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平常心的名人故事【通用2篇】 作文【汇集20篇】

《把我的笔记本还给我》

法国作家雨果中学时代是个“诗歌迷”。在他的书桌抽屉里，藏着一大摞写满诗歌的笔记本。他视这些笔记本为宝贝，每当离开教室的时候，总要给抽屉上好锁，唯恐笔记本会“不翼而飞”。

在雨果读书的中学里，有两个思想保守的人物。一个是校长高底埃，另一个是数学老师德高特。他俩都反对学生写诗，认为这是“非分”的事。尤其是那个德高特，经常偷偷监视学生的行动。只要发现哪个学生稍有“不轨”，准要到高底埃校长那儿告上一状。

有一天晚上，雨果突然发现自己书桌的锁被人撬开，笔记本一本也不见了。他大惊失色，急得直跺脚，心想，这事准是厌恶的德高特干的。

雨果果然没有猜错。第二天，他被人叫进校长办公室。一进门，只见高底埃和德高特正襟危坐，脸色阴沉，桌子上放着一摞笔记本。没等雨果开口，德高特先质问起来：“学校曾三令五申，学生不准写诗。你怎样胆敢违抗呢？”

“可谁允许你撬别人的锁？”雨果反问一句。

德高特简直不坚信自己的耳朵了，没想到小小的雨果竟敢和自己顶嘴。

“你想被学校开除吗？”“把我的笔记本还给我！”高底埃和德高特面面相觑。他们心中火冒三丈，但又不想把矛盾激化。“拿走你的笔记本吧！”高底埃无可奈何地说，之后，又讲了一套学生应当循规蹈矩的大道理。但雨果仍然认为，学生写诗是没有错的。他拿起桌上的笔记本，一言不发地离开了校长办公室。

哲理：人的一生总该有自己的坚持，这是一种信仰，是生活给予的勇气。

人们常说：一本优秀的传记不仅能让我们认识世界，还会让我们更深刻地了解人生。《名人传》即：贝多芬传米开朗琪罗传托尔斯泰传三篇传记。他们的主人公分别为音乐家、雕塑家和小说家，不过，虽然他们的职业和所处的年代各不相同，但他们所追求的理想却是相同的为了真理和正义所做出的努力。

面对痛苦、面对孤独，贝多芬选择了坚持自己的信念，作为一个听不到任何声音的音乐家，他给人一种傲慢的错觉，对于政治上的专制统治，无情的战乱，他却选择了反抗，为了和平，贝多芬曾说：只要是为了获得更美的事物，任何规律都可以破除。这句话准确地表达了他当时反对专制的心理，而米开朗基罗又何尝不是呢?为创造表现真善美的不朽杰作而献出了毕生的精力。因为他相信只要自己的灵魂能够坚忍果敢，不因悲苦而一味沉沦，那么就一定会冲破精神上的束缚。而托尔斯泰则用他的笔杆描写出了当时社会的阴暗，对神的信仰是他坚持不懈地用笔尖向人间播撒爱的种子。

而我现在面对的是和平和美好的社会，更应该刻苦学习，用丰厚的知识来武装自己，走向美好的未来。

赫鲁晓夫是苏联继斯大林之后的最高领导者，西方记者常常把幽默感作为他的天性之一。可是，赫鲁晓夫的幽默，并非为了逗人发笑，而往往是带有挑衅性的用以打击对方的一根棍子。而且，赫鲁晓夫的语言相当粗俗，带有极强的侮辱性。

1959年柏林危机期间，英国首相麦克米伦访问莫斯科时，建议举行外长会议来解决柏林纠纷。赫鲁晓夫认为，这类会议不解决问题，因为外长们不掌握最高决策权。为了说明外长所处的地位，赫鲁晓夫脱口对麦克米伦说：如果我叫葛罗米柯同志脱下裤子，坐在冰块上，他也不敢不服从!这句幽默话真是粗俗不堪。

1959年，尼克松以美国副总统的身份访问苏联，与赫鲁晓夫有过多次的会谈，会谈中双方展开了一场又一场充满唇枪舌剑的争论。在一次会谈时，赫鲁晓夫首先发难，他质问尼克松，美国国会为何在不久以前，通过了一项敌视苏联的《关于被苏联支配和奴役国家的决议》，一时，会谈的气氛空前紧张。

赫鲁晓夫：美国的这项决议，是对苏联的严重挑衅。我想要知道的是，美国下一步是否就要发动战争?

尼克松：这项决议只是表达了我国的一些看法，并不是一项战斗号令。好了，我们接着谈其它问题吧!

赫鲁晓夫：我同意总统的意见，我们不该来回总谈一个问题。不过我还是要弄清楚，贵国国会为什么要在这样重要的国事访问前夕通过这么一项决议?

说到此处，赫鲁晓夫怒容满面，叽哩咕噜地叫嚷了一番。只见他的翻译的脸顿时涨得通红，过了几秒钟，才勉强把这几句话翻译出来：这项决议太臭了!臭得就象马刚拉的屎，没有什么东西比那玩意儿更臭了!

在如此带有侮辱性的语言攻击面前，尼克松也不甘示弱，因为他知道赫鲁晓夫是放猪娃出身，于是对赫鲁晓夫说：

恐怕主席先生说得不完全，还有一样东西比马粪更臭，那就是猪粪!

在联合国的一次会议上，赫鲁晓夫为某一项议案与美国代表争吵起来。情急之下，赫鲁晓夫脱下靴子，拿着靴帮猛敲桌子，高声叫喊：混帐!你胡说!全场代表为之哗然。

在生命的最后几年，赫鲁晓夫总喜欢讲一个老掉了牙的关于在莫斯科检阅军队的笑话：队伍中有人打了一个喷嚏，在场的契卡军官问是谁打的，要那个人站出来。但没有人吭声，于是第一排的士兵被枪毙了。那个军官再问，谁打的喷嚏?结果还是没有人吭声，于是第二排的士兵也被枪决了。当军官第三次发问时，站在后排的一个士兵低声说：是我打的喷嚏。岂料那军官不但没有枪毙他，反而向他说：祝你健康!

这个故事一点也不幽默，如果硬要说是幽默，那也是黑色幽默，赫鲁晓夫就喜欢这样的黑色幽默。

关于努力励志经典名人故事：老友蔡澜

作者:金庸

蔡澜是一个真正潇洒的人。他率真潇洒，能以轻松活泼的心态对待人生，尤其是对人生中的失落或不愉快遭遇处之泰然，若无其事。不但外表如此，而且是真正的不萦于怀，一笑置之。“置之”不大容易，要再加上“一笑”，那是更加不容易了。他不抱怨食物不可口，不抱怨道路太颠簸，不抱怨女导游太不美丽。

他教我怎样喝最低劣辛辣的意大利土酒，怎样在新加坡大排档中吮吸牛骨髓。我会皱起眉头，他却始终开怀大笑。所以他比我潇洒得多。

老友蔡澜

除了我妻子林乐怡之外，蔡澜兄是我一生中结伴同游、走过最长旅途的人。他和我一起去过日本许多次，每一次都去不同的地方，去不同的旅舍、食肆。我们结伴共游欧洲，从意大利北部直到巴黎。同游澳大利亚、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之余，再去北美洲。从温哥华到旧金山，再到拉斯韦加斯，然后又去日本，最近又一起去了杭州。我们共同经历了漫长的旅途，因为我们享受互相做伴的乐趣，一起享受旅途中所遇到的喜乐或不快。

