老爷和夫人佟琦，还有他们三个懂事的早已成家立业的孩子，现在怎么样了？国子在短信上说：“亲爱的妈咪，一切都好吧？9月12日上午9点在新闻大厦举办老爷子歌词研讨会，央视来录制现场，特请您作为嘉宾发言。您能来是我们全家人的愿望。请回复！爱您的国子。”

我立刻兴奋起来。这些年我年纪大了，过去常联系的朋友，渐渐地疏远了。而且，对方也一样，好像大家都躲在自己的世界里静静地老去。就连名气很大，过去经常抛头露面的人，比如乔羽乔老爷，也陷进了这个怪圈。想到此，我连忙给乔羽的女儿国子回短信：“亲爱的国子，我正盼望见到你们，谢谢你们全家人想到我，给我这个机会。你父亲乔老爷的歌词研讨会，我一定参加，雷打不动。”

但是，那天我还是食言了。问题出在我老眼昏花，把9月12日上午9点的研讨会，看成9月17日上午9点。偏偏在同一天同一时间，我还接到了冯牧先生逝世20周年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纪念活动的邀请，也指定我在会上发言。当我在中国现代文学馆深情追忆冯牧先生的时候，新闻大厦乔羽歌词研讨会给我安排的那把椅子，却让乔老爷全家人失望地空着。回到家再看国子的短信，我蒙了，不禁十万火急地向孩子道歉：“亲爱的国子，实在对不起，我把乔老爷的歌词研讨会误记成9月17号了！今天我去开完冯牧逝世20周年纪念会，再看你的短信，才发现我记错了日期。看来，我是真的老了，日子过得稀里糊涂。不过，老爷子的歌词有口皆碑，万众传唱，这比开任何研讨会都珍贵。而我不懂歌词艺术，即使参加研讨会也说不出什么来。但对老爷子及你们全家给我的情谊，我铭记在心。为此，我准备认认真真写一篇文章，倾心说说老爷子和你们全家人对我的关爱。”

笑眯眯的，那个几年前常在电视里出现的如同弥勒佛的乔老爷，没有多少人不知道。他写的歌词，可谓点石成金，广为流传，说他是中国歌词界的泰斗，是没有人持疑义的。不说他在“**”前为电影《祖国的花朵》写的插曲《让我们荡起双桨》，为电影《上甘岭》写的插曲《我的祖国》早已家喻户晓，成了中国歌坛的经典，只说20世纪80年代后，乘着改革开放大潮，他写的《牡丹之歌》《爱我中华》《难忘今宵》《思念》《夕阳红》《说聊斋》等等，哪一首不风靡一时，久唱不衰？郭兰英、李谷一、彭丽媛、毛阿敏、宋祖英，这些在国内风光无限的一线歌手，都是唱着他的歌红起来的。不过，我如此强烈地想写写乔老爷，却不是因为他的歌词，而是因为他的为人，因为他对我的滴水之恩。中国有句老话“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而我对他虽然没有涌泉相报之能，但涌泉相报之心还是有的。

乔老爷的滴水之恩那是40多年前的事了。当时比我大8岁的乔羽还年轻，才40出头。除了私下里，人们决不敢像现在那样开口闭口叫他乔老爷。既然叫了，他也会环顾左右，不敢答应。因为，那是个人鬼颠倒的年代，他和许多文艺界的著名人士一样，活得灰头土脸的。

清楚记得是1972年，“九一三”事件之后，我们这些因各种原因被迫离开北京的人，陆续回到北京。城里没有我们的窝了，都靠投亲访友过日子。我算幸运的，经胡华先生引荐，被中国革命博物馆收容。这是我一生中最窘迫也最狼狈的时候：父亲的冤案没有平反，年迈的母亲下放在江西鲤鱼洲，不知何时是归期，三个孩子因我和丈夫的感情破裂而处在骨肉分离中。难以启齿的是，国家经济萧条，商品奇缺，买粮要粮票，买肉要肉票，买布要布票，还有煤球票、肥皂票、白菜票什么的。我带着两个孩子，不仅没有这些票证，即使有，也买不起。因为我很久没有领到工资了，口袋里几乎不名一文。为了不饿着两个正在长身体的孩子，自己忍饥挨饿，节衣缩食，连午饭都省了。外出很少坐公共汽车，多远的地方都走着去。偶尔也使坏心眼，自己做一张假月票，趁人多的时候挤上车，拿出来远远地向售票员晃一下。售票员通常半睡半醒地趴在台子上，看都不看一眼。古人说一文钱逼死英雄汉，我是真正尝到了被钱逼死的那种感觉。可是，我还死要面子，怕人们知道指着我的脊背说：看，贺龙的女儿落难了，到了这种地步！

