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女子排球队运动员朱婷的故事(20篇)

是您的结绳记事，您的金石铭文

我是您会形象物、比形象事的石器

我是您殷墟的甲骨、钟鼎的大篆

是您简牍的汉隶、横平竖直的唐楷

刻划您龙腾的血脉，您不屈不挠的模样

我是您的国风楚辞、您的列传碑铭

您的乐府诗赋、您的小令长短句

我是您母语中深情上扬的声调

我是您门庭边平仄对仗的楹联

我是您的秦叔宝，您的尉迟恭

我是您《诗经》里翻卷的习习谷风

我是您《史记》里绽放的五千座春天的城池

我是您《礼记》的大同，孔孟的礼仪

我是您酬神祈福的社戏

是您念唱做打的徽班

是您的铜锤花脸、短打武生

我是您的刀马旦

我的祖国

我是您丰腴的大地上

被炎黄热血充盈的色彩

是您五谷杂粮喂养的民族

被长江水世代乳养的

黄皮肤黑眼睛

您的脊梁和骨骼，挺立的躯干

红土地般色泽的血脉

您音正腔圆的声律，您的微笑连同泪水

轮回着幸福、纯朴而厚实的音质

我是您高展的旌旗上

第十三亿根最鲜亮的纤维

我是您广袤的胸襟上

第十三亿粒最深沉的尘土

我是您高亢的国歌声中

第十三亿颗最雄浑的音符

我是您十月颗粒饱满的秋天里

第十三亿颗金黄的麦穗

我是您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第十三亿颗温暖的心

我的祖国

我是您椰子的海南、辣子的湘南

我是您羊肉泡馍的西安、狗不理的天津

我是您拉面的兰州、过桥米线的云南

我是您哈蜜的新疆、哈达的高原

我是您的春蕾计划、您的希望小学

您的光明行动、您的安居工程……

我的祖国

十月收获殷实的盛典，篝火已经点燃

我是您热衷弹唱的民间艺人

用您胡琴的音弦

编织风吹草低见牛羊的雪域草原

用您横笛的音孔

荡开晨岚暮霭下的江南水乡

用您的马头琴

沏暖蒙古包的酥油奶茶

用您的丹不尔

调制吐鲁番的葡萄美酒

用您的曼陀铃

涤洗大三巴的沧桑门牌

用您的萨克斯

感召维多利亚港湾归航的游子

我的祖国

我是您怀抱里热爱蜡笔的孩子

用您的吴侬细语素描

处子西湖的柔美

用您的秦砖汉瓦勾勒

万里疆场的固若金汤

用您的声声驼铃写意

大漠孤烟的丝绸之路

用您传承千年文明的毛笔和国画

描绘九百六十万辽阔的版图

用我们缤纷的服饰和风土民情

渲染五十六束相拥绽放的花朵

我是您开放的美丽花园中

每一朵亲情绽放的笑靥考试就到

我是您的洛阳牡丹，您的井冈杜鹃

我是您的南疆薰衣，您的高山雪莲

我是您的港湾紫荆，您的澳岛莲花

我是您日月潭畔的点点梅花

聆听着您深情款款的召唤……

祖国啊，我的祖国

时光是赶路的旅人，他来的匆匆，走的也匆匆。照片能留住自己在那一瞬间的美，那一瞬间的快乐，那一瞬间的故事……等许多年之后，看着它会勾起你的回忆。说照片是用来记忆的，倒不如说照片是用来储存的，储存起你在那一刹的美和快乐。

傍晚，我写完作业，打开书柜准备找本书看看。无意间看到了书柜上别着一张照片，纸看起来还比较新，上面是个身着黑色短袖的男孩坐在沙滩上，大大的眼睛，一张可爱的脸庞洋溢着笑容，看起来竟如阳光般灿烂。这是谁呢?对了，这是两年前的我!看着照片，仿佛又回到了两年前的三亚。

放寒假了，因为我期末考试成绩优异，妈妈要带我去旅游。大冬天的，那里都冷，于是我们去了三亚。那是我记忆里第一次看海，站在海边，向远处眺望，眼前的海和文章中描写的海差不多。一望无际的，只看见海平面与蓝天相交，在那水天一线的地方，我半天竟想不出一个优美的词语来赞美它。

海滩上，我和一个与我差不多大的孩子玩儿的很开心。我们在海滩上湿的地方快速写写画画，不等一会，海水便把它冲没了。我高兴道：“海把咋们的画抢跑了。”他说：“不对，是海想和我们做朋友了。”“真的吗?”我急切地问道。“肯定是真的，海都收下咱们的画了。”“那咱们再画些送给海吧。”“好!”于是我们便用小手在沙滩上画着写着。我忽然想到了什么，于是我说：“海肯定没有见过雪花，我们画给他看。”“嗯!”然后我们便画了起来。我们画一会，嘶!手好疼呀!我们揉着手指头，坐到一旁休息。

沙滩上有一个小男孩子引起了我的注意，他在堆沙子城堡。好奇心促使我俩也迅速加入了堆城堡的队伍。刚堆好城堡的前端，一股海水涌来，城堡被海水冲走一部分。于是我便想了一个办法，收集些沙子，把沙子堆成一排放在城堡前端，就会把水堵住。于是们就在从别处挖了些沙子快速堆成一排沙墙充当“防洪堤”，我们看着海水冲了过来，一下子就把“防洪堤”冲垮了，城堡也被冲毁了，看来沙堤不管用。我看着被水冲走的“防洪堤”，陷入了沉思，堵不行便用引，我们在城堡前挖了一排小沟，这叫“排水沟”，这下海水冲了过来，可全进入了小沟里，我们把排水沟挖长，挖成一个弧线，把弧线的两端挖到海里，这样冲过来的海水也能“回家”了。后来，城堡再没有被海水冲走，我们快乐的欢呼着、跳跃着。

我收回了脸上的笑意，看着照片，不知道我们的城堡最后怎么样了。再次回看照片上的自己，感觉自己长大了，而照片永远把我定格在了那年冬天的三亚，我们的快乐也刻录在照片的背后。

这几天，我看了一本名叫《中外哲理故事》的书。在这本书里，有许多有名气的人励志而又不怕困难的故事。但其中，让我印象最深的是《我还有一个苹果》的故事。

这个故事是说，在北欧的瑞典，有一位充满传奇色彩的老人，名叫斯坦利·库尔茨。他本是一名医生，但对沙漠探险情有独钟，曾多次深入沙漠探险。有一次，斯坦利·库尔茨试图穿越撒哈拉大沙漠，但不幸的是，他遭遇了一场铺天盖地的风暴。这场突如其来的风暴，瞬间使他一无所有：向导不见了，驼群不见了，水和食物都不见了。斯坦利恐惧极了。

绝望的那一刻，他下意识的把手伸进了口袋，竟意外的发现，口袋里还有一个苹果。斯坦利坚信自己手上的苹果，凭着还有一个苹果的信念和求生的意志，终于走出了撒哈拉大沙漠。

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我们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境。在困境面前，我们一定要保持坚定的信念去坚持最初的自己，因为我们每个人的内心都隐藏着一颗“苹果”，鼓励我们从沮丧和消沉中走出来，走向美好的未来。

现在的中国还在慢慢的发展中，和其他一些国家还有一定的差距，而且还遇到了很多困难，但只要我们都怀有“苹果”的信念，总有一天会赶上的！

在我的脑海中，有过快乐也有过悲伤，这些事犹如过眼云烟，一带而过，而有一件事却深深地烙印在我的脑海中，让我久久不能忘怀。

那是临近暑假的一天，天气特别闷热，到了下午天就开始下起大雨来了。“叮铃铃”，放学的铃声打过后，同学们纷纷被家长们接走了，唯独我一个人留在教室里，因为我没有带伞。“张栋，你在教室里干嘛?”我的身子一颤，头转向窗口，原来是班主任王老师，“我……我没带伞，回不了家。”说完，我委屈地低下了头。“来，我送你回去。”

到了楼梯口，王老师撑开了他那把已有好些年头的黑雨伞，向我招了招手，“来吧，到伞下来。”我急忙跑了过去，紧挨着王老师。我与王老师冲进了大雨，黑伞庇护着我们。可是，慢慢地我就感觉自己全身打起鸡皮疙瘩，原来雨水顺着伞面滑到了我的脖子里，我的手臂上，我打了个寒颤。这时，黑伞渐渐地向我这边靠过来，渐渐降下来，直到把我完全笼罩在它下面，雨水再也没有可乘之机。我转头看了一眼王老师，发现他完全暴露在大雨中。“王老师……”“嘘，赶紧走，夏天的雨非常凉爽，省了洗澡水啦!”说完，他爽朗地笑了起来。我将信将疑。

