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钱钟书的人物生平简介【精品19篇】

白居易(772—846)，字乐天，号香山居士，又号醉吟先生。太原(今属山西)人。唐代著名现实主义诗人，唐代三大诗人之一。元和三年(808)拜左拾遗，后贬江州(今属江西)司马，移忠州(今属四川)刺史。后为杭州刺史，又为苏州、同州(今属陕西)刺史，以刑部尚书致仕。晚居洛阳，自号醉吟先生、香山居士。其诗早年与元稹齐名，称“元白”;晚年又与刘禹锡齐名，称“刘白”。他的诗歌题材广泛，形式多样，语言平易通俗，有“诗魔”和“诗王”之称。官至翰林学士、左赞善大夫。词不多，但影响后世甚大。有《白氏长庆集》。代表诗作有《长恨歌》、《卖炭翁》、《琵琶行》等。白居易故居纪念馆坐落于洛阳市郊。白园(白居易墓)坐落在洛阳城南香山的琵琶峰。

特工皇妃楚乔传故事主人公楚乔以及冬儿其他几部作品中的女主唐小诗、李猫儿共同构成冬儿的国家特工部系列小说之四朵金花。

人物经历：

楚乔生前为特工部军情11处的特工005，因被诬陷关进特工监狱，逃狱成功后为排除特工部的炸弹保下特工部而英勇牺牲，死后穿越到了大夏皇朝的一名8岁女奴身上，因助燕世子燕洵逃亡而与之将命运捆绑在皇宫中八年，助其增长实力一举反叛大夏王朝回到燕北领地。小说前半部分说的是楚乔和燕洵一路相伴相随，楚乔助燕洵实现梦想，燕洵一直爱着护着楚乔。

但到后来，由于楚乔心性善良，与君王风格的燕洵两人越走越远，最终楚乔离开了燕洵，和一直爱护她的诸葛玥在一起，两人最终成了名动大陆的秀丽王和青海王，开创了繁荣盛世。

旧的制度必然被摧枯拉朽的毁去，让新的大夏在灰烬中得到重生!

人物性格介绍：

楚乔就是一粒种子，最先播撒在这些帝国权贵年轻派的心中。这是一个信念和坚持的故事，注定了，谁最能坚持，谁拥有和阿楚一样的信念，谁必能和她一同走到最后。她就是这个世界的一盏灯，所有人面对她的这些思想的时候，都会有一瞬间的恍惚，从一晒，到震撼，再到一点点的接受。她是一汪潜移默化的溪水，静悄悄的流淌，在西蒙大地的上层社会，将这些先进的念头灌输在年轻一辈的头脑之中，她可以说是打开了一扇门，新鲜的风呼啦啦的吹进来，吹散了沉闷空气，也吹动了奴隶制千百年来的铁血统治。

楚乔有过这么多的经历，让我甚至感到她的脆弱，这种气质不适合她，却仿佛不是她能左右的。心底的善良不忍，即使是铁血军人，也轮番尝到人间的苦涩温暖，我只是诧异，她居然是不愿“欠人情”的，如果不“欠”下“人情”岂不是辜负人家的好意，对别人的喜欢和表示，撇清关系只怕是最伤人的吧

楚乔的性子太刚强，但是在不经意之处 你会偷偷的喜欢上她 她的信念 令人折服 她的爱情 令人久仰 同时也令人心酸..

少年时期

1904年11月28日出生于陕西米脂县东区吕家崄杜家湾。祖辈是当地封建地主。父亲杜良奎，是清末举人，在西安长安大学堂执教时，参加了同盟会，曾数度回米脂，鼓动县里的民团赶走了清政府官吏，并参加了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斗争。

杜聿明从小就喜爱玩弄枪支，十二岁时，在表哥李鼎铭办的成家坌小学读书。在学习上得到了这位严师的指点。祖父母及当家的伯父杜良辅相继去世后，杜良奎一直在外教书，素来不问家务，杜聿明只好承担管家的重担。由于聪颖过人，很快掌握了一套经营家务、保全家业的本领。

杜十六岁时， 其父由榆林返家，见其因操家务，学业基本荒废，大为失望，决定将家务交侄儿杜聿成管理，杜便随父到当时陕北二十三县里唯一的一所中学榆林中学榆中20级丁班继续读书。校长杜斌丞是杜聿明的堂哥，教师有陕西著名的共产党人魏野畴、李子洲和教育家王森然、朱横秋等。同班有后来成为共产党人的谢子长、霍世杰和以后成为现代文学家的刘蕴华(柳青)等。

1923年，杜聿明在榆林中学毕业。同年8月，与比他大两岁的曹秀清结了婚。1924年初春，不满20岁的杜聿明与榆林同乡阎揆要、马师恭等人先后来到北京。杜聿明原想报考北京大学，但在京停留期间，他目睹北洋军阀贻误政事、膺窃国柄的黑暗。 在《新青年》杂志上，看到了黄埔军校招生的广告，由于革命思潮的影响和杜斌丞的熏陶，经过慎重考虑，毅然选择投考黄埔军校。

黄埔军校

1924年3月，杜聿明和堂兄杜聿鑫、陕籍青年阎揆要、关麟征、张耀明等十一人，从北京取道天津，搭乘英轮南下广州。在校期间，对学习从不马虎，军校设置的步、炮、工兵等军事课程、战术战法和队列操练的演示、模拟等，他都是全身心的投入，极认真的学仿。杜聿明和同学们还参加了讨平广州反动商团的战斗，这是他第一次经历真刀真枪的沙场冲杀。当年年底一期学员毕业以后，他被分配到何应钦第一教导团第一营第三连当见习官兼军需上士。不久擢升为第二排副排长。

1925年春，在军校的号令下，讨伐广东军阀陈炯明的战斗打响了。攻打淡水城时，杜聿明和同期的陈赓等同学报名参加了教导团组织的敢死队进行爬城攀攻，最先登上城头的也是杜、陈两人，紧接着他俩又打开城门，迎来大队人马歼灭残敌，终获全胜。同年3月初，杜一行四人到了北京，受到汪精卫的接待。他们见到了已处于昏迷状态的孙中山。杜聿明将廖仲恺的亲笔信双手递给了孙先生的副官马湘，后写了一封致廖先生的信，汇报了孙中山的病情。接着，他们转赴开封，在胡景翼的直接领导下，协助苏联顾问，筹办军校。

不久，国民二军高桂滋团补充营营长、大地主吴宝山为扩大自己的势力，用重金聘请杜聿明为副营长兼第一连连长。杜郑重地给广州革命大本营及黄埔军校分别写了书信，汇报情况，请示行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即回信指示：希望杜聿明仍留北方，争取机会和马湘联系，参加在北京碧云寺停厝的孙中山先生灵榇的守护。这时，正好高桂滋奉令率部开赴北京，担任京畿的卫戍勤务，重新组编的吴宝山补充营也随团北上。到达北京后，高桂滋将补充营改为特务营，派该营进驻西山碧云寺静宜园，守护孙中山灵榇。杜聿明仍任该营副营长兼第一连连长。

北伐战争

1926年7月，广州革命政府誓师北伐。杜聿明南下归队。历尽千辛万苦到达南京，不幸被孙传芳的稽查队抓获，关进南京老虎桥监狱。随后越狱逃到武汉，去见邓演达。去武昌南湖学兵团找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学兵团团长张治中。随后杜聿明在张治中学生兵团任第一营第三连中校连长。

1928年夏，张治中考察回国，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训练部主任，令杜为该校杭州预科大队第二中队中校队长;次年初，杜回南京军校任第七期第四队中校队长;同年冬又任新编第一师第二旅参谋主任。1930年初，蒋介石成立教导第二师，张治中任师长，杜聿明任该师第二旅第五团一营中校营长，不久升为该师第六团上校团长。

1930年冬，教导第二师改番号为陆军第四师，杜为第十二旅第二十四团团长。师长徐庭瑶要求部属甚为严格，看到多数团队都是松松垮垮的样子，唯独杜团认真遵照其指示办事，教育训练各方面井井有条，操练娴熟，因而对杜大加赞赏。

1932年初，徐庭瑶的第四师奉命开赴皖北参加大别山“围剿”红军，在霍丘被红军邝继勋部击败。在关键时刻，徐令第二十四团全力反攻，杜聿明率部穿插，突入霍丘，使红军损失重大。徐庭瑶为他记首功，并上报晋升杜为少将团长。这年冬，徐升任第十七军军长，杜被委为该军第二十五师第七十三旅旅长，不久升为该师副师长。

1933年2月，日本侵略军分兵三路进攻热河，第二十五师奉命从徐州、蚌埠一带开往通县集结，阻击敌人。3月9日，第二十五师到达石匣镇后，杜聿明和关麟征驱车往古北口，与东北军军长王以哲联系。杜聿明代理师长职务，指挥该师官兵，同日寇浴血奋战。1933年3月12日，杜奉命将阵地交与第二师。同年秋，杜聿明进入南京中央军校开办的高等教育班第一期进修。学习期间，经同乡、黄埔一期同时毕业的马志超介绍，参加了复兴社。

1936年春，杜聿明从中央军校高级教育班毕业。杜本应返第二十五师供职，但由于和师长关麟征相处不甚和谐，不太愿回去。徐庭瑶即向蒋介石保荐他到新成立的南京陆军交辎学校担任学员队队长，负责培训指挥机械化部队作战的军官。10月5日授予少将军衔。

1937年，交辎学校战车营、交通兵第二团所属装甲汽车队合编，并补充一批战车，建成国民党军第一个陆军装甲兵团，杜聿明委为第一任团长。“八·一三”淞沪抗日时，杜率领装甲兵团第一营的二、四两连，在上海汇山码头协同步兵阻击企图登岸的日军。

抗日战争

1938年，装甲兵团撤至湖南湘潭整训，不久该兵团扩编为第200师，以杜聿明为师长。长沙大火后，国民党长沙市警察局人员与放火队员，又来到湘潭城下，欲火烧湘潭城。杜聿明得知后，当面怒斥了这种惊慌失措，草菅人命的做法，随派员收缴了放火队的器械，将放火的人强行控制看管，并张贴布告，严禁放火焚烧湘潭县城，这才使湘潭城池数十万人的生命和财产得以保全。事后，湘潭万民同声称颂，感激杜聿明与二百师的救城之恩。

1938年12月，第二百师扩编成新编第十一军，从湖南湘潭移驻广西全州，杜聿明委为副军长。不久，番号又改为第五军，杜升任军长。该军是国民党政府在抗日战争初期成立的唯一机械化新军。杜提出：“操场就是战场”，“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要求新军具有“五除”(除骄、惰、伪、欲、恶)、“三习”(习精、诚、勤)的朝气。

