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途中的感人故事作文精选20篇

不管路途遥远、假期长短，回家的心总那么坚定。在春节这个特别的节日里，热烈的炮竹、漫天的灯火，是我们无比怀念的“年味儿”。“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这正是过年的正确打开方式啊!或许很多人都抱怨，今年过年只能宅在家中，缺了点年味儿。但在这个新春中，也总是充满着温暖与向上的力量，所有的泪点都可在这个“年”中得到升华。

不能团圆，我们不哭!过年想家，是一定的，但是不能与家人团圆，却不一定。从医生到记者，从军人到警察，从基层疫情防控一线人员到生产工人……在这个年关坚守岗位。我们享受国家红利，期冀国泰民安，就要接受在这个年关还要有人加班加点的事实;我们骄傲中国人疫情防控时的万众一心，就要有淡定面对居家不出门的气度与胸怀。此时，每一个坚守岗位的人，都值得在此刻自豪，因为你们追求的是一种“家即是国，国即是家”的认同和责任，无论你身在何处，我们都并肩同行，让我们笑着互道一声：“新年好”!

年味淡了，我们不怕!民谚云：“二十三，祭灶官;二十四，扫房子;二十五，磨豆腐;二十六，去割肉;二十七，蒸枣山;二十八，贴年画;二十九，去买酒;年三十，吃饺子;年初一，躬脊儿……”从曾经满满的仪式感到如今的匆匆而过;从齐聚家乡走亲访友、天南海北家庭旅行到宅在家中电话拜年、短信拜年等，这就是今年的年味儿。其实我们骨子里最珍视的是深埋在这些传统习俗、旧人旧物中的人情味，只要这种温情不变，换了载体又如何?或许只需一句“新年快乐”，记忆便如涌滚滚，化作对话框里暖暖的思念。这叙旧，这思念，也许把年味儿变淡了，却把成长变浓了，岂不妙哉?

面对谣传，我们不理!蓬勃生长的互联网，堪称今日中国现代生活中一个“最大变量”，它展现出了色彩斑斓的思想图景和舆论生态，时而阳光灿烂，时而电闪雷鸣，让人心生“最好”与“最坏”交杂的“狄更斯之叹”。网络就是一把双刃剑，如何让它成为凝聚共识的助手，而不是搅乱社会的推手，关键在于我们树立阵地意识，从汶川地震时凝聚网友热情形成救灾合力，到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动态实时数据追踪，都充分印证了这一点。

面对离别，我们不伤!不要说回不了家，即使是回了家，也终将面对离别。大年初三，就和家人挥手告别，奔赴一线的那个瞬间，都是催泪弹啊!当我们的羽翼自走出家门的那刻起就开始不断丰满，我们的心因事业开阔而变大，脚步也因此越迈越远，我们无法忽视那些诗与远方的召唤，这本就是生命价值的体现!当疫情防控的号角一声吹响，我们必须背上行囊再出发，向着我们的使命再前行!但我们相信所有的离别，都是为了更好的相聚!家人的理解是我们藏在心底的柔软，终将支撑我们去远方!

上下同欲者胜，同舟共济者赢。在这个节日与困难叠加之际，让我们用爱给予彼此相濡以沫继续前行的力量，面临再大的困难与挫折，只要我们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相信没有翻不过的山、没有跨不过的坎。这个年，我们过得有点小煽情!

当年在赣南中央苏区的博古和李德，一个是中共中央“一把手”，一个是国际钦差“太上皇”，不仅处于中国革命和党政军权力的顶峰，也是他们个人历史上最为显赫辉煌的时期。与此恰成反比的是毛泽东，他艰苦创建了中国第一块最大的革命根据地，带出了第一支最强的工农红军，又为中央领导机关提供了安身地和保护神，得到的回报却是正过着自己一生中挨批最狠、受压最重因而最倒霉、最憋气的日子。他作为“右倾机会主义”、“游击主义”、“富农路线”等的总头头，早已成为“控制使用”的“靠边站”干部，至多是个党内的“统战对象”。仅仅由于苏区军民还他这个“党代表”、“总政委”和“毛主席”，国民党又特恨最怕他这个“匪首”、“贼酋”，才给了他一个“加里宁”式的苏维埃主席空职，保留着党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的虚衔。在博古、李德当权执政时，他只能挂在一边呆着，即使偶尔被通知来参加中央的某个会议，也常常是陪坐末位看人家“唱戏”。但是他并未真的完全沉默，李德回忆说当时“博古已经听到一引起谣传，说毛泽东向他(在)军队里的追随者提出的口号是‘口头上服从，行动上反对’”。认为毛泽东正在行使韬晦之计。结果毛泽东越是不动声色，博古等却越是不敢大意。因此博古等人见到毛泽东就有点发憷，总不愿他在自己近旁身后呆着，还一度想使其“调虎离山”。

就在毛泽东因为“健康原因”难以经常参加中央高层活动时，博古和李德策划真实性“照顾”一下毛泽东，给他一次出国“待遇”，让他到苏联治病疗养去，把这个“不安定因素”送得远远的，免得总是在跟前使人防不胜防。假如毛泽东去了外国，放在王明、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眼皮底下“监护”起来，就成了被压在五行山下的“孙猴子”，不仅再也翻不了天，还可能将他“改造”一番，从此“皈依”国际路线，博古和李德对自己的设计十分满意，为此与国际执委会积极联系力图办成此事。也许莫斯科没有搞清他们的意图(有些话事实上也不能见诸文字)，或者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竟没有接受博古、李德的“好意”。国际执委会复电说，现在苏区内正是反“围剿”的紧张时期，大家都应坚守阵地，不应让毛泽东离开根据地，因此不同意他去苏联养病。结果使博古、李德计划落空，但却使他们别有所获。

共产国际不是不同意毛泽东离开根据地吗?现在正好，遵照国院指示，就不让他走。让毛泽东和瞿秋白、何叔衡他们一起留下来，蹲在老苏区，哪儿也不准去，使中央从此甩掉这个“包袱”。博古和李德的这个意图及其“另册”上的人员名单，当然是绝对机密，当时毛泽东本人又在于都等地布置和检查地方机关的转移工作，竟不知道自己并无转移“资格”。他回瑞金时曾经为瞿秋白和王稼祥能够随军转移，特地去找过甚至求过博古，并且为王稼祥争取成功，竟没想到自己会如何。直到转移出发前不久，毛泽东的警卫员见别人都去供给处领取行军所需的布鞋、草鞋、绑腿、背包带和马袋子以及过冬的棉军衣等各种装备物资，他也去为自己的首长及自己照领一份。哪知供给处的同志在应发以上物品的随军转移人员名单上，怎么也找不到毛泽东的名字，这才发现这位中华苏维埃主席和中央苏区、中央红军的创建者，已经和瞿秋白、何叔衡等“老弱病残”者一样，被博古、李德列入将被甩掉的“包袱”之中。

此事一经暴露，从警卫员与供给处的人到中央和军委机关的干部们，都议论纷纷和批评反对这种做法，一致认为毛泽东应该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一起随军转移。有的负责干部和领导同志也正式提出意见为毛泽东说情，提出如将毛泽东留下，由于他的名望和影响，万一发生什么意外情况，对内对外对上对下都将不好交代。面对这些意见和呼声，博古倒并不怎么动心，有一点却触动和提醒了他。人们认为毛泽东应走的主要理由之一是，中央苏区和中央红军实际是他白手起家一手创建的，现在把他丢下未免有点太不“仗义”了。博古忽然从中悟到，毛泽东既然过去能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拉起一支军队，打出一块天地，现在他经验更丰富了，党羽也更丰满了，不是更可以再创大业重振威风吗?把毛泽东留在他“起家”和“发家”的地方，不等于是“放虎归山”，为他提供了“东山再起”的大好机会了吗?与其如此，不如还是将毛泽东管束起来，留在自己的股掌之中，就让他还跟在中央机关里，以切断其“后路”。

他把自己的新想法对李德说了，李德连声说好，认为他有战略眼光。他们以虚心接受意见为名取得了周恩来、洛甫的支持，毅然决定收回成命，将毛泽东的名字从“另册”上提拔到“正册”上，批准他随军转移。因为毛泽东当时正发疟疾，“摆子”一来就得躺倒，博古又特批他享受重伤员王稼祥同样待遇，让他发病时可以躺在担架上作业病号随队行军。当人们为博古终于高抬贵手深感中央领导“圣明”时，作也为自己和李德活学活用了斯大林引用过的外国典敌，从而断了毛泽东的后路而暗自庆不已。

不过毛泽东并非安分安静之人，他一获准参加转移，却给博古等的决策方案提出修改意见，并使博古、李德只得又采纳改变，按照他们原来的计划，中央机关的一些老同志和王稼祥这样的伤员病号，加上一些体弱甚至有孕的女同志以及后补的毛泽东等人，全部“下放插队“分散到各个军团去随军行动，以免拖累中央机关。毛泽东认为此议不妥，说各个军团都是作战部队，必须格外机动灵活地轻装前进，如果队伍中带了些老弱残兵，必将影响大军行动，到时候既要冲锋打仗，又要照顾老弱，就不能两全了。他提出既然随中央转移的还有大量物资辎重运输大队，不如也让这些老同志和伤病号仍跟中央一起走，他们集中在一起也更便于照应可保安全。博古他们正想将毛泽东放在自己直接监管的视线之内，加之周恩来对将老同志们“下放插队”很不放心，博古他们也就顺水推舟地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再次收回成命，改变原有决定，成立了一个全部由老弱病妇等组成的号称“特殊连队”的休养连，跟在中央机关后面行动。又让毛泽东和王稼祥等一起随中央与军委的二队(博古、李德在一队)行军，真的放在他们能“照应”到的视线之内。只是明确规定毛泽东等不得干预中央军政大事和干扰博古、李德的工作，并且让他和妻子贺子珍各在一队，分别行动，正怀孕的贺子珍参加“特殊连队”行军，毛泽东则坐担架跟着中央。

1.老红军索心忠长征故事

此事说来挺悬，如果当时博古执意不带毛泽东走，或者虽让他跟着走，但却将他限定在一支，使其接触范围和活动天地很小，能量也无从发挥，能否有他后来在长征途中造成的“伟大的历史转折”，看来就很难说了。如今许多关于长征和毛泽东的史书及著作中，都曾引用当年给李德做翻译的伍修权几十年后的话说：

