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老红军讲长征故事阅读答案(汇集20篇)

阅读是人的一大乐趣，莎士比亚说过：“书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知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在我眼前，我觉得书是知识的源泉，力量的翅膀，智慧的海洋，生命的方向盘。”阅读是我的爱好，我爱阅读。

每当到星期六星期天时，我都会迫不及待地到书店里去阅读。家里的写字桌上堆满了书，还搭了个小书架，在书的海洋里遨游。在书中，我还可以找到我想要的东西。我阅读过很多的书，如《西游记》、《红楼梦》、《让小学生学会做人的100个故事》、《爱的教育》、《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等等。

《爱的教育》让我知道了同学、老师、父母之间要和睦相处，让我懂得好朋友不应该分贫穷贵贱，更不能因为他的朋友学习不好，他而不是你的朋友，而作为朋友应该在他困难时帮助他。而《格林童话》、《安徒生童话》把我带进一个童话世界。读书有苦有乐，当主人公胜利时，我会高兴得跳起来;当邪恶还没有受到惩罚时，我会气得说不出话来;当好人牺牲时，我会在心里难过。

虽然我的年龄不大，不懂得什么是感情，但是我为《红楼梦》中的林黛玉发出感叹，更为《西游记》中的师徒四人化险为夷，最终取得胜利而高兴。

书，是我们的老师，在学习中遇到困难时，我们可以随时向它“请教”;书，是一位智慧的老人，启发着我，又像是一位真诚的朋友，和我在交谈;书，给我带来了无穷的乐趣，同时帮助我提高了写作水平，是它们为我插上了梦想的翅膀，飞向美好的明天。

此时此刻，手捧着书，还有谁比我快乐?面对这一本好书，让我感到幸福，感到快乐，阅读成了我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书让我懂得了人生，懂得了智慧，懂得了友谊。从书中汲取更多的知识，我希望有更多的朋友和我一样爱阅读，和我一样都有自己的阅读故事。

老师们，同学们

大家好。

自1936年10月红军长征胜利结束到今天止，已经整整80年了。回顾过去，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红军长征是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壮举，它为开展抗日战争和发展中国革命事业创造了条件，是中国革命进程中的一块伟大的基石。

由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共同主办的“弘扬长征魂，同筑中国梦”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八十周年全国青少年集邮教育实践活动，于2016年5月13日在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会议中心正式启动。随后将在5月至10月以红军长征经过的江西、湖北、广西、湖南、贵州、河南、云南、广东、四川、福建、宁夏、重庆、甘肃、青海、陕西等1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为主线，通过开展集邮展览、邮集制作、书信、演讲比赛等集邮教育实践活动，再次抒写长征史歌。

中国邮政于5月13日当天发行《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八十周年》纪念邮资明信片，同时举办“邮票上的长征”主题展览、以长征为主题的“艺品流动美术馆”、2016年江西省集邮展览启动、“长征精神和集邮文化”名家论坛等活动，现场还将组织“关爱革命老区下一代”爱心包裹捐赠活动。同时，在中国集邮网上营业厅将同步开启“弘扬长征魂，同筑中国梦”长征活动专栏和集邮品专区，展示此次巡回活动的展览情况，并提供长征巡回活动省的长征邮品预订和实寄。

此次发行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八十周年》纪念邮资明信片，一套一枚，面值80分，售价1.2元;将选取15个巡回省具有代表性的红军长征纪念图片印制在该明信片背面，在每一巡回展活动省首站对外发布;并于10月22日发布汇总15枚巡回展明信片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八十周年》本册式明信片一册。在整个长征巡回活动期间，中国邮政还会将陆续安排发行《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八十周年》纪念邮资信封、个性化服务专用邮票和纪念邮票等。

弘扬长征魂，同筑中国梦!让我们时刻牢记于心，用长征精神不断鞭策自己，让长征精神一代传一代。

如果把知识比作花朵，那书籍就是深扎泥土的老根；如果把知识比酒瓶，那书籍就是甘甜可口的美酒；如果把知识比作夜空，那书籍就是那颗颗耀眼的星星。

谈到读书，我便忍不住把自己的心里话一字不漏地说出来。

我从小就会听大人们讲故事，因为我觉得故事的内容很有趣。而且，我还认为读书是每个人在人生必须经过的一条路。书可以让整个世界变得更有趣，令人生变得丰富多彩，让个人变得更有品味。

我仍然依记得，在我7岁的时候，我读了拼音版的《国王的新衣》，我觉得故事中的两个骗子非常狡猾、可恶。9岁时，我再一次翻开这本书，我想起了自己以前那天真而可笑的想法时，不禁为自己的幼稚感到有趣。12岁时，我再次读此书时，我感谢故事中那个诚实的孩子给我的启示。现在读此书，我看到的是国王的虚伪和大臣们的贪生怕死令来感到可笑、可悲。

我爱看书，是书令我自由地邀翔在知识的海洋里；是书令我写意地徜徉在科学的世界中，是书令我学会了真、善、美；是书令我明白了是非黑白；是书教会了我独立自强；是书让我领会了人生的真谛……在看《鲁滨逊漂流记》时，我看到了鲁滨逊的勇敢、坚强，不畏困难的精神。想到了做人也要勇敢、坚强、不畏困难。在看《爱的教育》时，我深深地体会到了书中人物的善良，他们乐于助人，有一颗“同情之心“。在看《中华上下五千年》时，我知道了中知道了中国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读书，可以让我懂得许多人生哲理。书让我知道了作为女性的尊严，像裴多菲说的“若为自由放，二者皆可抛。”伏尔泰曾说过“劳动是快活的根源。”这句话中，我知道了劳动也是一种快乐。达尔文说过一句话让我感动，他说：“幸运喜欢照顾勇敢的人。”这句话使我懂得做人就要勇敢。

我感到我就是一个朴实的劳动者，辛苦的耕耘，而上帝喜欢照顾勤劳的人。我得到的不是水中月，而是累累硕果，似蜜的甜泉。我真佩服卢俊，他说：“耐心虽苦，成果却甜。”

写到这里，我不禁想起了一句话：“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我的阅读故事800字作文

六十一年前，中国工农红军一方面军开始长征。在这支铁流劲旅里，有一支特殊的队伍——30名红军女战士。她们的非凡经历和行动，向世人表明了中国女性的坚强和伟大。

1935年10月的一天，我们来不及做什么准备就匆匆出发了，离开了革命红都瑞金，离开了那深深依恋的土地和人民。我们噙泪而别，踟蹰而行，一步三回头，深情地凝望那为之流血牺牲、奋斗多年的根据地。

刚出发时，我和王泉媛、钟月林、危秀英、陈慧清、李桂英、刘彩香等几名女同志分在卫生部。贺子珍、康克清、邓颖超、蔡畅等是一些首长的夫人，她们另在一起。共计有30名女同志。当时叫战略转移，卫生部带的物品较多，有药箱、担架，连X光机也带出来了，行动非常的迟缓。由于我们转移属隐蔽行动，白天不能走，只能夜间行进。天公也不作美，连下阴雨，衣服湿透，道路泥泞，常常摔倒，只能在泥水里连滚带爬。走了一个多月，来到了湘桂边境。由于战事频仍，伤员越来越多，我又被调到担架连任政治战士，负责抬运和照顾伤员。

一次，我们在翻越一座大山时，遇到敌人飞机的轰炸，一个抬担架的民夫吓跑了。我看到一副担架孤零零地放在路边，另一个民夫在担架旁急得不知所措。而担架上是一位胸部负伤的团级干部。不能扔下伤员。我忘记了自己体弱有病，抬起担架就走。山很陡，我只得跪着爬行，膝盖磕破了，肩膀磨出了血，火辣辣的疼，但不能停下，落下队伍是很危险的。下了山之后，我却再也支持不住了，大口大口地吐起血来。民夫和担架上的伤员再也看不下去了，说：“女人干不得这个，还是找个男人来。”但荒天野地，去哪里找男人?我吐完血，抬起担架继续追赶队伍。在长征路上，像我一样抬担架的，还有好几个女同志。

照顾伤员也是一件很难办的事。由于缺医少药，一些伤员不能得到及时的救治。我们以女同志特有的细心和耐心，精心地护理伤员，帮他们擦洗伤口，换药，喂饭。一些伤轻的，拄着拐棍自己还能走一段，有的重伤员，根本就离不开担架。如钟赤兵同志，原是一位很优秀的团长，在战斗中被打断了一条腿，他非常顽强，是在没有麻醉的情况下截的肢。周恩来副主席指示我们，一定要将他抬走。钟赤兵同志是我们抬着走完长征的。伤员同志除了要忍受伤痛的折磨，还常常忍饥挨饿。我们除了要护理伤员，还要筹措粮食。有时筹不到粮食就得饿肚子。

在长征中，我们女同志还要克服生理上带来的麻烦。爱美是女性的天性，由于连连征战，我们一个个衣衫褴褛，蓬头垢面，头上长满了虱子，一到宿营地，有空就捉虱子。我们嫌麻烦，干脆剪成光头。休息时，一些调皮的红军战士偷偷将我们的帽子揭掉，大喊：“尼姑，尼姑!”取笑我们。长征途中，有几个女同志还经受了分娩的痛苦和磨难。周子昆的爱人曾玉是第一个遭受这种不幸的女性。她是1928年参加湘南暴动的共产党员，曾随毛主席、朱德参加了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在江西苏区时就已怀孕，长征出发时本没有她，她是怀着身孕偷着追上红军长征队伍的。一路上，我们精心照护着她。翻越老山界时，我见她走路很吃力，就搀扶着她爬山。爬过山不久，她就生产了。没有吃的，我们就采来豌豆苗熬汤给她喝。蔡畅大姐知道后，把自己仅剩的一点小麦面拿来放在豌豆苗里一起熬面糊糊给她们母子喝。在长征路上生产分娩的还有贺子珍、陈慧清。而最遭难的要数贺子珍大姐了。她生产后不久又遇到了一次空袭。那天傍晚，我们正在一个树林里休息，敌机来了，我们赶忙跑到路边的沟里躲避，一颗炸弹正好落在贺大姐身边爆炸，贺大姐倒在血泊里。我当时离她只有一米多远，赶忙跑过去，只见贺大姐遍体鳞伤，脸色苍白，不省人事，我们赶快组织抢救。这时，毛泽东同志赶来了，他俯下身，深情地注视着妻子。我们在一旁不禁落了泪。毛主席把他自己的担架留下来，给贺子珍同志用。事后我们得知，贺子珍大姐身上中了17块弹片，一直到后来去世，脑颅里仍残留着几块弹片。邓颖超大姐在江西苏区时就患有肺病，身体极度虚弱，一路上也吃了不少苦。吴仲廉同志是一双小脚，爬山走路从不落后，真不敢想象她是怎样用一双小脚走完二万五千里的。