终于到家了，王老师把我送到楼梯口，招了招手：“快进去吧!”说完转身就离去。在他转身的刹那，我看到他才将黑伞撑高，撑过他的头顶，而他那件蓝色的衬衣湿漉漉的，紧紧地贴着背，看到他身体微微发抖，我怔住了。

这就是让我无法忘怀的一幕，那一幕每时每刻都感动着我，让我想起那些无私奉献的老师。

陈独秀生命里的那对悲情姐妹花

1897年8月，在安徽怀宁，一场门当户对的盛大婚礼正在举行，宾朋欢呼中，18岁的陈独秀和时任安徽统帅部副将高登科的女儿高大众三拜九叩成亲了。俗话说，女大三抱金砖，作为将门闺秀的高大众恰好比陈独秀大三岁，无论家世和相貌都无可挑剔，而少年得志的陈独秀也前程似锦。这是一段被格外看好的婚姻。

最初，年少夫妻倒也说得上琴瑟和鸣。十年间，高大众为高家添了三男两女。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差距也越来越大。婚后，受近代西方思想文化的影响，在杭州求学的陈独秀进行反清宣传活动，因受通缉，最后逃亡日本。回国后，陈独秀就成了高大众眼中的“怪咖”，而在陈独秀眼里，妻子高大众也成了彻头彻尾的“古董”。自从母亲去世后，陈独秀就很少回家，为了自己的人生理想，他几乎放弃了平常人世的天伦之乐。聚少离多，再加上个性和才情的天渊之别，夫妻之间越发人疏情薄。

作为一个接受封建传统教育的妻子，高大众希望丈夫能安分守己，所以她对陈独秀的所作所为极为排斥，甚至加以阻拦。得不到理解和安慰的陈独秀，偶尔回来面对的也是无休止的唠叨和数落，这使得他更对这份包办的婚姻和旧式的妻子充满厌恶。于是，家庭失和，口舌之争在所难免。日复一日，家，再也不是让人栖息安生的场所，情，冷漠之后就成了禁锢自由的监牢。

就在他们的婚姻陷入僵局之际，一天，高家迎来了位意外之客——高大众同父异母的妹妹高君曼。高君曼本名小众，小姐姐10岁，从小接受新式教育，性格活泼，热情奔放。她在北京女子师范学校读书时，就对姐夫发表的作品尤其钟爱，带着仰慕和崇拜，她走进了陈独秀死水般的婚姻生活。

陈独秀原本对这些世俗的亲戚关系并不上心，但高君曼时尚的装扮、灿烂的笑容、新潮的思想和不凡的谈吐还是让他耳目一新。于是，高君曼借着各种机会与陈独秀单独接触，或促膝谈心，或小径漫步，在密集相处中，陈独秀被她新式女性的一切行为惊喜着。在高大众眼里，妹妹的到来也许能给这个家庭带来生机，她从不怀疑丈夫和妹妹的交往会出现任何问题。可感情是一把燎原的火，稍有风助，则不可遏制也难以浇熄。

一颗求教上进乃至产生爱慕的粉丝之心，一颗急于冲破藩篱寻找慰藉方向的自由之灵，在一来一往的碰撞中，探讨变成了约会，亲情转向了爱情，情感在一爱一慕中升华，日子在分分秒秒中难舍，等他们警觉到危险性时，彼此已泥足深陷，难以自拔。

面对接踵而至的风言风语和世俗家族的压力，思想前卫的高君曼毫不在意，而乐于打破束缚的陈独秀也不顾人言，非议反而让离经叛道的两个“忤逆者”抱得更紧。各种打压扼杀无效后，高调“自由恋爱”的他们被逐出家门。

1910年，怀着对爱情的向往，他们一同来到杭州，正式同居。彼时，陈独秀在杭州陆军小学任教，打扮入时的高君曼陪伴在侧，他们出访高朋，听琴作诗，“徜徉在湖山之间，相得甚欢”。

新欢良宵短，旧爱寂寞长。面对丈夫的背叛，妹妹的掠夺，在老家恪守妇道的高大众饱受锥心之痛但又无计可施，只能忍辱负重，如往常一样上孝公婆，下抚子女。她没有大吵大闹，更不想家丑外扬，只是整天悲郁哽咽，闭守房门。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陈独秀被任命安徽省都督府秘书长，高君曼陪他重回安徽。很快，他们的女儿和儿子相继出生。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陈独秀面对追捕不得不再一次逃离家乡。在辗转逃命的岁月里，高君曼不离不弃，饱经风霜，承担了全部家务和养育子女的重任。只是动荡的生活击垮了她的身体，她患上了肺结核，整日咳血不止。但她并不后悔，真正让她心寒齿冷的，则是陈独秀对家庭关系的偏执。

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新青年》，高大众所生的两个儿子前来谋生，作为姨母和继母，高君曼想把孩子们接到家中食宿，没料想陈独秀坚决不允，并骂她“妇人之仁”。见陈独秀如此不近人情，两人开始争吵，后来，竟然动了手。

因为长期生病，从1922年起，已转战北京的陈独秀开始对高君曼逐渐冷淡，并且外面盛传他另有红颜，心高气傲的高君曼怎受得了如此对待，心灰意冷之下于1925年带着儿女移居南京。自此离别，一南一北，他们再也没有相见。

1930年9月，高大众在老家走完此生的第55个春秋。高君曼带着两个孩子为姐姐奔丧，时光荏苒，二十多年过去了，但家族依旧对她鄙恨难泯。一年后，孤立无援的她旧病未愈又添新疾，最终病殒南京。

在陈独秀的一生里，一共有四段感情，高君曼离开后，他与一名女医生施芝英渐生情愫，并公开同居。晚年落魄之际，陪伴他走向生命终点的则是一位相差30岁的女士潘兰珍。1942年，陈独秀在重庆病逝，弥留之际他也许才终于明白夫妻间同甘共苦、永不言弃的意义。只是，面对陈独秀情感的过往，那一对风姿卓绝的高家姐妹花，虽然个性截然不同，但殒灭的悲惨命运又何其相似。

【这一切终将过去】

突如其来的病毒，

让我们猝不及防。

多少个危重病人及白衣天使的逝亡，

让我们竭力感伤。

我从未见过这样的武汉，

以及武汉之外的众人他乡，

病毒肆虐，道路空旷。

我也从未见过，

人们脸上的重重遮挡，

以及遮挡下透出的别样坚强。

云的家乡是远方已远的远方，

当远方干涸，云会不顾一切地返航，

为大地遮阳，并添一缕清凉。

花的家乡是泥土深处的泥土，

当泥土遇险，花会不由自主地绽放，

为泥土遮挡，并添一缕芬芳。

中国，处处是我们的家乡，

中国逢此劫难，我们都举起有力的臂膀，

为祖国加油鼓掌，并贡献一份力量。

我们始终坚信，

这一切终将过去，

一起将口罩扔向空旷，

返乡的白衣天使，在自己家乡享受温暖的春光，

我们这些孩童可以不受约束，像鸟儿归巢回归课堂。

很快，很快，

一切终将过去!

​

95岁风雨人生，71年党龄，63载深藏功名，一辈子不改本色。近日，老英雄张富清的初心故事，触动了亿万人的内心。习近平总书记在对张富清同志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指示时强调，他用自己的朴实纯粹、淡薄名利书写了精彩人生，是广大部队官兵和退役军人的学习榜样。

时间砥砺信仰，岁月见证初心。从71年前冒着枪林弹雨，为人民求解放开始，张富清就把党旗下的誓言印刻在心，始终与党同心同向同行，一生做爱国奉献的“突击队员”，生动诠释了共产党人的初心和担当。

学习是为了更好地传承，是为了不断把新时代党的伟大事业推向前进。我们在感动于老英雄的初心本色时，更多是要铭记初心、接续奋斗。

铭记初心接续奋斗，信仰是压舱石。“有了坚定的信念，就不怕死......”面对“你为什么不怕死?”这个问题，张富清从未改变过答案。正因为有了铁一般的信仰，他才不顾生命，冲向碉堡，勇敢拉掉了手榴弹拉环，才毅然选择扎根偏远山区，“无我”奉献一生。人生如船，信仰就是压舱石。立足新时代，每名党员都要把信仰这块压舱石深扎在灵魂深处，始终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忠诚于党;始终树牢“四个意识”、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忠诚于核心;始终做“为党和人民我可以牺牲一切”的先行者，忠诚于人民，才会让人生航船吃水更深、航向更准，才能乘风破浪，行稳致远。

