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岳 杜甫 原文推荐20篇

经过时长好几年的“安吏之乱”，我终于回到成都，回到我的茅草屋，我十分欢喜。

早上，我一开窗，就发现柳树的枝头上，传来“叽叽喳喳”的啼叫。我一看，呀，原来是两只黄鹂在啼叫!它们好像在说：“多么翠绿的柳树，真好看呀!”

我又看见行白鹭正扇动她那双灰白的翅膀往云霄飞去!

我把目光往远处眺望，看到了西岭山，寻雪仿佛过了几千个秋天!这么厚的雪，使我感觉窗户都有那西岭山的千秋雪。

门一开，我就发现门前离这儿这万里的东吴船。

我把这些景像联想起来，感觉到了春天的到来。光阴似箭，我突然文思如泉、笔走如飞、妙笔生花，写下了一首诗：

两个黄鹂鸣翠柳，

一行白鹭上青天。

窗含西岭千秋雪，

门泊东吴万里船。

我常想在纷扰中寻出一点闲静来，然而委实不容易。目前是这么离奇，心里是这么芜杂。一个人做到只剩了回忆的时候，生涯大概总要算是无聊了罢，但有时竟会连回忆也没有。中国的做文章有轨范，世事也仍然是螺旋。前几天我离开中山大学的时候，便想起四个月以前的离开厦门大学;听到飞机在头上鸣叫，竟记得了一年前在北京城上日日旋绕的飞机。我那时还做了一篇短文，叫做《一觉》。现在是，连这“一觉”也没有了。

广州的天气热得真早，夕阳从西窗射入，逼得人只能勉强穿一件单衣。书桌上的一盆“水横枝”，是我先前没有见过的：就是一段树，只要浸在水中，枝叶便青葱得可爱。看看绿叶，编编旧稿，总算也在做一点事。做着这等事，真是虽生之日，犹死之年，很可以驱除炎热的。

前天，已将《野草》编定了;这回便轮到陆续载在《莽原》上的《旧事重提》，我还替他改了一个名称：《朝花夕拾》。带露折花，色香自然要好得多，但是我不能够。便是现在心目中的离奇和芜杂，我也还不能使他即刻幻化，转成离奇和芜杂的文章。或者，他日仰看流云时，会在我的眼前一闪烁罢。

我有一时，曾经屡次忆起儿时在故乡所吃的蔬果：菱角、罗汉豆、茭白、香瓜。凡这些，都是极其鲜美可口的;都曾是使我思乡的蛊惑。后来，我在久别之后尝到了，也不过如此;惟独在记忆上，还有旧来的意味存留。他们也许要哄骗我一生，使我时时反顾。

这十篇就是从记忆中抄出来的，与实际容或有些不同，然而我现在只记得是这样。文体大概很杂乱，因为是或作或辍，经了九个月之多。环境也不一：前两篇写于北京寓所的东壁下;中三篇是流离中所作，地方是医院和木匠房;后五篇却在厦门大学的图书馆的楼上，已经是被学者们挤出集团之后了。

一九二七年五月一日，鲁迅于广州白云楼记。

历史蒙上厚厚的尘埃，抹去了它本来的印记，添上触目惊心的伤痕。可有一样东西例外，它在人们口中代代相传，它在人们心中生根发芽，它与我们时隔千年，却惚然昨日，是诗歌，透过千年的尘埃，射出璀璨的光华。

若说诗歌是中华民族的精神之魂，那么，杜甫便是诗歌的精神之魂。在我的印象中，杜甫是一个遥远的古人，所以我将他想象的衰老。而透过他的诗句“漫卷诗书喜欲狂”我又将他想象的如青年人一般的热情、奔放。但这又似乎不是完整的他，他既有着高贵的灵魂，又有着平凡的身躯。高贵的灵魂使他悲悯苍生，平凡的身躯又使他痛苦万分。他的形象，像我们这样的普通人是概括不来的。我只能说：他像一个苦难的巨人，饱含热泪的轻抚一个时代的创伤。

战争、饥荒、苛税，病痛、生死离别、漂泊异乡……没有使他麻木，反而让他变得更加清醒，我仿佛看到了他枯瘦的身影奔走在衰败的山河间。这是多么沉重的痛苦啊！压得这个巨人发出痛苦的悲鸣；这又是多么的悲哀，让他一个人背负起一个时代。这一刻，天地变色，鬼魂哀嚎，他望着这世间的流血漂橹，发出长叹“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甚至不惜“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他是一个斗士，双目散发出雄雄的火光，想要燃烧罪恶、战争与不公，他与这“大势”斗争，他望着残破的江河，受难的人民，凶残的虫豸，发出悲坳的痛哭，他是杜甫，一代诗圣，却又“忧国忧民”“鞠躬尽瘁”，他那铁一般沉重的身影，存在于我们每个中国人的心中，而那无声的叹息，深深地敲击着我的心魂！

一个生在显赫的名门贵族，一个走到中国现实主义诗歌顶峰的人，谁曾想过他的一生却是流离失所，四处漂泊，贫困多病，客伴终生的。他优国优民而不优己，他悲悯百姓而无人悲己。一个影响着中国三千年文化的人，最终却贫死客船。

杜甫(公元712--770年)，字子美，号少陵野老，或许在自号时，他便已经明白自己一生老在四野。他青年时读书与游历，天宝年间到长安，仕进无门，困顿了十年，才获得右卫率府胄曹参军的小职。安史之乱后，他流亡颠沛，竟为叛军所俘;脱险后，授官左拾遗。尔后，弃官西行，定居成都，晚年因生活所迫举家东迁，途中留滞夔州。出峡，漂泊于鄂、湘一带，贫病而卒。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悲悯属于时代的产物，鲁迅说，杜甫不是古人，他生活在我们堆里。悲悯属于人类的激素，我们每个人在没有被生活麻木时，都会萌生对人的悲悯，对“路有冻死骨”的悲悯，因为那冻死骨在活着时也曾悲悯过人类。

他过着“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的生活时还悲悯着“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千云霄”;他在安史叛军俘获时还悲悯着“人生无家别，何以为蒸黎”;他在自家“入门依旧四壁空，老妻睹我颜色同，痴儿不知父子礼，叫怒索饭啼门东”时还悲悯着“东堂前扑枣任西邻，无食无儿一妇人。”

三吏官吏黑三别百姓苦

杜甫的同情与悲悯，甚至幻想着为解救人民的苦难，甘愿做自我牺牲。他的诗歌创作，始终贯穿着忧国忧民的主线，因而他有了“诗圣”与“诗史”的并称。三吏(《石壕吏》、《新安吏》、《潼关吏》)，三别(《新婚别》、《无家别》、《垂老别》)真实地描写了的县吏、老妇等人的思想、感情，生动地反映了安史之乱时的社会现实和广大劳动人民深重的灾难和痛苦，展示给人们一幕幕凄惨的人生悲剧。

杜甫过着乞讨的生活吗?

《浣花旅地志》记曰：“杜甫寓蜀，每蚕熟，即与儿躬行而乞”，杜甫真的如记载中所说行过乞吗?

我们从杜甫的人生经历就可以看到，同时也可以从杜甫的诗中发现，杜甫行乞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杜甫被迫离开长安，流落到成都，一家人先是借住在浣花溪畔的一座古寺里，家里就揭不开锅了。杜甫这样记载过：“入门依旧四壁空，老妻睹我颜色同，痴儿不知父子礼，叫怒索饭啼门东。”杜甫碍于面子就给高适发出求援信：“百年已过半，秋至转饥寒。为问彭州牧，何时救急难”，高适从百里之外背米来接济他，邻里又送他些小菜，使他免却了无米之炊的困苦。实际上自离开长安，杜甫就有意无意地过起了到处乞讨的日子。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大爱无疆，就如同求得这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的寒士，胸襟是用爱承载的，爱能像野马一样在奔驰般拓展着自己的心胸。一个人可以像杜甫一样没有家财万贯，可以没有日日的欢欣，但却不能没有了爱，只要心中久存着爱，就有信念，就是一种巨大的财富。爱可以修行一种心境，可以修行一颗善心，可以让自己、让别人都俱欢颜。

唐诗里少不了说李白杜甫，李白杜甫作文。“诗仙”李白的咏月诗相当多，比如脍炙人口的《静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但是我更喜欢他的《月下独酌》：

“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满月，对影成三人。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暂伴月将影，行乐须及春。我影月徘徊，我舞影零乱。醒时同交欢，醉后各分散。永结无情游，相期渺云汉。”在这首诗里，李白的豪放不羁，潇洒超脱的个性一面跃然纸上，而他奇妙的想象力构织的意境也让人陶醉。

诗歌作品更具有现实主义的“诗圣”杜甫的诗篇就更苍凉和沉重，比如他的咏月诗名篇《月夜忆舍弟》：“戍鼓断人行，边秋一雁声。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有弟皆分散，无家问死生。寄书长不达，况乃未休兵！”在月色下是特别容易怀念故人的，何况远在边塞的诗人，于是思乡和想念弟弟之情都油然而生，只是在杜甫凝重的笔触下这些又混杂着对国家的忧思，显得格外苍凉。

相比而言，从鉴赏角度，唐代另一位大诗人王维的诗体现的“诗中有画”更值得细细品味。我特别喜欢他的《鸟鸣涧》：“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深涧中。”在这首诗里，一幅月下山涧的幽静、安宁的山水画展现在读者面前，在这里飞起的鸟的叫声更映衬出空荡的山涧的安静。在这个与世隔绝的意境里，多少可以感受到诗人忘却尘世、怡然自得的心性，用现在的话说，有点儿“小资”。

白居易《与元九书》论道：“又诗之豪者，世称李、杜，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索其风雅比兴，十无一焉，中学生作文《李白杜甫作文》。杜诗最多，可传者千余篇，至于贯穿今古，尔见缕格律，尽工尽善，又过于李。”天宝三年，这一仙一圣携手同游洛阳，把酒论诗成为文学史上的佳话。仰视着两位诗文巅峰的俊豪，吟咏着他们留给后人的诗章，细细咀嚼，足以体味出那字里行间蕴藏的无穷奥妙。

李、杜都很善“画”诗。李白的《送友人》和杜甫的《绝句》就是两首充满诗情画意的诗。《送友人》跳出了一般的儿女情长与秋风萧瑟，用优美动人的景色来反衬出离别的伤情。“青山横北郭，白水绕东城……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青翠的山岭，透亮的流水，红红的落日，洁白的浮云，互映互衬，气韵生动，绚丽华美。再看杜甫“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寒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这诚然就是一幅山水画：青翠黄白，色彩璀璨，千秋雪，万里船，又将尺方画布延入了无限的时空，给人一种野云孤飞，言近而思无穷的潇洒之感。

有人说，杜诗多泪，李诗溢酒。以雄奇浪漫见称的李白和以精练现实著称的杜甫，形成了鲜明的风格对比。前者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是《梦游天姥吟留别》，吴越古地，山雄水淼，作者踏碧波，寻仙尘。一会儿半壁海日，天鸡啼鸣，一会儿熊咆龙吟；有忽而霓衣风马，虎瑟鸾车。入梦出梦，肆意汪洋，想象夸张似云中神龙，极现遒劲盘曲的整体。那傲岸独立的气质，那不摧眉折腰的宣言，让人读来为之倾倒。再读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破屋》，茅飞，秋风掠堂，夜里轻迫，彻夜无眠。面对此情此景，读者也要落泪而泣之，然而杜甫之“圣”就“圣”在以切身的苦难，推及“天下寒士”，愿以“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的代价，换取“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让人真正领略到了一个圣人忧国忧民的博大胸怀，让人看到了“穷亦兼善天下”的品格。

“仙”也好“圣”也好，都难脱世事的愁苦。李白《将进酒》“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抒愁入黄河之水，忽一句“天生我才必有用”，竟将抒愁转成言志。李白的诗总体感觉痛而不伤，这与他的性格和经历有关。而杜甫的《江南逢李龟年》“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尽是对沧桑世事的深沉感谓。老友相逢，既对往日眷恋，又充满无奈的苦笑。

由此观之，李诗妙境在虚处，而杜诗妙境在实处。虚则以气韵见长，浑雅而暗蕴空灵；实则以意境见佳，精干而深析透辟；李诗美在情辞，所以比较丰腴；杜诗美贯平实，所以较为遒劲。读李白诗像啖荔枝，一颗二口则甘芳盈颊；读杜甫诗像初尝橄榄，初觉生涩，回味则满嘴甜津。

李白，杜甫，是诗史上独立的磁极，将永远吸引后世爱诗爱美的人们。

【湖北黄冈】【甲】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故虽有名马，祗辱于奴隶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 马之千里者，一食或尽粟一石。食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马也，虽有千里之能，食不饱，力不足，才美不外见，且欲与常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 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尽其材，呜之而不能通其意，执策而临之，日：“天下无马。”呜呼!其真无马耶?其真不知马也! (选自韩愈《马说》)

【乙】村陌有犬为人所弃者张元见之即收而养之。其叔父怒日：“何用此为?”将欲更弃之。元对曰：“有生之数，莫不重其性命。若天生天杀，自然之理。今为人所弃而死，非其道也。若见而不收养，无仁心也。”叔父感其言，遂许焉。明年，犬随叔父夜行。煎墨≤瞳曼致受支怨搀童受妻堡。犬亟奔至家，汪汪之声不已。张元怪之，随犬出门，见叔父几死。速延医治之，不日而愈。自此，叔父视犬如亲。 (选自《北史·孝行传·张元》)

或许，他并没有诗仙李白的洒脱豪放，也没有陶渊明的悠然自得，他的眼神中似乎只有愁苦，心系祖国，他甚至“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谈起杜甫，我甚至不愿提起他“诗圣”的称号，在我眼中，他更是一位“心同百姓，思寄祖国”的爱国者。

