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名人的励志故事介绍(合集20篇)

《中国成语故事》这本书一直深深吸引着我，每次我只要一拿到《中国成语故事》这本书我就会迫不及待的看起来。“负荆请罪”“ 卧薪尝胆”“纸上谈兵”“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一个个活泼生动的成语故事展现在我的面前，就像我身临其境一样，既生动又有趣。

其中我对一个叫做“负荆请罪”这个故事最难忘。故事讲述了蔺相如“完璧归赵”立了功，赵王封他做上大夫。过了几年，秦王约赵王在渑池会见。赵王和大臣们商议说：“去吧，怕有危险；不去吧，又显得太胆怯。”蔺相如认为对秦王不能示弱，还是去的好，赵王才决定动身，让蔺相如随行。大将军廉颇带着军队送他们到边界上，做好了抵御秦兵的准备。赵王到了渑池，会见了秦王。秦王要赵王鼓瑟。赵王不好推辞，鼓了一段。秦王就叫人记录下来，说在渑池会上，赵王为秦王鼓瑟。蔺相如看秦王这样侮辱赵王，生气极了。他走到秦王面前，说：“请您为赵王击缶。”秦王拒绝了。蔺相如再要求，秦王还是拒绝。蔺相如说：“您现在离我只有五步远。您不答应，我就跟您拼了！”秦王被逼得没法，只好敲了一下缶。蔺相如也叫人记录下来，说在渑池会上，秦王为赵王击缶。秦王没占到便宜。他知道廉颇已经在边境上做好了准备，不敢拿赵王怎么样，只好让赵王回去。

蔺相如在渑池会上又立了功。赵王封蔺相如为上卿，职位比廉颇高。廉颇很不服气，他对别人说：“我廉颇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立下许多大功。他蔺相如有什么能耐，就靠一张嘴，反而爬到我头上去了。我碰见他，得给他个下不了台！”这话传到了蔺相如耳朵里，蔺相如就请病假不上朝，免得跟廉颇见面。 有一天，蔺相如坐车出去，远远看见廉颇骑着高头大马过来了，他赶紧叫车夫把车往回赶。蔺相如手下的人可看不顺眼了。他们说，蔺相如怕廉颇像老鼠见了猫似的，为什么要怕他呢！蔺相如对他们说：“诸位请想一想，廉将军和秦王比，谁厉害？”他们说：“当然秦王厉害！”蔺相如说：“秦王我都不怕，会怕廉将军吗？

大家知道，秦王不敢进攻我们赵国，就因为武有廉颇，文有蔺相如。如果我们俩闹不和，就会削弱赵国的力量，秦国必然乘机来打我们。我所以避着廉将军，为的是我们赵国啊！”

读了这个故事我懂得了一个道理：我们要勇于承认错误，要善于改正，虚心接受！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意思是：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大地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一本好书就是一位好老师，它可以塑造一个完美的灵魂，可以改变我们的性格，引导我们积极向上，奋发进取。

在这本书中我懂得了很多的道理，比如哪怕自己过得在艰苦，也要为有困难的人付出不能让他们一生都以频繁为生。这是我在的雷莎修女的故事中学到的。她把一切都献给了穷人、病人、孤儿、孤独者、无家可归者和垂死临终者。正是因为她的坚持不懈，才让一位临终者对她说了一句话：？我一生活得像条狗，而我现在死得像个人。？在她八十七岁去世的时候，有很多人慕名而来祭奠她，我想这是她一生的报答。

有许多的科学家，在成名以前也是在受着别人的侮辱，许多的人都不相信他们所说的话，有的科学家可以面对这一切，而有些科学家却被活活逼死，我想着一定是对双方的损失，对人民来说失去了一个有才的科学家，对科学家来讲，失去了一次为国奉献的机会，事实就是事实，

书是我们通向成功的一大步。了解更多的知识丰富我们的大脑，让我们的大脑里装满知识，让写作不在苦恼！

《中外名人故事》这本书让我受益匪浅。

女作家丁玲的故乡在湖南省临澧县。她父亲早亡，从小跟着母亲生活。

丁玲的母亲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觉醒的女性。丁玲受母亲的影响，对封建主义那一套深恶痛绝。

丁玲十岁的时候，外祖母将她许配给了舅舅家的表哥。丁玲懂事后，对这门亲事十分反感，她坚决反对到这个封建大家庭中作媳妇。但是，在那黑暗的年代，一个女孩子想冲破封建礼教的牢笼，是很不容易的。一纸包办的婚约，总是牵着丁玲的愁肠，使她难以静下心来读书学习。

“五四”运动爆发后，丁玲看到了妇女解放的希望。1920 年寒假，她回到家中，义无反顾地提出废除婚约。开明豁达的母亲支持女儿的行动，而舅舅却坚决反对，为此双方争吵起来。后来，矛盾愈加激化，丁玲迫不得已在《常德晚报》上发表文章，指责舅舅“思想保守”、“脑筋顽固”……这篇文章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终于，丁玲胜利了，婚约解除了。但是，当初订婚的两只戒指却丢了一只。丁玲的母亲为了支持女儿，就千方百计凑足了一只戒指的钱，为女儿退了婚。

从此，丁玲像一只自由的小鸟，飞向广阔的天地。

爱迪生一生只上过三个月的小学，他的学问是靠母亲的教导和自修得来的。他的成功，应该归功于母亲自小对他的谅解与耐心的教导，才使原来被人认为是低能儿的爱迪生，长大后成为举世闻名的“发明大王”。

爱迪生从小就对很多事物感到好奇，而且喜欢亲自去试验一下，直到明白了其中的道理为止。长大以后，他就根据自己这方面的兴趣，一心一意做研究和发明的工作。他在新泽西州建立了一个实验室，一生共发明了电灯、电报机、留声机、电影机、磁力析矿机、压碎机等等总计两千余种东西。爱迪生的强烈研究精神，使他对改进人类的生活方式，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浪费，最大的浪费莫过于浪费时间了。” 爱迪生常对助手说。“人生太短暂了，要多想办法，用极少的时间办更多的事情。”

一天，爱迪生在实验室里工作，他递给助手一个没上灯口的空玻璃灯泡，说:“你量量灯泡的容量。”他又低头工作了。

过了好半天，他问:“容量多少? ”他没听见回答，转头看见助手拿着软尺在测量灯泡的周长、斜度，并拿了测得的数字伏在桌上计算。他说:“时间，时间，怎么费那么多的时间呢?”爱迪生走过来，拿起那个空灯泡，向里面斟满了水，交给助手，说：“里面的水倒在量杯里，马上告诉我它的容量。” 助手立刻读出了数字。

爱迪生 说:“这是多么容易的测量方法啊，它又准确，又节省时间，你怎么想不到呢?还去算，那岂不是白白地浪费时间吗?” 助手的脸红了。

爱迪生喃喃地说:“人生太短暂了，太短暂了，要节省时间，多做事情啊!”

爱迪生未成名前是个穷工人。一次，他的老朋友在街上遇见他，关心地说：“看你身上这件大衣破得不象样了，你应该换一件新的。” “用得着吗?在纽约没人认识我。” 爱迪生毫不在乎地回答。

几年过去了，爱迪生成了大发明家。 有一天，爱迪生又在纽约街头碰上了那个朋友。“哎呀”，那位朋友惊叫起来，“你怎么还穿这件破大衣呀?这回，你无论如何要换一件新的了!” “用得着吗?这儿已经是人人都认识我了。”

爱迪生仍然毫不在乎地回答。

我阅读了《名人故事》这本书后，从中了解到了古今中外的名人勤奋好学，报效国家感人故事，展现他们的才智。我最喜欢岳飞的故事。

这个故事说，岳飞小时侯家境贫寒，从小就帮家里做些杂活，但他非常好学。尤其喜欢读《左氏春秋》《孙子兵法》及《吴子》这类的书。他小时侯力气非常大，十多岁的时候就能拉开三百斤的大弓。因此，他平时在读好书的时候，也常常练剑习武。期间，他目睹山河破碎，百姓流离失所，萌发了学艺报国的志向，克服了骄傲自满的情绪。寒暑冬夏，苦练不缀，在名师周桐的悉心指导下，终于练成了“岳家枪”。当时，北方的金兵常常入侵中原，母亲鼓励岳飞报效国家。从军之前，母亲在他的背上刺上“精忠报国”。岳飞不忘母训，那四个字成为岳飞终生遵奉的信条。岳飞建立起一支纪律严明，作战英勇的抗金军队。“岳家军”打败了金兵可是最后还是被奸臣秦桧和昏君赵构给害死了，我觉得秦桧是卑鄙小人，太坏了。我真想狠狠地揍他一顿。

岳飞有两句名言，我非常喜欢，“文官不爱财，武官不惜死，不患天下不太平”。“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他那热爱祖国，保卫国家，刻苦学习，不畏困难而战的那种精神值得我学习。

岳飞虽愚忠，但忠的有骨气，他的好身手，对人民对祖国的爱让我感动，但他的死却是一个遗憾，没有使他的伟大升华到更智慧的境界，始终是一个遗憾啊。我们只有把对岳飞的感叹实现在学习他的忠和勇，让他的精神保留在中华大地上，永远流传．．．．．．

1910 年春，十二岁的周恩来，随伯父从祖籍淮安来到东北，先在铁岭银州镇银冈书院读书半年。到秋季，又插班考进奉天（今沈阳）东关模范学校。

东关模范学校是一所新式学校，既教经书，也教数理、外文等西方资产阶级的“新学”。有一天，学校姓魏的校长给同学们上修身课。当讲到“立命”这一节时，老校长突然问：“诸生为什么读书啊？”有的学生回答：“为明礼而读书！”也有的回答：“为做官而读书！”还有的回答：“为家父而读书！”一些家境贫穷的学生则回答：为挣钱，为吃穿，为改换门庭、不受欺侮而读书，等等。

老校长对这些回答都不满意，连连摇头。最后问到周恩来：“你是怎样想的呢？”周恩来肃然起立，一板一眼地答道：“我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这铿锵有力、不同凡响的回答，使老校长为之一震。他万万没有料到十几岁的周恩来，竟有如此宏图大志，高兴地称赞不已：“好，好哇！为中华之崛起！为中华之崛起！”接着，他又慷慨激昂地对全班同学说：“诸生们，听见了吗？有志者，当效周生啊！”

当我们翻开一本书，要在翻开的这本书里头寻找到什么呢？这个话题似乎要从我们刚刚出生来到这个世界上开始说起。当人生的这本书刚刚翻开，在未来漫长的岁月里，在这本书里，我们又要寻找到什么呢？也许两者的答案有很多是相似的。首先翻开一本书，我们希望知道自己是谁，我的家乡在哪里，而世界又在哪里。