铭记初心接续奋斗，担当是试金石。“这里苦，这里累，这里条件差，共产党员不来，哪个来啊!”面对百废待兴的新中国，为了“为人民做一点有益的事情”，老英雄再一次选择了当“突击员”，义无反顾地到最边缘、最艰苦、最落后的山区支援建设。这一干，便是一辈子。担当是党员干部的“试金石”，它能检验出一个人忠诚于党、忠诚于人民、忠诚于事业的“纯度”与“硬度”。立足新时代，每名党员都要涵养“无我”的精神境界，坚守“整装再出发”的初心使命，以“我将无我”的担当情怀，以“党叫我到哪里去，就到哪里去”的实际行动，以“撸起袖子加油干”的辛勤汗水，勇于担当、敢于担当、乐于担当，把人生理想融入新时代逐梦之旅，才能创造出“不负人民”的辉煌业绩，才能赢得群众“这个从上面派来的干部，是真心为我们想!”的真心点赞。

铭记初心接续奋斗，清廉是磨刀石。“如果我给我的家属行方便，这不就是以权谋私吗?这是对党不廉洁，对人民不廉洁，我们坚决不能做。”为了支持改革，张富清率先从自己的“脑壳上开刀”，让妻子下了岗;为了给国家节约经费，他在白内障手术中主动装上了一个最便宜的晶体;他从不争名争利，尘封功绩63年，连儿女都不知情......一件件大事小节的选择，都映衬出老英雄清廉自守的鲜明政治底色。清廉是磨刀石，它需要每个党员用一生来磨砺。立足新时代，每名党员都要把清廉作为自己最鲜明的政治本色，把个人的价值追求与党的初心使命统一起来，带头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铭记初心，接续奋斗，在新时代的征程上书写出清廉无私、纯粹洁白、顶天立地的“大我”精彩人生。

今天我们四年级终于开了一次运动会。

第一项接力赛是我的优点，赵老师给我们参加接力赛得人发了一根接力棒老师把哨一吹，我们像飞奔的小马儿，奔驰了起来，李佳骑跑到了任智铎的旁边，李佳骑没有给任智铎接力棒，任智铎一下子抓着接力棒跑了起来到了最后才拿到了一个到了一个倒数第一，我回到自己的位置上对里李佳骑说"要不是你多跑几步我们就会得第一名"。李佳骑说"明明是任智铎没拿到接力棒好不好，我看见明明是李佳骑没有给到接力棒，不过我也看见任智铎没有拿到接力棒。

第二个项目是障碍赛，我一年级到三年级从来没有输过障碍赛，所以我把障碍赛报上了。

第一个打头的人是我，我看到了一个铁圈和三个障碍物。我一到三年级从来都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障碍物。我对我后面的人说：“谁和我换一下位置。我没见过这样的障碍物，”说着我和盛尚誉换了一下位置，然后我看见三班的人演示了一下，我们又换了回来……这次我们吸取前面的教训拿了个第三名，虽然是第三名，但这是通过我们集体的努力得来的，我很开心。夹球跳这个项目我为班级拿了第一名，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啊。

这次的运动会我们从集体中获取快乐，我知道了只有团结，劲往一处使，就会获得成功，乐得其所!

有个小和尚，每天早上负责清扫寺庙院子里的落叶。

清晨起床扫落叶实在是一件苦差事，尤其在秋冬之际，每一次起风时，树叶总随风飞舞落下。

每天早上都需要花费许多时间才能清扫完树叶，就让小和尚头痛不已。他一直想要找个好办法让自己轻松些。

后来有个和尚跟他说：「你在明天打扫之前先用力摇树，把落叶统统摇下来，后天就可以不用扫落叶了。」

小和尚觉得这是个好办法，于是隔天他起了个大早，使劲的猛摇树，这样他就可以把今天跟明天的落叶一次扫干净了。一整天小和尚都非常开心。

第二天，小和尚到院子一看，他不禁傻眼了。愿子里如往日一样式落叶满地。

老和尚走了过来，对小和尚说：「傻孩子，无论你今天怎么用力，明天的落叶还是会飘下来。」

小和尚终于明白了，世上有很多事是无法提前的，唯有认真的活在当下，才是最真实的人生态度。

读了《102个名人故事》这本书，我被名人们的精神给打动了。如意志坚强的牛顿、无私谦虚的达尔文、拼命钻研的爱迪生和不拘小节的爱因斯坦等等。尤其是爱迪生坚持不懈的精神，至今令我难以忘怀。

当读到“车长气急了，把爱迪生做实验的东西扔了出去，狠狠打了他一个耳光，把他的一只耳朵打聋了。可是爱迪生钻研科学的决心没有动摇。”时，我不由得惊呆了，我想：车长狠狠打了他一个耳光，还把爱迪生做实验的东西都扔了出去，车长已经是铁了心不让爱迪生做实验，但是爱迪生却仍坚持做实验，没有因此而放弃。在我的学习中，我为什么没有这股劲头呢?我为什么不能像爱迪生一样持之以恒地对待学习呢?记得有一次，我晚上正在做一道奥数题，用了许多办法都解不出这道题，心情十分烦躁。一气之下，我躺在床上，大哭起来，心想，我还做什么奥数题，做不做都一个样，还不如不做。结果，在父母的劝说之下，我重新回到座位上，解出了这道奥数题。如果我有爱迪生这股学习的劲头，不用父母的劝说，自己能主动回到位子上该多好呀!

而更使我佩服的是，那时候爱迪生靠的是自己，不断努力，不断钻研。而我现在，读书的时候需要父母催，不能主动，有时还偷懒。和爱迪生的主动学习相比，我还需不断磨炼自己，不断提高自己。

通过读爱迪生的故事，我得到的启示是：无论做什么事情，都应该主动去做，不屈不挠地坚持到底。

周三下午，我校为期两天半的第十届田径运动会开始啦!运动会中最让我难忘的是运动会开幕式!

开幕式一开始，只见彩旗队的彩旗迎着春风飘飘扬扬，第一个走进了入场式。紧跟其后的是花环队，瞧，花环队的小姐姐们手举着五彩缤纷的花环，为运动场上又增添了绚烂的色彩。接着是学校的鼓乐队奏响了振奋人心的《运动员进行曲》。所有的运动员方队都是踏着《运动员进行曲》的节奏走进的入场式，我也是迈着矫健的步伐走在了204班的运动员方队中，我们手中高举着鲜花，雄赳赳、气昂昂高喊着我班的口号：“团结一心，顽强拼搏，强身健体，运动快乐……”走过了主席台，来到了操场的中心。看到校长带着微笑对我们说：“健康第一，比赛第二!但是，赛，还是要赛出好成绩!当校长的话音落下后运动会的开幕式也即将结束。

这就是我校春季运动会中让我最难忘的开幕式啦!

音乐会开始喽!大家快来看啊!小猴子四处宣传森林里将要召开音乐会的消息。

晚上9点，许多动物都聚集到了森林的中心——露天广场。只见四周灯光都亮了起来，显得十分耀眼。主持人小猴子穿着燕尾服，走上舞台，说：各位先生们，女士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来观看第一届森林音乐会。先请狮子摇滚乐团表演他们最新创编的摇滚乐曲!只听嚓的一声响，接着便奏起了鼓，那刺耳的声音越来越激动!过了好一会儿，这刺耳的声音终于停下。

这时，主持人又上台来，说：感谢狮子摇滚乐团的摇滚乐，下面请听百灵鸟带来的歌曲。大家只听一声悦耳的鸟叫，然后便传来了美妙的歌声。只见五只美丽的百灵鸟一齐飞上台来，一边跳着美妙的舞蹈，一边唱着悦耳的歌。

动物们听得如痴如醉，完全沉浸到了那歌声中，等歌声停了，动物们都还没缓过神来。猴子又上台来，说：下面请欣赏乌鸦先生带来的《嘎嘎曲》!听到这句话，动物们都交头接耳，有的说：乌鸦唱歌?稀奇!有的说：让他丢脸去吧，明明歌唱的很难听，还来逞能只见乌鸦不紧不慢地走上台来，等着音乐一响，就唱了起来：嘎——嘎——嘎嘎嘎——那原本难听的声音随着规律，也变得好听起来

过了许久，就在动物们正沉浸在美妙的歌声中的时候，森林音乐会结束了。

读了这本《名人故事》，让我了解了八十三位名人以及他们的八十八个名人故事。当我一翻开它，就好象走进了名人的世界里，阅读它时，就好象在跟名人们对话……

在这么多的故事里，让我最受感动的是：马寅初为了读书而宁愿放弃经营家业，功夫不负有心人，后来他终于成为著名的经济学家。他的这种不读书，宁愿死的精神让我感动。作为二十一世纪的学生，更应该向他学习，长大对社会做出一些贡献。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故事更让人敬佩。大禹为了黎民百姓过上幸福安定的生活，历尽艰辛，吃苦受累了十三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这种大公无私的精神让我铭记在心，我下定决心要好好学习，将来一定也要为国家出一份菲薄的力量。