忧国，是杜甫诗中的灵魂主干，他的所有诗作中，多数都透露出对祖国山河破碎的感叹和愁苦。面对日益衰败的唐朝，面对支离破碎的大唐国土，他含泪提笔写下“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昨日祖国繁荣，而今日却破亡了，面对依旧的山河，试想，是否人人都像杜甫一般流下“感时泪”、怀着“恨别心”？杜甫就是这样一位爱国的诗人，他因“国破而忧，因国盛而乐”。在《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中，他“初闻涕泪满衣裳”、“漫卷诗书喜欲狂”。他快乐，因收复“河南”、“河北”而快乐。他的快乐，不仅仅是自己的，更是属于祖国的。这种纯粹的快乐，只是真心爱国的人才配拥有。生活亦是如此，不需要游遍山水，更不需要荣华利禄，杜甫快乐的根源，只是祖国的繁盛。

在杜甫生活的时代，是最黑暗的时期。尤其是在安史之乱时，百姓的生活苦不堪言。各地官吏，残暴无情地压迫、剥削百姓。在这水生火热的时候，杜甫毅然选择站出来，用慧笔揭露出一桩桩事件，将同情、理解的思想灌输到每一句诗句中。《三吏》、《三别》正是他思想的表述。《石壕吏》中“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官吏的冷酷让杜甫愤怒却无奈，自己无能为力，只能愁苦地“独与老翁别”。他也曾通过仕途改变现状，无奈，官场污浊，导致他屡遭贬谪。最终，他选择回到百姓中去，以笔作枪，抒发他对人民真挚的同情。他亲民，他愿意与百姓“同甘苦，共患难”，似乎他并不是一位诗人，更不是一位本可以升官发财的“诗圣”。

今日，又一次翻看杜甫句句沉郁顿挫的诗句，对他的敬仰油然而生。敬仰他“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宏伟抱负，更敬仰他敢于揭露和批判黑暗、腐朽的无畏和正义。

若说千百年后诗作不一定会流传于世，但杜甫的精神永垂不朽。今，人人居安思危于祖国，还恐祖国不盛乎？

《杜工部诗话选》

诗人以一字为工，世固知之，惟老杜变化开阖，出奇无穷，殆不可以迹捕。如“江山有巴蜀，栋宇自齐梁”，远近数千里，上下数百年，只在“有”与“自”两字间，而吞纳山川之气，俯仰古今之怀，皆见于言外。藤王亭子“粉墙犹竹色，虚阁自松声”，若不用“犹”与“自”两字，则余八言，凡亭子皆可用，不必藤王也。此皆工妙至到，人力不可及，而此老独雍容闲肆，出于自然，略不见其用力处。今人多取其已用字，模仿用之，偃蹇狭隘，尽成死法，不知意与境会，言中其节，凡字皆可用也。

诗语固忌用巧太过，然缘情体物，自有天然工妙，虽巧而不见刻削之痕七言难于气象雄伟，句中有力而纡余不失言外之意，自老杜“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与“五更鼓角悲声壮，三峡星河影动摇”等句之后，尝恨无复继者。

《季氏将伐颛臾》

季氏将伐颛(zhuān)臾。冉有、季路(两人是孔子的弟子，也是季氏的臣子)见于孔子，曰：“季氏将有事于颛臾。”孔子曰：“求!无乃尔是过与?夫颛臾，昔者先王以为东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为?”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陈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颠而不扶，则将焉用彼相矣?且尔言过矣。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是谁之过与?”

冉有曰：“今夫颛臾，固而近于费。今不取，后世必为子孙忧。”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为之辞。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今由与求也相夫子，远人不服而不能来也，邦分崩离析而不能守也，而谋动干戈于邦内。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1]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蜈蚣百足，行不及蛇;雄鸡两翼，飞不过鸦。马有千里之程，无骑不能自往;人有冲天之志，非运不能自通。

盖闻：人生在世，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文章盖世，孔子厄于陈邦;武略超群，太公钓于渭水。颜渊命短，殊非凶恶之徒;盗跖年长，岂是善良之辈。尧帝明圣，却生不肖之儿;瞽叟愚顽，反生大孝之子。张良原是布衣，萧何称谓县吏。晏子身无五尺，封作齐国宰相;孔明卧居草庐，能作蜀汉军师。楚霸虽雄，败于乌江自刎;汉王虽弱，竟有万里江山。李广有射虎之威，到老无封;冯唐有乘龙之才，一生不遇。韩信未遇之时，无一日三餐，及至遇行，腰悬三尺玉印，一旦时衰，死于阴人之手。

有先贫而后富，有老壮而少衰。满腹文章，白发竟然不中;才疏学浅，少年及第登科。深院宫娥，运退反为妓妾;风流妓女，时来配作夫人。青春美女，却招愚蠢之夫;俊秀郎君，反配粗丑之妇。蛟龙未遇，潜水于鱼鳖之间;君子失时，拱手于小人之下。衣服虽破，常存仪礼之容;面带忧愁，每抱怀安之量。时遭不遇，只宜安贫守份;心若不欺，必然扬眉吐气。初贫君子，天然骨骼生成;乍富小人，不脱贫寒肌体。

天不得时，日月无光;地不得时，草木不生;水不得时，风浪不平;人不得时，利运不通。注福注禄，命里已安排定，富贵谁不欲?人若不依根基八字，岂能为卿为相?

吾昔寓居洛阳，朝求僧餐，暮宿破窖，思衣不可遮其体，思食不可济其饥，上人憎，下人厌，人道我贱，非我不弃也。今居朝堂，官至极品，位置三公，身虽鞠躬于一人之下，而列职于千万人之上，有挞百僚之杖，有斩鄙吝之剑，思衣而有罗锦千箱，思食而有珍馐百味，出则壮士执鞭，入则佳人捧觞，上人宠，下人拥。人道我贵，非我之能也，此乃时也、运也、命也。

嗟呼!人生在世，富贵不可尽用，贫贱不可自欺，听由天地循环，周而复始焉。

从小到大，阅读学习了不少杜甫的诗词，曾以为他是个如李白一样旷达洒脱的热血文人，后来发现他也是忧国忧民的现实诗人。杜甫的诗称为史诗，当之无愧，他的感情心志总是和国家危机、民生痛苦胶漆般地结合在一起。

一 、读书和漫游时期

杜甫从小就是一个好学之才，7岁时就已经开始吟诵诗歌，“读书破万卷”“群书万卷常暗诵”是他当时刻苦学习、努力进取的真实写照。就像一句话所说，成功的花朵开在有准备的土里，这为他以后的创作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从玄宗开元十九年(731年)至天宝四载(745年)，杜甫进行了两次长期的漫游。过得是跋山涉水、高歌游猎的浪漫生活。他先是由北方南下去游吴越，后又向北游齐赵。曾经先后和苏源明、高适等人呼鹰逐兽，打猎取乐，登高怀古，饮酒赋诗。天宝三载，杜甫在洛阳与李白相遇。

《饮酒八仙歌》

知章骑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

汝阳三斗始朝天,道逢麹车口流涎,恨不移封向酒泉。

左相日兴费万钱,饮如长鲸吸百川,衔杯乐圣称避贤。

宗之潇洒美少年,举觞白眼望青天,皎如玉树临风前。

苏晋长斋绣佛前,醉中往往爱逃禅。

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

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

张旭一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

焦遂五斗方卓然，高谈雄辩惊四筳。

杜甫与李白相遇相知相识相惜，二人畅谈人生，相见恨晚。杜甫此时在政治上不得意，生活上也穷困潦倒，所以看不到未来生活的出路，他在被李白豪迈洒脱的风度和才华横溢的诗篇吸引的同时，也被他学到求仙的生活所感染。杜甫对李白的那种追求自由、狂放不羁精神的赞赏与敬佩溢于言表。

35岁以前，是杜甫读书和漫游的时期，也是他一生中最快意潇洒的时期。

二 、困居长安时期

读书开始走向现实主义，是从困守长安开始的。

杜甫出到长安，漫游时代的浩方情绪还没有消逝。但等到他和长安的现实接触渐多，豪放的情绪也就逐渐收敛，这中间他对于过去自由的生活感到无限的依恋。所以他的长安前期的诗反映出一种矛盾的心情。但他知道他到长安，目的是求得一个官职，有所建树，但都未成功。当时正值安史之乱的酝酿时期，当权的是奸相李林甫和杨国忠，杜甫不仅不能实现他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抱负，而且开始过着“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的屈辱生活。杜甫曾经想到退隐，但他没有回避艰苦，还是坚决地走上积极入世的道路。

生活折磨了杜甫，也成全了杜甫，于是他比较广泛地接触劳动人民，仕途的失败使他能客观地认识统治阶级的腐败与堕落，个人的饥寒交迫使他更能体会到人民的疾苦。从而在中国诗史上留下了《兵车行》《丽人行》《前出塞九首》等现实主义杰作。

从35岁到44岁，十年困守的结果，使杜甫变成了一个忧国忧民的诗人。这才确定了杜甫此后的生活道路和创作道路的方向。

三 、陷贼和为官时期

安史之乱最剧烈的时期，唐王朝从此以后由盛而衰，社会政治、经济都发生了非常巨大的变化。国家岌岌可危，人民灾难深重，一片风雨飘摇的景象，而杜甫也亲身经历了错综复杂的变化：流亡、陷贼、在皇帝身边任左拾遗、出贬华州、荒凉的洛阳道上、秦州几句、入蜀的行程。

因为他的屡遭贬斥，使他能够多次获得深入广大贫困人民生活的机会，他看到了社会中的各种悲惨景象，他同情受苦的人民，他号召人们奋力征战以保卫国家民族的安全。他一方面同情人民，大力揭露兵役给社会造成的黑暗景象;但另一方面还是积极鼓励广大人民去参战。于是写下了流传千古的《新安吏》《潼关吏》《石壕吏》《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组诗六首，被后人简称为“三吏”“三别”。

从45岁到48岁，是杜甫生活的陷贼与为官时期，在这一时期，杜甫的创作可以说是达到了现实主义的高峰。

四 、漂泊西南时期

“满目悲生事，因人作远游。”从肃宗上元元年至代宗大历五年，杜甫离开了哀鸿遍野干戈扰攘的中原，在成都西郊盖了一所草堂，开始了“漂泊西南”的生活。

在漂泊的十一年中，他经常过着“生涯似众人”的日子。但不论生活上怎样苦，也不论漂泊到什么地方，他总是在关怀着国家的安危和人民的疾苦。在漂泊期间的十一年内，他写了一千多首诗。

但他并不曾忘记流亡失所、无处安身的人们，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写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名句，还有《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又呈吴郎》《诸将》《秋兴》等作品。

杜甫年仅59岁，“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是这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对祖国和人民最后的怀念。

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

浙江一考生

现代社会以海德格尔的一句“一切实践传统都已经瓦解完了”为嚆矢。滥觞于家庭与社会传统的期望正失去它们的借鉴意义。但面对看似无垠的未来天空，我想循卡尔维诺“树上的男爵”的生活好过过早地振翮。

我们怀揣热忱的灵魂天然被赋予对超越性的追求，不屑于古旧坐标的约束，钟情于在别处的芬芳。但当这种期望流于对过去观念不假思索的批判，乃至走向虚无与达达主义时，便值得警惕了。与秩序的落差、错位向来不能为越矩的行为张本。而纵然我们已有翔实的蓝图，仍不能自持已在浪潮之巅立下了自己的沉锚。

“我的生活故事始终内嵌在那些我由之获得自身身份共同体的故事之中。”麦金太尔之言可谓切中了肯綮。人的社会性是不可祓除的，而我们欲上青云也无时无刻不在因风借力。社会与家庭暂且被我们把握为一个薄脊的符号客体，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我们尚缺乏体验与阅历去支撑自己的认知。而这种偏见的傲慢更远在知性的傲慢之上。

在孜孜矻矻以求生活意义的道路上，对自己的期望本就是在与家庭与社会对接中塑型的动态过程。而我们的底料便是对不同生活方式、不同角色的觉感与体认。生活在树上的柯希莫为强盗送书，兴修水利，又维系自己的爱情。他的生活观念是厚实的，也是实践的。倘若我们在对过往借韦伯之言“祓魅”后，又对不断膨胀的自我进行“赋魅”，那么在丢失外界预期的同时，未尝也不是丢了自我。

毫无疑问，从家庭与社会角度一觇的自我有偏狭过时的成分。但我们所应摒弃的不是对此的批判，而是其批判的廉价，其对批判投诚中的反智倾向。在尼采的观念中，如果在成为狮子与孩子之前，略去了像骆驼一样背负前人遗产的过程，那其“永远重复”洵不能成立。何况当矿工诗人陈年喜顺从编辑的意愿，选择写迎合读者的都市小说，将他十六年的地底生涯降格为桥段素材时，我们没资格斥之以媚俗。

蓝图上的落差终归只是理念上的区分，在实践场域的分野也未必明晰。譬如当我们追寻心之所向时，在途中涉足权力的玉墀，这究竟是伴随着期望的泯灭还是期望的达成?在我们塑造生活的同时，生活也在浇铸我们。既不可否认原生的家庭性与社会性，又承认自己的图景有轻狂的失真，不妨让体验走在言语之前。用不被禁锢的头脑去体味切斯瓦夫·米沃什的大海与风帆，并效维特根斯坦之言，对无法言说之事保持沉默。

用在树上的生活方式体现个体的超越性，保持婞直却又不拘泥于所谓“遗世独立”的单向度形象。这便是卡尔维诺为我们提供的理想期望范式。生活在树上——始终热爱大地——升上天空。

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21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历史是不断向前的，要达到理想的彼岸，就要沿着我们确定的道路不断前进。以下是小编带来的习近平在纪念长征胜利80周年上的讲话原文全文，希望对你有帮助。

习近平

同志们：

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集会，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

红军长征的那个年代，中国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黑暗境地，社会危机四伏，日寇野蛮侵略，国民党反动派置民族危亡于不顾，向革命根据地连续发动大规模“围剿”，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到了危急关头，中国革命到了危急关头，中华民族到了危急关头。

面对生死存亡的严峻考验，从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和第二十五军进行了伟大的长征。我们党领导红军，以非凡的智慧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战胜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长征，宣告了国民党反动派消灭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图谋彻底失败，宣告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肩负着民族希望胜利实现了北上抗日的战略转移，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事业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开启了中国共产党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而斗争的新的伟大进军。

这一惊天动地的革命壮举，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谱写的壮丽史诗，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巍峨丰碑。

在这里，我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代表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向领导红军创造这一历史伟业的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向在长征中浴血奋战和在各地坚持革命斗争的红军指战员，向当年支援红军长征的各族人民特别是各革命根据地人民，向所有健在的红军老战士，致以崇高的敬意!

