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名人朱德谢绝国家主席的故事（优秀20篇）

1858年，正当达尔文写完《物种起源》时，收到了华莱士从马来群岛寄给他的一篇论文。

论文中提出的"自然选择"理论，和达尔文花了二十年心血进行研究、整理的进化理论大致相同。因为华莱士的论文写在先，收到信的当天，达尔文就向另外两位科学家赖尔和虎克写信，建议立即发表华莱士的论文，而不要发表他的论文，表示决心让出"优先权"。

后来经赖尔和虎克再三说服，达尔文才同意将自己写的《物种起源》提要和信件同华莱士的论文一起发表。华莱士知道后，不仅欣然同意赖尔和虎克的建议，而且始终把优先权让给达尔文。

他在《对于自然淘汰的贡献》一书的序言中，热情地推荐达尔文为进化论的奠基人。他说："我一向都是这样感觉着，并且现在和以后也要这样想，深知达尔文着手这一工作是远在我之前的。"

这两位科学家虚心谦让的美德，是道德发展史上的佳话。

每个人都有失败的时候，失败不能决定个人能力，更不能决定个人命运，而真正决定命运的是面对失败的态度，看看这些曾经高考落榜的名人是如何面对失败的。

落榜后成功典范——俞敏洪

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董事长俞敏洪，曾在1978年和1979年两次参加高考，都名落孙山。但怀抱着“不断面对失败的人，成功的机会比普通人多得多”的信念，终于在1980年又一次参考，考取北京大学。他努力抓住每次得之不易的机会，终于，在他第一次被美国签证官拒签25年后，“新东方”在美国上市。

落榜后求职典范——汤唯

汤唯出生于一个艺术家庭，母亲施西凤曾是浙江乐清小有名气的演员，父亲汤余铭是个画家。1997年汤唯高考落榜，父母让她进了职业模特队。但他们提出：“要想真正在演艺圈有前途，还得有文化，在考上大学之前，不准谈恋爱！”在职业模特队，每天训练、表演完毕，别的女孩忙于恋爱、逛街，汤唯却捧起了书。经过3年不懈努力，2000年她终于考入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

落榜后求职典范——蒋雯丽

蒋雯丽因《牵手》、《中国式离婚》而大红大紫，但是，当年这个心怀梦想的女孩儿居然高考（微博）落榜，然后被分配到安徽蚌埠的自来水厂当工人。蒋雯丽后来回忆道：“我觉得我是一个很不认命的人。”当时，蒋雯丽给厂里组织文艺演出，一个舞台总监跑过来对蒋雯丽说，我看你表现力不错，可以去考电影学院。这是蒋雯丽第一次听说电影学院。后来，她就这样“自以为是”地真的去考试了,没想到文化课高考落榜已经参加工作的她最后竟然考上了!

落榜后求职典范——郭晓冬

从沂蒙山区走出来的郭晓冬笑称自己是“著名的北漂”，在考上北京电影学院前，他曾经当了三四年的“北漂”，当过雕刻工人，养过虾，当过邮递员、歌手、主持人……本来过着与娱乐圈不搭边的生活，可是机遇巧合被朋友拉去一同报考北京电影学院，结果一试就给刷了下来了。此后的郭晓冬继续“北漂”，时隔一年后他决定再给自己最后一次机会，于是第二次考试郭晓冬顺利过关,正式成为北京电影学院1996级表演系本科生。多年以后，电影《暖》的导演霍建起评价说：你当演员简直就是奇迹。

复读生的典范——袁立

杭州美女的袁立，当年参加高考时第一次投考上海戏剧学院的时候，虽然通过了一试、二试，却在最后的一场考试中落了榜。但自信的她并没有就此放弃自己的梦想，而是辗转北上，到了北京电影学院的参加考试。（励志电影 ）在当年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招考老师的鼓励下，袁立不仅通过了入学考试，还取得了北京电影学院92级第一名的成绩。

宋丹丹初恋使其学习一落千丈

宋丹丹说她高考那年19岁，但却遭遇初恋。那时候刚恢复高考没两年，许多已经不是学生的青年走回中学校门，和我们这些应届生一起复习高考。现在回想起来，我是第一眼就爱上他了，因为他长得比我们班任何一个同学都高大一圈儿。从那一眼开始，我的学习一落千丈，从班里的前5名，一直到高考落榜。

孙红雷落榜源自太胖

《潜伏》里的优质男人孙红雷，当年可是小胖子一个，想考中央戏剧学院，戏主任一看就说：“哎呀，回去吧，太胖了。”好在孙红雷没有放弃，硬是减去了快40斤，然后通过了高考。

李安曾二度高考落榜

李安在上高中的时候，他的父亲是台南一中校长。但李安却在上高一时的梦想就是当导演，第一年考大学，李安以六分之差落榜，第二年重考，数学甚至差了零点六七分，再度以一分之差落榜。“二度落榜在我们家有如世界末日，我根本没想到会发生在我身上。”李安当时最大的情绪发泄，不过是把桌上的台灯、书本一把扫到地上，然后跑出家门透透气。李安后来考上艺专影剧科，据他形容，是“灵魂第一次获得解放”，那时才发现，原来人生可以不是千篇一律的读书与升学。他在舞台上找到真正的自己，学芭蕾、写小说、练声乐，甚至是画素描，各方尝试后在电影领域里渐放光芒。

陈建斌报考北京体院失败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的是，陈建斌最初的梦想并非当演员，而是当一个运动员。“其实，当演员并不是我的梦想。我父亲是一个运动员出身的体育工作者，所以小时侯我在体委大院长大。”从小就想子承父业当一个运动员，但是父亲却认为他不是当运动员的料。“我也觉得没有运动员的天赋。因为我小时侯学了很多东西都无法取得优异的成绩。”陈建斌透露，他最初报考的大学不是中央戏剧学院，而是北京体育学院（现在叫北京体育大学）体育系，准备当个中小学体育教师。但可惜没有考上，自己第一次高考却失败，成了高考落榜生。直到两年后，他才考上中戏的。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老一辈无产阶级家、曾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张闻天同志，因受林彪、“四人帮”的迫害，于一九七六年七月一日在江苏无锡含冤逝世，终年七十六岁。

张闻天同志是上海南汇县人。早在“五四”运动时期，他就积极参加新文化运动，强烈反抗旧社会的一切旧制度、旧道德、旧思想。他和沈泽民同志等一起参加了当时“五四”运动中进步青年的组织“少年中国学会”，发表了不少创作和翻译作品。张闻天同志是我国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热情战士。

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之前，张闻天同志参加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苏州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后来被党派往苏联学习，一九三○年底，从苏联回国，一九三一年任党中央宣传部长，同年六月成立临时中央局，张闻天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常务委员。一九三三年初进入中央苏区工作。在一九三四年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同年的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一九三四年十月参加长征。

一九三五年一月，在我党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上，张闻天同志根据中国实践的检验和自己的亲身体会，决然摒弃了王明的“左倾”路线，站到了毛泽东同志正确路线的一边，拥戴毛泽东同志对全党和全军的领导，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作了批判“左倾”军事路线的报告，起草了会议的决议，并在这次会议上被选为党中央总书记。他参加了六届六中全会，并在全会作了组织报告。在一个较长时间，他兼任党中央宣传部长、西北工作委员会主任、《解放》周刊主要负责人、《共产党人》编辑和中共中央马克思列宁学院院长，为党做了大量有益的宣传和教育工作。他是我党历史上在理论宣传和干部教育工作中成绩卓著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抗日战争胜利后，张闻天同志主动要求到东北做地方工作，先后担任牡丹江地区中共中央东北局代表、合江省委书记、东北局常委兼组织部长、东北财经委员会副主任、辽东省委书记等职务，为东北根据地的开辟和建设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全国解放后，张闻天同志转到外交战线工作，先后担任驻苏联大使和外交部第一副部长。他坚定地执行了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制定的外交路线和方针政策，协助周恩来同志作了大量工作，有着显著的成就。在一九五六年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张闻天同志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他还是第一、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和一、二届人大常委会委员。

一九五九年以后，张闻天同志从事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理论的研究，写了不少论著，提出不少好的意见。即使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期间，他已完全失去自由，但仍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不顾衰弱的身体和严重眼疾，写了批驳林彪、“四人帮”谬论的文章。在林彪、“四人帮”的迫害下，他始终坚持原则，照顾大局，同他们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一

那时候他还不是老凌，他是我们班长，也理所应当的在学生会担任副主席。花花草草的围在他的身边，放肆的不亦乐乎。我除了些许舞蹈功底之外，在班上并不怎么显眼。头发远没有现在这般长，黄黄的，只是默默地关注着他。我喜欢这样。

有一次无实物表演课上，我和他分到了一个小组。我记的很清楚，那堂课的主题是“动物园”。颐指气使惯了的他要我演一只刚刚睡醒的大猩猩，他则去演一只四处觅食的老虎。我对他这种角色分配很不满意，当时就和他吵了几句。我分明看到他眼睛瞪得圆圆的，看到我梗起的头他一时竟没了话。

当天晚上回宿舍的时候，他竟然在宿舍门口等我半天了。挠着头嘿嘿的笑说你还真难等，今天上课的事儿我做的不对，你批评的是，以后我会注意的，那什么，以后可以一直搭班演对手戏吗？看他窘迫的样子，我当时就笑岔了气。我说班长，你现在的形象就很像那只没有睡醒的大猩猩。我把手扳起来，模仿着猩猩挥了挥手。他也乐了，笑道下次你演老虎，雌性老虎。我说去你的，就拿手杵了他一下。这是我第一次碰他。

二

后来我问他，电影学院美女如云，你怎么就单单看上我了。他一本正经的仰起头，想了想说，魔鬼也会理智，而上帝则趋向永恒。我笑说你在《读者》上抄的句子吧，说，哄了多少女孩子了。他一把抱过我，说你是第一个。

更多的时候我叫他周润发，他说我是林青霞。我说还好你不是秦汉，否则相爱的人永远只能相爱，却不能厮守终身。他很狡黠的问我，你怎么知道他们相爱？你怎么知道林青霞现在就厮守了终身？后来看《大话西游》的时候周星驰问紫霞仙子是林青霞的时候，戏谑的说自己叫秦汉。全场人都笑了，我也笑了，他也笑了。我突然想起了编剧课老师给我们说过的话，任何情节都是可以杜撰的，不单单是在银幕上，现实生活也可以，这其中包括爱情。

可是老凌不会。我们经常在阳光明媚的下午，在宿舍楼的西草坪上依偎在一起。我会时不时捋起他的头发，担心的说你们陕西人不会都掉头发吧，你看看郭达，你要掉成那样我可不要你。他说陕西人的代表你要看张艺谋，那是我们的骄傲。我张大了嘴笑，老谋子的头发也不多呀。

这时候我也会紧紧抱住他，娇嗔的问，林青霞太远，问你个近的。你说张艺谋真的爱巩俐吗？真的爱为什么还会分开呢？老凌说爱肯定也是渐进的过程，我想直到现在老谋子还深爱着巩俐。因为他爱她，所以才要离开。我说我不懂，他说他也不懂，在爱情这条路上，我们都是学生，学制是一辈子。

有时候我们也能看到远处黄磊骑着单车带着孙莉在校园里闲逛，我会撒娇摇着他的胳膊说我也要。第二天他真从西土城的修车铺搞来辆二手单车，收拾了一番要我坐前横梁上带我去兜风。他会骑得很快，秋风能把我的头发飘扬起来。这时候他会大声的用他们西安话说：穿过你的黑发我的脸，娶个嘴大的女人最保险！这个场景像是一帧帧发黄的老胶片，镜头嘎嘎地摇起来，我们穿过画面一直消失在散落满地的梧桐叶深处……