正所谓“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境地”，小故事能给人启发，明白道理，它如同一抹云彩，照亮了美好的人生。书中还有许多这样的名人故事，朋友，你如有兴趣不妨一阅。

“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它定能让你大开眼界，受益匪浅。

面对未知时诚实 谦逊的态度，团结协作 各展所长的劲头，终将帮助我们赢得这场与病毒的竞赛。

近日，广东省实验动物监测所的科研人员将表达出的新型冠状病毒N蛋白菌株，无偿提供给科研机构和医药公司。这一做法的价值是，科研人员无需重复合成病毒基因序列，不仅节约了宝贵的时间，还有助于相关诊断试剂产品研发。这是科研人员把论文写在防疫抗疫一线的缩影。

眼下科研与疫情正在赛跑。早一分钟查明病毒源头，搞清楚病毒的传播致病机理，能为下一步疫情防控抢出更多时间;找到准确快速的诊疗方法，能提高诊断的效率，分流病人，避免交叉感染;筛选潜在的治疗药物开展临床试验，能为病人送来希望……正因为如此，疫情暴发后，科技部当即启动了疫情防控应急科技攻关，部署了在病毒传播快速检测对症药物

疫苗研制等方面的科研工作。

如今，一批针对疫情防控急需短期内有望及时完成的申报项目优先获得支持，一些科研项目审批有了绿色通道，实验室成了疫情防控的特殊战场，与医护人员忙碌的救治一线相比，这里或许没有喧闹，但工作同样紧迫，每一秒都如金子一般珍贵，每一刻都承载着期望。

令人鼓舞的是，我们的科研工作已经取得一定进展：在短时间内快速地分离和鉴定新型冠状病毒，实现了全基因组测序，并在第一时间向国际社会共享;快速研制出了检测试剂盒，核酸诊断试剂已经全面投入应用：初步遴选了部分具有潜在的抗新型冠状病毒作用的药物，正在加紧推进进一步的疗效验证：分离出新型冠状病毒和病毒株，疫苗制备正在路上。

然而，由于本次肆虐的是一种全新的冠状病毒，人类对它的认识需要一个过程，无法马上揭开它的所有秘密。它的真正来源是什么，是否存在中间宿主等，仍然需要更多科学证据;如何制定更科学合理的治疗方法，依旧需要专家在临床中总结;初步遴选的治疗药物，还需到临床中进一步验证。这些都提示我们，与疫情赛跑，科研人员要有打硬仗的准备，敢于担当集中精力，全力投入攻关任务上来。面对未知时诚实谦逊的态度，团结协作

各展所长的劲头，终将帮助我们赢得这场与病毒的竞赛。

有一只蚊子吸饱了人血落在玻璃上小憩。苍蝇见了羡慕地说：“嗨！老兄，瞧你那圆鼓鼓的肚子就知道刚饱餐了一顿吧？”

蚊子摸着圆溜溜的肚子美滋滋地说：“嘿嘿！那当然，不是我吹，瞧我们天生这张尖嘴，多厚的人皮都能扎进去，就是什么？这就是优势，吸起人血来又快又多，你们苍蝇就只有看着的份了。”

苍蝇有些不服气，平白地被蚊子奚落了一场，况且自己哪里就差了？

蚊子见它不服，哼一声说道：“不服来咱挑战一下，看谁落在人身上而不会被发现，谁就算赢。”

苍蝇同意了，它们同时向人飞去，可狡猾的苍蝇并没有真落在人身上，而是在人耳边嗡嗡了几声后躲了起来。人听到了苍蝇的嗡嗡声音，发现蚊子正在吸自己的血，立即伸手拍死。

苍蝇见蚊子死了，得意洋洋的飞出来。就因为太得意了，连自己发出嗡嗡声都没注意，更没注意闻声而来的人，只听啪的一声，苍蝇也被也人打死了。

作者语——欲害他人，其实也把自己置在危险之中。

一、创建最早的革命军事学校

中国最早的革命军事学校，是孙中山先生于1903年8月在东京创立的青山军事学校。

1900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团体——兴中会发动了庚子惠州起义后，革命风潮逐渐弥漫全国。当时，自费赴日本留学的中国青年学生，有不少希望能够进入日本的陆军学校研习军旅。但由于清政府规定，凡投考外国军事学校的学生，必须由各省督抚保送;一切非公费生均不得投考日本的军事学校，并由清政府驻日本公使蔡钧照会日本政府协助执行，因而一般人无法入日本的军事学校。时孙中山先生正在日本东京，感到革命需要军事人材，便请日本陆军少佐日野熊藏帮助，在东京附近的青山设立革命军事学校，以训练有志献身革命军事工作的留日青年学生，并聘请日本陆军上尉小室健次郎为助教。这就是中国第一所革命军事学校。主持军事训练工作的日野熊藏，是当时有名的军事学家，曾发明日本式盒子炮及木炮，因与孙中山先生互相研究南非洲波亚人的游击战术，遂成知己，助教小室健次郎亦系富有军事学识的专家，两人均属义务性质，不领工资。

青山革命军事学校学习期间规定为八个月，所授科目有普通军事学、南非洲波亚式游击战术、夜袭战法及兵器制造学(重点学习制造盒子炮、木炮和火药)。其课程内容包含有阵地战、游击战及兵器制造三方面，课程精简扼要，切合实用。第一期招收的学生有李自重、黎勇锡、翁浩、刘维焘、饶景光、区金钧、卢牟泰等十四人。学生入学时需当众宣誓。誓词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可见这所革命军事学校的教学目的是很明确的。

青山革命军事学校因缺乏有效的思想教育措施，当孙中山先生于1903年9月26日离开东京赴檀香山后，学生之间即各树派别，意见分歧。经日野熊藏及小室健次郎两教员多方调处无效，遂于开办四个月后解散。

青山革命军事学校虽然只办了四个月，对当时中国社会还是有影响的。如学生李自重，于青山革命军事学校解散后不久，即与史古愚(史坚如烈士之兄)等在香港创立光汉学校，在一般课程外，特别增设军事训练课程，以振奋中国学生的尚武精神。自光汉学校在香港首倡对学生实施军事训练，全港学校翕然从风，香港雅丽西医书院及各着名中、小学校，咸先后聘请李自重及光汉学校学生为军事训练教员，使香港学生一度洗却文弱书生气质，振起雄健尚武精神。又如区金钧、卢牟泰在广东担任军事体操教员，黎勇锡随黄兴筹划1908年的钦州起义，刘维焘、饶景光于辛亥革命后在广东担任军职，无疑也会通过他们的工作，在不同程度上把他们在青山革命军事学校学到的军事知识，带入中国社会。

二、镇南关亲手炮击清军

1906年，孙中山自日本到越南，在河内金碧台街六十一号设立秘密机关，策划了几次武装起义。1907年的镇南关之役，便是其中孙中山亲临前线，直接参加战斗的一次。

1907年，孙中山先生任命熟悉镇南关一带情况的黄明堂为镇南关都督，李裕卿(镇南关附近之凭祥地方土司)为副，何五为支队长，招募勇悍善战的广西游勇为先锋队，计划袭取镇南关为根据地。

1907年12月2日，黄明堂率领广西游勇八十余人，循山背间道向镇南关猛烈袭击，夺取了镇南、镇中、镇北三座炮台，夺获大小炮十四门，步枪四百多支。孙中山随即于同月4日率黄兴、胡汉民等亲临前线，慰劳战士，鼓舞士气，并与黄兴、黄明堂等坐镇镇北炮台，调度指挥，命令李裕卿守镇中炮台，何五守镇南炮台。

翌日，清政府严令清军陆荣廷部四千余人倾巢出动，要夺回三座炮台。孙中山率革命军固守炮台，并亲自发炮轰击清军，第一炮即命中六十余人，清军阵脚大乱。孙中山先生在战斗中感慨地说：“反对清政府二十余年，今日始得亲自发炮轰击清军。”

据守镇南关三座炮台的革命军，在孙中山先生亲临前线的鼓舞下，锐气倍增，以寡敌众，屡挫清军。清政府虽先后调派清军丁槐、龙济光等部增援，伤亡数百人，仍然不能越雷池半步。革命军坚守阵地，与清军血战七昼夜，直至弹药告罄，粮食不继，始忍痛撤退。时清军正向镇南关四面围攻，黄明堂率军殿后，冲围而出，及至半山，军中有一小子回顾炮台上军旗未撤，虑为清军所得，竟一人冒着清军炮火重登山巅，取回军旗。这位童子勇取军旗的英雄事迹，在镇南关起义的革命军中传为佳话。