我提议，全体起立，为在长征途中和在各地革命斗争中英勇牺牲的革命烈士默哀!

同志们!

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80年前那段苦难和辉煌，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长征在我们党、国家、军队发展史上具有十分伟大的意义，对中华民族历史进程具有十分深远的影响。

——长征是一次理想信念的伟大远征。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永远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把共产主义确立为远大理想，始终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朝着这个伟大理想前行。党和红军几经挫折而不断奋起，历尽苦难而淬火成钢，归根到底在于心中的远大理想和革命信念始终坚定执着，始终闪耀着火热的光芒。

长征途中，英雄的红军，血战湘江，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鏖战独树镇，勇克包座，转战乌蒙山，击退上百万穷凶极恶的追兵阻敌，征服空气稀薄的冰山雪岭，穿越渺无人烟的沼泽草地，纵横十余省，长驱二万五千里。主力红军长征后，留在根据地的红军队伍和游击队，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坚持游击战争。西北地区红军创建陕甘革命根据地，同先期到达陕北的红二十五军一起打破了敌人的重兵“围剿”，为党中央把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安置在西北创造了条件。东北抗日联军、坚持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党组织以及党领导的各方面力量都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都为长征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长征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人理想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人信念的胜利。“风雨浸衣骨更硬，野菜充饥志越坚;官兵一致同甘苦，革命理想高于天。”在风雨如磐的长征路上，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激励和指引着红军一路向前。在红一方面军二万五千里的征途上，平均每300米就有一名红军牺牲。长征这条红飘带，是无数红军的鲜血染成的。艰难可以摧残人的肉体，死亡可以夺走人的生命，但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动摇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

长征的胜利，靠的是红军将士压倒一切敌人而不被任何敌人所压倒、征服一切困难而不被任何困难所征服的英雄气概和革命精神。长征向全中国、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的、以共产主义为崇高理想和坚定信念的。长征路上的苦难、曲折、死亡，检验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向世人证明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是坚不可摧的。

——长征是一次检验真理的伟大远征。真理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得到检验，真理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得到确立。长征途中，红军面临着凶恶残暴的追兵阻敌，面临着严酷恶劣的自然环境，还面临着同党内错误思想的激烈斗争。经过长征，党和红军不是弱了，而是更强了，因为我们党找到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找到了指引这条道路的正确理论。

长征途中，党中央召开的遵义会议，是我们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这次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这是我们党和革命事业转危为安、不断打开新局面最重要的保证。

长征的胜利，使我们党进一步认识到，只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才能把革命事业引向胜利。这是在血的教训和斗争考验中得出的真理。

长征的胜利，实现了在追求真理、坚持真理的基础上全党的空前团结、红军的空前团结。没有这种思想上政治上的大团结，中国革命胜利是不可能实现的。经过长征的千锤百炼，我们党在思想上不断成熟，成为中国人民进行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成为中国革命赢得最后胜利的中坚力量。

——长征是一次唤醒民众的伟大远征。红军打胜仗，人民是靠山。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面对正义和邪恶两种力量的交锋、光明和黑暗两种前途的抉择，我们党始终植根于人民，联系群众、宣传群众、武装群众、团结群众、依靠群众，以自己的模范行动，赢得人民群众真心拥护和支持，广大人民群众是长征胜利的力量源泉。

长征途中，我们党高举全民族团结抗战的大旗，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吹响了全民族觉醒和奋起的号角，汇聚起团结抗日、一致对外的强大力量。广大人民群众深刻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为人民谋利益的党，红军是人民的军队、真正抗日的力量，中国共产党指引的道路是人民群众翻身得解放的正确道路。

长征的胜利，宣传了我们党的主张，播撒下革命的火种，扩大了党和红军的影响，巩固了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使党牢牢扎根在人民之中。

长征的胜利，充分展示了中国共产党性质和宗旨的力量，充分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必须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克服困难、赢得胜利。

——长征是一次开创新局的伟大远征。长征的胜利，是方向和道路的胜利。长征的过程，不仅是战胜敌人、赢得胜利、实现战略目标的过程，而且是联系实际、创新理论、探索革命道路的过程。长征出发前，由于党内“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领导，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其他根据地也遭受挫折，中国革命面临着方向和道路的抉择。面对乱云飞渡、惊涛骇浪，我们党表现出无所畏惧的伟大实践精神，表现出浴火重生的伟大创造精神，在血与火中趟出了一条走向新生、走向胜利的革命道路。

长征途中，我们党通过艰苦卓绝的实践探索，成功把解决生存危机同拯救民族危亡联系在一起，把长征的大方向同建立抗日前进阵地联系在一起，实现了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变，为夺取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进而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打下了坚实基础。

长征的胜利，不仅保存了革命力量，而且使我们党找到了中国革命力量生存发展新的落脚点，找到了中国革命事业胜利前进新的出发点。从长征的终点出发，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展开了中国革命波澜壮阔的新画卷。

长征的胜利，使我们党以陕甘宁革命根据地为中心，推动一大批革命根据地如雨后春笋般建立和发展起来，革命的火种在神州大地渐成燎原之势，有力推动了新的革命高潮到来。

同志们!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长征历时之长、规模之大、行程之远、环境之险恶、战斗之惨烈，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世界战争史乃至人类文明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

在漫漫征途中，红军将士同敌人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百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穿越了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用顽强意志征服了人类生存极限。红军将士上演了世界军事史上威武雄壮的战争活剧，创造了气吞山河的人间奇迹。

80年来，世界范围内关于红军长征的报道和研究层出不穷，慕名前来寻访长征路的人络绎不绝。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人认为，红军长征是20世纪最能影响世界前途的重要事件之一，是充满理想和献身精神、用意志和勇气谱写的人类史诗。长征迸发出的激荡人心的强大力量，跨越时空，跨越民族，是人类为追求真理和光明而不懈努力的伟大史诗。

同志们!

长征这一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壮举，留给我们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

伟大长征精神，就是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就是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就是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就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就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

伟大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革命风范的生动反映，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品格的集中展示，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最高体现。

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长久生存的灵魂，唯有精神上达到一定的高度，这个民族才能在历史的洪流中屹立不倒、奋勇向前。伟大长征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红色基因和精神族谱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深深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和灵魂，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丰富滋养，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

同志们!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英雄的人民创造英雄的历史。今天中国的进步和发展，就是从长征中走出来的。

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同志就告诫我们：“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新中国成立后，经过艰苦摸索和曲折实践，我们开启了改革开放新时代，迈上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长征之路。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心、艰苦奋斗，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加速发展，人民生活得到根本改善，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极大巩固和发展，我们迎来了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历史任务。邓小平同志说：“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

历史是不断向前的，要达到理想的彼岸，就要沿着我们确定的道路不断前进。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今天，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就是要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今天的长征同当年的红军长征相比，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已经走过的新长征之路相比，虽然在环境、条件、任务、力量等方面有一些差异甚至有很大不同，但都是具有开创性、艰巨性、复杂性的事业。

实现伟大的理想，没有平坦的大道可走。夺取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新进展，夺取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新成效，夺取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新胜利，我们还有许多“雪山”、“草地”需要跨越，还有许多“娄山关”、“腊子口”需要征服，一切贪图安逸、不愿继续艰苦奋斗的想法都是要不得的，一切骄傲自满、不愿继续开拓前进的想法都是要不得的。

长征永远在路上。一个不记得来路的民族，是没有出路的民族。不论我们的事业发展到哪一步，不论我们取得了多大成就，我们都要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在新的长征路上继续奋勇前进。

——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今天的长征路，必须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为崇高理想信念而矢志奋斗。长征胜利启示我们：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没有牢不可破的理想信念，没有崇高理想信念的有力支撑，要取得长征胜利是不可想象的。邓小平同志说：“过去我们党无论怎样弱小，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一直有强大的战斗力，因为我们有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有了共同的理想，也就有了铁的纪律。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这都是我们的真正优势。”

在新的长征路上，我们一定要保持理想信念坚定，不论时代如何变化，不论条件如何变化，都风雨如磐不动摇，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永远为了真理而斗争，永远为了理想而斗争。

“石可破也，而不可夺坚;丹可磨也，而不可夺赤。”理想信念的坚定，来自思想理论的坚定。认识真理，掌握真理，信仰真理，捍卫真理，是坚定理想信念的精神前提。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的基础之上，建立在马克思主义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之上，建立在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的崇高价值的基础之上。我们坚定，是因为我们追求的是真理。我们坚定，是因为我们遵循的是规律。我们坚定，是因为我们代表的是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

坚定理想信念，就要深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深入学习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让真理武装我们的头脑，让真理指引我们的理想，让真理坚定我们的信仰。要坚持学而信、学而思、学而行，把学习成果转化为不可撼动的理想信念，转化为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用理想之光照亮奋斗之路，用信仰之力开创美好未来。

——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今天的长征路，必须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为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新胜利而矢志奋斗。长征胜利启示我们：只有掌握科学理论才能把握正确前进方向;只有立足实际、独立自主开辟前进道路，才能不断走向胜利。长征走过的道路，不仅翻越了千山万水，而且翻越了把马克思主义当做一成不变的教条的错误思想障碍。长征给我们的根本经验和启示，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定不移走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建设、改革道路。

在新的长征路上，我们要坚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指引中国人民创造自己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指导党和人民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理论，是立于时代前沿、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明显制度优势、强大自我完善能力的先进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国人民胜利前行的强大精神力量。这一点，不仅已经在理论上被证明是正确的，而且在实践上也被证明是正确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承载着几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和探索，寄托着无数仁人志士的夙愿和期盼，凝聚着亿万人民的奋斗和牺牲，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我们强调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不是说就固步自封、不思进取了，我们必须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永远充满蓬勃生机活力。同时，我们要永远记住，我们所进行的一切完善和改进，都是在既定方向上的继续前进，而不是改变方向，更不是要丢掉我们党、国家、人民安身立命的根本。

——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今天的长征路，必须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为人民过上更加美好生活而矢志奋斗。长征胜利启示我们：人民群众有着无尽的智慧和力量，只有始终相信人民，紧紧依靠人民，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才能凝聚起众志成城的磅礴之力。一部红军长征史，就是一部反映军民鱼水情深的历史。在湖南汝城县沙洲村，3名女红军借宿徐解秀老人家中，临走时，把自己仅有的一床被子剪下一半给老人留下了。老人说，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同人民风雨同舟、血脉相通、生死与共，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取得长征胜利的根本保证，也是我们战胜一切困难和风险的根本保证。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发展壮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够不断前进，正是因为依靠了人民。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得到人民拥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够得到人民支持，也正是因为造福了人民。

在新的长征路上，全党必须牢记，为什么人、靠什么人的问题，是检验一个政党、一个政权性质的试金石。我们要始终把人民立场作为根本政治立场，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不断把为人民造福事业推向前进。我们要团结带领全体人民，以自己的辛勤劳动和不懈努力，不断保障和改善民生，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稳步迈进。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个道理我们必须牢记，任何时候都不能忘却。老百姓是天，老百姓是地。忘记了人民，脱离了人民，我们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就会一事无成。我们要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接受人民群众批评和监督，心中常思百姓疾苦，脑中常谋富民之策，使我们党永远赢得人民群众信任和拥护，使我们的事业始终拥有不竭的力量源泉。

团结是战胜一切困难的强大力量，是凝聚人心、成就伟业的重要保证。在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征程中，我们一定要巩固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增强各党派、各团体、各民族、各阶层以及各方面的团结，坚决维护国家统一和社会和谐稳定，坚决反对任何破坏统一和团结的分裂活动。我们要凝聚起全体人民智慧和力量，激发出全社会创造活力和发展动力，让全体中华儿女万众一心、团结奋斗迸发出来的磅礴力量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动力。

——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今天的长征路，必须把握方向、统揽大局、统筹全局，为实现我们的总任务、总布局、总目标而矢志奋斗。长征胜利启示我们：一个党要立于不败之地，必须立于时代潮头，紧扣新的历史特点，科学谋划全局，牢牢把握战略主动，坚定不移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长征走的是高山峻岭，渡的是大河险滩，过的是草地荒原，但每一个行程、每一次突围、每一场战斗都从战略全局出发，既赢得了战争胜利，也赢得了战略主动。这既是一种精神，也是一种智慧。

在新的长征路上，我们要立足世情国情党情，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协调推进各项事业发展，抓住战略重点，实现关键突破，赢得战略主动，防范系统性风险，避免颠覆性危机，维护好发展全局。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们必须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一心一意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而努力工作，不断把完成总任务的历史进程推向前进。发展对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决定性意义，我们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以新发展理念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破解发展难题，厚植发展优势，不断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奠定强大物质基础。改革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我们必须坚定不移高举改革旗帜，坚决冲破思想观念束缚，坚决破除利益固化藩篱，坚决清除妨碍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体制机制障碍，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我们必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坚定不移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让党和国家事业始终充满创造活力、不断打开创新局面。

