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长征路上的故事PPT【合集19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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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长征故事激励我前行书信
全文共 533 字
+ 加入清单重走长征路，我们用文字传播了长征精神、展现了发展成效，同时也让我们自己的心灵接受了一次洗礼。没有国便没有家，国家强大了，我们的小家才会幸福。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不忘初心、砥砺前行，为建设美好家园贡献自己的力量!
“岁月可以改变山河，但不朽的精神与世长存。新时期，面对新的历史条件和新的历史任务，面对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我们仍然需要时时回望长征，仍然需要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更应该坚定信仰、牢固信念、忠诚人民、敢于担当、艰苦奋斗、严于律己、真心实意的为老百姓谋福利。”中国日报河南记者站站长史宝银在重走完长征路感概地说。
“青丝树叶我的房,青石板上我的床，杀退敌人回山岗，一觉睡到大天亮”，这是记者在途中一处称做“红军床”的大石头上看到的。这首由后人刻在石头上的诗句深深表现了，红二十五军的将士们以天为被，以地为床，在极为艰难的年代里坚持斗争，展现了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也深深地震撼了记者。
作为一个生活在红旗下的当代青年，享受着革命先人的奋斗成果，是幸福的一代。我所理解的长征精神是一种乐于牺牲，不畏艰难的乐观主义精神。新时期，面对新的历史条件和新的历史任务，面对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我们仍然需要时时回望长征，仍然需要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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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长征故事激励我前行书信
全文共 605 字
+ 加入清单1934年11月，红二十五军奉令从大别山长征转战淮河发源地桐柏山，军政委吴焕先，军长程子华，副军长徐海东都是二十露头的青少年将军，刘华清是政治部组织科长，16岁，王诚汉是副连长，15岁，共产国际称这是世界上参加万里长征的最年轻的童子军。
红二十五军战士都是平均十五六岁的红军娃娃，有的是父亲牺牲或转战外地，有的是母亲被杀，大都是老红军的后代，却有着让敌人闻风丧胆的战斗力。
这些长征红军将士从大别山日夜兼程杀过平汉铁路，麦苗露土立冬季节，夜宿豫鄂两省交界的桐柏山月河老街屋檐下，军纪严明不扰百姓，少年红军们在屋檐下枕枪搂炮打盹休息，当地老乡怕霜寒冻着红军，他们腾床加铺，千劝万请红军进屋休息，红军将土婉言谢绝。
第二天凌晨，长征红军不忍惊动乡亲们入睡，悄然整装出发。少年红军们蒙着霜汁的帽子上、草鞋里沾的野草籽，掉落在屋檐下的泥土里，来年春天破土发芽，抱着老乡屋檐下的柱子，攀着土墙，只几个月功夫，就一丛丛青丝丝绿盈盈爬起丈把高，五月喜俏俏开花，热闹闹蜂飞蝶舞直开到重阳节，细密密精致致的绿叶里，捧出千朵万朵鲜艳艳五角星的小红花。这些小红花支愣愣的坚挺花托上粗下细，状如千把万把朝天吹奏凯歌的冲锋号。
乡亲们看了无不惊喜，他们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么美丽这么鲜艳的小红花!嫂子、大娘、老爷子们指点相告，哎呀呀，这多象上年在俺们屋外露宿红军娃娃们帽子上的红五星哦!于是，在淮河源头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千传万，都称为红军花。
篇2：博古李德在长征前夜想甩掉毛泽东的故事
全文共 6676 字
+ 加入清单当年在赣南中央苏区的博古和李德，一个是中共中央“一把手”，一个是国际钦差“太上皇”，不仅处于中国革命和党政军权力的顶峰，也是他们个人历史上最为显赫辉煌的时期。与此恰成反比的是毛泽东，他艰苦创建了中国第一块最大的革命根据地，带出了第一支最强的工农红军，又为中央领导机关提供了安身地和保护神，得到的回报却是正过着自己一生中挨批最狠、受压最重因而最倒霉、最憋气的日子。他作为“右倾机会主义”、“游击主义”、“富农路线”等的总头头，早已成为“控制使用”的“靠边站”干部，至多是个党内的“统战对象”。仅仅由于苏区军民还他这个“党代表”、“总政委”和“毛主席”，国民党又特恨最怕他这个“匪首”、“贼酋”，才给了他一个“加里宁”式的苏维埃主席空职，保留着党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的虚衔。在博古、李德当权执政时，他只能挂在一边呆着，即使偶尔被通知来参加中央的某个会议，也常常是陪坐末位看人家“唱戏”。但是他并未真的完全沉默，李德回忆说当时“博古已经听到一引起谣传，说毛泽东向他(在)军队里的追随者提出的口号是‘口头上服从，行动上反对’”。认为毛泽东正在行使韬晦之计。结果毛泽东越是不动声色，博古等却越是不敢大意。因此博古等人见到毛泽东就有点发憷，总不愿他在自己近旁身后呆着，还一度想使其“调虎离山”。
就在毛泽东因为“健康原因”难以经常参加中央高层活动时，博古和李德策划真实性“照顾”一下毛泽东，给他一次出国“待遇”，让他到苏联治病疗养去，把这个“不安定因素”送得远远的，免得总是在跟前使人防不胜防。假如毛泽东去了外国，放在王明、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眼皮底下“监护”起来，就成了被压在五行山下的“孙猴子”，不仅再也翻不了天，还可能将他“改造”一番，从此“皈依”国际路线，博古和李德对自己的设计十分满意，为此与国际执委会积极联系力图办成此事。也许莫斯科没有搞清他们的意图(有些话事实上也不能见诸文字)，或者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竟没有接受博古、李德的“好意”。国际执委会复电说，现在苏区内正是反“围剿”的紧张时期，大家都应坚守阵地，不应让毛泽东离开根据地，因此不同意他去苏联养病。结果使博古、李德计划落空，但却使他们别有所获。
共产国际不是不同意毛泽东离开根据地吗?现在正好，遵照国院指示，就不让他走。让毛泽东和瞿秋白、何叔衡他们一起留下来，蹲在老苏区，哪儿也不准去，使中央从此甩掉这个“包袱”。博古和李德的这个意图及其“另册”上的人员名单，当然是绝对机密，当时毛泽东本人又在于都等地布置和检查地方机关的转移工作，竟不知道自己并无转移“资格”。他回瑞金时曾经为瞿秋白和王稼祥能够随军转移，特地去找过甚至求过博古，并且为王稼祥争取成功，竟没想到自己会如何。直到转移出发前不久，毛泽东的警卫员见别人都去供给处领取行军所需的布鞋、草鞋、绑腿、背包带和马袋子以及过冬的棉军衣等各种装备物资，他也去为自己的首长及自己照领一份。哪知供给处的同志在应发以上物品的随军转移人员名单上，怎么也找不到毛泽东的名字，这才发现这位中华苏维埃主席和中央苏区、中央红军的创建者，已经和瞿秋白、何叔衡等“老弱病残”者一样，被博古、李德列入将被甩掉的“包袱”之中。
此事一经暴露，从警卫员与供给处的人到中央和军委机关的干部们，都议论纷纷和批评反对这种做法，一致认为毛泽东应该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一起随军转移。有的负责干部和领导同志也正式提出意见为毛泽东说情，提出如将毛泽东留下，由于他的名望和影响，万一发生什么意外情况，对内对外对上对下都将不好交代。面对这些意见和呼声，博古倒并不怎么动心，有一点却触动和提醒了他。人们认为毛泽东应走的主要理由之一是，中央苏区和中央红军实际是他白手起家一手创建的，现在把他丢下未免有点太不“仗义”了。博古忽然从中悟到，毛泽东既然过去能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拉起一支军队，打出一块天地，现在他经验更丰富了，党羽也更丰满了，不是更可以再创大业重振威风吗?把毛泽东留在他“起家”和“发家”的地方，不等于是“放虎归山”，为他提供了“东山再起”的大好机会了吗?与其如此，不如还是将毛泽东管束起来，留在自己的股掌之中，就让他还跟在中央机关里，以切断其“后路”。
他把自己的新想法对李德说了，李德连声说好，认为他有战略眼光。他们以虚心接受意见为名取得了周恩来、洛甫的支持，毅然决定收回成命，将毛泽东的名字从“另册”上提拔到“正册”上，批准他随军转移。因为毛泽东当时正发疟疾，“摆子”一来就得躺倒，博古又特批他享受重伤员王稼祥同样待遇，让他发病时可以躺在担架上作业病号随队行军。当人们为博古终于高抬贵手深感中央领导“圣明”时，作也为自己和李德活学活用了斯大林引用过的外国典敌，从而断了毛泽东的后路而暗自庆不已。
不过毛泽东并非安分安静之人，他一获准参加转移，却给博古等的决策方案提出修改意见，并使博古、李德只得又采纳改变，按照他们原来的计划，中央机关的一些老同志和王稼祥这样的伤员病号，加上一些体弱甚至有孕的女同志以及后补的毛泽东等人，全部“下放插队“分散到各个军团去随军行动，以免拖累中央机关。毛泽东认为此议不妥，说各个军团都是作战部队，必须格外机动灵活地轻装前进，如果队伍中带了些老弱残兵，必将影响大军行动，到时候既要冲锋打仗，又要照顾老弱，就不能两全了。他提出既然随中央转移的还有大量物资辎重运输大队，不如也让这些老同志和伤病号仍跟中央一起走，他们集中在一起也更便于照应可保安全。博古他们正想将毛泽东放在自己直接监管的视线之内，加之周恩来对将老同志们“下放插队”很不放心，博古他们也就顺水推舟地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再次收回成命，改变原有决定，成立了一个全部由老弱病妇等组成的号称“特殊连队”的休养连，跟在中央机关后面行动。又让毛泽东和王稼祥等一起随中央与军委的二队(博古、李德在一队)行军，真的放在他们能“照应”到的视线之内。只是明确规定毛泽东等不得干预中央军政大事和干扰博古、李德的工作，并且让他和妻子贺子珍各在一队，分别行动，正怀孕的贺子珍参加“特殊连队”行军，毛泽东则坐担架跟着中央。
此事说来挺悬，如果当时博古执意不带毛泽东走，或者虽让他跟着走，但却将他限定在一支，使其接触范围和活动天地很小，能量也无从发挥，能否有他后来在长征途中造成的“伟大的历史转折”，看来就很难说了。如今许多关于长征和毛泽东的史书及著作中，都曾引用当年给李德做翻译的伍修权几十年后的话说：
“如果他(指毛泽东)当时也被留下，结果就难以预料了，我们党的历史也可成了另一个样子。”
这的确很值得人们深思：若是毛泽东真的落得瞿秋白、何波衡同样的命运，还会有后来的遵义会议及长征胜利吗?再若被留在苏区的毛泽东后来果然东山再起了，历史又将如何呢?似乎可以说博古那次改变决定，实际上也是一个有深远历史意义的重大抉择，应该被认为是为中国革命以及毛泽东本人做了件大好事。
为了这次空前规模的“战略转移，在他们那并不粗壮厚实的肩膀上压的重担早已竟尽全力和超负荷了，才20多岁的博古和30多岁的李德，似乎全都变成了“老头子”。他们在反复考虑多方论证后将中央机关和红军部队进行了改编整顿和组合，中央及军委领导机构和机关后勤人员等等，编成了两个行动纵队，一个代号为“红星纵队”由接替刘伯承任总参谋长的叶剑英任司令;另一个代号为“红章纵队”，由中央组织部长兼中央党务委员会主任罗迈(李维汉)任司令。毛泽东奉命编进“红星纵队”的二队，其妻贺子珍则分在“红章纵队”的休养连里，使夫妇二人两“队”分居了。李德的妻子萧月华也随休养连行军，看起来是李德“以身作则”不搞特殊化，其实是萧月华同他的矛盾日益加深，巴不得离他远远的。当时其他不少领导人也都夫妇分开，各跟各队分别行军，女同志们大都在休养连里。
