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写的我们仨【精品20篇】

背景：1951年底至1952年10月，在中国共产党和国家机关内部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同时在私营工商业者中开展“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运动，简称为“三反五反”。“三反”以大贪污犯中共石家庄市委副书记刘青山和中共天津地委书记张子善被枪毙为标志性事件，据说是毛亲笔批准执行的。关于“五反”，可参阅周而复的著作《上海的早晨》。

杨绛先生的《洗澡》未正面涉及党内斗争，只是从一个侧面描述了国家机关内部旧知识分子经受的思想改造。“洗澡”是形象的说法，相当于西方人所谓“洗脑”。五二年我才五岁，对“三反五反”没有任何记忆。到五七年“反右”，我看了父亲单位一些大字报，记住了章伯钧章乃器罗隆基等名字。解放初期这两次政治运动，对知识分子还算是客气的，不像以后的文革那么残暴血腥。杨绛先生写旧知识分子轻车熟路，虽无刺激惊悚场面，但毕竟是大师手笔，心理描写入木三分，娓娓道来如数家珍，不禁使人感觉与钱钟书先生的《围城》一脉相承。

长大后，我自己也成了洗澡堂的常客。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贯穿着一条阶级斗争主线，凡三代以内有问题者，免不了常常要写思想汇报自我洗刷。而每逢政治运动来临，就更是处于被迫洗澡的痛苦之中。那绝非一两次就过得了关的，你得把自己内心深处骨头缝里所有隐私和污秽统统晒出来，否则就是不老实不忠诚。杨绛先生笔下，余楠朱千里杜丽琳许彦成等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争先恐后在洗澡会上作践自己，唯恐把自己搞得不臭，过不了关。人的尊严被踩在脚下，羞耻感荡然无存。读到这些场景，感同身受，心如刀割。精神折磨比之肉体受刑，绝对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作为一本小说，如果只写这些，恐怕还是难以吸引读者。杨绛先生笔下，余楠的奸猾。朱千里的率性，杜丽琳的精明，许彦成的清高，一个个人物活灵活现栩栩如生。而姚宓与许彦成的一段凄美缠绵的爱情，更为这本书增添了可读性。女作家的细腻温婉游走于字里行间，给读者一种唯美的感受。有人批评第三部写的太过草率，政治斗争的残酷在这里被一种黑色幽默取代，悲剧中还不时流露出喜剧的轻松。作者也许是出于无奈，本朝的事，不如此写又待如何?

杨绛先生笔下的女性都极具个性，给人以深刻印象。姚宓应该是为大多数读者所欣赏的女孩，先说外表：“丽琳偷眼看这姚宓。她长得三停匀称，五官端正，只是穿了这种灰色而没有式样的衣服，的确看老。”“姚宓的脸色不惹眼，可是相貌的确耐看，看了想再看看。她身材比丽琳的小一圈而柔软;眼神很静，像清澈的潭水;眉毛清秀，额角的软发像小儿的胎发;嘴角和下颏很美很甜。她皮肤是浅米色，非常细腻。”再看内心：“姚宓的未婚夫大学毕业，正待出国深造。他主张把病人(指姚宓的母亲姚太太)托付给天津的姨妈照管，姚宓和他结了婚一同出国。可是姚宓不但唾弃这个办法，连未婚夫也唾弃了。”当姚宓的好友罗厚发现姚宓和有妇之夫许彦成之间的恋情后，姚宓大大方方地说：“我和许先生——我们昨天都讲妥了。我们当然不是只有一个脑袋，一对翅膀的天使，我们只不过是凡人。不过凡人也有痴愚的糊涂人，也有聪明智慧的人。全看我们怎么做人。我和他，以后只是君子之交。”“况且，‘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谁也帮不了忙，我认为女人也该像大丈夫一样敢作敢当。”如此秀外而慧中，再加上敢作敢当，这样的女孩，普天之下能有几人?然而，面对姚宓，懦弱的许彦成却表现得不像个有担当的男人，辜负了姚宓的一腔真情，令人唏嘘长叹。

“标准美人”杜丽琳也值得一提：“杜丽琳家在天津，是大资本家的小姐。...她身材高而俏，面貌秀丽，又善于修饰，长于交际，同学送了她一个‘标准美人’的称号。据说追求她的人多于孔门弟子七十二。”“杜丽琳比许彦成大一岁而低一班...一心倾慕有学问的博士。她又像一般教会中学毕业的女学生，能阅读西洋小说，爱慕西洋小说里的男主人公：身材高，肤色深，面貌俊秀，举止潇洒。”“她倒是很大方，见了彦成总笑脸相迎。彦成却显得很窘，甚至红了脸。”“祖国解放...丽琳准备留在美国...彦成却执意要回国...尽管回去后工作还没有着落。丽琳跟他一同回国了，倒也并不后悔。”在洗澡会上：“她接着批判自己错误的人生观，安逸的生活方式等等，说她下定决心，不再迷恋个人的幸福，计较个人的得失，要努力顶起半边天，做新中国的有志气的女人。...她说着流下眼泪——真实的痛泪...丽琳在群众的掌声中激动得又流下泪来。这回不是酸楚的苦泪而是感激的热泪...她过了关。”多单纯的知识分子!多可爱的女人!却征服不了书呆子许彦成的心。

余楠的老婆—— 旧式家庭妇女宛英，则是典型的贤妻良母。“余楠的母亲和宛英的继母是亲姐妹。宛英和余楠同岁，相差几个月。一个是‘楠哥’一个是‘英姐’...她和余楠结婚后连生两个儿子，人人称她好福气，她也自以为和楠哥是‘天配就的好一对儿’。她初次发现楠哥对年轻女学生的倾倒，初次偷看到他的情书...曾气得暗暗流泪...她渐渐明白自己无才无貌，配不过这位自命为‘仪表堂堂’的才子，料想自己早晚会像她婆婆一样被丈夫遗弃...宛英曾发愁给丈夫遗弃了怎么办。她想来想去只有一个办法。她可以出去做厨娘...她在余家不是只相当于‘没工钱，白吃饭’的老妈子吗!”宛英甚至想：“但愿余楠跟着胡小姐快快出洋吧，她只求粗茶淡饭，过个清静日子。”但是：“余楠‘花’虽‘花’，始终没有遗弃她。”宛英的悲剧在现代家庭中照样层出不穷，只不过现代女性不会像宛英那样可怜可欺，大多会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权益。

写这种敏感题材，杨绛先生不可能直抒胸臆，把内心的真实感受全盘托出。她的文采在这本薄薄的书中似乎也难以尽情展露。平实的书名《洗澡》刻意不去吸引眼球，但每一部的标题如深藏在坚硬蚌壳中的珍珠，熠熠生辉令人眼前一亮。

第一部：采葑采菲。出自诗经《邺风.谷风》：“采葑采菲，无以下体。德音莫违，及尔同死。”你只顾采摘葑菲的叶子，却不知道深埋在地底下的根更有价值。只要不违反道德规范，我将与你至死不离。第二部：如匪浣衣。出自诗经《邺风.柏舟》：“心之忧矣，如匪浣衣。静言思之，不能奋飞。”心中的忧郁就像没洗过的脏衣服，轻轻地说，细细地想，我终究无法展翅高飞。第三部：沧浪之水清兮。出自古歌《孺子歌》。《楚辞.渔父》记载：屈原被放逐，在江边谓渔父曰:“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渔父劝之：圣人的本领就在于能顺应时势，你为什么不同流合污呢?”屈原听后不以为然，表示宁可葬身鱼腹，也不玷污自己的清白。渔父遂高歌而去：“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渔父向屈原表达了自己的生活态度：祸福皆由人自取，识时务者为俊杰。

乍一看，上述三个标题与小说并无直接关联，但其中却有一条逻辑性很强的线索，就是知识分子的人格修养无论在日常生活中，还是在非常事件当中，都面临着两难选择。慷慨赴死，还是苟且偷生?拍案而起，还是同流合污?塞林格说过：“一个不成熟的男人是为了某种高尚的事业英勇地献身，一个成熟的男人是为了某种高尚的事业而卑贱地活着。”金庸也说：“最善于适应环境的人，不一定是道德最高尚的人。遗憾得很，高尚的人在生存竞争中往往是失败的。中国历史上充满高尚者被卑鄙者杀害的记载，这使人读来很不愉快。然而事实是这样。尽管写历史的人早已将胜利者尽可能写得不怎么卑鄙。历史并不像人们希望的那样，是好人得到最后胜利。”小说貌似脱节的情节在三个标题的串联之下，有了内在的统一性，深化了这一极为深刻的主题。

百岁老人杨绛是钱钟书的遗孀。她1911年7月17日生于北京，原籍江苏无锡。1932年毕业于苏州东吴大学，1935-1938年留学英法，回国后曾在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和清华大学任教。解放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以及外国文学研究所工作。主要作品有《洗澡》，《干校六记》，《我们仨》，《走到人生边上》以及译著《堂吉诃德》等。杨绛先生在回答为什么不离开中国时说：“我们从来不唱爱国调，非但不唱，还不爱听。但我们不愿意逃跑，只是不愿意去父母之邦，撇不开自家人。我国是国耻重重的弱国，跑出去仰人鼻息，做二等公民，我们不愿意。我们是文化人，爱祖国的文化，爱祖国的文字和语言。一句话，我们是倔强的中国老百姓。”多么可敬的老人!读杨绛先生的作品，不由得高山仰止，如沐甘霖。

“三反”运动中，杨绛遭到学生“控诉”，大礼堂里几千双眼睛都射向她，杨绛却“效法30年代的旧式新娘，闹房时戴着蓝眼镜，装作不闻不见，木然默坐”。第二天起来，还故意打扮得喜盈盈的，拿着个菜篮子到校内菜市上人最多的地方去招摇，看别人怎样逃避她。

“文革”中，杨绛被剃了“阴阳头”，罚去扫厕所，之后又下放到干校，但就在一次头戴高帽、脖挂木板、手举铜锣游街后，杨绛却模仿《堂吉诃德》中桑丘·潘沙的口吻说：“我虽然‘游街’出丑，仍然是个体面的人!”

上世纪80年代，杨绛因翻译《堂吉诃德》而获西班牙政府颁发的大奖，西班牙政府通过驻华大使馆邀请她出访：第一任大使邀请，杨绛谢绝了;第二任大使送来正式的书面邀请，杨绛正式地以书面形式谢绝了;第三任大使通过中国社科院领导马洪去请，杨绛感到实在“赖不掉了”，才答应下来。对此，钱钟书曾经不无得意地说：“三个大使才请动她!”

这真是个体面的人!

“体面”来自于尊严。而于逆境中，尊严则显得尤为难得。这尊严不因命运的落魄而卑怯，也不因名利的荣光而外露，不被左右的人格尊严栖居于心灵的某个地方，静静散放着它不容忽视的光芒。

杨绛(jiàng)，1911年7月17日生于北京，本名杨季康，江苏无锡人，中国著名女作家、文学翻译家和外国文学研究家、钱锺书夫人。

流浪儿

我往往“魂不守舍”，嫌舍间昏暗逼仄，常悄悄溜出舍外游玩。

有时候，我凝敛成一颗石子，潜伏涧底。时光水一般在我身上淌泻而过，我只知身在水中，不觉水流。静止的自己，仿佛在时空之外、无涯无际的大自然里，仅由水面阳光闪烁，或明或暗地照见一个依附于无穷的我。

有时候，我放逸得像倾泻的流泉。数不清的时日是我冲洗下的石子。水沫蹴踏飞溅过颗颗石子，轻轻快快、滑滑溜溜地流。河岸束不住，淤泥拉不住，变云变雾，海阔天空，随着大气飘浮。

有时候，我来个“书遁”，一纳头钻入浩瀚无际的书籍世界，好比孙猴儿驾起跟头云，转瞬间到了十万八千里外。我远远地抛开了家，竟忘了自己何在。

但我毕竟是凡胎俗骨，离不开时空，离不开自己。我只能像个流浪儿，倦游归来，还得回家吃饭睡觉。

我钻入闭塞的舍间。经常没人打扫收拾，墙角已经结上蛛网，满地已蒙上尘埃，窗户在风里拍打，桌上床上什物凌乱。我觉得自己像一团湿泥，封住在此时此地，只有摔不开的自我，过不去的时日。这个逼仄凌乱的家，简直住不得。

我推门眺望，只见四邻家家户户都忙着把自己的屋字粉刷、油漆、装潢、扩建呢。一处处门面辉煌，里面回廊复室，一进又一进，引人入胜。我惊奇地远望着，有时也逼近窥看，有时竟挨进门去。大概因为自己只是个“棚户”，不免有“酸葡萄”感。一个人不论多么高大，也不过八尺九尺之躯。各自的房舍，料想也大小相应。即使凭弹性能膨胀扩大，出掉了气、原形还是相等。屋里曲折愈多，愈加狭隘;门面愈广，内室就愈浅。况且，屋宇虽然都建筑在结结实实的土地上，不是在水上，不是在流沙上，可是结实的土地也在流动，因为地球在不停地转啊!上午还在太阳的这一边，下午就流到那一边，然后就流人永恒的长夜了。

好在我也没有“八面光”的屋宇值得留恋。只不过一间破陋的斗室，经不起时光摧残，早晚会门窗倾欹，不蔽风雨。我等着它白天晒进阳光，夜晚透漏星月的光辉，有什么不好呢!反正我也懒得修葺，回舍吃个半饱，打个盹儿，又悄悄溜到外面去。

这是一个寻寻觅觅的万里长梦，一个单纯温馨的学者家庭，他们相守相助，相聚相失。

——题记

“1997年早春，阿瑗去世。1998年岁末，锺书去世。我们仨就此失散了。就这么轻易地失散了。现在，就只剩下了我一个人。我清醒地看到以前当做‘我们家’的寓所，只是旅途上的客栈而已。我一个人怀念我们仨。”

《我们仨》，2003年由杨绛女士于九十二岁高龄时所作，是以纪念其先生钱钟书和爱女钱媛的散文般的传记图书。这本书纪录了这个平凡而又不平凡的学者家庭长达近一个世纪的成长跋涉。

杨绛先生的叙述，含蓄、节制、内敛、细腻，却有那难以言表的亲情和忧伤弥漫在字里行间，读下来会觉得心里有股暖暖的涓流在徐缓间流动，烘得全身都有说不出的共鸣感觉。平和自然的风格，行云流水般的语句，一位失去老伴和女儿的老妇，在经历了“相守相助，相聚相失”之后，将这淡淡的悲哀和怀念娓娓道来。平淡、平静、平和的文字，却如此深刻地震撼着我的心，让我的心思跟随杨先生的回忆一起走过了这个家庭已经经历过的那几十年的风风雨雨、聚散离合。

全书一共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只有短短五百多字，由杨先生先前所做的一个梦入手，引出了第二部分老伴与女儿住院治疗到弥留之际以及第三部分对Mom、Pop、圆o这一家人幸福生活的回忆。

第二部分，是全书的灵魂所在。以意识流的写法，讲述了最后几年中一家三口相依为命的情感体验，从锺书突然接到一道神秘的而不可违抗的命令离家前往某地开会，到一家人在古驿道相聚，再到阿园离家住院治疗，最后到阿圆去世，锺书去世，杨先生一人迷失在三里河的寓所，虽然内心痛楚只字未提，但那种痛楚却简直是倾泻纸面，源源不绝，读起来字字是血，声声是泪，令人荡气回肠，谁能不为之动容!这一部分以梦境的形式，避免直接面对失去两位至亲的苦痛，这样却带给我一种更加深沉、更加深刻的绵绵的伤悲。

阿圆住院期间，“很坚强，真坚强。只是她一直在惦着她的爹妈，说到妈妈就留眼泪。”于是杨先生感觉“自己的心上给捅了一下，绽出一个血泡，像一只包含着热泪的眼睛。” 而阿园听从爸爸的吩咐，回“她自己的家去了”以后，杨先生“心上盖满了一只一只饱含热泪的眼睛，这时一齐流下泪来。”“我的心已结成一个疙疙瘩瘩的硬块，居然还能按规律匀匀的跳动，每跳一跳，就牵连着肚肠一起痛。”而这时的锺书，“眼睛是干枯的，只会心上流泪。锺书眼里是灼热的痛和苦，我知道他心上也在流泪。我自以为已经结成硬块的心，又张开几只眼睛，潸潸流泪。”读到这里，我似乎感同身受，也泪如雨下。

锺书弥留之际，“还问我做梦不做。我只是明白了。我曾做过一个小梦，怪他一声不响的忽然走了。他现在故意慢慢儿的走，让我一程一程送，尽量多聚聚，把小梦拉成一个万里长梦。”他对她说的最后一句话是：“绛，好好里。” 在古驿道上，他们三人往返奔波，格外的辛苦，格外的漫长。在这古往今来人人必经的人生的最后旅程中，他们三人相聚、相守、相失。

第三部分,以平实感人的文字记录了自1935年伉俪二人赴英国留学,并在牛津喜得爱女,直至1998年钱先生逝世63年间这个家庭鲜为人知的坎坷历程.他们的足迹跨过半个地球,穿越风云多变的半个世纪:战火,疾病,政治风暴,生离死别……他们相濡以沫,相敬如宾，美好的家庭已经成为杨先生一家人生最安全的庇护所：

Mom拍着胸脯说：“没关系，我会修。”

Pop自豪的说：“我会划火柴了!”

圆o说：“我和爸爸最哥们儿，我们是妈妈的两个顽童，爸爸还不配做我哥哥，只配做弟弟。”

Pop说：“这是我的女儿，我喜欢的。”

圆o对mom说：“妈妈，你不害怕么?”

圆o对pop说：“这是我的妈妈，你的妈妈在那边”

Mom对pop说：“你太吃亏了，我的字能见人么?”

圆o对mom说：“爸爸，好好休息。”

圆o对pop说：“我一生出来就认识，你是长大了认识的。”

有人说：“你们一家呀，圆圆头最大、锺书最小。”

Mom说：“阿圆虽然结了婚，在我看来，她总像煞是个没出嫁的女儿，老是和爷娘粘在一起。”

圆o对mom说：“妈妈，该撮煤了。煤球里的猫屎我都抠干净了。”

Mom曾说：“钱瑗长大了，会照顾我，像姐姐;会陪我，像妹妹;会管我，像妈妈。”

Pop和园o对Mom说：“妈妈有点笨哦!”