——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今天的长征路，必须建设同我国国际地位相称、同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相适应的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为维护国家安全和世界和平而矢志奋斗。长征胜利启示我们：人民军队是革命的依托、民族的希望，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是人民军队赢得胜利的根本保证。长征锻炼了人民军队，长征磨练了人民军队，长征成就了人民军队，长征开启了人民军队发展的新起点。长征是人民军队的光荣，光荣的人民军队必须永远继承红军长征的伟大精神和优良作风。

在新的长征路上，我们要坚持以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为引领，深入贯彻新形势下军事战略方针，努力建设世界一流军队。

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要紧紧扭住政治建军不放松，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永葆人民军队性质、宗旨、本色，永远做红军的传人，着力培养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一代革命军人，努力锻造具有铁一般信仰、铁一般信念、铁一般纪律、铁一般担当的过硬部队。要紧紧扭住改革强军不放松，坚定不移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着力解决制约国防和军队建设的体制性障碍、结构性矛盾、政策性问题，深入推进军队组织形态现代化，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军事力量体系。要紧紧扭住依法治军不放松，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军事法治体系，推动实现治军方式的根本性转变，提高国防和军队建设法治化水平。要紧紧扭住备战打仗不放松，坚持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标准，拓展和深化军事斗争准备，加强实战化军事训练，加快提升打赢信息化战争能力。要深入贯彻军民融合发展战略，更好把国防和军队建设融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体系，形成全要素、多领域、高效益的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格局。要加强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巩固和发展军政军民团结。要加强国际军事安全合作，积极履行同中国国际地位相适应的责任和义务，同世界各国一道共同应对全球性安全挑战，为维护世界和平作出更大贡献。全军要增强忧患意识、危机意识、使命意识，以只争朝夕的精神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担负起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重大责任。

——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今天的长征路，必须加强党的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为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而矢志奋斗。长征胜利启示我们：党的领导是党和人民事业成功的根本保证。毛泽东同志指出：“谁使长征胜利的呢?是共产党。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长征是不可能设想的。中国共产党，它的领导机关，它的干部，它的党员，是不怕任何艰难困苦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不断取得胜利最根本的保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大优势，必须毫不动摇坚持和完善。

在新的长征路上，全党同志都要自觉坚持和维护党的领导，自觉站在党和人民立场上，对党忠诚、为党分忧、为党担责、为党尽责，竭尽全力完成党交给的职责和任务，通过全党共同努力，使我们党永远同人民在一起、永远走在时代前列。

“自知者英，自胜者雄。”民族复兴梦想越接近，改革开放任务越繁重，越要加强党的建设。安不忘危，才是生存发展之道。我们党面临的“四大考验”、“四种危险”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中强化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确保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始终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继续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牢牢把握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这条主线，加强和规范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坚定不移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不断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今天的长征路，是新的时代条件下我们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伟大长征精神，是党和人民付出巨大代价、进行伟大斗争获得的宝贵精神财富，我们世世代代都要牢记伟大长征精神、学习伟大长征精神、弘扬伟大长征精神，使之成为我们党、我们国家、我们人民、我们军队、我们民族不断走向未来的强大精神动力。

同志们!

长征胜利80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断推进革命、建设、改革伟大事业，进行了一次又一次波澜壮阔的伟大长征，夺取了一个又一个举世瞩目的伟大胜利。

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我们这一代人，继承了前人的事业，进行着今天的奋斗，更要开辟明天的道路。

蓝图已绘就，奋进正当时。前进道路上，我们要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激励和鼓舞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特别是青年一代发愤图强、奋发有为，继续把革命前辈开创的伟大事业推向前进，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新的长征路上续写新的篇章、创造新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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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人，你一直在等他，他却忘记了你。

有一个人，他想离开了，你却没有丝毫挽留，因为你渐渐明白，挽留是没有用的，你能给的，只有自由。

你以为只要走的很潇洒，就不会有太多的痛苦，就不会有留恋，可是，为什么在喧闹的人群中会突然沉默下来，为什么听歌听到一半会突然哽咽不止。你不知道自己在期待什么，不知道自己在坚持什么，脑海里挥之不去的，都是过往的倒影。

爱你的人，对你的要求很少，可以在很想你的时候看看你，可以在寂寞的时候和你说句话，这就是她所有的幸福。

如果因为执念而作出仓促的决定，可以离开，但请不要走远，不要急着为彼此定性，不要急着分清界限，回头看看，她是否还在。

在爱情里，如果两人都很被动，一段美好的姻缘不免在时间的摧残下消磨殆尽，并不是两个人不适合，而是双方都习惯于等待，等待对方先主动，没有耐心的人于是选择离开，最后徒留遗憾。

所以，爱是有来生的，就像不灭的火种，只需加点干柴，它依旧能发出夺目的火光。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若多情老得早，此情待可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你欠我的幸福

几米说：

当你喜欢我的时候，我不喜欢你

当你爱上我的时候，我喜欢上你

当你离开我的时候，我却爱上你

是你走的太快，还是我跟不上你的脚步?

我们错过了诺亚方舟，错过了泰坦尼克号，错过了一切惊险与不惊险，我们还要继续错过

但是，请允许我说这样自私的话

多年后

你若未娶

我若未嫁

那我们能不能在一起

记住你欠我的幸福。

据说，连阅卷老师都受教了!很感动!

一直以来，我都不怎么喜欢杜甫，或者说，对他不怎么感冒。相比之下，我更喜欢李白的洒脱乐观。但最近我对这个忧国忧民的老人起了一些兴趣。

从现实角度讲，杜甫之于这个世界，仿佛除了流传下来些好诗以外没有其他贡献了。他尽管可以讲出人民大众之苦，但他既不是帝王，又不受宠，他并不能改变什么。他不是权臣，不能施展心中的报复；他不是圣人，不能以自己的观点说服别人；他也不是高僧，不能以佛教感化众人；他不是将军，收复不了失地，扩张不了版图。他不过是一个在动乱的时代忧愁的人，是一个潦倒、落魄又不得志的穷酸文人。他文采好，但不能当饭吃，他挣钱少，但看到人民的艰苦还是会觉得太多。君王不重视他，他还是要追随，永远伴着希望和期待一路追随。总之，他很痴愚，也很顽强。

杜甫只与李白相遇过一次，但这却让他念念不忘。

在任何时候杜甫对这个世界都不会放弃，他会自然而然地想对这个世界负责，这是他的本性。他看了太多苦难。失去了官位，他着急不能救黎民于水火，朝廷昏暗龌龊，他不放心丢下君王独自离去。他在官宦仕途中奔波，在祖国大地上奔走，他目睹并感悟着人民疾苦，发出了"朱门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凄凉的呼喊和"大庇天下士俱欢颜""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的感叹。这就是忧国忧民更甚于忧家忧己的杜甫。而李白则不然，他生活在盛唐时期，战乱并不频繁。李白也曾看过官场的黑暗，但他选择的却仅仅是远离政治，这很大成分上来源于他潇洒不拘的性格。杜甫胜过李白的地方在于，他批判社会的目光不紧紧盯着上层，他同时也在观察着下层。

杜甫这个人还真是深沉，他的大气是很少有人能比拟。并不是像“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的傲气，而是心中装下大千世界，于厚土之中深深扎根，始终站在广大人民的立场上。他对百姓命运的关怀，对民生疾苦的描写，处处都有他所遭受的痛苦渗透在里面，这样写出来的诗歌，它的意义是不可估量的。这或许就是他和他的诗歌被称为“诗圣”和“诗史”的原因吧。

这样喜欢自由的我都开始喜欢他了，我想不会有谁永远也不爱杜甫吧？

多少年来，杜甫给后人留下的最大疑惑是他的死因。

文学、史学界针对杜甫的死因提出了五种死因，而且各执一词，发人深思。

一、病死说

翻阅莫砺锋、童强著《杜甫传》，关于杜甫的死，书中是这样写的：“冬天到了，诗人病倒了。病倒在行往岳阳的舟中。……一颗巨星就在这无限的孤独、寂寞中陨落了。”(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版，第316页)。

二、溺死

此说最早出自于假冒唐朝李观的名义写的《杜拾遗补遗》。这种说 法自提出后，后来历朝历代的学者对此说进行批驳，并明确指出此段文字中的“硬伤”，唐玄宗死于宝应元年，也就是公元762年，怎么能又在770年赐死子美杜甫呢?

三、自沉于水而死

此说源于伪托唐朝韩愈名义撰的《题杜子美坟》提出“三贤(指屈原、李白、杜甫)同归一水”的说法。三人怀沙自沉，这显然是一种没有丝毫根据的想象。

四、食物中毒而死

提出此说的是现代著名学者郭沫若，郭沫若的这种说法同样具有猜测性，几乎没有文献作为依据纯属于个人的文学创作。

五、消化不良而死

此说较为可信。杜甫的死和饥饿有着斩不断的联系，离开四川后的杜甫客居湖南，由于被突然的洪水所围困，连续饿了9天。当地县令用小船把杜甫救了回来，以牛肉白酒招待他，难得饕餮一回的杜甫因许久未进食，肠胃难以承受，最终因消化不良而死。

杜甫先生：

最近忙否?请原谅我这来自千年之后的冒昧打扰吧。我是来自21世纪的一个青年，之所以给您写这封信，是想跟您告诉您最近发生在您身上的一些事，还想跟您谈谈我现在所身处的这个世界。

我相信，作为一名诗人，您心里一定会希望自己的诗作能流传千古，为后人传诵，我想告诉您，您成功了，您的伟大诗作不仅时至今日还被万人传诵，而且它们已经走进了语文课本，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相信即使再过几千年，您和您的诗作依然传世不朽。真的恭喜您，也感谢您，您忧国忧民的伟大情怀令万世景仰。

或许，这些您已经预料到，但我敢肯定，最近发生在您身上的这件事，您一定没有想到——千年之后，您成了微博红人。您的照片在网络上广为流传，具体请看来信所附的照片。

不知道看到这些恶搞自己的图片，您会不会生气。不过，我猜，以您老人家“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博大胸怀，肯定不会像那个博物馆负责人那么小家子气。

请允许我说明，这绝对不是在亵渎您，请您一定明白，网友们对您照片的涂鸦，其实完全是出于内心对您深沉的喜爱，当然，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因为当今的应试教育实在是太无聊和枯燥了，人们通过这种涂鸦，以表达对应试教育制度的不满。

说到这里，不得不向您说一下我们现在的教育制度。现在我们所有人要想上大学，就必须得参加一个高等学校入学考试，简称高考，而高考的内容是指定的，您的诗作也是考试内容之一，高考指定的内容非常多，而我们必须将所有的内容都记住，然后参加考试，换取分数，在这里，分数就是一切。

您不知道，准备高考的日子是非常痛苦的，也是非常难熬的，所有人都像待宰的猪一样被人注水，压力非常大，这时，人们会通过涂鸦来发泄情绪，以此缓解压力，说实话，之所以恶搞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人们可都是被逼出来的啊!

恶搞归恶搞，不得不说，现在的中国，像您这样忧国忧民的人已经很少了，现在的中国都在为金钱和权力而痴狂，道德和良知都被丢弃了，很少人为中国的前途以及百姓的疾苦大声疾呼，而且现在权力和资源被垄断，人们的幸福感和安全感很低，人与人之间都很冷漠，普通民众生不起、住不起、吃不起甚至死不起，人们都很迷茫，真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能过上民主、自由、幸福而有安全感的生活。

不知道您是否有答案，期待您的回信。

《白杨》

作者：袁鹰

人物：父亲与子女

时间：五十年代

火车窗外是茫茫的大戈壁，没有山，没有水，也没有人烟。天和地的界限也并不那么清晰，都是浑黄一体。

从哪儿看得出列车在前进呢?

那就是沿着铁路线的一行白杨树。每隔几秒钟，窗外就飞快地闪过一个高大挺秀的身影。

一位旅客正望着这些戈壁滩上的卫士出神。

“爸爸，”大孩子摇着他的腿，“你看那树多高!”爸爸并没有从沉思中回过头来，倒是旁边的妹妹插嘴了：

“不，那不是树，那是大伞。”

“哪有这么大的伞!”

“你看它多直!”妹妹分辩着。

“它是树，不是伞!”哥哥肯定地说。

小小的争论打断了爸爸的思路，他微笑着，慢慢地抚摸孩子们的头，说：

“这不是伞，是白杨树。”

哥哥还不满足：“为什么它这么直，长得这么大?”

爸爸的微笑消失了，脸色变得严肃起来。他想了一会儿，对儿子和小女儿说：“白杨树从来就这么直。哪儿需要它，它就在哪儿很快地生根发芽，长出粗壮的枝干。不管遇到风沙还是雨雪，不管遇到干旱还是洪水，它总是那么直，那么坚强，不软弱，也不动摇。”

爸爸只是向孩子们介绍白杨树吗?不是的，他也在表白着自己的心。而这，孩子们现在还不能理解。

他们只知道爸爸在新疆工作，妈妈也在新疆工作。他们只知道爸爸这回到奶奶家来，接他们到新疆去念小学，将来再念中学。他们只知道新疆是个很远很远的地方，要坐几天火车，还要坐几天汽车。

现在呢，孩子们多了一点知识。在通向新疆的路上，有许许多多白杨树。这儿需要它们，它们就在这儿生根了。

爸爸搂着孩子，望着窗外闪过去的白杨树，又陷入沉思。突然，他的嘴角又浮起了一丝微笑，那是因为他看见火车前进方向的右面，在一棵高大的白杨树身边，几棵小树正迎着风沙成长起来。

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惟闻女叹息。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女亦无所思，女亦无所忆。

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愿为市鞍马，从此替爷征。

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旦辞爷娘去，暮宿黄河边，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旦辞爷娘去，暮至黑山头，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燕山胡骑鸣啾啾。

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

归来见天子，天子坐明堂。策勋十二转，赏赐百千强。可汗问所欲，木兰不用尚书郎;愿驰千里足，送儿还故乡。

爷娘闻女来，出郭相扶将;阿姊闻妹来，当户理红妆;小弟闻姊来，磨刀霍霍向猪羊。开我东阁门，坐我西阁床，脱我战时袍，著我旧时裳，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出门看火伴，火伴皆惊忙：同行十二年，不知木兰是女郎。

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

下了一天一夜的大雪。房子上、树上、地上一片白。

兔妈妈要出去找吃的。她堆了一个漂亮的雪孩子，让他和小白兔一起玩。

看着可爱的雪孩子，小白兔真高兴。他和雪孩子又唱又跳，玩得很开心。

小白兔玩累了，就回家休息。屋子很冷，他往火里加了一些柴，就上床睡觉了。

火把旁边的柴堆烧着了。小白兔睡得正香，一点儿也不知道。

雪孩子看见小白兔家着火了，就飞快地跑了过去。

雪孩子从大火中救出了小白兔，自己却化了。

雪孩子哪里去了呢？他飞到了空中，成了一朵白云，一朵很美很美的白云。

贾谊《治安策》

原文：

臣窃惟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若其它背理而伤道者，难遍以疏举。进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独以为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则谀，皆非事实知治乱之体者也。夫抱火厝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火未及燃，因谓之安，方今之势，何以异此!本末舛逆，首尾衡决，国制抢攘，非甚有纪，胡可谓治!陛下何不一令臣得熟数之于前，因陈治安之策，试详择焉!

