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小故事短篇故事【经典19篇】

时间是最平凡的,也是最珍贵的。金钱买不到它,地位留不住它。时间是构成一个人生命的材料。每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我们要珍惜时间，分享了珍惜时间的名人故事，欢迎欣赏！

洋脚搓木棍读书

有个叫施洋的人，小时候家里很穷，买不起灯油。村里有一座叫隆兴观的古庙，庙里点有一盏长明灯，他就在古庙里读书。冬天很冷，脚冻得难受。他一会站起来跺跺脚，后来觉得这样浪费时间，削了一根圆滑的木棍，放在脚底下，一边读书一边来回用脚搓木棍，搓暖了脚，他又能安心读书了。

吉米.卡特守时的故事

现代生活的快节奏，呼唤着人们的守时意识。名人因为惜时，所以守时。

吉米.卡特总统在他担任州长时，有一次，他因公和一位佐治亚州的专员同机外出。早晨七点钟，卡特已在飞机上等候了，只见那位专员正匆匆忙忙地在亚特兰大航空站的跑道上奔跑而来。

这时飞机正好滑行到跑道上，卡特虽然看到了那个人，还是命令驾驶员准时起飞。"他不能按时到达这里，这实在太遗憾了。"他厉声地说道。

邓中夏的五分钟谈话

我国早期的革命家邓中夏先生，他在北大读书时，给自己规定了严格的学习时间，为不受人干扰，他干脆写了个"五分钟谈话"的纸条，贴在书桌上，来访的客人看到这字条后，如没重要事情便会马上告辞。有的客人甚至从他那儿得到启迪，也抓紧时间读书，不再虚度年华了。

诸葛亮：喂鸡求学

诸葛亮小的时候，跟着隐居在襄阳城南的水镜先生学习兵法。水镜先生养了一只公鸡，公鸡一到晌午啼叫三声，水镜先生就下课了。诸葛亮听课听得很不过瘾。

后来，他想了一个办法，在裤子上缝了一个口袋，每天上学的时候就抓几把小米放在口袋里。当晌午快到时，他悄悄地朝窗外撒一把小米。公鸡见有黄灿灿的小米，顾不上啼叫，就啄食起来。刚刚啄完，诸葛亮又撒一把，直到把口袋里面的小米撒完。

等公鸡吃完口袋里的小米再叫时，水镜先生多讲了一个时辰的课，可把师娘饿坏了，时间长了不免抱怨几句："怎么搞到这么晚，晌午过了，也不知道饿!"

"你没听见鸡才叫吗?"水镜先生说。

师娘是个聪明人，知道其中必有奥妙。

第二天快到晌午的时候，她悄悄地来到了院子里， 只见那只花颈公鸡刚要伸长脖子叫唤，就有人从书房窗口撒出一把小米。她走上前，把事情看了个仔细，又悄悄地回家了。

这天水镜先生回来，师娘笑着说："你这个当先生的，还不如小诸葛。"于是她把刚才看到的情况，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水镜先生。

水镜先生听后一愣，又哈哈大笑起来，心想诸葛亮喂鸡求学，真是聪明过人，将来必定是盖世奇才。

诸葛亮经过刻苦学习，终于成为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帮助刘备建立了蜀汉政权。

李叔同闭门谢客

二十世纪初期的文学一代宗师李叔同，三袭衲衣，一肩梵典，埋名遁世山林，他在青岛讲课期间杜门谢客，当时该市市长沈鸿烈等政要慕名拜访，三请不赴席。

最后只写出一帖交给来人，其中两句是，"为僧只合居山谷，国士筵中甚不宜。"词句委婉恳切，辞却了对方的盛情相邀，显示出不趋名利的品格，令人崇敬。

宋濂冒雪访师

明朝著名散文家、学者宋濂自幼好学，不仅学识渊博，而且写得一手好文章，被明太祖朱元璋赞誉为“开国文臣之首”。宋濂很爱读书，遇到不明白的地方总要刨根问底。这次，宋濂为了搞清楚一个问题，冒雪行走数十里，去请教已经不收学生的梦吉老师，但老师并不在家。宋濂并不气馁，而是在几天后再次拜访老师，但老师并没有接见他。因为天冷，宋濂和同伴都被冻得够呛，宋濂的脚趾都被冻伤了。当宋濂第三次独自拜访的时候，掉入了雪坑中，幸被人救起。当宋濂几乎晕倒在老师家门口的时候，老师被他的诚心所感动，耐心解答了宋濂的问题。后来，宋濂为了求得更多的学问，不畏艰辛困苦，拜访了很多老师，最终成为了闻名遐迩的散文家！

苏洵发愤

苏洵是宋朝著名的文学家，唐宋八大家之一。他小时候很贪玩，直到二十七岁才认识到读书很重要，从此开始发愤读书，抓紧一切时间学习。有一年端午节，苏洵从早晨起来就扎在书房里读书。他的妻子端了一盘粽子和一碟白糖送进了书房。将近中午时，夫人收拾盘碟时，发现粽子已经吃完了，碟里的白糖却原封未动，而旁边砚台上竟有不少糯米粒。原来，苏洵只顾专心读书，误把砚台当成了糖碟。正是凭着这种认真刻苦的精神，苏洵成为了文学大家。

故事点评：从古至今，年老发奋学习的事例也比比皆是，青少年年老就不能学习了吗?当今知识爆炸的年代，现代科学文化迅猛发展，使知识的更新期大大缩短，活到老学到老是时代的要求，它要求人从幼年到垂暮都要不间断地学习，不用说人到中年，就是老年仍然需要坚持学习，否则赶不上时代的步伐。

牛顿每天除抽出少量的时间锻炼身体外，大部分时间是在书房里度过的。一次，在书房中，他一边思考着问题，一边在煮鸡蛋。苦苦地思索，简直使他痴呆。突然，锅里的水沸腾了，赶忙掀锅一看，“啊！”他惊叫起来，锅里煮的却是一块怀表。原来他考虑问题时竟心不在焉地随手把怀表当做鸡蛋放在锅里了。

还有一次，牛顿邀请一位朋友到他家吃午饭。他研究科学入了迷，把这件事忘掉了。他的佣人照例只准备了牛顿个人吃的午饭。临近中午，客人应邀而来。客人看见牛顿正在埋头计算问题，桌上、床上摆着稿纸、书籍。看到这种情形，客人没有打搅牛顿，见桌上摆着饭菜，以为是给他准备的，便坐下吃了起来。吃完后就悄悄地走了。当牛顿把题计算完了，走到餐桌旁准备吃午

饭时，看见盘子里吃过的鸡骨头，恍然大悟地说：“我以为我没有吃饭呢，我还是吃了。”

这些故事究竟是真是假，并不关重要，不过表明了牛顿是一个怎样沉思默想，不修边幅，虚己敛容的人，他对科学极度的专心，总是想着星辰的旋转，宇宙的变化，而进入了忘我的境界。

左宗棠是晚清重臣，他喜欢下棋，并且棋艺高超，很少有对手。

有一次他微服出巡，在街上看到一个老人在摆棋陈，招牌上写着：“天下第一棋手。”左宗棠觉得老人太高狂妄，立刻上前挑战，结果老人不堪一击，连连败北，左宗棠洋洋得意，命老人把那块“天下第一棋手”的招牌拆了，不要再丢人现眼。