Pop说：“她爱教书，像爷爷，刚正，像外公。”

……

Mom说：“自从生了阿圆，永远牵心挂肠肚，以后就不用牵挂了。”

Pop说：“我知道她是不放心。她记挂着爸爸，放不下妈妈。”

圆o对mom说：“娘，你曾经有一个女儿，现在她要回去了。爸爸叫我回自己家去。”

Pop对mom说：“绛，好好里。”

Mom说：“现在，只剩了我一个人，怀念着我们仨。 ”

……

他们三人在“古驿道”上散失，又在《我们仨》中重新聚首。我在这里，想要安慰杨绛老先生的是，珍宝在哪里，心就在哪里，爱在心中，家便在心中。他们三人在这里诗意地居住，在这无边无垠、永恒长存的时空之中，生生世世不再分离。

后记：早在1996年，钱钟书和女儿钱瑗先后生病住院期间，杨绛就起意撰写这部回忆录。这年年底，钱瑗病重，请求母亲由她来写《我们仨》。在护士的扶持下，钱瑗躺在病床上用颤抖的手开始一篇一篇地写。到1997年2月底，她已经写了5篇。杨绛看重病在身的女儿写得实在辛苦，劝她停一停。没想到5天之后，也就是1997年3月4日，钱瑗就去世了。杨绛接着忙着照顾钱先生。1998年12月19日钱钟书去世后，她才开始动笔，完成了这部回忆录。

我今年一百岁，已经走到了人生的边缘，我无法确知自己还能走多远，寿命是不由自主的，但我很清楚我快“回家”了。

我得洗净这一百年沾染的污秽回家。 我没有“登泰山而小天下”之感，只在自己的小天地里过平静的生活。细想至此，我心静如水，我该平和地迎接每一天，准备回家。

在这物欲横流的人世间，人生一世实在是够苦。你存心做一个与世无争的老实人吧，人家就利用你欺侮你。你稍有才德品貌，人家就嫉妒你排挤你。 你大度退让，人家就侵犯你损害你。你要不与人争，就得与世无求，同时还要维持实力准备斗争。你要和别人和平共处，就先得和他们周旋，还得准备随时吃亏。

少年贪玩，青年迷恋爱情，壮年汲汲于成名成家，暮年自安于自欺欺人。

人寿几何，顽铁能炼成的精金，能有多少?但不同程度的锻炼，必有不同程度的成绩;不同程度的纵欲放肆，必积下不同程度的顽劣。

上苍不会让所有幸福集中到某个人身上，得到爱情未必拥有金钱;拥有金钱未必得到快乐;得到快乐未必拥有健康;拥有健康未必一切都会如愿以偿。

保持知足常乐的心态才是淬炼心智，净化心灵的最佳途径。一切快乐的享受都属于精神，这种快乐把忍受变为享受，是精神对于物质的胜利，这便是人生哲学。

一个人经过不同程度的锻炼，就获得不同程度的修养、不同程度的效益。好比香料，捣得愈碎，磨得愈细，香得愈浓烈。我们曾如此渴望命运的波澜，到最后才发现：人生最曼妙的风景，竟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我们曾如此期盼外界的认可，到最后才知道：世界是自己的，与他人毫无关系。

一百年过去了，岁月的风尘却难掩她的风华，多年前，北京三里河一个属于国务院的宿舍小区，全是三层楼的老房子，几百户中惟一一家没有封闭阳台、也没有室内装修的寓所——“为了坐在屋里能够看到一片蓝天”，便是杨绛的栖身之处。自1977年一家人搬进来，她就再没离开过。一晃三十多年了，曾经的“我们仨”，只剩下这位即将在7月17日迎来百岁诞辰的老人，她有时也会喃喃自语，“家在哪里，我不知道，我还在寻觅归途。”

但从那时起，杨绛就把这间寓所称为“人生的客栈”，欢乐与伤悲来来往往，都成了过客，已没有什么可以扰乱她平静的心灵。杨绛开始独自一人全身心整理钱钟 书的学术遗物——她把这叫做“打扫现场”，每日的生活简单而规律，笔耕不辍，深居简出。在她身上，人们往往忘掉时间的残酷：一百年无情而漫长，而这位女性 始终一如既往的柔韧、清朗、独立，充满力量，也给予温暖??

杨绛先生的散文总是记录着生活琐碎的事，我们从字里行间感受着她对生活的真切描述。

林奶奶

林奶奶小我三岁，今年七十。十七年前，“文化大革命”的第二年，她忽到我家打门，问我用不用人。我说：“不请人了，家务事自己都能干。”她叹气说：“您自己都能，可我们吃什么饭呀?”她介绍自己是“给家家儿洗衣服的”。我就请她每星期来洗一次衣服。据我后来知道，她的“家家儿”包括很多人家。当时大家对保姆有戒心。有人只为保姆的一张大字报就给揪出来扫街的，林奶奶大咧咧的不理红卫兵的茬儿。她不肯胡说东家的坏话，大嚷“那哪儿成!我不能瞎说呀!”许多人家不敢找保姆，就请林奶奶去做零工。

我问林奶奶：“干吗帮那么多人家?集中两三家，活儿不轻省些吗?”她说做零工“活着些”。这就是说：自由些，或主动些;干活儿瞧她高兴，不合意可以不干。比如说吧，某太太特难伺候，林奶奶白卖力气不讨好，反招了一顿没趣，气得她当场左右开弓，打了自己两个嘴巴子。这倒像旧式妇女不能打妯娌的孩子的屁股，就打自己孩子的屁股。不过林奶奶却是认真责怪自己。据说那位太太曾在林奶奶干活儿的时候，把钟拨慢“十好几分钟”(林奶奶是论时计工资的)，和这种太太打什么交道呢!林奶奶和另一位太太也闹过别扭。她在那家院子里洗衣服。雨后满院积水。那家的孩子故意把污水往林奶奶身上溅。孩子的妈正在院子里站着，林奶奶跑去告状，那位太太不耐烦，一扭脖子说：“活该!”气得林奶奶蹲下身掬起污水就往那位太太身上泼。我听了忍不住笑说：“活该了!”不过林奶奶既然干了那一行，委屈是家常便饭，她一般是吃在肚里就罢了，并不随便告诉人。她有原则：不搬嘴弄舌。

她倒是不怕没主顾，因为她干活儿认真，衣服洗得干净;如果经手买什么东西，分文也不肯沾人家的便宜。也许她称得上“清介”、“耿直”等美名，不过这种词儿一般不用在渺小的人物身上。人家只说她“人靠得住，脾气可倔”。

她为了自卫，有时候像好斗的公鸡。一次我偶在胡同里碰见她端着一只空碗去打醋，我们俩就说着话同走。忽有个小学生闯过，把她的碗撞落地下，砸了。林奶奶一把揪住那孩子破口大骂。我说：“孩子不是故意，碗砸了我赔你两只。”我又叫孩子向她道歉。她这才松了手，气呼呼地跟我回家。我说：“干吗生这么大气?”她说孩子们尽跟她捣乱。

那个孩子虽不是故意，林奶奶的话却是真的。也许因为她穿得太破烂肮脏，像个叫化婆子，我猜想她年轻的时候相貌身材都不错呢。老来倒眉塌眼，有一副可怜相，可是笑起来还是和善可爱。她天天哈着腰坐在小矮凳上洗衣，一年来，一年去，背渐渐地弯得不肯再直，不到六十已经驼背;身上虽瘦，肚皮却大。其实那是虚有其表。只要掀开她的大襟，就知道衣下鼓鼓囊囊一大嘟噜是倒垂的裤腰。她系一条红裤带，六七寸高的裤腰有几层，有的往左歪，有的往右歪，有的往下倒。一重重的衣服都有小襟，小襟上都钉着口袋，一个、两或三个：上一个，下一个，反面再一个，大小不等，颜色各别。衣袋深处装着她的家当：布票，粮票，油票，一角二角或一元二元或五元十元的钱。她分别放开，当然都有计较。我若给她些什么，得在她的袋口别上一二只大别针，或三只小的，才保住东西不外掉。

我曾问起她家的情况。林奶奶叙事全按古希腊悲剧的“从半中间起”;用的代名词很省，一个“他”字，同时代替男女老少不知多少人。我越听越糊涂，事情越问越复杂，只好“不求甚解”。比如她说：“我们穷人家嘛，没钱娶媳妇儿，他哥儿俩吧，就合那一个嫂子。”我不知是同时还是先后合娶一个嫂子——好像是先后。我也不知“哥儿俩”是她的谁，反正不是她的丈夫，因为她只嫁过一个丈夫，早死了，她是青年守寡的。她伺候婆婆好多年，听她口气，对婆婆很有情谊。她有一子一女，都已成家。她把儿子栽培到高中毕业。女儿呢，据说是“他子的，四岁没了妈，吃我的奶。”死了的嫂子大概是她的妯娌。她另外还有嫂子，不知是否“哥儿俩”合娶的，她曾托那嫂子给我做过一双棉鞋。

林奶奶得意扬扬抱了那双棉鞋来送我，一再强调鞋是按着我脚寸特制的。我恍惚记起她曾哄我让她量过脚寸。可是那双棉鞋显然是男鞋的尺码。我谢了她，领下礼物，等她走了，就让给默存穿。想不到非但他穿不下，连阿圆都穿不下。我自己一试，恰恰一脚，真是按着我脚寸特制的呢!那位嫂子准也按着林奶奶的嘱咐，把棉花絮得厚厚的，比平常的棉鞋厚三五倍不止。簇新的白布包底，用麻线纳得密密麻麻，比牛皮底还硬。我双脚穿上新鞋，就像猩猩穿上木展，行动不得;稳重地站着，两脚和大象的脚一样肥硕。

林奶奶老家在郊区，她在城里做零工，活儿重些，工钱却多，而且她白天黑夜的干，身上穿的是破烂，吃的像猪食。她婆婆已经去世，儿女都已成家，多年省吃俭用，攒下钱在城里置了一所房子;花一二千块钱呢。恰逢“文化大革命”，林奶奶赶紧把房“献”了。她深悔置房子“千不该、万不该”，却倒眉倒眼地笑着用中间三个指头点着胸口说：

“我成了地主资本家!我!我!”我说：“放心，房子早晚会还你，至少折了价还。”不过我问她：“你想吃瓦片儿吗?”她不答理，只说“您不懂”，她自有她的道理。我从干校回来，房管处已经把她置的那所房子拆掉，另赔了一间房给她——新盖的，很小，我去看过，里面还有个自来水龙头，只是没有下水道。林奶奶指着窗外的院子和旁边两间房说：“他住那边。”“他”指拆房子又盖房子的人，好像是个管房子的，林奶奶称为“街坊”。她指着“街坊”门前大堆木材说：“那是我的，都给他偷了”。她和“街坊”为那堆木材成了冤家。所以林奶奶不走前院，却从自己房间直通街道的小门出入。

她曾邀一个亲戚同住，彼此照顾。这就是林奶奶的长远打算。她和我讲：“我死倒不怕，”——吃苦受累当然也不怕，她一辈子不就是吃苦受累吗?她说，“我就怕老来病了，半死不活，给撩在炕上，叫人没人理，叫天天不应。我眼看着两代亲人受这个罪了……人说‘长病没孝子’，……孝子都不行呢……”她不说自己没有孝子，只叹气说“还是女儿好”。不过在她心目中，女儿当然也不能充孝子。

她和那个亲戚相处得不错，只是房间太小，两人住太挤。她屋里堆着许多破破烂烂的东西，还摆着一大排花盆——林奶奶爱养花，破瓷盆、破瓦盆都种着鲜花。那个亲戚住了些时候有事走了，我怀疑她不过是图方便;难道她真打算老来和林奶奶做伴儿?林奶奶指望安顿亲友的另两间房里，住的是与她为仇的“街坊”。那年冬天，林奶奶穿着个破皮背心到我家来，要把皮背心寄放我家。我说：“这天气，皮背心正是穿的时候，藏起来干吗?”她说：“怕人偷了。”我知道她指谁，忍不住说，“别神经了，谁要你这件破皮背心呀!”她气呼呼的含忍了一会儿，咕哝说：“别人我还不放心呢。”我听了忽然聪明起来。我说：“哦，林奶奶，里面藏着宝吧?”

她有气，可也笑了，还带几分被人识破的不好意思。我说，“难怪你这件背心鼓鼓囊囊的。把你的宝贝掏出来给我，背心你穿上，不好吗?”她大为高兴，立即要了一把剪子，拆开背心，从皮板子上揭下一张张存款单。我把存单的帐号、款项、存期等一一登记，封成一包，藏在她认为最妥善的地方。林奶奶切切叮嘱我别告诉人，她穿上背心，放心满意而去。

可是日常和仇人做街坊，林奶奶总是放心不下。她不知怎么丢失了二十块钱，怀疑“街坊”偷了。也许她对谁说了什么话，或是在自己屋里嘟嚷，给“街坊”知道了。那“街坊”大清早等候林奶奶出门，赶上去狠狠的打了她两巴掌，骑车跑了。林奶奶气得几乎发疯。我虽然安慰了她，却埋怨她说，“准是你上厕所掉茅坑里了，怎能平白冤人家偷你的钱呢?”林奶奶信我的话，点头说：“大概是掉茅坑里了。”她是个孤独的人，多心眼儿当然难免。

我的旧保姆回北京后，林奶奶已不在我家洗衣，不过常来我家作客。她挨了那两下耳光，也许觉得孤身住在城里不是个了局。她换了调子，说自己的“儿子好了”。连着几年，她为儿子买砖、买瓦、买木材，为他盖新屋。是她儿子因为要盖新屋，所以“好了”;还是因为他“好了”，所以林奶奶要为他盖新屋?外人很难分辨，反正是同一回事吧?我只说：“林奶奶，你还要盖房子啊?”她向我解释：“老来总得有个窝儿呀。”她有心眼儿，早和儿子讲明：新房子的套间——预定她住的一间，得另开一门，这样呢，她单独有个出入的门，将来病倒在炕上，村里的亲戚朋友经常能去看看她，她的钱反正存在妥当的地方呢，她不至于落在儿子、媳妇手里。

一天晚上，林奶奶忽来看我，说：“明儿一早要下乡和儿子吵架去”。她有一二百元银行存单，她儿子不让取钱。儿子是公社会计，取钱得经他的手。我教林奶奶试到城里储蓄所去转期，因为郊区的储蓄所同属北京市。我为她策划了半天，她才支支吾吾吐出真情。原来新房子已经盖好了。她讲明要另开一门，她儿子却不肯为她另开一门。她这回不是去捞回那一二百块钱，却是借这笔钱逼儿子在新墙上开个门。我问：“你儿子肯吗?”她说：“他就是不肯!”我说，“那么，你老来还和他同住?”她发狠说，“非要他开那个门不可。”我再三劝她别再白怄气，她嘴里答应，可是显然早已打定主意。

她回乡去和儿子大吵，给儿媳妇推倒在地，骑在她身上狠狠地揍了一顿，听说腰都打折了。不过这都只是传闻。林奶奶见了我一句没说，因为不敢承认自己没听我的话。她只告诉我经公社调停，捞回了那一小笔存款。我见她没打伤，也就没问。林奶奶的背越来越驼，干活儿也没多少力气了。幸亏街道上照顾她的不止一家。她又旧调重弹“还是女儿好”。她也许怕女儿以为她的钱都花在儿子身上了，所以告诉了女儿自己还有多少存款。从此后，林奶奶多年没有动用的存款，不久就陆续花得只剩了一点点。原来她又在为女儿盖新屋。我末了一次见她，她的背已经弯成九十度。翻开她的大襟，小襟上一只只口袋差不多都是空的，上面却别着大大小小不少别针。不久林奶奶就病倒了，不知什么病，吐黑水——血水变黑的水。街道上把她送进医院，儿子得信立即赶来，女儿却不肯来。医院的大夫说，病人已没有指望，还是拉到乡下去吧。儿子回乡找车，林奶奶没等车来，当晚就死了。我相信这是林奶奶生平最幸运的事。显然她一辈子的防备都是多余了。

林奶奶死后女儿也到了，可是不肯为死人穿衣，因为害怕。她说：“她又不是我妈，她不过是我的大妈。我还恨她呢。我十四岁叫我做童养媳，嫁个傻子，生了一大堆傻子……”(我见过两个并不傻，不过听说有一个是“缺心眼儿”的)。女儿和儿子领取了林奶奶的遗产：存款所余无几，但是城里的房产听说落实了。据那位女儿说，他们乡间的生活现在好得很了，家家都有新房子，还有新家具，大立柜之类谁家都有，林奶奶的破家具只配当劈柴烧了。

林奶奶火化以后，她娘家人坚持办丧事得摆酒，所以热热闹闹请了二十桌。散席以后，她儿子回家睡觉，忽发现锅里蟠着两条三尺多长、满身红绿斑纹的蛇。街坊听到惊叫，赶来帮着打蛇。可是那位儿子忙拦住说“别打，别打”，广开大门，把蛇放走。林奶奶的丧事如此结束。

锅里蟠两条蛇，也不知谁恶作剧;不过，倒真有点像林奶奶干的。

一九八四年四月

杨绛被尊称为杨绛先生，她是中国著名的作家、戏剧家和翻译家，除此之外，她还是中国著名作家钱钟书的妻子，小编收集了关于杨绛经典语录，欢迎阅读。

关于杨绛的经典语录1

1.少年贪玩，青年迷恋爱情，壮年汲汲于成名成家，暮年自安于自欺欺人。人寿几何，顽铁能炼成的精金，能有多少?但不同程度的锻炼，必有不同程度的成绩;不同程度的纵欲放肆，必积下不同程度的顽劣。

2.一个人经过不同程度的锻炼，就获得不同程度的修养、不同程度的效益。好比香料，捣得愈碎，磨得愈细，香得愈浓烈。

3.一般人的信心，时有时无，若有若无，或是时过境迁，就淡忘了，或是有求不应，就怀疑了。这是一般人的常态。没经锻炼，信心是不会坚定的。

4.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简朴的生活、高贵的灵魂是人生的至高境界。

杨绛经典语句

5.离别拉得长，是增加痛苦还是减少痛苦呢?我算不清，但是我陪他走得愈远，愈怕从此不见。

6.一个人有所不足，就要自欺欺人。一句谎言说过三次就自己也信以为真的。

7.爱情是不由自主的，得来容易就看得容易，没得到的，或者得不到的，才觉得稀罕珍贵。

8.创作的一个重要成分是想象，经验好比黑暗里点上的火，想象是这个火所发的光;没有火就没有光，但光照所及，远远超过火光点儿的大小。

9.人能够凝练成一颗石子，潜伏见底，让时光像水一般在身上湍急而过，自己只知身在水中，不觉水流。

10.我是一个老人，尽说些老话，对于时代，我 是一个落队者，我没什么良言贡献给现代婚姻，只是 在物质至上的时代潮流下，想提醒现在的年轻人，男女结合的最最重要的是感情，是双方互相理解的程 度，理解深才能互相欣赏和吸引，才能互相支持，互 相鼓励，才能两情相悦，门当户对以及其它，并不重要。

11.人虽然渺小，人生虽然短，但是人能学，人能修身，人能自我完善。人的可贵在于人的本身。

12.一个人经过不同程度的锻炼，就获得不同程度的修养、不同程度的效益。好比香料，捣得愈碎，磨得愈细，香得愈浓烈。我们曾如此渴望命运的波澜，到最后才发现：人生最曼妙的风景，竟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我们曾如此期盼外界的认可，到最后才知道：世界是自己的，与他人毫无关系!

