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故事手抄报（精彩20篇）

他是油漆工的儿子，来自“被社会藐视的阶层”。他凭借自己的努力考上名牌大学，然后辍学四处打工。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从打工仔变成相声演员，再到综艺节目主持人，最后成为日本当今最有才华的导演，以电影《坏孩子的天空》《菊次郎的夏天》为世人所熟知。他就是“鬼才”北野武。

李安评价北野武：“只要他在旁边一站，就能被编成一个故事。”

对北野武来说，编故事、拍电影不过是他与这个世界和解的方式。

在他看来，这个世界是瞧不上他的。“基本上，要是我没经历过这么苦涩的人生，也许我会变成另一个人……不过人生无法重来，我们没办法逃避自己的童年。我忘不了年轻时某些非常艰苦的片段，忘不了有钱人看我们这些无足轻重的小人物时，那种居高临下的眼神。”

这一切，造就了性格复杂的北野武。

其实，他最想与之和解的，是他的父母。

一

1947年1月18日，北野武出生在东京下町足立区的一个贫民聚居地。北野武的父亲北野菊次郎是个油漆工。每天，父亲穿着寒酸破旧的衣服，带上又脏又黏的油漆罐离开家，开始疲惫又单调的一天。

不知是疲惫使父亲沉默寡言，还是单调使他了无生趣。在北野武眼里，父亲内向冷漠，隐含着一种冷冷的粗暴，让他不敢靠近。

这样的父亲还好，只是个冷漠的闷葫芦。一旦父亲喝酒或输钱回来，那就是悲剧的开始。酒精仿佛赋予他某种力量，使他不断地自言自语、怒吼，甚至殴打自己的妻子。不管母亲如何叫喊、抵抗、哭泣，失控的父亲就是停不下来。

北野武怕父亲，也不知道如何与他交流，疏离感一直横在父子之间。他觉得有这样的父亲是件羞耻而麻烦的事。

但残酷的是，你想摆脱的、抵触的东西，反而会悄无声息地在你体内滋长，连你自己都不会察觉。

1983年，36岁的北野武已经是日本当红的相声演员。在大家眼里，他就是一个机智幽默的人。但日本国宝级导演大岛渚却说，他看到的北野武身体里藏着“一个铁石心肠的男人”。

于是，他邀请北野武在《圣诞快乐，劳伦斯先生》中，扮演一个行为粗鲁、性情不定，喝点酒就会很忧郁的上士。

这部电影就像一个开关，开启了北野武传奇的电影生涯，也开启了北野武的另一面——冷酷粗暴。

接下来，《凶暴的男人》《花火》《座头市》……一部部充满暴力的电影，一个个沉默粗暴的角色，成就了北野武式的“暴力美学”。

父亲去世后，北野武在整理遗物时，居然找出两三张父亲练字的纸，上面歪七扭八地写着父亲的名字——北野菊次郎。父亲到死都写不好自己的名字，但他一直在偷偷练习。

可是，父亲生前明明常冲北野武吼：“会写字有什么用，刷墙又不用寫字！”

就是这几张纸，让北野武哭了。这时，北野武才明白错过了什么。为了不继续错过，北野武开始用电影与父亲隔空对话。

“我记得他只带我玩过一次，是去江之岛海滩。那是我仅有的跟他在一起的记忆，应该说是……快乐的、真正共享的片刻吧。”因此，北野武的电影里，经常出现大海。

1999年，北野武自编自导自演了电影《菊次郎的夏天》，影片直接用了父亲的名字。这部影片，就像一封写给父亲的信。男主角菊次郎的闲散无聊、无神呆坐，像极了父亲。

这部带有自传性质的影片，被誉为北野武最温情、最明朗的电影，并被提名当年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最佳影片。

就这样，北野武将父亲留在一个个悲凉又温情的镜头残影中——这是一个无能的父亲，一个彻彻底底的失败者，几乎一无是处，不会赚钱，不顾家，没喝酒时是个懦夫，喝了酒是个暴徒。

他对父亲，不是简单的谅解。影片中，北野武释放出的是一个儿子对父亲的不忍。他甚至想创造出一个世界，让父亲能拥有另一种人生。

二

如果说，北野武的沉默与冷酷来自父亲，那么，讥讽与直接，则来自母亲的影响。

1994年，北野武经历了一次“失败的自杀”。那一夜，北野武喝了酒，没戴头盔便骑上一辆摩托车，疯狂地飙行在东京街头。

在不清醒和狂妄中，他撞上了护栏。这场车祸造成他的半边脸面瘫。

当大家都对这场车祸感到后怕与庆幸时，母亲佐纪以她非常人的逻辑发话了：“你有保时捷吧，干吗骑那种自行车似的小玩意儿！”

这就是母亲佐纪，北野武从小就熟悉的，唠叨、讥讽、直接的母亲。

随着北野武的日渐走红，母亲佐纪竟然向北野武索取每个月20万日元的零花钱，北野武因此痛骂母亲为“吸血鬼”。

母亲去世后，留给北野武两件遗物——一封信和一本存折。信中写道：“我儿，你从小生性放荡，我担心你日后一无所有……存折里有1000万。”

母亲把每一笔钱都存了起来。没有人比贫穷的妈妈更懂得生活的苦，贪婪和讥讽的背后是悲伤的爱。

母亲葬礼那天，北野武说他想讲笑话。

悲伤时讲笑话，正式场合戴头套，这正反映出北野武激情澎湃的内心与沉默羞怯的性格之间的矛盾，就像他那张面瘫的脸，“一半让人胆战心惊，一半笑得天真”。

可是，真到了那一刻，还没开始讲笑话，他便忍不住失声痛哭起来……若干年后，他说：“什么时候我们觉得父母原来那么不容易，我们才算真正成熟了。”

三

对于这个世界，北野武的内心是愤怒的。

2014年，在东京国际电影节上，北野武炮轰宫崎骏：“我最讨厌动画什么的了，也非常讨厌宫崎骏这个人，不过他的动画很赚钱。”

很多人不理解他为什么讨厌宫崎骏。也许北野武讨厌的并不是宫崎骏，而是宫崎骏代表的那种美好。

宫崎骏是标准的“富二代”，小时候父亲送他的是飞机模型，那代表着天空。他的作品所呈现的也尽是世界的美好。而北野武，他小时候只有穷，他从来没有看到这些美好，他唯一能做的只是和这个丑恶的世界美丽地和解。

二人对世界的理解，是无法达成共识的。

北野武认为，人在经历过失败和痛苦的考验后，是没办法正常地成功的。这是多么现实和痛苦的观点。

可贵的是，北野武没有放弃这种成功，对他来说，与世界和解的关键在于自己不断地奋斗和努力。

“也许童年的阴霾是让人痛苦的、挥之不去的，但这并不能成为一个人无法成功的理由。只是这种成功要比正常人的来得曲折些。”北野武说。

爱因斯坦小时候十分喜欢小提琴，他梦想自己能成为像帕格尼尼那样出色的小提琴演奏家。爱因斯坦只要一有时间，就会练琴，尽管他很勤奋，也很用心，但却没什么进步。爱因斯坦的父母认为他没有音乐天赋，但为了不伤害孩子的自尊心，一向没有阻止他学琴。

有一天，爱因斯坦去请教一位小提琴老师，老师对他说：“你先演奏一曲让我听听。”爱因斯坦就演奏了他的偶像帕格尼尼的一首曲子，但却漏洞百出。曲子拉完后，老师问爱因斯坦：“孩子，你为什么个性喜欢拉小提琴呢？”

爱因斯坦说：“我想成为帕格尼尼那样伟大的小提琴演奏家。”老师又问：“那你快乐吗？”

“我十分快乐。”

老师继续说：“孩子，你十分快乐，这就说明你已经成功了，难道非要成为帕格尼尼才算成功吗？我认为，快乐就是成功。”

爱因斯坦听了老师的话后深有感触，他明白了快乐比当帕格尼尼更重要。之后，爱因斯坦仍然喜欢拉小提琴，虽然他拉得并不算很好，但他却在其中收获了很多快乐。

快乐是世间最容易取得的成功，只有做自己感到快乐的事，才能得到真正的幸福。

一场大雪席卷了美国的伊利诺斯州。一位美术老师对学生说：“今天的作业就是画一幅雪景。”孩子们纷纷拿起画笔跑向室外，边画画边玩耍，场面非常热闹。只有一个学生例外，他静静地趴在窗前，老师好奇地走到他的身后，发现他正在画那些在雪地里画雪的同学。

他叫尤伯罗斯，小学毕业时，老师给他的评价是：一个不喜欢热闹、不爱当主角的学生。尤伯罗斯自己却说，我喜欢看热闹。

大学毕业后，尤伯罗斯创建了旅游服务公司。当时，美国的服务业竞争异常激烈，诸多商家为了赢得生存空间，不惜通过价格战互相厮杀。尤伯罗斯坚持冷眼旁观，即使在公司最不景气的时候，仍旧岿然不动，只是在服务质量上不断下功夫。他保留了喜欢看热闹的习惯，当同行两败俱伤之时，果断出手，一举兼并了许多负债累累的小企业。40岁以前，尤伯罗斯已拥有个人资产100多万，跻身百万富翁的行列，成为北美第二大旅游公司的老板。