夫射猎之娱，与安危之机孰急?使为治劳智虑，苦身体，乏钟鼓之乐，勿为可也。乐与今同，而加之诸侯轨道，兵革不动，民保首领，匈叙宾服，四荒乡风，百姓素朴，狱讼衰息。大数既得，则天下顺治，海内之气，清和咸理，生为明帝，没为明神，名誉之美，垂于无穷。《礼》祖有功而宗有德，使顾成之庙称为太宗，上配太祖，与汉亡极。建久安之势，成长治之业，以承祖庙，以奉六亲，至孝也;以幸天下，以育群生，至仁也;立经陈纪，轻重同得，后可以为万世法程，虽有愚幼不肖之嗣，犹得蒙业而安，至明也。以陛下之明达，因使少知治体者得佐下风，致此非难也。其具可素陈于前，愿幸无忽。臣谨稽之天地，验之往古，按之当今之务，日夜念此至孰也，虽使禹舜复生，为陛下计，亡以易此。

夫树国固，必相疑之势也，下数被其殃，上数爽其忧，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亲弟谋为东帝，亲兄之子西乡而击，今吴又见告矣。天子春秋鼎盛，行义未过，德泽有加焉，犹尚如是，况莫大诸侯权力且十此者乎!

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国之王幼弱未壮，汉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数年之后，诸侯之王大抵皆冠，血气方刚，汉之傅相称病而赐罢，彼自丞尉以上徧置私人，如此，有异淮南、济北之为邪?此时而欲为治安，虽尧舜不治。

黄帝曰：“日中必熭，操刀必割。”今令此道顺，而全安甚易;不肯早为，已乃堕骨肉之属而抗刭之，岂有异秦之季世乎!夫以天子之位，乘今之时，因天之助，尚惮以危为安，以乱为治，假设陛下居齐桓之处，将不合诸侯而匡天下乎?臣又以知陛下有所必不能矣。假设天下如曩时，淮阴侯尚王楚，黥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韩信王韩，张敖王赵，贯高为相，卢绾王燕，陈狶在代，令此六七公者皆亡恙，当是时而陛下即天子位，能自安乎?臣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天下肴乱，高皇帝与诸公倂起，非有仄室之势以豫席之也。诸公幸者乃为中涓，其次仅得舍人，材之不逮至远也。高皇帝以明圣威武即天子位，割膏腴之地以王诸公，多者百余城，少者乃三四十县，德至渥也，然其后十年之间，反者九起。陛下之与诸公，非亲角材而臣之也，又非身封王之也，自高皇帝不能以是一岁为安，故臣知陛下之不能也。

然尚有可诿者，曰疏。臣请试言其亲者。假令悼惠王王齐，元王王楚，中子王赵，幽王王淮阳，共王王梁，灵王王燕，厉王王淮南，六七贵人皆亡恙，当是时陛下即位，能为治乎?臣又知陛下之不能也。若此诸王，虽名为臣，实皆有布衣昆弟之心，虑无不帝制而天子自为者。擅爵人，赦死罪，甚者或戴黄屋，汉法令非行也。虽行不轨如厉王者，令之不肯听，召之安可致乎!幸而来至，法安可得加!动一亲戚，天下圜视而起，陛下之臣虽有悍如冯敬者，适启其口，匕首已陷其胸矣。陛下虽贤，谁与领此?

故疏者必危，亲者必乱，已然之效也。其异姓负强而动者，汉已幸胜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袭是迹而动，既有徵矣，其势尽又复然。殃祸之变未知所移，明帝处之尚不能以安，后世将如之何!

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顿者，所排击剥割，皆众理解也。至于髋髀之所，非斤则斧。夫仁义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权势法制，人主之斤斧也。今诸侯王皆众髋髀也，释斤斧之用，而欲婴以芒刃，臣以为不缺则折。胡不用之淮南、济北?势不可也。

臣窃迹前事，大抵强者先反，淮阴王楚最强，则最先反;韩信倚胡，则又反;贯高因赵资，则又反;陈狶兵精，则又反;彭越用梁，则又反;黥布用淮南，则又反;卢绾最弱，最后反。长沙乃在二万五千户耳，功少而最完，势疏而最忠，非独性异人也，亦形势然也。曩令樊、郦、绛、灌据数十城而王，今虽以残亡可也;令信、越之伦列为彻侯而居，虽至今存可也。

然则天下之大计可知已。欲诸王之皆忠附，则莫若令如长沙王，欲臣子之勿菹醢，则莫若令如樊郦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力少则易使以义，国小则亡邪心。令海内之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从。诸侯之君不敢有异心，辐凑并进而归命天子，虽在细民，且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割地定制，令齐、赵、楚各为若干国，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孙毕以次各受祖之分地，地尽而止，及燕、梁它国皆然。其分地众而子孙少者，建以为国，空而置之，须其子孙生者，举使君之。诸侯之地其削颇入汉者，为徙其侯国，及封其子孙也，所以数偿之;一寸之地，一人之众，天子亡所利焉，诚以定治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地制壹定，宗室子孙莫虑不王，下无倍畔之心，上无诛伐之志，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贯高、利几之谋不生，柴奇、开章不计不萌，细民乡善，大臣致顺，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义。卧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遗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乱。当时大治，后世诵圣。壹动而五业附，陛下谁惮而久不为此?

天下之势方病大瘇。一胫之大几如要，一指之大几如股，平居不可屈信，一二指搐，身虑亡聊。失今不治，必为锢疾，后虽有扁鹊，不能为已。病非徒瘇也，又苦蹠戾。元王之子，帝之从弟也，今之王者，从弟之子也。惠王之子，亲兄子也;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亲者或亡分地以安天下，疏者或制大权以逼天子，臣故曰非徒病瘇也，又苦蹠戾。可痛哭者，此病是也。

天下之势方倒县。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蛮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嫚娒侵掠，至不敬也，为天下患，至亡已也，而汉岁金絮采缯以奉之。夷狄征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共贡，是臣下之礼也。足反居上，首顾居下，倒县如此，莫之能解，犹为国有人乎?非亶倒县而已，又类辟，且病痱。夫辟者一面病，痱者一方痛。今西边北边之郡，虽有长爵不轻得复，五尺以上不轻得息，斥候望烽燧不得卧，将吏被介胄而睡，臣故曰一方病矣。医能治之，而上不使，可为流涕者此也。

陛下何忍以帝皇之号为戎人诸侯，势既卑辱，而祸不息，长此安穷!进谋者率以为是，固不可解也，亡具甚矣。臣窃料匈奴之众不过汉一大县，以天下之大困于一县之众，甚为执事者羞之。陛下何不试以臣为属国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计，请必系单于之颈而制其命，伏中行说而笞其背，举匈奴之众唯上之令。今不猎猛敌而猎田彘，不搏反寇而搏畜菟，玩细娱而不图大患，非所以为安也。德可远施，威可远加，而直数百里外威令不信，可为流涕者此也。

今民卖僮者，为之绣衣丝履偏诸缘，内之闲中，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庙而不宴者也，而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縠之表，薄纨之里， 以偏诸，美者黼绣，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贾嘉会召客者以被墙。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节适，今庶人屋壁得为帝服，倡优下贱得为后饰，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且帝之身自衣皁绨，而富民墙屋被文绣;天子之后以缘其领，庶人孽妾缘其履：此臣所谓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饥，不可得也。饥寒切于民之肌肤，欲其亡为奸邪，不可得也。国已屈矣，盗贼直须时耳，然而献计者曰“毋动”，为大耳。夫俗至大不敬也，至亡等也，至冒上也，进计者犹曰“毋为”，可为长太息者此也。

商君遗礼义，弃仁恩，并心于进取。行之二岁，秦俗日败。故秦人家富子壮则出分，家贫子壮则出赘。借父耰鉏，虑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谇语。抱哺其于，与公并倨;妇姑不相说，则反唇而相稽。其慈子耆利，不同禽兽者亡几耳。然并心而赴时犹曰蹶六国，兼天下。功成求得矣，终不知反廉愧之节，仁义之厚。信并兼之法，遂进取之业，天下大败，众掩寡，智欺愚，勇威怯，壮陵衰，其乱至矣，是以大贤起之，威震海内，德从天下。曩之为秦者，今转而为汉矣。然其遗风余俗，犹尚未改。今世以侈靡相竞，而上亡制度，弃礼谊，捐廉耻日甚，可谓月异而岁不同矣。逐利不耳，虑非顾行也，今其甚者杀父兄矣。盗者剟寝户之帘，搴两庙之器，白昼大都之中剽吏而夺之金。矫伪者出几十万石粟，赋六百余万钱，乘传而行郡国，此其亡行义之尤至者也。而大臣特以簿书不报，期会之间，以为大故。至于俗流失，世坏败，因恬而不知怪，虑不动于耳目，以为是适然耳。夫移风易俗，使天下回心而乡道，类非俗吏之所能为也。俗吏之所务，在于刀笔筐箧，而不知大体。陛下又不自忧，窃为陛下惜之。

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礼，六亲有纪，此非天之所为，人之所设也。夫人之所设，不为不立，不植则僵，不修则坏。《管子》曰：“礼义廉耻，是谓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使管子愚人也则可，管子而少知治体，则是岂可不为寒心哉!秦灭四维而不张，故君臣乖乱，六亲殃戮，奸人并起，万民离叛，凡十三岁，而社稷为虚。今四维犹未备也，故奸人几幸，而众心疑惑。岂如今定经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亲各得其宜，奸人亡所几幸，而群臣众信，是不疑惑!此业一定，世世常安，而后有所持循矣。若夫经制不定，是犹度江河亡维楫，中流而遇风波，舩必覆矣。可为长太息者此也。

夏为天子，十有余世，而殷受之。殷为天子，二十余世，而周受之。周为天子，三十余世，而秦受之。秦为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远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长，而秦无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乃生，固举以礼，使士负之，有司齐肃端冕，见之南郊，见于天也。过阙则下，过庙则趋，孝子之道也。故自为赤子而教固已行矣。昔者成王幼在襁抱之中，召公为太保，周公为太傅，太公为太师。保，保其身体;傅，传之德义;师，道之教训：此三公之职也。于是为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师，是与太子宴者也。故乃孩子提有识，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礼义以道习之，逐去邪人，不使见恶行。于是皆选天下之端士孝悌博闻有道术者以卫翼之，使与太子居处出入。故太子乃生而见正事，闻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后皆正人也。夫习与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犹生长于齐不能不齐言也;习与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犹生长于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故择其所耆，必先受业，乃得尝之;择其所乐，必先有习，乃得为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习贯如自然。”及太子少长，知妃色，则入于学。学者，所学之官也。《学礼》曰：“帝入东学，上亲而贵仁，则亲疏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学，上齿而贵信，则长幼有差而民不诬矣;帝入西学，上贤而贵德，则圣智在位而功不遗矣;帝入北学，上贵而尊爵，则贵贱有等而下不 矣;帝入太学，承师问道，退习而考于太傅，太傅罚其不则而匡其不及，则德智长而治道得矣。此五学者既成于上，则百姓黎民化辑于下矣。”及太于既冠成人，免于保傅之严，则有记过之史，彻膳之宰，进善之旌，诽谤之木，敢谏之鼓。瞽史诵诗，工诵箴谏，大夫进谋，士传民语。习与智长，故切而不媿;化与心成，故中道若性。三代之礼：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春秋入学，坐国老，执酱而亲馈之，所以明有孝也;行以鸾和，步中《采齐》，趣中《肆夏》，所以明有度也;其于禽兽，见其生不食其死，闻其声不食其肉，故远庖厨，所以长恩，且明有仁也。

夫三代之所以长久者，以其辅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贵辞让也，所上者告讦也;固非贵礼义也，所上者刑罚也。使赵高傅胡亥而教之狱，所习者非斩劓人，则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忠谏者谓之诽谤，深计者谓之妖言，其视杀人若艾草菅然。岂惟胡亥之性恶哉?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故也。

鄙谚曰：“不习为吏，视已成事。”又曰：“前车覆，后车诫。”夫三代之所以长久者，其已事可知也;然而不能从者，是不法圣智也。秦世之所以亟绝者，其辙迹可见也;然而不避，是后车又将覆也。夫存亡之变，治乱之机，其要在是矣。天下之命，县于太子;太子之善，在于早谕教与选左右。夫心未滥而先谕教，则化易成也;开于道术智谊之指，则教之力也。若其服习积贯，则左右而已。夫胡、粤之人，生而同声，耆欲不异，及其长而成俗，累数译而不能相通，行者有虽死而不相为者，则教习然也。臣故曰选左右早谕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则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书》曰：“一人有庆，兆民赖之。”此时务也。

凡人之智，能见已然，不能见将然。夫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己然之后，是故法之所用易见，而礼之所为生难知也。若夫庆赏以劝善，刑罚以惩恶，先王执此之政，坚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时，据此之公，无私如天地耳，岂顾不用哉?然而曰礼云礼云者，贵绝恶于未萌，而起教于微眇，使民日迁善远罪而不自知也。孔于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毋讼乎!”为人主计者，莫如先审取舍，取舍之极定于内，而安危之萌应于外矣。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积渐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积，在其取舍，以礼义治之者，积礼义;以刑罚治之者，积刑罚。刑罚积而民怨背，札义积而民和亲。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异。或道之以德教，或殴之以法令。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气乐;殴之以法令者，法令极而民风哀。哀乐之感，祸福之应也。秦王之欲尊宗庙而安子孙，与汤武同，然而汤武广大其德行，六七百岁而弗失，秦王治天下，十余岁则大败。此亡它故矣，汤武之定取舍审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审矣。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诸安处则安，置诸危处则危。天下之情与器亡以异，在天子之所置之。汤武置天下于仁义礼乐，而德泽洽，禽兽草木广裕，德被蛮貊四夷，累子孙数十世，此天下所共闻也。秦王置天下于法令刑罚，德泽亡一有，而怨毒盈于世，下憎恶之如仇，祸几及身，子孙诛绝，此天下之所共见也。是非其明效大验邪!人之言曰：“听言之道，必以其事观之，则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礼谊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罚，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观之也?

