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动中国十大人物2020范文(汇集20篇)

年度感动中国人物播出了，看完感动中国，我真心觉得，闲着是罪恶的，浪费钱也是罪恶的。闲着，其实就是浪费时间，那么概括起来，浪费是罪恶的，应该怎么办?应该珍惜，珍惜生命，珍惜时间，珍惜金钱，珍惜资源。

郭小平心里，更看重的不是院长头衔，而是红丝带小学校长的身份，与此相关的是一个让全世界为之动容的名词“艾滋病”。

2008年11月15日晚，郭小平带队，红丝带小学的3位老师和12名艾滋病儿童一起参加了中央电视台12·1世界艾滋病日主题晚会的现场录制，与他们一起排演这个节目的还有两位防艾大使：我国著名歌唱家彭丽媛老师和表演艺术家濮存昕老师，濮存昕老师还是这所特殊学校的名誉校长。节目录制前，他刚刚跟孩子们同桌吃了晚饭。

晚会现场，主持人把话筒给孩子们，让每个人说出自己的心愿时，孩子们的眼睛都是湿的。其中一个小女孩叫翠翠，上台后一直在流泪，声音哽咽地说以后想做一名护士;胖胖的高个姑娘叫盼盼，说自己想当一名舞蹈家;小男孩文慧则神情坚定地说自己的梦想是当一名医学家，攻克艾滋病!

孩子们简简单单的几句话唤出全场所有人的眼泪，嘉宾哭了，主持人哭了，现场观众哭了，摄像师、灯光师的眼中也闪着泪花。我坐在观众席上，尽管上午刚采访了这些孩子，但还是忍不住再次为他们的命运流泪。郭小平说，想当医学家的小男孩特别聪明，特别爱读书。

想当舞蹈家的盼盼还为现场观众跳了一小段新疆舞，脸上绽放着羞涩的笑容。我在想，是什么让这些特殊的无辜的孩子，还能有梦想，有笑容?

台上，红丝带小学的名誉校长濮存昕正在把郭小平隆重介绍给现场观众和电视机前的亿万观众，聚光灯下，郭小平穿着一件不入流的普通外套，有点风尘仆仆的感觉，看上去不像院长，倒更像一个父亲、一个乡村教师的形象。

医院里办小学，解决两代艾滋病人受教育问题的有效尝试在中国，所谓二代艾滋病人，主要是指通过母婴传播的艾滋儿童，这些儿童的父母是艾滋病人、或者仅一方是，这些孩子的艾滋身份从出生那一刻起就被注定。

2008年10月30日，一项由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支持的调查对外发布消息，在中国6个城市的成年人中，存在着对艾滋病感染者的严重歧视。30%的受访者认为感染艾滋病的儿童不应该被允许和其他孩子在同一所学校上学;将近65%的受访者不愿意和艾滋病感染者住在同一所房子里;48%的受访者不愿意与感染者一同用餐。

尽管这种歧视在中国是被禁止的，但是歧视现象仍然普遍存在，严重影响着艾滋病感染者的生活，并对艾滋病预防十分有害。

此次北京采访中记者看到，郭小平和他的助手李学军(临汾传染病医院院长助理)、刘美婷(红丝带小学音乐老师)、张新平(红丝带小学文化课老师)，还有刘倩(红丝带小学生活老师)，吃住行都与这些孩子们在一起。而刘倩本人既是志愿者，也是一名不幸的艾滋病毒感染者。郭小平对这些孩子的称呼是“我的娃们”。

郭小平：“对艾滋病宣传初期，见诸于媒体上的报道往往与道德、伦理的沦陷相关，从而造成人们的误解。实际上艾滋病患者被传染的渠道有三种：一是母婴，二是血液，还有就是性传播。在山西，通过性传播感染艾滋病的很少，多数艾滋病人是通过卖血和输血途径所传染。艾滋病患者首先是病人，应该给他们以起码的同情。但是媒体和社会往往忽略了这点。所以我认为，对艾滋病患者要做的不仅是治疗，更多的是关怀，这才是最主要的。比如这些艾滋病孤儿，还在母亲肚子里时，就染上了艾滋病病毒，成为血液传播的第二代受害者，这是一群命运坎坷，备受病痛折磨的弱势群体，他们需要社会的关怀，需要我们的正视，需要像健康孩子一样上课、游戏、生活。否则，一旦他们在冷眼和歧视中长大成人，将会对社会构成很大威胁，那时再想教育就晚了。”

采访中获悉，那个晚会上想当护士的小姑娘翠翠，刚来医院时患有强迫症，舌头伸出来总也收不回去。翠翠只在小学念了一年书，当时身边的同学都指着她说她有艾滋病，远远地躲着她，翠翠长时间被这种环境包围，所以性格很孤僻，不爱见生人。到病区几个月后，翠翠就不再吐舌头了，胆子也大起来。去年的“六一”儿童节前夕，我去红丝带小学采访时还看到了翠翠表演的舞蹈。

有数字显示，全球1/6的艾滋病相关疾病死亡和1/7的新发感染HIV是15岁以下的儿童。而在我国，据统计感染艾滋病的儿童大概有7万人。多么让人震惊的数字。相较之下，临汾红丝带小学的十几个孩子毫无疑问，当属这个群体中的幸运儿。他们成了医院的孩子，医院不仅为他们看病，还建了一所充满欢声笑语的小学。2006年，郭小平亲自领着他的“娃们”去看了北京天安门;2008年初，这些“娃们”在郭小平的张罗下，又飞到海南岛，圆了“看海梦”;今年的北京之行，郭小平去之前就想好了，要让娃们走进“鸟巢”和“水立方”。

郭小平：“关爱本身就是一种最有效的教育，因为这是一个特殊群体。我们要教会他们怎么做人，要让他们从小就树立‘到我为止，不再传给别人的理念’。这些孩子很快就步入青春期了，他们要扰乱社会后果难料，所以现在必须接受教育，而且是特殊教育，要让他们知道将来如何生存。所以这些孩子的教育重点在道德，然后才是技能教育。如果我们不重视艾滋病第二代的教育，势必会出现第三代、第四代……非常可怕。在无疫苗的情况下，我们必须重视道德教育。

对艾滋病人的关心，不能心血来潮，哪怕一天只做一件事，就是花十来块钱买几根铅笔，几个面包，或是帮患者洗澡，都是关心他们的表现。像濮存昕老师，他对这些孩子的关心就非常真实，每年他都会给红丝带小学五万块钱，用于给孩子买衣服、或生活补助。只要有时间，他还会来临汾看看这些孩子，和他们一起吃顿饭，不是作秀，而是就坐在一个餐桌上同吃一盘菜。

艾滋防控这块必须有这样一批人努力的去做，才能让人类在最快的几十年或是几百年内控制艾滋病，否则的话，艾滋病一但爆发将完全不可收拾。”

绿色港湾模式，让艾滋病患者在“生产自救”的同时进行“心灵自救”

自1985年，中国发现第一例艾滋病患者到今天，23年过去了，官方数字报告的中国艾滋病感染者增长到约70万人。2007年，约有5万新发感染和2万与艾滋病相关的死亡。预计有12万到15万艾滋病感染者需要接受抗病毒治疗，而目前仅有4万人接受该项治疗。这4万人中，就包括了先后在山西“绿色港湾”艾滋病区接受救治的1000多名艾滋病患者。

这是一篇北京媒体《新京报》的报道——

2004年6月，临汾传染病医院“绿色港湾”艾滋病区的全体医护人员涌入丁师傅爱人的病房。那天是他爱人的生日，医护人员专程买了一个大蛋糕，买了鲜花，还点上了生日蜡烛。

在“绿色港湾”，丁师傅的爱人第一次听到别人祝福她“生日快乐”。她特别开心，还唱了几首歌答谢大家。生日过后，丁师傅爱人的病情有所好转，心情也开朗多了。发现自己成了艾滋病毒感染者后，她还从来没笑过。“她有勇气活下去了。”丁师傅说。

大年三十的时候，丁师傅的爱人，还收到了郭小平送的100元红包。正月初一，几位患者及家属还吃到了医护人员包的饺子。

小患者苗苗最喜欢护士周亚琴，每次她下班回家的时候，苗苗都要拉住她的手，让她带好吃的。她每次上班，苗苗都会在大门口等她。周亚琴说，“苗苗把我当成他的亲人了。”

在患者眼里，院长郭小平从不穿白大褂，不戴口罩和手套。他平均一周来“绿色港湾”一次，每次都要坐到患者床前问寒问暖。“一点也不像领导，没有架子，很随和，就像熟人见面一样。”一个患者的母亲说。

为什么要给患者发红包呢?我把这个问题抛向郭小平。

郭小平：“我们要让患者感觉这里像一个家，所以取名为‘绿色港湾’。绿色寓意着生命，港湾就是家。得了这个病的患者思想压力都非常大，必须让他们乐观一点，鼓起生活的勇气，这样对治疗才有好处。从一开始，我们就非常重视艾滋病人的心理治疗。我们倡导医护人员和患者‘结对子’，医院其它病区的医护人员也会轮流到‘绿色港湾’值日，我们还号召医护人员在节假日和周末把艾滋病孤儿带回家，让这些娃们也能感受到家庭温暖。不少患者在‘绿色港湾’治疗后可以出院，却舍不得离开这个地方。”

听上去，这个“绿色港湾”好像是艾滋病患者的世外桃园，但是据了解，“绿色港湾”模式一经媒体报道，就引起了争论，焦点在于是否应该对艾滋病人采取隔离措施。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它的创建人郭小平又是怎么想的呢?