那年七八月的一天，天非常热，脚下的柏油路都被晒软了。我去给住在西便门附近的一个同事送药，不知不觉走到我母亲下放前住过的西便门国务院宿舍附近。忽然，一个高大的身影立在我面前，随后听见那人对我说：“这不是捷生吗？大中午的，天这么热，你去干什么？”我茫然抬起头，眼睛一亮，认出对方是大音乐家郑律成。他和我母亲住在同一个院子的同一栋楼里，母亲下放前我们在楼道或路上遇见他，还有他后来成为新中国第一位女大使的夫人丁雪松，常打招呼。

“吃饭了吗？”郑律成在确定站在他面前的真是我之后，不等我回答，又问。我望着他苦笑笑说：“郑叔叔，我没有吃午饭的习惯了。”郑律成看见我这副落魄的样子，明白我处境不好，叹息一声说：“不吃午饭怎么行？走，我带你去吃。”说着，他拽着我的手不由分说往既定的路上走。我个子小，身体弱，拽在他手里没有任何分量，只能由他。这样勉强走了几步，他松开手，自己在前面走，我在后面跟。

西便门国务院宿舍当年住着不少名人，有写过长篇小说《上海的早晨》的周而复，有截取过日本偷袭珍珠港情报、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立下大功的红色特工阎宝航……再就是郑律成，他大名鼎鼎，是中央乐团（中国交响乐团前身）的专业作曲家。整个院子里的人都知道他，不仅因为他是朝鲜人，还因为他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到了中国，在上海从事革命活动。1937年，他背着从朝鲜带来的小提琴到达延安，投身伟大的中国人民抗日事业。就是在这个时候，他请女诗人莫耶作词，谱写了著名的《延安颂》；请公木作词，写了更著名的《八路军进行曲》（1988年正式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在中国当代音乐史上，与冼星海、聂耳和田汉齐名。抗战胜利后，经过中央特批，他带着曾是抗日军政大学第三期女生队队长的妻子丁雪松回到了朝鲜，又写了朝鲜人民军军歌。要知道一个人能为两个国家的军歌作曲，在世界举世无双，因此享有“军歌之父”的美誉。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经周总理批准并征得朝鲜金日成首相同意，他随在中国驻朝鲜大使馆任外交官的妻子丁雪松一起回国，正式加入中国籍。人们津津乐道的是，1943年他与丁雪松结婚后，上了抗日前线，怀着身孕而留在延安的丁雪松不慎在雪地上滑倒了，引起早产，生下一个女孩。孩子生下后因为没有奶，丁雪松把他从朝鲜辗转上海带来的那把心爱的小提琴卖了，换回一头刚下崽的母羊，每天给孩子挤羊奶喝，这才把孩子救活了。郑律成从前线回到延安，有感于他的那把提琴救了他的孩子，给孩子取名为郑小提。后来郑小提也成了音乐家，在总政歌舞团创作室任创作员，也和大家一样，在西便门国务院宿舍进进出出。

这是在十年“**”中，社会乱哄哄的，文艺团体像郑律成这样的大作曲家，都被打入另册。郑律成更因为历史复杂而受审查，要求他每天去团里报到，中午在那儿吃一顿样板饭。因为中央乐团是样板团，团里的饭也叫样板饭。那时他50多岁，身体很好，从西便门去地处和平里的单位路不算近，每天骑一辆破自行车来回。

那天郑律成没有骑自行车，看来不是去团里，也不是从团里回来，他说带我去吃午饭，可是，既不往他家里带，也没有往街边的小餐馆带，更不可能带我去路途遥远的样板团吃样板饭。当时在小餐馆吃饭也要用粮票，我猜想他家里不开火，上餐馆也囊中羞涩，不知这顿饭怎么吃，吃什么。因此，跟着他在烈日下走，沿路我犹豫不决，走不是，不走也不是。在我的记忆中，好像穿过了半个北京城。

当他带着我穿过大街小巷，敲开大柳树一个破败院落的一扇普普通通的门的时候，我才知道，他把我带到了他的好朋友乔羽家。

乔羽的名字对于我来说，太熟悉了，简直如雷贯耳。因为我也是文学青年，喜欢“**”前的电影、小说、诗歌和歌曲，唱过乔羽写的《让我们荡起双桨》和《我的祖国》等电影插曲，还知道他是人人皆知的电影《红孩子》和《刘三姐》的编剧。在我心目中，这两项占一项就不得了了，而他两项都占了，太了不起了。

