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名人作文(经典20篇)

陈道明拍戏有不少“怪癖”。怪僻之一是不脱戏服。一旦进入剧组，换上角色的衣服，陈道明就不会轻易脱下来。在《归来》的整个拍摄期，他一直穿着陆焉识的破棉袄，下了戏也不例外，回酒店时常常引来侧目。这个习惯并不是在拍《归来》时才养成的，从《康熙大帝》到《楚汉传奇》，无不如此。拍《楚汉传奇》是在冬天，陈道明就穿一条单裤，因为他觉得戏中的场景是在秋天，多穿一条裤子会影响视觉效果。就为这，拍完戏就得了重感冒。在片场他总是穿着刘邦那套戏服，永远是整装待发的样子。之所以如此。陈道明的理由是：“进入剧组后，演员要做的第一件事是把戏服穿成自己的衣服，把道具变成自己的手持物，只有这样，这些东西才能‘贴神’，而不像借来或租来的。”

陈道明演戏的另一个怪癖是爱站着。在片场，稍微大牌点的演员都有专属的椅子，供休息用，陈道明却总是站着。《楚汉传奇》导演高希希透露，陈道明在片场一站就是一天。陈道明的“站神”精神，让剧组上下都肃然起敬。“你说陈道明站着，我们谁敢坐下？剧组就集体陪站呗！”高希希笑着表示，这算是一部“站着拍完的戏”。排练话剧《喜剧的忧伤》也一样，第一天排了7个小时，陈道明就没坐下过。

这些别人眼中的“怪癖”，在陈道明看来，只是演员的职业特性。他说：“演员这个职业是有职业性的，职业性有时候要付出代价。不都是光环，不都是掌声和鲜花。演员不能只带脸进现场，一定要带着脑袋进现场，因为演员不是演脸的，而是演心的。”

世界着名推销大师乔·吉拉德。在15年中，他销售了13001辆汽车，平均每年卖出1425辆（每天4辆），这项纪录被《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收入并被誉为世界上最伟大的推销员。

吉拉德的成功并非与生俱来，35岁以前，乔·吉拉德是个彻彻底底的失败者。他小时候不喜欢念书，经常逃学，连高中都没有念完。更要命的是，他患有严重的口吃。为了生计，他甚至当过小偷，开过赌场。

在我人生的前35个年头，我自认是全世界最糟糕的失败者！走投无路时，吉拉德向朋友求得汽车销售员的工作。60年代，被喻为汽车城的全球汽车工业重镇底特律，有39家大型的汽车经销营业所，每家又各有几十名销售员，可说是全世界竞争最激烈的一处市场。没有丝毫经验的吉拉德就在这时候闯来了。

因为严重口吃，靠嘴谋生的吉拉德必须放慢说话速度，同时他更注意聆听客户的需求与问题。而没有人脉的乔·吉拉德，最初只靠着一部电话、一枝笔，和几页电话簿作为客户名单。只要有人接电话，他就记录下对方的职业、嗜好、买车需求等生活细节，虽吃了不少闭门羹，但多少有些收获。曾有人在电话中用半年后才想买车的理由打发他，半年后，乔·吉拉德便提前打电话给这位客户。就是靠着掌握客户未来需求、紧迫盯人的超常毅力，吉拉德从对手如云的底特律，杀出一条血路。

吉拉德曾在一次演讲中说道：很多人早上起床后，糊里糊涂地过了一天，不知道生活的目标是什么？还有人总在等待机会的到来，期望一条大鱼撞到自己怀里。上帝才知道这种人是否能成功？我绝对不做这种人！我每天都有目标，而且是前一天就计划好的。不管别人怎么摸鱼，我只管捕自己的鱼！

囊萤映雪

东晋人车胤，年幼时好学不倦，勤奋刻苦。他白天帮大人干活，夜晚便捧书苦读。可是由于家境贫寒，常常没钱买油灯，书也读不成了。他为此十分苦恼。

一个夏夜的晚上，车胤坐在院子里默默回忆着读过的书上的内容，忽然就发现院子里有许多的萤火虫一闪一闪地在空中飞舞。他忽然心中一动，要是把这些萤火虫聚集在一起，借它们的光不就可以读书吗？于是，他开始捉萤火虫，捉了十几只，把它们装在白纱布缝制的口袋里，挂在案头。从此，他每天借着萤光苦苦地读书。

今天我看了一本关于名人的书《名人传》，里面写了贝多芬、米开朗琪罗、列夫·多尔斯泰这三个人的故事，可有趣了呢，跟我一起去看看吧！

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列夫·托尔斯泰对伟人的回忆，里面讲了他不到十岁，父母亲就去世了，他就和哥哥一起生活，在这期间，每一天晚上，列夫·托尔斯泰不断地看书、读书、学习，因此，他比她哥哥厉害，能出版几本书，到了后来，有两个人收留了他们。

列夫·托尔斯泰他没有父母亲都这么厉害，而我们，有父母都不能这么厉害，还有他有时吃不了一顿饱饭，早餐甚至都没有的吃，而我们，顿顿都吃得饱，早餐也很丰盛，但这并不能使我们变得比他厉害。

我们平时应该多看书，多学习，要“温故而知新”，就好像，周末的空余时间，我们可以多翻开书本复习教过的课文。我们都要像列夫·托尔斯泰那样，做一个对我们祖国有用的人。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是的，俗话说得好，每一粒粮食的背后都有一个辛苦勤劳的农民。今天，我就来介绍一下我们村的一位农民——王大伯。

王大伯今年四十岁，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大了许多。他的皮肤很黑，短头发，经常戴一顶草帽，穿一件很旧的褂子，显得又瘦又矮。但他种起田来一点儿也不含糊。

他每天起早贪黑，到田里治农药、除草……干的是辛辛苦苦，也可算是兢兢业业。经过几年的努力，他已经种了几十亩田。从一开始一贫如洗到现在不愁吃喝。

王大伯不仅勤劳，而且充满了智慧。王大伯一开始不懂得种田的经验，所以吃了亏，但他一点儿也不气馁，到处请教别人，自己也买了关于水稻或其它一些和种田有关的书。自己不识字，就让家里人读给他听，然后用心钻研，终于掌握了一些技术和经验。他经常说：“种田看起来简单，学问确实有不少呢！”

有一次，大家买种子，家家户户基本上都买了同样的种子。只有王大伯和他们不同。有些人问他为什么买这种种子。他说：“凭我的经验，今年的天气适合这种种子。”果然，最后他收获的要比别人多很多。慢慢地他开始富裕了，最后用起了机械化。从此，他就成了我们村的名人。

种田虽然让王大伯辛苦了好一阵子。但最终还是得到了回报。真是苦也粮食，甜也粮食。

[我家乡的名人六年级作文

只见他“头裹芝麻罗万字顶头巾，脑后两个太原府纽丝金环，上穿一领鹦哥绿纻丝战袍，腰系一条文武双股鸦青绦，足穿一双鹰爪皮四缝干黄靴。生得面圆耳大，鼻直口方。”这就是我崇拜的历史名著中的名人，他是水浒108位战将中排行13的，也是梁山步军头领之首的鲁达，法名智深。他从历史中缓缓走来，您别急，听小辈向您侃侃而谈来。

那天，鲁智深、史进以及史进曾经的师傅―打虎将李忠，三人一起到酒楼谈论武艺，并认识了被镇关西郑大官人所强占的金翠莲。鲁达好打抱不平，于是便来到了状元桥，故意刁难这郑屠，先让他切精肉，再切肥肉，继而又要金软骨。就这样百般捉弄他，郑屠发现了这计谋，便发火了，于是和鲁达理论。却没想到最后落得个这样的结局“鲁智深三拳打死镇关西”。