人主之尊譬如堂，群臣如陛，众庶如地。故陛九级上，廉远地，则堂高;陛亡级，廉近地，则堂卑。高者难攀，卑者易陵，理势然也。故古者圣王制为等列，内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后有官师小吏，延及庶人，等级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谚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谕也。鼠近于器，尚惮不投，恐伤其器，况于贵臣之近主乎!廉耻节礼以治君子，故有赐死而亡戮辱。是以黥劓之罪不及太夫，以其离主上不远也，礼不敢齿君之路马，蹴其刍者有罚;见君之几杖则起，遭君之乘车则下，入正门则趋;君之宠臣虽或有过，刑戮之罪不加其身者，尊君之故也。此所以为主上豫远不敬也，所以体貌大臣而厉其节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贵，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礼之也，古天子之所谓伯父、伯舅也，而令与众庶同黥劓 刖笞 弃市之法，然则堂不亡陛乎?被戮辱者不泰迫乎?廉耻不行，大臣无乃握重权，大官而有徒隶亡耻之心乎?夫望夷之事，二世见当以重法者，投鼠而不忌器之习也。

臣闻之，履虽鲜不加于枕，冠虽敝不以苴履。夫尝已在贵宠之位，天子改容而体貌之矣，吏民尝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过，帝令废之可也，退之可也，赐之死可也，灭之可也;若夫束缚之，系緤之，输之司寇，编之徒官，司寇小吏詈骂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众庶见也。夫卑贱者习知尊贵者之一旦，吾亦乃可以加此也，非所以习天下也，非尊尊贵贵之化也。夫天子之所尝敬，众庶之所尝宠，死而死耳，贱人安宜得如此而顿辱之哉!

豫让事中行之君，智伯伐而灭之，移事智伯。及赵灭智伯，豫让衅面吞炭，必报襄子，五起而不中。人问豫子，豫子曰：“中行众人畜我，我故众人事之;智伯国士遇我，我故国士报之。”故此一豫让也，反君事仇，行若狗彘，已而抗节致忠，行出乎列士，人主使然也。故主上遇其大臣如遇犬马，彼将犬马自为也;如遇官徒，彼将官徒自为也。顽顿亡耻， 诟亡节，廉耻不立，且不自好，苟若而可，故见利则逝，见便则夺。主上有败，则因而挺之矣;主上有患，则吾苟免而已，立而观之耳;有便吾身者，则欺卖而利之耳。人主将何便于此?群下至众，而主上至少也，所托财器职业者粹于群下也。俱亡耻，俱苟妄，则主上最病。故古者礼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所以厉宠臣之节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废者，不谓不廉，曰“簠簋不饰”;坐污秽淫乱男女亡别者，不曰污秽，曰“帷薄不修”，坐罢软不胜任者，不谓罢软，曰“下官不职”。故贵大臣定有其罪矣，犹未斥然正以呼之也，尚迁就而为之讳也。故其在大谴大何之域者，闻谴何则白冠 缨，盘水加剑，造请室而请罪耳，上不执缚系引而行也。其有中罪者，闻命而自弛，上不使人颈 而加也。其有大罪者，闻命则北面再拜，跌而自裁，上不使捽抑而刑之也，曰：“子大夫自有过耳!吾遇子有礼矣。”遇之有礼，故群臣自憙;婴以廉耻，故人矜节行。上设廉礼义以遇其臣，而臣不以节行报其上者，则非人类也。故化成俗定，则为人臣者主耳忘身，国耳忘家，公耳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义所在。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诚死宗庙，法度之臣诚死社稷，辅翼之臣诚死君上，守圄扞敌之臣诚死城郭封疆。故曰圣人有金城者，比物此志也。彼且为我死，故吾得与之俱生;彼且为我亡，故吾得与之俱存;夫将为我危，故吾得与之皆安。顾行而忘利，守节而仗义，故可以托不御之权，可以寄六尺之孤。此厉廉耻行礼谊之所致也，主上何丧焉!此之不为，而顾彼之久行，故曰可为长太息者此也。

解析：

我私下考虑现在的局势，应该为之痛哭的有一项，应该为之流泪的有两项，应该为之大声叹息的有六项，至于其他违背情理而伤害大道的事，很难在奏疏中一一列举。向陛下进言的人都说现在天下已经安定了，已经治理得很好了，我却认为还不是那么回事。说天下已经安定已经大治的人，不是愚昧无知，就是阿谀奉承，都不是真正了解什么是治乱大体的人。有人抱着火种放在堆积的木柴之下，自己睡在这堆木柴之上，火还没有燃烧起来的时候，他便认为这是安宁的地方，现在国家的局势，与此有什么不同!本末颠倒，首尾冲突，国制混乱，不合理的现象严重，怎么能够说是大治!陛下为什么不让我对您详细地说明这一切，因而提出使国家真正大治大安的方策，以供陛下仔细斟酌选用呢?

射箭打猎之类的娱乐与国家安危的关键相比，哪一样更急迫?假若所提的治世方法，需要耗费心血，摧残身体，影响享受钟鼓所奏音乐的乐趣，可以不加采纳;我的治国方策，能保证使陛下所享受的各种乐趣不受影响，却可以带来封国诸侯各遵法规，战争不起，平民拥护首领，匈奴归顺，纯朴之风响彻边陲，百姓温良朴素，官司之类的事情停止不发。大的气数已定，那么，全国便会顺应而治理得好，四海之内，一派升平的气象，万物都符合事理，陛下在生时被称为明帝，死后成为明神，美名佳誉永垂青史。《礼》书上说宗庙有功德，使您的顾成庙被尊称为大宗，得以与太祖共享盛名，与大汉天下共存亡。创建长久安定的形势，造成永久太平的业绩，以此来承奉祖庙和六亲，这是最大的孝顺;以此来使老百姓得到幸福，使芸芸众生得到养育，这是最大的仁;创设准则，标立纪纲，使大小事物各得其所，对后代可以为万世子孙树立楷模，即使是后世出现了愚鲁、幼稚、不肖的继承人，由于他继承了您的鸿业和福荫，还可以安享太平，这是最明智的办法。凭陛下的精明练达，再有稍微懂得治国之道的人辅佐，要达到这一境界并不困难。其内容全都可以原本地向陛下陈述，希望陛下不要忽视。我谨慎地用它来考察过天地的变化，应验过往古的情况，核对过当今的事情，日夜思考而详细地知道了它的内容，即使是禹和舜再生，为陛下考虑，也不能加以改变。

建立诸侯国过于强大，本来必然会造成天子与诸侯之间互相对立的形势，臣下屡遭祸害，皇上也多次忧伤，这实在不是使皇上放心、使臣下保全的办法。如今有的亲兄弟图谋在东方称帝，亲侄子也向西袭击朝廷，近来吴王的谋反活动又被人告发。天子现在年富力强，品行道义上没有过错，对他们施加功德恩泽，而他们尚且如此，何况最大的诸侯，权力比他们还要大十倍呢!

虽然如此，但是天下还比较安定，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大诸侯国的国王年纪还小没有成年，汉朝安置在那里的太傅、丞相还掌握着政事。几年以后，诸侯王大都加冠成人，血气方刚，而汉朝委派的太傅、丞相都要称病还乡了，而诸侯王会自下而上地普遍安插亲信，如果这样的话，他们的行为同淮南王、济北王有什么区别呢?到了那时，而想求得天下安定，即使是唐尧、虞舜在世也办不到了。

黄帝说：“到了中午一定要抓紧曝晒，拿着刀子一定要赶紧宰割。”现在要使治安之道顺利而稳妥地推行，是十分容易的。假使不肯及早行动，到头来就要毁掉亲骨肉，而且还要杀他们的头，这难道同秦朝末年的局势还有什么区别吗?凭着天子的权位，趁着当今的有利时机，靠着上天的帮助，尚且对转危为安、改乱为治的措施有所顾虑，假设陛下处在齐桓公的境地，大概不会去联合诸侯匡正天下吧?我知道陛下一定不能那样做的。假如国家的局势还像从前那样，淮阴侯韩信还统治着楚，黥布统治着淮南，彭越统治着梁，韩王信统治着韩，张敖统治着赵，贯高做赵国的相，卢绾统治着燕，陈还在代国，假令这六七个王公都还健在，在这时陛下继位做天子，自己能感到安全吗?我判断陛下是不会感到安全的。在天下混乱的年代，高祖和这些王公们共同起事，并没有子侄亲属的势力做为依靠。这些王公走运的就成了亲近的侍从，差一点的仅当个管理宫中事务的官员，他们的才能远不及高祖。高祖凭着他的明智威武，即位做了天子，割出肥沃的土地，使这些王公成为诸侯王，多的有一百多个城，少的也有三四十个县，恩德是优厚的了，然而在以后的十年当中，反叛汉朝的事发生了九次。陛下跟这些王公，并没有亲自较量过才能而使他们甘心为臣的，也不是亲自封他们当诸侯王的。即使高祖也不能因此而得到一年的安宁，所以我知道陛下更不能得到安宁的。不过，上面这些情况，还有可以推托的理由，说是“关系疏远”。那就请允许我试着谈谈那些亲属诸侯王吧。假如让齐悼惠王统治着齐，楚元王统治着楚，赵王统治着赵，幽王统治着淮阳，恭王统治着梁，灵王统治着燕，厉王统治着淮南，假如这六七位贵人都还健在，在这时陛下即皇帝位，能使天下太平吗?我又知陛下是不能的。像这些诸侯王，虽然名义上是臣子，实际上他们都怀有老百姓那种兄弟关系的想法，大概没有不想采用天子的制度，而把自己当做天子的。他们擅自把爵位赏给别人，赦免死罪，甚至有人乘坐天子的黄屋车。他们不执行汉朝的法令。即使执行了，像厉王那样的不守法的人，命令他都不肯听从，又怎么能招他来呢!幸而召来了，法律怎么能施加到他身上呢!动了一个近亲，天下诸王都环视着惊动起来。陛下的臣子当中即使有冯敬那样勇敢的人，但是他刚开口揭发诸侯王的不法行为，刺客的匕首已经刺进他的胸膛了。陛下虽然贤明，谁能和您一起来治理这些人呢?所以说，关系疏远的诸侯王必定危险，关系亲近的诸侯王也一定作乱，这是事实所证明了的。那些自负强大而发动叛乱的异姓诸侯王，汉朝已经侥幸地战胜他们了，可是却没有改变酿成叛乱的制度。同姓诸侯王也袭用了这种做法，发动叛乱，如今已有征兆了，形势又完全回复到以前那种状态!灾祸的变化，还不知道要转移到何处，英明的皇帝处在这种情况下，尚且不能使国家安宁，后代又将怎么办呢!

屠牛坦一早晨宰割了十二头牛，而屠刀的锋刃并不变钝，这是因为他所刮剔割剥的，都是顺着肉的肌理下刀。等碰到胯骨、大腿骨的地方，那就不是用砍刀就是用斧头去砍了。仁义恩厚好比是君王的刀刃，权势、法制好比是君王的砍刀、斧头。如今的诸侯王好比是胯骨、大腿骨，如果放弃砍刀、斧头不用，而要用刀刃去碰，我认为刀子不是出缺口就是被折断。为什么仁义恩厚不能用在淮南王、济北王的身上呢?因为形势不容许啊!