按照李德的运筹策划，他将战斗力量最强的第一、第三两个军团分别担任为转移大军闯关开路的左、右前锋，第八、第九两个军团则分列其后以护卫两翼。又命令实力仅次于一、三军团的五军团殿后压阵，以掩护前行的各个机关与部队。所有这些部队组了人墙式的甬道，中间走着的是号称“红星”、“红章”的两个中央纵队，他们前后左右都有红军作战部队防卫护送，当时在五军团的刘伯承将这种转移方式比喻为“坐轿子”和“抬轿子”，中央纵队是“坐”的，各路红军是“抬”的。李德后来说，转移初期的全部人马，“出于明显的宣传目的，红军号称有十万战士，这个数字无疑是不准确的，差不多应该打个对折，因为长征参加者的总数大约只有八万人，另外，战斗部队(不包括随军人员)和收容纵队(包括警卫部队和内勤部队)的非战斗人员的比例，大约是三比一。”
对于转移时机和出发日期的确定，也曾颇费苦心。李德回述说：
8月计划预定突围日期是10月底11日初，因为根据我们获得的情报，蒋介石企图在这期间集中力量发动新的进攻，突围的日期选择在这时，必然会使敌人扑个空。
根据各种情报消息，李德判断蒋介石很可能发现了红军的突围意图，又因第七军团的北上先遣抗日和第六军团的突围西进与贺龙部队会合，敌人已经有所察觉并提高了警惕，正在一些地段增加了兵力堡垒，加强了封锁包围和防卫，并且可能提前向苏区发动又一次大规模进攻。据李德记述：
在九月的最后几天，蒋介石的主攻部队的确同时行动起来了。由于我们的侦察工作做得十分出色，党和军队的领导才能及时对计划做出相应的修改。
也就在这时，红军在南线与陈济棠的粤军秘密协议停战借路，对方可以为红军转移让出一条大道。于是李德和博古等就将转移出发的日期基本确定在10月中上旬内。
李德、博古策划和决定这么重大的军事行动，不仅没有如今专门的军事会议进行研究，连中央政治局都没讨论过，更没有按照党和红军的传统做法，每次重大行动之前，必先向干部群众尤其是红军指战员进行充分的政治动员和解释说明。直到就要发了转移了，上上下下许多人包括大批党和军队的高级干部，还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和将要怎么着。连身为中央书记之一的洛甫“当时觉得我已经处于无权的地位，我心里很不满意”。一切都由博古、李德秘密议定再经周恩来去补充细节和布置落实。为此，李德说：“毛泽东后来利用这种情况诽谤党的领导，他特别责怪博古和周恩来没有为长征做好充分的政治上的准备。”
这里，李德故意没提自己，把明明是他的“功劳”全推到别人身上。不过这也客观地反映了当时中央最高“三人团”缺一不可的作用与分量。
那些日子里，博古和周恩来更频繁地来到“独立房子”，不断紧张地计议讨论着各项事宜。他们三人不必通过翻译，李德让伍修权连续催问总参的各种报告，特别是负责作战的一局的战况战报、敌我兵力部署和调动情况，专管情报侦察的二局报送的最新敌情动态之类，还有后勤系统供给部、卫生部等在物资供应和医疗救护诸方面的情况简报，各个运输支队的编组情况和统计报表，都得迅速一一报来。所有报告都得先经过伍修权，由他一件件向李德口头报告，其中重要的还得马上译成俄文供他随时查阅参考。李德还不时指定某个部队或某个机关负责人向单独汇报，他也分别向他们做出指示答复。每天李德休息了，伍修权还得守着电话，一有新的情况或来了电报，只要萧月华不在他就随时敲门进屋，向李德及时报告请示。
进入10月上旬，苏区南线不断送来紧急报告，红军的突围转移已是“箭在弦上，一触即发”了。眼看着到了已成“中华民国”国庆的辛亥革命23周年纪念日“双十节”时，“红都”，中央机关各个单位正在拆电话收电线和打背包，有的部队已经开始行动了，项英独自一人来到了“独立房子”，要与李德作一次极其重要的个别谈心。
这次谈话的内容是相当重要极其机密的，李德对此也永记不忘，几十年后他回忆说：“同项英的谈话几乎进行了一整夜，伍修权担任我们的翻译，留守部队的指挥员陈毅没有参加，除了我们三人以外没有其他人在场。那天晚上，项英在谈话中对老苏区的斗争的前途是多么乐观，可是对共产党和红军的命运又是多么忧虑。”
项英“忧虑”什么呢?李德特地写道：
像以前一样，他警告说，不能忽视毛为反对党的最高领导而进行的派别斗争，毛暂时的克制不过是出自于策略上的考虑。他说，毛可能依靠很有影响的、特别是军队中的领导干部，抓住时机在他们的帮助下把军队和党的领导权夺到自己手中。我同意项英的疑虑。
尽管他们那一夜交谈了许多问题，其实只有这部分内容才是项英对李德以及博古“临别赠言”的核心问题。
“太上皇”再高明终究是“外来户”，“一把手”权虽大却是个“儿童团”，项英不仅在年龄、资历上都超过他们，更一直在国内阶级斗争尤其是党内路线斗争第一线上左打右防纵横捭阖久经磨练，特别是曾同毛泽东直接打了多年交道，所以他才在这最后时刻提醒和警告这两位赏识并重用自己的最高领导，以示自己对他们的最大忠诚。并且这样的“暗示”或“警告”早已不止一次，连李德也说项英这次所言有的“像以前一样”，可见他们在背后这样议论商讨怎样对付毛泽东，已是“保留节目”中的“永恒主题”了。可是，博古对项英和李德的疑虑竟不以为然。李德回忆说：“我在几天以后向博古讲述这次谈话时，他显得很有信心。他说，关于党的政治总路线已不存在任何分歧了;至于以前在军事问题上的不同意见，由于各地的红军都转入了运动战、转入了反攻，现在也都消除了。他还说，毛泽东同他谈过，毛并不想人为地制造一场会把中央红军的命运推向危险境地的领导危机。事实将证明，这是一个后果严重的错误。”
虽然直到几十年后李德也坚决否认这次大转移是一种“惊惶失措的逃跑”，甚至是“整个国家的迁移”，还坚持说“这次行动决不是什么‘移民’，或者像埃德加·斯诺在《红星照耀下的中国》(即《西行漫记》)一书中所写的那样——‘整个国家的迁移’，也不像毛泽东后来所说的那样，是一种惊惶失措的逃跑’。这次行动，是一次经过长期周密的军事行动。”
可惜当时的情况和后来的事实却不是他说的这样。一直同他们“对着干”的毛泽东一直认为，长征并不是红军主动的转移，而是被迫的撒退。他说第五次反“围剿”的“领导者们畏敌如虎，处处设防，节节抵御，不敢举行本来有利的向敌人后方打去的进攻，也不敢大胆放手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结果丧失了整个根据地，使红军进行了二万五千里的长征。”“不愿意丧失一部分土地，结果丧失了全部土地”，“最后不得不退出江西根据地。”“反对所谓‘游击主义’……的同志们要装作一个大国家的统治者来办事，结果得到了个异乎寻常的大流动——二万五千里的长征。”他们所采取的一系列方针“实际上是帮助敌人达到了他们的目的。”
所有亲历过伟大长征即李德所谓的战略转移的老战士更永世难忘，他们最初是怎么被迫撤离自己参加艰苦创业和多年浴血奋战过的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呢?当时任一军团政委的聂荣臻元帅，曾这样记述自己告别苏区初上长征路时的所见所思：
一军团的部队，是10月16日以后，先后离开瑞金以西的宽田、岭背等地，告别了根据地群众，跨过于都河走向了长征之途。过于都河，正当夕阳西下，我像许多红军指战员一样，心情非常激动，不断地回头，凝望中央根据地的山山水水、告别河边送别的战友和乡亲们。这是我战斗了两年十个月的地方，亲眼看到中央根据地人民为中国帮出了重大的牺牲和贡献。他们向红军输送了大批优秀儿女，红军战士大多来自江西和福建，根据地人民给了红军最大限度的物质上和精神上的鼓励和支持。想到这些，我不胜留恋。主力红军离开了，根据地人民和留下来的同志，一定会遭受敌人镇压和蹂躏，我又为他们的前途担忧。依依惜别，使我放慢了脚步，但“紧跟上!紧跟上!”由前面传来的这些低声呼唤，又使我迅速地走上新的征程。
身为红军高级将领的聂帅，当时的心情并不像李德所说的项英那样“非常乐观”，尽管他正率领着比项英手下那些地方武装更强大的“一对完整的军队”，当时心情却如此沉重凄切。普通干部战士和苏区乡亲群众会如何呢?有“诗”为证。
有一首著名革命民歌《十送红军》真切地反映了当时的悲凉情景：
一送红军下了山，秋风细雨缠绵绵，山里野猫哀号叫，树上梧桐叶落完。红军啊!几时人马再回山?
……
三送红军上大道，锣儿无声鼓不敲，双双拉着长茧手，心像黄连脸在笑。红军啊，万般居悉自动能消?
在这些歌声中，多少骨肉亲人连心母子和恩爱夫妻，经受着生离死别的伤痛摧残，今日分手后，走了的一路艰险谁知能否生还?留下的眼看变天命运更是难测!
博古和李德是不会也不愿听到、看到和想到这些的，但是这一切恰恰是他们造成的。在他们笔下、口中十分简单甚至轻松的“转移”两个字，带来的将是千万人头落地，到处血流成河，包含着多少人间悲剧啊!
1.有关毛泽东长征路上的故事
篇3：红军长征的故事作文500字
全文共 575 字
+ 加入清单5月22日上午，刘伯承带着队伍前进了，他让肖华领导的工作团走在队伍最前面。突然，山林中传来“呜嗬、呜嗬”的喊叫声，只见山路上站着几百名彝族青壮年，他们手持棍棒、枪支、石块、长矛和弓箭，不停地呼喊着、奔跑着。这时，肖华和通司令走上前去，向一个身材高大的中年彝族人耐心的解说红军的宗旨和借道北上的目的，并表示愿意和他们友好合作，并说红军刘司令愿意与彝族首领结盟修好。很快，红军得到回话，彝族沽基家首小叶丹愿与红军结盟
当天下午，刘伯承与小叶丹在肖华的安排下见面。小叶丹见面前这位司令戴着眼镜，态度和蔼，连忙摘下头帕，按照彝族最虔诚的礼仪下跪行礼。刘伯承急忙把小叶丹扶起来，亲切的说:“红军是保护穷人利益的，我们打仗目的就是要把压迫百姓的人消灭，我们应该结尾兄弟，联合起来打土豪，不要自己打自己。”一席话说的小叶丹心里热乎乎的，他忽然站起来说:“刘司令你的话句句说道俺心窝里去了。按照俺们的传统习惯我们今天歃血为盟，兄弟相称。”刘伯承爽快的答应了。
小叶丹喊了一声，几个黎族人跑上来手里提着一只羽毛十分美丽的大公鸡，端着两碗清清的水。小叶丹左手抓鸡，右手握着大镰刀，口中念到:“五月二十二日，刘司令，小叶丹结义为兄弟。”说完举手割断鸡喉，鲜红的鸡血滴进碗里，刘伯承也举碗发誓，说罢，两人举碗一饮而尽，静静的山谷顿时一片欢腾。读到这里，我为红军长征的壮举而自豪。
篇4：贺龙女儿讲述长征路上令人感动的故事
全文共 3103 字
+ 加入清单我是红军的女儿，出生在1935年11月1日。
母亲说，那天，在我的故乡湖南桑植，父亲派来照顾她的卫生员因事外出了，屋里只剩下她一个人。就在这时，我急不可待地出生了。母亲蹇先任是个坚强无比的女战士，在战场上出生入死，什么困难没有经历过?屋里没有第二个人，她自己果断地拿起剪刀，剪断了脐带。
听见我发出第一声啼哭，疲惫的母亲笑了。
一阵嘀嗒嘀嗒的马蹄声由远而近，像风一样刮过来。
父亲贺龙在前线听到我出生的消息，欣喜若狂。刚好部队打了大胜仗，他喜上加喜，骑上他那匹高头大马，火速赶回洪家关的贺家老屋，一进房门就把正在熟睡的我抱起来。我一下被他粗硬的胡子扎醒了，可能那时的我，把他强烈的爱当作对我的侵犯，不禁哇哇大哭。
回到前线，为了祝贺我的诞生和刚刚取得的那场胜利，父亲和伯伯、叔叔们纵情喝起酒来。父亲说：“我家小毛毛出生了，还没有取个名字呢，你们给我出个主意吧!”
部队的副总指挥，我的姨父萧克说：“小毛毛一出生，部队就打大胜仗，是个好兆头。正好总指挥姓贺，就叫她贺捷生吧!”
这就是我名字的由来。
部队马上就要出发了。
父亲把一位最忠厚、最亲近的亲戚找来，对他说：“部队这次要走很远，一年半载回不来，而且越走越荒凉，越走气候越冷。毛毛刚刚出生，实在没法带走，留给你抚养，好吗?”亲戚满口答应，说回去给孩子找个奶妈，过两天来接她。分手时，父亲还给了他一些钱。但两天过去了，左等右等，那位亲戚却没有露面。父亲急了，抱着我登门拜访，却一头撞在门环上。邻居说，这家人两天前就搬走了。
父亲对母亲说：“看来没有人敢收养我们的孩子。罢了，我们干革命，不就是为了下一代吗?这孩子我们自己带走，只是路上要辛苦你了。”这时我正在父亲的怀里撕心裂肺地哭，母亲一把抱过去，紧紧把我搂在怀里，说：“不哭不哭，小毛毛，妈妈再苦再累也要把你带走，无论路有多远，天有多冷，都不把你丢下!”