13.惟有身处卑微的人，最有机缘看到世态人情的真相。一个人不想攀高就不怕下跌，也不用倾轧排挤，可以保其天真，成其自然，潜心一志完成自己能做的事。

14.读书好比“隐身”地串门，要参见钦佩的老师或拜谒有名的学者，不必事前打招呼求见，也不怕搅扰主人，翻开书面就闯进大门，翻过几页就登堂入室，而且可以经常去，时刻去，如果不得要领，还可以不辞而别，或另请高明，和它对质。

15.我今年一百岁，已经走到了人生的边缘，我无法确知自己还能往前走多远，寿命是不由自主的，但我很清楚我快“回家”了。我得洗净这一百年沾染的污秽回家。我没有“登泰山而小天下”之感，只在自己的小天地里过平静的生活。

16.我们读书，总是从一本书的最高境界来欣赏和品评。我们使绳子，总是从最薄弱的一段来断定绳子的质量。坐冷板凳的呆子，待人不妨像读书般读;政治家或企业家等也许得把人当作绳子使用。

17、我们从忧患中学得智慧，苦痛中炼出美德来。

18、修身——锻炼自身，是做人最根本的要求。

19、灵魂的美恶，不体现在肉体上。

20、名声，活着也许对自己有用，死后只能被人利用了。

21、有了信仰，人生才有价值。

22、在人生的道路上，如一心追逐名利权位，就没有余暇顾及其他。

23、这个世界好比一座大熔炉，烧炼出一批又一批品质不同而且和原先的品质也不相同的灵魂。

24、一个人有所不足，就要自欺欺人。一句谎言说过三次就自己也信以为真的。

25、默存和我住在清华的时候养一只猫，皮毛不如大白，智力远在大白之上。那是我亲戚从城里抱来的一只小郎猫，才满月，刚断奶。它妈妈是白色长毛的纯波斯种，这儿子却是黑白杂色：背上三个黑圆，一条黑尾巴，四只黑爪子，脸上有匀匀的两个黑半圆，像时髦人戴的大黑眼镜，大得遮去半个脸，不过它连耳朵也是黑的。它是圆脸，灰蓝眼珠，眼神之美不输大白。它忽被人抱出城来，一声声直叫唤。我不忍，把小猫抱在怀里一整天，所以它和我最亲。

26、我时常听人吹牛，豪言壮语，使我自惭渺小。我也想吹吹牛“自我伟大”一番，可是吹来却“鬼如鼠”.因为只是没发酵的死面，没一点空气。

27、胡小姐觉得他(余楠——编者注)攥着两拳头一文不花，活是一毛不拔的“铁公鸡”,听说他屡遭女人白眼，想必有缘故。不过，作为一个丈夫呢，这也不失为美德。他好比俭啬的管家婆，决不挥霍浪费。反正她早就提出条件，结了婚，财政权归她。余楠一口答应。在他，财政权不过是管理权而已，所有权还是他的，连胡小姐本人也是他的。

关于杨绛的经典语录2

我今年一百岁，已经走到了人生的边缘，我无法确知自己还能走多远，寿命是不由自主的，但我很清楚我快“回家”了。

我得洗净这一百年沾染的污秽回家。 我没有“登泰山而小天下”之感，只在自己的小天地里过平静的生活。细想至此，我心静如水，我该平和地迎接每一天，准备回家。

在这物欲横流的人世间，人生一世实在是够苦。你存心做一个与世无争的老实人吧，人家就利用你欺侮你。你稍有才德品貌，人家就嫉妒你排挤你。 你大度退让，人家就侵犯你损害你。你要不与人争，就得与世无求，同时还要维持实力准备斗争。你要和别人和平共处，就先得和他们周旋，还得准备随时吃亏。

少年贪玩，青年迷恋爱情，壮年汲汲于成名成家，暮年自安于自欺欺人。

人寿几何，顽铁能炼成的精金，能有多少?但不同程度的锻炼，必有不同程度的成绩;不同程度的纵欲放肆，必积下不同程度的顽劣。

上苍不会让所有幸福集中到某个人身上，得到爱情未必拥有金钱;拥有金钱未必得到快乐;得到快乐未必拥有健康;拥有健康未必一切都会如愿以偿。

保持知足常乐的心态才是淬炼心智，净化心灵的最佳途径。一切快乐的享受都属于精神，这种快乐把忍受变为享受，是精神对于物质的胜利，这便是人生哲学。

一个人经过不同程度的锻炼，就获得不同程度的修养、不同程度的效益。好比香料，捣得愈碎，磨得愈细，香得愈浓烈。我们曾如此渴望命运的波澜，到最后才发现：人生最曼妙的风景，竟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我们曾如此期盼外界的认可，到最后才知道：世界是自己的，与他人毫无关系。

我爱读诗，中文诗，西文诗都喜欢，也喜欢和他一起谈诗论诗。我们常常一同背诗。我们发现，我们如果把某一字忘了，左凑右凑凑不上，那个字准是全诗最欠妥贴的字，妥贴的字有黏性，忘不了。一一杨绛《我们仨》

每晨一大茶瓯的牛奶红茶成了他毕生戒不掉的嗜好。后来国内买不到印度`立普登茶叶了，我们用三种上好的红茶叶掺和在一起替代:滇红取其香，湖红取苦，祁红取其色。一一杨绛《我们仨》

人间没有单纯的快乐。快乐总夹带着烦恼和忧虑。人间也没有永远。 ——杨绛《我们仨》

从今以后，咱们只有死别，不再生离。杨绛《我们仨》

人世间不会有小说 或童话故事那样的结局："从此，他们永远快快活活地一起过日子。" 人间没有单纯的快乐。快乐总夹带着烦恼和忧虑。人间也没有永远。我们一生坎坷，暮年才有了一个可以安顿的居处。但老病相催，我们在人生 道路上已走到尽头了。——杨绛《我们仨》

我们一生坎坷，到了暮年才有一个安定的居所，但是老病相催，我们已经到了生命的尽头。——《我们仨》

现在我们三个失散了。往者不可留，逝者不可追，剩下的这个我，再也找不到他们了。我只能把我们一同生活 的岁月，重温一遍，和他们再聚聚。——《我们仨》

我们三人又相聚了。不用说话，都觉得心上舒坦。_杨绛《我们仨》

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杨绛《我们仨》

我们这个家，很朴素很单纯。我们与世无求，与人无争，只求相聚在一起，相守在一起，各自做力所能及的事。碰到困难，钟书总和我一同承当，困难就不复困难;还有个阿瑗相伴相助，不论什么苦涩艰辛的事，都能变得甜润。我们稍有一点快乐，也会变得非常快乐。——杨绛 《我们仨》

其实人间也没有永远。我们一生坎坷，暮年才有了一个可以安顿的居处。但老病相催，我们在人生道路上已走到尽头了。我清醒地看到以前当作"我们家"的寓所，只是旅途上的客栈而已。家在哪里，我不知道。我还在寻觅归途。——杨绛《我们仨》

我们三人一起，总有无穷的趣味。——《我们仨》

我要问!我爱的好好的突然被判了死刑我为什么不能问 —— 《我们仨》

老舍的《离婚》用另一角度来看婚姻。此幸福，彼幸福，杨锋的《我们仨》。

我曾做过一个小梦，怪他一声不响地忽然走了。他现在故意慢慢儿走，让我一程一程送，尽量多聚聚，把一个小梦拉成一个万里长梦。这我愿意。送一程，说一声再见，又能见到一面。离别拉得长，是增加痛苦还是减少痛苦呢?我算不清。但是我陪他走的愈远，愈怕从此不见。——杨绛《我们仨》

我们曾如此渴望命运的波澜，到最后才发现：人生最曼妙的风景，竞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我们曾如此期盼外界的认可，到最后才知道：世界是自己的，与他人毫无关系。一个平和而恬淡的学者家庭，一个简单而丰富的人生长梦：相守相助，相聚相失。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我们仨》

人间不会有单纯的快乐。快乐总夹带着烦恼和忧虑。人间也没有永远。....我清醒地看到以前当作"我们家"的寓所，只是旅途上的客栈而已。家在哪里，我不知道。我还在寻觅归途。——《我们仨》

钟书与世无 争，还不免遭人忌恨，我很忧虑。 钟书安慰我说："不要愁，他也未 必能随心。--《我们仨》

这是一个"万里长梦"。梦境历历如真，醒来还如在梦中。但梦毕竟是梦，彻头彻尾完全是梦。——《我们仨》

我们年轻不谙世故，但是最谙世故、最会做人的同样也遭非议。钟书和我就以此自解。——《我们仨》

杨绛(jiàng)，1911年7月17日生于北京，本名杨季康，江苏无锡人，中国著名女作家、文学翻译家和外国文学研究家、钱锺书夫人。

怀念石华父散文

石华父是陈麟瑞同志的笔名。他和夫人柳无非同志是我们夫妇的老友。抗战期间，两家都在上海，住在同一条街上，相去不过五分钟的路程，彼此往来很密。我学写剧本就是受了麟瑞同志的鼓励，并由他启蒙的。

在我们夫妇的记忆里，麟瑞同志是最随和、最宽容的一位朋友。他曾笑呵呵指着默存对我说：“他打我踢我，我也不会生他的气。”我们每想到这句话，总有说不尽的感激。他对朋友，有时像老大哥对小孩子那么纵容，有时又像小孩子对老大哥那么崇敬。他往往引用这位或那位朋友的话，讲来满面严肃，好像是至高无上的权威之论。后来那几位朋友和我们渐渐熟识，原来他们和麟瑞同志一样，并不以权威自居。他们的话只是朋友间随意谈论罢了，麟瑞同志却那么重视。他实在是少有的忠厚长者、谦和君子。

去年，我在报纸上读到一篇《陈麟瑞先生二三事》①，作者吴岩是麟瑞同志在暨南大学教过的学生;据说麟瑞同志是最认真、最严格的老师。我想，他的温厚谦虚，也许正出于他对待自己的严格认真。他对自己剧作的要求，显然比他对学生功课上的要求更加严格认真。

①见《新民晚报》(一九八四年四月二十四日)。

吴岩同志的记述，一九六五年，某出版社要求重出他的剧本。他婉拒说，那些旧作还待修改后看看是否值得重版。又据说，他曾告诉学生，他在哈佛大学专攻戏剧，对喜剧尤感兴趣，可是他从未透露自己用石华父的笔名写戏。这都可见他对自己剧作的态度多么严谨。

最近《上海抗战时期文学丛书》要出版石华父的剧本选集。无非同志请柯灵同志选定剧目。选出的剧本有以下三种：《职业妇女》是创作，《晚宴》是由美国名剧改编的悲剧，《雁来红》是由英国名剧改编的喜剧。原先打算选入的《尤三姐》或《海葬》都是由小说改编的，可惜稿本遍觅不得，只好作罢。

《职业妇女》是轻巧的四幕喜剧，无非同志说是一九三九年左右写成的。剧里讽刺一个假道学的局长把女职员当作玩物，定下规章，只雇用未婚妇女，结婚就解雇。他挪用公款做投机买卖，牟取暴利，打算带着女秘书到香港去享用，船票都买好了。他的女儿看中一个有志青年，可是他管教很严，不许女儿交男友。他的女秘书其实已经结婚，丈夫就是那个有志青年的朋友。局长挪用公款的事差点儿败露，女秘书乘机对他施加压力，成全了他女儿的婚姻，并利用现成的船票，让那一对青年奔赴大后方。剧情演变自然，讽刺的人和事都是很可笑的。麟瑞同志熟谙戏剧结构的技巧，对可笑的事物也深有研究。他的藏书里有半架子英法语的“笑的心理学”一类的著作，我还记得而且也借看过。

《晚宴》和《雁来红》都是一九四二年以后上演的，那时上海已经沦陷。麟瑞同志在《晚宴》的序里说，他当时“心境非常恶劣，除开改编，恐怕什么都写不出”。他读过很多英美的热门戏剧，这两个剧本的原作都曾风行一时。可是要把外国的剧情改得适合我国当时的社会，并不容易，还需动用精细的手法，来一番再创造。这两出戏都已经改得不像外国戏了。这里还保存着一份《晚宴》的演员表，上面的主角配角全都是第一流的名演员。由此可见剧本多么受重视，也可以料想演出多么成功。我记得《尤三姐》演出后颇得好评，也记得麟瑞同志改编《海葬》很下功夫。舞台上末一幕里，大幅的蓝色绸子映着灯光幻成海浪，麟瑞同志看了非常欣赏。我希望将来这两个剧本还能找到。

我们下干校的前夕，风闻麟瑞同志“暴病”去世。我们从干校一回来就去看望无非同志，得知麟瑞同志在文化大摧残的时期，绝望灰心，“劈开生死路，退出是非门”。他生前常对我们讲，他打算写一部有关喜剧和笑的论著，还在继续收集资料。可是他始终没有动笔，如今连他已写成的作品都不齐全了。看到他残存的三个剧本，我们有无穷感慨;对他没有心绪写出的剧本和没有时间写出的著作，更有无限向往。

一九八五年

杨绛先生离我们而去，回家了。当我们翻阅她的照片时可以发现，她的每一张照片几乎都是笑眯眯的，我们总是可以看见她的和蔼可亲。

笑眯眯的杨绛

陶然

自2004年开始，我和仁强每年9月上北京，主要就是去看杨绛，还回母校北师大去出席“钱瑗教育基金”一年一度的颁奖大会。钱瑗是钱锺书与杨绛的独生女，是我们的老师。

早在2005年4月初，杨绛在给仁强和我的信中说：“应仁强之请，我将是你们的杨绛妈妈。”当然我也明白，这是因为钱瑗的关系。杨绛思念爱女，而我们在钱瑗最困难的时候，特别是仁强，又是可以说得上话的学生兼朋友。她百岁时我也曾打电话过去，她说，你要多保重!那时，我得重病，9月依然上京，上到她二楼的家，她心疼地说，不要做了!仁强你看住他!编杂志要动很多脑子的!

而她在今年6月28日写给仁强、树西的信中说：“张瑗(仁强的女儿，那时刚去北京，看望过杨绛)说，陶然叔叔身体这会子特好。我确是不久前看见我们《文艺报》上有他的文章，好文章!”我也搞不清是什么文章了，但“好文章”之说当然只是鼓励，以前在她家闲聊时，她就笑说，以后陶然的文章，我一定要看!我想不是好不好的问题，而是一种情感在发生作用。她看到我们，便有如看到钱瑗一样。

那时我们极力鼓动，想载她到市内转一转，一起吃餐饭，告诉她现在北京城变化很大。但她总是无动于衷，淡淡地说，电视上也可以看到呀。我们以为不可能劝动她了，不料这次张瑗上京，却有本事把杨绛载走。杨绛在信中说：“张瑗颇有本领，干一行，擅长一行。她开车稳稳地，我坐了很放心。”看得出她很喜欢张瑗，除她个性可爱之外，当然这也是因她父母而起的移情作用吧!

2008年10月24日，杨绛给我和仁强写信说，“接到《香港文学》，特厚，打开一看，里面多了一本《城市文艺》，我老记着钱瑗的话，‘以后要留心陶然的文章’，所以两本刊物上的大文，都一一看了，真是上苍默佑，陶然当《香港文学》的总编，支持下来了。文章篇篇好，《城市文艺》的一篇(指我在该刊写的记仁强的《岁月悠悠，也匆匆》，文内有提及我们的老师钱瑗)，尤令人神往。你们两位真是善人，瑗瑗最可怜的时候，得到你俩同情，帮她抵御了所有凌辱她的人。我在王德一(钱瑗的丈夫)去世十天之后，就要下放干校，钱先生早已下干校，家里剩了她一人。她知道妈妈心痛她，不放心，反来安慰我说：‘妈妈，你放心，有人同情我。’你们的同情，她终身不忘。你们两个善人有善缘，也结成了终身的好友;我也由你们一念之仁，和你们都成了好友。所以我把《岁月悠悠，也匆匆》细细读了两遍，不胜感动。”

百岁杨绛，每天读书写作不止，晚上一点半就寝，早上六点半起床，中午休息两小时。吃得很清淡。我所知道的，是她已不怎么下楼运动，她说，下去不免碰到熟人，要寒暄一番。所以她每天在室内来回转圈走路，身上带七支铅笔，每走1000步就放下一支。难怪她脚步轻盈，那回，我们正聊着天，她忽然站起，步向写字台，去翻书。我和仁强悄悄趋近前去，只见那书是《孔子家书》。至于她正写的长篇小说，据透露，暂名《图书馆管理学》，已接近杀青，明年应可出版。这是新消息，我们在北京的时候，问起写作，她总是笑眯眯，不露一点口风。她总说，钱先生和阿瑗都走了，我的路也走完了!听得我们揪心。我们明明看到她步履矫健轻松自在，除了听觉较差之外，一切都好。她透露道，去年查出心衰，她依然谈笑风生，“这个病有两大好处，一是不传染，二是死得干脆，自己不痛苦，也不烦人”。她的豁达，听得我们相顾无言。哪里知道镜头一转，她一笔一画写成的长篇小说已经悄悄地完成了!大概，这是《洗澡》续篇吧?

百岁老人杨绛，总是笑眯眯地坐在她家那张单人沙发上，伸手拍拍仁强和我的手背，听不清了，就拿出纸笔，叫我们写下。还记得那回在她家，窗口的马蹄莲开得正旺，她娓娓道着，我转头一望，客厅靠墙那头，正挂着“我们仨”的合影，从左到右是：杨绛、钱瑗、钱锺书。

拓展阅读：

【人物档案】

杨绛，本名杨季康，生于1911年，1932年毕业于苏州东吴大学。1935~1938年留学英法，回国后曾在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清华大学任教。1949年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研究所工作。杨绛是著名作家、翻译家、外国文学研究家。主要文学作品有《洗澡》《干校六记》，另有《堂吉诃德》等译著，2003年出版回忆一家三口数十年风雨生活的《我们仨》，96岁成书《走到人生边上》。

杨绛的《堂吉诃德》译本被公认为优秀的翻译佳作，迄今已累计发行70万册，是该书中译本当中发行量最多的译本。80年代后，杨绛写一些散文、杂文、回忆短文，虽然都比较短小，但从平淡文字中透露出来的一种朴素而真挚的情感，经过漂洗的苦心经营的朴素中，有着本色的绚烂华丽和智慧。在92岁到百岁高龄之时，杨绛以她极富才华的笔触，打开尘封多年的记忆，其中不仅仅用梦幻文学的方式讲述了钱锺书和钱瑗生前最后一段时光，而且回忆了很多当年夫妇游学欧洲以及建国后的种种往事。

杨绛是民国的十大才女之一，也是唯一活到现在的才女，可没想到她于昨日突然羽化。真是令人泪如雨下。今天小编分享杨绛与钱钟书那些年的爱情故事，希望读者喜欢。

我第一次和钟书见面是在1932年3月，他身着青布大褂，脚踏毛底布鞋，戴一副老式眼镜，眉宇间蔚然而深秀。见面后老钱开始给我写信，约我到工字厅相会。见面时，他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没有订婚。”而我则紧张的回答：“我也没有男朋友。”于是便开始鸿雁往来，越写越勤，一天一封，以至于他放假就回家了。我难受了好多时。冷静下来，觉得不好，这是fall in love了。

1933年秋的一天，我给钟书寄了一封信，不巧被其父钱基博老先生看到了，老先生招呼也不打就擅自拆阅。后来钟书跟我说，老先生看到信后，对我大加赞赏。因为我在信中对老钱说：“现在吾两人快乐无用，须两家父亲兄弟皆大欢喜，吾两人之快乐乃彻始终不受障碍。”老先生边看边赞：“真是聪明人语。”

1935年春，老钱庚子赔款公费留学资格，那时候我还没有毕业，但是考虑到老钱这位大名鼎鼎的清华才子从小生活在优裕的家庭环境中，被娇养惯了，除了读书之外，其它生活琐事一概不关心，尤其是不善于生活自理，处处得有人照顾、侍候他。所以我就下定决心跟他完婚一起去英国。

多年前，读到英国传记作家概括最理想的婚姻：“我见到她之前，从未想到要结婚;我娶了她几十年，从未后悔娶她;也未想过要娶别的女人。”我把它念给钟书听，他当即回说，“我和他一样”，我说，“我也一样。”

丈夫钱钟书

锺书常自叹“拙手笨脚”。我只知道他不会打蝴蝶结，分不清左脚右脚，拿筷子只会像小孩儿那样一把抓。我并不知道其他方面他是怎样的笨，怎样的拙。

1972年的早春，我们从干校回北京不久，北京开始用煤气罐代替蜂窝煤。早起，锺书照常端上早饭，还有他爱吃的猪油年糕，满面得色。我称赞他能蒸年糕，他也不说什么，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儿。我吃着吃着，忽然诧异说：“谁给你点的火呀?”(因为平时我晚上把煤炉封上，他早上打开火门，炉子就旺了，这一次不是)锺书等着我问呢，他得意说：“我会划火柴了”这是他生平第一次划火柴，为的是做早饭。

“文革”期间，某天忽然有部门通知去参加国宴。钟书说：“我不去，哈!我很忙，我不去，哈!”那人说：“这是江青同志点名要你去的!”钟书则说：“哈!我不去，我很忙，我不去!”那人于是说：“那么，我可不可以说你身体不好，起不来?”钟书很直接：“不!不!不!我身体很好，你看，身体很好!哈!我很忙，我不去，哈!”于是一直没有出门。

有位外国学者读了钟书的《围城》后赞叹不已，打电话说要见他。钟书在电话里说：“假如你吃了一个鸡蛋觉得很好，何必一定要去找下这个鸡蛋的鸡呢?”