我私下里考察从前的事件，大体上是势力强大的先反：淮阴侯韩信统治着楚，势力最强，就最先反叛;韩王信依靠了匈奴的力量，就又反叛了;贯高借助了赵国的条件，就又反叛了;陈 部队精锐，也反叛了;彭越凭借梁国，也反叛了;黥布凭借淮南，也反叛了;卢绾势力最弱，最后反叛。长沙王吴芮才有二万五千封户，功劳很少，却保全了下来，权势最小而对汉朝最忠顺;这不只是由于性情和别人不同，也是由于形势使他这样。倘若从前让樊哙、郦商、周勃、灌婴占据几十个城为王，那现在他们由于作恶而亡国，也是可能的。假使让韩信、彭越之流，只居于彻侯的地位，即便今天也还能保全，也是可能的。既然如此，那么天下大计就可以知道了。要想使天下诸侯王都忠心归附汉朝，那最好让他们都像长沙王一样;要想让臣下不至于像韩信那样被杀掉，那最好让他们像樊哙、郦商那徉;要想使天下安定，最好多多建立诸侯国而使他们的势力减小。力量弱小就容易用道义来指使他们，国土小就不会有反叛的邪念。这样就使全国的形势，如同身体使唤手臂，手臂使唤手指似的，没有不听从指挥的。诸侯王不敢有反叛的想法，如同辐条聚向车轮一样，都归顺天子，即使是老百姓，也会知道他们都很安稳。这样，天下就都知道陛下的英明。分割土地，定出制度：把齐、赵、楚三个王国分成若干侯国，让齐王、赵王、楚王的子孙，全都依次受封先人的那份封地，一直到分尽为止。对燕、梁等其他王国也是这样。有些封地大而子孙少的，也都分成若干侯国，暂时空着搁置起来，等着他们的子孙出生以后，再封他当候。诸侯王的封地，有不少已被削除收归汉朝所有的，那就替他们调整侯国所在的地区，等到要封他的子孙到别的地方去的时候，按候国的应有户数，给以补偿。一寸土、一口人，皇帝也不沾他们的，确实只是为了安定太平罢了。这样，天下就都知道陛下的廉洁。分封土地的制度一旦确定，宗室子孙没有不考虑保住自己的统治的。臣子没有背叛的念头，皇帝没有讨伐的想法。所以天下就都知道陛下的仁德。法令制定了，没有人触犯;政令推行了，没有人抵触。贯高、利几一类的阴谋不会出现，柴奇、开章那样的诡计不会萌生。老百姓都向往良善，大臣都向皇上表示恭顺。所以天下就都知道陛下的道义。这样，即使让幼儿当皇帝，天下也很安定;即使立一个遗腹子作天子，让臣子朝拜老皇帝遗留下来的皇袍，天下也不致于混乱。这样，就可以使天下安定无事，后代也称颂陛下的圣明。只要采取这样的措施，上述五个方面的业绩也就随之而来了，而陛下又怕什么而久久不这样办呢?

当今，天下的形势像得了严重的浮肿病：小腿粗得差不多像腰围，脚指粗得差不多像大腿。平时都不能伸屈自如，一两个指头抽搐，浑身就觉得无所依赖。丧失了今天的机会而不医治，一定要成为难治的顽症。以后即使有扁鹊那样神医，也都无能为力。这个病还不只是浮肿，还苦于脚掌扭折不能走动。楚元王的儿子，是陛下的叔伯兄弟，当今的楚王，是叔伯兄弟的儿子，齐悼惠王的儿子，是陛下亲哥哥的儿子，当今的齐王是陛下哥哥的孙子。陛下自己的子孙，有的还没有分封土地，以便安定天下，旁支的子孙，倒有人掌握大权来威胁皇帝。所以，我说：不仅是害了浮肿病，还苦于脚掌扭折了不能走动。令人痛哭的就是这样一种病啊!

天下的形势，正像一个倒吊着的人一样。天子，本来是天下的头颅。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天子的地位至高无上。蛮夷，本是天下的双脚。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他们是卑贱的属臣。现在匈奴态度傲慢，侮辱朝廷，侵占土地，掠夺财物，对汉朝非常不敬，给天下制造的祸患，已经无以复加。但是汉朝廷却要每年向匈奴奉送黄金、丝棉和绚丽的丝织品。蛮夷向汉朝发号施令，这是行使人主的权力;天子向蛮夷恭敬地纳贡，这是在行属臣的礼节。脚反而朝上，头反而朝下，这样头脚倒置，谁也不能解救，这还能说国家有贤明的人吗?还不仅仅是头脚倒置，还有足病，而且又有风病。足痛，痛的是一边，风病，痛的是一方。如今西部和北部的边郡，虽然封有高爵守边，仍然免除不了敌人入侵的忧患，从老至幼都因为战备而不得安宁，侦察人员要观察烽火而不能睡觉，将士则披着铠甲而睡，所以我说痛的是一方。医生能够治愈这种病，但是陛下却不让他治，这是应该为之流泪悲伤的事。

陛下怎么忍心以帝皇的尊号去作匈奴的诸侯，位势既已卑下屈辱，但祸患却不因此停息，长此下去怎么会有穷尽!进谏的人大都认为这样做是对的，他们本来就不能解决，太缺乏治安的办法了。我私下估计匈奴的人数不过汉朝一个大县的人数，拥有广大天下的汉朝被只有一县人口的匈奴所困扰，我深为当政者感到羞辱。陛下怎么不让我作属国官去掌管匈奴事务?低照我的计谋，一定勒住单于的脖子而杀了他，降伏叛徒中行说而用鞭子抽他的背，率领匈奴的官民只听陛下的命令。现在不去征服敌人而去猎取野猪，不捕捉造反的盗贼而去捕捉畜养的兔子，沉湎于微小的娱乐中而不考虑消除国家的大患，这不是用来安定天下的办法。威德本来可以远播于四海之外，但现在距离长安只有数百里之外的地方，朝廷的威严和政令都不能被接受，这又是应该为之流泪悲伤的事。

如今那些卖奴婢的人，给奴牌穿上绣边的衣服和丝边的鞋子，然后关进交易奴婢的栏中，这种服饰是古代王后穿的，只是进庙祭祀才穿平时都不穿的，但现在平民却用来给奴婢穿。那种白皱纹纱作面子，薄细绢作里子的花边衣服，是古代天子的衣服，如今富人大商人却用于招待客人时装饰墙壁。古代百姓为了侍奉天子和王后而适当节省，今天平民住房的墙壁可以用帝王的衣服做装饰，低贱的歌女艺妓可以用皇后服饰，这样做而要天下的财源不穷尽，恐怕是不可能的。况且皇帝自己也穿质量粗劣的黑色衣服，而那些富民却用华丽的绣织品去装饰房屋墙壁，皇后用来装饰衣领的高级丝绸，平民的小妾却用来装饰鞋子，这就是我所说的悖乱。如果一百个人生产出来的丝绵绸缎，还不够—个富人穿用，要想使天下人免受寒冷，怎么能够办到呢?一个农夫耕作，却有十个人不劳而获，要想使天下人不饥饿，是不可能的。天下百姓饥寒交迫，要想使他们不做违法犯上的事，是不可能的。国家既已贫穷，盗贼在等待时机，然而进谏的人却说“不要变动”，这是在说大话罢了。民众的习俗已经到了最无长幼、最无尊卑、最犯上做乱的时候，然而进谏的人却说“不要作为”，这是应该为之深深叹息的。

商鞅抛弃了礼义和仁义恩惠，一心只想兼并天下;他的新法推行了两年，秦国的风俗日益败坏。所以秦国的人，家中富有的，儿子长大成人就与父母分家，家庭贫穷的，儿子长大以后就到富人家中当上门女婿;儿子借农具给父亲，脸上就显出给父亲恩德的表情，婆母前来拿簸箕扫帚，儿媳立即口出恶言;儿媳抱着怀中吃奶的婴儿，就与公爹姘居鬼混，媳妇和婆婆关系不好，就公开争吵。他们只知道慈爱儿子，贪求财利，这与禽兽已经没有多少差别了。然而由于齐心并且抓住了时机，还声称要拔取六国，兼并天下。秦的功业虽然成了，目的也达到了，但是最终仍不知要返回到讲廉耻节操、仁义道德的正轨上来。信奉兼并的法则，追求进攻的事业，使天下风俗大败;人多的压迫人少的，狡诈的人欺侮老实的人，胆大的凌辱怯弱的人，年轻人侵犯老年人，其社会混乱达到极点。因此，高祖皇帝负起挽救天下的大任，威望震服全国，天下人追从他的德行。过去还属于秦的东西，今日已转归汉朝所有了。然而秦朝遗留的残余风俗并未加以改变。如今世人追求奢侈，竞相攀比，对此朝廷却没有制定法度，致使人们抛弃礼义，丢掉廉耻，一天比一天严重，可以说是每月都有不同，每年都在变化。人们在做某件事之前，并不考虑它是否应该做，而只考虑能不能获取利益。今天最严重的发展到杀害自己的父亲和兄弟了。盗贼敢于割断窗帘门帘进入内室，甚至偷走高祖、惠帝两庙的器具，还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到大都市抢劫官吏，夺取钱财。有的伪造文书取走官粟近十万担，敛取民赋六百余万钱，乘坐驿车周游郡国。这些人不行道义到了不可复加的地步。而朝廷大臣只把郡县地方官员不在规定期限内向朝廷上交统计文书作为重大问题，对于风俗的恶化，世风的败坏，却熟视无睹，没有引起警觉，反而认为这是合情合理的事。至于用移风易俗的方法，使天下人痛改前非按正道行事，这绝不是庸俗的官吏可以做到的。庸俗的官吏只能做一些文书工作，根本就不懂治国的大体。陛下又不自己考虑这个问题，我私下为陛下感到痛惜。

至于确立君臣的地位，规定上下的等级，使父子之间讲礼义，六亲之间守尊卑，这不是上天的规定，而是人为设立的。人们所以设立这些规矩，是因为不设立就不能建立社会的正常秩序，不建立秩序，社会就会混乱，不治理社会，社会就会垮掉。《管子》上说：“礼义廉耻，这是四个原则，这四个原则不确立，国家便要灭亡。”假如管子是个愚昧无知的人也就算了，如果他稍微懂得治理国家的大体，怎么会不为不讲礼义廉耻而寒心呢!秦王朝抛弃礼义廉耻，所以君臣之间关系混乱，六亲之间互相残杀，邪恶之人到处作乱，万众叛离朝廷，总共才十三年，国家便被灭亡，如今礼义廉耻还没有完备，所以邪恶之人侥幸得势，而民众心存疑惑，现在就确立根本制度，使君主像君主，臣子像臣子，上下各有等级，使父子六亲各自得到他们应有的地位，使邪恶之人无法侥幸得志，使群臣忠信、君主信任臣子!这一制度一旦确立，世世代代长享太平，后代君主有了可以遵循的治国法度。如果不确立根本制度，这就像横渡江河却没有锚绳和船桨一样，行船到江河中心遇到风波，就一定会翻船，这是值得深深叹息的。

夏朝的天子传了十几代，然后由殷商继承。殷商的天子传了二十几代，然后由周继承。周朝的天子传了三十几代，然后由秦继承。秦王朝的天子只传了两代就被推翻了。人的秉性相差并不很大，为什么三代的君主以德治世维持了长期的统治，而秦王朝的君主特别残暴无道呢?这个原因是可以理解的。古代英明的君主，在太子诞生时，就举行礼仪，让官员背着，主管该事的官员衣冠整齐庄重肃穆地到南郊相见，这是见天。沿途经过宫门一定下车，经过宗庙一定恭敬地小步快走，这是行孝子之道。所以，太子从婴儿的时候起，就接受了道德礼义。过去成王还在襁褓中的时候，就有召公做他的太保，周公做他的太傅，太公做他的太师。保的职责是保护太子身体安全，傅的职责是辅导太子德义，师的职责是教育训练太子智慧，这是三公的职责。同时还为太子设置三少，都是上大夫，称为少保、少傅、少师，他们的职责是与太子一同生活，为太子做出榜样。所以太子在幼年时期便获得了并于仁义道德的知识。三公、三少固然明白用孝、仁、礼、义辅导训练太子，赶走邪恶小人，不让太子见到罪恶的行为。天子审慎地选取天下为人正直、孝顺父母、爱护弟弟、博学多识而又通晓治国之术的人拱卫、辅佐太子，使他们与太子朝夕相处。所以，太子从诞生之时开始，所见到的都是正经的事，所听到的都是正派的语言，所实行的都是正确的原则，左右前后都是正直的人。一直与正直的人相处，他的思想和行为不可能不正直，就好像生长在齐国的人不能不说齐国话一样;经常与不正直的人相处，就会变成为不正直的人，就像生长在楚国的人不能不说楚国话一样。所以选择太子喜欢吃的东西，一定先为他传授学业，然后才给他吃;选择太子高兴玩的东西，一定先要他完成练习任务，然后才让他玩。孔子说：“从小养成的，就像天赋秉性一样，经常学习而掌握的，就像天生本能一样。”等到太子年龄稍大，懂得妃匹女色的时候，便送他到学馆学习。学馆，就是朝廷贵族子弟就读的馆舍。《学礼》上说：“帝入东学，学习尊重父母，崇尚仁爱，于是有了亲疏次序，把恩德推及到平民百姓;帝入南学，学习尊重老人，崇尚诚实，于是有了长幼差别，百姓也不相欺;帝入西学，学习尊重贤人，崇尚恩德，于是由圣贤和有智慧的人出任官职，功业不被遗弃;帝入北学，学习尊重显贵，崇尚爵位，于是有了贵人和贱人的等级差别，下级不敢越权犯上;帝入太学，跟着老师学习道德原则，学习之后就到太傅那里接受考试，太傅处罚他的锗误，匡正他不完善的地方，于是品德和智慧都得以增长，治国的道理也就获得了。这五学既然已经被帝王掌握，那么黎民百姓就可以通过教化和睦相处了。”等到太子成年举行了冠礼，免除了太保太傅的严格管束，便又有负责记过的史官，有负责进食的宰夫，负责进善言的人站在旌旗下面提醒，负责劝谏戒恶的人把他的恶行记录在木板上，那些敢谏的人还可以击鼓警戒。盲人史官背诵古

相劝，乐工弹奏规劝的曲调，大夫进献计谋，士人传达人民的言论。习惯与智慧一同增长，所以行为切合规范，没有羞愧的事情;教化与心思一同成熟，所以所作所为都符合道德，像是天生养成的本性一样。夏、商、周三代时期的礼仪规定：春天早晨要迎接日出，秋天日落的时候要迎接夕月，这是用来弘扬敬道的办法;春季和秋季人学时，教室里坐着国家元老，帝王要拿着醯，亲自馈赠给他们，这是用来弘扬孝道的办法;出门远行则在车马上配上铃铛，慢行则符台《采齐》的音律，快走则符合《肆夏》的音节，这是用来掌握节度的办法;对于飞禽走兽，见到它活着便不杀它吃，听到过它的叫声便不吃它的肉，因此远离厨房，这是长施恩惠，并且弘扬仁德的办法。