1935年11月19日，红二方面军从湖南桑植县刘家坪出发长征。
那时，我生下来才19天。父亲和母亲把我放在一只由小骡马驮着的摇篮里，让我也成了这支浩浩荡浩荡荡的长征队伍中的一员。
军号响了，部队上路了，我的耳边响起了嘀嗒嘀嗒的马蹄声。那时而敲打在岩石上，时而深陷在泥沼里的马蹄声，真真切切地飘落在我涓涓细流般的血脉里，并让我一生注定与它命运相连。
母亲生下我就没奶，每到宿营地，都抱着我四处找奶。老乡们见红军中还有婴儿，非常稀奇，有奶的婶子和大姐，纷纷把我从母亲怀里接过去，争着喂我。母亲利用这个机会，给她们讲革命道理，说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我们千里转战，就是为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一个懵懂的孩子，饿了，尿了，骨头被小骡马颠得快散架了，我只会哭，不停地哭。久而久之，如果我不哭了，叔叔、伯伯和阿姨们反倒感到不习惯。因为，一旦我不哭，多半是病了，哭不出来了。有一次，我病得很重，不吃不哭不睁眼，长征路上又没有药。当地老百姓告诉妈妈一个偏方：用百年老灶的土，加上蛋青和成泥，糊在我的肚脐上。这个偏方还真管用，两三天后我又有力气哭了。父母听到我的哭声，悬着的心才放下了。
每到宿营地，大家都安排我和母亲住能遮风挡雨的房子。指战员经过我们居住的屋外，总要停下听一听，看看我在哭，还是在笑。有一次，我又病了，两三天没听到我的动静，大家的脸上笼罩着一片阴云，以为我活不成了，有位叔叔找了块花布，递给我母亲说：“娃儿走的时候用这块花布包她吧，她到底是个女孩。”
三天后，我又哭了。我嘹亮的哭声，使大家笑逐颜开，心花怒放。
长征队伍前面看不见头，后面看不见尾，叔叔阿姨们传递着一句话：捷生又哭了!捷生又哭了!
在乌蒙山，部队趁夜突出重围，走几十里山路不能出声。我被母亲用小被子死死捂住，差点背过气去。过了封锁线，父亲看见我们累得喘不上气，就把我接过去，用大衣裹在怀里，指挥队伍奋勇向前。偎依他那温暖的胸膛，我仿佛回到了母亲的肚子里，仿佛那一路上嘀嗒嘀嗒的马蹄声，仍是母亲的心跳。
在一个山垭口，两边山头上突然出现了敌情。父亲拍马迎战，调动部队迅速把敌人压下去。就在他指挥部队迎敌的时候，我像个飞起来的包裹，从他怀里被颠了出去，重重地摔在草丛中。
离开了父亲温暖的怀抱，山风像水那样徐徐漫来，摔晕在草丛中的我慢慢醒来，那串熟悉的马蹄声已经销声匿迹，周围冷冰冰的。我有气无力地哭起来。走在大部队最后面的几个伤病员，听到了我微弱的哭声。
一个细心的伤员，一瘸一拐地循着哭声找过来，在草丛里发现了奄奄一息的我。“快来看啊!”他招呼同伴们，“是个小婴儿，身上还裹着我们红军的军衣呢!”伤病员们纷纷拥上来，轮流抱着我，端详着我，“看这小可怜，一定是红军的后代。”“对，要是留在草丛里，不被饿死，冻死，也会被狼吃了。我们不能丢下她不管!”
一场紧张的遭遇战过后，队伍继续赶路。松弛下来的父亲习惯性地伸手去掏口袋里的烟斗，却像触电一样，突然发现身上少了什么——他的怀里空了!他心爱的女儿不见了!
父亲汗珠滚滚流淌，带上警卫员，掉转马头十万火急地沿路回去寻找。疾驰数十里，不见我的踪影，他痛心疾首，几乎绝望了。
正在路边歇息的伤病员列队向总指挥问好，父亲一阵风从他们面前刮过去。伤病员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惊愕地看着父亲策马远去。没走多远，父亲心里一惊，下意识地勒住缰绳，马在咴咴嘶鸣中掉转身子，又往回跑。完全出于一丝侥幸心理，父亲向路边的伤病员打听：“你们谁见过我的孩子?”
伤病员们一愣，把刚捡到的襁褓举了起来。“是她!是她!”父亲从马上滚下来，抢夺一般把我搂进怀里，两滴浑浊的泪水夺眶而出。
过雪山时，山高路滑，寒风呼啸，母亲背着我，像登天那样一步一步往上攀。千辛万苦翻过雪山后，又听见我的哭声，她激动得哭了。
重新把我放进小骡马背上的摇篮，嘀嗒嘀嗒的马啼声再次响起来，母亲发现我被风雪吹皱的脸笑得像一朵花。
但是我的二舅，红军卫生员，十六岁的蹇先超，却冻僵在雪山上，再也没有起来。
过草地时，荒无人迹，满目苍凉，嘀嗒嘀嗒的马蹄声也变得绵软无力。母亲把干粮分给丢了干粮的小红军;身为总指挥的父亲也断了粮，我饿得嗓子都哭哑了。父亲把干粮袋抖了一阵，抖出一小撮青稞粉渣，与野菜一起煮成糊糊，抹在我嘴里，我的哭声才慢慢止住。父亲笑道：“这伢子得亏牙没长齐，不然把我手指都吃掉了。”
一天，行军中路过一条小河，父亲看见河里有鱼，便想钓几条鱼给母亲吃，帮她催催奶。不料林子里突然冲出一队敌人骑兵，母亲从警卫员手里接过驳壳枪，冲号兵喊：“吹调兵号!”号兵一吹号，队伍前后呼应，顿时山中号声回荡，敌人骑兵以为中了埋伏，慌忙撤回林中，我们才得以脱险。
一年后，在我周岁的日子里，伴随着马蹄声声，我和母亲跟随红二方面军到达陕北。在这里，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会师的三大红军主力，即将改编为开赴抗日战场的八路军。一天，林伯渠伯伯来看母亲，见我又黄又瘦，始终被母亲抱在怀里，奇怪地问她：“孩子一岁多了吧?怎么还要抱?让她自己去玩吧。”母亲对林老说：“孩子跟着我们长征，餐风宿露，吃野菜，喝雪水，发育不良，两条腿至今还是软的，不能站立。”当天，林伯渠伯伯就给母亲送来一条羊腿。此后，母亲每天削一块羊腿肉，用搪瓷缸炖成羊肉汤喂我。慢慢的，我能站立起来了。
军长征胜利80年了，我也80多岁了。因为长征时我实在太小了，所以我的长征，是被父母和无数的叔叔、阿姨抱着或背着“走”过的，是被小骡马驮着“走”过的。长征一年，在这条充满险恶也充满希望的道路上，那日日夜夜回响在耳边的“嘀嗒嘀嗒”的马蹄声啊，早已刻入了我生命的历程中，记忆的底片上，就像风走过，必定会在树上留下风痕;雨打过，必定会在地上留下雨迹——它是我生命中永远挥之不去的美丽歌谣。
1.发生在长征路上的故事：朱德的扁担
篇5：长征故事激励我前行书信600字
全文共 374 字
+ 加入清单一九四五年秋天，红军进入了草地。由于三个小同志得了肠胃病的关系，所以指导员就让炊事班长照顾他们。 三个病号一天只走了二十里路，到了宿营地，班长就到处挖草根，和着青稞面给他们做饭。不到半个月，青稞面全吃光了。饥饿威胁着他们。虽然班长到处找野草、挖树根，可光吃这些怎么能吃饱呢?班长眼看着他们瘦了下去，整夜整夜的合不拢眼。 有一天，班长在河边洗衣服，忽然看见了一条鱼跃出水面，他急忙找出一根缝衣针，弯成了个钩，让三个同志吃上了新鲜的鱼，喝上了鱼汤。可有一位小同志注意到在他们吃鱼的时候，班长从来不吃东西。后来，这位小同志发现班长在吃他们吃剩下的食物，眼泪就禁不住流了下来。 眼看就要走出草地了，班长却饿晕过去了，三个小同志急忙去钓鱼，做汤，可班长还是为了他们而牺牲了。
长征时期，发生了一个又一个动人、感人的故事，激励着困难路上的我们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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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贺捷生与父亲贺龙的长征故事
全文共 1112 字
+ 加入清单贺捷生：大家一想到贺龙这个名字，就和菜刀联系起来了，觉得他一定是很凶猛，很不讲道理，拿着菜刀就把人杀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我的家乡湖南省桑植县白族自治乡是少数民族地区，大家一听这个名字就知道了，那时非常贫困。我的爷爷他生下来就是小儿麻痹，他种地有困难，靠编织、修理农具，给有钱人家做衣服生活，很穷困。我的家乡有一些风俗大家可能也不是太了解,那个地方男孩子要早成家立业，所以我父亲13岁就结婚了，结婚了不管你是大人孩子，只要你有老婆了，那你就必须是这个家的家长，要负起养活家人的重任。这样我父亲13岁就离开了他的亲娘，出外帮助亲戚运盐。当时我们家乡是没有盐的，都要到四川去运，那个时候也不像现在有高速公路，都是很小的山路，为了防身，父亲和运盐的乡亲们身上都要带着一把刀。
那一年因为气侯的原因，盐化得很厉害，损失很大。那个时候，盐税又很重。父亲他们运盐走到一个叫芭茅溪的地方，这个地方从军事角度来说，是一夫把关，万夫莫过，很险要的一个地方。这个地方设立了一个盐卡，叫他们交税。父亲他们把所有的东西都交了，也凑不起这个盐税。官兵让他们把衣服脱了，用皮鞭狠抽他们一顿，还威胁说过三天要到家里收税。几个青年回家后，组织起来去反对盐税，这有了两把菜刀闹革命的传说。
1935年11月1日，贺捷生来到这个世界上，然而因为战乱出生不足20天的贺捷生便要岁部队进行长征。因此她也成为了出征大军中最小的成员。当到陕北时，1岁的小捷生又黄又瘦严重营养不良，后来林伯渠，花钱买了一只奶羊送给蹇先任，才让贺捷生的营养稍微有点跟上。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当时因为父母都有国家大事要做，于是将贺捷生送回老家。在湘西的山区，贫穷而潮湿，再加上逃荒避难，让贺捷生童年渗透了苦寒。再加上贺捷生先天就不足，后天又得不到良好的调养，她小小的身体，一直都没能好好的发育。
一直到1950年，贺龙和蹇先任才把贺捷生从湘西找回来，当时贺捷生已是一个患有严重关节炎、瘸着双腿的15岁少女了。
经过贺龙的栽培，贺捷生在1955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分配到青海民族学院教书，在那里工作了5年。
贺捷生文革经历
而在文革时期，因为贺龙被迫害，致使贺捷生也难逃厄运，被关押在一个不知名的地方罚苦役劳改。原本就柔弱的贺捷生，在这里受尽了磨难，身体也慢慢跨了。不仅如此，贺捷生因白细胞锐减，全身长了大大小小的瘤子。
在贺龙死后，贺捷生的丈夫也因为受其牵连而被破坏致死，然而即便如此，她始终坚信自己的父亲是忠于党的。
贺捷生早年艰难的经历并没有让其失去活下去的欲望，文革结束后，她再次凭借自己的努力重头开始，如今已是我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同时也是军事科学院军事百科研究部部长，军旅作家。
篇7：长征的故事作文
全文共 1035 字
+ 加入清单我较为了解的一个故事叫《一袋干粮》。它讲述了一个13岁的小红军小兰在随部队一起前进的时候，好不容易得到了一袋干粮，却在过一座桥时为照顾一位伤员不慎把自己的那袋干粮掉入河中冲走了。她为了大家有足够的干粮吃，坚持没告诉他们。为了装成没事发生一样，她拔了许多野菜塞入挎包，塞得鼓鼓的。不久她的身体就不行了，在护士长发现她吃野菜和挎包中“干粮”的事后，大家才知道事情的真相，于是大家每人分了一点干粮给她，让她体会到了家的温暖……故事虽小，内涵不小。这些点点滴滴的细节，小故事却能够反映红军战士们的优秀品质--不怕苦、坚强、无私、热心……小兰，她只是一个13岁的小女孩，却有男孩一样坚强的意志;却知道体谅他人。在她没有粮食之际，她大可伸出双手向战友们要一些，她没有这么做，她选择沉默，不告诉任何人，自己吃苦，此刻，她脑海里想的只有战友的利益，而忽略了自己的困难;而对伤势严重的伤员们，她大可丢下他们，让他们自生自灭，可她没这么做，她细心照料一个伤员，没有怨言，没有后悔。一个小兰尚且如此，可想而知，我伟大的红军整支队伍的品质了。
有一位普通的红军叫做谢益先，过草地时，他分到了四斤干粮。在行军过程中，战士们看到了饿慌了的母子三人，小谢就瞒着队友，把自己的干粮袋给了他们，而他自己每天就吃些野菜、凉水充饥，最终，因体力不支，就这样走了。直到那母子三人来还这一只印着“谢”字的干粮袋时，部队的同志才明白了事情的原委……看了这个故事，心中无比的沉重啊!谢益先明明知道，在茫茫草地上，哪怕是一小袋粮食，都是救命的“宝贝”，意味着一个人的生命!但是，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还是毅然把自己的粮食给了那位母亲;每天，自己在饥饿中煎熬，也不愿连累队友;甚至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还在询问那母子三人的情况，在得知“他们很好”的回答后，嘴角才带着微笑，离开了人世……他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情谊，对战友的深厚情谊，都深深地震撼了我，让我看到了那世世代代都令我们铭记在心中的“长征精神”。
长征，对于我们新世纪的一代，或许已经太遥远了。我们未曾经历过这样的艰难困苦、这样的惊心动魄，但这段历史，还是带给我们无数的深思。种种永垂不朽的“长征精神”，值得我们去揣摩，去学习。当然，在新世纪，在我们学生中，这些“长征精神”，需要在学习中发扬，在校园中发扬，在做人处事中发扬，在一点一滴的成长道路上发扬，在为祖国的建设中发扬。我们要将这些精神融入到自己的血液中，让这些瑰宝，成为生命中的一部分，使自己成为一个合格的接班者。
篇8：红军长征的故事作文500字
全文共 436 字
+ 加入清单他们不知道走过了多少危险的藻泽地，翻越了多少寒冷的雪山。饿了，就把皮带抽出来吃;渴了，就捧把雪喝;冷了，就依偎在一起取暖。
这本书里面有许许多多感人的故事，其中一个故事让我感动得热泪盈眶。这个故事讲述了1935年6月26日红军过大草地。这个草地是一片藻泽地。红军进入草地后,就不断有人陷进泥潭之中。一天，一个战士不小心掉进了泥潭，一个战士看见了，赶忙跑了过去，拿出枪想把他拉上来。可是心有余而力不足，陪上了自己的性命。第五个人救了第四个人，可是还有三位同志却牺牲了。
你们看啊!红军叔叔们是多么有团队主义精神啊!只要有一个人碰到了危险或困难，其他同志们就会奋不顾身地去救他。要是我们都有了红军叔叔这种团结友爱、互相帮助的这种好品质。菜场上就不会听见这种喧闹的吵架声;学校里也就不会发生这种搞分裂的事情;公交车上也不会发生这种抢座位的现象……
以前，同学们问我英语上的问题，我总是保密，不对他们公开。今天，我读了这本书，我深受启发。我要用自己的长处去帮助别人，为我们班级出一份力!