如果我不打开书，我会以为世界就像我生活的这座城市一样，有草原，有森林，有很多和善的人们。但是当我打开书才知道，《上下五千年》里有那么多的历史;当我打开书的时候，我知道在《一千零一夜》里还有另外一个跟我们完全不一样的世界;当我打开书的时候才知道有好人、有坏人;当我打开书的时候才知道，北京、江苏、四川或者其他的地方怎么怎么样。了解的事情越来越多了，这个世界开始变得越来越大了，结果一个又一个少年该如同我一样，开始向往外面的世界。如果没有书，你不会知道世界是个什么概念，即便后来当你的年岁足够大了，当你来到一个又一个陌生的国度里，你竟然发现一切似乎没那么陌生，因为早在白纸黑字上，早在字里行间，早在曾经翻开的一本又一本书当中，你曾经如此亲密地靠近过它，世界变得不再那么遥远，也不再那么陌生了。

说起来真的有意思，总有很多人问我，对我影响最大的一本书是什么？我的答案永远是一样的，当然是《新华字典》了。如果要是没有《新华字典》，没有我从最简单的一个又一个汉字开始认识起，一直到后来，我怎么会有勇气、有能力翻开一本又一本或厚或薄的书呢？如果我不能翻开那些书，我的很多困惑、我的很多未知怎么能在我的面前陆续打开呢？成长是什么？成长不仅是年岁慢慢增长，更重要的是内心所累积的一个又一个问号慢慢地得到答案。

当你的答案越来越多，当你的问号开始慢慢地被抻直的时候，你就是在成长。最小的时候可能在读《十万个为什么》，获取一个又一个答案，如果没有那些书，答案不出现在你的面前，你就永远像是一个仰望星空的孩子。虽然在这一生当中葆有好奇，葆有问号，永远是一个最重要的事情，但是，在你成长的过程中，如果你的一个又一个问题不能得到解答的话，成长怎么可能变成现实呢？从你最初好奇的一加一等于二，到后来一加一等于二不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数学题，而是人生，是大的哲学，是你如何去捍卫常识;当别人因为自己的利益，能喊出一加一等于三，甚至等于四的时候，你还有勇气去坚持说一加一等于二。你想想我们走了多远的路程了。从最初只是一个最简单的小学的数学题到后来与常识、与正义、与真理有关，如果没有那一本又一本翻开的书，你怎么可能有这种成长呢？总有人问我读书有什么好处。我说用几个“解”来回答你吧，它可以解惑，它可以解气，有的时候你有很多这种郁闷和生气，打开书看到有与你同样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或者古人甚至都提前把那种呐喊替你发泄出来，你就觉得挺解气的。

另外，还解决你的很多挣扎和困惑。翻开一本又一本书的时候，你看到答案，拥有了一种解决的方案，道路变得更加清晰了。当然千万别忘了，看书还有另外的功能，那就是有的时候还解闷。哪怕现在人们开玩笑连解手的时候，都需要有那些看起来不那么累的书能陪伴你度过人生当中永远不会没有的这种时光。一天总是琐碎的，但是累加在一起却可能会获取很多知识，因此，我觉得一个能提供这么多“解”的书，会帮助一个又一个人更好地走这样一个成长的道路。

在我们寻找的无数答案当中，最后一种答案可能非常的重要。它帮助我们寻找到平静和幸福，我们可能都记着这样的一句话，“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那是一个屈辱的时代。但是现代在物质大潮快速奔涌而来的时候，这句话可以稍微地变一变了，变成什么呢。

“中国之大，找到一颗平静的心简直太难了。”但是不平静又怎么可能幸福呢？我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周围是乱的，自己的心里也是乱的，当你打开书想在书里找到平静的时候，最初几页是很难的。但是当最初的几页慢慢读进去了，你就觉得好书真像是一堵又一堵的墙，开始慢慢地升腾起来，把外面的车水马龙还有那些喧嚣的声音都阻拦在了外面。这个时候，你觉得那颗躁动的心慢慢地安静下来，这个世界你似乎又可以在白纸黑字里闻得到花香，听得到鸟的声音，大自然仿佛又回到了你的身边。更重要的是没有平静怎么可能幸福呢。

那么，幸福与读书、与平静有什么关系吗？很有关系，幸福是由三个关键词构成的，那就是物质、情感和精神。只有物质基础、情感依靠、精神支柱这三种因素的分数都不错，加起来你的幸福指数才高。而读书与这三者紧密相关，“读书无用论”的论调早已经慢慢消散了，那个时代也结束了。

早有调查显示，人们读书和知识获取的水平和你的工资收入是成正比的，我想只有你的读书足够多了，你才会更有创意，才会更自信，你才会更有底气，才能获取更多的物质回报。但是这还不是最重要的。书读得多了，你在情感方面会是一个充沛的、获益很多的人，你的依靠会更充实，更重要的是在读书中会寻找到我们的信仰和精神支柱。中国人的信仰千百年来并不是仅仅靠宗教来支撑的，它就在唐诗宋词当中，在爷爷姥姥讲给你的故事里，在《三国演义》里，在《红楼梦》里，在《西游记》里，在无数的经典书籍当中，至今依然被文人用那种美丽的方块字写在字里行间。

读书读久了你总会信一些什么，信一些什么就有了敬，有了畏，因为信仰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敬畏”二字。有了敬，有了畏，知道什么是最好的我要去做，知道什么是不好的我不能逾越它，就如同社会这条奔腾的大河两边有了安全的河床，敬和畏这两个河床在，不管这条河流如何奔涌，总是安全的。我们现在正处在慢慢建两边河床的过程中。

因此，如果更多的中国人能够多读书，能够让自己的心平静下来，能在这里慢慢找到幸福感并且找到自己的话，中国就会变得更好。也许读书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是读书可以改变很多，可以让我们一个又一个人变得更好。

当我们一个又一个人变得更好的时候，你什么样，中国就什么样。

鲍博·戴蒙德精力充沛，热情十足，他喜欢冒险，意志坚定：他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并为之奋斗。他勇敢无畏，面对自己毫无经验的工作岗位，他欣然上任。他说话（相对）简洁。他爱发脾气。他十分贪婪，总想得到更多。

我从未见过他，但根据我一直以来看到的有关他的材料，我断定他执掌英国巴克莱银行后会干得很出色。因为他完全遵循一套全新的领导力理论。这是一套出人意料、激进但绝对具有说服力的理论，其核心观点是：最优秀的首席执行官与蹒跚学步的孩子无异。

我原来一直以为，最差劲的首席执行官才会与两岁孩童有诸多共同之处。两者都爱摇摇摆摆地阔步走路，嘴上经常叫喊“这是我的”，也都极其不善于和人分享。他们做事都只有3分钟热度，缺乏常识，听不进别人的话。而且，首席执行官和初学走路的儿童，都经常对他人的存在视若无睹，把他们当作摆设。他们都会让与他们打交道的人油然而生畏惧之心。见过飞机上小孩子怎么闹腾的人都明白，为什么说首席执行官出行还是坐私人飞机比较好。

然而，前不久有人发给我一条信息，纠正了我的观点。对方指出，蹒跚学步的孩童不但不是坏榜样，而且简直具备管理上市公司的全套本事。

上述发现来自尼古拉斯·布莱恩，这位前银行家的第3个孩子就快要开始学走路了，而他一直在担心这个阶段的到来。为调整好心态，他坐下来列了张清单，逐一列举出幼儿身上的美好之处。写完后，他注意到一个奇怪的地方：他家前两个孩子在蹒跚学步时期，所表现出来的每一种良好品性，在他以往效力过的几位最杰出的首席执行官身上都能找到。清单内容如下（戴蒙德先生想必拥有其中许多性格特征）：

1.刚学走路的小孩精力充沛，热情十足。当他们真正迷上某件事情，全心投入其中时，你是拗不过他们的。

2.刚学走路的小孩是天生的冒险家。他们以最英勇无畏的架式，爬上楼梯扶手往下溜。

3.刚学走路的小孩做事持之以恒。跟他们说别把果酱涂到ＤVＤ上，他们会安静几分钟，然后接着涂。

4.刚学走路的小孩充满好奇心。俗套的答案打发不了他们，他们会一个劲地追问：“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呢……”

5.刚学走路的小孩富有创造力。他们在墙壁和沙发上信手涂鸦，表现出无与伦比的想象力。

6.刚学走路的小孩具有出色的人际交往能力。他们扑上来就抱，吻得人满脸口水，最硬的心肠也会融化。

这个头开得不错，但我觉得最优秀的首席执行官与两岁孩童之间，还有许多共通之处：他们固执己见，非常善于说“不”；任何阻碍也无法挫伤他们的热情；他们会直接走到人家跟前，问“你是谁”；他们擅长作决定；他们不需要他人来告诉自己要相信本能。

我知道这不过是抓住了皮毛——这方面的素材可以炮制出许多领导力书籍。想到有那么多书籍取材于部落战争、乐队、拳击、登山，甚至是养蜂，就让人纳闷儿：怎么就没人写一本这方面的书呢？

蹒跚学步的孩童可以为首席执行官树立好榜样的最后一点是语言。他们心里怎么想就怎么说，而且说得简单明了。他们才不去理会什么词形变化或起承转合。

不久前，美国纽约市市长布隆伯格与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一起谈话时，双腿往座位后缩，好像要把双脚藏起来似的。原来，布隆伯格穿着一双很旧的皮鞋，可能是在穿着由高档设计师设计的名牌衣服的第一夫人面前觉得不好意思，他才试图将脚上的旧皮鞋“藏起来”。

现年68岁的布隆伯格是一位身家超过180亿美元的富翁，在《福布斯》世界富豪榜上排名第23位。和许多一掷千金的富豪不同的是，家财万贯的布隆伯格数十年如一日地过着“抠门”的生活。虽然贵为一市之长，布隆伯格却不坐专车，也没有自己的办公室。他每天都乘地铁回家，在拥挤的车厢里，布隆伯格经常找不到座位，只好站半小时。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布隆伯格总共只有两双工作皮鞋，而且已穿了整整10年！

布隆伯格两双皮鞋穿了10年的秘闻曝光后，令许多美国民众大跌眼镜。早在2001年参选市长前，布隆伯格就已开始穿这两双皮鞋了，由于皮鞋实在太旧，有时候连他自己也觉得它们太不上台面。尽管如此，布隆伯格仍然觉得两双皮鞋已经足够，这可能与他长期养成的节俭习惯有关。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布隆伯格虽然节俭，却一点也不吝啬。美国富翁比尔·盖茨夫妇以及沃伦·巴菲特倡议全美的亿万富翁宣誓，在有生之年或死后将自己的一半家产捐给慈善机构，这被称为“日落条款”。这位舍不得为自己买双皮鞋或大份咖啡的市长，成为首批承诺签署“日落条款”的美国富翁。