我小时候读《世说新语》，对于其中所记魏晋名流的潇洒言行不由得暗暗佩服，但后来却感到他们有些矫揉造作。几年前用功细读魏晋正史，方知何曾、王衍、王戎、潘岳等等大批所谓风流名士、乌衣子弟，其实猥琐龌龊得很。政治生涯和实际生活之卑鄙下流，与他们漂亮的谈吐形成鲜明对照。

我现在年纪大了，世事经历多了，各种各样的人物也见得多了，是真的潇洒还是硬扮漂亮，我一见即知。我喜欢和蔡澜交往，不仅仅是由于他学识渊博、多才多艺，与我友谊深厚，更由于他一贯的潇洒自若。

好像令狐冲、段誉、郭靖、乔峰，四个都是好人，然而我更喜欢和令狐大哥、段公子做朋友。

蔡澜见识广博，懂得很多，人情通达而善于为人着想。他琴棋书画、酒色财气、文学电影，什么都懂。他不弹古琴、不下围棋、不作画、不嫖、不赌，但对人生中各种有趣的玩意儿都懂其门道。于电影、诗词、书法、金石、饮食之道，他更可以说是第一流的通达。他女友不少，但皆待之以礼，不逾友道;男友更多，三教九流，不拘一格。

过去，和他一起相对喝威士忌、抽香烟、谈天，是生活中的一大乐趣。自从我去年心脏病发作之后，香烟不能抽了，烈酒也不能饮了，然而每逢宴席，仍喜欢坐在他旁边。一来习惯了;二来可以互相悄声说些在席上旁人看来不中听的话，共引以为乐;三则可以闻到一些他所吸的香烟余气，聊以过烟瘾。

蔡澜交友虽广，不认识他的人毕竟还是很多。如果读了我这篇短文心生仰慕，想享受一下听他谈话之乐，又未必有机会坐在他身旁饮酒，那么读几本他写的随笔，所得也相差无几。

前不久央视的《东方之子》栏目对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丁肇中进行了一次专访，丁教授面对记者紧追不舍的一个简单问题，连续几个“不知道”，令人感慨。

记者提的是这样一个问题：“我感觉您对自己每一个人生阶段都有很明确的选择。比方说小时候对科学、对科学家感兴趣；大学的时候，就锁定了要研究物理；然后每做一个实验也是力排众议，自己坚持下来。一个人怎么能够每一次选择都能这么坚定和正确呢？”这位记者想要获得的答案谁心里都明白，因为在已经太多的名人访谈中，这样的问题显然都是为对方作秀进行的铺垫。然而，丁肇中的回答却是：“不知道，可能比较侥幸吧！”

记者不死心，又追问道：“在这里面没有必然么？”丁肇中依然回答：“那我就不知道了。”记者还是不死心：“怎么才能让自己今天的选择在日后想起来不会后悔？”丁肇中依然回答：“因为我还没有后悔过，所以我真的不知道。”记者无奈：“我发现在咱们谈话过程中，您说得最多一个词就是‘我不知道’。”丁肇中这次作了正面回答：“是！不知道的，你是绝对不能说知道的，我们那里这是绝对不允许的。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的你不要猜。”

丁肇中的严谨态度，的确是到了常人不能理解的地步。然而，这就是作为科学大家的丁肇中，他认为不知道的就一定要回答“不知道”。

众所周知，邓亚萍从小就酷爱打乒乓球，她梦想着有朝一日能够在世界赛场上大显身手。却因为身材矮小，手腿粗短而被拒于国家队的大门之外。但她并没有气馁，而是把失败转化为动力，苦练球技，持之以恒的努力最后催开了梦想的花蕾——她如愿以偿站上了世界冠军的领奖台。在她的运动生涯中，她总共夺得了18枚世界冠军奖牌。邓亚萍的出色成就，不仅仅仅为她自己带来了巨大的荣耀，也改变了世界乒乒坛只在高个子中选拔运动员的传统观念。

赫农王让金匠替他做了一顶纯金的王冠，做好后，国王疑心工匠在金冠中掺了银子，但这顶金冠确与当初交给金匠的纯金一样重，到底工匠有没有捣鬼呢?既想检验真假，又不能破坏王冠，这个问题不仅难倒了国王，也使诸大臣们面面相觑。后来，国王将它交给了阿基米德。阿基米德冥思苦想出很多方法，但都失败了。

有一天，他去澡堂洗澡，他一边坐进澡盆里，一边看到水往外溢，同时感到身体被轻轻拖起。他突然恍然大悟，跳出澡盆，连衣服都顾不得穿就直向王宫奔去，一路大声喊着“尤里卡”，“尤里卡”(Fureka，我知道了)原来他想到，如果王冠放入水中后，排出的水量不等于同等重量的金子排出的水量，那肯定是掺了别的金属。

这就是有名的浮力定律，既浸在液体中的物体受到向上的浮力，其大小等于物体所排出液体的重量。后来，该定律就被命名为阿基米德定律。

爱迪生从小就特别爱问“为什么”，喜欢对一个问题追根究底问个明白。有一次算术课上，老师教同学们二加二等于四，爱迪生却发问：“二加二为什么等于四?”就这样，爱问问题的爱迪生经常让老师很恼火，因此，老师有时候训他，甚至打他。一时间，好奇的爱迪生却成了学校中的一个白痴典型，被老师和同学嘲笑。

后来，老师把爱迪生的妈妈找来，当面数落她的儿子：“他脑子太笨了，成绩差得一塌糊涂，总是爱问一些不着边际的问题。我们真教不好你这样的儿子。”爱迪生的妈妈听了，觉得是老师不理解儿子，问题多是因为孩子爱思考，好奇心强，求知欲旺盛。她相信儿子的智力没有问题，而且，比别人的孩子还要聪明很多。于是，她毅然对老师说：“既然这样，我就把我儿子带回家吧，我自己来教他。”

从此，爱迪生的母亲就当起儿子的家庭教师。对于儿子的稀奇古怪的问题，只要她知道的，她就努力回答;不知道的，她就让儿子去看书。当她发现儿子对物理、化学很感兴趣后，就给儿子买了本《派克科学读本》，她还劝丈夫把家里的小阁楼改造成儿子的小小实验室。

就这样，在这个不怕被问“为什么”的母亲的教育下，爱迪生虽然没有在学校读过几年书，却搞出许多伟大的发明，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那个伟大的倒霉蛋》

一个伟大万里倒霉的作家，他出生在一个穷医生家里。小时候没有受过很好的教育，参军后被俘身负重伤，左手致残，并屡立战功，得到元帅的嘉奖。但是当他拿着元帅的保荐书，做着即将成为将军的美梦时，在归国途中，被俘后卖到阿尔及利亚，在那里做了5年苦工。

当他回到祖国的时候，很不幸，他的国家已经忘记了这位英雄，他连一个普通的工作都找不到，好不容易在无敌舰队找到一个军需的职位。一次也下乡催征，因不肯为乡绅通融减税，被乡绅诬陷入狱。从监狱出来以后，他改作税吏。一次他把税款交给一家银行保管，偏偏银行倒闭，他第二次入狱。第二次出狱，他贫困贫，而且家里妻子、妹妹、女儿一帮人都靠他一个人养着。他住的地方，环境如此恶劣；楼下是酒馆，楼上是妓院。一天，酒馆里有人斗殴，一人倒在地上奄奄一息。他出于同情把那人背到家里，谁知人未救活，他涉嫌谋杀再次入狱。在此之后，他妻子死去，他又正因女儿的事情被法庭传讯。