没想到，当左宗棠从新疆平乱回来时，居然又发现了那块牌子。他很不高兴，就又去和老人下棋，可是这次他竟然三战三败，被杀得落花流水。第二天再去，仍然惨遭败北，他很惊讶：老人为什么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棋艺提高得如此之快呢？他向老人请教。

老人笑着说：“你虽然微服出巡，但我一看就明白你是左公，并且即将出征，所以我让你赢，好使你有信心立大功。如今你已凯旋，我就不必再客气了！”

左宗棠叫后心悦诚服。

长长的静默，风吹叶落。1973年3月6日，81岁的美国作家赛珍珠带着满腔遗憾和对中国无与伦比的思念与眷恋，永远闭上了双眼。自此，她倾情热爱的第二故乡——中国，与她天各一方。

1972年5月，收到拒绝她访华的回信时，赛珍珠衰老孤独的身体如同深秋的雨布，顷刻瑟瑟成薄凉。只是，误会也好，曲解也罢，甚至连那些常人难以接受的人身攻击，亦不能动摇她的“中国心”。她对中国的感情如同种子发芽生根，早已渗透到骨子里。因此，当记者问她：“你还想回到中国吗?”她微仰着头，眼底清泪盈盈，语气却坚定有力：“我的心从来没有离开过中国!我的童年时代、少女时代、青年时代乃至我的一生，都属于中国！”对她而言，“中国”这两个字那么美好，那般温暖，仿佛从心里长出来的嫩芽儿，每说一次，她的心就会幸福地开一次花……

]892年6月26H，赛珍珠诞生在美国西弗吉尼亚州。与其他婴儿不同的是，刚刚出生3个月，她就被父母放进摇篮里，漂洋过海来到中国。此后，赛珍珠—生中的前40年，除去回美国上大学的4年和读硕士学位的两年，均在中国度过。她自小跟一位姓孔的先生学习“四书五经”，说中国话，写中国字。闲暇时，则由母亲教她英文、音乐、美术和宗教。童年的赛珍珠最喜欢听奶妈讲中国民间传说和历史故事，这些口头文学，对她以后的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5岁时，她进入上海某寄宿学校就读。出落成大姑娘的她，穿中式服装，梳长长的麻花辫子，以至于到后来，连赛珍珠自己都觉得她与中国女孩没什么两样。

19岁那年，父亲安排她回美国读大学。在康奈尔深造时，她主修的是英文，论文却洋洋洒洒地写了《中国与西洋》。谈到中国吃苦耐劳的农民，以及不同地域的风俗习惯时，她的眼神里似有火焰在燃烧。看得出，当时赛珍珠的中国情结已经根深蒂固。她觉得，丰富深厚的中国文化滋养了自己的精神世界，使她与中国和勤劳朴实的中国人结下了终生的不解之缘。

硕士毕业后，赛珍珠再次返回中国。接着，她与美国经济学家约翰·布克结婚，两人在土地贫瘠的宿州生活了3年。其间，她接触到许多目不识丁、辛勤劳作的中国农民，亲眼目睹了他们如何在贫穷困苦以及天灾人祸中不屈不挠地挣扎和拼搏。中国农民的善良和顽强深深地感动着赛珍珠。她发现，-直以来，西方对中国人的了解和评价是片面的甚至是扭曲的。她觉得，眼前这些不辞辛苦、坚毅勇敢的农民才是中华民族的真正代表。她决意替这些不善言辞的中国人说话，用自己的文字写下他们生活的艰辛、理想与追求，向美国以及全世界呈现一个真实的中国。

为了方便传教，赛珍珠一家没有住进与外界隔绝的租界或侨民保护区，而是在比较落后的地区与中国普通百姓毗邻而居。最可贵的是，赛珍珠不仅酷爱读书，还尽可能深入中国民间，四处走访，跟老百姓交朋友。因此，她对中国历史和现状的认识甚至不亚于许多中国作家。她的写作与外国某些浪漫主义作家不同，他们大多是在制造异国情调，以满足本国人民的好奇心。赛珍珠写中国，则纯粹是出于对中国人民的关心、同情甚至是感恩。她曾说过：“我早己学会了热爱中国农民，他们如此勇敢，如此勤劳，如此乐观而不依赖别人的帮助。长久以来，我一直致力于为他们讲话。”就这样，赛珍珠怀揣一颗赤诚之心，为了表达对中国兄弟姐妹的挚爱深情，她主动承担起“为民请命”的角色，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国文化的“发言人”。

1919年，赛珍珠与丈夫来到金陵大学任教，在学校分配的一所小洋楼的阁楼上，她面向群山，文思泉涌，几乎完成了后来为她为她赢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全部作品，这座洋楼现在仍然静静地立在南京大学北园的西墙根旁。

1931午，她以中国农民为题材的长篇巨作《大地》在纽约出版，引起轰动，她亦于一夜之间名声大振。1932年，《大地》获普利策小说奖。1938年，她又荣获诺贝尔文学奖。赛珍珠一生共创作了近百部文学着作。她的作品，影响了欧洲整整两代人对中国和中国人的看法。正如一位英国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是赛珍珠和她的作品为数以百万计的欧洲人民提供了第一幅关于中国农村家庭和社会生活的长卷。”

接受诺贝尔文学奖时，赛珍珠在题为“中国小说”的演说中，向西方文化知名人士宣告：“虽然我生来是美国人，但恰恰是中国小说而不是美国小说决定了我在写作上的成就。”接着，她如数家珍地阐述了中国小说的起源与发展演变及其特征，又详细介绍了中国小说名着《水浒传》《三国演义》和《红楼梦》，最后，她由衷地说：“我想不出西方文学中有任何作品可以与它们相提并论。”

另外，在创作《大地》之余，她还花费5年时间，翻译了中国古典文学名着《水浒传》。虽然迄今为止已有多种国外译本，但赛珍珠翻译的《四海之内皆兄弟》无疑是最为准确、最有影响力的。

赛珍珠的文学创作不仅呈现给世界一个真实的中国，并且她亦是第一个把中国农民放在跟西方人同等地位来描述的外国作家。这样的言论，对现在而言，似乎没什么大不了。然而，在当时那个对东亚充满偏见的午代，却可谓石破人惊。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曾经称赛珍珠为“沟通中西方文明的人桥”。她的努力和尝试，为中国社会的进步赢得了国际上广泛的同情与支持。正如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瑞典文学院的颁奖词所言：“赛珍珠的作品，为西方世界打开了一条路，使西方人用更深的人性和洞察力去了解——个陌生而遥远的世界。”

周有光先生今年已110岁了。他对中国思想文化的贡献，典型地体现在其晚年精心结撰的学术随笔上。在85岁那年，周先生离开办公室，走出“专业的深井”，开始在无边无际的知识海洋里起航。他以读书为帆，以思考为舵，以写作为桨；他心无挂碍，目光如炬，跨越横蹊，脱离窠臼，对陈规戒律犁庭扫穴，对真知真理热情推介；他融汇文史哲经，吸纳古今文化，提出一系列真知灼见，并赢得“周百科”的称誉。

周老拥有比无数老年人和中青年更为清醒的思想。周老的学术随笔，纵论今古，时空交错，叙评结合，臧否人物，叙述从容，论理透彻。他说：“历史像一条河一样，河的上面有波浪，这个波浪受风的影响，一下子往东，一下子往西。你在这个波浪里面生活，弄得眼花缭乱，弄不清楚。我现在不研究河流上的风浪，我研究河流下面的潜流，潜流比较稳定，它的方向比较明白。我就是研究这个潜流，根据潜流，我假定一个理论，就是我自己认为可以讲清楚的，就是整个人类前进轨道是怎么回事。”

