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故事：奥运上的天才与魔鬼——张继科【20篇】

与巴菲特吃一顿饭要多少钱？中国人赵丹阳愿意出211万美元，并于 2009年6月24日“正式吃成”。2010年巴菲特某顿午餐也拍卖出去了，有人愿意出168万美元。

证券之父本杰明·格雷厄姆在哥伦比亚大学执教22年，首次给出A+的成绩就被他的得意门生巴菲特摘得。不过，1951年，当巴菲特大学毕业的时候，可落魄了：为了毕业后能继续追随自己的偶像，巴菲特提出了一个似乎无法拒绝的要求：不要薪水为格雷厄姆·纽曼公司工作。结果，格雷厄姆竟然拒绝了这一请求。原因是：当年犹太人被华尔街拒之门外，格雷厄姆更想把一些机会留给犹太人。

将老师奉为神明的巴菲特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现实：格雷厄姆不认为与他存在个人交情。

还好，巴菲特有一个混得不算太糟的老爸，他来到父亲开办的巴菲特·福尔克证券经纪公司工作。

可是巴菲特嘴巴很笨，他只能怯生生地向自己最熟悉的人开口，他开始打电话给自己认识的最安全的人——姑妈和大学朋友们推销他喜欢的股票。要命的是，他还让自己的亲戚朋友亏了钱。

而那些大客户们并不把他当回事。都是先从巴菲特那里得到股票推荐，再拿着这样的信息向更资深人士验证，并在其他经纪人那购买股票。

巴菲特开始憎恨这份工作，他要寻找方法让自己对这个工作少点儿依靠。他一直都喜欢做生意，于是和一个朋友合伙买下一个加油站。

《巴菲特传》作者认为，巴菲特在父亲的公司取得的最大进展并不在投资上，而是去听了戴尔·卡内基的公众演讲课。上完卡内基的演讲课以后，巴菲特来到奥马哈大学，听他讲授“投资学原理”的课程。一学一用，巴菲特的“演讲技巧”进步神速。

毕业后的3～4年间，巴菲特一直与本杰明·格雷厄姆保持通信往来，还定期从奥马哈到纽约走访格雷厄姆·纽曼公司。《巴菲特传》中记述道：“像他一样执著于格雷厄姆·纽曼公司的学生并不多见。”

巴菲特最终被聘用了，他激动万分，当即飞往纽约，来到新的工作岗位上，比正式报到日期提前了一个月。

两年后，巴菲特已经感觉导师的池子太小了，基金规模只有500万美元的公司已经无法给他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了。

到1956年春天，巴菲特不再为父亲或者本杰明·格雷厄姆打工挣钱了，而是为他自己的合伙公司——巴菲特联合有限公司倾尽全力。

当时，格雷厄姆·纽曼公司的一位投资者向格雷厄姆提了一个人们常常关心的问题：“谁将继承你的衣钵？”格雷厄姆提到了沃伦·巴菲特。这位叫霍默·道奇的投资者，到西部度假时途经奥马哈，他和巴菲特简短地谈了几句，就向巴菲特的公司注资12万美元。

从此，巴菲特第一份工作历程结束，事业真正起步。

我们今天娱乐用的风筝，在古时候曾作为一种应急的通信工具，发挥过重要的作用。

传说早在春秋末期，鲁国巧匠公输盘（即鲁班）就曾仿照鸟的造型“削竹木以为鹊，成而飞之，三日不下”，这种以竹木为材制成的会飞的“木鹊”，就是风筝的前身。

到了东汉，蔡伦发明了造纸术，人们又用竹篾做架，再用纸糊之，便成了“纸鸢”。五代时人们在做纸鸢时，在上面拴上了一个竹哨，风吹竹哨，声如筝鸣，“风筝”这个词便由此而来。

最初的风筝是为了军事上的需要而制作的，它的主要用途是用作军事侦察，或是用来传递信息和军事情报。到了唐代以后，风筝才逐渐成为一种娱乐的玩具，并在民间流传开来。

汉武帝刘彻，是个胸怀大度、思贤如渴的皇帝。他刚一即位，就发出了一个很不平常的求贤诏书，指出不管一个人出身贵贱，只要有特殊才能，就可封为将相。他说到做到，破格录用了许多下层出身的人才。