我们在清华养过一只很聪明的猫。钟书说它有灵性，特别宝贝。猫儿长大了，半夜和别的猫儿打架。钟书特备长竹竿一枝，倚在门口，不管多冷的天，听见猫儿叫闹，就急忙从热被窝里出来，拿了竹竿，赶出去帮自己的猫儿打架。和我们家那猫儿争风打架的情敌之一是近邻林徽因的宝贝猫，她称为她一家人的“爱的焦点”。我常怕钟书为猫而伤了两家和气，引用他自己的话说：“打狗要看主人面，那么，打猫要看主妇面了!”(《猫》的第一句)，他笑说：“理论总是不实践的人制定的。”

在牛津，我怀上孩子了。成了家的人一般都盼个孩子，我们也不例外。锺书谆谆嘱咐我：“我不要儿子，我要女儿 只要一个，像你的。”我对于“像我”并不满意。我要一个像钟书的女儿。女儿，又像钟书，不知是何模样，很费想像。我们的女儿确实像钟书，不过，这是后话了。

在我住院期间，钟书只一个人过日子，每天到产院探望，常苦着脸说：“我做坏事了。”他打翻了墨水瓶，把房东家的桌布染了。我说，“不要紧，我会洗。”

“墨水呀!”

“墨水也能洗。”

他就放心回去。然后他又做坏事了，把台灯砸了。我问明是怎样的灯，我说：“不要紧，我会修。”他又放心回去。下一次他又满面愁虑，说是把门轴弄坏了，门轴两头的门球脱落了一个，门不能关了。我说，“不要紧，我会修。”他又放心回去。

他感激之余，对我说的“不要紧”深信不疑。我住产院时他做的种种“坏事”，我回寓后，真的全都修好。

钟书叫了汽车接妻女出院，回到寓所。他炖了鸡汤，还剥了碧绿的嫩蚕豆瓣，煮在汤里，盛在碗里，端给我吃。钱家的人若知道他们的“大阿官”能这般伺候产妇，不知该多么惊奇。

我们仨

钟书曾逗阿瑗玩，说《围城》里有个丑孩子，就是她。阿瑗信以为真，却也并不计较。他写了一个开头的《百合心》里，有个女孩子穿一件紫红毛衣，钟书告诉阿瑗那是个最讨厌的孩子，也就是她。阿瑗大上心事，怕爸爸冤枉她，每天找他的稿子偷看，钟书就把稿子每天换个地方藏起来。一个藏，一个找，成了捉迷藏式的游戏。后来连我都不知道稿子藏到那里去了。

每天临睡前钟书都在阿瑗被窝里埋置“地雷”，埋得一层深入一层，把大大小小的各种玩具、镜子、刷子，甚至砚台或大把的毛笔都埋进去，等女儿惊叫，他就得意大乐。女儿临睡必定小心搜查一遍，把被里的东西一一取出。钟书恨不得把扫帚、畚箕都塞入女儿被窝，博取一遭意外的胜利。这种玩意儿天天玩也没多大意思，可是钟书百玩不厌。

钟书曾经很认真地跟我说：“假如我们再生一个孩子，说不定比阿瑗好，我们就要喜欢那个孩子了，那我们怎么对得起阿瑗呢。”提倡一对父母生一个孩子的理论，还从未讲到父母为了用情专一而只生一个。

我们在牛津时，钟书午睡，我临贴，可是一个人写写字困上来，便睡着了。他醒来见我睡了，就饱醮浓墨，想给我画个花脸。可是他刚落笔我就醒了。他没想到我的脸皮比宣纸还吃墨，洗净墨痕，脸皮像纸一样快洗破了，以后他不再恶作剧，只给我画了一幅肖像，上面再添上眼镜和胡子，聊以过瘾。回国后他暑假回上海，大热天女儿熟睡(女儿还是娃娃呢)，他在她肚子上画一个大脸，挨他母亲一顿训斥，他不敢再画。

人间不会有单纯的快乐。快乐总夹带着烦恼和忧虑。人间也没有永远。我们一生坎坷，暮年才有了一个可以安顿的居处。但老病相催，我们在人生道路上已走到尽头了。一九九七年，阿瑗去世。一九九八年岁未，钟书去世。我三人就此失散了。就这么轻易失散了。“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现在只剩下了我一人。我清醒地看到以前当作“我们家”的寓所，只是旅途上的客栈而已。家在哪里，我不知道。我还在寻觅归途。

独留人世间

我是在父亲的引导下开始迷恋读书的，无论是中英文的都拿来啃，慢慢地读书成了我最大的爱好。一次父亲问我：“阿季，三天不让你看书，你怎么样?”我说：“不好过。”“一星期不让你看呢?”我答：“一星期都白活了。”

“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我爱大自然，其次就是艺术;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我早年翻译英国诗人兰德的诗句。

锺书病中，我只求比他多活一年。照顾人，男不如女。我尽力保养自己，争求 夫在先，妻在后 ，错了次序就糟糕了。”

锺书走时，一眼未合好，我附到他耳边说：“你放心，有我呐!”媒体说我内心沉稳和强大。其实，锺书逃走了，我也想逃走，但是逃到哪里去呢?我压根儿不能逃，得留在人世间，打扫现场，尽我应尽的责任。

《堂吉诃德》译稿历经“文革”的摧残，“被没收、丢弃在废纸堆里”，最后“九死一生”，逃过劫难。1978年4月，《堂吉诃德》终于出版。同年 6月，西班牙国王和王后访华，邀请我参加国宴。邓小平惊讶道：“《堂吉诃德》是什么时候翻译的?”此事一言难尽，那时候我忙于和西班牙皇室握手，无暇细谈，只好答非所问：“今年出版的。”

2016年5月25日，女作家、文学翻译家杨绛在北京病逝，享年105岁。下面是语文迷整理的杨绛寄语，供大家爱阅读。

1. 你的问题主要在于读书不多而想得太多。

2. 如要锻炼一个能做大事的人，必定要叫他吃苦受累，百不称心，才能养成坚忍的性格。一个人经过不同程度的锻炼，就获得不同程度的修养，不同程度的效益。好比香料，捣得愈碎，磨得愈细，香得愈浓烈。

3. 有些人之所以不断成长，就绝对是有一种坚持下去的力量。好读书，肯下功夫，不仅读，还做笔记。人要成长，必有原因，背后的努力与积累一定数倍于普通人。所以，关键还在于自己。

4. 少年贪玩，青年迷恋爱情，壮年汲汲于成名成家，暮年自安于自欺欺人。人寿几何，顽铁能炼成的精金，能有多少?但不同程度的锻炼，必有不同程度的成绩;不同程度的纵欲放肆，必积下不同程度的顽劣。

5. 在这物欲横流的人世间，人生一世实在是够苦。你存心做一个与世无争的老实人吧，人家就利用你、欺侮你。你稍有才德品貌，人家就嫉妒你、排挤你。你大度退让，人家就侵犯你、损害你。你要不与人争，就得与世无求，同时还要维持实力准备斗争。你要和别人和平共处，就先得和他们周旋，还得准备随时吃亏。

6. 惟有身处卑微的人，最有机缘看到世态人情的真相。一个人不想攀高就不怕下跌，也不用倾轧排挤，可以保其天真，成其自然，潜心一志完成自己能做的事。

7. 上苍不会让所有幸福集中到某个人身上，得到爱情未必拥有金钱;拥有金钱未必得到快乐;得到快乐未必拥有健康;拥有健康未必一切都会如愿以偿。保持知足常乐的心态才是淬炼心智、净化心灵的最佳途径。一切快乐的享受都属于精神，这种快乐把忍受变为享受，是精神对于物质的胜利，这便是人生哲学。

8. 我是一位老人，净说些老话。对于时代，我是落伍者，没有什么良言贡献给现代婚姻。只是在物质至上的时代潮流下，想提醒年轻的朋友，男女结合最最重要的是感情，双方互相理解的程度。理解深才能互相欣赏、吸引、支持和鼓励，两情相悦。门当户对及其他，并不重要。

9、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简朴的生活、高贵的灵魂是人生的至高境界。

杨绛简介

杨绛，原名杨季康，祖籍江苏无锡，1911年7月17日生于北京。少年时代先后在北京、上海、苏州等地读书。1932年毕业于苏州东吴大学，获文学学士学位，当年考入清华大学研究生院，为外国语言文学研究生。1935年与钱锺书结婚，同年夏季与丈夫同赴英国、法国留学。1938年秋回国，曾任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外语系教授、清华大学外语系教授。1949年后，调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杨绛先生的第一部作品为短篇小说《璐璐，不用愁!》，于1934年初发表于《大公报文艺副刊》。1940年代初，她连续创作了喜剧《称心如意》和《弄假成真》，这两部剧本写作和上演于抗战时期沦陷后的上海，当时引起很大反响。1980年代以来，是杨绛创作的“新时期”，她以散文和小说两方面的创作成就引起世人注目。其散文代表作《干校六记》出版于1981年，畅销于整个1980年代，在港澳台均出版了繁体字单行本，并被译成多种外国文字在国外出版。小说代表作《洗澡》(意即洗脑筋,系国内最早反映知识分子改造的文学作品)，出版于1988年，在知识分子当中引起很大反响，作品亦被译成多种外国文字出版。

作为外国文学研究家，杨绛先生写过多篇评析西班牙和英国文学名著的理论作品，如评论《堂吉诃德》、《小癞子》(Lazarillo del Tormes)和《塞莱斯蒂娜》(La Celestina)等的文章，以及论英国作家菲尔丁等。

其实如此矫情的开头本应该配一个更矫情的下文，但心系牛娃儿中考的好好老师怎能傲娇到没朋友的地步呢?So我们依然要说中考!只不过今天的下午茶和开头是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

那么，近几年的命题人冥冥之中都有一个美好的夙愿，那就是“社会主义接班人”得是一个既能在古文化中自由穿梭，也可在现代文明中深入思考的综合性人才。所以，就中考前文学圈里可与“汪峰上头条”威力相媲美的爆炸性新闻来一个中考素材大挖掘。

说露骨一点，其实不管是大朋友还是小朋友，大家怀念的只不过是我们眼下最缺失的一种品质——静。而这位世纪老人平静地泊在时间深处，有形无形地散发着一种安详的力量。浮躁丛生的时代，她像一眼拒绝喧哗的深潭，清澈而高远地活着，与这个世界保持着不远不近、不卑不亢的距离。在鼓满欲望风帆的海洋上，居然还有那样一座沉默而丰盛的岛屿，在提示我们，什么叫大音希声、大道无形、大爱无疆。

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突然感受到这段文字散发出的光芒格外地刺眼呢?嘻嘻，原因当然不是因为标红，如此接地气儿的理由实在不符合好好老师的风格呀。其实最主要是因为它可以被移植到牛娃儿们作文中的点题部位。

另外，我们还需储备一些和杨绛先生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钱钟书先生的素材。在中国的名人谱里，钱钟书当属一颗耀眼的恒星。他19岁考入清华大学，28岁被破格聘为外文教授。之后，他蜗居书斋，杜门避嚣，淡泊名利，专心治学，仿佛过着出世般的生活。夏衍曾赞叹道：“这真是一个特殊的人!”

下面好好老师举几个“栗子”，一定要接着哦!

◆对钱，他姓“钱”但看得很淡

一、上个世纪80年代，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邀请钱老讲学，开价16万美金，交通、住宿、餐饮免费提供，可携夫人同往，钱钟书却拒绝了。英国一家老牌出版社，得知钱老有一本写满了批语的英文大辞典，派人远渡重洋，叩开钱府的大门，许以重金，请求卖给他们，钱老却说：“不卖!”

二、钱钟书担任中国社科院院长期间，有一次，给他开车的司机撞伤行人，找到钱老想借医疗费，钱老问明情况，说：“需要多少?”司机答：“3000元。”钱老说：“这样吧，我给你3000元，不算你借，不用还了。”

三、1991年，国内18家省级电视台联合拍摄《当代中华文化名人录》，钱老被列入第一批的36人中，他也婉言谢绝了。当得知被拍摄者会有一笔酬金时，钱老莞尔一笑：“我都姓了一辈子钱，难道还迷信钱吗?”乃至后来《围城》被拍成电视连续剧后，电视台付给原著者万余元稿酬，钱钟书也执意不收。

◆对名，钱钟书看得更是淡泊

一、钱钟书也许是当代中国少有的几个真正意义上的“隐士”。知其名者多，慕其名而想拜见、求教、采访、索字等等的人更多，但钱钟书终日闭门读书写作，谢绝应酬，见过他的人可谓少之又少。他博人精深的学问博得了海内外学术界的景仰，有人统计，《管锥编》、《谈艺录》共涉及几千种书。

二、法同著名作家西蒙·莱斯曾说：“如果把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中国作家的话，钱钟书是当之无愧的。”还有一位外国记者说：“来到中国，我只有两个愿望：一是看看万里长城，二是见见钱钟书。”一次，一位英国女士来到中国，因为太钟情于《围城》，所以给钱钟书打电话想拜见他，钱钟书在电话里说：“假使你吃了一个鸡蛋觉得不错，又何必要认识那下蛋的母鸡呢?”

三、他也从不做寿。钱钟书八旬初度，家中的电话一度闹翻了天：学界同仁、亲朋好友、机关团体，纷纷要给他祝寿。他所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还准备为他开一个纪念会或学术讨论会，但钱钟书一律婉拒。对这类活动，他早已有言在先：“不必花些不明不白的钱，找些不三不四的人，说些不痛不痒的话。”

◆对书，钱钟书却看得很重

杨绛曾称钱老为“书痴”。钱宅满室书香，他的客厅与书房合二而一，主要空间都被书柜书桌占据着，两张老式的单人沙发挤在一隅，权且待客。简朴的房间里最醒目的是大小书柜里占满的书籍：中文与外文、古典与现代杂陈，显示着主人中西文化的贯通。《围城》的英、俄、德、日文译本也在其中。他一生都在孜孜读书，乐此不疲。新的、旧的、中文的、外文的，但凡到手都要翻翻看看，好在供他阅读的书，如富人“命中的禄食”那样丰足，会从各方面源源供应，外文书刊也从未断炊，只要手中有点外汇，他们就张罗着买书，国外出版社的稿酬，他一般不取现金，而是开出书单子，请对方实物支付。

无论世事如何变化，钱钟书始终安如泰山，锲而不舍地守着他的摊子，只问耕耘，不问收获。“非淡泊无以明志”。淡泊是一种修养、一种气度、一种智慧、一种境界，钱钟书保持了一颗淡泊的心，摆脱名利的羁绊，真正做到了返朴归真、潜心回归自然。

以上素材可适用主题：淡泊、坚持、钻研、不忘初心、做自己、追求、热爱、静、精神贵族等等。

[中考作文素材：杨绛先生与钱钟书先生

杨绛的文字韵致淡雅，独具一格，更难得的是，当她用这润泽之笔描写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时，拥有不枝不蔓的冷静，比那些声泪俱下的控诉更具张力，发人深省。小编收集了杨绛的励志句子，欢迎阅读。

一个人经过不同程度的锻炼，就获得不同程度的修养、不同程度的效益。好比香料，捣得愈碎，磨得愈细，香得愈浓烈。

一般人的信心，时有时无，若有若无，或是时过境迁，就淡忘了，或是有求不应，就怀疑了。这是一般人的常态。没经锻炼，信心是不会坚定的。

我时常听人吹牛，豪言壮语，使我自惭渺小。我也想吹吹牛“自我伟大”一番，可是吹来却“鬼如鼠”。因为只是没发酵的死面，没一点空气。

人能够凝练成一颗石子，潜伏见底，让时光像水一般在身上湍急而过，自己只知身在水中，不觉水流。

我和谁都不争，和谁我都不屑，我爱大自然，其次是艺术，我烤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

一个人有所不足，就要自欺欺人。一句谎言说过三次就自己也信以为真的。

这个世界好比一座大熔炉，烧炼出一批又一批品质不同而且和原先的品质也不相同的灵魂。

在人生的道路上，如一心追逐名利权位，就没有余暇顾及其他。

名声，活着也许对自己有用，死后只能被人利用了。

灵魂的美恶，不体现在肉体上。

我们从忧患中学得智慧，苦痛中炼出美德来。

人虽然渺小，人生虽然短，但是人能学，人能修身，人能自我完善。人的可贵在于人的本身。

人类并不靠天神教导，人的本性里有灵性良心。在灵性良心的指引下，人人都有高于物质的要求。

我认为命运最不讲理。我们看到的命运是毫无道理的，专开玩笑，惯爱捉弄人，惯爱捣乱。

丑人照镜子，总看不到自己多么丑，只看到别人所看不到的美。

人毕竟是血肉之躯，带些缺点，更富有人情味吧。

灵性良心人人都有。经常凭灵性良心来克制自己，就是修养。

懒惰也是天生的，勤奋需自己努力，一放松就懒了。

上苍不会让所有幸福集中到某个人身上，得到爱情未必拥有金钱;拥有金钱未必得到快乐;得到快乐未必拥有健康;拥有健康未必一切都会如愿以偿。保持知足常乐的心态才是淬炼心智、净化心灵的最佳途径。一切快乐的享受都属于精神，这种快乐把忍受变为享受，是精神对于物质的胜利，这便是人生哲学。

少年贪玩，青年迷恋爱情，壮年汲汲于成名成家，暮年自安于自欺欺人。人寿几何，顽铁能炼成的精金，能有多少?但不同程度的锻炼，必有不同程度的成绩;不同程度的纵欲放肆，必积下不同程度的顽劣。

在这物欲横流的人世间，人生一世实在是够苦。你存心做一个与世无争的老实人吧，人家就利用你欺侮你。你稍有才德品貌，人家就嫉妒你排挤你。你大度退让，人家就侵犯你损害你。你要不与人争，就得与世无求，同时还要维持实力准备斗争。你要和别人和平共处，就先得和他们周旋，还得准备随时吃亏。

读书好比“隐身”地串门，要参见钦佩的老师或拜谒有名的学者，不必事前打招呼求见，也不怕搅扰主人，翻开书面就闯进大门，翻过几页就登堂入室，而且可以经常去，时刻去，如果不得要领，还可以不辞而别，或另请高明，和它对质。

我们从来不唱爱国调。非但不唱，还不爱听。但我们不愿意逃跑，不愿意去父母之邦，撇不开自家人。我国是国耻重重的弱国，跑出去仰人鼻息做二等公民，我们不愿意。我们是文化人，爱祖国的文化爱祖国的文字和语言。一句话，我们是倔强的中国老百姓。

年轻时不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有一天忽然明白了，时间跑，地球在转，即使同样的地点也没有一天是完全相同的。现在我也这样，感觉每一天都是新的，每天看叶子的变化，听鸟的啼鸣，都不一样。

我是一位老人，净说些老话。对于时代，我是落伍者，没有什么良言贡献给现代婚姻。只是在物质至上的时代潮流下，想提醒年轻的朋友，男女结合最最重要的是感情，双方互相理解的程度。理解深才能互相欣赏、吸引、和鼓励，两情相悦。门当户对及其他，并不重要。

我今年一百岁，已经走到了人生的边缘，我无法确知自己还能往前走多远，寿命是不由自主的，但我很清楚我快"回家"了。我得洗净这一百年沾染的污秽回家。我没有"登泰山而小天下"之感，只在自己的小天地里过平静的生活。