长征路上，我们与千千万万的红军一样，爬雪山，过草地，冒酷暑，趟江河;啖草根，嚼树皮，历尽艰辛，经受了生与死的考验。在翻越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时，只见满山遍地全是雪，连棵借力爬山的草都没有，常常走一步退两步。山上空气稀薄，憋得脸发青，我亲眼看见一个个战士倒下去后就再也没有爬起来。下山时，我再也坚持不住了，往地上一躺，滚到了半山腰，才爬起来跌跌撞撞地赶路。过草地也如此，千里草地就像一块大“魔毯”，一时乌云翻滚，一时又大雨倾盆，好像随时要把我们吞没似的。草底下是一片终年不干的积水，河沟交错，泥潭深不可测，水像生了一层红锈一样，散发着腐臭气味。走路得寻着草根，要不然陷进泥潭，很快就把你吞没。我们在草地上摇摇晃晃地走了一个星期，才走出了草地。

长征艰苦的生活，恶劣的环境，既是对一个革命者生死的考验，也是信念与意志的磨练。当时我们抱定了一个信念，跟着共产党走，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我们30名女同志，除了3名同志途中留在当地开展革命工作外，其余27名同志都走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尽管我们这些姐妹后来有的客死异乡，有的漂泊流离，与党失去了联系，但她们中没有一个叛党变节的，至死保持了对党的忠诚，保持了一个革命者崇高的革命气节和坚强意志。她们不愧为20世纪中国女性的杰出代表。

这30名女同志，健在的尚有9名，她们是：广东的谢小梅、廖似光，江西的王泉媛、危秀英，南京的李桂英，北京有我和刘英、谢飞、钟月林。

我小时候并不像现在这样酷爱阅读，而是有字的书一本不碰，对于漫画书也只是偶尔翻翻。

后来，我经常看见爸爸看书看得有滋有味，好奇地问他：“这本《水浒传》真的有这么好看吗？”爸爸说：“恩，这书确实好看！”我瞄了一眼爸爸手中厚厚的“砖头书”，映入眼帘的全是密密麻麻的小字，没有一幅图画。“哼，我才不自己看呢！”，就求爸爸将书中的故事一个一个讲给我听。我听得简直入迷了，于是缠着爸爸给我买了几本关于《水浒传》的连环画，自己读了起来了。就这样我终于开始爱上阅读了，而且是有画又有字的书也尝试着自己看了。

后来的一段时间，爸爸由于工作忙没空给我讲故事。妈妈怕买来的书我不爱看，就从朋友那借了一本名叫《淘气包马小跳》的故事书，这本书上一页一页的尽是字，画太少了，我不要看。

时间过得真快，去年我在邻居方米琪家看到了和以前那本一样的淘气包马小跳的系列故事书，随手翻了几页就沉醉其中了。“哇塞，这本书真好看。”我禁不住大叫了起来。从此以后我开始真正喜欢上了字多画少的“成人”书籍。

现在，书是我最忠实的朋友，我一有空就会到书架上找看书。《西游记》、《三国演义》、《说唐》等等全是我的最爱。

当年在赣南中央苏区的博古和李德，一个是中共中央“一把手”，一个是国际钦差“太上皇”，不仅处于中国革命和党政军权力的顶峰，也是他们个人历史上最为显赫辉煌的时期。与此恰成反比的是毛泽东，他艰苦创建了中国第一块最大的革命根据地，带出了第一支最强的工农红军，又为中央领导机关提供了安身地和保护神，得到的回报却是正过着自己一生中挨批最狠、受压最重因而最倒霉、最憋气的日子。他作为“右倾机会主义”、“游击主义”、“富农路线”等的总头头，早已成为“控制使用”的“靠边站”干部，至多是个党内的“统战对象”。仅仅由于苏区军民还他这个“党代表”、“总政委”和“毛主席”，国民党又特恨最怕他这个“匪首”、“贼酋”，才给了他一个“加里宁”式的苏维埃主席空职，保留着党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的虚衔。在博古、李德当权执政时，他只能挂在一边呆着，即使偶尔被通知来参加中央的某个会议，也常常是陪坐末位看人家“唱戏”。但是他并未真的完全沉默，李德回忆说当时“博古已经听到一引起谣传，说毛泽东向他(在)军队里的追随者提出的口号是‘口头上服从，行动上反对’”。认为毛泽东正在行使韬晦之计。结果毛泽东越是不动声色，博古等却越是不敢大意。因此博古等人见到毛泽东就有点发憷，总不愿他在自己近旁身后呆着，还一度想使其“调虎离山”。

就在毛泽东因为“健康原因”难以经常参加中央高层活动时，博古和李德策划真实性“照顾”一下毛泽东，给他一次出国“待遇”，让他到苏联治病疗养去，把这个“不安定因素”送得远远的，免得总是在跟前使人防不胜防。假如毛泽东去了外国，放在王明、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眼皮底下“监护”起来，就成了被压在五行山下的“孙猴子”，不仅再也翻不了天，还可能将他“改造”一番，从此“皈依”国际路线，博古和李德对自己的设计十分满意，为此与国际执委会积极联系力图办成此事。也许莫斯科没有搞清他们的意图(有些话事实上也不能见诸文字)，或者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竟没有接受博古、李德的“好意”。国际执委会复电说，现在苏区内正是反“围剿”的紧张时期，大家都应坚守阵地，不应让毛泽东离开根据地，因此不同意他去苏联养病。结果使博古、李德计划落空，但却使他们别有所获。

共产国际不是不同意毛泽东离开根据地吗?现在正好，遵照国院指示，就不让他走。让毛泽东和瞿秋白、何叔衡他们一起留下来，蹲在老苏区，哪儿也不准去，使中央从此甩掉这个“包袱”。博古和李德的这个意图及其“另册”上的人员名单，当然是绝对机密，当时毛泽东本人又在于都等地布置和检查地方机关的转移工作，竟不知道自己并无转移“资格”。他回瑞金时曾经为瞿秋白和王稼祥能够随军转移，特地去找过甚至求过博古，并且为王稼祥争取成功，竟没想到自己会如何。直到转移出发前不久，毛泽东的警卫员见别人都去供给处领取行军所需的布鞋、草鞋、绑腿、背包带和马袋子以及过冬的棉军衣等各种装备物资，他也去为自己的首长及自己照领一份。哪知供给处的同志在应发以上物品的随军转移人员名单上，怎么也找不到毛泽东的名字，这才发现这位中华苏维埃主席和中央苏区、中央红军的创建者，已经和瞿秋白、何叔衡等“老弱病残”者一样，被博古、李德列入将被甩掉的“包袱”之中。

此事一经暴露，从警卫员与供给处的人到中央和军委机关的干部们，都议论纷纷和批评反对这种做法，一致认为毛泽东应该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一起随军转移。有的负责干部和领导同志也正式提出意见为毛泽东说情，提出如将毛泽东留下，由于他的名望和影响，万一发生什么意外情况，对内对外对上对下都将不好交代。面对这些意见和呼声，博古倒并不怎么动心，有一点却触动和提醒了他。人们认为毛泽东应走的主要理由之一是，中央苏区和中央红军实际是他白手起家一手创建的，现在把他丢下未免有点太不“仗义”了。博古忽然从中悟到，毛泽东既然过去能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拉起一支军队，打出一块天地，现在他经验更丰富了，党羽也更丰满了，不是更可以再创大业重振威风吗?把毛泽东留在他“起家”和“发家”的地方，不等于是“放虎归山”，为他提供了“东山再起”的大好机会了吗?与其如此，不如还是将毛泽东管束起来，留在自己的股掌之中，就让他还跟在中央机关里，以切断其“后路”。

他把自己的新想法对李德说了，李德连声说好，认为他有战略眼光。他们以虚心接受意见为名取得了周恩来、洛甫的支持，毅然决定收回成命，将毛泽东的名字从“另册”上提拔到“正册”上，批准他随军转移。因为毛泽东当时正发疟疾，“摆子”一来就得躺倒，博古又特批他享受重伤员王稼祥同样待遇，让他发病时可以躺在担架上作业病号随队行军。当人们为博古终于高抬贵手深感中央领导“圣明”时，作也为自己和李德活学活用了斯大林引用过的外国典敌，从而断了毛泽东的后路而暗自庆不已。

不过毛泽东并非安分安静之人，他一获准参加转移，却给博古等的决策方案提出修改意见，并使博古、李德只得又采纳改变，按照他们原来的计划，中央机关的一些老同志和王稼祥这样的伤员病号，加上一些体弱甚至有孕的女同志以及后补的毛泽东等人，全部“下放插队“分散到各个军团去随军行动，以免拖累中央机关。毛泽东认为此议不妥，说各个军团都是作战部队，必须格外机动灵活地轻装前进，如果队伍中带了些老弱残兵，必将影响大军行动，到时候既要冲锋打仗，又要照顾老弱，就不能两全了。他提出既然随中央转移的还有大量物资辎重运输大队，不如也让这些老同志和伤病号仍跟中央一起走，他们集中在一起也更便于照应可保安全。博古他们正想将毛泽东放在自己直接监管的视线之内，加之周恩来对将老同志们“下放插队”很不放心，博古他们也就顺水推舟地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再次收回成命，改变原有决定，成立了一个全部由老弱病妇等组成的号称“特殊连队”的休养连，跟在中央机关后面行动。又让毛泽东和王稼祥等一起随中央与军委的二队(博古、李德在一队)行军，真的放在他们能“照应”到的视线之内。只是明确规定毛泽东等不得干预中央军政大事和干扰博古、李德的工作，并且让他和妻子贺子珍各在一队，分别行动，正怀孕的贺子珍参加“特殊连队”行军，毛泽东则坐担架跟着中央。

1.老红军索心忠长征故事

此事说来挺悬，如果当时博古执意不带毛泽东走，或者虽让他跟着走，但却将他限定在一支，使其接触范围和活动天地很小，能量也无从发挥，能否有他后来在长征途中造成的“伟大的历史转折”，看来就很难说了。如今许多关于长征和毛泽东的史书及著作中，都曾引用当年给李德做翻译的伍修权几十年后的话说：

“如果他(指毛泽东)当时也被留下，结果就难以预料了，我们党的历史也可成了另一个样子。”