“假如设计一座桥梁，小数点错一位可就要出大问题、犯大错误，今天我扣你3/4的分数，就是扣你把小数点放错了地方。”1933年， 在一次随机的考测之后，区嘉炜教授这样开导卢嘉锡，他显然注意自己最喜欢的这个大学三年级的学生对老师的评分有点想不通。

区教授教的是物理化学，平时挺喜欢考学生，评分也特别严格。这回出的考题中，有道题目特别难，全班只有卢嘉锡一个人做出来，可是因为他把答案的小数点写错了一位，那道题目教师只给了1/4 的分数。

如何才能避免把小数点放错地方呢？在理解了教师重扣的一片苦心之后， 卢嘉锡思索着。

从此以后，不论是考试还是做习题，他总要千方百计地根据题意提出简单而又合理的物理模型，从而毛估一个答案的大致范围（数量级），如果计算的结果超出这个范围，就赶此仔细检查一下计算的方法和过程。这种做法，使他有效地克服了因偶然疏忽引起的差错。

善于总结学习方法的卢嘉锡后来走上了献身科学的道路。发现，从事科学研究同样需要进行“毛估”，或者说进行科学的猜想。不过那是一种更高层次的思维活动，因为探索未知世界比起学习和掌握现成的知识要艰巨复杂得多。在形成科学上的毛估思想方面，他首先得益于留心揣摩他的导师、后来两度荣获诺贝尔奖（化学奖与和平奖）的鲍林教授的思维方法。

那是1939年秋，在留英时导师萨格登教授的指点和推荐下，卢嘉锡赴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来到当时很有名气的结构化学家鲍林教授的身边。毫无疑问，探索物质和微观结构奥秘，正是这位不满24岁就获得伦敦大学博士学位的中国青年学者最感兴趣的问题。

结构化学是一门在分子、原子层面上研究物质的微观结构及其与宏观性之间相互关系的新兴学科，不过当时的研究手段还处在初级阶段，通常，科学家们需要花费很大的力气才能弄清楚某一物质的分子结构。卢嘉锡注意到，鲍林教授具有一种独特的化学直观能力：只要给出某种物质的化学式，他往往就能通过毛估大体上想像出这种物质的分子结构模型。鲍林所表现出来的非凡才能令他的学生钦佩，但卢嘉锡关没有使自己仅仅停留在崇拜者的位置上。

鲍林教授靠的是一种“毛估”，我为什么就不能呢？在反复揣摩之后， 卢嘉锡领悟到：科学上的“毛估”需要有非凡的想像力，而这种想像力只能产生于那些拥有扎实的基础理论知识和丰富的科研实践经验、训练有素而善于把握事物本质和内在规律的头脑，于是，他更加勤奋刻苦，孜孜以求。

1973年，国际学术界对固氮酶“活性中心”结构问题的研究还处在朦胧状态，当时的科学积累距离解开固氮酶晶体结构之谜还有相当一段路程。然而正是在这个时候，卢嘉锡在组织开展一系列实验研究的基础上，就提出了固氮酶活性中心的“原子簇”模型，也就是人们所说的“福州模型”。它的样子像网兜，因而又称之为“网兜模型”（后来又发展出“孪合双网兜”模型）。四年以后，国外才陆续提出“原子簇”的模型。

时至1992年，实际的固氮酶基本结构终于由美国人测定出来，先前各国学者所提出的种种设想都与这种实际测定的结构不尽相符。猜想与事实之间总是有些距离的，然而作为世界上最早提出的结构方面基本模型之一──19年前卢嘉锡提出的模型，在“网兜”状结构方面基本上近似地反映了固氮酶活性中心所具有的重要本质，他的“毛估”本领不能不让人由衷叹服！

长期的科研实践，使卢嘉锡特别重视毛估方法的运用，他常常告诫他的学生和科研人员：“毛估比不估好！”他希望有幸献身科学的人们，在立题研究之初就能定性地提出比较合理的基本“结构模型”（通常表现为某种科学设想或假说），这对于正确地把握研究方向、避免走弯路是很有意义的。但他同时提醒大家：运用“毛估”需要有个科学的前提，那就是全面地把握事物的本质，否则，“未得其中三昧”，那毛估就可能变成“瞎估”。

“三昧”，古语指事物的诀要所在。其实，无论哪种科学方法，如果只会从形式上运用它，充其量不过是一名熟练的工匠；只有那些善于从本质上把握它的人才会成为大师。

金岳霖十几岁的时候，按照逻辑推理出中国俗语“金钱如粪土，朋友值千金”有问题。他发现，如果把这两句话作为前提，得出逻辑结论应该是“朋友如粪土”。“朋友如粪土”，这样的发现，也只有享受思维的乐趣的人，才能获得。

1955年，金岳霖离开北大，调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另一位副所长告诉他应该坐在办公室办公。他在办公室待了一上午，也没弄明白如何“办公”。有的人简单，有的人有趣，又简单又有趣的人，只有金岳霖。

金岳霖曾细心地去分辨“爱”与“喜欢”两种不同的感情或感觉。他说，爱是父母、夫妇、姐妹、兄弟之间比较自然的感情；喜欢是朋友之间的感情。二者经常是统一的，那就是既是亲戚又是朋友。

金岳霖某日打电话给陶孟和，陶的服务员问他：“您是哪位”。他忘了，答不出来，于是说：“不管它，请陶先生说话就行了。”因为他不好意思说“我忘了”。可那位服务员说“不行”！他请求两三次，还是不行，只好求教于王喜（金岳霖的洋车车夫）。王喜也说“我不知道”！金岳霖说“你没听见人说过？”车夫说：“只听见人家叫你金博士。”一个“金”字才提醒了金先生。

在西南联大时，听金先生课的有个学生叫林国达，是位华侨。他喜欢提一些很怪的问题。有一次他问了一个逻辑上不错而意思却不对的话，请金先生解释。金岳霖想了一想，反问道：“我问你一个问题：‘Mr.林国达is perpendicular to the blackboard（林国达君垂直于黑板），这是什么意思？”一下子把学生问傻了。因为这句话逻辑上没有什么错误，但林国达也不能垂直于黑板。

1926年，金岳霖留学回国后，先受聘于清华大学教授逻辑学，并受校方委托创办了清华大学哲学系，担任系主任。当时的哲学系只有金岳霖一个教师，也只招到沈有鼎一个学生，当时一师一生，号称一系，成为美谈。

徐志摩当年曾描写过金岳霖与一位名叫丽琳的西方女子“初到北京时的妙相”：“老金他簇着一头乱发，板着一张五天不洗的丑脸，穿着比俄国叫花子更褴褛的洋装，蹩着一双脚；丽琳小姐更好了，头发比他的矗得还高，脑子比他的更黑，穿着一件大得不可开交的古货杏花黄缎的老羊皮袍，那是老金的祖老太爷的，拖着一双破烂得像烂香蕉皮的皮鞋……虽则那时还在清早，但他们的那怪相至少不能逃过北京城里官僚治下的势利狗子们的愤怒和注意。黄的白的黑的乃至于杂色的一群狗哄起来结成一大队跟在他们背后直嗥，意思是说叫花子我们也见过，却没见过你们那不中不西的破样子，我们为维持人道尊严与街道治安起见，不得不提高了嗓子对你们表示我们极端的鄙视与厌恶！在这群狗的背后，跟着一大群的野孩子，哲学家尽走，狗尽叫，孩子们尽拍手！”

1995年，乐嘉在一家台湾个人成长训练公司，遇见了一个有才学的台湾培训师，听了老师关于“生命的潜能”和“人生如何设定目标”的课后，他很激动，原来还有如此富有感染力的演讲，他找到台湾老师要求向他学习培训。

乐嘉跟台湾老师学了半年，接受的是苛刻的魔鬼般训练。他将老师的讲课录音并一字不差地背下来，老师在台上抖什么包袱、做什么动作、台下会有什么反应，也无不烂熟于胸，最后竟做到十堂课有一堂课让人哭。他印象最深的一件事就是，那位台湾培训师为了让他改掉说话中的口头禅，竟逼着他把口头禅重复1000遍，这种“反向折磨法”让人不堪忍受。那半年的培训对他有两个重要意义，第一是基础打得非常牢固，第二从那时开始他对自己有了信心，他认为自己生来就属于讲台，他会在讲台上成就一番大事业。

在又一次失业后，乐嘉去上影厂参加配音演员应聘，遇到了一生难忘的恩师——上海戏剧学院教授安振吉。这位曾经辅导过王志文、陆毅、宁静等着名演员的老人在和乐嘉攀谈之后，建议他到戏剧学院进修表演。

乐嘉对这件事极为慎重，他已经25岁了，不是刚踏上社会的毛头小子，花一年时间进修就意味着损失一年的时间成本和各种赚钱的机会。为此，乐嘉曾两次乘火车去老师的家乡合肥商量此事。最后他决定放弃一切，去上戏参加表演进修。但演艺圈关系复杂，偶然性因素太多，一个人付出80%的的努力或许只能得到20%的回报，他最终放弃了成为演员的梦想。但他又说：“这对我后来创办培训公司帮助太大了，因为我现在所做的培训主要就是性格分析，专业的表演技巧使我能把具有不同性格的人的形态、神态、思想活生生地表现出来。有很多人的表演功力比我强百倍，有很多人的心理学知识比我多得多，但能够把这两者完美结合起来的，这个世界上却没有多少人。”

梦想的脚步

离开台湾个人成长训练公司后，正值全球最大的网络市场营销公司——安利登陆中国。“销售能人”乐嘉加入了当时举国上下热潮汹涌的“直销大军”。这在他看来是人生中又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很多人会做销售但不会演讲，还有很多人会讲课但没有销售经验，而乐嘉恰恰具备了销售业绩和演讲才能。短短两年时间，乐嘉在全国巡回参加了200多场演讲，并建起了一支13000人的直销团队，这在当时殊为惊人。这段经历让他受益匪浅。他现在对大型演讲场面的掌控经验，很大程度上来自于这200多场演讲。当时规模最大的一次演讲是在天津万体馆，面对的听众达1万多人;而最火爆的一次则是在大礼堂，他演讲完之后，所有听众起立鼓掌7分半钟。掌声带给了他成功的感觉，他觉得这一次他是站对了人生的舞台，他发自内心认为，自己跟别的讲课者是不同的，对他们来说，那是工作的形式，对他来说，演讲是他的人生使命。