郭小平：“是患者的贫困、心理压力和传染病医院的客观情况，构成了病区搬迁的理由。临汾市传染病医院是山西省4家艾滋病治疗定点医院之一，原来的艾滋病病区设在医院本部，艾滋病病人不敢出门活动，担心遇到熟人知道自己得了艾滋病;加之艾滋病患者的免疫力较低，在传染病医院易与其他传染病患者发生交叉感染。一旦交叉感染，艾滋病患者就很危险。很多患者过早死亡是因为并发症死亡，并不是因为艾滋病毒。

2004年7月，我们自筹150万元将以前的SARS隔离区改建成‘绿色港湾”将艾滋病患者全部转了过去。从2004年7月24日建成至今，该病区共收治艾滋病患者120多人次。该病区的艾滋病患者只需要负担生活费用，住宿、治疗都免费，患者可以自愿入院，来去自由。”

记者去过一次“绿色港湾”，在开满芍药花的田野上，离临汾市区大概十公里的车程。我们完全可以把它形容成一个风光旖旎的田园式病区。一个患者告诉我：“在市里，别人都躲着我们，弄得我们都不敢出门。在这里，大家都是这个病，没有谁躲着我们走。我们还可以互相交流，有空还可以玩一玩。”来自病区的一份资料表明，来此地就诊的患者中，95%都是农民，每天的生活费对他们来说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在市内住院，他们每天都要到街上买饭吃。而在这里，院方盖了四个灶台，他们可以自己做饭。

2004年7月是“绿色港湾”开诊的日子，这里也被称之为“艾滋病人生产自救区”，患者在这里可以获得免费治疗，得到家庭般的看护，有了更大的生存空间，他们的家属还可以通过为病区打工来维持生活。

在这里打扫卫生的、烧锅炉的、维修房屋的、种菜养猪的，都是患者家属。

丁师傅的妻子1997年5月在做一次手术时因输血感染艾滋病，6年后开始发病，住进临汾市传染病医院。当时传染病医院还没有向艾滋病患者提供免费治疗，住院一周，就花费1，000余元，只好出院。“我当时都绝望了。”丁师傅抹了抹眼角的泪。

2004年5月12日，丁师傅接到院长郭小平亲自打来的电话，说传染病医院现在对艾滋病患者实施免费治疗，希望他们能尽快到医院就治。

“我永远记得这一天。”丁师傅说，当时，他就挑上一些小麦，带了500元钱，带着妻子赶到了临汾市传染病医院，并随后到了“绿色港湾”，丁师傅还获得一份兼职工作————洗床单被罩、打扫卫生。天气变冷后，他又干上烧锅炉的活，每月 600元。此外，丁师傅还带领五六个病人在病区内的土地上种药材，院里也给每个人发放了相应的劳务费。

“绿色港湾”占地面积90亩，除1，500平方米的建筑及院落外，其余均是可耕地。去年，他们收获了3万余斤玉米，大部分都分给了医院的工作人员和患者及家属。大白菜也收获了不少，除当福利分发，留下自用部分外，其余的都卖掉了。丁师傅一家人吃的蔬菜，有很大一部分是自救区自产，都是免费的。

“绿色港湾”病区主任乔吉平说：“种植蔬菜和中药材，都是缓解经济压力的手段之一。去年，院方购买了150吨煤，用于烧锅炉取暖，医院的开支很大。而且医院不收患者一分钱，除国家免费提供的药物外，国家规定要收的床位费，医院也免了。”

我看到，这里共有36间病房，每间病房两个床位，带有独立的卫生间。此外还设立了治疗护理区、行政后勤区和被誉为全中国最有爱心的学校————红丝带小学。治疗护理区内除病房外，还为患者及其家属设有活动场所，如VCD娱乐活动室、图书室、乒乓球馆等，用于丰富患者及家属的文化生活。

实践中的困惑

郭小平：“最大的困惑是经费问题。“绿色港湾”虽然只是我们临汾传染病医院的一个病区，但却承担着全省差不多90%的艾滋病人救治工作。国家对艾滋病人的“四免一关怀”政策中，有一条是对农民和城镇经济困难人群中的艾滋病患者实行免费抗病毒治疗，对艾滋病患者遗孤实行免费就学。也就是说，政府及国际基金组织所给予的援助多数用于艾滋病人的抗病毒药物治疗，而山西的艾滋病人几乎都是社会最底层的农民，本身就面临着温饱问题。比如红丝带小学的孩子，不少是孤儿，还是艾滋孤儿，他们的生活谁来负担?医院每年要往绿色港湾这个病区投100多万元，才能保证这里的正常开诊。在这里生活、工作和接受治疗的医护人员、病人和红丝带小学的孩子们眼前就面临着严峻的冬季取暖问题。建筑是当时搬迁时医院自筹资金建的临时过渡房，一直想盖新的住院部但是到现在资金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现在锅炉又坏了，要想解决又得一笔开支。大家都知道，艾滋病人最怕感冒，这么冷的天气，取暖问题解决不了，对他们的身体最不利。医院很困难，确实很困难。

对艾滋病人的诊断问题我也想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我们国家把诊断的权利交给疾控中心，医院没权利诊断艾滋病。但是我觉得诊断和治疗也应该是医院的事情，而不应只由疾控中心来做，因为疾控中心没有行医权。今年我们医院就发生了一件事：一个病人在2005年通过疾控中心的血液化验报告，得出的结论是艾滋病患者，今年在我们医院要做一个胆囊手术，令人尴尬的是手术中发现，他体内的HIV为阴性!这下我们都着急了，一个标准复查两遍，最后送到本地疾控中心，结果都是阴性。现在这个检验已经通过省里送往北京，到现在还没有结果。病人很焦急，每天都要问我有没有结果，问自己到底是不是艾滋病患者。因此我觉得，关于艾滋病，现在存在检查、治疗和预防不衔接的问题。

再就是艾滋病的防治资金中，“防”大于“治”，治疗资金严重不足。国家每年的艾滋病防治资金大都用于预防。我们病区到目前为止已经接收艾滋病患者1，000多人，各项开支非常多，每年需要几百万元，但从建立至今，卫生部和省里提供的资金较少，我们的医护人员与国内外同行交流经验的机会也很少，很难及时掌握艾滋病治疗和管理的前沿信息。我虽然管理着这个病区，却从来没有机会参加学术交流，更不要说其他医务人员了。

艾滋病人动手术难也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问题。今年，山西一个艾滋病患者因患子宫肌瘤要动手术，竟然没有医院敢接收她，后来还是在媒体的帮助下才解决了这一问题。这种情况很容易造成艾滋病人隐瞒病情，悄悄去综合性医院做手术，这样无疑会增加艾滋病在综合性医院的传染几率。如果国家能形成一套关怀、治疗、疏导病人的办法来规范艾滋病治疗，就为艾滋病治疗医院提供了指导。”

采访结束，郭小平忧心仲仲的表情，还一直在眼前闪动。他所创立的“绿色港湾”发端于医院工作人员的善良之心，很多工作靠每个人的主动奉献，这样的人文关怀具有多少可持续性?郭小平的艾滋救治实践是否还有创新空间?对此，我们充满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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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杨乃彬8个月大的时候因病失聪，从此，这个黑龙江的三口之家，为儿子的明天，走上了一条异常艰辛的路。

陶艳波本不敢眺望太遥远的未来。她先是去北京学习唇语，回来后不厌其烦训练儿子。整整3年，当那一句含混不清的“妈--”从儿子嘴里说出时，陶艳波和丈夫相拥而泣。儿子7岁那年，她毅然辞掉工作，随儿子一起走进了小学校园。她决心以自己的陪读，为儿子赢得与健全孩子同样的教育。从小学一年级到大学四年级，整整16年，陶艳波成了杨乃彬的“同桌的你”。

小学的课程相对容易，陶艳波面临的考验在于体力。课间，她得陪着孩子们蹦蹦跳跳。上课时，为了不影响后面的孩子听讲，她坐在一张很矮的凳子上，一堂课下来，累得腰酸背痛。乃彬看不清老师的口型，急得满头大汗。为了让儿子跟上进度，陶艳波必须把上课的内容全部记下来，课后，放慢速度再给儿子讲一遍。

乃彬小学六年级时，陶艳波和丈夫倾尽家财，为他做了人工耳蜗植入手术。初中三年，陶艳波既要学习越来越难的功课，还要给儿子进行声音训练。2008年，乃彬收到重点高中录取通知书的那天，陶艳波笑了，班主任却抱着她哭了:“这3年你太不容易了!”

更不容易的是接下来的高中三年。复杂的方程和定律，让年过40岁的陶艳波学得异常吃力。“如果我不懂，他就更不懂了。”为了让儿子考上大学，陶艳波成了全班最用功的学生，“一下课就缠着老师问问题，有些题目一想就是一宿。”

2011年，失聪的杨乃彬终于走进了大学校门。“别家的孩子19岁考入大学，我家的孩子也是19岁考入大学。”说起自己的儿子，陶艳波充满自豪。

如今，乃彬已经是个懂事的男子汉，为减轻家庭经济负担，他勤工俭学，为同学提供快递服务。他那青春的脸庞，洋溢着自信的微笑。

当道路越走越宽，48岁的陶艳波会在今后的日子里，给自己订立什么规划么?“感动中国”的采访环节，主持人敬一丹提醒陶艳波：“比如旅游啊，美容啊……”陶艳波并不接茬，又把话题回到儿子身上：“我的希望就是，他以后能够融入社会。儿子的幸福就是我的幸福。”母子俩一起唱起了《世上只有妈妈好》，听力受限的乃斌无法找准音调，但这依然是最让人动容的演唱。在舞台上唱歌，这是乃彬打小的心愿，也是妈妈帮他圆了又一个梦想。

母子俩能收获今天的成功和荣誉，离不开一个人--乃彬父亲的全力支持，“感动中国”也把他请到了现场。“既然生下他，就要对他一辈子负责。”陶艳波和丈夫的坚定共识，支持着他家走过风雨，走向阳光。

一个山区，生活苦难，一百多个孩子只有六个老师，朱敏才老人家去山区救助儿童，当上了英语老师，他和他的妻子一去就是十年，朱敏才身体不适，过几天突然晕倒了，在山区学校的路上晕倒了。这是默默奉献的夫妻，在他们眼里，信念比生命还要重要。十年辛苦，积劳成疾，才会突发脑溢血，孙丽娜老师在“感动中国”舞台上捧着奖杯说：“感谢贵州的老百姓，使他们圆了我们的支教梦”，。感动中国给予了朱老师和孙老师五个字：为霞尚满天，是啊，他们为了山区的孩子读书，放弃了安逸的生活，十年中，一年也不会回家吃过团圆饭。他们宁愿住在简陋的房子里，也不愿住楼房。

“炎黄”是一个熟悉的名称，但这是他的化名，谁都不知道他的真名字，他常常出钱捐助幼儿园、敬老院等，他不说出真名，只是在一旁默默的帮助他人，他的真名是张纪涛。他与妻子住在一个普通的房子中，他一生也不知道捐助了多少人，这种精神难道不值得我们学习吗?