1939年夏起，日本侵略军集结兵力，准备开辟华南战场。1939年11月17日，日寇在防城、北海登陆，进占钦州，19日，又突破小董防线，向南宁进击。杜聿明的第五军奉命从全州向南宁附近集中，准备攻击由钦州、防城登陆的北进之敌。面对日寇气势汹汹的进攻，杜聿明冷静地分析了当时的战局，估计了敌人的弱点，向重庆最高统帅部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乘敌孤军深入后援未济之时，集结优势兵力，配合地方民众，迅速反攻，以击破侵敌而恢复国际之重要交通。”

1939年12月16日晨，杜聿明奉命率第五军担任对邕宾路的正面攻击，意在先行击破昆仑关及八塘附近之敌。杜召集团长以上会议，宣读作战部署：以郑洞国荣誉第一师从正面进攻;戴安澜第二百师为总预备队;邱清泉新编第二十二师迂回敌后进出南宁以北;向六塘守敌攻击，以截断南宁、昆仑关交通联络，孤立昆仑关之敌。第二天，白崇禧和陈诚到谭蓬村第五军司令部视察。陈严令杜要如期攻克昆仑关，直下南宁。

1939年12月18日拂晓，反攻开始。在战车、炮火掩护下，杜聿明第五军对昆仑关守敌进行了猛烈的攻击。戴安澜师与日寇展开白刃战，首先占领了仙女山。当晚各部乘胜进行夜袭，相继占领了老毛岭、万福村、441高地，最后占领了昆仑关。杜聿明在此期间，采取“要塞式攻击法”，逐步缩小包围圈，一口一口地吃掉敌人。杜聿明命令第二百师副师长彭璧生率部从公路左侧越过昆仑关，形成包围之势;邱清泉师把战车埋伏在公路两旁的丛林地带;郑洞国师则加强右翼攻势，再度进入昆仑关内敌军纵深阵地，将敌指挥部及炮兵阵地摧毁。战斗整整打了十八天，于31日以中国军队获重大胜利而告结束，史称昆仑关大捷。

1941年2月，杜聿明作为中缅印马军事考察团成员，赴缅甸、印度、马来西亚作军事考察。

1942年初，日军第十五军饭田祥二郎率四个师团分两路向缅甸进攻。中国派出远征军，杜聿明为第一路副司令长官。中国和英国军队集结后，策定作战计划，分三路南下迎击日军。杜聿明第五军为中路军，于3月9日接替英缅军在同古的防务。

1942年3月20日，同古诸战开始，一连数日，敌陆、空配合并与炮兵、战车协同进攻。至26日，正面敌人以其三个联队向同古西北角猛攻，第二百师第六团阵地被突破;27日，新编第二十二师到达同古以北，与敌遭遇，双方彻夜对峙。28日，日军北守南攻，在同古北修筑工事，企图阻止新编第二十二师前进，而集中主力猛攻第二百师，并施放糜烂性毒气，第二百师官兵伤亡甚重。杜聿明即指挥新二十二师对当面之敌施行猛攻，进占南阳车站，以解第二百师之围，但日军凭借附近建筑物固守。两军反复争夺，激战至30日。

1942年3月30日晚，杜命令新二十二师在斯瓦河南北两岸构筑数个梯形阵地，两侧埋伏阻击兵，阵地正面埋设地雷。新二十二师采用这种战术，运用灵活，虚虚实实，使日军捉摸不透。远征军先攻继守，用逐次抵抗战术与日军五个联队激战达十二次之多，迟滞达半月之久，敌军每前进一步，都需要付出人员装备极大消耗的代价，达到了以少胜多，以劣制优的目的，成为抗战史上一罕见的战例。

1942年4月13日，英军要求中国军队接替英缅军西路防区，企图浑战撤走，史迪威、罗卓英重新部署作战方案，准备在曼德勒会战，命令第五军、第六十六军分布在长达三百公里的平(满纳)曼(德勒)公路上。杜聿明认为这样分散兵力，会被敌人各个击破，一再申述棠吉的重要性，主张要么退守棠吉，守住腊戍前方门户;要么就在平满纳打下去，反对无准备的曼德勒会战，但未受到史、罗的采纳，杜只得从命，放弃了棠吉。于是日军重新进占棠吉，并直取腊戍，从西南面截断了集结于曼德勒准备大战的中国主力军后方，在曼的第五军，不得不向伊洛瓦底江西岸撤退。从此，远征军走上了惨败境地。

1942年3月1日，蒋介石曾亲自到缅甸腊戍，指挥远征军入缅。在面对“归史迪威将军指挥”的这个命令时，杜聿明曾亲自问过蒋介石：“如果史迪威的命令不符合您的决策时，应如何办?”蒋介石说：“你打电报向我请示再说。” 杜决心按照蒋介石的命令执行，向国境撤退。而孙立人则率新38师向西撤退到印度，后编为驻印军。 杜聿明的远征军分三路撤退，他本人率新22师为一路，第5军96师为一路，负责殿后的200师为第三路。

1945年4月初，蒋介石突然电召杜聿明去重庆。要求以武力解除龙云的全部武装，限龙云于3日内到重庆。并问杜有何意见。他一口就承担了这个任务。蒋介石听了很高兴，要杜即刻回昆明作准备。可是，何应钦认为，劝龙云自动辞职是可能的，龙不会顽固恋栈，这样解决可免于动武。杜聿明也表明同意。于是，何和杜从多方劝龙云自动辞职，历经三个月之久，龙云却毫无退意。

1945年8月9日，蒋介石再次电召杜聿明到重庆，面授机宜。蒋指示说：“你这次回去做解决龙云的准备工作，除军事准备外，还要对云南的通讯、交通及各机场作周密的布置，防止龙云逃跑。”8月11日，杜聿明飞回昆明，立即进行解决龙云的准备工作。在军事方面，杜假借到沦陷区大城市解除日本武装作准各为掩护，对排长以上军官亲自教授沙盘模拟演习，对龙云在昆明的兵力、驻地作了调查研究，拟定了对策，以期在短时间内将龙云的武装彻底解决。昆明通全省的电话、电报、公路、铁路及飞机场，也制定了严密控制办法，使龙云与外界隔绝，无法逃走，只留五华山弹丸之地和一营卫队，让龙云自己决定去从。对于如何投送蒋介石命令，说服龙云就范也作了准备。这些工作秘密进行了一个月之久，才告完成。

1945年9月27日，蒋介石派王叔铭秘密到昆明，送亲笔信给杜聿明，告知他日内就要颁布免除龙云在云南军事政治本兼各职的命令，调龙云为军事委员会军事参议院院长，并指示杜将飞机、大炮、坦克一齐准备好，万一龙云不服从命令，就集中火力轰击五华山，要杜“绝对保证龙云的生命安全”。当时杜聿明考虑到，在政治上自己和龙云是不能并立的，可是在私人感情方面，二人相处很好，对于龙云加以危害的事绝不能做，而且，万一龙云在事件中死去，社会舆论必然加罪于己。于是，杜连夜复蒋一封信，大意是：龙云只有一个五华山弹丸之地，不足为患，轰击五华山，会波及云南大学、西南联大的安全，引起学潮，在政治上造成极端不良影响。蒋最怕闹学潮，只得复信同意杜的意见，不使用大炮轰击及飞机轰炸。

1945年9月29日晚，杜聿明即赴昆明市北郊岗头村准备好的指挥所内，召集团长以上干部及新任云南省民政厅厅长、代理省主席李宗黄等开会，下达行动命令，并将解决龙云的命令送交美军一份，将中央任免龙云本兼各职的命令送交龙云。

1945年9月30日凌晨5时，杜部都到达进攻位置，并将军委会命令送给龙云各部队。事出龙云各部队意外，都猝不及防。仅五十多分钟，就结束了战斗，仅剩下一座五华山。

1945年10月14日，杜聿明忽然接到蒋的命令，要他到重庆去。杜15日飞抵重庆。这次蒋氏接见，与过去大不相同，对杜优礼有加，还很有兴趣地询问了解决龙云的经过。继而，蒋吞吞吐吐地对杜说：“你解决龙云对国家立了功，可是得罪了龙云。你应该为国家背过，任劳任怨。我表面上先公布将你撤职查办的命令，以后再任你别的职务。”杜很了解蒋的心理，就慷慨地说：“只要于国家有利，个人不计较任何名利地位。”蒋听了很高兴。16日，蒋果然发表命令：“杜聿明在云南处理失当，着即撤职查办。调任关麟征为云南警备总司令。”

解放战争

1945年10月18日，杜聿明被撤销昆明防守总司令及第五集团军总司令之职后，离开昆明回到重庆。同一天，就发表了任命杜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的命令。

杜聿明上任后第四天，蒋介石对杜当面指示，要与苏联接洽，接收东北领土主权。杜经过近十天与苏军联络，发现苏军已宣布自东北撤军，营口苏军已经离去，被东北民主联军接收。为此，杜便向蒋建议：要接收东北非用武力不能解决。

1945年11月5日，杜急飞重庆向蒋报告，请求迅速抽调兵力，由美舰掩护从葫芦岛或营口强行登陆。

秦皇岛，率先向东北解放区挑衅，指挥第十三军、第五十二军向榆锦进攻。14日，杜下达向山海关进攻的命令，决心在东北民主联军主力部队未到达之前，夺取要点，分兵两路继续向绥中追击前进，之后，占领兴城、锦西、葫芦岛三个要点。

杜聿明到锦西后，按原定方针，命令部队向锦州攻击。由于东北民主联军有计划地撤退，26日杜率部进入锦州，同日还占领了山海关。

1945年12月16日，国民党政府迫于国内、国际和平建国的舆论，与中共举行和谈。蒋介石一面谈判，一面下令国民党军队向解放区积极进攻。杜接到蒋的指示后，于12月23日命令第五十二军冒雪进占北镇、黑山，然后又分兵两路，分别向阜新、营口进攻，占领了北票、朝阳、黑水等城。

1946年1月10日，杜又按照蒋的密电，赶在停战令即下前，抢占了平泉等重要城市。自发动夺取东北的战役以来，杜聿明多次奔赴前线指挥，日夜不息，疲劳过度，1946年于2月18日乘专机飞北平，秘密进入白塔寺中和医院治病。1946年3月16日，动手术割去左肾。1946年4月16日，返回沈阳。