后来鲁达为了躲避官司到达了智真长老所掌管的佛寺里，这“智深”便是长老赠予他的法号，后因在五台山犯了清规戒律被迫到大相国寺。主持智清让他去守菜园子。这期间他结识了一群泼皮无赖，常在一起吃饭喝酒。有一次在菜园喝酒，被一只乌鸦扰了心情，于是智深走到杨柳旁双臂抱紧大叔，把腰胯一扭把一棵杨柳树连根拔起，令这些无赖们佩服得五体投地。这就是“倒拔垂杨柳”。

鲁智深的好友―东京80万禁军教头林冲因得罪当朝太尉高俅而被发配沧州，途中跟随林冲的两个公人―薛霸与董超因受高太尉指示而一路刁难林冲。路过野猪林时，两个公人想：是时候动手了。便趁机把林冲绑在树上想害林冲，鲁智深因为不放心便一路跟着林冲，看见了这一幕，便从树上跳下来，用禅杖隔开两个公人的烧火棍，两个公人被吓得跪地求饶。随后智深便一直陪着林冲，担心他受害，一直护送到沧州七十里外。

鲁智深爱恨分明、乐于助人、机智勇敢、讲义气、好打抱不平、嫉恶如仇，但不滥杀无辜。为金莲三拳打死镇关西，桃花村教训周通，野猪林里救林冲，自始至终都干的是行侠仗义的事。人们说他是莽和尚，实际上他才是真正的“智深”最后的大彻大悟和坐化，充分体现出他才是水浒中真正的明白人。

在一个风花雪月的日子里，我踏着乱琼碎玉，看见了一位拿着目测不轻的禅杖的和尚，他身长八尺、腰阔十围。他对我说：“嗨，小孩，最近你们这里强盗猖狂，待俺去收拾他！”我猛然反应过来：智深还是那么爱行侠仗义！

罗曼˙罗兰是《约翰˙克里斯朵夫》的作者，在他的笔下始终贯穿一股英雄主义的激情，讴歌那些为理想而飞蛾扑火似完成自我实现的人物。《名人传》是他为三位在不同艺术领域里取得巨大成就的卓越的艺术家作的简要的传记，有乐圣贝多芬、画圣米开朗琪罗以及俄罗斯著名作家列夫˙托尔斯泰。与一般记述名人生平的传记不同，罗曼˙罗兰在这部三人传记里运用了史诗风格的写作手法，并未局限于对人物事迹的简要介绍，而是重点突出了对他们人生中的苦难的描述，以及面对苦难时所抱持的态度。读过才知道，在这样三位于各自领域内做出过令后辈高山仰止的成就的英雄心中，居然埋藏了那么多不为人知的痛苦。贝多芬的失聪，让他遭受了作为音乐家的最大的打击，他曾不只一次地陷入绝望，以至在成功指挥了一次音乐会后看到观众热情地向他祝贺，竟兴奋地昏了过去。

米开朗琪罗一生的悲惨命运更多来自于他软弱的性格，罗兰形容他的创作灵感就像天才爆发一样，几乎不需要特别的触动和培养，他就拥有了常流不竭的创作潜力。但米开朗琪罗除了捍卫他的艺术才能本身外，一生都在受别人的摆布，陷入过派系的纷争，还屈从于教皇反复无常的旨意，虽然在绘画和雕塑上都有惊人的作品问世，但就米开朗琪罗本身的想法来说，他未能将头脑里完美的构想真正地付诸实践。

个人想法的局限和外在的条件始终牵着他由一件作品的开工转向对另一件作品的注意，对不断追求完美的艺术家来说，草草收尾总是一种失败。更令他生活地雪上加霜的是，他个人的际遇也没有进入到一个安详平和的境地，纵有非凡的才华，手头却时时拮据，还要经常关照他不成器的孩子和侄子们，这个天才被平常琐事占去了大部分的精力，世俗的赞誉似乎也无力将他解脱出来，临到人生的终了他也觉得留下了太多遗憾。

人生总是这样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享誉文坛并被同时代的读者顶礼膜拜的列夫˙托尔斯泰也摆脱不了自身固有的矛盾，甚至在他成名后前来拜访他的崇拜者们把他随口说的一句话都奉为神谕时，托尔斯泰还没有追索到心中希求的境界。艺术家们在探索的道路上永无止境地更新自己、超越自己甚至否定自己，就像歌德笔下的《浮士德》那样寻求一个终极的完善。托尔斯泰可以说是那个时代超越民族局限放眼人类生存命题的大家了，他甚至启发了甘地施行了20世纪震动世界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他写出了《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这样的巨著，尽管后者的艺术水平较前者达到了更完善的境地，达到托尔斯泰成熟期小说创作水平的顶峰，但遗憾的是两部作品还是带有托尔斯泰式理想的局限性。 在作者看来，托尔斯泰是过于沉浸他宣扬的“博爱”主义的信条当中去了，因而在他晚年才会在研究基督教上花费了十足的气力，以至未能创作出更具超越性的作品。

艺术是要完全脱开了对现实生活的指导，未免会变成仅具有精致的观赏价值的空中楼阁。托尔斯泰一生富足，也不愿离开他出生的那个庄园，正因他贵族的出身，对下层古难的体察未免浅尝辄止，浮于表面，他对俄罗斯转型期间的社会矛盾认识不足，必然地与高尔基等革命作家划开了界限，类似与胡适与鲁迅之间以及鲁量了，才主张甘地采取“非暴力不合作”的态度，他对动摇封建主统治基础的态度也摇摆不定，索性投入到对宗教信仰的热望中去，这是源于思想基础的痛苦，同样折磨着名人在艺术完善的道路上必然要遭遇困境重重。

《名人传》给我们展示了被视为远景的艺术家的内心世界里挣扎的矛盾，一生里承受的思想纠结的压力，遭受到来自外界环境的挫折，有贝多芬的来自身体生理上的，有米开朗琪罗的来自性格和周围压力的，有托尔斯泰的来自内心追求与现实情形的矛盾的，困苦的形式有许多种，承受的心态却一往如常，只能解开心里的郁结，才进而可以突破强势的藩篱，由此也可见作用于内心的痛苦虽在表面上很少留下痕迹，但对这种矛盾的解脱还是要靠自己的逐渐撤限。献身于艺术的名人可能更难做到这一点，要亲手打破辛勤建立起来的局限的确有如切肤之痛，也当然地和名人的品性有关。如何看待突如其来或悄然成长起来的苦难，也能决定名人们在艺术的道路上能走多远，前人的经验，值得借鉴。

罗曼˙罗兰是《约翰˙克里斯朵夫》的作者，在他的笔下始终贯穿一股英雄主义的激情，讴歌那些为理想而飞蛾扑火似完成自我实现的人物。《名人传》是他为三位在不同艺术领域里取得巨大成就的卓越的艺术家作的简要的传记，有乐圣贝多芬、画圣米开朗琪罗以及俄罗斯著名作家列夫˙托尔斯泰。与一般记述名人生平的传记不同，罗曼˙罗兰在这部三人传记里运用了史诗风格的写作手法，并未局限于对人物事迹的简要介绍，而是重点突出了对他们人生中的苦难的描述，以及面对苦难时所抱持的态度。

周有光先生今年已110岁了。他对中国思想文化的贡献，典型地体现在其晚年精心结撰的学术随笔上。在85岁那年，周先生离开办公室，走出“专业的深井”，开始在无边无际的知识海洋里起航。他以读书为帆，以思考为舵，以写作为桨；他心无挂碍，目光如炬，跨越横蹊，脱离窠臼，对陈规戒律犁庭扫穴，对真知真理热情推介；他融汇文史哲经，吸纳古今文化，提出一系列真知灼见，并赢得“周百科”的称誉。

周老拥有比无数老年人和中青年更为清醒的思想。周老的学术随笔，纵论今古，时空交错，叙评结合，臧否人物，叙述从容，论理透彻。他说：“历史像一条河一样，河的上面有波浪，这个波浪受风的影响，一下子往东，一下子往西。你在这个波浪里面生活，弄得眼花缭乱，弄不清楚。我现在不研究河流上的风浪，我研究河流下面的潜流，潜流比较稳定，它的方向比较明白。我就是研究这个潜流，根据潜流，我假定一个理论，就是我自己认为可以讲清楚的，就是整个人类前进轨道是怎么回事。”