三

我说我认识你以后就不想再当演员了，我想当老凌他媳。他说那我们结婚吧，毕业就结。我问他这算求婚吗？钻戒呢？他说钻戒暂时还没有，到时候我给你弄张终身有效的饭票，你就老老实实在家给我当姨太太，我养你到死。我嗔怒道你才要死呢！

大四的时候他开始接一些平面广告，有时候也会拉上我给广告公司认识。公司的老总们会很婉转，姚小姐属于豪放型的，我们这个产品还是找一个婉约的比较适合。于是我就只能看他拍照，在被摄影师呼来唤去的摄影棚里，老凌没有了学生会干部的威风，很配合的摆着各种造型。看着自己心爱的男人真的像一只猩猩被翻来覆去的摆弄，我突然觉得这个世界很讽刺，也很现实。我开始考虑其实梦想不能放弃，我爱他，就应该和他一起承担。

我要工作了，就算是为了爱情吧。

四

我们真的结婚了，就在毕业后的两个月。在他的老家西安，我领到了他承诺给我的终身饭票。同样的，他也有一本。饭票上的照片我笑的很灿烂，我尽量收紧了嘴，但依旧很灿烂。我知道从这一刻开始，我们就要真正为吃饭问题开始努力了。摆完了酒席我们就又回到了北京，他那时候已经和几个导演吃过饭，有几个小角色挺适合他的；我由于豪放的气质，一直没能有合适的剧组收留，直到后来遇到了尚敬。

仿佛是一夜之间的事儿，郭芙蓉火了，因为我上街需要戴墨镜了。老凌笑说我演了四年的戏不敌你四个月的情景喜剧。我说你吃醋了。他说没有，这是个值得庆祝的事情，吃这碗饭一夜成名这点心理素质我还是有的，不过没想到是你。我说你还是吃醋了。他认真的摇头，真的没有，庆祝一下吧，今天叫上几个同学，我们庆祝一下。

那天晚上老凌喝了好多酒，和他的上铺搂在一起说了好多话。他的上铺毕业以后去了北京人艺，在新版《茶馆》里演了几个食客。临走的时候上铺璨笑道老姚以后可要你多关照了，有什么好本子的话可以给兄弟们介绍下。我说一定一定，老凌都跟你说什么了？他说没什么，“一话衷肠！”他拉了一个京剧的花腔，扶着墙走开了。

从那以后我就很少着家了，接了很多戏，我都尽量让我的嘴巴在笑的时候收拢一些，因为我试图摆脱郭芙蓉的影子。可是老凌探班的时候会劝我，还要放肆的笑，别收着，这就是你的标签，不管时装戏还是古装戏，人家要的就是你没心没肺的感觉，你如果理性了，就没味道了！这也是我爱你的原因。

结婚这么多年了，在剧组里，老凌说到了他爱我的原因。

他走以后，我很茫然。在剧组里，他说了他爱我的原因，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在演戏。因为大家都在演，你知道，在剧组久了，你经常会有一种时空错乱的感觉。

老凌说他爱我，呵呵，他好久没这样说了。

五

我曾经和宁财神讨论过爱情。老宁在深度镜片的背后仍能泛出精明的智慧，他的一句话让我有点刻骨铭心，他说再美好的爱情迟早也会被锅碗瓢盆给击得粉碎。我说我们家不做饭的，他说你别耍小聪明，我说的是什么意思，你懂得！

是的，我懂。

生活很现实，老凌有时候会撑不住。我们都没有戏的时候，一起逛街，被人在西单截住索要签名照相是老凌最讨厌的情节。有时候我会拒绝路人递过来要求合影的手机，拉着老凌快步离开。这时候老凌还埋怨我，你不能这样对待你的影迷，给人家照个像怎么了。我说我就这么几天清闲，咱们应该过几天两个人的生活。他会悻悻的说，怎么可能，我们再也不能过清闲的生活了。

我知道，这种落差会让一个自尊心极强的男人受不了。以前都是他在提携我的状态，现在一下子颠倒过来感觉谁都不会好受，更何况是自己至亲至爱的人呀。“你倒过时差吗？就是这种感觉。”有时候我也会挤兑他两句。可他学生会主席的风范犹在，会和我吵道：“对不起，姚大腕，我最远从西安飞到厦门，这点距离用不着倒时差。以后也不用你再给我介绍剧组，我凌某人用不着！”

从西安到厦门，我想起来了，那是我们决定结婚前，我们一起回家，谈论结婚的事儿。是昨天吗？

六

我很少跟圈里人说我们之间的事儿，虽然被他拒绝，但我仍有机会还会和合作过的导演推荐老凌，说他是我们的班长，学生会主席，我都能演的这样出色，他就一定更优秀了。曾经有一个导演跟我说，晨晨你太单纯了，现在演戏看的不是演技，而是观众的认知度。我没有启用新人的勇气，你是导演你有吗？

于是我还会很茫然，虽然我模糊的感觉到一个看得见摸不着的玻璃已经挡在我们之间了。一个人的时候我真的希望他是周润发，我是周润发的妻子，这样一个平衡起来的翘翘板才能支撑起一个家庭。可世事总不如人愿，上天在和我们开玩笑，它让我成了林青霞，而我深爱的老凌却还在那里，在西土城，希望骑着它的二手单车，吱吱呀呀的回忆北京最美好的秋天。

七

从西安民政局走出来的时候，我发现老凌释然了。他说可能是回到家乡的缘故，这里的一花一草让他觉得很亲切，他说他能听到古城墙的心跳声。我咧着嘴傻笑，你在西土城的时候就这样说。他默不作声，只是还拉着我的手。我没有挣脱，淡淡的对他说，上学的时候你让我看张爱玲的小说，你说你最喜欢《半生缘》，我现在突然想到了曼桢对世钧说的那句，我们回不去了。老凌没有放手，看着远方说，你还记得我们毕业时拍的那个DV剧吗，《一岁等于一生》，现在想想真是一语成谶呀，其实七年不长不短，我们仿佛就是在印证一句话，魔鬼也会理智，而上帝则趋向永恒。我摇了摇头，直到现在我还不明白，即使我还深爱着对方，但我仍不明白他说的那句话的意思。但是我们确实回不去了，我突然想到了老凌给我说张艺谋和巩俐的话题，他深爱着她，才要离开她。我现在懂了，要学一辈子的爱情，我用七年时间学会了。但似乎还有些不明白，转脸问老凌，你又在骗我了！

他说随你怎么理解，骗与不骗，我就在那里，不悲不喜；我骗，或者不骗你，情就在那里，不来不去；你爱，或者不爱我，爱就在那里，不增不减；你跟，或者不跟我，我的手就在你手里，不舍不弃；来我的怀里，或者，让我住进你的心里；默然，欢喜，相爱，寂静……

一本散发着墨香的语文书放在我的面前，我好奇地拿起来翻阅着。呵，一篇篇文章多么生动、优美！特别是爱迪生这篇课文更深深地吸引了我。

爱迪生只上了三个月的学，在他的人生道路上，有饥饿、流浪的痛苦，有数不清的令人沮丧的失败，可他一心热爱科学，凭借信心和执着踏踏实实地前进。每次试验，爱迪生几乎废寝忘食。肚子饿了，忘食。肚子饿了，就胡乱吃点东西，眼皮重得撑不起来了，就在桌子上打个盹儿，是呀，山是一步步登上来的，船是一橹一橹摇出去的。 人贵有志，学贵有恒，我从中悟出了这个深深的道理，而我，虽然有过美好的理想，远大的志向，但惰性大于了我的斗志，学习上遇到难题，我从不刻苦钻研，有时拿同学们的作业抄袭，以敷衍了事。我对所学的知识不能牢固掌握，考试成绩总不理想。我曾有过苦恼，掉过眼泪，但是始终找不出真正落差的原因。此时此刻，我才深深的体会到，水滴集多成大海，读书集多成学问，更深深地懂得汗水是把愿望变为事实的条件，不付出血汗，就不会有智慧和灵感，也不会产生天才。

我要向爱迪生学习。记得爱迪生说过，天才是99%的血汗，加上1%的灵感，我将把它铭记在心，它将激励着我下定决心、克服困难，用勤奋创造成功，这，就是我的理想。

名人励志故事·麦卡锡的财富修养

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人们发现坐在前排的美国传媒巨头ABC副总裁麦卡锡突然蹲下身子，钻到了桌子底下。大家目瞪口呆，不知道这位大亨为什么会在大庭广众之下做出如此有损形象的事情。

不一会儿，他从桌子底下钻了出来，扬扬手中的雪茄，平静地说;“对不起，我的雪茄掉到桌子底下了，母亲告诉过我，应该爱惜自己的每一分钱。”

麦卡锡是亿万富翁，照理说，应该不会理睬这根掉在地上的雪茄，但他却给了我们意想不到的答案。

这是一种财富修养，这种修养正是他们创造巨大财富的源泉所在。

名人励志故事·美国总统林肯的一生

1809年，出生在寂静的荒野上的一座孤独的小木屋.

1816年，7岁,全家被赶出居住地。经过长途跋涉，穿过茫茫荒野，找到一个窝棚。

1818年，9岁，年仅34岁的母亲不幸去世。

1826年，17岁，已经什么农活都能干了，经常帮人打零工。

1827年，18岁，自己制作了一艘摆渡船。

1831年，22岁，经商失败。

1832年，23岁，竞选州议员，但落选了。想进法学院学法律，但进不去。

1833年，24岁，向朋友借钱经商，年底破产。接下来花了16年，才把这笔债还清。

1834年，25岁，再次竞选州议员，竟然赢了。

1835年，26岁，定婚后即将结婚时，未婚妻死了，因此心也碎了。

1836年，27岁，精神完全崩溃，卧病在床6个月。

1838年，29岁，努力争取成为州议员的发言人，没有成功。

1840年，31岁，争取成为被选举人，落选了。

1843年，34岁，参加国会大选，又落选了。

1846年，37岁，再次参加国会大选，这次当选了。

1848年，39岁，寻求国会议员连任，失败了。

1849年，40岁，想在自己的州内担任土地局长，被拒绝了。

1854年，45岁，竞选参议员，落选了.

1856年，47岁，在共和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争取副总统的提名，得票不到100张。

1858年，49岁，再度参选参议员，再度落选。

1860年，51岁，当选美国总统。

自己对自己的总结：家境贫寒，母亲早亡，孤苦奋斗，厄运不断。两次经商两次失败，十一次竞选八次失败。为此也曾经心碎过、痛苦过、崩溃过。有好多次，都绝望之极，担心自己会不会再爬起来。

自己对自己的评价：虽然心碎，但依然火热;虽然痛苦，但依然镇定;虽然崩溃，但依然自信。因为我坚信，对付屡战屡败的最好办法，就是屡败屡战、永不放弃。他就是林肯，美国第十六任总统，一个令全世界都为之叹服的

伟人。

名人励志故事·哈理斯和朋友

著名专栏作家哈理斯(SydneyJ.Harries)和朋友在报摊上买报纸，那朋友礼貌地对报贩说了声谢谢，但报贩却冷口冷脸，没发一言。

“这家伙态度很差，是不是?”他们继续前行时，哈理斯问道。

“他每天晚上都是这样的，”朋友说。

“那么你为甚么还是对他那么客气?”哈理斯问他。

朋友答道：”为什么么我要让他决定我的行为?”