“如果他(指毛泽东)当时也被留下，结果就难以预料了，我们党的历史也可成了另一个样子。”

这的确很值得人们深思：若是毛泽东真的落得瞿秋白、何波衡同样的命运，还会有后来的遵义会议及长征胜利吗?再若被留在苏区的毛泽东后来果然东山再起了，历史又将如何呢?似乎可以说博古那次改变决定，实际上也是一个有深远历史意义的重大抉择，应该被认为是为中国革命以及毛泽东本人做了件大好事。

为了这次空前规模的“战略转移，在他们那并不粗壮厚实的肩膀上压的重担早已竟尽全力和超负荷了，才20多岁的博古和30多岁的李德，似乎全都变成了“老头子”。他们在反复考虑多方论证后将中央机关和红军部队进行了改编整顿和组合，中央及军委领导机构和机关后勤人员等等，编成了两个行动纵队，一个代号为“红星纵队”由接替刘伯承任总参谋长的叶剑英任司令;另一个代号为“红章纵队”，由中央组织部长兼中央党务委员会主任罗迈(李维汉)任司令。毛泽东奉命编进“红星纵队”的二队，其妻贺子珍则分在“红章纵队”的休养连里，使夫妇二人两“队”分居了。李德的妻子萧月华也随休养连行军，看起来是李德“以身作则”不搞特殊化，其实是萧月华同他的矛盾日益加深，巴不得离他远远的。当时其他不少领导人也都夫妇分开，各跟各队分别行军，女同志们大都在休养连里。

按照李德的运筹策划，他将战斗力量最强的第一、第三两个军团分别担任为转移大军闯关开路的左、右前锋，第八、第九两个军团则分列其后以护卫两翼。又命令实力仅次于一、三军团的五军团殿后压阵，以掩护前行的各个机关与部队。所有这些部队组了人墙式的甬道，中间走着的是号称“红星”、“红章”的两个中央纵队，他们前后左右都有红军作战部队防卫护送，当时在五军团的刘伯承将这种转移方式比喻为“坐轿子”和“抬轿子”，中央纵队是“坐”的，各路红军是“抬”的。李德后来说，转移初期的全部人马，“出于明显的宣传目的，红军号称有十万战士，这个数字无疑是不准确的，差不多应该打个对折，因为长征参加者的总数大约只有八万人，另外，战斗部队(不包括随军人员)和收容纵队(包括警卫部队和内勤部队)的非战斗人员的比例，大约是三比一。”

对于转移时机和出发日期的确定，也曾颇费苦心。李德回述说：

8月计划预定突围日期是10月底11日初，因为根据我们获得的情报，蒋介石企图在这期间集中力量发动新的进攻，突围的日期选择在这时，必然会使敌人扑个空。

根据各种情报消息，李德判断蒋介石很可能发现了红军的突围意图，又因第七军团的北上先遣抗日和第六军团的突围西进与贺龙部队会合，敌人已经有所察觉并提高了警惕，正在一些地段增加了兵力堡垒，加强了封锁包围和防卫，并且可能提前向苏区发动又一次大规模进攻。据李德记述：

在九月的最后几天，蒋介石的主攻部队的确同时行动起来了。由于我们的侦察工作做得十分出色，党和军队的领导才能及时对计划做出相应的修改。

也就在这时，红军在南线与陈济棠的粤军秘密协议停战借路，对方可以为红军转移让出一条大道。于是李德和博古等就将转移出发的日期基本确定在10月中上旬内。

李德、博古策划和决定这么重大的军事行动，不仅没有如今专门的军事会议进行研究，连中央政治局都没讨论过，更没有按照党和红军的传统做法，每次重大行动之前，必先向干部群众尤其是红军指战员进行充分的政治动员和解释说明。直到就要发了转移了，上上下下许多人包括大批党和军队的高级干部，还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和将要怎么着。连身为中央书记之一的洛甫“当时觉得我已经处于无权的地位，我心里很不满意”。一切都由博古、李德秘密议定再经周恩来去补充细节和布置落实。为此，李德说：“毛泽东后来利用这种情况诽谤党的领导，他特别责怪博古和周恩来没有为长征做好充分的政治上的准备。”

这里，李德故意没提自己，把明明是他的“功劳”全推到别人身上。不过这也客观地反映了当时中央最高“三人团”缺一不可的作用与分量。

那些日子里，博古和周恩来更频繁地来到“独立房子”，不断紧张地计议讨论着各项事宜。他们三人不必通过翻译，李德让伍修权连续催问总参的各种报告，特别是负责作战的一局的战况战报、敌我兵力部署和调动情况，专管情报侦察的二局报送的最新敌情动态之类，还有后勤系统供给部、卫生部等在物资供应和医疗救护诸方面的情况简报，各个运输支队的编组情况和统计报表，都得迅速一一报来。所有报告都得先经过伍修权，由他一件件向李德口头报告，其中重要的还得马上译成俄文供他随时查阅参考。李德还不时指定某个部队或某个机关负责人向单独汇报，他也分别向他们做出指示答复。每天李德休息了，伍修权还得守着电话，一有新的情况或来了电报，只要萧月华不在他就随时敲门进屋，向李德及时报告请示。

进入10月上旬，苏区南线不断送来紧急报告，红军的突围转移已是“箭在弦上，一触即发”了。眼看着到了已成“中华民国”国庆的辛亥革命23周年纪念日“双十节”时，“红都”，中央机关各个单位正在拆电话收电线和打背包，有的部队已经开始行动了，项英独自一人来到了“独立房子”，要与李德作一次极其重要的个别谈心。

这次谈话的内容是相当重要极其机密的，李德对此也永记不忘，几十年后他回忆说：“同项英的谈话几乎进行了一整夜，伍修权担任我们的翻译，留守部队的指挥员陈毅没有参加，除了我们三人以外没有其他人在场。那天晚上，项英在谈话中对老苏区的斗争的前途是多么乐观，可是对共产党和红军的命运又是多么忧虑。”

项英“忧虑”什么呢?李德特地写道：

像以前一样，他警告说，不能忽视毛为反对党的最高领导而进行的派别斗争，毛暂时的克制不过是出自于策略上的考虑。他说，毛可能依靠很有影响的、特别是军队中的领导干部，抓住时机在他们的帮助下把军队和党的领导权夺到自己手中。我同意项英的疑虑。

尽管他们那一夜交谈了许多问题，其实只有这部分内容才是项英对李德以及博古“临别赠言”的核心问题。

“太上皇”再高明终究是“外来户”，“一把手”权虽大却是个“儿童团”，项英不仅在年龄、资历上都超过他们，更一直在国内阶级斗争尤其是党内路线斗争第一线上左打右防纵横捭阖久经磨练，特别是曾同毛泽东直接打了多年交道，所以他才在这最后时刻提醒和警告这两位赏识并重用自己的最高领导，以示自己对他们的最大忠诚。并且这样的“暗示”或“警告”早已不止一次，连李德也说项英这次所言有的“像以前一样”，可见他们在背后这样议论商讨怎样对付毛泽东，已是“保留节目”中的“永恒主题”了。可是，博古对项英和李德的疑虑竟不以为然。李德回忆说：“我在几天以后向博古讲述这次谈话时，他显得很有信心。他说，关于党的政治总路线已不存在任何分歧了;至于以前在军事问题上的不同意见，由于各地的红军都转入了运动战、转入了反攻，现在也都消除了。他还说，毛泽东同他谈过，毛并不想人为地制造一场会把中央红军的命运推向危险境地的领导危机。事实将证明，这是一个后果严重的错误。”

虽然直到几十年后李德也坚决否认这次大转移是一种“惊惶失措的逃跑”，甚至是“整个国家的迁移”，还坚持说“这次行动决不是什么‘移民’，或者像埃德加·斯诺在《红星照耀下的中国》(即《西行漫记》)一书中所写的那样——‘整个国家的迁移’，也不像毛泽东后来所说的那样，是一种惊惶失措的逃跑’。这次行动，是一次经过长期周密的军事行动。”

可惜当时的情况和后来的事实却不是他说的这样。一直同他们“对着干”的毛泽东一直认为，长征并不是红军主动的转移，而是被迫的撒退。他说第五次反“围剿”的“领导者们畏敌如虎，处处设防，节节抵御，不敢举行本来有利的向敌人后方打去的进攻，也不敢大胆放手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结果丧失了整个根据地，使红军进行了二万五千里的长征。”“不愿意丧失一部分土地，结果丧失了全部土地”，“最后不得不退出江西根据地。”“反对所谓‘游击主义’……的同志们要装作一个大国家的统治者来办事，结果得到了个异乎寻常的大流动——二万五千里的长征。”他们所采取的一系列方针“实际上是帮助敌人达到了他们的目的。”

所有亲历过伟大长征即李德所谓的战略转移的老战士更永世难忘，他们最初是怎么被迫撤离自己参加艰苦创业和多年浴血奋战过的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呢?当时任一军团政委的聂荣臻元帅，曾这样记述自己告别苏区初上长征路时的所见所思：

一军团的部队，是10月16日以后，先后离开瑞金以西的宽田、岭背等地，告别了根据地群众，跨过于都河走向了长征之途。过于都河，正当夕阳西下，我像许多红军指战员一样，心情非常激动，不断地回头，凝望中央根据地的山山水水、告别河边送别的战友和乡亲们。这是我战斗了两年十个月的地方，亲眼看到中央根据地人民为中国帮出了重大的牺牲和贡献。他们向红军输送了大批优秀儿女，红军战士大多来自江西和福建，根据地人民给了红军最大限度的物质上和精神上的鼓励和支持。想到这些，我不胜留恋。主力红军离开了，根据地人民和留下来的同志，一定会遭受敌人镇压和蹂躏，我又为他们的前途担忧。依依惜别，使我放慢了脚步，但“紧跟上!紧跟上!”由前面传来的这些低声呼唤，又使我迅速地走上新的征程。

身为红军高级将领的聂帅，当时的心情并不像李德所说的项英那样“非常乐观”，尽管他正率领着比项英手下那些地方武装更强大的“一对完整的军队”，当时心情却如此沉重凄切。普通干部战士和苏区乡亲群众会如何呢?有“诗”为证。

有一首著名革命民歌《十送红军》真切地反映了当时的悲凉情景：

一送红军下了山，秋风细雨缠绵绵，山里野猫哀号叫，树上梧桐叶落完。红军啊!几时人马再回山?