1999年初，乐嘉进了一家培训公司。但很快，天性不安分、不喜欢受制于人的他决定自己创业——于是和一个朋友合作开培训公司，这次合作仅几个月就以不欢而散告终。“这次失败让我意识到在创业的过程中，慎重选择一个合适的合作伙伴的重要性。因为，不慎的选择不仅会导致合作破裂，甚至会失去自己的朋友。”乐嘉总结说。

永不停止

不久，乐嘉又独立出资成立了演讲公司，在演讲过多次后，他偶然接触到西方流行的行为心理学，将人的性格可以分为四类：活泼型、完美型、力量型、和平型。他发现每个人都对此话题感兴趣，会将此讲课的内容传给自己的同事朋友和亲人。

乐嘉曾经学过魔术表演，在一次性授课中，他用四块布变出一块布来，这四块布正是红黄蓝绿四种颜色，他灵光闪现，为什么不用四种色彩来取代四种性格的名称呢?红色代表活泼型;蓝色代表完美型;黄色代表力量型;绿色代表和平型。这样更形象生动更涤入人心。

当然，人的性格并不仅仅表现为简单的四种类型，就像每个人都有眼睛鼻子世界上却没有一个人长得一模一样，每个人有多种性格颜色，哪种成份多一些，人的性格就主要表现为哪种色彩类型。乐嘉在培训中说：“在一家企业里，像负责产品营销这样需要快速与外界建立一定关系的部门，要求员工对市场反馈的信息反应迅速，并具备良好的交际能力，适合红色和黄色性格的人。相反，像产品研发技术部、品质保证部、工程部等以技术为主的部门，员工需要具有严谨的思维分析能力，适合以蓝色性格的人。”

在色彩密码的基础上，乐嘉还提出了“性格是天生的，个性可以修炼;动机无法改变，行为可以训练”的观点。这个观点不仅用“个性决定命运”颠覆了传统的“性格决定命运”的论调，更比传统的行为和性格类型论更富实用性。

乐嘉精心设计了自己的形象，光头和左耳带一个耳环，给人感觉又酷又另类。他说话声音响亮，语速时快时慢，尤其是讲到红色性格的人时，会有夸张的热情和极快的语速，语速奇快的时候也让人听得一字不漏。他像演员一样表现四种色彩的性格特征，丰富的肢体语言调动了现场气氛。他鼓励听众成为演讲的一部分，他在台上提问，由听众回答，现场分析听众的性格，由于乐嘉经验丰富，有时听众还未说话，他就先说出了别人的性格。听乐嘉的演讲，是一种绝妙的艺术享受。

大量的培训使乐嘉的事业有了质的飞跃。他为联想、诺基亚、百事可乐、罗氏、紫江、中国移动、贝尔、阿尔卡特等众多跨国公司、商业组织、政府机关或非营利性机构做过内训。他是中国第一个将色彩密码性格分析传播到大众心里的人，他终于修得了正果。但他并没有停止奋斗的脚步，他要成为最伟大的演讲家，他希望在性格分析领域影响所有的中国人，他梦想将性格分析这个工具普及化，他做了明信片、扑克牌、宣传光盘等，想让的人加入到这个工具的宣讲和推广队伍里来，最终，他要培训的性格分析培训师，并建立一支FPA培训的专业团队，将深奥的性格学知识传播到普通人心里，让普通人在生活中运用自如，就像老太太都知道周杰伦一样，他希望人们以后见面都不问候，你吃了吗，也不是问你上网了吗?而是问你色了吗?

朱自清一生勤勉，记日记为日常功课。他的两卷日记有多方面的史料价值，其中之一在于：它是观察某类民国文人经济状况的一个绝好样本。简而言之，朱自清日记是一部知识分子的贫困史。

翻开日记第一页，就有触目惊心的两条借贷记录：1924年7月29日“晚与房东借米四升，旧历年关亦有相似情形，而我仍用得拮据而归，甚矣”;30日“午后向张益三借五元，甚忸怩!”朱自清1920年大学毕业，赴江浙任教，先后辗转杭、扬、沪、温、甬。此时的他已有两个子女，正同时在省立四中和春晖中学任教，奔波于宁波与上虞之间。虽如此，仍是入不敷出，以至需要借米疗饥。

1925年，朱自清成为清华教授，一直到“七·七”事变后随校南迁，为时12年。此期朱自清经历颇多：先为六个孩子的父亲;妻子武钟谦病亡;欧游访学;和陈竹隐恋爱、结合;父亲病故;后又添二男。按说，战前这段经济较为稳定，清华教授待遇不薄，本该是他生计最宽裕的时期，但因家累进一步加重，所以仍时时捉襟见肘。1932年12月9日日记中说：“钱与文字皆觉其少;钱宜少用，文宜多作，勉之。”举债、还债的记录在此期日记里俯拾皆是。

昆明时期，百物腾昂而薪水低徊，教授成为清贫一族。朱自清负担尤重：多病的夫人不习惯昆明环境，带着孩子长住故乡成都，他定期将薪水寄成都;前妻所生三个未成年子女寄养扬州老家，他要付生活费;长女采芷工作无着，也赖他不时资助。陈竹隐来信常为告急，扬州方面则每因寄多寄少、早寄晚寄而与兄弟、弟媳生隙。每月领薪，朱自清第一时间分寄各处，自己所留无几。如1941年5月10日，“兑得现钱共八百九十多元，还债与寄钱后，本月只剩一百三十四元生活费”。他不得不“开源节流”。节流，到了自奉至简的地步：吃，靠和青年助教合住一室搭伙、包饭，或到朋友家蹭饭，因饭菜粗硬、食无规律，胃病长期不愈;穿，则常年不添新衣，一度每周披件赶马人的蓝毡“一口钟”到昆明城里授课，成为联大一景。至于“开源”，无非是多写文章、多做业余兼职。1944年后他一直在私立五华中学兼任国文教师。即便如此，仍时有青黄不接的情况，他就只能频频借债，拆东墙补西墙。

借而不得也是常有的事，于是不得不和当铺打交道。典当、寄卖成为朱自清在昆明的“家常便饭”。特别是在1942到1943年间，他隔三岔五地跑寄卖行，先后拿去寄售的物件有：网球拍、大字典、灯泡、行军床、被单、橡皮管、墨盒、皮外衣、淋浴器具、窗帷布。他和商人讨价还价，有时为了一件物品的价格，连续跑几家寄售行，还常受奸商的气。1942年4月8日，为行军床估价事妥协于商家，日记写道：“估价者系一少年，其人极有口辩，力言帆布已破，仅可按床架论值。”朱希望能卖120元，但少年仅肯给50元。“事后思之，实所不甘。而竟惑于该少年之妄说，草草立据……少年实奸商之尤，侮余如玩之掌上，可恨之至!”读到这些愤激无奈之辞，最令人心酸。

日记非为发表而作，自可率直无拘，完全是真性情的流露。朱自清每每在日记中大叹苦经。1941年4月26日在成都与经济条件较为优越的挚友叶圣陶倾谈后，写道：“圣陶确有勇气面对这伟大的时代。但他与我不同，他有钱可维持家用，而我除债务外一无所有。”几天后又说：“我尝到经济拮据而产生的自卑感。”不过哭穷归哭穷，另一个事实却是：朱自清，以及他的贫穷的同侪们，在困厄中坚守知识者岗位，维持西南联大弦歌不绝，育才无数，在云贵高原上创造了中国教育史上的一大“高原”。他个人笔耕不辍，遗著煌煌五百万字。有人戏称中国牌知识分子“价廉物美”，信哉斯言。

1948年，在回到清华园后两年，朱自清因严重胃溃疡不治身亡。次年毛泽东热烈表彰了他和闻一多这两位“民主斗士”，说他“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朱自清因此死后哀荣，成了政治上不倒的知识分子表率。“饿死”之说言过其实，但又不能说和长期的穷厄无关。五十而殁，正当人文学者的黄金年龄，这自然是朱自清个人的悲剧，也是中国文化的损失。

接到乔羽的宝贝女儿国子的短信，我心里一动：多年不见，乔老爷和夫人佟琦，还有他们三个懂事的早已成家立业的孩子，现在怎么样了？国子在短信上说：“亲爱的妈咪，一切都好吧？9月12日上午9点在新闻大厦举办老爷子歌词研讨会，央视来录制现场，特请您作为嘉宾发言。您能来是我们全家人的愿望。请回复！爱您的国子。”

我立刻兴奋起来。这些年我年纪大了，过去常联系的朋友，渐渐地疏远了。而且，对方也一样，好像大家都躲在自己的世界里静静地老去。就连名气很大，过去经常抛头露面的人，比如乔羽乔老爷，也陷进了这个怪圈。想到此，我连忙给乔羽的女儿国子回短信：“亲爱的国子，我正盼望见到你们，谢谢你们全家人想到我，给我这个机会。你父亲乔老爷的歌词研讨会，我一定参加，雷打不动。”

但是，那天我还是食言了。问题出在我老眼昏花，把9月12日上午9点的研讨会，看成9月17日上午9点。偏偏在同一天同一时间，我还接到了冯牧先生逝世20周年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纪念活动的邀请，也指定我在会上发言。当我在中国现代文学馆深情追忆冯牧先生的时候，新闻大厦乔羽歌词研讨会给我安排的那把椅子，却让乔老爷全家人失望地空着。回到家再看国子的短信，我蒙了，不禁十万火急地向孩子道歉：“亲爱的国子，实在对不起，我把乔老爷的歌词研讨会误记成9月17号了！今天我去开完冯牧逝世20周年纪念会，再看你的短信，才发现我记错了日期。看来，我是真的老了，日子过得稀里糊涂。不过，老爷子的歌词有口皆碑，万众传唱，这比开任何研讨会都珍贵。而我不懂歌词艺术，即使参加研讨会也说不出什么来。但对老爷子及你们全家给我的情谊，我铭记在心。为此，我准备认认真真写一篇文章，倾心说说老爷子和你们全家人对我的关爱。”

笑眯眯的，那个几年前常在电视里出现的如同弥勒佛的乔老爷，没有多少人不知道。他写的歌词，可谓点石成金，广为流传，说他是中国歌词界的泰斗，是没有人持疑义的。不说他在“**”前为电影《祖国的花朵》写的插曲《让我们荡起双桨》，为电影《上甘岭》写的插曲《我的祖国》早已家喻户晓，成了中国歌坛的经典，只说20世纪80年代后，乘着改革开放大潮，他写的《牡丹之歌》《爱我中华》《难忘今宵》《思念》《夕阳红》《说聊斋》等等，哪一首不风靡一时，久唱不衰？郭兰英、李谷一、彭丽媛、毛阿敏、宋祖英，这些在国内风光无限的一线歌手，都是唱着他的歌红起来的。不过，我如此强烈地想写写乔老爷，却不是因为他的歌词，而是因为他的为人，因为他对我的滴水之恩。中国有句老话“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而我对他虽然没有涌泉相报之能，但涌泉相报之心还是有的。