名人励志故事·苏格拉底的哲学绝处求生

古希腊有个大哲学家苏格拉底。哲学家当时是很崇高的职业，因此有很多年轻人来找苏格拉底学习。

一天，一个年轻人来了，想要学习哲学。苏格拉底一言不发，带着他走到一条河边，突然用力把他推到了河里。年轻人起先以为苏格拉底在跟他开玩笑，并不在意。结果苏格拉底也跳到水里，并且拼命地把他往水底按。这下子，年轻人真的慌了，求生的本能令他拼尽全力将苏格拉底掀开，爬到岸上。

年轻人不解地问苏格拉底为什么要这样做，苏格拉底回答道：“我只想告诉你，做什么事业都必须有绝处求生那么大的决心，才能获得真正的成就。”

前不久，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做了一个“杨利伟怎样成为我国进入太空第一人”的节目，被采访的航天局领导说了三个原因：一是杨利伟在五年多的集训期间，训练成绩一直名列茅;二是杨利伟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特别强，在担任歼击机飞行员时，多次化解飞行险情;三是他的心理素质好，口头表达能力强，说话有条理、有分寸。有以上三个优势，杨利伟最终通过了1600人——300人——14人——3人的淘汰考验。

航天局领导还透露了这样一个细节：在最终确定三人为首飞候选人之时，三人各方面都十分优秀，难分高下，只是考虑到作为我国第一个进入太空的宇航员，将要面对全世界的瞩目、接受新闻媒体的采访，还将进行巡回演讲，才最后决定让口才好的杨利伟首飞。

第三点原因令收看此节目的我感触颇深。口才竟然能决定一个人的命运，可见“莫以善小而不为”的古训是多么富有人生哲理。节目中还介绍：杨利伟认为航天无小事，所以不管做什么事情，都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做好。学技术、学政治是如此，训练后的总结会、训练小结也是如此。在总结会上，杨利伟准备充分、积极发言，发言条理清晰，逻辑性强，再加上不慌不忙，故而给领导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当口头表达能力作为选择的一个重要条件时，天平就偏向了杨利伟。

名人事迹文天祥（1236—1283），字履善，自号文山，江西吉水人，宝佑进士后为官。1276年，出使元营被扣，后在京口百姓的帮助下得以脱逃。

1278年兵败被俘，元军欲诱降，文天祥书《过零丁洋》以明志。后解至大都（今北京），元世祖劝其出仕，又被拒绝。

1283年1月9日，文天祥英勇就义。文天祥的这首《过零丁洋》，不仅气势如虹，而且技巧圆熟，是思想性与艺术性高度结合的不朽之作。

从此，“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就成为必将永远流传的名句。

陶行知（1891-1946），安徽歙县人，我国近代人民教育家。1914年毕业于金陵大学，后赴美留学。1917年回国后推行平民教育，认为“教育是共和国的保障”，并把毕生精力投入到了教育中。

陶行知在担任一所学校校长时，一次，他看到学生王友用泥块砸同学，当即制止，让他放学后到校长室。

陶行知来到校长室，王友已等在门口准备挨训了。没想到陶行知却给了他一颗糖，并说：“这是奖给你的，因为你很准时，我却迟到了。”王友惊疑地瞪大了眼睛。陶行知又掏出第二颗糖对王友说：“这第二颗糖也是奖给你的，因为我不让你再打人时，你立即就停止了。”

陶行知又掏出了第三颗糖：“我调查过了，你砸的那些男生，是因为他们不遵守游戏规则，欺负女生；你砸他们，说明你很正直善良，且有跟坏人作斗争的勇气，应该奖励你啊！”王友感动极了，哭着说：“陶校长，你打我两下吧！我错了，我砸的不是坏人，是自己的同学……”

行知这时笑了，马上掏出第四颗糖：因为你正确地认识错误，我再奖励你一颗糖……我的糖分完了，我们的谈话也结束了。”

“我是一名医生，面对疫情，救治病人是我的职责;我是一名共产党员，面对困难，挺身而出是我的责任。”清河县人民医院内一科主任张春营坚定地说。连日来，清河县人民医院198人响应号召，主动请战。在他们的“请战”申请中，总少不了“我是党员”这一坚定理由。有着近20年党龄的张春营更是身先士卒，舍弃春节期间与家人的团聚，投入到发热门诊的忙碌工作中。

2020年的春节，似乎注定就是那样的不平凡。不走亲，不聚会，不来往……这别样的节日气氛中，我们经历的其实太多。在这太多的故事、人物中，总有太多的感动，让人情不自禁地忆起魏巍《谁是最可爱的人》中的感慨：“在朝鲜的每一天，我都被一些东西感动着，我的思想感情的潮水，在放纵奔流着。”随着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蔓延，防控工作越来越艰巨，面临的问题也越来越严峻。在这没有硝烟的战场上，“我是党员，我先上”依然是最响亮的口号，最豪迈的誓言。

为什么该是“我先上”，因为“我是党员”，这个因果关系显现出的是党员的本色。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能否发挥好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群众的困难就是试金石。面对无情的“疫情”，从个人而言，谁都希望避而远之，但是，为了群众的平安，为了祖国的明天，党员干部们就应当冲锋在前，甚至将生死置之度外，给群众作出表率。就像新闻中讲的，全村30名党员喊出了“我是党员，我先上”的口号，村内126名群众被党员的奉献精神所感染，主动加入队伍，分别投入到志愿服务岗位。

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我们前行的路上都不会一帆风顺，特别是肩负民族复兴重任的党员干部，更随时都会面临千难万险。但“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队伍，正是有了这种“不怕困难”的精神，才能取得前行路上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不管是个人的人生之路，还是党和人民的事业之路，都需要披荆斩棘、勇往直前。在每一个困难面前，是迎难而上还是知难而退，“我是党员，我先上”就是人生的高境界。

高尔基说：“感到自己是人们所需要的和亲近的人——这是生活的享受，的喜悦。这是真理，不要忘记这个真理，它会给你们无限的幸福。”是呀，这些主动“请战”的党员干部，在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中，也许会付出许多意料之外的代价，甚至有被病毒感染的可能，但他们的内心是幸福的。“每天和数字赛跑、和时间赛跑、和生命赛跑……”这是另一场“飞夺泸定桥”的战斗，把安全留给别人，把危险留给自己，这其中的无限幸福，只有真正的共产党人，只有心中有他人的勇士，才能体会得到。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尽管打赢这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阻击战还困难重重，但是，有广大党员干部“我是党员，我先上”的请战承诺，有一线的科技、医务“勇士”们的不懈奋斗，有全体人民群众的共同努力，必将迎来“柳暗花明”。“我是党员，我先上”，是情怀，更是担当，唯有将自己的一切，包括生命都交给党和人民的人，在困难、危险面前才会说得出并做得到。同志们，行动吧!让“我是党员，我先上”蓄起“冲锋陷阵”的强大动力，伴随这飘扬的党旗奏响胜利的凯歌!

邱吉尔不仅仅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着名人物，而且就是英国历任首相的长寿者，他整整活了90岁，他长寿的秘诀之一就就是善于睡眠。

邱吉尔精力充沛，一向就是大干、酣睡。在其任职期间，正处第二次世界大战，局势极不稳定，瞬息万变，国事极其繁忙。他日理万机，每日睡眠时已精疲力尽，躺下便睡着，从不失眠。他常对记者说：“我每一天大约在半夜三点睡眠，上床时如释重负，睡得很香。”

早八点左右，邱吉尔醒来后，此时先就是躺在床上看看报纸、电报和其它急件，然后接见来访者，向各部和参谋委员会口授命令、指示，直到中午才起床。邱吉尔在说长寿经验时说：“如果有地方坐着，我绝不站着，如果有可能躺着，我决不坐着。”

邱吉尔每一天还持续一个多小时的午睡，以便养精蓄锐，使晚上精神充沛。他常常向周围的人们宣传午休的好处，劝他们向自己学习。因而效法他的很多，据说美国总统肯尼迪、里根等就曾模仿过他的午睡方法。

除此之外，邱吉尔还十分喜爱户外，常常在午睡前后和晚饭前后骑马、打棒球、画画、观赏动植物，有时还砌一会墙，做到动静结合、劳逸结合。

哲理：能让内心持续宁静的人，才就是最有力量的人。“神静而心和，心和而形全；神躁则心荡，心荡则形伤。”一个人心浮气躁时，方寸已乱，必然会导致举止失常，进退无据，会失去正确的决定力。反之，心静神定，泰然自若，你便听不到外界的喧嚣和嘈杂，为人处世就不会失于轻率。每临大事有静气，方为大家风范。（

当我们翻开一本书，要在翻开的这本书里头寻找到什么呢？这个话题似乎要从我们刚刚出生来到这个世界上开始说起。当人生的这本书刚刚翻开，在未来漫长的岁月里，在这本书里，我们又要寻找到什么呢？也许两者的答案有很多是相似的。首先翻开一本书，我们希望知道自己是谁，我的家乡在哪里，而世界又在哪里。

如果我不打开书，我会以为世界就像我生活的这座城市一样，有草原，有森林，有很多和善的人们。但是当我打开书才知道，《上下五千年》里有那么多的历史;当我打开书的时候，我知道在《一千零一夜》里还有另外一个跟我们完全不一样的世界;当我打开书的时候才知道有好人、有坏人;当我打开书的时候才知道，北京、江苏、四川或者其他的地方怎么怎么样。了解的事情越来越多了，这个世界开始变得越来越大了，结果一个又一个少年该如同我一样，开始向往外面的世界。如果没有书，你不会知道世界是个什么概念，即便后来当你的年岁足够大了，当你来到一个又一个陌生的国度里，你竟然发现一切似乎没那么陌生，因为早在白纸黑字上，早在字里行间，早在曾经翻开的一本又一本书当中，你曾经如此亲密地靠近过它，世界变得不再那么遥远，也不再那么陌生了。

说起来真的有意思，总有很多人问我，对我影响最大的一本书是什么？我的答案永远是一样的，当然是《新华字典》了。如果要是没有《新华字典》，没有我从最简单的一个又一个汉字开始认识起，一直到后来，我怎么会有勇气、有能力翻开一本又一本或厚或薄的书呢？如果我不能翻开那些书，我的很多困惑、我的很多未知怎么能在我的面前陆续打开呢？成长是什么？成长不仅是年岁慢慢增长，更重要的是内心所累积的一个又一个问号慢慢地得到答案。

当你的答案越来越多，当你的问号开始慢慢地被抻直的时候，你就是在成长。最小的时候可能在读《十万个为什么》，获取一个又一个答案，如果没有那些书，答案不出现在你的面前，你就永远像是一个仰望星空的孩子。虽然在这一生当中葆有好奇，葆有问号，永远是一个最重要的事情，但是，在你成长的过程中，如果你的一个又一个问题不能得到解答的话，成长怎么可能变成现实呢？从你最初好奇的一加一等于二，到后来一加一等于二不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数学题，而是人生，是大的哲学，是你如何去捍卫常识;当别人因为自己的利益，能喊出一加一等于三，甚至等于四的时候，你还有勇气去坚持说一加一等于二。你想想我们走了多远的路程了。从最初只是一个最简单的小学的数学题到后来与常识、与正义、与真理有关，如果没有那一本又一本翻开的书，你怎么可能有这种成长呢？总有人问我读书有什么好处。我说用几个“解”来回答你吧，它可以解惑，它可以解气，有的时候你有很多这种郁闷和生气，打开书看到有与你同样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或者古人甚至都提前把那种呐喊替你发泄出来，你就觉得挺解气的。