2007年，我担任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副秘书长，自此每年1月我都与学会领导一起，前往名誉会长周有光先生的寓所，为老人贺寿。后来，又先后数次陪同外地友人前往探望。每次拜会，我都被百岁老人的睿智谈吐、和蔼音容及独特的人格魅力所感动。

一次利用在北京开会间隙去探望周先生，先生微笑着说：“以前，都是从国家的角度看世界，所以观点各不相同。现在，应该从世界角度去看国家。光从中国角度看也是看不清的。”老人娓娓道来的这段话，絮絮如话家常，但认真回味，却如醍醐灌顶，令人警醒。这就是知识老人在世界观和方法论上的文化启蒙。我当时心中蓦然浮现“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的诗意图画——百岁老人高瞻远瞩的目光与安详淡定的神态，给我留下难忘的印象。

多年来，我尽量搜集并力求系统地研读周公关于社会文化的著述，俯读仰思，反复品味，常有豁然开朗的感受。随着阅读的深入，思想渐入佳境，视野、胸襟渐次开阔，视角、思维、逻辑以及对事物的观察、分析和评论，第一跳出僵化的窠臼，第二不再拘泥于微观枝节，而尽力在历史长河和世界范畴时空交叉的维度着眼、联想、比较、探研……这也许就是古人所说的“精骛八极，心游万仞”吧。自身的文化开蒙和思想升华，完全归功于周老“授人以渔”的思想点化和润物无声的文化推力。

关于努力励志经典名人故事：老友蔡澜

作者:金庸

蔡澜是一个真正潇洒的人。他率真潇洒，能以轻松活泼的心态对待人生，尤其是对人生中的失落或不愉快遭遇处之泰然，若无其事。不但外表如此，而且是真正的不萦于怀，一笑置之。“置之”不大容易，要再加上“一笑”，那是更加不容易了。他不抱怨食物不可口，不抱怨道路太颠簸，不抱怨女导游太不美丽。

他教我怎样喝最低劣辛辣的意大利土酒，怎样在新加坡大排档中吮吸牛骨髓。我会皱起眉头，他却始终开怀大笑。所以他比我潇洒得多。

老友蔡澜

除了我妻子林乐怡之外，蔡澜兄是我一生中结伴同游、走过最长旅途的人。他和我一起去过日本许多次，每一次都去不同的地方，去不同的旅舍、食肆。我们结伴共游欧洲，从意大利北部直到巴黎。同游澳大利亚、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之余，再去北美洲。从温哥华到旧金山，再到拉斯韦加斯，然后又去日本，最近又一起去了杭州。我们共同经历了漫长的旅途，因为我们享受互相做伴的乐趣，一起享受旅途中所遇到的喜乐或不快。

我小时候读《世说新语》，对于其中所记魏晋名流的潇洒言行不由得暗暗佩服，但后来却感到他们有些矫揉造作。几年前用功细读魏晋正史，方知何曾、王衍、王戎、潘岳等等大批所谓风流名士、乌衣子弟，其实猥琐龌龊得很。政治生涯和实际生活之卑鄙下流，与他们漂亮的谈吐形成鲜明对照。

我现在年纪大了，世事经历多了，各种各样的人物也见得多了，是真的潇洒还是硬扮漂亮，我一见即知。我喜欢和蔡澜交往，不仅仅是由于他学识渊博、多才多艺，与我友谊深厚，更由于他一贯的潇洒自若。

好像令狐冲、段誉、郭靖、乔峰，四个都是好人，然而我更喜欢和令狐大哥、段公子做朋友。

蔡澜见识广博，懂得很多，人情通达而善于为人着想。他琴棋书画、酒色财气、文学电影，什么都懂。他不弹古琴、不下围棋、不作画、不嫖、不赌，但对人生中各种有趣的玩意儿都懂其门道。于电影、诗词、书法、金石、饮食之道，他更可以说是第一流的通达。他女友不少，但皆待之以礼，不逾友道;男友更多，三教九流，不拘一格。

过去，和他一起相对喝威士忌、抽香烟、谈天，是生活中的一大乐趣。自从我去年心脏病发作之后，香烟不能抽了，烈酒也不能饮了，然而每逢宴席，仍喜欢坐在他旁边。一来习惯了;二来可以互相悄声说些在席上旁人看来不中听的话，共引以为乐;三则可以闻到一些他所吸的香烟余气，聊以过烟瘾。

蔡澜交友虽广，不认识他的人毕竟还是很多。如果读了我这篇短文心生仰慕，想享受一下听他谈话之乐，又未必有机会坐在他身旁饮酒，那么读几本他写的随笔，所得也相差无几。

星期五，妈妈帮我买了一本书，名字叫《中外名人故事》。回到家，我津津有味地看了起来。

这本书的出版社是光明日报出版社。看了这本书，我才知道，原来我有那么多故事不知道，知识真像海洋一样广阔啊！我一定要好好学习，要活到老，学到老。在这本书中我最喜欢的一个故事是《诸葛亮娶妻》，在故事里，我认识了两个新人物，一个叫诸葛亮，他是三国中的一位政治家。另一个叫黄月英，他长得很丑，但却很聪明。主要讲了诸葛亮年轻时满腹经纶，可25岁还没结婚。这时，有一位叫黄承彦的人觉得自己的女儿——黄月英很出色，想把她许配给诸葛亮，但黄月英长得很丑，不知道诸葛亮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谁知诸葛亮不以貌择妻，答应了这门亲事。婚后，黄月英对诸葛亮体贴入微，把家里的事管理得井井有条，还经常帮他想出很好的办法，帮诸葛亮解决问题。而且两人非常相爱。诸葛亮一生都没后悔娶黄月英。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有些人长得很丑，但他们的心灵很美，头脑很聪明，我们不能以貌待人。

“书是全世界的营养品。”这句话说的真对！我爱看这本书！

有关清明节的由来：相传在秦朝末年，汉高祖刘邦和西楚霸王项羽，大战好几回合后，终於取得天下。

他光荣返回故乡的时候，想要到父母亲的坟墓上去祭拜，却因为连年的战争，使得一座座的坟墓上长满杂草，墓碑东倒西歪，有的断落，有的破裂，而无法辨认碑上的文字。

刘邦非常的难过，虽然部下也帮他翻遍所有的墓碑，可是直到黄昏的时候还是没找到他父母的坟墓。

最后刘邦从衣袖里拿出一张纸，用手撕成许多小碎片，紧紧捏在手上，然后向上苍祷告说：「爹娘在天有灵，现在风刮得这N大，我将把这些小纸片，抛向空中，如果纸片落在一个地方，风都吹不动，就是爹娘的坟墓。」说完刘邦把纸片向空中抛，果然有一片纸片落在一座坟墓上，不论风怎N吹都吹不动，刘邦跑过去仔细瞧一瞧模糊的墓碑，果然看到他父母的名字刻在上面。

刘邦高兴得不得了，马上请人重新整修父母亲的墓，而且从此以后，每年的清明节一定到父母的坟上祭拜。

后来民间的百姓，也和刘邦一样每年的清明节都到祖先的坟墓祭拜，并且用小土块压几张纸片在坟上，表示这座坟墓是有人祭扫的。

清明节是国历四月五日或六日，因为它是定在二十四节气中，春分后的十五天，所以不是固定在国历四月五日，也不是以农历来决定。清明节也叫做民族扫墓节，是民国廿四年由政府明定的国定假日。中国祭祀祖先的历史由来已久，早在上古时代就有帝王、诸侯祭祀宗庙的仪式，到春秋时代孔子的墓祭，这些都属於贵族所特有的。到了秦汉以后，贵族制度末落，才有一般民众到祖先坟墓去祭祀的习俗。