在人生的道路上，如一心追逐名利权位，就没有余暇顾及其他。

名声，活着也许对自己有用，死后只能被人利用了。

我和谁都不争，和谁我都不屑，我爱大自然，其次是艺术，我烤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

少年贪玩，青年迷恋爱情，壮年汲汲于成名成家，暮年自安于自欺欺人。人寿几何，顽铁能炼成的精金，能有多少?但不同程度的锻炼，必有不同程度的成绩;不同程度的纵欲放肆，必积下不同程度的顽劣。

人类并不靠天神教导，人的本性里有灵性良心。在灵性良心的指引下，人人都有高于物质的要求。

人虽然渺小，人生虽然短，但是人能学，人能修身，人能自我完善。人的可贵在于人的本身。

上苍不会让所有幸福集中到某个人身上，得到爱情未必拥有金钱;拥有金钱未必得到快乐;得到快乐未必拥有健康;拥有健康未必一切都会如愿以偿。保持知足常乐的心态才是淬炼心智、净化心灵的最佳途径。一切快乐的享受都属于精神，这种快乐把忍受变为享受，是精神对于物质的胜利，这便是人生哲学。

我是一位老人，净说些老话。对于时代，我是落伍者，没有什么良言贡献给现代婚姻。只是在物质至上的时代潮流下，想提醒年轻的朋友，男女结合最最重要的是感情，双方互相理解的程度。理解深才能互相欣赏、吸引、支持和鼓励，两情相悦。门当户对及其他，并不重要。

一般人的信心，时有时无，若有若无，或是时过境迁，就淡忘了，或是有求不应，就怀疑了。这是一般人的常态。没经锻炼，信心是不会坚定的。

读书好比“隐身”地串门，要参见钦佩的老师或拜谒有名的学者，不必事前打招呼求见，也不怕搅扰主人，翻开书面就闯进大门，翻过几页就登堂入室，而且可以经常去，时刻去，如果不得要领，还可以不辞而别，或另请高明，和它对质。

一个人有所不足，就要自欺欺人。一句谎言说过三次就自己也信以为真的。

人毕竟是血肉之躯，带些缺点，更富有人情味吧。

灵性良心人人都有。经常凭灵性良心来克制自己，就是修养。

我今年一百岁，已经走到了人生的边缘，我无法确知自己还能往前走多远，寿命是不由自主的，但我很清楚我快"回家"了。我得洗净这一百年沾染的污秽回家。我没有"登泰山而小天下"之感，只在自己的小天地里过平静的生活。

读书有苦有乐。苦的是要应付各种考试，乐的是我们可以随时在书里串门，各种随心所欲。来看看杨绛先生所认为的读书的苦乐吧。

读书苦乐

读书钻研学问，当然得下苦功夫。为应考试、为写论文、为求学位，大概都得苦读。陶渊明好读书。如果他生于当今之世，要去考大学，或考研究院，或考什么“托福儿”，难免会有些困难吧?我只愁他政治经济学不能及格呢，这还不是因为他“不求甚解”。我曾挨过几下“棍子”，说我读书“追求精神享受”。我当时只好低头认罪。我也承认自己确实不是苦读。不过，“乐在其中”并不等于追求享受。这话可为知者言，不足为外人道也。

我觉得读书好比串门儿——“隐身”的串门儿。要参见钦佩的老师或拜谒有名的学者，不必事前打招呼求见，也不怕搅扰主人。翻开书面就闯进大门，翻过几页就升堂入室;而且可以经常去，时刻去，如果不得要领，还可以不辞而别，或者另找高明，和他对质。不问我们要拜见的主人住在国内国外，不问他属于现代古代，不问他什么专业，不问他讲正经大道理或聊天说笑，都可以挨近前去听个足够。我们可以恭恭敬敬旁听孔门弟子追述夫子遗言，也不妨淘气地笑问“言必称‘亦曰仁义而已矣’的孟夫子”，他如果生在我们同一个时代，会不会是一位马列主义老先生呀?我们可以在苏格拉底临刑前守在他身边，听他和一位朋友谈话;也可以对斯多葛派伊匹克悌忒斯(Epictetus)的《金玉良言》思考怀疑。我们可以倾听前朝列代的遗闻逸事，也可以领教当代最奥妙的创新论或有意惊人的故作高论。反正话不投机或言不入耳，不妨抽身退场，甚至砰一下推上大门——就是说，拍地合书面——谁也不会嗔怪。这是书以外的世界里难得的自由!

壶公悬挂的一把壶里，别有天地日月。每一本书——不论小说、戏剧、传记、游记、日记，以至散文诗词，都别有天地，别有日月星辰，而且还有生存其间的人物。我们很不必巴巴地赶赴某地，花钱买门票去看些仿造的赝品或“栩栩如生”的替身，只要翻开一页书，走入真境，遇见真人，就可以亲亲切切地观赏一番。说什么“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我们连脚底下地球的那一面都看得见，而且顷刻可到。尽管古人把书说成“浩如烟海”，书的世界却真正的“天涯若比邻”，这话绝不是唯心的比拟。世界再大也没有阻隔。佛说“三千大千世界”，可算大极了。书的境地呢，“现在界”还加上“过去谨”，也带上“未来界”，实在是包罗万象，贯通三界。而我们却可以足不出户，在这里随意阅历，随时拜师求教。谁说读书人目光短浅，不通人情，不关心世事呢!这里可得到丰富的经历，可认识各时各地、多种多样的人。

经常在书里“串门儿”，至少也可以脱去几分愚昧，多长几个心眼儿吧?我们看到道貌岸然、满口豪言壮语的人先生，不必气馁胆怯，因为他们本人家里尽管没开放门户，没让人闯入，他们的亲友家我们总到过，自会认识他们虚架子后面的真嘴脸。一次我乘汽车驰过巴黎赛纳河上宏伟的大桥，我看到了栖息在大桥底下那群拣垃圾为生、盖报纸取暖的穷苦人。不是我眼睛能拐弯儿，只因为我曾到那个地带去串过门儿啊。可惜我们“串门”时“隐”而犹存的“身”，毕竟只是凡胎俗骨。我们没有如来佛的慧眼，把人世间几千年积累的智慧一览无余，只好时刻记住庄子“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的名言。我们只是朝生暮死的虫豸(还不是孙大圣毫毛变成的虫儿)，钻入书中世界，这边爬爬，那边停停，有时遇到心仪的人，听到惬意的话，或者对心上悬挂的问题偶有所得，就好比开了心窍，乐以忘言。这个“乐”和“追求享受”该不是一回事吧?

一九八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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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绛(jiàng)，1911年7月17日生于北京，本名杨季康， 江苏无锡人，中国著名女作家、文学翻译家和外国文学研究家、钱锺书夫人。杨绛通晓英语、法语、西班牙语，由她翻译的《唐·吉诃德》被公认为最优秀的翻译佳作，到2014年已累计发行70多万册;她早年创作的剧本《称心如意》，被搬上舞台长达六十多年，2014年还在公演;杨绛93岁出版散文随笔《我们仨》，风靡海内外，再版达一百多万册，96岁成出版哲理散文集《走到人生边上》，102岁出版250万字的《杨绛文集》八卷。

这本书是那种古朴庄重的装桢,一如老一辈学人严谨朴实的为人,又仿佛是久藏窖底的陈年佳酿,让人望而生敬,闻之欲醉.

决定买这本书是因为看了几本杂志上的介绍,买前几日,我有种渴望见到久别的恋人那样迫切的心情;买下后挑灯夜读一口气看完,感慨颇多.

书中文字皆从肺腑流出,行文用笔皆由情牵系,让我也为之而牵肠挂肚.我感触最深的是主人公的深挚亲情,永恒恋情和爱书痴情以及淡泊名利的性情.

作者以母性的慈爱诉说一生对女儿的牵挂,还有生女儿时的艰难,以及伴着女儿的成长的抚育教化,时时处处流露着一位母亲对晚辈的深情厚爱.父女俩的亲情加友情使我除了感动还有惊讶.女儿长大后对父母的关心呵护,都让我想到为人子女的责任.他们一家三口同甘共苦,风雨同舟,荣辱与共的人生历程让我感慨良多,羡慕不已.他们的相处既有各不相扰的专心读书,又有融洽愉悦,妙趣横生的温馨幸福,这真是一个不同寻常的遇合.三人艘历经坎坷与磨难,却音问一起的彼此宽慰,共同承担,从而创造乐趣和甜润.这样的家庭,这样的人生,真让人羡慕!

钱钟书和杨绛的恋情更是永恒深挚,历久弥新,让我感慨万端,不由的想起了古诗里说的:"只羡鸳鸯不羡仙".两位携手走过六十余年的坎坷人生路,彼此互相支持,成就卓著,情深意重.钱先生人生的最后四年卧床不起,杨绛先生也已高龄,但仍侍奉汤药,悉心照料,使他平静的走完最后的人生岁月.这种永恒的爱情,这样莫逆于心的人生伴侣,可感天地日月,让普天下的人们由衷生羡!而这永恒爱情的源头是两人对书的热爱.正是志同道合成就了这一对文学大师夫妻.

生活的困苦,因为有书香的沁润而变得甜美快乐;时局的动荡,因为有阅读的充实而保持着内心的宁静镇定.正因为沉入书海的濡染,造就了他们的博学多才和聪明睿智;修养成了淡泊名利,不忧不惧的仁者气概.因为读书著述,而卓然挺立于世间,道德文章,深受世人的尊崇与爱戴.先生不朽,先生永生.先生的不要名声,但其著作的魅力在崇敬的心中永远留下了鼎鼎声名.先生虽未期,身后人缅怀,我在读书的过程中深深地喜欢上了这一家人,并庆幸自己也是一个纯正的书痴,这一点上可以靠近先生.此生此世,能向先生靠近一点点将是我永生的追求!

先生淡泊名利的性情实为古今少有,让人肃然起敬.杨绛先生在书中写道:"嘤其鸣兮,求其友声. 友声可远在千里之外,可远在数百年之后.钱钟书先生是坐冷板凳的,他的学问也是冷门.他曾和我说,有名气就是多些不相知的人.我们希望多几个知己,不求有名有声."

达观的智者甘坐冷板凳,深知名气之累,但求几个琴瑟相和的知音.张学良有诗云:"白发催人老,虚名误人深"蔡元培说:"纵留万古名何用?但求霎那心太平"此皆久负盛名之人的切身体会,中说:"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知否心灵自由人.知音是骨子里相互体谅,深切理解,旗鼓相当的朋友,多求不得,也不可求,有几个就足矣.正所谓:"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

钱钟书个性鲜明,也让人尊敬 ,不见蒋介石,从不炫耀曾翻译,不参加国宴,不当文学所顾问,不社会科学院的副院长,这些都是多少世人梦寐以求而不可得的光环与荣耀,先生却惟恐避之而不及.这是何等的心胸?其卓尔不群之状怎能不折服?

书末有两段话也让我深思.

"人世间没有单纯的快乐,快乐总是夹带着烦恼和忧虑."

"人间也没有永远.我们一生坎坷,暮年才有了一个可以安顿的居所,但老病相催,我们在人生道路上已走到尽头了."

这真是智者将历尽沧桑后体悟出来的人生箴言,听着这些伴着淡淡的忧伤的诉说,我也受到些引导和启发.没有永远这才是真切实在的人生."永远"只能在永远的追求中,没有长久的永远,只有永恒的短暂,快乐也罢,忧伤也罢,都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归于淡漠.这都是教人正视世间的悲欢和人生的坎坷磨难.平静的面对,坦然的接受.尽管快乐总是夹杂着烦恼和忧伤,我们还是心甘情愿的忧伤并快乐着,同时,积极追求美好的人生,追求的结果都将是老病和死亡,而重要的是追求时体验生命的过程和充实心灵的过程.曾经经历的,就是曾经拥有的.体验,感悟,拥有,这就是充实自我生命的过程,也就不曾虚度此生,也就没有辜负父母和岁月赐予的生命!

杨绛羽化了，那么我就要纪念她。今天小编分享杨绛与钱钟书的一二三事，希望读者喜欢。

这个是杨绛为钱钟书的围城写的序文的一部分，里边有很多他们夫妻之间以及钱钟书的亲人之间的故事，一直觉得这个序文很好，可惜网上很难找到完整版，对付看吧! 一 钱钟书写《围城》 钱钟书在《围城》的序里说，这本书是他“锱铢积累”写成的。我是“锱铢积累” 读完的。每天晚上，他把写成的稿子给我看，急切地瞧我怎样反应。我笑，他也笑;我大笑，他也大笑。有时我放下稿子，和他相对大笑，因为笑的不仅是书上的事，还有书外的事。我不用说明笑什么，反正彼此心照不宣。然后他就告诉我下一段打算写什么，我就急切地等着看他怎么写。他平均每天写五百字左右。他给我看的是定稿，不再改动。后来他对这部小说以及其它“少作”都不满意，恨不得大改特改，不过这是后话了。 钟书选注宋诗，我曾自告奋勇，愿充白居易的“老妪”——也就是最低标准;如果我读不懂，他得补充注释。可是在《围城》的读者里，我却成了最高标准。好比学士通人熟悉古诗文里词句的来历，我熟悉故事里人物和情节的来历。

除了作者本人，最有资格为《围城》做注释的，该是我了。 钟书和我一九三二年春在清华初识，一九三三年订婚，一九三五年结婚，同船到英国(我是自费留学)，一九三七年秋同到法国，一九三八年秋同船回国。我母亲一年前去世，我苏州的家已被日寇抢劫一空，父亲避难上海，寄居我姐夫家。我急要省视老父，钟书在香港下船到昆明，我乘原船直接到上海。当时我中学母校的校长留我在“孤岛” 的上海建立“分校”。二年后上海沦陷，“分校”停办，我暂当家庭教师，又在小学代课，业余创作话剧。钟书陷落上海没有工作，我父亲把自己在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授课的钟点让给他，我们就在上海艰苦度日。 有一次，我们同看我编写的话剧上演，回家后他说：“我想写一部长篇小说!”我非常高兴，催他快写。那时他正偷空写短篇小说，怕没有时间写长篇。我说不要紧，他可以减少授课的时间，我们的生活很省俭，还可以更省俭。

恰好我们的女佣因家乡生活好转要回去。我不勉强她，也不另觅女佣，只把她的工作自己兼任了。劈柴生火烧饭洗衣等等我是外行，经常给煤烟染成花脸，或熏得满眼是泪，或给滚油烫出泡来，或切破手指。钟书一出世就由他伯父抱去抚养，因为伯父没有儿子。据钱家的“坟上风文”，不旺长房旺小房;长房往往没有子息，便有，也没出息，伯父就是“没出息”的长子。他比钟书的父亲大十四岁，二伯父早亡，他父亲行二，叔父行四，两人是同胞双生，钟书是长孙，出嗣给长房。伯父为钟书连夜冒雨到乡间物色得一个壮健的农妇;她是寡妇，遗腹子下地就死了，是现成的好奶妈(钟书称为“姆妈”)。姆妈一辈于帮在钱家，中年以后，每年要呆呆的发一阵子呆，家里人背后称为“痴姆妈”。她在钟书结婚前特地买了一只翡翠镶金戒指，准备送我做见面礼。有人哄她那是假货，把戒指骗去，姆妈气得大发疯，不久就去世了，我始终没见到她。 钟书自小在大家庭长大，和堂兄弟的感情不输亲兄弟。亲兄弟、堂兄弟共十人，钟书居长。众兄弟间，他比较稚钝，孜孜读书的时候，对什么都没个计较，放下书本，又全没正经，好像有大量多余的兴致没处寄放，专爱胡说乱道。

伯父“没出息”，不得父母欢心，原因一半也在伯母。伯母娘家是江阴富户，做颜料商发财的，有七八只运货的大船。钟书的祖母娘家是石塘湾孙家，官僚地主，一方之霸。婆媳彼此看不起，也影响了父子的感情。伯父中了秀才回家，进门就挨他父亲一顿打，说是“杀杀他的势气”;因为钟书的祖父虽然有两个中举的哥哥，他自己也不过是个秀才。钟书不到一岁，祖母就去世了。祖父始终不喜欢大儿子，钟书也是不得宠的孙子。 钟书四岁(我纪年都用虚岁，因为钟书只记得虚岁，而钟书是阳历十一月下旬生的，所以周岁当减一岁或二岁)由伯父教他识字。伯父是慈母一般，钟书成天跟着他。伯父上茶馆，听说书，钟书都跟去。他父亲不便干涉，又怕惯坏了孩子，只好建议及早把孩子送入小学。钟书六岁入秦氏小学。现在他看到人家大讲“比较文学”，就记起小学里造句：“狗比猫大，牛比羊大”;有个同学比来比去，只是“狗比狗大，狗比狗小”，挨了老师一顿骂。他上学不到半年，生了一场病，伯父舍不得他上学，借此让他停学在家。他七岁，和比他小半岁的常弟钟韩同在亲戚家的私塾附学，他念《毛诗》，钟韩念《尔雅》。但附学不便，一年后他和钟韩都在家由伯父教。

伯父对钟书的父亲和叔父说： “你们两兄弟都是我启蒙的，我还教不了他们?”父亲和叔父当然不敢反对。 其实钟书的父亲是由一位族兄启蒙的。祖父认为钟书的父亲笨，叔父聪明，而伯父的文笔不顶好。叔父反正聪明，由伯父教也无妨;父亲笨，得请一位文理较好的族兄来教。那位族兄严厉得很，钟书的父亲挨了不知多少顿痛打。伯父心疼自己的弟弟，求了祖父，让两个弟弟都由他教。钟书的父亲挨了族兄的痛打一点不抱怨，却别有领会。

他告诉钟书：“不知怎么的，有一天忽然给打得豁然开通了。” 钟书和钟韩跟伯父读书，只在下午上课。他父亲和叔父都有职业，家务由伯父经管。每天早上，伯父上茶馆喝茶，料理杂务，或和熟人聊天。钟书总跟着去。伯父化一个铜板给他买一个大酥饼吃(据钟书比给我看，那个酥饼有饭碗口大小，不知是真有那么大，还是小儿心目中的饼大);又化两个铜板，向小书铺子或书摊租一本小说给他看。家里的小说只有《西游记》、《水浒》、《三国演义》等正经小说。钟书在家里已开始囫囵吞枣地阅读这类小说，把“同呆 子”读如“岂子”，也不知《西游记》里的“呆子” 就是猪八戒。钟书小时候，中药房卖的草药每一味都有两层纸包裹;一张白纸，一张印着药名和药性。每服一付药可攒下一叠包药的纸。这种纸干净、吸水，钟书大约八、九岁左右常用包药纸来临摹他伯父藏的《芥子园画谱》，或印在《唐诗三百首》里的“诗中之画”。

他为自己想出一个别号叫“项昂之”——因为他佩服项羽，“昂之”是他想象中项羽的气概。他在每幅画上挥笔署上“项昂之”的大名，得意非凡。他大约常有“项昂之”的兴趣，只恨不善画。他曾央求当时在中学读书的女儿为他临摹过几幅有名的西洋淘气画，其中一幅是《魔鬼临去遗臭图》(图名是我杜撰)，魔鬼像吹喇叭似的后部撒着气逃跑，画很妙。上课画《许眼变化图》，央女儿代摹《魔鬼遗臭图》，想来也都是“痴气”的表现。 钟书在他父亲的教导下“发愤用功”，其实他读书还是出于喜好，只似馋嘴佬贪吃美食：食肠很大，不择精粗，甜咸杂进。极俗的书他也能看得哈哈大笑。戏曲里的插科打诨，他不仅且看且笑，还一再搬演，笑得打跌。精微深奥的哲学、美学、文艺理论等大部著作，他像小儿吃零食那样吃了又吃，厚厚的书一本本渐次吃完，诗歌更是他喜好的读物。重得拿不动的大字典、辞典、百科全书等，他不仅挨着字母逐条细读，见了新版本，还不嫌其烦地把新条目增补在旧书上。他看书常做些笔记。 我只有一次见到他苦学。那是在牛津，论文预试得考“版本和校勘”那一门课，要能辨认十五世纪以来的手稿。他毫无兴趣，因此每天读一本侦探小说“休养脑筋”， “休养”得睡梦中手舞脚踢，不知是捉拿凶手，还是自己做了凶手和警察打架。结果考试不及格，只好暑假后补考。