然而，真正让尤伯罗斯蜚声全球的，并不是他在旅游业的崛起，而是他亲自导演的一场奥运“好戏”。

1978年，美国洛杉矶获得了1984年奥运会的举办权，尤伯罗斯当选为奥组委主席。许多人都为他捏了一把汗，因为之前的历史经验表明，举办奥运会对一个国家来说，既是一种荣耀，更是一场劳民伤财的灾难。

尤伯罗斯却做出了震惊世界的回答：“我不但不用政府一分钱，还要为这次奥运会赢利两亿美元。”

尤伯罗斯首先展开了广泛的调查，他发现全世界约有12,000家企业愿意赞助奥运会，但每家只愿出资几千美元。他对工作人员说：“继续和他们商谈。我们将提供最好的广告和宣传平台，条件是他们必须提高赞助费。”

过了一段时间，工作人员沮丧地汇报：“几乎没有人愿意提高价码。”尤伯罗斯笑了，说：“看来，气氛太平静了，我要让他们‘热闹’起来。”于是，尤伯罗斯公开宣布：第一，本次奥运会限定“进场价”400万美元，低于此价一律免谈;第二，奥运会的赞助商限于30家，每个行业最多1家。

消息一经传出，全世界的企业骚动了，尤其是那些准备压制竞争对手的企业，更是心急如焚，竞相抬出更高的价码。而此时，尤伯罗斯又像几十年前那个趴在窗前的少年一样，任凭外面再热闹，他都躲在办公室里，谁也不见，谁的电话也不接，静静地观看别人的表演。

热闹看够了，尤伯罗斯叫工作人员递来报价单。美国通用汽车以900万美元压倒日产汽车，成为汽车业唯一赞助商;可口可乐以1200万美元力压百事可乐，拔得了饮料业的头筹;日本富士公司以700万美元战胜美国柯达，买断了胶卷专卖权……30家企业陆续凑齐，尤伯罗斯高调露面，爽快地签订了合同。

尤伯罗斯兑现了承诺，为洛杉矶奥运会赚取了2.25亿美金，从此也开创了奥运会赢利的先河，他被世人称作“奥运商业之父”。

或许当年那个老师说得对，他是个不喜欢热闹的人，但是他却早早地学会了把别人的热闹收于自己的画框。“画框”里众生百相，热闹非凡，他躲在一旁静静地看，一旦时机成熟，就跳入画中，成为真正的主角、最大的赢家。

以静制动，在别人的热闹中寻觅机会，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超凡的智慧。

在世界历史的长河中，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中，涌现出无数杰出的人物。他们是人类的精英；他们想熠熠升起的灿烂群星，发射出绮丽的光芒，照耀着人类，为世界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影响着人类的进程。他们的存在，体现了人们的光荣，他们之所以所能成为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是因为他们从小受到了浓厚的文化熏陶，有健康的成长环境，加上他们天生聪颖，刻苦的学习精神，成为人类历史上闪动的精英。他们每一人的故事都是一本生动的、有趣的、神奇的教科书，让孩子们了解他们的精神世界，从此有了远大的理想。

同样，中国这一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在其漫长而曲折的历史中孕育了无数的仁者志士、之圣贤者。他们当中叱咤风云的政治家，有运筹帷幄的军事家，有受万人敬仰的思想家，有才华横溢的文学巨匠，有享誉全球的科学家……他们是历史转折时期的关键人物。

唐太宗说过：“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中外名人的奋斗史，也正如一面镜子，既照之了过去，也映视了未来，纵观中外名人的成功范例，我们发现这么多人正是以其不息的奋斗精神和顽强的毅力才屹立于人类各行各业佼佼者的行列的。这是励志成功的读者们需要成功和借鉴的。

美籍华裔物理学家李政道博士1940年到美国读研究生，他的导师是大师级的物理学家费米教授。费米教授每周用半天时间跟李政道讨论问题，他的主要目的是训练，让学生对一切物理问题都能够自己独立思考，找到答案。费米每次讨论时都问问题，让李政道回答。

有一次，费米问李政道：太阳中间的温度是多少？李政道答：大概是一千万绝对温度。费米问：你是怎么知道的？李政道说：是从文献上看来的。费米问：你自己有没有算过？李政道答：没有，这个计算比较复杂。费米告诉李政道：作为一个学者，这样不行，你一定要自己思考和估计，你不能这样接受人家的结论。李政道问：那怎么办？这里面有两个公式，看起来倒也不是最复杂，真要算起来，却并不那么简单。费米说：你能不能想一个其它的方法来计算？李政道说：想什么办法呢？没有大计算器。费米说：我们一块来做一个大的计算器。费米教授当时正在做着很重要的物理实验，跟做计算器一点关系也没有，但是他放下手中的实验，与李政道—起做了计算器。

不久，全世界惟—的、专门用来做大计算的计算器做好了，李政道用自己的计算器，用新的方法计算出了太阳中间的温度。

李政道博士在一次讲演中专门讲到这个故事。他说，费米教授看重的，并不仅仅是做这样一次计算，他是让学生明白，作为一个科学家，你不能轻易接受别人的结论，你必须自己亲手实验，而且要尝试使用新的方法。

这件事情让李政道博士一生受益无穷。李政道博士说，自己是幸运的，在学生时代有幸碰上了费米教授。这件事情使自己得出任何事情都要以身作则的人生结论。使自己在以后无论学术研究还是做人处世当中，都始终坚持脚踏实地，想新方法，同时也启发了自己对科学研究、解决问题的兴趣。

李政道博士说，自己现在带研究生沿用的就是费米教授的教学方法，用一定的时间与学生讨论问题，培养学生探讨解决问题的兴趣，因为一个人，只要当他对所从事的事业有了浓厚兴趣的时候，才会全身心地投入，才能够有所发现。

55岁的乌苏拉·皮耶希，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保姆，却飞上枝头变成了凤凰，成为德国最大的汽车制造商大众集团的老板娘。

大众汽车老板娘：乌鸡变凤凰的传奇2010年秋天，巴黎天气渐凉，蔓延的寒意却被大众集团的派对拒之门外。乌苏拉·皮耶希终于对派对失去耐心了，她轻轻地拉了拉丈夫的袖子，然而他正在跟记者大谈遗嘱和孩子们。她的丈夫已经73岁高龄了，是执掌德国最大的汽车制造商大众集团近20年的费迪兰德·皮耶希。

亿万富翁的妻子

丈夫没有让她等得太久。他转过身来看着乌苏拉：“我在给他们解释你的位置，你听到了吗？”乌苏拉可不想听这个，她说她想去用晚餐了。但这位大众的掌门人却回答：“打个赌吧，你离不开我的。”

这对亿万富翁夫妇就跟普通夫妻没什么两样——深情款款，十指相扣。

乌苏拉继续她的小动作，拉着费迪兰德的袖子。“乌苏琪。”老人用昵称唤她，“我只是在解释，你在基金会中拥有的一些决定权。”

乌苏拉微笑着说：“那是三四十年后的事情。”

费迪兰德做出创立基金会的决定，似乎正在给他自己和继承人之间造成某些隔阂。他将自己的股份转入了两个信托基金：费迪兰德·卡尔·阿尔法和费迪兰德·卡尔·贝塔。当他活着的时候，两个基金由他说了算;如果他去世了，必须由管理委员会和咨询委员会，以及他的12个孩子来共同管理。

费迪兰德说，建立基金会的目的是为了确保“所有与汽车品牌有关的安全和可持续发展的未来”。

在外界的人看来，继承人对此没有热情是肯定的。有德国媒体报道说，一些继承人在考虑将父亲告上法庭，尤其是那些感觉备受冷落的非婚生孩子，他们认为没有得到与合法的兄弟姐妹一样的待遇。但费迪兰德认为自己得到了“大多数继承人的支持”——至少有7个孩子支持这一决定。

同时，他指定了现任妻子乌苏拉在基金会中担任副主席。如果费迪兰德去世，乌苏拉不改嫁，她就将成为这两家基金会的主席。这位亿万富翁还决定，在今年4月19日的大众集团年度股东大会上，力保妻子加入大众公司监事会。

看来，这个本来名不见经传的女人，极有可能掌管欧洲最大的汽车制造商。

给他平静的生活

在费迪兰德的生命中出现的时候，乌苏拉的身份还只是他孩子们的保姆。她可谓是继《音乐之声》女主角玛丽亚之后，第二个飞上枝头变凤凰的奥地利保姆。

1956年，乌苏拉出生在奥地利的布劳瑙，长大后成为一位家庭教师。25岁时，她看到皮耶希家族在招聘家庭教师兼保姆，便拿到了这份工作。

在费迪兰德眼中，这是一个漂亮乐观的女孩，她与孩子们相处得很好。

“我被她开朗、自然的气质吸引，没多久我俩就擦出了火花。”费迪兰德说，他喜欢跟乌苏拉在一起时那种平和的感觉，不像之前那种慌张焦虑的家庭关系——那时，费迪兰德正与表弟的妻子纠缠不清。

乌苏拉还是家庭教师时，与费迪兰德一家人在山上的小屋度过了圣诞节。费迪兰德喜欢在山上练习四驱车。当费迪兰德沉浸在对车的“感觉”中时，总兴致勃勃地对乌苏拉讲有关车的一切。“他总会不由自主地笑起来。”回忆令乌苏拉洋溢着幸福的微笑，“他笑对人生，跟我一样，是个蠢家伙。”

