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毅残疾人的名人故事（汇编20篇）

张太雷小时候名泰来，他的父亲张光斗，母亲薛氏，因家境贫寒，寄居在外公薛锦元家中。后来得到在江西萍乡安源煤矿任总办的张绍曾的帮助，介绍太雷的父亲到安源煤矿谋生。

1901年春天，泰来刚过两岁，全家四口，就来到安源煤矿。张光斗当了洗煤台文书，矿上安排了住房，生活算是安定下来了。但是矿区没有学堂，连私塾也没有。小泰来和姐姐泰临的教育成了大问题，就在泰来四岁多、泰临七岁多的时候，父亲张光斗就成了他们的第一任家教老师，以《千字文》、《百家姓》、《三字经》为教材，从识字开始，以后又学唐诗、宋词。张光斗白天上班后，母亲薛氏就督促姐弟俩复习功课，抄书或默写，小屋子里经常传出朗朗的读书声。

但好景不长，1906年春节期间，张光斗突然病倒，救治无效，年仅36岁就去世了。在萍乡无依无靠没有经济来源的薛氏，只好带孩子重返故乡常州。在张绍曾的帮助下，薛氏到张家帮佣，小泰来进入在贞和堂设立的私塾去读书。私塾老师是一个戴老花眼镜的秀才，所教的课也离不开四书、五经之类，每教完一篇，就要学生背诵，背不出来就要用戒尺打手心，小泰来从小打下的基础好，自己也懂得读书的机会来之不易，所以非常用功。但私塾老师教的《千字文》、《百家姓》等泰来早已学过了，有时上课思想不够集中，老师亦有所察觉，就故意点名叫泰来背书，当然这难不倒泰来，老师见他背得流利顺畅，不错不漏，也不好责怪他。一天，老师正领着学生朗读《千字文》，发现泰来在看另外一本书，走近一看，泰来看的是一本《孟子》，老师当场收了《孟子》，又叫泰来站起来背《千字文》，泰来就从“天地玄黄，宇宙洪荒”背起，一字不差，背了一段后，老师知道他学过了，就叫他坐下。第二天，老师把《孟子》还给泰来，并向学生宣布，从今天起，我们分两个班教学，张泰来学《孟子》，其余的仍学《千字文》。泰来很是高兴，终于可以学新课了。

当泰来把《孟子》打开，看到老师用毛笔写的纸条，上面端端正正写了十个字：“学新以增智，温故而知新”。泰来十分感动，理解老师的心意，懂得学无止境，不可自满。从此，泰来既学新课，又温旧书，知识大有长进。老师总是欢喜勤奋学习的好学生的，除指导他读书外，还教他练习书法，小泰来进私塾读书半年多，从没有挨过一次板子，而且常常受到表扬。他每天回家后除自己复习外，还要教不能去上学的姐姐读书。1906年秋天，泰来进入西郊两等小学堂读二年级，课程有国文、历史、地理、自然、社会、珠算等，知识面扩大了。对于勤奋好学、求知欲旺盛的泰来来说，心理上得到了很大的满足，他对每门功能都充满了兴趣，上课时聚精会神地听讲，下课后认认真真地复习。因此，每门功课都是优秀，受到老师器重，同学称赞。1911年夏天，泰来从小学毕业，进入常州府中学堂，开始了中学阶段的学习。常州府中学堂设置的课程更多，张太雷如饥似渴地汲取各门知识，对英文尤感兴趣，英语成绩每个学期都是全班第一名。当时学校用的数理化课本都是英文原版书，如不学好英文，数理化课也学不好。

英语后来成为他投身革命、走出国门的一道桥梁，可以说，英语改变了他的一生。这当然是他当时所没有料到的。

相传有一日，正准备将煅好的青礞石在桌上研成细末，为邻居阳文治疗中风偏瘫后的痰壅。门外突然喧闹阵阵，出门问其原因，原来是阳文家的一头牛近来日渐消瘦不能耕作，儿子阳宝请人将牛宰杀，发现牛胆囊中有异物，众人感到奇怪，于是拿来请诊视。

从中取出几粒蚕豆大小的石头，擦拭干净后回到桌前，推开礞石，准备细看这奇怪的石头。这时屋外一阵惊呼，阳宝奔来告急：“家父一口气上不来，又在抽搐了!”放下手中的怪石，立即前去诊视，急急吩咐阳宝：“快去将我家桌上的礞石拿来!”阳宝慌忙取来了药石，令他研成细末，然后取出五分给阳文灌下。一会儿，阳文抽搐渐止，气息渐平。

回到家里，发现桌上放的最大一块怪石不翼而飞，忙问道：“是何人动了桌上之物?”家人告诉他：“是阳宝动过，说是你叫他来拿的。”沉思片刻自言自语道：“今日用此怪石治阳文之病，疗效神速，难道此物还有豁痰定惊的作用?!”以后，有意用牛的结石取代礞石治病，并暗中观察。三天以后，阳文的病竟奇迹般好转，甚至偏瘫的病体，也能够稍稍动弹。

由此，始知牛胆囊中的结石“苦凉入心肝，能清心开窍，清热解毒”，并将此结石取名为“牛黄”。

牛黄，味甘。归心、肝经。有熄风止痉，开窍化痰，清热解毒之功效。常用于热病神昏，中风痰迷，惊痫抽搐，癫痫发狂，咽喉肿痛，口舌生疮，痈肿疔疮等。

潘光旦是我国著名的社会学家、优生学家、民族学家，清华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之一。下面和大家分享一下清华名人潘光旦的读书故事!

潘光旦，1899年出生于江苏省宝山县，14岁考入清华。彼时，他已是远近闻名的“书痴”，其阅读面涉猎广泛，文理兼具，尤其对性心理学方面的知识具有特别的偏好。

1920年，在“各门功课都名列前茅，英文更是全级之冠”的基础上，潘光旦在性心理学学术领域开始崭露头角。当时，在费了很大一番周折之后，潘光旦将图书馆中还不公开的英国心理学家蔼理士的《性心理学研究录》六大册逐一借出啃完，成为全校首位通读此书的学子，俨成此中权威。蔼理士不仅是学术巨子，亦是欧西文豪，其书向来以难读知名，而潘光旦年当弱冠就通读原著，其不易自可想见。

翌年，他又读了精神分析派的论著，颇有斩获。读到支如增的《小青传》时，他便试用其手法写了一篇《小青的分析》，当成作业交给梁启超。梁大为激赏，批曰：“以子之才，无论研究文学、科学乃至从事政治，均(可)大有成就。”转年，他又将此文整理成书，交梁审阅，梁又批语大加赞赏和鼓励。

1926年，潘光旦学成归国，一直在大学任教，1934年又被母校清华延聘。由于博览群书，他被同行亲切地称为“活字典”。在西南联大这大师云集之地，遇有难题，大家都不约而同地说：走，问潘光旦去!

在长期的治学过程中，潘光旦将读书演化成了一种生活习惯。平日里，潘光旦几乎足不出户，除了吃饭，就是看书。潘光旦近视达一千二百度，看书时书几乎要贴着鼻尖。家人都笑话他，说这已不是“看”书，而是“闻”书了。

对潘光旦而言，读书、买书已经成为他的一种癖好，他的生活费大部分都用来买书了，以至于口袋里有时只剩下一点点生活费用，但藏书却堆满了几间屋子。

1936年，潘光旦住在清华园新南院11号时，门前藤萝架上曾结出过一对并蒂的葫芦，他欣喜之余便将个人书房命名为“葫芦连理之斋”，坐拥书城，藏书上万余册。潘光旦经常说的一句话是——“读书要有废寝忘食的精神，才有成功的希望”。他是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

“文革”中，潘光旦时常被拉去批斗。有一次，红卫兵来抄家，搜来搜去，只搜出一百几十元存款。他们简直不相信。潘光旦回答说：“我就这么点钱，我的钱全都买书了。”

1979年，潘光旦右派问题获得平 反。潘光旦先生一生涉及广博，在性心理学、社会思想史、家庭制度、优生学、人才学、家谱学、民族历史、教育思想等众多领域都有很深的造诣。

唐代农民起义领袖黄巢从小就喜爱菊花。唐代风俗，在重阳节这天，亲友相约登高，饮酒赏菊。黄巢的爷爷因为自家满园菊花盛开，便在园中摆下家宴，邀子侄们一起来赏菊。酒过三巡，老爷爷一时兴起，提议以菊花为题，大伙儿联句赋诗。谁知轮到他联句时，竟一时想不出佳句来。坐在爷爷身旁的黄巢等得不耐烦了，就抢先脱口吟道：“堪与百花为总首，自然天赐赫黄衣。”

清脆的童音刚落，顿时赢得全场喝采。可唯独黄巢的父亲神色惶恐，连连摇头说：“这赫黄衣是老天赐给皇帝的，你怎么敢随便乱说，真是不知天高地厚!”说着，就要动手教训黄巢。老爷爷一看不好，连忙挡住，说道：“恕他年幼，不要打了，就罚他重做一首吧!”