这的确很值得人们深思：若是毛泽东真的落得瞿秋白、何波衡同样的命运，还会有后来的遵义会议及长征胜利吗?再若被留在苏区的毛泽东后来果然东山再起了，历史又将如何呢?似乎可以说博古那次改变决定，实际上也是一个有深远历史意义的重大抉择，应该被认为是为中国革命以及毛泽东本人做了件大好事。

为了这次空前规模的“战略转移，在他们那并不粗壮厚实的肩膀上压的重担早已竟尽全力和超负荷了，才20多岁的博古和30多岁的李德，似乎全都变成了“老头子”。他们在反复考虑多方论证后将中央机关和红军部队进行了改编整顿和组合，中央及军委领导机构和机关后勤人员等等，编成了两个行动纵队，一个代号为“红星纵队”由接替刘伯承任总参谋长的叶剑英任司令;另一个代号为“红章纵队”，由中央组织部长兼中央党务委员会主任罗迈(李维汉)任司令。毛泽东奉命编进“红星纵队”的二队，其妻贺子珍则分在“红章纵队”的休养连里，使夫妇二人两“队”分居了。李德的妻子萧月华也随休养连行军，看起来是李德“以身作则”不搞特殊化，其实是萧月华同他的矛盾日益加深，巴不得离他远远的。当时其他不少领导人也都夫妇分开，各跟各队分别行军，女同志们大都在休养连里。

按照李德的运筹策划，他将战斗力量最强的第一、第三两个军团分别担任为转移大军闯关开路的左、右前锋，第八、第九两个军团则分列其后以护卫两翼。又命令实力仅次于一、三军团的五军团殿后压阵，以掩护前行的各个机关与部队。所有这些部队组了人墙式的甬道，中间走着的是号称“红星”、“红章”的两个中央纵队，他们前后左右都有红军作战部队防卫护送，当时在五军团的刘伯承将这种转移方式比喻为“坐轿子”和“抬轿子”，中央纵队是“坐”的，各路红军是“抬”的。李德后来说，转移初期的全部人马，“出于明显的宣传目的，红军号称有十万战士，这个数字无疑是不准确的，差不多应该打个对折，因为长征参加者的总数大约只有八万人，另外，战斗部队(不包括随军人员)和收容纵队(包括警卫部队和内勤部队)的非战斗人员的比例，大约是三比一。”

对于转移时机和出发日期的确定，也曾颇费苦心。李德回述说：

8月计划预定突围日期是10月底11日初，因为根据我们获得的情报，蒋介石企图在这期间集中力量发动新的进攻，突围的日期选择在这时，必然会使敌人扑个空。

根据各种情报消息，李德判断蒋介石很可能发现了红军的突围意图，又因第七军团的北上先遣抗日和第六军团的突围西进与贺龙部队会合，敌人已经有所察觉并提高了警惕，正在一些地段增加了兵力堡垒，加强了封锁包围和防卫，并且可能提前向苏区发动又一次大规模进攻。据李德记述：

在九月的最后几天，蒋介石的主攻部队的确同时行动起来了。由于我们的侦察工作做得十分出色，党和军队的领导才能及时对计划做出相应的修改。

也就在这时，红军在南线与陈济棠的粤军秘密协议停战借路，对方可以为红军转移让出一条大道。于是李德和博古等就将转移出发的日期基本确定在10月中上旬内。

李德、博古策划和决定这么重大的军事行动，不仅没有如今专门的军事会议进行研究，连中央政治局都没讨论过，更没有按照党和红军的传统做法，每次重大行动之前，必先向干部群众尤其是红军指战员进行充分的政治动员和解释说明。直到就要发了转移了，上上下下许多人包括大批党和军队的高级干部，还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和将要怎么着。连身为中央书记之一的洛甫“当时觉得我已经处于无权的地位，我心里很不满意”。一切都由博古、李德秘密议定再经周恩来去补充细节和布置落实。为此，李德说：“毛泽东后来利用这种情况诽谤党的领导，他特别责怪博古和周恩来没有为长征做好充分的政治上的准备。”

这里，李德故意没提自己，把明明是他的“功劳”全推到别人身上。不过这也客观地反映了当时中央最高“三人团”缺一不可的作用与分量。

那些日子里，博古和周恩来更频繁地来到“独立房子”，不断紧张地计议讨论着各项事宜。他们三人不必通过翻译，李德让伍修权连续催问总参的各种报告，特别是负责作战的一局的战况战报、敌我兵力部署和调动情况，专管情报侦察的二局报送的最新敌情动态之类，还有后勤系统供给部、卫生部等在物资供应和医疗救护诸方面的情况简报，各个运输支队的编组情况和统计报表，都得迅速一一报来。所有报告都得先经过伍修权，由他一件件向李德口头报告，其中重要的还得马上译成俄文供他随时查阅参考。李德还不时指定某个部队或某个机关负责人向单独汇报，他也分别向他们做出指示答复。每天李德休息了，伍修权还得守着电话，一有新的情况或来了电报，只要萧月华不在他就随时敲门进屋，向李德及时报告请示。

进入10月上旬，苏区南线不断送来紧急报告，红军的突围转移已是“箭在弦上，一触即发”了。眼看着到了已成“中华民国”国庆的辛亥革命23周年纪念日“双十节”时，“红都”，中央机关各个单位正在拆电话收电线和打背包，有的部队已经开始行动了，项英独自一人来到了“独立房子”，要与李德作一次极其重要的个别谈心。

这次谈话的内容是相当重要极其机密的，李德对此也永记不忘，几十年后他回忆说：“同项英的谈话几乎进行了一整夜，伍修权担任我们的翻译，留守部队的指挥员陈毅没有参加，除了我们三人以外没有其他人在场。那天晚上，项英在谈话中对老苏区的斗争的前途是多么乐观，可是对共产党和红军的命运又是多么忧虑。”

项英“忧虑”什么呢?李德特地写道：

像以前一样，他警告说，不能忽视毛为反对党的最高领导而进行的派别斗争，毛暂时的克制不过是出自于策略上的考虑。他说，毛可能依靠很有影响的、特别是军队中的领导干部，抓住时机在他们的帮助下把军队和党的领导权夺到自己手中。我同意项英的疑虑。

尽管他们那一夜交谈了许多问题，其实只有这部分内容才是项英对李德以及博古“临别赠言”的核心问题。

“太上皇”再高明终究是“外来户”，“一把手”权虽大却是个“儿童团”，项英不仅在年龄、资历上都超过他们，更一直在国内阶级斗争尤其是党内路线斗争第一线上左打右防纵横捭阖久经磨练，特别是曾同毛泽东直接打了多年交道，所以他才在这最后时刻提醒和警告这两位赏识并重用自己的最高领导，以示自己对他们的最大忠诚。并且这样的“暗示”或“警告”早已不止一次，连李德也说项英这次所言有的“像以前一样”，可见他们在背后这样议论商讨怎样对付毛泽东，已是“保留节目”中的“永恒主题”了。可是，博古对项英和李德的疑虑竟不以为然。李德回忆说：“我在几天以后向博古讲述这次谈话时，他显得很有信心。他说，关于党的政治总路线已不存在任何分歧了;至于以前在军事问题上的不同意见，由于各地的红军都转入了运动战、转入了反攻，现在也都消除了。他还说，毛泽东同他谈过，毛并不想人为地制造一场会把中央红军的命运推向危险境地的领导危机。事实将证明，这是一个后果严重的错误。”

虽然直到几十年后李德也坚决否认这次大转移是一种“惊惶失措的逃跑”，甚至是“整个国家的迁移”，还坚持说“这次行动决不是什么‘移民’，或者像埃德加·斯诺在《红星照耀下的中国》(即《西行漫记》)一书中所写的那样——‘整个国家的迁移’，也不像毛泽东后来所说的那样，是一种惊惶失措的逃跑’。这次行动，是一次经过长期周密的军事行动。”

可惜当时的情况和后来的事实却不是他说的这样。一直同他们“对着干”的毛泽东一直认为，长征并不是红军主动的转移，而是被迫的撒退。他说第五次反“围剿”的“领导者们畏敌如虎，处处设防，节节抵御，不敢举行本来有利的向敌人后方打去的进攻，也不敢大胆放手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结果丧失了整个根据地，使红军进行了二万五千里的长征。”“不愿意丧失一部分土地，结果丧失了全部土地”，“最后不得不退出江西根据地。”“反对所谓‘游击主义’……的同志们要装作一个大国家的统治者来办事，结果得到了个异乎寻常的大流动——二万五千里的长征。”他们所采取的一系列方针“实际上是帮助敌人达到了他们的目的。”

所有亲历过伟大长征即李德所谓的战略转移的老战士更永世难忘，他们最初是怎么被迫撤离自己参加艰苦创业和多年浴血奋战过的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呢?当时任一军团政委的聂荣臻元帅，曾这样记述自己告别苏区初上长征路时的所见所思：

一军团的部队，是10月16日以后，先后离开瑞金以西的宽田、岭背等地，告别了根据地群众，跨过于都河走向了长征之途。过于都河，正当夕阳西下，我像许多红军指战员一样，心情非常激动，不断地回头，凝望中央根据地的山山水水、告别河边送别的战友和乡亲们。这是我战斗了两年十个月的地方，亲眼看到中央根据地人民为中国帮出了重大的牺牲和贡献。他们向红军输送了大批优秀儿女，红军战士大多来自江西和福建，根据地人民给了红军最大限度的物质上和精神上的鼓励和支持。想到这些，我不胜留恋。主力红军离开了，根据地人民和留下来的同志，一定会遭受敌人镇压和蹂躏，我又为他们的前途担忧。依依惜别，使我放慢了脚步，但“紧跟上!紧跟上!”由前面传来的这些低声呼唤，又使我迅速地走上新的征程。

身为红军高级将领的聂帅，当时的心情并不像李德所说的项英那样“非常乐观”，尽管他正率领着比项英手下那些地方武装更强大的“一对完整的军队”，当时心情却如此沉重凄切。普通干部战士和苏区乡亲群众会如何呢?有“诗”为证。

有一首著名革命民歌《十送红军》真切地反映了当时的悲凉情景：

一送红军下了山，秋风细雨缠绵绵，山里野猫哀号叫，树上梧桐叶落完。红军啊!几时人马再回山?

……

三送红军上大道，锣儿无声鼓不敲，双双拉着长茧手，心像黄连脸在笑。红军啊，万般居悉自动能消?

在这些歌声中，多少骨肉亲人连心母子和恩爱夫妻，经受着生离死别的伤痛摧残，今日分手后，走了的一路艰险谁知能否生还?留下的眼看变天命运更是难测!