乔老爷的滴水之恩那是40多年前的事了。当时比我大8岁的乔羽还年轻，才40出头。除了私下里，人们决不敢像现在那样开口闭口叫他乔老爷。既然叫了，他也会环顾左右，不敢答应。因为，那是个人鬼颠倒的年代，他和许多文艺界的著名人士一样，活得灰头土脸的。

清楚记得是1972年，“九一三”事件之后，我们这些因各种原因被迫离开北京的人，陆续回到北京。城里没有我们的窝了，都靠投亲访友过日子。我算幸运的，经胡华先生引荐，被中国革命博物馆收容。这是我一生中最窘迫也最狼狈的时候：父亲的冤案没有平反，年迈的母亲下放在江西鲤鱼洲，不知何时是归期，三个孩子因我和丈夫的感情破裂而处在骨肉分离中。难以启齿的是，国家经济萧条，商品奇缺，买粮要粮票，买肉要肉票，买布要布票，还有煤球票、肥皂票、白菜票什么的。我带着两个孩子，不仅没有这些票证，即使有，也买不起。因为我很久没有领到工资了，口袋里几乎不名一文。为了不饿着两个正在长身体的孩子，自己忍饥挨饿，节衣缩食，连午饭都省了。外出很少坐公共汽车，多远的地方都走着去。偶尔也使坏心眼，自己做一张假月票，趁人多的时候挤上车，拿出来远远地向售票员晃一下。售票员通常半睡半醒地趴在台子上，看都不看一眼。古人说一文钱逼死英雄汉，我是真正尝到了被钱逼死的那种感觉。可是，我还死要面子，怕人们知道指着我的脊背说：看，贺龙的女儿落难了，到了这种地步！

那年七八月的一天，天非常热，脚下的柏油路都被晒软了。我去给住在西便门附近的一个同事送药，不知不觉走到我母亲下放前住过的西便门国务院宿舍附近。忽然，一个高大的身影立在我面前，随后听见那人对我说：“这不是捷生吗？大中午的，天这么热，你去干什么？”我茫然抬起头，眼睛一亮，认出对方是大音乐家郑律成。他和我母亲住在同一个院子的同一栋楼里，母亲下放前我们在楼道或路上遇见他，还有他后来成为新中国第一位女大使的夫人丁雪松，常打招呼。

“吃饭了吗？”郑律成在确定站在他面前的真是我之后，不等我回答，又问。我望着他苦笑笑说：“郑叔叔，我没有吃午饭的习惯了。”郑律成看见我这副落魄的样子，明白我处境不好，叹息一声说：“不吃午饭怎么行？走，我带你去吃。”说着，他拽着我的手不由分说往既定的路上走。我个子小，身体弱，拽在他手里没有任何分量，只能由他。这样勉强走了几步，他松开手，自己在前面走，我在后面跟。

西便门国务院宿舍当年住着不少名人，有写过长篇小说《上海的早晨》的周而复，有截取过日本偷袭珍珠港情报、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立下大功的红色特工阎宝航……再就是郑律成，他大名鼎鼎，是中央乐团（中国交响乐团前身）的专业作曲家。整个院子里的人都知道他，不仅因为他是朝鲜人，还因为他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到了中国，在上海从事革命活动。1937年，他背着从朝鲜带来的小提琴到达延安，投身伟大的中国人民抗日事业。就是在这个时候，他请女诗人莫耶作词，谱写了著名的《延安颂》；请公木作词，写了更著名的《八路军进行曲》（1988年正式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在中国当代音乐史上，与冼星海、聂耳和田汉齐名。抗战胜利后，经过中央特批，他带着曾是抗日军政大学第三期女生队队长的妻子丁雪松回到了朝鲜，又写了朝鲜人民军军歌。要知道一个人能为两个国家的军歌作曲，在世界举世无双，因此享有“军歌之父”的美誉。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经周总理批准并征得朝鲜金日成首相同意，他随在中国驻朝鲜大使馆任外交官的妻子丁雪松一起回国，正式加入中国籍。人们津津乐道的是，1943年他与丁雪松结婚后，上了抗日前线，怀着身孕而留在延安的丁雪松不慎在雪地上滑倒了，引起早产，生下一个女孩。孩子生下后因为没有奶，丁雪松把他从朝鲜辗转上海带来的那把心爱的小提琴卖了，换回一头刚下崽的母羊，每天给孩子挤羊奶喝，这才把孩子救活了。郑律成从前线回到延安，有感于他的那把提琴救了他的孩子，给孩子取名为郑小提。后来郑小提也成了音乐家，在总政歌舞团创作室任创作员，也和大家一样，在西便门国务院宿舍进进出出。

这是在十年“**”中，社会乱哄哄的，文艺团体像郑律成这样的大作曲家，都被打入另册。郑律成更因为历史复杂而受审查，要求他每天去团里报到，中午在那儿吃一顿样板饭。因为中央乐团是样板团，团里的饭也叫样板饭。那时他50多岁，身体很好，从西便门去地处和平里的单位路不算近，每天骑一辆破自行车来回。

那天郑律成没有骑自行车，看来不是去团里，也不是从团里回来，他说带我去吃午饭，可是，既不往他家里带，也没有往街边的小餐馆带，更不可能带我去路途遥远的样板团吃样板饭。当时在小餐馆吃饭也要用粮票，我猜想他家里不开火，上餐馆也囊中羞涩，不知这顿饭怎么吃，吃什么。因此，跟着他在烈日下走，沿路我犹豫不决，走不是，不走也不是。在我的记忆中，好像穿过了半个北京城。

当他带着我穿过大街小巷，敲开大柳树一个破败院落的一扇普普通通的门的时候，我才知道，他把我带到了他的好朋友乔羽家。

乔羽的名字对于我来说，太熟悉了，简直如雷贯耳。因为我也是文学青年，喜欢“**”前的电影、小说、诗歌和歌曲，唱过乔羽写的《让我们荡起双桨》和《我的祖国》等电影插曲，还知道他是人人皆知的电影《红孩子》和《刘三姐》的编剧。在我心目中，这两项占一项就不得了了，而他两项都占了，太了不起了。

出现在我面前的乔羽，却不像我想象的那么高大，那么英俊。他个子不高，微胖，穿着一身颜色单调的衣服，才40多岁，但没有这个年纪的干练和锐气。让我感到奇怪的是，郑律成这么大一个音乐家来访，他也不特别热情，甚至有些无所适从。站在他身边明显高出他一头的妻子，反而气质高雅，衣着光鲜，头发梳得纹丝不乱；30多岁的人，还可以用亭亭玉立来形容。后来我才知道，乔羽从他工作的中国歌剧舞剧院下放在张家口，那天是偶尔回家的，碰巧被郑律成和我遇上了。而郑律成顺便带上我去找他，是给毛主席写了一封申诉信，反映他历史问题的清白，但他的汉字写得不好，想请乔羽给他抄一遍。

乔羽的妻子佟琦之所以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是因为她是满人，贵族出身，祖辈曾是朝廷的高级将领，人们在私下里都称她格格。据说顺治皇帝的佟妃，就出自他们家族。由于出身高贵，又有良好的家教，她言行和衣着与众不同，即使在那样极端的年代，也敢于标新立异，特立独行。在山东济宁故乡当过小学教员的乔羽，纯粹一介平民，1946年参加革命后，虽说上了晋冀鲁豫边区的北方大学，但那也是土大学。他之所以有今天，是一路吃苦耐劳走过来的。因此，当他站在佟琦身边，形成明显的对照，也因此他们戏剧性地过了一辈子。

看见大音乐家郑律成带着我在午饭时间走进家里，女主人佟琦表情木然，站在那儿不动，没有给我们做饭的意思。我又猜，她肯定有难言之隐，那时粮食定量，她家三个孩子，老大老二是男孩，正是胃口大开的年龄，多招待客人一顿饭，自己就得饿一顿。也是后来才知道，佟琦是中国文联医务室的医生，虽说有皇家血统，但她在单位仍属群众行列，再说，她的医生职业又是人们得罪不起的。因此，乔羽被下放了，她还能带着三个孩子留下来。但要管好这五口之家，她也得量力而出，精打细算。因为在文艺界听多了男女之间的风流韵事，她特别痛恨男人拈花惹草。

郑律成和乔羽坐在狭窄的客厅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我完全成了多余的人，那种气氛让我尴尬极了。郑律成突然意识到什么，指着里面的房间对乔羽说，老乔，我给你说几句话。两个人进去后，声音压得很低，嘀嘀咕咕一阵，乔羽冲着门外大喊，佟琦，你进来！女主人进去三两分钟，声音突然高起来：你个死老郑，有话怎么不早说呢？人家是公主啊！你看慢待她了。然后斩钉截铁地说，我出去买菜，割肉割肉！说话间，她已大步流星走回客厅，刚才还表情木然的脸春风荡漾。我惊惶地站起来，她风一样刮到我面前，压住我的两个肩膀说：你坐你坐，和老郑、老乔好好聊天，我去给你们割肉包饺子。

同样也是后来我才知道，郑律成和乔羽进到里屋，是向他解释，我并非佟琦痛恨的那种迎合男人拈花惹草的女人，而是贺龙元帅落难的大女儿。在命运上同样经历了颠簸的佟琦，听说我的身份和处境，大吃一惊，一股侠胆柔情油然而生，对我的态度突然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我还未从愣怔中回过神来，她已经提上篮子去菜市场买菜了。当时乔羽的供给关系不在北京，她和三个孩子每月每人只有二两肉票，她一口气全买了。回到家，不要任何人沾手，一个人在厨房里丁丁当当包起饺子来。我进厨房去帮她，她举起两只沾满面粉的手，用臂弯把我推了出来，说请你都请不来，哪能让你动手呢？

这顿午饭，我是含着泪水吃完的。八两肉包出的饺子，乔羽和郑律成基本上是蜻蜓点水。两个人只顾对付乔羽从床底下搜出来的一瓶酒，你一杯我一杯，装出很陶醉的样子。佟琦则坐在我对面，痛惜地望着我，不断地催促说，吃啊吃啊，老郑老乔喝酒，你不管他们。她还说捷生，你父亲贺龙是开国元帅，国家的大功臣，不会整死就整死了，总有一天要给他平反昭雪。今后的日子会好起来的。郑律成和乔羽也附和说，是啊，是啊，苍天有眼，将来一定会还贺龙元帅公道。然后劝我想开一点，把心放宽，先把孩子养大，把难关渡过去，相信总有云开雾散的时候。