另外，还解决你的很多挣扎和困惑。翻开一本又一本书的时候，你看到答案，拥有了一种解决的方案，道路变得更加清晰了。当然千万别忘了，看书还有另外的功能，那就是有的时候还解闷。哪怕现在人们开玩笑连解手的时候，都需要有那些看起来不那么累的书能陪伴你度过人生当中永远不会没有的这种时光。一天总是琐碎的，但是累加在一起却可能会获取很多知识，因此，我觉得一个能提供这么多“解”的书，会帮助一个又一个人更好地走这样一个成长的道路。

在我们寻找的无数答案当中，最后一种答案可能非常的重要。它帮助我们寻找到平静和幸福，我们可能都记着这样的一句话，“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那是一个屈辱的时代。但是现代在物质大潮快速奔涌而来的时候，这句话可以稍微地变一变了，变成什么呢。

“中国之大，找到一颗平静的心简直太难了。”但是不平静又怎么可能幸福呢？我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周围是乱的，自己的心里也是乱的，当你打开书想在书里找到平静的时候，最初几页是很难的。但是当最初的几页慢慢读进去了，你就觉得好书真像是一堵又一堵的墙，开始慢慢地升腾起来，把外面的车水马龙还有那些喧嚣的声音都阻拦在了外面。这个时候，你觉得那颗躁动的心慢慢地安静下来，这个世界你似乎又可以在白纸黑字里闻得到花香，听得到鸟的声音，大自然仿佛又回到了你的身边。更重要的是没有平静怎么可能幸福呢。

那么，幸福与读书、与平静有什么关系吗？很有关系，幸福是由三个关键词构成的，那就是物质、情感和精神。只有物质基础、情感依靠、精神支柱这三种因素的分数都不错，加起来你的幸福指数才高。而读书与这三者紧密相关，“读书无用论”的论调早已经慢慢消散了，那个时代也结束了。

早有调查显示，人们读书和知识获取的水平和你的工资收入是成正比的，我想只有你的读书足够多了，你才会更有创意，才会更自信，你才会更有底气，才能获取更多的物质回报。但是这还不是最重要的。书读得多了，你在情感方面会是一个充沛的、获益很多的人，你的依靠会更充实，更重要的是在读书中会寻找到我们的信仰和精神支柱。中国人的信仰千百年来并不是仅仅靠宗教来支撑的，它就在唐诗宋词当中，在爷爷姥姥讲给你的故事里，在《三国演义》里，在《红楼梦》里，在《西游记》里，在无数的经典书籍当中，至今依然被文人用那种美丽的方块字写在字里行间。

读书读久了你总会信一些什么，信一些什么就有了敬，有了畏，因为信仰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敬畏”二字。有了敬，有了畏，知道什么是最好的我要去做，知道什么是不好的我不能逾越它，就如同社会这条奔腾的大河两边有了安全的河床，敬和畏这两个河床在，不管这条河流如何奔涌，总是安全的。我们现在正处在慢慢建两边河床的过程中。

因此，如果更多的中国人能够多读书，能够让自己的心平静下来，能在这里慢慢找到幸福感并且找到自己的话，中国就会变得更好。也许读书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是读书可以改变很多，可以让我们一个又一个人变得更好。

当我们一个又一个人变得更好的时候，你什么样，中国就什么样。

谈到读书，我最佩服20世纪前半叶那一代文化名人，他们读书多，读得精，动不动一部大厚书就能背下来，真是了不得的功夫。

从《八十忆双亲》里，我们知道钱穆9岁就能背诵《三国演义》。此事值得一录：

那是一个晚上，父亲去镇上的烟馆议事，钱穆跟随同往。进了烟馆，一客忽然问钱穆：“听说你能背《三国演义》，是真的吗?”钱穆点头。又一客问：“今晚可以试试吗?”钱穆又点头。于是按照客人要求，他开始背诵“诸葛亮舌战群儒”。一面背诵，一面表演，把诸葛亮与张昭等人的语气动态，表演得淋漓尽致。大人称奇，小钱穆当然免不了有些飘飘然。

第二天，钱穆依然随父亲去烟馆议事。路过一座小桥时，父亲问：“认得桥字吗?”钱穆点头说：“认得。”又问：“桥字是什么旁?”答：“木字旁。”再问：“木字旁换马字旁是什么字，认得吗?”再答：“认得，是骄字。”父亲又问：“骄是什么意思，知道吗?”钱穆答：“知道。”父亲步步紧逼：“你昨晚的行为有这个骄字吗?”钱穆这时才明白父亲的意思，顿时如闻雷霆，俯首不语。

上世纪80年代，钱穆的孙女正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读书，向祖父请教读书问题，钱穆的回信：“《论语》外，须诵《孟子》《大学》《中庸》与《朱子章句集注》为主。《庄子》外，须诵《老子》。四书与老庄外，该读《史记》，须全读不宜选读，遇不易解处，约略读过，遇能解又爱读处，则仍须反复多读，仍盼能背诵……”

从张恨水的《山窗小品》里，我们知道他在14岁之前，就能够背诵《论语》《孟子》《左传》《大学》等典籍。而他很小时就写一些酷似《聊斋》的小说，可以证明他把《聊斋》读得烂熟了。从他上世纪30年代替写的《水浒人物论赞》，又可以看出他对《水浒》的烂熟。

作为文史学者的曹聚仁，奉行的读书原则也许不是背诵，而是“书读百遍，其义自见”。在《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里，他谈到自己对几部经典著作的阅读遍数：《儒林外史》读了100多遍，都是一本正经地读。读《红楼梦》赶不上俞平伯，但也先后读了70多遍。《聊斋》读了四五十遍，《水浒传》读了20多遍。《三国演义》读的遍数最少，只有两三遍，原因是它没有《三国志》引人入胜。《史记》读了多少遍，他没说，只说这是他最爱读的书，是下过一点苦功的。

一个人肚子里有多少书，就跟一个人腰里有多少钱一样，那属个人隐私。因而，更多人的读书功夫我们就不得而知。

例如，不是郑振铎亲自检验，我们怎么也不会知道茅盾能够背诵《红楼梦》;不是周建人的回忆文章，我们也不会知道鲁迅小时候是背过《纲鉴》的。从根本上说，是读书功夫成就了那一代文化巨人。

鲍博·戴蒙德精力充沛，热情十足，他喜欢冒险，意志坚定：他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并为之奋斗。他勇敢无畏，面对自己毫无经验的工作岗位，他欣然上任。他说话（相对）简洁。他爱发脾气。他十分贪婪，总想得到更多。

我从未见过他，但根据我一直以来看到的有关他的材料，我断定他执掌英国巴克莱银行后会干得很出色。因为他完全遵循一套全新的领导力理论。这是一套出人意料、激进但绝对具有说服力的理论，其核心观点是：最优秀的首席执行官与蹒跚学步的孩子无异。

我原来一直以为，最差劲的首席执行官才会与两岁孩童有诸多共同之处。两者都爱摇摇摆摆地阔步走路，嘴上经常叫喊“这是我的”，也都极其不善于和人分享。他们做事都只有3分钟热度，缺乏常识，听不进别人的话。而且，首席执行官和初学走路的儿童，都经常对他人的存在视若无睹，把他们当作摆设。他们都会让与他们打交道的人油然而生畏惧之心。见过飞机上小孩子怎么闹腾的人都明白，为什么说首席执行官出行还是坐私人飞机比较好。

然而，前不久有人发给我一条信息，纠正了我的观点。对方指出，蹒跚学步的孩童不但不是坏榜样，而且简直具备管理上市公司的全套本事。

上述发现来自尼古拉斯·布莱恩，这位前银行家的第3个孩子就快要开始学走路了，而他一直在担心这个阶段的到来。为调整好心态，他坐下来列了张清单，逐一列举出幼儿身上的美好之处。写完后，他注意到一个奇怪的地方：他家前两个孩子在蹒跚学步时期，所表现出来的每一种良好品性，在他以往效力过的几位最杰出的首席执行官身上都能找到。清单内容如下（戴蒙德先生想必拥有其中许多性格特征）：

1.刚学走路的小孩精力充沛，热情十足。当他们真正迷上某件事情，全心投入其中时，你是拗不过他们的。

2.刚学走路的小孩是天生的冒险家。他们以最英勇无畏的架式，爬上楼梯扶手往下溜。

3.刚学走路的小孩做事持之以恒。跟他们说别把果酱涂到ＤVＤ上，他们会安静几分钟，然后接着涂。

4.刚学走路的小孩充满好奇心。俗套的答案打发不了他们，他们会一个劲地追问：“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呢……”

5.刚学走路的小孩富有创造力。他们在墙壁和沙发上信手涂鸦，表现出无与伦比的想象力。

6.刚学走路的小孩具有出色的人际交往能力。他们扑上来就抱，吻得人满脸口水，最硬的心肠也会融化。

这个头开得不错，但我觉得最优秀的首席执行官与两岁孩童之间，还有许多共通之处：他们固执己见，非常善于说“不”；任何阻碍也无法挫伤他们的热情；他们会直接走到人家跟前，问“你是谁”；他们擅长作决定；他们不需要他人来告诉自己要相信本能。

我知道这不过是抓住了皮毛——这方面的素材可以炮制出许多领导力书籍。想到有那么多书籍取材于部落战争、乐队、拳击、登山，甚至是养蜂，就让人纳闷儿：怎么就没人写一本这方面的书呢？

蹒跚学步的孩童可以为首席执行官树立好榜样的最后一点是语言。他们心里怎么想就怎么说，而且说得简单明了。他们才不去理会什么词形变化或起承转合。

到江苏淮阴旅游的人，大都忘不了参观明代文学家吴承恩的故居射阳簃。据那一带的老人们讲，吴承恩小时候家里挺穷，常常连买纸张的钱也挤不出来。

吴承恩的父亲是个读书人。为了教孩子读书写字，可没少花了心血。有一天，他从湖边经过，发现一堆被农民扔掉的蒲根，便拾了几根带回家，先是洗净，晒干，然后把它剥开，铺平，叫小承恩在上面写字。

吴承恩撅起小嘴，不高兴地说：在蒲根上写字，多难受啊!

父亲见承恩老是不想动笔，便心平气和地说：你还记得宋代文学家欧阳修的故事吗?他小的时候，家境比咱更难，连笔墨都买不起。他母亲就叫他用芦柴棒子在地上学着写字。还有抗金英雄岳飞，小时候也是用树枝在沙上练字的。现在，你能用笔墨在蒲根上写字，难道还不该满足吗?

听了父亲的话，吴承恩深受感动，当即惭愧地承认了错误。从此，他一有空儿就到湖边抱回一堆蒲根，学着父亲的办法整理好，然后在根片上一笔一画地写啊，写啊，不知不觉，用过的蒲根就堆了一人多高。俗话说：功夫不负有心人。吴承恩通过勤学苦练，不但把字儿练得超群出众，而且练出了一手人人叹服的好文章。他成年后，还创作成功了妇幼皆知的不朽名着《西游记》呢!