……

三送红军上大道，锣儿无声鼓不敲，双双拉着长茧手，心像黄连脸在笑。红军啊，万般居悉自动能消?

在这些歌声中，多少骨肉亲人连心母子和恩爱夫妻，经受着生离死别的伤痛摧残，今日分手后，走了的一路艰险谁知能否生还?留下的眼看变天命运更是难测!

博古和李德是不会也不愿听到、看到和想到这些的，但是这一切恰恰是他们造成的。在他们笔下、口中十分简单甚至轻松的“转移”两个字，带来的将是千万人头落地，到处血流成河，包含着多少人间悲剧啊!

1.有关毛泽东长征路上的故事

回忆往事，有苦有乐，有开心，有生气……但有一件事让我记忆犹新，历历在目。

那是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因为晚上有客人来，所以妈妈带我到东阳山农贸市场，市场上人山人海，由于我还要买钢笔。情急之下，我们来到了路边一个卖菜的小摊上买菜。摊主是一位老爷爷，一看就知道是位饱经风霜的地道老农民。

妈妈上前问了价钱，便开始与他谈判。可那卖菜的人斤斤计较，怎么也不肯降低半角钱。我在旁边不耐烦的催着妈妈，妈妈也着急了，便匆忙称上菜付上钱，急急火火地走了。谁知到了半路上，妈妈才发现钥匙不见了，怎么办?待会还有客人要来呢!想到这里，妈妈脸上露出了失望的表情。“肯定是忘在那摊子上了，丢了东西，谁会还给你，更别说那斤斤计较的老头了。你自认倒霉吧!”

经过一翻激烈的思想斗争，妈妈还是决定回去碰碰运气，于是我们又朝市场的方向奔去。

到那里时已经是傍晚时分了，市场上人不多了。在昏暗的灯光下，我们看到了那位老大爷还在那儿，眼睛向四处望着，像是在等人。我和妈妈走上去，老爷爷认出了我们，他用那长满老茧的手把钥匙递给妈妈，妈妈向他会心地点了头，我们三个都开心地笑了。

望着眼前朴实的老大爷，我还能说些什么呢?一股愧疚感由然而生。祝愿老人一生平安!

长征是一部史诗般的过程，在枪林弹雨中激发出无数的精神，让人铭记。我大小的时候，接受了革命教育，通过老师和课本，我晓得了红军长征的故事，被跌宕起伏的情节吸引，也初初地感知一点红军的英勇和战争的悲壮。长大后，经历了读书考试、基层工作，很少接触革命战争年代的史实，也很少人谈及。只有不经意的网上浏览，或有长征的讯息跃入眼帘，也激化脑海。每每这个时候，我就在想，八十多年前，几万为天下劳苦大众求解放而浴血奋战的红军将士，有着怎样的一种精神呀?又有着怎样坚韧的意志呢?

带着求知和探究的心，在平常的工作和生活中，注意收集长征的纪实文章，逐渐地，我了解和加深了认识，被英勇的红军大无畏精神所感染，回想当下，革命战争年代奠定的根基，不禁感怀英烈的精神永存。长征所显现的“乐于吃苦，不惧艰难的革命乐观主义;勇于战斗，无坚不摧的革命英雄主义;重于求实，独立自主的创新胆略;善于团结，顾全大局的集体主义”，永远激励着我们前进!

尤其当前，世界金融危机之后，经济发展到了一个新的瓶颈时刻，面临国际国内的各种困难，我们怎么做?是瞻前顾后、止步不前?还是迎着困难，锐意进取?是不是要继承长征精神，越是艰苦越向前呢?不言而喻，我们当秉承长征精神，勇往直前，度过难关，成功实现经济转型发展，完成十三五规划任务，再继而在建国一百年现实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我们继承和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的攸关所在。

在这个世界上，发生过多少战争?说也说不清，数也数不完。只知道，战争会带来鲜血，在这鲜血的背后，是无尽的悲伤…… 这个故事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与美国拼的你死我活的悲惨世纪中。

在一个偏僻的森林里，有一间小木屋，屋里住着一位母亲和她唯一的一个儿子里奥。他们是为了远离战争的硝烟才搬居到这里来的。其实屋里本来还应该有一个老男人，他是这位母亲的父亲，但是由于战争的逼迫，老父亲不得去当战争消防员，而这位母亲的丈夫也在战乱中，被飞来的炸弹给炸死了。可怜的人，这屋里只剩下这位父亲的女儿和他的外孙了。

这个晚上，是大雪纷飞的平安夜。 母亲和儿子正在蜡烛的照映下收拾吃完的晚餐餐具，突然听到门外有一阵微弱的敲门声。儿子和母亲都非常惊讶，这里是远离战场的德国防线，怎么会有人敲门呢?打开门，屋外的大雪猛吹进来，还夹杂着刺骨的寒风，母亲连忙把人给带进来，也没看清楚是谁——是两位头上盖满了雪的美国士兵和一个躺在地上受了伤的士兵。士兵的血流在木板上，红的刺眼。 母亲动了恻隐之心，留下了这些美国士兵。儿子里奥，看到母亲没有把这些士兵拒之门外，自己也赶忙把受了伤的士兵抬到屋里。儿子可能是用太大力了，把受了伤的美国士兵弄得直哼哼，虽然声音不大，但却刺痛了母亲的心，因为她非常的渴望和平。其实最痛苦的是征战在外的士兵，不仅让他们的身体受到伤害，还使他们的身心受到了巨大的创伤。想到这儿，母亲连忙招呼儿子：“里奥，快去，去端几盘土豆丁来，顺便把一只鸡杀了，快去快去，士兵们累了”。儿子迟疑了一下，还是跑到厨房，开始杀鸡。其实，这只鸡是准备留到过年一起和老父亲享用的。 美国士兵完全搞不清楚状况，因为他们听不懂德语，还好，母亲和士兵们会一点儿法语。在谈话中得知：原来他们与自己的部队失散了，在森林里乱闯了两天，已经筋疲力尽了，看到这里有一间小木屋，他们就赶紧敲门，过来休息一下。

听到这，母亲更加悲伤了。 正在布置餐桌的时候，又听到一阵急促敲门声，这次门外站着的是三个德国兵。 儿子和母亲吓得浑身发抖，因为让德国兵知道这里有三个美国士兵，是要判叛国罪的，可母亲还是镇静的把士兵请到屋里来。 太晚了，德国兵已经发现了美国士兵，正要拿枪的手被母亲阻止了：“听着，不许开枪，既然你们都来到这里，就是我的儿子，这里没有战争，只有一个平安夜，来来来，你们也累了，安心的坐下，来过个幸福的平安夜” 。说着，母亲又把德国士兵的枪支放在了柴堆上，又招呼儿子：“里奥，来，鸡可能不够了，再去拿点土豆丁来”。 所有的士兵都愣住了，随后美国士兵也把枪支放到柴堆上，德国兵见状，也安安静静地坐在桌上，就用法语和美国士兵聊上了，还有一位在给受伤的士兵疗伤，屋里充满了一种特殊的味道。 要知道美国人和德国人是不共戴天的仇人。 一直持续到第二天，母亲用草木编织了一个担架让士兵躺在上面，有两位美国士兵架着，德国士兵拿着地图给美国士兵指出他们的部队在哪儿，就各朝相反的方向走了，母亲激动的在后面朝他们大声说：“愿主保佑你们，希望你们能早日回到你们自己的家中”。

大雪还在纷飞，特殊的平安夜飘着特殊的味道——这种味道就是和平。和平是一个多么吸引人的字眼。和平是人们永远向往的，没有人会希望战争，和平只会让人幸福，而这幸福的背后是两国人民友好的相处……

我家感人的故事特别多，像夜空中的星星，数不胜数。其中，在我脑海中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是一次手术。

那是三岁的一天，我不知为什么住进了医院。我奇怪地看着妈妈，妈妈没有说什么。过了十天，我被打了一剂药，而且还打在屁股上。我非常紧张，于是问妈妈我怎么了，妈妈告诉我医生给我打了一剂麻药。我害怕极了，想在床上打滚，可是屁股很疼。妈妈看我不舒服，于是用胳膊搂着我入睡。做完手术，我醒来后，看见满头大汗的妈妈。妈妈在我手术后给了我无微不至的照顾。我在妈妈的照顾下一天天康复了起来。妈妈也一天天高兴起来。有一天，我突然发了高烧，这烧是白天低夜里高，害得妈妈得在夜里看我。妈妈非常难受，急得团团转，而我心里像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几天后，妈妈的假期没了，因为她已经请了一个月的假，所以不能再请假了。幸好爸爸出差回来。可爸爸不会管我，只好和妈妈交替着。白天爸爸看，晚上妈妈看。可是一些杂事让妈妈忙的饭都吃不成。幸亏我这烧很快退了，才没有让妈妈受更多的累。当然这跟爸妈的悉心照顾密不可分。

经过这次住院，我才知道我有多幸福。

在每年的《中国骄傲》的栏目中，有很多很多为了救他人而献出自己生命的英雄。《中国骄傲》的奖杯上我还记得有这样八个字：勇气、爱心、责任、智慧。他们之所以称之为英雄，正与这八个大字相符。

感人的一幕幕在哪个方面都有可能出现。比如说丛飞，可能大家听说过他，他是音乐学院毕业的一个人，他后来在很多地方唱歌。本来他的收入很好。足以让家人过上无忧无虑的生活，但是他却没有，而是把他演出赚来的钱，都捐助给那些上不起学的孩子们，他的一生仅仅活了30多岁，因为他得了胃癌，当他知道这个消息后，他自己怕家人为他担心，就劝阻家人这病好治，不用担心!这个消息让他不得不离开了人世，离开了家人，离开了那些需要他帮助的孩子们。在他资助的时间里，资金达到了100多万元人民币，这个惊天的数字，能有谁不会被感动?而在他死之前，还签下了眼角膜捐赠书，给了需要的人。这么好的一个人，能有谁不被这行为感动呢?

每当我在电视上看到丛飞的故事和事迹时，我都会泪流满面。因为它是最最值得人骄傲的英雄!把一生都奉献给了需要帮助的人，

在人世间，最可贵的就是那一颗颗善良的心，造就出那一幕幕感人的事，让我们也奉献出自己的爱心做一个值得别人为你感动，值得别人为你骄傲的一个人吧!