两年后，他们在奥地利的沙尔丁登记结婚，并在1984年9月举行了简单低调的婚礼。一向刻板的费迪兰德还玩了一次浪漫，他把黑色的奥迪用200朵黄玫瑰装饰了一番。

就这样，乌苏拉嫁给了比自己大19岁、有9个孩子的费迪兰德，摇身一变成为亿万富翁的家庭主妇。

费迪兰德有一个女儿——只比乌苏拉稍小一点——对她说：“你怎么会嫁给我父亲呢？你是个这么快乐的人。”

这正是乌苏拉让费迪兰德着迷的地方：“我的乌苏拉这么多年来一直保持着乐观的性格。在工作允许的情况下，我的情绪也会被她带动起来。”

只要不出差，费迪兰德就尽量与妻子在一起。乌苏拉还帮助费迪兰德克服了诵读困难症。费迪兰德说：“我也能像她那样读一些长文章了，还能找准什么是最重要的。”

费迪兰德毫不吝啬地在自传中提到她，写他教她开车，写与她一同去出海航行的生活点滴。

成长为女家长

乌苏拉在费迪兰德的生活中，一直是陪伴者和支持者的角色。

费迪兰德被称作是“含着汽车模型”出生的“富三代”，他的外公是保时捷的创始人费迪南德·波尔舍，但费迪兰德不姓保时捷，他退出了家族内部的权利斗争，来到大众开创属于自己的事业。

1988年，费迪兰德是奥迪公司主管产品开发的副董事长，但他与当时的奥迪CEO沃尔夫冈·哈贝尔针锋相对。51岁的费迪兰德觉得自己已准备好接任奥迪公司董事长的职务，因为他认为事实上也是自己在经营这家公司。可哈贝尔的合同却延长了一年，这让他气得发狂。“我的总裁总不在公司内，他总是随身带着高尔夫球包。”

费迪兰德打算去日本本田汽车公司做工程师，在得知哈贝尔的合同延期的当天，他就写好了一封给董事会的信，但乌苏拉偷走了那封信。“如果你想去日本，或是其他任何一家公司，我都会跟你一起。”乌苏拉说，“但要在孩子出生以后。”当时乌苏拉已有身孕，孩子5个月后才会出生。乌苏拉的缓兵之计让费迪兰德冷静下来，他找到董事会，表示自己接下来9个月只管理研发，将其他事务交还给总裁。

3个月后，公司出现了赤字。费迪兰德最终留了下来，而乌苏拉的角色也在慢慢改变——她也开始涉足商海，甚至连大众集团的CEO马丁·文德恩也认为她是“最有权威的以及最有企业思维的女性之一”。

乌苏拉陪着丈夫出席各种公众场合，聚光灯下两人的手总是紧握在一起。虽然乌苏拉仍然保持着她乐观的笑容，但她早已不是当年那个保姆了，她变得更像一位大众集团的女家长，有着非常好的举止和社交技巧。

费迪兰德还在喋喋不休地讲着基金会的事情，说他的方法是非常好的选择，乌苏拉说道：“孩子们很快就会意识到这一点的。”费迪兰德看着自己的妻子，告诉旁人说，他的乌苏拉不像宝马的女继承人乔安娜·匡特，有点像弗里德·斯普林格——最初是阿克塞尔·斯普林格的家庭保姆，后来嫁给了他。在丈夫去世后，弗里德接管了阿克塞尔·斯普林格出版社，目前年盈利近29亿欧元。

乌苏拉马上机智地回答道：那是因为你对她们了解不多。

11点半后不久，这个汽车帝国的活动接近尾声，费迪兰德微笑着让妻子挽着他的胳膊，她的老花镜在红色缎带上晃来晃去，他们共同走向舞台前的楼梯，就像一对普通的夫妻那样，享受着巴黎的秋天。

车胤囊萤映雪

车胤，年幼时好学不倦，勤奋刻苦。他白天帮大人干活，夜晚便捧书苦读。但是由于家境贫寒，常常没钱买油灯，书也读不成了。他为此十分苦恼。一个夏夜的晚上，车胤坐在院子里默默回忆着读过的书上的资料，忽然发现院子里有许多萤火虫一闪一闪地在空中飞舞。他忽然心中一动，要是把这些萤火虫聚集在一齐，借它们的光不就能够读书吗？于是，他开始捉萤火虫，捉了十几只，把它们装在白纱布缝制的口袋里，挂在案头。从此，他每一天借着萤光苦苦地读书。

星期五，妈妈帮我买了一本书，名字叫《中外名人故事》。回到家，我津津有味地看了起来。

这本书的出版社是光明日报出版社。看了这本书，我才知道，原来我有那么多故事不知道，知识真像海洋一样广阔啊！我一定要好好学习，要活到老，学到老。在这本书中我最喜欢的一个故事是《诸葛亮娶妻》，在故事里，我认识了两个新人物，一个叫诸葛亮，他是三国中的一位政治家。另一个叫黄月英，他长得很丑，但却很聪明。主要讲了诸葛亮年轻时满腹经纶，可25岁还没结婚。这时，有一位叫黄承彦的人觉得自己的女儿——黄月英很出色，想把她许配给诸葛亮，但黄月英长得很丑，不知道诸葛亮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谁知诸葛亮不以貌择妻，答应了这门亲事。婚后，黄月英对诸葛亮体贴入微，把家里的事管理得井井有条，还经常帮他想出很好的办法，帮诸葛亮解决问题。而且两人非常相爱。诸葛亮一生都没后悔娶黄月英。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有些人长得很丑，但他们的心灵很美，头脑很聪明，我们不能以貌待人。

“书是全世界的营养品。”这句话说的真对！我爱看这本书！

郑板桥(1693—1765)清代官吏、书画家、文学家。名燮，字克柔，汉族，江苏兴化人。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元年进士。“扬州八怪”之一。历官河南范县、山东潍县知县，有惠政。以请臻饥民忤大吏，乞疾归。诗书画均旷世独立，人称三绝。有《板桥全集》。

郑板桥(16931765)是清朝“扬州八怪”之一。他在山东潍县当县官时，儿子小宝留在兴化乡下的郑墨弟弟家。

小宝6岁时上学了。为了教育儿子，郑板桥专门给他的弟弟郑墨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余五十二岁始得一子，岂有不爱之理!然爱之必以其道，以其道是真爱，不以其道是溺爱。”

他的"道"是什么呢?他说：“读书中举，中进士做官，此是小事，第一要明理做个好人。”名人故事

郑板桥自己是个读书人，他并不是看不起读书人，他看不起的是：读书就是为了做官。

郑板桥自己最重视的还是儿子的品德。他对弟弟说：“我不在家，儿便是由你管束，要须长其忠厚之情，驱其残忍之性，不得以为犹子而姑纵惜也。”

他主张，他的孩子和仆人的儿女应平等对待。他说：“家人儿女，总是天地间一般人，当一般爱惜，不可使吾儿凌虐别人。凡鱼餐果饼，宜均分散给，大家欢喜跳跃。若吾儿坐食好物，令家人子远立而望，不得一沾唇齿，其父母见而怜之，无可如何，呼之使去，岂非割心头肉乎!”

为了教育儿子“明好人之理”、“爱天下农夫”，郑板桥还抄录了使小宝且念且唱、顺口好读的四首五言绝句： 名人故事

二月卖新丝，五月巢新谷;

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昨日入城市，归来泪满襟;

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

九九八十一，穷汉受罪毕;

才得放脚眠，蚊虫跳蚤出。

后来，郑板桥不放心小宝的成长，就把他接到身边，经常教育小宝要懂得吃饭穿衣的艰难，要同情穷苦的人。由于郑板桥的严格教育和言传身教，小宝进步很快。当时潍县正值灾荒，郑板桥一向清贫，家里也未多存一粒粮食。一天，小宝哭着说：“妈妈，我肚子饿!”妈妈拿出一个用玉米粉做的窝头塞在小宝手里说：“这是你爹中午省下的，快拿去吃吧!”小宝欢跳着走到门外，高高兴兴地吃着窝头。这时，一个光着脚的小女孩站在旁边，看着他吃，小宝发现了这个用饥饿眼光看他的小女孩，立刻把窝头分给小女孩一半。郑板桥得知小宝的举动，高兴地对着小宝说：“孩子，你做得对，爹爹喜欢你。”

人生，幸福不是目的，品德才是准绳。

济阳有个商人过河时船沉了，他抓住一根大的麻杆大声呼救。有个渔夫闻声而致。商人急忙喊：“我是济阳最大的富翁，你若能救我，给你100两金子”。待被救上岸后，商人却翻脸不认帐了。他只给了渔夫10两金子。渔夫责怪他不守信，出尔反尔。富翁说：“你一个打渔的，一生都挣不了几个钱，突然得十两金子还不满足吗？”淦夫只得怏怏而去。不料想后来那富翁又一次在原地翻船了。有人欲救，那个曾被他骗过的淦夫说：“他就是那个说话不算数的人！”于是商人淹死了。商人两次翻船而遇同一淦夫是偶然的，但商人的不得好报却是在意料之中的。因为一个人若不守信，便会失去他人对他的信任。所以，一旦他处于困境，便没有人再愿意出手相救。失信于人者，一旦遭难，只有坐以待毙。