三、孙中山先生爱儿童

孙中山先生平日为人题赠墨宝，喜欢写“博爱”二字。孙中山先生对“爱”曾经作过这样的解释：“仁爱是中国的好道德，古人有所谓‘爱民如子’，有所谓‘仁民爱物’。”从这里可以看到孙中山先生的“博爱”也就是爱人民的意思。而爱儿童则是孙中山先生“博爱”的一个重要内容。

中山先生爱儿童，一方面固然出于他“民胞物与”的高尚德性，而更重要的是本于他为解除人民被恶劣政治压迫的崇高理想。据康德黎(孙中山先生在香港西医书院读书时的老师)的儿子堪勒斯康德黎的回忆，孙中山先生因奔走革命，流亡英国，居住在他家的时候，常常慈祥地爱抚着他的头发，有时还亲切地和他谈话，即使在和别人谈论问题或沉思苦索救国救民道理的时候也是这样。由于流亡国外，孙中山先生不能爱抚在清政府专制统治下的中国儿童。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推翻了清政府。1912年1月，孙中山先生被选为革命政府的临时大总统，他普爱天下儿童的素愿得到初步的施展。在孙中山先生的号召提倡下，全国各地纷纷举办儿童教养院、儿童学校。为了鼓舞儿童教育和福利事业的发展，孙中山先生还于1912年为广东人民捐资创办，由女革命党人徐慕兰、邓慕芬、黄扶庸主持的广东女子教育院儿童部，并亲笔题赠“幼吾幼”三个大字。这三个含意深远、语带劝勉的大字，不但勉励了当时广东女子教育院儿童部的工作人员，鼓舞了广大的儿童教养工作者，也抒发了孙中山先生“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伟大胸怀。

由于帝国主义支持北洋军阀袁世凯篡夺了辛亥革命的成果，孙中山先生被迫于1912年4月1日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孙中山先生“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宏愿，也和他救国救民的伟大理想一起，由于政权的丧失而遭受挫折。

1924年，孙中山先生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在广州成立国共合作的革命政府，中国革命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孙中山先生“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宏愿同样获得了进一步的实现。那时，革命政府所在地的广州，不但陆续增建了一批小学和儿童教养院，还开办了广东女子师范学校等培养儿童教育师资的专业学校。孙中山先生在1924年对广东女子师范学校的一次演讲中，恳切地指出：“要使孩子们自出生至成人，都能受到国家的教育。为了提高儿童的文化知识，普及儿童教育，不仅要办小学，还要办平民学校，普及全体人民的教育，让成年人也知道普及教育的重要性。要提高全体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使父母们都能安心让孩子到学校里受教育。”可以想见他发展儿童教育事业的宏伟设想。令人惋惜的是：由于革命道路的曲折，孙中山先生要使全国儿童都能幸福地成长的理想，终孙中山先生之世都未能实现。

今天，中国已经是受到全世界人民尊敬的大国，中国儿童已经得到健康成长的良好环境。孙中山先生“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愿望已经成为现实。孙中山先生虽然不能像辛亥革命那样及身而见，但是孙中山先生素来是以为人民大众谋福利的公仆自任的，只要人民能获得幸福，他个人能否及身而见，在孙中山先生自己来说，自然是无关紧要的。

四、孙中山先生与佛教

孙中山在临时大总统任内函复中华佛教总会申请立案的报告中，没有简单地把佛教视为迷信活动，而是本着信教自由和政教分离的原则，同意它的“揭宏通佛教，提振戒乘，融摄世间、出世间一切善法，甄择进行，以求世界永久和平和众生完全之幸福”的立会宗旨，肯定它“阐微索隐，补弊救偏，既畅宗风，亦裨世道”在中国社会和学术研究中的作用。同时，又指出“近世各国政教之分甚严，在教徒苦心修持，绝不干预政治，而国家尽力保护，不稍吝惜。此种美风，最可效法”，以启导中国佛教徒认清守戒清修的正确道路。孙中山还将中华佛教总会申请立案的报告发交教育部存案，使它在法律上取得“社团法人”的地位。这些有关佛教问题的批示和处置，体现了孙中山先生对佛教与中国社会关系问题的精辟见解和对佛教徒的亲切关怀。

孙中山对佛教与中国社会关系的精辟见解，和对佛教徒的亲切关怀，博得广大佛教徒的尊敬和爱戴，故当孙中山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南下广州的时候，广东的佛教徒即推广东佛教总会(后改为中华佛教总会广东分会)会长铁禅领头，于1912年5月在广州六榕寺召开欢迎孙中山大会。孙中山携同家属和广东军政府大都督胡汉民等出席欢迎大会，并给广东佛教徒题赠了“平等、自由、博爱”六个大字，以勉励他们遵守“临时约法”(孙中山在临时大总统任内，于1912年3月11日公布的、属于临时宪法性质的最高法律)上有关宗教信仰的规定，进行正当的宗教活动。

孙中山还乘参加欢迎会之便，登上六榕寺的九级浮屠——花塔游览。他看到花塔从第二级起，每级都悬挂着四字的匾额一方。它们从第二级起，自下而上依次为“二仪高下”、“三光并耀”、“四表光被”，“五岳推尊”、“六合遥观”、“七星凌汉”、“八埏在望”、“九垓一览”。匾额对历史、艺术建筑来说，有着画龙点睛的妙用，而这八方匾额既恰到好处地表达出这座高耸入云的花塔各个层级的特色，又概括地体现了它那穿云插天、九垓一览的高昂气势，是不可多得的文艺杰作。把当年孙中山见过的这些匾额恢复过来，定能使这座中外驰名的佛教艺术建筑——花塔更加生色。

五、“与国同春”——孙中山先生勖勉报界人员的题字

辛亥革命推翻清政府后，中山先生因形势所迫，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以革命尚未成功，仍以国民一分子身份，周游各省，广事宣传，以期唤起群众，把革命进行到底。

在唤起群众上，孙中山对报界人士特别寄予深切的期望。1912年5月初，孙中山自福州抵达广州。广州、香港等地报界人士于5月4日联合假座东园(故址在今越秀南路，系一所具有文化公园性质的巨大庭园)开会欢迎，孙中山在欢迎会上致辞勖勉报界人士，恳切指出“舆论为事实之母，报界诸君又为舆论之母，望诸君认定宗旨，造成一健全之舆论。”时革命党人冯自由等在香港创办《大光报》，以广东全省(包括香港、澳门)及国内外各大城市为行销对象，孙中山特给它题赠“与国同春”四个大字，勉励它为民主共和国的巩固和发展而大造革命舆论，务求“与国同春”，也就是要与民主共和国共存共荣。孙中山在勖勉广州、香港报界人士的同时，为新创办的《大光报》题赠“与国同春”四个大字。

不少报界人士没有辜负孙中山的期望，刚正不阿，为巩固民主共和国而尽到应尽的责任。其中尤以《大光报》执着“与国同春”的精神持正义以抗强权，威武不屈，甚得读者好评。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俄国爆发革命，成立社会主义政府，世界观感为之一新。《大光报》敏锐地觉察到社会主义已经登上世界舞台，适时地站在时代的前列，开展以“社会主义与中国”为中心的宣传活动，予读者以社会主义及劳工解放问题的新知识，颇能唤起社会各界人的注意，也受到孙中山赞许。

1920年1月，《大光报》发行年刊，孙中山应邀为之撰《大光年刊题词》，借报名“大光”立论，申述报刊对国家与人民责任。题词说：“……光明者，不外是使人认识实在，认识真理之工具。苟有工具而不用，或遗其实而鹜其名，则无益而有害。抑且以光明与人者，其功固大而责任亦重。苟挟其成心而以先入为主，则非光明主义，而祸患将由是而始。‘大光’之名吾固深喜之，而又望其能与人真实之知识，互助之精神，不负其名也。”这篇题词进一步发挥了“与国同春”的含义。

六、香港西医书院与孙中山的革命哲学思想

孙中山先生从1887年开始在香港西医书院(今香港大学医学院)攻读医学，至1892年以各科考试均满一百分的成绩名列第一名毕业，获医科硕士学位。其毕业证书由教务长康德黎亲笔注明各科满分字样，并由校长及教员十三人，试官八人及牧师、书记署名，由香港总督罗便臣于1892年7月23日亲自发给。

孙中山先生在香港西医书院毕业后，即于澳门、广州等地悬壶济世，成绩斐然，人咸誉为国手。孙中山先生在香港西医书院学习五年，奠定了他坚实的医学专门知识的基础，同样奠定了孙中山先生的革命哲学思想的基础。关于这个问题，分析研究的还不多。