不等父亲表态，黄巢立即应声：“遵令!”只见他略加思索，立成一篇：“飒飒西风满园栽，蕊寒香冷蝶难来。他年我若为青帝，报与桃李一处开。”

诗的大意是说：在飒飒的秋风中，满园菊花一齐开放，但因秋天逐渐寒冷，所以蜂蝶不来。将来我如果做了春天之神，就要让菊花和桃花、李花同在春天开放。

这首诗充满浪漫主义色彩，举座的人都为他的诗才惊叹不已。

后来，黄巢赴京赶考。虽然他抱负远大，才华横溢，但由于科场黑暗和朝廷腐b，结果却名落孙山。此时，他深感自己像开不逢时的菊花，又做了一首咏菊诗：“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戴黄金甲。”这铿锵有力的诗句，表达了他要砸碎旧世界、重奠新乾坤的豪情壮志。

今天，我在小名堂写作班图书柜上拿了一本书看，书名叫《中外名人故事》。其中有篇文章《发明留声机的爱迪生》深深吸引了我。文章中写道，爱迪生在调试电话时注意到声音的强弱与传话器模板的颤动程度有关，经过多次实验后，便发明了留声机。

爱迪生从生活的实践中发现声音强弱与颤动程度的关系后，便有了一个大胆的设想：既然说话能使模板振动，那这种振动也可以发出原来的声音。于是，他产生了发明一种留住声音的机器。在他的努力钻研下，一种会说话的机器——留声机问世了，这在当时被誉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发明。

生活中的一个细节，让爱迪生萌生了发明留声机的想法，从这里可以看出，爱迪生善于观察和思考，从而激发起创作的兴趣，最终发明留声机，方便了人们的生活。

其实，我们生活中用到的许多东西，都是人们仔细观察并刻苦钻研的结果。如鲁班被长满了锋利的齿的一种草割破手指，经过多次试验后发明了锯子；瓦特通过煮饭蒸汽顶开锅盖而发明了蒸汽机；牛顿看到苹果落地，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这些发明和发现，都来源于实际生活，这说明知识都藏在万物中，就看我们有没有用心去观察和思考。正是因为他们善于观察和思考，从一些现象总结规律，并想办法如何利用这些规律，才有了这些发明和发现。反过来讲，如果对这些现象熟视无睹，不仔细看，不认真想，不动手做，人类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多发明和发现呢？

爱迪生等人的事例告诉我们，知识的源泉就是生活。因此，我们在生活中要善于观察和思考。生活的纷繁差异，自然界的神奇不可思议，还有许多的奥秘等着我们去解开。

我觉得，我们要向爱迪生学习。学习他这种对万物充满好奇的心，对事物的现象多问几个为什么，不怕苦不怕累，不断探寻知识的海洋。

父亲从不向我们炫耀自己的辉煌经历

忆及董老，话题自然首先从“一大”谈起。在记者想来，董老当年亲身参与了那被称之为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大事变”，必然会对儿女们津津乐道地忆及当时的种种情景，但董良翚的回答却令记者吃惊。董良翚说，父亲这个人从不跟子女谈及包括参加“一大”在内的他的种种辉煌经历，父亲的一些经历她都是从旁人那儿得知的。

为了说明董老从不谈及自己的辉煌经历，董良翚向记者讲了这样一件小事。在北京第一次有了有轨电车时，第一天，兴奋的董良翚就去痛痛快快坐了一次。回家后她就向董老“炫耀”：“我坐过电车了。”本想董老会问问她坐电车的感觉，未料董老竟淡淡一笑：“我也坐过。”当时董良翚是打破脑袋也不信，直到董老告诉她那是1945年董老作为解放区惟一代表去旧金山参加联合国成立大会时坐的，董良翚才对父亲的这一段经历有了些了解。

父亲把自己比作一块抹布，随时等待着为党做贡献

“父亲从没对我们子女有什么特殊要求，也没限制我们必须在哪个领域发展，但父亲却常常教导我们必须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董良翚在回忆董老对自己的教诲时总忘不了这样一件事：

一次，董良翚在董老办公室缠着董老聊天。聊着聊着董老茶壶内的水没了，董良翚忙拿暖瓶续水，但一个不小心把水洒在办公桌上。董良翚忙又取来一块抹布，擦桌面上的水迹。这时，董老瞟了一眼抹布，抬头盯着董良翚：“我常说我是一块抹布，你看?”董老稍稍一扬下颌，示意董良翚注意自己手中的抹布：“党要我做抹布，我就做抹布。”见董良翚依然不以为然，董老又说道：“你看不起它？你现在不是正用它抹桌子吗？抹布也是有用的哟！”

党让做什么就做什么，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勤勤恳恳、任劳任怨，这就是董老一生的光辉体现。

董良翚兄妹三个名字中都带羽字，意寓父亲渴望中国自己制造的飞机早日飞上蓝天。

初一见到“翚”字，记者心里一惊，这个字怎么念呢？待听到董良翚的一番解释后方知其中的深意。原来董老一生特别关心中国的科技发展，早在解放前，董老就一直梦想着中国可以自己造飞机上天。于是他便给他的3个子女均取了个带“羽”字的名字，意寓他的这一愿望早日实现；于是，董老3个子女的名字就分别为董良羽（老大）、董良翚（音“huī”，老二）、董良翮（音“hé”，老三）。

建国后，董老更是极力关注科技的发展。他关心当时人民币含金量低，提出要加强开采金矿；后来又拖着年迈之躯去找有关科学家谈如何发挥超声波的作用。

自寿诗中蕴含父亲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永不动摇

从小跟随教私塾的父亲读书，18岁应试中秀才的董老写得一手好诗，据统计，董老一生留下的诗作达1000余首，而这其中最为人们所熟识的就是那首自寿诗了。

1975年3月5日，为董老虚岁90诞辰。此时董老已沉疴不起，他谨遵七届二中全会党内禁止做寿之规定，仅于床榻赋《九十初度》一首，为一生写照：

九十光阴瞬息过，吾生多难感蹉跎。

五朝敝政皆亲历，一代新规要渐磨。

彻底革心兼革面，随人治岭与治河。

遵从马列无不胜，深信前途会伐柯。

写罢此诗，董老将董良翚兄妹3人叫到床前，细细解读每句诗中蕴含的深意。尤其在讲到最后一句时，董老感慨万千，他一生深信：坚持马列主义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的前途一定会无限美好。

父亲没有八小时以外

记者非常关心董老在业余时间都有什么爱好，但问及董良翚时，她却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几年前，《八小时以外》杂志社曾向董良翚约稿，要求写一下董老“八小时以外”的生活，但董良翚婉言拒绝了这次约稿，理由很简单：董老根本没有什么“八小时以外”。

董良翚回忆说，董老就是平时闲下来出去散步，也要手拿拐杖，待半路坐下来休息时就拿拐杖在地上比划着写写字；即使是在北戴河海滩度假，他也不停地用手指在沙滩上写这写那。

“父亲像一座矿藏丰富的大山，我却只看到了花和草。”

采访即将结束时，董良翚不无遗憾地说道：“我就好像在一座大山旁边，只能看见花和草，但山中贮藏的丰富矿藏却没怎么看清。”

的确，董良翚能够回忆起来的只是董老那辉煌壮丽革命生涯中的几片浪花，但从这些小事中我们更能深深感受到董老作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风亮节。

董良翚最后认为本报采访“一大”代表后人，借此弘扬“一大”代表革命精神的活动搞得很好，并鼓励本报将这组报道做好。

钱学森从小就十分爱国，为了报效国家，他努力学习，当他学有成就时，动荡的社会却没有他施展才华的大好机会，于是，他到美国留学。几年之后，人在美国，心

在中国的他，听说新中国成立了，就义无反顾地要快点回国，美国人为了不让他回国，使尽各种手段，想要打消他回国的念头。钱学森还是不畏诱惑，还是回到了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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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暖的怀抱。钱学森曾经说过：“我是中国人，我可以放弃这里的一切，但决不能放弃我的祖国。”他要回国的决心是多么坚定呀!他这一腔爱国热情难道不令人敬佩吗?钱学森回国后，学以致用，发明出了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在国际技术交流会上，他被光荣地评为了“小罗克伟尔奖章”，就在这世界获奖者的名单上，第一次出现了中国人的名字，他的智慧为中国人争了气，为祖国争了光。

小时候，我的家乡很穷，没有地方可以买书。即便有买书的地方，我也没有钱，所以，借书成了我主要的阅读方式。我像一只警觉的猎犬一样，无论大人和孩子，只要我能闻到那股特有的书香味道，我一定会软磨硬泡把人家的书借来不可。因为别人催得紧，所以我看书速度很快，差不多是一目十行，估计我的快速阅读法就是借书养成的。

有一次，我到一个同学家里，看到他正坐在苹果树下的小桌子上读书，那是一本发黄的很厚很厚的书。

“什么书，我看看!”不容分说，我就从他的双肘之下将书抽了出来。

同学很不高兴地说：“我正看得带劲呐，是《红日》。很好看。”

我说：“我先看，我看得很快的。”

他说：“不行不行，我也是借来的。再说，我正看到精彩处，不看，难受。”

我说：“我家里正炸麻花，我带你去吃。先借我看吧!”

我这么一说，他就动心了。毕竟，物质的诱惑远远大于精神诱惑，我看他很贪婪地咽了一下口水，喉结那里一动。我们谈妥了，三根麻花换三天先看书的权力。

《红日》这本书，差不多像砖头一样厚。发黄以后，就像发酵的馒头一样，膨胀了许多，就显得更厚了。我不分白天黑夜玩命地看起来了。而那个同学，差不多每天都要问我看了多少页，催命鬼似的。

我从小和爷爷、奶奶、弟弟睡在一张炕上。电灯的绳子被爷爷接了一根布条，长到可以放在爷爷的枕头边上。爷爷每天晚上负责熄灯，催促和监督我们睡觉。那天夜里，我看得入迷，爷爷说：“快睡，我要关灯了。”我说：“等等，还有几页，马上就好了。”不知道过了多久，“吧嗒”一声，爷爷把灯关了。屋子里黑乎乎的，我没脱衣服，就钻进了被窝，但是，那看过的故事情节像电影一样在我脑海里闪现，而故事的发展又牵动着我的神经。我睁着眼睛，注视着窗外的夜色，直到听见爷爷的鼾声，我又悄悄地拉亮了点灯。

“明天还上不上学啊，啊!”突然，爷爷大喝一声，吓得我一哆嗦，不知道他什么时候醒的。他的声音很大，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显得格外响亮。

我赶紧又钻进被窝，脱掉衣服，这一次，假装真的要睡的样子。

灯熄灭了。爷爷的鼾声像摩托车发动机的声一样响起来了。

我突然感到腿边有个冰凉的东西，顺手一摸，呀，手电筒。我欣喜若狂，看来可以继续阅读了。

我用被子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的，缩作一团，开始看书。我不时要掖掖被角什么的，怕手电筒的光亮暴露我的秘密。但这样的小心，总不能持久，因为故事太迷人，书太好看，所以警惕性就渐渐放松了。

突然，我发现自己的被子被人揭开了，很冷。爷爷哈哈大笑几声说：“你跟我玩捉迷藏呀。”我说：“我睡不着啊。”这一次，爷爷没有生气，而是慈祥而又关切地说：“天都快亮了，你睡一会儿吧。”

啊，天快亮了?可不是吗，窗外天空中的黑色像海水退潮一样慢慢远去。我赶紧丢掉手里的书，合上了眼睛。

多年后，我一直保持着躺在被窝里看书的习惯。看书累了，睡梦会格外香甜。

他，有矫健的身影;他，有猎豹一般的速度;他，中国人的骄傲——刘翔。我最崇拜的人就是他!