有一次，十七岁的汉武帝带着随从微服出访，来到一个叫做柏谷的地方。

晚上，他们住进一家客店。店主人见他们年纪轻轻，行动诡秘，以为是一伙盗贼。汉武帝口渴了，想讨点水喝。店主人脑袋一扬，没好气地说：“我这里没有水，只有尿!”说完，就偷偷溜出店门，打算召集附近的老百姓袭击这伙可疑的旅客。店主人的妻子是个精明女子，她猜出了丈夫的心计，连忙跟了出来，好言相劝说：“我看他们不像盗贼，那领头的倒像个贵公子。你千万不能轻举妄动，错伤好人。”店主人有些犹豫了，妻子乘机把他拉回屋里，花言巧语地劝他喝起酒来。不大一会儿，店主人就被灌了个烂醉。于是，女主人又是杀鸡，又是宰羊，摆下酒席盛情款待了客人一番。

第二天一早，汉武帝知道了事情的经过。回宫之后，他立即召见店主人夫妻俩，先赐给女主人一千两金子，接着又把目光投向男主人。顿时，大殿里的气氛紧张起来，人们以为男主人一定会受到惩罚。谁知，汉武帝不但没有降罪，反而称赞他疾恶如仇，是个壮士，并当场拜他为羽林郎。

这件事传出之后，汉武帝的威望更高了。

好像是在一次电话采访中，一个记者曾经问过我一个很好玩的问题：“李连杰，你这些年都一帆风顺，你是怎么变得这么强大的呢？”

这位记者采访我之前肯定没做过认真的准备。首先，我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我在朋友中有个外号，叫做“死过一百次的生还者”。从小我父亲就过世了，家境实在太差，我只好加入武术队，靠每个月微薄的补贴养活全家；从11岁开始我连续5次拿到全国武术比赛冠军，18岁拍了《少林寺》后一夜成名，但第二年我就摔断了腿，差点成为废人；好不容易等到《黄飞鸿》系列电影大卖，我的经纪人又遭黑道枪杀，事业再次陷入低谷……这些都不说，2004年印尼海啸时，我差点妻离子散命丧异地，当洪水就在你眼前肆虐时，那种内心的惊恐与不舍，又有多少人面对过呢？

也可以理解，问这个问题的人估计从来都只是在电影中了解我，觉得我就是电影中那些硬汉，身怀绝技，从精神到肉体都是天生的强大。事实上，我只是一个血肉做成的普通人，甚至，我比很多人还脆弱，有一段时间，我天天想着出家当和尚。

但是，少林寺的一位高僧却不同意我这样做，因为出家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佛家还讲究入世修行呢！后来，我去好莱坞发展时，他要我记住一句话：“一切困难都是为了使自己变得更强大！”

这话听起来实在不像是什么祝福。果然，到了好莱坞，事情并不顺利，虽然台湾老板杨登魁花了上亿元帮我打造形象，创造机会，但傲慢的好莱坞并不肯接纳我这个身高才170cm的华人。我忍着，直到一次在片场，导演把剧本摔到我脸上，冷冷地问我：“你是不是不懂英文，所以剧本没看懂。”

那个晚上，我打电话给那位高僧。他淡淡地说：“这些年你吃了不少苦头，但回过头来想一想，是现在的你强大，还是过去的你强大？”我一愣，想着自己这些年的经历，的确，那些困难现在看起来都不值一提了，可当时，那些困难又何尝不是把自己逼得无路可逃？可见，困难的确在让我变得强大，至少，让我的承受能力越来越强！

从那以后，我不再惧怕任何困境，对困境甚至抱着一种“欢迎”的态度。朋友都说我着魔了，但我心里知道，这不过是在困难中修炼自己。

拍摄《英雄》的那段时间，章子怡很受非议，甚至在剧组中也被某些人孤立。在她身上我看到了刚出道的自己：冲动、爱憎分明，心里有什么，脸上从来藏不住……于是，我把自己的体验告诉她，慢慢地，她也从流言中脱胎换骨，开始转变成一个坚强的章小妹。