1946年4月28日，在空军掩护下，两个军分两路向本溪攻击。杜聿明在本溪得手后，迅速转而全力策划进攻四平街之战。他先调第一九五师及第八十八师至铁岭，掩护中长路的安全，又令新六军迅速集中辽阳附近，用火车输送至开原，以击破四平街，一举收复长春、永吉为目的，部署两翼攻击，企图压迫东北民主联军于辽河套内而歼灭之。1946年5月14日，国民党在飞机炮火协同下，并始猛攻，经过激烈战斗，东北民主联军实行战略撤退，杜部于1946年5月19日侵入四平。5月23日，国民党军进占长春，至5月31日止，又占领了松花江以南永吉至农安之线。杜聿明到东北仅仅半年，就先后侵占了辽西全部及沈阳外围铁岭、抚顺、本溪、辽阳、鞍山、海城、营口等重点城市，北沿松花江与东北民主联军相对峙。不久，停战期限届满，国共谈判破裂，杜怀着抢夺整个东北的野心，策定了南攻北守的全局作战指导原则，于8月间派副长官郑洞国负责指挥对热河省的全面进攻，扫荡热河境内的共军。10月，又派第五十军进攻安东、通化等重要城市。该军第二十五师在暖阳边门被全歼(新开岭战役)。杜并未从失败中吸取教训，认为这不是战略上的错误，而是个别将领无能，仍坚持既定扫荡方针，向临江进攻，部队再一次遭受沉重打击。至此，东北国民党军开始走下坡路。

1947年5月15日，北满的东北民主联军渡江南下，展开了大规模的夏季攻势。18日，攻占怀德。24日，占领四平街外围重要城市。26日，攻入法库。27日，攻入昌图。6月15日，开始总攻四平。杜与郑洞国等高级幕僚研究了全盘情况，认为本溪的东北民主联军对沈阳威胁甚大，决心以第五十三军为主力进攻扫荡，以固沈阳门户，然后集结可能集结的兵力去解四平之围。根据这一决定，由郑指挥对本溪的攻击，20日攻下。杜又根据电台侦察，中长路以东电台甚多为判断：共军主力可能在中长路以东的山区，并可能在移动之中。于是，他决定利用这个机会开始攻击，指挥右翼兵团向四平街左翼包围攻击前进，击破东北民主联军后，大胆分头猛进，力求包围消灭东北民主联军;中央兵团由现地发起进攻，击破当面之敌，即迅速追击而歼灭之;左翼兵团协助中央兵团向双山、昌北以北占领阵地之敌右翼包围攻击，击破当面之东北民主联军后，即向三江口郑家屯追击前进。命令下达后，杜部各部队在飞机炮火协同下大举进攻，战斗甚为激烈，直到1947年6月30日东北民主联军主动撤退，四平之围随之而解。后来，在东北民主联军铁拳锤击下，杜聿明迭遭惨败。他日夜谋划，一筹莫展，以至忧郁成疾，不能亲事，于7月、8日垂头丧气离开东北，到上海医治。

1948年6月，蒋介石遂任命杜为徐州“剿总”副总司令兼第二兵团司令官。杜上任不久，奉蒋介石命令指挥第二、第十六、第十三兵团去增援济南。同年9月12日，东北野战军发起了辽沈战役。10月初，完成了对锦州的包围，切断了东北国民党军通往关内的唯一通道。蒋介石为了挽救败局，赶紧将杜聿明调回沈阳。10月15日，杜聿明急忙从徐州飞抵沈阳。次日，锦州便失守。

1948年10月23日，廖耀湘第九兵团向黑山发起猛攻，即遭到解放军的毁灭性打击。至26日，廖兵团即被全歼。27日凌晨，蒋介石派专机到葫芦岛接杜聿明去北平，商讨对策。1948年11月2日，沈阳解放。这时，杜在葫芦岛日夜坐立不安，担心解放军马上来打锦西，一直等到蒋介石命令从上海撤退时，即开始部署第三十九军、第五十二军、第五十四军由葫芦岛撤往上海的工作。

1948年11月8日上午，杜在锦西机场乘飞机逃往北平。正当杜聿明在东北葫芦岛指挥部队撤退的时候，这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于11月6日发动强大的攻势，拉开了淮海战役的序幕。

在这之前，蒋介石指示国防部拟就一个“集中兵力于蚌埠附近，以击破共军攻势为目的”的“徐蚌会战计划”，并委任杜为徐州“剿总”副司令。当蒋派许朗轩征求杜的意见时，杜表示同意“徐蚌会战计划”，并写信请蒋饬令会战部署由刘峙指挥，迅速按计划实施，否则有被解放军牵制而无法撤退的可能。

杜聿明于1948年11月9日晚匆匆由北平飞抵南京时，获悉蒋介石未毅然决然实行“徐蚌会战计划”，已采纳何应钦和顾祝同提出的“守江必守淮”的主张，不禁心烦意乱，非常恐慌。第二天夜晚，杜即奉蒋令飞徐州，指挥解黄百韬之围。10日中午，刘峙得到中原野战军确已南下，当面只有两个纵队的情报，才决心将第二兵团东调，协同李弥第十三兵团解黄伯韬之围。杜聿明即令邱清泉兵团主力星夜向徐州东南张楼附近集结，李弥兵团向徐州以东苑山附近集结。他力主寻求解放军之一翼实行迂回包围，击破后再将其主力攻击。12日，杜聿明将主力展开于创集、苑山、不老河间地区。17日，解放军大部队经双沟向东南分路撤退。刘、杜都误以为解放军崩溃，令全线追击，结果受到解放军在第二线阵地的继续顽强阻击。22日，黄百韬兵团在碾庄地区全部被歼。

1948年12月3日，杜聿明各兵团按计划向永城方向撤退，忽然接到蒋介石空投的亲笔信，令杜停止向永城前进，转向濉溪口攻击前进，协同蚌埠北进李延年兵团南北夹击，解黄维兵团之围。杜感到蒋的命令必然导致全军覆没，又慑于蒋的淫威，恐不解黄维之围，蒋必将整个失败的责任归罪于他，遂决定服从命令，最后为蒋效忠。4日，杜聿明采用逐次攻击战法，严令第二兵团攻击前进，第十三、十六兵团加紧构筑工事，掩护阵地。6日，杜决定邱清泉、李弥兵团不突围，继续向解放军发起攻击。同时，他迭电蒋介石，催促速调大军与解放军决战。

自10日起，解放军停止对陈官庄、青龙集地区的进攻，对国民党军展开了二十多天的政治宣传攻势。17日，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发表了《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但杜未曾看到。陈毅同志也给杜写了一封信。他拿这封信去试探邱清泉的态度，见邱将信撕掉烧了，就立即告辞而去。19日夜，杜聿明又写了一封信给蒋介石，提出上中下三策，请蒋介石作最后决定：上策是必要时放弃武汉、西安，集中力量与共军决战;中策是各兵团持久固守，争取“政治上的时间”(意即和谈);下策是突围。

1949年1月1日，蒋介石宣言和平。杜聿明也觉得只有和平才是出路。但到1月3日，杜忽然接到蒋的命令，按原定空军掩护突围方案实行，自5日起投足三天的粮弹。解放军于6日发动声势浩大的攻击，国民党军一触即垮。杜急电空军轰炸支援。7日，李弥兵团司令部所在地青龙集阵地被突破，杜又急电请蒋在10日投毒气弹，掩护突围。9日黄昏前后，杜到陈官庄第五军司令部，企图纠集残部，按照蒋介石的命令于10日上午突围。然而，邱清泉、李弥等人威胁式的劝杜，必须当晚突围。他带着副官、卫士十来个人单独行动，10日凌晨，即被解放军战士俘虏在萧县青龙集张老庄村。

战俘生涯

杜聿明被俘后，邓文仪1983年在《黄埔学生六十年》中，讲述在淮海战役(台湾称徐蚌会战)中被俘后的杜聿明在炼狱度过数十年的悲惨生活。但是杜聿明被俘后却是受到了人民解放军的优待。在战犯管理所医务人员精心治疗和护理下，杜所患的胃溃疡、肺结核和肾结核等长年痼疾，逐渐好转、康复直至痊愈。特别是对他的脊椎炎的治疗，人民政府投入了很多的人力和物力 。医务人员除投以药石外，还为他特制了一具合身的石膏板，使他能够舒适地安眠入睡。

抗美援朝的胜利，杜聿明深情地说：“我对于抗美援朝中，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和平、卫祖国的豪情壮志，感到无比兴奋和敬佩。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确实站起来了。”

晚年生活

1959年12月4日，杜聿明作为第一批特赦战犯，接到了最高人民法院特赦通知书。

1960年7月，周总理、陈毅宴请来中国访问的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邀请杜聿明作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蒙是非洲战区地中海战场的指挥官，杜是中国战区中缅战场的指挥官，彼此闻名，互相倾慕。席间，英国元帅问他：“你的百万大军到哪里去了。”杜指了指坐在对面的陈毅元帅说：“我都送给他了。”陈毅却摇摇头，笑道：“你没有这样大方，是我们一口一口吃掉的。”事后，杜聿明说：“这当然是说笑话，真正说来，陈毅那句话我只能同意一半，因为国民党军队有一半是败在自己手里的，这方面我有切肤之痛，在心里留下了难以忘却的印象，就像过去机械化部队的战车，留在泥泞道路上的车辙……”

1961年3月，杜聿明被任命为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的文史专员。他积极撰写文史资料，力求忠实地把过去的经历记录下来。

1963年7月，在周恩来总理精心安排下，杜聿明携妻同在北京团聚的战犯和他们的家属一起，到祖国各地参观一些建设项目，游览名胜古迹。

1964年11月，杜被特邀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他写信给周总理，表达自己对党和人民政府的感戴心情，决心以有生之年，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为实现祖国的统一大业，竭尽努力。

1978年他又当选为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

1980年发表《纪念 二·二八 寄语台友》一文，呼吁在台湾的老同学、老同事、老朋友们为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贡献力量。

1981年5月7日，因患肾衰竭在北京逝世，享年77岁。在遗嘱中，杜仍不忘统一大业，嘱其妻率其子女为祖国现代化继续作出贡献，"盼在台湾之同学、亲友、同胞们以民族大义为重，早日促成和平统一。"

冰心1900年10月5日冰心出生于福州三坊七巷谢家大宅(今鼓楼区杨桥东路17号)，该宅院也是林觉民故居，是冰心祖父谢銮恩从林觉民家属购得。 次年5月，全家迁至上海。

1903年，因为父亲谢葆璋受命海军训练营营长，同时负责筹办海军学校，随父迁至烟台，在此居住的8年里度过了她幸福而多彩的童年生活。在烟台，她开始读书，家塾启蒙学习期间，已接触中国古典文学名著，7岁即读过《三国演义》、《水浒》等。与此同时，还读了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说部丛书”，包括英国著名作家迭更斯的《块肉余生述》等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