听着这些暖心暖肺的话，我真想趴在桌上，放声大哭。

从此，我和乔羽成了心心相印的朋友，和佟琦更是亲如姐妹，她叫我公主，我叫她格格，两个见面无话不说。他家的三个孩子，对我以妈妈相称。当然，我父亲的冤案也很快被澄清了。1975年6月9日，在父亲含冤逝世6周年之际，在中共中央召开的“贺龙同志骨灰安放仪式上，周总理抱病从医院赶来致悼词。20世纪80年代，我回到了部队，老伴李振军担任武警第一任政委。乔羽的小儿子乔方（歌曲《红旗飘飘》的词作者）中学毕业后，没有工作，我和老伴想尽办法把他招到了部队。

可惜郑律成没有活到让我报答的这一天。那是1976年12月，刚刚粉碎”**“，张家口复排反映我父亲领导南昌起义的京剧《八一风暴》，邀请南昌起义将领的亲属和孩子们去观摩，郑律成也在邀请之列。从张家口回来的第二天，12月7日，喜欢撒网捕鱼并写过《川江号子》的郑律成带着侄孙女银珠和6岁的外孙剑锋去昌平京杭大运河捕鱼，突发脑溢血，栽倒在河边。偏僻的运河边根本没有出租车，两个年幼的孩子边哭边艰难地把他弄到岸上，拦了一辆三轮车往昌平城里送。但终因耽搁太久，我们的大音乐家再也没有醒来。得到消息，乔老爷极度悲伤。几年后，他在矗立在八宝山郑律成墓前的墓志上写道：”郑律成同志是一位将自己的生命与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结为一体的革命家。人民是不朽的，律成同志的歌曲也是不朽的。

在祖国的大地上，一个瘫痪姑娘谱写的高昂生命之歌，震撼了亿万青年的心灵，人们从她身上汲取强大的精神力量，使自己情操变得更加高尚。她是谁?她就是八十年代的新雷锋--张海迪。

命运向张海迪挑战。在五岁的时候，她就得了硬脊膜外血管病变。此后的十六年间，她先后动过四次的大手术，摘除了六块脊椎板，使她从第二胸椎以下，即占三分之二的躯体失去了知觉。

张海迪的命运是非常不幸的，可是在党和人民的抚育、关怀和帮助下，她并没有沮丧，而是以顽强的毅力向命运挑战。她克服种种的困难，自学了小学和中学的基本课程，阅读了一千多册政治、文学、医学、外语等方面的书籍;自学英语达到大学程度;翻译了十六万多字的英文作品和资料;她还不顾自身的病痛，用自学的医学知识和中医针灸技术，为群众治病一万人次以上。她满腔热情地帮助周围的青年学习、工作和进步，使他们奋起革命精神，在工作中做出贡献。她在高考预选中得四百三十六分而不能跨进校门，却鼓励和帮助别的青年进了大学，她自己不能进工厂劳动，到边疆保卫祖国，却鼓励和帮助别的青年成为先进生产者、战斗英雄。

这是一个奇迹吗？确实是一个奇迹。那么是什么力量使这样一个不会走路的姑娘生活得如此坚强呢?是她对人民、对共产主义的道德信念的驱使。她说过：“只要我活着，就要为人民服务。我愿意把自己的一切献给党，愿意把自己的青春献给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

北宋欧阳修四岁而孤，其母含辛茹苦，亲自教其识字。因家贫买不起纸，以芦荻划地成书。贫苦的生活令欧阳修磨练出刚强的个性，从不向恶势力低头。

一年，街上来了一个算卦者，鹤发童颜，望之有如神仙。其实那老者是一个退官的读书人，因看破世情，隐于市井，并精研出一套处世哲学，柔能克刚。

他见欧阳修天庭饱满，他日必成大器，但过于刚强，日后仕途恐有挫折。老者有意开导他，便说道：“看你的机灵模样，想必读书不少，能对句吗？”

欧阳修当然不会在乎，老者便道出上联：

齿刚唇柔，刚者不如柔者久，柔能克刚；

欧阳修年纪还小，一时不明老者之意，还以为老者讥笑于他，于是答道：眉先须后，先生何似后生长，后来居上。

老者点头称赞，但不禁心中暗叹。后来欧阳修果然大有作为，但由于数以直谏逆旨，屡遭贬谪，晚年锐气尽消。

励志名人故事可以激发我们心中的潜能，为梦想不断的前进，以下是小编搜索整理一篇励志名人故事，欢迎大家阅读!

1、邓亚萍：邓亚萍从小就酷爱打乒乓球，她梦想着有朝一日能够在世界赛场上大显身手。却因为身材矮小，手腿粗短而被拒于国家队的大门之外。但她并没有气馁，而是把失败转化为动力，苦练球技，持之以恒的努力终于催开了梦想的花蕾——她如愿以偿站上了世界冠军的领奖台。在她的运动生涯中，她总共夺得了18枚世界冠军奖牌。邓亚萍的出色成就，不仅为她自己带来了巨大的荣耀，也改变了世界乒乒坛只在高个子中选拔运动员的传统观念。

2、万斯同：清朝初期的著名学者、史学家万斯同参与编撰了我国重要史书《二十四史》。但万斯同小的时候也是一个顽皮的孩子。万斯同由于贪玩，在宾客们面前丢了面子，从而遭到了宾客们的批评。万斯同恼怒之下，掀翻了宾客们的桌子，被父亲关到了书屋里。万斯同从生气、厌恶读书，到闭门思过，并从《茶经》中受到启发，开始用心读书。转眼一年多过去了，万斯同在书屋中读了很多书，父亲原谅了儿子，而万斯同也明白了父亲的良苦用心。万斯同经过长期的勤学苦读，终于成为一位通晓历史遍览群书的著名学者，并参与了《二十四史》之《明史》的编修工作。

3、陈平：陈平西汉名相，少时家贫，与哥哥相依为命，为了秉承父命，光耀门庭，不事生产，闭门读书，却为大嫂所不容，为了消弭兄嫂的矛盾，面对一再羞辱，隐忍不发，随着大嫂的变本加厉，终于忍无可忍，出走离家，欲浪迹天涯，被哥哥追回后，又不计前嫌，阻兄休嫂，在当地传为美谈。终有一老着，慕名前来，免费收徒授课，学成后，辅佐刘邦，成就了一番霸业。

4、希拉里：有领导能力的小姑娘。伶牙俐齿？勇敢智慧？咄咄逼人？人们对希拉里似乎总是褒贬不一，但有一点你无法否认，她绝对是世界第一流的女政治家。希拉里丝毫不比老公克林顿逊色，她不仅从小成绩优秀，出类拔萃，还表现出了极强的领导和社交能力。

希拉里出生于芝加哥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4岁时的一件事锻炼了小希拉里坚强的意志和决断力。当时，社区中有个霸道的小女孩总是欺负希拉里，希拉里很害怕，泪流满面地向母亲诉苦。母亲告诉希拉里，若遭到欺负，就一定要毫不畏惧地还击。小希拉里的确这样做了。此后，希拉里天赋的领导才能日渐显露，她身旁很快聚集了一大帮孩子。

5、贝克汉姆：从“赌局”中领悟父亲的良苦用心。有谁统计过，贝克汉姆在球场上到底吸引过多少人的目光？每当这位世界顶级球星的身影出现在球场，无数的尖叫声立刻响遍全场，相机快门也闪个不停。小贝从3岁就开始踢球，尽管那时还是“玩”球多于“练”球，但父亲一直苦心培训他，顽皮的他渐渐奠定了对足球事业的热爱。

上小学时，小贝跟父亲之间甚至还约定了一个常规“赌局”：如果小贝能站在禁区边不助跑射门，每次把球踢中门柱，就能从父亲那儿赚到50个便士。总是赢到零花钱的小贝很开心，直到长大成人后他才明白了父亲的良苦用心。

6、曼德拉：从小就追求正义和理想。曼德拉是南非第一位黑人总统，他同南非种族隔离制度进行了几十年不屈不挠的斗争，赢得了全世界人的支持和喝彩。因此，有人说，曼德拉已经成为一个时代的象征。曼德拉的反抗精神、对正义和理想的追求在童年时期就已初露端倪。

曼德拉出生在一个小村庄，9岁那年父亲就去世了。从小曼德拉就经常目睹当地大酋长在解决部落争端过程中被白人政府的法律所约束，他逐渐萌发了寻求正义和平等的理想。年纪更大一些后，他多次领导同学抗议学校的白人法规，甚至因领导学生运动而被除名。在一次次的“斗争”中，曼德拉逐渐立下志愿：要为南非的每一个黑人寻求真正的公正。

7、莫扎特：一个天资聪慧的神童。莫扎特被公认为音乐史上的神童，他很早就显露出了在音乐方面的非凡天赋和卓绝才能。从莫扎特的童年中，你能看到一个孩子对待音乐的积极心态，对艺术事业的执著追求。虽然不能人人皆为天才，但对广大孩子来说，“神童莫扎特”绝对是具有传奇色彩、又值得学习的好榜样。

小时候，莫扎特常常走到钢琴前面，按着琴键细听，并努力弹出他曾经听到过的音乐。一次，莫扎特的父亲和朋友一起回家，看到4岁的莫扎特正坐在桌旁写东西。父亲问他在干什么，莫扎特说他正在写钢琴协奏曲。父亲把五线谱纸拿过来一看，激动得流出了眼泪，他对朋友说：“你看，他写的这些又正确又富有意义啊！”天资加上勤奋和用心，这就是神童莫扎特！

8、卡莉·菲奥里纳：从母亲那里受益匪浅。惠普前任女掌门卡莉。菲奥里纳曾是男性主导的硅谷中最亮丽的一道风景。精明强干、坚忍不拔的卡莉曾两度荣登财富“最有权威的女企业家”榜首，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卡莉从小就受母亲影响，从母亲那里学到了坚强、博学和热爱生活，并受益一生。

卡莉出生于美国得州一个带有欧洲血统的家庭。父亲是联邦法院的法官，母亲则是一位艺术家。在童年的卡莉心中，母亲一直是她最崇敬的人。母亲热爱生活，教卡莉做人的道理，使卡莉的潜能得到最大的发挥。卡莉童年时代随父母游历了不少国家，不仅开拓了眼界，更培养了思考问题的广度和深度，这对她成为一个有勇气、有魄力、自信并热爱生活的人也不无影响。