他，肩负起了让中国田径振兴的重任。有人劝他说：“没有用的，黑人太厉害!”他摇摇头说：“中国跨栏有倒下去的力气，就有爬起来的力量。”教练很看好他，经常传授他一些体育知识，跑得慢了总要被罚重跑，刘翔咬咬牙坚持了下来，即使在别人休息的时间他也在训练。面对困难他不屑一顾，面对挫折他从不低头!

在裁判的一声令下，他如一支离弦的飞箭冲了出去。跨过一个又一个栏，如同跨过了一座又一座山。他的汗水如雨滴挥洒出去，为坎坷而漫长的道路增添着辉煌。这一刻全中国人的心都揪着，都在默默祈祷。他用自信的眼神向世界宣告他不会输，因为他脚下有祖国坚实的土地，身后有同胞伟岸的身躯，还有自己一颗怦怦跳动的中国心。他奋力拼搏的那种精神感动着每一个中国人、鼓舞着每一个中国人、震撼着每一个中国人。看哪!他超过了黑人，超过了所有的人，他挺直胸脯冲过了终点，那黄色的皮肤鲜明地装点着赛场，他迈出的最后那一小步，使中国田径迈出了一大步。

他那坚持不懈的精神仿佛告诉人们：不要向困难低头，中国永远不会输!

宋王朝经过167年“清明上河图”式的和平繁荣之后，天降煞星，北方崛起了一个游牧民族。金人一锤砸烂了都城汴京（开封）的琼楼玉苑，还掠走了徽、钦二帝，赵宋王朝于公元1127年匆匆南逃，开始了中国历史上国家民族极屈辱的一页。李清照在山东青州的爱巢也树倒窝散，一家人开始过漂泊无定的生活。南渡第二年，赵明诚被任为京城建康的知府，不想就在这时发生了一件国耻又蒙家羞的事。一天深夜，城里发生叛乱，身为地方长官的赵明诚不是身先士卒指挥戡乱，而是偷偷用绳子缒城逃走。事定之后，他被朝廷撤职。李清照这个柔弱女子，在这件事上却表现出大节大义，很为丈夫临阵脱逃而羞愧。赵被撤职后夫妇二人继续沿长江而上向江西方向流亡，一路难免有点别扭，略失往昔的鱼水之和。当行至乌江镇时，李清照得知这就是当年项羽兵败自刎之处，不觉心潮起伏，面对浩浩江面，吟下了这首千古绝唱：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丈夫在其身后听着这一字一句的金石之声，面有愧色，心中泛起深深的自责。1129年8月，丈夫赵明诚刚去世，9月就有金兵南犯。李清照带着沉重的书籍文物开始逃难。她基本上是追随着皇上逃亡的路线，国君是国家的代表啊。但是这个可怜可恨的高宗赵构并没有这个觉悟，他不代表国家，就代表他自己的那条小命。他从建康出逃，经越州、明州、奉化、宁海、台州，一路逃下去，一直飘泊到海上，又过海到温州。李清照一孤寡妇人眼巴巴地追寻着国君远去的方向，自己雇船、求人、投亲靠友，带着她和赵明诚一生搜集的书籍文物，这样苦苦地坚持着。赵明诚生前有托，这些文物是舍命也不能丢的，而且《金石录》也还没有出版，这是她一生的精神寄托。她还有一个想法就是这些文物在战火中靠她个人实在难以保全，希望追上去送给朝廷，但是她始终没能追上皇帝。她在当年11月流浪到衢州，第二年3月又到越州。这期间，她寄存在洪州的两万卷书、两千卷金石拓片又被南侵的金兵焚掠一空。而到越州时随身带着的五大箱文物又被贼人破墙盗走。

1130年11月，皇上看到身后跟随的人太多不利逃跑，干脆就下令遣散百官。李清照望着龙旗龙舟消失在茫茫大海中，就更感到无限的失望。就按封建社会的观念，国家者国土、国君、百姓。今国土让人家占去一半，国君让人家撵得抱头鼠窜，百姓四处流离。国已不国，君已不君，她这个无处立身的亡国之民怎么能不犯大愁呢？李清照的身心在历史的油锅里忍受着痛苦的煎熬。

大约是在避难温州时，她写下这首《添字采桑子》：

窗前谁种芭蕉树？阴满中庭。阴满中庭，叶叶心心舒卷有余情。伤心枕上三更雨，

点滴霖霪。点滴霖霪，愁损北人不惯起来听。

“北人”是什么样人呢？就是流浪之人，是亡国之民，李清照正是这其中的一个。中国历史上的异族入侵多是由北而南，所以“北人”逃难就成了一种历史现象，也成了一种文学现象。“愁损北人不惯起来听”，我们听到了什么呢？听到了祖逖中流击水的呼喊，听到了陆游“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的叹息，听到了辛弃疾“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的无奈，更又仿佛听到了“我的家在松花江上”那悲凉的歌声。1134年，金人又一次南侵，赵构又弃都再逃。李清照第二次流亡到了金华。国运维艰，愁压心头。有人请她去游附近的双溪名胜，她长叹一声，无心出游：

风住尘香花已尽，日晚倦梳头。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双流。闻说双溪春尚好，也拟泛轻舟。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

李清照在流亡途中行无定所，国家支离破碎，到处物是人非，这愁就是一条船也载不动啊。这使我们想起杜甫在逃难中的诗句“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李清照这时的愁早已不是“一种相思，两处闲愁”的家愁、情愁，现在国已破，家已亡，就是真有旧愁，想觅也难寻了。她这时是《诗经》的《黍离》之愁，是辛弃疾“而今识尽愁滋味”的愁，是国家民族的大愁，她是在替天发愁啊。

李清照是恪守“诗言志，歌永言”古训的。她在词中所歌唱的主要是一种情绪，而在诗中直抒的才是自己的胸怀、志向、好恶。因为她的词名太甚，所以人们大多只看到她愁绪满怀的一面。我们如果参读她的诗文，就能更好地理解她的词背后所蕴含的苦闷、挣扎和追求，就知道她到底愁为哪般了。

1133年高宗忽然想起应派人到金国去探视一下徽、钦二帝，顺便打探有无求和的可能。但听说要入虎狼之域，一时朝中无人敢应命。大臣韩肖胄见状自报奋勇，愿冒险一去。李清照日夜关心国事，闻此十分激动，满腹愁绪顿然化作希望与豪情，便作了一首长诗相赠。她在序中说：“有易安室者，父祖皆出韩公门下，今家世沦替，子姓寒微，不敢望公之车尘。又贫病，但神明未衰弱。见此大号令，不能忘言，作古、律诗各一章，以寄区区之意。”

她是一个贫病交加、身心憔悴、独身寡居的妇道人家，却还这样关心国事。不用说，她在朝中没有地位，就是在社会上也轮不到她来议论这些事啊。但是她站了出来，大声歌颂韩肖胄此举的凛然大义：“愿奉天地灵，愿奉宗庙威。径持紫泥诏，直入黄龙城。”“脱衣已被汉恩暖，离歌不道易水寒。”她愿以一个民间寡妇的身份临别赠几句话：“闾阎嫠妇亦何如，沥血投书干记室”，“不乞隋珠与和璧，只乞乡关新信息”，“子孙南渡今几年，飘零遂与流人伍。欲将血泪寄山河，去洒东山一抔土。”

浙江金华因南北朝时沈约曾题《八咏诗》而得名的一座名楼。李避难于此，登楼遥望这残存的南国半璧江山，不禁临风感慨：

千古风流八咏楼，江山留与后人愁。水通南国三千里，气压江城十四州。《题八咏楼》

我们单看这诗的气势，这哪里像一个流浪中的女子所写啊。倒像一个急待收复失地的将军或一个忧国伤时的臣子。那一年我到金华特地去凭吊这座名楼。时日推移，楼已被后起的民房拥挤在一处深巷里，但亦然鹤立鸡群，风骨不减当年。一位看楼的老人也是个李清照迷，他向我讲了几个李清照故事的民间版本，又拿出几页新搜集的手抄的李词送给我。我仰望危楼，俯察巷陌，深感词人英魂不去，长在人间。李清照在金华避难期间，还写了一篇《打马赋》。“打马”本是当时的一种赌博游戏，李却借题发挥在文中大量引用历史上名臣良将的典故，状写金戈铁马，挥师疆场的气势，谴责宋室的无能。文末直抒自己烈士暮年的壮志：

“木兰横戈好女子，老矣不复志千里。但愿相将过淮水！”