在散文里，张爱玲显得清晰和直接一些，小说则要隐晦与曲折一些。而说到底，认识张爱玲，是为了认识她的小说，因为于我们来说，唯有小说，才是张爱玲的意义。所以，认识的结果就是，将张爱玲从小说中攫出来，然后再还给小说。

先看张爱玲的散文。我在其中看见的，是一个世俗的张爱玲。她对日常生活，并且是现时日常生活的细节，怀着一股热切的喜好。在《公寓生活记趣》里，她说：“我喜欢听市声。”城市中，挤挨着的人和事，她都非常留意。开电梯的工人，在后天井生个小风炉烧东西吃;听壁脚的仆人，将人家电话里的对话译成西文传给小东家听;谁家煨牛肉汤的气味。这样热腾腾的人气，是她喜欢的。在另一篇散文《道路以目》里，她写的街景，也是人间冷暖的：煮南瓜的气味与那种明亮的桔红，给她“暖老温贫”的感情;寒天早晨，有人在人行道上生小火炉，呛人得很，可是，“我喜欢在那个烟里走过”;一个绿衣邮差骑车载了他的老母亲，使她感动;有人在自行车轮上装着一盏小红灯———在我们的时代，已经看不见了。小时候，有人在车轮上系彩色的绒线，大约是一样的意思———她认真地观赏着，赞道：“流丽之极”。在《谈画》中，她看塞尚的《抱着基督尸身的圣母像》，大感惊讶的是，圣母是最普通的妇人，清贫，论件计值地做点缝纫工作，灰了心，灰了头发”，并且注意到，圣母并不是抱着基督，而是，“背过身去正在忙着一些什么”，抱着基督的则是“另一个屠夫样的壮大男子”。而基督呢?没有使她联想起世间的任何一个人，“他所有的只是图案美”，于是，他就错过了她的兴趣。她喜欢的就是这样一种熟稔的，与她共时态，有贴肤之感的生活细节。这种细节里有着结实的生计，和一些放低了期望的兴致。

张爱玲对世俗生活的兴趣与苏青不同。胡兰成对宁波人苏青的评价很对，他说宁波人过日子多是兴兴头头的，但是缺少回味，是真正入世的兴致。张爱玲却不是，她对现时生活的爱好是出于对人生的恐惧，她对世界的看法是虚无的。在《公寓生活记趣》里，她饶有兴味地描述了一系列日常景致，忽然总结了一句：“长的是磨难，短的是人生。”于是，这短促的人生，不如将它安在短视的快乐里，掐头去尾，因头尾两段是与“长的磨难”接在一起的。只看着鼻子底下的一点享受，做人才有了信心。以此来看，张爱玲在领略虚无的人生的同时，她又是富于感官，享乐主义的，这便解救了她。《道路以目》里，她写她上街买菜，遇到封锁，只得停留在封锁线以外的街道上。有一个女佣想冲过防线，叫道：“不早了呀!放我回去烧饭吧!”然后，“众人全都哈哈笑了”。这是合乎张爱玲人生观的地方，大难临头，回家烧饭的钟点却一丝不苟。在那无意识的女佣，是一种积极，但在张爱玲，却是消极。因她是要比女佣了解“封锁”的含义，了解这个时世里的灾难。她却又不是一个现实主义者，能够就事论事地面对现实。

她并不去追究事实的具体原因，只是笼统地以为，人生终是一场不幸，没有理由地一径走着下坡路，个人是无所作为的。像她在《更衣记》的末尾写的，一个小孩子，在收了摊的小菜场，满地的垃圾里面，骑了自行车，撒开把手，很灵活地掠过了。于是，她写道：“人生最可爱的当儿便在那一撒手吧?”就是在这轻盈地一掠之中，有了小小的冒险，终却是安全的，便小小地得意着。就是这么一点雕虫小技的手腕。张爱玲喜欢归喜欢，其实又是不相信它们的意义的，否则，她就是宁波人苏青了。否则，她就不会如此贪馋地抓住生活中的可触可感。

她在千古之遥，尸骨无存的长生殿里，都要找寻出人间的触手可及的温凉。在《我看苏青》里，写杨贵妃和唐明皇闹气，逐回娘家，“简直是‘本埠新闻’里的故事”。她不喜欢小提琴，因为太抽象，而胡琴的声音却贴实得多，“远兜远转，依然回到人间”。

这是散文中，由自己直接告白出的张爱玲，在小说里，张爱玲就隐到了幕后。大约仅有一次，没藏好，显现出了真身。是在《倾城之恋》里，白流苏刚到香港，与范柳原的关系处于胶着，暗底里使着劲。

他们在浅水湾饭店分住两个客房，晚上范柳原将电话打进白流苏的房内，向她念起《诗经》：“死生契阔，与子相悦，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底下还附有一大篇解释。却像张爱玲在说话，而不是范柳原。

在张爱玲的小说里，是少有如此自觉到人生的苍茫，并且有诗情的人物，张爱玲从不曾将自己放进小说中，扮演一个角色。因连她本身都是虚无的，不适合作世俗的小说的材料和对象。在她的小说里扮演角色的，多是些俗世里的人———市民。最具俗世的特征的，怕就是上海了。香港也有一些，但比较夸张，更像是俗世的舞台，是戏剧化的俗世。《沉香屑第一炉香》与《沉香屑第二炉香》，这两则故事就要奇异一些。而发生在上海的故事，则更具有俗世的情调。

《花凋》里那家的女儿们，我以为是再真切不过的上海小姐。父亲是个轻佻不尽责的人，大约是像《金锁记》里的三少爷，妻子却不如三少奶的贤慧，无能且又无味。我以为，《红玫瑰与白玫瑰》里的白玫瑰，烟鹂，老了以后，就是她。女儿们晓得谁也靠不上，只有靠自己，到社会上汲取养料，挣一份好生活。张爱玲写道：“小姐们穿不起丝质的新式衬衫，布褂子又嫌累赘，索性穿一件空心的棉袍夹袍，几个月之后，脱下来塞在箱子里，第二年生了霉，另做新的。”摩登里面粗陋的，泼辣的芯子，经得起折腾。姊妹多，也成了一个小社会，互相倾轧着，有些弱肉强食的意思。像川嫦这样老实，柔弱，带几分情致，命运就不济了。她生的是痨病，这也有着些哀婉的情致，可这情致却被病期的拖延，一点一点侵蚀掉了。学医的未婚夫自然早知结局，但算得上有耐心了，两年后才另有了人。然后，家里连买药的钱也计较起来，每日吃两个苹果成了家人的说嘴。最后，她想来个多情的了结，自杀，却买不来安眠药。她只得坐着黄包车兜一转，吃一顿西餐，看一场电影。这大约就是一个上海小姐闲暇中的全部乐趣，她要最后地享一享。这是相当感伤的一幕，可这感伤却被病期的拖沓又腐蚀了。川嫦还又做了两双绣花鞋，一双皮鞋，用一只脚试了鞋，很长远地说：“这种皮看上去倒很牢，总可以穿两三年。”三周之后，她方才谢世。这就是俗世里的人了，死都逼在眼前了，这世界早已经放弃她了，她却还愚顽地留意着一些小事，不自量力地挣一挣。

张爱玲小说里的人，真是很俗气的，傅雷曾批评其“恶俗”，并不言过。就像方才说的，她其实也是不相信这些俗事有着多大的救赎的意义，所以便带了刻薄的讥诮。而她又不自主地要在可触可摸的俗事中藏身，于是，她的眼界就只能这样的窄逼。《留情》里，米先生，敦凤，杨太太麻将桌上的一伙，可不是很无聊?《琉璃瓦》中的那一群小姐，也是无聊。《鸿鸾禧》呢，倘不是玉清告别闺阁的那一点急切与不甘交织起来的怅惘，通篇也尽是无聊的。在这里，反过来，是张爱玲的虚无挽救了俗世的庸碌之风，使这些无聊的人生有了一个苍凉的大背景。这些自私又盲目的蠢蠢欲动，就有了接近悲剧的严肃性质。比如，《金锁记》里的曹七巧，始终在作着她丑陋而强悍的争取，手段是低下的，心底极其阴暗，所争取的那一点目标亦是卑琐的。当她的争取日益陷于无望，她便对这个世界起了报复之心。然而，她的世界是狭小的，仅只是她的亲人。于是，被她施加报复的，便是她的亲人了。在她扼杀自己的希望的同时，也扼杀了她周遭的人的希望。

生活就这样沉入黑暗，这黑暗是如此深入，以至粗鄙的曹七巧也泛起了些许感时伤怀的情绪，想到她抗争的不果与不值：她要是选中了与她同一阶层的粗作的男子，“往后日子久了，生了孩子，男人多少对她有点真心。”可是，在张爱玲的笔下，这也已是三十年前的旧事了，连曹七巧的懊悔都已经死去了。如曹七巧这般积极的人生，最终又留下什么呢?逝者如斯，虚无覆盖了所有的欲望。而张爱玲对世俗生活的爱好，为这苍茫的人生观作了具体，写实，生动的注脚，这一声哀叹便有了因果，有了头尾，有了故事，有了人形。于是，在此，张爱玲的虚无与务实，互为关照，契合，援手，造就了她的最好的小说。

《倾城之恋》也是她最好的小说之一。白流苏和范柳原这一对现时的男女，被命运掷骰子般地掷到了一起，做成了夫妻。这是张爱玲故事里，少有的圆满结局。如文中所说：“到处都是传奇，可不见得有这么圆满的收场。”可那也是不可琢磨的，凑巧了的，世界依然，甚至更加不可理喻。人生，还是苍茫的。在此，张爱玲也为这苍茫作了合情合理的注脚。白流苏和范柳原在各自的利欲推动下，迂回着，探试着，欲擒故纵着，却不料世事大变，生存之计为上，忽才珍惜起眼面前的一点慰藉，它给人一种盲目的安全感。在这里，张爱玲是与她的人物走得最近的一次，这故事还是包含她人生观最全部的一个，这含有着对虚无的人生略作妥协的姿态，是贴合张爱玲的思想的。就因走得太近，露了真身，人物略有些跑题，就像前边说过的，在月夜里，范柳原的喟叹。多亏白流苏说了句：“我不懂这些”，才将事情又拉回了情景。

就这样，张爱玲的世俗气是在那虚无的照耀之下，变得艺术了。

她写苏青，写到想与苏青谈“身世之感”，便想象苏青的眼神是：“简直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大概是艺术吧?”苏青是不“艺术”的，她的世俗后面没有背景。在此，可见得，张爱玲的人生观是走在了两个极端之上，一头是现时现刻中的具体可感，另一头则是人生奈何的虚无。在此之间，其实还有着漫长的过程，就是现实的理想与争取。

而张爱玲就如那骑车在菜场脏地上的小孩，“放松了扶手，摇摆着，轻倩地掠过。”这一“掠过”，自然是轻松的了。当她略一眺望到人生的虚无，便回缩到俗世之中，而终于放过了人生的更宽阔和深厚的蕴含。从俗世的细致描绘，直接跳入一个苍茫的结论，到底是简单了。

于是，很容易地，又回落到了低俗无聊之中。所以，我更加尊敬现实主义的鲁迅，因他是从现实的步骤上，结结实实地走来，所以，他就有了走向虚无的立足点，也有了勇敢。就如那个“过客”，一直向前走，并不知道要到哪里去，并不知道前边是什么。孩子说是鲜花，老人说是坟墓，可他依然要向前去看个明白，带着孩子给他裹伤的布片，人世的好意，走向不知名的前面。