老约翰·洛克菲勒在他33岁那年赚到了他的第一个100万。到了43岁，他建立了一个世界最庞大的垄断企业———美国标准石油公司。那么，53岁时他又成就了什么呢？

不幸的是，53岁时，他却成了忧虑的俘虏。充满忧虑及压力的生活早已摧毁了他的健康，他的传记作者温格勒(Winkler)说，他在53岁时，看起来就像个僵硬的木乃伊。

洛克菲勒53岁时因为莫名的消化系统疾病，头发不断脱落，甚至连睫毛也无法幸免，最后只剩几根稀疏的眉毛。温格勒说：“他的情况极为恶劣，有一阵子他只得依赖酸奶为生。”医生们诊断他患了一种神经性脱毛症，后来，他不得不戴一顶扁帽。不久以后，他订做了一个500美金的假发，从此，一生都没有脱下来过。

洛克菲勒原本体魄强健，他是在农庄长大的，有宽阔的肩膀，迈着有力的步伐。可是，在多数人的巅峰岁月———53岁时，他却肩膀下垂、步履蹒跚。

他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却只能靠简单饮食为生。他每周收入高达几万美金———可是他一个星期能吃得下的食物却要不了两块钱。医生只允许他喝酸奶，吃几片苏打饼干。他的皮肤毫无血色，那只是包在骨头上的一层皮。他只能用钱买最好的医疗，使他不至于53岁就去世。

为什么？完全是因为忧虑、惊恐、压力及紧张。事实上，他已经把自己逼近坟墓的边缘。他永远无休止地、全身心地追求目标，据亲近他的人说，每次赚了大钱，他的庆祝方式也不过是把帽子丢到地板上，然后跳一阵土风舞。可是如果赔了钱，他会大病一场。一次，他运送一批价值4万美金的粮食取道太湖区水路，保险费需要150美元。他觉得太贵了！因此没有购买保险。可是，当晚伊利湖有飓风，洛克菲勒整夜担心货物受损，第二天一早，当他的合伙人跨进办公室时，发现洛克菲勒正来回踱步。

他叫道：“快去看看我们现在还来不来得及投保。”合伙人奔到城里找保险公司。可等他回到办公室时，发现洛克菲勒的心情更糟。因为他刚刚收到电报，货物已安全抵达，并未受损！于是，洛克菲勒更生气了，因为他们刚刚花了150美元投保。

事实上，是他自己把自己搞病了，他不得不回家，卧床休息。想想看，他的公司每年营业额达50万美元，他却为区区150美元把自己折腾得病倒在床上。他无暇游乐、休息，除了赚钱及教主日祈祷，他没有时间做其他任何事情。

他的合伙人贾德纳(GeorgeGardner)与其他人以2000美元合伙买了一艘游艇，洛克菲勒不但反对，而且拒绝坐游艇出游。

贾德纳发现洛克菲勒周末下午还在公司工作，就央求他说：“来嘛！约翰，我们一起出海，航行对你有益，忘掉你的生意吧！来点乐趣嘛！”

洛克菲勒警告说：“乔治·贾德纳，你是我所见过最奢侈的人，你损害了你在银行的信用，连我的信用也受到牵连，你这样做，会拖垮我的生意。我绝不会坐你的游艇，我甚至连看都不想看。”结果他在办公室里待了整个下午。

后来，医生告诉他一个惊人的事实，他或者选择财富与忧虑，或者他的生命。他们警告他：再不退休，“就死路一条”。他终于退休了，可惜退休前，忧虑、贪婪与恐惧已经摧毁了他的身体。

医生竭尽全力挽救洛克菲勒的生命，他们要他遵守三项原则———这三项原则，终其一生，他都牢牢记住。这三项原则是：

(1)避免忧虑，绝不要在任何情况下为任何事烦恼。

(2)放轻松，多在户外从事温和的运动。

（3)注意饮食，每顿只吃七分饱。

洛克菲勒严格遵守这些原则，因此他捡回一条命。

他退休了，他开始学习打高尔夫球，从事园艺，与邻居聊天、玩牌，甚至唱歌。他开始想到别人。

这一生他终于不再只想着如何赚钱，而开始思考如何用钱去为人类造福。总而言之，洛克菲勒开始把他的亿万财富散播出去。

洛克菲勒基金会在人类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也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

今天，你我都应该为盘尼西林和其他数十种使用他捐赠经费完成的发明，而真诚地感谢洛克菲勒。以前儿童患脑膜炎的死亡率曾高达五分之四，现在我们子女的生命不再受脑膜炎的威胁，这也是洛克菲勒的功劳。

洛克菲勒开心了，他彻底改变了自己，使自己成为毫无忧虑的人。事实上，后来当他遭受事业重创时，他也不肯因此而牺牲一晚睡眠。

这个重创是他一手创办的标准石油公司被勒令罚款，这是美国当时最大的一笔罚款。美国政府裁定标准石油公司垄断，直接违反了美国反托拉斯法。诉讼持续了五年，全美最杰出的法律精英都加入了这场历史最冗长的法庭战争，但最后，标准石油公司败诉了。

当法官宣判时，辩方律师都担心洛克菲勒无法承受———他们显然并不了解他的改变。

当天晚上，一位律师打电话通知洛克菲勒，他尽可能平静地叙述这个判决，接着他说出了心中的顾虑：“我希望你不要因为这个判决而难过，洛克菲勒先生，希望你今晚能安心睡觉。”

洛克菲勒立即回答：“约翰森先生，不要担心，我决心好好睡一觉。你也不要放在心上，晚安！”

这几句话居然出自一位曾为150美元而失眠的人口中———洛克菲勒用了很长的时间才学会克服忧虑。

53岁时，他差点丧命，最后却能活到98岁。

书是我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好朋友，我在书的海洋里漫游，从中得到了莫大的快乐，更使我的知识面也宽广了不少， 以下是“读书的名人故事”希望能够帮助的到您！

1.鲁迅嚼辣椒驱寒：

鲁迅先生从小认真学习。少年时，在江南水师学堂读书，第一学期成绩优异，学校奖给他一枚金质奖章。他立即拿到南京鼓楼街头卖掉，然后买了几本书，又买了一串红辣椒。每当晚上寒冷时，夜读难耐，他便摘下一颗辣椒，放在嘴里嚼着，直辣得额头冒汗。他就用这种办法驱寒坚持读书。由于苦读书，后来终于成为我国著名的文学家。

2.伽利略好奇善问：

伽利略是意大利伟大的物理学家、天文学家，他在力学上的贡献是建立了落体定律，发现了物体的惯性定律、摆振动等时性、抛物运动规律，确定了伽利略原理。他在比萨大学读书期间，就非常好奇，也经常提出一些问题，比如“行星为什么不沿着直线前进？”一类的问题，有的老师嫌他问题太多了，可他从不在乎，该问还问。有一次，伽利略得知数学家利奇来比萨游历，他就准备了许多问题去请教利奇。这一次可好了，老师诲人不倦，学生就没完没了地问。伽利略很快就学会了关于平面几何、立体几何等方面的知识，并且深入掌握阿基米德的关于杠杆、体比重等理论。

3.闻一多醉书

闻一多读书成瘾，一看就“醉”，就在他结婚的那天，洞房里张灯结彩，热闹非凡。大清早亲朋好友都来登门贺喜，直到迎亲的花轿快到家时，人们还到处找不到新郎。急得大家东寻西找，结果在书房里找到了他。他仍穿着旧袍，手里捧着一本书入了迷，

怪不得人家说他不能看书，一看就要“醉”。

4.华罗庚猜书

著名数学家华罗庚读书的方法与众不同。他拿到一本书，不是翻开从头至尾地读，而是对着书思考一会，然后闭目静思。他猜想书的谋篇布局，斟酌完毕再打开书，如果作者的思路与自己猜想的一致，他就不再读了。华罗庚这种猜读法不仅节省了读书时间，而已培养了自己的思维力和想象力，不至于使自己沦为书的奴隶。

5.侯宝林抄书

相声语言大师侯宝林只上过三年小学，由于他勤奋好学，使他的艺术水平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成为有名的语言专家。有一次，他为了买到自己想买的一部明代笑话书《谑浪》，跑遍了北京城所有的旧书摊也未能如愿。后来，他得知北京图书馆有这部书，就决定把书抄回来。适值冬日，他顶着狂风，冒着大雪，一连十八天都跑到图书馆里去抄书，一部十多万字的书，终于被他抄录到手。

6.高尔基救书

世界文豪高尔基对书感情独深，爱书如命。有一次，他的房间失火了，他首先抱起的是书籍，其它的任何东西他都不考虑。为了抢救书籍，他险些被烧死。他说：“书籍一面启示着我的智慧和心灵，一面帮助我在一片烂泥塘里站起来，如果不是书籍的话，我就沉没在这片泥塘里，我就要被愚蠢和下流淹死。”

7.匡衡凿壁偷光

古时候有一个特别有学问的人，叫匡衡，匡衡小的时候家境贫寒，为了读书，他凿通了邻居文不识家的墙，借着偷来一缕烛光读书，终于感动了邻居文不识，在大家的帮助下，小匡衡学有所成。在汉元帝的时候，由大司马、车骑将军史高推荐，匡衡被封郎中，迁博士。

8.车胤囊萤映雪

车胤，年幼时好学不倦，勤奋刻苦。他白天帮大人干活，夜晚便捧书苦读。可是由于家境贫寒，常常没钱买油灯，书也读不成了。他为此十分苦恼。一个夏夜的晚上，车胤坐在院子里默默回忆着读过的书上的内容，忽然发现院子里有许多萤火虫一闪一闪地在空中飞舞。他忽然心中一动，要是把这些萤火虫聚集在一起，借它们的光不就可以读书吗？于是，他开始捉萤火虫，捉了十几只，把它们装在白纱布缝制的口袋里，挂在案头。从此，他每天借着萤光苦苦地读书。