【篇一】感人的故事作文

我们生活中的事情，有许许多多，其中有许多事是令人感动的、惊喜的，甚至还令人悲伤的、忧愁的…..

这些事当中，有一件事使我最感动，最难以忘记，小女孩落水被一位路过的叔叔救起。这是发生在河南的一件很感人的事件，有两个小女孩活泼天真的在小镇的桥上，正在追逐着。也不知后面的小孩在玩耍中，怎么就把前面的小孩推下了桥。只听“扑嗵”的一声小女孩掉进了桥下的河里。在那一瞬间桥边的人群都惊呆了。突然，一个年青男子过不上脱衣服就跳下了河，他在水花中抱起那个小女孩。他正想把小女孩救上岸的时候，他的脚被河里的杂物给缠住了。

不管他在河里怎么挣扎都无法动弹，在这紧要的关键时刻，又有一位路过男子跳下水去。他三步做二步拼命的游到小孩身边把小孩救上了岸，小孩化险为夷，但前面那个救小女孩的叔叔就牺牲了。

其实牺牲的这位叔叔根本就不会游泳，他之所以跳下水去救人是他有“奋不顾身，舍已为人”的精神，才救了落水的小女孩。后来新闻记者报道说:“虽然这位叔叔不会游泳，但对他救人我们并不感到意外，因为他平时就乐于帮助别人。”

让我们记住这位我不知名得“舍已救人”的叔叔，虽然他走了可他的精神却值得我们学习。

【篇二】感人的故事作文

在我的人生中，有很多事让我感动，其中有一件事最让我感动，最让我记忆犹新。我现在就给你讲讲。

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我怀着轻颖的脚步奔向外婆家的路上。当我走到了一条公路旁，正准备过马路时我看见了一位盲人老爷爷他正要过马路，这时我想到了平时老师教我们的话“我们在生活中要助人为乐，这才是我们少先队员应该做的”。

想到这个我飞快地跑到了老爷爷身旁说：“老爷爷我扶你过马路吧!”老爷爷先是一惊然后露出了笑容，一路走一路夸我是好儿童。我别提有多高兴了，心里还在想：啊，今天太高兴了，我虽然没戴红领巾，但我还是被人尊敬的少先队员呀!

我就这样想着，突然我的脚踢到了什么东西，我顿时来了一个精彩表演——“狗啃泥”。这下可把我摔疼了，我一看害我摔倒的其实是一块石头，顿时我火冒三丈从地上爬起朝着公路上的行人破口大骂：“是那一位没良心的人把石头放在公路上，是存心想把人摔倒啊!”我拍拍身上的灰，转向老爷爷，看见了老爷爷拄着他那盲人拐，东碰碰，西敲敲。

我非常好奇地看着老爷爷的一举一动，这时老爷爷的拐碰到了那块石头，我也终于忍不住我的好奇，问老爷爷在干什么。老爷爷回答道：“我是要把这块石头推到马路边去，这样就不会再有人再摔倒了。”老爷爷说完就开始推了起来，不一会儿老爷爷就完工了，我继续扶着老爷爷过马路。

到了马路另一边，我向老爷爷道别后站在马路边看着老爷爷的身影，顿时觉得老爷爷的身影变得高大了.一个年过半百的盲人老爷爷都知道为别人着想，我们这些身体健全的少年又该怎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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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过草地时，他的右脚便被反动军队布下的竹签阵穿透了。

那是一次夜间急行军，前有堵截，后有追兵，任思忠带着一支十几人的队伍迅速向阿坝前行。他走在最前面，小心地穿过反动军队布下的铁丝网，突然脚心一阵剧痛，落在地上再也迈不动步子。战友提来马灯一看，一根大约10厘米长的竹签穿过了他的右脚脚掌，脚背上还露出长长一截。任思忠当时脸就变白了，疼得直冒汗，可是，他始终没有说一声痛。

受伤只是一瞬间，此后几个月任思忠可被伤脚折腾苦了。队伍连续行军，任思忠根本没有机会停下来养伤，他就咬紧牙关坚持跟上队伍。不幸的是，伤口化脓了，战友便将纱布裁成窄长的细条，蘸了水穿过他脚上的伤洞，来回扯动，清除里面的脓血和息肉。每拉扯一下，任思忠都觉得像脚板里有个锯在割自己的肉，没有麻药，那种疼痛在钻他的心，但是没有任何办法，那是缺医少药环境中遏制进一步感染的唯一办法。靠着坚强的意志，任思忠挺了过来。

在战友的帮助下，任思忠的脚伤渐渐好转，最后，脚背中央永远留下了一块大约3厘米见方的凹陷。

第二次过草地更是死里逃生，任思忠一只脚迈进了鬼门关。

1935年下半年，当时任思忠任红四方面军总部教导团一连指导员。大军从阿坝向绥靖方向进发。来到黑水河时，木桥已被毁掉，南岸则被土匪占领。为了保证主力部队顺利过河，任思忠和另外30名干部和战士趁黑夜游水渡河。

当时正是隆冬，数九寒天，水流湍急，冰冷刺骨，站在岸边都冻得瑟瑟发抖，更别说游泳到对岸了。不过，越是危急时刻，战士们的勇气越是大增，最后成功游到对岸的有8名，任思忠就是其中一名。接下来就是一次令南岸敌军魂飞魄散的突袭，大部分敌军还没弄清楚是什么状况呢，就在睡梦中被击毙了，8名勇士很快便占领了桥头堡，大部队顺利地搭起了便桥。

然而，任思忠却因此染上了重伤寒，红军缺医少药，食物的供应也已经断绝，他的病一步步恶化，常常昏迷不醒，战友们便抬着他行军。20天后，部队终于走出了草地，来到绥靖。此时的任思忠长时间休克，脸色苍白，呼吸时有时无。有一次，战友们都以为他已经死了，便把他放在了绥靖滩石崖下的山洞里。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他慢慢苏醒过来，感到口渴无比，轻轻地翻了个身子，浑身疼痛难忍，想站起来却发现自己根本没有力气，只有挣扎着爬向河边去喝水。十几米的距离任思忠竟然爬了整整三个小时。

天无绝人之路，正当他快到河边的时候，当地居民郝老汉发现了他，听他说了情况后，立刻将他救回了家。

郝老汉对待他就像亲生儿子一样，每天熬小米粥一口一口喂他。老汉膝下只有一个女儿，便想收他为儿子。但任思忠却一心想要回到队伍里，他每天搬小板凳坐在大门口，希望看到队伍上的同志。

两个月后，任思忠的病基本痊愈了，他挥泪告别了郝老汉老两口，找到了在该地区活动的金川省委，重新回到革命队伍。

中共党史上颇有争议的人物王明，几乎无人不知，可他的亲妹妹陈映民(王营)——一位坚强的老红军战士的传奇经历，却很少有人知道。由于王明的原因，让陈映民的人生充满了太多的曲折和悲伤。下面就由小编为你们带来老红军战士陈映民的长征故事，欢迎阅读。

老红军战士陈映民的长征故事

女红军陈映民，是金寨籍名人陈绍禹(王明)的胞妹，后在延安改名叫王营。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女红军，当年跟随红四方面军从大别山转战到大巴山，历经了三过草地的艰苦长征，之后又参加了西路军的苦征恶战，被俘后历尽艰辛、死里逃生。可是，由于其兄王明和张国焘问题的双重连累，她被历史的烟云尘封，至今仍然是鲜为人知。

一对同胞兄妹，人生历程却大不相同

陈绍禹和陈映民兄妹二人，出生于安徽省金寨县一户贫民家庭。父亲陈聘之幼时读过私塾，成年后当过学徒、店员，做过小本生意，还当过乡塾教师，没个固定职业，家境贫寒、生计艰难。但他望子成龙心切，数年间节衣缩食，东挪西凑，不惜一切地供养子女上学读书，尤其是供养陈绍禹上学读书。陈聘之夫妇都十分喜爱这个聪明机灵、勤奋上进、品学出众的好儿子，亲昵地呼唤他“禹子”，弟妹们也都叫他“禹子哥”。

然而，妹妹陈映民，却没有“禹子哥”这般幸运。陈映民生于1913年，与其兄年龄相差近10岁。这个小女孩出生时，她的大哥陈绍禹、大姐陈觉民、二哥陈绍伟，都一个接一个地成长起来，尽管家境很穷，但都同样受到爹妈的抚养和疼爱，并指望他们长大后改换门庭、光宗耀祖。而这降生恨晚的幺妹子，似乎成了个多余的，出生的第七天，爹妈就将她许给当地一户姓吕的农桑人家，做了这家长子吕绍文的童养媳。陈氏家境之贫苦，居然穷到把一个嗷嗷待哺的女婴给人家做了童养媳。

作为一个童养媳，陈映民后来参加红军干革命，并非是在“禹子哥”的影响和引导之下萌发、起步的，他们兄妹虽然同是共产党人，所走的道路却各自不同。陈映民所走的革命道路，是其兄陈绍禹从来就不曾经历和品味过的一条血染的道路……

陈映民在吕家做童养媳的时候，陈绍禹就已熟读儒学经典，15岁即离开家门，先后就读于河南省固始县志诚小学，六安县省立第三甲种农校，20岁考入国立武昌商科大学。1925年，陈绍禹加入共产党，同年10月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从此开始了崭露头角的革命生涯……而陈映民所许给的吕姓人家，公婆勤劳、朴实、厚道，吕绍文兄弟三人也都本分，全家人对她很好，老两口将她当作亲闺女一般看待。但因为家道贫寒，总是少吃没穿的，日子很不好过。

1926年，地处豫皖边界的金家寨，以及周边的乡镇村落，都热火朝天地闹起革命来，农民协会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不少地方还成立了农民自卫军，矛头直指土豪劣绅。陈映民和她的未婚夫吕绍文一起参加了农民协会，投入到农民革命运动的斗争行列。中共党员桂伯炎、袁继安等人，见她性情活泼，口才也好，就指定她担任妇女代表。从此，她就在党的领导下，到各地宣传革命道理。在党的领导下，她把妇女们组织起来，成立了妇女协作委员会，积极协同农民协会打土豪、捉劣绅。同时还把少年儿童组成童子团，配合农民自卫军站岗放哨查路条，防止坏人破坏。陈映民，当时只有十、三四岁，妇女们称呼她“小代表”，儿童团员都喊她“大团长”。陈映民的革命道路，就这样从她的故乡故土上起步，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奔走……