一、创建最早的革命军事学校

中国最早的革命军事学校，是孙中山先生于1903年8月在东京创立的青山军事学校。

1900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团体——兴中会发动了庚子惠州起义后，革命风潮逐渐弥漫全国。当时，自费赴日本留学的中国青年学生，有不少希望能够进入日本的陆军学校研习军旅。但由于清政府规定，凡投考外国军事学校的学生，必须由各省督抚保送;一切非公费生均不得投考日本的军事学校，并由清政府驻日本公使蔡钧照会日本政府协助执行，因而一般人无法入日本的军事学校。时孙中山先生正在日本东京，感到革命需要军事人材，便请日本陆军少佐日野熊藏帮助，在东京附近的青山设立革命军事学校，以训练有志献身革命军事工作的留日青年学生，并聘请日本陆军上尉小室健次郎为助教。这就是中国第一所革命军事学校。主持军事训练工作的日野熊藏，是当时有名的军事学家，曾发明日本式盒子炮及木炮，因与孙中山先生互相研究南非洲波亚人的游击战术，遂成知己，助教小室健次郎亦系富有军事学识的专家，两人均属义务性质，不领工资。

青山革命军事学校学习期间规定为八个月，所授科目有普通军事学、南非洲波亚式游击战术、夜袭战法及兵器制造学(重点学习制造盒子炮、木炮和火药)。其课程内容包含有阵地战、游击战及兵器制造三方面，课程精简扼要，切合实用。第一期招收的学生有李自重、黎勇锡、翁浩、刘维焘、饶景光、区金钧、卢牟泰等十四人。学生入学时需当众宣誓。誓词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可见这所革命军事学校的教学目的是很明确的。

青山革命军事学校因缺乏有效的思想教育措施，当孙中山先生于1903年9月26日离开东京赴檀香山后，学生之间即各树派别，意见分歧。经日野熊藏及小室健次郎两教员多方调处无效，遂于开办四个月后解散。

青山革命军事学校虽然只办了四个月，对当时中国社会还是有影响的。如学生李自重，于青山革命军事学校解散后不久，即与史古愚(史坚如烈士之兄)等在香港创立光汉学校，在一般课程外，特别增设军事训练课程，以振奋中国学生的尚武精神。自光汉学校在香港首倡对学生实施军事训练，全港学校翕然从风，香港雅丽西医书院及各着名中、小学校，咸先后聘请李自重及光汉学校学生为军事训练教员，使香港学生一度洗却文弱书生气质，振起雄健尚武精神。又如区金钧、卢牟泰在广东担任军事体操教员，黎勇锡随黄兴筹划1908年的钦州起义，刘维焘、饶景光于辛亥革命后在广东担任军职，无疑也会通过他们的工作，在不同程度上把他们在青山革命军事学校学到的军事知识，带入中国社会。

二、镇南关亲手炮击清军

1906年，孙中山自日本到越南，在河内金碧台街六十一号设立秘密机关，策划了几次武装起义。1907年的镇南关之役，便是其中孙中山亲临前线，直接参加战斗的一次。

1907年，孙中山先生任命熟悉镇南关一带情况的黄明堂为镇南关都督，李裕卿(镇南关附近之凭祥地方土司)为副，何五为支队长，招募勇悍善战的广西游勇为先锋队，计划袭取镇南关为根据地。

1907年12月2日，黄明堂率领广西游勇八十余人，循山背间道向镇南关猛烈袭击，夺取了镇南、镇中、镇北三座炮台，夺获大小炮十四门，步枪四百多支。孙中山随即于同月4日率黄兴、胡汉民等亲临前线，慰劳战士，鼓舞士气，并与黄兴、黄明堂等坐镇镇北炮台，调度指挥，命令李裕卿守镇中炮台，何五守镇南炮台。

翌日，清政府严令清军陆荣廷部四千余人倾巢出动，要夺回三座炮台。孙中山率革命军固守炮台，并亲自发炮轰击清军，第一炮即命中六十余人，清军阵脚大乱。孙中山先生在战斗中感慨地说：“反对清政府二十余年，今日始得亲自发炮轰击清军。”

据守镇南关三座炮台的革命军，在孙中山先生亲临前线的鼓舞下，锐气倍增，以寡敌众，屡挫清军。清政府虽先后调派清军丁槐、龙济光等部增援，伤亡数百人，仍然不能越雷池半步。革命军坚守阵地，与清军血战七昼夜，直至弹药告罄，粮食不继，始忍痛撤退。时清军正向镇南关四面围攻，黄明堂率军殿后，冲围而出，及至半山，军中有一小子回顾炮台上军旗未撤，虑为清军所得，竟一人冒着清军炮火重登山巅，取回军旗。这位童子勇取军旗的英雄事迹，在镇南关起义的革命军中传为佳话。

三、孙中山先生爱儿童

孙中山先生平日为人题赠墨宝，喜欢写“博爱”二字。孙中山先生对“爱”曾经作过这样的解释：“仁爱是中国的好道德，古人有所谓‘爱民如子’，有所谓‘仁民爱物’。”从这里可以看到孙中山先生的“博爱”也就是爱人民的意思。而爱儿童则是孙中山先生“博爱”的一个重要内容。

中山先生爱儿童，一方面固然出于他“民胞物与”的高尚德性，而更重要的是本于他为解除人民被恶劣政治压迫的崇高理想。据康德黎(孙中山先生在香港西医书院读书时的老师)的儿子堪勒斯康德黎的回忆，孙中山先生因奔走革命，流亡英国，居住在他家的时候，常常慈祥地爱抚着他的头发，有时还亲切地和他谈话，即使在和别人谈论问题或沉思苦索救国救民道理的时候也是这样。由于流亡国外，孙中山先生不能爱抚在清政府专制统治下的中国儿童。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推翻了清政府。1912年1月，孙中山先生被选为革命政府的临时大总统，他普爱天下儿童的素愿得到初步的施展。在孙中山先生的号召提倡下，全国各地纷纷举办儿童教养院、儿童学校。为了鼓舞儿童教育和福利事业的发展，孙中山先生还于1912年为广东人民捐资创办，由女革命党人徐慕兰、邓慕芬、黄扶庸主持的广东女子教育院儿童部，并亲笔题赠“幼吾幼”三个大字。这三个含意深远、语带劝勉的大字，不但勉励了当时广东女子教育院儿童部的工作人员，鼓舞了广大的儿童教养工作者，也抒发了孙中山先生“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伟大胸怀。

由于帝国主义支持北洋军阀袁世凯篡夺了辛亥革命的成果，孙中山先生被迫于1912年4月1日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孙中山先生“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宏愿，也和他救国救民的伟大理想一起，由于政权的丧失而遭受挫折。

1924年，孙中山先生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在广州成立国共合作的革命政府，中国革命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孙中山先生“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宏愿同样获得了进一步的实现。那时，革命政府所在地的广州，不但陆续增建了一批小学和儿童教养院，还开办了广东女子师范学校等培养儿童教育师资的专业学校。孙中山先生在1924年对广东女子师范学校的一次演讲中，恳切地指出：“要使孩子们自出生至成人，都能受到国家的教育。为了提高儿童的文化知识，普及儿童教育，不仅要办小学，还要办平民学校，普及全体人民的教育，让成年人也知道普及教育的重要性。要提高全体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使父母们都能安心让孩子到学校里受教育。”可以想见他发展儿童教育事业的宏伟设想。令人惋惜的是：由于革命道路的曲折，孙中山先生要使全国儿童都能幸福地成长的理想，终孙中山先生之世都未能实现。

今天，中国已经是受到全世界人民尊敬的大国，中国儿童已经得到健康成长的良好环境。孙中山先生“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愿望已经成为现实。孙中山先生虽然不能像辛亥革命那样及身而见，但是孙中山先生素来是以为人民大众谋福利的公仆自任的，只要人民能获得幸福，他个人能否及身而见，在孙中山先生自己来说，自然是无关紧要的。

四、孙中山先生与佛教

孙中山在临时大总统任内函复中华佛教总会申请立案的报告中，没有简单地把佛教视为迷信活动，而是本着信教自由和政教分离的原则，同意它的“揭宏通佛教，提振戒乘，融摄世间、出世间一切善法，甄择进行，以求世界永久和平和众生完全之幸福”的立会宗旨，肯定它“阐微索隐，补弊救偏，既畅宗风，亦裨世道”在中国社会和学术研究中的作用。同时，又指出“近世各国政教之分甚严，在教徒苦心修持，绝不干预政治，而国家尽力保护，不稍吝惜。此种美风，最可效法”，以启导中国佛教徒认清守戒清修的正确道路。孙中山还将中华佛教总会申请立案的报告发交教育部存案，使它在法律上取得“社团法人”的地位。这些有关佛教问题的批示和处置，体现了孙中山先生对佛教与中国社会关系问题的精辟见解和对佛教徒的亲切关怀。

孙中山对佛教与中国社会关系的精辟见解，和对佛教徒的亲切关怀，博得广大佛教徒的尊敬和爱戴，故当孙中山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南下广州的时候，广东的佛教徒即推广东佛教总会(后改为中华佛教总会广东分会)会长铁禅领头，于1912年5月在广州六榕寺召开欢迎孙中山大会。孙中山携同家属和广东军政府大都督胡汉民等出席欢迎大会，并给广东佛教徒题赠了“平等、自由、博爱”六个大字，以勉励他们遵守“临时约法”(孙中山在临时大总统任内，于1912年3月11日公布的、属于临时宪法性质的最高法律)上有关宗教信仰的规定，进行正当的宗教活动。

孙中山还乘参加欢迎会之便，登上六榕寺的九级浮屠——花塔游览。他看到花塔从第二级起，每级都悬挂着四字的匾额一方。它们从第二级起，自下而上依次为“二仪高下”、“三光并耀”、“四表光被”，“五岳推尊”、“六合遥观”、“七星凌汉”、“八埏在望”、“九垓一览”。匾额对历史、艺术建筑来说，有着画龙点睛的妙用，而这八方匾额既恰到好处地表达出这座高耸入云的花塔各个层级的特色，又概括地体现了它那穿云插天、九垓一览的高昂气势，是不可多得的文艺杰作。把当年孙中山见过的这些匾额恢复过来，定能使这座中外驰名的佛教艺术建筑——花塔更加生色。

五、“与国同春”——孙中山先生勖勉报界人员的题字

辛亥革命推翻清政府后，中山先生因形势所迫，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以革命尚未成功，仍以国民一分子身份，周游各省，广事宣传，以期唤起群众，把革命进行到底。

在唤起群众上，孙中山对报界人士特别寄予深切的期望。1912年5月初，孙中山自福州抵达广州。广州、香港等地报界人士于5月4日联合假座东园(故址在今越秀南路，系一所具有文化公园性质的巨大庭园)开会欢迎，孙中山在欢迎会上致辞勖勉报界人士，恳切指出“舆论为事实之母，报界诸君又为舆论之母，望诸君认定宗旨，造成一健全之舆论。”时革命党人冯自由等在香港创办《大光报》，以广东全省(包括香港、澳门)及国内外各大城市为行销对象，孙中山特给它题赠“与国同春”四个大字，勉励它为民主共和国的巩固和发展而大造革命舆论，务求“与国同春”，也就是要与民主共和国共存共荣。孙中山在勖勉广州、香港报界人士的同时，为新创办的《大光报》题赠“与国同春”四个大字。