9.苏东坡

东坡学识渊博，他有一种“各个击破”的读书法。他认为一本书每读一遍，只要理解和消化一个问题就行了；一遍又一遍地读，就能达到事事精通。一本书的内容是很丰富的，而人的精力有限，不可能一下子全部吸收，只能集中注意力了解某一个方面。比如想探究历代兴亡治乱的原因，那么就从这个角度去读；要探究史实典故，就换另一个角度，再读一遍。这个方法虽有些笨，但这样读过之后，各个方面都经得起考验。

10.悬梁刺股

汉朝有个叫孙敬的人，从小勤奋好学，他每天晚上学到深夜，为了避免发困，他用绳子的一头拴柱头发，一头拴在房梁上。战国时，有个名叫苏秦的人，想干一番大事业，便刻苦读书。每当深夜读书时，他总爱打盹。于是，他就在自己打盹的时候，用锥子往大腿上刺一下，以提精神。孙敬和苏秦的故事感动了后人，人们用“悬梁刺股”来表示刻苦学习的精神。

11.范仲淹苦读的故事

范仲淹二岁的时候死了父亲。母亲很穷，没有依靠。就改嫁到了常山的朱家。范仲淹长大以后，知道了自己的生世，含着眼泪别母亲，离开去应天府的南都学舍读书。他白天、深夜都认真读书。五年中，竟然没有曾经脱去衣服上床睡觉。有时夜里感到昏昏欲睡，往往把水浇在脸上。范仲淹常常是白天苦读，什么也不吃，直到日头偏西才吃一点东西。就这样，他领悟了六经的主旨，后来又立下了造福天下的志向。他常常自己讲道：“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12.马克思

经常有针对性地阅读。每逢书中他自认为重要和有参考价值的地方，都加以摘要，并做笔记。马克思的一生虽然颠沛流离，经济经常陷入困境，生活十分艰难。但他依然克服各种困难，坚持读书和科研。

不久前，美国纽约市市长布隆伯格与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一起谈话时，双腿往座位后缩，好像要把双脚藏起来似的。原来，布隆伯格穿着一双很旧的皮鞋，可能是在穿着由高档设计师设计的名牌衣服的第一夫人面前觉得不好意思，他才试图将脚上的旧皮鞋“藏起来”。

现年68岁的布隆伯格是一位身家超过180亿美元的富翁，在《福布斯》世界富豪榜上排名第23位。和许多一掷千金的富豪不同的是，家财万贯的布隆伯格数十年如一日地过着“抠门”的生活。虽然贵为一市之长，布隆伯格却不坐专车，也没有自己的办公室。他每天都乘地铁回家，在拥挤的车厢里，布隆伯格经常找不到座位，只好站半小时。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布隆伯格总共只有两双工作皮鞋，而且已穿了整整10年！

布隆伯格两双皮鞋穿了10年的秘闻曝光后，令许多美国民众大跌眼镜。早在2001年参选市长前，布隆伯格就已开始穿这两双皮鞋了，由于皮鞋实在太旧，有时候连他自己也觉得它们太不上台面。尽管如此，布隆伯格仍然觉得两双皮鞋已经足够，这可能与他长期养成的节俭习惯有关。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布隆伯格虽然节俭，却一点也不吝啬。美国富翁比尔·盖茨夫妇以及沃伦·巴菲特倡议全美的亿万富翁宣誓，在有生之年或死后将自己的一半家产捐给慈善机构，这被称为“日落条款”。这位舍不得为自己买双皮鞋或大份咖啡的市长，成为首批承诺签署“日落条款”的美国富翁。

古希腊的大哲学者苏格拉底还是单身的时候，和几个朋友一起住在一间只有七八平方米的小屋里。尽管生活非常不便，但是他一天到晚总是乐呵呵的。

有人问他：“那么多人挤在一起，连转个身都困难，有什么可乐的?”

苏格拉底说“朋友们在一块儿，随时都可以交换思想，交流感情，这难道不是很值得高兴的事儿吗?”

过了一段时间，朋友们一个个相继成家了，先后搬了出去。屋里只剩下了苏格拉底一个人，但是他每天仍然很快活。

“我有很多书啊!一本书就是一个老师。和这么多老师在一起，时时刻刻都可以向它们请教，这怎能不令人高兴呢?”

几年后，苏格拉底也成了家，搬进一栋大楼里。这栋大楼有七层，他的家在最底层。底层在这座楼里环境是最差的，上面老是往下面泼污水、丢死老鼠、破鞋子、和杂七杂八的脏东西，那人见他还是一副自得其乐的样子，好奇地问：“你住这样的房子，也感到高兴吗?”

“是啊!你不知道住一楼有多少妙处啊!比如，进门就是家，不用爬很高的楼梯;搬东西方便，不必花很大的力气;朋友来访容易，用不着一层楼一层楼地去叩门询问。。。。。。特别让我满意的是，可以在空地上养一丛一丛的花儿，种一畦一畦的菜，这些乐趣啊，数之不尽啊!”苏格拉底情不自禁地说。

过了一年，苏格拉底把的一层的房间给了一们朋友，这位朋友家有一个偏瘫的老人，上下楼很不方便。他搬到了楼房的最高层--第七层，可是他每天仍是快快乐乐的。

那人又故意问他：“先生，住七楼是不是也有许多好处啊?”

苏格拉底说：“是啊，好处可真不少呢!仅举几例吧：每天上下几次，就是很好的锻炼机会，有利于身体健康;光线好，看书写文章不伤眼睛;没有人在顶干扰，白天黑夜都非常安静。”

后来，那人遇到苏格拉底的学生柏拉图，问道：“你的老师总是那么快快乐乐，可我却感到，他每次所处的环境并不那么好啊!”

柏拉图说：“决定一个人心情的，不在乎环境，而在于心境。”

沈从文的一生是坎坷的一生，是奉献的一生。他1917年到1922年漂游在湘西沅水流域；1923闯入北京，1923年至1928年在北京以写作谋生；1928年至1930年，沈从文被徐志摩发现，将这位小青年推荐给中国公学校长胡适，在上海中国公学任讲师，兼《大公报》《益世报》等文艺副刊主编；1931年至1933年在青岛大学任讲师；1934年至1939年在北京主编全国中小学国文教科书；1939年至1947年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任教授；1947年至1949年在北京大学任教授；1950年至1978年在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任文物研究员；1978年至1988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所任研究员。

沈从文先生的文学作品《边城》《湘西》《从文自传》等，在国内外有重大的影响。他的作品被译成日本、美国、英国、前苏联等四十多个国家的文字出版，并被美国、日本、韩国、英国等十多个国家或地区选进大学课本，两度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候选人。沈从文先生不仅是著名的作家，还是著名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他撰写出版了《中国丝绸图案》《唐宋铜镜》《龙凤艺术》《战国漆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等等学术专着，特别是巨著《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影响很大，填补了我国文化史上的一项空白。

早年有人劝沈从文入党，他冷笑：没兴趣。建国后一番改造，让他惶恐无地。57年反右，他竟然诬陷自己的弟子萧乾是特务。但是萧乾不敢跟老师计较，多年后去看望沈从文，发现他住在一个小黑屋子里，就出面替沈从文要房子，不想沈从文大怒，吼曰：我还要入党呢！从此与弟子绝交。

“鸿雁传书”的典故，出自《汉书？苏武传》中“苏武牧羊”的故事。据载，汉武帝天汉元年（公元前100年），汉朝使臣中郎将苏武出使匈奴被鞮侯单于扣留，他英勇不屈，单于便将他流放到北海（今贝加尔湖）无人区牧羊。

19年后，汉昭帝继位，汉凶和好，结为姻亲。汉朝使节来凶，要求放苏武回去，但单于不肯，却又说不出口，便谎称苏武已经死去。

后来，汉昭帝又派使节到匈奴，和苏武一起出使匈奴并被扣留的副使常惠，通过禁卒的帮助，在一天晚上秘密会见了汉使，把苏武的情况告诉了汉使，并想出一计，让汉使对单于讲：“汉朝天子在上林苑打猎时，射到一只大雁，足上系着一封写在帛上的信，上面写着苏武没死，而是在一个大泽中。”

汉使听后非常高兴，就按照常惠的话来责备单于。单于听后大为惊奇，却又无法抵赖，只好把苏武放回。

秦海璐9岁时，因为爸妈下海经商，乏人照料，被狠心地“扔”进全托京剧戏校。

戏校苦哇。为了出一个“苗子”，基本采用“打为主，吼为辅”的训练方式。尤其秦海璐学的刀马旦——唱、念、做、打、舞、翻，样样得练好。承受的苦、累、痛，难以忍受，无法形容。

别的孩子周末，回家偎在父母怀里、撒娇、尽享呵护。秦海璐像只被遗弃的小鸟“无枝可依”。父母常常忙得几个月没空来看她。她心里涨满了委屈，用泪水抵抗、发泄。可是哭完了，没人心疼，一切还得照旧。于是，开始拧巴、较劲儿，玩命练功，老师让停也不停。就这样，将近7年的戏校生活，练就了她极强的心理承受力，且深谙：在这个世上，任何人都依靠不了，所有的苦、累和痛，只能自己化解。