一般清明扫墓可以分成两种仪式：

美国著名科学家富兰克林曾经说过：“你热爱生命吗？那末你就别浪费时间，因为时间是组成生命的材料。”诚然，一个人生命的价值在于他为社会创造的价值，但这种创造的价值却是随时间的延续来实现的。试想，历史上那些为人类创造出许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科学巨匠文艺大师，哪一个不是通过“惜时”把自己的人生体现得丰富而有意义呢？这里我们还是先听听他们自己的体会吧。歌德是举世闻名的大诗人，他的自述是他对时间的认识和感情的最好注脚：“时间是我的财产，我的田地。”

优秀共青团员张海迪，在不长的时间里就掌握了日语、英语、世界语等几门外语，完成了《海边诊所》的翻译。一个身体的三分之二都失去知觉的高位截瘫患者，一个残疾者的生命为何能释放出如此巨大的能量？焕发出如此夺目的异彩？原因之一不是由于她抓紧了分分秒秒的富贵时光，增中了生命的活力吗？

鲁迅的成功，有一个重要的秘诀，就是珍惜时间。鲁迅十二岁在绍兴城读私塾的时候，父亲正患着重病，两个弟弟年纪尚幼，鲁迅不仅经常上当铺，跑药店，还得帮助母亲做家务；为免影响学业，他必须作好精确的时间安排。

此后，鲁迅几乎每天都在挤时间。他说过：「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只要你挤，总是有的。」鲁迅读书的兴趣十分广泛，又喜欢写作，他对于民间艺术，特别是传说、绘画，也深切爱好；正因为他广泛涉猎，多方面学习，所以时间对他来说，实在非常重要。他一生多病，工作条件和生活环境都不好，但他每天都要工作到深夜才肯罢休。

在鲁迅的眼中，时间就如同生命。「美国人说，时间就是金钱。但我想：时间就是性命。倘若无端的空耗别人的时间，其实是无异于谋财害命的。」因此，鲁迅最讨厌那些「成天东家跑跑，西家坐坐，说长道短」的人，在他忙于工作的时候，如果有人来找他聊天或闲扯，即使是很要好的朋友，他也会毫不客气地对人家说：「唉，你又来了，就没有别的事好做吗？」

聚萤读书

车胤，生于晋朝，本是富家子弟，后来家道中落，变得一贫如洗。可是，他在逆境中却能自强不息。

车胤年轻时就很懂事，也能吃苦耐劳。他因为白天要帮家人干活，就想利用漫漫长夜多读些书，好好充实自己；然而，他的家境清贫，根本没有闲钱买油点灯，有甚么办法可以突破客观条件的限制呢？最初，他只得在夜间背诵书本内容，直到一个夏天的晚上，他看见几只萤火虫在飞舞，点点萤光在黑夜中闪动。于是，他想出了一个好法子：他捉来许多萤火虫，把它们放在一个用白夏布缝制的小袋子里，因为白夏布很薄，可以透出萤火虫的光，他把这个布袋子吊起来，就成了一盏「照明灯」。

车胤不断苦读，终于成为著名的学者，后来还成了一名深得人心的官员；那时候，每逢举行甚么集会或庆祝活动，如果车胤没有到场，大家就觉得扫兴。

法国思想家伏尔泰曾出过一个意味深长的谜："世界上哪样东西最长又是最短的，最快又是最慢的，最能分割又是最广大的，最不受重视又是最值得惋惜的；没有它，什么事情都做不成；它使一切渺小的东西归于消灭，使一切伟大的东西生命不绝。"这是什么？众说纷云，捉摸不透。

有一名叫查第格的智者猜中了。他说："最长的莫过于时间，因为它永远无穷无尽；最短的也莫过于时间，因为它使许多人的计划都来不及完成；对于在等待的人，时间最慢；对于在作乐的人，时间最快；它可以无穷无尽地扩展，也可以无限地分割；当时谁都不加重视，过后谁都表示惋惜；没有时间，什么事情都做不成；时间可以将一切不值得后世纪念的人和事从人们的心中抠去，时间能让所有不平凡的人和事永垂青史?

时间到底是什么呢？时间对于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意义。对于活着的人来说，时间是生命；对于从事经济工作的人来说，时间是金钱；对于做学问的人来说，时间是资本；对于无聊的人来说，时间是债务；对于学生、尤其是中学生来说，时间是财富，是资本，是命运，是千金难买的无价之宝。

张之洞 （1837-1909）是清末洋务运动的重要人物，他在兴办民用工业方面颇多建树。他先后创办了湖北织造局、汉阳铁厂，汉阳铁厂是当时中国规模最大的钢铁厂。他还创办了教授近代科学文化的两广书院。

张之洞生于官宦世家，从小饱读诗书，颇有学识。据传，同治二年（1863年），他参加殿试对策。当时，他掘弃一切格式和忌讳畅论时事，很得阅卷官赏识，欲点他为状元，后因慈僖干预，得了个第三名。

张之洞常年宫居高位，又满腹经纶，故自命清高。他喜欢与文人名士交往，对僚属多不放在眼里，属下多有不满，但又都无可奈何。有一位布政使颇有点名气，但也是张之洞的下级，也不为张之洞尊重，张多次对他失礼。这位布政使对张十分不满。有一次，他又去总督府拜见张之洞，谈完公事之后，向张之洞告辞。按清朝官场礼仪，张之洞应将布政使送至仪门，但张之洞送到门厅就止步停下了。这时布政使回过头来，故作神秘地对张之洞说：“请大人多走几步，下官还有儿旬话要告诉你。”张之洞认为布政使另有重要内容要说，就又陪着他走了一段路，还不见布政使开口，这时两人己走到仪门，张之洞不耐烦地问道：“你不是有话对我说吗？”布政便有点得意地说：“其实我只想告诉大人，按照礼仪制度，总督应该将布政使送到仪门，现在大人既以按规定把我送到仪门，就请你留步吧。”说完长揖施礼而去。张之洞听罢，气得说不出话来，但又不好发作，因为这位布政史所为符合清代官场礼仪的。

行家们说，钢琴大师克迪是最权威的莫扎特诠释者之一。他在上海的演奏是排在一个美妙的晚上。他的那份专注神情，就像在精心挑选珠宝。他的手指在划动“珠宝”时，发出了那么悦耳的声音。当他从座位上站起来，向鼓掌的观众行礼时，观众早已疯了。他们拼命鼓掌，希望再一次将他拖入加弹。几乎所有人都相信彬彬有礼的克迪还会献出他更好的音乐。然而，他一次次返回台上，一次次立于钢琴旁边，一次次行礼。他以最有礼貌的温柔方式，没有加弹任何一个曲目。观众费解了。这是迄今为止，惟一的一位不肯加弹的钢琴大师。

不媚俗，坚持音乐精神，坚持高品质的纯粹的追求，构成了克迪的独特的音乐品位和精神高度。即使是加弹，他也不肯！

翻阅1975年的《加拿大表演艺术》杂志，可以看到一篇题为《安东·克迪挑战名声》的评论文章。今天，他已经赢得了这种挑战：不管媒体如何冷嘲热讽，他就是不与大牌的唱片公司签约。并且，他宁可在加拿大北方的小型音乐节演奏，也不愿去萨尔斯堡或者英国的“Proms”音乐节。他就是如此清高，如此超然而脱俗。

他还有更绝的细节。他常常去一个叫做曼尼托巴的小镇上演出。那个小镇在加拿大最偏远的地区，交通也不便利，也不会有专门的车来拉钢琴。但是，他却宁肯将钢琴装到运货的粗糙大卡车上，在弯曲的山路上一摇一晃，逶迤而行。那个小镇才1500人，而出席他的音乐会的却有750人。他翻山越岭不辞辛苦只为了尊重这750人。他是为音乐为真音乐而生的。