就这么一个两次被俘三次入狱的人，命运从来不肯眷顾他。但恶劣的环境没有淹没他，倒霉的境遇没有打倒他，反而丰富了他。他的智慧是把倒霉当作生命的一个必然结果加以理解，而化为生命的财富。凭着他对生活的反思和那个国家斗牛士的精神，他写出了名震世界的巨着——《堂·吉诃德》。

哲理：这个伟大的倒霉蛋就是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而作品的主人公仿佛是作者的一个自我嘲讽。他证明了承受倒霉时的痛苦和顺风时的欢乐都是人生的收入，他的账本上没有支出。

骄傲，又写为憍傲，是一种内在的情绪状态，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关于骄傲的名人故事，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故事一：李自成因骄傲而最终失败

李自成，陕西米脂县人，初名鸿基，明末农民起义领袖。称帝时以李继迁为太祖。

李自成出身贫苦，童年时给地主放羊。崇祯二年（1629年）起义，后为闯王高迎祥部下的闯将，勇猛有识略。崇祯八年荥阳大会时，提出分兵定向、四路攻战的方案，受到各部首领的赞同，声望日高。次年高迎祥牺牲后，他继称闯王。十一年在潼关战败，仅率刘宗敏等十余人，隐伏商雒丛山中（在豫陕边区）。次年出山再起。十三年又在巴西鱼腹山（腹一作复）被困，以五十骑突围，进入河南。其时中原灾荒严重，阶级矛盾极度尖锐。李岩提出“均田免赋”等口号。李自成在荥阳斩露头角。他在艰难困苦的推翻王朝的战争岁月中，绝不向任何敌人屈服，与战士同甘苦、共患难，提出了有利于百姓的“均田免粮”口号。当时的歌谣说：“吃他娘、着他娘，吃着不尽有闯王，不当差，不纳粮。”当时远近传播，深得人心。部队发展到百万之众，成为农民战争中的主力军。崇祯十六年（1643年） 李自成在襄阳称新顺王。同年，在 河南汝州（今临汝）歼灭明陕西总督孙传庭的主力，旋乘胜进占西安。次年正月，建立大顺政权，年号永昌。

1644年，李自成的起义军占领北京，推翻了统治276年之久的朱明王朝。李自成进京后，军纪严明，基本保持了农民军的本色，但是在胜利之中，滋生了骄傲情绪。不仅对复杂多变的东北边关形势没有清醒的认识，更没有想到如何对付清军，对于部下、士兵的日益腐化也没有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武将忙于“追赃助饷”，文官忙于开科取士、登极大典，士兵沉溺于胜利之中，认为战斗已经结束，可以高枕无忧了。

这样一来，起义军丧失了斗志。由于清军对吴三桂的支持，迫使李自成起义军撤回北京，而清军直逼京城。李自成的山海关战役失利，使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原来投降起义军的明朝官吏纷纷出来对抗起义军。比如牛金星，原来是明朝的一个举人，为了避祸加入李自成的起义军，早期为起义军的扩建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为此被册封为天佑殿大学士。但他却以开国功臣自居，私下对人说像李自成这样的农民政权，一定会失败。在起义军形势不利的情况下，他开始设计捕杀起义军将领李岩兄弟。刘宗敏得到这一消息后，怒斥牛金星。牛金星不久离开了李自成，前往河南，这样大顺政权的内部出现了分裂。最终在清军的追击下，李自成被迫离京出走，退到西安。顺治元年（1644年）十二月，清军出击潼关，大顺军列阵迎战，清军因主力及大炮尚未到达，坚守不战。顺治二年（1645年）清军以红衣大炮攻破潼关，李自成战败向南溃退，经襄阳入湖北，试图与武昌的明朝总兵左良玉联合抗清。左良玉东进南京，去南明朝廷“清君侧”，在征讨马士英病死途中。四月李自成入武昌，但被清军一击即溃。最后，死于湖北通山县九宫山。

李自成本人“不贪财，不好色，光明磊落”，但却“犯了胜利时骄傲的错误”，值得记取历史教训。 故事二：拿破仑的滑铁卢战役惨败

1815年6月18日，以拿破仑为统帅的法国军队同以英国人威灵顿公爵为统帅的欧洲联军，在位于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以南约20公里处的滑铁卢镇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大决战。这场决战持续了约12个小时，最终以不可一世的法国皇帝拿破仑战败而告终。从此，拿破仑一蹶不振，滑铁卢也成了失败的代名词。

1815年2月26日夜，拿破仑率旧部逃离厄尔巴岛，返回巴黎。英国、普鲁士、奥地利等国集结了70万士兵，分头进攻法国。6月17日，拿破仑击败由布吕歇尔将军率领的普军，指派部下格鲁希元帅消灭逃跑的普军，自己则赶到比利时布鲁塞尔南的滑铁卢村，与由威灵顿公爵率领的英军对峙。可是，格鲁希未能按命令消灭逃跑的普军，反而让普军摆脱了自己的追踪。布吕歇尔摆脱法军的追踪后，花了一个上午重整军队，马不停蹄地奔赴滑铁卢。6月18日，拿破仑率军与英军交战。当天下午，正当两支军队都疲惫不堪时，布吕歇尔率领的普军终于赶到，并猛攻法军的右翼。晚上9时，拿破仑率领的法军败走。滑铁卢战役后，联军很快攻占巴黎，拿破仑被放逐到大西洋中的圣赫勒拿岛。 故事三：江郎才尽

南朝的江淹，字文通，他年轻的时候，就成为一个鼎鼎有名的文学家，他的诗和文章在当时获得极高的评价。可是，当他年纪渐渐大了以后，他的文章不但没有以前写得好了，而且退步不少。

他的诗写出来平淡无奇；而且提笔吟握好久，依旧写不出一个字来，偶尔灵感来了；诗写出来了，但文句枯涩，内容 平淡得一无可取。于是就有人传说，有一次江淹乘船停在禅灵寺的河边，梦见一 个自称叫张景阳的人；向他讨还一匹绸缎，他就从怀中拘出几尺绸缎还他。

因此，他的文章以后便不精彩了。又有人传说；有一次江淹在冶亭中睡午觉；梦见一个自称郭璞 的人，走到他的身边，向他索笔，对他说：“文通兄，我有一支笔在你那儿已经很久了，现在应该可以还给我了吧！” 江淹听了，就顺手从怀里取出一支五色笔来还他。

据说从此以后，江淹就文思枯竭，再也写不出什么好的文章了。

他是油漆工的儿子，来自“被社会藐视的阶层”。他凭借自己的努力考上名牌大学，然后辍学四处打工。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从打工仔变成相声演员，再到综艺节目主持人，最后成为日本当今最有才华的导演，以电影《坏孩子的天空》《菊次郎的夏天》为世人所熟知。他就是“鬼才”北野武。

李安评价北野武：“只要他在旁边一站，就能被编成一个故事。”

对北野武来说，编故事、拍电影不过是他与这个世界和解的方式。

在他看来，这个世界是瞧不上他的。“基本上，要是我没经历过这么苦涩的人生，也许我会变成另一个人……不过人生无法重来，我们没办法逃避自己的童年。我忘不了年轻时某些非常艰苦的片段，忘不了有钱人看我们这些无足轻重的小人物时，那种居高临下的眼神。”

这一切，造就了性格复杂的北野武。

其实，他最想与之和解的，是他的父母。

一

1947年1月18日，北野武出生在东京下町足立区的一个贫民聚居地。北野武的父亲北野菊次郎是个油漆工。每天，父亲穿着寒酸破旧的衣服，带上又脏又黏的油漆罐离开家，开始疲惫又单调的一天。