这两年，我对武术之道越来越有想法，我很想和观众分享这种想法，于是，我请人编写了宣扬和平的电影《西藏武僧在纽约》。很多片商对这个名字很感兴趣，但一看剧本就都不肯投资，因为里面的武打场面太少了，不够商业化。到哪里去找投资商？这个问题每晚都折磨得我无法入睡，实在没办法了，我找到法国的著名导演吕克·贝松，想自掏腰包来拍。拍完后，我看电影前90分钟精彩脱俗，但后30分钟就落入了武打片的俗套，于是要求改结尾，别人都觉得我疯了，改结尾是自杀行为，会让票房一落千丈。吕克·贝松也十分惊奇地问我：“你真想得罪你所有的观众吗？”我笑着说：“那就试一次吧。”

事实是，电影还没有公开放映，就受到了不少电影专家和媒体的关注，慢慢地，随着《霍元甲》的再度出击，大家也开始知道：哦，原来李连杰并不是一个武打机器，他也是有自己的想法的——中华武术除了实用外，里面还有很多博大精深的东西啊！

这就是我的目的。既要表达内心，又要保证票房，的确是一件很困难的事，但我知道，困境总会过去，而经历困境的人，却在这个过程中变得更乐观、更有力量。

最近看到一则报道：前世界首富比尔·盖茨在飞机上接受意大利《机会》杂志记者采访。记者问他：“最不能等待的事情是什么？”比尔·盖茨出人意料地回答说：“天下最不能等待的事情莫过于孝敬父母!”

看到这则报道，我怦然心动!

“十一”长假，我毅然放弃自己小家的家务活，回到父亲身边陪伴他6天。父亲快70岁了，患心肌缺血、高血压，曾住院两次。自从母亲过世，他独自生活了7年，其中孤苦寂寞的滋味可想而知。可是他很乐观，用写作来排除苦闷，几年来在国内外发表、出版了300多万字的文学和翻译作品。母亲在世时也是作家，留下多本遗作。

父亲住的两室一厅，家电齐全，可是室内卫生太差劲了，满床满桌的报纸、杂志、手稿，卫生间的大便纸满地都是，钟点工都不肯来。见父亲如此惨不忍睹的生活环境，我潸然泪下。于是，我和弟弟突击了6天，彻底做了清洁卫生。家中变得像母亲在世时那样窗明几净，一尘不染。父亲欣慰地笑了，说：“这样活着才有劲!只是把你们姐弟俩累坏了!”“您的健康是我们最大的幸福!”我情不自禁地说，“我们会把对母亲的爱全都加在您身上!”

在我和弟弟临走前，父亲从书柜里取出一沓剪报，不小心掉落一张，我捡起来一看，原来是父母亲合写的随笔，题目叫《当我们老的时候》：

我们都老了，不再是原来的我们，请你们做儿女的理解，对我们要有一点耐心!不要嫌我们终日唠唠叨叨，前言不搭后语，其实都为你们好!

当我们吃饭时嘴漏，把饭菜与汤渍流在衣服上时，千万不要责怪我们!请想一想：当初我们是如何把着手给你们喂饭的。

当我们大小便失禁弄脏了衣裤时，不要埋怨我们迟钝，请想一想：你们小时候我们是如何为你们擦屎把尿的。

当我们说话时忽然忘了主题，请给我们一点回想的时间，让我们想一想再说。其实谈论什么并不重要，只要你们在旁边听我们说下去，我们就很满足了。

孝敬其实并非一定是物质和金钱不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时时牵挂着我们就行了。饭后给我们老两口端杯热茶，阳光灿烂的日子陪我们出门散散步，等你们结婚生了孩子，常回家看看我们，只要这些我们就开心了。

当你们看着我们渐渐变老，直到弯腰驼背、老眼昏花的时候，请不要悲伤，这是自然规律使然。要理解我们，支持我们!当初我们引导你们走上人生之路，如今请陪伴我们走完最后的路。

我和弟弟读完父母语重心长的作品忍不住流下热泪……不禁想起比尔·盖茨的箴言：天下最不能等待的事情莫过于孝敬父母！趁父亲还健在赶紧孝敬吧!否则，我们做子女的将终身后悔!