9、欧阳修：欧阳修晚年，每天把生平所写的文字，加以修改，用心极苦。他的夫人叫他不要修改了，说：何必这样折磨自己？难道还怕老师责骂？欧阳修笑道：不怕先生骂，却怕后人笑。

10、约翰逊：约翰逊博士，他的父亲经营一个大旧书摊。有一次，距离不远处有个节目，大家都去赶集，这天正下着雨，他的父亲想要约翰博士分一部份书籍，运到赶集的地方去贩卖。他的父亲接连呼唤他三次，要他去，可是约翰逊博士这时正专心阅读一本又厚又大的书，竟假装听不见，也不理睬，父亲叹了一口气，只得自己亲自去了。这时候，约翰逊博士年十八岁。五十年后，有一天中午十一时，当地人看见这个体态臃肿的老年人，跪在街心，他把帽子夹在腋下，拐杖放在一边，低头跪在太阳下，热泪直流。这时约翰逊博士业已成名，大家都来看他，他对大家说：五十年前的同一天，同一时刻，我不听父亲的话，现在我跪在这里忏悔！

11、牛顿：牛顿研究学问非常专心。有一次，朋友请客，席间，他想起家中有瓶好酒，于是叮嘱朋友稍等，自己回家取酒。这位朋友左等右等，就是不见牛顿回来，只好去看个究竟。原来牛顿在回家的路上，想起一项实验的做法，到家后，就一头栽进实验室，做起实验，把取酒招待朋友的事忘的一乾二净。又有一次，他饿了，煮鸡蛋吃，却一边想问题，一边把鸡蛋放进锅子中，等问题解决了，想吃鸡蛋时，揭开锅盖，捞起的竟是自己的怀表。

被称为开创了欧洲绘画新纪元的十八世纪西班牙杰出画家戈雅，不仅有超群出众的画技，而且耿宜倔强，一身是胆。他的这种性格，在少年时代就有突出的表现。1762 年的一天，西班牙萨拉果沙城里著名的圣像画家吕尚，正领着学生给教堂作壁画。忽然，他发现刚刚画好的圣母多了两撇蓝色的小朋子，不由得吓出一身冷汗。因为在当时的欧洲，任何亵渎圣母的行为都被视为大逆不道，要受法律制裁的。熟悉学生的吕尚凭着直觉，马上便猜到这是谁干的。“戈雅！”他朝着一个学生大喊了一声。随着喊声，走过来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他宽宽的前额，大眼睛里闪着快活而调皮的光。“这胡子是你画的吧？”吕尚厉声问道。“是的，老师，”戈雅不慌不忙地回答，“恐怕您还没有发现，我还在圣约瑟的嘴边添画了一只烟斗。”“什么？”吕尚又是一惊，他靠近壁画仔细一瞧，可不是，圣约瑟叼的那只烟斗正在冒烟呢！

拿这个调皮的孩子怎么办？吕尚左右为难起来。尽管戈雅经常闹一些恶作剧惹自己生气，但他毕竟是自己最得意的门生。一旦把这件事传出去，他肯定会被宗教裁判所逮捕的。当老师的，怎能忍心看着学生坐牢啊！

于是，他悄悄地把戈雅拉到一旁，和蔼地说：“你闯了大祸，宗教裁判所不会放过你的。你必须尽快离开这里。”

就这样，戈雅依依不舍地告别了老师和同学，只身一人来到首都马德里。

伏尔泰说得好：“要在这个世界上获得成功，就必须坚持到底——剑至死都不能离手。”下面这个美国人的故事，正是成功从“必要性”走向“必然性”的真实写照——

他的父亲是一个赌徒，母亲是一个酒鬼。父亲赌输了，又打老婆又打他;母亲喝醉了也拿他出气发泄。他在拳脚交加的家庭暴力中长大，常常是鼻青脸肿，皮开肉绽。

因此，他面相很不美，学习也不好。高中辍学，便在街头当阿混。

直到他20岁的时候，一件偶然的事刺激了他，使他醒悟反思：“不能，不能这样做。如果这样下去，和自己的父母岂不是一样吗?成为社会垃圾，人类的渣滓，带给别人、留给自己的都是痛苦——不行，我一定要成功!”

他下定决心，要走一条与父母迥然不同的路，活出个人样来。

但是做什么呢?他长时间思索着。从政，可能性几乎为零;进大企业去发展，学历和文凭是目前不可逾越的高山;经商，又没有本钱……他想到了当演员——当演员不需要过去的清名，不需要文凭，更不需要本钱，而一但成功，却可以名利双收。但是他显然不具备做演员的条件，长相就很难使人有信心，又没有接受过任何专业训练，没有经验，也无“天赋”的迹象。

然而，“一定要成功”的驱动力，促使他认为，这是他今生今世唯一出头的机会，最后的成功可能。决不放弃，一定要成功!

于是，他来到好莱坞，找明星、找导演、找制片人……找一切可能使他成为演员的人，四处哀求：“给我一次机会吧，我要当演员，我一定能成功!”

很显然，他一次又一次被拒绝了。

但他并不气馁，他知道，失败定有原因。

每被拒绝一次，就认真反省、检讨、学习一次。

一定要成功，痴心不改，又去找人……

不幸得很，两年一晃过去了，钱花光了，便在好莱坞打工，做些粗重的零活;

两年来他遭受到1000多次拒绝。

他暗自垂泪，痛哭失声。难道真的没有希望了吗?

难道赌徒、酒鬼的儿子就只能做赌徒、酒鬼吗?

不行，我一定要成功!

他想，既然不能直接成功，能否换一个方法。

他想出了一个“迂回前进”的思路：先写剧本，待剧本被导演看中后，再要求当演员。幸好现在的他，已经不是刚来时的门外汉了。

两年多耳濡目染，每一次拒绝都是一次口传心授，一次学习，一次进步。

因此，他已经具备了写电影剧本的基础知识。

一年后，剧本写出来了，他又拿去遍访各位导演，“这个剧本怎么样，让我当男主角吧!”

普遍的反映都是，剧本还可以，但让他当男主角，简直是天大的玩笑。

他再一次被拒绝了。他不断对自己说：“我一定要成功，也许下一次就行，再下一次、再下一次……”在他一共遭到1300多次拒绝后的一天，一个曾拒绝过他20多次的导演对他说：“我不知道你能否演好，但我被你的精神所感动。我可以给你一次机会，但我要把你的剧本改成电视连续剧，同时，先只拍一集，就让你当男主角，看看效果再说。如果效果不好，你便从此断绝这个念头吧!”

为了这一刻，他已经作了三年多的准备，终于可以一试身手。

机会来之不易，他不敢有丝毫懈怠，全身心投入。

第一集电视剧创下当时全美最高收视纪录——他成功了!

现在，这个人是世界顶尖的电影巨星。

他就是大家熟悉的史泰龙。

史泰龙的健身教练哥伦布医生这样评价他：“史泰龙每做一件事都百分之百投入。他的意志、恒心与持久力都是令人惊叹的。他是一个行动家。他从来不呆坐着让事情发生——他主动地令事情发生。”

如果史泰龙当初只是“想”成功，在茶余饭后做做明星梦，消遣一下，他就绝不会有今天。因为那样的话，他就不会付出，不会拼命。

这个故事说明了一个道理：世上没有做不成的事，只有做不成事的人。

[名人励志故事史泰龙不惧失败的励志故事

在散文里，张爱玲显得清晰和直接一些，小说则要隐晦与曲折一些。而说到底，认识张爱玲，是为了认识她的小说，因为于我们来说，唯有小说，才是张爱玲的意义。所以，认识的结果就是，将张爱玲从小说中攫出来，然后再还给小说。

先看张爱玲的散文。我在其中看见的，是一个世俗的张爱玲。她对日常生活，并且是现时日常生活的细节，怀着一股热切的喜好。在《公寓生活记趣》里，她说：“我喜欢听市声。”城市中，挤挨着的人和事，她都非常留意。开电梯的工人，在后天井生个小风炉烧东西吃;听壁脚的仆人，将人家电话里的对话译成西文传给小东家听;谁家煨牛肉汤的气味。这样热腾腾的人气，是她喜欢的。在另一篇散文《道路以目》里，她写的街景，也是人间冷暖的：煮南瓜的气味与那种明亮的桔红，给她“暖老温贫”的感情;寒天早晨，有人在人行道上生小火炉，呛人得很，可是，“我喜欢在那个烟里走过”;一个绿衣邮差骑车载了他的老母亲，使她感动;有人在自行车轮上装着一盏小红灯———在我们的时代，已经看不见了。小时候，有人在车轮上系彩色的绒线，大约是一样的意思———她认真地观赏着，赞道：“流丽之极”。在《谈画》中，她看塞尚的《抱着基督尸身的圣母像》，大感惊讶的是，圣母是最普通的妇人，清贫，论件计值地做点缝纫工作，灰了心，灰了头发”，并且注意到，圣母并不是抱着基督，而是，“背过身去正在忙着一些什么”，抱着基督的则是“另一个屠夫样的壮大男子”。而基督呢?没有使她联想起世间的任何一个人，“他所有的只是图案美”，于是，他就错过了她的兴趣。她喜欢的就是这样一种熟稔的，与她共时态，有贴肤之感的生活细节。这种细节里有着结实的生计，和一些放低了期望的兴致。

张爱玲对世俗生活的兴趣与苏青不同。胡兰成对宁波人苏青的评价很对，他说宁波人过日子多是兴兴头头的，但是缺少回味，是真正入世的兴致。张爱玲却不是，她对现时生活的爱好是出于对人生的恐惧，她对世界的看法是虚无的。在《公寓生活记趣》里，她饶有兴味地描述了一系列日常景致，忽然总结了一句：“长的是磨难，短的是人生。”于是，这短促的人生，不如将它安在短视的快乐里，掐头去尾，因头尾两段是与“长的磨难”接在一起的。只看着鼻子底下的一点享受，做人才有了信心。以此来看，张爱玲在领略虚无的人生的同时，她又是富于感官，享乐主义的，这便解救了她。《道路以目》里，她写她上街买菜，遇到封锁，只得停留在封锁线以外的街道上。有一个女佣想冲过防线，叫道：“不早了呀!放我回去烧饭吧!”然后，“众人全都哈哈笑了”。这是合乎张爱玲人生观的地方，大难临头，回家烧饭的钟点却一丝不苟。在那无意识的女佣，是一种积极，但在张爱玲，却是消极。因她是要比女佣了解“封锁”的含义，了解这个时世里的灾难。她却又不是一个现实主义者，能够就事论事地面对现实。