不知是疲惫使父亲沉默寡言，还是单调使他了无生趣。在北野武眼里，父亲内向冷漠，隐含着一种冷冷的粗暴，让他不敢靠近。

这样的父亲还好，只是个冷漠的闷葫芦。一旦父亲喝酒或输钱回来，那就是悲剧的开始。酒精仿佛赋予他某种力量，使他不断地自言自语、怒吼，甚至殴打自己的妻子。不管母亲如何叫喊、抵抗、哭泣，失控的父亲就是停不下来。

北野武怕父亲，也不知道如何与他交流，疏离感一直横在父子之间。他觉得有这样的父亲是件羞耻而麻烦的事。

但残酷的是，你想摆脱的、抵触的东西，反而会悄无声息地在你体内滋长，连你自己都不会察觉。

1983年，36岁的北野武已经是日本当红的相声演员。在大家眼里，他就是一个机智幽默的人。但日本国宝级导演大岛渚却说，他看到的北野武身体里藏着“一个铁石心肠的男人”。

于是，他邀请北野武在《圣诞快乐，劳伦斯先生》中，扮演一个行为粗鲁、性情不定，喝点酒就会很忧郁的上士。

这部电影就像一个开关，开启了北野武传奇的电影生涯，也开启了北野武的另一面——冷酷粗暴。

接下来，《凶暴的男人》《花火》《座头市》……一部部充满暴力的电影，一个个沉默粗暴的角色，成就了北野武式的“暴力美学”。

父亲去世后，北野武在整理遗物时，居然找出两三张父亲练字的纸，上面歪七扭八地写着父亲的名字——北野菊次郎。父亲到死都写不好自己的名字，但他一直在偷偷练习。

可是，父亲生前明明常冲北野武吼：“会写字有什么用，刷墙又不用寫字！”

就是这几张纸，让北野武哭了。这时，北野武才明白错过了什么。为了不继续错过，北野武开始用电影与父亲隔空对话。

“我记得他只带我玩过一次，是去江之岛海滩。那是我仅有的跟他在一起的记忆，应该说是……快乐的、真正共享的片刻吧。”因此，北野武的电影里，经常出现大海。

1999年，北野武自编自导自演了电影《菊次郎的夏天》，影片直接用了父亲的名字。这部影片，就像一封写给父亲的信。男主角菊次郎的闲散无聊、无神呆坐，像极了父亲。

这部带有自传性质的影片，被誉为北野武最温情、最明朗的电影，并被提名当年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最佳影片。

就这样，北野武将父亲留在一个个悲凉又温情的镜头残影中——这是一个无能的父亲，一个彻彻底底的失败者，几乎一无是处，不会赚钱，不顾家，没喝酒时是个懦夫，喝了酒是个暴徒。

他对父亲，不是简单的谅解。影片中，北野武释放出的是一个儿子对父亲的不忍。他甚至想创造出一个世界，让父亲能拥有另一种人生。

二

如果说，北野武的沉默与冷酷来自父亲，那么，讥讽与直接，则来自母亲的影响。

1994年，北野武经历了一次“失败的自杀”。那一夜，北野武喝了酒，没戴头盔便骑上一辆摩托车，疯狂地飙行在东京街头。

在不清醒和狂妄中，他撞上了护栏。这场车祸造成他的半边脸面瘫。

当大家都对这场车祸感到后怕与庆幸时，母亲佐纪以她非常人的逻辑发话了：“你有保时捷吧，干吗骑那种自行车似的小玩意儿！”

这就是母亲佐纪，北野武从小就熟悉的，唠叨、讥讽、直接的母亲。

随着北野武的日渐走红，母亲佐纪竟然向北野武索取每个月20万日元的零花钱，北野武因此痛骂母亲为“吸血鬼”。

母亲去世后，留给北野武两件遗物——一封信和一本存折。信中写道：“我儿，你从小生性放荡，我担心你日后一无所有……存折里有1000万。”

母亲把每一笔钱都存了起来。没有人比贫穷的妈妈更懂得生活的苦，贪婪和讥讽的背后是悲伤的爱。

母亲葬礼那天，北野武说他想讲笑话。

悲伤时讲笑话，正式场合戴头套，这正反映出北野武激情澎湃的内心与沉默羞怯的性格之间的矛盾，就像他那张面瘫的脸，“一半让人胆战心惊，一半笑得天真”。

可是，真到了那一刻，还没开始讲笑话，他便忍不住失声痛哭起来……若干年后，他说：“什么时候我们觉得父母原来那么不容易，我们才算真正成熟了。”

三

对于这个世界，北野武的内心是愤怒的。

2014年，在东京国际电影节上，北野武炮轰宫崎骏：“我最讨厌动画什么的了，也非常讨厌宫崎骏这个人，不过他的动画很赚钱。”

很多人不理解他为什么讨厌宫崎骏。也许北野武讨厌的并不是宫崎骏，而是宫崎骏代表的那种美好。

宫崎骏是标准的“富二代”，小时候父亲送他的是飞机模型，那代表着天空。他的作品所呈现的也尽是世界的美好。而北野武，他小时候只有穷，他从来没有看到这些美好，他唯一能做的只是和这个丑恶的世界美丽地和解。

二人对世界的理解，是无法达成共识的。

北野武认为，人在经历过失败和痛苦的考验后，是没办法正常地成功的。这是多么现实和痛苦的观点。

可贵的是，北野武没有放弃这种成功，对他来说，与世界和解的关键在于自己不断地奋斗和努力。

“也许童年的阴霾是让人痛苦的、挥之不去的，但这并不能成为一个人无法成功的理由。只是这种成功要比正常人的来得曲折些。”北野武说。

我不是什么成功女性，也不是什么女强人，只不过是干电视工作的，如果说还取得了一点小小成绩的话，不过是比别人多付出了一些汗水而已。回头看自己走过的路，我觉得每一个脚印里都盛满了坎坷和踏实。

从北京广播学院毕业后，我回到了家乡黑龙江，在省人民广播电台工作。因为经历过上山下乡的知青生活，我的文化底子薄，于是我报考了母校的研究生，可连续两次都名落孙山。当时我已经29岁了，不想再这样折腾了，但就这样放弃，我又有些不甘。那段时间，我一直闷闷不乐。母亲是个知识女性，她对我说：“人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真要想改变自己，什么时候都不晚。”

“什么时候都不晚”，就是这一句话，让我第三次走上了考场，终于在30岁的那一年成为了北广的研究生。

入学不久，我就结婚了，丈夫在清华大学读研究生。虽然有了家，但我们依然住在各自学校的集体宿舍里，一日三餐在食堂里吃饭，和单身生活没有什么区别。三年的苦日子熬过后，我留校任教了。一个女人在大学里当教师，工作既体面又轻松，收入也不错，而且有很多时间可以照顾家庭，很多人都羡慕我，但我对自己的生活状况并不满意，我觉得自己是学新闻的，更应该到一线去做更有挑战性的工作。

33岁那年，中央电视台经济部来北广要人，经过面试、笔试和实践考核，我幸运地被录用了。当时来自亲友们的阻力很大，他们说我是头脑发热，都30多岁的人了，还瞎折腾什么。我想，如果我听从了他们的意见，也许自己这辈子就会在北广做一名教师，永远过着波澜不惊的生活，那将是我一辈子的遗憾。