2007年，我担任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副秘书长，自此每年1月我都与学会领导一起，前往名誉会长周有光先生的寓所，为老人贺寿。后来，又先后数次陪同外地友人前往探望。每次拜会，我都被百岁老人的睿智谈吐、和蔼音容及独特的人格魅力所感动。

一次利用在北京开会间隙去探望周先生，先生微笑着说：“以前，都是从国家的角度看世界，所以观点各不相同。现在，应该从世界角度去看国家。光从中国角度看也是看不清的。”老人娓娓道来的这段话，絮絮如话家常，但认真回味，却如醍醐灌顶，令人警醒。这就是知识老人在世界观和方法论上的文化启蒙。我当时心中蓦然浮现“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的诗意图画——百岁老人高瞻远瞩的目光与安详淡定的神态，给我留下难忘的印象。

多年来，我尽量搜集并力求系统地研读周公关于社会文化的著述，俯读仰思，反复品味，常有豁然开朗的感受。随着阅读的深入，思想渐入佳境，视野、胸襟渐次开阔，视角、思维、逻辑以及对事物的观察、分析和评论，第一跳出僵化的窠臼，第二不再拘泥于微观枝节，而尽力在历史长河和世界范畴时空交叉的维度着眼、联想、比较、探研……这也许就是古人所说的“精骛八极，心游万仞”吧。自身的文化开蒙和思想升华，完全归功于周老“授人以渔”的思想点化和润物无声的文化推力。

项羽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的项羽，身历七十余战，攻无不克；起兵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

项羽这个人物的致命弱点是什么？缺乏政治远见，一味沽名钓誉是项羽的致命弱点。他欲得天下，又图虚名，既准备****怀王之约，又害怕世人指责。他不用范增之计，反映了他的刚愎自用，迷信武力，而根本原因则在于心理上的脆弱。

刘邦对项羽的评价：“夫运筹帷帐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即张良)。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

高中第二册学习了课文《鸿门宴》，让我们对项羽这个人物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原文再现】

——《鸿门宴》

素材评析

从上段节选中可见沛公能亲自的忍辱屈从，这正是大丈夫的襟怀，也是他后来能成就帝业的性格因素。然而，一生总是刚愎自用、狂妄自大的项羽，对沛公来赴鸿门宴赔罪，不但心里毫无疑惑戒备，反而出卖了为他通情报的曹无伤。不但如此，自己还坐在宴席上的尊位，一副天下非他莫属的傲气，而对范增决意要杀刘邦的示意示而不见，以为刘邦早晚得臣服于他。

适用话题

项羽性格上的某些闪光点，如不畏****、不耍阴谋诡计、光明磊落应当给以肯定，此性格特点适合话题“心灵的选择”、“诚信”、“张扬个性”、“倾听”、“快乐幸福与思维方式”等；而性格上的缺点如刚愎自用、缺乏远见、软弱、优柔寡断等则应该扬弃，此性格特点适合话题“包容”、“人与路”、“谈意气”等。

一八二四年五月七日晚上，在音乐名城维也纳，一个历史性的伟大时刻，铭刻在音乐艺术的辉煌史册上，在这座讲究礼仪的艺术之城，就是皇族驾临，人们也不过行三次鼓掌礼，而在这个晚上，如果不是警察的出面干涉，也许这个掌声会有十次、二十次…

这是一个何等恢宏壮伟的场面!这是一个多么令人难忘的时刻!在这里，一部不朽的音乐杰作第一次出现在欧洲乐坛上。

罗曼·罗兰用激动的笔触写道：“黄昏将临，雷雨也随着酝酿。然后是沉重的云，饱蓄着闪电，给黑夜染成乌黑，挟带着大风雨，那是《第九交响曲》的开始。突然，当风狂雨骤之际，黑暗裂了缝，夜在天空给赶走，由于意志之力，白日的清明又还给了我们”。

是的，当人们从这震撼寰宇的音响中苏醒过来，当人们从这欢乐之声的轰鸣中站立起来，片刻沉默之后的暴发，竟壮观得使皇族驾临的威重礼仪暗然失色。人们狂热地欢呼鼓掌，涕泪交流地涌上舞台，向这位为人类铸造出如此惊人的艺术杰作的大师奔去…

但是，有谁想像得到，这位伟大作品的作者，这位在音乐世界中创造了一座又一座英雄群峰的作曲家贝多芬，此刻却背向狂热的观众毫无所闻。当女低音歌唱家翁格尔拉着他的手转过身时，他不是听到，而是“看到”了听众强烈爆发的热情。

双耳失聪的作曲家激动得当场晕倒了…从这个惊心动魄的首演之夜开始，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向着无限的空间与时间扩展着、延续着，以至于许多音乐艺术家竟然也急不择词地对这部巨作加以热情的赞美。

舒曼说：“我从来没有象对这首交响曲那样入了迷。”

“我扑在书籍上，象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一样。”

这是苏联著名作家高尔基的一句名言，也是他酷爱书籍、勤奋学习的真实写照。

高尔基出生在沙皇时代的一个工人家庭里，从小失去了父母，年仅十一岁就被抛进黑暗的“人间”社会。他在善良号轮船上做洗碗工的时候，遇上了一位好心的穷苦厨师斯穆勒，斯穆勒象对待小弟弟一样地爱护他，面且还常常把自己收藏的一些旧书塞到他手里，说:“你念书吧，书里面什么重要的知识都有。”

“一个人没有学问，就跟一头牛 没有区别，不是带上辘架，便是给人宰了吃肉，它还尽摇着尾巴。”当斯穆勒和高尔基分别的时候，他的最后赠言还是那句话，“念书吧，这是最好的事情。”

厨师那纯朴而热情的话语，深深铭记在高尔基的心上，他渴望着读书。但是，他这样一个穷孩子要能读到书，谈何容易呀!他根本进不了学校的门槛，只能靠自学。没有钱买书就向裁缝太太借一点，再搜集一些破旧了的杂志和图片，甚至“象叫化子似地到处去要。”

当他好不容易弄到一些书籍之后，新的困难又来了：哪里有时间阅读?

他当时在一个绘图师家中做佣工，除了一身兼男仆、女仆和“跑街的”三重工作之外，还要贴设计图，抄工程设计书，复核包工头的细帐，一天到晚忙得连插针的缝隙也没有，他只能拖着疲乏的身体在深夜读书。

即使这样，也还是读不成。绘图师家那愚昧、粗暴的老主妇竭力阻挠高尔基读书，她只要一发现高尔基读书，便毒打痛骂。要不她就在蜡烛上刻记号，以防止高尔基使用。她还到高尔基住的小阁楼上去搜查，找到了高尔基的藏书就拿来撕毁或烧掉。

为了对付这凶恶的老婆子，高尔基想了个办法，他故意去租一些五彩封面的小书来，放在易暴露的地方，让老婆子去糟蹋。这样，虽然可以把好书掩护起来，但是，身无分文的高尔基却因此而欠下了书店老板四十个戈比的一笔重债。

有一回，高尔基一边干活，一边偷偷地看书，不料看着看着就入了神，结果把茶炊烧溶了，那老主妇恶狠狠地用一根刺棒将高尔基毒打了一顿。在医院里，医生从他背脊上钳出了四十二枚刺。这种残忍的暴行把医生也激怒了，医生说这是私刑，支持高尔基去法院控告。可是高尔基却说，控告不控告倒无所谓，我唯一的要求就是只要允许我看书就行了。