出现在我面前的乔羽，却不像我想象的那么高大，那么英俊。他个子不高，微胖，穿着一身颜色单调的衣服，才40多岁，但没有这个年纪的干练和锐气。让我感到奇怪的是，郑律成这么大一个音乐家来访，他也不特别热情，甚至有些无所适从。站在他身边明显高出他一头的妻子，反而气质高雅，衣着光鲜，头发梳得纹丝不乱；30多岁的人，还可以用亭亭玉立来形容。后来我才知道，乔羽从他工作的中国歌剧舞剧院下放在张家口，那天是偶尔回家的，碰巧被郑律成和我遇上了。而郑律成顺便带上我去找他，是给毛主席写了一封申诉信，反映他历史问题的清白，但他的汉字写得不好，想请乔羽给他抄一遍。

乔羽的妻子佟琦之所以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是因为她是满人，贵族出身，祖辈曾是朝廷的高级将领，人们在私下里都称她格格。据说顺治皇帝的佟妃，就出自他们家族。由于出身高贵，又有良好的家教，她言行和衣着与众不同，即使在那样极端的年代，也敢于标新立异，特立独行。在山东济宁故乡当过小学教员的乔羽，纯粹一介平民，1946年参加革命后，虽说上了晋冀鲁豫边区的北方大学，但那也是土大学。他之所以有今天，是一路吃苦耐劳走过来的。因此，当他站在佟琦身边，形成明显的对照，也因此他们戏剧性地过了一辈子。

看见大音乐家郑律成带着我在午饭时间走进家里，女主人佟琦表情木然，站在那儿不动，没有给我们做饭的意思。我又猜，她肯定有难言之隐，那时粮食定量，她家三个孩子，老大老二是男孩，正是胃口大开的年龄，多招待客人一顿饭，自己就得饿一顿。也是后来才知道，佟琦是中国文联医务室的医生，虽说有皇家血统，但她在单位仍属群众行列，再说，她的医生职业又是人们得罪不起的。因此，乔羽被下放了，她还能带着三个孩子留下来。但要管好这五口之家，她也得量力而出，精打细算。因为在文艺界听多了男女之间的风流韵事，她特别痛恨男人拈花惹草。

郑律成和乔羽坐在狭窄的客厅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我完全成了多余的人，那种气氛让我尴尬极了。郑律成突然意识到什么，指着里面的房间对乔羽说，老乔，我给你说几句话。两个人进去后，声音压得很低，嘀嘀咕咕一阵，乔羽冲着门外大喊，佟琦，你进来！女主人进去三两分钟，声音突然高起来：你个死老郑，有话怎么不早说呢？人家是公主啊！你看慢待她了。然后斩钉截铁地说，我出去买菜，割肉割肉！说话间，她已大步流星走回客厅，刚才还表情木然的脸春风荡漾。我惊惶地站起来，她风一样刮到我面前，压住我的两个肩膀说：你坐你坐，和老郑、老乔好好聊天，我去给你们割肉包饺子。

同样也是后来我才知道，郑律成和乔羽进到里屋，是向他解释，我并非佟琦痛恨的那种迎合男人拈花惹草的女人，而是贺龙元帅落难的大女儿。在命运上同样经历了颠簸的佟琦，听说我的身份和处境，大吃一惊，一股侠胆柔情油然而生，对我的态度突然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我还未从愣怔中回过神来，她已经提上篮子去菜市场买菜了。当时乔羽的供给关系不在北京，她和三个孩子每月每人只有二两肉票，她一口气全买了。回到家，不要任何人沾手，一个人在厨房里丁丁当当包起饺子来。我进厨房去帮她，她举起两只沾满面粉的手，用臂弯把我推了出来，说请你都请不来，哪能让你动手呢？

这顿午饭，我是含着泪水吃完的。八两肉包出的饺子，乔羽和郑律成基本上是蜻蜓点水。两个人只顾对付乔羽从床底下搜出来的一瓶酒，你一杯我一杯，装出很陶醉的样子。佟琦则坐在我对面，痛惜地望着我，不断地催促说，吃啊吃啊，老郑老乔喝酒，你不管他们。她还说捷生，你父亲贺龙是开国元帅，国家的大功臣，不会整死就整死了，总有一天要给他平反昭雪。今后的日子会好起来的。郑律成和乔羽也附和说，是啊，是啊，苍天有眼，将来一定会还贺龙元帅公道。然后劝我想开一点，把心放宽，先把孩子养大，把难关渡过去，相信总有云开雾散的时候。