在人生的关键时刻我又一次犹豫了，我真的还有能力面临这次新的人生考验吗?那段时间，我不断地想起母亲的话：“人要想改变自己，什么时候都不晚。”我最后的决定是，不管怎么样，不能让自己的人生留下遗憾，哪怕失败了，我也无怨无悔。就这样，我在33岁那年走进了中央电视台，成为一名主持人。

中央电视台人才济济，竞争很激烈，我知道自己没有任何优势，只有多付出心血和汗水，才不会被淘汰，才能站得住脚。我虚心向比我年轻的同事学习，经常在办公室加班加点到深夜，把每一项简单的工作当做重大的使命来完成。经过不懈努力，我不仅在中央电视台有了一席之地，还以自己的名字开辟了“一丹话题”这个专栏，这是全国第一个以主持人的名字命名的节目，观众的反映还不错，这给了我很大的信心。

一转眼，我就到了40岁，看到镜子里自己眼角细密的皱纹，我突然有一种深深的危机感和失落感。40岁，对一个女人来说，是道迈不过去的坎，尤其对女主持人来说，更是尴尬的年龄。每天早晨起床，我第一件事就是想到自己的年龄，每天患得患失，内心充满着苦涩和忧郁。我把自己的困惑和烦恼向母亲倾诉了，母亲说：“丹啊，你不觉得这十几年来，你是越来越美丽了吗?每一个人都不可避免会变老，有的人只是变得老而无用，可是有的人却会变得有智慧、有魅力，这种改变，不是最好的么?”那一刻，我迷茫混沌的心豁然开朗。是啊，年轻女主持人的本钱是美丽和青春，而40岁的我，虽然青春和美丽已经不再，但我可以靠自己的智慧、学识、修养和内在的气质来赢得观众的喜爱。年龄对一个人来说，可以是一种负担，也可以是一种财富。心态平和了，工作的热情又重新回来了，尽管我已40多岁了，但领导依然让我在栏目组里挑大梁。

我的人生，应该说没有被命运和机遇特别垂青过，每一步，都是自己踏踏实实走下来的。我特别感谢母亲，是她在那些关键的时刻解开了我的心结，告诉我人生的方向应该把握在自己的手里。如果到了50岁、60岁，又有新的梦想在诱惑我，我想我依然会义无反顾地朝着它走去。好的改变，什么时候都不嫌晚。

读一本好书，是一种人生的享受。今年寒假里，我阅读到了一本好书——《居里夫人》，使人感慨万千，它让我懂得了奋斗，激励我更加勤奋地学习。

居里夫人是一位伟大的女科学家，她曾获得过数次诺贝尔奖，得到很多国家高级学术机构颁发的奖章。她刻苦钻研，永不满足，经过无数次试验，发现了放射元素镭。镭，是她一生中轰动世界的发现。

虽然我不懂元素是什么，什么叫放射性，但通过阅读这本书，却使我感到了它的份量。为了从9000千克沥青、铀矿渣中提炼出镭，居里夫人要将矿渣一锅一锅地煮沸、一刻不停地搅拌;一瓶瓶地倒进倒出、一丁点一丁点地结晶。她每天穿着沾满灰尘和酸液染渍的工作服，站在大锅旁，烟熏火燎，眼睛流泪，喉咙刺痒……就这样，她整整奋斗了45个月，1300多天，这是多么繁重的劳动，需要何等坚韧不拔的毅力啊！她既是世界闻名的学者，又是名副其实的工人，还是家庭主妇、孩子的母亲！

居里夫人辛勤地开垦了一片未曾开发的园地，最后终于取得了近代科学史上重要的成就之一——发现放射性元素镭。为人类做出了重大贡献，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我是多么渴望像居城夫人那样，在知识的海洋中遨游，到科学的世界里去探索，去揭开自然界中一个又一个秘密。而今，同居里夫人对照，我真感到惭愧，平时我做事没有恒心，每当做数学题时，一旦碰到难一些的题目，就不愿多动脑筋，一次做不出来，就渴望家长帮助，希望他们能帮我完成……

读了《居里夫人》这本书，使我悟出了一个道理：要取得好成绩，是不容易的;要有所成就，更不是轻而易举的，必须付出艰苦的劳动。古语说的好：“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因此，从平时开始，就要要求自己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能独立思考，认真钻研，不怕困难。今后我一定要学习居里夫人的顽强进取精神，刻苦学习，勇于实践，努力攀登科学高峰。希望自己长大了做一个像居里夫人那样的科学院家，为祖国的繁荣富强，为祖国的科学事业奋斗终身！

“鸿雁传书”的典故，出自《汉书？苏武传》中“苏武牧羊”的故事。据载，汉武帝天汉元年（公元前100年），汉朝使臣中郎将苏武出使匈奴被鞮侯单于扣留，他英勇不屈，单于便将他流放到北海（今贝加尔湖）无人区牧羊。

19年后，汉昭帝继位，汉凶和好，结为姻亲。汉朝使节来凶，要求放苏武回去，但单于不肯，却又说不出口，便谎称苏武已经死去。

后来，汉昭帝又派使节到匈奴，和苏武一起出使匈奴并被扣留的副使常惠，通过禁卒的帮助，在一天晚上秘密会见了汉使，把苏武的情况告诉了汉使，并想出一计，让汉使对单于讲：“汉朝天子在上林苑打猎时，射到一只大雁，足上系着一封写在帛上的信，上面写着苏武没死，而是在一个大泽中。”

汉使听后非常高兴，就按照常惠的话来责备单于。单于听后大为惊奇，却又无法抵赖，只好把苏武放回。

囊萤映雪

东晋人车胤，年幼时好学不倦，勤奋刻苦。他白天帮大人干活，夜晚便捧书苦读。可是由于家境贫寒，常常没钱买油灯，书也读不成了。他为此十分苦恼。

一个夏夜的晚上，车胤坐在院子里默默回忆着读过的书上的内容，忽然就发现院子里有许多的萤火虫一闪一闪地在空中飞舞。他忽然心中一动，要是把这些萤火虫聚集在一起，借它们的光不就可以读书吗？于是，他开始捉萤火虫，捉了十几只，把它们装在白纱布缝制的口袋里，挂在案头。从此，他每天借着萤光苦苦地读书。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意思是：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大地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一本好书就是一位好老师，它可以塑造一个完美的灵魂，可以改变我们的性格，引导我们积极向上，奋发进取。

在这本书中我懂得了很多的道理，比如哪怕自己过得在艰苦，也要为有困难的人付出不能让他们一生都以频繁为生。这是我在的雷莎修女的故事中学到的。她把一切都献给了穷人、病人、孤儿、孤独者、无家可归者和垂死临终者。正是因为她的坚持不懈，才让一位临终者对她说了一句话：？我一生活得像条狗，而我现在死得像个人。？在她八十七岁去世的时候，有很多人慕名而来祭奠她，我想这是她一生的报答。

有许多的科学家，在成名以前也是在受着别人的侮辱，许多的人都不相信他们所说的话，有的科学家可以面对这一切，而有些科学家却被活活逼死，我想着一定是对双方的损失，对人民来说失去了一个有才的科学家，对科学家来讲，失去了一次为国奉献的机会，事实就是事实，

书是我们通向成功的一大步。了解更多的知识丰富我们的大脑，让我们的大脑里装满知识，让写作不在苦恼！

《中外名人故事》这本书让我受益匪浅。

丘浚，字仲深，海南琼山人。初为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后迁侍讲学士、国子监祭酒、太子太保，至文渊阁大学士（即宰相）等职。