为了能看书，高尔基简直绞尽了脑汁。没有地方看，他就躲到杂物间或是爬到屋顶阁楼上去看;没有油点灯，他就把烛台上的蜡油刮下来，装在旧罐头盒子里，再找一些棉线作灯蕊，自制一盏简易灯，尽管光线昏暗而且烟雾腾腾，他却在灯下看书看得津津有味，双眼被熏得通红，差点都熬瞎了，他也不在意。

高尔基和书结下了不解之缘，他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也不能和书分手。

后来，他到了一家而包房工作，每天要干十六个小时的重活，可他仍然坚持看书。他拣几块零碎的木柴搭成一个书架，将书摊开摆在上面，然后一面揉生面团，一面看书。有一夭，厂主突然闯进来，一眼就看见高尔基正在看书，厂主一把将书抢过来要抛进炉火中去。高尔基肺都差点儿气炸了。要知道，这是托尔斯泰的一部名著，高尔基爱不释手，厂主竞然要烧掉，那不简直是要他的命?高尔基什么都顾不及了，他猛然抓住厂主的胳膊，愤怒地喊道:“你敢烧掉那本书!”厂主被盛怒的高尔基震慑了，只好把书还给了他。

高尔基由于勤奋好学，刚满十五岁就已经博览群书了。大仲马、雨果、巴尔扎克、海涅、狄更斯、肖伯纳、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理、屠格涅夫、托尔斯泰等艺术大师的名著，他都读过。他虽是穷苦的孤儿，却成了博学多识的少年。

高尔基说:“我的一切知识，都是书籍给我的。”他在回忆幼年读书的情景时曾这样写道:“我梦想享受大学生读书的幸福，甚至甘愿忍受任何拷打。假如有人向我提议说:‘你去学习吧!不过每到星期天，为了你去学习，我们要在尼古拉也夫广场上用棍棒打你一顿。’我想，就是这种条件，我大概也可以接受的。”

更多的时候，我们在生活的路上走得不好，不是路太狭窄了，而是我们的眼光太狭窄了。

生活中，我们在一条路上不断地走，总觉得自己已经把路走绝了，再不能走出一片崭新的天地，再不会有更大的成就。

1956年，松下电器与日本生产电器精品的大阪制造厂合资，设立了大阪电器精品公司，制造电风扇。当时，松下幸之助委任松下电器公司的西田千秋为总经理，自己任顾问。

这家公司的前身，是专做电风扇的，后来开发了民用排风扇。但即使如此，产品还是显得很单一。西田千秋准备开发新的产品，试着探询松下的意见。松下对他说：“只做风的生意就可以了。”

当时松下的想法，是想让松下电器的附属公司尽可能专业化，以图有所突破。可是松下电器的电风扇制造已经做得相当卓越，颇有余力开发新的领域。尽管如此，西田得到的仍是松下否定的回答。

然而，西田并未因松下这样的回答而灰心丧气。他的思维极其灵活与机敏，他紧盯住松下问道：“只要是与风有关的，任何事情都可以做吗？”

松下并未细想此话的真正意思，但西田所问的与自己的指示很吻合，所以回答说：“当然可以了。”

四五年之后，松下又到这家工厂视察，看到厂里正在生产暧风机，便问西田：“这是电风扇吗？”

西田说：“不是。但它和风有关。电风扇是冷风，这个是暖风，你说过要我们做风的生意。这难道不是吗？”

后来，西田千秋一手操办的松下精工的风家族，已经非常丰富了。除了电风扇、排风扇、暖风机、鼓风机之外，还有果园和茶圃的防霜用换气扇，培养香菇用的调温换气扇，家禽养殖业的棚舍换气调温系统……

西田千秋只做风的生意，就为松下公司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辉煌。

生活中，我们在一条路上不断地走，总觉得自己已经把路走绝了，再不能走出一片崭新的天地，再不会有更大的成就。实际上，路的旁边也是路。可能我们一生注定只能奔赴一个方向，如果总是沿着那条老路前进，当然有把路走烦、走厌、走绝的时候。西田千秋试着往旁边跨了几步，就发现了无数条路，而且条条都是全新的路，并最终引领他走向了成功。

事实上，更多的时候，我们在生活的路上走得不好，不是路太狭窄了，而是我们的眼光太狭窄了，所以最后堵死我们的不是路，而是我们自己。

爱因斯坦小时候非常喜欢小提琴，他梦想自己能成为像帕格尼尼那样出色的小提琴演奏家。爱因斯坦只要一有时间，就会练琴，尽管他很勤奋，也很用心，但是却没什么进步。爱因斯坦的父母认为他没有音乐天赋，但是为了不伤害孩子的自尊心，一直没有阻止他学琴。

有一天，爱因斯坦去请教一位小提琴老师，老师对他说：“你先演奏一曲让我听听。”爱因斯坦就演奏了他的偶像帕格尼尼的一首曲子，但是却漏洞百出。曲子拉完后，老师问爱因斯坦：“孩子，你为什么特别喜欢拉小提琴呢？”

爱因斯坦说：“我想成为帕格尼尼那样伟大的小提琴演奏家。”老师又问：“那你快乐吗？”

“我非常快乐。”

老师继续说：“孩子，你非常快乐，这就说明你已经成功了，难道非要成为帕格尼尼才算成功吗？我认为，快乐就是成功。”

爱因斯坦听了老师的话后深有感触，他明白了快乐比当帕格尼尼更重要。后来，爱因斯坦仍然喜欢拉小提琴，虽然他拉得并不算很好，但他却在其中收获了很多快乐。

快乐是世间最容易取得的成功，只有做自己感到快乐的事，才能得到真正的幸福。

1933年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将江西宁都县改名为博生县，以纪念革命烈士赵博生。

赵博生，1897年出生于河北沧县东慈庄。1924年冬入冯玉祥的西北军，从团附升至军参谋长。期间赵博生受共产党人刘伯坚等的影响，于 1931年与在第26路军中的中共特别支部取得联系，赵博生说：“我要加入中国共产党，叫我干什么就干什么，即使赴汤蹈火亦在所不辞！”同年10月，中共中央批准赵博生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2月14日，赵博生同季振同、董振堂等率所部1.7万多名官兵在宁都起义。起义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5军团。赵博生先后任红5军团14军、13军军长，军团参谋长、副总指挥。他率部参加赣州、漳州和南雄水口、建黎泰等战役战斗。每战他都亲临前线，屡建战功，曾获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授予的一级红旗勋章。

1933年1月8日，赵博生与敌人在激烈的肉搏战中，壮烈牺牲，时年36岁。

《名人成长故事》中写了许多伟人小时候的故事，诉说着他们是怎样成名的。

从莱特兄弟的：像小鸟一样飞翔一篇开始，我便被他们的执着和永不放弃的精神感动了。

很久以前，人类一直以为飞翔是小鸟的特权，而人是无法飞上天空的。小莱克兄弟却一直坚信自己可以创造出带人类飞上天空的发明，为人类文明进一大步。莱克兄弟每天只要一有空，就会到后山观察老鹰是怎样翱翔的，经过他们不断地努力，终于，为世界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我感受到了莱克兄弟的努力和坚持：做科学家不是嘴上说说，喊喊口号就可以的。光是宏伟目标而不脚踏实地去努力，要实现梦想只是痴人说梦。