据载，他有一次专程去了一个地方演出，那里是查罗德皇后岛。他去那里演奏仅仅是为了一个人——一个老太太。这个老太太听过他的录音，便给他写信，希望他能够来她的小镇演出。而老太太以为他这么知名的钢琴家不会来的，永远不会来的。但是，她想不到他一接到她的信，就真的来了。这个老太太面对他的演奏，很久不敢相信眼前的真实。

读了这部《名人传》后,他给了我很大的启发,他启发了我如何在困难的环境中去抵抗,去战胜它

罗曼·罗兰是这本书的作者,他是2世纪上半叶法国著名的人道主义作家他创作这2世纪之交的欧洲是一个骚动不安、弥漫着腐败风气的社会,是一个需要伟人的社会

这部《名人传》叙述贝多芬、米开朗琪罗和托尔斯泰www.99zuowen.com的苦难和坎坷的一生,赞美他们的高尚品格和顽强奋斗的精神

德国音乐家贝多芬、意大利画家和雕塑家米开朗琪罗、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尽管他们的事业不同,贡献不同,所处的时代和国家也不同,但都是各自领域里的伟人他们在肉体和精神上经历了人生的种.种磨难,却为创造不朽的杰作贡献了毕生的精力

自古以来,传记几乎都是记载名人的丰功伟绩,而《名人传》却使我们看到了他们和常人一样有他们痛苦、挣扎和矛盾罗曼·罗兰指出认识那个是艰苦的,生活里充满了贫困、忧虑、孤独和辛劳,人们却比此隔膜,不懂的互相安慰,所以他要写作《名人传》,要把伟大的心灵献给受苦受难的人们,使他们得到安慰和鼓舞

这就是非比寻常的《名人传》

贝多芬是一个伟大的音乐家，但是童年的他很少感到温馨，他耳朵失聪，这种疾苦一直伴随贝多芬多年，可是他并没有向困难屈服，仍然坚持与病墓抗争。

有一次，贝多芬在维也纳举行一次演奏，在贝多芬出场前，人们就已经很激动了。当贝多芬出场时，群众五次鼓掌，更有人哭了起来。贝多芬也为此感动得晕了过去，大家把他抬到申德勒家，他不吃不喝，直到第二天早晨。盈利很少，音乐会不曾给他挣多少钱，物质生活依然如故。他贫穷交迫，孤独无依，可是他战胜了痛苦，战胜了疾病。

因此他已达到了终身期盼的目标，已抓住欢乐，这似乎已经在他心中留下了光荣的印记。贝多芬不仅完成了《第九交响曲》，还完成了《第十交响曲》的初稿。

在此后的几年中，最然环境恶劣，却往往有一副崭新的面孔，嘲弄的、快乐的、积极的。

然而死神终于来了，他患了肋膜炎性的感冒，终于在维也纳病倒了。

耳聋对于音乐家来说是无法弥补的伤害，不但影响工作，而且使他过着孤独的生活，还受到敌人的欺负。但是，贝多芬没有退缩，他坚强不屈，勇敢地与病魔作斗争，以积极的心态面对未来，终于，创作出了许多佳作。真了不起啊!

在我的家乡，几乎没有我们认识的名人，但要说班级中的“名人”，我的脑海中立刻浮现出了我们班的“最强大脑”——张子扬。

为什么张子扬同学会是我们班的“最强大脑”呢？因为张子扬头脑聪明，理解能力又强，在关键时刻可以稳住心。

那还是三年级时候的事，老师要在年级中选一位同学参加县里的“数学报”比赛。经过各种考核，层层筛选，最终确定了张子扬同学。张子扬同学一点也不紧张，而是胸有成竹，脚踏实地地准备比赛。从那一刻开始，他也更加勤奋。只要有时间，他就把《数学报》《计算能手》等等的数学练习拿出来做，遇到不会的题目，就会想方设法去解决。有时，因为准备参加考试，他晚上经常做练习到深夜才休息。第二天早早就起床看数学报。白天在学校的时候，一有空，他就把数学报拿出来读。

一个月的艰苦学习终于结束了。星期六那天，老师把张子扬同学送去参加比赛。一个小时的做卷时间，他轻轻松松地完成了比赛。三天过后，成绩出来了，他荣获了县一等奖。他为我们学校赢得了很高的荣誉。我们全校师生都以他为荣。

张子扬同学除了在《数学报》比赛中获得了优异的成绩，在其他方面表现也很突出。例如，他参加学校举办的成句接龙大赛、英语口语大赛等等都获得了优异的成绩。

“功夫不负有心人”。这句话说得一点没错。他不愧是我们班的“最强大脑”！今后，我也要向他学习，更加勤奋刻苦，争取更上一层楼！

今天，我把自己所摘抄下来的名人故事看了一遍。张海迪1995年出生在山东济南。他本来有着一个幸福的童年，父母都很喜欢她。可是天有不测风云。5岁时，因病胸部以下完全失去知觉，生活不能自理。

医生会诊认为，像这种高位截瘫病人，一般很难活过27岁。病情反复发作，5年中他被迫做了3次大手术，脊椎板被摘取6快，最后高位截瘫。就这样，原来天真活泼的小姑娘，现在只能整天并我在床上了。看着小伙伴们高高兴兴地一起跳皮筋，高高兴兴地一起背着包上学校，张海迪幼弱的心灵，被痛苦压碎了。她狠狠地捶打着自己失去知觉的双腿，悲伤地哭喊着：”妈妈，我要走路！我要上学！“这个时刻受到死亡威胁的年轻姑娘从没进过学校，童年起就开始以顽强的毅力自学知识，她先后自学了小学、中学和大学的专业课程。张海迪十五岁时随父母下方聊城莘县一个贫穷的小村子，但她没有惧怕艰苦的生活，而是以乐观向上的情深奉献自己的青春。在那里她给村里小学的孩子们教书，并且克服种种困难学习医学知识，热心地为乡亲们针灸治病。在莘县期间无偿地为人们治病一万多人次，受到人们的热情赞誉。

我的感想是：张海迪虽然从小就没有上过学校，但是她没有因为种种困难打倒，而是毫不退缩地迈出通向成功的步子。我觉得我们应该学习海迪的这种可贵的精神，永不退缩，坚持不懈，向成功之宝出发！

黄庭坚，字鲁直，是著名的“苏门四学士”之首。他的名字是中过进士的父亲给他起的，“庭坚”是上古时帝颛顼高阳氏的后裔“八恺”之一，有追慕古代大哲之意；以“鲁直”为字，是希望儿子像宋真宗时的直臣鲁宗道那样，刚直忠正。事后证明，黄庭坚果然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

宋哲宗时，在司马光的推荐下，黄庭坚被召为校书郎，负责撰修《神宗实录》。因为工作出色，被提拔为起居舍人，三年后出任宣州知州。只是他做梦也想不到的是，正是这本《神宗实录》，给他惹上了麻烦。

北宋中期以后，朋党之争有愈演愈烈之势。元祐八年（1093年）哲宗亲政后，在章惇、蔡卞等人的带动下，所谓的“绍述派”开始清算“元祐派”，黄庭坚被诬蔑成元祐一党。负责审查的蔡卞在鸡蛋里挑骨头，从《神宗实录》里搜罗出了千余条内容，认为是对神宗的非谤。于是皇帝下诏，令他入京，等候受审。

《宋史·黄庭坚传》里记载了这次“文字狱”的审讯情况。经史官们反复考查核实，仅剩下32件琐碎的表述还有待查清，其中黄庭坚所写“铁龙爪治河有同儿戏”，成了首要的问题，罪名是“大不敬”。所谓“铁龙爪”，是熙宁年间太监李公义设计制造的一种疏浚河道的工具，用它在河中挖掘泥沙，效果很差，劳民伤财，所以黄庭坚才有此记述。面对气势汹汹的诘问，黄庭坚淡定地回答说：“那时我正在北都任职，这件事是我亲眼所见，确实像儿戏一般。”整个庭审过程，他语气中没有丝毫忏悔之意，而且凡是有所查问他都照实回答，毫无顾忌，最后连过堂的人都暗地里伸起了大拇指，称赞他胆气豪壮。