博古和李德是不会也不愿听到、看到和想到这些的，但是这一切恰恰是他们造成的。在他们笔下、口中十分简单甚至轻松的“转移”两个字，带来的将是千万人头落地，到处血流成河，包含着多少人间悲剧啊!

1.有关毛泽东长征路上的故事

长征时期，发生了一个又一个动人、感人的故事，我较为了解的一个故事叫《一袋干粮》。它讲述了一个13岁的小红军小兰在随部队一齐前进的时候，好不容易得到了一袋干粮，却在过一座桥时为照顾一位伤员不慎把自我的那袋干粮掉入河中冲走了。她为了大家有足够的干粮吃，坚持没告诉他们。为了装成没事发生一样，她拔了许多野菜塞入挎包，塞得鼓鼓的。不久她的身体就不行了，在护士长发现她吃野菜和挎包中"干粮"的事后，大家才知道事情的真相，于是大家每人分了一点干粮给她，让她体会到了家的温暖......故事虽小，内涵不小。这些点点滴滴的细节，小故事却能够反映红军战士们的优秀品质--不怕苦、坚强、无私、热心......小兰，她只是一个13岁的小女孩，却有男孩一样坚强的意志;却知道体谅他人。在她没有粮食之际，她大可伸出双手向战友们要一些，她没有这么做，她选取沉默，不告诉任何人，自我吃苦，此刻，她脑海里想的只有战友的利益，而忽略了自我的困难;而对伤势严重的伤员们，她大可丢下他们，让他们自生自灭，可她没这么做，她细心照料一个伤员，没有怨言，没有后悔。一个小兰尚且如此，可想而知，我伟大的红军整支队伍的品质了。

第一个：

一九四五年秋天，红军进入了草地。由于三个小同志得了肠胃病的关联，因此指导员就让炊事班长照顾他们。

三个病号一天只走了二十里路，到了宿营地，班长就到处挖草根，和着青稞面给他们做饭。不到半个月，青稞面全吃光了。饥饿威胁着他们。虽然班长到处找野草、挖树根，可光吃这些怎样能吃饱呢?班长眼看着他们瘦了下去，整夜整夜的合不拢眼。

有一天，班长在河边洗衣服，忽然看见了1条鱼跃出水面，他急忙找出一根缝衣针，弯成了个钩，让三个同志吃上了新鲜的鱼，喝上了鱼汤。可有一位小同志注意到在他们吃鱼的时候，班长从来不吃东西。之后，这位小同志发现班长在吃他们吃剩下的食物，眼泪就禁不住流了下来。

眼看就要走出草地了，班长却饿晕过去了，三个小同志急忙去钓鱼，做汤，可班长还是为了他们而牺牲了。

第二个：

那是深秋的一天，太阳偏西了。由于长时刻在荒无人烟的草地上行军，常常忍饥挨饿，陈赓同志感到十分疲惫。这一阵他掉队了，牵着那匹同样疲惫的瘦马，一步一步朝前走着。忽然，看见前边有个小红军，跟他一样，也掉队了。

那个小家伙但是十一二岁。黄黄的小脸，一双大眼睛，两片薄嘴唇，鼻子有点儿翘，两只脚穿着破草鞋，冻得又青又红。陈赓同志走到他跟前，说："小鬼，你上马骑一会儿吧。"

小鬼摆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貌，盯着陈赓同志长着络腮胡子的瘦脸，微微一笑，用一口四川话说：

"老同志，我的体力比你强多了，你快骑上走吧。"

陈赓同志用命令的口吻说："骑一段路再说!"

小鬼倔强地说："你要我同你的马比赛啊，那就比一比吧。"他说着把腰一挺，做出个准备跑的姿势。

"那，咱们就一块儿走吧。"

"不。你先走，我还要等我的同伴呢。"

陈赓同志无可奈何，从身上取出一小包青稞面，递给小鬼，说："你把它吃了。"

小鬼把身上的干粮袋一拉，轻轻地拍了拍，说："你看，鼓鼓的嘛。我比你还多呢。"

陈赓同志最后被这个小鬼说服了，只好爬上马背，朝前走去。他骑在立刻，情绪老平静不下来，从刚才遇见的小鬼，想起一连串的孩子。从上海、广州直到香港的码头上，跟他打过交道的那些穷孩子，一个个浮此刻他眼前。

"不对，我受骗了!"陈赓同志突然喊了一声，立刻调转马头，狠踢了几下马肚子，向来的路奔跑起来。等他找到那个小鬼，小鬼已经倒在草地上了。

陈赓同志吃力地把小鬼抱上马背，他的手触到了小鬼的干粮袋，袋子硬邦邦的，装的什么东西呢?他掏出来一看，原来是一块烧得发黑的牛膝骨，上方还有几个牙印。

陈赓同志全明白了。就在这个时候，小鬼停止了呼吸。

1936年10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在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和敌人围追堵截的情况下，历时两年，转战十余个省，行程两万五千里，保存和锻炼了革命的基干力量，将中国革命的大本营转移到了西北，为开展抗日战争和发展中国革命事业创造了条件。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如今80年过去了，虽然那段峥嵘岁月与我们渐行渐远，但乐于吃苦、勇于战斗、独立自主、团结互助的长征精神，一直启迪激励着中国人

年轻一代如何传承发扬长征精神，做到不忘初心，砥砺前行?近日，朱德元帅之孙、空军指挥学院原副院长朱和平做客人民网强国论坛“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特别访谈”，带领网友一同走进历史深处，领略前辈风范，聚焦长征精神，感悟革命初心。

从小最爱听爷爷讲三过雪山草地的故事

1952年10月出生的朱和平，8个月的时候就被抱到了爷爷朱德、奶奶康克清的身边，直到爷爷奶奶去世，他在两位老人身边生活了近40年。朱和平对长征和长征中的爷爷有着特殊的感情：“爷爷一直用长征精神来要求我们、鼓励我们、鞭策我们，要求我们一定要刻苦学习。”

朱和平是在听着爷爷革命故事的环境中长大的，他坦言，在众多革命故事中，听得最多的、也是自己最爱听的故事就是长征中爷爷三过雪山草地的事。朱和平在访谈中说，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年的时候，他经过多次实地考察、采访长征老红军和查阅大量的历史资料，出版了《长征中的朱德》一书。朱和平介绍，这本书是以爷爷的“人格力量”为主线，记录了大量的历史事实和生动鲜活的故事，展现了爷爷在长征中战胜敌人、踏遍万水千山的英雄气概。其中一段提到，作为中央军委主席、红四军总司令的爷爷朱德，带领红军总部和红一方面军的五九军团，三过雪山草地，同时与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巧妙地周旋，最终把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全部带到西北，实现了三大主力会师，为长征取得胜利发挥了应有的贡献。朱和平认为这段故事是最为感人、最为震撼的。

团结互助精神是长征取得胜利的关键

80年前的长征，红军将士靠什么跨越千山万壑、千难万险最终取得了胜利?谈到长征胜利的原因，朱和平认为，长征时红军主要是以年轻人为主，指挥员平均年龄才25岁，战士平均不超过20岁，在长征途中极端恶劣的环境下，红军战士即使就剩下一口干粮也让给别人吃，这种同志间的用鲜血凝成的友谊难得可贵。“这样一支年轻的红军队伍，能够从这么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一步一步走出来，除了具有英勇顽强、不怕牺牲、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外，大家互相帮助，互相友爱，互相扶持的团队精神也是长征取得胜利的关键。”

曾经多次重走长征路的朱和平，对长征中的艰苦比常人有更多的体会。他介绍说，“我们之前对长征的了解更多的是从书本上、电影上，老一辈给我们讲的故事中去了解。如果亲临实际到现场去感触，还是不一样的。尽管我们现在经济上有了很大的发展，长征沿线的交通、生活设施都已取得了很大的改善，但是这些雪山、草地、关隘、战场，都还是原封不动地保留着。甚至当时红军住过的一些房子，很多都保留着原貌。长征路线经过了15个省，这15个省除湖南、江西外，特别是云南、贵州、四川、川西那一带还是比较偏远、落后的，经济发展比较缓慢。现在在当地还是可以看到当年的一些艰辛的场面;特别是草地，我去年去的班佑那一带，不要说过这个草地，首先高原反应你就受不了，走一小段就很累，就要歇一会儿。可以想象当时几万红军是在那样一种自然条件下，填补饱肚子还要背着行李、弹药艰难地走过去，那是多么的辛苦。”

细节入手，故事化诠释长征精神教育新一代

长征历史丰富多彩，长征精神博大精深，如何对年轻一代讲述长征故事，传播长征精神?朱和平认为，家长应从细节入手，选取感人情节进行讲述，更多的是从一个一个具体的细节讲起，比如野菜的故事、党费的故事，还有长征中伤员的故事等。这些小故事尽管特别的小，只是涉及到两、三个人，但是可以展示红军部队当时的精神状态和团队精神。

关于长征题材的影视作品创作，朱和平也有自己的看法，他表示，影视剧的创作应符合年轻人当下的观看需求，更多的从自我意识、个体的角度进行表现。“我们对中小学生的教育，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让他们制定人生的目标，树立起克服困难、战胜困难的勇气和决心，从小就给他培养这种性格和能力，这是主要的。”

朱和平在访谈中还提及他和儿子重走长征路的实际体会。朱和平说：“前不久，我带着儿子去长征出发地江西瑞金等地重温长征那段历史。实际效果还真是好，去和不去就是不一样，有些故事，我们在家里讲和到现场看是不一样的。比如我们到了瑞金，到了当年的军委总部，到了爷爷奶奶当时住的那个房子，就是一个六平米的小阁楼，爬上去以后黑呼呼的，电话也是很老旧的电话，连灯都没有，孩子一进去就很感慨。”

谈到两代人对长征精神的感受，朱和平坦言，自己作为50后与80后的儿子在对长征的感悟上还是会有很大差别的。但是通过这次重走长征路的经历，对孩子来讲确实起到了很好地教育作用。他鼓励年轻人有机会应该要去实地体会一下那段真实的历史，体会一下当年老一辈的艰辛与不易。“当下正值伟大复兴的重要时期，年轻的一代也正经历着新的长征，民族复兴的重任落在了年轻人的身上，面前还有很多挑战，还有很多困难需要去解决，希望他们能够调整好状态，学习、传承长征精神，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红四方面军的长征路最长，三过草地，第一次过草地时，我的右脚便被反动军队布下的竹签阵穿透了”。