卢瑟福：次次都拿奖学金。卢瑟福家里很穷，孩子又多，为了上学读书，他们全靠自己打工挣钱。卢瑟福把工作安排的满满的，赚够了学费钱。可是，打工太累了，卢瑟福在课堂上眼皮总是打架。下课老师把他叫到办公室，卢瑟福觉得他一定会被挨骂，没想到老师并没有责怪他，而是温和地说：“老师很欣赏你，你打工挣钱来读书，还要赚够家里的生活费，你很了不起，可是，你没有把精力和时间花在学习上，不就是本末倒置了吗？”从那次以后，卢瑟福开始刻苦读书，每次都拿到奖学金，一直读完大学为止。

我十分欣赏和看重卢瑟福的努力，正所谓“读律看书四十年，乌纱头上有青天”：用自己的努力换来的机会，用汗水铸造成功。卢瑟福不但在物理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成功实现了人工核反应，论证了原子的核模型，人们称他为物理学之父；在化学方面他的成就卓越。

童年，像初夏的第一支水荷，洁白无瑕，淡雅芬芳；名人，如清晨的第一束阳光，催人奋进，引人向上，他们，是人类珍贵的宝藏，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当我们把他们奉为人生良师时，我知道，他们不是天才，不是神童。当他们睁开懵懂的双眼，看到了伟大的目标，一步一步地朝着自己的梦想努力奋斗。而他们即将成为我新的目标，向他们学习。

这本书，它告诉我：这些震惊世界的科学巨臂，如何用心创造奇迹；这些用人如神的管理奇才，如何用泪打造奇迹；这些富可敌国的理财高手，如何用梦想积累财富巨塔；这些妙笔生花的文艺泰斗，如何用灵感构造缪斯福堂！

读完这些，我发现：天赋，是看不见的翅膀，生在我们身上，只要努力打磨，就能抗风击浪！

我明白了：要相信自己，找到最适合的发光点，唤醒内心潜在的力量，小火柴也有燎原的光芒！

让我们一起锻造出坚强的翅膀，越飞越高！

傅嘉，清朝著名学者，广东人，出生于公元1745年。

傅嘉自幼聪明好学，在父亲的指导下，五六岁时便学会了联诗作对，到七岁去学校读书时，在文学上已经是小有名气了。可是，他只念了一年书，由于母亲去世，家中贫困，他也就退学了。在他退学之后，仍不忘读书，常在上山砍柴和干活的空间，挤时间读书。

有一天，他听说朝廷派了个叫李调元的进士到广东任学政。傅嘉早就知道李调元是个有名的才子，小时候就以“叔嫂联对”而闻名乡里。于是，他一时心血来潮，便想见识见识这位名人的才华。

几天后，傅嘉打听到李调元每日上下班的必经之路，便在路的正中央用三块石头垒成一座石桥，然后守候在那里。不一会儿，李调元坐着轿子来了。

轿夫来到“石桥”跟前，一脚便把石头踢到了路的一边。这下，傅嘉可不干了，上前拦住轿夫，指责他不该把他的“石桥”拆掉。轿夫则说傅嘉不应该在路中央摆石头玩，妨碍行走。轿夫和傅嘉各说各的理，声音越来越大，争吵起来。

李调元在轿中听了，也觉着这孩子太不讲理，于是便走下轿来，准备劝说几句，叫他让开算了。

不料，他刚一下轿，傅嘉竟一扫刚才的怒气，上前深施一礼说：“您就是新来的李大人吧！听说您从小就以联诗作对很有名气，在下很是敬慕，今以‘石桥’拦轿，就是想和大人联上一对，不知大人能否赐教？”

李调元一听，心中就乐了，天底下竟有这样求联对的！不过，他一向以联诗作对为乐趣，今又见傅嘉出语不凡，满脸稚气，很像自己当年向三嫂讨粽子时的那副神态，不由十分欢喜；于是，也想考考他是否有自己当年那种才气，便高兴地对他说：“那你就先出上联吧！”

傅嘉不假思索，顺手指着被轿夫踢倒的“石桥”，写出上联：踢倒磊桥三块石。

按说，上联中的“磊”字应该用“垒”字，可他竟写上了三个“石”字的“磊”，和后面的“三块石”相接，使得李调元难以应对，想了足有半个时辰，也未想出合适的语句来，便有些难堪地提出回去再想，明日一定答复。傅嘉同意了。

李调元回到家中，愁眉不展，他的妻子见了，便问根由。当李调元把途中一个孩子求他联对的事说出后，妻子竟笑着说：“咳，这有何难？”

于是，她拿过剪刀，把绣花用的纸剪出一个“出”字，然后从中间剪成两个“山”字说：剪开出字两重山。

李调元一听，“出”和“磊”相对，“两重山”和“三块石”相对，不由得连连称妙。

第二天一早，李调元又坐轿来到原处，见傅嘉已等在那里，便把下联说了出来。

可傅嘉听了，却微微一笑说：“这下联对得的确很妙，但我想并非出自李大人之手。”

李调元吃惊地问道：“你这是从何谈起？”

傅嘉又笑着回答说：“想大人堂堂男子，不用‘劈’字和‘砍’字，怎么想起来用个‘剪’字呢？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此联定是李夫人对的。”

李调元听后，十分钦佩傅嘉惊人的聪敏才智，不但承认了夫人对下联的事实，而且专门来到傅嘉的家中，送上俸银二百两，一再嘱咐他的父亲要好好供傅嘉读书。

交响乐指挥家小泽征尔胜于自信

小泽征尔是世界著名的交响乐指挥家。在一次世界优秀指挥家大赛的决赛中，他按照评委会给的乐谱指挥演奏，敏锐地发现了不和谐的声音。起初，他以为是乐队演奏出了错误，就停下来重新演奏，但还是不对。他觉得是乐谱有问题。

这时，在场的作曲家和评委会的权威人士坚持说乐谱绝对没有问题，是他错了。应对一大批音乐大师和权威人士，他思考再三，最终斩钉截铁地大声说："不!必须是乐谱错了!"话音刚落，评委席上的评委们立即站起来，报以热烈的掌声，祝贺他大赛夺魁。

原先，这是评委们精心设计的"圈套"，以此来检验指挥家在发现乐谱错误并遭到权威人士"否定"的情景下，能否坚持自我的正确主张。前两位参加决赛的指挥家虽然也发现了错误，但终因随声附和权威们的意见而被淘汰。小泽征尔却因充满自信而摘取了世界指挥家大赛的桂冠。

在台湾，她是获得过大奖但不按常理出牌的“奇怪的记者”，而在麻风村，为了麻风病人子女的教育问题，她“像疯子一样作战”了十年。

每个人的人生，都会直面厚重艰难的课题。是逃避，还是用力在生命的轨迹里添上厚重的一笔?