香港西医书院系广东南海人何启按照英国大学医学院制度创办的医科专门学校。何启早年留学英国，得医学博士学位及大律师证书，回国后任香港议政局议员，兼执律师业务，又在香港西医书院教授医学、法律等科目，在报刊上发表过很多批判封建政制的论文，后来汇编为《新政真诠》出版。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思想和活动，受他的影响不少。后来，孙中山先生发动的乙未广州起义，对外宣传和起草英文的宣言书，也得到其大力帮助。

孙中山先生在香港西医书院所学的科目：第一年有生物学、植物学、物理学、化学、解剖学、生理学、药物学、临床诊察。第二年有生理学、解剖学、医学、病理学、外科学、妇科学、产科学。第三年以后，学科渐减，仅有法医学、公共卫生学、实用初级外科，但外科、产科的课时及内容均有所增加，特别偏重实习(见罗香林：《国父之大学时代》)。从这里可以看到：孙中山先生在香港西医书院的五年学习期间，所学的几乎尽为自然科学，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必须通过实习才能掌握的医学知识。这种以自然科学为基础的、着重实践与理论结合的教育，一方面使孙中山先生能够较完全地接受与封建思想对立的近代科学思想，另一方面又锻炼了孙中山先生注重实践的精神，推动了孙中山先生理论联系实际的知行学说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孙中山先生一生注重实践，哪怕是阐发革命理论，也决不无的放矢，为理论而理论。把孙中山先生历年的着述、演讲与中国近代史联系起来观察，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孙中山先生发表的言论，总是针对革命的实际问题，或者为完成某一种实际任务而发。如孙中山先生于1918至1919年所写的《孙文学说——知难行易说》，据他自己说是“恐今日国人社会心理”，“依然有此知之非艰，行之维艰之大敌横梗其中，则其以吾之计划为理想空言而见拒也”，“故先作学说以破此心理之大敌”。因而提出“知难行易”，鼓励人们努力去“行”，从实践中求知识。孙中山先生这种着重实践的思想，与他在香港西医书院所受的着重实践的科学训练，无疑有着密切的关系。

孙中山先生在香港西医书院学习期间选读的课外读物，对孙中山先生革命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同样有所影响。据孙中山先生当时的同学关景良忆述：孙中山先生在香港西医书院的学生时代，最喜欢看《法国革命史》和达尔文的《进化论》，对后者尤感兴趣。1897年，孙中山先生写信给英国剑桥大学翟尔斯教授说：“文早岁志窥远大，性慕新奇……于中学独好三代两汉之学，于西学雅癖达尔文之道”。《孙文学说》(知难行易)这部哲学名着，就是孙中山先生根据达尔文的《进化论》和他过去所学习到的自然科学知识(主要是在香港西医书院学习的科目)写成的。这部哲学名着阐述了世界的起源和人类的出现，是自然历史的行程，不承认有任何来世的力量和上帝、神等的存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部哲学名着中有关“知”、“行”关系的论证。孙中山先生在这部分的论证中，引用各种科学的发展过程，论证了“行”的作用，阐述了“行”在“知”先，“知”在“行”后，从实践中，也就是“行”中求得知识，运用知识考验实践，不断探求、不断进步的哲学原理。这是孙中山先生革命哲学思想的精华，也是他一生勇于抛弃过时的、旧的方案，探求和接受革命的、新的方案的认识论的根源。

由此可见，孙中山先生在香港西医书院所受的教育，对他的革命哲学思想的影响。

七、中山先生和中山装

中山装自1923年诞生迄今，五十多年来一直是中国男子最通行和喜欢穿着的服饰。

谁是中山装的创始人?他就是中国的民主革命家孙中山先生。

1923年，中山先生在广州任中国革命政府大元帅时，感到西装不但式样繁琐，穿着不便，又不大适应当时中国人民在生活、工作等方面的实用要求，而中国原来的服装(对胸式短衫袴，大襟式长衫等)，既不能充分表现当时中国人民奋发向上的时代精神，在实用上也有类似西装的缺点。于是主张以当时在南洋华侨中流行的“企领文装”上衣为基样，在企领上加一条反领，以代替西装衬衣的硬领。这样一来，一件衣服上便兼有西装上衣、衬衣和硬领的作用，又将“企领文装”上衣的三个暗袋改为四个明袋，下面的两个明袋还裁制成可以随着放进物品多少而涨缩的“琴袋”式样。孙中山先生说，他这样改革衣袋，为的是要让衣袋放得进书本、笔记本等学习和工作的必需品，衣袋上再加上软盖，袋内的物品就不易丢失。孙中山先生设计的裤子是：前面开缝，用暗纽，左右各一大暗袋，前面一小暗袋(表袋)，右后臀部挖一暗袋，用软盖。这样的裤子穿着方便，随身必需品的携带也很适用。

协助孙中山先生创制中山装的助手名叫黄隆生，广东台山人，原在越南河内保罗巴脱街开设隆生洋服店。1902年12月，孙中山先生到河内筹组兴中会，偶入其店购物，相与攀谈。黄隆生获悉当前顾客即为革命党领袖孙中山先生，大为倾倒，恳切要求参加兴中会，为革命出钱出力，1923年随孙中山先生在大元帅府任事。孙中山先生设计中山装时，曾请他帮助和负责缝制，顺利地制成了世界上第一套中山装。

当中山先生穿上自己设计的、也是世界上第一套中山装时说：“这种服装好看、实用、方便、省钱，不像西装那样，除上衣、衬衣外，还要硬领，这些东西又多是进口的(当时这些东西多是从外国进口)，费事费钱。”从这里也可以看到，即使在服装这样的日常生活用品上，中山先生也是立足于从本国的实际条件来考虑的。这种自力更生的精神，是永远值得人们学习的。

中山装由于具备好看、实用、方便等优点，所以一经孙中山先生提倡，就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

星期四，我们学校举行了一场趣味运动会，比赛项目有：拍皮球、乌龟爬和头顶沙包跑。上完了第一节课，王老师带我们到一楼的红色区域，比赛就开始了。

第一个项目是拍皮球，我们班得了第四名。第二个项目是乌龟爬，很可惜，我们班和第一名之差了四秒钟。第三个项目是头顶沙包跑，我也参加了，刚开始我们，可是渐渐地就被二四班超过去了，轮到我了，我急死了，拼命地跑，可结果还是输了，我难过极了，趴在桌子上，差点眼泪都掉下来了。

下次我们要好好练习，争取得第一名。

由于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生态文明建设提升到更高的高度，因此环境控制目标将会在“十三五”规划里作为重点内容，而实现环境控制目标就要在一定程度上牺牲高污染企业的GDP，因此“十三五”期间的GDP增速有望低于“十二五”规划时期的GDP增速。有媒体测算过，要实现2020年GDP比2010年翻番的目标，年均增速维持在6.6%即可。

最高领导层在各种场合曾多次表示，GDP增速高一点、低一点不是问题，问题的关键是要保持比较充分的就业，同时民众收入要实现稳步增长，因此就业以及收入指标也可能是规划的重点内容。

除经济指标进行调整之外，包括财税改革在内的各方面改革也有望成为“十三五”规划的重点之一。外界已经预期，人口政策方面也可能出现调整。另外，继“美丽中国”之后，“健康中国”的概念也有望上升为国家战略。

我的目光不由得停留在了这张照片上。

这是一张几年前的照片。在这张照片里，只有我和妈妈两个人。我亲热地吻着妈妈的脸。在我们的前面有很多好吃的，后面有一棵参天大树，还有许多红的黄的白的鲜花。

这件事发生在几年前我的生日那天。那年放了暑假，妈妈便带我到爸爸那里去玩。我们坐了很久很久的车。到的时候，一下车我整个人都恍恍惚惚的，有很多事都记得不怎么清楚了，自然，我也忘了那天就是我的生日。

我们吃过早饭，爸爸便去找他的朋友借了一个照相机，对我们说：“走，我们到花园中去走走。”我没有过多的话说，只是“嗯”了一声。可是我的心里却犯了嘀咕：这大热天的怎么会有花呢?

一路上，爸爸妈妈总是在说着什么，他们也不让我听。大概走了十分钟左右吧，我们就走进了一个花园。这里鸟语花香，风景优美，还有很多的人在野餐。这可把我给羡慕死了。走着走着，我们就走到了一棵大树下面。这时的我已经完全沉醉在了这花香之中。妈妈突然对我说：“你在这儿等我们一会儿，哪儿都别去。别人跟你说话你也别理……听懂了吗?一定要记住哦。”我有些不耐烦地说：“记住了，你们要干吗自己去嘛!”