从这些诗文中可以看见，她真是“位卑不敢忘忧国”，何等地心忧天下，心忧国家啊。

“但愿相将过淮水”，这使我们想起祖逊闻鸡起舞，想起北宋抗金名臣宗泽病危之时仍拥被而坐大喊：过河！这是一个女诗人，一个“闾阎嫠妇”发出的呼喊啊！与她早期的闲愁闲悲真是相差十万八千里。这愁中又多了多少政治之忧，民族之痛啊。

朱德(1886-1976)中国人民解放军主要创建人和领导人，军事家。

四川仪陇人。1909年入云南陆军讲武堂学习。参加过辛亥革命和护国、护法战争，任过滇军营长、团长、旅长。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参与领导 四川沪州、顺庆起义和南昌起义，曾任起义军第九军副军长、军长。1928年 同陈毅等发动了湘南起义，率部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在井冈山会师，任工农革命军第4军军长。1930年后，历任中国工农红军第1军团部指挥，第一方面军总司令，红军总司令兼任军委成立的军事研究委员会主任，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指挥(后为第18集团军总司令)，兼任军委前方军事委员会分会(后改称华北分会)书记。

1938至1939年间，先后兼任过第二战区东路军总指挥和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1941年曾负责领导军事教育委员会并兼任军事学院院长，1946年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继续担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人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并继续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朱德协助毛泽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建和发展，做了大量工作。他在军事理论和实战中的建树。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著作收入《朱德选集》。

在一次聚会上，著名的汽车商艾顿向他的朋友，后来成为英国首相的丘吉尔回忆起他的过去---父母早逝，是姐姐帮人洗衣服、干家务、辛苦挣钱将他抚育成人。但姐姐出嫁后，姐夫将他撵到舅舅家。舅妈更是刻薄，在他读书时，规定每天只能吃一顿饭，还得收拾马厩和剪草坪。刚工作当学徒时，他根本租不起房子，有将近一年多时间是躲在郊外一处废旧的仓库里睡觉......

丘吉尔惊讶地问："以前怎么没听你说过这些呢？"艾顿笑道："有什么好说的呢？正在受苦或正在摆脱受苦的人是没有权利诉苦的。"

这位曾经在生活中失意、痛苦了很久的汽车商又说："苦难变成财富是有条件的。这条件就是， 你战胜了苦难并远离苦难不再受苦。只有在这时，苦难才是你值得骄傲的一笔人生财富。别人听着你的苦难时，也不觉得你是在念苦经，只会觉得你意志坚强，值得敬重。但如果你还在苦难之中或没有摆脱苦难的纠缠，在这个时候你能说你正在享受苦难，无异于就在请求廉价的怜悯甚至乞讨......"

艾顿的一席话，使丘吉尔重新修订了他"热爱苦难"的信条。他在自传中这样写道：苦难，是财富还是屈辱？当你战胜了苦难时，它就是你的财富；可当苦难战胜了你时，它就是你的屈辱。

囊萤映雪

东晋人车胤，年幼时好学不倦，勤奋刻苦。他白天帮大人干活，夜晚便捧书苦读。可是由于家境贫寒，常常没钱买油灯，书也读不成了。他为此十分苦恼。

一个夏夜的晚上，车胤坐在院子里默默回忆着读过的书上的内容，忽然就发现院子里有许多的萤火虫一闪一闪地在空中飞舞。他忽然心中一动，要是把这些萤火虫聚集在一起，借它们的光不就可以读书吗？于是，他开始捉萤火虫，捉了十几只，把它们装在白纱布缝制的口袋里，挂在案头。从此，他每天借着萤光苦苦地读书。

翟永龄，是明朝中期一位小有名气的神童。他的父亲是个教书先生，整日以读诗书为乐。翟永龄在父亲的影响下，自幼就养成了刻苦读书的习惯，到七八岁时，写诗作文章就很有名气了。他还有个特点，就是爱动脑子，街坊邻居有了什么难以解决的事，只要让他遇上，保证一会儿就能想出办法来。时间一久，谁家有了难题，都愿意找他出个主意。这年，翟永龄只有十一岁。

他的母亲是个佛教徒，平时，每天都要烧香念佛，而且一念起来，就要从点一炷香开始念，直念到香烧完，才算完事；如果碰上逢年过节，那更是不得了，要设香案，烧纸钱，特别是烧香，要连烧三次，每次也要念三次佛，家中人没有不烦的，但谁也不敢吭声。

这一日，父亲把翟永龄叫到书房说：“你母亲终日这样念佛，有用处吗？”

翟永龄说：“有什么用处！只能是浪费时间，浪费钱财，还招人生厌，我心中早就烦了。”

父亲说：“你有法子让她不念吗？”

翟永龄道：“她脾气那么大，谁敢呀？你要敢的话，你就去制止呀！”

父亲笑着说：“别人家中的大事小事，只要作了难，你都能想出法来，难道自己家的事就没法了吗？”

翟永龄笑着说：“我不是没法，只是不忍心骗她。”

父亲道：“你不忍心骗她，‘佛’可忍心，不仅骗了她，还骗了咱们全家的钱财呢！”

翟永龄说：“那好吧，我这就去。”

翟永龄来到堂屋，见母亲正跪在佛像前，口中念念有词，便走上前去猛地大声喊道：“母亲！母亲！”

母亲没有理睬。照旧念佛不止。

翟永龄又一连大声喊了两次。

母亲这才一边念佛，一边说：“我听见了，什么事？”

翟永龄没有回答。

当母亲问他后，又继续念佛的时候，翟永龄又大声喊道：“母亲！母亲！母亲！”

连喊三声，喊得母亲心烦意乱，不由大怒，立即停下念佛，站起身来，回头对他责骂说：“烦死了，叫魂吗！我又不是聋子，你这么大喊大叫干什么？”

翟永龄见母亲生气，遂笑着解释说：“母亲，不必生气。我只叫了你几声，你就觉得烦死了；可你一天要念‘阿弥陀佛’几百遍，甚至上千遍，佛祖不是更烦吗？这样下去，佛祖烦到一定时候，就会发怒，到那时，可就不得了啊！”

母亲一听，有些害怕，急问：“怎么个不得了法？”

翟永龄说：“佛经上讲，如果教徒得罪了佛祖，活着要遭殃，死后去不了极乐世界！”

“啊！”母亲听后，吓得脸都变了色，从此再也不敢有事无事地念佛了。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读了《张海迪的故事》后，我不由得对她长生了敬佩之情。我认为：张海迪不仅是我心目中的榜样，更是我学习的楷模。

海迪小的时候，是个天真、活泼、可爱的小女孩，她样样都行，让爸爸妈妈天天笑得合不拢嘴。可是在她五岁那年，不幸降临到了这个小女孩身上，她的身体2/3失去了知觉，我也对她惋惜难过。但小时候的海迪并没有垂头丧气，而是坚强的面对困难，以她最甜、最美的微笑面对生活、面对未来。并没有被命运所折服，我为她这种坚强不屈，不肯低头折节的精神而骄傲、自豪。

海迪从小就是一个心地善良、乐于助人的小姑娘，也是一个聪明绝顶的好学生，虽然学校不收她入学，但是好学的她，自己学习、自己钻研、自己学习医术，并且成了当地有名的小医生，她的所作所为感动了大家，大家都非常喜欢她，也和她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大家呢，也得到了海迪更多的帮助，她利用空闲时间给大家补课，有很多人因此考上了大学。她所做的这一切都让我感到佩服，她的这种乐于奉献的精神更值得我们学习。

海迪从小就养成了爱读书的好习惯，她读了成千上万册的书，还会几个国家的语言，并且翻译了几十本外著。我觉得：我们和海迪相比，她太伟大了，而我们太渺小了。

生活的前景是光明的，生活的路程也是严峻的。让我们跟随着绚丽的朝霞，向着理想的太阳飞翔吧!

鲁迅嚼辣椒驱寒

鲁迅先生从小认真学习。少年时，在江南水师学堂读书，第一学期成绩优异，学校奖一枚金质奖章。他立即拿到南京鼓楼街头卖掉，然后买了几本书，又买了一串红辣椒。每当晚上寒冷时，夜读难耐，他便摘下一颗辣椒，放在嘴里嚼着，直辣得额头冒汗。他就用这种办法驱寒坚持读书。由于苦读书，后来终于成为我国著名的文学家。

王亚南苦读成才

床王亚南小时候胸有大志，酷爱读书。他在读中学时，为了争取更多的时间读书，特意把自己睡的木板床的一条脚锯短半尺，成为三脚床。每天读到深夜，疲劳时上床去睡一觉后迷糊中一翻身，床向短脚方向倾斜过去，他一下子被惊醒过来，便立刻下床，伏案夜读。天天如此，从未间断。结果他年年都取得优异的成绩，被誉为班内的三杰之一。他由于少年时勤奋刻苦读书，后来，终于成为我国杰出的经济学家。

郭沫若的读书方法。

郭沫若曾写过一副读书联：“读不在三更五鼓，功只怕一曝十寒。”意思是说，读书要靠平时下功夫，不能一心血来潮就加班加点搞突出。要想获得成功，必须锲而不舍，持之以恒，决不能时而勤奋时而懈怠，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华罗庚的读书方法。

华罗庚把读书过程归结为“由厚到薄”、“由薄到厚”两个阶段。当你对书的内容真正有了透彻的了解，抓住了全书的要点，掌握了全书的精神实质后，读书就由厚变薄了，愈是懂得透彻，就愈有薄的感觉。如果在读书过程中，你对各章节又作深入的探讨，在每页上加添注解，补充参考资料，那么，书又会愈读愈厚。因此，读书就是由厚到薄，又由薄到厚的双向过程