台湾女记者张平宜选择了后者。张平宜曾是台湾新闻界最出色的记者之一，12年职业生涯中，以作品《台湾艾滋病防治经验》、《终战五十年省思日本三大反人道罪行》先后获得台湾地区新闻界最大的奖项“吴舜文新闻奖”和“行政院新闻局金鼎奖”。

另—个世界

1999年夏天之前，张平宜尚未意识到麻风村会与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紧密联系。

当时，她是台湾《中国x报》的资深记者，工作稳定，家中有一栋4层楼的依山别墅，并配备佣人，开跑车，爱时髦，生活无忧。

像一些同龄女性一样，随着小儿子的降生，她打算辞职当专职家庭主妇。在辞职前，她安排了最后一次采访任务——跟着国际救援组织到云南、四川一带的麻风村考察，当时她来到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一个叫大营盘的小村庄。

从1959年开始，因为麻风病的蔓延，当地政府在大营盘建立了麻风康复村，对麻风病人实行隔离集中的治疗，张平宜到来的时候，这里已经遭受麻风病侵蚀半个多世纪。

第一次从台湾深入到大陆偏远底层的农村，穷山恶水，生活条件极其恶劣。封闭隔绝的破败景象让她震惊。这些村子极为偏僻，利用自然地形与世隔绝，仍停滞在无水无电、刀耕火种的原始社会。无家可归的老残病人遭疾病侵袭，有人眼瞎、鼻残、五官严重扭曲变形，有人缺手断脚，只能在地上匍匐爬行，包伤口的布烂了，苍蝇在周围围绕，走过的地方都是血痕。

“那里的孩子，他们没有一个穿着像样的衣服，很多人光着身子，身上脏得只能看到两颗眼珠子，眼神空洞，”初到大营盘时，张平宜很疑惑为什么这个地方的孩子脸上都长满了一颗颗的痣?直到她走近一看才知道——“天啊!那不是痣，而是一只只苍蝇停在孩子们的脸上。”

他们是麻风病人的子女，生在麻风村、长在麻风村，除了集体户口外，他们没有自己的身份。麻风病人尚有身份和补助，他们的子女却一无所有，麻风病人的第二代、第三代不仅是文盲，更是所谓的“幽灵人口”，背负着麻风病人的宿命，他们走不出麻风村。没办法读书，个别人只好隐瞒身份到外地去上学。

麻风病人没有被安排在疗养院集中治疗，生活在最原始的山村中与世隔绝。麻风村民只能近亲通婚，一生再生，小孩也没机会受教育。出生，成长、成婚，又有新的孩子源源不绝地出生，一条看不见的线似乎圈着这些被命运诅咒却无辜的脸。

张平宜是个爱哭的人，但她认为自己并非是一个没有见过世面的弱女子，多年从事的记者职业早已让她给自己披上防护衣，但是她哭了。

最初她的想法很简单，只打算尽一个记者的职责，将看见的事情传播出去。但是，如今回头看，一转身的工夫，她的命运与麻风村已经紧密相连了十年之久。

“我是一个母亲，看到麻风村里的那些孩子，我做不到转头离去。”张平宜如是说。

作为第一个进去大营盘的台湾记者，张平宜担心，以后还会有记者再进去吗?如果自己狠心离去，大营盘那些孩子的情况还要多少年才会被披露出来?一般人不会有心情去关心并走进麻风村，也不可能会有人跑去关注这群隐藏在社会最底层的人。

因为那一张张无辜的小脸蛋，张平宜心里很清楚，如果麻风村子女的救援教育不开始，他们将永无受教育的机会，一辈子都无法走出被人歧视的麻风村。

经过十年的努力，张平宜已经在大营盘建立国内麻风村第一所正规学校，2005年凉山地区的麻风村告别“幽灵村”的历史，在完成一轮户口普查后，大营盘成为正式的行政村。

2005年大营盘小学毕业典礼，张平宜邀请了两岸媒体去采访，台湾和大陆都去了好几家媒体，“‘啪’，把这件事情一报出来，大营盘的户口普查工作就展开了”，张平宜形容当时的媒体效应。

媒体的关注，使当地政府将更多关爱的眼光投向麻风村。2007年国家投入扶贫资金在当地修路、引水、建房屋，给村民增加补助，并建学生餐厅，盖中学校舍等。

3月中旬，张平宜再次回到麻风村，她每次回去一般会呆上一个月左右。

像疯子—样作战

最初的开天辟地是艰难的，因为民间社会的歧视，以及长期的隔离政策和落后的经济措施，导致大营盘与地方社会结构的断裂，麻风村成了一个“刻意被遗忘的黑暗角落”。

凉山大营盘村对她这位来自台北的都会女子来说，真是一个化外之地。但最让她感到心力交瘁的不是环境的恶劣，而是和当地官员的斡旋，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封闭社会里，当地官员们认为她大老远地从台湾来到四川凉山，一天到晚在麻风村帮助别人，铁定是为了要投资获利，要不然就是来这儿搞特务工作。

“张小姐很难缠的”，张平宜说当地官员这样评价自己，她甚至被称做“台湾来的女特务”，虽是玩笑之说，但天外来客的尴尬，没少让张平宜吃苦头。

“用他们的想法就会这样解读，因为他们完全不懂得什么叫人道救援，也不懂得人道关怀。他们不能理解的是，你张平宜又没有名、又没有利，还拿钱出来，难道这个女人疯了吗?”

她刚到的那几年，由于汉族和彝族的文化差异和冲击，张平宜和官员更是经常起冲突，推展工作处处碰壁。她无法和那些刁难她的官员谈所谓的人道关怀，所谓的生命价值，相处过程中却不乏斗智斗勇之处。

为了申请学校用地、经费，最初张平宜对当地政府寄予了很大希望。2006年时，张平宜说自己已经发誓再也不跟官员打交道了。“我咬着牙做就是了，我不想跟他们再去争什么。我们把自己封闭在麻风村里，在自己的学校里，带着孩子成长，孩子们没吃、没穿，我们就自己去找，不再指望当地官员。”

“像疯子一样在前方作战”，张平宜这样形容自己在大营盘的经历，“如果我是个男人，早就被赶走了。人家以为你去行善，结果我们要跟他们作战。但我们争的是当地人的利益，结果是选择了跟孩子们一起走这条路，一走就十年。我知道我一放手他们就会回到原点。我觉得这是最笨的方法，可也是最实在的方法。我有时候想想，真没想到我的人生竟然会转去那做这个事。”

“我必须承认，如果不是当年征战新闻战场的惯病，你一个人无论如何都得把选题做回来，我就不可能这样做。”张平宜说，但她还是慢慢学会了更有耐心，留心观察当地的文化，请教当地学者，从学者们对彝族麻风村的田野调查中，考察了疾病之于村落的生活影响，才渐渐地抓住了对凉山的感觉。现在，大营盘小学已经逐步成为一个成熟的教学点，老师人数已经有12个，学生30人。

中国有800多个麻风村，光云南就有200多个。之所以选择在大营盘这个地方奋斗，张平宜说，是因为我想在这里做一个样板，让后来者比照。

张平宜的新书《台湾娘子上凉山》在台湾出版，她说希望通过这本记录了自己十年凉山经历的书，帮助孩子们把大营盘中学建立起来，“这也许是我最后一次替他们这样的发声请求”，她说的是跟当地政府的“最后一搏”。为了建立大营盘中学，她甚至给温x宝写过信，向凉山政府申请30亩地盖学校用。后来，在政府主导下，大营盘中学虽然已经建立起来了，但仍未有老师到位，“出这本书真的很希望能够帮孩子们把中学建立起来”。

为了募集资金，张平宜在台湾成立了“希望之翼协会”，不定期向社会募捐。目前，在学校的运营上，协会尚能解决资金问题。但如果需要大笔费用，协会会跟其他一些基金会合作，或者向台湾企业家筹集。

一个奇怪的记者

她的朋友评价她是个疯狂而执著的女人，她则说自己是个脾气很大的人，以前在报社工作时，她就是一个非常奇怪的记者。很多记者喜欢跑比较抢版面的“立法院”政治或财经新闻线，对社会边缘的题目根本不感兴趣。但张平宜从入行开始就在做社会关怀的议题。