1919年8月的《晨报》上，冰心发表第一篇散文《二十一日听审的感想》和第一篇小说《两个家庭》。 后者第一次使用了“冰心”这个笔名。由于作品直接涉及到重大的社会问题，很快发生影响。之后所写的《斯人独憔悴》《去国》《秋风秋雨愁煞人》等“问题小说”，突出反映了封建家庭对人性的摧残、面对新世界两代人的激烈冲突以及军阀混战给人民带来的苦痛。

1923年进入燕京大学，燕大期间，冰心在一个牧师家里受洗归主。毕业后，到美国波士顿的威尔斯利学院攻读英国文学，专事文学研究。出国留学前后，曾把旅途和异邦的见闻写成散文寄回国内发表，结集为《寄小读者》，是中国早期的儿童文学作品。 同年，以优异的成绩取得美国威尔斯利女子大学的奖学金。[2]

1929年至1933年写有《分》、《南归》、《冬儿姑娘》等。还翻译了叙利亚作家凯罗·纪伯伦的《先知》。1933年末写就《我们太太的客厅》，内容被疑影射林徽因，成为文坛公案。

抗战胜利后，1949年至1951年间曾在东京大学新中国文学系执教，讲授中国新文学史， 并曾在当地的报刊上发表一些短文。

1951年从日本回到中国， 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被抄家，并进了“牛棚”，烈日下接受批斗。1970年初冰心被下放到湖北咸宁的五七干校接受劳动改造，直到1971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前，冰心与丈夫吴文藻才回到北京，接受有关翻译任务。这时她与吴文藻、费孝通等合作翻译《世界史纲》《世界史》等著作。[3]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祖国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冰心迎来了生平第二次创作高潮。1980年6月，冰心先患脑血栓，后骨折，但她仍坚持创作，在此期间发表的短篇小说《空巢》，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接着又创作了《万般皆上品……》《远来的和尚》等佳作。散文方面，除《三寄小读者》外，连续创作了四组系列文章，即《想到就写》《我的自传》《关于男人》《伏枥杂记》。作品数量多、内容之丰富、创作风格独特，使得她的文学成就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出现了一个壮丽的晚年景观。年近九旬时发表了《我请求》、《我感谢》、《给一个读者的信》等作品。

1994年9月冰心因心功能衰弱入住北京医院;1999年2月13日病情恶化，于同年2月28日晚上九点于北京医院逝世，享年99岁。 在冰心报病危之后，朱镕基、李瑞环、胡锦涛等中央领导人及中国作家协会领导和作家代表曾亲自到医院看望她。

基本情况

曹雪芹(1715年6月4日—1763年2月12日)，男，清代伟大的小说家。名沾，字梦阮，雪芹是其号，又号芹圃、芹溪居士。中国长篇名着《红楼梦》作者。

曹雪芹的曾祖父曹玺任江宁织造;曾祖母孙氏做过康熙帝玄烨的保姆;祖父曹寅做过康熙皇帝的伴读和御前侍卫，后任江宁织造，兼任两淮巡盐监察御使，极受康熙宠信。康熙六下江南，其中四次由曹寅负责接驾，并住在曹家。1712年(康熙五十一年)曹寅病故，其子曹顒、嗣子曹頫先后继任江宁织造。他们祖孙三代四人担任此职达60年之久。

曹雪芹自幼就是在这“秦淮风月”之地的“繁华锦绣”之乡生活中长大的，少年时代过着富贵奢华生活，雍正初年，由于封建统治阶级内部政治斗争的牵连，曹家遭受一系列打击。曹頫以“行为不端”、“骚扰驿站”和“亏空”罪名革职，家产抄没。曹頫下狱治罪，“枷号”一年有余。这时，曹雪芹随着全家迁回北京居住。曹家从此一蹶不振，日渐衰微。经历了生活中的重大转折，曹雪芹深感世态炎凉，对封建社会有了更清醒、更深刻的认识。他蔑视权贵，远离官场，过着贫困如洗的艰难日子。

晚年，曹雪芹移居北京西郊。生活更加穷苦，“满径蓬蒿”，“举家食粥酒常赊”。他以坚韧不拔的毅力，专心一志地从事《红楼梦》的写作和修订。1762年(乾隆二十七年)，幼子夭亡，他陷于过度的忧伤和悲痛，卧床不起。到了这一年的除夕(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与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之交的2月12日壬午除夕)，终于因贫病无医而逝。关于曹雪芹逝世的年份，另有乾隆二十九年除夕(1764年2月1日)、甲申(1764年)初春[1]之说。

据裕瑞《枣窗闲笔》记载，曹雪芹“身胖，头广而色黑”。他性格傲岸，愤世嫉俗，豪放不羁。嗜酒，才气纵横，善谈吐。曹雪芹是一位诗人。他的诗，立意新奇，风格近于唐代诗人李贺。他的友人敦诚曾称赞说：“爱君诗笔有奇气，直追昌谷破篱樊。”又说：“知君诗胆昔如铁，堪与刀颖交寒光。”除了《红楼梦》中的诗词，他的诗现仅存题敦诚《琵琶行传奇》两句：“白傅诗灵应喜甚，定教蛮素鬼排场。”曹雪芹又是一位画家，喜绘突兀奇峭的石头。敦敏《题芹圃画石》说：“傲骨如君世已奇，嶙峋更见此支离。醉余奋扫如椽笔。写出胸中块磊时。”可见他画石头时寄托了胸中郁积着的不平之气。

曹雪芹的最大的贡献还在于小说的创作。小说规模宏大，结构严谨，情节复杂，描写生动，塑造了众多具有典型性格的艺术形象，均堪称中国古代长篇小说的高峰。在文学发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红楼梦》是他“披阅十载，增删五次”，“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的产物。可惜，在他生前,全书没有完稿(也有人认为已经写完，但80回后的内容散佚了)。今传《红楼梦》120回本，其中前80回的绝大部分出于他的手笔，后40回则为高鹗所续。

名字由来

据说，曹雪芹出生后三天，正是久旱逢喜雨，他的父亲曹颙很高兴，就给他起名为“沾”，这个字取自诗经上的“既优既渥，既沾既足，生我百谷。”，意思细雨溟溟蒙蒙，那水分如此丰沛足量，滋润大地并沾溉四方，让我们庄稼蓬勃生长。与“久旱逢甘霖”有关。“沾”字也可以与“世沾皇恩”挂上钩，是感谢皇上的意思。

“雪芹”这两个字出自苏轼的诗句：“泥芹有宿根，一寸嗟独在;雪芹何时动，春鸠行可脍”，意思是说：泥土里留有芹菜的根，只有一寸多长。在这雪地里，它什么时候才能发芽生长呢?要等到春天到来，才可与斑鸠肉一起炒着吃呀!而且他的自注：“蜀八贵芹芽脍，杂鸠肉为之。”泥芹之泥虽是污浊，但它“雪芹”却出污泥而不染。苏东坡常以“芹”自比。东坡兄弟诗里的“雪”，他也多是洁白而有保护之意。因此，曹雪芹就给自己改名为“雪芹”。这就是后来世界文学巨匠曹雪芹名字的来由。

生父与籍贯

曹雪芹的生父是谁，大致有两种意见。红学家一般认为是曹颙遗腹子，谱名曹天佑(佑)，生于康熙五十四年乙未年(1715年)，曹頫为其堂叔。

曹雪芹的上世的籍贯，现有几种看法，一是河北丰润，于明永乐(明成祖年号，1403—1424)年间还至辽东铁岭，后来跟随清兵入关，一是辽阳，他的上祖曹振彦原是明代驻守辽东的下级军官，大约于天命六年后金攻下了辽阳时归附，以后随清军入关。

身世考证

曹振彦归附后金以后，先是属佟良性管辖，后来又归了多尔衮属下的满州正白旗，当了佐领。旋即跟随清兵入关。曹振彦在入关前的明、金战争中以及入关后的平姜镶之叛的战争中是立过功的，他历任过山西吉州知州、阳和府知府、浙江盐法道等官职。曹家的发迹，实是从曹振彦开始的。此后，曹振彦之媳，即曹玺之妻孙氏当了康熙的保母。1663年(康熙二年)，曹玺首任江宁织造之职，专差久任，至1684年(康熙二十三年)在江宁织造任上病故，康熙旋即命其子曹寅任苏州织造，后又继任江宁织造、两淮巡盐御史等职务。并命其纂刻《全唐诗》《佩文韵府》等书于扬州。曹寅之所以很得康熙的信任和赏识，是因为他的母亲是康熙最重要的教引嬷嬷(康熙曾对别人介绍曹寅之母时说过：此吾家老人也。)曹寅又曾是康熙的陪读，是康熙儿时的玩伴。所以康熙南巡六次曹寅家曾主持过四次接驾大典。1712年(康熙五十一年)曹寅在扬州任上病危，康熙特命千里马送药拯救，只可惜曹寅已死。曹寅病故后，康熙又因极其宠爱曹寅，就叫其子曹顒继任江宁织造(那时好像不许世袭)。不幸的是1714年(康熙五十三年)曹顒病故，康熙又特命曹寅的胞弟曹荃(宣)之子曹頫过继给曹寅的妻子李氏并继任织造之职，直至1727年(雍正五年)12月24日曹頫被抄家败落，曹家在江南祖孙三代先后共历60余年。曹雪芹就是出生在南京的。直到1728年(雍正六年)曹家抄没后才全家返回北京。当时，曹雪芹尚年幼，按生于乙未说是虚岁是四岁，按生于甲辰说是虚岁五岁。曹家回北京以后的情况，文献绝少记载，曹頫曾经在给康熙的奏折里说道：“惟京中住房二所，外城鲜鱼口空房一所，通州典地六百亩，张家湾当铺一所，本银七千两”等等。

曹雪芹在穷愁困顿中于公元1763年或1764年即乾隆二十七年或二十八年的除夕去世。他的不朽巨着《石头记》的前80回，早在他去世前十年左右就已经传抄问世;书的后半部分据专家们研究，认为基本上已经完成，只是由于某种原因未能传抄行世，后来终于迷失，这是不可弥补的损失。[2]

武阳说

300年前《南昌武阳曹氏宗谱》问世，武阳镇曹村是曹雪芹祖籍地。

2010年4月8日，在浙江图书馆。找到了300年前的《南昌武阳曹氏宗谱》，这是一本300年前保存完好的《南昌武阳曹氏宗谱》的手抄本。在这本1693年修的《南昌武阳曹氏宗谱》里就清楚地记载了“盖自永乐二年，始祖伯亮公从豫章武阳渡协弟溯江北上，一卜居于丰润咸宁里，一卜居于辽东铁岭卫。则武阳者，洵吾始祖所发祥之地也。”和武阳曹氏的宗谱记载完全一样。历史的清楚记载，事实胜于雄辩，武阳镇曹家是就是曹雪芹南宋祖籍地，千真万确。