17岁，秦海璐戏校毕业，进入北京中戏。身处姹紫嫣红，俊男美女之中，长相平平的她，既不自卑，也没压力。“因为7年的苦，都熬过来了，这算得了什么呢?”何况，她坚定的、唯一的目标：拿张大学文凭，回家做白领，找一个好老公。班里的同学，有的想家想得泪汪汪，有的因拍广告、演戏，找不着感觉痛苦而哭。她没心没肺，悠哉淡定，兀自打发日子。直到大四。

那年，学校认定她是“能演戏的几个里最会演戏的一个”，让她参加电影《榴莲飘飘》的拍摄，她不干。“不想拍电影，只想当白领。”班主任“激将”说，你如果不试试，拿了中戏文凭就去当白领。人家会说，秦海璐不行。她一想，可不是，姐们儿不成名可以，但不能让别人说干这行不行，才改的行。不料，她这一“触电”，捧回了最佳新人、最佳女主角两个大奖。

都以为她会“乘风而上”，她却躲猫猫般匿迹三年，圆她的白领梦去了。舆论哗然，有说她自觉长相对不住观众，改行了，有说她受不住刻薄的言论，隐退了……各种“浮云”，她全然不顾，我行我素，心里窃笑：姐用实力证明过了，姐行!姐很行!你们爱咋说咋说。与姐无关。

然而，做演员是她命定的天职和强项，兜兜转转几年，她还是被“旋”进演艺圈，且不急不躁，凭着丰厚的底蕴和扎实的功底，声名鹊起，成为观众喜爱、褒赞和欣赏的实力派演员。

在电影《爱情呼叫转移》里，12个走马灯似的相亲女，唯独她演的那个，让人印象深刻。媒体问她缘由，她说，喜剧也得认真演，而不是刻意去讨好、甚至胳肢观众，但也不能一水顺的认真。除了感觉，还得动脑子。掌握好发力点，收放自如。这是从小在戏台上的基础和累积。在舞台上，射灯跟着你转，你必须找到自己的节奏。开始，锣鼓点控制你，等你一点点有了节奏感之后，锣鼓点开始跟着你。这个从被动到主动的过程，是一个演员成长、磨炼、积淀、成熟的过程。所以，吃的苦，永远是人生的基础。非但演戏如此，人生亦是如此。

“综观演艺界，学戏出来的跟没有学过戏而当红的，截然不同。”学戏出来的，特别扎实，特别沉稳，不浮躁，懂得收敛低调。譬如何赛飞、徐帆、袁泉，不论生活、演戏，工作，还是为人处世，特朴实严谨，很少会出一些幺蛾子的事儿。因为，京剧传统的优良风格和谦谨意识，随着那些“苦”，日积月累，浸润到骨髓里去了，约束规范着人的言行、修为。

秦海璐出演话剧《四世同堂》里的大赤包。四川媒体评论她：“身材苗条，知性妩媚……”她莞尔：这都是“他们”对我的评价。跟我没关系。在我这个小小的圈子里，也许我有那么点儿知性。但出了这个圈子，比我有学问的人多了去了。所以别当回事儿。

多年来，她坚守原则：“演员是个‘感知’很强的职业。来不及感知生活，陀螺似的从一个剧组到另一个剧组，我不干!”这就是她的基础，风格、底蕴。

[名人执着的故事

拿破仑美人关下险丧命，

法兰西第一帝国皇帝拿破仑，是 18 世纪末、19 世纪初法国著名的资产阶级政治家和军事家。这个政治上富有野心、军事上具有卓越天才的法国统治者，致力于对外侵略扩张，曾一度控制了几乎全部的西欧国家。因此，欧洲封建势力对他恨之入骨，必欲除之而后快。可是，当时拿破仑军事实力雄厚，不易推翻。于是，他们便使用美人计，设计了一个又一个的圈套。

1810 年，奥地利外交大臣梅特涅撮合拿破仑和奥地利公主玛丽·路易斯结婚，从而瓦解了法俄联盟，使俄、奥、英、普组成了第六次反法同盟，导致了拿破仑在莱比锡大会战中败北并被流放的可悲结局。而其实，在此之前，拿破仑已有一次险些丧命于美人关下的经历。

1793 年 5 月，拿破仑带兵侵入埃及，沉重地打击了英国在地中海以东的实力。英国统治者十分恼火，指示情报部门迅速刺探拿破仑的行动计划，在可能的情况下干掉拿破仑。 接受这一任务的是英国皇家海军间谍约翰·巴尼特。他想到拿破仑是个好色之徒，便决定施行美人计。巴尼特乔装打扮，混进开罗，通过贿赂法国职员以及埃及仆人和向导，了解到拿破仑与他手下一位军官的妻子富雷斯夫人有私，便决定从这儿入手。

按照拿破仑的规定，军官是下准带妻子到埃及来的。但这位富雷斯夫人却女扮男装，偷偷上了运兵船。等到消息泄露之时，她已到达埃及了。拿破仑得悉此事，本想从严处理，无奈富雷斯夫人容貌出众，拿破仑一见倾心。她不但没有受罚，而且很快便得到了拿破仑的宠爱。然而，拿破仑知道一旦事情败露，富雷斯可能妒火骤起，给他一梭复仇的子弹。为了保险起见，他决定调虎离山，打发富雷斯到巴黎去执行使命，并明令不准携带夫人。

巴尼特得悉后，立即命令英国“雄狮”号兵舰，全速前往拦截富雷斯乘坐的法舰“猎人”号。富雷斯被俘之后，巴尼特不仅热情款待，而且奉为上宾，并将拿破仑如何与他妻子勾搭，又如何用计调他返回巴黎等事一一描述，意欲借刀杀人。富雷斯听后怒不可遏，表示要返回开罗同拿破仑算帐。巴尼特心中暗喜，立即派人把富雷斯送回开罗，然后稳坐“雄狮”号上，等待佳音。然而，巴尼特很快便失望了。因为富雷斯一去犹如泥牛入海，杳无音讯。究竟是富雷斯权衡利弊之后改弦更张呢，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外人无从知晓。不过，对于拿破仑来说，也算是躲过了别人的一次暗算。

接到乔羽的宝贝女儿国子的短信，我心里一动：多年不见，乔老爷和夫人佟琦，还有他们三个懂事的早已成家立业的孩子，现在怎么样了？国子在短信上说：“亲爱的妈咪，一切都好吧？9月12日上午9点在新闻大厦举办老爷子歌词研讨会，央视来录制现场，特请您作为嘉宾发言。您能来是我们全家人的愿望。请回复！爱您的国子。”

我立刻兴奋起来。这些年我年纪大了，过去常联系的朋友，渐渐地疏远了。而且，对方也一样，好像大家都躲在自己的世界里静静地老去。就连名气很大，过去经常抛头露面的人，比如乔羽乔老爷，也陷进了这个怪圈。想到此，我连忙给乔羽的女儿国子回短信：“亲爱的国子，我正盼望见到你们，谢谢你们全家人想到我，给我这个机会。你父亲乔老爷的歌词研讨会，我一定参加，雷打不动。”

但是，那天我还是食言了。问题出在我老眼昏花，把9月12日上午9点的研讨会，看成9月17日上午9点。偏偏在同一天同一时间，我还接到了冯牧先生逝世20周年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纪念活动的邀请，也指定我在会上发言。当我在中国现代文学馆深情追忆冯牧先生的时候，新闻大厦乔羽歌词研讨会给我安排的那把椅子，却让乔老爷全家人失望地空着。回到家再看国子的短信，我蒙了，不禁十万火急地向孩子道歉：“亲爱的国子，实在对不起，我把乔老爷的歌词研讨会误记成9月17号了！今天我去开完冯牧逝世20周年纪念会，再看你的短信，才发现我记错了日期。看来，我是真的老了，日子过得稀里糊涂。不过，老爷子的歌词有口皆碑，万众传唱，这比开任何研讨会都珍贵。而我不懂歌词艺术，即使参加研讨会也说不出什么来。但对老爷子及你们全家给我的情谊，我铭记在心。为此，我准备认认真真写一篇文章，倾心说说老爷子和你们全家人对我的关爱。”

笑眯眯的，那个几年前常在电视里出现的如同弥勒佛的乔老爷，没有多少人不知道。他写的歌词，可谓点石成金，广为流传，说他是中国歌词界的泰斗，是没有人持疑义的。不说他在“**”前为电影《祖国的花朵》写的插曲《让我们荡起双桨》，为电影《上甘岭》写的插曲《我的祖国》早已家喻户晓，成了中国歌坛的经典，只说20世纪80年代后，乘着改革开放大潮，他写的《牡丹之歌》《爱我中华》《难忘今宵》《思念》《夕阳红》《说聊斋》等等，哪一首不风靡一时，久唱不衰？郭兰英、李谷一、彭丽媛、毛阿敏、宋祖英，这些在国内风光无限的一线歌手，都是唱着他的歌红起来的。不过，我如此强烈地想写写乔老爷，却不是因为他的歌词，而是因为他的为人，因为他对我的滴水之恩。中国有句老话“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而我对他虽然没有涌泉相报之能，但涌泉相报之心还是有的。