“这样的议题很少有编辑会感兴趣，因为没有卖点，但好在我文笔还可以。张平宜在报社是一个没有专属版面的记者，她的文章可以放在任何一个版面，可又不隶属于哪一个版。报社的同事早已知道她是一个不按常理出牌的记者。

1992年的某一天，张平宜在高雄的精神病院采访精神病患者选举投票，有人过来跟她说，“平宜，你采访艾滋病的报道得了吴舜文新闻奖”。在此之前，张平宜对艾滋病的关注已经有七年了，对于不同的艾滋病群体、艾滋病酒吧、保险套等问题，她都会去观察。

1996年，张平宜获得“行政院新闻局金鼎奖”，则是对731人体实验部队和南京大屠杀的问题有了长期跟进后，凭报道《终战五十年省思日本三大反人道罪行》而获奖。

据说，当时大家都以为这个获得大奖的张平宜应该是个老头子，他们不会想到，写这种东西的人其实是一个三十岁的女记者。

“我管你有没有版面，我觉得我做的是我自己。所以说大家说我是一个疯狂执著的女人，没错。”

她在医生丈夫的眼里，原是个又娇生惯养又脾气不好的千金大小姐，除了做记者外什么都不会，也从来都不会做饭，现在却可以在学校给几百个孩子做饭。她先生总是说自己做梦都没有想到她可以吃那么多的苦，并且在环境那么恶劣的地方还能够苦中作乐，看到了她崭新的另外一面，所以他很支持。

好多人看到她书封面的照片，都说照片和本人有差异。不是五官上的差别，而是神采，10年后的她，过度的操劳的脸上已浮现了沧桑感。

她笑说，她也很想有充足的时间休息，然后像其他女人一样去做做美容，把脸上的一些斑点去掉。

她形容自己这一辈子的感情跟大营盘是割不下的，因为已经内化成为生命的一部分，会掌控着她的悲欢。接下来，她很希望角色上可以有点改变，她可以跟一般的女人做一样的事。

为了让孩子理解自己，张平宜曾带两个儿子去麻风村，她认为这是最好的言传身教。小儿子小学三年级第一次去那里，背了一袋恐龙玩具，教麻风村的孩子认识各种恐龙。现在两个儿子每年都会去做义工，她希望两个儿子能从中学会与人交流，在爱自己的同时也懂得爱别人。

这个内在非常感性，说话和行事却风风火火的女人，在听到中央电视台记者要和她一起从成都一路跟拍到大盘营村，她立马打了回票，旁边的助理不解地问她为什么?她的回答劲爆得让记者差点从椅子上摔下来，她说：“我才不要，我还要保持我挖鼻孔的乐趣。”

《命运交响曲》是贝多芬最杰出的一部作品，它的主题是反映人类和命运搏斗，最终战胜命运。这也是他自己人生的写照。 这是第一乐章中连续出现的沉重而有力的音符。贝多芬说：“命运就是这样敲门的。” 贝多芬是世界著名的音乐家，也是命运最糟的一个。童年，贝多芬是在泪水浸泡中长大的。家庭贫困，父母失和，造成贝 多芬性格上严肃、孤僻、倔强和独立，在他心中蕴藏着强烈而深沉的感情。他从12岁开始作曲，14岁参加乐团演出并领取工资 补贴家用。到了17岁，母亲病逝，家中只剩下两个弟弟，一个妹妹和已经堕落的父亲。不久，贝多芬得了伤寒和天花，几乎丧命。贝多芬简直成了苦难的象征，他的不幸是一个孩子难以承受的。 尽管如此，贝多芬还是挺过来了。他对音乐酷爱到离不开的程度。在他的作品中，有着他生活的影子，既充满高尚的思想 ，又流露对人间美好事物的追求、向往。对美丽的大自然他有抒发不尽的情怀。 说贝多芬命运不好，不光指他童年悲惨，实际上他最大的不幸，莫过于28岁那年的耳聋。先是耳朵日夜作响，继而听觉日益衰弱。他去野外散步，再也听不见农夫的笛声了。从此，他孤独地过着聋人的生活，全部精力都用于和聋疾苦战。 贝多芬活在世上，能理解他的人太少了，而唯一能给他安慰的只有音乐。他作曲时，常把一根细木棍咬在嘴里，借以感受钢琴的振动，他用自己无法听到的声音，倾诉着自己对大自然的挚爱，对真理的追求，对未来的憧憬。他著名的《命运交响曲》就是在完全失去听觉的状态中创作的。他坚信“音乐可以使人类的精神爆发出火花”。“顽强地战斗，通过斗争去取得胜利 。”这种思想贯穿了贝多芬作品的始终。

1827年3月26日，一个雷雨交加的夜晚，音乐巨人与世长辞，那时他才57岁。贝多芬一生是悲惨的，世界不曾给他欢乐， 他却为人类创造了欢乐。贝多芬身体是虚弱的，但他是真正的强者。

莱布尼兹(1646-1716)是17、18世纪之交德国最重要的数学家、物理学家和哲学家，一个举世罕见的科学天才。他博览群书，涉猎百科，对丰富人类的科学知识宝库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莱布尼兹出生于德国东部莱比锡的一个书香之家，父亲是莱比锡大学的道德哲学教授，母亲出生在一个教授家庭。莱布尼兹的父亲在他年仅6岁时便去世了，给他留下了丰富的藏书。莱布尼兹因此得以广泛接触古希腊罗马文化，阅读了许多着名学者的着作，由此而获得了坚实的文化功底和明确的学术目标。15岁时，他进了莱比锡大学学习法律，一进校便跟上了大学二年级标准的人文学科的课程，还广泛阅读了培根、开普勒、伽利略、等人的着作，并对他们的着述进行深入的思考和评价。在听了教授讲授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的课程后，莱布尼兹对数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7岁时他在耶拿大学学习了短时期的数学，并获得了哲学硕士学位。

20岁时，莱布尼兹转入阿尔特道夫大学。这一年，他发表了第一篇数学论文《论组合的艺术》。这是一篇关于数理逻辑的文章，其基本思想是出于想把理论的真理性论证归结于一种计算的结果。这篇论文虽不够成熟，但却闪耀着创新的智慧和数学才华。莱布尼兹在阿尔特道夫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便投身外交界。从1671年开始，他利用外交活动开拓了与外界的广泛联系，尤以通信作为他获取外界信息、与人进行思想交流的一种主要方式。在出访巴黎时，莱布尼兹深受帕斯卡事迹的鼓舞，决心钻研高等数学，并研究了笛卡儿、费尔马、帕斯卡等人的着作。1673年，莱布尼兹被推荐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此时，他的兴趣已明显地朝向了数学和自然科学，开始了对无穷小算法的研究，独立地创立了微积分的基本概念与算法，和牛顿并蒂双辉共同奠定了微积分学。1676年，他到汉诺威公爵府担任法律顾问兼图书馆馆长。1700年被选为巴黎科学院院士，促成建立了柏林科学院并任首任院长。

1716年11月14日，莱布尼兹在汉诺威逝世，终年70岁。

司马光，字君实，出生于公元1019年，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人。他以博学多才先后从政五十多年，历经宋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曾两度为相。为政期间，他忧国忧民，从政治、经济、用人和民族关系等方面都提出了不少主张，多被朝廷采纳，对宋室的稳定和发展产生了积极的作用，是一个有卓越贡献的政治家。他还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历史学家和散文作家，其历史巨著《资治通鉴》，把修史、取鉴和资治融为一体，是我国史学中极有价值的一部历史著作。