侯宝林抄书

相声语言大师侯宝林只上过三年小学，由于他勤奋好学，使他的艺术水平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成为有名的语言专家。有一次，他为了买到自己想买的一部明代笑话书《谑浪》，跑遍了北京城所有的旧书摊也未能如愿。后来，他得知北京图书馆有这部书，就决定把书抄回来。适值冬日，他顶着狂风，冒着大雪，一连十八天都跑到图书馆里去抄书，一部十多万字的书，终于被他抄录到手。

张广厚吃书

数学家张广厚有一次看到了一篇亏值的论文，觉得对自己的研究工作有用处，就一遍又一遍地反复阅读。这篇论文共20多页，他反反复复地念了半年多。因为经常的反复翻摸，洁白的书页上，留下一条明显的黑印。他的妻子对他开玩笑说，这哪叫念书啊，简直是吃书。

高尔基救书

世界文豪高尔基对书感情独深，爱书如命。有一次，他的房间失火了，他首先抱起的是书籍，其它的任何东西他都不考虑。为了抢救书籍，他险些被烧死。他说：“书籍一面启示着我的智慧和心灵，一面帮助我在一片烂泥塘里站起来，如果不是书籍的话，我就沉没在这片泥塘里，我就要被愚蠢和下流淹死。”

凿壁偷光

汉朝时，少年时的匡衡，非常勤奋好学。由于家里很穷，所以他白天必须干许多活，挣钱糊口。只有晚上，他才能坐下来安心读书。不过，他又买不起蜡烛，天一黑，就无法看书了。匡衡心痛这浪费的时间，内心非常痛苦。他的邻居家里很富有，一到晚上好几间屋子都点起蜡烛，把屋子照得通亮。匡衡有一天鼓起勇气，对邻居说：“我晚上想读书，可买不起蜡烛，能否借用你们家的一寸之地呢？”邻居一向瞧不起比他们家穷的人，就恶毒地挖苦说：“既然穷得买不起蜡烛，还读什么书呢！”匡衡听后非常气愤，不过他更下定决心，一定要把书读好。匡衡回到家中，悄悄地在墙上凿了个小洞，邻居家的烛光就从这洞中透过来了。他借着这微弱的光线，如饥似渴地读起书来，渐渐地把家中的书全都读完了。

匡衡读完这些书，深感自己所掌握的知识是远远不够的，他想继续看多一些书的愿望更加迫切了。附近有个大户人家，有很多藏书。一天，匡衡卷着铺盖出现在大户人家门前。他对主人说：“请您收留我，我给您家里白干活不报酬。只是让我阅读您家的全部书籍就可以了。”主人被他的精神所感动，答应了他借书的要求。匡衡就是这样勤奋学习的，后来他做了汉元帝的丞相，成为西汉时期有名的学者。

顾炎武自督读书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个家喻户晓的名言，是由明末清初的爱国主义思想家、著名学者顾炎武最先提出的。顾炎武自幼勤学。他6岁启蒙，10岁开始读史书、文学名著。11岁那年，他的祖父蠡源公要求他读完《资治通鉴》，并告诫说：“现在有的人图省事，只浏览一下《纲目》之类的书便以为万事皆了了，我认为这是不足取的。”这番话使顾炎武领悟到，读书做学问是件老老实实的事，必须认真忠实地对待它。顾炎武勤奋治学，他采取了“自督读书”的措施：首先，他给自己规定每天必须读完的卷数；其次，他限定自己每天读完后把所读的书抄写一遍。他读完《资治通鉴》后，一部书就变成了两部书；再次，要求自己每读一本书都要做笔记，写下心得体会。他的一部分读书笔记，后来汇成了著名的《日知录》一书；最后，他在每年春秋两季，都要温习前半年读过的书籍，边默诵，边请人朗读，发现差异，立刻查对。他规定每天这样温课200页，温习不完，决不休息。

霍金是谁?他是一个大脑，一个神话，一个当代最杰出的理论物理学家，一个科学名义下的巨人……或许，他只是一个坐着轮椅，挑战命运的勇士。

智慧的大脑诞生了

史蒂芬·霍金，出生于1942年1月8日，这个时候他的家乡伦敦正笼罩在希特勒的狂轰滥炸中。

霍金和他的妹妹在伦敦附近的几个小镇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多年以后，他们的邻居回忆说，当霍金躺在摇篮车中时非常引人注目，他的头显得很大，异于常人——这多半是因为霍金现在的名声与成就远远异于常人，邻居不由自主地要在记忆里重新刻画一下天才儿童的形象。

不过霍金一家在古板保守的小镇上的确显得与众不同。霍金的父母都受过正规的大学教育。他的父亲是一位从事热带病研究的医学家，母亲则从事过许多职业。小镇的居民经常会惊异地看到霍金一家人驾驶着一辆破旧的二手车穿过街道奔向郊外──汽车在当时尚未进入英国市民家庭。然而这辆古怪的车子却拓展了霍金一家自由活动的天地。

霍金热衷于搞清楚一切事情的来龙去脉，因此当他看到一件新奇的东西时总喜欢把它拆开，把每个零件的结构都弄个明白──不过他往往很难再把它装回原样，因为他的手脚远不如头脑那样灵活，甚至写出来的字在班上也是有名的潦草。

霍金在17岁时进入牛津大学学习物理。他仍旧不是一个用功的学生，而这种态度与当时其他同学是一致的，这是战后出现的青年人迷惘时期——他们对一切厌倦，觉得没有任何值得努力追求的东西。霍金在学校里与同学们一同游荡、喝酒、参加赛船俱乐部，如果事情这样发展下去，那么他很可能成为一个庸庸碌碌的职员或教师。然而，病魔出现了。

病魔出现了

从童年时代起，运动从来就不是霍金的长项，几乎所有的球类活动他都不行。

到牛津的第三年，霍金注意到自己变得更笨拙了，有一两回没有任何原因地跌倒。一次，他不知何故从楼梯上突然跌下来，当即昏迷，差一点死去。

直到1962年霍金在剑桥读研究生后，他的母亲才注意到儿子的异常状况。刚过完21岁生日的霍金在医院里住了两个星期，经过各种各样的检查，他被确诊患上了“卢伽雷氏症”，即运动神经细胞萎缩症。

大夫对他说，他的身体会越来越不听使唤，只有心脏、肺和大脑还能运转，到最后，心和肺也会失效。霍金被“宣判”只剩两年的生命。那是在1963年。

起初，这种病恶化得相当迅速。这对霍金的打击是可想而知的，他几乎放弃了一切学习和研究，因为他认为自己不可能活到完成硕士论文的那一天。然而，一个女子出现了。

一个女子出现了

她叫简·瓦尔德。

1962年的夏天，简通过朋友，认识了走路笨拙、脚步踉跄的霍金，后来又发生了几次偶遇。于是，他们碰到了爱情。

但是，他们的爱情却多了一丝苦涩。霍金对自己的病感到无望，因此不打算建立长期稳定的关系。他们之间总是存在着一个第三者———死神。

然而，爱情的力量却无法抗拒。第二年7月14日，简和霍金结了婚。

多年之后，简在自己的回忆录《音乐移动群星》中写道：“我非常爱他，任何东西都不能阻止我和他结婚，我愿意为他做饭、洗衣、购物和收拾家务，放弃我自己以前的远大志向。”

与简的订婚使霍金的生活发生了真正的变化。为了结婚，他需要一份工作，为了得到工作，就需要一个博士学位。因此，他开始了一生中的第一次用功。令他十分惊讶的是，他发现自己很喜欢研究。爱情有了圆满的结局。然而，轮椅出现了。

轮椅出现了

霍金的病情渐渐加重。1970年，在学术上声誉日隆的霍金已无法自己走动，他开始使用轮椅。直到今天，他再也没离开它。

永远坐进轮椅的霍金，极其顽强地工作和生活着。

1991年3月，霍金在一次坐轮椅回柏林公寓，过马路时被小汽车撞倒，左臂骨折，头被划破，缝了13针，但48小时后，他又回到办公室投入工作。

又有一次，他和友人去乡间别墅，上坡时拐弯过急，轮椅向后倾倒，不料这位引力大师却被地球引力翻倒在灌木丛中。

虽然身体的残疾日益严重，霍金却力图像普通人一样生活，完成自己所能做的任何事情。他甚至是活泼好动的──这听来有点好笑，在他已经完全无法移动之后，他仍然坚持用惟一可以活动的手指驱动着轮椅在前往办公室的路上“横冲直撞”;在莫斯科的饭店中，他建议大家来跳舞，他在大厅里转动轮椅的身影真是一大奇景;当他与查尔斯王子会晤时，旋转自己的轮椅来炫耀，结果轧到了查尔斯王子的脚趾头。

当然，霍金也尝到过“自由”行动的恶果，这位量子引力的大师级人物，多次在微弱的地球引力左右下，跌下轮椅，幸运的是，每一次他都顽强地重新“站”起来。

1985年，霍金动了一次穿气管手术，从此完全失去了说话的能力。他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极其艰难地写出了着名的《时间简史》，探索着宇宙的起源。霍金取得巨大成功，但生活的现实取代了爱情的浪漫，他和简的婚姻走到了尽头。

来自直觉的启示：黑洞不黑

霍金的研究对象是宇宙，但他对观测天文从不感兴趣，只有几次用望远镜观测过。与传统的实验、观测等科学方法相比，霍金的方法是靠直觉。

“黑洞不黑”这一伟大成就就来源于一个闪念。在1970年11月的一个夜晚，霍金在慢慢爬上床时开始思考黑洞的问题。他突然意识到，黑洞应该是有温度的，这样它就会释放辐射。也就是说，黑洞其实并不那么黑。

这一闪念在经过3年的思考后形成了完整的理论。1973年11月，霍金正式向世界宣布，黑洞不断地辐射出X光、伽马射线等，这就是有名的“霍金辐射”。而在此之前，人们认为黑洞只吞不吐。

从宇宙大爆炸的奇点到黑洞辐射机制，霍金对量子宇宙论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霍金获得1988年的沃尔夫物理奖。

畅销书之王：《时间简史》

霍金的科普着作《时间简史———从大爆炸到黑洞》在全世界的销量已经高达2500万册，从1988年出版以来一直雄踞畅销书榜，创下了畅销书的一个世界纪录。在这本书里，霍金力图以普通人能理解的方式来讲解黑洞、宇宙的起源和命运、黑洞和时间旅行等。

在《时间简史》一书的开头，霍金指出：“有人告诉我，我在书中每写一个方程式，都将使销量减半。于是我决定不写什么方程。不过在书的末尾，我还是写进一个方程，爱因斯坦的着名方程E=mc2。我希望此举不致吓跑一半我的潜在读者。”现在看来，霍金完全是多虑了。

My father, Winston Churchill, began his love affair with painting in his 40s, amid disastrous circumstances. As First Lord of the Admiralty in 1915, he was deeply involved in a campaign in the Dardanelles that could have shortened the course of a bloody world war. But when the mission failed, with great loss of life, Churchill paid the price, both publicly and privately. He was removed from the admiralty and effectively sidelined.