乔老爷的滴水之恩那是40多年前的事了。当时比我大8岁的乔羽还年轻，才40出头。除了私下里，人们决不敢像现在那样开口闭口叫他乔老爷。既然叫了，他也会环顾左右，不敢答应。因为，那是个人鬼颠倒的年代，他和许多文艺界的著名人士一样，活得灰头土脸的。

清楚记得是1972年，“九一三”事件之后，我们这些因各种原因被迫离开北京的人，陆续回到北京。城里没有我们的窝了，都靠投亲访友过日子。我算幸运的，经胡华先生引荐，被中国革命博物馆收容。这是我一生中最窘迫也最狼狈的时候：父亲的冤案没有平反，年迈的母亲下放在江西鲤鱼洲，不知何时是归期，三个孩子因我和丈夫的感情破裂而处在骨肉分离中。难以启齿的是，国家经济萧条，商品奇缺，买粮要粮票，买肉要肉票，买布要布票，还有煤球票、肥皂票、白菜票什么的。我带着两个孩子，不仅没有这些票证，即使有，也买不起。因为我很久没有领到工资了，口袋里几乎不名一文。为了不饿着两个正在长身体的孩子，自己忍饥挨饿，节衣缩食，连午饭都省了。外出很少坐公共汽车，多远的地方都走着去。偶尔也使坏心眼，自己做一张假月票，趁人多的时候挤上车，拿出来远远地向售票员晃一下。售票员通常半睡半醒地趴在台子上，看都不看一眼。古人说一文钱逼死英雄汉，我是真正尝到了被钱逼死的那种感觉。可是，我还死要面子，怕人们知道指着我的脊背说：看，贺龙的女儿落难了，到了这种地步！

那年七八月的一天，天非常热，脚下的柏油路都被晒软了。我去给住在西便门附近的一个同事送药，不知不觉走到我母亲下放前住过的西便门国务院宿舍附近。忽然，一个高大的身影立在我面前，随后听见那人对我说：“这不是捷生吗？大中午的，天这么热，你去干什么？”我茫然抬起头，眼睛一亮，认出对方是大音乐家郑律成。他和我母亲住在同一个院子的同一栋楼里，母亲下放前我们在楼道或路上遇见他，还有他后来成为新中国第一位女大使的夫人丁雪松，常打招呼。

“吃饭了吗？”郑律成在确定站在他面前的真是我之后，不等我回答，又问。我望着他苦笑笑说：“郑叔叔，我没有吃午饭的习惯了。”郑律成看见我这副落魄的样子，明白我处境不好，叹息一声说：“不吃午饭怎么行？走，我带你去吃。”说着，他拽着我的手不由分说往既定的路上走。我个子小，身体弱，拽在他手里没有任何分量，只能由他。这样勉强走了几步，他松开手，自己在前面走，我在后面跟。

西便门国务院宿舍当年住着不少名人，有写过长篇小说《上海的早晨》的周而复，有截取过日本偷袭珍珠港情报、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立下大功的红色特工阎宝航……再就是郑律成，他大名鼎鼎，是中央乐团（中国交响乐团前身）的专业作曲家。整个院子里的人都知道他，不仅因为他是朝鲜人，还因为他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到了中国，在上海从事革命活动。1937年，他背着从朝鲜带来的小提琴到达延安，投身伟大的中国人民抗日事业。就是在这个时候，他请女诗人莫耶作词，谱写了著名的《延安颂》；请公木作词，写了更著名的《八路军进行曲》（1988年正式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在中国当代音乐史上，与冼星海、聂耳和田汉齐名。抗战胜利后，经过中央特批，他带着曾是抗日军政大学第三期女生队队长的妻子丁雪松回到了朝鲜，又写了朝鲜人民军军歌。要知道一个人能为两个国家的军歌作曲，在世界举世无双，因此享有“军歌之父”的美誉。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经周总理批准并征得朝鲜金日成首相同意，他随在中国驻朝鲜大使馆任外交官的妻子丁雪松一起回国，正式加入中国籍。人们津津乐道的是，1943年他与丁雪松结婚后，上了抗日前线，怀着身孕而留在延安的丁雪松不慎在雪地上滑倒了，引起早产，生下一个女孩。孩子生下后因为没有奶，丁雪松把他从朝鲜辗转上海带来的那把心爱的小提琴卖了，换回一头刚下崽的母羊，每天给孩子挤羊奶喝，这才把孩子救活了。郑律成从前线回到延安，有感于他的那把提琴救了他的孩子，给孩子取名为郑小提。后来郑小提也成了音乐家，在总政歌舞团创作室任创作员，也和大家一样，在西便门国务院宿舍进进出出。

这是在十年“**”中，社会乱哄哄的，文艺团体像郑律成这样的大作曲家，都被打入另册。郑律成更因为历史复杂而受审查，要求他每天去团里报到，中午在那儿吃一顿样板饭。因为中央乐团是样板团，团里的饭也叫样板饭。那时他50多岁，身体很好，从西便门去地处和平里的单位路不算近，每天骑一辆破自行车来回。

那天郑律成没有骑自行车，看来不是去团里，也不是从团里回来，他说带我去吃午饭，可是，既不往他家里带，也没有往街边的小餐馆带，更不可能带我去路途遥远的样板团吃样板饭。当时在小餐馆吃饭也要用粮票，我猜想他家里不开火，上餐馆也囊中羞涩，不知这顿饭怎么吃，吃什么。因此，跟着他在烈日下走，沿路我犹豫不决，走不是，不走也不是。在我的记忆中，好像穿过了半个北京城。

当他带着我穿过大街小巷，敲开大柳树一个破败院落的一扇普普通通的门的时候，我才知道，他把我带到了他的好朋友乔羽家。

乔羽的名字对于我来说，太熟悉了，简直如雷贯耳。因为我也是文学青年，喜欢“**”前的电影、小说、诗歌和歌曲，唱过乔羽写的《让我们荡起双桨》和《我的祖国》等电影插曲，还知道他是人人皆知的电影《红孩子》和《刘三姐》的编剧。在我心目中，这两项占一项就不得了了，而他两项都占了，太了不起了。

出现在我面前的乔羽，却不像我想象的那么高大，那么英俊。他个子不高，微胖，穿着一身颜色单调的衣服，才40多岁，但没有这个年纪的干练和锐气。让我感到奇怪的是，郑律成这么大一个音乐家来访，他也不特别热情，甚至有些无所适从。站在他身边明显高出他一头的妻子，反而气质高雅，衣着光鲜，头发梳得纹丝不乱；30多岁的人，还可以用亭亭玉立来形容。后来我才知道，乔羽从他工作的中国歌剧舞剧院下放在张家口，那天是偶尔回家的，碰巧被郑律成和我遇上了。而郑律成顺便带上我去找他，是给毛主席写了一封申诉信，反映他历史问题的清白，但他的汉字写得不好，想请乔羽给他抄一遍。

乔羽的妻子佟琦之所以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是因为她是满人，贵族出身，祖辈曾是朝廷的高级将领，人们在私下里都称她格格。据说顺治皇帝的佟妃，就出自他们家族。由于出身高贵，又有良好的家教，她言行和衣着与众不同，即使在那样极端的年代，也敢于标新立异，特立独行。在山东济宁故乡当过小学教员的乔羽，纯粹一介平民，1946年参加革命后，虽说上了晋冀鲁豫边区的北方大学，但那也是土大学。他之所以有今天，是一路吃苦耐劳走过来的。因此，当他站在佟琦身边，形成明显的对照，也因此他们戏剧性地过了一辈子。

看见大音乐家郑律成带着我在午饭时间走进家里，女主人佟琦表情木然，站在那儿不动，没有给我们做饭的意思。我又猜，她肯定有难言之隐，那时粮食定量，她家三个孩子，老大老二是男孩，正是胃口大开的年龄，多招待客人一顿饭，自己就得饿一顿。也是后来才知道，佟琦是中国文联医务室的医生，虽说有皇家血统，但她在单位仍属群众行列，再说，她的医生职业又是人们得罪不起的。因此，乔羽被下放了，她还能带着三个孩子留下来。但要管好这五口之家，她也得量力而出，精打细算。因为在文艺界听多了男女之间的风流韵事，她特别痛恨男人拈花惹草。

郑律成和乔羽坐在狭窄的客厅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我完全成了多余的人，那种气氛让我尴尬极了。郑律成突然意识到什么，指着里面的房间对乔羽说，老乔，我给你说几句话。两个人进去后，声音压得很低，嘀嘀咕咕一阵，乔羽冲着门外大喊，佟琦，你进来！女主人进去三两分钟，声音突然高起来：你个死老郑，有话怎么不早说呢？人家是公主啊！你看慢待她了。然后斩钉截铁地说，我出去买菜，割肉割肉！说话间，她已大步流星走回客厅，刚才还表情木然的脸春风荡漾。我惊惶地站起来，她风一样刮到我面前，压住我的两个肩膀说：你坐你坐，和老郑、老乔好好聊天，我去给你们割肉包饺子。

同样也是后来我才知道，郑律成和乔羽进到里屋，是向他解释，我并非佟琦痛恨的那种迎合男人拈花惹草的女人，而是贺龙元帅落难的大女儿。在命运上同样经历了颠簸的佟琦，听说我的身份和处境，大吃一惊，一股侠胆柔情油然而生，对我的态度突然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我还未从愣怔中回过神来，她已经提上篮子去菜市场买菜了。当时乔羽的供给关系不在北京，她和三个孩子每月每人只有二两肉票，她一口气全买了。回到家，不要任何人沾手，一个人在厨房里丁丁当当包起饺子来。我进厨房去帮她，她举起两只沾满面粉的手，用臂弯把我推了出来，说请你都请不来，哪能让你动手呢？