母爱是天下最深的爱，陶艳波把爱完全发挥到了极限，他的儿子杨乃彬因为发烧导致耳朵失去了听力，从此，陶艳波成了儿子最好的同桌，一同桌就是十几年，如今杨乃彬考上了大学，这一切都离不开母亲啊!

看了《感动中国》后，我收获到了那种默默奉献，不求名利的精神。

由潘建伟院士带领的中国科技大学量子技术科研团队近日发表最新研究成果，在国际上首次实现十光子纠缠，再次刷新了光子纠缠态制备的世界纪录。这也是今年该团队继发射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后，再次创造世界纪录。尽管已经成为国际上量子领域的引领者，但潘建伟仍然十分谦逊。他说：“目前我们国家只有在一两个点走在世界的前列，还不敢说领先，量子技术要达到国际上广泛认可的领先还要花10~20年。”

鬼魅的超距作用

此前，八光子纪录同样由潘建伟院士带领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量子技术科研团队中陆朝阳、陈宇翱等研究组成员创造，并保持4年之久。该团队的“多光子纠缠和干涉度量学”去年还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并成为历史上获此殊荣最年轻的团队。

多粒子纠缠操纵作为量子信息处理基本能力的核心指标，能够系统性地应用于量子通信、量子计算等多个研究方向，一直是国际角逐的焦点。此次研究成果还将应用于大尺度量子信息技术。

“多光子纠缠”，顾名思义，就是让多个光子产生纠缠，这是利用光子做量子隐形传态和量子计算的必要前提。量子力学中“纠缠”指的是多粒子的一种叠加态。当两个粒子发生纠缠，就会形成一个双粒子的叠加态，也就是一个“纠缠态”。在没有外界干扰的情况下，无论两个粒子相隔多远，纠缠态都可以存在，因此量子纠缠曾经被爱因斯坦称为“鬼魅的超距作用”(spookyactionatadistance)，并以此来质疑量子力学的完备性(因为违反了他提出的“定域性”原理)。但是，后来每一次实验都证实了量子力学的正确性，非定域的量子纠缠可以存在，定域性原理必须舍弃。

中科院量子信息与量子科技前沿卓越创新中心、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上海研究院副研究员张文卓在回答第一财经记者解释时表示：“随着量子信息学的诞生，量子纠缠成为量子通信和量子计算的核心。”

十光子的意义

张文卓表示，针对量子信息处理尤其是光量子计算的需求，纠缠的光子数自然是越多越好。在实验上，光子纠缠需要对光子源产生的光子通过各种光学干涉的方法来获取，这就是“多光子纠缠”和“多光子干涉度量学”成为一个整体课题的原因。产生纠缠的光子数越多，干涉和测量的系统也就越复杂，实验难度也就越大。

把双光子干涉产生纠缠的方法层层累加，扩展到更多的光子，就可以形成更多光子的纠缠。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公开资料显示，潘建伟团队从2004年开始，一直保持着纠缠光子数的世界纪录。2004年在世界范围内首次实现了五光子纠缠，2007年在世界范围内首次实现了六光子纠缠，2012年又在世界上第一个实现了八光子纠缠，并且保持该纪录至今。

由于光子产生和光学干涉测量的概率都是随着光子数指数上升，所以每增加一个纠缠光子，光学干涉系统就要复杂一倍，纠缠的产生难度也会随着光子数指数上升。该团队以多光子纠缠技术为基础，在自由空间量子通信领域实现了世界首个百公里级的量子纠缠分发和量子隐形传态，在量子计算领域实现了世界上首个光量子Shor算法和拓扑量子纠错。

但“多光子纠缠和干涉度量学”这仅仅是潘建伟院士团队的一部分工作。2016年，该团队承担研制的世界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的发射升空，将实现世界首个星地间的量子保密通信和量子隐形传态。同时，缘于该团队技术成果的世界首个量子保密通信主干网络“京沪干线”也将于明年初建成。

京沪干线在路上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陈宇翱教授在12月24日的一场由潘建伟院士发起的“墨子沙龙”的科普活动上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京沪干线开通后就将进入实质性的运营阶段。“比起开通，商业化运营意义更为重大，好比造了大楼得要有人住进来才行。”陈宇翱说，“接下来就不是学校的项目了，京沪干线本来就是实用化的试点，发改委支持产业化就是希望建了以后有人愿意花钱来买。如果有银行愿意付钱来用，才能算是真正的成功。”

量子保密通信对于金融领域的意义重大，那么银行究竟愿意花多少钱来买?据陈宇翱介绍，目前北京到上海的不带保密功能的裸带宽均价是带宽2.5G每年1亿元人民币，而新的采用量子保密技术的宽带能够提供100G的加密带宽，按目前的均价来计算，价值约40亿，而这仅仅是一家银行需要支付的价格。

潘建伟院士在墨子沙龙上表示，他的团队在未来会带给中国和全世界更多的惊喜。他介绍了目前团队在量子通信、量子计算和精密测量等方面的进展。潘建伟说：“量子通信技术通过加密后要传输任务，是直接面向应用的。量子科学实验卫星首先追求极高的指标，首试完成后，除了完成量子密钥分发，还要完成量子力学的检验以及地星之间的量子隐形传态。虽然量子隐形传态是面向未来的，是几百年之后的事情，但是我现在必须要开始想起来了。”

潘建伟还介绍称，除了量子通信之外，他的团队还在进行量子精密测量的工作。他举例道：“例如直升机在大海上飞行时可以看到水底下的潜艇的活动。按照现在的技术水平，陀螺装在潜艇里，过一两周就要浮上水面接受天上的北斗卫星位置的校准，而如果使用量子测量，一百天的误差也只有几百米，不用浮上来，也就不容易被发现踪迹。”此外，量子的精密测量还将用于癌细胞早期的监测、原子钟时间的传输等等。

目前量子通信和量子计算国家都已经成立重大科研项目。在量子计算领域，潘建伟团队已经和阿里巴巴合作成立了“中科院-阿里巴巴量子计算联合实验室”，在保持光量子计算世界领先地位的同时，将大力推动我国量子计算整体研究水平。

此外，针对未来星地一体化网络的建设、是否还将发射多颗量子卫星，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工程常务副总设计师、卫星总指挥、中科院上海分院副院长王建宇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量子的很多科学技术难点在墨子号量子卫星中已经得到解决，但是科学卫星是做实验用的，后一步怎么做，一定要有应用。高轨同步卫星就是下一步的目标，在更高的轨道上量子通信的时间增加，真正实现实用化。虽然在更高轨道的量子通信的传输技术上肯定有难度，但是我们现在已经讨论出技术解决办法，结果在5~10年后就会揭晓。”

王威，男，汉族， 1981年12月9日出生，本科学历，中共党员，现任教于兰考县小宋乡第三初级中学。王威同志，工作勤恳，爱岗敬业，为人正直，对人热情，多次被评为乡、县模范教师，先进教育工作者。他的主要事迹如下：

2011年腊月二十七上午九点左右，王威同志和他母亲去山东省看望亲人。返回途中经过小宋乡曲楼村南四明河上的一座便桥时，突然听到一名男子急促的求救声，听到喊声，他迅速下车，只见河水中一名男子被一辆机动三轮车的车把压住，丝毫不能动弹，正大声呼救。当时，北风呼啸，河水湍急，情况万分危急，王威同志不假思索，没有来得及脱去棉衣和棉鞋就跳了下去。冰冷的河水刺骨疼痛，他咬紧牙游到那男子的身边，用力挪动三轮车把，抓住男子的衣领使劲拖到岸边，把他救了出来。这时，那男子泣不成声地说：“我老婆还在三轮车下面!我老婆还在三轮车下面!”当时三轮车底部朝天，整个车子完全掉进两米多深的河水里，丝毫看不出他老婆在哪里。命悬一线间，时间就是生命。在这生死攸关之际，没有时间让王威同志犹豫，也许他犹豫的一霎间，可能一个人的生命就会消失。王威同志不顾刺骨的冰水随即跳下水，咬紧牙关，再次游到三轮车旁，和刚下水的另一名男子齐心协力，费了好大的劲，竟然没有掀动;紧急关头，他们再次鼓足劲，三轮车终于被掀了过来。王威同志急忙拂去河面漂浮的杂物，蹲下身去，一把抓住那名妇女，拉出了水面。可是，那个妇女已失去知觉，情急之中王威同他爱人用尽全力把她拖到岸上，对她进行抢救。惊喜的是那位妇女的手动了一下，人还活着，后来，在众人的帮助下她慢慢苏醒过来，这时王威同志心里松了一口气，才感到浑身冰冷刺骨，湿透的衣服已结了冰，冻得直打哆嗦，但是他的心里是暖和的，因为生命无价，他的一个小小举动拯救了一个人的生命。这时周围的群众越来越多，看到那位妇女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王威同志就开车悄悄离开了。 事隔几天后，他才知道所救的人是孟寨乡虎羊寨村村民牛建厂、刘玉玲夫妇，他们是为儿子置办结婚用品路过便桥时，不慎落入水中的。

后来，牛建厂、刘玉玲夫妇经多方打听才知道救他们的人是王威同志。就在2012年2月5号那天，他们领着孩子带着锦旗、礼品来到王威所在的小宋乡第三初中,紧紧拉住他的手说：“谢谢您，要不是您，俺两口早就没命了!是您给了俺俩第二次生命。”

后来，在兰考县宣传部、兰考县教体局、小宋乡党委政府领导的关心和支持下，兰考电视台一套、二套、三套，《兰考手机报》、《今日兰考》、《开封日报》、《教育时报》相继对他的救人事件做了宣传和报道。号召大家学习冰河救人英雄，最美乡村教师等。为了弘扬正气，进一步提高广大群众精神文明和道德素质水平。