这件补考的事，《围城》英译本《导言》里也提到。钟书一九七九年访美，该译本出版家把译本的《导言》给他过目，他读到这一段又惊又笑，想不到调查这么精密。后来胡志德(Theodore Huters)君来见，才知道是他向钟书在牛津时的同窗好友Donald Stuart打听来的。胡志德一九八二年出版的《钱钟书》里把这件事却删去了。 钟书的“痴气”书本里灌注不下，还洋溢出来。我们在牛津时，他午睡，我临贴，可是一个人写写字困上来，便睡着了。他醒来见我睡了，就饱醮浓墨，想给我画个花脸。可是他刚落笔我就醒了。他没想到我的脸皮比宣纸还吃墨，洗净墨痕，脸皮像纸一样快洗破了，以后他不再恶作剧，只给我画了一幅肖像，上面再添上眼镜和胡子，聊以过瘾。回国后他暑假回上海，大热天女儿熟睡(女儿还是娃娃呢)，他在她肚子上画一个大脸，挨他母亲一顿训斥，他不敢再画。沦陷在上海的时候，他多余的“痴气”往往发泄在叔父的小儿小女、孙儿孙女和自己的女儿阿圆身上。这一串孩子挨肩儿都相差两岁，常在一起玩。有些语言在“不文明”或“臭”的边缘上，他们很懂事似的注意避忌。钟书变着法儿，或作手势，或用切口，诱他们说出来，就赖他们说“坏话”。

于是一群孩子围着他吵呀，打呀，闹个没完。他虽然挨了围攻，还俨然以胜利者自居。他逗女儿玩，每天临睡在她被窝里埋置“地雷”，埋得一层深入一层，把大大小小的各种玩具、镜子、刷子，甚至砚台或大把的毛笔都埋进去，等女儿惊叫，他就得意大乐。女儿临睡必定小心搜查一遍，把被里的东西一一取出。钟书恨不得把扫帚、畚箕都塞入女儿被窝，博取一遭意外的胜利。这种玩意儿天天玩也没多大意思，可是钟书百玩不厌。

他又对女儿说，《围城》里有个丑孩子，就是她。阿圆信以为真，却也并不计较。他写了一个开头的《百合心》里，有个女孩子穿一件紫红毛衣，钟书告诉阿圆那是个最讨厌的孩子，也就是她。阿圆大上心事，怕爸爸冤枉她，每天找他的稿子偷看，钟书就把稿子每天换个地方藏起来。一个藏，一个找，成了捉迷藏式的游戏。后来连我都不知道稿子藏到那里去了。 钟书的“痴气”也怪别致的。他很认真地跟我说：“假如我们再生一个孩子，说不定比阿圆好，我们就要喜欢那个孩子了，那我们怎么对得起阿圆呢。”提倡一对父母生一个孩子的理论，还从未讲到父母为了用情专一而只生一个。 解放后，我们在清华养过一只很聪明的猫。小猫初次上树，不敢下来，钟书设法把它救下。小猫下来后，用爪子轻轻软软地在钟书腕上一搭，表示感谢。我们常爱引用西方谚语：“地狱里尽是不知感激的人。”

小猫知感，钟书说它有灵性，特别宝贝。猫儿长大了，半夜和别的猫儿打架。钟书特备长竹竿一枝，倚在门口，不管多冷的天，听见猫儿叫闹，就急忙从热被窝里出来，拿了竹竿，赶出去帮自己的猫儿打架。和我们家那猫儿争风打架的情敌之一是紧邻林徽因女士的宝贝猫，她称为她一家人的“爱的焦点”。我常怕钟书为猫而伤了两家和气，引用他自己的话说：“打狗要看主人面，那么，打猫要看主妇面了!”(《猫》的第一句)，他笑说：“理论总是不实践的人制定的。” 钱家人常说钟书“痴人有痴福”。他作为书痴，倒真是有点痴福。供他阅读的书，好比富人“命中的禄食”那样丰足，会从各方面源源供应(除了下放期间，他只好“反刍”似的读读自己的笔记，和携带的字典?/ 钟书上了四年高小，居然也毕业了。钟韩成绩斐然，名列前茅;他只是个痴头傻脑、没正经的孩子。伯父在世时，自愧没出息，深怕“坟上风水”连累了嗣给长房的钟书。原来他家祖坟下首的一排排树高大茂盛，上首的细小萎弱。上首的树当然就代表长房了。

伯父一次私下化钱向理发店买了好几斤头发，叫一个佃户陪着，悄悄带着钟书同上祖坟去，把头发埋在上首几排树的根旁。他对钟书说，要叫上首的树荣盛，“将来你做大总统。”那时候钟书才七八岁，还不懂事，不过多少也感觉到那是伯父背着人干的私心事，所以始终没向家里任何别人讲过。他讲给我听的时候，语气中还感念伯父对他的爱护，也惊奇自己居然有心眼为伯父保密。钟书十四岁和钟韩同考上苏州桃坞中学(美国圣公会办的学校)。父母为他置备了行装，学费书费之外，还有零用钱。他就和钟韩同往苏州上学，他功课都还不错，只算术不行。

那年他父亲到北京清华大学任教，寒假没回家。钟书寒假回家没有严父管束，更是快活。他借了大批的《华网书库》、《红玫瑰》、《紫萝兰》等刊物姿意阅读。暑假他父亲归途阻塞，到天津改乘轮船，转辗回家，假期已过了一半。他父亲回家第一事是命钟书钟韩各做一篇文章;钟韩的一篇颇受夸赞，钟书的一篇不文不白，用字庸俗，他父亲气得把他痛打一顿，钟书忍笑向我形容他当时的窘况：家人都在院子里乘凉，他一人还在大厅上，挨了打又痛又羞，呜呜地哭。这顿打虽然没有起“豁然开通”的作用，却也激起了发奋读书的志气。钟书从此用功读书，作文大有进步。他有时不按父亲教导的方法作古文，嵌些骈骊，倒也受到父亲赞许。他也开始学着作诗，只是并不请教父亲。

一九二七年桃坞中学停办，他和钟韩同考入美国圣公会办的无锡铺仁中学，钟书就经常有父亲管教，常为父亲代笔写信，由口授而代写，由代写信而代作文章。钟书考入清华之前，已不复挨打而是父亲得意的儿子了。一次他代父亲为乡下某大户作了一篇墓志铭。那天午饭时，钟书的姆妈听见他父亲对他母亲称赞那篇文章，快活得按捺不住，立即去通风报信，当着他伯母对他说：“阿大啊，爹爹称赞你呢!说你文章做得好!”钟书是第一次听到父亲称赞，也和姆妈一样高兴，所以至今还记得清清楚楚。那时商务印书馆出版钱穆的一本书，上有钟书父亲的序文。据钟书告诉我，那是他代写的，一字没有改动。 我常见钟书写客套信从不起草，提笔就写，八行笺上，几次抬头，写来恰好八行，一行不多，一行不少。

钟书说，那都是他父亲训练出来的，他额角上挨了不少“爆栗子”呢。钟书二十岁伯母去世。那年他考上清华大学，秋季就到北京上学。他父亲收藏的“先儿家书”是那时候开始的。他父亲身后，钟书才知道父亲把他的每一封信都贴在本子上珍藏。信写得非常有趣，对老师、同学都有生动的描写。可惜钟书所有的家书(包括写给我的)，都由“回禄君”收集去了。 钟书在清华的同班同学饶余威一九六八年在新加坡或台湾写了一篇《清华的回忆》①，有一节提到钟书：“同学中我们受钱钟书的影响最大。他的中英文造诣很深，又精于哲学及心理学，终日博览中西新旧书籍，最怪的是上课时从不记笔记，只带一本和课堂无关的闲书，一面听讲一面看自己的书，但是考试时总是第一，他自己喜欢读书，也鼓励别人读书。……”据钟书告诉我，他上课也带笔记本，只是不作笔记，却在本子上乱画。现在美国的许振德君和钟书是同系同班，他最初因钟书夺去了班上的第一名，曾想揍他一顿出气，因为他和钟书同学之前，经常是名列第一的。一次偶有个个能解决的问题，钟书向他讲解了，他很感激，两人成了朋友，上课常同坐在最后一排。许君上课时注意一女同学，钟书就在笔记本上画了一系列的《许眼变化图》，在同班同学里颇为流传，钟书曾得意地面给我看。一年前许君由美国回来，听钟书说起《许眼变化图》还忍个住大笑。 ①《清华大学第五级毕业五十周年纪念册》(一九八四年出版)转载此门，饶君已故。 钟书小时候，中药房卖的草药每一味都有两层纸包裹;一张白纸，一张印着药名和药性。每服一付药可攒下一叠包药的纸。这种纸干净、吸水，钟书大约八、九岁左右常用包药纸来临摹他伯父藏的《芥子园画谱》，或印在《唐诗三百首》里的“诗中之画”。

他为自己想出一个别号叫“项昂之”——因为他佩服项羽，“昂之”是他想象中项羽的气概。他在每幅画上挥笔署上“项昂之”的大名，得意非凡。他大约常有“项昂之”的兴趣，只恨不善画。他曾央求当时在中学读书的女儿为他临摹过几幅有名的西洋淘气画，其中一幅是《魔鬼临去遗臭图》(图名是我杜撰)，魔鬼像吹喇叭似的后部撒着气逃跑，画很妙。上课画《许眼变化图》，央女儿代摹《魔鬼遗臭图》，想来也都是“痴气”的表现。 钟书在他父亲的教导下“发愤用功”，其实他读书还是出于喜好，只似馋嘴佬贪吃美食：食肠很大，不择精粗，甜咸杂进。极俗的书他也能看得哈哈大笑。戏曲里的插科打诨，他不仅且看且笑，还一再搬演，笑得打跌。精微深奥的哲学、美学、文艺理论等大部著作，他像小儿吃零食那样吃了又吃，厚厚的书一本本渐次吃完，诗歌更是他喜好的读物。重得拿不动的大字典、辞典、百科全书等，他不仅挨着字母逐条细读，见了新版本，还不嫌其烦地把新条目增补在旧书上。他看书常做些笔记。 我只有一次见到他苦学。那是在牛津，论文预试得考“版本和校勘”那一门课，要能辨认十五世纪以来的手稿。他毫无兴趣，因此每天读一本侦探小说“休养脑筋”，“休养”得睡梦中手舞脚踢，不知是捉拿凶手，还是自己做了凶手和警察打架。结果考试不及格，只好暑假后补考。

这件补考的事，《围城》英译本《导言》里也提到。钟书一九七九年访美，该译本出版家把译本的《导言》给他过目，他读到这一段又惊又笑，想不到调查这么精密。后来胡志德(Theodore Huters)君来见，才知道是他向钟书在牛津时的同窗好友Donald Stuart打听来的。胡志德一九八二年出版的《钱钟书》里把这件事却删去了。 钟书的“痴气”书本里灌注不下，还洋溢出来。我们在牛津时，他午睡，我临贴，可是一个人写写字困上来，便睡着了。他醒来见我睡了，就饱醮浓墨，想给我画个花脸。可是他刚落笔我就醒了。他没想到我的脸皮比宣纸还吃墨，洗净墨痕，脸皮像纸一样快洗破了，以后他不再恶作剧，只给我画了一幅肖像，上面再添上眼镜和胡子，聊以过瘾。回国后他暑假回上海，大热天女儿熟睡(女儿还是娃娃呢)，他在她肚子上画一个大脸，挨他母亲一顿训斥，他不敢再画。沦陷在上海的时候，他多余的“痴气”往往发泄在叔父的小儿小女、孙儿孙女和自己的女儿阿圆身上

。这一串孩子挨肩儿都相差两岁，常在一起玩。有些语言在“不文明”或“臭”的边缘上，他们很懂事似的注意避忌。钟书变着法儿，或作手势，或用切口，诱他们说出来，就赖他们说“坏话”。于是一群孩子围着他吵呀，打呀，闹个没完。他虽然挨了围攻，还俨然以胜利者自居。他逗女儿玩，每天临睡在她被窝里埋置“地雷”，埋得一层深入一层，把大大小小的各种玩具、镜子、刷子，甚至砚台或大把的毛笔都埋进去，等女儿惊叫，他就得意大乐。女儿临睡必定小心搜查一遍，把被里的东西一一取出。钟书恨不得把扫帚、畚箕都塞入女儿被窝，博取一遭意外的胜利。这种玩意儿天天玩也没多大意思，可是钟书百玩不厌。 他又对女儿说，《围城》里有个丑孩子，就是她。阿圆信以为真，却也并不计较。他写了一个开头的《百合心》里，有个女孩子穿一件紫红毛衣，钟书告诉阿圆那是个最讨厌的孩子，也就是她。

阿圆大上心事，怕爸爸冤枉她，每天找他的稿子偷看，钟书就把稿子每天换个地方藏起来。一个藏，一个找，成了捉迷藏式的游戏。后来连我都不知道稿子藏到那里去了。钟书的“痴气”也怪别致的。他很认真地跟我说：“假如我们再生一个孩子，说不定比阿圆好，我们就要喜欢那个孩子了，那我们怎么对得起阿圆呢。”提倡一对父母生一个孩子的理论，还从未讲到父母为了用情专一而只生一个。 解放后，我们在清华养过一只很聪明的猫。小猫初次上树，不敢下来，钟书设法把它救下。小猫下来后，用爪子轻轻软软地在钟书腕上一搭，表示感谢。我们常爱引用西方谚语：“地狱里尽是不知感激的人。”小猫知感，钟书说它有灵性，特别宝贝。猫儿长大了，半夜和别的猫儿打架。钟书特备长竹竿一枝，倚在门口，不管多冷的天，听见猫儿叫闹，就急忙从热被窝里出来，拿了竹竿，赶出去帮自己的猫儿打架。和我们家那猫儿争风打架的情敌之一是紧邻林徽因女士的宝贝猫，她称为她一家人的“爱的焦点”。我常怕钟书为猫而伤了两家和气，引用他自己的话说：“打狗要看主人面，那么，打猫要看主妇面了!”(《猫》的第一句)，他笑说：“理论总是不实践的人制定的。”

钱家人常说钟书“痴人有痴福”。他作为书痴，倒真是有点痴福。供他阅读的书，好比富人“命中的禄食”那样丰足，会从各方面源源供应(除了下放期间，他只好“反刍”似的读读自己的笔记，和携带的字典)。新书总会从意外的途径到他手里。他只要有书可读，别无营求。这又是家人所谓“痴气”的另一表现。

钟书和我父亲诗文上有同好，有许多共同的语言。钟书常和我父亲说些精致典雅的淘气话，相与笑乐_一次我父亲问我：“钟书常那么高兴吗?”“高兴”也正是钱家所谓“痴气”的表现。 我认为《管锥编》、《谈艺录》的作者是个好学深思的钟书，《槐聚诗存》的作者是个“忧世伤生”的钟书，《围城》的作者呢，就是个“痴气”旺盛的钟书。我们俩日常相处，他常爱说些痴话，说些傻话，然后再加上创造，加上联想，加上夸张，我常能从中体味到《围城》的笔法。我觉得《围城》里的人物和情节，都凭他那股子痴气，呵成了真人实事。可是他毕竟不是个不知世事的痴人，也毕竟不是对社会现象漠不关心，所以小说里各个细节虽然令人捧腹大笑，全书的气氛，正如小说结尾所说：“包涵对人生的讽刺和伤感，深于一切语言、一切啼笑”，令人回肠荡气。 钟书写完了《围城》，“痴气”依然旺盛，但是没有体现为第二部小说。

一九五七年春，“大鸣大放”正值高潮，他的《宋诗选注》刚脱稿，因父病到湖北省亲，路上写了《赴鄂道中》五首绝句，现在引录三首：“晨书瞑写细评论，诗律伤严敢市恩。碧海掣鲸闲此手，祗教疏凿别清浑。”“奕棋转烛事多端，饮水差知等暖寒。如膜妄心应褪净，夜来无梦过邯郸。”“驻车清旷小徘徊，隐隐遥空蹍薄雷。脱叶犹飞风不定，啼鸠忽噤雨将来。”后两首寄寓他对当时情形的感受，前一首专指《宋诗选注》而说，点化杜甫和元好问的名句(“或看悲翠兰苕上，未掣鲸鱼碧海中”;“谁是诗中疏凿手，暂教泾渭各清浑”)。据我了解，他自信还有写作之才，却只能从事研究或评论工作，从此不但口“噤”，而且不兴此念了。《围城》重印后，我问他想不想再写小说。他说：“兴致也许还有，才气已与年俱减。要想写作而没有可能，那只会有遗恨;有条件写作而写出来的不成东西，那就只有后悔了。遗恨里还有哄骗自己的余地，后悔是你所学的西班牙语里所谓‘面对真理的时刻’，使不得一点儿自我哄骗、开脱、或宽容的，味道不好受。我宁恨毋悔。”这几句话也许可作《围城》《重印前记》的笺注吧。 我自己觉得年纪老了;有些事，除了我们俩，没有别人知道。

我要乘我们夫妇都健在，一一记下。如有错误，他可以指出，我可以改正。《围城》里写的全是捏造，我所记的却全是事实。

壶公悬挂的一把壶里，别有天地日月。每一本书——不论小说、戏剧、传记、游记、日记，以至散文诗词，都别有天地，别有日月星辰，而且还有生存其间的人物。我们很不必巴巴地赶赴某地，花钱买门票去看些仿造的赝品或“栩栩如生”的替身，只要翻开一页书，走入真境，遇见真人，就可亲亲切切地观赏一番。

——《读书苦乐》

杨绛先生走了，人间再无“我们仨”。

先生的一生跨越一个世纪，历经沉浮沧桑，然而她却始终以轻盈的姿态来承担生命的沉重;她居于精神的“高处”，却以“不争”的品格寻“平处”而居;她的文字朴素平实，却又隽永风趣，哀而不伤，满载着“走在人生边上”的智慧、豁达和俏皮。

杨绛先生曾将读书比作“隐身”的串门儿，不必打招呼求见，也不怕打扰主人。所以，我们选择将她的文字连缀成报道，以这种“隐身”的方式读懂先生的一生。

先生生前希望用最简单的方式安静地离开这个世界，与另外两个人团聚。请允许我们用这样一种方式，表达不舍。

——编 者

亲与情

我这一生并不空虚，我活得很充实，也很有意思，因为有我们仨

我这一生并不空虚;我活得很充实，也很有意思，因为有我们仨。也可说：我们仨都没有虚度此生，因为是我们仨。

“我们仨”其实是最平凡不过的。谁家没有夫妻子女呢?我们这个家，很朴素;我们三个人，很单纯。我们与世无求，与人无争，只求相聚在一起，相守在一起，各自做力所能及的事。碰到困难，锺书总和我一同承当，困难就不复困难;还有个阿瑗相伴相助，不论什么苦涩艰辛的事，都能变得甜润。我们稍有一点快乐，也会变得非常快乐。

一九三五年七月，锺书不足二十五岁，我二十四岁略欠几天，我们结了婚同到英国牛津求学。我们离家远出，不复在父母庇荫之下，都有点战战兢兢;但有两人作伴，可相依为命。在牛津，我怀上孩子了。锺书谆谆嘱咐我：“我不要儿子，我要女儿——只要一个，像你的。”我对于“像我”并不满意。我要一个像锺书的女儿。