夫妻双双参加红军，危急关头抱着孩子征战

1928年，15岁的陈映民跟吕绍文结了婚。婚后，她照样从事妇女会和儿童团的工作。1929年立夏，豫皖边商(城)南举行革命暴动，她因身怀有孕以待分娩而没能参加。当时，她的大姐陈觉民参加了这次暴动，名声亦在豫皖边乡村传播开来……暴动成功后，陈觉民就被派到商城县斑竹园(今属金寨县)，在朱氏祠堂举办妇女运动讲习班，并由她担任领导和教学工作。

在立夏暴动胜利的日子里，陈映民生下一个男孩，取名叫吕美成。1929年5月26日，红军第三十二师首次攻占金家寨，守敌汪东阁民团溃逃而去。在婆婆的关照下，陈映民一边哺乳孩子，一边参加革命活动，发动和组织妇女为红军做军鞋，带头拥护红军队伍。同时，她还配合红军和游击队到各个民团据点了解情况。她在担任少先队指导员时，有一次和少先队队长皮定均(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外出，侦察到从金家寨逃跑的六安六区民团头子汪东阁的行踪，及时报告给红军和游击队，终于将这个反动分子以解决。

1930年，陈映民由皮定均介绍加入共青团，并担任六安六区五乡共青团支部书记。1931年春，她的孩子断奶后，交由婆婆照看抚养，她和丈夫吕绍文一起参加了红军，就近编入红四军第十二师，丈夫为战斗员，她当宣传员。同年，她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共党员。1932年10月，第四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四方面军主力部队由皖西经鄂东转向外线作战……

多事之秋，红军主力部队、地方游击部队，以及随军跑反逃难的苏区群众，如同潮水般由皖西涌向鄂东。当时，吕绍文和他的二弟吕绍武、三弟吕绍全，都离开了老家，随同红军队伍转移而去。陈映民二话没说，急忙抱上她三岁的儿子吕美成，跟在第十二师的队列里，随军征战……

最初在皖西境内。乘坐担架随军行动的第十二师师长陈赓，看见陈映民带着孩子行军，一路上比较辛苦，就让她跟随在师医院的队伍里，沿途也好帮助照应。沿途负责护理陈赓的医务人员，有医务主任陈保青，女护士何福祥、张茶清等人。陈映民带着孩子就跟这几位姐妹一起坚持行走。情况紧急时，陈赓就将孩子扶上他的担架，急奔猛走一阵子，以减轻陈映民的体力负担。晚上到了宿营地，大家在一起安营扎寨，吃饭休息，医护人员也帮忙照顾母子二人。

可是好景不长，红军一进入鄂东北根据地，敌情更加严重，部队也在加紧行动。由于孩子的严重拖累，红军在越过平汉铁路的月黑之夜，陈映民母子掉队了。她就尾随在后卫部队的后面，继续追赶队伍。渐渐地，又跟后卫部队拉开了距离，最后不得不跟着一群随军跑反的妇女们，不分昼夜地追赶部队。

随同“跑反队”追赶红军，途中却丢了孩子

这支最初由数百名老百姓自发形成的随军“跑反队”，由皖西北跑到鄂东北时，就剩下数十人了，沿途因饥渴和疾病掉队的不少。跨越平汉铁路时，仅剩下十七、八个人，大部分是没有什么拖累的青少年女性。名为“跑反队”，这时已完全改变了随军跑反逃难的性质，成为一支自觉地追赶红军、争当红军，一路上劝阻不住、驱赶不散，也拖不垮、累不死，并且誓与红军同生死、共存亡的女中豪杰--响当当的一群红色娘子军!

陈映民母子二人，当时就在这一群没有被编入红军序列的青年妇女中，和她们一起，一步不停地向前追赶……

路上，林月琴、刘伯兴两人，成为大家公认的义务领导者。刘伯兴身体很棒，胆子也壮，腰里别着一支驳壳枪，虽然没有子弹，却能给大伙壮胆。这个童养媳出身的女游击队员，自告奋勇充当警卫，宿营时招呼大伙睡在一起，轮流进行放哨。行军中，她叫大伙跟着她走，如果发现敌人，就叫大伙不要惊慌，看她的手势动作行动。林月琴因为有点文化，能说会道，就主动承担沿途的联络交涉工作。

林月琴、陈映民两人刚开始并不认识。林月琴曾在陈映民大姐陈觉民主持的妇女讲习班里学习过，所以她们在一起交谈时，林月琴讲到斑竹园妇女讲习班陈觉民的名字时，她们就认识了，相互间也感到特别亲热。对陈映民来说，这也是求之不得的好事，沿途不仅有林月琴作伴，还能够帮助照看她的孩子。

1986年，林月琴撰文回忆说：“在我们这支跑反队伍中，还有一位抱着孩子的女同志，她就是陈觉民的妹妹陈映民。我同她过去并不相识，但由于陈觉民这个关系，就感到亲热多了。当时，因为没有编入红军单位，我们还没有依靠，没有粮食供应，但大家对这个孩子都给予母亲般的关怀。行军中，我们轮流背着、抱着他。到了宿营地，便七手八脚地为他张罗奔忙，有的拾柴烧火做饭，有的帮忙照看孩子，有的去老乡家先给孩子要点吃的东西。尽管我们自己也饥肠辘辘，又渴又饿，十分疲劳，但大家首先想到的是孩子。沿途的老乡们，看到我们这支妇女队伍还带着一个孩子，都表示惊奇和同情，有的说我们怪可怜的、挺辛苦的，有的还要我们把孩子留下。但是，孩子妈和我们都不同意。行军路上，的确十分艰苦、劳累，但我们决心依靠大家的力量，带好抚养好这个孩子。”

林月琴等人都很尽心尽力。尽管如此，最后还是没有看管好，孩子从众姐妹的眼皮底下丢失了。孩子是怎么丢失的，陈映民的回忆只是三言两语，说是在一次激烈战斗中，她“三岁的孩子吕美成丢失了”。而林月琴的回忆却截然不同，完全是另外一种情景。林月琴回忆说：

“那是在湖北境内，一天下午，大家都疲惫不堪。把孩子背在身上，或抱在怀里，就像铁块似的沉重，大家你传我，我传她，不断倒手替换。就在这时，有个农民打扮的老汉，当着我们说：你们都走累了，我来帮你们抱抱孩子吧!说着，便从一位姐妹手里接过孩子。一路上，他走得越来越快，我们紧撵慢撵，还是没有撵上。到了宿营地，我们分头到处寻找，都没有找着，孩子还是丢失了。陈映民伤心得很，痛哭不已，我们也都难过得直抹眼泪，并劝她不要过分伤心，要保重身体，坚持到底。……”

征途上丢失了亲生骨肉，陈映民内心十分痛苦，因战事紧张，她不能留下寻找孩子，在林月琴等人的劝说下，便又打起精神追赶队伍。红军在由枣阳向豫陕边转战途中，陈映民才赶上第十二师，与其丈夫吕绍文一起并肩行进。而林月琴、刘伯兴两人，当时也被收留在第七十三师政治部宣传队，正式回归到红军队伍之中。

就任省委妇女部副部长，又不幸地失去丈夫

随军入川后，陈映民调到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妇女宣传队，与陶万荣、廖赤见等人一起工作，当时驻扎在通江县毛浴镇。不久，她又被调到中共川陕省委从事地方工作。1933年6月，陈映民当选为中共川陕省委常委，并担任省委妇女部副部长，部长是姚明善。

陈映民回忆说：“在川北，男人大都吸毒成癖，丧失了劳动能力，只有做家务;妇女是主要劳动力，而且从小就做童养媳，受尽痛苦折磨，所以她们灾难深重，强烈渴望自身的解放。因此，妇女部的任务是很重的，既要宣传教育妇女，把她们组织起来，还要带领她们参加革命。后来在工、农、妇各协会中，妇女会员达30万人;在各级工农民主政府成员中，妇女占四分之一。

“妇女部的干部由我带领，经常深入农村了解情况，帮助群众搞生产，并和群众一起劳动。还组织妇女做军鞋、送军粮，支援前线，慰问部队。省委为了加强妇女工作，培养妇女干部，于1934年成立了妇女学校，由我兼任校长。当时共有900多名学员。训练毕业后，就分配到各个工作岗位上去，大都从事妇女工作。

“1933年3月，为了配合红军粉碎敌人的三路围攻，在通江县，红四方面军组了妇女独立营。同年12月，中共川陕省委召开了第三次党代会，大会号召全力以赴，动员群众参军参战，扩大红军队伍。为了贯彻党代会精神，我们妇女部于1934年3月8日，由我和姚明善在巴中主持召开了第二次妇代会。会后，即根据省委第三次党代会决议，以原妇女独立营为基础，在旺苍坝成立了妇女独立团，至1935年2月，扩充为红四方面军独立师。这支英雄的女红军队伍，在以后的革命斗争中作出了重大贡献。”

1935年3月底、4月初，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从此开始了艰苦曲折的长征。当时，随军渡江的女红军约在3000名以上。

长征中，陈映民随同省委领导机关行动，仍担任妇女部副部长。1935年5月，曾任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的红军女将张琴秋，因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师的整编方案未能实现，遂调任中共川陕省委妇女部部长。在张琴秋的领导下，陈映民的思想更加活跃，竭尽全力地从事本职工作。西渡嘉陵江后，红军每攻占一座县城，或驻扎一处乡镇，她就带领妇女部同志开展妇女工作，在当地组织妇女协会，建立县一级妇女部。四方面军到达雅安、天全、宝兴、芦山等县，她在组建各县妇女部的同时，先后还兼任过天全、芦山两县妇女部部长。1936年春，她从基层调回省委组织部，从事党的组织工作。

长征中，陈映民和她的丈夫吕绍文，虽说同在一个方面军，但却难得见上一面。据陈映民回忆，长征到达甘肃境内时，她的丈夫吕绍文英勇牺牲了。而那两个小叔子，二弟吕绍武(时任三十一师司号连连长)、三弟吕绍全(时任特务连排长)，先后都在战斗中牺牲，为革命献身。