妈妈他们不知道干什么去了，过了很久才回来。手里也提着许多东西，我想肯定是吃的。妈妈过来让我把眼睛闭上，我听话地闭上了眼睛。一会儿，妈妈叫我睁开眼睛，“哇!好多吃的呀!”摆在我面前的是一个很大的生日蛋糕，上面写着“生日快乐”四个字。蛋糕的下面是一张画着海鸥的蓝色餐布，蛋糕的周围还有很多我喜欢吃的水果和零食。这些全都是我想要的，包括和爸爸妈妈一起野餐也是我所期待的。正在我为这些食物而嘴馋的时候，妈妈对我说：“祝你生日快乐，宝贝。”我的心里无比激动。我开始还以为这是为别人准备的呢，没想到是我准备的。我兴奋地站起来，给了妈妈深深的一吻。这时候，“咔”的一声，爸爸照下了这感动人心的时刻……

看着这张照片，我好像又回到了几年前，回到了那个我最快乐的日子。

我爱我的妈妈，我爱我的爸爸，我爱这个温暖的家。

想着想着，我不觉得又往后翻了一张……

一个相貌、才情出众的少年，摆出美味佳肴来宴请客人。一个道人入坐不久，突然笑了起来，少年问他：「请问法师在笑什么？」

他回答：「我看到五万里外的山，山下有条河，有只顽皮的猴子掉入水中，所以忍不住笑了。」

少年知道他在吹嘘，也不说破，只让人在其它客人的碗上盛满各种好菜，却将饭盖在菜上端给他，因而他的碗中，只见饭不见菜。

这位道人看了，发脾气索性不吃了，少年问他为何不吃呢？他发怒瞪眼说：「碗里没菜，怎么吃？」

少年反问：「你看得见五万里外的猴子，怎不见眼前饭底下有菜呢？」

这位道人又羞又怒，赶紧跑了。

智慧小语：见远不见近，是一般人的通病。但是为了炫耀自己外在的能力，反而给别人知道自己内心的肤浅。爱炫耀的人实在应该好好反省！

接到乔羽的宝贝女儿国子的短信，我心里一动：多年不见，乔老爷和夫人佟琦，还有他们三个懂事的早已成家立业的孩子，现在怎么样了？国子在短信上说：“亲爱的妈咪，一切都好吧？9月12日上午9点在新闻大厦举办老爷子歌词研讨会，央视来录制现场，特请您作为嘉宾发言。您能来是我们全家人的愿望。请回复！爱您的国子。”

我立刻兴奋起来。这些年我年纪大了，过去常联系的朋友，渐渐地疏远了。而且，对方也一样，好像大家都躲在自己的世界里静静地老去。就连名气很大，过去经常抛头露面的人，比如乔羽乔老爷，也陷进了这个怪圈。想到此，我连忙给乔羽的女儿国子回短信：“亲爱的国子，我正盼望见到你们，谢谢你们全家人想到我，给我这个机会。你父亲乔老爷的歌词研讨会，我一定参加，雷打不动。”

但是，那天我还是食言了。问题出在我老眼昏花，把9月12日上午9点的研讨会，看成9月17日上午9点。偏偏在同一天同一时间，我还接到了冯牧先生逝世20周年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纪念活动的邀请，也指定我在会上发言。当我在中国现代文学馆深情追忆冯牧先生的时候，新闻大厦乔羽歌词研讨会给我安排的那把椅子，却让乔老爷全家人失望地空着。回到家再看国子的短信，我蒙了，不禁十万火急地向孩子道歉：“亲爱的国子，实在对不起，我把乔老爷的歌词研讨会误记成9月17号了！今天我去开完冯牧逝世20周年纪念会，再看你的短信，才发现我记错了日期。看来，我是真的老了，日子过得稀里糊涂。不过，老爷子的歌词有口皆碑，万众传唱，这比开任何研讨会都珍贵。而我不懂歌词艺术，即使参加研讨会也说不出什么来。但对老爷子及你们全家给我的情谊，我铭记在心。为此，我准备认认真真写一篇文章，倾心说说老爷子和你们全家人对我的关爱。”

笑眯眯的，那个几年前常在电视里出现的如同弥勒佛的乔老爷，没有多少人不知道。他写的歌词，可谓点石成金，广为流传，说他是中国歌词界的泰斗，是没有人持疑义的。不说他在“**”前为电影《祖国的花朵》写的插曲《让我们荡起双桨》，为电影《上甘岭》写的插曲《我的祖国》早已家喻户晓，成了中国歌坛的经典，只说20世纪80年代后，乘着改革开放大潮，他写的《牡丹之歌》《爱我中华》《难忘今宵》《思念》《夕阳红》《说聊斋》等等，哪一首不风靡一时，久唱不衰？郭兰英、李谷一、彭丽媛、毛阿敏、宋祖英，这些在国内风光无限的一线歌手，都是唱着他的歌红起来的。不过，我如此强烈地想写写乔老爷，却不是因为他的歌词，而是因为他的为人，因为他对我的滴水之恩。中国有句老话“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而我对他虽然没有涌泉相报之能，但涌泉相报之心还是有的。

乔老爷的滴水之恩那是40多年前的事了。当时比我大8岁的乔羽还年轻，才40出头。除了私下里，人们决不敢像现在那样开口闭口叫他乔老爷。既然叫了，他也会环顾左右，不敢答应。因为，那是个人鬼颠倒的年代，他和许多文艺界的著名人士一样，活得灰头土脸的。

清楚记得是1972年，“九一三”事件之后，我们这些因各种原因被迫离开北京的人，陆续回到北京。城里没有我们的窝了，都靠投亲访友过日子。我算幸运的，经胡华先生引荐，被中国革命博物馆收容。这是我一生中最窘迫也最狼狈的时候：父亲的冤案没有平反，年迈的母亲下放在江西鲤鱼洲，不知何时是归期，三个孩子因我和丈夫的感情破裂而处在骨肉分离中。难以启齿的是，国家经济萧条，商品奇缺，买粮要粮票，买肉要肉票，买布要布票，还有煤球票、肥皂票、白菜票什么的。我带着两个孩子，不仅没有这些票证，即使有，也买不起。因为我很久没有领到工资了，口袋里几乎不名一文。为了不饿着两个正在长身体的孩子，自己忍饥挨饿，节衣缩食，连午饭都省了。外出很少坐公共汽车，多远的地方都走着去。偶尔也使坏心眼，自己做一张假月票，趁人多的时候挤上车，拿出来远远地向售票员晃一下。售票员通常半睡半醒地趴在台子上，看都不看一眼。古人说一文钱逼死英雄汉，我是真正尝到了被钱逼死的那种感觉。可是，我还死要面子，怕人们知道指着我的脊背说：看，贺龙的女儿落难了，到了这种地步！

那年七八月的一天，天非常热，脚下的柏油路都被晒软了。我去给住在西便门附近的一个同事送药，不知不觉走到我母亲下放前住过的西便门国务院宿舍附近。忽然，一个高大的身影立在我面前，随后听见那人对我说：“这不是捷生吗？大中午的，天这么热，你去干什么？”我茫然抬起头，眼睛一亮，认出对方是大音乐家郑律成。他和我母亲住在同一个院子的同一栋楼里，母亲下放前我们在楼道或路上遇见他，还有他后来成为新中国第一位女大使的夫人丁雪松，常打招呼。

“吃饭了吗？”郑律成在确定站在他面前的真是我之后，不等我回答，又问。我望着他苦笑笑说：“郑叔叔，我没有吃午饭的习惯了。”郑律成看见我这副落魄的样子，明白我处境不好，叹息一声说：“不吃午饭怎么行？走，我带你去吃。”说着，他拽着我的手不由分说往既定的路上走。我个子小，身体弱，拽在他手里没有任何分量，只能由他。这样勉强走了几步，他松开手，自己在前面走，我在后面跟。