由于王威同志事迹突出，2012年9月被评为兰考县优秀教师，‘’新长征突击手‘’，“师德标兵”，2012年11月，被评为河南省教育系统“身边的榜样暨2012感动中原”年度教育人物，2013年2月6日，被评为“感动兰考人物”之首。2013年3月被评为“开封道德模范见义勇为提名奖”。

今晚，我观看了2017年“感动中国十大人物”颁奖典礼，在这次的颁奖典礼中在平凡中坚持，成就了不平凡感动大家，感动中华儿女。

在感动中国节目中，带领科学家团研究科学家于敏;已退休外交官、放弃在城市生活、到贵州山区支教朱敏才、孙丽娜夫妇;带领乡亲们启程为南水北调工程做出巨大奉献的赵久富;为灾区捐款不愿意留真名的普通市民张记清;为了自己儿子跟其他小朋友一样能唱歌、跳舞，付出了很多母爱陶艳波等。我印象最深的是陶艳波。

陶艳波每天从早到晚，几乎都要陪伴在儿子杨乃彬一起学习。因为有一次发高烧导致耳膜出血，失去了听力能力。这给陶艳波和一家人很大打击。为了给孩子治病，他们走过很多的地方，但医生的结论始终让他们失望。她给儿子去学唇语，然后一点点地教儿子说话、识字。就这样，陶艳波辞职陪着孩子一起上学，从小学一年级到高中，母子一起学习。经过不断学习，杨乃彬也能比较正常地和人交流。现在他希望通过自己努力来回报帮助他们的人。

看完这颁奖典礼，我内心久久不能平静，一个平平凡凡的人，经过一点一滴，也能变得很伟大，我们要向他们学习，应该做出对社会有用的事，贡献出自己一份力量。

感动中国十大人物都是具有震撼人心、令人感动的人物。生活中，许许多多的人用自己那一点一滴的小事感动着我们，也感动着他人。

这些人物衬托着我们中华民族的文明，放飞追逐着我们的中国梦。感动中国，感动我们的心灵。中国梦，凝聚中华儿女的百年期盼，让感动中国十大人物，烘托我们美好的中国梦，支撑我们美好的中国梦。

用十大人物去感染中国梦，感染我们视觉，给我们心灵上的洗涤，精华我们的心灵。为了中国梦的实现，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让我们实现自身解放和自我超越。

感动中国，感动你我，感动中国梦。

今天，晚上，我观看了感动中国，其中有两个故事我看了为祖国母亲感到开心。

第一个就是于敏爷爷，他是一名核物理学家，他为核弹事业做了很大的贡献。法国研究成功核弹爆炸用时8年6个月，美国用时6年8个月，而我们中国只用了2年8个月。通过这一件事，我就知道了于敏爷爷是在尽全力帮祖国研究核弹。说明了于敏爷爷报国心皎洁!

第二个是一对夫妇，妻子孙丽娜(乡村小学教师)，丈夫朱敏才(外交官)。夫妇俩退休后支教乡村小学，支教十年间，他(她)们共支教了五所小学，过得也非常艰苦，有时候冬天几个月也不能洗澡，但在狭窄的教室里，和孩子们一起就是夫妻俩最美好的时光。

看完感动中国，我最想说一句话：美无处不在，我们只是缺少一双发现美的眼睛。

岁月易逝人易老，但革命者王定国心随党走不觉老。以下是小编给大家整理的感动中国人物王定国颁奖典礼观后感的内容，欢迎大家查看!

王定国，“延安五老”之一谢觉哉的夫人，生于1913年，是健在的年龄最大的女红军。她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随红四方面军参加长征。新中国成立后，任最高人民法院党委办公室副主任，第五至七届全国政协委员。2009年9月，被评为双百人物之一。

“我清楚地记得在漆黑的夜晚，在蜿蜒曲折的路上，我们点燃了火把，长长的队伍像火龙一样，把天地照得通红……我一直在寻找这生命的火种。”王定国这样回忆。

这是一个忠贞追随者的人生写照。

百多年风雨，从黑暗到光明;两世纪奋斗，唯初心从未变。

蜕变：从童养媳到女红军

王定国的原名叫王乙香，1913年2月出生在四川省营山县的一个佃户家庭。困苦的生活迫使她早早地挑起了重担，六七岁的她，就要到卖担担面的面食馆推磨挣钱。

那时，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王家也难逃噩运。由于没有粮食，她的妹妹被活活饿死了，父亲也因过重的压力病故了。无奈的母亲卖掉了她三岁半的二弟，才安葬了她的父亲。为了活下来，只好把她给了邻村的李家当童养媳。

川东地下党中心县委委员杨克明以布客身份来山区开展工作。王乙香简陋的家，成了农会活动的秘密联络点。她从退婚、剪长发、解放小脚开始了闹翻身、求解放的征途。

获得自由的王乙香改名王定国，配合农民协会四处宣传放脚、剪发、男女平等三件事，让妇女劝男人不吸鸦片，动员妇女参加农民协会。

1933年10月，许世友率红九军解放营山，王定国参加了红军，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县苏维埃政权内务委员会主席、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营营长、川陕苏区保卫局妇女连连长，为红军送弹药、清剿土匪，拿过枪、上过战场……

至今，王定国清楚地记得走上革命道路的那些细节：

“1932年，我跟着王维舟的川东游击队走南闯北。他有一个侄子叫王波，当时在91师，要我跟着他们走，我就跟着他们打游击去了。”“1933年12月，营山县委在消水河地区召开党代表大会期间，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记得那天晚上，县苏维埃组织部领导找到我，宣布我为中共正式党员，无候补期。他们和我谈了话，鼓励我在今后的斗争中要更加坚强。入党令我心绪万千，心情激动，我感到自己终于有了依靠，有了人生的奋斗目标。”

如果说一个人从平凡到伟大有一个起点，入党就是王定国的起点：“从那天起，我就只有一个想法，跟党走，不掉队!”

长征：五过雪山三过草地

1935年3月，王定国调入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前进剧团，自此开始了艰苦卓绝的长征路。

长征，一个震撼世界的艰难征程。在王老记忆中，牺牲与战斗永不磨灭：“草地我走了3遍，翻了5座大雪山，我们文工团要做宣传鼓动工作，行军途中跑前跑后，走的路远不止二万五千里，应该是一倍以上。”王老在雪山上还冻掉一个脚趾头，“用手一拨，趾头就掉了，也不疼也不流血。”

王老记得：“百丈关战斗，当时敌人把路全都堵住了，不让我们走，牺牲了很多人。剧团的人也参战，我们枪很少，大家都背着乐器赶路，手里有扁担之类的棍棒。也不是空手打仗，用棍棍棒棒打。”

艰苦卓绝这四个字，对长征中的女红军来说，考验更大。王老说：“过草地很艰苦，仗打得也很苦。敌人多，我们人少，打得好就赢了，打得不好，人就没了。”

革命路上有艰险，有时更会身临绝境。“我们想的，就是打开一条路，唯一目的就是和其他部队会合。男女没有什么区别，打仗时不是说女的留下男的打，而是大家一起打。”王老如此坚定。

过若尔盖草地时，王老的体重仅剩下50多斤，“要是胖的话，哪里过得来啊!踩到泥潭里就要陷下了。”除了面对敌人的围追堵截、雪山草地的严酷环境，饥饿、疾病、疲劳也是大敌。历经艰辛，王定国最终还是走出来了。

让王老铭记的，是和毛泽东主席一起过草地，“毛主席和战士们一起行军，也不骑马，徒步前行，还一路用浓重的湘潭口音给大家鼓劲儿。”

王定国的这条路走得心里踏实，步履坚定。

战斗：在危难中鼓舞士气

从长征开始，王定国的战斗方式就是一手拿着枪、一手拿着剧本。

王定国身材瘦小，平时就爱唱爱跳，还担任过地方革命负责人，随中央红军长征后，被抽调到剧团做宣传工作。

今天的人们，已经很难想象那个时代的战地宣传是怎样的情景，又意味着什么。

王老曾这样回忆，“山高路险，道不好走，剧团走前面，当拉拉队，大家看了我们唱歌、跳舞，忘了疲劳和艰苦，就走得快了。”

一边要长征，一边要作战，一边还要创作、编演、做宣传。部队行军时，剧团必须在队伍前头赶路;休息时，演员们还得回过头来进行慰问演出，从队头一直演到队尾。有人说：宣传队员所走的长征路，有时甚至超过一般部队的一倍。

仓德山是红军战士们翻越的第四座雪山。在那之前，战士们已经翻过了夹金山、梦笔山、长板山。雪山上空气稀薄，气候变化无常。上山时，还是阳光明媚，爬到半山腰就云遮雾罩，寒气袭人。等爬到山顶时，气温更是急转直下。爬上来时刚出了一身大汗，紧接着被冷风一吹，顿觉腰背冰凉。战士们的双手被冻得僵直，几乎抓不住木棍，耳朵也仿佛是要被冻掉一般。

就是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王定国和剧团的战友们仍然坚持着为同志们鼓劲，他们用自己的歌声和呼喊唤起同志们的斗志：“打了胜仗以后，剧团要去慰问我们的战士，我们去唱唱歌，跳跳舞，欢迎归来的战士，他们就不想战斗的事了，忘记战斗的苦了。”

1936年1月中旬，剧团翻过夹金山到大炮山慰问红五军三十七团，那里人烟稀少，野兽很多，经过艰苦行军，走了整整两天两夜才赶到大炮山脚下的牦牛村。“三十七团指战员听说我们冒着风雪，长途跋涉来前沿阵地演出，高兴极了，提前为战友做饭、烧水，并派人前往迎接。演出时，风像刀子一样刮着战士们的脸，而脸部肌肉冻僵了，手脚冻麻了，可这喧闹的锣鼓声却振奋着每个战士的心。”王定国回忆。