篇9：长征故事：突破乌江
全文共 1168 字
+ 加入清单1934年的最后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瓮安县猴场 ( 今草塘镇)宋家湾召开扩大会议，再次否定李德等人回头东进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错误主张，作出强渡乌江天险、攻占遵义的决定。
乌江又叫黔江，是贵州的第一大河，素有"乌江天险"之称。两岸山体呈墨乌色，乌江就像一条蛟龙从山涧奔腾东下，当地的老百姓又叫它"乌龙江"。
把守乌江对岸的黔军教导师认为：乌江素称天堑，红军疲惫之师，必难飞渡。还吹嘘什么：江防工事，重叠坚固，扼险固守，可保无虞。
1935年1月1日晨，红1军团2师师长陈光率红4团逼近乌江江界河渡口。江界河渡口是瓮安河与乌江的汇合处。两河汇流，一清一浊，所以叫江界河。
红4团团长耿飚、政委杨成武为了了解对岸黔军的部署，进行火力侦察。之后，决定在江界河渡口上游500米处，由3连连长毛振华率8名红军进行试渡，探一探江水的情况，为架桥做准备。
结果，红军战士携带的缆绳在江心被黔军的迫击炮炸断，一名战士牺牲，7名战士只好游回了南岸。缆绳没有拉过江，也就没有办法架浮桥了。
入夜后， 18名红军战士在3连连长毛振华的率领下，分乘3个竹筏，偷渡乌江。结果，第2、第3个竹筏被江水卷了回来，只有3连连长毛振华率刘昌华、钟家道、温赞元、丁胜心4名战士登上北岸。但是，漆黑的夜晚，部队领导并知道他们成功渡江。
1月2日上午，红4团紧急绑扎了60多个竹筏，以3个竹筏为先导，强渡乌江成功。当2连连长杨尚坤带领机枪班、步枪班冲上河岸，才发现躲在峭壁下、隐蔽了一夜的3连连长毛振华等5人。见战友过来了，毛振华如虎添翼，一口气爬上山，拿起轻机枪一阵猛扫，占领了黔军的主阵地。
黔军组织两个营的兵力，向红军发起反扑，妄图夺回阵地。刚刚过江的红军英勇还击。江对岸的红1军团炮兵连长、神炮手赵章成连发3炮，压住黔军的反扑。1营乘势反击，最终将黔军击溃，强渡乌江成功。
占领渡口后，红军工兵营开始用竹子搭建浮桥。
红军刚到江界河渡口时，当地老乡不了解红军，按照老黄历：兵匪一家，三十六计走为上，全都躲到山上去了。
一个叫周世昌的年轻船工，上山的时候，家里的猪崽跑了。好不容易挨到了天亮，他就一个人来到乌江江边找猪崽。就见一群穿着破烂衣服的部队，也在江边找什么。周世昌刚想跑，就被几个当兵的给抓住了，对周世昌说：我们是红军，是老百姓的队伍，专打王家烈匪兵。说着，红军还把自己穿的两件破棉袄披在周世昌的身上，又给了周世昌一大块盐巴。那时候，盐巴可是比金子还贵。周世昌想：肯送我盐巴的兵肯定是好人，我还跑什么。后来，周世昌上山招呼乡亲们，把沉在江边的船捞上来，用门板、竹子、石磨帮助红军搭浮桥。
浮桥终于架成，红军渡过乌江，把"追剿"之敌远远地抛在了乌江以东、以南的地区，马不停蹄向遵义进军。
后来，王家烈黔军"双枪兵"为了推脱责任，说什么红军有"水马"，有刀枪不入的铠甲，所以渡过了乌江。
篇10：老红军战士陈映民的长征故事
全文共 7376 字
+ 加入清单中共党史上颇有争议的人物王明，几乎无人不知，可他的亲妹妹陈映民(王营)——一位坚强的老红军战士的传奇经历，却很少有人知道。由于王明的原因，让陈映民的人生充满了太多的曲折和悲伤。下面就由小编为你们带来老红军战士陈映民的长征故事，欢迎阅读。
老红军战士陈映民的长征故事
女红军陈映民，是金寨籍名人陈绍禹(王明)的胞妹，后在延安改名叫王营。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女红军，当年跟随红四方面军从大别山转战到大巴山，历经了三过草地的艰苦长征，之后又参加了西路军的苦征恶战，被俘后历尽艰辛、死里逃生。可是，由于其兄王明和张国焘问题的双重连累，她被历史的烟云尘封，至今仍然是鲜为人知。
一对同胞兄妹，人生历程却大不相同
陈绍禹和陈映民兄妹二人，出生于安徽省金寨县一户贫民家庭。父亲陈聘之幼时读过私塾，成年后当过学徒、店员，做过小本生意，还当过乡塾教师，没个固定职业，家境贫寒、生计艰难。但他望子成龙心切，数年间节衣缩食，东挪西凑，不惜一切地供养子女上学读书，尤其是供养陈绍禹上学读书。陈聘之夫妇都十分喜爱这个聪明机灵、勤奋上进、品学出众的好儿子，亲昵地呼唤他“禹子”，弟妹们也都叫他“禹子哥”。
然而，妹妹陈映民，却没有“禹子哥”这般幸运。陈映民生于1913年，与其兄年龄相差近10岁。这个小女孩出生时，她的大哥陈绍禹、大姐陈觉民、二哥陈绍伟，都一个接一个地成长起来，尽管家境很穷，但都同样受到爹妈的抚养和疼爱，并指望他们长大后改换门庭、光宗耀祖。而这降生恨晚的幺妹子，似乎成了个多余的，出生的第七天，爹妈就将她许给当地一户姓吕的农桑人家，做了这家长子吕绍文的童养媳。陈氏家境之贫苦，居然穷到把一个嗷嗷待哺的女婴给人家做了童养媳。
作为一个童养媳，陈映民后来参加红军干革命，并非是在“禹子哥”的影响和引导之下萌发、起步的，他们兄妹虽然同是共产党人，所走的道路却各自不同。陈映民所走的革命道路，是其兄陈绍禹从来就不曾经历和品味过的一条血染的道路……
陈映民在吕家做童养媳的时候，陈绍禹就已熟读儒学经典，15岁即离开家门，先后就读于河南省固始县志诚小学，六安县省立第三甲种农校，20岁考入国立武昌商科大学。1925年，陈绍禹加入共产党，同年10月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从此开始了崭露头角的革命生涯……而陈映民所许给的吕姓人家，公婆勤劳、朴实、厚道，吕绍文兄弟三人也都本分，全家人对她很好，老两口将她当作亲闺女一般看待。但因为家道贫寒，总是少吃没穿的，日子很不好过。
1926年，地处豫皖边界的金家寨，以及周边的乡镇村落，都热火朝天地闹起革命来，农民协会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不少地方还成立了农民自卫军，矛头直指土豪劣绅。陈映民和她的未婚夫吕绍文一起参加了农民协会，投入到农民革命运动的斗争行列。中共党员桂伯炎、袁继安等人，见她性情活泼，口才也好，就指定她担任妇女代表。从此，她就在党的领导下，到各地宣传革命道理。在党的领导下，她把妇女们组织起来，成立了妇女协作委员会，积极协同农民协会打土豪、捉劣绅。同时还把少年儿童组成童子团，配合农民自卫军站岗放哨查路条，防止坏人破坏。陈映民，当时只有十、三四岁，妇女们称呼她“小代表”，儿童团员都喊她“大团长”。陈映民的革命道路，就这样从她的故乡故土上起步，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奔走……
夫妻双双参加红军，危急关头抱着孩子征战
1928年，15岁的陈映民跟吕绍文结了婚。婚后，她照样从事妇女会和儿童团的工作。1929年立夏，豫皖边商(城)南举行革命暴动，她因身怀有孕以待分娩而没能参加。当时，她的大姐陈觉民参加了这次暴动，名声亦在豫皖边乡村传播开来……暴动成功后，陈觉民就被派到商城县斑竹园(今属金寨县)，在朱氏祠堂举办妇女运动讲习班，并由她担任领导和教学工作。
在立夏暴动胜利的日子里，陈映民生下一个男孩，取名叫吕美成。1929年5月26日，红军第三十二师首次攻占金家寨，守敌汪东阁民团溃逃而去。在婆婆的关照下，陈映民一边哺乳孩子，一边参加革命活动，发动和组织妇女为红军做军鞋，带头拥护红军队伍。同时，她还配合红军和游击队到各个民团据点了解情况。她在担任少先队指导员时，有一次和少先队队长皮定均(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外出，侦察到从金家寨逃跑的六安六区民团头子汪东阁的行踪，及时报告给红军和游击队，终于将这个反动分子以解决。
1930年，陈映民由皮定均介绍加入共青团，并担任六安六区五乡共青团支部书记。1931年春，她的孩子断奶后，交由婆婆照看抚养，她和丈夫吕绍文一起参加了红军，就近编入红四军第十二师，丈夫为战斗员，她当宣传员。同年，她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共党员。1932年10月，第四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四方面军主力部队由皖西经鄂东转向外线作战……
多事之秋，红军主力部队、地方游击部队，以及随军跑反逃难的苏区群众，如同潮水般由皖西涌向鄂东。当时，吕绍文和他的二弟吕绍武、三弟吕绍全，都离开了老家，随同红军队伍转移而去。陈映民二话没说，急忙抱上她三岁的儿子吕美成，跟在第十二师的队列里，随军征战……
最初在皖西境内。乘坐担架随军行动的第十二师师长陈赓，看见陈映民带着孩子行军，一路上比较辛苦，就让她跟随在师医院的队伍里，沿途也好帮助照应。沿途负责护理陈赓的医务人员，有医务主任陈保青，女护士何福祥、张茶清等人。陈映民带着孩子就跟这几位姐妹一起坚持行走。情况紧急时，陈赓就将孩子扶上他的担架，急奔猛走一阵子，以减轻陈映民的体力负担。晚上到了宿营地，大家在一起安营扎寨，吃饭休息，医护人员也帮忙照顾母子二人。
可是好景不长，红军一进入鄂东北根据地，敌情更加严重，部队也在加紧行动。由于孩子的严重拖累，红军在越过平汉铁路的月黑之夜，陈映民母子掉队了。她就尾随在后卫部队的后面，继续追赶队伍。渐渐地，又跟后卫部队拉开了距离，最后不得不跟着一群随军跑反的妇女们，不分昼夜地追赶部队。
随同“跑反队”追赶红军，途中却丢了孩子
这支最初由数百名老百姓自发形成的随军“跑反队”，由皖西北跑到鄂东北时，就剩下数十人了，沿途因饥渴和疾病掉队的不少。跨越平汉铁路时，仅剩下十七、八个人，大部分是没有什么拖累的青少年女性。名为“跑反队”，这时已完全改变了随军跑反逃难的性质，成为一支自觉地追赶红军、争当红军，一路上劝阻不住、驱赶不散，也拖不垮、累不死，并且誓与红军同生死、共存亡的女中豪杰--响当当的一群红色娘子军!