Overwhelmed by the catastrophe — “I thought he would die of grief,” said his wife, Clementine —he retired with his family to Hoe Farm, a country retreat in Surrey. There, as Churchill later recalled, “The muse of painting came to my rescue!”

Wandering in the garden one day, he chanced upon his sister-in-law sketching with watercolors. He watched her for a few minutes, then borrowed her brush and tried his hand. The muse had cast her spell!

Churchill soon decided to experiment with oils. Delighted with this distraction from his dark broodings, Clementine rushed off to buy whatever paints she could find.

For Churchill, however, the next step seemed difficult as he contemplated with unaccustomed nervousness the blameless whiteness of a new canvas. He started with the sky and later described how “very gingerly I mixed a little blue paint on the palette, and then with infinite precaution made a mark about as big as a bean upon the affronted snow-white shield. At that moment the sound of a motor car was heard in the drive. From this chariot stepped the gifted wife of Sir John Lavery .”

“ ‘Painting!’ she declared. ‘But what are you hesitating about? Let me have the brush — the big one.’ Splash into the turpentine, wallop into the blue and the white, frantic flourish on the palette, and then several fierce strokes and slashes of blue on the absolutely cowering canvas.”

At that time, John Lavery— a Churchill neighbor and celebrated painter— was tutoring Churchill in his art. Later, Lavery said of his unusual pupil: “Had he chosen painting instead of statesmanship, I believe he would have been a great master with the brush.”

In painting, Churchill had discovered a companion with whom he was to walk for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years that remained to him. After the war, painting would offer deep solace when, in 1921, the death of the mother was followed two months later by the loss of his and Clementine’s beloved three-year-old daughter, Marigold. Battered by grief, Winston took refuge at the home of friends in Scotland, finding comfort in his painting. He wrote to Clementine: “I went out and painted a beautiful river in the afternoon light with crimson and golden hills in the background. Alas I keep feeling the hurt of the Duckadilly (Marigold’s pet name).”

Historians have called the decade after 1929, when the Conservative government fell and Winston was out of office, his wilderness years. Politically he may have been wandering in barren places, a lonely fighter trying to awaken Britain to the menace of Hitler, but artistically that wilderness bore abundant fruit. During these years he often painted in the South of France. Of the 500-odd canvases extant, roughly 250 date from 1930 to 1939.

Painting remained a joy to Churchill to the end of his life. “Happy are the painters,” he had written in his book Painting as a Pastime, “ for they shall not be lonely. Light and color, peace and hope, will keep them company to the end of the day.” And so it was for my father.

我的父亲，温斯顿·丘吉尔，在他四十多岁时开始迷恋上绘画，当时环境异常恶劣。那是在1915年，任海军大臣的他，积极投身于在达达尼尔海峡的一场战役中，这场战役本可以缩短那段血雨腥风的世界大战。但由于遭受失败，伤亡惨重，丘吉尔于公于私都付出了代价。他被从海军部调离且实则坐起了冷板凳。

在灾难的折磨下——他的妻子克莱门廷说：“我想他会痛苦而死，”——他携家带口来到萨利郡的一处乡间静居霍·华姆。在那儿，丘吉尔后来回忆道，“是绘画中的冥思拯救了我！”

一天他在花园散步时，偶然看到他的弟媳在用水彩作画。他观察了几分钟，然后向她借了画笔并一试身手。他的专注仿佛给他施了魔法！

丘吉尔很快就决定试试去画油画。看到他从阴暗的忧郁思中解脱出来，克莱门廷非常开心，她赶忙去买所有能买到的颜料。

然而，迈出下一步似乎有些困难，因为丘吉尔看到一块新画布的洁白无暇时感到无所适从和为难。他先从天空画起，后来他描述如何“非常谨慎地在调色板上加入一点儿蓝色调，然后以万分的小心，在这块被蓄意冒犯的雪白的防护板上点上豌豆大的一笔。这时，传来一阵驾驶机动车的马达声。约翰·拉威利先生才华出众的太太从这辆车中姗然而下。

“‘在画画呀！’她高声说着。‘可你还在犹豫什么呢？给我那支笔——那支头号的。’只见松油飞溅，她在蓝白颜料间挥毫泼墨，在调色板上龙飞凤舞，接着在吓得发皱的油画布上用力东戳西捣几下蓝色。”

那时，约翰·拉威利——丘吉尔的邻居，也是一位有名的画家—正教丘吉尔学画。后来提及他的这位特殊的学生，拉威利说：“倘若他选择绘画而不是从政，我相信他会是位绘画大师的。”

在绘画中，丘吉尔找到了能陪他度过余生大部分时光的知已。战后，在1921年，母亲刚去世两个月，他和克莱门廷就失去了他们深爱着的三岁女儿玛丽戈尔德，这时作画给了他一些安慰。在痛苦的打击下，温斯顿来到苏格兰朋友们的家中以求得安慰，用绘画来解脱自己。他在给克莱门廷的信中说：“我出外画了一条夕阳下美丽的溪流，背后映衬着晚霞的群山。唉，达克迪莉（玛丽戈尔德的昵称）使我的苦痛总是挥之不去。

史学家把1929年后的十年，也就是保守党政府垮台而温斯顿下台的时间，称为他的荒凉岁月。政治上，他一直在举步维艰的处境中徘徊，是一个孤独的勇士在努力唤起受到希特勒威胁的国人，但在艺术上他在那荒凉岁月却硕果累累。这些年他经常在法国南部作画。在现存的500多张油画中，大约250张是1930至1939年间的作品。

绘画给丘吉尔带来了乐趣直到他的人生尽头。在他所著的《画中的消遣》里说：“画家其乐融融，因为他们不会孤独。光与色，和平与希望，会始终伴随他们。”我父亲就是这样一个人。

[温斯顿·丘吉尔:生活侧记-名人传记英文故事

作者:汪曾祺

北京东城丰富胡同有一座小院。走进这座小院，就觉得特别安静，异常豁亮。这院子似乎经常布满阳光。院里有两棵不大的柿子树(现在大概已经很大了)，到处是花，这些花都是老舍先生和他夫人胡絜青亲自侍弄的。天气晴和，他们把这些花一盆一盆抬到院子里，一身热汗。刮风下雨，又一盆一盆抬进屋，又是一身热汗。老舍先生曾说：“花在人养。”老舍先生爱花，真是到了爱花成性的地步，不是可有可无的了。汤显祖曾说他的词曲“俊得江山助”，老舍先生的文章也可以说是“俊得花枝助”。叶浅予曾用白描手法为老舍先生画像，四面都是花，老舍先生坐在百花丛中的藤椅上，微仰着头，意态悠远。这张画不是写实，意思恰好。

客人被让进了北屋当中的客厅，老舍先生就从西边的一间屋子走出来。这是老舍先生的书房兼卧室，里面陈设很简单，一桌、一椅、一榻。老舍先生腰不好，习惯睡硬床。老舍先生是文雅的、彬彬有礼的，他与人握手时动作很轻，但是很亲切。茶已经沏出色了，老舍先生执壶为客人倒茶。据我的印象，老舍先生总是自己给客人倒茶的。

有时候，老舍先生正在工作，请客人稍候，你也不会觉得闷得慌。你可以看看花。如果是夏天，就可以闻到一阵一阵香白杏的甜香味儿。一大盘香白杏放在条案上，那是专门为了闻香而摆设的。你还可以站起来看看西壁上挂的画。

老舍先生藏画甚富，大都是精品。所藏齐白石的画可谓“绝品”。壁上所挂的画是时常更换的。挂的时间较久的，是白石老人应老舍点题而画的四幅屏。其中一幅是很多人在文章里提到过的“蛙声十里出山泉”。“蛙声”如何画?白石老人只画了一脉活泼的流泉，两旁是乌黑的石崖，画的下端画了几只摆尾的蝌蚪。画刚刚裱起来时，我上老舍先生家去，老舍先生对白石老人的构想赞叹不止。

老舍先生极其敬重齐白石，谈起来总是充满感情。我所知道的一点白石老人的逸事，大都是从老舍先生那里听来的。老舍先生谈这四幅屏里原来点的题有一句是苏曼殊的诗(是哪一句我忘记了)，要求画卷心的芭蕉。白石老人踌躇了很久，还是没有应命，因为他想不起芭蕉的心是左旋还是右旋的了，不能胡画。老舍先生说：“老人是认真的。”白石老人家里人口很多，每天煮饭的米都是老人亲自量，用一个香烟罐头。“一下、两下、三下……行了!”——“再添一点，再添一点!”——“吃那么多呀!”有人曾提出把老人接出来住，这么大岁数了，不要再操心这样的家庭琐事了。老舍先生知道了，给拦了，说：“别!他这么着惯了。不叫他干这些，他就活不成了。”老舍先生的意见表现了他对人的理解，对一个人生活习惯的尊重，同时也表现了对白石老人真正的关怀。

每年，老舍先生要把北京市文联的同人约到家里聚两次。一次是菊花开的时候，赏菊;一次是他的生日，我记得是腊月二十三。酒菜丰盛而有特点。酒是“敞开供应”，汾酒、竹叶青、伏特加，愿意喝什么就喝什么，能喝多少喝多少。有一次，他很郑重地拿出一瓶葡萄酒，说是毛主席送来的，让大家都喝一点。菜是老舍先生亲自掂配的。老舍先生有意叫大家尝尝地道的北京风味。我记得有一次有一瓷钵芝麻酱炖黄花鱼。这道菜我之前从未吃过，以后也再没有吃过。老舍家的芥末墩是我吃过的最好的芥末墩!有一年，他特意订了两大盒“盒子菜”，直径三尺许的朱红扁圆漆盒，里面分开若干格，装的不过是火腿、腊鸭、小肚、口条之类的切片，但都很精致。熬白菜端上来了，老舍先生举起筷子：“来来来!这才是真正的好东西!”