天才来自勤奋。司马光之所以能成为一代文化巨人，才华横溢，成就斐然，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从少年时期起，就开始刻苦读书和勤奋思考。

司马光出生于世代仕宦之家，门户十分风光。他的远祖叫司马孚，是西晋皇族，受封平献王；到北魏时，王位传至司马阳，封征东大将军；唯独他的四世祖司马林和曾祖父司马炳没有做官，布衣终生。直到北宋初年，他的祖父司马炫考中进士，才又重新走上为官之道；他的父亲司马池，官居四品，为兵部侍中、天章阁待制。

司马光出生时，他的父亲正在光州光山县（今河南光山县）任知县，所以就以地名为其取名“光”，希望他长大后能继续光大司马氏门庭。

论天资，司马光和一般孩子相比，没有什么特殊之处，也是到六七岁时才开始上学，学识字，学诗文。可他很有志气，也很理解父亲希望他将来有所作为的心意。为了不辜负父亲的希望，他学习十分刻苦。他一读起书来，便忘记了饥渴寒暑，常常是通宵达旦，彻夜不眠；有时困得实在睁不开眼了，他才去床上躺一会儿。也许是太劳累的缘故，他一躺下，竟然睡得十分香甜，有时天快亮时睡觉，直到中午才醒。待他醒来后一看，便又十分悔恨，恨自己睡得那么死，耽误了学习，浪费了时间。

为了争取学习时间，他决心解决睡觉太死的问题。一次他在院中读书，又困得睁不开眼睛了，便就地而卧，打算小憩片刻。可巧，地上有一个锯得很短的圆树段，他便顺手拿过来枕在头下，不一会儿就睡着了。谁知在睡梦中他不知不觉地一翻身，头便从圆木段上滚了下来，他也就被惊醒了。他爬起身一看，才知道是由于自己一动，圆木枕滚动了的缘故。

这一发现，使他高兴万分，蹦跳着去对父亲说：“我可找到了解决睡觉死的办法了！”

父亲听了他的讲述，心中很是高兴，他被儿子的学习精神所感动，更为儿子如此善于动脑、富有心计而欢欣。

事后，司马光就专门找人用圆木段做了个枕头，每到晚上睡觉时便枕着它，只要自己稍微一动，木枕就会滚动，他也就会从熟睡中惊醒，然后立即起床伏案读书。他给这个木枕起了个名字，叫“警枕”。

司马光就是这样从小刻苦读书，在少年时期已经获得了许多知识。

据史记载，到他十五岁的时候，书房里的藏书已达上万卷，大部分都能背出，而他做的读书笔记，竞在书房内堆得比藏书所占的地方要大上两到三倍，为他后来修撰《资治通鉴》积累了大量资料，打下了坚实的知识基础。他这时写出的文章，也是醇厚凝重，人称有“西汉之风”。也就是在这一年，朝廷听说了他的才华，便按照宋朝的恩荫制度（即五六品以上的大臣子弟和后人都可以补官。每三年举行一次南郊祭天大典，恩补一批），将他恩补入仕，授予将作监主簿。

公元1038年，司马光参加会试，一举考中进士甲科，从此走上了仕途。

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小的时候是个富有同情心的孩子，他 凡事喜欢和解，与人能友好相处，对任何事情都努力持乐观的态度。这些习惯的养成，对于他以后从事政治活动有很大的帮助。

克林顿幼年时失去了父亲，母亲改嫁后他随母亲和继父一起生活。但是他的继父是个脾气暴躁的人，而且喜欢酗酒，喝醉酒后经常在家里大吵大闹。克林顿的母亲是个逆来顺受的女人，对于丈夫不断制造的暴力和麻烦事只有忍气吞声。

在克林顿未满6岁的那年，醉酒归家的继父同母亲争吵时开了抢，闻讯而致的警察把他带走了。这件事在街坊邻据中引起轰动，迫使克林顿一家不得不搬迁到外地安家落户。14岁那年，克林顿在也无法忍受继父的家庭施暴行为， 有一次他气冲冲地冲进继父的屋子，向他挥拳显威。继父受到了震动，从此再没有虐待过他们母子二人。 而克林顿为了唤起继父的亲情，把自己的姓由布莱思改为克林顿，随继父的姓，以求家相安无事。

读书时克林顿成绩优良,同时也热爱社区服务活动， 乐于幇助他人，给人留下了良好印象。 他曾在马丁·路德·金被暗杀后给动乱地区一个教堂送食品， 也曾去酒鬼收容所为他们演奏，还曾在家乡出现种族关系紧张时在市中心组织演奏会。 同学们对他的印象都很好，而他的母亲则说：“他比大人还大人。”

在那部根据墨西哥女画家弗里达的生平拍摄的电影《弗里达》里，我忽略了作为影片主干的那些情事，却紧紧盯着她作画的那些场面，手指都快要抠进椅子的扶手里去。

她１８岁那年遭遇了一场车祸，使她的脊柱、锁骨、肋骨断裂，骨盆破碎，右腿１１处骨折，病痛从此就成为高悬在她头上的利剑，时不时召她回去接收警讯。她一生中大约经历了３０次手术，到１９５４年离世，始终被疼痛困扰，她就带着疼痛作画，躺着画、半侧着画、趴着画，把画框悬挂在头顶上画，以各种能够使疼痛减轻一点的姿势画。

不画可以吗？不，不画，她就活不下去。生命如此短促，生活如此凡庸，终于找到突围之路，就要紧紧抓住。疾病已经不可能逆转，生命的终点遥遥在望，谁人的苦痛都不能分身为亿，让全世界都同感同受。躺在床上，却有时间流走的声音如此惊心。画画，是唯一的。甚至那些近乎癫狂的性事也是。

那是唯一的自救之道。就好像凡·高一定要画，临死前的一年，一天一张作品；就好像肺结核肆虐时期的音乐家一定要写，越是死亡逼近越要加速燃烧，三五年的作品总量超过后世音乐家半生所为；就好像，伊迪斯·皮亚芙一定要唱，她说“不唱，我就活不下去了”，还一定要在知道自己的身体出了问题后，抓紧时间开始巡回演唱；就好像，路遥一定要吐着黑血写作，不写，他就更加活不下去了；就好像，我的表叔，一定要在癌症的终末期，挣扎着站上讲台讲课——他有个曾经震动华夏的名字，他叫蒋焦影。若非身临其境，你一定当那是种不可理喻的刻苦姿态。但只有身在其中才知道，让剩下的时间尽量丰盛起来，让生命的密度尽量瓷实一些，是唯一的自救之道，是对抗人生终极问题“人生的意义”的唯一方法，是抵消茫茫宇宙自身如此渺小感觉的唯一路径。

就好像席慕容写过，她向别人请教如何能让植物花开得更加茂盛，得到的回答是：“在根部砍上几刀，再在伤口撒上几把盐。”她这么做了，那个夏天，花开得近乎疯狂。任何物种，在遭遇危机的时候，唯一能做的，就是尽量繁衍，竭力开花结果。要对抗冰雪，就用花朵；对抗刀斧熔浆，就用花朵；对抗时间，就用花朵。此时此刻，唯一能做的，唯有开花结果。尽管他们告诉我，宇宙生灭轮回，不留痕迹，一切华美都是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