陈映民母子二人，当时就在这一群没有被编入红军序列的青年妇女中，和她们一起，一步不停地向前追赶……
路上，林月琴、刘伯兴两人，成为大家公认的义务领导者。刘伯兴身体很棒，胆子也壮，腰里别着一支驳壳枪，虽然没有子弹，却能给大伙壮胆。这个童养媳出身的女游击队员，自告奋勇充当警卫，宿营时招呼大伙睡在一起，轮流进行放哨。行军中，她叫大伙跟着她走，如果发现敌人，就叫大伙不要惊慌，看她的手势动作行动。林月琴因为有点文化，能说会道，就主动承担沿途的联络交涉工作。
林月琴、陈映民两人刚开始并不认识。林月琴曾在陈映民大姐陈觉民主持的妇女讲习班里学习过，所以她们在一起交谈时，林月琴讲到斑竹园妇女讲习班陈觉民的名字时，她们就认识了，相互间也感到特别亲热。对陈映民来说，这也是求之不得的好事，沿途不仅有林月琴作伴，还能够帮助照看她的孩子。
1986年，林月琴撰文回忆说：“在我们这支跑反队伍中，还有一位抱着孩子的女同志，她就是陈觉民的妹妹陈映民。我同她过去并不相识，但由于陈觉民这个关系，就感到亲热多了。当时，因为没有编入红军单位，我们还没有依靠，没有粮食供应，但大家对这个孩子都给予母亲般的关怀。行军中，我们轮流背着、抱着他。到了宿营地，便七手八脚地为他张罗奔忙，有的拾柴烧火做饭，有的帮忙照看孩子，有的去老乡家先给孩子要点吃的东西。尽管我们自己也饥肠辘辘，又渴又饿，十分疲劳，但大家首先想到的是孩子。沿途的老乡们，看到我们这支妇女队伍还带着一个孩子，都表示惊奇和同情，有的说我们怪可怜的、挺辛苦的，有的还要我们把孩子留下。但是，孩子妈和我们都不同意。行军路上，的确十分艰苦、劳累，但我们决心依靠大家的力量，带好抚养好这个孩子。”
林月琴等人都很尽心尽力。尽管如此，最后还是没有看管好，孩子从众姐妹的眼皮底下丢失了。孩子是怎么丢失的，陈映民的回忆只是三言两语，说是在一次激烈战斗中，她“三岁的孩子吕美成丢失了”。而林月琴的回忆却截然不同，完全是另外一种情景。林月琴回忆说：
“那是在湖北境内，一天下午，大家都疲惫不堪。把孩子背在身上，或抱在怀里，就像铁块似的沉重，大家你传我，我传她，不断倒手替换。就在这时，有个农民打扮的老汉，当着我们说：你们都走累了，我来帮你们抱抱孩子吧!说着，便从一位姐妹手里接过孩子。一路上，他走得越来越快，我们紧撵慢撵，还是没有撵上。到了宿营地，我们分头到处寻找，都没有找着，孩子还是丢失了。陈映民伤心得很，痛哭不已，我们也都难过得直抹眼泪，并劝她不要过分伤心，要保重身体，坚持到底。……”
征途上丢失了亲生骨肉，陈映民内心十分痛苦，因战事紧张，她不能留下寻找孩子，在林月琴等人的劝说下，便又打起精神追赶队伍。红军在由枣阳向豫陕边转战途中，陈映民才赶上第十二师，与其丈夫吕绍文一起并肩行进。而林月琴、刘伯兴两人，当时也被收留在第七十三师政治部宣传队，正式回归到红军队伍之中。
就任省委妇女部副部长，又不幸地失去丈夫
随军入川后，陈映民调到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妇女宣传队，与陶万荣、廖赤见等人一起工作，当时驻扎在通江县毛浴镇。不久，她又被调到中共川陕省委从事地方工作。1933年6月，陈映民当选为中共川陕省委常委，并担任省委妇女部副部长，部长是姚明善。
陈映民回忆说：“在川北，男人大都吸毒成癖，丧失了劳动能力，只有做家务;妇女是主要劳动力，而且从小就做童养媳，受尽痛苦折磨，所以她们灾难深重，强烈渴望自身的解放。因此，妇女部的任务是很重的，既要宣传教育妇女，把她们组织起来，还要带领她们参加革命。后来在工、农、妇各协会中，妇女会员达30万人;在各级工农民主政府成员中，妇女占四分之一。
“妇女部的干部由我带领，经常深入农村了解情况，帮助群众搞生产，并和群众一起劳动。还组织妇女做军鞋、送军粮，支援前线，慰问部队。省委为了加强妇女工作，培养妇女干部，于1934年成立了妇女学校，由我兼任校长。当时共有900多名学员。训练毕业后，就分配到各个工作岗位上去，大都从事妇女工作。
“1933年3月，为了配合红军粉碎敌人的三路围攻，在通江县，红四方面军组了妇女独立营。同年12月，中共川陕省委召开了第三次党代会，大会号召全力以赴，动员群众参军参战，扩大红军队伍。为了贯彻党代会精神，我们妇女部于1934年3月8日，由我和姚明善在巴中主持召开了第二次妇代会。会后，即根据省委第三次党代会决议，以原妇女独立营为基础，在旺苍坝成立了妇女独立团，至1935年2月，扩充为红四方面军独立师。这支英雄的女红军队伍，在以后的革命斗争中作出了重大贡献。”
1935年3月底、4月初，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从此开始了艰苦曲折的长征。当时，随军渡江的女红军约在3000名以上。
长征中，陈映民随同省委领导机关行动，仍担任妇女部副部长。1935年5月，曾任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的红军女将张琴秋，因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师的整编方案未能实现，遂调任中共川陕省委妇女部部长。在张琴秋的领导下，陈映民的思想更加活跃，竭尽全力地从事本职工作。西渡嘉陵江后，红军每攻占一座县城，或驻扎一处乡镇，她就带领妇女部同志开展妇女工作，在当地组织妇女协会，建立县一级妇女部。四方面军到达雅安、天全、宝兴、芦山等县，她在组建各县妇女部的同时，先后还兼任过天全、芦山两县妇女部部长。1936年春，她从基层调回省委组织部，从事党的组织工作。
长征中，陈映民和她的丈夫吕绍文，虽说同在一个方面军，但却难得见上一面。据陈映民回忆，长征到达甘肃境内时，她的丈夫吕绍文英勇牺牲了。而那两个小叔子，二弟吕绍武(时任三十一师司号连连长)、三弟吕绍全(时任特务连排长)，先后都在战斗中牺牲，为革命献身。
参加西路军艰苦征战，被俘后做苦工死里逃生
1936年10月，红四方面军第五、九、三十军及总部机关和直属团队共2.18万人，奉中革军委命令渡过黄河，组成西路军，执行打通国际路线和在河西创建根据地的战略任务。当时，随军过河的女红军，约为一千七八百名。其中，来自大别山的女同志有张琴秋、陈映民、张茶清、陈保青、何福祥、陶万荣、廖赤见、曾广澜及其女儿蔡萍迹等10多人;还有来自井冈山的女红军王泉媛、吴仲廉、吴富莲等3人。除此之外，都是来自川陕苏区的女红军。
陈映民参加了西路军的艰苦征战。长征到达会宁时，部队进行整编，有不少女同志被集中编入妇女抗日先锋团(又称妇女团)，全团3个营、9个连约1300人，团长王泉媛、政委吴富莲。陈映民当时在妇女团二营五连担任党支部书记，后兼任五连政治指导员。过河后，从一条山激战开始，经古浪、武威、永昌、山丹等地数十次大小战斗，直入河西走廊腹地。1936年12月底，董振堂率红五军先头部队占领临泽、高台，妇女团紧随其后进驻临泽县城(今蓼泉镇)。此时，马家军即以两万步骑兵围攻高台，红军与敌浴血苦战九昼夜，军长董振堂以下官兵3000人，大都壮烈牺牲、失散或被敌俘虏。接着，敌人又集中兵力围攻临泽，激战三昼夜，红军被迫实行突围。妇女团第一营在团长王泉媛带领下掩护总供给部、医院先行突围、撤退;第二营在团政治处主任华全双和营长何福祥带领下，随后向倪家营子进行转移。途中，沿着一条封冻的冰河行走，人和牲口接连不断在冰面上摔倒，在雪地里打滚，跌倒了又很难爬起，一步一滑十分艰难。陈映民回忆说，她们在冰河上走了一天一夜，饿了吃一把雪，渴了也吃一把雪。饥渴交迫之时，大家都顾不得什么了，只要能够往肚子里填的，都一概吞而食之。加之天寒地冻、漠风呼啸，一路上与敌恶战，更是苦不堪言。
继而经过倪家营子、三道流沟、梨园口等几番更加惨烈的苦战恶战，西路军损失惨重，仅剩下两三千人。妇女团也是死的死、伤的伤、失散的失散、被俘的被俘……建制已完全溃散。战至最后，团长王泉媛、政委吴富莲、参谋长彭玉茹、政治处主任华全双、团特派员曾广澜及其女儿蔡萍迹、团部秘书李开芬，以及营连干部何福祥、张茶清、陈映民、陶万荣等数十名女红军，全都被敌人俘虏。
陈映民被俘后，先在张掖关押了一些日子，后来，她跟张茶清、陶万荣等人，被押解到了青海省城西宁。陶万荣被分到马家军剧团当演员。陈映民和张茶清被分配到义源被服工厂，日夜不停做苦工。这个由马步芳开办的被服工厂，当时有四、五十名红军女战俘，她们吃住都在厂内，没有行动自由，如同囚徒一般。
张茶清是在血战高台战斗中头部负伤被敌俘虏的，当时伤口还没有完全愈合。她曾这样回忆说：“在马匪军的监督下，我们没黑没白地给他们缝军衣、做子弹袋。夜里做活看不见，我去找厂长要灯，被厂长打了两个耳光。马匪军把我们当作战利品，动不动就到被服厂来拉人，去给他们当妻小、丫环。一天，来了一队伤兵，有缺胳膊断腿的，马匪军让伤兵排成一队，我们姐妹们排成一队，谁对着谁就跟谁走。有不愿意的就往死里打……”
灵活机动而又坚决果断的陈映民，在马步芳身边的一名汽车司机的帮助下，乘军车从马家军的魔窟里奔逃出来。逃离西宁后，几经颠沛流离，历尽艰辛，最后返回到离别五年之久的故乡。据史料记载：西路军失败后，约有3000名被俘、失散、流落的红军官兵，辗转千里返回到了原籍。
抗日爆发后，陈映民由武汉到延安，改名王营
1937年末或1938年初，陈映民和她的父亲陈聘之一起，由皖西老家来到武汉，直奔她的“禹子哥”而来。
陈映民见到她的“禹子哥”时，一种幸运、高兴、振奋、激动的心情，的确难以用语言形容。哥哥早已改名叫王明。
对于陈映民的工作安排，鉴于她担任过川陕省委妇女部副部长，董必武让她留在武汉，协同孟庆树(王时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妇女委员会委员兼长江局民运部妇委会主任)从事发动和组织妇女界的抗日救亡运动。可陈映民以自己“文化程度不高”为由，认为自己不适合在大城市工作，因而向董必武提出让她到延安去。
1938年4月间，陈映民来到延安之日，恰是张国焘祭黄陵之后经由西安逃至武汉并发表声明脱离中共之时，革命圣地再一次掀起揭批和声讨张国焘的运动高潮。因为西路军的失败与张国焘路线紧紧捆绑在一起，原西路军回来的人，都得经过一番或几番政治审查。陈映民一进入中央党校，就在众目睽睽之下，参加声讨叛徒张国焘。当时，心惊胆战的陈映民，也许是急于想跟张国焘划清界限，以免遭到不必要的牵连，于是就改名换姓叫王营。
在延安，陈映民最初被分配在留守兵团经建处担任党总支组织委员，后在西北局西北总公司的一个分公司担任过保管员、出纳员、营业员。延安整风运动中，王明成了“左”、右倾错误路线的头号代表人物，追随其兄改名的陈映民，自然也受到连累。
解放战争时期，陈映民一直在后方负责保管财产，后在西北总公司担任出纳股长。1949年秋冬，随军南下到重庆，历任西南局土产公司人事科副科长，中草药材站人事科科长，重庆市江北区文化馆、剧团和剧场等三个单位的党支部书记。1983年离休时，她是重庆市水产公司人事科科长及公司党委组织委员。她的最高职务，再也没有超过中共川陕省委常委、妇女部副部长之职。
1939年，陈映民在延安与留守兵团经建处政委谢扶今结婚。“文革”期间，陈映民改名叫王营，被说成是追随王明路线的“铁证”。她一家都因王明问题受到连累，挨过批判斗争，家也被抄了。时任中国人民银行重庆市分行副行长的谢扶今，1971年被整死。不仅如此，张国焘路线与西路军的失败，也没有放过早已划清界限并改了名字的王营。