那是一次夜间急行军，前有堵截，后有追兵，任老带着一支十几人的队伍迅速向阿坝前行。任老走在最前面，他小心地穿过反动军队布下的铁丝网，突然脚心一阵剧痛，落在地上再也迈不动步子。战友提来马灯一看，一根近0.1米长的竹签穿过了他的右脚脚掌，脚背上还露出长长一截。

受伤只是一瞬间，此后几个月任老被伤脚折腾苦了。队伍连续行军，根本没有机会停下来养伤。伤口化脓了，战友便将纱布裁成窄长的细条，蘸了水穿过伤洞，来回扯动，清除里面的脓血和息肉。每拉扯一下，都伴随了钻心的疼痛，但有什么办法，那是缺医少药环境中遏制进一步感染的惟一办法。 和平年代现在的年轻人谁还能忍受这样的痛苦呢?”讲到这里，任老喃喃地说。

我是一名酷爱读书的小学生，家里有三个书架，放满了我爱看的书。我只要一见到新奇有趣的书，就像见到了一块大面包一样，抱在手里贪婪地看起来，不管发生了什么事都打扰不了我。你们想不想知道我是怎样成为书虫的？那还得感谢我的妈妈呢。

小的时候，妈妈为了引导我读书，买了许多带拼音的绘本。开始是晚上给我讲故事，妈妈的语调十分清晰，让我喜欢上了这些故事。

在一、二年级的时候，我开始自己读那些带拼音的书。晚上妈妈还会给我讲故事听，不过不是那些浅显易懂的书，而是一些内容比较深奥的书，如：《西游记》、《中华上下五千年》、《101位名人成长故事》、《勤奋勇敢的100个启发故事》等等。

三年级的时候，我已经开始自己读世界名著了。那些书中的故事，曲折惊险，引人入胜，比绘本好看多了，我渐渐地被吸引到了书中。在我读的书中，我最喜欢的是：《海底两万里》、《鲁滨孙漂流记》、《绿山墙的安妮》、《秘密花园》、《城南旧事》、《格林童话》、《奥秘世界百科全书》（上中下）等等。

在书中我懂得了友爱，在书中我学到了知识，在书中我拥有了善良，在书中我看见了世界的样貌。书像甜美的蜂蜜，充饥了我们知识上的空缺；书像一座高大的楼房，守住了我们美丽的心灵；书像一件温暖的棉衣，让我们的心灵不再会冷落！

是妈妈让我爱上了读书，让我拥有了心灵的飞翔，让我能在书海中遨游，所以要感谢我的妈妈！当然，我更要感谢——书！

[我的阅读故事作文600字

我较为了解的一个故事叫《一袋干粮》。它讲述了一个13岁的小红军小兰在随部队一起前进的时候，好不容易得到了一袋干粮，却在过一座桥时为照顾一位伤员不慎把自己的那袋干粮掉入河中冲走了。她为了大家有足够的干粮吃，坚持没告诉他们。为了装成没事发生一样，她拔了许多野菜塞入挎包，塞得鼓鼓的。不久她的身体就不行了，在护士长发现她吃野菜和挎包中“干粮”的事后，大家才知道事情的真相，于是大家每人分了一点干粮给她，让她体会到了家的温暖……故事虽小，内涵不小。这些点点滴滴的细节，小故事却能够反映红军战士们的优秀品质--不怕苦、坚强、无私、热心……小兰，她只是一个13岁的小女孩，却有男孩一样坚强的意志;却知道体谅他人。在她没有粮食之际，她大可伸出双手向战友们要一些，她没有这么做，她选择沉默，不告诉任何人，自己吃苦，此刻，她脑海里想的只有战友的利益，而忽略了自己的困难;而对伤势严重的伤员们，她大可丢下他们，让他们自生自灭，可她没这么做，她细心照料一个伤员，没有怨言，没有后悔。一个小兰尚且如此，可想而知，我伟大的红军整支队伍的品质了。

有一位普通的红军叫做谢益先，过草地时，他分到了四斤干粮。在行军过程中，战士们看到了饿慌了的母子三人，小谢就瞒着队友，把自己的干粮袋给了他们，而他自己每天就吃些野菜、凉水充饥，最终，因体力不支，就这样走了。直到那母子三人来还这一只印着“谢”字的干粮袋时，部队的同志才明白了事情的原委……看了这个故事，心中无比的沉重啊!谢益先明明知道，在茫茫草地上，哪怕是一小袋粮食，都是救命的“宝贝”，意味着一个人的生命!但是，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还是毅然把自己的粮食给了那位母亲;每天，自己在饥饿中煎熬，也不愿连累队友;甚至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还在询问那母子三人的情况，在得知“他们很好”的回答后，嘴角才带着微笑，离开了人世……他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情谊，对战友的深厚情谊，都深深地震撼了我，让我看到了那世世代代都令我们铭记在心中的“长征精神”。

长征，对于我们新世纪的一代，或许已经太遥远了。我们未曾经历过这样的艰难困苦、这样的惊心动魄，但这段历史，还是带给我们无数的深思。种种永垂不朽的“长征精神”，值得我们去揣摩，去学习。当然，在新世纪，在我们学生中，这些“长征精神”，需要在学习中发扬，在校园中发扬，在做人处事中发扬，在一点一滴的成长道路上发扬，在为祖国的建设中发扬。我们要将这些精神融入到自己的血液中，让这些瑰宝，成为生命中的一部分，使自己成为一个合格的接班者。

一支乐曲，细细品味，才能感受其中蕴含的情感；一首诗词，细细品读，才能感悟其中的意境；一段历史，细细冥思，才能悟得里面的精髓。

每当开学的时候，老师都会放《开学第一课》给大家看，让大家对新的学期抱有全新的奋斗目标，能够快乐的成长。2017年热播的《开学第一课》的主题是长征精神。我们看了整整两节课。每次看到触动心弦的片段。我都会暗自流泪。

令我印象深刻的是那几个穿着整齐军装的高龄老红军，他们一一诉说着他们的长征故事。虽说他们的年龄已经很大，但是看他们精神抖擞的走上讲台的气势，一点也不比当年差。他们为了祖国奉献了自己的一生。当他们亲手把自己的名字写在五角星上，五角星带着他们的名字飘荡在空中，融入我们的心海。这对于他们来说，是无比的荣光，无比的幸福和骄傲。每位老红军都有着不同的经历，记得。有一位老人讲到他年轻时，他跟着大部队去打仗，一路上就穿着草鞋，甚至有的时候还赤着脚，他的脚被地上的石子顶破了，但他没有放弃前进。有一次他们经过黄河时遭到敌人的埋伏，他随着他的包袱一起掉入河里，在湍急的河里，他一直在寻找他认为比他生命还重要的两节干电池，当他摸到黄金和大米时，叹了一口气，又继续寻找，直到找回干电池，他的脸上才露出一丝笑容。可见，在当时，条件是何等艰苦，资源是何等的匮乏。

除此之外，令我印象深刻的还有贺龙的女儿贺捷生，因为她是参军年龄最小的人，她一出生就参与了长征，他父亲把她带在身边，每当她哭泣时，大家都会很高兴地说：“太好了，这孩子还活着。”但与此同时，士兵们也担心队伍因她的哭声而暴露。他们的心情是复杂的。一次贺龙的部队遭到袭击，他们父女被迫分开，庆幸的是一个军医救了这个婴儿，从此贺龙就决定把它揣在自己怀里，这样就不会把她弄丢了。后来，在一次大战中，贺龙骑着马冲向敌人，脑子里全是杀敌之类的，早已忘记了自己还有个女儿，就这样再次把女儿给弄丢了，等到战争结束后，贺龙才发现女儿不见了，顿时脸色苍白，心急如焚，他们到处寻找，终于在一个草丛里发现了她，贺龙曾说过：“如果我们连自己的儿女都不能保护，又如何去保卫祖国。”

这一个个感人的长征故事被老红军们述说着，而我，早已泪流满面不能自已。

当贺自珍胜利地走出了草地，赤着双脚踏上坚实的土地的时候，她禁不住两行热泪顺着双颊流了下来。这是欢乐的眼泪，她和她的战友们，终于战胜了草地。这时，前面传来了消息，红军先头部队已经消灭了胡宗南的部队，队伍再往前走，到达班佑，就可以补充到粮食，并且有宿营地了。贺自珍高兴得同战友们抱在一起，热烈地跳起来。

在班佑，贺自珍痛痛快快地把身上、头上的泥垢洗了洗，头发也剪短了，人显得利索多了。由于缴获到布匹，红军发动当地居民赶制了一批军衣，分给了各个连队。军衣数量很少，只能够发给最需要的少数人。休养连的同志们看到贺自珍的衣服实在太破烂了，就分给她一套。贺自珍坚决不肯收下，而把原来的衣服补了补，洗干净，又穿上了。她说：“同志们也都很困难，让别人先换吧，我还可以凑合再穿一段儿。”

在休养连的同志陆续都换上了新军衣以后，贺自珍才脱下她那补丁摞补丁的衣衫。在长征途中，贺自珍从没有因为毛泽东的地位而觉得自己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她总是把自己看作是红军中普通的一员。

贺自珍有兄弟姊妹5 人：哥哥贺敏学，妹妹贺怡、贺先园，弟弟贺敏仁。哥哥和她很早就参加革命，小妹先园被敌人杀害了，贺怡和贺敏仁后来也参加了革命。大革命失败，她的父母逃离永新的时候，贺敏仁很小，寄养在舅母家里。13岁就追随哥哥姐姐参加革命，在黄公略领导的游击第三纵队当战士。第三纵队扩大为红六军，他在红军中当了个小司号兵。他像姐姐贺自珍一样，长得十分标志，人们开玩笑地把他的名字“敏仁”叫做“美人”，小伙子聪明伶俐，但是有点自由散漫，有点骄傲自大，还可能有点因姐姐的身份而觉得高人一等，因而同周围的人相处得不十分好。

长征的时候，他在一个团当司号兵。他年纪小，政治觉悟比较低，忍受不了长征路上的艰苦，肚子饿时，爱发个牢骚。红军队伍到达藏民居住地区毛儿盖后，再三明令要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严守民族政策。

这时，有人报告说，贺敏仁违反纪律，擅自进入喇嘛庙，私自拿去了一千多个花边(银元)。于是，师部把刚刚17岁的贺敏仁五花大绑起来，要枪毙他。这时，贺敏仁才如梦方醒，知道了问题的严重性。贺敏仁说这是冤枉，他只拿了百十个铜板。他哭喊着，也悔恨不已。同时他恳求同他一起参军的一个永新老乡，替他写封信给姐姐贺自珍，反映这个情况，希望他姐姐救他一命。贺敏仁严重违犯群众纪律的事很快在部队传开了，大家非常气愤。有的说：“贺敏仁胆子也太大了，竟敢拿藏民的钱财，破坏我军纪律!给红军抹黑。”有的说“他不配做红军战士!”“真是害群之马，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汤!”……有的建议斗争他，有的主张开除他的军籍。师政委接到报告后，大发雷霆：“三令五申要严守纪律，遵守群众纪律，他竟然充耳不闻，明目张胆地破坏纪律，必须严肃处理!”师领导决定严肃军纪，枪毙贺敏仁。命令下达后，贺敏仁所在团的团长和政委为这事伤透了脑筋。贺敏仁擅自闯入喇嘛庙，拿走藏民的钱，对红军的纪律置若罔闻，明知故犯，不严惩就不能维护红军铁的纪律。但是他年龄小，又是贺子珍的亲弟弟、毛泽东的小舅子，还是谨慎处理为好。于是就对师政委说：“贺敏仁罪不容诛，但他是毛泽东的妻弟，还是……”师政委一听就火了，打断他的话说：“在纪律面前人人平等，没有特殊的战士，这是红军铁的纪律!难道他是毛泽东的妻弟就可以徇私情、从轻发落吗?王子犯法，也要与庶民同罪!”