对于我们这些与张爱玲交臂而过的人，就只能从她留下的文章去认识她。在散文里，她显得清晰和直接一些，小说则要隐晦与曲折一些。而说到底，认识张爱玲，是为了认识她的小说，因为于我们来说，唯有小说，才是张爱玲的意义。所以，认识的结果就是，将张爱玲从小说中攫出来，然后再还给小说。

先看张爱玲的散文。我在其中看见的，是一个世俗的张爱玲。她对日常生活，并且是现时日常生活的细节，怀着一股热切的喜好。在《公寓生活记趣》里，她说：“我喜欢听市声。”城市中，挤挨着的人和事，她都非常留意。开电梯的工人，在后天井生个小风炉烧东西吃；听壁脚的仆人，将人家电话里的对话译成西文传给小东家听；谁家煨牛肉汤的气味。这样热腾腾的人气，是她喜欢的。在另一篇散文《道路以目》里，她写的街景，也是人间冷暖的：煮南瓜的气味与那种明亮的桔红，给她“暖老温贫”的感情；寒天早晨，有人在人行道上生小火炉，呛人得很，可是，“我喜欢在那个烟里走过”；一个绿衣邮差骑车载了他的老母亲，使她感动；有人在自行车轮上装着一盏小红灯———在我们的时代，已经看不见了。小时候，有人在车轮上系彩色的绒线，大约是一样的意思———她认真地观赏着，赞道：“流丽之极”。在《谈画》中，她看塞尚的《抱着基督尸身的圣母像》，大感惊讶的是，圣母是最普通的妇人，清贫，论件计值地做点缝纫工作，灰了心，灰了头发”，并且注意到，圣母并不是抱着基督，而是，“背过身去正在忙着一些什么”，抱着基督的则是“另一个屠夫样的壮大男子”。而基督呢？没有使她联想起世间的任何一个人，“他所有的只是图案美”，于是，他就错过了她的兴趣。她喜欢的就是这样一种熟稔的，与她共时态，有贴肤之感的生活细节。这种细节里有着结实的生计，和一些放低了期望的兴致。

张爱玲对世俗生活的兴趣与苏青不同。胡兰成对宁波人苏青的评价很对，他说宁波人过日子多是兴兴头头的，但是缺少回味，是真正入世的兴致。张爱玲却不是，她对现时生活的爱好是出于对人生的恐惧，她对世界的看法是虚无的。在《公寓生活记趣》里，她饶有兴味地描述了一系列日常景致，忽然总结了一句：“长的是磨难，短的是人生。”于是，这短促的人生，不如将它安在短视的快乐里，掐头去尾，因头尾两段是与“长的磨难”接在一起的。只看着鼻子底下的一点享受，做人才有了信心。以此来看，张爱玲在领略虚无的人生的同时，她又是富于感官，享乐主义的，这便解救了她。《道路以目》里，她写她上街买菜，遇到封锁，只得停留在封锁线以外的街道上。有一个女佣想冲过防线，叫道：“不早了呀！放我回去烧饭吧！”然后，“众人全都哈哈笑了”。这是合乎张爱玲人生观的地方，大难临头，回家烧饭的钟点却一丝不苟。在那无意识的女佣，是一种积极，但在张爱玲，却是消极。因她是要比女佣了解“封锁”的含义，了解这个时世里的灾难。她却又不是一个现实主义者，能够就事论事地面对现实。

她并不去追究事实的具体原因，只是笼统地以为，人生终是一场不幸，没有理由地一径走着下坡路，个人是无所作为的。像她在《更衣记》的末尾写的，一个小孩子，在收了摊的小菜场，满地的垃圾里面，骑了自行车，撒开把手，很灵活地掠过了。于是，她写道：“人生最可爱的当儿便在那一撒手吧？”就是在这轻盈地一掠之中，有了小小的冒险，终却是安全的，便小小地得意着。就是这么一点雕虫小技的手腕。张爱玲喜欢归喜欢，其实又是不相信它们的意义的，否则，她就是宁波人苏青了。否则，她就不会如此贪馋地抓住生活中的可触可感。