结果事实没有成为问题，态度倒成了最大的问题，他因此触怒了皇帝，被贬涪州别驾，安置在黔州（今四川彭水）。

贬谪的诏书下达，左右的人都哭泣起来，黄庭坚却神色自若，倒头便睡，睡得还格外地香。旁人看他喜形于色，好心地提醒他说：“黔州乃是蛮荒之地，少有人烟，凡遭贬此地者，皆水土不服，不病即亡，你不仅不担心，还很高兴，是什么原因？”黄庭坚回答说：“四海之内，皆为兄弟，浮生若梦，来去无迹，凡有日月星辰明耀之地，无处不可寄此一生，又有何忧？”

即使被流放到了大西南，攻击他的人还认为他去的是好地方，诬他枉法，于是再被移至戎州（今四川宜宾）。黄庭坚淡然处之，只是一身正气的他对官场已不再抱有希望，他取别号“山谷道人”，将更多的精力寄托在诗歌、书法、禅学修养等雅好上。从此，中国的历史上，少了一位为民请命的清官，多出一个在艺术领域纵横捭阖的大家。

黄庭坚在《书缯卷后》一文中，道出了自己为人处世的准则，他说：“士大夫处世可百为，唯不可俗，俗便不可医也。或问不俗之状。老夫曰：难言也。视其平居无以异于俗人，临大事而不可夺，此不俗人也。”意思是说，一个人处世做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能俗，俗了便无药可医。什么是不俗呢？还真不好说，看他平时与普通人无异，然而临大事的时候，他的气节却不可剥夺，这就是不俗之人。

因为不俗，所以优秀，黄庭坚就是因此而为人所铭记吧。

家教：包拯为官公正清廉，被老百姓尊称为包青天。他担心家人子弟利用权势贪污腐化，因而自述家训：“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者，不得放归本家;亡疫之后，不得葬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

铭教：宋代诗人苏东坡的长子苏迈赴任县太尉时，苏东坡送给他一个砚台，上有他亲手所刻的砚铭：“以此进道常若渴，以此求进常若惊;以此治财常若予，以此书狱常思生。”

鞭教：岳云12岁参军作战，一次骑马下坡，没注意地形，人也栽进沟里。岳飞喝令按军法鞭打岳云，众将求情不允，责打百鞭。此后岳云刻苦训练，勇猛作战。1134年攻打随州时，挥舞80斤重的铁锤，首当其冲第一个登城。岳飞教子的原则是：受罪重于士卒，作战先于士卒，受功后于士卒。

名教：1945年，革命老前辈林伯渠6岁的小儿子要读书上小学了。林老对儿子说：“上学，该有个地道的名字，我看你就叫‘用三吧!”儿子疑惑不解，林老解释说：“用三者，三用也，即用脑想问题，用手造机器，用足踏实地!”

联教：无产阶级革命家吴玉章曾撰写一幅对联挂在堂前。上联“创业难，守业亦难，明知物力维艰，事事莫争虚体面”，教育子孙后辈要艰苦创业，勤俭持家，切不可铺张浪费，追求虚荣;下联：“居家易，治家不易，欲自我以身作则，行行当立好楷模”，指出做长辈的要时时刻刻以身作则，身教重于言教，处处做出好样子，成为后辈们效仿的楷模。

章程教：老舍先生的教子章程：一是不必非考一百分不可;二是不必非上大学不可;三是应多玩，不失儿童的天真烂漫;四是要有健全的体魄。总之，老舍先生认为，孩子不必争做“人上人”，虚荣心绝对不可有。

毕生与贫困相伴的作曲家，莫过于舒伯特了。

弗朗茨·彼得·舒伯特于1797 年1 月3 日诞生在维也纳近郊赫田塔尔。父亲是一位教师，也略懂一些音乐知识，会演奏一些乐器。他常常在业余时间里聚集一群音乐爱好者在家中举行音乐会，有时，还和家人一道演奏，以消遣自娱。舒伯特因此从小就受到了音乐的薰陶。在家人的演奏中，小舒伯特还要随时纠正父兄的错误。

家里子女众多，生活困难。舒伯特11 岁时，投考了食宿免费的康维特宫廷歌手学校。入校不久，舒伯特就担任了学校乐队的首席小提琴，有时还代理指挥。1812 年，又开始从著名作曲家萨利埃里学习理论。

舒伯特在寄宿学校时，名为免费，其实度日极为艰难。隆冬时，房内没有火炉，每日两餐也难以为继。舒伯特受冻挨饿，更没钱买谱纸用来作曲。多亏同学斯邦慷慨相助，才为他解了难题。

在校期间，舒伯特的作曲长进很快，1813 年为学校乐队写出《第一交响曲》，但不幸即在同年因变声离开了学校。为了分担父亲的家累，舒伯特来到父亲所在的学校任教。刻板的教书生活令舒伯特十分厌烦。他希望能辞去工作一心作曲，但辞职后便无以为靠，因此，只好勉难为之，为小学生们一遍一遍地耐着性子讲解拼音、文法。即使如此，舒伯特在音乐创作上仍然硕果累累，这时他又有四部交响曲告竣。1817 年，舒伯特终于铤而走险，毅然辞职，只身来到维也纳。

年轻天真的舒伯特哪曾想到，此时正值欧洲封建势力复辟后最黑暗的年代，维也纳的奥地利梅特涅政府更是反动势力的大本营，那里暗探密布，军警如云，稍有不慎，动辄获咎。舒伯特于一文不名中来到维也纳，无依无靠，只好做家庭教师谋生。不觉之中，结交了一群朋友。

舒伯特这般朋友都是具有民主思想、憎恶黑暗统治、热爱艺术的贫困青年。他们出入相随，在一起无所不谈。对于反动统治当局，更是大加抨击，毫无顾忌。舒伯特才华出众，正是其中的核心人物，深遭梅特涅政府忌恨。舒伯特与这些穷朋友，他们有饭同吃，有屋同住，不分彼此，相濡以沫。舒伯特是近视眼，11 岁起就戴起了眼镜，眼镜盒也是随身携带，须臾不离。有一天，突然发现眼镜盒失踪了，仔细一找，原来一位朋友拿去改成了烟斗，正用来吐雾喷云。

朋友之中有位画家，他的画室内有台钢琴，答应舒伯特可以使用。但画家本人也要在画室作画。为了互不干扰，俩人约定，凡画家不作画时，便张一面白布窗帘为号，舒伯特始得入内用琴。不想画家灵感一来，常把舒伯特的事情置诸脑后；或者虽未作画，也不免忘记践约。舒伯特一等就是好几个小时。这位可怜的音乐家只好踟蹰街头，磨炼自己的耐心。

政治环境的险恶，生活条件的窘迫，都未能阻遏舒伯特坚持音乐创作。有关舒伯特写作歌曲的几件轶闻，似乎都与小酒馆有关。或许自然而然就能够想到，小酒馆正是舒伯特和朋友们常爱光顾的好去处。

第一件事是说舒伯特独自出行，饥肠辘辘之下，不觉进了一家酒馆。就座后，他才忽然悟到自己身无分文，正要离去，看见餐桌上有一张报纸，随手拿来浏览。不想报上有一首小诗清新优美，动人心弦。诗中写道：“睡吧，我的宝贝，妈妈的双手轻轻抚着你??”。舒伯特心中的旋律随着诗句飘逸而出。他掏出纸笔，顺着思路，一气呵成。他坐在那里，反复吟唱，已浑然忘我。酒馆老板忙乱之中，忽然听到一阵歌声，寻声而至，才知道是一位青年在作曲。老板很喜欢这首新歌，希望青年人抄一份给他。舒伯特提出交换条件：一盘烧土豆。双方痛痛快快达成协议。谁能料到，这份用一盘土豆换来的手稿在舒伯特百年之后竟卖到四万法朗！