丘浚出生在一个贫民家庭，他两岁时，父亲病逝。当时，他的母亲李氏还不到三十岁。她很有文才，把心思全部放在了儿子身上，母子二人相依为命，苦度时光。

在母亲的教导下，小丘浚到五岁的时候，便读完了《诗经》、《论语》；到他六岁的时候，家中虽然度日艰难，但李氏仍然省吃俭用，把儿子送到了本村一所私塾上学。

小丘浚深知自己能上学，靠的是母亲用心血换来的几个钱，因而读起书来也格外刻苦勤奋。别人一两天才能学会的内容，他只用半天就能融会贯通了。老师见他智力超人，仅靠课堂上的内容满足不了他强烈的求知欲望，便主动借书给他看。但是，就这样，仅仅两年的时间，老师个人所有的藏书，就全被他读完了。

于是，他又到处借书读。

有一次，他想读《汉书》这部著作，到处借不到，就去问老师，什么地方能借到这部书。老师告诉他说：“这部书现时很难借到，只有我的一位姓姜的朋友家有此书，不过，他的住处离这里有百十里地，一时无法借到。”

丘浚说：“不怕，我一定要去借。”

老师为他的精神所感动，就为他写了一封信。

丘浚回家对母亲一说，母亲开始不同意，后见儿子主意已定，也就不再阻拦。母亲因他出远门，要向邻居借点白面烙点饼让他带上，可丘浚执意不肯，只带了几个玉米饼子便上路了。

年仅十岁的小丘浚，一边走，一边问，饿了啃几口玉米饼子，渴了向人家要碗水喝，天晚了，他就住在破庙里，借着月光看一会儿书。当时正是夏天，虫咬蚊叮，他都不知道；直到困得睁不开眼了，他才放下书本就地睡去。

就这样，丘浚晓行夜宿，一直走了三天半，才来到老师介绍的那位朋友家中。

当时，主人正在家中与人下棋，接过丘浚带来的信一看，也被这孩子的求学精神所感动，急忙吩咐家人让丘浚洗脸、吃饭，然后去房间休息。

丘浚是专门来借书的，哪有心思去休息？所以，他刚吃完饭，就又去找主人借书了。那姜先生听了，微微一笑，一边继续下棋，一边对他说：“听你的老师讲，你学习刻苦，很有才华，我现在出个对子，你若对得上，我就把书借给你；如对不上，就是只图虚名，学也无用，等你有了才华后再来借书。你看行吗？”

丘浚道：“恭敬不如从命，那就请先生出上联吧！”

姜先生抬头朝墙壁一看，顺口念道：“墙壁当前，龙不飞，凤不舞，桃不开花，梨不结果，可笑小子”。

这个上联，是取材于挂在墙上的一幅山水画，也有取笑丘浚的含义。

丘浚自幼跟着母亲学诗作对，一听便知其含义，今虽求人借书，也不愿低三下四，于是望着棋盘，未加思索地脱口对道：“棋盘之中，车无轮，马无鞍，炮无烟火，兵无粮草，敢杀将军。”

主人听了，已经明白丘浚对联内含反唇相讥之意，但他也是个爱才之人，听后不但不怒，反而哈哈大笑道：“好一个敢杀将军的卒子，有志气！”

随后，姜先生不但把《汉书》借给了他，并任他挑选了另外一些书，还派人用马将他送回了家中。

从此，丘浚百里借《汉书》的故事，便成为一段佳话流传下来。

南朝梁天监年间，有位五经博士叫严植之，学识渊博，品格高尚 。有一天，他在江边偶然看见一个人躺在地上，衣服破烂，面目浮肿，询问之后得知此人姓 黄，是荆州人，因家贫外出帮工。近来身患重病，被急于赶路的船主抛在岸上。严植之于是 将此人接回家中，为他治病。一年之后，姓黄的病人康复了，为了感谢严植之，他双膝跪地 ，恳切地表示，愿留在严植之府中终身充当奴仆，以报答救命大恩。严植之谢绝了，并取出 钱和干粮，让他回自己的家乡。

鲁仲连，又名鲁连子，也称鲁连。战国时期齐国人。史书说他少有奇才，号“千里驹”，曾拜当时著名学者徐劫为师，学习辩术，刻苦认真，很受徐劫喜爱。

当时，齐国有个叫田巴的辩士，是当时明辩学派的代表人物。据说此人雄辩天下，能“服狙丘，议缧下，毁五帝，罪三王，服五伯，离坚白，合同异，一日服千人”。意思是说，他在狙丘、缧下一带地区发表演说，没有人是他的对手；他能以三寸不烂之舌，将历史上的三王五帝、春秋时的五霸贬得一钱不值，也将“坚白”、“同异”这两个完全不相同的名家基本命题，说得一模一样。就是这样一个诡辩高手，却遇到了当时只有十二岁的鲁仲连的挑战。

有一天，鲁仲连对老师徐劫说：“田巴辩论的这些，都是一些虚妄的奇谈怪论，无济于世，有什么了不起？请老师抽时间领我去会他一会，煞煞他的锐气，也好让他知道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免得他再目空一切，盛气凌人！”

徐劫说：“这可使不得，如果你输了，连我的名声也不好听。”

鲁仲连却信心百倍地说：“老师不必担心，我自有办法对付他就是了！”

其实，徐劫也对田巴不服气，更深信弟子的才华，巴不得让弟子和田巴辩上一辩；刚才那些担心的话，只不过是激将法罢了。他见鲁仲连如此有志气，也就痛快地答应了。

第二天，徐劫便带鲁仲连前去拜访田巴。田巴也久闻徐劫有个叫鲁仲连的学生，辩才很高，号称“千里驹”，也想会上一会。今天见他专程前来，急忙迎出。

徐劫来到田巴客厅，拉着鲁仲连的手对田巴介绍说：“这是我的学生，姓鲁名仲连，今年十二岁。他久闻您的大名，很想向您请教！”

田巴打量了一下鲁仲连，只见他个子不高，面色红润，两眼有神，表情自若，不禁赞道：“听说你小小年纪，就号称‘千里驹’，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你前来见我，有什么话要说吗？”

鲁仲连说：“听说田先生雄辩天下，国中无人能及。不过我有一事不明，特来请您赐教。”

田巴说：“请讲。”

鲁仲连说：“现在我国南阳一带，有楚军压境，虎视眈眈；高唐也受赵国攻打，情况十分紧急；聊城又被十万燕军团团围住，形势更为严峻。不知田先生可想过退敌之策？”

田巴想了想，很难为情地说：“没有。”

鲁仲连说：“是啊，作为一个日服千人的辩论专家，在国家遭受侵犯的时候，想不出退敌计谋；在民众危难的时候，提不出安抚之策，那么，您的辩才再高，又有什么用呢？”

田巴听了，觉得鲁仲连说的有道理，深感内疚，低头不语。

鲁仲连又接着说：“我曾听人言，事情都有个轻重缓急，当厅堂上的垃圾还没有清除时，您还顾得上到院子里去铲除杂草吗？在短兵相接搏斗的时候，您还去想如何防备远处射来的冷箭吗？现在面对国家的形势如此危难，您一筹莫展，却还在滔滔不绝地演讲，像猫头鹰一样地哀叫。别人当面不说什么，可您走了之后，人人都在骂您啊！我以为，作为一个真正的辩才，应该急国家之所急，想人民之所想，多解决点实际问题，少说点空话，才有价值。为此，我劝您今后少开口为妙。”

田巴听到这里，越发感到羞愧，无地自容，满脸通红地拉着鲁仲连的手说：“你说的很有道理，很有道理！”尔后又对徐劫说：“你这个徒弟何止千里驹，简直是飞兔啊！”