西便门国务院宿舍当年住着不少名人，有写过长篇小说《上海的早晨》的周而复，有截取过日本偷袭珍珠港情报、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立下大功的红色特工阎宝航……再就是郑律成，他大名鼎鼎，是中央乐团（中国交响乐团前身）的专业作曲家。整个院子里的人都知道他，不仅因为他是朝鲜人，还因为他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到了中国，在上海从事革命活动。1937年，他背着从朝鲜带来的小提琴到达延安，投身伟大的中国人民抗日事业。就是在这个时候，他请女诗人莫耶作词，谱写了著名的《延安颂》；请公木作词，写了更著名的《八路军进行曲》（1988年正式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在中国当代音乐史上，与冼星海、聂耳和田汉齐名。抗战胜利后，经过中央特批，他带着曾是抗日军政大学第三期女生队队长的妻子丁雪松回到了朝鲜，又写了朝鲜人民军军歌。要知道一个人能为两个国家的军歌作曲，在世界举世无双，因此享有“军歌之父”的美誉。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经周总理批准并征得朝鲜金日成首相同意，他随在中国驻朝鲜大使馆任外交官的妻子丁雪松一起回国，正式加入中国籍。人们津津乐道的是，1943年他与丁雪松结婚后，上了抗日前线，怀着身孕而留在延安的丁雪松不慎在雪地上滑倒了，引起早产，生下一个女孩。孩子生下后因为没有奶，丁雪松把他从朝鲜辗转上海带来的那把心爱的小提琴卖了，换回一头刚下崽的母羊，每天给孩子挤羊奶喝，这才把孩子救活了。郑律成从前线回到延安，有感于他的那把提琴救了他的孩子，给孩子取名为郑小提。后来郑小提也成了音乐家，在总政歌舞团创作室任创作员，也和大家一样，在西便门国务院宿舍进进出出。

这是在十年“**”中，社会乱哄哄的，文艺团体像郑律成这样的大作曲家，都被打入另册。郑律成更因为历史复杂而受审查，要求他每天去团里报到，中午在那儿吃一顿样板饭。因为中央乐团是样板团，团里的饭也叫样板饭。那时他50多岁，身体很好，从西便门去地处和平里的单位路不算近，每天骑一辆破自行车来回。

那天郑律成没有骑自行车，看来不是去团里，也不是从团里回来，他说带我去吃午饭，可是，既不往他家里带，也没有往街边的小餐馆带，更不可能带我去路途遥远的样板团吃样板饭。当时在小餐馆吃饭也要用粮票，我猜想他家里不开火，上餐馆也囊中羞涩，不知这顿饭怎么吃，吃什么。因此，跟着他在烈日下走，沿路我犹豫不决，走不是，不走也不是。在我的记忆中，好像穿过了半个北京城。

当他带着我穿过大街小巷，敲开大柳树一个破败院落的一扇普普通通的门的时候，我才知道，他把我带到了他的好朋友乔羽家。

乔羽的名字对于我来说，太熟悉了，简直如雷贯耳。因为我也是文学青年，喜欢“**”前的电影、小说、诗歌和歌曲，唱过乔羽写的《让我们荡起双桨》和《我的祖国》等电影插曲，还知道他是人人皆知的电影《红孩子》和《刘三姐》的编剧。在我心目中，这两项占一项就不得了了，而他两项都占了，太了不起了。

出现在我面前的乔羽，却不像我想象的那么高大，那么英俊。他个子不高，微胖，穿着一身颜色单调的衣服，才40多岁，但没有这个年纪的干练和锐气。让我感到奇怪的是，郑律成这么大一个音乐家来访，他也不特别热情，甚至有些无所适从。站在他身边明显高出他一头的妻子，反而气质高雅，衣着光鲜，头发梳得纹丝不乱；30多岁的人，还可以用亭亭玉立来形容。后来我才知道，乔羽从他工作的中国歌剧舞剧院下放在张家口，那天是偶尔回家的，碰巧被郑律成和我遇上了。而郑律成顺便带上我去找他，是给毛主席写了一封申诉信，反映他历史问题的清白，但他的汉字写得不好，想请乔羽给他抄一遍。

乔羽的妻子佟琦之所以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是因为她是满人，贵族出身，祖辈曾是朝廷的高级将领，人们在私下里都称她格格。据说顺治皇帝的佟妃，就出自他们家族。由于出身高贵，又有良好的家教，她言行和衣着与众不同，即使在那样极端的年代，也敢于标新立异，特立独行。在山东济宁故乡当过小学教员的乔羽，纯粹一介平民，1946年参加革命后，虽说上了晋冀鲁豫边区的北方大学，但那也是土大学。他之所以有今天，是一路吃苦耐劳走过来的。因此，当他站在佟琦身边，形成明显的对照，也因此他们戏剧性地过了一辈子。

看见大音乐家郑律成带着我在午饭时间走进家里，女主人佟琦表情木然，站在那儿不动，没有给我们做饭的意思。我又猜，她肯定有难言之隐，那时粮食定量，她家三个孩子，老大老二是男孩，正是胃口大开的年龄，多招待客人一顿饭，自己就得饿一顿。也是后来才知道，佟琦是中国文联医务室的医生，虽说有皇家血统，但她在单位仍属群众行列，再说，她的医生职业又是人们得罪不起的。因此，乔羽被下放了，她还能带着三个孩子留下来。但要管好这五口之家，她也得量力而出，精打细算。因为在文艺界听多了男女之间的风流韵事，她特别痛恨男人拈花惹草。

郑律成和乔羽坐在狭窄的客厅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我完全成了多余的人，那种气氛让我尴尬极了。郑律成突然意识到什么，指着里面的房间对乔羽说，老乔，我给你说几句话。两个人进去后，声音压得很低，嘀嘀咕咕一阵，乔羽冲着门外大喊，佟琦，你进来！女主人进去三两分钟，声音突然高起来：你个死老郑，有话怎么不早说呢？人家是公主啊！你看慢待她了。然后斩钉截铁地说，我出去买菜，割肉割肉！说话间，她已大步流星走回客厅，刚才还表情木然的脸春风荡漾。我惊惶地站起来，她风一样刮到我面前，压住我的两个肩膀说：你坐你坐，和老郑、老乔好好聊天，我去给你们割肉包饺子。

同样也是后来我才知道，郑律成和乔羽进到里屋，是向他解释，我并非佟琦痛恨的那种迎合男人拈花惹草的女人，而是贺龙元帅落难的大女儿。在命运上同样经历了颠簸的佟琦，听说我的身份和处境，大吃一惊，一股侠胆柔情油然而生，对我的态度突然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我还未从愣怔中回过神来，她已经提上篮子去菜市场买菜了。当时乔羽的供给关系不在北京，她和三个孩子每月每人只有二两肉票，她一口气全买了。回到家，不要任何人沾手，一个人在厨房里丁丁当当包起饺子来。我进厨房去帮她，她举起两只沾满面粉的手，用臂弯把我推了出来，说请你都请不来，哪能让你动手呢？

这顿午饭，我是含着泪水吃完的。八两肉包出的饺子，乔羽和郑律成基本上是蜻蜓点水。两个人只顾对付乔羽从床底下搜出来的一瓶酒，你一杯我一杯，装出很陶醉的样子。佟琦则坐在我对面，痛惜地望着我，不断地催促说，吃啊吃啊，老郑老乔喝酒，你不管他们。她还说捷生，你父亲贺龙是开国元帅，国家的大功臣，不会整死就整死了，总有一天要给他平反昭雪。今后的日子会好起来的。郑律成和乔羽也附和说，是啊，是啊，苍天有眼，将来一定会还贺龙元帅公道。然后劝我想开一点，把心放宽，先把孩子养大，把难关渡过去，相信总有云开雾散的时候。

听着这些暖心暖肺的话，我真想趴在桌上，放声大哭。

从此，我和乔羽成了心心相印的朋友，和佟琦更是亲如姐妹，她叫我公主，我叫她格格，两个见面无话不说。他家的三个孩子，对我以妈妈相称。当然，我父亲的冤案也很快被澄清了。1975年6月9日，在父亲含冤逝世6周年之际，在中共中央召开的“贺龙同志骨灰安放仪式上，周总理抱病从医院赶来致悼词。20世纪80年代，我回到了部队，老伴李振军担任武警第一任政委。乔羽的小儿子乔方（歌曲《红旗飘飘》的词作者）中学毕业后，没有工作，我和老伴想尽办法把他招到了部队。

可惜郑律成没有活到让我报答的这一天。那是1976年12月，刚刚粉碎”**“，张家口复排反映我父亲领导南昌起义的京剧《八一风暴》，邀请南昌起义将领的亲属和孩子们去观摩，郑律成也在邀请之列。从张家口回来的第二天，12月7日，喜欢撒网捕鱼并写过《川江号子》的郑律成带着侄孙女银珠和6岁的外孙剑锋去昌平京杭大运河捕鱼，突发脑溢血，栽倒在河边。偏僻的运河边根本没有出租车，两个年幼的孩子边哭边艰难地把他弄到岸上，拦了一辆三轮车往昌平城里送。但终因耽搁太久，我们的大音乐家再也没有醒来。得到消息，乔老爷极度悲伤。几年后，他在矗立在八宝山郑律成墓前的墓志上写道：”郑律成同志是一位将自己的生命与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结为一体的革命家。人民是不朽的，律成同志的歌曲也是不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