老舍先生对文联的干部很了解，也很爱护。当时北京市文联的干部不多，老舍先生对每个人都相当清楚。他不看干部的档案，也从不找人“个别谈话”，只是从平常的谈吐中就了解一个人的水平和才气，比看档案要准确得多。老舍先生爱才，对有才华的青年，常常在各种场合称道，“平生不解藏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而且所用的语言在有些人听起来是有点过甚其词、不留余地的。老舍先生不是那种惯说模棱两可、温吞水一样的官话的人。我在市文联几年，始终感到领导我们的是一位作家。他和我们的关系是前辈与后辈的关系，不是上下级关系。老舍先生这样“作家领导”的作风在市文联留下很好的影响，大家都平等相处，开诚布公，说话很少有顾虑，都有点书生气、书卷气。他的这种领导风格，正是我们今天很多文化单位的领导所缺少的。

老舍先生是北京市文联的主席，自然也要处理一些“公务”，看文件、开会、做报告(也是由别人起草的)……但是作为一个北京市文化工作的负责人，他常常想一些别人没有去想或想不到的问题。

北京过去有一些盲艺人，他们沿街卖艺，有时还兼带算命，生活很苦。他们的“玩意儿”和睁眼的艺人不全一样。老舍先生和一些盲艺人熟识，提议把这些盲艺人组织起来，使他们的生活有出路，别让他们的“玩意儿”绝了。为了引起各方面的重视，他把盲艺人请到市文联演出了一次。老舍先生亲自主持，做了介绍，还特烦两位老艺人翟少平、王秀卿唱了一段《当皮箱》。这是一个喜剧性的牌子曲，里面有一个人物是当铺的掌柜，说山西话。有一个牌子叫“鹦哥调”，句尾的和声用喉舌做出有点像母猪拱食的声音，很特别，很逗。这个段子和这个牌子，是睁眼艺人没有的。老舍先生那天显得很兴奋。

北京有一座智化寺，寺里的和尚做法事和别的庙里的不一样，演奏音乐。他们演奏的乐调不同凡响，很古。所用乐谱别人不能识，记谱的符号是一些奇奇怪怪的笔道。乐器倒也和现在常见的差不多，但主要的乐器却是管。据说这是唐代的“燕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寺里的和尚多半已经各谋生计了，但还能集拢在一起。老舍先生把他们请来，演奏了一次。音乐界的同志对这活着的古乐都很感兴趣。老舍先生也感到很兴奋。

老舍先生是历届北京市人民代表。当人民代表就要替人民说话。以前人民代表大会的文件汇编是把代表提案都印出来的。有一年老舍先生的提案是：希望政府解决芝麻酱的供应问题。那一年北京芝麻酱缺货。

老舍先生说：“北京人夏天离不开芝麻酱!”不久，北京的油盐店里有芝麻酱卖了，北京人又吃上了香喷喷的麻酱面。

1954年，我调离北京市文联，以后就很少上老舍先生家里去了。听说他有时还提到我。

“七七事项”后不久，日军攻克北平。北京大年夜学、清华大年夜学南迁，大年夜批师生南下。当时陈垣老师没有南下，而是留在了北平。1945年9月3日，日本向中国降服佩服的第二天，辅仁大年夜学举行开学仪式。陈垣老师说：“辅仁大年夜学已有8年没有举行开学仪式，由于国旗拿不出来，国歌不能唱，以致措辞也要受到限定。日本攻克徐州时，逼迫各个黉舍都要庆祝，挂出伪满的旗，以是干脆就不举行开学仪式和不举行升旗。”当初为什么他不脱离北平呢？

一个缘故原由是辅仁大年夜学是德国教会办的，并没有南迁的盘算，陈垣老师假如南下，只能丢下辅仁大年夜学的师生，单身脱离北平。他是一位学者，脱离了他的大年夜批图书就无法进行事情。离不开辅仁大年夜学，离不开他北平的册本，这应该是一个缘故原由。

虽然自己没有脱离北平，但他对想要脱离北平的人，他的同伙、晚辈等，是很支持的。

陈垣老师留在北平，另一个紧张缘故原由是他感觉自己有责任留在北平。留在北平做什么？他为什么坚信自己要留在北平，而且要做很多工作，这要有坚决的信念。什么信念？

陈垣老师坚信日本的侵占肯定是要掉败的。他在抗战时期写了好几本书。这几本书既是学术著作，更紧张的是战争的著作。有一本书叫《南宋初河北新玄门考》，他说：“自永嘉（西晋的一个年号）以来，河北已经被外族侵陵好久了，但为什么着末中国会规复呢？中国的人口还越来越多呢？便是千百年来先夷易近困难培养而成的这么一种夷易近心。”当时他只能用中国历史上的夷易近族斗争来比喻抗日战斗，由于夷易近族斗争也是有长短之分的，也是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分的，是可以从中汲取履历教训的。这是第一点，他坚信侵占者是不能长久的。

别的，必要斟酌到现实。掉守区的人夷易近弗成能都跑到后方去，包括掉守区的常识分子也弗成能都跑到后方。掉守区必要有人坚持正气。陈垣老师觉得自己应该是在掉守区坚持正气的人。陈垣老师能留在掉守的北平，由于有一套理论、一套信念在支持着他。他留在北平便是要树立起一壁旗帜。当时他有两句话叫“君子心、端士习”，“君子心”便是正直民心，“端士习”，端也是正的意思，士是指常识分子。他要教导青年，劝说朋侪必然要维持夷易近族气节。

抗战时期陈垣老师在掉守区的北平做了三件大年夜事：第一件事，保持辅仁大年夜学；第二件事，教导门生；第三件事，以书斋做疆场，用纸笔做刀枪，写了一系列有战争性的著作。当时形势险恶，做这三件事是很不轻易的。

第一件事，举一个例子。1943年，日本一个着名的杂志《东洋史钻研》颁发了一篇文章，题目为《近日北京学界》。文章作者一方面讲，陈垣老师写了《明季滇黔佛教考》、《南宋初河北新玄门考》，“超人的生动”，而且他的一些门生追随他形成一种学风，异常壮不雅。然后，作者笔锋一转说：“辅仁近日遭到恶运，文学院院长沈兼士掉踪了（沈是当时国夷易近党地下事情的引导人，“掉踪”是躲避日本军警拘捕）。”文章接着写道：“往后甚盼望陈垣等之自重。”很显着，这是在幸灾乐祸之中带有吓唬之意。

辅仁大年夜学从1923年准备时开始，是由美国天主教本笃会主理的，派人、支持经费。到了1933年，本笃会经费呈现了问题，不能继承下去了。教皇就委托德国的圣言会来接办辅仁大年夜学。1937年“七七事项”，包括北京大年夜学、清华大年夜学等很多大年夜学南迁。在掉守区的北平，唯有两所大年夜学的学历获得当时国夷易近政府的承认，一个是燕京大年夜学，美国教会办的，另一个便是辅仁大年夜学，德国教会办的。1941年12月珍珠港事项，美日宣战，燕京大年夜学也办不下去了。这今后的北平，只有辅仁大年夜学一个黉舍能够继承办下去。这时门生有3000多人，是辅仁大年夜学的壮盛时期。黉舍主要的校务由教会代表、即校务长来主持。然则作为黉舍，必要有一壁旗帜，这面旗帜便是陈垣校长。假如没有陈垣校长，门生不会来，师长教师也调集不起来。陈垣校长要把辅仁这个阵地保持下来。辅仁大年夜学里面有共产党的地下组织。也有国夷易近党的地下组织，国夷易近党在北平的抗日据点就在设在辅仁大年夜学，当时有人说辅仁是抗日碉堡。共产党人和国夷易近党人合营斗争，都为抗日尽力。

第二件事，保持辅仁，是要使用这个阵地来教导门生，教导包括柴德赓、启功这样的中青年西席。在辅仁大年夜学，陈垣校长使用统统场合教导门生。1942年4月份，已经是抗战第五个岁首，辅仁每年有返校节，返校节按例开运动会。陈垣校长就在运动会上讲话，说：“本日不是开运动会么，我给大年夜家讲一个孔子开运动会的故事。”孔子怎么开运动会？《礼记》有一篇讲到孔子主持一次射箭比赛，让子路去把门，发布三种人不能参加本日的运动会：第一种是败军之将，不能很好保卫国家的；第二种是为对头服务的；第三种是认敌作父的。这三种人不能参加运动会。以是孔子发布第一条有人走掉落，第二条又有很多多少人走掉落，第三条又有人灰溜溜走掉落了。陈垣校长经由过程这样一个故事，警告当时在场的汉奸，教导门生把气节放在第一位。