不少报界人士没有辜负孙中山的期望，刚正不阿，为巩固民主共和国而尽到应尽的责任。其中尤以《大光报》执着“与国同春”的精神持正义以抗强权，威武不屈，甚得读者好评。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俄国爆发革命，成立社会主义政府，世界观感为之一新。《大光报》敏锐地觉察到社会主义已经登上世界舞台，适时地站在时代的前列，开展以“社会主义与中国”为中心的宣传活动，予读者以社会主义及劳工解放问题的新知识，颇能唤起社会各界人的注意，也受到孙中山赞许。

1920年1月，《大光报》发行年刊，孙中山应邀为之撰《大光年刊题词》，借报名“大光”立论，申述报刊对国家与人民责任。题词说：“……光明者，不外是使人认识实在，认识真理之工具。苟有工具而不用，或遗其实而鹜其名，则无益而有害。抑且以光明与人者，其功固大而责任亦重。苟挟其成心而以先入为主，则非光明主义，而祸患将由是而始。‘大光’之名吾固深喜之，而又望其能与人真实之知识，互助之精神，不负其名也。”这篇题词进一步发挥了“与国同春”的含义。

六、香港西医书院与孙中山的革命哲学思想

孙中山先生从1887年开始在香港西医书院(今香港大学医学院)攻读医学，至1892年以各科考试均满一百分的成绩名列第一名毕业，获医科硕士学位。其毕业证书由教务长康德黎亲笔注明各科满分字样，并由校长及教员十三人，试官八人及牧师、书记署名，由香港总督罗便臣于1892年7月23日亲自发给。

孙中山先生在香港西医书院毕业后，即于澳门、广州等地悬壶济世，成绩斐然，人咸誉为国手。孙中山先生在香港西医书院学习五年，奠定了他坚实的医学专门知识的基础，同样奠定了孙中山先生的革命哲学思想的基础。关于这个问题，分析研究的还不多。

香港西医书院系广东南海人何启按照英国大学医学院制度创办的医科专门学校。何启早年留学英国，得医学博士学位及大律师证书，回国后任香港议政局议员，兼执律师业务，又在香港西医书院教授医学、法律等科目，在报刊上发表过很多批判封建政制的论文，后来汇编为《新政真诠》出版。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思想和活动，受他的影响不少。后来，孙中山先生发动的乙未广州起义，对外宣传和起草英文的宣言书，也得到其大力帮助。

孙中山先生在香港西医书院所学的科目：第一年有生物学、植物学、物理学、化学、解剖学、生理学、药物学、临床诊察。第二年有生理学、解剖学、医学、病理学、外科学、妇科学、产科学。第三年以后，学科渐减，仅有法医学、公共卫生学、实用初级外科，但外科、产科的课时及内容均有所增加，特别偏重实习(见罗香林：《国父之大学时代》)。从这里可以看到：孙中山先生在香港西医书院的五年学习期间，所学的几乎尽为自然科学，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必须通过实习才能掌握的医学知识。这种以自然科学为基础的、着重实践与理论结合的教育，一方面使孙中山先生能够较完全地接受与封建思想对立的近代科学思想，另一方面又锻炼了孙中山先生注重实践的精神，推动了孙中山先生理论联系实际的知行学说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孙中山先生一生注重实践，哪怕是阐发革命理论，也决不无的放矢，为理论而理论。把孙中山先生历年的着述、演讲与中国近代史联系起来观察，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孙中山先生发表的言论，总是针对革命的实际问题，或者为完成某一种实际任务而发。如孙中山先生于1918至1919年所写的《孙文学说——知难行易说》，据他自己说是“恐今日国人社会心理”，“依然有此知之非艰，行之维艰之大敌横梗其中，则其以吾之计划为理想空言而见拒也”，“故先作学说以破此心理之大敌”。因而提出“知难行易”，鼓励人们努力去“行”，从实践中求知识。孙中山先生这种着重实践的思想，与他在香港西医书院所受的着重实践的科学训练，无疑有着密切的关系。

孙中山先生在香港西医书院学习期间选读的课外读物，对孙中山先生革命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同样有所影响。据孙中山先生当时的同学关景良忆述：孙中山先生在香港西医书院的学生时代，最喜欢看《法国革命史》和达尔文的《进化论》，对后者尤感兴趣。1897年，孙中山先生写信给英国剑桥大学翟尔斯教授说：“文早岁志窥远大，性慕新奇……于中学独好三代两汉之学，于西学雅癖达尔文之道”。《孙文学说》(知难行易)这部哲学名着，就是孙中山先生根据达尔文的《进化论》和他过去所学习到的自然科学知识(主要是在香港西医书院学习的科目)写成的。这部哲学名着阐述了世界的起源和人类的出现，是自然历史的行程，不承认有任何来世的力量和上帝、神等的存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部哲学名着中有关“知”、“行”关系的论证。孙中山先生在这部分的论证中，引用各种科学的发展过程，论证了“行”的作用，阐述了“行”在“知”先，“知”在“行”后，从实践中，也就是“行”中求得知识，运用知识考验实践，不断探求、不断进步的哲学原理。这是孙中山先生革命哲学思想的精华，也是他一生勇于抛弃过时的、旧的方案，探求和接受革命的、新的方案的认识论的根源。

由此可见，孙中山先生在香港西医书院所受的教育，对他的革命哲学思想的影响。

七、中山先生和中山装

中山装自1923年诞生迄今，五十多年来一直是中国男子最通行和喜欢穿着的服饰。

谁是中山装的创始人?他就是中国的民主革命家孙中山先生。

1923年，中山先生在广州任中国革命政府大元帅时，感到西装不但式样繁琐，穿着不便，又不大适应当时中国人民在生活、工作等方面的实用要求，而中国原来的服装(对胸式短衫袴，大襟式长衫等)，既不能充分表现当时中国人民奋发向上的时代精神，在实用上也有类似西装的缺点。于是主张以当时在南洋华侨中流行的“企领文装”上衣为基样，在企领上加一条反领，以代替西装衬衣的硬领。这样一来，一件衣服上便兼有西装上衣、衬衣和硬领的作用，又将“企领文装”上衣的三个暗袋改为四个明袋，下面的两个明袋还裁制成可以随着放进物品多少而涨缩的“琴袋”式样。孙中山先生说，他这样改革衣袋，为的是要让衣袋放得进书本、笔记本等学习和工作的必需品，衣袋上再加上软盖，袋内的物品就不易丢失。孙中山先生设计的裤子是：前面开缝，用暗纽，左右各一大暗袋，前面一小暗袋(表袋)，右后臀部挖一暗袋，用软盖。这样的裤子穿着方便，随身必需品的携带也很适用。

协助孙中山先生创制中山装的助手名叫黄隆生，广东台山人，原在越南河内保罗巴脱街开设隆生洋服店。1902年12月，孙中山先生到河内筹组兴中会，偶入其店购物，相与攀谈。黄隆生获悉当前顾客即为革命党领袖孙中山先生，大为倾倒，恳切要求参加兴中会，为革命出钱出力，1923年随孙中山先生在大元帅府任事。孙中山先生设计中山装时，曾请他帮助和负责缝制，顺利地制成了世界上第一套中山装。

当中山先生穿上自己设计的、也是世界上第一套中山装时说：“这种服装好看、实用、方便、省钱，不像西装那样，除上衣、衬衣外，还要硬领，这些东西又多是进口的(当时这些东西多是从外国进口)，费事费钱。”从这里也可以看到，即使在服装这样的日常生活用品上，中山先生也是立足于从本国的实际条件来考虑的。这种自力更生的精神，是永远值得人们学习的。

中山装由于具备好看、实用、方便等优点，所以一经孙中山先生提倡，就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

扁鹊说病

春秋时期有一位名医，人们都叫他扁鹊。他医术高明，经常出入宫廷为君王治病。有一天，扁鹊巡诊去见蔡桓公。礼毕，他侍立于桓公身旁细心观察其面容，然后说道：“我发现君王的皮肤有病。您应及时治疗，以防病情加重。”桓公不以为然地说：“我一点病也没有，用不着什么治疗。”扁鹊走后，桓公不高兴地说： “医生总爱在没有病的人身上显能，以便把别人健康的身体说成是被医治好的。我不信这一套。”

10天以后，扁鹊第二次去见桓公。他察看了桓公的脸色之后说：“您的病到肌肉里面去了。如果不治疗，病情还会加重。”桓公不信这话。扁鹊走了以后，他对“病情正在加重”的说法深感不快。

又过了10天，扁鹊第三次去见桓公。他看了看桓公，说道：“您的病已经发展到肠胃里面去了。如果不赶紧医治，病情将会恶化。”桓公仍不相信。他对“病情变坏”的说法更加反感。

照旧又隔了10天，扁鹊第四次去见桓公。两人刚一见面，扁鹊扭头就走。这一下倒把桓公搞糊涂了。他心想：“怎么这次扁鹊不说我有病呢?”桓公派人去找扁鹊问原因。扁鹊说：“一开始桓公皮肤患病，用汤药清洗、火热灸敷容易治愈;稍后他的病到了肌肉里面，用针刺术可以攻克;后来桓公的病患至肠胃，服草药汤剂还有疗效。可是目前他的病已入骨髓，人间医术就无能为力了。得这种病的人能否保住性命，生杀大权在阎王爷手中。我若再说自己精通医道，手到病除，必将遭来祸害。”

5天过后，桓公浑身疼痛难忍。他看到情况不妙，主动要求找扁鹊来治病。派去找扁鹊的人回来后说：“扁鹊已逃往秦国去了。”桓公这时后悔莫及。他挣扎着在痛苦中死去。

这个故事告诉人们，对于自身的疾病以及社会上的一切坏事，都不能讳疾忌医，而应防微杜渐，正视问题，及早采取措施，予以妥善的解决。否则，等到病入膏肓，酿成大祸之后，将会无药可救。

李嘉诚简介

1928年出生于广东潮州，父亲是小学校长。1940年为躲避日本侵略者的压迫，全家逃难到香港。两年后，父亲病逝。为了养活母亲和三个弟妹，李嘉诚被迫辍学走上社会谋生。开始，李嘉诚为一间玩具制造公司当推销员。工作虽然繁忙，失学的李嘉诚仍用工余之暇到夜校进修，补习文化。由于勤奋好学，精明能干，不到20岁，他便升任塑料玩具厂的总经理。两年后，李嘉诚把握时机，用平时省吃俭用积蓄的7000美元创办了自己的塑胶厂，他将它命名为“长江塑胶厂”。1958年，李嘉诚开始投资地产市场。他独到的眼光和精明的开发策略使“长江”很快成为香港的一大地产发展和投资实业公司。当“长江实业”于1972年上市时，其股票被超额认购65倍。到70年代末期，他在同辈大亨中已排众而出。1979年，“长江”购入老牌英资商行－－“和记黄埔”，李嘉诚因而成为首位收购英资商行的华人。1984年，“长江”又购入“香港电灯公司”的控制性股权。李嘉诚先生现任“长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兼总经理及“和记黄埔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其所管理的企业，于1994年除税后赢利达28亿美元。1995年12月，长江实业集团三家上市公司的市值，总共已超过420亿美元。

李嘉诚教子

如果说李嘉诚是一个成功的商人，在做人方面更是成功的，这一切大家也都耳闻目睹了。同样地，他在教育两个儿子方面更是如此，他常对儿子说：做人比做生意更重要。在今天的李家，每逢吃晚饭时，两个儿子分别坐在李嘉诚的两旁，经常性地你一言我一语说得非常活跃，似乎总有说不完的有趣话题，而坐在对面的大媳妇王富信则不然，她一声不吭地专心吃着饭。无论工作有多忙碌，每逢星期一，他们一家人必须在深水湾家或去外婆家吃上一顿团圆饭，通常一家四口，四菜一汤，吃得很清淡。这一习惯在李嘉诚创业之初到今天一直坚持着。在众人的眼里，李嘉诚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商业巨子，懂得如何赚大钱。