听着这些暖心暖肺的话，我真想趴在桌上，放声大哭。

从此，我和乔羽成了心心相印的朋友，和佟琦更是亲如姐妹，她叫我公主，我叫她格格，两个见面无话不说。他家的三个孩子，对我以妈妈相称。当然，我父亲的冤案也很快被澄清了。1975年6月9日，在父亲含冤逝世6周年之际，在中共中央召开的“贺龙同志骨灰安放仪式上，周总理抱病从医院赶来致悼词。20世纪80年代，我回到了部队，老伴李振军担任武警第一任政委。乔羽的小儿子乔方（歌曲《红旗飘飘》的词作者）中学毕业后，没有工作，我和老伴想尽办法把他招到了部队。

可惜郑律成没有活到让我报答的这一天。那是1976年12月，刚刚粉碎”**“，张家口复排反映我父亲领导南昌起义的京剧《八一风暴》，邀请南昌起义将领的亲属和孩子们去观摩，郑律成也在邀请之列。从张家口回来的第二天，12月7日，喜欢撒网捕鱼并写过《川江号子》的郑律成带着侄孙女银珠和6岁的外孙剑锋去昌平京杭大运河捕鱼，突发脑溢血，栽倒在河边。偏僻的运河边根本没有出租车，两个年幼的孩子边哭边艰难地把他弄到岸上，拦了一辆三轮车往昌平城里送。但终因耽搁太久，我们的大音乐家再也没有醒来。得到消息，乔老爷极度悲伤。几年后，他在矗立在八宝山郑律成墓前的墓志上写道：”郑律成同志是一位将自己的生命与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结为一体的革命家。人民是不朽的，律成同志的歌曲也是不朽的。

以下是为大家整理的关于古代名人故事：顾炎武自督读书的故事的文章，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个家喻户晓的名言，是由明末清初的爱国主义思想家、着名学者顾炎武最先提出的。

顾炎武自幼勤学。他6岁启蒙，10岁开始读史书、文学名着。

11岁那年，他的祖父蠡源公要求他读完《资治通鉴》，并告诫说：“现在有的人图省事，只浏览一下《纲目》之类的书便以为万事皆了了，我认为这是不足取的。”这番话使顾炎武领悟到，读书做学问是件老老实实的事，必须认真忠实地对待它。

顾炎武勤奋治学，他采取了“自督读书”的措施：首先，他给自己规定每天必须读完的卷数;其次，他限定自己每天读完后把所读的书抄写一遍。他读完《资治通鉴》后，一部书就变成了两部书;再次，要求自己每读一本书都要做笔记，写下心得体会。他的一部分读书笔记，后来汇成了着名的《日知录》一书。

最后，他在每年春秋两季，都要温习前半年读过的书籍，边默诵，边请人朗读，发现差异，立刻查对。

他规定每天这样温课200页，温习不完，决不休息。

著名财经记者何飞鹏曾有一段非常特殊的经历，就是在3个月之内，从一个什么都不懂的新记者，变成一个对所有财经政策、商场动态、产业知识都了如指掌的老记者。

1978年，中国台湾的《工商时报》创刊，何飞鹏成为新记者，没有任何经验。当时，竞争对手《经济日报》已创刊10多年。在采访过程中，受访对象三言两语，《经济日报》的记者已了然于心，何飞鹏却因为知识缺乏，经常抓瞎，痛苦不堪。面对这种情况，他想出一种最笨的方法，就是每天把《经济日报》从第一个字读到最后一个字，不只是内容，还包括广告。这是一个无聊、无趣、痛苦的过程。报纸上印着大量的人名、公司名、产业名、产品名，再加上数字、专业知识、专有名词……第一个星期，他看懂不到一半。怎么办？看三遍，先背下来再说。

这个极笨的方法，效果却极佳。过了一个月，何飞鹏大致把当时商界主要的人名、公司名、产业名都弄清楚了，也大致掌握了当时正在发生的焦点事件。等到《工商时报》正式创刊时，他所了解的经济基本知识和社会动态，与《经济日报》的老记者已不分上下。他只用3个月追赶老记者10年工作经验的方法，就是勤奋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