“文革”中清理阶级队伍，陈映民因曾经被俘而成为“叛徒”、“逃兵”、“张国焘的走狗”。
“文革”结束后，她一家得以平反昭雪，儿女们都在重庆工作。更值得庆幸的是，1932年随军征战中丢失的孩子吕美成，45年后在河南被寻找到了。母子团圆，骨肉相亲，皆大欢喜。
被历史遗忘的女红军陈映民，从血与火的死尸堆里爬了出来，从数次失去亲人和改名换姓的痛苦折磨中挺了过来。回首往昔往事，她更觉今天的一切都来之不易，总以为她“这个昔日的童养媳”，晚年也很安乐幸福。
篇11：黄克诚曝红军长征前绑架土豪的故事
全文共 1286 字
+ 加入清单黄克诚将军，湖南永兴油麻圩下青村人。父黄清主，性懦弱，凡事犹豫不决，致家境穷困不堪。将军自言，自幼至十九岁，未知过冬穿棉衣是何滋味。二十岁考取衡阳省立第三师范后，才穿上有生以来的第一件棉衣。
熟悉黄克诚将军者，皆称之“黄老”，上至领袖、元帅，下至战友、同事，均以“黄老”呼之。毛泽东亦呼之“黄老”。1958年6月，毛泽东于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说：“我四年未管军事。讲责任，第一是我，第二是彭德怀，第三是黄老……”“黄老”即黄克诚将军也。是时，将军任职中央军委秘书长，五十六岁，毛泽东、彭德怀均年长于黄克诚。
黄克诚将军戴金边眼镜，清瘦儒雅，风骨岸然。因深度近视，目力所及仅三四米，常错认对面之人，故人称“黄瞎子”。将军心善慈悲，待人随和，但不修边幅。军帐中，帽戴不正，衣不扣纽，鞋不拔跟，常事也。衣破，露肌肤;鞋破，露脚趾，照常出没大庭广众之中。与人谈话，喜蹲踞于地，裤腿上卷，如乡村老汉。
红军时期某日，邓逸凡将军至黄克诚处汇报工作，见几位团长正于其屋中闹腾，解包袱，翻箱子，吵吵闹闹。忽然一人大叫：“这里有一条烟!”众皆来抢，你一包，我一包，一散而光。黄克诚将军则安坐一旁，笑眯眯、慢悠悠曰：“不要拿光了，留点给我啊!”其时，黄克诚将军任职红三军团第三师政委。
1931年11月，时任红军第三师政委的黄克诚随王平团部行军。将军眼近视，目力不支，警卫员以木棍拉其手，导其行。某夜，王平与其同行。王平走，他亦走，王平停，他亦停。后王平佯装跳沟，他亦使足气力跳。如此多次，始觉上当，斥之曰：“捣蛋鬼。”此后，凡见王平皆以“捣蛋鬼”戏称，直至古稀。1996年3月26日，笔者至北京访王平将军，王平将军谈及此事仍忍俊不禁。
长征前夕，红三军团于江西苏区绑架一王姓土豪之子，索其财以做军饷。王土豪宁舍其子不舍其财。红军无奈，携其子长征。黄克诚将军善待之，爬雪山，过草地，皆命伙夫以箩筐担其行，并与其同拽马尾巴攀山越岭。解放战争中，王土豪之子升任团长，战死沙场，年仅二十。将军厚葬之，哭之甚切。南方人“王黄”不分，皆以其为黄将军亲生骨肉也。
黄克诚将军长兄，一农夫也。湘南暴动失败，将其弟藏匿于猪圈顶棚。官府追捕，乡绅逼供，无所畏惧也。新中国成立后，黄克诚将军官至总参谋长，兄仍居乡下。乡人劝其进京谋职，兄曰：“他当他的官，我种我的地。”1959年，庐山事件后，黄克诚将军长兄急赴京探望。将军告之已解职，兄喜曰：“这些年，你做了大官，叫人担心死了，现在不做官了，太好了。”又曰：“做官，太险，官愈大愈险。不如青菜萝卜保平安。”一介农夫，有此真知灼见，非凡人也。
1959年8月，黄克诚将军以“右倾反党”罪被解职，以观后效。将军有诗记其时心情云：
少无雄心老何求，
摘掉纱帽更自由。
蛰居矮屋看世界，
漫步小园度白头。
书报诗棋能消遣，
吃喝穿住不发愁。
但愿天公勿作恶，
五湖四海庆丰收。
将军被解职后，虽赋闲在家，仍心忧天下。他极关注农事，常备一花瓷脸盆，置院中接雨雪，以测水量、断农事。久旱逢雨，则喜形于色;阴雨连绵，则愁眉不展。居庙堂之高，处江湖之远，皆不变其法。雨为天公所降，感天而喜，揽天而悲，为大境界也。
篇12：红军长征的故事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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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入清单小时候总听说长征的伟大，但不知道具体的事迹。今天查阅资料，才觉得长征的艰难。
当时因为好长时间没吃东西，红军战士吃锅盔，它是干的，一喝水就在肚子里撑起来。他们经过这么长时间没有吃喝，又是寒冷，又是高原，一下子吃了许多，当时就有九个红军战士撑死了。想想我们现在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吃东西挑三拣四，这个不吃，那个不吃，造成了很大的浪费。红军战士在长征途中没东西吃时常吃煮皮带，有时甚至连煮皮带都吃不上。我们要珍惜粮食，节约花费每一分钱。
红军在长征中有百分之九十的路程行进在少数民族地区。国民党反动派对红军进行造谣污蔑，和当地反动势力勾结，不准给红军带路，企图置红军死地。通过广大红军的实际行动，一些受蒙蔽的少数民族群众渐渐认识了红军，他们不仅热情款待红军，还从方方面面帮助红军。这些看似简单的信任，需要多大的勇气和工作量啊!我们现在为了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就大打出手，大骂出口，和红军比比，真是惭愧极了。我们生长在和平年代，应该珍惜这份宁静。不要斤斤计较，把精力放在学习和工作上。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与“哥伦布对美洲大陆的发现”一样，是震撼世界的成就。
篇13：廖汉生将军回忆长征那些年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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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入清单前不久，在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会师70周年的日子里，我有幸参加了由中国民族卫生协会发起在四川甘孜县举办的一个药品物资捐赠活动。从成都乘车大约17个小时，也就是说行车要日夜兼程一天一夜。然而，这段长途跋涉带给我们的却是极其意外的回报。美丽的甘孜，如果把她比作人间的天堂，一点都不过分。我甚至不敢相信，这里曾经就是红军长征的会师之地，一个充满了传奇的地方!不能想象，实在不能想象，这里就是亲历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廖汉生将军曾经讲给我听的甘孜，那个令他一生梦魂牵绕的地方。
记得在我采访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廖汉生同志时，他曾经对我谈到过长征，其中曾谈到过甘孜。今天，只有到了今天，当我们亲临过当年牺牲过无数烈士的红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地甘孜城的时候，尤其是当我们发现一座座当年红军行军途中留下的居住遗迹的时候，对于革命前辈廖老那言语铿锵、充满感情的回忆，才有了真切并且深刻的理解。是啊，那一段段雪山草地艰难困苦的岁月，在他们那一代人心中，永永远远都不可能忘怀······
廖汉生同志的谈话给我留下最深刻记忆的是:长征留给后来人的应该是不朽的精神，是长征精神。今天，我想把深埋在廖老心中的长征告诉给读者，让我们共同缅怀那段无法忘却也是不该忘却的历史吧。
篇14：2024年开学第一课：侯德明的长征故事
全文共 3622 字
+ 加入清单西出成都460公里，来到红原县日干乔大沼泽，这里矗立着一块巨大的石碑，上面镌刻着周恩来总理1960年为该县建县题写的“红军长征走过的大草原”十个红色大字。石碑旁生长着三棵茶杯粗的红柳，传说是红军长征过草地时插在这里的拄路棍“生根”了。传说已无从考证，但在离这片大沼泽不远处的瓦切乡牧民新村，我们见到了今年已85岁的失散流落老红军侯德明(藏名“甲洛尔吾”)，从他饱经风霜的脸颊上，在那满脸深深的皱纹里，深藏着一个比“拄路棍生根成红柳”更生动、更传奇的故事……
在他居住的白墙红瓦藏式小楼里，我们见到了身着藏装的侯德明老人。
侯德明回忆说，他出生在湖南省大庸县(今张家界市)的一个穷苦人家，祖辈和父辈们都是长工，给人种地、养猪、放牛，没有饭吃，没有衣穿，还经常遭地主恶霸的毒打。全家人因无法忍受地主恶霸的百般折磨，只好外出讨饭，有时住在深山老林靠打野兽和种包谷维持生计。后来，全家人回老家认宗族，可侯家族长说他们玷污了族人，又将他们赶走了。
1935年11月，中国工农红军二、六军团先后解放了大庸、桑植、永顺、龙山等地，侯德明全家一起参加红军，跟随贺龙的部队踏上了长征路。侯德明那时才2岁，侯家出征的除了他的父亲侯清芝、母亲刘大梅外，还有他的爷爷侯昌千、奶奶殷成福、幺爷侯昌贵、姑姑侯幺妹、四叔侯清平、小叔九生。侯家9口举家长征的壮举当时闻名红二、六军团。
“过草地难于过雪山!”侯德明老人说，这片草原沼泽地险象环生，连牛羊都不肯过去吃草。当年在当地一个叫阿木柯河的小坝子上就曾发现几十具红军的遗体。
母亲刘大梅就是过这片草地时牺牲的。1936年七八月间，红二、六军团经贵州、云南、甘孜到达阿坝红原境内。侯德明的母亲是文艺宣传员，平时侯德明就跟着大人们为红军官兵唱歌鼓劲。部队在饥寒交迫中前进，粮食吃完后，便开始煮皮带、马具，吃草根树皮。一天，他突然得知母亲掉进了深不可测的沼泽中牺牲了。他说，记不起自己有没有哭喊悲伤，在那血雨腥风的年代，死人是再平常不过的事了。
侯德明的父亲当时是红军连长，走在队伍的前面，平时很难与他见上一面。后来因侯德明生病，组织就将他寄放在当地一个叫格西阿谷的藏民家里。其实，差100多公里侯德明就走出草地了，但当时他年幼体弱，双脚溃烂，已实在是走不动了。此后，在气候无常沼泽遍布的草地上，侯德明的6个亲人也相继牺牲或失踪了。
格西阿谷是当地寺庙里的一个喇嘛，他心地善良，对红军十分友好。收养侯德明后，格西阿谷把侯德明长满虱子的衣服脱掉，为他换了藏装，治好了脚伤，并教他学会了藏语藏文，给他取了藏名“洛尔吾”。“洛尔吾”的意思是“宝贝”。由于侯德明特殊的身世，当地藏族牧民在称呼他时，还特地在其名字前加了一个“甲”字，“甲洛尔吾”即“汉族的宝贝”。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时，侯家实际上只剩下他和父亲侯清芝及幺爷侯昌贵3人。新中国成立后，侯清芝回到湖南老家在人武部当了大队长，又结婚生下9个孩子，离休前任湖南省军区副参谋长。侯昌贵则在甘肃省安了家。而身处千里之外草原的侯德明对这一切都全然不知。侯清芝曾多方打听侯德明的下落，但因侯德明早已不叫侯德明，其生活习俗也已完全藏化，因此寻找他的人始终没有发现侯德明的“踪影”。
年轻时的侯德明聪明好学，十分勤劳，很快就赢得了当地藏族同胞的喜爱。后来便与格西阿谷的侄女曲美拉姆结了婚，先后生下两个儿子一个女儿。虽然曲美拉姆已经离世多年，但提起自己的妻子，侯德明还高兴地询问我们:“曲美拉姆是不是汉族的文成公主?”