参加西路军艰苦征战，被俘后做苦工死里逃生

1936年10月，红四方面军第五、九、三十军及总部机关和直属团队共2.18万人，奉中革军委命令渡过黄河，组成西路军，执行打通国际路线和在河西创建根据地的战略任务。当时，随军过河的女红军，约为一千七八百名。其中，来自大别山的女同志有张琴秋、陈映民、张茶清、陈保青、何福祥、陶万荣、廖赤见、曾广澜及其女儿蔡萍迹等10多人;还有来自井冈山的女红军王泉媛、吴仲廉、吴富莲等3人。除此之外，都是来自川陕苏区的女红军。

陈映民参加了西路军的艰苦征战。长征到达会宁时，部队进行整编，有不少女同志被集中编入妇女抗日先锋团(又称妇女团)，全团3个营、9个连约1300人，团长王泉媛、政委吴富莲。陈映民当时在妇女团二营五连担任党支部书记，后兼任五连政治指导员。过河后，从一条山激战开始，经古浪、武威、永昌、山丹等地数十次大小战斗，直入河西走廊腹地。1936年12月底，董振堂率红五军先头部队占领临泽、高台，妇女团紧随其后进驻临泽县城(今蓼泉镇)。此时，马家军即以两万步骑兵围攻高台，红军与敌浴血苦战九昼夜，军长董振堂以下官兵3000人，大都壮烈牺牲、失散或被敌俘虏。接着，敌人又集中兵力围攻临泽，激战三昼夜，红军被迫实行突围。妇女团第一营在团长王泉媛带领下掩护总供给部、医院先行突围、撤退;第二营在团政治处主任华全双和营长何福祥带领下，随后向倪家营子进行转移。途中，沿着一条封冻的冰河行走，人和牲口接连不断在冰面上摔倒，在雪地里打滚，跌倒了又很难爬起，一步一滑十分艰难。陈映民回忆说，她们在冰河上走了一天一夜，饿了吃一把雪，渴了也吃一把雪。饥渴交迫之时，大家都顾不得什么了，只要能够往肚子里填的，都一概吞而食之。加之天寒地冻、漠风呼啸，一路上与敌恶战，更是苦不堪言。

继而经过倪家营子、三道流沟、梨园口等几番更加惨烈的苦战恶战，西路军损失惨重，仅剩下两三千人。妇女团也是死的死、伤的伤、失散的失散、被俘的被俘……建制已完全溃散。战至最后，团长王泉媛、政委吴富莲、参谋长彭玉茹、政治处主任华全双、团特派员曾广澜及其女儿蔡萍迹、团部秘书李开芬，以及营连干部何福祥、张茶清、陈映民、陶万荣等数十名女红军，全都被敌人俘虏。

陈映民被俘后，先在张掖关押了一些日子，后来，她跟张茶清、陶万荣等人，被押解到了青海省城西宁。陶万荣被分到马家军剧团当演员。陈映民和张茶清被分配到义源被服工厂，日夜不停做苦工。这个由马步芳开办的被服工厂，当时有四、五十名红军女战俘，她们吃住都在厂内，没有行动自由，如同囚徒一般。

张茶清是在血战高台战斗中头部负伤被敌俘虏的，当时伤口还没有完全愈合。她曾这样回忆说：“在马匪军的监督下，我们没黑没白地给他们缝军衣、做子弹袋。夜里做活看不见，我去找厂长要灯，被厂长打了两个耳光。马匪军把我们当作战利品，动不动就到被服厂来拉人，去给他们当妻小、丫环。一天，来了一队伤兵，有缺胳膊断腿的，马匪军让伤兵排成一队，我们姐妹们排成一队，谁对着谁就跟谁走。有不愿意的就往死里打……”

灵活机动而又坚决果断的陈映民，在马步芳身边的一名汽车司机的帮助下，乘军车从马家军的魔窟里奔逃出来。逃离西宁后，几经颠沛流离，历尽艰辛，最后返回到离别五年之久的故乡。据史料记载：西路军失败后，约有3000名被俘、失散、流落的红军官兵，辗转千里返回到了原籍。

抗日爆发后，陈映民由武汉到延安，改名王营

1937年末或1938年初，陈映民和她的父亲陈聘之一起，由皖西老家来到武汉，直奔她的“禹子哥”而来。

陈映民见到她的“禹子哥”时，一种幸运、高兴、振奋、激动的心情，的确难以用语言形容。哥哥早已改名叫王明。

对于陈映民的工作安排，鉴于她担任过川陕省委妇女部副部长，董必武让她留在武汉，协同孟庆树(王时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妇女委员会委员兼长江局民运部妇委会主任)从事发动和组织妇女界的抗日救亡运动。可陈映民以自己“文化程度不高”为由，认为自己不适合在大城市工作，因而向董必武提出让她到延安去。

1938年4月间，陈映民来到延安之日，恰是张国焘祭黄陵之后经由西安逃至武汉并发表声明脱离中共之时，革命圣地再一次掀起揭批和声讨张国焘的运动高潮。因为西路军的失败与张国焘路线紧紧捆绑在一起，原西路军回来的人，都得经过一番或几番政治审查。陈映民一进入中央党校，就在众目睽睽之下，参加声讨叛徒张国焘。当时，心惊胆战的陈映民，也许是急于想跟张国焘划清界限，以免遭到不必要的牵连，于是就改名换姓叫王营。

在延安，陈映民最初被分配在留守兵团经建处担任党总支组织委员，后在西北局西北总公司的一个分公司担任过保管员、出纳员、营业员。延安整风运动中，王明成了“左”、右倾错误路线的头号代表人物，追随其兄改名的陈映民，自然也受到连累。

解放战争时期，陈映民一直在后方负责保管财产，后在西北总公司担任出纳股长。1949年秋冬，随军南下到重庆，历任西南局土产公司人事科副科长，中草药材站人事科科长，重庆市江北区文化馆、剧团和剧场等三个单位的党支部书记。1983年离休时，她是重庆市水产公司人事科科长及公司党委组织委员。她的最高职务，再也没有超过中共川陕省委常委、妇女部副部长之职。

1939年，陈映民在延安与留守兵团经建处政委谢扶今结婚。“文革”期间，陈映民改名叫王营，被说成是追随王明路线的“铁证”。她一家都因王明问题受到连累，挨过批判斗争，家也被抄了。时任中国人民银行重庆市分行副行长的谢扶今，1971年被整死。不仅如此，张国焘路线与西路军的失败，也没有放过早已划清界限并改了名字的王营。

“文革”中清理阶级队伍，陈映民因曾经被俘而成为“叛徒”、“逃兵”、“张国焘的走狗”。

“文革”结束后，她一家得以平反昭雪，儿女们都在重庆工作。更值得庆幸的是，1932年随军征战中丢失的孩子吕美成，45年后在河南被寻找到了。母子团圆，骨肉相亲，皆大欢喜。

被历史遗忘的女红军陈映民，从血与火的死尸堆里爬了出来，从数次失去亲人和改名换姓的痛苦折磨中挺了过来。回首往昔往事，她更觉今天的一切都来之不易，总以为她“这个昔日的童养媳”，晚年也很安乐幸福。

吃过晚饭，我正辅导女儿做作业，母亲开门走了进来。

我还没顾得上和她说话，她就径自向卫生间走去。一眨眼的工夫，就听大门“砰”地关上了，楼梯处很快传出下楼的脚步声。母亲什么也没说就走了!我自言自语了一句：“老太太干吗呢?”

没过多久，母亲又回来了，手里拎着一个塑料袋，看起来沉甸甸的。母亲气喘吁吁地关好了门，趁换鞋的工夫，用另一只手捶了捶背。我家住在6楼，每次爬上楼来，我也得喘—会儿，母亲这么大年纪就更别说了。我伸手去接母亲手里的塑料袋，她却摆摆手，转身走向卫生间。

我纳闷了，母亲干吗老往卫生间跑?于是就跟了过去。只见母亲蹲着身子，有条不紊地从袋子里拿出一瓶瓶饮料，放在地上，细看那些饮料，竟然是我喜欢的带薄荷味的矿泉水，还有女儿喜欢的可乐等。

我一阵恶心，对母亲吼了起来：“妈，你这是在干什么?”不等母亲说话，我眉头一皱，大声说道：“这饮料放卫生间还能喝吗?”我想到昨天被我扔掉的那些饮料，又问道：“妈，上次那几瓶饮料也是你放的?”

“是啊。我看那几瓶饮料你们喝了，这才下楼又去买了几瓶。对了，我忘记告诉你了，一般情况下别喝这饮料……”没等母亲把话说完，我就接过了话：“是不能喝，放卫生间里的东西还能进嘴吗?你也真是的，放着客厅、厨房不放，为什么偏偏要放这地方。”

说完这句话，我白了一眼母亲，甩手走开了。

一直没说话的女儿接过话茬：“妈，那可是放饮料的最佳位置哦。”见我疑惑，女儿递给我一本书，我一看是《防震救灾》宣传手册。女儿指着里面的一条，说：“你看这，当地震来临时，要躲进空间较小的卫生间里，还有，看这，为了让生命持续久点，还需随时准备一点饮用水，外婆这么做，全是按这上面的提示在防范啊!”