从此，田巴闭门谢客，终身不再侈谈。

后来，鲁仲连学业期满，走上社会，周游列国，以三寸不烂之舌，为人排忧解难。他曾帮助赵国平原君解邯郸之围；也曾射书聊城，劝燕国占领聊城的将领认清形势，顾念当地父老的生命财产，放弃固守，书中情真意切，使燕将深受感动，以自杀来结束了这场战争，使聊城又回到了齐国手中。这就是后来有人记载的“鲁仲连射书救聊城”的故事。

齐王念鲁仲连射书救国有功，给他加官晋爵，但他坚辞不就，继续周游天下，后隐居海上，约卒于公元前238年。

林毅夫，男，原名林正义，原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七、八、九、十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席，于2005年获选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2008年2月，被任命为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负责发展经济学的高级副行长。2012年6月，世界银行副总裁的任期已届满。林毅夫成为62年以来，首位来自欧美国家之外的世行首席经济学家。

事实上，他是地道的台湾本省人，当年曾是台湾军中宠儿，蒋经国专门接见他。时至今日，人们仍难以理解，是什么使他抛妻离子，放弃前程，冒着生命危险，“泅渡”回大陆。随后他的人生经历也传奇般的被改变，事业如是，姻缘亦如是。

1946年以来，首次有中国人走上这个以现代西方经济学奠基者的名字命名的国际顶尖讲坛。林毅夫没有意识到，数日后，在10月离任的前任世行首席经济学家、法国人弗朗索瓦·布吉尼翁来电询问，是否愿意成为他的继任者？世行为挑选新的首席经济学家成立了一个小组，布吉尼翁是其中的成员，他并不是以个人身份发出邀请。

“我感到惊喜。”林毅夫说，“世行是最重要的国际发展机构，它的首席经济学家是经济学家在国际上最高的公共职务，一般是大师级的学者担任。我出任世行首席经济学家，完全没有想过！”

这是一个不寻常的任命：62年以来，他是首位来自欧美国家之外的世行首席经济学家；而在30多年前，中国对世行的定义还是“美帝国主义操纵的经济侵略的工具”。

世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34年之前，他还是台湾最有前途的军官林正谊，驻防在金门最前线。

回来是一种理性选择

1952年，林毅夫生于我国台湾省宜兰县。1975年，林毅夫以第二名的成绩毕业于陆军官校正期生44期步兵科，随即留校担任学生连排长，第二年考上国防公费台湾政治大学企业管理研究所，1978年获政大企管硕士，随即返回军中。

由于他先后从军校和政治大学毕业，林正谊成了军中宠儿。蒋经国专门接见他，并嘱人关照。随后，他被派往金门，担任陆军上尉连长，负责接待外宾参观第一线连的任务。

1979年5月16日傍晚，上尉林正谊游过两千多米的台湾海峡，抵达对岸的厦门，更名为“林毅夫”。多年后台湾媒体披露，当时与他一同失踪的物品包括“两个篮球、一面连旗、一件救生衣、一个指南针”。他的家人事先毫不知情，第二个孩子还在妻子腹中。但有意思的是，23年后，台湾军方才发布了对其“投敌”的通缉令。

时至今日，人们仍难以理解：这个地道的台湾本省人，不需要蹈海以解乡愁之苦。而1979年的大陆，经历了十年动荡，经济凋敝，将走向何处，一切都未确定，亦非乐土。是什么使他抛妻离子，放弃前程，冒着生命危险前往？

一位北大学生回忆，林毅夫有一次谈及当年时曾说，“当时有一种强烈的感觉——祖国的统一和民族复兴的希望在对岸。再待在台湾，内心不安。”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今天林毅夫以这样的句子，解释当年的抉择，“得失之间并没有那么难。”

但也有另一种盛传的说法

在第一线连，林毅夫经常悄悄地收听大陆电台，对祖国大陆充满了无限向往。然而，台湾海峡如一道屏障，使他心中的“大中国思想”无法实现。

当时，上尉林正谊曾听人说，金东题旅部某连有一名搜索排长，曾成功泅水到对岸。当时这名排长事前向蛙人借了“蛙鞋”，只说要下海学游泳，泅水的当晚到一家小店吃了一碗绿豆汤，第二天一早对岸就广播，宣布那名排长“起义归来”。这个故事给了林毅夫极大的启发。

林身材高大健壮，平素爱打篮球，且技术超群。按照当时盛传的说法，1979年5月16日傍晚时分，林毅夫“假传演习命令”，下达宵禁令，由连传令兵通知沿海岗哨，不准驻防马山播音站的官兵在夜晚点名后走出营房；若发现有人下海游泳，严禁开枪射杀，以让游泳者顺利泅水“叛逃”对岸；即使听到枪声，也不准一探究竟。其实，那个“游泳者”不是别人，正是下达宵禁令的林毅夫。

林毅夫光着膀子，整晚都身着短裤，以打篮球消磨时间。随后，他悄悄地抱着两只篮球下了海，依靠篮球的浮力，加上强健的体魄，沉浮之间，他顺利到达祖国大陆。

他成为1978年后首位归国的经济学博士

或许是巧合，他回来后的两个月里，两项深刻影响中国未来的变革先后出现——1979年6月15日，万里在安徽凤阳县农村考察，肯定了当地农民自发的包产到户尝试；7月15日，争论不休中，邓小平决定“不争论”，宣布设立深圳等四个特区。

林毅夫此后的经历，依然不平常。为了解中国社会生活，他就读北京大学经济学系，只是，当时的国内，只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现代经济学的引进，还要在几年之后，此时的林毅夫，还不知他将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

世行则在第二年来到中国。1980年中国恢复了在世行的席位，世行开始派遣官员到中国，为中国政府培训干部。人们回忆，长期与世隔绝之后，最初的中外交流颇为生涩：边际成本(marginal cost)被译成“零碎材料的成本”；而收支平衡点(break even point)则是“破碎了摸平的一点”。

了解一些西方经济学又通晓英文的林毅夫赢得了意外的礼物：他为到访北大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舒尔茨担任翻译，对他印象深刻的舒尔茨主动邀请他到美国留学。

1982－1986年，在盛产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以自由主义和严谨的数理分析着称的芝加哥大学里，林毅夫“几乎四年没出校门”，从这个西方经济学的麦加开始了经济学家生涯。他的博士论文《中国的农村改革：理论与实证》被舒尔茨评价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经典之作。

1987年，放弃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教职和世行等多家国际机构的工作机会，林毅夫带着三十多箱英文资料回到中国，成为1978年后首位归国的经济学博士。许多人为他惋惜——中国没有研究伙伴，没有讨论和交流，甚至资料都难以搜集，如何做研究？“我都知道。可研究是什么？就是要对不能解释的现象给出合理的解释。中国有的是这样的经济现象，这是最重要的。”林毅夫说，关于回来的决定，他“一点挣扎都没有”。

同样从海外回来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卢锋说，他赞同林毅夫的一个说法，“我们不要完全讲牺牲精神。回来是一种选择，是认为从长期而言对自己有利的选择。经济学的理性要用在经济学家自己身上。”

清华－布鲁金斯中心主任肖耿至今记得林当年的忠告，“做研究如同给木板钻孔，从薄处入手更容易有收获。”对中国经济学家而言，勿庸置疑，回到中国是理性选择——这里是“经济现象的金矿”，而1980年代的西方经济学界，少有人了解中国。