1938年回国，因日寇侵华，苏州、无锡都已沦陷，我娘家、婆家都避居上海孤岛。沦陷区生活艰苦，但我们总能自给自足。能自给自足，就是胜利，锺书虽然遭厄运播弄，却觉得一家人同甘共苦，胜于别离。他发愿说：“从今以后，咱们只有死别，不再生离。”

我成名比钱锺书早，我写的几个剧本被搬上舞台后，他在文化圈里被人介绍为“杨绛的丈夫”。但我把钱锺书看得比自己重要，比自己有价值。

我最大的功劳是保住了钱锺书的淘气和那一团痴气。这是钱锺书的最可贵处。他淘气、天真，加上他过人的智慧，成了现在众人心目中博学而又风趣的钱锺书。他的痴气得到众多读者的喜爱。

锺书曾逗阿瑗玩，说《围城》里有个丑孩子，就是她。阿瑗信以为真，却也并不计较。

人世间不会有小说或童话故事那样的结局：“从此，他们永远快快活活地一起过日子。”人间没有单纯的快乐。快乐总夹带着烦恼和忧虑。

锺书于一九九四年夏住进医院。我每天去看他，为他送饭，送菜，送汤汤水水。阿瑗于一九九五年冬住进医院，在西山脚下。我每晚和她通电话，每星期去看她。但医院相见，只能匆匆一面。三人分居三处，我还能做一个联络员，经常传递消息。

一九九七年早春，阿瑗去世。一九九八年末，锺书去世。我们三人就此失散了。就这么轻易地失散了。“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现在，只剩下了我一人。

锺书逃走了，我也想逃走，但是逃到哪里去呢?我压根儿不能逃，得留在人世间，打扫现场，尽我应尽的责任。

国与民

我们是倔强的中国老百姓，尽管亿万“我们”素不相识，终归同属一体，痛痒相关

我们沦陷上海期间，饱经忧患，也见到世态炎凉。我们夫妇常把日常的感受，当做美酒般浅斟低酌，细细品尝。这种滋味值得品尝，因为忧患孕育智慧。

锺书除了在教会大学教课，又增添了两名拜门学生。但我们的生活还是愈来愈艰苦。只说柴和米，就大非易事。

我们身陷上海孤岛，心向抗战前线、大后方。当时凡是爱国的知识分子，都抱成团。如我们夫妇，陈西禾，傅雷，宋淇等，经常在生活书店或傅雷家相会，谈论国际国内战争形势和前景。我们同自愿参加“大东亚共荣圈”的作家、文化人泾渭分明，不相往来。

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胜利的欢欣很短暂，接下是普遍的失望，接下是谣言满天飞，人心惶惶。“人心惶惶”时，我们并不惶惶然。

我们如要逃跑，不是无路可走。可是一个人在紧要关头，决定他何去何从的，也许总是他最基本的感情。我们从来不唱爱国调。非但不唱，还不爱听。但我们不愿逃跑，只是不愿去父母之邦，撇不开自家人。我国是国耻重重的弱国，跑出去仰人鼻息，做二等公民，我们不愿意。我们是文化人，爱祖国文化，爱祖国的文字，爱祖国的语言。一句话，我们是倔强的中国老百姓，不愿做外国人。我们并不敢为自己乐观，可是我们安静地留在上海，等待解放。

我想到解放前夕，许多人惶惶然往国外跑，我们俩为什么有好几条路都不肯走呢?思想进步吗?觉悟高吗?默存常引柳永的词：“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我们只是舍不得祖国，撇不下“伊”——也就是“咱们”或“我们”。尽管亿万“咱们”或“我们”中人素不相识，终归同属一体，痛痒相关，息息相连，都是甩不开的自己的一部分。

我问：“你悔不悔当初留下不走?”

他说：“时光倒流，我还是照老样。”

文与译

我只是一个业余作者，全部文章经整理，一半是翻译，一半是创作

我觉得读书好比串门儿——“隐身”的串门儿。要参见钦佩的老师或拜谒有名的学者，不必事前打招呼求见，也不怕搅扰主人。翻开书面就闯进大门，翻过几页就升堂入室;而且可以经常去，时刻去，如果不得要领，还可以不辞而别，或者另找高明，和他对质。

我当初选读文科，是有志遍读中外好小说，悟得创作小说的艺术，并助我写出好小说。但我年近八十，才写出一部不够长的长篇小说;年过八十，毁去了已写成的二十章长篇小说，决意不写小说。因为我生也辰，不是可以创作小说的人。我的全部小说，还在试笔学写阶段。自分此生休矣，只好自愧有志无成了。我不是专业作家;文集里的全部作品都是随遇而作。我只是一个业余作者。

早年的几篇散文和小说，是我在清华上学时课堂上的作业，或在牛津进修时的读书偶得。回国后在沦陷的上海生活，迫于生计，为家中柴米油盐，写了几个剧本。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先在上海当教师;解放战争胜利后，我在清华大学当教师，业余写短篇小说和散文，偶尔翻译。“洗澡”(知识分子改造)运动后，我调入文学研究所做研究工作，就写学术论文;写论文屡犯错误，就做翻译工作，附带写少量必要的论文。翻译工作勤查字典，伤目力，我为了保养眼睛，就“闭着眼睛工作”，写短篇小说。我在研究和写学术论文的同时，兼写小说和散文，还写了一部长篇小说。1987年退休后，我就随意写文章。钱锺书去世后，我整理他的遗稿，又翻译了一部作品，随事即兴，又写了长长短短各式各样的散文十来篇。

《堂吉诃德》未经西语编辑审阅，只我自己校了4遍清样，于1978年3月出版。9年后我又校订了一次。我怕我所根据的版本已经陈旧，找了几个新版本，做了一番校勘工作，发现我原先的版本还是最好的版本。至于我的翻译，终觉不够好。最近我又略加修改，但我已年老，只寄希望于后来的译者了。

全部文章，经整理，去掉了一部分，把留下的部分粗粗分门别类。一半是翻译，一半是创作。创作包括戏剧、小说和散文。

不及格的作品，改不好的作品，全部删弃。文章扬人之恶，也删。因为可恶的行为固然应该“鸣鼓而攻”，但一经揭发，当事者反复掩饰，足证“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我待人还当谨守忠恕之道。被逼而写的文章，尽管句句都是大实话，也删。有“一得”可取，虽属小文，我也留下了。

生与死

我正站在人生的边缘边缘上，向后看看，也向前看看，我要探索人生的价值

我已经走到人生的边缘边缘上，再往前去，就是“走了”，“去了”，“不在了”，“没有了”。中外一例，都用这种种词儿软化那个不受欢迎而无可避免的“死”字。

“生、老、病、死”是人生的规律，谁也逃不过。

我正站在人生的边缘边缘上，向后看看，也向前看看。向后看，我已经活了一辈子，人生一世，为的是什么呢?我要探索人生的价值。

人生实苦。在这个物欲横流的人世间，人生一世实在是够苦的。你存心做一个与世无争的老实人吧，人家就利用你、欺侮你。你稍有才德品貌，人家就嫉妒你、排挤你：你大度退让，人家就侵犯你、损害你。你要保护自己，就不得不时刻防御。你要不与人争，就得与世无求，同时还要维持实力，准备斗争。你要和别人和平共处，就先得和他们周旋，还得准备随处吃亏。

人需要锻炼。人有优良的品质，又有许多劣根性杂糅在一起，好比一块顽铁得在火里烧、水里淬，一而再、再而三，又烧又淬，再加千锤百炼，才能把顽铁炼成可铸宝剑的钢材。黄金也需经过烧炼，去掉杂质，才成纯金。人也一样，我们从忧患中学得智慧，苦痛中炼出美德来。一个人经过不同程度的锻炼，就获得不同程度的修养，不同程度的效益。好比香料，捣得愈粹，磨得愈细，香得愈浓烈。谚语：“十磨九难出好人”;“人在世上炼，刀在石上磨”;“千锤成利器，难为人上人。”修身——锻炼自身，是做人最要本的要求。

我已经走到了人生的边缘边缘，我无法确知自己还能往前走多远，寿命是不由自主的，但我很清楚我快“回家”了。我得洗净这一百年沾染的污秽回家。我没有“登泰山而小天下”之感，只在自己的小天地里过平静的生活。

这个世界好比一座大熔炉，烧炼出一批又一批品质不同而且和原先的品质也不相同的灵魂。有关这些灵魂的问题，我能知道什么?我只能胡思乱想罢了。我无从问起，也无从回答。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不知为不知”。我的自问自答，只可以到此为止了。

“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我爱大自然，其次就是艺术;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

(小编整理自《杨绛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8月版)

【小传】

杨季康，笔名杨绛，著名作家、翻译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1911年7月17日出生于北京，1935年与钱锺书喜结连理。曾创作《称心如意》《弄假成真》《游戏人间》等剧本，翻译了《吉尔·布拉斯》《堂吉诃德》等高水平译作，著有长篇小说《洗澡》、散文集《干校六记》《隐身衣》等。晚年仍笔耕不辍，以90余岁高龄创作了随笔《我们仨》《走到人生边上——自问自答》等作品。

[感受先生阅读杨绛经典作文3000字

杨绛先生，于九十二岁高龄，写就一部近十万字的《我们仨》，我猜读者中最抓狂的一群人，当属“钱锺书迷”了。虽则，这几年来，坊间也出版了些研究钱锺书生平与学术诸方面的书籍，然而有关钱锺书生平的第一手资料，份量还是太少了些。杨绛先生以前出的《将饮茶》、《干校六记》等书，对于钱锺书生平研究者来说，早已是最不容忽视的头等史料，然而于爱好散文的读者来说，杨绛先生洗练、淡定的文风，始终在他们心目中占据着颇为“神圣”的地位，连文章大家董桥，也直称杨绛的文章是第一等文章。基于上述原由，《我们仨》一书的出版，堪称是今年出版界的一大盛事。

看完全书，读者才了解杨绛写《我们仨》一书的由头，应当是为了完成先于他们夫妇去世的独女钱瑗的遗愿。钱瑗生前，曾打算写同名的《我们仨》一书，还起好了写作大纲，终因病早逝未果。现在杨绛以她的视角写出的这本《我们仨》，内里充斥着对丈夫钱锺书与女儿钱瑗的深情追忆，文笔悲伤，读之令人恻然。

自1998年钱锺书去世以来，这几年，杨绛先生时有笔仗缠身，如与宗璞、与林非等人。显而易见，世上最伟大的人，也不可能是完人。所以，对钱锺书生前言行或有异议，或对其作品有不同的看法，这是一件正常的事，它们也有利于读者了解到一个有血有肉的、真实的钱锺书。细心的读者可能会去寻找，杨绛先生是如何藉此书对近年的一些“非议”，来作出回应的;然而，我们还应注意到，杨绛先生作为“局内人”，亦有一改往日下意识地为钱锺书“添魅”的习气，在书内批露了一些非“传奇秩事”的细节，来为钱锺书的“圣人”地位“脱魅”，还原其成为一个也存在弱点的普通之人。这也许是《我们仨》一书，最有价值的地方。

众所周知，奠定钱锺书在中国文化界显赫声名的最基础的原因，是他写出了《围城》、《谈艺录》、《宋诗选注》及《管锥编》等几部著作。前二者完成于1940年代，然而只为钱锺书在较小的读者圈内，赢得了一些知名度。为他赢得文化明星般的世俗知名度，是1990年代初，电视连续剧《围城》热播以后的事了。同时，鉴于《管锥编》一书里展现出的令人惊佩的博学，种种为钱氏“添魅”的文章，一时纷至沓来。钱的同学邹文海在《忆钱锺书》一文中，说钱氏大学入学考试，“算学零分”，仍为清华大学破格准其入学。虽则钱锺书自己承认数学分数不高，否认只考了零分，然而这则“偏科传奇”，似乎影响颇大，大约被认定是钱氏少时即现异秉或天才的征象，而被选入了刚建成的无锡钱锺书故居展示，供后人观瞻。再有如许渊冲的《钱锺书先生及译诗》一文，提及诸多有关钱氏的秩闻，如钱锺书在上大学时，即与夏鼐和吴晗并称清华文学院“三才子”，又说外文系“三杰”中的“龙”是钱锺书，“虎”是曹禺。鉴于这些言论的先知先觉，颇使人怀疑当初最早道出此论的某先生是否即是上帝本人。然而，此类“添魅式”的传奇言论，于读者来说，并无多大助益。相反，一个平凡的人，是如何经自身努力，克服生活中的坎坷与困顿，进而成为一个博学大家的生命历程，也许是值得读者更真切关注的所在。

《我们仨》的第二部分，无疑会成为杨绛先生以前写的《记钱锺书与〈围城〉》一文的补充，两相对照读来，是颇有收益的。在后面一文中，杨绛先生将钱锺书在牛津得的学位，写作副博士(B.Litt.)学位，有论者考证后，认为应译作“文学学士”更恰当。此回出版的《我们仨》一书中，杨绛先生亦改称作“文学学士”。关于这个学位，杨先生说，钱锺书“常引用一位曾获牛津文学学士的英国学者对文学学士的评价：‘文学学士，就是对文学无识无知’”，调侃了一番。由此联想及《围城》里关于洋野鸡大学博士文凭的那节，杨绛先生一上来写成“副博士”学位，至少可看出，杨绛于钱得的学位不高，还是有些遗憾的。这样的学位，一回国即获清华大学教职，确属“破格任用”。等到钱锺书任职不满一年，因了其父钱基博要其转去蓝田师院“陪侍”任职，钱杨两人为此发生争执。杨绛显然不赞成钱丢弃清华前程，去湖南蓝田任职。杨应当有这个资本去力劝钱，从书中可看出，杨绛的留学英法生涯，更象现今所言的“陪读夫人”。她因了经济束手及需照顾钱锺书、抚育孩子等原故，并未在牛津大学及巴黎大学取得学位。可以说，她的留学生涯，全靠自学;更可以这样解读，钱锺书的牛津学位的获得，有杨绛作出的牺牲在里面。从杨绛简练含蓄的文笔之下，读者更可以看出，这次争执亦有涉两人间的性格差异。似乎钱锺书平时持才傲人、言谈或有直陈他人短处，与清华元老叶公超及联大外文系系主任陈福田，相处并不洽，而为人精细、出言谨严的杨绛，肯定亦会对钱氏此种行状有看法。然而，杨绛行文至此，亦只说：“锺书这一辈子受到的排挤不算少，他从不和对方争执，总乖乖地退让”，没有对丈夫的埋怨，只有理解。

从1941年夏开始，至1949年，是钱锺书这条清华之“龙”困顿于上海之时。他丢失了工作，要靠岳父让出学校授课的钟点，及私授学生来谋生。反观清华之“虎”曹禺，此时早已是声名大噪的剧作家，而此时的钱锺书，甚至连其父钱基博，亦不看好他，以为没有出息，不受宠爱。这一段时光，钱锺书从31岁到38岁，正是人生的黄金岁月，杨绛说他们“挤居辣斐德路钱家，一住就是八年。”杨绛接着又很坦然地说，“我在小学代课，我写剧本，都是为了柴和米。”要靠夫人如此奔忙，来维持生计，读者很易猜到，此时钱锺书的心情，当有多么郁闷。然而正是在此段时间，他写出了一生中的所有短篇小说，及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围城》，更有初现他博学与抱负的论著《谈艺录》。鉴于杨绛提到，钱锺书对《围城》及其它“少作”都不满意，我不得不作这样的猜测，钱氏当初写小说的动机之一，或多或少与杨绛写剧本一样：“是为了柴和米。”钱锺书在《围城》一书的《序》里，提到此书写了两年，据杨绛说是“平均每天写五百字左右”，可见钱氏绝非是类似写《在路上》的凯路亚克之流的创作天才，一挥而就即完成大作。钱氏又说“两年里忧世伤生，屡想中止”，他的这种郁郁不得志的心态，对《围城》一书的讽刺连篇的基调，及渺视“某一类人物”的文风的形成，会有很大的影响。

1949年后，钱锺书得遇两位“贵人”照应——乔冠华与胡乔木，他们都是他的清华同学。先是刚解放时，由乔冠华提名，钱得以进入了毛选翻译小组。相较解放前，解放后在北京做了研究所研究员的钱氏夫妇，在经济上、治学环境上、社会地位上，都算是一种境遇的改善。同时，因钱氏有过“口舌之咎”的经历，故而在往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刻意不再言他人之非，得以“默存”而过关。文革后，钱锺书又获胡乔木青眼，既帮其解决了住房问题，又提名钱做了社科院副院长。这些内容，都在《我们仨》一书中，由杨绛道出，而以前在她的文章中，这方面是较少披露的。显然，不得不承认，上述事项，也是如今钱锺书得以盛名大成的原因中的一个要素。全书亦体现出了这样一个主题，即是展现了钱氏夫妇不与人争、淡泊名利的风貌，这是最可令读者敬佩的地方。据杨绛回忆，钱锺书曾对她说：“有名气是多些不相知的人。”然而，作为一个常人，成名之后的喜悦，是无论如何亦遮掩不住的。平时见多了某些著名作家，在介绍自己的简介中，总要述及自己的作品被译成了哪些国度的文字，并不厌其烦的罗列出来。其实，作家这种想要得到更多的读者读到自己作品的最朴素的喜悦，就连“高蹈”的钱锺书，也不能免俗。1980年代初，在《围城》一书的《重印前记》里，钱氏借机巧妙地点出了自己的作品已有了日、英、德、法、俄译本，暗里偷着自得其乐了一把。

说实话，在我的眼里，近年来让钱锺书“脱魅”的众多指谪言论中，无论是杨绛在书中应对的“不相投的人就会嫌锺书刻薄了”一事也好，还是上面提及的加入毛选翻译小组一事也好，甚至是遇强邻而打架一事，这些只能让我觉得钱锺书越来越从被人为供奉的“圣人”的坛子上走了下来，还原成为了有七情六欲的凡人，让人更觉可亲。更值得令人深思的是这样一种“脱魅”言论，即钱锺书不设体系的学术作品，在拓展人类文化及知识领域，创新度究竟有多少?这里边似乎还涉及到如何评价一个学者型知识分子的问题：他们在文化界和学界的地位，是以博学，还是以创新，来作为首要条件进得考量的?而且，我不认为这是一种吹毛求疵的批判，因为钱锺书在上个世纪中叶后留在大陆的顶级学人中，是受知识屏蔽这一历史局限性影响最小的一小群人中的一个，他应当承受这种指责。

最后要提一下的是，显而易见的事实即是，《我们仨》一书，展现的是杨绛眼里的钱锺书。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钱锺书生平研究者，当然要考量到杨绛敦厚的传统文风下，所书事迹与史实的距离;还要注意到记忆的遗误，这对一个九十高龄的老者来说，都属正常之事。一如钱锺书在一封信(此信原件现存无锡钱锺书故居)中，质疑八十高龄的钱穆所写的《师友杂忆》记忆有误，内中提到的钱穆曾与钱基博锺书父子同赴常熟作讲演，并同住一旅馆事，实为子虚乌有。

高考作文名人素材杨绛：一世皆独立百年无二人

201x年5月25日凌晨一时，著名女作家、文学翻译家和外国文学研究家、钱钟书夫人杨绛在北京协和医院病逝，享年105岁。

杨绛，1911年7月17日生于北京，本名杨季康，江苏无锡人，中国著名的作家，戏剧家、翻译家。杨绛通晓英语、法语、西班牙语，由她翻译的《唐·吉诃德》被公认为最优秀的翻译佳作，到2014年已累计发行70多万册。杨绛93岁出版散文随笔《我们仨》，风靡海内外，再版达一百多万册，96岁成出版哲理散文集《走到人生边上》，102岁出版250万字的《杨绛文集》八卷。自在的大家，最才的女