我恍然大悟，想起刚才不分青红皂白地对母亲的责问，我惭愧地说不出话来。

我返回去，再次走进卫生间，蹲下身子和母亲一起，把那几瓶水摆了又摆。

五千年的历史积淀,孕育了源远流长的华夏文明,无数可歌可泣的动人篇章造就了我们伟大民族的辉煌历史。读了这些故事,我不禁为之感动。我感动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我感动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我感动孔子为传播知识周游列国,我感动勾践为报仇雪恨卧薪尝胆;我感动玄奘为求真经长途跋涉,我感动岳飞作战勇猛精忠报国……但最让我感动的,不是驰骋疆场的战士,而是一个为了国家献出青春的女子—王昭君。

公元前33年,呼韩邪单于来到长安请求与汉和亲。元帝传话于后宫：谁愿意远嫁匈奴,便以公主相待。大多宫女虽不愿过宫中的寂寞生活,但宁可招惹皇上,也不愿到边塞受苦。但王昭君不同,为了两国和谐相处,她自愿前往匈奴和亲,成为中国民族关系史上的一段佳话。这个故事让我很受感动。王昭君只是一个宫女,却有着一颗为了国家甘愿奉献青春和幸福的心。这是多么可贵的精神!通过阅读课外书我还了解到,王昭君初入宫时,元帝要凭宫女的画像召幸,受宠者将贵为嫔妃。众宫女纷纷贿赂毛延寿,让他把自己画漂亮一些。昭君为人正直,不愿贿赂这种贪利小人,分文未给,毛延寿记恨在心,将她画得很丑,所以入宫数年都不得见元帝。待昭君出嫁时，元帝才发现她美丽过人,但悔之晚矣!昭君不辱使命,为中华民族的繁荣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昭君出塞这个故事让我深受感动,也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人可以什么都不爱,但他绝不能不爱自己的祖国。人如果不爱自己的祖国,他还会爱什么呢?就像陶行知说的那样：“国家是大家的,爱国是每个人的本性。”

我的感人故事来自与一个新闻。新闻是这样讲的，在乡村的大山上里面住了一家人，女儿才6岁要上小学了，可是家里穷，妈妈是一个瞎子，爸爸脚有点毛病。女孩的爸爸心里很难过，心里想着我真的没用竟然让孩子上不了学。看到这里我心里也说得他们一家真可怜。新闻继续播放着。第二天清早女孩的爸爸悄悄的出去。来到招人工的地方，因为女孩的爸爸没有太多的文化，所以不好找工作。只好去做乡村学校食堂打饭，打菜杂活。他看见小孩们都很可怜，有时会多打一点饭菜，后来许多学生都排在他打饭﹑菜队伍里。在后来被负责人发现提醒了他。有一次有一个小男孩饿的发抖，他看见了又多打了一些，结果被发现被暴打了一。看到这里我不知不觉流了下来。女孩的爸爸回到家，妈妈问到：“你回来了。”女孩从外面回来看到爸爸脸上有很多伤口，便惊讶的问：“爸爸你······怎么呢。”“不要说。”爸爸说着，便把小女孩拉出去说：“不要告诉你妈，不然妈妈会很伤心，我对不起你们俩。”孩感动的说：“爸爸您真了不起，您是这世界上最好的爸爸。”这一个新闻感到了许许多多的人。

这一个新闻让我留下了许多泪水。

在汶川大地震发生后，救护人员不顾危险去救援，当然在救援过程中也有许多感人的故事。下面我就给大家讲几个故事。

救授人员在救援过程中发现一名中学生，她还活着，救援人员马上进行救援，那女中学生说了一句话：“我醒来时听见有人在说话，我就连忙喊救命，听不见了我就停下来休息，我知道你们会来救我的，我还活着我很高兴!”说完还微微一笑。

还有一名镇长，他的儿子也被埋在废墟之中，但他却不救儿子，而是救别人，最终他儿子死在了破墟之中，难到他不想救自己的儿子吗?其实他不是不想，而是首先想到别人。

这样感人至深的故事还有很多，它让我的泪水常常模糊视线，而我们少年儿童该做些什么呢?唯有实际行动为灾区人民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

那是我们学校开运动会的一天早晨，我来不及吃早饭要上学去，可妈妈已经把饭做好了，说：“雅妮，今天开运动会，还是吃一点饭好。”我头也没回，只说了一句没事来不及吃了，就一溜烟跑出门去。

正当比赛激烈进行的时候，我突然肚子饿的厉害，饥肠辘辘，浑身没了劲头，豆大的汗珠从额头流下，可别的同学精神抖擞，斗志高昂。这可怎么办?如果不参加比赛，不但使我多日的准备付诸东流，更重要的是影响了全班的成绩!心想这下麻烦了，马上就要开始比赛了。我又急又饿，不由得哭了起来。

就在这时，我看到远方一个瘦弱的身影，正急急忙忙朝操场这边赶，是妈妈!妈妈这几天正发高烧打点滴，怎么会来这里?我正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身影越来越近。哦，真的是妈妈!在拥挤的啦啦队中，妈妈使劲地掰开人群向我奔来，嘴中好象还不停地喊着什么。

“雅妮，快过来，吃点东西。”妈妈气喘吁吁边说边拿出我最喜欢吃的“狗不理包子”，我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此时，骄阳似火。妈妈的头发、脸上、身上都被汗水湿透了。望着上气不接下气的妈妈，望着她那苍白的脸，我不禁又哭了起来……

妈妈的爱无处不在，妈妈的爱无时不在，妈妈的爱给了我快乐幸福和前进的动力。这件事虽然过去了很久，但它时时感动着我，教我好好努力，好好奋斗…

1952年10月出生的朱和平，8个月的时候就被抱到了爷爷朱德、奶奶康克清的身边，直到爷爷奶奶去世，他在两位老人身边生活了近40年。朱和平对长征和长征中的爷爷有着特殊的感情：“爷爷一直用长征精神来要求我们、鼓励我们、鞭策我们，要求我们一定要刻苦学习。”

朱和平是在听着爷爷革命故事的环境中长大的，他坦言，在众多革命故事中，听得最多的、也是自己最爱听的故事就是长征中爷爷三过雪山草地的事。朱和平在访谈中说，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年的时候，他经过多次实地考察、采访长征老红军和查阅大量的历史资料，出版了《长征中的朱德》一书。

这本书是以爷爷的“人格力量”为主线，记录了大量的历史事实和生动鲜活的故事，展现了爷爷在长征中战胜敌人、踏遍万水千山的英雄气概。其中一段提到，作为中央军委主席、红四军总司令的爷爷朱德，带领红军总部和红一方面军的五九军团，三过雪山草地，同时与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巧妙地周旋，最终把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全部带到西北，实现了三大主力会师，为长征取得胜利发挥了应有的贡献。朱和平认为这段故事是最为感人、最为震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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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学校组织我们观看了20xx《最美孝心少年颁奖典礼》，十位最美孝心少年，每一个的故事都感人肺腑、激励人心。我们全班同学都看得非常认真。他们每个人的家庭条件都非常贫苦，父母都患重病，而他们都能够担当起家庭的重担，不但战胜了一切艰难困苦，而且没有放弃学习，最终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我们要在以后的生活中，孝敬父母，尊敬长辈，帮父母多做事。更要加倍珍惜现在所拥有的良好的生活和学习条件，不辜负老师和家长对我们的关爱和期待。同时也希望国家和社会对像他们那样的家庭和孩子多一些关注、多一些扶助，好让这样的事情更少一些发生。

今天，我们班上午看了几个感动全中国的人。其中，最多的就是孝顺父母所感动全中国的人。其实，那种孝顺也许我们现在做不到，也许是因为现在生活好了，也不需要我们那样做了。但是，我们只要有那种感恩父母的心，我相信，在父母的眼里跟感动全中国的人所做出的事情都是平等的。我相信，父母一定会打心眼里高兴，就在这时，父母也许会对我们说：“孩子，你长大了”。读了这么多的感人故事，看看故事里的人，再看看我们现在就连带个学习用品都是个自己用的，别人要向你借，你都要变个不错的理由说不能借。就算借了嘴里还要不停的念叨着：“你下次一定要借给我呀”。

邻居要借点什么，尽管我们多的是，却还是想尽办法不借，就算不高兴的借给人家了，却还生怕给弄坏，还要千叮咛万嘱咐。看看故事里的人，再看看我们，怎会有如此大的差个呢？读了感人故事后，我决定试着感恩，试着回报，试着大方的对待每一个人。我们都应该记住，帮助别人，就是在帮助自己。

三年级:XXX

耿飚是长征时期红军一位著名的指挥官，被誉为“铁军团长”。在节目现场，耿飚的女儿耿莹讲述了父亲的故事。耿莹说，父亲带领的红四团是长征的先头部队，长征第一步就是他们迈出的。长征中，父亲和广大红军战士克服了一系列困难，创下了一天行军240里的奇迹。“他们并没有超人的体力，而是用超人的意志力，跋涉过了万水千山。”

耿飚虽生于湖南贫穷之家，但也从小读私塾，背诗文。特别是他的传奇家世，对他的一生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他的曾祖是靠苦读起家的举人，祖父是个游方郎中。到了父亲，则闯荡江湖，混到抚台的亲兵营里学了9年武功，接着差点被选入皇宫。他领了一副皇上赐来的虎头双钩后，慈禧却下令解散了这些武士。他父亲以“双钩大侠”的美称，回乡打工，先后学了木匠、铁匠、瓦匠和医术，后来又跟株萍铁路的德国工程师学会了看图纸。耿飚的父亲耿楚南慢慢认识到革命的真理，支持孩子和亲戚们投身革命。1909年出生的耿飚作为长子，从小一方面学会了多种劳动技能，另一方面又热爱学问，喜欢文史。十三岁，到水口山矿上当童工，开始投身革命。 父亲主要教给他南拳、气功、单刀、点穴功。

第一次反围剿，毛泽东指挥活捉张辉瓒，用的是太平军的“五瓣莲花抄尾阵”。战斗中，耿飚作为参谋，有勇有谋，他手挥马刀，冲锋陷阵，如天神一般，所向披靡。由于懂得战术阵法，耿飚被任命为九师作战科长，管理第一期教导队。

耿飚文武双全，非常重视地图。他把缴获的地图跟现场勘察结合，纠正谬误，重新标记，这样的本事，跟“做学问”的功夫是一致的。他自学的能力非常强，为了给部队架桥，硬是啃下了一本《工程学》，成为红军的架桥专家。

耿飚水口战役中负伤，子弹打尽，靠一把马刀杀回师部。

率领红四团勇猛战斗，在战斗中带头冲锋，歼灭敌人一个旅，只消耗了四百发子弹就俘敌千余，红军只有三个人负伤。陈光师长先表扬他打胜仗，而后又批评他带领党员干部打冲锋，罚他写文章，题目叫《反对个人勇敢》。耿飚当天就写好了，发表在《红色中华》上。这就是电视剧《亮剑》里李云龙的原型。

一次黄永胜邓华的红三团与敌人硬打，耿飚三次建议，黄永胜才留下一个连守住隘口。结果面临被围歼的危险后，幸好留守连拼命阻击，才避免了全团覆没。陈光表扬了耿飚。

长征时，耿飚克服疟疾，为全军当开路先锋。幸遇一位神医给他配了一副秘方，根除了他的恶性脾寒，但副作用是掉头发和手足发麻。耿飚严守诺言，终生也没有公布那个药方。老神医还建议红军用“七叶灵芝草”抵御深山老林的瘴气，非常灵验。而所谓“七叶灵芝草”，其实就是大蒜。