二十年来，几乎没有休息日，林毅夫不知疲倦地掘金。现实也慷慨回馈：改革开放以来，他最早在国际顶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数量可观。回到本土，以规范的经济学方法研究本土问题，并为国际承认。“他是我们的先行者。”肖耿说。

破镜重圆在他乡

林毅夫失踪时，已是一个三岁儿子的父亲，妻子陈云英腹中又身怀六甲。

陈云英与林毅夫第一次见面是在大学联谊会上，当时陈云英就读于台湾政治大学中文系。他们一见如故，后来两人有了更多精神上的接触和沟通。尽管双方家庭的差距很大，但陈云英从林毅夫的言谈中，觉得林毅夫是个关怀民众、胸襟宽广的人，内心为之深深吸引，以至于陈云英总有一种“他就是我”的感觉。

1975年，陈云英毕业后，林毅夫送给她的毕业礼物是一套中国锦绣河山画册。陈云英很快即与林毅夫结婚，第二年生下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

陈云英在一所中学里教授语文。一天下课回到家里，林毅夫给陈云英端来一杯开水，然后坐在她身边，一本正经地说：“如果我不见了，你可能要像王宝钏一样，苦守寒窑十八年……”陈云英以为只是一句玩笑话，没想到1979年5月16日夜里林毅夫真的突然不见了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芝加哥大学荣誉教授舒尔茨的邀请，让林毅夫于1982年，赴美留学。踏上美利坚国土地后，林毅夫立即通知在台湾的妻子来美国相见。

突然接到林毅夫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的消息，陈云英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她本已通过了两个托福考试，准备赴美读硕士。当陈云英辗转赶到美国见到丈夫时，两人抱头痛哭。

夫妻两人在一起仅仅几天，却又要分别了。林毅夫在芝加哥大学读经济，陈云英则到华盛顿大学读教育，两地相距甚远，很难经常见面。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他们的一双儿女，仍然留在台湾，要半年后才能接来美国。相聚的喜悦很快就被思念儿女的愁苦所压倒。陈云英上课之余，常常望着儿女的照片发呆，也常常泪水涟涟，她把所有的思念都融到了家信当中。孩子太小，认字很少，她就剪贴了一些漂亮的卡通画，经过加工，写些简单的汉字和拼音，让孩子们一看就知道这是妈妈从美国的来信。

半年后，一家4口终于在美国团聚了。陈云英从小受中国文化的熏陶，深知相夫教子为本职之一。于是她一边读书，一边抚育孩子。经常是陈云英一边两手按着打字机键盘做作业，一边把头转向孩子大叫：“别吵了，妈妈要读书。”陈云英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以一年半时间得到了特殊教育硕士学位的。她再读博士时，没办法时时照顾孩子了，只好把他们反锁在家里，这在美国是不允许的。无奈中陈云英只好嘱咐孩子：“妈妈不在家时，无论谁叫门都不要开，有人来电话，你们千万不要说妈妈不在家，就说妈妈在睡觉。”直到现在，她在美国的朋友还说：“我们都觉得很奇怪，你怎么老在睡觉。”就连陈云英的导师当时也觉得不可思议，这个勤奋的中国学生怎么老睡觉？

在美国的4年中，陈云英多次都是刚给孩子做完饭，几乎连抬头看一眼蓝天和阳光的工夫都没有，就接着跑进教室，身上散发出一股浓浓的中国炒菜味。她最终坚持下来了，拿到了两个博士学位。

1987年，在耶鲁大学经济发展中心工作一年后，林毅夫突然回到了中国，成为我国改革开放后第一个从海外归国的经济学博士。同年的6月18日，陈云英在通过博士论文答辩后的第8天，也追随丈夫回到了北京。

有“中国特殊教育第一人”之称的陈云英，多次受到国家教育部及残联的表彰，还被推选为全国青年联合会常务委员会常委、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委员。她多次与林毅夫一起参加全国政协会议，被人们称为“议政夫妻”。

如今，他们的一双儿女也已长大成人。大儿子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毕业后，赴美留学获得硕士学位；女承父业，从事金融方面的工作。

2007年，在被推选为台湾省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后，陈云英就跟丈夫开起了玩笑：你的经济学专业是研究怎么让人富起来，我的专业是让富起来的人怎么把钱花到该花的地方。”

“把白手套留在了芝加哥”

虽然林毅夫在国际经济学学术期刊上发表的论文，在全球华人经济学家中一直排名在前一二名，在国际上的排名也一直很靠前，但是，他并没有选择成为典型的学院派学者。

1987到1993年，他先后在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任职。从那时开始，为政府提供决策咨询、参与制定政策成为他的工作内容。他逐渐成为同龄的学者中离权力核心最近的几位之一。近年，“新农村建设”的建议者、“十五计划”和“十一五规划”的主要咨询专家等角色更使他为中国公众所熟知。

“芝加哥大学毕业后，最早回国参与中国现实经济政策研究，并没有担心研究现实政策问题会‘弄脏’名校毕业的‘白手套’。他把‘白手套’留在了芝加哥。”卢锋形容说。

走近政府、成为政府智囊，于林毅夫并不是困难的选择。这与他29年前的选择逻辑一致。他告诉记者，他从小喜欢历史，曾想成为历史学家，喜欢中国文化，也实践着中国文化对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定位。

他不介意人们认为他过于靠近政府，“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别人的评价不重要，把自己摆低一些，推动社会进步更重要。”当被问及独立的学者和智囊的角色，哪一个他更在意时，“独立的学者”，林毅夫丝毫没有犹豫地回答，只有作为一个独立的学者思考问题，才能对政府的决策有所贡献，这样才能称得上是智囊。“固然很幸运，有些建议后来被政府采纳成为政策”，但是，他说“不曾有在政府作出了决策后改变自己的看法去附和政府政策”。

那年正月新春，我不满六周岁，便到邻近的乡村小学去读书。

这个小学设在一座庙内，只有一位老师，教四个年级。当时学生少，四个年级才一个班。老师姓田，十七岁就开始教书了。他口才、文笔都很好。

开学头一天，我们排队进入教室。田老师先给二年级和四年级同学上课，叫三年级学兄把着一年级学弟的手描红。描红纸上是一首小诗：

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

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

田老师给一年级上课了。他先把这首诗念一遍，又连起来讲一遍，然后，编出一段故事，娓娓动听地讲起来。我还记得故事的大意是这样的：

一个小孩子，牵着妈妈的衣襟儿去姥姥家，一口气走了二三里地。飘过一个小村子，只有四五户人家，正在做午饭，家家冒炊烟。娘儿俩走累了，看见路边有六七座亭子，就走进一座亭子里去歇歇脚。亭子外边，花开得很茂盛，小孩子伸出小手指念叨着：“……八枝，九枝，十枝。”他越看越喜欢，想折下一枝来。妈妈拦住了他，说：“你折一枝，他折一枝，后边歇脚的人就看不到花儿了。”之后，这儿的花越开越多，数也数但是来，变成了一座大花园。

我听得入了迷，恍如身临其境。田老师的声音戛然而止，我却仍在发呆，直到三年级的大学兄捅了我一下，我才惊醒。

那时候的语文叫国语。田老师每讲一课，都要编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我在田老师那里学习四年。听了上千个故事，有如春雨点点，滋润着我。

有一年我回家乡去，在村边遇到了老师，他拄着拐杖正在散步。我仍然像四十年前的小学生那样，恭恭敬敬地向他行礼。谈起往事，我深深感谢老师在我那幼小的心田里，播下知识的种子。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老师的教诲之恩，我终生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