她在千古之遥，尸骨无存的长生殿里，都要找寻出人间的触手可及的温凉。在《我看苏青》里，写杨贵妃和唐明皇闹气，逐回娘家，“简直是‘本埠新闻’里的故事”。她不喜欢小提琴，因为太抽象，而胡琴的声音却贴实得多，“远兜远转，依然回到人间”。

这是散文中，由自己直接告白出的张爱玲，在小说里，张爱玲就隐到了幕后。大约仅有一次，没藏好，显现出了真身。是在《倾城之恋》里，白流苏刚到香港，与范柳原的关系处于胶着，暗底里使着劲。

他们在浅水湾饭店分住两个客房，晚上范柳原将电话打进白流苏的房内，向她念起《诗经》：“死生契阔，与子相悦，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底下还附有一大篇解释。却像张爱玲在说话，而不是范柳原。

在张爱玲的小说里，是少有如此自觉到人生的苍茫，并且有诗情的人物，张爱玲从不曾将自己放进小说中，扮演一个角色。因连她本身都是虚无的，不适合作世俗的小说的材料和对象。在她的小说里扮演角色的，多是些俗世里的人———市民。最具俗世的特征的，怕就是上海了。香港也有一些，但比较夸张，更像是俗世的舞台，是戏剧化的俗世。《沉香屑第一炉香》与《沉香屑第二炉香》，这两则故事就要奇异一些。而发生在上海的故事，则更具有俗世的情调。

《花凋》里那家的女儿们，我以为是再真切不过的上海小姐。父亲是个轻佻不尽责的人，大约是像《金锁记》里的三少爷，妻子却不如三少奶的贤慧，无能且又无味。我以为，《红玫瑰与白玫瑰》里的白玫瑰，烟鹂，老了以后，就是她。女儿们晓得谁也靠不上，只有靠自己，到社会上汲取养料，挣一份好生活。张爱玲写道：“小姐们穿不起丝质的新式衬衫，布褂子又嫌累赘，索性穿一件空心的棉袍夹袍，几个月之后，脱下来塞在箱子里，第二年生了霉，另做新的。”摩登里面粗陋的，泼辣的芯子，经得起折腾。姊妹多，也成了一个小社会，互相倾轧着，有些弱肉强食的意思。像川嫦这样老实，柔弱，带几分情致，命运就不济了。她生的是痨病，这也有着些哀婉的情致，可这情致却被病期的拖延，一点一点侵蚀掉了。学医的未婚夫自然早知结局，但算得上有耐心了，两年后才另有了人。然后，家里连买药的钱也计较起来，每日吃两个苹果成了家人的说嘴。最后，她想来个多情的了结，自杀，却买不来安药。她只得坐着黄包车兜一转，吃一顿西餐，看一场电影。这大约就是一个上海小姐闲暇中的全部乐趣，她要最后地享一享。这是相当感伤的一幕，可这感伤却被病期的拖沓又腐蚀了。川嫦还又做了两双绣花鞋，一双皮鞋，用一只脚试了鞋，很长远地说：“这种皮看上去倒很牢，总可以穿两三年。”三周之后，她方才谢世。这就是俗世里的人了，死都逼在眼前了，这世界早已经放弃她了，她却还愚顽地留意着一些小事，不自量力地挣一挣。

张爱玲小说里的人，真是很俗气的，傅雷曾批评其“恶俗”，并不言过。就像方才说的，她其实也是不相信这些俗事有着多大的救赎的意义，所以便带了刻薄的讥诮。而她又不自主地要在可触可摸的俗事中藏身，于是，她的眼界就只能这样的窄逼。《留情》里，米先生，敦凤，杨太太麻将桌上的一伙，可不是很无聊？《琉璃瓦》中的那一群小姐，也是无聊。《鸿鸾禧》呢，倘不是玉清告别闺阁的那一点急切与不甘交织起来的怅惘，通篇也尽是无聊的。在这里，反过来，是张爱玲的虚无挽救了俗世的庸碌之风，使这些无聊的人生有了一个苍凉的大背景。这些自私又盲目的蠢蠢欲动，就有了接近悲剧的严肃性质。比如，《金锁记》里的曹七巧，始终在作着她丑陋而强悍的争取，手段是低下的，心底极其阴暗，所争取的那一点目标亦是卑琐的。当她的争取日益陷于无望，她便对这个世界起了报复之心。然而，她的世界是狭小的，仅只是她的亲人。于是，被她施加报复的，便是她的亲人了。在她扼杀自己的希望的同时，也扼杀了她周遭的人的希望。