团政委连忙说：“我们不是这个意思。既然他是毛泽东的亲属，毛泽东一向对自己的亲人要求很严，我们建议还是发个电报给毛泽东，听听他的意见，这样比较稳妥。”“说得有道理。”师政委点了点头：“那就发个电报吧!”在那个艰难的环境里，发份电报并非是件容易的事。首先要给电池充上电，电充不足还是发不出。给毛泽东的电报三拖两拖，延误了不少时间，好不容易才发出去。

师领导等急了，这样的事应该及时处理，如果处理晚了，就会在少数民族中、在部队里产生不良影响。“不能再等了!”师政委对大家说，“现在要紧的是维护部队铁的纪律，坚决制止可能再发生的损坏群众利益的行为。如果军纪不严，乱拿群众东西，怎么取信于民，得到人民的拥护?这还是为穷人打天下的军队吗?这与国党军队还有什么区别?”停了一会，他又继续说：“我们是在少数民族地区，更需要铁的纪律，在这个问题上稍有疏忽，就会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最后他下令：“立即执行!”

军法如山。贺敏仁被处决的时候，痛哭流涕，高声呼喊：“冤枉啊冤枉，我只拿了百十个铜板……大哥大姐，你们在哪儿!快来救我啊……”他要那个永新老乡写的信，还没有来得及写哩……贺敏仁的叫冤可能是对的，因为长征路上的最强壮的民工，也很难一个人挑走1000多个银元，而贺敏仁身体单薄、年龄又小，怎么能拿走那么多银元呢?但他确确实实拿了藏民的铜板，触犯了红军铁的纪律。

结果，军委指示缓期执行的电报回来时，贺敏仁已经被枪毙了。

毛泽东始终没有收到处决贺敏仁的电报，也没有接到任何其他形式有关处决贺敏仁的报告，他对贺敏仁被杀一事毫无所知。一个多月后，消息传到了贺子珍耳里，她很震惊，又很伤心，偷偷地痛哭了一场。

对于这件事，红军中一时传说纷纷。有人认为是对的，应该严肃军纪，不徇私情;有人认为这是有意的陷害，故意打击贺自珍和毛泽东。贺自珍知道这件事后，很伤心。她想，是不是有人故意同她和毛泽东过不去，拿自己的弟弟开刀呢?但她控制住自己，客观地对这件事情作了调查。她了解到，弟弟贺敏仁的错误是严重的，但的确没有拿那么多钱，也不可能拿那么多钱。一个最壮的挑夫，也只能挑七、八百块银元，他根本拿不走一千多银元。况且，他随身就是一个小背包，一条小军毯，真有那么多银元也没处放。同他一起的战士反映，他是拿了一两块钱。因为拿的是铜板，一百个铜板也就值一元钱。对他有意见的人故意夸大了，而领导也没有做任何调查，不等中央批复，就采取了行动。她把了解的情况，如实向军委和毛泽东反映了，但她没有干预这件事的处理，更没有利用自己的地位，采取任何报复性的行动。

谈到这件事的时候，贺自珍态度很平静。她说：“我们一家革命，小妹仙圆被敌人杀害了，没想到小弟敏仁竟死于自己人之手。如果这件事发生在平时，当然可以争个是非曲直，但当时是战争，是红军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一切都要服从这个大局，不能干扰毛泽东对军队指挥工作的进行。即使是有人有意的陷害，我也要用红军的纪律约束自己，也要用红军的纪律严格要求自己的亲人。”

贺子珍强抑内心的悲痛，没有告诉毛泽东，怕分了毛泽东的心，因为那时红军正处在危难时刻，革命太需要他了…

陈寿说“一日无书，百事荒芜”。果然，他说的没错，我现在手中没有书就闷得发慌，啥事都不想做。

我喜欢的书不少：《爱克斯探长》、《窗边的小豆豆》、《三国演义》……但是最喜欢、最爱的书是《小兵张嘎》。故事主要讲的是张嘎和八路军的故事。

我爱读这本书，在我刚读这本书的时候，就被里面的故事深深地吸引住了。一下课，我就在椅子上出神地看着，游荡在故事情节中，忘记了我在学校。“叮铃铃”上课铃响了，我只好把书放回书包里听课，可我怎么都听不进去了，还沉浸在故事情节中。下课了，我立刻拿起书继续看起来。晚上睡觉时，我还是对书牵肠挂肚，满脑子都是张嘎。

我爱他不仅是被它的故事情节吸引，还有其他的原因，这本书有很多描写值得我学习，作者把景象写得惟妙惟肖，让人如身临其境，好词好句遍布整篇文章。看完这本书，让我积累了许多好词好句，让我的作文写得越来越好。这就是我认为的好书标准。

现在，阅读对于我来说是一种享受，也是一种娱乐。

在我短暂的读书“历史”当中，发生过许多事。从我第一次读书到我喜欢上看书，从我偷偷摸摸看书到现在光明正大的在课堂上看书，这其中的点点滴滴，我都记忆犹新。不管是深夜我偷偷地看书被妈妈狠狠地批评，还是我从新华书店买下100多元的书，或者是我半个月内看完了四大名著，这些镜头好像昨

天发生的一样，一幅幅清晰地在我脑海中浮现。

记得我爱上看书应该是从一年级开始的。当时我有一本 厚的注音版《格林童话》，因为刚学会了拼音，不懂的字就可以

长大一些，爸爸开始给我买书，《鲁宾逊漂流记》、《彼得•潘》……我有时在想，我能不能像彼得•潘一样在空中遨游，或者像鲁宾逊一样漂流在无边的大海上。当我读完这几本书后，年幼的我认为世界上再也没有什么好书了。从此，我不再去看课外书。

大概在四年级，我看到有的同学阅读了许多课外书，知识十分丰富，这时才发觉，学海无涯，自己所看的书只是书海中的沧海一粟。于是我又开始不知疲倦的读书，抓住一切机会读书，有时甚至是偷偷在上课的时候看杨红樱的《淘气包马小跳》。

现在，我可算的上是一名“书痴”了，读书占据我生活的大半。有一次，快要期中考试了，妈妈让我这段时间不要看书，担心影响我的学习。我理直气壮地为书辩护：“谁说看书为影响我的学习呀?普希金说过‘阅读_是最好的学习’------”当时，我列举了一串名人对读书的评价给我妈妈听，妈妈呆若木鸡，问：“你是从哪里知道这些的?”我说：“这还用说，从那里_”顺手指向那一本本我读过的书。妈妈没有在阻止我看书，但她语重心长地说：“看书也好，可以开阔你的的视野，不过要合理安排时间，不耽误学习，能做到吗?”“遵命!”我信心十足，一溜烟跑到房间里，又看起书来。妈妈见状，没 办法地摇摇头!“看来，你早晚会得‘书痴症’的。”我做了个鬼脸。嘿嘿!

我的阅读故事那是我小学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在这短短的几年中，书，给了我丰富的知识，使我成长为一个懂天文知地理，懂科学明是非的优秀学生。“发奋识遍天下字，的立想。

红军突破天险腊子口，翻越岷山，到达甘肃宕昌哈达铺。

部队进入宿营地之后，所有小贩都向红军部队围拢过来。为避免买卖拥挤，各部红军战士都只派出采买员去购买东西，而且买卖用现大洋。群众觉得红军说话和气，买卖又公平，这样多的人马一点不嘈杂，都感到有点惊奇。

在这里更有意思的是几位汉族、回族农妇对于红军中做政治工作的女战士产生了兴趣，她们觉得这些女战士言语行动明明是女子，但细看她们穿着戎装、麻鞋，又缠上绑腿，配着手枪，雄赳赳地又引起她们怀疑。于是几个农妇格外亲热地拉着一个女同志向他们家里跑，因为她们对女战士是男是女还抱一点怀疑态度，所以向女战士“实行检查”。红军女战士当时被弄得莫名其妙，大家哗然一笑，然而那些“执行检查”的农妇们则更进一步“亲热”，请那些红色女战士上炕(北方睡土炕，凡有客人来了都请上炕，但女人的炕只请女客)。女同志不仅被请上炕，而且被农妇请吃了晚饭。

一般的战士们虽然没有农妇请吃晚饭，但各个伙食单位都买到了羊肉和白面、盐、油，与雪山草地吃野菜、青草，数月不尝盐油之味的情形比较起来，简直就像“困于囚笼之鸟儿，一旦逃脱而翱翔空中一样”。

红军经过短暂的休整，由此继续向陕北行进，由于宣传北上抗日的主张，由于秋毫无犯的纪律，沿途都受到群众的欢迎。

我有特别长的时间在读书，每一次都将我读过的好书送给大家，接下来就让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我从二年级开始就和同学们一起在微信群中分享各自读过的好书，就像我四年级时说的：“读好书，读书好。”其实“读好书”就是让我们明白读好书特别好，能让我们增加更多知识，并且在那本书里面还能知道好词好句，让我们的作文有所提高，在我上一年级的时候，作文就是打水仗，后来在妈妈和老师的帮助下，我的作文终于有所提高，原因是老师让我们班所有同学一起在一个老师建的群里发语音，必须每个人每天发，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让我们的作文有所提高。