湘江之战，要是没有耿飚这样天神般的勇将拼死冲杀，红军肯定彻底覆灭。耿飚的一个团居然阻击了整整十五个团，这在现代中外战争史上，都是不可想象的。作为团长的耿飚，手挥马刀亲身搏斗，全身都是血浆，血腥味呛得他不停地干呕。连林彪聂荣臻都差点被敌人包了饺子。血战五天五夜，红军由八万四千人打到不足四万人。海龟派几乎断送了中国革命的前程。要是没有毛泽东、林彪、彭德怀、耿飚这样一个中国革命的“天神系列”，那就不会有“长征”这个词。

突破五道封锁线后，毛泽东的主张开始得到重视，耿飚所部连打胜仗。强渡乌江时，炮兵的五发炮弹发挥了作用。炮兵连长赵章成信佛，每次开炮前要念经，抚摸着炮弹说些“执行公务，不打不行，死鬼别怨”之类的话，煞是好笑。由于神速突破了乌江天险，老百姓和敌军都传言说红军是“水马渡乌江”，先头部队干脆写上了“第一水马司令部”。百姓和学生都围着红军要看“水马”，还说：“莫要保密啦，我们都是穷人啦，与红军是一家呀。”耿飚的红四团能者多劳，连续不能休息，强渡乌江就打娄山关，一路见敌就打，真是天兵怒气。俘虏惊讶地问：“你们的水马在旱地上也能跑啊?”耿飚随即升为红一师参谋长。

渡金沙江时，耿飚组织部队采购大蒜，解决了瘴气和江水里的毒气问题。刘伯承跟小叶丹歃血为盟时，耿飚在场协助。遇到一些难以沟通的少数民族的攻击时，红军打几颗信号弹，他们以为遇到了妖魔，就远远逃走了。

非常可贵的是，耿飚这员毛泽东重视的猛将，长征途中居然每天写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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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淮安市第一人民医院，记者见到了躺在病床上的王文珍老人。由于患脑萎缩等疾病，老人开口说话已非常困难，很多事情记不起来了。但只言片语中，流露的都是对党无限的忠诚。

王文珍三岁丧母，五岁丧父，跟着奶奶讨过饭，给人做过童养媳，给地主做过长工，受尽苦难。13岁逃出山寨，投靠红军，结束了噩梦般的生活。她参加的是红军宣传队，队里近200人，全是十四五岁的孩子。王文珍每天排练节目，快乐得像一只回林的百灵鸟。“多亏加入了红军，否则早就饿死了。”

不久她参加红军妇女独立团，成为团里有名的“小神枪手”。1934年5月上旬，50多公里外开来国民党杂牌军的2个营约800人。经过大半夜急行军，已提升为排长的王文珍一马当先冲上阵地，独立团旗开得胜，打了个漂亮的歼灭战，王文珍因作战勇敢被提升为副连长。战斗后不久，敌人纠集了近六千装备精良的部队报复，战斗异常激烈。王文珍所在的一连负责掩护主力部队突围，激战中她额头中弹，鲜血如注，就是没下火线。

1934年10月，15岁的王文珍伤还没痊愈，就随着独立团踏上了漫漫长征路。因为张国焘的错误路线，她跟着过了两次草地。提到翻越夹金山时，王文珍唏嘘不已，“那么多人牺牲了，心里痛”!海拔4000多米的夹金山，一上一下要走70里路，高山缺氧，风雪漫卷，红军饥寒交迫，很多人走着走着就倒下了。王文珍喘着粗气爬上雪山后，累得再也走不动了，一头倒在一个大雪块旁，发现雪块里露出一截军装。她拨开积雪一看，是两个冻僵了的红军战士，背靠背坐着。看着战友的遗体，大家都泪水直流。

过草地更艰险，到处是野草丛生的沼泽和散发着腐臭味的黑色淤泥潭。天气也怪，一会儿狂风大作，暴雨如注;一会儿漫天飞雪，冰雹骤降。先头部队把能吃的野菜基本吃光，走在后面的独立团只能靠挖草根、喝水维持生命。一次宿营后，王文珍去挖野菜，不远处的一个小水塘一片葱绿，连忙奔过去。没想到是个绿色的陷阱，淤泥很快就没过了大腿。她急忙向外爬，越爬陷得越深。情急之中她摘下八角帽一边挥动一边呼喊，战友们赶来了，几根绑腿连接起来扔给王文珍，把她救了上来。

长征胜利后，王文珍换了好几次工作。每一次调动，她都愉快接受。新中国成立后，不久身为副营职干部的她被调动到偏僻的滨海农场当指导员，有人以为她犯了什么错误，有人劝她找组织重新分配。她没去，“跟组织不能谈价还价”，把名利看得非常淡。由于在战争年代被打断过两根腰骨，身上旧伤经常发作，她怕花单位钱，不肯到省里大医院做检查。家里人硬架着到路边等车去医院，路过的领导要把轿车让给她，王文珍说什么也不肯。1982年从企业离休后，人还没闲。单位有谁病了，她一定会去看望，小两口吵架她会去劝说，邻居闹矛盾她会去调解。职工的孩子上学路不好走，她拄着拐杖到有关部门去找，被大伙称为“名誉居委会主任”。

王老寄语：现在的年轻人，要把地位、职务、待遇什么的，看淡一些。这样，才不浮，烦恼也会少，老人呢，不能躺在功劳本上睡大觉，有一分热要发一分光。这样，才对得起过去牺牲的人。

你陪我长大，我陪你到老

也许，你的确不是什么好人。你记仇，完全不是什么宽宏大量。什么没谱的事也敢做，完全没顾忌。脾气坏，什么事都沉不住，总是很容易得罪人。

周围的人总说我像你。其实，我是不大愿意像你的。因为，我实在没看出来，这是什么赞扬。

可是，这样的你，在20年前的某一天，在你亲吻我额头的那一刻起，就在我心里扎根。我从来不会刻意去想念你，也从来就不会忘记。

那年你26岁，你还是迷茫困惑，你一无所有，你遇见了你生命中最重要的女人。在你的穷追不舍之下，终于有了一张结婚照。那时的你，年轻帅气，搂着同样美丽动人的母亲，满满的幸福。

我两岁那年，你28岁。父亲这个职业让你改变了很多。你开始努力挣钱养家。绞尽脑汁创业过，风餐露宿过，被人轻视过，却始终没有事业有成。而我理所当然地成为了留守儿童。我并不能理解一个一年回家一次的男人。每次回家，你的拥抱并不会让我留恋，我的眼睛里只有你带回来的玩具与零食。

那年我11岁，你38岁，你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打我。带回来满是红叉的试卷，我毫不在意，津津有味地看着动画片。你动怒了，把试卷撕得粉碎，给我狠狠扇了一耳光。我捂着脸，冲进房间，哭了一下午。你在房间外面使劲敲门，软磨硬泡，我还是无动于衷。我不懂你的用心良苦。你笑着说，保证再也不会了，真是拿你没辙。后来，真的再也没有打过我。

初中那年，我15岁，你42岁。你每周末接送我，风雨无阻。我与好友约定去同一所高中，你坚定拒绝，执意让我去考取另一所中学。环境影响前程，你不愿意冒险。虽然一万个不愿意，我却没有辜负你，后来，我如你所愿进入那所高中。你笑着跟老师寒暄，我与好友分道扬镳，我心里是有怨意的，我始终不懂你。

2013年，我18岁，你45岁。这时的你，能读懂化学方程式，却不能帮忙解出一个题目。能读出几个单词，却没办法说出它的意思。你亲自下厨为我做好吃的，你不厌其烦地为我灌输心灵鸡汤，而我成绩飘忽不定，我看得出你的着急。高考最后一天，当我踏出考场那一刻，你突然出现在我眼前，给了我一个拥抱，什么也没问。我看不清你的表情，我只是想再抱紧点你。填志愿时，你说学医和师范挺好，我说读林业和中文才好。结果是，我们谁也没说服谁。

今年我20岁，你47岁。我离家远远的，我已经慢慢习惯学校的生活，并没有经常想你。你还是关心长春的天气，隔三差五给我打电话。说说最近血糖降了，电话号码换了，驾照考完了。我会跟你说最近考专四，有比赛，有运动会。我不会告诉你我在学校经常睡懒觉，有时受委屈会哭，我只会说过得很好，因为你就会安心。而其实，有其父必有其女，向来报喜不报忧，都是跟你学的。

现在的我，还是学不会在你面前撒娇，也没有说过一句我爱你。每次回家，火车站出口处我知道，有一个人永远在等着我。我央求你做水煮鱼，然后把你大夸一顿，你会跟我看非诚勿扰，我会乖乖在家待几天，然后就东奔西跑不着家。你还是脾气不好，有时跟母亲吵架，吵得面红耳赤。我还是会跟你生气，然后每次都是我主动道歉。

现在的你，开始主动听取我的意见，不再独裁霸道。我离开家去远方去学，你还是不放心，在你心里我永远就是个小孩。

我以前说，如果有一天，可以遇见一人，我会天涯海角随他去。你说你很伤心，那时我埋怨你不懂浪漫。后来，当我在结婚现场看着一位父亲把自己的女儿交付给另一个男人的时候，只是说了一句，我疼了这么多年，你别让她受委屈。新娘开始泪流满面，那一刻，我明白，这个世界，父母的情永远还不清。不管遇见谁，都不会有人比父母更无条件地包容你，疼爱你。

我写过关于你的好多文章，一直就写不好，再华丽的辞藻也不知道如何下笔。我是这样一个又懒又笨，什么事都做不好的人，却被你宠爱了这么多年。我没有多大的梦想，一直就让你失望，喜欢跟你对着干，没有给你带来多大的骄傲。

上辈子的情深缘浅，这辈子的血肉相连。你的上半辈子我无法参与，你的下半辈子我奉陪到底。我会慢慢长大，也许，5年后，10年后，我会结婚生子，你会慢慢变老，但我会一定会努力做个幸福的人，让你放心，也一定让你幸福。

爸，你陪我长大，我陪你到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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