夏、商、周三王朝之所以能长期维持统治，其原因就在于它们创设了教育、辅导太子的这套制度。到秦朝却不是这样。秦朝的风俗本来就不崇尚谦让，它崇尚的是奸诈;本来就不崇尚礼义，它崇尚的是刑罚。秦始皇派赵高做胡亥的老师，教他学习断案判刑。胡亥所学的，不是斩首级、割鼻子，就是灭人家的三族。所以，胡亥头天当上皇帝，第二天就用箭射人，把忠心进谏的人说成诽谤朝廷，把有远见卓识的人说成妖言惑众，他把杀人看做割草一样。难道说这仅仅是胡亥天性凶残恶毒吗?主要是赵高诱导胡亥学习的内容不符合正道的缘故。

民间谚语说：“不要学习做官的办法，只要观察以往成功的事情。”又说：“前车覆，后车诫。”夏、商、周三朝之所以能够维持长期的统治，看它们以往的事可以明白了，但是却不加以学习，这是不效法圣人智慧。秦王朝之所以很快灭亡，其原因也可以看得清楚了，但是却不注意避免，这样，汉朝廷又将面临覆灭的危险。存与亡的变化规律、治与乱的关键要旨便在这里了。天下的命运，决定于太子一人，要使太子成为好的继承人，在于及早进行教育和选择贤人做太子的左右亲随。当童心未失时就进行教育，容易收到成效，使太子知晓仁义道德的要旨，是教育的职责。至于使太子在日积月累、潜移默化中养成良好的品行，就是他的左右亲随的职责了。北方的胡人和南方的粤人，刚出生时的哭声完全一样，吃奶的欲望和嗜好也没有什么不同，等到长大成人之后形成了不同的风俗习惯，各操自己的语言，即使经过多次翻译都无法相互理解，有的人宁可死也不愿意到对方那里去生活，这完全是教育和习惯所形成的。所以我才说为太子选择左右亲随，及早进行教育是最为紧迫的事。如果教育得当而左右都是正直的人，那么太子必定为人正直，太子正直便可以保证天下安定了。《周书》上说：“天子一人善良，天下百姓全都仰仗他。”教育太子是当务之急。

人的智力，能认识已经发生的事，不能认识将要发生的事。礼的作用在于将某一行为制止在它发生之前，法律则是对已发生的行为进行惩罚。所以法律的作用明显，而礼的作用却难以觉察。用庆赏来奖励善行，用刑罚来惩治罪恶，先王推行这样的政治，坚定不移，实施这样的政令，准确无误。根据这一公正的原则，政治才能像地载天覆一样无偏无私，怎么能说先王不使用庆赏和刑罚呢?然而，人们一再称赞的礼，最可贵之处在于能将罪恶断绝于未形成之前，从细微之处推行教化，使天下百姓日益趋向善良，远离罪恶，自己还没有觉察到。孔子说：“让我断案，我与别人没有什么不同，如果说我有什么独特的见解，那就是推行仁义，使讼案不再发生。”为君主出谋划策，不如首先确定选择什么抛弃什么，取舍标准一旦在心中确定，相应的安危后果就会表现出来。天下安定不是一天就能实现的，天下危亡也不是一天促成的，都是日积月累渐渐形成的，因此，不可以不观察它的积累过程。君主所积聚的治国方法，在于他选择什么，抛弃什么。选择礼义方法治国的君主便积聚礼义，选择刑罚治国的君主便积聚刑罚。刑罚积聚到一定的程度，百姓就会埋怨而背叛君主，礼义积聚到一定程度，百姓就会和睦而亲近朝廷。所以，君主想要百姓善良温顺的愿望是相同的，只是用来使百姓善良温顺的方法不同，有的用道德和教化进行引导，有的用法令进行惩罚。用道德和教化进行开导的，随着道德和教化的深入人心，民风就会和乐;用法令进行惩罚的，法令使用到极点，民风就会令人悲哀。哀乐的感受，便是应验祸福的东西。秦始皇想尊奉宗庙安定子孙后代，这与商汤王和周武王是相同的，但是，商汤王、周武王广泛推行德政，他们建立的国家得以保存了六七百年;秦始皇统治天下只有十多年就土崩瓦解了。这里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因为商汤王、周武王决定取舍很慎重，而秦始皇决定取舍不慎重。国家政权好比一个大器物，现在有人安放器物，把它放在安全的地方便安全，放到危险的地方就危险。治理国家的道理与放置器物没有什么不同，关键就在于天子把它安置在什么地方。商汤王、周武王把天下安置在仁、义、礼、乐之上，因而恩德滋润天下，禽兽蔓延，草木富饶，四方蛮夷都受到恩惠，王位留传子孙数十代，这是人所共知的。秦始皇把国家安置于法令、刑罚之上，德和恩没有一样，因而怨恨充斥天下，百姓憎恶他如同对待仇敌一样，几乎锅及自身，子孙被灭绝，这是天下人有目共睹的。这不是充分证明了取舍不同后果就明显不同吗?有人说：“要判断某人说的话是否正确，一定要观察他所说的事实，那样，说话的人就不敢胡言乱语了。”现在，假如有人说，治理国家，礼义的作用不如法令，教化的成效不如刑罚，君主为什么不拿商朝、周朝、秦朝盛衰兴亡的事实给他看呢?

君主的尊贵，就好像宫殿的厅堂，群臣就好像厅堂下的台阶，百姓就好像平地。所以，如果设置多层台阶，厅堂的侧边远离地面，那么，堂屋就显得很高大;如果没有台阶，厅堂的侧边靠近地面，堂屋就显得低矮。高大的厅堂难以攀登，低矮的厅堂就容易受到人的践踏。治理国家的情势也是这样。所以古代英明的君主设立了等级序列，朝内有公、卿、大夫、士四个等级，朝外有公、侯、伯、子、男五等封爵，下面还有官师、小吏，一直到普通百姓，等级分明，而天子凌驾于顶端，所以，天子的尊贵是高不可攀的。俗话说：“欲投鼠而忌器。”这是个很好的比喻。老鼠靠近器物，人们怕砸坏器物都不敢扔东西打它，更何况那些接近皇帝的尊贵大臣呢!君主用廉耻礼义来约束正人君子，所以对大臣只能命令他自杀而不对他用戮刑。因此，刺额、割鼻子等伤残肢体的肉刑都不施加到大夫以上的官员身上，因为他们离君主不远。按照礼的规定：臣子不能察看为君主驾车的马匹年岁大小，用脚踢了为君主驾车的马所吃的草料，就要受到处罚;见到君主用的扶几和手杖就要起身;在路上遇到君主的辇车就要下车恭候;进入宫殿的正门就得小步快走;对于君主的宠臣，即使犯了罪，也不对他施加杀戮之刑，这是尊敬君主的缘故。这样做是为了及早防止臣下对君主有不敬行为，是为了尊重大臣，勉励他们保持节操。现在从诸侯王、列侯到三公等高级官员，都是天子理应郑重地以礼相待的人物，相当于古代天子所称的伯父、伯舅，而如今却使他们与平民百姓一样接受刺额、割鼻、剃须发、剁脚、笞打、辱骂、斩首示众等刑罚，这样不是正如厅堂没有台阶一样吗?遭受杀戮的人不是太接近皇帝了吗?不讲廉耻伦理，那些手握大权的大臣，不是会虽处于朝廷之上却有像刑徒罪隶那样无耻之心了吗?至于秦二世被杀的望夷官事变，秦二世亲近被判重罪的赵高，就是投鼠而不忌器的结果。

我听说，鞋即使新鲜，也不能放在枕头上，帽子即使破旧，也不能用作鞋垫。如果一个人曾经担任过高级职务，天子曾经对他以礼相待，官吏和百姓曾经对他俯地叩首表示敬畏，如今他有了过失，陛下下令免去他的官职是可以的，叫他告老还乡是可以的，叫他自杀是可以的，杀了他也是可以的;如果让人用绳子把他捆绑起来，押送到管理刑徒的官府，罚他做官府的刑徒，主管刑徒的小吏可以对他责骂笞打，这些都是不应该让百姓见到的。如果卑贱的人都知道达官贵人一旦犯罪被处刑，我也可以对他进行凌辱，这是不利于训练天下百姓遵守礼义，不利于提倡尊重高官、优待显贵的。天子曾经以礼相待的、百姓曾经以为荣耀的官员，死了便死了，卑贱的人怎么可以如此侮辱他呢!

豫让曾经侍奉中行君，智伯讨伐并且灭掉了中行，豫让转而侍奉智伯。等到赵襄子消灭了智伯，豫让用漆把脸涂黑，口吞木炭来改变自己说话的声音，一定要报复赵襄子，试了五次都没有成功。有人问豫让，豫让回答说：“中行把我当普通人对待，我便以普通人的身份侍奉他;智伯把我当国士对待，我所以用国士的身份回报他。”原来是同一个豫让，背叛君主而侍奉仇敌，行为像猪狗一样，后来忠君守节，作出烈士的行为，这是人主使他变成这样的。所以，如果君主像对待犬马一样对待大臣，大臣便会自比犬马，如果君主像对待官员一样对待大臣，大臣也就会把自己当作官员，如果臣子玩弄手段而没有耻辱之心，没有志气，丧失节操，缺乏廉耻观念又不注意加以修养，苟且愉生，则会见到利益便去抢占，见到好处便去夺取。当主上衰败的时候，便乘机袭取主上的财产、地位;当主上有忧患的时候，却漠不关心，袖手旁观;当有对自己有利的地方，便欺骗主人，以出卖主人的利益来谋取好处。这样怎么会有利于人主?群臣人数众多，而主上人数最少，钱财、器物、职业等各方面的事情都得依靠群臣掌管。如果群臣都无廉耻之心，都苟且而安，那么，主上最忧虑。所以古代礼不施加于百姓，刑不施加于大夫，目的是为了勉励宠臣保持气节。古代大臣有因为不廉洁而被罢免的，不说他不廉洁，而是说“簠簋不饰”;有犯了污秽淫乱，男女杂居罪行的，不说他淫秽，而是说他“帷薄不修”;有因为软弱无能，不能胜任职责而被免职的，不说他软弱无能，而说他“下官不职”。所以显赫的大臣确实犯了罪，也还不直接点破他所犯的罪过，而是换一种委婉的用辞，为他避讳。所以那些受到了君主严厉谴责、呵斥的大臣，就身穿丧服，带着盛水的盘和佩剑，自己来到清室接受处置，君主并不派人去捆绑牵引他。其中犯有中等罪行的，得到了判决罪名就自杀，君主不派人去斩下他的首级。其中犯有大罪的，听到判决旨意之后，就面向北方叩拜两次，跪着自杀，君主不派人去揪着他的头发按着他的头斩下首级，君主还对他说：“你自己犯有过失，我对你是以礼相待的。”君主对群臣以礼相待，群臣就会自我激动，君主以廉耻约束臣子，人们就会重视气节品行。如果君主以廉耻、礼义对待臣子，而臣子却不用气节品行报答君主，那么他就不像个人了。这种习俗蔚成风气，那么做臣子的就会只为君主而不顾自己，只为国家而不顾家庭，只考虑大家的利益而不顾个人私利，见到有利益而不轻易沾取，见到危险也不轻易回避，全都按礼义的要求办事。君主提倡这种精神，所以宗族重臣就会真心地为维护宗庙而死，司法的臣子就会真心地为国家而死，辅佐的臣子就会真心地为君主而死，看守监狱和守卫边疆的臣子就会真心地为国家的安全而死。说圣明的君主都有金城，就是用金城来比喻这种志向。人家尚且愿意为我而死，所以我应该与他同生;人家尚且愿意为我而不顾安危，所以我应当与他共存;人家尚且愿意为我冒着危险，所以我应当与他都得到安全。人人都只考虑自己要做的事情合不合道义，而不去考虑能不能获得利益，坚守气节而尊重大义，所以君主可以委托臣子掌管治国大权，可以把尚未成人的太子托付给大臣辅佐，这就是推行廉耻，提倡礼义带来的结果，这样做君主并没有丧失什么啊!放着这样的事情不做，却长期实行戮辱大臣的错误办法，所以说，这是值得深深叹息的。

注释

(1)树国：建立诸侯国。 (2)相疑：指朝廷同封国之间互相猜忌。通行本《汉书》“疑”下无也字，据《群书治要》补。 (3)被：遭受。 (4)爽：伤败，败坏。 (5)安上而全上：指稳定中央政权，保全黎民百姓。 (6亲弟：指汉文帝的弟弟淮南厉王刘长。谋为东帝：《汉书·五行志下之上》：淮南王长“归聚奸人谋逆乱，自称东帝”。刘长的封地在今安徽淮河以南地区，在长安的东方。刘长谋反后被废死。 (7)亲兄之子：指齐悼惠王刘肥的儿子济北王刘兴居。乡：向。汉文帝三年(前177)济北王谋反，发兵袭击荥阳，失败被杀。 (8)见告：被告发。句指吴王刘濞抗拒朝廷法令而被告发。 (9)春秋：指年令。春秋鼎盛，即正当壮年。 (10)行义未过：行为得宜，没有过失。 (11)莫大：最大。十此：十倍于此。全句意指吴王等诸侯的实力，要比前述亲弟、亲兄之子大得多。 (12)大国之王：指较大的封国的诸侯王。 (13)傅：朝廷派到诸侯国的辅佐之官。相：朝廷派到诸侯国的行政长官。 62)髋(kuān宽)：上股与尻之间的大骨。髀(bì敝)：股骨。髋髀泛指动物体中的大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