曹雪芹南宋祖籍地在武阳。自中央电视台1994年报道以来，在全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全国很多的红学.曹学专家都为之付出了很多的心血来武阳曹家深入研究考察，周汝昌对曹雪芹祖籍更是研究之深，并亲笔题字：《曹雪芹祖籍武阳镇》。

这部清康熙三十二年(公元1693年)《江西南昌武阳曹氏宗谱》的出现，不但证明了南昌武阳曹氏宗谱的真实性，还为研究探讨红学和曹学的专家提供了重要的研究依据。

《南昌武阳曹氏宗谱》不但记录了曹氏的世系和世序，还清楚地记录了曹氏的迁徒志和祠堂志。从这本宗谱可以得知：曹雪芹南宋祖籍地在武阳镇，300年前就有真实的记载和认定!看到这本300年前修的《武阳曹氏宗谱，几十年来曹雪芹祖籍地的争论，考察，研究，今天真相大白，所幸的是许多专家能看到自己的研究成果，与历史记载一模一样，应感心慰。

乳山说

据最新研究成果显示，曹雪芹高祖曹玺是被清军自胶东半岛虏获，因同姓而被曹振彦收养，因此曹雪芹祖籍地的研究应以曹玺为主，而不能把曹振彦的祖籍地当做曹雪芹祖籍地。致力于红学研究的曹祖义先生从1998年就提出曹雪芹是曹髦后裔，同曹祖义是宗亲的观点。并在全国红学大会上发表其研究成果，获得了部分红学家的认可。

曹祖义说，曹雪芹的祖籍在乳山，不管从历史资料上，还是曹雪芹在书中亲撰的家谱上，以及曹祖义的家谱上，都充分证明曹雪芹是曹丕、曹髦的后裔。另外，曹雪芹家和曹祖义家以范字起名上的规则完全统一，这些都是有力的证明。曹祖义在对《红楼梦》多年的研究中发现，曹雪芹把他们家的家谱，用“十首怀古诗”灯诗谜的方法，写在《红楼梦》第51回中。可以看出，曹雪芹家和其亲宗东港市大孤山曹家在起名范字上是一脉相承的，以此可以证明他们是同宗谱的本家人。如此，曹祖义和曹雪芹有着共同的祖籍———当时的宁海州河南村。

复旦大学对国内与曹雪芹有关的曹姓人群进行了DNA检测，现有的曹姓DNA数据支持曹雪芹祖籍“乳山说”，而不支持“丰润说”、“辽阳说”等众多学说。

小说创作

《红楼梦》一书所反映的是清代康熙、雍正、乾隆时代的社会生活画面，正是历史上的所谓乾隆盛世，其实在王朝鼎盛的背后存在着种种的矛盾，也隐藏着重重的危机。

康熙末年，皇子们分朋树党，争权谋位。最后是四皇子胤稹夺得了帝位，这就是雍正皇帝。雍正即位后，立即开展了一场穷治政敌的凶残斗争，残酷地迫害与己争夺皇位的诸兄弟和异己的政治势力。曹雪芹的嗣父曹頫就是因跟皇室派别斗争有牵连被罢官，抄家。

曹雪芹的《红楼梦》，是以自己和亲戚家庭的败落为创作素材的，因此带有一定的回忆性质;但他创作的《红楼梦》是小说而不是自传，不能把《红楼梦》作为曹雪芹的自传看待。

1727年(雍正五年)末、1728年(雍正六年)初，曹頫因织造差员勒索驿站及亏空公款等罪，被下旨抄家，曹頫被“枷号”，曹寅遗孀与小辈等家口迁回北京，靠发还的崇文门外少量房屋度日。曹家从此败落。经历这样家族变迁的曹雪芹，因此而获得对贵族之家种种黑暗与罪恶的深切体验，这便成为他创作《红楼梦》重要的生活基础。《红楼梦》创作开始时，雪芹年未二十。他前后花了十年时间，经五次增删修改，在他30岁之前，全书除有少数章回未分定，因而个别回目也须重拟确定，以及有几处尚缺诗待补外，正文部份已基本草成(末回叫“警幻情榜”)，书稿匆匆交付其亲友脂砚斋等人加批誊清。最后有十年左右时间，雪芹是在北京西郊某山村度过的。不知是交通不便还是另有原因，他似乎与脂砚斋等人极少接触，也没有再去做书稿的扫尾工作，甚至没有迹象表明他审读、校正过已誊抄出来的那部份书稿，也许是迫于生计只好暂时辍笔先作“稻粱谋”吧。其友人敦诚曾写诗对他规劝，希望他虽僻居山村，仍能继续像从前那样写书：“劝君莫弹食客铗，劝君莫叩富儿门。残杯冷炙有德色，不如着书黄叶村。”(《寄怀曹雪芹》)

导语：钱钟书的全部工作，归根到底，就是提炼和熔铸人类以往文化的精华，并努力把它推向更高更美的境界。下面是yuwenmi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关于钱钟书先生的相关材料，欢迎阅读与借鉴，谢谢!

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特邀顾问、著名学者和作家钱钟书先生，于1998年12月19日，带着他对祖国、对人民、对中华文化的无限挚爱和眷恋，带着他无穷的睿智和学识，离我们而去。时光荏苒，但我们对钱先生的缅怀之情却益发深切。这使我想起俄罗斯伟大诗人涅克拉索夫悼念杜勃罗留波夫的诗句：怎样一盏智慧的明灯熄灭了，怎样的一颗心脏停止了跳动!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界正在生机勃勃地走向新世纪。整个学界都在思考，如何通过不懈的努力，产生出一批享誉海内外的学术大家，以一批重要的科研成果推动中国的发展和人类的进步。因此，纪念钟书先生的最好方式，就是将他作为20世纪中国人文学术的一个杰出象征，走近他，认识他，深刻地探讨他的学术道路和学理体系，总结一代大才成长的基本经验，以往鉴来，开拓21世纪人文社会科学更高历史水平的繁荣鼎盛的前程。

学贯中西，熔铸人类文化精华

钱钟书先生是中国数千年文化传统在一个风气开通、历史转型时期的特殊结晶。他1910年生于江苏无锡，幼承家学，天资过人，青少年时代就练就了文史方面的“童子功”。1933年钱钟书毕业于清华大学外文系，两年后到英国牛津大学攻读，后又至巴黎大学研究法国文学。抗日战争期间归国，曾在多所大学任教。1953年被聘为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一级研究员。后相继担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院特邀顾问。

钱钟书的一生，是以生命的极限去探索人文写作和人文学术的极致的。他解放前出版了集幽默睿智于一的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短篇小说集《人·兽·鬼》，描绘旧中国知识分子百相的长篇小说《围城》，融中西学于一体、见解精辟独到的《谈艺录》;解放后出版了《宋诗选注》、《管锥编》五卷、《七缀集》、《石语》、《槐聚诗存》等，待出版者还有《〈宋诗纪事〉补正》，等等。他还参与了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著《中国文学史》的工作，并作出了重要贡献。早在1950年他就参加了《毛泽东选集》英译委员会，并翻译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60年他又参加了《毛泽东诗词》英译定稿小组的工作，断断续续直到“文革”开始受冲击“靠边站”，工作才停顿下来。到1972年，他从干校返京后又于1974年参加了英译工作，终于使《毛泽东诗词》英译本得以出版。在将毛泽东著作推向世界的工作中，钱钟书发挥了重要而独特的作用。但他从不以此为耀，宣示他人。

钱钟书不仅精通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及拉丁文、西班牙文，而且对西方古典的和现代的文学、哲学、心理学以至各种新兴的人文学科，都有很高的造诣和透辟的理解。

钱钟书先生对我国古代的经、史、子、集都有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他立足于我国的文化传统，努力打通古今中外，使之熔于一炉，并铸广博的知识与精审卓识于一体，使丰富的原创性发现和坚实的学理性论证二者达到完美的统一。《谈艺录》是钱钟书青年时期之作，书中对许多问题都作了前无古人的发掘和辨析，出版之初就以视角的独特、观点的新颖和材料的丰赡充实震动了学界。《宋诗选注》是钱钟书在文学研究所工作期间完成的一项成果，对传统的选学开拓了崭新的境界。这部书既有普及性的一面，可供雅俗所共赏，同时又体现了钱钟书对宋诗乃至全部中国古典诗歌的深湛研究，资料极为繁富，论述多有发明，体例独特别致，充满了创造性，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

《管锥编》是钱钟书晚年的力作，现已出版的几卷远非钱钟书计划的全部。最初设计为八卷，而只完成四卷，后出的第五卷是前四卷的“补遗”。如果天假以年，这部著作的规模一定还要更加宏伟。但就目前出版的五册来看，它们依托对《周易》、《毛诗》、《楚辞》、《老子》、《左传》、《史记》等典籍的独到研究，而又涉及后代许多文化论著和文学作品，熔铸古今，观照中外，就这些典籍中所涉及的文化、人生的诸多问题都做了深入的探讨并得出许多精辟的结论，堪称当代学术一座高峰。钱钟书的学术成就及其历史地位和价值是多方面的，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自觉而科学地梳理和弘扬中华文化，在人类文化的总格局中把中华文化安放在一个恰当的位置上，从而推动中华文化有力地走向世界，并努力打通中西之间的隔阂，自觉而科学地吸取和借鉴一切外国文化的优良因素，从而使我国新文化建设的路途更宽广也更健康。

钱钟书的全部工作，归根到底，就是提炼和熔铸人类以往文化的精华，并努力把它推向更高更美的境界。他对中华文化的精通，他对外国，特别是西方文化精髓的深刻理解和把握，他以中华文化为基础对西方文化予以大气包举、融会贯通的魄力和驾驭力，在当代学林是高居峰巅，很少人能够企及的。钱钟书是世界级的学者，他的眼光也富有前瞻性。这一点世界上也有公论，法国总统雅克·希拉克先生唁电中说“他将以他的自由创作，审慎思想和全球意识铭记在文化历史中、并成为对未来世代的灵感源泉”。

可以说，钟书先生在文学上是一个全才，既是一位大学者，又是一位大作家。他最早成名之作是旧体诗，受到许多学界耆宿的称许。特别是长篇小说《围城》，影响更大。钱钟书文学创作上的成就，是一个与他的学术成就相平行而又相关联的课题，值得我们仔细地研究和总结。

嗜书如命，超常勤奋成就天才

我们回顾钱钟书的学术创新机制，更感到他的学术战略眼光高人一筹。他总是想方设法，尽量广泛地汲取有实质价值的世界人文学术的前沿知识，用以激发和培植自己独立创新的能力。钟书先生精熟典籍，许多人以为他是位“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的老先生，实际上这是一个大误会。虽然钱钟书安坐斗室，晚年几乎是足不出户，但是世界思想界的动态对他来说并不陌生。伦敦的《泰晤士报》的每周文学增刊，他是每期必看的，而且看得很细，所以一些新观点、新学说都逃不出他的视线。