她并不去追究事实的具体原因，只是笼统地以为，人生终是一场不幸，没有理由地一径走着下坡路，个人是无所作为的。像她在《更衣记》的末尾写的，一个小孩子，在收了摊的小菜场，满地的垃圾里面，骑了自行车，撒开把手，很灵活地掠过了。于是，她写道：“人生最可爱的当儿便在那一撒手吧?”就是在这轻盈地一掠之中，有了小小的冒险，终却是安全的，便小小地得意着。就是这么一点雕虫小技的手腕。张爱玲喜欢归喜欢，其实又是不相信它们的意义的，否则，她就是宁波人苏青了。否则，她就不会如此贪馋地抓住生活中的可触可感。

她在千古之遥，尸骨无存的长生殿里，都要找寻出人间的触手可及的温凉。在《我看苏青》里，写杨贵妃和唐明皇闹气，逐回娘家，“简直是‘本埠新闻’里的故事”。她不喜欢小提琴，因为太抽象，而胡琴的声音却贴实得多，“远兜远转，依然回到人间”。

这是散文中，由自己直接告白出的张爱玲，在小说里，张爱玲就隐到了幕后。大约仅有一次，没藏好，显现出了真身。是在《倾城之恋》里，白流苏刚到香港，与范柳原的关系处于胶着，暗底里使着劲。

他们在浅水湾饭店分住两个客房，晚上范柳原将电话打进白流苏的房内，向她念起《诗经》：“死生契阔，与子相悦，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底下还附有一大篇解释。却像张爱玲在说话，而不是范柳原。

在张爱玲的小说里，是少有如此自觉到人生的苍茫，并且有诗情的人物，张爱玲从不曾将自己放进小说中，扮演一个角色。因连她本身都是虚无的，不适合作世俗的小说的材料和对象。在她的小说里扮演角色的，多是些俗世里的人———市民。最具俗世的特征的，怕就是上海了。香港也有一些，但比较夸张，更像是俗世的舞台，是戏剧化的俗世。《沉香屑第一炉香》与《沉香屑第二炉香》，这两则故事就要奇异一些。而发生在上海的故事，则更具有俗世的情调。

《花凋》里那家的女儿们，我以为是再真切不过的上海小姐。父亲是个轻佻不尽责的人，大约是像《金锁记》里的三少爷，妻子却不如三少奶的贤慧，无能且又无味。我以为，《红玫瑰与白玫瑰》里的白玫瑰，烟鹂，老了以后，就是她。女儿们晓得谁也靠不上，只有靠自己，到社会上汲取养料，挣一份好生活。张爱玲写道：“小姐们穿不起丝质的新式衬衫，布褂子又嫌累赘，索性穿一件空心的棉袍夹袍，几个月之后，脱下来塞在箱子里，第二年生了霉，另做新的。”摩登里面粗陋的，泼辣的芯子，经得起折腾。姊妹多，也成了一个小社会，互相倾轧着，有些弱肉强食的意思。像川嫦这样老实，柔弱，带几分情致，命运就不济了。她生的是痨病，这也有着些哀婉的情致，可这情致却被病期的拖延，一点一点侵蚀掉了。学医的未婚夫自然早知结局，但算得上有耐心了，两年后才另有了人。然后，家里连买药的钱也计较起来，每日吃两个苹果成了家人的说嘴。最后，她想来个多情的了结，自杀，却买不来安眠药。她只得坐着黄包车兜一转，吃一顿西餐，看一场电影。这大约就是一个上海小姐闲暇中的全部乐趣，她要最后地享一享。这是相当感伤的一幕，可这感伤却被病期的拖沓又腐蚀了。川嫦还又做了两双绣花鞋，一双皮鞋，用一只脚试了鞋，很长远地说：“这种皮看上去倒很牢，总可以穿两三年。”三周之后，她方才谢世。这就是俗世里的人了，死都逼在眼前了，这世界早已经放弃她了，她却还愚顽地留意着一些小事，不自量力地挣一挣。

张爱玲小说里的人，真是很俗气的，傅雷曾批评其“恶俗”，并不言过。就像方才说的，她其实也是不相信这些俗事有着多大的救赎的意义，所以便带了刻薄的讥诮。而她又不自主地要在可触可摸的俗事中藏身，于是，她的眼界就只能这样的窄逼。《留情》里，米先生，敦凤，杨太太麻将桌上的一伙，可不是很无聊?《琉璃瓦》中的那一群小姐，也是无聊。《鸿鸾禧》呢，倘不是玉清告别闺阁的那一点急切与不甘交织起来的怅惘，通篇也尽是无聊的。在这里，反过来，是张爱玲的虚无挽救了俗世的庸碌之风，使这些无聊的人生有了一个苍凉的大背景。这些自私又盲目的蠢蠢欲动，就有了接近悲剧的严肃性质。比如，《金锁记》里的曹七巧，始终在作着她丑陋而强悍的争取，手段是低下的，心底极其阴暗，所争取的那一点目标亦是卑琐的。当她的争取日益陷于无望，她便对这个世界起了报复之心。然而，她的世界是狭小的，仅只是她的亲人。于是，被她施加报复的，便是她的亲人了。在她扼杀自己的希望的同时，也扼杀了她周遭的人的希望。

生活就这样沉入黑暗，这黑暗是如此深入，以至粗鄙的曹七巧也泛起了些许感时伤怀的情绪，想到她抗争的不果与不值：她要是选中了与她同一阶层的粗作的男子，“往后日子久了，生了孩子，男人多少对她有点真心。”可是，在张爱玲的笔下，这也已是三十年前的旧事了，连曹七巧的懊悔都已经死去了。如曹七巧这般积极的人生，最终又留下什么呢?逝者如斯，虚无覆盖了所有的欲望。而张爱玲对世俗生活的爱好，为这苍茫的人生观作了具体，写实，生动的注脚，这一声哀叹便有了因果，有了头尾，有了故事，有了人形。于是，在此，张爱玲的虚无与务实，互为关照，契合，援手，造就了她的最好的小说。

《倾城之恋》也是她最好的小说之一。白流苏和范柳原这一对现时的男女，被命运掷骰子般地掷到了一起，做成了夫妻。这是张爱玲故事里，少有的圆满结局。如文中所说：“到处都是传奇，可不见得有这么圆满的收场。”可那也是不可琢磨的，凑巧了的，世界依然，甚至更加不可理喻。人生，还是苍茫的。在此，张爱玲也为这苍茫作了合情合理的注脚。白流苏和范柳原在各自的利欲推动下，迂回着，探试着，欲擒故纵着，却不料世事大变，生存之计为上，忽才珍惜起眼面前的一点慰藉，它给人一种盲目的安全感。在这里，张爱玲是与她的人物走得最近的一次，这故事还是包含她人生观最全部的一个，这含有着对虚无的人生略作妥协的姿态，是贴合张爱玲的思想的。就因走得太近，露了真身，人物略有些跑题，就像前边说过的，在月夜里，范柳原的喟叹。多亏白流苏说了句：“我不懂这些”，才将事情又拉回了情景。

就这样，张爱玲的世俗气是在那虚无的照耀之下，变得艺术了。

她写苏青，写到想与苏青谈“身世之感”，便想象苏青的眼神是：“简直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大概是艺术吧?”苏青是不“艺术”的，她的世俗后面没有背景。在此，可见得，张爱玲的人生观是走在了两个极端之上，一头是现时现刻中的具体可感，另一头则是人生奈何的虚无。在此之间，其实还有着漫长的过程，就是现实的理想与争取。

而张爱玲就如那骑车在菜场脏地上的小孩，“放松了扶手，摇摆着，轻倩地掠过。”这一“掠过”，自然是轻松的了。当她略一眺望到人生的虚无，便回缩到俗世之中，而终于放过了人生的更宽阔和深厚的蕴含。从俗世的细致描绘，直接跳入一个苍茫的结论，到底是简单了。

于是，很容易地，又回落到了低俗无聊之中。所以，我更加尊敬现实主义的鲁迅，因他是从现实的步骤上，结结实实地走来，所以，他就有了走向虚无的立足点，也有了勇敢。就如那个“过客”，一直向前走，并不知道要到哪里去，并不知道前边是什么。孩子说是鲜花，老人说是坟墓，可他依然要向前去看个明白，带着孩子给他裹伤的布片，人世的好意，走向不知名的前面。

意大利的卢兹（1907-1982）并不是一位非常着名的心理学者，他只写过一本自传式心理学阐述性作品，将自己的经历与一些心理学观点结合起来。这本形象而有趣的小册子里，提到卢兹儿时的一件事：卢兹的母亲擅长烹制Pizza。卢兹家境并不富裕，经常出现在饭桌上的是蔬菜Pizza。但不定时的，卢兹盘子里的那块Pizza下，会出现美味的腌肉，这是母亲偷偷留给卢兹的。卢兹回忆说那块薄薄的腌肉让平淡的童年充满期望和惊喜。

卢兹根据这个回忆，在自己开的餐厅内对顾客进行了一次不动声色的试验。卢兹在每份Pizza里面都藏了一张写着祝福的话的纸条，几乎所有的顾客都表现出惊喜，没有人质疑这张纸的卫生状况，而这种内藏了祝福话语纸条的Pizza被称为“卢兹Pizza”，并成为意式的一道文化大餐。

卢兹通过这些印证了心理学上的“表层心理”和“转折点”两个理论。所谓“表层心理”指的就是个体最初看到的事情或者物品的表面现象以及最直观的原因等，例如上面提到的Pizza。“转折点”指的是出乎意料出现的事物，并能够改变由表层心理带来的心理感受，即腌肉和小纸条。

在我们完成一张试卷的时候，一定会遇到一些解答不出来的试题。绕过它们，我们会发现其他擅长的题目。如果绕不过这些，我们就会被表层心理迷惑：这么难啊！我一定做不出来的！完了完了，这次考试我肯定挂了！

在我们面对一段感情的时候，不论是爱情还是友情，都不可避免地会遇到一些小麻烦、小误解、小波折。如果绕不过去，它们将影响我们对一段感情的审视。

工作上也是如此。可能某一个环节的失误，会对心理产生很强烈的影响。说不定会自我否定得过早，失去了一位宝贵的客户，以及一些提高自身的机会。

“表层心理”比较容易带给我们忐忑不安的情绪，不利于生活和工作。不少心理学研究者提出找出“转折点”这种自我调整的方法。即在“转折”出现的前后，为自己也给别人找一些理由。比如当发现笔下的试题很难做，我们不妨给自己找理由，有些地方复习得不好，但是只要认真做就没有问题啊！在感情和工作方面，我们可以这样想：“感情上的小矛盾两个人都有责任啊！”“虽然我有了失误，但是也许在客户的眼里不算什么！”这样，就很容易稳定我们的心理，并克服心理逆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