藏区民族改革后，侯德明一边在草地放牛，一边在当地担任仓库保管员。“文革”期间，红卫兵从“土司、头人”等富人家抄来的值钱的珠宝、首饰、毛皮、金银器物等都堆在仓库里由他保管。10年“文革”后，当清点那些抄家的物品时，人们惊讶地发现财物竟一件未少。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是红军铁的纪律，也是侯德明一生中做人的要求。
1984年，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失散流落红军的优抚政策犹如一阵春风吹进草原，当地所有的藏族同胞都出面作证，说“甲洛尔吾”是真正的红军!后来，当地民政部门查实，“甲洛尔吾”确系失散流落红军之子，祖籍湖南大庸，汉名“侯德明”。之后，侯德明从县民政局领取了失散流落红军证，每月领30元生活补贴费。
1984年，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失散流落红军的优抚政策犹如一阵春风吹进草原，当地所有的藏族同胞都出面作证，说“甲洛尔吾”是真正的红军!后来，当地民政部门查实，“甲洛尔吾”确系失散流落红军之子，祖籍湖南大庸，汉名“侯德明”。之后，侯德明从县民政局领取了失散流落红军证，每月领30元生活补贴费。
侯德明领到失散红军证后，曾让子女给湖南有关方面寄过30多封寻亲信件，但都没有回音。而他的父亲侯清芝虽然也知道自己的大儿子留在西部草地上，但由于没有确切地址，虽经多方打探终未找到名叫“侯德明”的人。1987年，侯清芝老人带着遗憾离世。临终时，他对侯德明同父异母的儿女们留下遗言:一定要找到你们流落在西部草原的大哥!
2004年春节，解放军总后勤部政治部创作室画家敬庭尧到红原县写生，得知侯德明的情况后，敬庭尧专门赶到瓦切乡，与长期生活在高原藏区的侯德明一起过了春节。中央电视台跟随拍摄制作了一期《老敬过年》的特别节目。侯德明通过节目表达了自己从湖南大庸参加红军，很想找到当年失散亲人的愿望。节目播出当天，在湖南省益阳市工作的侯家老二侯德常听到“失散流落老红军侯德明”几个字时，激动得从沙发上倏地站了起来:他很有可能就是我们失散的大哥!
侯家沸腾了。从姓名、地域、大致年龄，甚至形象上看，他都很像自己的大哥啊!随即，由老大侯德永带队，老五侯德山、老九侯德国等8名侯家亲属组成寻亲团，从湖南张家界出发来到了四川红原县瓦切乡。
见到侯德明，一行人急忙围上去，用张家界的方言向老人问好。侯德明佝着腰，吃力地为他们一一献上洁白的哈达，却始终未听懂老家亲人的问话。问他母亲长什么模样，叫什么名字，家中还有什么亲人，老人都直摇头说:“记不得了。”老人忽然像记起了什么，他说:“父亲好像是大庸人，母亲是桑植人，在瑞塔铺一个叫六斗溪的地方。”
“瑞塔铺?”听到这话，所有的人眼睛都亮了。瑞塔铺正是侯清芝前妻刘大梅的出生地啊!那么，“六斗溪”又是个什么地方呢?老五侯德山当即拿出手机与桑植的亲友联系。亲友证实，六斗溪就是现在瑞塔铺的新坪村。在所有大庸籍的红军战士中，只有侯清芝在瑞塔铺六斗溪娶了妻子，而六斗溪当年只有刘大梅一个女性参加红军。
毫无疑问，眼前这位老人就是两代人苦苦相寻半个多世纪的大哥!小小的房间里顿时泪水涟涟，哭声一片。侯德明老人饱经风霜的脸颊上也滑落出两道深深的泪痕。
2005年4月23日，红原县安排专人专车送离开故土整整70载的老人回乡。侯德明在小儿子俄巴、大儿媳阿尔基的陪同下，终于回到了湖南张家界——这片令他魂牵梦绕70载的故土。
“到家了，终于到家了!”张家界市的领导、各界群众、学生早已列队等候在街道两边，鲜花如海，掌声如潮，少先队为侯德明赠送了鲜花，给他系上了红领巾。
简短的欢迎仪式后，侯家人们用家乡的最高礼节——“三道茶”(一道茶——情茶、二道茶——蛋茶、三道茶——茶叶茶)来迎接他们失散多年的亲人。当晚，远在益阳、深圳的两个兄弟姐妹也赶回了张家界，全家10个兄弟姐妹及晚辈们共60多人终于大团圆了。望着自己的家人，侯德明脸上露出了孩子般的笑容。
随后的几天，侯德明参加了与家乡父老乡亲的见面会，按当地习俗到父亲墓前祭拜，磕头、点香、烧纸后，他又坐在石墩上，拿出“转经轳”转动着，嘴里念念有词，为父亲祈祷。之后，他还参观了贺龙纪念馆，到张家界风景区看了家乡的美景。
在家乡，侯德明脱下穿了70多年的藏装，穿上了“唐装”，在家人的陪同下来到张家界市人民医院，医生给老人做了心电图、脑电图、B超、彩超、量血压等全身检查。当侯家兄弟得知大哥血压偏高，心脏有衰竭现象时，都很关心大哥身体，为侯德明老人开了一段时间的治疗、保健用药。侯家按家族取名排辈的序字，给侯德明的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取了汉名，并写入了侯家家谱。
之后，侯德明手捧父亲的遗像和母亲刘大梅的烈士证，依依不舍地踏上了回四川红原的路。辞别亲人时，侯德明说:“母亲还在草原，我要到那里去陪伴她。我年纪大了，可能无法再回来了。你们兄弟姐妹要多帮忙，多来往，有时间你们就到瓦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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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5：长征故事激励我前行书信
全文共 357 字
+ 加入清单时下，有些人断章取义、歪曲中国**的历史、诋毁党的领袖人物、片面肢解长征历史。那些所谓的“重新发现”、所谓的“揭秘解密”，不过是打着种种旗号的历史虚无主义。
他们无视人类精神的力量，更无意发现人类心灵的秘密，让精神庸俗化、让历史碎片化。对此，我们应当旗帜鲜明地反对。****指出：“历史虚无主义的要害，是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和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否定中国**的领导。要警惕和抵制历史虚无主义的影响，坚决抵制、反对党史问题上存在的错误观点和错误倾向。”
历史就是历史，事实就是事实，任何人都不可能改变历史和事实。民主党派成员要牢牢把握**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深刻认识人民选择中国**、选择马克思主义、选择社会主义道路、选择改革开放的历史必然性，坚决反对任何歪曲和丑化党的历史的错误倾向。
篇16：军中第一女大校---林月琴的长征故事
全文共 4470 字
+ 加入清单一、随军“跑反队”里的林姑娘
林月琴，原名林英琴。她在长征中三过草地时被改名为林月琴。她的老家在安徽省金寨县城以西的南溪(因街南有一条小溪而得名，又称南溪街)。十字街口，有一所林家铺子，即“林广顺杂货铺”，这就是林月琴家赖以生存的唯一家底。林月琴自小就在南溪明强小学读书，校长詹谷堂是当时中共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也是林家女儿心目中特别崇敬的革命先生。
父亲林维尹，名义上是“林广顺杂货铺”的掌柜，实际上却“以开杂货铺为掩护，做党的交通工作，经常跑汉口”。林家的西厢房，不仅是中共地下工作者秘密聚会的据点，同时也是书写和油印革命宣传品的场所。弟弟林英仲虽是个哑巴，但却写得一手工整的好字。私下里，父亲把一些书写标语或刻蜡版、油印传单的秘要之事，总是交给她的弟弟去做。因为弟弟不会说话，万一被敌人发现捉去，也不会暴露党的秘密。
1929年立夏节暴动(立夏节起义)，詹谷堂率领南溪200多名农民和学生，参加了红军第三十二师。15岁的林月琴，这时也剪了长辫子，理成了新式的剪发头，从南溪跑到几十里以外的斑竹园，参加了妇女运动讲习班。
妇女运动讲习班的领导人名叫陈觉民，是个二十三、四岁的知识女性。她的大哥就是陈绍禹(王明)。
陈觉民可以说是林月琴人生的第一位启蒙老师。她不仅提倡妇女剪辫子、反对缠脚、废除封建礼教，还宣传妇女翻身解放、男女平等、婚姻自由，并号召女同学参加红军，为创建苏维埃政权而战。在陈觉民的教育和影响下，林月琴加入了共青团。1931年初冬，红二十五军第七十三师在金寨麻埠建立缝纫兵工厂时，林月琴带领10多名青年男女前去参加。工厂领导给每个人发了个红袖标，就算是正式参加红军了。
1932年9月下旬，红军主力部队过境后，皖西北苏区到处都是扶老携幼、提包推车，仓皇逃跑的老百姓，哭喊声连成一片。此时，林月琴也投入到“跑反”逃难的人群之中，跟随在红军队伍后面向西走。她还要干革命，还要当红军。
在沿途结成的“跑反队”中，林月琴和刘百兴两人，从鄂东北就跟上了红军队伍。刘百兴个子高，胆子也大，腰里别着一支不知从哪弄来的驳壳枪，虽然没有子弹，却是“跑反队”里唯一的武器。这个家在商城县南乡又是童养媳出身的游击队员，的确也给“跑反者”壮了胆量。
林月琴因为有点文化，知道的革命道理也多，就主动承担沿途的联络工作。行军路上，尤其是越过平汉铁路以后，几乎每天都受到部队领导的劝阻。她们当然不肯回去，红军前面走，她们后面跟着走;红军途中休息，她们也就地休息;红军驻扎后，她们就主动帮助挑水、拾柴、烧火、做饭，或帮着做点针线活儿。
林月琴的另一名女伴陈映民，年方22岁，原是区、乡共青团支部书记，1931年参加红军，并由团转党，时在十二师政治部工作。陈映民之所以脱离了建制部队、与妇女“跑反队”混在一起，是因为她抱着个两、三岁的孩子，一路拖累，跟不上部队行动，便跟在后面的“跑反队”里，一路上慢慢跟进。陈映民是陈绍禹、陈觉民的小妹子，因其丈夫吕绍文在十二师当副连长，她才抱着孩子追赶这支队伍。
她们走新野、过郑县，沿着鄂豫边的崇山峻岭，向着陕南方向行进。到了豫陕边上，将要徒渡丹江的时候，后卫部队领导被她们“坚决跟随红军”的顽强意志所感动，不忍心再阻止她们跟进，便将她们分别收编在各个单位。陈映民回十二师政治部去了。林月琴、刘百兴被收留在七十三师政治部宣传队。师政治部主任张琴秋(后为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师师长)问到她们的情况时，林月琴高兴地说：“我是在去年这个时候当的红军，就在七十三师缝纫工厂当缝纫工，现在正式归队了!”
二、担任史无前例的红军妇女工兵营营长
妇女工兵营，这个番号在中国工农红军的战斗序列中实属少见。工兵者，乃是担负野战工程保障任务的部队，主要用于构筑工事、抢修道路、架设桥梁、开设渡场、设置和排除障碍物。而冠以“妇女”称谓的工兵营，主要任务则是缝军衣、做军帽、织绑腿、打草鞋，以及担负后勤运输任务等等。妇女工兵营属于方面军总供给部编制序列，原本就是由随军被服厂改建扩编而成的，集建制军事化、生活集体化、行动战斗化于一体的特别“兵种”。
1932年初，林月琴被调到鄂豫皖苏区首府新集，在少共中央分局儿童局工作。这个儿童局，总共不过八、九个人，就设在城内曾家地主大院。与她一起工作的，有饶正锡中将夫人戴觉敏，还有比她小三岁的张赤民(后改名张池明，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就在此时，林月琴的父亲林维尹，在苏区“肃反”中含冤去世。接着，她的家庭被重新划定为“地主”。唯一的根据是：南溪十字街口那个林家铺子，在父女俩参加革命后，曾雇了一名伙计，故以“地主”定性。林月琴因此而受到株连，当下被遣回皖西北道区苏维埃政府，而政府又将她送入“劳改队”。战事吃紧时，她被“劳改队”遣散，令其回家另谋出路。说是回家另谋出路，实际上已无出路可谋。在那赤白势力经常拉锯的苏区境内，普通老百姓也必须“一边倒”，不是革命就是反革命，很难在夹缝中生存。
妇女工兵营是红四方面军总部供给部部长郑义斋的一个创造。当时，红军反三路围攻大获全胜，红四方面军第十、第十一、第十二、第七十三师，依次扩编为第四、第九、第三十、第三十一军，总兵力由入川时的1.5万人，猛增到4万余人。在此大好形势下，郑义斋也快马加鞭，把几个军需工厂集中起来，改编成妇女工兵营。1933年10月4日，妇女工兵营在川北德汉城正式组建。营长林月琴、营政委王泽南、副营长刘百兴，以及三连连长张茶清，都是来自鄂豫皖苏区的战斗骨干。除了这四名女将，全营三个连四、五百名女战士，都是当地的年轻妇女。王泽南从小就缠过脚，可她正是靠着一双解放了的小脚远走高飞，越秦岭、过巴山，到了四川。
营的领导班子搭建起来后，连、排干部严重不足，只好在新兵中物色积极分子。工兵营组建时，仍在继续招收青壮年妇女。凡是自愿报名者，都一个不拉地吸收进来。
有一次，张茶清一个人就领回数十人，轰动了妇女工兵营。林月琴、王泽南一看这个阵势，忙把张茶清叫到一边，悄声地问：“你是怎么动员的，一下带回来一个连呀?”