无悔：生死追随不改初心

在王定国的一生中，更严峻的考验是在参加西路军作战那一时期。

1936年11月，西路军向河西走廊挺进。王定国所在的剧团改称为“红西路军前进剧团”，过黄河后剧团跟总部行动。

“战斗中，我右腿被流弹击伤，剧团从士门到凉州时，我右腿又挨一枪，腿完全麻木了，天冷血流出来也冻成了冰，也不知道痛，包扎了一下照样行军。”王定国回忆说。

1936年12月5日，剧社奉命慰问从古浪突围出来的红九军，不料与马步芳部队遭遇。终因弹尽粮绝、寡不敌众，剧社余下的30多人被敌人抓入了牢房。

“白天，不见太阳;夜晚，不见月亮。房阴森森，人孤零零，只有豺狼把牢房。”多年后回忆起被俘的境况，王定国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不叛变、不泄密、不出卖组织，千方百计营救战友，是王定国那个时期的全部信念。

1937年8月，党中央在兰州成立八路军办事处，全力营救被俘的西路军官兵，王定国和战友们被救出。当时担任八路军办事处党代表的是谢觉哉。

等见到营救回来的红军官兵时，谢觉哉一下子认出了王定国。谢觉哉日记中曾记载，王定国就是在长征途中替自己缝过羊毛衣的姑娘。经过“同志们关心，组织上安排”，1937年10月，两位志同道合的战友，在兰州“八办”简陋狭小的平房里，幸福地结成了革命家庭。

从此，从兰州、延安到北京，王定国几乎一直在谢觉哉身边工作。

从此，不识字的王定国有了一个不知疲倦的“识字教师”。

从此，王定国先后生育了7个子女，并全都抚养成才。

1971年6月15日，谢觉哉与世长辞。王定国在谢老走后的6年里，先后整理、撰写、出版了大量谢觉哉文献，总文字量多达500万字。

岁月易逝人易老，但革命者王定国心随党走不觉老。

1983年，从工作岗位退下来的王定国开始了新忙碌。她参与筹建了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中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她还关注林业发展，提出了我国造纸业应走林、浆、纸一体化等建议。2009年4月王定国被全国绿化委员会授予中国生态贡献奖“特别奖”，2011年又被授予 “终身生态贡献奖”。

迎着渐暖的阳光走向校园，心情格外清爽。看着小城街道上冰雪已经消融，街边向阳的墙角不知何时小草偷偷露出绿色，虽很单薄却也格外的顽强。爱美的人们按耐不住储存了一冬的冲动，虽还春寒料峭，却也换上了各色靓丽的新衣，为小城的春天提前注入了春的盎然生机。

走着，看着，想着。身为00后的我，有幸享受了祖国改革开放的丰硕成果，喜看中国奥运会、世博会，嫦娥二号成功发射，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科技日新月异，人们安居乐业，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看着来来往往的拥挤车流，在这个边陲小城生活的工薪阶层的父母，十年前怎么也不会想到，他们也能住上舒适的楼房，开上小轿车，手机上网，电话视频聊天等等，从大到小，无不体现出中国这个大国在无数炎黄子孙不懈追求下正一步步走向强盛，这是几代中国人的梦，这是无数中国人的梦，父辈们的梦正在实现，父辈们的蓝图已经绘就。

走着，看着，想着。我的梦呢?我们这一代的梦呢?中国的未来之梦呢?我要成为一个勇于创新的人，我要成为一个有担当的人，我要成为一个胸怀祖国的人。我也许会成为一个科学家，成为让美国人惧怕的年轻一代科学工作者;也许我可能成为工程师，让高铁安全提速，让道路永远绵长，让楼房美观舒适;也许我可能成为一个画家，拿起画笔信手拈来就是一幅壮美的祖国画卷;也许我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工人，那我也会爱岗敬业，做好工作体现自己一个螺丝钉的价值。这就是我们，未来的同样有着为实现祖国梦而不懈追求，不断努力的炎黄子孙的梦想。不要说我们孱弱不经风雨，幼鸟学飞，我们的羽翼正在丰满;不要说我们稚嫩经不起挫折，优越环境中的我们也有不屈的斗志;不要说我们胸无大志，中国梦，就是我的梦!

踏着轻快的脚步，我走进校园，朗朗的书声是我们庄重的宣誓;矫健的步伐是我们有力的行动，健康快乐的笑脸是我们不变的承诺——中国梦，我的梦。

以前真的很少关注CCTV1的节目，大概是从中央大刀阔斧反腐倡廉开始吧，今天碰巧看到2013《感动中国》，我也被各种正能量好好感动了一把，感叹他们是怎么做到的，真的挺不容易的。

感触最深的是胡医生，退休后20年坚持每天出诊的仁医胡佩兰。

颁奖辞：技不在高，而在德;术不在巧，而在仁。医者，看的是病，救的是心，开的是药，给的是情。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你是仁医，是济世良药。

现在医患关系那么紧张了，医生都像胡医生一样高的医德就好了。记得小时候感冒一般都是去附近诊所看好的，现在一个感冒去医院也要左检查右检查，一大堆检查之后再开一堆的药，怎么就不能捡便宜的药开，捡重要的检查做?还好至少还有一位楷模被我们知道，尽管她已经离我们而去，她的精神值得现在所有的医生来学习，能做到活一天为社会贡献一天，真的很难，不过胡医生做到了，谢谢她!

另外一位让我很感动的是拾荒老人刘爷爷，年届90仍然坚持拾荒助学的山东老人刘盛兰。

颁奖辞：残年风烛，发出微弱的光，苍老的手，在人间写下大爱。病弱的身躯，高贵的心灵，他在九旬的高龄俯视生命。一叠叠汇款，是寄给我们的问卷，所有人都应该思考答案。

追求金钱，名利俨然是这个世界的价值观了，但就是在一位老人身上，我看到了向前的力量，一个人不论有钱没钱都是一日三餐，一个人不论有没有名气睡觉的时候都只需要一张床，物质真的那么重要么?是的，我们离不开钱，但是我们可不可以有钱还有爱心，人在做天在看，当我们老了的时候，当我们到最后的那一天，我们留给后人更多的是精神世界的财富，刘老爷子艰苦的生活并没有阻止他的爱，我们哪里有什么理由放弃爱呢?每个人都该爱自己，爱别人。

这位将军夫人一句话，值得我们所有人反省，守护开国将军梦想，全心全意为群众服务的革命老人龚全珍。

颁奖辞：少年时寻见光，青年时遇见爱，暮年到来的时候，你的心依然辽阔。一生追随革命、爱情和信仰，辗转于战场、田野、课堂。跨越人民的敬意，是你一生最美的勋章。

“做一辈子的好人不难，只要每天检查检查自己”,每天都想想自己哪些做的好，哪些可以做的更好?我从来都不知道这个道理?不过，我相信我是知道的，只不过我觉得没有人做得到，现在有人做了，原来真的只要每天反省检查就能做好，这就是正能量，我们每天反省检查就能做好，这个道理在龚老师身上得到了完美诠释。

正能量：“做一辈子的好人不难，只要每天检查检查自己”,从我做起，从你做起!

感动中国让我们明白，自己的路该怎么走;感动中国让我们清楚，人的梦想该如何做。

感动中国让我们知道人应该懂得关爱和感恩，懂得坚强和坚持;感动中国激励我们年轻人前行和进步;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感动就在我们身边，感动一直在传递着和发扬着，相信和期待更多的爱和梦想被点亮，愿好人一生平安，愿善良的人，收获福报，祝福您们健康长寿。

中国江苏网12月9日讯 日前，由中央电视台举办的“感动中国2016”年度人物评选正式启动，20位候选人中有我市的“寻亲大姐”吕顺芳。市民可访问央视网，为吕顺芳投票。

64岁的吕顺芳，是宜兴官林镇义庄村农民。吕顺芳小时因家境贫困，年幼的妹妹被忍痛遗弃。为了圆母亲晚年骨肉团聚的心愿，她四处奔波寻找妹妹，然而直到母亲去世也未能如愿。寻亲路上，吕顺芳发现还有更多有着同样遭遇的家庭，她暗下决心：“我要帮天下父母寻找他们失散的儿女!”

2000年5月，吕顺芳在家中办起了“寻亲驿站”，先后接待了来自内蒙古、陕西、河南等14个省区的3000多名寻亲者。为帮人寻亲，吕顺芳辞去工作，几乎花光了积蓄。14年来，吕顺芳帮助300多名寻亲者找到了亲人，用爱心演绎着感人至深的人间真情。她被人们亲切地称为“寻亲大姐”。

吕顺芳，女，64岁，江苏省无锡市宜兴官林镇义庄村农民。

吕顺芳小时因家境贫困，年幼的妹妹被忍痛遗弃。为了圆母亲晚年骨肉团聚的心愿，她四处奔波寻找妹妹，然而直到母亲去世也未能如愿。寻亲路上，吕顺芳发现还有更多有着同样遭遇的家庭，她暗下决心：“我要帮天下父母寻找他们失散的儿女!”