我记得有一次四年级的时候，妈妈给我买了一本叫《装在口袋里的爸爸》，我花了一天就看完了，但是我没有发语音。还有一次，妈妈在网上给我买了一套——八本的书。八本书到了之后我就把包装拆开看一看，都是对我的学习和学习状态有帮助的，其中我最喜欢的是《坏习惯，快走开》因为这本书名让我明白只要从小养成一个很好的习惯，就能实现我们的梦想。其实《坏习惯，快走开》这本书，很好看，它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同时也让我知道21天是一个好习惯的养成。

这一次“讲述我的读书故事”不仅让我告诉大家一些书，还让我在其中领悟了很多。

1930年初，聂荣臻任中国共产党顺直省委组织部部长，同年5月到达上海，在中央特科从事艰险而又复杂的地下工作，积极向各革命根据地提供军事情报，及时了解敌情，保卫党中央和地下党同志的安全，营救被捕同志，镇压叛徒、特务。1931年，聂荣臻调到中央军委任参谋长，先后在香港、天津、上海等地坚持秘密斗争。

1931年12月，负责中央特科工作的顾顺章叛变以后，上海的白色恐怖日益严重。聂荣臻根据组织的决定撤离上海，前往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他先后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第一军团政治委员，并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

1932年4月11日，毛泽东主持一军团师长、师政委以上干部会议，布置了攻打漳州的计划。4月20日，我军占领漳州城，国民党49师大部被歼。

在漳州，聂荣臻与林彪发生了共事中的第一次冲突。当时，为了进行下一步的战斗准备，“筹款子”成为部队一项主要任务。漳州是著名侨乡，红军部队纪律的好坏、执行政策怎样，影响很大。因此，聂荣臻在部队入城之前就告诫部队：“这次进城，对我们的纪律、政策观念都是一个很好的考验，大家要特别注意。筹款要筹，纪律更要执行。”还统一颁发了“入城许可证”，没有拿到许可证的官兵不得入城。

部队入城后，总体纪律是良好的。部队有条不紊地发动群众打土豪,扩兵筹粮筹款。然而，不愉快的事情还是发生了，有的部队在林彪的纵容下，对政策的执行一度搞得很乱。一天，聂荣臻在街上看到几名红军战士正在抽打一些商人，这些人光着身子，身上被打得青一道紫一道。

聂荣臻为了制止这些违反政策、脱离群众的做法，愤然找到军团长林彪说：“林彪同志，在红军里怎么采取这种手段呢?对一些不肯出钱的老财，给予一定惩戒是必要的，怎么能把他们弄到大街上拷打呢?这样不仅得不到普通市民的同情，连工人农民也不会拥护，政治影响很坏，这可是关系到这片新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的大问题呀!”

林彪突然反问：“那我们究竟要不要钱?政委同志，没钱就不能打仗。”

“钱，我们当然要，但我们不光要钱，还要政治。我们是红军，如果政治影响搞坏了，筹的钱再多，也是毫无意义的。”聂荣臻严肃地说。

经过争论，林彪不再吭声，在以后的工作中也有所收敛。部队经过教育，也杜绝了只顾弄钱不讲政策的倾向。多年之后，聂荣臻举这个例子说：“林彪这个人也不能一棍子打死，他在战争年代中往往还是兼听则明的。”

“路线”之争

1935年5月，聂荣臻任红军先遣队政委，与司令员刘伯承一起，率部通过大凉山彝族区，抢占安顺场，组织突击队强渡大渡河，接着率红一师、干部团沿大渡河东岸北上，击溃川军守敌一个旅，有力地策应了西岸红二师飞夺泸定桥的战斗。6月中旬，他率红一师翻越夹金山，在懋功与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会师。

下旬，在列席两河口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聂荣臻拥护中央关于北上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方针，坚决反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

6月26日两河口会议后，张国焘企图破坏一、四方面军之间和一方面军内部各部队的团结，准备把聂荣臻和林彪调离一军团，聂荣臻到31军去当政委，林彪到另外一个军去当军长。

在这样的大是大非面前，聂荣臻始终保持了清醒的头脑和高度的党性原则。于是，他告诫林彪，我们要注意，张国焘想把我们“吃掉”。

林彪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却有自己的立场。他突然板起脸来说：“荣臻同志，这是什么意思?你是搞宗派主义。”

聂荣臻说：“张国焘和中央的思想一贯不一致，我们应该时时警惕。我觉得这不是宗派主义，这是路线问题。”

一提到“路线”这个敏感的词语，林彪心头“突”地冒上一股无名火，竟然猛地拍了一下桌子，“什么路线问题，你说他路线不对，那么，他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呢?我们才几个人?一方面军才有2万多，他有8万多。”

聂荣臻紧握的拳头也猛地在桌子上敲了一下， “人多就正确吗?蒋介石的人更多呢，难道蒋介石的路线更正确吗?”

聂荣臻同志的观点最后终于得到了事实的证明。

从一九三四年十月到一九三六年十月，红军长征历时两年，行程二万五千里。长征中，有千千万万的人壮烈牺牲了，同时也有千千万万的人在磨炼中前进，成长为更加成熟的革命战士。

中国第一位女将军——李贞，就是这样一位从磨炼中走出来的女英雄。她的人生并没有因为一开始的艰难而灰暗，反而在奋力拼搏之下，走出了一个光芒四射的新人生。长征中，她更是承受了巨大的悲痛，顽强的继续战斗，成长为中国第一位女将军。

一九零八年一月，李贞出生在湖南省浏阳县(今浏阳市)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里。这是一个十分不幸的家庭，她的家里仅有两亩薄田，遇上旱涝灾害时，几乎什么都不长。父亲李光田见又是一个女孩，十分失望，连名字都不取了，就叫她“旦娃子”。

父母亲生了六个女孩，一家人就挤在几间茅草房里。冬天，草房四处漏风，一家人只好紧紧地靠在一起互相取暖。但这样的日子也没过多久，在李贞最小的妹妹出生才两天的时候，她们的父亲便一病不起，没多久就离开了人世。

李贞原名叫旦娃子，这是小名。旧社会的女性，饱受封建礼教的压迫，她连一个大名都没有，李贞这个名字还是参军时取的。李贞是旧社会中典型的受害者。

在那个战乱的年代，孤儿寡母很难维持生计，李贞的母亲含着泪，把她送给一户姓古的人家当童养媳。以前，生活再苦，都是在亲人身边，但这一次，到陌生的人家，李贞的苦难生活才真正地开始了。那一年，她才六岁。

所谓的童养媳，实际上就是粗使的丫头。打水、砍柴、洗衣、做饭、带孩子……这些都要六岁的她来做。早上她要去打水，盆又大又重，端不动，就要挨打;她要去砍柴，砍了背不动，回来得晚了，也要挨打;她要负责照顾一个比自己还大的孩子，背不动把孩子摔着了，更要挨打。

在婆家生活的那些日子，每天过着被公公婆婆打骂的生活，一边干活，一边伺(cì)候大她四岁的“丈夫”。

就这样，在无尽的苦役和打骂中，“旦娃子”度过了苦涩(sè)的童年和少年。熬到了十五六岁。

一九二四年一月，李贞与“丈夫”举行了婚礼，但婚后生活并不融洽(qià)。有的时候，婆婆提出无理的要求，她跟婆婆讲理，丈夫见她不听婆婆的话，抄起棍子就打。

李贞无法忍受在婆家的生活，她觉得生活很绝望，就想到自杀，邻家的刘婆婆劝她说：“旦娃子啊，这就是女人的命啊，女人应该认命啊!”

但李贞不认命，她年轻的心里总是燃烧着反抗命运的火种。

一九二六年的一天晚上，李贞的姐姐悄悄告诉她：“咱们这里来了共产党，还成立了妇女解放协会呢。

共产党说：人人平等，凭啥咱妇女就得受欺负?咱们要跟着共产党闹革命。”

“革命?”李贞当时并不能理解这两个字的全部含义，但她从姐姐的话语中能到感受到，“革命”就能使穷人不受压迫，过上好日子。

“旦娃子，跟姐姐一起闹革命吧。”姐姐拉着她的手，她能感受到姐姐激动的情绪。

第二天，姐姐带她到永和区秘密地参加妇女协会。接待她们的同志了解到她是个童养媳之后，当即就同意了，并随手递给她一张表问：“填什么名字呀?”

“旦娃子。”李贞说。十八年了，她一直叫这个名字。

接待的同志拿着笔，望着她：“你姓旦啊?有这个姓吗?”

“你再想想。”那位同志说。

李贞不好意思了，站在一边想啊想。一个词突然闯进她的脑海：忠贞不渝(yú)。这几天，她听有些人说过，忠贞就是忠诚不变，要使穷人过上好日子，不就是要忠贞吗?

于是，她试探着问：“同志，叫李贞行吗?”

接待同志高兴地说：“好名字啊!”边说边在登记表上写下了：李贞。

从此，李贞头也不回地走上了革命道路。

接下来，李贞受到了共产党的教育，渐渐明白了“革命”的真正含义。这位受苦受难的旧社会女性，一听说革命可以使妇女翻身，让穷人过上好日子，一心想脱离苦海的她，就把全副精力都投入到革命中去了。

一九二六年十月，北伐军进入了浏阳，李贞带领着一批进步妇女搞宣传、做军鞋，为北伐军征兵筹粮，成了永和地区非常有名气的女革命家，同一年的冬天，她被选为永和地区妇联委员。一九二七年三月，李贞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一九二七年四月，大革命失败了，白色恐怖笼罩着湖南城乡。许多女共产党被杀害了，敌人还在城墙上悬挂共产党员的尸体。但李贞没有被白色恐怖吓倒，她秘密地联系上了几个同志，成立了临时的党支部，继续做地下工作。

工农革命军开赴井冈山后，李贞又参加了浏东游击队，他们以极为简陋的武器与敌人周旋，坚持武装斗争，此时的李贞已是一位老革命志士。在敌人派兵围攻游击队时，李贞带领游击队依靠有利地形，击败了敌人一次又一次冲锋。

第二天傍晚，枪声少了。游击队长考虑李贞怀有四个月的身孕，便让她和几名游击队员先走。

李贞坚持守在阵地。许多战士都牺牲了，天黑了下来，敌人燃起火把搜山。李贞临危不惧，带领游击队员顽强抵抗。子弹打光了，他们就搬起石头朝敌人头上砸去。敌人还是围上来，李贞和剩下的队员退到了祖师岩的悬崖上。

“抓活的!”

“抓活的!”

敌人一步步向他们逼近，眼看就要攻上来了，李贞对仅剩的4名游击队员说：“不能让敌人捉活的，往下跳!”