张茶清说她去的那个地方，正好逢集日赶场，提篮、挑担、背篓的妇女不少，她就把“当红军报名处”的牌子亮了出来，接连唱了几支红军歌，把赶场的男男女女都招引到了跟前。她一边讲自己当红军的事，一边又唱起了红军歌。她以自己的现身说法，搞宣传动员，在“扩红”中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副营长刘百兴很风趣。她曾找到徐向前的警卫员，讨了个手枪盒子和两发子弹，重新又把自己武装了一番，还是原来那支破手枪，重新装在盒子里面，稍许露出一角红绸子，挎在身上的确十分威风。只有两发子弹，她根本就不敢试枪，也不知能不能打响。有趣的是：她还装模作样缝了个子弹袋，将包谷细秆剁成子弹形状，以十粒为一排紧紧地缝在袋子里。
妇女工兵营集合出操、上课，都由刘百兴负责整理队伍，喊口令统一指挥。她那大块头往队前一站，叽叽喳喳的吵闹声，顿时噤若寒蝉。假若发现有人偷偷在笑，她就把两手往腰上一叉，怒目圆睁，大吼一声：“笑什么!哪像个当兵的样子?再笑，就站出来单个‘照相’!”
爬山头、夺红旗，每周进行一、二次，目的就在锻炼吃苦耐劳的能力，随时随地准备执行紧急运输任务。每次在爬山之前，都由刘百兴事先插上几面小红旗。第二天清早，便以连为单位开展爬山比赛，夺得红旗者为第一名。女战士李敏个头矮，但很壮实，每次爬山爬得特快，往往超过不少大个头而一举夺得红旗。为此，刘百兴在队前作讲评时说：“我们妇女不简单，爬山赛过男子汉。大家别看李敏个子小，腿也短，可她爬山的动作不一般。你看她：腰一弯，头一低，两手好像开飞机，一口气就开上山去……李敏就是我们全营的小飞机!”李敏从此就获得个“小飞机”的绰号。
林月琴、王泽南两个军政一把手，当时主要工作是领导和管理生产，保障部队的军需供应。长征中，她们各自又带领一个连队担任运输队，执行各种繁重的运输任务。她们所领导的妇女工兵营，堪称红四方面军后勤战线上的一面战旗，迎着战火硝烟飘扬了三年之久。
三、与罗荣桓喜结良缘
1936年10月，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后，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第九军、第五军和总部机关及直属骑兵师、特务团、教导团、妇女抗日先锋团共2.1万余人，奉中央军委命令西渡黄河，后改称西路军，在河西走廊创建根据地，并执行打通到新疆的国际路线任务。而另一部分第四军、第三十一军和红军大学等万余人，当时被留在黄河以东地区，参加了著名的山城堡战役，取得三军大会师后的第一次大捷。这样，红四方面军即一分为二，形成河东、河西截然不同的两种局面。
当时被留在河东的女红军，可以说是历史的幸运儿。她们没有西渡黄河参加西路军那一场旷日持久而又极其惨烈的艰苦征战。在个人的终身大事上，她们也大都获得了美满和幸福。
林月琴和罗荣桓的婚恋，既保持了红军中相识又相恋的时代特色，同时也富有一种极其神秘的罗曼蒂克。她能够成为元帅夫人，完全是好友刘桂兰从中穿针引线，促成这一对有情人终成眷属。
刘桂兰，最早在独立营担任连长，后在随营女子学校当过教务主任。她是随同红军大学直接抵达陕北的。1937年春节，刘桂兰跟许建国结婚，并在延安中央党校建立了小家庭。许建国长征中在红三军团当过侦察科长、保卫分局局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天津、上海两市副市长兼公安局局长，国家公安部副部长，中国驻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大使等职。
婚后，许建国跟刘桂兰谈到、有不少长征过来的老红军，大都已过而立之年，至今没有婚配，其中就包括罗荣桓在内。刘桂兰是个热心人，一听到罗荣桓，就立即想到她的好友林月琴。于是经过一番筹划安排，刘桂兰先向罗荣桓提说婚事，并约定见面日期。
那是个星期天，刘桂兰不显山也不露水地邀请林月琴来家中做客，同时也与罗荣桓事先约定，以便在现场目测面视。谭政、张爱萍、冯文彬等人，当时也都自告奋勇陪同罗荣桓前往“相亲”。第一次相识，活跃分子冯文彬先与林月琴搭话，将其家庭情况、个人经历以及情趣爱好，都像审问案情似的，从头到尾问了一遍。林月琴以为冯文彬是组织部的什么人，对他的所问都如实作了回答。与此同时，林月琴也注意到一位戴着眼镜三十四、五岁的老同志，默不作声地坐在一边，神色显得有点拘束。可那闪灼在眼镜后面的眼神，似乎对她的一言一行尤为关注，时而还呵呵地笑上两声。这样，林月琴便结识了时任红军后方政治部主任的罗荣桓。
林月琴年方23岁。她随红军总部卫生所到达陕北，被调到中央妇女部工作了几个月，已转为共产党员。1937年1月，中共中央迁往延安后，她又被选调到中央党校学习深造。由于刘桂兰的牵线搭桥，这一对有情人常来常往，渐渐地，两个人便单独谈起了恋爱。
1937年5月16日，林月琴和罗荣桓终成眷属。新婚之日，前来祝贺道喜的红军战友络绎不绝，欢声笑语、很是热闹。所谓“婚宴”，也只是用一位老战友从西安捎来的半袋白面，让伙房做了一大锅汤面条，拌以白菜和萝卜做成的酸菜，算是款待了前来贺喜的各方宾客，以及机关和身边的工作人员。
林月琴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她是当时全军43名校级女性军官之中，唯一的一名女大校。
篇17：任弼时长征时三过草地的故事
全文共 341 字
+ 加入清单“红四方面军的长征路最长，三过草地，第一次过草地时，我的右脚便被反动军队布下的竹签阵穿透了”。
那是一次夜间急行军，前有堵截，后有追兵，任老带着一支十几人的队伍迅速向阿坝前行。任老走在最前面，他小心地穿过反动军队布下的铁丝网，突然脚心一阵剧痛，落在地上再也迈不动步子。战友提来马灯一看，一根近0.1米长的竹签穿过了他的右脚脚掌，脚背上还露出长长一截。
受伤只是一瞬间，此后几个月任老被伤脚折腾苦了。队伍连续行军，根本没有机会停下来养伤。伤口化脓了，战友便将纱布裁成窄长的细条，蘸了水穿过伤洞，来回扯动，清除里面的脓血和息肉。每拉扯一下，都伴随了钻心的疼痛，但有什么办法，那是缺医少药环境中遏制进一步感染的惟一办法。 和平年代现在的年轻人谁还能忍受这样的痛苦呢?”讲到这里，任老喃喃地说。
篇18：2024长征故事激励我前行书信
全文共 849 字
+ 加入清单8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将士完成了震惊世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这场举世无双的远征，不仅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共产党，挽救了中国革命，更因此锤炼熔铸了伟大的长征精神。在中央红军到达陕北胜利结束长征以后，毛泽东同志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指出：“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十二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驱二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确如毛泽东同志所言，长征是中国献给世界的一部伟大的英雄史诗。
什么是长征精神?长征精神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在十分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英勇奋斗的精神。长征把不可能的事情变成了可能，把不可想象的场景变成了伟大壮举。长征是人类历史上艰苦奋斗的典范，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第一次，也是世界史上的第一次。无论是拿破仑从莫斯科的大撤退，还是色诺芬率领一万名陷入困境的希腊雇佣军撤出波斯，其面临的艰险、蒙受的牺牲、创造的伟业、打造的精神，远无法与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相媲美。“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长征途中，红军将士面临的是：波涛汹涌的江河，巍然耸立的雪山，茫茫无际的草地，前有武器精良的敌军，后有人数众多的追兵，上有狂轰滥炸的飞机……就在这“敌军围困万千重”的逆境中，中国工农红军忍受了酷暑严寒、干渴饥饿，爬雪山，过草地，涉沼泽，眠雪野，食草根，艰难跋涉25000里，翻越18座高山，渡过24条江河，转战11个省，终于同总兵力多达100万的敌人苦战、鏖战杀出了一条血路，闯出了一条生路。
红军长征是中共党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有些人断章取义、歪曲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诋毁党的领袖人物、片面肢解长征历史，宣扬历史虚无主义。作为民主党派成员要用系统论的观点看待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艰苦奋斗的红色历史，自觉抵制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蔓延。
篇19：长征路上英子魂驻小虹桥的故事
全文共 1273 字
+ 加入清单出征的队伍绵亘十几里，风萧马嘶秋冷，红军将士们行色悲壮。每次突破敌人的封锁线，都要付出极大的代价。
战斗队减员严重，而担架队却越来越长，任务也随之越来越艰巨。一个清瘦干练的姑娘穿梭在队伍里，像踩着风火轮似的，跑前跑后，安排抬担架的、照顾负伤的。这是她的职责，她是担架队队长。
据说她是自己从家里跑出来参加红军的，英子这个名字也是当兵后她自己取的。
20岁的她,已参加红军4年、入党3年麻利、果断、机智、勇敢的作风常让人忘了她是个姑娘。因此在长征前她受领了队长一职。临危受命，意味的不再是权力，而是用性命兑现所有的责任。困难、问题、危险，接踵而来。
担架不够用，伤员有增无减!有的担架员受伤了，雇来的民工逃跑了。十几个担架被扔在路上，重伤员血污模糊地躺着，较轻一点的伤员发出阵阵痛苦的呻吟。触目的情景让她心如刀绞，血直往头上冲。年轻的队长杏眼瞪圆，咬着嘴唇，狠狠地说：“背也要背着走!”她对担架员的任务进行了分配，尽力找回逃走的民工，尽量安顿好每个伤员。
可安排到最后，再也匀不出担架和人来抬一个伤势严重、生命垂危的小战士了。看着前方的路，看着奄奄一息的小战士，英子决定背着他走。队员们反对，劝她留下这个伤员。
因为矮小、单薄的她看上去实在不堪重负，而且这个伤员伤势太重。可英子看着四周的荒山野岭，说：“丢下他，不就等于让他死吗。
决不能!”于是，再没有多说什么，她背着他在崎岖泥泞的路上，迈开了沉重的步子……伤员的手无力地搭在她的肩上，微弱地声音说：“放——下——我，放——下——我吧……”英子充耳不闻，薄薄的嘴唇坚强地抿起。是奇迹吗?弱小的她，背着比她高、比她重的战士，翻山越岭，竟然走过了许多路程。
而受伤的战士，也顽强地抗争着，在缺医少药的情况下居然开始好转!一路辛苦，一路历险，一路化险为夷。担架队艰难而曲折地前进着。而英子却越来越瘦，她总是将少得可怜的食物分给担架员和伤员;她也越来越弱，她总是将金贵的盐和水送进战友的嘴里……
队伍来到山里的一座小桥时，仿佛春天正好等在这里，娇嫩的小花与新绿扑面而来。劳顿不堪的战士们愣了一下，然后，都恍然大悟似地停下脚步，深呼吸……
那个重伤的战士已经可以拄着棍子走了，也许是受了这美景的鼓励，他走到英子队长面前，说：“队长，我要编个花环给你!”英子笑了，那开心而生动的笑脸让人想起她也只是个孩子，她点点头回答：“嗯，好。”可接着又故意板起脸说：“但是，你现在还需要休息。”这是她一生中所说的最后一句话。
为了给伤员舀水喝，她坠到了桥下的河水里。她坠落的声音那么小，她甚至没有挣扎，就顺水飘去……一去七十年!白云苍狗，世事变迁。很多事情改变了，但有些故事永远不会褪色。
就像此刻——一个垂暮老人，站在小桥边，凝视远方。山青水碧、草青花艳，和平的阳光照耀大地。
他的眼睛湿润了，半晌才说：“不一样了，但又一点都没有变。”过了许久、许久，老人又开口说：“如果英子队长多吃一点东西，可能就能坚持下去，可能就……”老人缓缓地在草地上采来缤纷的野花，用颤抖的手认真地编起一个花环，轻轻挂在桥头……
1.博古李德在长征前夜想甩掉毛泽东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