2000年5月，吕顺芳在家中办起了“寻亲驿站”，先后接待了来自内蒙古、陕西、河南、河北、山东等14个省区的3000多名寻亲者。为帮人寻亲，吕顺芳辞去工作，几乎花光了家中的积蓄。14年来，吕顺芳帮助300多名寻亲者在茫茫人海中找到了亲人，使一个个离散多年的家庭破镜重圆，用爱心演绎着感人至深的人间真情。她被人们亲切地称为“寻亲大姐”。

“虽然我自己的妹妹还没有找到。可是，想到有那么多的老人不再像我母亲那样抱憾，那么多的家庭能够骨肉团圆，我感到付出再多也是值得。”吕顺芳说，“不管有多大困难，我都会坚定而快乐地走下去。”

我喜欢阅读。我喜爱阅读童话、科学，我喜爱阅读小说、天文……我在书中阅读、认识过无数个大大小小、各个领域的人物，他们各个都令人崇拜，但，我却更崇拜她、敬佩她。

她，在英勇就义时只有区区的14岁；她，从容地躺在了铡刀下，却没有丝毫害怕；她，就是那个家喻户晓的刘胡兰。

1947年1月12日，年仅14岁的刘胡兰因为叛徒的出卖而被捕。刘胡兰在敌人的威逼利诱面前不为所动，眼见匪军连铡了几个人，她还是坦然躺在敌人的刀座上，为了中国的革命事业宁死不屈，在敌人的铡刀下英勇就义。

刘胡兰大姐姐就真的不想要自己的生命了吗？不，她不是的。有谁不想要自己的生命哪？！但她是为了革命而牺牲的，她认为自己死而无憾！她没有像甫志高一样做叛徒，出卖共产党，给中共重庆地下党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她在敌人的铡刀前大义凛然，虽然她只是一个出生在农民家中的年仅14岁的小姑娘，但又有几个人能够比她更热爱祖国、至死不渝的精神更强烈、更伟大呢？同样，一个民族的兴盛，如果没有英雄，如何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和加强民族凝聚力？

“生的伟大，死的光荣”，毛主席的题词刘胡兰姐姐受之无愧。敌人的铡刀夺去了刘胡兰的生命，却夺不去“怕死不当共产党员”的豪情。我相信，刘胡兰姐姐的事迹一定会一代代地传颂下去；她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去学习。

我们是祖国的新苗，只有从小热爱祖国，长大才能够为国家、为社会做贡献。

感动是什么？感动就是对生命之美关注，就是对灵魂之美悸动，就是对刹那间永恒希冀。无法预定，无法奢求，但总是在不经意一瞬，悄悄触动你心灵。

时光荏苒，白驹过隙。然而，在多日匆匆中，心灵因为生活磨砺而变得坚硬，不再如过往一样细腻，而渐渐冷漠，习惯了这样高速运转世界，不愿停下脚步去倾听心灵声音，更不愿意去回味感动带给心灵慰藉。曾经，我似乎也忘记了感动滋味。

今天我蓦然回首，翻阅着自己繁杂心灵……期盼已久《感动中国2018颁奖典礼》终于在2018年2月8日晚在中央电视台一套播出了，认真观看了颁奖典礼全部过程，几度眼眶湿润。获奖者，有为了国家核潜艇研制而隐姓埋名英雄；有几十年自己拾破烂，从没有穿过像样衣服，却把钱给了那些需要上学孩子老人；有为亲人、为他人平凡付出而忘我，在平凡中坚持，成就了不平凡，感动了华夏儿女。这些人在平凡不同岗位上，他们坚守着一个信念，“爱祖国，爱他人。”这种爱在他们坚守中不是一年，不是一时一事，而是几十年如一日，是全部心血，全部爱。

他们虽然很辛苦、很累，但是他们却充满着微笑来到颁奖典礼舞台上。他们给国家、社会、他人带来多么大正能量。观后心理暖烘烘。热乎乎。想一想自己、看一看周围很多人，有时为了自己利益不顾他人，在这些人事迹面前，真应该好好想一想今后怎么活着。

看着这些感动中国人物和他们英勇事迹介绍，看后我非常感动，心情有些澎湃也有些激动，眼泪也是不由自主流了下来，他们事迹值得我去学习和深思。正是有了他们舍己为人无私奉献精神，才使我们现在过上了幸福安稳生活，世界上母爱是最伟大最无私，母亲默默付出只为能够让孩子过更好，她从未想过你能回报她点什么，她一生都在为你担忧和操劳，从来不会抱怨“累”，这就是我们伟大母亲……妈妈我爱你！

看了今年“感动中国”十大人物，又想到了“感动中国”十几年来伴随在我们身边这些可歌可泣人们，他们崇高人格，为国为民伟大理想和让人泪不能止事迹都让我感到我如此渺小，我需要做还有许多！“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有“感动中国”精神和我们新一代年轻人努力奋斗，中国富强和中华民族复兴之路一定笔直又开阔，是一条光明大道！

获得殊荣的，大多数都是普通人。可以说，没有人是为了今天的奖台而选择自己独特的生活。他们不知不觉中，做出了不平凡的举动，只是因为忠于自己的内心，缘于爱。

一年一度的"感动中国十大人物"颁奖晚会落下了帷幕。相比每年固定引发全国吐槽的"春晚"，它在"苛刻"的民众中间，获得一致好评。它表明中国的民众其实并不苛刻，中华民族赖以传承的那些固有的美德，也从来没有过时。它是另一个意义上的"春晚".

获得殊荣的，大多数都是普通人。可以说，没有人是为了今天的奖台而选择自己独特的生活。他们不知不觉中，做出了不平凡的举动，只是因为忠于自己的内心，缘于爱。

因为爱祖国，有了"核潜艇之父"黄旭华，跟随将军丈夫回乡务农、扎根并奉献农村一生的龚全珍以及中国航天群体;因为爱他人，因此有了坚持捐款17年的九旬老人刘盛兰，以及因见义勇为高位截瘫29年、委屈艰辛而无怨无悔的方俊明;因为爱乡亲，因此有了贴工、贴钱、贴命的基层村支书段爱平和大学毕业回到大山深处守护教育梦的门巴女儿格桑德吉;因为爱职业，因此有了98岁高龄依旧工作在第一线的"良心医生"胡佩兰;因为亲情之爱，有了身罹绝症，为了孩子的未来苦绣《清明上河图》的姚厚芝。

中国古老的美德，包括仁、义、礼、智、信。仁者爱人，位列第一。为一次生死相托守护战友30年的天山守墓人陈俊贵，所体现的义与信，难道不是基于对战友之爱?农民科学家沈克泉、沈昌健父子两代对油菜改良梦的痴迷和坚守，难道不是因为对科学的爱?

爱，超越年龄、超越阶层、超越民族，在这些不同职业、不同背景的普通人身上折射出光辉，它是人类最美的语言。镜头切换到现场，每位人物的出场都能收获观众的眼泪，这是爱对爱的共鸣。

爱还可以传承。"传承"即便不是今年感动中国人物评奖活动特意为之的主题，也使它较往年的晚会更有了厚度。当我们看到90多岁的刘盛兰老人老有所养，当我们看到残疾的方俊明背后的母亲和女儿，当我们看到儿子沈昌健对父亲科学梦想的继承，当姚厚芝年幼的儿子那样动情地说出"我爱你"，我们不仅能够理解现场的眼泪，还收获了对社会的信心。

当然，"感动人物"毕竟只能选出十名，而且，可能需要兼顾一定的代表性。其实在票选过程中，还有更多平凡的人用他们的行为感动了我们。他们也许就在我们身边，或许就是你和我。

都说中国梦，中国梦其实源于每个人普通的梦，关键在于有爱，在于坚持爱、传承爱。

是，爱需要传承。感动不只是一场晚会的激情，一次刹那间心灵的温暖，它需要落实到具体行动。每个人都行动起来，我们的明天会截然不同。

这位老人的名字叫孙景坤，现如今已到了96岁的高龄。

70多年前的1948年，年仅20多岁，正在家乡丹东担任农会副会长的孙景坤，怀着满腔热血，毅然决定参军入伍，而那个时候，他才新婚不到一周。

加入军队的孙景坤在随后的几年间经历了四平战役、辽沈战役、平津战役、解放海南岛战役，这一路走来，他跟随自己的部队从北打到南，从未停歇。

跟着这些战役的还有孙景坤立下的赫赫战功。

1950年孙景坤参加抗美援朝战争，中途因负伤回国治疗，但伤刚好，他立刻又重新回到战斗前线，同自己的战友并肩作战。

经过多次战役的孙景坤对1952年10月发生的一场战役记忆尤为深刻，在当时，身为副排长正配合上甘岭战役的孙景坤接到了营长的增援命令——增援已处于敌人火力控制之下的161高地。

孙景坤老人回忆道：“营长告诉我，你带领这9个人，扛多少手榴弹，扛多少子弹。”

而当他们一出发，敌人的飞机就来了，连同孙景坤在内的十名战士一不小心就会暴露在敌人的视线范围内，他们便等待时机，一瞅到机会，便奋不顾身地往上冲。

在敌人的强大炮击下，冲上阵地后，原先10人的“小部队”已所剩无几，但孙景坤无暇伤心难过，更强大的责任感让已身处轰隆炮声、战火纷飞的孙景坤立马进入到了战斗状态。

当时的161高地有三面正处于敌人的火力控制之下，但凭借着孙景坤同战友们的顽强拼搏，总共6次打退敌人的反扑进攻。战斗一直从中午持续到半夜，256发手榴弹全数用尽，仅孙景坤一人便击毙了21名敌人。

经过敌对双方的激烈交战，他们最终不负众望守住了高地，而身旁的战友们早已伤的伤、残的残。

因为这场战斗，作战英勇的孙景坤荣立一等功，并在1953年，作为志愿军回国英雄报告团的成员，他受到了伟人的亲切接见。

1955年复员后，回到家乡的孙景坤主动放弃在城市的工作机会，就如他参军入伍时的果断决心一样，他决定把自己的后半生奉献给家乡。

而那段时间的孙景坤对于他曾经的显赫战功只字未提，就连那几年的事都鲜少和家人提起。

每次家人问起他当年持枪战斗的往事，孙景坤总是说：“我不能说，一个个熟悉的脸庞都倒下了，我不愿意说那些，心里难受。”

战斗的残酷更多的是对于人的残忍，这些幸存下来的民族英雄接受着我们的爱戴，但他们心里笼罩着的却是同伴们英勇牺牲时的画面，这种心理阴影将会伴随着他们一生，在他们的脑海中永远的扎根留存。

有一种回忆叫做感动，有一种真情叫做温暖，有一种尊严叫做承诺。这，这就是洗礼人类心灵的盛典，这就是真情的温暖。

《感动中国》中，涌现出了很多伟人，但是最令我感动的还是信义兄弟孙水林、孙东林。

孙水林在腊月26，拿着20几万元钱，去给一些农民工发工资，可天有不测风云，就在去的路上，突然发生了车祸，孙水林的妻儿当场死亡，自己也在抢救过程中去世了。弟弟孙东林听到这个不行的消息后，并不是悲伤，而是记急着完成哥哥的遗愿，把这些钱送到每个农名工手里。因账单在车祸途中已丧失，所以孙东林告诉农民工们，希望他们能凭良心拿钱。当孙东林手上的20几万元钱发完后，还有些农名工没法到钱，这是孙东林就拿出自己几万元的积蓄，老母亲也拿出自己的一万元养老金。最后每个农民工都分到了钱。

我想，这对信义兄弟不仅感动了我的心，也感动了全中国人的心。推选委员说：“这是一面镜子，值得我们每个人去照，值得我们整个社会去照，值得我们把心掏出来照。”