生活就这样沉入黑暗，这黑暗是如此深入，以至粗鄙的曹七巧也泛起了些许感时伤怀的情绪，想到她抗争的不果与不值：她要是选中了与她同一阶层的粗作的男子，“往后日子久了，生了孩子，男人多少对她有点真心。”可是，在张爱玲的笔下，这也已是三十年前的旧事了，连曹七巧的懊悔都已经死去了。如曹七巧这般积极的人生，最终又留下什么呢？逝者如斯，虚无覆盖了所有的欲望。而张爱玲对世俗生活的爱好，为这苍茫的人生观作了具体，写实，生动的注脚，这一声哀叹便有了因果，有了头尾，有了故事，有了人形。于是，在此，张爱玲的虚无与务实，互为关照，契合，援手，造就了她的最好的小说。

《倾城之恋》也是她最好的小说之一。白流苏和范柳原这一对现时的男女，被命运掷骰子般地掷到了一起，做成了夫妻。这是张爱玲故事里，少有的圆满结局。如文中所说：“到处都是传奇，可不见得有这么圆满的收场。”可那也是不可琢磨的，凑巧了的，世界依然，甚至更加不可理喻。人生，还是苍茫的。在此，张爱玲也为这苍茫作了合情合理的注脚。白流苏和范柳原在各自的利欲推动下，迂回着，探试着，欲擒故纵着，却不料世事大变，生存之计为上，忽才珍惜起眼面前的一点慰藉，它给人一种盲目的安全感。在这里，张爱玲是与她的人物走得最近的一次，这故事还是包含她人生观最全部的一个，这含有着对虚无的人生略作妥协的姿态，是贴合张爱玲的思想的。就因走得太近，露了真身，人物略有些跑题，就像前边说过的，在月夜里，范柳原的喟叹。多亏白流苏说了句：“我不懂这些”，才将事情又拉回了情景。

就这样，张爱玲的世俗气是在那虚无的照耀之下，变得艺术了。

她写苏青，写到想与苏青谈“身世之感”，便想象苏青的眼神是：“简直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大概是艺术吧？”苏青是不“艺术”的，她的世俗后面没有背景。在此，可见得，张爱玲的人生观是走在了两个极端之上，一头是现时现刻中的具体可感，另一头则是人生奈何的虚无。在此之间，其实还有着漫长的过程，就是现实的理想与争取。

而张爱玲就如那骑车在菜场脏地上的小孩，“放松了扶手，摇摆着，轻倩地掠过。”这一“掠过”，自然是轻松的了。当她略一眺望到人生的虚无，便回缩到俗世之中，而终于放过了人生的更宽阔和深厚的蕴含。从俗世的细致描绘，直接跳入一个苍茫的结论，到底是简单了。

于是，很容易地，又回落到了低俗无聊之中。所以，我更加尊敬现实主义的鲁迅，因他是从现实的步骤上，结结实实地走来，所以，他就有了走向虚无的立足点，也有了勇敢。就如那个“过客”，一直向前走，并不知道要到哪里去，并不知道前边是什么。孩子说是鲜花，老人说是坟墓，可他依然要向前去看个明白，带着孩子给他裹伤的布片，人世的好意，走向不知名的前面。

法国少年皮尔从小就喜欢舞蹈，他的理想是当一名出色的舞蹈演员。可是，因为家境贫寒，维持基本生活都非常艰难的父母根本拿来不出多余的钱来送皮尔上舞蹈学校。

皮尔的父母不得不将他送去一家缝纫店当学徒工，希望他学一门手艺后能帮家里减轻点经济负担。每天在缝纫店工作十多个小时的皮尔厌恶极了这份工作，不担因为繁重的工作所得的报酬还不够他的生活费和学徒费。重要的是，他觉得自己是在虚度光阴，他为自己的理想无法实现而非常苦闷。他甚至认为，与其这样痛苦地活着，还不如早早地结束生命。