但在他的两个儿子的心里，李嘉诚有另一种心灵上的追求，感觉很温馨。小儿子泽楷说：“我觉得我很幸运，可能是令人想不到的。我们生活是那样简单，不是说简单就叫做非常好，而是简单原来就是非常幸福。”李泽钜说：“爸爸是一个很懂得用钱的人，他知道生命里哪些事情最重要。如果在他一生中，在教育和医疗方面，可以帮助不幸的人，他感觉更加富有。”李嘉诚说：“1957年、1958年，我赚了很多钱，那两年，我很快乐。”一年后，快乐换来迷惘，他想：有了金钱，人生是否就可以很快乐呢？左思右想，他终于想通了。“当你赚到钱，等有机会时，就要用钱，赚钱才有意义。”等到想通了金钱的意义，跳离了金钱的圈套，李嘉诚就把这一所悟教育给自己的儿子李泽钜、李泽楷。李嘉诚十四岁丧父，今日的成就是依靠自己千辛万苦挣出来的。于是他明白，只有磨炼，方知做人、做事的艰辛，温室里的幼苗怕是不能够茁壮成长的，他带他们去看外面的困难，让他们去领会人生的艰辛，带他们坐电车坐巴士，又跑到路边报纸摊档，看那一边卖报纸一边还在温习功课的小女孩，让他们知道什么才是求学态度。他带着两个儿子，从身边大众身上去接受、领悟人世的坎坷，去品味该如何去做人。

公元前538年的一天，孔子对弟子南宫敬叔说：“周之守藏室史老聃，博古通今，知礼乐之源，明道德之要。今吾欲去周求教，汝愿同去否？”南宫敬叔欣然同意，随即报请鲁君。鲁君准行。遣一车二马一童一御，由南宫敬叔陪孔子前往。老子见孔丘（孔子，名丘，字仲尼，生于鲁国。）千里迢迢而来，非常高兴，教授之后，又引孔丘访大夫苌弘。苌弘善乐，授孔丘乐律、乐理；引孔丘观祭神之典，考宣教之地，察庙会礼仪，使孔丘感叹不已，获益不浅。逗留数日。孔丘向老子辞行。老子送至馆舍之外，赠言道：“吾闻之，富贵者送人以财，仁义者送人以言。吾不富不贵，无财以送汝；愿以数言相送。当今之世，聪明而深察者，其所以遇难而几至於死，在於好讥人之非也；善辩而通达者，其所以招祸而屡至於身，在於好扬人之恶也。为人之子，勿以己为高；为人之臣，勿以己为上，望汝切记。”孔丘顿首道：“弟子一定谨记在心！”

行至黄河之滨，见河水滔滔，浊浪翻滚，其势如万马奔腾，其声如虎吼雷鸣。孔丘伫立岸边，不觉叹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黄河之水奔腾不息，人之年华流逝不止，河水不知何处去，人生不知何处归？”闻孔丘此语，老子道：“人生天地之间，乃与天地一体也。天地，自然之物也；人生，亦自然之物；人有幼、少、壮、老之变化，犹如天地有春、夏、秋、冬之交替，有何悲乎？生於自然，死於自然，任其自然，则本性不乱；不任自然，奔忙於仁义之间，则本性羁绊。功名存於心，则焦虑之情生；利欲留於心，则烦恼之情增。”

孔丘解释道：“吾乃忧大道不行，仁义不施，战乱不止，国乱不治也，故有人生短暂，不能有功于世、不能有为于民之感叹矣 ”

老子道：“天地无人推而自行，日月无人燃而自明，星辰无人列而自序，禽兽无人造而自生，此乃自然为之也，何劳人为乎？人之所以生、所以无、所以荣、所以辱，皆有自然之理、自然之道也。顺自然之理而趋，遵自然之道而行，国则自治，人则自正，何须津津于礼乐而倡仁义哉？津津于礼乐而倡仁义，则违人之本性远矣！犹如人击鼓寻求逃跑之人，击之愈响，则人逃跑得愈远矣！”

稍停片刻，老子手指浩浩黄河，对孔丘说：“汝何不学水之大德欤？”孔丘曰：“水有何德？”老子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此乃谦下之德也；故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则能为百谷王。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此乃柔德也；故柔之胜刚，弱之胜强坚。因其无有，故能入于无间，由此可知不言之教、无为之益也。”

孔丘闻言，恍然大悟道：“先生此言，使我顿开茅塞也：众人处上，水独处下；众人处易，水独处险；众人处洁，水独处秽。所处尽人之所恶，夫谁与之争乎？此所以为上善也。”

老子点头说：“汝可教也！汝可切记：与世无争，则天下无人能与之争，此乃效法水德也。水几於道：道无所不在，水无所不利，避高趋下，未尝有所逆，善处地也；空处湛静，深不可测。善为渊也；损而不竭，施不求报，善为仁也；圜必旋，方必折，塞必止，决必流，善守信也；洗涤群秽，平准高下，善治物也；以载则浮，以鉴则清，以攻则坚强莫能敌，善用能也；不舍昼夜，盈科后进，善待时也。故圣者随时而行，贤者应事而变；智者无为而治，达者顺天而生。汝此去后，应去骄气于言表，除志欲于容貌。否则，人未至而声已闻，体未至而风已动，张张扬扬，如虎行于大街，谁敢用你？”

孔丘道：“先生之言，出自肺腑而入弟子之心脾，弟子受益匪浅，终生难忘。弟子将遵奉不怠，以谢先生之恩。”说完，告别老子，与南宫敬叔上车，依依不舍地向鲁国驶去。

回到鲁国，众弟子问道：“先生拜访老子，可得见乎？”孔子道：“见之！”弟子问，“老子何样？”孔子道：“鸟，我知它能飞；鱼，吾知它能游；兽，我知它能走。走者可用网缚之，游者可用钩钓之，飞者可用箭取之，至于龙，吾不知其何以？龙乘风云而上九天也！吾所见老子也，其犹龙乎？学识渊深而莫测，志趣高邈而难知；如蛇之随时屈伸，如龙之应时变化。老聃，真吾师也！”

不争名利，关注自身；保持沉静，不受影响；愿意施与，不求目的；当断就断，顺势而为；自身发光，善于影响；认清优势，善于应用；时不赋我，静待时机。我等俗人，只能先参考水的品德修行自身，要达到自然的境界似乎还很远。

郑和，是我国古代一位伟大的航海家，原姓马，小字三保，回族。出生于公元1371年，云南昆阳州（今昆明市晋宁县）宝山乡和代村人。他于明初入宫为宦官，侍奉燕王，因帮助燕王朱棣夺取皇位有功赐姓为郑，任命为内宫监太监，时称三保太监。

他小的时候，有一个智斗乡绅的故事流传很广。

郑和出身于一个士大夫家庭，他的父亲马哈只是位当地很有名望的绅士，博览群书，知识广博，曾到过阿拉伯伊斯兰教圣地天方（今麦加）朝觐，熟悉海外异地的情况，并富有一种敢于探险和不畏艰难的精神和胆略，这对郑和的成长和后来出使西洋，有着重大的影响。

郑和出身在这样一个家庭，从小受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对于经书、诗词，他无所不读；到七八岁的时候，就已经博览诸子百家著作，在当地成了一个很有名气的小才子了，很受邻里称赞。

当地有个乡绅，家中四个儿子，平时除了仗势欺人之外，没有什么其他本事；至于读书，学诗词，更是背了上句忘下旬；一首八句七言诗，学了半年，老大记住了两句，老二记住了三句，老三老四竞连一句也没记住，气得这位乡绅整天唉声叹气，骂他们不争气。然而，他们见郑和被称为小才子，却心中妒嫉，常常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云南有个滇池，方圆三百里，紧靠郑和的家乡。郑和经常和邻里的小朋友去池中游泳，当地百姓都称赞他的水性好。那乡绅听到后，心中更加来气，便对手下人说：“这人要是真有了名声，就是乞丐也说他讨饭有方！”

手下人一听，便出主意说：“靠咱这一边的湖面，归您管理，下个令，不让他游，还到哪里逞能去？”

乡绅一听，觉得是个绝妙的好主意，于是，就贴出告示说：“沿我乡一带滇池，受本乡统一管理，未经本乡绅批准，任何人不准私自下湖游泳。”

郑和见了这告示，对小伙伴们说，且不去管它，照游不误。但其他孩子的父母怕得罪乡绅，也就不让他们去了。所以，郑和只好一个人每天去游泳。为防乡绅使坏，每次游泳时，都要随身携带一根芦苇，以防不测。

乡绅知道后，果然狠毒，暗中派人跟随郑和，乘其不注意，一下将他推入湖中，接着过来一个大浪，竟将郑和打得没影了。

乡绅听到报告后，很是得意洋洋。

其实，郑和因为早有防备，所以并没被淹死。当他被推入水后，就将携带的芦苇衔在口中，伸出水面，悄悄地潜游到岸边回家了。

第二天，郑和照样去滇池游泳。乡绅听到报告，大吃一惊，急忙来到池边问郑和说：“听说你掉到池中被水怪拖走了，你是如何回来的呢？”

郑和边游边笑着说：“是的，是水怪把我拖走了。当水怪知道我是被坏人推入池中时，便拖着我去龙宫中见龙王。那龙王听了我的叙述后大怒，痛骂害我之人毒如蛇蝎，并让我转告那些想害我的人，如果再生歹心，定要把他全家拉到池中喂虾！”

那乡绅听了，吓得脸色都变了，从此以后，再也不敢陷害郑和了。

这件事情传开后，人们都说郑和福大命大，是被龙王送上岸的，不是凡童。

不久，燕王朱棣来到昆明，听到后大奇，便把郑和叫来询问。郑和不敢对王爷隐瞒，照实说了，燕王称赞他聪明有智，并把他带回宫中，让他做了一名贴身小太监，对他十分信任。

后来，燕王即位后，派他率船队下西洋，名义上是沟通西洋和明朝的联系，实际上是燕王怀疑他的侄儿明惠帝在他焚宫时并未被烧死，而是逃往海外去了，让郑和去寻找踪迹，以便斩草除根，巩固他那个篡来的皇帝宝座。

孟轲是战国时代著名的教育家、思想家。他的成就与他母亲的严格教育是分不开的。

孟轲小时候也很贪玩。一天，孟母正在织布，还未到放学时间，小孟轲却逃学跑回家。孟母见了，气得浑身发抖。她把小孟轲叫到跟前，说：“孩子，穷人无本，力气是钱。娘每天没日没夜地辛苦织布，赚钱供你上学。可是，你却逃学。”说着，孟母拿起剪刀，“咔嚓”一声，把织布机上的绫子一刀剪断。

小孟轲见娘生这么大的气，都吓坏了，连忙央求说：“娘，我错了！我一定改！”

孟母见小孟轲知错，舒了一口气，指着机上的断绫说：“孩子，不管做什么事，功到才能成。你不好好上学，就跟这些断绫一样，怎么能成材呢？”

明白了娘的一片苦心，小孟轲赶快回到学堂。从此以后，他再也没有逃过学。

孟轲在孟母的循循善诱下，勤奋学习，成了学堂里有名的好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