陈垣校长也经由过程上课勉励门生。有一天他讲课，讲全祖望和另一位著论理学者杭世骏评论争论刘豫墓在什么地方。刘豫是金灭北宋后，作育的伪齐傀儡政权的头头。刘豫在北宋时做过济南知府，有人说刘豫的墓在济南，有的人说刘豫的墓在他的老家。然则陈垣说刘豫的墓究竟在什么地方并不紧张，紧张的是刘豫的后人，明明知道自己是刘豫的子孙，然则他却说自己先世不明。以是，陈垣校长说，一小我连自己的后人都不认他的话，这小我真是遗臭万年了。这也是对汉奸的警告。当时，在公共场所讲这些话是要冒风险的，但由于陈垣校长的名誉，日本人也不便明火执仗地找他麻烦。

第三件事，他以书斋做疆场，以纸笔做刀枪。抗战八年，陈垣校长一共写了七本有战争性的著作，是他平生中学术著作最丰硕的时期。这些书里面都是借着讲宗教、讲历史，用他的话来讲便是“斥汉奸，斥日寇，责当政”，这个“当政”便是不好好抵抗日本侵占，不好好整顿自己的政治确当权者。

这些著作不只在当时起了鼓舞民心的感化，而且直到本日，照样文史学者的必读书，频频重印。缘故原由就在于他的这些书都是颠末广泛网络材料、颠末严格考证写出来的，是有血有肉、有根有据、有针对性的著作。这就给我们以紧张的启示：义愤不能代替科学。从历史学的角度来说，只有相符历史真实的著作，在反侵占战斗中才是最有战争力的著作，也才能成为不朽的著作。

兔年春节前夕，体坛“一姐”李娜轰动了世界网坛。2011年1月29日，在阳光明媚的澳大利亚墨尔本，这位来自湖北的个性女子一路过关斩将，历史性地获得澳网女单亚军，成为首次闯入四大国际网球赛事决赛的亚洲人，书写了网球新的传奇 ……

少年成名却突然退役

29年前，李娜出生在武汉一个普通市民家庭。因为父亲早年的“羽毛球运动员情结”，李娜5岁时开始参加羽毛球训练，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让她结缘网球。凭借过人的天赋和超乎常人的付出，李娜15岁就跨进了国家队大门。

2000年，年仅18岁的李娜获得了WTA（国际女子职业网球联赛）第134位的年终排名，成为国家网球队的新星。2001年的九运会上，她一举拿到女单、女双和女团3个冠军，以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女单、女双和混双3枚金牌。然而，就在外界坚信李娜将有一个美好前程、将为网球赢得国际地位的时候，她却在2002年底韩国釜山亚运会前，做出了一个令所有人震惊的决定——宣布退役，去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和同为网球运动员的男友姜山一起读书。

当时，在韩国釜山，曾有教练说：“这个湖北丫头是不是疯了，说退就退，也太不负责任了！” 然而，了解李娜的朋友则感慨地说：“李娜就是这样的人，太有个性了。敢想敢做，说得出做得到！”至于那次退役的原因，有人猜测是因为“刺头”李娜当时与国家队有矛盾；也有人猜测是因为与姜山“早恋”遭到国家队反对，李娜为了坚持爱情才退役。无论何种原因，以李娜的个性，她宁愿不打球，也不能唯唯诺诺、委曲求全。

在离开球场整整两年后，2004年3月，湖北队邀请李娜出山。在老公姜山的鼓励下，李娜重返网坛。同年10月的广州公开赛，李娜连胜8场，成为第一个赢得WTA巡回赛单打冠军的球员。2006年，李娜打入了温网八强，又一次创造了网坛的“第一”。

“单飞”成就“国际娜”

复出之后的李娜，虽然已经晋升至国内网坛“一姐”的行列，但她一直对国家队训练比赛僵化的体制感到不满。另外，国内网球比赛的现状也让她感到失望，网球这种国际化和职业化的比赛项目，在却变成了“国内死磕，国外练兵”。所以尽管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和排名，李娜却越来越向往自由地、职业化地参加国际比赛，尤其是以大满贯为尊的四大网球赛事。

终于，随着国家队的改革计划，李娜在2008年底得以“单飞”，自己聘请教练、组织团队，“自负盈亏”闯荡国际赛场，由此开启了自己的国际之路。李娜此后的成绩证明，这条路走对了。

单飞之后，对李娜来说，最重要的是团队组织和建设。瑞典著名教练托马斯作为外教加入了李娜的团队。李娜原来的弱项发球技术，在托马斯的重点训练下，突飞猛进，足以傲视众多世界巨星。托马斯还积极“教唆”李娜要走上职业化的道路，成为她在“单飞”后的引路人。

为避免在比赛中无谓的受伤，李娜还请来了德国人阿莱克斯作为体能教练。自从有了他，李娜之前的腿伤也很少在比赛中出问题。

不过，在幕后团队中，最最重要的还是李娜的丈夫兼教练姜山。由于长时间在生活和球场上的合作，了解与默契让他们配合得格外顺利。李娜说：“很多人觉得我的想法与众不同，但姜山总能明白我在想什么。我们心灵相通，这是最大的优势。”

同在湖北网球队的李娜和姜山早在1995年就相识，当时李娜才13岁，姜山已是网球国青队的主力。那时，李娜将谈吐不凡的姜山视为偶像，并展开了追求，之后他们就顺利地“早恋”了。2008年单飞后，姜山成为李娜的私人教练。

李娜从不掩饰对丈夫的依赖，“有姜山在，我容易得多”，“他就像我的父亲和兄长，不时为我梳理情绪上的变化。只有他在我身边，我才能发挥出全部水平”。李娜表示，姜山给自己最大的帮助就是让自己心里踏实。如今，李娜在国内外打比赛，姜山几乎“全程陪同”。赛场上，李娜一有不顺，就会习惯性地将目光投向姜山。

虽然在比赛现场，经常会看到脾气急躁的李娜对姜山不加掩饰的怒吼，但在李娜内心深处，她对姜山是心存感激的。“不管你是胖还是瘦，是帅还是丑，我都会永远跟随你，永远爱你。”这是李娜在今年澳网决赛后的一段真情告白，通过电视转播，感动了无数人。

有了三大金刚护法，“单飞”后的李娜成绩插翅高飞。2010年年初，李娜闯入了澳网4强，又在伯明翰草地赛中折桂，WTA排名也逐渐稳定在TOP15以内。

2011年1月29日，李娜获得了澳网亚军，成为首次闯入四大网球赛事决赛的亚洲人，成功地帮助军团率先达到了亚洲网坛的制高点。李娜也因此有了一个新的外号——“国际娜”，成为体育界继姚明和刘翔之后又一个“国家形象”。

一个“非典型”的明星

“她不是个典型的女人。”有媒体曾这样评价李娜。李娜显然不是西方媒体心目中的明星的样子，不仅因为她胸前的刺青玫瑰，还有她的直率脾气，以及不常见的幽默感。

在体坛普遍缺乏个性的时代，李娜早早就以特立独行作为自己的标签。甚至在李娜小时候，这种“个性”就已初现端倪。因为李娜的父母都姓李，就有邻居故意逗她：“你是跟爸爸姓还是跟妈妈姓？”不想，年少的李娜却回答道：“他们都随我姓。”

熟悉李娜的人，也或多或少知道李娜的几个叛逆故事。在网球界，李娜是第一个公开批评举国体制的队员。在2005年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李娜将矛头直指国家队，“我在国家队没有任何进步，国家队的教练对我也没有任何帮助。”此言一出，舆论哗然。

李娜还曾在比赛时，戴着看上去有些沉重的耳饰，让教练感到愤怒。对于自己叛逆张扬的性格，李娜感到骄傲，她觉得这是自己的真性情，没必要去掩饰。

在球场上，李娜是第一个甚至是唯一一个刺了文身的国内球员。“我十几岁那年就文了这个玫瑰文身。”李娜谈起自己胸口的那朵玫瑰，很是得意。那一年李娜刚刚开始和大她4岁的姜山配对打混双，就毫不避讳地用刺青的方式向姜山示爱。一开始，文身还被藏着，后来不在乎那么多了，因为“它见证着我的爱情”。

李娜干过的出格的事远不止于此。在比赛中，她会对姜山大叫大嚷，会对着卖力为自己加油的球迷怒吼“闭嘴”；在采访中，会让媒体记者尴尬——问：“2011年你想要什么？”答：“我想要钱。”问：“这能写进文章里吗？”李娜瞪大了眼睛答：“谁不想要钱啊，这是事实啊！”

赛场外的李娜却有着柔软的另一面，她会默默进行慈善工作。去年一年，她给青海玉树和武汉孤儿院送去善款共计近百万元。

真正让世界媒体注意到的，是李娜直率幽默的性格，尤其在她讲英语的时候。在澳网第三轮，她当着数万观众直率承认，自己打球的动力是老公兜里的信用卡。在半决赛取胜后，当被问及“面对这样的局面是否紧张”时，李娜又拿自己的老公开起了玩笑：“我昨晚并没睡好，我丈夫睡觉时总是打呼噜，我大概每个小时都会醒一次。”用老公的呼噜将激动的泪水轻轻带过，相信所有人在这一刻都会被娜姐的举重若轻“秒杀”。

从当年初涉巡回赛时不敢和对手打招呼的青涩，到现在一口流利的英语、时不时吐露的幽默，李娜面对国际媒体开始驾轻就熟，有了偶像的范儿。这样的李娜处处迥异于举国体制下培养出来的“金牌杀手”，改写了人不自信的“典型形象”，向世界展示了体育界的新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