另一件事是说他和朋友在郊外一家小酒店聚会。一位朋友随身带着一本莎士比亚诗集，舒伯特便顺手拿来翻阅。在大家的谈笑声中，他已沉迷于诗句之间：“听、听、云雀在天空唱，太阳之神升起。他的马群在泉边饮水，泉边铺满了鲜花??”见诗生情，旋律悄然而至。舒伯特不禁说道：“多美的旋律，可惜没有谱纸！”一位朋友闻声便在菜单上画上五线，递给舒伯特。于是，一首优美的歌曲写成了。它就是当今我们都非常熟悉的《听、听、云雀》。也有人说这次写的是另外一首歌：著名的《小夜曲》。既是传说，不深究也罢。

关于《鳟鱼》这首歌也有轶闻。

据说这首歌是他半夜醒来躺在床上构思的。当时，他推敲已定，未及点灯便立刻探身起来，不料在黑暗中将墨水洒在谱纸上。这首乐谱的原稿至今仍然完好无损，上面还留着当年的大块墨水痕迹，可为佐证。

舒伯特一生作品颇丰，其中歌曲多达600 多首以上。他是18、19 世纪以来的第一位以优秀歌曲闻名于世的音乐家。他在歌曲中所表现的对被欺骗、被损害的弱者的同情，正和当时处在封建复辟巨大压力下的维也纳市民阶层的思想情感息息相通，这些歌曲又充分地吸收融合了当地民间音乐的特性，所以一经面世，便不胫而走，很快在维也纳广为流传。舒伯特的歌曲感情真挚，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词、曲、钢琴伴奏三者水乳交融、配合密切，为德国艺术歌曲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人们称舒伯特“歌曲之王”，毫不过誉。他还写有许多其他作品，包括9 部交响曲。因为作曲家过于贫困，这些交响曲在他生前一直未能有演奏的机会。

舒伯特与贝多芬都住在维也纳，长达30 年。贝多芬长舒伯特27 岁，舒伯特在宫廷歌手学校就读时，贝多芬早已名及遐迩，成为一代大师了。舒伯特非常崇敬这位伟大的前辈，但碍于腼腆，一直未敢登门拜望。后来，为了使作品出版顺利，出版商鼓动他去请贝多芬出面推荐。生计要紧，舒伯特终于壮胆而去。但时值贝多芬外出，他只好留下带去的作品怏怏而归。贝多芬在病中看到了这些作品，高兴地说：“这里有天才在闪光！”舒伯特闻讯后，大喜过望，连忙去拜见贝多芬。贝多芬这时已心力交瘁，极度虚弱，他握住这位年轻作曲家的手说：“我的灵魂属于你！”说完，便溘然而逝。在贝多芬的送葬队列中，有一位青年手持火把走在前面，因巨大的悲痛而不能自已。他就是才华横溢的贫苦作曲家舒伯特。

翌年，即1828 年的11 月19 日，年仅31 岁的舒伯特在贫病交加中离开了人间。人们按照他的遗嘱把他安葬在贝多芬的身旁，墓碑上刻道：“死亡把丰富的宝藏，把更美丽的希望埋葬在这里了。”

贫苦为什么总是与才华结有不解的缘份呢？

林毅夫，男，原名林正义，原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七、八、九、十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席，于2005年获选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2008年2月，被任命为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负责发展经济学的高级副行长。2012年6月，世界银行副总裁的任期已届满。林毅夫成为62年以来，首位来自欧美国家之外的世行首席经济学家。

事实上，他是地道的台湾本省人，当年曾是台湾军中宠儿，蒋经国专门接见他。时至今日，人们仍难以理解，是什么使他抛妻离子，放弃前程，冒着生命危险，“泅渡”回大陆。随后他的人生经历也传奇般的被改变，事业如是，姻缘亦如是。

1946年以来，首次有中国人走上这个以现代西方经济学奠基者的名字命名的国际顶尖讲坛。林毅夫没有意识到，数日后，在10月离任的前任世行首席经济学家、法国人弗朗索瓦·布吉尼翁来电询问，是否愿意成为他的继任者？世行为挑选新的首席经济学家成立了一个小组，布吉尼翁是其中的成员，他并不是以个人身份发出邀请。

“我感到惊喜。”林毅夫说，“世行是最重要的国际发展机构，它的首席经济学家是经济学家在国际上最高的公共职务，一般是大师级的学者担任。我出任世行首席经济学家，完全没有想过！”

这是一个不寻常的任命：62年以来，他是首位来自欧美国家之外的世行首席经济学家；而在30多年前，中国对世行的定义还是“美帝国主义操纵的经济侵略的工具”。

世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34年之前，他还是台湾最有前途的军官林正谊，驻防在金门最前线。

回来是一种理性选择

1952年，林毅夫生于我国台湾省宜兰县。1975年，林毅夫以第二名的成绩毕业于陆军官校正期生44期步兵科，随即留校担任学生连排长，第二年考上国防公费台湾政治大学企业管理研究所，1978年获政大企管硕士，随即返回军中。

由于他先后从军校和政治大学毕业，林正谊成了军中宠儿。蒋经国专门接见他，并嘱人关照。随后，他被派往金门，担任陆军上尉连长，负责接待外宾参观第一线连的任务。

1979年5月16日傍晚，上尉林正谊游过两千多米的台湾海峡，抵达对岸的厦门，更名为“林毅夫”。多年后台湾媒体披露，当时与他一同失踪的物品包括“两个篮球、一面连旗、一件救生衣、一个指南针”。他的家人事先毫不知情，第二个孩子还在妻子腹中。但有意思的是，23年后，台湾军方才发布了对其“投敌”的通缉令。

时至今日，人们仍难以理解：这个地道的台湾本省人，不需要蹈海以解乡愁之苦。而1979年的大陆，经历了十年动荡，经济凋敝，将走向何处，一切都未确定，亦非乐土。是什么使他抛妻离子，放弃前程，冒着生命危险前往？

一位北大学生回忆，林毅夫有一次谈及当年时曾说，“当时有一种强烈的感觉——祖国的统一和民族复兴的希望在对岸。再待在台湾，内心不安。”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今天林毅夫以这样的句子，解释当年的抉择，“得失之间并没有那么难。”

但也有另一种盛传的说法

在第一线连，林毅夫经常悄悄地收听大陆电台，对祖国大陆充满了无限向往。然而，台湾海峡如一道屏障，使他心中的“大中国思想”无法实现。

当时，上尉林正谊曾听人说，金东题旅部某连有一名搜索排长，曾成功泅水到对岸。当时这名排长事前向蛙人借了“蛙鞋”，只说要下海学游泳，泅水的当晚到一家小店吃了一碗绿豆汤，第二天一早对岸就广播，宣布那名排长“起义归来”。这个故事给了林毅夫极大的启发。

林身材高大健壮，平素爱打篮球，且技术超群。按照当时盛传的说法，1979年5月16日傍晚时分，林毅夫“假传演习命令”，下达宵禁令，由连传令兵通知沿海岗哨，不准驻防马山播音站的官兵在夜晚点名后走出营房；若发现有人下海游泳，严禁开枪射杀，以让游泳者顺利泅水“叛逃”对岸；即使听到枪声，也不准一探究竟。其实，那个“游泳者”不是别人，正是下达宵禁令的林毅夫。

林毅夫光着膀子，整晚都身着短裤，以打篮球消磨时间。随后，他悄悄地抱着两只篮球下了海，依靠篮球的浮力，加上强健的体魄，沉浮之间，他顺利到达祖国大陆。

他成为1978年后首位归国的经济学博士

或许是巧合，他回来后的两个月里，两项深刻影响中国未来的变革先后出现——1979年6月15日，万里在安徽凤阳县农村考察，肯定了当地农民自发的包产到户尝试；7月15日，争论不休中，邓小平决定“不争论”，宣布设立深圳等四个特区。