他对学术事业的态度，用严肃认真、兢兢业业这样的词语来形容是远远不够的，他的顶真严谨几乎到了苛刻严酷的程度。他的书几乎没有一部在重印或再版时不作大大小小的修改。他的《谈艺录》初版于1948年，到1984年再版，所作的补订，篇幅几与原作相等。补订本不但增加了对中国古代文论的辨析和阐发，还大量吸收了西方新学科、新理论的成果，使这部30多年前的书依旧能够傲然屹立在当今时代的学术前沿。《管锥编》虽然1979年才出版，但很快就有了新的补订，第五卷就是“补订”的结集。

凡是钱钟书的朋友、同事或学生，或者哪怕是仅仅与钱钟书交谈过一次的人，都会对钱钟书学问的广博、思维的深刻、反应的敏捷、悟性之高、记忆力之强，叹为观止。钱钟书的天资禀赋我们很多人不具备也学不到，可以而且应该学习的是他那超常的勤奋。他的成就再一次雄辩地说明：勤奋，唯有勤奋，是实现和完成天才的真正必要条件。

关于钱钟书的勤奋，流传着许多感人的故事。据50年代在文学研究所工作的一些同志回忆，他们当时还是青年人，而钱钟书早已是名震遐迩的大学者了，可是，他们每次进入线装书库，几乎都会见到钱钟书。钱钟书拿着铅笔和笔记本，不断地翻检书籍，不断地抄录、作笔记，常常不知不觉地就过了半天。有时，他会在那里向青年人介绍各类古籍，告诉他们这些书的插架所在，历历如数家珍。文学研究所图书馆馆藏线装书十分丰富，许多线装书的借阅卡上只有钱钟书一个人的名字。文学研究所图书室当年收藏有许多好书，特别是珍贵的外文书，其中不少就是他帮助订购或搜寻来的。据说他精读的每一部书都反复批点，有的连天地两头和页边都写满了，再也找不到一点空地方。现在整理出版的《〈宋诗纪事〉补正》就是批注在《宋诗纪事》空白之处的。他的夫人杨绛先生曾在一篇文章中说，钱钟书撰著《管锥编》时，她为他整理、检点笔记本，整整费了两天工夫，装了几大麻袋。《管锥编》印出的书虽然只是5本，可是钱钟书为它作了多么长期、多么深厚的学术积累!在河南的“五七”干校无书可读，他就反复地读随身所带的字典和笔记本等。

还应该一提的是，钱钟书在为人、治学上的一个很大特点，就是在学术上直言不讳，对于自己不同意的意见，总是坦诚地谈出自己的看法。与此同时，对一些向他请教的青年人，尽管问题不大，甚至比较浅薄，他一般也从不表示不屑，更不以自己的学问骄人，而是循循善诱，问一答十，把他们的问题和思考引向深入。他就是这样不仅在学问上，而且在为人和言行上也为后辈学子树立了楷模。

历经风雨，爱国情怀终生不悔

钱钟书先生留学英、法，谙熟西方文化，但从不以此为傲。早在1945年，一位友人就在一篇记述钱钟书的文章中写道：“他为人崖岸有骨气，虽曾负笈西方，身上却不曾沾染半点洋进士的臭味，洋文读得滚瓜烂熟，血管里流的则全是中国学者的血液。”这段话很能再现钱钟书的风貌。打开《槐聚诗存》便可以看到许多怀念家乡与祖国和凝聚着爱国激情的篇章。

1938年，他留学英、法结束时，像他这样杰出的俊彦，当时在英、法找个收入丰厚的工作本是轻而易举的事，但是此时祖国正处在日寇侵略的水深火热之中，他怀着“相传复楚能三户，倘及平吴不廿年”(《槐聚诗存·巴黎归国》)的赤诚的爱国之心，毅然地回到了“忧天将压、避地无之”、“国破堪依、家亡靡”(《谈艺录》)的故国。

1949年北京解放前夕，有的人流亡国外，可是钱钟书偏要留在大陆。杨绛先生后来在《干校六记》中怀着诚挚的感情忆及这件事时说：“默存常引柳永的词：‘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我们只是舍不得祖国，撇不下‘伊’。”“文革”中，钱钟书受到冲击，并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杨先生曾问钱钟书：“你悔不悔当初留下不走?”钱钟书毫不犹疑地回答说：“时光倒流，我还是照老样!”表现了钱钟书对新中国、对中华这块热土和对安身立命基础的传统文化无限的热爱，不管国家怎样贫困落后，也不管在前进的道路上有多少曲折和苦头，自己受到过多么不公正的对待，他都不更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几十年来，他同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党一道，历经风风雨雨、共度艰难险阻，也共享收获与成功。他始终积极地工作着，用他满腹才华和生花妙笔为我们的国家和人民提供着最好的精神产品，也为世界的知识宝库积累着财富。他为此贡献了自己全部的力量和生命。这是中国知识分子最重要、最可宝贵的品格。

钱钟书自己虽未参加共产党，但他的唯一的女儿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钱瑗(不幸先于钱钟书病故)就是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钱钟书和杨先生还拥有不少共产党人的朋友。钱钟书与胡乔木同志是清华的先后同学。乔木同志对钱钟书的人品、学问、诗才一贯佩服之至，曾一再向不了解钱钟书的人宣传钱钟书是“稀有金属”，并批评过个别人对钱钟书的误解和诋讦。乔木同志在遇到问题时也经常向钱钟书请教，钱钟书也总能给他一个满意的答复。80年代前期，中国社会科学院特聘请钱钟书担任了副院长的职务。院里当时有个不成文的规定，一般的事情不轻易地打扰钱钟书，但学术方面的重大事情，则一定要请示他，并充分尊重他所提出的意见。而钱钟书也总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并力所能及地为扩大本院的国际影响而努力。依我看，乔木同志与钱钟书之间的友谊，不仅是两个人之间的私人交谊，更重要的，是体现了我们共产党人与知识分子良好关系的典范。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了我国社会主义发展、包括人文学术发展的新纪元。它所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方针，给我国的学术文化发展带来了一个崭新的春天。钱钟书对这一新的方针政策是由衷拥护、全力支持的。他的长达100余万字的《管锥编》开始写作于“文革”未终、“四人帮”尚在肆虐之时。而这部体大思深的著作中没有一句趋时的话语，完全是钟书先生郁积多年思考的集中表达。《管锥编》的写作正像一朵迎春花预示着繁花似锦的春光就在眼前。钱钟书的学术成就是与国运同兴的。我们应该高度重视钱钟书的学术文化创造成果，也应该充分珍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方针路线给我们国家所开创的发展机遇。

淡泊名利，人格风范永留人间

我和钱钟书先生相识得较晚，但也是钱钟书著作的热心读者。我到社科院工作之前，曾在几次会议上见到过钱钟书，每一次我都特意趋前问候，并曾专门去看望过他。到社科院工作之后，我先后有几次去医院探望他，钱钟书和杨绛慢慢和我熟悉了，有什么心里话，也愿与我坦诚交换。去年11月，恰逢他88华诞，我曾和几位同志特意到北京医院，向他献上一束花，祝愿他早日康复。那一天他和杨先生都显得很愉快。

尤其需要提到的是，党中央和江泽民总书记及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也一直关心、惦记着钱钟书的病情。我每次见到总书记，他总是十分关切地询问钱钟书的近况。1998年12月19日晚8时三刻许，总书记看到中国社会科学院12月18日晚关于钱钟书病危的报告，心里十分着急，即给杨绛打电话。通话后，总书记默然良久，后在病报上写道：“本拟去看望，后考虑给杨绛同志打一电话，不料钱老已于凌晨7时许逝世。我向她表示沉痛哀悼。”杨绛后来专门让我转达她对总书记和中央其他领导的关心表示诚挚的谢意。

杨绛坚持钱钟书的遗愿，要求后事一切从简，遗体由二三亲人护送，不举行任何悼念仪式，不保留骨灰，并恳辞花篮花圈。我们既为二位先生崇高的思想境界而感动，又觉得那样做未免简慢了些，难以充分表达对这位大学者的哀悼之情。但是为了尊重二位，经过反复研究，我们还是尊重了他的遗愿。钱钟书生前淡泊名利，去世也希望能摆脱掉一切虚礼和俗套。按照他的遗嘱，连骨灰也不曾保留。但是，钱钟书先生是不朽的，他的音容笑貌、崇高品质和等身著作将永远地留存于天地之间，放射出耀眼的光芒。

【祝融】，是三皇五帝时夏官火正的官名，与大司马是同义词。历史上有多位著名的祝融被后世祭祀为火神灶神。

作为氏族名祝融氏也是氏出多元的，历史上有颛顼族祝融氏和炎帝族祝融氏。氏出多元。

一:炎帝后代黄帝夏官祝融容光为南方灶神火神。

二:颛顼之孙重黎是高辛氏火正祝融为北方人的灶神火神。

三:《史记》载:颛顼之孙吴回在帝喾诛重黎后复居火正为祝融。

四:尧帝时弃用祝融官名采用司马一名，商朝祖先契为火正大司马此为商人的火神。

《晋书》有记载：“帝高阳之子重黎为“夏官祝融”。这句话明确的告诉我们祝融是夏官的官名。除了《晋书》以外《左传》也有祝融是夏官官名的记载。《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说：“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里面提到的木正即春官，火正即夏官，金正即秋官，水正即冬官。所以《左传》所说的火正曰祝融，意思就是夏官的官名叫祝融。《史记.楚世家》说：重黎居火正就被命曰祝融，吴回复居火正就为祝融。楚国始祖祝融本名吴回，因为火官的身份而被帝喾命名为祝融。

之所以历史上会有祝融与共工大战，是因为祝融是夏官官名，夏官即兵部。

【共工】，为氏族名，又称共工氏。为中国古代神话中的水神，掌控洪水。在中国上古奇书《列子》中记载，传说共工素来与火神祝融不合，因“水火不相容”而发生惊天动地的大战，最后以共工失败而怒触不周山。另外还有一种说法，共工氏是轩辕裔黄帝王朝时代的部落名，把共工与驩兜、三苗、鲧列入四凶。

叶挺，生于1896年9月10日，1946年4月8日逝世，原名叶为询，字希夷，号西平，广东惠阳县人，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始人之一，新四军重要领导者之一，著名军事家。