绝望中的皮尔突然想起了他从小就崇拜的有着芭蕾音乐之父美誉的布德里。皮尔觉得只有布德里才能明白他这种为艺术献身的精神的人。他决定给布德里写一封信，希望布德里能够收下他这个学生。在信的最后，他写道：如果布德里在一个星期内不回他的信，不肯收他这个学生，他便只好为艺术献身，跳河自尽了。

很快，年少倾垮的皮尔收到了布德里的回信。皮尔以为布德里被他的执着打动，答应收下他这个学生。但是信中却并没有提收他做学生的事。只是讲述自己的人生经历。布德里告诉皮尔，在他小的时候，很想当一名科学家。可是因为当时家境贫穷，父母无法送他上学，他只得跟一个街头艺人过起了卖唱的日子。最后，他说，人生在世，现实与理想总是有一定距离的人，首先要选择生存。只有好好地活下来，才能让理想之星闪闪发光。一个连自己的生命都不珍惜的人，是不配谈艺术的。

布德里的回信让皮尔猛然惊醒。后来，皮尔努力学习缝纫技术，二十三岁的那一年，在巴黎他开始了自己的时装事业。很快，他便建立了自己的公司和服装品牌，也就是如今举世闻名的皮尔卡丹公司。

由于皮尔一心扑在服装设计与经营上，皮尔卡丹公司发展迅速，皮尔在二十八岁的那一年就拥有了两百名雇员。他的顾客中很多都是世界名人。如今，皮尔卡丹品牌不仅拥有服装行业，还有服饰、钟表、眼镜、化妆品等等，皮尔卡丹不但成了令人瞩目的亿万富翁，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产品也遍及全球。

皮尔卡丹一次接受时说：其实自己并不具备舞演员的素质，当舞蹈演员，只不过是年少轻狂的一个虚幻的梦而已。如果那时他不放弃当舞蹈演员的理想，就不可能有今天的皮尔卡丹。

是啊，每个年轻人都有着自己的理想，也都为自己那伟大的理想激动过，苦闷过。只有勤勤恳恳地做好身边的每一件事，脚踏实地地走好人生的每一步路，才能更快地接近理想。

朋友，也许有一天你也会像皮尔卡丹一样突然发现其实理想一直伴随在你的身边，只是你没有发现而已。

1997年，孙红雷毕业于北京戏剧学院后，经常奔波于北京的各大片场，应征一些电视剧的角色。因为长相平平，在那个盛行俊男美女的时代。他屡屡碰壁。

1998年初的一天，著名导演赵宝刚在《永不瞑目》片场选拔出演剧中大毒枭的打手建军的演员。尽管这是个小角色。但因为赵宝刚名气大，还是吸引了很多人前来应征，孙红雷也报了名。可令孙红雷没想到的是，赵宝刚仅看了他一眼，就摇摇头说：“小伙子，你长得太憨厚了。这个角色不适合你！”就这样，孙红雷灰溜溜地离开了片场。

半路上，孙红雷回忆起赵宝刚的话，感觉万分委屈，因为之前虽说多次应征失败，但至少有试戏的机会，而这次应征竟然连试都没试就被刷了下来。他越想越觉得憋屈。突然来了股横劲儿：我就不信邪，不给角色我演，那我就去抢！于是，孙红雷又急匆匆赶到片场，跑到正在选角的赵宝刚面前，斩钉截铁地说：“让我演段戏！如果你不满意，我立刻走人！你不让我试戏就淘汰我，这对我不公平！”赵宝刚被吓了一跳，重新审视了下这个“愣头青”，被他的自信和执着所感动，于是勉强答应了他的“要求”。孙红雷试了一段戏后，赵宝刚发现，他演技精湛，在剧中呈现的状态和现实中给人的感觉截然不同，就将角色给了他。

后来，电视剧《永不瞑目》热播，在这部电视剧中，尽管孙红雷饰演的建军一角是个很小的角色，戏份也不多，但他还是凭着出色的演出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从此以后，孙红雷的片约接连不断，并最终成为中国炙手可热的男演员。