林毅夫此后的经历，依然不平常。为了解中国社会生活，他就读北京大学经济学系，只是，当时的国内，只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现代经济学的引进，还要在几年之后，此时的林毅夫，还不知他将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

世行则在第二年来到中国。1980年中国恢复了在世行的席位，世行开始派遣官员到中国，为中国政府培训干部。人们回忆，长期与世隔绝之后，最初的中外交流颇为生涩：边际成本(marginal cost)被译成“零碎材料的成本”；而收支平衡点(break even point)则是“破碎了摸平的一点”。

了解一些西方经济学又通晓英文的林毅夫赢得了意外的礼物：他为到访北大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舒尔茨担任翻译，对他印象深刻的舒尔茨主动邀请他到美国留学。

1982－1986年，在盛产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以自由主义和严谨的数理分析着称的芝加哥大学里，林毅夫“几乎四年没出校门”，从这个西方经济学的麦加开始了经济学家生涯。他的博士论文《中国的农村改革：理论与实证》被舒尔茨评价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经典之作。

1987年，放弃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教职和世行等多家国际机构的工作机会，林毅夫带着三十多箱英文资料回到中国，成为1978年后首位归国的经济学博士。许多人为他惋惜——中国没有研究伙伴，没有讨论和交流，甚至资料都难以搜集，如何做研究？“我都知道。可研究是什么？就是要对不能解释的现象给出合理的解释。中国有的是这样的经济现象，这是最重要的。”林毅夫说，关于回来的决定，他“一点挣扎都没有”。

同样从海外回来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卢锋说，他赞同林毅夫的一个说法，“我们不要完全讲牺牲精神。回来是一种选择，是认为从长期而言对自己有利的选择。经济学的理性要用在经济学家自己身上。”

清华－布鲁金斯中心主任肖耿至今记得林当年的忠告，“做研究如同给木板钻孔，从薄处入手更容易有收获。”对中国经济学家而言，勿庸置疑，回到中国是理性选择——这里是“经济现象的金矿”，而1980年代的西方经济学界，少有人了解中国。

二十年来，几乎没有休息日，林毅夫不知疲倦地掘金。现实也慷慨回馈：改革开放以来，他最早在国际顶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数量可观。回到本土，以规范的经济学方法研究本土问题，并为国际承认。“他是我们的先行者。”肖耿说。

破镜重圆在他乡

林毅夫失踪时，已是一个三岁儿子的父亲，妻子陈云英腹中又身怀六甲。

陈云英与林毅夫第一次见面是在大学联谊会上，当时陈云英就读于台湾政治大学中文系。他们一见如故，后来两人有了更多精神上的接触和沟通。尽管双方家庭的差距很大，但陈云英从林毅夫的言谈中，觉得林毅夫是个关怀民众、胸襟宽广的人，内心为之深深吸引，以至于陈云英总有一种“他就是我”的感觉。

1975年，陈云英毕业后，林毅夫送给她的毕业礼物是一套中国锦绣河山画册。陈云英很快即与林毅夫结婚，第二年生下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

陈云英在一所中学里教授语文。一天下课回到家里，林毅夫给陈云英端来一杯开水，然后坐在她身边，一本正经地说：“如果我不见了，你可能要像王宝钏一样，苦守寒窑十八年……”陈云英以为只是一句玩笑话，没想到1979年5月16日夜里林毅夫真的突然不见了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芝加哥大学荣誉教授舒尔茨的邀请，让林毅夫于1982年，赴美留学。踏上美利坚国土地后，林毅夫立即通知在台湾的妻子来美国相见。

突然接到林毅夫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的消息，陈云英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她本已通过了两个托福考试，准备赴美读硕士。当陈云英辗转赶到美国见到丈夫时，两人抱头痛哭。

夫妻两人在一起仅仅几天，却又要分别了。林毅夫在芝加哥大学读经济，陈云英则到华盛顿大学读教育，两地相距甚远，很难经常见面。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他们的一双儿女，仍然留在台湾，要半年后才能接来美国。相聚的喜悦很快就被思念儿女的愁苦所压倒。陈云英上课之余，常常望着儿女的照片发呆，也常常泪水涟涟，她把所有的思念都融到了家信当中。孩子太小，认字很少，她就剪贴了一些漂亮的卡通画，经过加工，写些简单的汉字和拼音，让孩子们一看就知道这是妈妈从美国的来信。

半年后，一家4口终于在美国团聚了。陈云英从小受中国文化的熏陶，深知相夫教子为本职之一。于是她一边读书，一边抚育孩子。经常是陈云英一边两手按着打字机键盘做作业，一边把头转向孩子大叫：“别吵了，妈妈要读书。”陈云英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以一年半时间得到了特殊教育硕士学位的。她再读博士时，没办法时时照顾孩子了，只好把他们反锁在家里，这在美国是不允许的。无奈中陈云英只好嘱咐孩子：“妈妈不在家时，无论谁叫门都不要开，有人来电话，你们千万不要说妈妈不在家，就说妈妈在睡觉。”直到现在，她在美国的朋友还说：“我们都觉得很奇怪，你怎么老在睡觉。”就连陈云英的导师当时也觉得不可思议，这个勤奋的中国学生怎么老睡觉？

在美国的4年中，陈云英多次都是刚给孩子做完饭，几乎连抬头看一眼蓝天和阳光的工夫都没有，就接着跑进教室，身上散发出一股浓浓的中国炒菜味。她最终坚持下来了，拿到了两个博士学位。

1987年，在耶鲁大学经济发展中心工作一年后，林毅夫突然回到了中国，成为我国改革开放后第一个从海外归国的经济学博士。同年的6月18日，陈云英在通过博士论文答辩后的第8天，也追随丈夫回到了北京。

有“中国特殊教育第一人”之称的陈云英，多次受到国家教育部及残联的表彰，还被推选为全国青年联合会常务委员会常委、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委员。她多次与林毅夫一起参加全国政协会议，被人们称为“议政夫妻”。

如今，他们的一双儿女也已长大成人。大儿子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毕业后，赴美留学获得硕士学位；女承父业，从事金融方面的工作。

2007年，在被推选为台湾省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后，陈云英就跟丈夫开起了玩笑：你的经济学专业是研究怎么让人富起来，我的专业是让富起来的人怎么把钱花到该花的地方。”

“把白手套留在了芝加哥”

虽然林毅夫在国际经济学学术期刊上发表的论文，在全球华人经济学家中一直排名在前一二名，在国际上的排名也一直很靠前，但是，他并没有选择成为典型的学院派学者。

1987到1993年，他先后在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任职。从那时开始，为政府提供决策咨询、参与制定政策成为他的工作内容。他逐渐成为同龄的学者中离权力核心最近的几位之一。近年，“新农村建设”的建议者、“十五计划”和“十一五规划”的主要咨询专家等角色更使他为中国公众所熟知。

“芝加哥大学毕业后，最早回国参与中国现实经济政策研究，并没有担心研究现实政策问题会‘弄脏’名校毕业的‘白手套’。他把‘白手套’留在了芝加哥。”卢锋形容说。

走近政府、成为政府智囊，于林毅夫并不是困难的选择。这与他29年前的选择逻辑一致。他告诉记者，他从小喜欢历史，曾想成为历史学家，喜欢中国文化，也实践着中国文化对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定位。

他不介意人们认为他过于靠近政府，“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别人的评价不重要，把自己摆低一些，推动社会进步更重要。”当被问及独立的学者和智囊的角色，哪一个他更在意时，“独立的学者”，林毅夫丝毫没有犹豫地回答，只有作为一个独立的学者思考问题，才能对政府的决策有所贡献，这样才能称得上是智囊。“固然很幸运，有些建议后来被政府采纳成为政策”，但是，他说“不曾有在政府作出了决策后改变自己的看法去附和政府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