虽然它们不是什么伟大的人，但它们有一颗伟大的心。他们用炙热的心照亮我前行的路，是他们，教会了我怎样做人，做一个怎样的人。

每一次付出都是一次旅行，每一个故事都是一道美丽的风景，每一位感动中国人物都是国人心中的一杆路标。相信每个看了《感动中国》的人都会有一种真实的清洁感，就好像一次精神上的沐浴，而同时，走路的脚要结实一分，就好像使一次年度的充电，一个缺电的电池再度内心充实，于是，又可以支撑自己，也希望可以可以帮助别人。这，正是感动的一种力量。

今天，我观看了感动中国十大人物评选，其中的每一个人都让我泪流满面，从中使我的灵魂焕然一新，使我的思想得到了熏陶。让我学会了怎样做人，怎样做事，素质也更上了一层新的台阶。该节目对我记忆最深刻的是一对同桌母子，一个命运不佳的孩子，在小时候得了一种病，因发烧导致耳膜出血，从而丧失了他的听说功能，这个令我们痛心的孩子叫杨乃彬。但是，他的妈妈陶艳波并没有因此而放弃杨乃彬，而是想尽一切办法弥补孩子的先天残疾。陶艳波到北京学习唇语，教孩子说话，但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就教杨乃彬叫“妈妈”，都用了整整三年的时间，陶艳波从头至尾没有产生放弃念头一次，一直耐心教导。老天被陶艳波打动了，最终杨乃彬学会了说话，只不过有些吐字不清。看到这里，我更加体会到了母爱的执着、忘我。

就在这时，陶艳波做出了让所有人惊讶不已的行动，让杨乃彬上正常学校，接受正常教育，并辞职陪学。难道这不正是母爱无私的体现吗?在陶艳波的努力指导下，儿子先后考上了重点初中、高中直至大学，与儿子同桌、陪读16年。遇到难题，陶艳波总是在心里想：自己不会儿子就更不会。有时为了一道难题，陶艳波要绞尽脑汁想一晚上，然后给孩子讲。他们母子俩就这样闯过一道道难关。看到这里我的眼睛湿润了，不为别的，就为世间伟大的母亲陶艳波而流，为她喝彩，她是母亲中的典范，她的母爱是世间最亮的一座灯塔，照亮天下所有的母亲。

到此，我对母爱有了更深一层的理解，心里更有了好好孝敬母亲的决心。

有许多人说，这简直是一个奇迹，还有人要给这个奇迹起名，有人说是“自强不息的杨乃彬”，有人说是“母爱的光辉”，而我却认为这个奇迹的名字叫“母亲”。

感动中国，今天它却真正的感动到了我心里!

1944年，杨振宁在西南联大念完六年书后，教了一年中学，教学最大的收获就是认识了班上一个女学生，叫做杜致礼。那一年，杜致礼17岁，后来她成了杨振宁的太太。

杨振宁出国的时候，并没有跟杜致礼谈恋爱。但是对于她的美丽与大家闺秀的风范还是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两年之后，杨振宁与杜致礼在普林斯顿惟一的一家中国餐馆中不期而遇，两人竟然都有了“过电”的感觉。他们后来认为，这恐怕就是前生的`姻缘吧。

这场姻缘不仅给了杨杜两人终生的幸福，还意外地让天各一方，似乎永世不得相见的岳父岳母有了晚年14个春秋的团聚。成为国共战争史上一首黄昏的恋歌。

1948年底，时任国民党徐州“剿总”副总司令的杜聿明以赴刑场的心情上战场，兵败被俘，两次以砖头猛击头部，自杀未遂。蒋介石得此消息，也不免心恸垂泪。但不料想，杜将军进了共产党的监狱，几年之间，便彻底“赤化”，于1957年被第一批特赦释放。蒋介石颜面尽失，雷霆震怒，不准许杜的夫人曹秀清和子女出入台湾。曹秀清带着婆母和5个儿女在台北生活十分窘迫。为了兑现当年蒋介石手谕的许诺，曹秀清曾找过宋美龄、张群等人反映自己的处境，然而均未结果。

1957年，曹秀清突然接到女儿杜致礼和女婿杨振宁的信。说：“您的‘老朋友’与我通信了，他非常关心您，惦念着你们母子的安全。”曹秀清幡然领悟到“老朋友”就是令她朝思暮想、魂牵梦绕的丈夫杜聿明。

曹秀清清楚，她只有取道美国才可能见到她的“老朋友”。于是她向台湾当局提出了要求去美国看望女儿的请求。但蒋介石却“关照”：“杜聿明的妻子儿女不得再离开台湾!”

1958年初的一天，宋美龄突然派车接曹秀清到士林官邱。见面时宋美龄握住她的手说：“杜夫人，恭喜你女婿获得了诺贝尔奖，你该去美国看看他呀!”曹秀清喜出望外。宋美龄接着说：“杜夫人，希望你从美国回来时，把杨振宁也带回台湾，让他协助蒋‘总统’反攻内地。”这时，蒋介石也走进屋内问：“孩子们怎样?你的身体可好?”

曹秀清沾了女婿的光，终于获准去美国探亲了，期限为半年，逾期不归，罚以巨款。为防不测，台湾不允许她带子女，还特意找了两个位置相当高的人作保。1959年，曹女士来到美国，再也没有返回台湾。

杜聿明获释后最大的愿望就是妻子能来内地与他团圆。然而曹秀清却一直心存疑虑，丈夫以败将之身，寄人篱下，能有什么好日子?她不相信按丈夫的性格，他会真心留在内地。因此她写信给丈夫，劝他不要强求自己。当她终于明白丈夫铁心扎根内地并非权宜之计时，她于1963年10月回到了北京，甘愿与丈夫一起过清贫的日子。临回国前，她听说内地物资比较匮乏，写信问丈夫需要什么?丈夫想知道能贮存食品的冰箱是什么样，于是杜夫人为其从美国带回了当年很奢侈的一件家用电器。血海硝烟中厮杀了大半生的杜聿明无论如何没有想到，他们家因政治原因导致的夫妻隔绝，竟因为物理的原因，因为一项诺贝尔奖而化解消融。

《感动中国》，使我们不自觉地向他们靠拢，向他们学习，社会的风气因此而改变。这就是感动中国的力量，是榜样的力量，更是人性的力量

这是一个忠贞追随者的人生写照。

百多年风雨，从黑暗到光明;两世纪奋斗，唯初心从未变。

蜕变

从童养媳到女红军

王定国的原名叫王乙香，1913年2月出生在四川省营山县的一个佃户家庭。困苦的生活迫使她早早地挑起了重担，六七岁的她，就要到卖担担面的面食馆推磨挣钱。

那时，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王家也难逃噩运。由于没有粮食，她的妹妹被活活饿死了，父亲也因过重的压力病故了。无奈的母亲卖掉了她三岁半的二弟，才安葬了她的父亲。为了活下来，只好把她给了邻村的李家当童养媳。

川东地下党中心县委委员杨克明以布客身份来山区开展工作。王乙香简陋的家，成了农会活动的秘密联络点。她从退婚、剪长发、解放小脚开始了闹翻身、求解放的征途。

获得自由的王乙香改名王定国，配合农民协会四处宣传放脚、剪发、男女平等三件事，让妇女劝男人不吸鸦片，动员妇女参加农民协会。

1933年10月，许世友率红九军解放营山，王定国参加了红军，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县苏维埃政权内务委员会主席、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营营长、川陕苏区保卫局妇女连连长，为红军送弹药、清剿土匪，拿过枪、上过战场……

至今，王定国清楚地记得走上革命道路的那些细节：

“1932年，我跟着王维舟的川东游击队走南闯北。他有一个侄子叫王波，当时在91师，要我跟着他们走，我就跟着他们打游击去了。”“1933年12月，营山县委在消水河地区召开党代表大会期间，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记得那天晚上，县苏维埃组织部领导找到我，宣布我为中共正式党员，无候补期。他们和我谈了话，鼓励我在今后的斗争中要更加坚强。入党令我心绪万千，心情激动，我感到自己终于有了依靠，有了人生的奋斗目标。”

如果说一个人从平凡到伟大有一个起点，入党就是王定国的起点：“从那天起，我就只有一个想法，跟党走，不掉队!”

长征

五过雪山三过草地

1935年3月，王定国调入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前进剧团，自此开始了艰苦卓绝的长征路。

长征，一个震撼世界的艰难征程。在王老记忆中，牺牲与战斗永不磨灭：“草地我走了3遍，翻了5座大雪山，我们文工团要做宣传鼓动工作，行军途中跑前跑后，走的路远不止二万五千里，应该是一倍以上。”王老在雪山上还冻掉一个脚趾头，“用手一拨，趾头就掉了，也不疼也不流血。”

王老记得：“百丈关战斗，当时敌人把路全都堵住了，不让我们走，牺牲了很多人。剧团的人也参战，我们枪很少，大家都背着乐器赶路，手里有扁担之类的棍棒。也不是空手打仗，用棍棍棒棒打。”

艰苦卓绝这四个字，对长征中的女红军来说，考验更大。王老说：“过草地很艰苦，仗打得也很苦。敌人多，我们人少，打得好就赢了，打得不好，人就没了。”

革命路上有艰险，有时更会身临绝境。“我们想的，就是打开一条路，唯一目的就是和其他部队会合。男女没有什么区别，打仗时不是说女的留下男的打，而是大家一起打。”王老如此坚定。

过若尔盖草地时，王老的体重仅剩下50多斤，“要是胖的话，哪里过得来啊!踩到泥潭里就要陷下了。”除了面对敌人的围追堵截、雪山草地的严酷环境，饥饿、疾病、疲劳也是大敌。历经艰辛，王定国最终还是走出来了。

让王老铭记的，是和毛泽东主席一起过草地，“毛主席和战士们一起行军，也不骑马，徒步前行，还一路用浓重的湘潭口音给大家鼓劲儿。”