话音刚落，她第一个纵身跳下了万丈深渊。

幸运的是，李贞没有在这一次战斗中死去，她卡在崖边的一棵树上;不幸的是，她的孩子夭(yāo)折了。在两名幸存的战友的搀扶下，李贞咬着牙坚持走了五十多里路，终于出了敌人的包围圈。

胆小怕事的婆家怕被李贞连累，连忙一纸休书送到了李贞的娘家。从此，李贞结束了童养媳的命运，开始了新的恋情。

李贞一九二六年走出婆家闹革命的第一天，她就认识了当时任中共永和区委书记的张启龙。张启龙亲切和蔼，革命觉悟高，对同志们的问题总是耐心地解答，李贞从他的身上学到了许多革命道理。

一九三零年，在张启龙的父亲、叔父、妻女和堂弟……所有亲人都惨遭反动派杀害后，李贞为了安抚失去亲人的张启龙，同时也为了报答张启龙对自己的关爱，悄悄地为张启龙送去热饭热菜、帮他洗衣服，打扫房间，还特意做了双布鞋放在他枕头下。两人之间渐渐产生了真挚的爱情。

一九三二年，经过组织上的批准，二人喜结连理。这是李贞的第二次婚姻，是她自己用热情如火的心追求来的。但不久，张启龙被错误地打成“改组派”。为了不连累李贞，张启龙痛苦地在保卫局事先准备好的“离婚申请书”上签了字。一对恩爱的伴侣就这样，在彼此不情愿的情况下洒泪分离了……一九三四年八月，蒋介石调集一百三十个团的兵力，对红军湖南、湖北和四川地区的根据地发动第三次“围剿”。

同年十月，红二军团与红六军团会师后，转战至湘西开创了新的根据地，并在湖南省永顺县的塔卧镇成立了新的省委、省军区。

原为红六军团组织部长的李贞，调任为省军区组织部长。为了巩固和发展这块新的根据地，贺龙率主力东进，向常德等地区展开攻势，而任弼时则率余下的部队在永顺和附近的桑植、大庸等县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和游击战，发展革命武装。

作为部长的李贞自然全身心地投入到发动群众的工作之中。这时，红二、六军团已经完成了配合中央红军长征的任务，于十一月中旬踏上了万里征途。长征初期，在任弼时夫人陈琮瑛的撮合下，李贞和第三任丈夫甘泗淇喜结连理，这对夫妻一起走上了长征之路。

李贞是怀着身孕开始长征的。一路上，她以常人难以想象的毅力，忍耐着各种恶劣环境带来的重重困难。

跨过了金沙江，又渡过了大渡河，翻过了一座雪山又翻过了另一座。一路上忍冻挨饿，她的身体一直不好。

长征征途漫长而艰难，战斗频繁，对每个红军指战员都是极大的考验，而对于已怀孕的李贞来说，困难就更大了。

在过草地时，由于过分劳累、加上饥寒交迫，李贞怀孕七个月的孩子早产了。

生孩子很痛苦，特别是临产前昔，在旷(kuànɡ)野中生产的李贞疼得死去活来，全身的骨头都像散架了一样，人酸痛无力。因为当时没有吃的，她的身体本来就很虚弱，还要花很大力气生下一个小孩。

她喊得嗓子都哑了，面黄肌瘦的脸上眼窝深陷，双手因为疼痛而挣扎着，紧紧抓着垫在身下的衣服……孩子好不容易生下来了，她的病体还没有恢复，根本没有奶水。当时全军都断炊了，没有能充饥的粮食，孩子饿得啼哭不止。

尽管战士们对小生命百般呵护，拿出自己舍不得吃的青稞面，用水调和一下，给孩子吃，但根本不解决问题，没等走出草地，这个可怜的小生命就夭折了。

而李贞由于产后没能休息，再加上伤寒病的侵袭，身体受到了严重的损害，永远失去了生育能力。

从那以后，她再也没有怀过孕，这是甘泗淇和李贞夫妇为革命战争做出的巨大牺牲。当他们夫妻二人相互照顾着，齐心协力地随红军部队，顺利到达陕北时，贺龙高兴地称他们是“两个模范干部，一对革命夫妻。”

李贞和丈夫甘泗淇终身未育，但他们抚养了二十多个烈士遗孤。李贞用行动把伟大的母爱无私地奉献给了她的孩子们。

也许，长征并不是李贞一生中最困苦的时候，但长征是李贞付出得最多的一段人生路。虽然失去了孩子，也失去了生育能力，但李贞毫不后悔曾经参与了长征，见证了那段英雄的历史。

这就是中国第一位女将军李贞的故事，大大小小的斗争，使得她在长征中表现出非凡的勇气和精神，这位女英雄用她光彩的人生教育了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新的长征路正等着你们去参与，以大无畏的精神勇敢前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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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长征虽然过去了八十年了，但是那些在长征途中发生的感人故事，励志故事依旧历历在目。

过草地是红军长征途中最为艰苦的一段经历。红军指挥员在饥寒交迫的情况下向北挺进，走在前面的部队断了粮还可以挖野菜吃，而走在部队后面的则连野菜都找不到。彭德怀率领红三军团负责垫后，他眼看着战士们一个一个因为饥饿而昏倒在地，根本没有力气，便把目光盯在自己的大骡子上。这匹从江西出发时就一直跟随彭德怀的大骡子，一路上又驮粮食，又驮器材，每天骡子的身上都像堆了小山似的，有时彭德怀会抚摸着骡子，念叨着：“你太辛苦了，连一点料都吃不上。”说着就把自己的干粮分出来些给骡子吃。

而现在，草地上断粮了，彭德怀就打算把自己的坐骑杀掉，以解燃眉之急。于是他把饲养员喊了过来，问道：“总共还有多少头牲口?”老饲养员回答道：“连你的大黑骡子还有6头。”彭德怀命令道：“好，全集中起来，杀掉吃肉。”老饲养员急了：“什么，杀掉?你不出草地了?”几个警卫员听到后也急忙大声说：“军团长，大黑骡子不能杀呀!”彭德怀深情地望着栓在不远处的大黑骡子，然后平静的说：“部队现在连野菜也吃不上了，只有杀掉牲口解决吃的，或许能让更多的人走出草地。”然后老饲养员流着泪对彭德怀说：“别的可以杀，但是大黑骡子一定得留下，因为它立过功。”彭德怀有些不耐烦了，他大声对警卫员说：“传我的命令，让张副官负责杀骡子!”6匹牲口集中到了一起，彭德怀背过脸去，枪声没有响，因为没有人忍心开枪。20多分钟后，枪声响了，彭德怀向着斜倒下去的大黑骡子，缓缓地摘下军帽，就在这天晚上，草地篝火旁多了许多生机。但是彭德怀却没喝一口肉汤。在这漫漫征途中，再也见不到大黑骡子的身影了。

长征精神给我们的学习和生活有重大的影响，即便条件艰苦，也要不畏艰险，迎难而上。在学习和生活中，不可能一帆风顺，总会遇到许许多多的挫折，但我们不可能因为挫折就放弃人生，不能因为烦恼就觉得自己的人生没有意义，而应该保持一颗积极乐观的心态去面对，最终会取得人生的胜利，创造辉煌。

在淮安市第一人民医院，记者见到了躺在病床上的王文珍老人。由于患脑萎缩等疾病，老人开口说话已非常困难，很多事情记不起来了。但只言片语中，流露的都是对党无限的忠诚。

王文珍三岁丧母，五岁丧父，跟着奶奶讨过饭，给人做过童养媳，给地主做过长工，受尽苦难。13岁逃出山寨，投靠红军，结束了噩梦般的生活。她参加的是红军宣传队，队里近200人，全是十四五岁的孩子。王文珍每天排练节目，快乐得像一只回林的百灵鸟。“多亏加入了红军，否则早就饿死了。”

不久她参加红军妇女独立团，成为团里有名的“小神枪手”。1934年5月上旬，50多公里外开来国民党杂牌军的2个营约800人。经过大半夜急行军，已提升为排长的王文珍一马当先冲上阵地，独立团旗开得胜，打了个漂亮的歼灭战，王文珍因作战勇敢被提升为副连长。战斗后不久，敌人纠集了近六千装备精良的部队报复，战斗异常激烈。王文珍所在的一连负责掩护主力部队突围，激战中她额头中弹，鲜血如注，就是没下火线。

1934年10月，15岁的王文珍伤还没痊愈，就随着独立团踏上了漫漫长征路。因为张国焘的错误路线，她跟着过了两次草地。提到翻越夹金山时，王文珍唏嘘不已，“那么多人牺牲了，心里痛”!海拔4000多米的夹金山，一上一下要走70里路，高山缺氧，风雪漫卷，红军饥寒交迫，很多人走着走着就倒下了。王文珍喘着粗气爬上雪山后，累得再也走不动了，一头倒在一个大雪块旁，发现雪块里露出一截军装。她拨开积雪一看，是两个冻僵了的红军战士，背靠背坐着。看着战友的遗体，大家都泪水直流。

过草地更艰险，到处是野草丛生的沼泽和散发着腐臭味的黑色淤泥潭。天气也怪，一会儿狂风大作，暴雨如注;一会儿漫天飞雪，冰雹骤降。先头部队把能吃的野菜基本吃光，走在后面的独立团只能靠挖草根、喝水维持生命。一次宿营后，王文珍去挖野菜，不远处的一个小水塘一片葱绿，连忙奔过去。没想到是个绿色的陷阱，淤泥很快就没过了大腿。她急忙向外爬，越爬陷得越深。情急之中她摘下八角帽一边挥动一边呼喊，战友们赶来了，几根绑腿连接起来扔给王文珍，把她救了上来。

长征胜利后，王文珍换了好几次工作。每一次调动，她都愉快接受。新中国成立后，不久身为副营职干部的她被调动到偏僻的滨海农场当指导员，有人以为她犯了什么错误，有人劝她找组织重新分配。她没去，“跟组织不能谈价还价”，把名利看得非常淡。由于在战争年代被打断过两根腰骨，身上旧伤经常发作，她怕花单位钱，不肯到省里大医院做检查。家里人硬架着到路边等车去医院，路过的领导要把轿车让给她，王文珍说什么也不肯。1982年从企业离休后，人还没闲。单位有谁病了，她一定会去看望，小两口吵架她会去劝说，邻居闹矛盾她会去调解。职工的孩子上学路不好走，她拄着拐杖到有关部门去找，被大伙称为“名誉居委会主任”。

王老寄语：现在的年轻人，要把地位、职务、待遇什么的，看淡一些。这样，才不浮，烦恼也会少，老人呢，不能躺在功劳本上睡大觉，有一分热要发一分光。这样，才对得起过去牺牲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