这顿午饭，我是含着泪水吃完的。八两肉包出的饺子，乔羽和郑律成基本上是蜻蜓点水。两个人只顾对付乔羽从床底下搜出来的一瓶酒，你一杯我一杯，装出很陶醉的样子。佟琦则坐在我对面，痛惜地望着我，不断地催促说，吃啊吃啊，老郑老乔喝酒，你不管他们。她还说捷生，你父亲贺龙是开国元帅，国家的大功臣，不会整死就整死了，总有一天要给他平反昭雪。今后的日子会好起来的。郑律成和乔羽也附和说，是啊，是啊，苍天有眼，将来一定会还贺龙元帅公道。然后劝我想开一点，把心放宽，先把孩子养大，把难关渡过去，相信总有云开雾散的时候。

听着这些暖心暖肺的话，我真想趴在桌上，放声大哭。

从此，我和乔羽成了心心相印的朋友，和佟琦更是亲如姐妹，她叫我公主，我叫她格格，两个见面无话不说。他家的三个孩子，对我以妈妈相称。当然，我父亲的冤案也很快被澄清了。1975年6月9日，在父亲含冤逝世6周年之际，在中共中央召开的“贺龙同志骨灰安放仪式上，周总理抱病从医院赶来致悼词。20世纪80年代，我回到了部队，老伴李振军担任武警第一任政委。乔羽的小儿子乔方（歌曲《红旗飘飘》的词作者）中学毕业后，没有工作，我和老伴想尽办法把他招到了部队。

可惜郑律成没有活到让我报答的这一天。那是1976年12月，刚刚粉碎”**“，张家口复排反映我父亲领导南昌起义的京剧《八一风暴》，邀请南昌起义将领的亲属和孩子们去观摩，郑律成也在邀请之列。从张家口回来的第二天，12月7日，喜欢撒网捕鱼并写过《川江号子》的郑律成带着侄孙女银珠和6岁的外孙剑锋去昌平京杭大运河捕鱼，突发脑溢血，栽倒在河边。偏僻的运河边根本没有出租车，两个年幼的孩子边哭边艰难地把他弄到岸上，拦了一辆三轮车往昌平城里送。但终因耽搁太久，我们的大音乐家再也没有醒来。得到消息，乔老爷极度悲伤。几年后，他在矗立在八宝山郑律成墓前的墓志上写道：”郑律成同志是一位将自己的生命与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结为一体的革命家。人民是不朽的，律成同志的歌曲也是不朽的。

李国安是给水团团长他住在嘴边的两句话是“一个共产党员要上木愧党，下不愧民，“一个干部要上不愧部队，下不愧士兵”他为部队打井为老百姓打井，将800里边防变成了有水的钢铁长城，为内蒙古的改革开放作出了重要贡献、他甘将生命化清泉，多少年来顾不上家顾不上老母、顾不上妻儿.但他是一个有情有义、有血有肉的好儿子好丈夫好父亲。李国安说：“我深深懂得没有国就没有家”尽管付出很多但他“无怨人悔”。

留取丹心照汗青   德佑元年，蒙古铁骑如摧枯拉朽直逼临安。时任赣州知州的文天祥起兵勤王，并将全部家产拿出来充作军费。其友人劝他说：“你以这万余乌合之众，去抵挡元朝三路大军，何异于驱群羊而搏猛虎。”文天祥说：“我最恨的就是国家一旦有急难，征召天下之兵，而无一人一骑入关。我之所以不自量力，准备以身相徇，就是为了使天下的忠臣义士因此能闻风而起。义胜者谋立，人众者功济，这样才可能保住江山社稷。”

可是，经过多年艰苦的抵抗奋战，文天祥最终还是兵败被俘。元朝大将张弘范逼他写信招降在厓山继续抵抗的张士杰，他坚决拒绝。 元朝皇帝忽必烈“既壮其节，又爱其才”，希望说服文天祥叛宋降元。他召文天祥上殿，对文天祥说：“你若能像对宋朝一样对我，就立即以你为中书宰相。”文天祥说：“我文天祥为大宋状元宰相，宋亡，我惟可死，不可生。”忽必烈又说：“汝不为宰相，则为枢密。”文天祥昂然答曰：“一死之外，无可为者。”

文天祥从容就义，舍身成仁，时年仅四十七岁，浩气丹心，永存史册。

与一般大学生4年读完一所大学不同，张文用4年时间“读”了4所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

2007年6月，张文高考发挥失常，怀着进京求学的梦想，他来到北京的一所民办高校。进校后不久，张文就感到失落：身边的同学整天抽烟、喝酒、打牌、逃课、通宵上网……张文说：“我不甘平庸，我要走一条自己想走的路。”

张文决定退学。他说：“我要走访国内各顶尖大学，遍访名师。”从2008年起，他在京沪的4所名校各旁听一年。4年下来，张文听了200多门课、100多场讲座，积累了50万字的课堂笔记，还加入了100多个社团。

一年用了6支录音笔

积极、刻苦，是张文游学生活的写照。在复旦大学的课堂上，张文总是积极提问。中文系骆玉明教授的《古典诗词导读》是复旦大学的精品课程，骆教授主张“书读百遍，其义自见”，他常在课堂上鼓励学生朗诵，但响应者寥寥。在一次课上，骆教授再次邀请学生朗诵诗经中的《蒹葭》，按捺不住的张文举起手，登台朗诵起来。

在北京大学时，因为觉得“好课实在是太多了”，他上午同时选了3门课，所以准备了3支录音笔。课前，张文在3栋教学楼间一路小跑送录音笔，自己听一门，下课后再跑到另外两间教室取录音笔。晚上9点下课后，他来到未名湖畔，一边散步，一边听白天的录音。晚上12点回到燕南园继续听，有时他听着听着就趴在桌子上睡着了，醒来又倒回去继续听。在北京大学一年，张文先后用了6支录音笔。

清华大学让张文感受到另一种不同的氛围：“教室里坐得满满的，老师讲得激情满怀，同学们奋笔疾书记笔记。”

“中国人民大学散发着浓厚的人文气息。在中国人民大学的课堂上，同学与老师之间总是有着激烈的争论，这种争论从课堂延续到老师的办公室。”张文说，“该校密集的讲座让我大开眼界，好多外国的总统、中国的部长、经济学家、商界名流登上了中国人民大学的讲坛。”

全方位参与大学生活

上课、记笔记、听录音，并不是张文游学生活的全部。在北大，张文报名参加了100多个社团，足迹遍布各种学科兴趣小组、文艺演出、讲座论坛、体育运动、志愿服务等。用张文的话说，加入这些社团是为了“完善人格、砥砺品德”。

张文做事积极主动、随叫随到。社团负责人觉得张文不知疲倦、任劳任怨，于是给他一定的职位，为社团做事。

张文认为，最值得他骄傲的一件事是去内蒙古一所高中捐赠图书。他从一名家在内蒙古呼伦贝尔盟根河市的学生处得知，根河市有半年时间是被冰雪覆盖着的，教育条件极差。

于是，张文找到办活动时认识的两位公司老总，希望他们能出资给根河二中图书馆添置图书。他又辗转联系上文化部前副部长丁一先生题写馆名，并邀请清华大学前校长顾秉林院士题词。最终3500册图书送到了根河二中。

张文的积极参与，也曾遭到过其他学生的质疑，甚至引起相关学生组织的不满。2011年12月，有人在北大BBS上发帖说张文不是北大的学生，却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在很多社团担任职务，发帖人声称要把他赶出北大。这件事深深地伤害了张文的自尊。

我还要去香港大学、去哈佛、去耶鲁

张文喜欢和各种各样的“牛人”打交道，他说：“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行万里路不如阅人无数，阅人无数不如名师指路。”在张文看来，到一所大学首先要认识其校长。他在复旦大学时，就去杨玉良校长的办公室请教过问题。他曾经让周其凤校长给他推荐精品课，周校长勉励他要好好利用北大的资源，广泛接触名师，并说：“你这样的学习方式比那些只想拿文凭、整天混日子的同学更能学到真东西，北大学生应该向你学习。”张文也曾给顾秉林先生写信，顾先生回信鼓励他：“不管你能不能拿到文凭，都要练就一身真本领。”

总结这4年的收获，张文说：“复旦大学让我认识了自己，自我觉醒；北京大学拓宽了我的视野；清华使我懂得要脚踏实地，知行合一；中国人民大学让我从个人奋斗转变为关心国家、社会，立学为民，治学报国。”

现在张文在某大型地产集团兼职做董事长助理。他找工作的经历也很传奇：张文在中国人民大学听该董事长的讲座，并与其建立了联系，该董事长知道了他的游学故事，被他的毅力感动。

如今，下班后的张文还是会去学校听课、读书，但这不是张文的终点。

刚刚参加了托福考试的张文，准备明年去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香港委员会做义工，之后还要去美国。这个机会源于他的毛遂自荐：“听说基金会招募义工，我就给在美国的执行主席雷克先生写信表达了我的意愿，并介绍了我游学和做公益的经历，不久，雷克先生就回信了。”

张文的梦想是在香港做义工之余，去香港大学听课；等到了美国，他还想去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见识一下纯正的美国精英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