所在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在北伐中被誉为“铁军”[1] 参与指挥南昌起义并出任前敌总指挥，参加广州起义时任起义军工农红军总司令，抗日战争中又出任新四军军长，皖南事变中被国民党扣押，他拒绝蒋介石的威逼利诱，写出了著名的《囚歌》以明志;抗战胜利后，获救出狱后被中国共产党重新接纳为党员，1946年4月8日与夫人李秀文以及秦邦宪、邓发、王若飞等同志在返回延安途中，不幸空难;1988年，被中央军委确定为36位开国军事家之一。

1989年11月，经中央军委确定，被冠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家”的称号。

林宥嘉(Yoga)，1987年7月1日出生于台湾屏东，华语歌手、演员。

2007年7月，林宥嘉获得台湾中视主办的歌唱选秀节目《超级星光大道》第一季冠军，签约华研音乐，进入娱乐圈。2008年，林宥嘉发行首张专辑《神秘嘉宾》，获新加坡金曲奖年度人气大奖和年度新人奖等奖项。

2009年至2014年，林宥嘉发行专辑《感官世界》、《美妙生活》、《大小说家》，EP《口的形状》，参演电影《针尖上的天使》、《爱在微博蔓延时》、《醉后一夜》、《脚趾上的星光》等作品;获十大中文金曲奖优秀流行国语歌曲奖、中国TOP排行榜年度传媒推荐男歌手、中国TOP排行榜最爱专辑、东方风云榜华语五强最受欢迎歌手等奖项。

曹操(155年-220年3月15日[1] )，字孟德，一名吉利，小字阿瞒，沛国谯郡人(今安徽亳州人)。东汉末年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书法家[2] ，三国中曹魏政权的奠基人。

东汉末年，天下大乱，曹操以汉天子的名义征讨四方，对内消灭二袁、吕布、刘表、马超、韩遂等割据势力，对外降服南匈奴、乌桓、鲜卑等，统一了中国北方，并实行一系列政策恢复经济生产和社会秩序，扩大屯田、兴修水利、奖励农桑、重视手工业、安置流亡人口、实行“租调制”，从而使中原社会渐趋稳定、经济出现转机。[3] 黄河流域在曹操统治下，政治有一定程度的清明，经济逐步恢复，阶级压迫稍有减轻，社会风气有所好转。曹操在汉朝的名义下所采取的一些措施具有积极作用。[4]

曹操在世时，担任东汉丞相，后为魏王，奠定了曹魏立国的基础。去世后谥号为武王。其子曹丕称帝后，追尊为武皇帝，庙号太祖。

曹操精兵法，善诗歌，抒发自己的政治抱负，并反映汉末人民的苦难生活，气魄雄伟，慷慨悲凉;散文亦清峻整洁，开启并繁荣了建安文学，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史称建安风骨，鲁迅评价其为“改造文章的祖师”。同时曹操也擅长书法，唐朝张怀瓘在《书断》将曹操的章草评为“妙品”。

1910年10月20日（公历11月21日），钱钟书出生于江苏无锡的一个教育世家，伯父钱基成，父亲钱基博（子泉），叔父钱基厚（钱孙卿）。

1925年，钱钟书十五岁返家度暑假，乃得知《古文辞类纂》《骈体文钞》《十八家诗钞》 等选本，从此开始系统阅读，是一生治学之始。

1929年，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入校不久就名震校园，不仅因为他数学只考了15分，更主要的是他的国文、英文水平高到让同学拜服的地步，其中英文更是获得满分，于1929年被清华大学外文系录取。

1932年，在清华大学古月堂前结识杨绛。

1933年，与杨绛订婚。清华大学外国语文系毕业后，在上海光华大学（今华东师范大学）任教。

1935年，以第一名成绩（87.95分，为历届中美和中英庚款平均分最高）考取英国庚子赔款公费留学生，赴英国牛津大学艾克赛特学院英文系留学，与杨绛同船赴英。

1937年，以《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一文获牛津大学艾克赛特学院学士学位。之后随妻子杨绛赴法国巴黎大学从事研究。女儿钱瑗出生。

1938年秋，与杨绛乘法国邮船回国。被清华大学破例聘为教授，次年转赴国立蓝田师范学院任英文系主任，并开始了《谈艺录》的写作。

在湘西两年。完成《谈艺录》最初部分，约相当于《谈艺录》初稿的一半。完成《围城》 的布局、构思，有《中书君近诗》一册。有论文《中国诗和中国画》。此文后来收入了《开明书店二十周年纪念文集》《旧文四篇》和《七缀集》。

1941年，由广西乘船到上海，珍珠港事件爆发，被困上海，任教于震旦女子文理学校，其间完成了《谈艺录》《写在人生边上》的写作。散文随笔集《写在人生边上》由开明书店出版，是“开明文学新刊”之一。写作《围城》。其时困顿于上海沦陷区时期的经历和情绪，对《围城》题旨和书名的确定有重要的影响。

1945年，抗战结束后，任上海暨南大学外文系教授兼南京中央图书馆英文馆刊《书林季刊》编辑。在其后的三年中，其短篇小说《人兽鬼》、长篇小说《围城》、诗文评《谈艺录》得以相继出版，在学术界引起巨大反响。

1947年，长篇小说《围城》由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版。

1949年，回到清华任教。

1949—1953年内任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并负责外文研究所事宜。1953年院系调整，清华改为工科大学，文科部分并入北京大学。钱钟书摆脱教务，在文学研究所工作。

1955—1957年，在郑振铎、何其芳、王伯祥等人的支持下，穷两年之力完成了《宋诗选注》，选注了宋代81位诗人的297首作品。

1957年因父病到湖北省亲，有《赴鄂道中》五首绝句，寄寓了对当时形势的感受。此年父亲钱基博病逝。

1958年，《宋诗选注》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列入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

五十年代末成立《毛泽东诗词》英译本定稿小组。[9]  袁水拍任组长，乔冠华、钱钟书、叶君健任组员。小组的工作至文化大革命爆发暂时中断。

1966“文化大革命爆发。钱钟书、杨绛均被“揪出”作为“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经受了冲击。有人写大字报诬陷钱钟书轻蔑领袖著作，所幸钱钟书作为“先遣队”去河南省罗山县的“五七干校”，一度担任过信件收发工作。

1969年11月，钱钟书作为“先遣队”去河南省罗山县的“五七干校”。不久，“五七干校”迁至淮河边上的河南息县东岳。1970年7月，杨绛也来干校。在“五七干校”，钱钟书一度担任过信件收发工作。1970年6月，女婿王德一被逼含冤自杀。

1972年3月，六十二岁的钱钟书返回北京，开始写作《管锥篇》。

1975年，海外误传钱钟书的死讯，在港、台、日本等地引起了一阵悼念活动。此误传于1977年前后被澄清。《管锥编》初稿完成，此后又陆续修改。

1976年，由钱钟书参与翻译的《毛泽东诗词》英译本出版。诗作《老至》寄寓了对形势的感受。

1979年4月至5月，六十九岁的钱钟书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赴美国访问。访问了哥伦比亚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贝克莱分校等，大受欢迎。《管锥编》 1—4册由中华书局相继出版。《旧文四篇》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此书收有《中国诗和中国画》《读〈拉奥孔〉》《通感》《林纾的翻译》等4 篇文章。《宋诗选注》重印。

1980年11月，赴日本访问。在早稻田大学作《诗可以怨》的演讲，《围城》重印。

1982年，创作的《管锥编增订》出版。

1983年，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身份主持中美比较文学双边讨论会，并致开幕词。《人兽鬼》和《写在人生边上》被列入上海抗战时期文学丛书。

1984年，钱钟书的《也是集》由香港广角镜出版社出版。

1985年，《七缀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此书包括《旧文四篇》和《也是集》上半部的3篇文章，共7篇文章。

1989年，《钱钟书论学文选》由舒展编成，由广东花城出版社出版。此书包含有钱钟书新补手稿约20余万字的内容。

1990年12月，电视连续剧《围城》在中央电视台播出，获得普遍好评。

1991年，全国18家电视台拍摄《中国当代文化名人》，钱钟书为首批36人之一，但他谢绝拍摄。

1998年12月19日上午7时38分，钱钟书先生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

路德维希·凡·贝多芬Ludwig van Beethoven

(Beethoven1770—1827)德国著名的音乐家，维也纳古典乐派代表人物之一。他一共创作了9首编号交响曲、35首钢琴奏鸣曲，其中后32首带有编号、10部小提琴奏鸣曲、16首弦乐四重奏、1部歌剧、2部弥撒、1部清唱剧与3部康塔塔。另外还有大量室内乐、艺术歌曲、舞曲。这些作品对音乐的发展都有着深远影响，因此他被尊称为“乐圣”。[6]

路德维希·凡·贝多芬自幼跟从父亲学习音乐。很早就显露了音乐上的才华，八岁便开始登台演出。十七岁那年波恩宫廷资助他去维也纳旁听哲学，也就是在这时与莫扎特有了短暂接触。1792年经过海顿的指引再次到音乐之都维也纳深造，艺术上进步飞快。他创作了大量充满时代气息的优秀作品如交响曲《英雄》《命运》,《田园交响曲》《合唱》序曲《哀格蒙特》钢琴曲《悲怆》《月光曲》《暴风雨》《热情》《黎明》等等。他集古典音乐的大成同时开辟了浪漫时期音乐的道路对世界音乐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是一位颇具创造性的作曲家。德国最伟大的音乐家、作曲家、钢琴家、指挥家。维也纳古典乐派代表人物之一他与海顿、莫扎特一起被后人称为“维也纳三杰”。他和米开朗基罗、列夫·托尔斯泰的一生都经历了各种苦难坎坷法国作家罗曼·罗兰根据他们的人生写成了《名人传》。当贝多芬19岁的时候,法国大革命爆发给贝多芬带来自由、平等、博爱的希望。

从1796至1800年整整4年贝多芬的耳朵日夜作响这是耳聋的前兆。贝多芬26岁时也就是1796年听力开始减弱，中年失聪。他创作的音乐作品有《月光奏鸣曲》、《C小调第5交响曲》等。

他的九部交响曲全都在维也纳举行了首演式。一八零五年他唯一的一部歌剧创作《费黛里奥》也在维也纳的国家歌剧院举行了首演。贝多芬被后人认为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交响曲作家。他的《英雄交响曲》充满了激情。他的《第九交响曲》取材于德国诗人席勒的《欢乐颂》如今已经成为欧盟的盟歌了。

贝多芬一生坎坷。二十六岁时听力渐渐衰退四十五岁时耳朵完全失聪只能通过谈话册与人交谈。但是孤寂的生活并没有使他沉默和隐退在一切进步思想都遭禁止的封建复辟年代里依然坚守“自由、平等、博爱”的政治信念。通过言论和作品为共和理想而奋臂呐喊，反映了当时资产阶级反封建、争民主的革命热情写下不朽名作《第九交响曲》。他的作品受十八世纪启蒙运动和德国狂飙突进运动的影响个性鲜明较前人有了很大的发展。