王定国的这条路走得心里踏实，步履坚定。

战斗

在危难中鼓舞士气

从长征开始，王定国的战斗方式就是一手拿着枪、一手拿着剧本。

王定国身材瘦小，平时就爱唱爱跳，还担任过地方革命负责人，随中央红军长征后，被抽调到剧团做宣传工作。

今天的人们，已经很难想象那个时代的战地宣传是怎样的情景，又意味着什么。

王老曾这样回忆，“山高路险，道不好走，剧团走前面，当拉拉队，大家看了我们唱歌、跳舞，忘了疲劳和艰苦，就走得快了。”

一边要长征，一边要作战，一边还要创作、编演、做宣传。部队行军时，剧团必须在队伍前头赶路;休息时，演员们还得回过头来进行慰问演出，从队头一直演到队尾。有人说：宣传队员所走的长征路，有时甚至超过一般部队的一倍。

仓德山是红军战士们翻越的第四座雪山。在那之前，战士们已经翻过了夹金山、梦笔山、长板山。雪山上空气稀薄，气候变化无常。上山时，还是阳光明媚，爬到半山腰就云遮雾罩，寒气袭人。等爬到山顶时，气温更是急转直下。爬上来时刚出了一身大汗，紧接着被冷风一吹，顿觉腰背冰凉。战士们的双手被冻得僵直，几乎抓不住木棍，耳朵也仿佛是要被冻掉一般。

就是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王定国和剧团的战友们仍然坚持着为同志们鼓劲，他们用自己的歌声和呼喊唤起同志们的斗志：“打了胜仗以后，剧团要去慰问我们的战士，我们去唱唱歌，跳跳舞，欢迎归来的战士，他们就不想战斗的事了，忘记战斗的苦了。”

1936年1月中旬，剧团翻过夹金山到大炮山慰问红五军三十七团，那里人烟稀少，野兽很多，经过艰苦行军，走了整整两天两夜才赶到大炮山脚下的牦牛村。“三十七团指战员听说我们冒着风雪，长途跋涉来前沿阵地演出，高兴极了，提前为战友做饭、烧水，并派人前往迎接。演出时，风像刀子一样刮着战士们的脸，而脸部肌肉冻僵了，手脚冻麻了，可这喧闹的锣鼓声却振奋着每个战士的心。”王定国回忆。

无悔

生死追随不改初心

在王定国的一生中，更严峻的考验是在参加西路军作战那一时期。

1936年11月，西路军向河西走廊挺进。王定国所在的剧团改称为“红西路军前进剧团”，过黄河后剧团跟总部行动。

“战斗中，我右腿被流弹击伤，剧团从士门到凉州时，我右腿又挨一枪，腿完全麻木了，天冷血流出来也冻成了冰，也不知道痛，包扎了一下照样行军。”王定国回忆说。

1936年12月5日，剧社奉命慰问从古浪突围出来的红九军，不料与马步芳部队遭遇。终因弹尽粮绝、寡不敌众，剧社余下的30多人被敌人抓入了牢房。

“白天，不见太阳;夜晚，不见月亮。房阴森森，人孤零零，只有豺狼把牢房。”多年后回忆起被俘的境况，王定国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不叛变、不泄密、不出卖组织，千方百计营救战友，是王定国那个时期的全部信念。

1937年8月，党中央在兰州成立八路军办事处，全力营救被俘的西路军官兵，王定国和战友们被救出。当时担任八路军办事处党代表的是谢觉哉。

等见到营救回来的红军官兵时，谢觉哉一下子认出了王定国。谢觉哉日记中曾记载，王定国就是在长征途中替自己缝过羊毛衣的姑娘。经过“同志们关心，组织上安排”，1937年10月，两位志同道合的战友，在兰州“八办”简陋狭小的平房里，幸福地结成了革命家庭。

从此，从兰州、延安到北京，王定国几乎一直在谢觉哉身边工作。

从此，不识字的王定国有了一个不知疲倦的“识字教师”。

从此，王定国先后生育了7个子女，并全都抚养成才。

1971年6月15日，谢觉哉与世长辞。王定国在谢老走后的6年里，先后整理、撰写、出版了大量谢觉哉文献，总文字量多达500万字。

岁月易逝人易老，但革命者王定国心随党走不觉老。

1983年，从工作岗位退下来的王定国开始了新忙碌。她参与筹建了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中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她还关注林业发展，提出了我国造纸业应走林、浆、纸一体化等建议。2009年4月王定国被全国绿化委员会授予中国生态贡献奖“特别奖”，2011年又被授予 “终身生态贡献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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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所作所为不仅感动了中国，更为中国添了彩，所以不要忘记他们的每一个举动的代表着国家的荣誉都是全中国的骄傲!

在第二届东盟10+3村官交流项目会议上，一位80后的中国小村官用流利的英语向东盟9个国家的同仁分享在农村基层工作的经验，引起了大家的注意，他就是从耶鲁大学毕业的大学生村官秦玥飞。

2005年，20岁的秦玥飞取得美国耶鲁大学的全额奖学金，赴美留学，成为重庆第一个被世界一流名校直接录取的学生。2011年，秦玥飞在耶鲁大学取得了经济学和政治学双学士学位，然而，他并没有选择在美国从事高级白领工作而选择来到中国湖南衡山脚下的一个小山村，当起了一名普通的基层村官，走上了实干的道路，用他的所学所长帮助那里的老百姓们过上幸福的生活。

“中国早期留学生的相关资料显示，在100多年前，咱们国家最早的留学生们，像詹天佑，像经济学家马寅初他们在毕业之后绝大多数都选择回到自己的国家，用自己的所学、所长帮助国家发展，帮助老百姓改善生活。这些对我们感触非常大，让我们也考虑向他们学习，毕业之后回到自己的国家，帮助国家建设、发展，帮助普通的人们过上更好的生活。”

秦玥飞说，刚来到贺家乡贺家山村的时候是担任村主任助理，第一年就帮助村民引进80万元现金，建起了新敬老院等多个公共项目。三年间，他带领着村民修了水渠，硬化了村路，建起了敬老院，引进了信息化教学设备……在2012年的基层人大选举中，他以85%的得票率当选了县人大代表，村民都亲切地称呼他“耶鲁哥”。

“年轻人都想成功，但是成功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就发生，它必须是要脚踏实地地一步一步地去做才能够做到，很多人都问我，你是耶鲁大学毕业的，到农村去当村官是不是大材小用。其实，我自己并不是一个‘大材’，就是一个非常普通的本科毕业生，至多是一个‘小材’，这样的小材到基层去，放在农村这样一个广阔的天地下面，能够做的事情非常多，在这样一个非常大的平台上作为一个‘小材’大用。”

三年来，秦玥飞住的是简陋的乡村宿舍，干的是粗杂的农活，惦记的是整个选区农民百姓的生活，每个月不到1500的工资，锐减的体重和勤劳的付出，换来的是他和村民们紧紧相连的心。

“追求的可能就是一种成就感，就是农民的一种认可，这种认可实际上给你的能量非常大。我经常出远门，我的村民有的时候就会送给我一双鞋垫，左脚上写着‘平安’，因为村民希望我在外边给村民跑项目的时候可以平安，右脚上写着“幸福”，就会让我觉得很温暖。”

此次参加第二届东盟10+3村官交流项目会议，秦玥飞向东盟国家的村官们介绍他在中国农村工作的经验，分享他三年来在农村创业、推动农村公共事业发展、建立农村信息化平台的经历和感悟，他也希望自己这些年在基层经历能够让东盟及世界各国的农村工作者有所共鸣。

如今，他与湖南衡山的三年合约眼看就要到期，许多村民都担心“耶鲁哥”会离开村子，去追求更高的梦想。秦玥飞表示他不会离开农村，他的梦想，是和这片山区，和中国的农村紧紧相连的。

“我会留下来的，我希望我自己能够在公共服务这条道路上走下去，将来在更大的平台上帮助更多的人，帮助更多的人过上更美好的生活，我希望我自己可以跟国家的进步一起成长。”

1997年4月，是个不幸的日子，张老师被查出患有子宫肌瘤，腹腔迅速膨胀，疼痛难忍。她一面吃止疼药，一面把工作量加到了最大限度。当她知道自己生命垂危时，面对一纸无情的病检报告(当时医院诊断为癌症)，她没让领导、同事、学生知道，而是默默忍受着身体和心灵上生与死的煎熬。在这几个月里，同事们经常看见她在通往教室的路上一步一步往前挪。她给学生加大了复习量，也加大了自己的工作量，她每天早上6点多钟起床，晚上批阅作业试卷到12点。这样，一直坚持到7

月份，把学生送进中考考场后，才向领导说明情况，住进了昆明的一家医院进行手术治疗，切除的子宫和肿瘤重达2公斤多。手术后，医生要求她至少休养半年，可是手术后的第24天，她就回到民中上班了。由于手术失血过多，伤口没有完痊愈合，巨大的疼痛折磨着她，可她仍然坚持在讲台。由于过度劳累，97年12月，张老师的病情复发，领导、同事、学生多次劝她住院治疗，她不肯。她说:"我的事业是教书，我的希望是学生，不把他们送出学校我是不会先走的"。这段时间，她的工作量达到了极限，每天工作10多小时，更不存在星期六、星期天，全年休息的时间只有过春节的3天。直到98年3月，她的病情己恶化得特别厉害。人们劝她住院，她仍

然拒绝了。她说:"学生刚有起色，我不能离开他们，我的生命就是讲台"。领导、同事们说:"我们需要你活着，华坪人民需要你活着，请你服从安排吧。"冲着这份真情，她才进了华坪县中医院，这时，她仍然一边治疗一边坚持工作。每天都是一拔下针头就走向讲台，从没有在医院安稳地躺过一天。看了不到一个月，医生告诉她医院无法控制她的病情，需要转院治疗。为了节约国家的医疗费，她毅然决定出院。为了即将毕业的学生，她拒绝再到任何医院治疗，仍然坚守在岗位上。就这样，张老师调到华坪两年多了，虽然她一直带着重病，一直承受着痛苦，可她从没有请过一天病事假。人们常不解的问她:这样做有什么目的，有什么好处?什么力量使她这样坚强?张老师总是笑着说:"如果我有追求，那就是我的事业:如集我有企盼，那就是我的学生;如果我有动力，那就是党和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