杨家世居无锡，是当地一个有名的知识分子家庭。杨绛的父亲杨荫杭学养深厚，早年留日，后成为江浙闻名的大律师，做过浙江省高等审判厅厅长。辛亥革命前夕，杨荫杭于美国留学归来，到北京一所法政学校教书，就在这年7月17日，杨绛在北京出生，父亲为她取名季康，小名阿季。杨绛是苏州振华女学校的毕业生，振华女学校是江苏省苏州十中的前身，1939年苏州沦陷期间，振华搬迁到上海，杨绛担任了振华校长。

1928年，杨绛十七岁，她一心一意要报考清华大学外文系，奈何清华在南方没有招收女生的名额，杨绛只得转投苏州东吴大学。求学时老师给杨绛的批语是“仙童好静”，在英才济济的东吴大学，她很快就奠定了自己才女的地位：中英文俱佳的杨绛是班上的“笔杆子”，东吴大学1928年英文级史、1929年中文级史，都由她“操刀”。她还喜欢音乐，能弹月琴，善吹箫，工昆曲。大学期间，自修法文，拜一位比利时的夫人为师，学了一口后来清华教授梁宗岱称赞不已的法语。

求学清华时，一贯爱好文学的杨绛开始自己创作，备受任课教师朱自清的欣赏，她的第一篇散文《收脚印》和第一篇小说《璐璐，不用愁!》都是被他推荐至《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发表。杨绛在清华没能拿到硕士学位，后陪钱钟书西方游学，也未攻读任何学位，但她一路旁听，一路自修，坐拥书城，遍读乔叟以降的英国文学，还不时和丈夫展开读书竞赛。两人回到家中无事，便对坐读书，还常常一同背诗玩儿，发现如果两人同把诗句中的某一个字忘了，怎么凑也不合适，那个字准是全诗中最欠贴切的字，“妥帖的字，有黏性，忘不了。”杨绛的翻译生涯最早追溯到清华读研时，一次钱钟书的老师叶公超请她到家里吃饭，饭后拿出本英文刊物，让杨绛译出其中一篇政论《共产主义是不可避免的吗》。她当时心想：莫非叶先生是要考考钱钟书的未婚妻在此之前，她英文虽棒，也从未学过、做过翻译，但也只得硬着头皮“应考”。交稿时叶公超却连连称赞“很好”，推举发表到《新月》杂志。从此杨绛一发不可收拾，走上了翻译的道路。她翻译的47万字的法国小说《吉尔·布拉斯》，受到朱光潜的高度称赞：我国散文(小说)翻译“杨绛最好”。

1958年，47岁的杨绛，利用大会小会间隙，开始自学西班牙语，1978年4月，杨绛翻译的《堂吉诃德》出版。1986年10月，西班牙国王专门奖给75岁的杨绛一枚“智慧国王阿方索十世十字勋章”，以表彰她的杰出贡献。

杨绛的作品中特别引起国内外关注的是杨绛在国内率先出版的几部描写极“左”思潮下乃至“文革”中知识分子命运的散文集和小说，胡乔木评价《干校六记》：“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缠绵悱恻，句句真话。”1988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洗澡》堪称是杨绛的文学创作的顶峰。施蛰存评价《洗澡》是：“半部《红楼梦》加上半部《儒林外史》”，并说“(杨绛)运用对话，与曹雪芹有异曲同工之

妙”。杨绛自谦道：“《洗澡》是我的试作，我想试试自己能不能写小说。”杨绛的一切都是“试”，从散文、翻译到剧本、小说，而每试即拔头筹。这个“试”是一种从容不迫的平常心，没有一丝跳着跑着争名夺利的浮躁。

最贤的妻，感人至深我们仨

“钱钟书夫人”是杨绛的终身职务和最响亮的称号。在钱杨的人生结合中，杨绛一直站在钱钟书身后，是钱钟书口中“最贤的妻，最才的女”。

1935年7月13日，钱钟书与杨绛在苏州庙堂巷杨府举行了结婚仪式。结婚不久，他们便结伴到英国牛津大学去了。由于杨绛不愿意增加老父亲的经济负担，也不愿意和丈夫分开来求学，所以她在牛津只是一个旁听生，学习之余，杨绛几乎揽下生活里的一切杂事，做饭制衣，翻墙爬窗，无所不能。钱的母亲感慨这位儿媳，“笔杆摇得，锅铲握得，在家什么粗活都干，真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入水能游，出水能跳，钟书痴人痴福。”

钱钟书有今天的著作面世，既是杨绛担负了大多数家庭琐事，更直接的还是杨绛拼命保存了钱钟书许多重要手稿。从20世纪40年代在上海孤岛时期，杨绛在日军传唤她时，拼命地把钱钟书《谈艺录》手稿藏好。钱钟书《围城》创作也正是在杨绛创作的启发下动的念头。为此杨绛节衣缩食，辞退保姆，自任“灶下婢”，让钱钟书减少教课时间全心创作。钱钟书的短篇小说集《人·兽·鬼》能保存出版是因为“此稿本曾由杨绛女士在兵火仓皇中录副，分藏两处”，书出版后钱钟书用英文写下了一句耐人寻味的名言：“赠予杨季康绝无仅有的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钱钟书”。对此，杨绛认为：“三者应该是统一的。夫妻该是终身的朋友，夫妻间最重要的是朋友关系，即使不是知心朋友，至少也该是能做伴侣的朋友或互相尊重的伴侣。

钱钟书的短篇小说集《人·兽·鬼》能保存出版是因为“此稿本曾由杨绛女士在兵火仓皇中录副，分藏两处”，书出版后钱钟书用英文写下了一句耐人寻味的名言：“赠予杨季康绝无仅有的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钱钟书”。对此，杨绛认为：“三者应该是统一的。夫妻该是终身的朋友，夫妻间最重要的是朋友关系，即使不是知心朋友，至少也该是能做伴侣的朋友或互相尊重的伴侣。情人而非朋友的关系是不能持久的。夫妻而不够朋友，只好分手。”钱钟书先生和女儿钱瑗去世后，杨绛整理出版了卷帙浩繁的钱钟书英文和中文手稿，特别是钱钟书英文手稿，还蕴含着钱钟书先生想写而未能完成的英文《管锥编》。杨绛写出了一家人感人至深的散文集《我们仨》，这个书题原来是女儿钱瑗准备写而未能完成的。杨绛把这个称之为：我们仨失散了，留下我独自打扫现场，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

超然的隐士，通透的智者

杨绛有篇散文名为《隐身衣》，文中直抒她和钱钟书最想要的“仙家法宝”莫过于“隐身衣”，隐于世事喧哗之外，陶陶然专心治学。生活中的她的确几近“隐身”，低调至极，几乎婉拒一切媒体的来访。她早就借翻译英国诗人兰德那首著名的诗，写下自己无声的心语：“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我爱大自然，其次就是艺术;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

北京三里河的国务院宿舍区，是杨绛居住了37年的地方。她的家是院子里唯一一户没有封闭阳台的。中国总会计师协会前会长刘长琨住在杨绛家对门，有一次问杨绛：“为什么不把阳台封起来呢”杨绛回答得很干脆：“为了坐在屋里能够看到一片蓝天。”

屋里，是水泥地和白石灰墙，四壁朴素。办公桌的后面有一排暖气，热气

已把墙壁熏出一道道黑印来，有一年春节前打扫卫生时，保姆想把黑印擦掉，结果反而越擦越脏，只好作罢。单位多次提出为她装修和粉刷房屋，她总是婉言谢绝，说自己住惯了。

“她的家里藏书不多，但是字典很多，各种语言的都有，上面被她和钱钟书先生写得密密麻麻，因为他们在不断纠正字典里的差错。”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朱虹说。

无数媒体想拜访杨绛，都未果。她的保姆吴女士说：“她现在年纪大了，听力不太好，家里的电话都由我来接听，媒体的拜访也都免了。”能见到她的人，只有钱家几位近亲，外文所和出版社相交数十年的学生与老友，每每见面，也只有十来分钟。由于听力原因，她与他们“笔谈”。“钱钟书先生在时，他们夫妇就常年生活在这种状态里。”朱虹说：“很难把他们同整天跑这个会那个会，到处演讲的‘专家’联系起来，他们跟这些事一点关系都没有。”

然而，隐身于世并不等于她‘两耳不闻窗外事’。从2004年到201x年的十多年间，从93岁到105岁，杨绛先生从未停止过思考和对文字的笔耕，先后出版《杨绛文集》、《杨绛全集》等作品集。与《杨绛全集》同时出版的，还有一部中篇小说《洗澡之后》。这是杨绛给自己1988年的长篇小说《洗澡》写的续作。她98岁动笔，几易其稿，直到今年4月才决心拿出来发表。杨绛解释了续写的原因：“假如我去世以后，有人擅写续集，我就麻烦了。现在趁我还健在，把故事结束了吧。”于是，在《洗澡之后》的结尾，杨绛特意再说了一句：“故事已经结束得‘敲钉转角’。谁还想写什么续集，没门儿了!”

除了写作，杨绛先生还坚持做慈善事业。2001年，她和清华大学签订协议书，将钱钟书和她当年上半年所获稿酬72万元及其后他们发表作品获得的报酬，全部捐献给母校，设立“好读书奖学金”，帮助爱好读书的清寒子弟完成学业。目前，“好读书奖学金”本金已累计达1400万元，已奖励了400多名清华学子。而且，杨绛还会和获得奖学金的“小友”“读书的种子”见面聚谈。

这就是杨绛，她静悄悄地隐身，又在静悄悄地影响着这个时代。

晚年的杨绛在与老、病、忙的斗争中回忆、思索、笔耕不辍，平静而执著地寻返皈依之路。杨绛对死生之道的参悟，使她确信灵魂的不朽，从而坦然面对生命的尽头，不曾停顿的是探究生命意义的步伐。杨绛译介苏格拉底临刑前与弟子的谈话录——《斐多》提到：“真正的追求哲学，无非是学习死，学习处于死的状态。”杨绛的文字，带给我们许多对生命根本问题的思考。

杨绛以“回忆”为生命的本质，在于能与亲人在永恒的时光隧道里相聚相守。在她独自寻返精神家园的归途中，始终伴着含泪微笑的温馨缅想。她用缅想之火，悲悯而幸福地点亮寂寂的归途。这归途与缅想之火，没有炙可熔钢的沸点和热力，而是铅华落尽的温热，烘烤着杨绛柔弱而坚韧的晚年生命，闪耀着真淳成熟的光华。

柯灵说，杨绛的笑是用泪水洗过的，所以笑得明净，笑得蕴藉，笑里有橄榄式的回甘。杨绛含泪淡笑，用生命和一枝纤笔为这个虽有缺陷却不失可爱的世界——“罩上一层柔和的金光”，也为我们尊贵的生命倾注进一分真诚的关爱和守护。

2011年，杨绛说：“我今年100岁，已经走到了人生的边缘，无法确知自己还能往前走多远，寿命是不由自主的，但我很清楚我快‘回家’了。我得洗净这100年沾染的污秽回家。我没有‘登泰山而小天下’之感，只在自己的小天地里过平静的生活。”杨绛对“回家”安之若素，既无所求，亦无所惧，只感到

内心的充盈，可称平和的幸福。

而今，杨绛先生，这位超然的隐士、通透的智者，文坛中自在的大家、“最才的女”，钱钟书先生的朋友、情人、“最贤的妻”“回家”了，洗尽一生铅华，回家和“他们仨”团圆了。

杨绛给年轻人的寄语

1.你的问题主要在于读书不多而想得太多。

2.如要锻炼一个能做大事的人，必定要叫他吃苦受累，百不称心，才能养成坚忍的性格。一个人经过不同程度的锻炼，就获得不同程度的修养，不同程度的效益。好比香料，捣得愈碎，磨得愈细，香得愈浓烈。

3.有些人之所以不断成长，就绝对是有一种坚持下去的力量。好读书，肯下功夫，不仅读，还做笔记。人要成长，必有原因，背后的努力与积累一定数倍于普通人。所以，关键还在于自己。

4.少年贪玩，青年迷恋爱情，壮年汲汲于成名成家，暮年自安于自欺欺人。人寿几何，顽铁能炼成的精金，能有多少但不同程度的锻炼，必有不同程度的成绩;不同程度的纵欲放肆，必积下不同程度的顽劣。

5.在这物欲横流的人世间，人生一世实在是够苦。你存心做一个与世无争的老实人吧，人家就利用你欺侮你。你稍有才德品貌，人家就嫉妒你排挤你。你大度退让，人家就侵犯你损害你。你要不与人争，就得与世无求，同时还要维持实力准备斗争。你要和别人和平共处，就先得和他们周旋，还得准备随时吃亏。

6.惟有身处卑微的人，最有机缘看到世态人情的真相。一个人不想攀高就不怕下跌，也不用倾轧排挤，可以保其天真，成其自然，潜心一志完成自己能做的事。

7.上苍不会让所有幸福集中到某个人身上，得到爱情未必拥有金钱;拥有金钱未必得到快乐;得到快乐未必拥有健康;拥有健康未必一切都会如愿以偿。保持知足常乐的心态才是淬炼心智、净化心灵的最佳途径。一切快乐的享受都属于精神，这种快乐把忍受变为享受，是精神对于物质的胜利，这便是人生哲学。

8.我是一位老人，净说些老话。对于时代，我是落伍者，没有什么良言贡献给现代婚姻。只是在物质至上的时代潮流下，想提醒年轻的朋友，男女结合最最重要的是感情，双方互相理解的程度。理解深才能互相欣赏、吸引、支持和鼓励，两情相悦。门当户对及其他，并不重要。

9.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简朴的生活、高贵的灵魂是人生的至高境界。

今天逛书店，喜得钱钟书夫人杨绛新作《我们仨》，三联书店这七月份刚刚出版发行。回家后迫不及待地一口气把书读完，按捺不住亢奋之情，当即写下点读后心得。

“一九九七年早春，阿瑗(钱钟书与杨绛唯一的女儿)去世。一九九八年岁末，钟书去世。我们三人就此失散了……”(第165页)在痛失亲人之后，九十二岁高龄的杨绛用清新幽雅的笔调、冷隽幽默地追记了他们这三口之家的风风雨雨、点点滴滴，集结成回忆录《我们仨》。他们仨性格迥异，却志趣相投，都把读书治学作为自己人生的追求，他们善良、智慧、正直，他们对生老病死看法透彻豁达——所有这些在杨绛传神的笔下，平易自然娓娓诉说，读之如见其人，如闻其声，亲切如故，爱不释手。其中描写钱钟书先生的章节，尤为耐人寻味。

我们近距离地看到，钱钟书先生是一位憨态可掬、诚挚厚道、调侃幽默、平易可亲的学者。你看他，“笨手笨脚”地老是“做坏事”，今天“打翻了墨水瓶，把房东家的桌布染了”，过两天又“把台灯砸了”，接着还“把门轴弄坏了”(第87页)，但对别人却体贴入微：妻女离开产院回寓所，“他炖了鸡汤，还剥了碧绿的嫩蚕豆瓣，煮在汤里，盛在碗里，(87-88页)”端给妻子吃。回国后，他听从父命回蓝田教书，“经常亲自为爹爹炖鸡”(第101页)。他与杨绛几十年相濡以沫，恩爱如故，对朋友“口剑腹蜜”(第75页)，“肯帮忙”(第124页)，坦诚相待。他诙谐风趣，书中有两段文字颇有趣：“我表姐的妯娌爱和婆婆吵架，每天下午就言来语去。我大姐姐听到吵架，就命令我们把卧房的门关上，怕表姐面上不好看。可是钟书耳朵特灵，门开一缝，就能听到全部对话。婆媳都口角玲珑，应对敏捷。钟书听到精彩处，忙到爸爸屋里去学给他们听。大家听了非常欣赏，大姐姐竟解除了她的禁令。”(第97页)他“吃馆子不仅仅吃饭吃菜，还有一项别人所想不到的娱乐”：“在等待上菜的时候，”他总是“观察其他桌上的吃客”，尽管他眼睛近视，“但耳朵特聪”，能听到他们谈话的“全文”，边听边看边评论——“那边两个人是夫妻，在吵架……”“这一桌是请亲戚”，他能说出谁是主人，谁是主客，谁和谁是什么关系，谁又专爱说废话……令人忍俊不禁(第140页)。环顾周遭一些“学者”——他们孤傲怪僻、诡谲狡诈、表里不一、道貌岸然，令人退避三舍——更使我们感到钱钟书先生是如此单纯朴直、“像水晶珠似的远近自然，外内如一”(吴忠匡)，人见人爱。

我们还近距离地看到，钱钟书先生才逾八斗，学贯中西，但他总是把个人的成就、威望荣誉置之度外，从来不摆出一副大学者的派头，令人望而生畏。众所周知，钱钟书先生的文学创作，几乎译成了所有的西方文字;无论在思想文化史方面，在文艺鉴赏方面，在比较文学方面，他都有许多超越前贤的创见和贡献;他精通中国古典文学，旧体诗当行出色，写得极为精妙;他无疑是当代最有影响、最具权威和最引人注目的学者之一。《红楼梦》有一首《好了歌》，其中唱道，“世人都晓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可钱钟书先生就是一生不爱名不爱利的学者。他“在工作中总很驯良地听从领导，同事间他能合作，不冒尖，不争先”(第124页)。他“与世无求，与人无争”(第67页)，不愿抛头露面，沽名钓誉。因此，就连一九七五年国庆日他接到国宴的请帖(这是人们梦寐以求的荣誉)也不动心，反而托词“请了病假”(第152页)，没有出席。因此，小说《围城》改为电视剧后，“他一下子成了名人。许多人慕名从远地来，要求一睹钱钟书的风采”，但“他不愿做动物园里的希奇怪兽”，结果妻子杨绛“只好守住门为他挡客” (第164页)。听说中央电视台要拍他的专访节目，这可不是一般凡夫俗子能有的机会，可他却断然谢绝了。书中第71页还提到： 钱钟书先生在牛津大学攻读文学学士时，有一位英国富翁劝说他放弃中国的奖学金，由富翁资助改行读哲学，然后留校当汉学教授，做富翁弟弟汉学家的助手，研究老庄哲学，可是钱钟书先生“立即拒绝了他的建议”，因为放弃自己国家微薄的奖学金而投靠外国富翁他是“决计不干的”。环顾我们周遭有些“学者”——他们把“学问”挂在嘴上，贴在脸上，寻找一切机会到处忸怩弄姿做骚表演，有名就争，有利就夺——就越发令人感到钱钟书先生的伟大。

上述这些章节，虽然都是桩桩小事，而且挂一漏万，但足以映衬出一位学者的高风亮节。回忆录中写道，他们一家三口平时总是详尽地把自己“琐琐碎碎的事”记录下来，并称之为“石子”，“比作潮退潮落滞留海滩上的石子”(159-160页)。石子虽小，却经得起巨浪的拍击，泰然留驻沙滩，矢志不移。“石子”记事，事事有石，石堆成山，巍巍魁岸。“吾在天地之间，犹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庄子《秋水》)在大山面前，石子藐小微细，是大山的颗粒，当然无可匹比，但小石朴素无华，坚忍不拔，能积成大山，亘古万年。《我们仨》就是由这样一粒粒“石子”铸成的大山，钱钟书先生屹立在我们面前——他“爱祖国的文化，爱祖国的文字，爱祖国的语言”，在新中国建立前夕选择去留问题时他“不愿做外国人”，宁愿做“倔强的中国老百姓”(第122页)——顶天立地，光芒四射，长驻人间!记得四五十年前读过臧克家的诗句“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 至今印象还很深刻。是的，钱钟书先生并没有作古，“他还活着”，他在我们眼里首先是一个真正的人，然后才是一位学者，他永远活在我们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