在音乐表现上他几乎涉及当时所有的音乐体裁大大提高了钢琴的表现力使之获得交响性的戏剧效果又使交响曲成为直接反映社会变革的重要音乐形式。主要作品有交响曲九部以第三《英雄交响曲》第五《命运交响曲》第六《田园交响曲》第九《合唱交响曲》最为著名歌剧《费黛里奥》等。

乔丹即迈克尔·乔丹(Michael Jordan)，1963年2月17日出生于美国纽约市布鲁克林区，是美国NBA前职业篮球运动员，主打位置为得分后卫或小前锋，球衣背号为23号，被称为“空中飞人”。

NBA历史上第一位拥有“世纪运动员”称号的巨星。

1984年，乔丹在NBA选秀中以第一轮第三顺位被芝加哥公牛队选中，开始职业篮球生涯。

1990-91赛季，乔丹连夺常规赛MVP和总决赛MVP称号，率领芝加哥公牛首次夺得NBA总冠军。

1997-98赛季，乔丹获得个人职业生涯第10个得分王，并率领公牛队第六次夺得总冠军。 在19年的职业生涯中，乔丹两次宣布退役(1993年以及1998年)，并于2003年4月16日正式宣布退役。

2010年3月19日，已经退役的迈克尔·乔丹成功收购NBA夏洛特山猫队，成为山猫队的老板。

雷锋(1940年12月18日—1962年8月15日)，原名雷正兴，出生于湖南长沙。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共产主义战士。

1954年加入中国少年先锋队，1960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同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1年5月，雷锋作为全团候选人，被选为辽宁省抚顺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62年2月19日，雷锋以特邀代表身份，出席沈阳军区首届共产主义青年团代表会议，并被选为主席团成员在大会上发言。1962年8月15日，雷锋因公殉职，年仅22岁。

雷锋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以其名字命名的雷锋精神，雷锋精神是指以雷锋的无私奉献精神为基本内涵，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着的革命精神。它影响了后来一代一代的中国人。

张飞，字益德(小说为翼德)，汉族，涿郡涿县(治今河北涿州)人，身高八尺(三国一尺约23.1cm)约合现在1.85米,三国时期蜀汉重要将领。官至车骑将军，封西乡侯。史书记载张飞是贵族，有智有谋。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张飞以其勇猛、鲁莽、嫉恶如仇而著称，虽然此形象主要来源于小说和戏剧等民间艺术，但已深入人心，是个极为典型的侠义之士。在桃园结义中(刘备、关羽、张飞)排名老三。死于部下暗杀，谥恒侯。民间流传张飞精通草书，擅画美人。按照三国演义的说法，张飞是个燕颔虎须，豹头环眼的彪形大汉，戏曲中更是给了他黑脸的形象。但根据现在的一些名流，又有很高的文化素养(有史料曾记载过张飞的爱好是练书法，并且写得非常好)，生有两女均为蜀汉后主皇后，相貌应该不差。

张纯如(Iris Chang，1968年3月28日-2004年11月9日)，美国华裔女作家、历史学家，祖籍江苏淮安。

张纯如是出生在新泽西的第二代美国华裔。张纯如的引人注目之处在于，她擅用新颖独特的手法描述华人在中国和美国的生活，揭示鲜为人知的中国历史和美国华人史的重要史料，其《钱学森传》、《南京大屠杀》、《华人在美国》等作品。特别是1997年出版的《南京大屠杀》描写了日军在南京强奸、虐待、杀害大批中国平民的详情，被纽约时报列为推荐读物，被书评称为年度最佳书籍之一。

以出版英文历史著作《南京大屠杀》(The Rape of Nanking)而闻名。[2] 《南京大屠杀》在一个月内就打入美国《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并被评为年度最受读者喜爱的书籍。

李雪健，1954年出生于山东省菏泽市巨野县[1] ，中国内地影视男演员，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 ，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席，一级演员。李雪健1973年入伍，1977年考入空政文工团，1978年入中央实验话剧院。

1980年因在话剧《九·一三事件》中扮演林彪，夺得中国戏剧最高奖“梅花奖” 。1985年李雪健在影片《钢锉将军》中扮演将军李力;1990年，在电视剧《渴望》中出演好人宋大成，夺得飞天奖最佳男配角奖和第九届金鹰奖最佳男主角奖;主演电影《焦裕禄》获得第11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男主角奖和第14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男演员奖 。1998年，参演电视剧《水浒传》饰演宋江。

2000年被查出患了鼻咽癌，2002年复出拍片。2011年，凭借电影《杨善洲》获得第14届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男演员奖 ;2012年，凭借电影《一九四二》夺得第50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男配角奖 。2015年，凭借电视剧《嘿，老头!》中的精湛表演获得第13届四川电视节-金熊猫奖长篇电视剧类最佳男演员奖。 2016年参演电视剧《少帅》，饰演张作霖。10月，凭借《嘿，老头!》及《少帅》获得第28届金鹰奖最佳表演艺术奖。

2016年12月，当选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十届全委会委员、副主席。

刘国梁，1976年1月10日出生于河南省新乡市封丘县，奥运冠军，中国国家乒乓球队总教练。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乒乓球男子单打冠军、男子双打冠军。中国第一位乒乓球大满贯得主。

6岁开始学打球，1989年入选国青队，1986年入伍 ，1991年破格入选国家乒乓球队。中国第一位世乒赛、世界杯和奥运会男单“大满贯”得主，多次获得男子单打冠军并和孔令辉一起获得男子双打冠军，与邬娜一起获得过混合双打冠军，作为主力队员多次与队友一起获得男子团体冠军。是首位在正式比赛中采取直拍横打技术并取得成功的乒乓球手。

2003年，正式退役，进入上海交通大学学习，随后出任中国国家乒乓球队男队教研组组长，兼男队主教练。2009年，本科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管学院。

2011年，在北京红山口八一体工队被授予大校军衔。执教期间，带领中国乒乓球队蝉联重大赛事单人、团体冠军。

2013年，正式担任中国乒乓球队总教练兼男队主教练 。

2014年在上海交大获得硕士研究生学位。

2017年4月，刘国梁任中国乒乓球队总教练，不再兼任男队主教练。

葛优，1957年4月19日出生于北京，中国著名演员。1979年，入中华全国总工会文工团话剧团从事舞台剧表演。1993年，主演《大撒把》，获得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男主角;1994年，主演电影《活着》，获第47届戛纳国际电影节最佳男主角;2011年，凭借《赵氏孤儿》获得第14届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男演员、第11届华语电影传媒大奖最佳男主角等多项大奖;2012年，凭借《让子弹飞》获得第3届中国电影导演协会年度男演员奖;2014年4月18日，葛优任第11届法国影展形象大使，获颁法国骑士勋章。2015年，获第16届华鼎奖中国电影成就奖。2016年2月4日，葛优任澳门电影节评委。

周有光家族的祖籍为江苏宜兴，周有光的曾祖父是清朝的官员，同时也在常州经营棉纺、织布、当铺等产业。清朝咸丰年间，太平军攻打常州，他的曾祖父全力支持清军守城，以家产供守城清军军饷，后常州城被攻破，曾祖父投水自尽，周家的雄厚家财尽失，从此家道开始衰败。

1906年1月13日周有光生于江苏常州青果巷，十岁时随全家迁居苏州，入当时初始兴办的新式学堂读书。

1918年入常州高级中学(江苏省立第五中学)预科，一年后正式升入中学，与后来同样成为语言学家的吕叔湘同学。

1923年中学毕业，成绩优异，由于家庭经济困难，本只能选择免交学费的师范学校，但无意中考上了上海圣约翰大学，后幸得亲友资助，为周有光凑齐了200元学费，遂入学，主修经济学，兼修语言学。

1925年上海发生五卅惨案，改入光华大学继续学习。

1927年光华大学毕业。

1933年4月30日，与张允和结婚。结婚后夫妇同往日本留学。因仰慕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ja:河上肇)，周有光离开原本就读的东京大学，转考入京都大学，但河上肇在1933年1月就已经被逮捕入狱，周有光未能如愿作成河上肇的学生。

1934年4月30日周有光与张允和结婚一周年纪念日，他们的儿子晓平出生。

1936年1937年年任教光华大学，兼职上海江苏银行。

1935年放弃日本的学业返回上海，任教光华大学，在上海银行有兼职，参加了反日救国会(章乃器小组)，女儿小禾出生。

抗日战争爆发后，带全家逃难到四川，先在新华银行任职，后调入国民政府经济部农本局任重庆办事处副主任，主管四川省合作金库。

1941年1945年在重庆新华银行总行任职。

1945年抗战胜利复回新华银行工作，先后被派驻纽约，伦敦。工作之余，利用业余时间读书，学习。

1948年在香港参加中国民主建国会。

1949年解放军攻占上海后回国，任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和上海财经学院教授，并在上海新华银行、中国人民银行华东区行兼职。

1954年，因为之前已发表、出版过一些关于拼音和文字改革的论文和书籍，周有光被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邀请担任汉语拼音方案委员会委员。

1955年10月，到北京参加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会后被留在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工作，参加制订汉语拼音方案，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和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研究员、第一研究室主任，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放弃了在上海的经济学教学工作。这一变动无意中帮助周有光躲过了1957年开始的，在上海以经济学界为重点的反右运动。

1958年开始在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讲授汉字改革课程，讲义《汉字改革概论》于1961年出版。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房子亦被造反派占去。

1969年被下放到宁夏平罗五七干校劳动，劳动之余，凭借带去的各种语言版的《毛主席语录》开始比较文字研究。

1971年九一三事件发生后，周有光与其他老年知识分子被放回家。

1979年4月国际标准化组织在华沙召开文献技术会议。周有光在会上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发言，提议采用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1982年国际标准化组织通过国际投票，认定汉语拼音方案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ISO7098)。

1980年开始，成为翻译《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的中美联合编审委员会和顾问委员会中方三委员之一，另两位委员是刘尊棋和钱伟长院士。

1984年迁至北京朝内后拐棒胡同。任中美联合编审和顾问委员会中方三委员之一，出版中译本《简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和国际中文版《不列颠百科全书》。任《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委委员，《汉语大词典》学术顾问。

1989年离休，继续在家中研究和著述。

2003年冬到2004年春天，重病住院。

2005年出版文集《百岁新稿》，书序中自勉希望《百岁新稿》不是我的最后一本书。

2006年出版《语言文字学的新探索》。

2006年1月13日，周有光年满一百岁，1月10日他生日三天前，中国教育部和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为他举办了庆贺周有光先生百龄华诞座谈会。

2008年出版《周有光百岁口述》。

2010年出版《朝闻道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