赵宝刚有次在接受采访时说：“孙红雷当初争取到电视剧《永不瞑目》的角色，与其说是我给他的，还不如说是他自己‘抢来的’。”

人们都说“机会青睐有准备的人”，其实未必，因为在很多时候，即便我们做了大量准备，也可能等不到机会。这就须要我们自己为自己争取机会，自己为自己打开成功之门。

海尔集团首席执行官张瑞敏，在一次中层干部干部会议上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石头怎样才能在水上飘起来？”反馈回来的答案五花八门，有认说“把石头掏空”，张先生摇摇头;有人说把它放在木板上，张先生说“没有木板”;有人说“石头是假的”，张先生说“石头是真的”……终于有人站起来回答说：“速度！”张瑞敏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正确！《孙子兵法》上说‘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势也’。速度决定了石头能否漂起来。”

提示

不要等待，要积极前行。要讲效率。

有一次徐志摩带来一个神秘的人，让大家颇为震惊。此人就是著名的哲学大师金岳霖先生，他被称为中国的“逻辑学之父”，是中国现代哲学和逻辑学的开山祖师。金岳霖先生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后留学于英国、美国，还曾经游历欧洲各国，吸收了大量西式文化。他是一个生活偏于西化的人，身材高大，仪表堂堂，像一位风度翩翩的绅士。更为重要的是，他的谈吐充满智慧和幽默，吸引了在座的不少人。他知道大家对枯燥的哲学也许没有多少兴趣，便不怎么谈论哲学，相反，他谈了很多关于文学艺术以及他知之甚少的建筑方面的话题。

从那一次被徐志摩带去参加文化沙龙，并且遇见林徽因之后，金岳霖一回来便把秦丽莲劝走，让她回美国去了。那个时候的他已经无可抑制地对林徽因一见钟情，如此强烈的感情，让一直以理智著称的逻辑学大师也变得不理智，甚至做出一些让人看上去丝毫没有逻辑的行为。 金岳霖卷着铺盖，拎着铁锅，就这样不声不响地搬到了林徽因夫妇居住的那个胡同里，与他们住在同一个院子。他住在后面的小院，他们住在前面的大院......

直到1932年夏天，有一次，梁思成刚从外地回来，林徽因便一脸沮丧地跟他坦白道：“我苦恼极了，因为我同时爱上了两个人，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最后林徽因在感动万分之余对梁思成说出了一句发自内心深处的话，她说：“你给了我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我将用我一生来偿还。”梁思成听到这句话之后，内心也便安宁许多，而且他相信妻子是可以做到的，同时他也相信金岳霖是一个正人君子。他既然选择了去相信他们，真的就从来没有怀疑过他们。

就这样，林徽因把她跟梁思成的对话转述给金岳霖听，他听了之后沉静地回答说：“看来思成是真正爱你的，我不能伤害一个真正爱你的人，我应该退出。”

林肯是美国的第15任总统，小时候，家里没钱送他上学，他只能想方设法借书读。

有一次，妈妈让他去邻居家送木柴。告别的时候，林肯突然见到一本渴望已久的书，便再也挪不动步了。他站在邻居的书架前，入迷地读了起来。邻居见他这么喜欢这本书，就大方地借给了他，让他拿回家去读，还叮嘱他不要把书弄脏了。林肯感激地说：“我一定好好保管。”

林肯回到家，迫不及待地打开书看起来，连晚饭都顾不上吃。一直到妈妈催促他上床睡觉，还舍不得把书放下。临睡前，他小心地把书放在柜子上，上面还盖了一张旧报纸，这才安心地躺下了。

半夜的时候，突然下起大雨。他赶紧跳起来，扑向那本书。可是书已经被从屋顶漏下来的雨水淋湿了！他捧着书，伤心地流下眼泪。

第二天，他拿着书到了邻居家，局促不安地说：“真对不起，我把您的书弄脏了。可是，我没有钱赔给您，就让我给您干三天活儿吧。”

邻居见到林肯诚恳的样子，就亲切地对他说：“算了，这本书就送给你了。”林肯高兴极了，连声道谢。

很多历史上的名人，不但事业获得了成功，而且很具有幽默感。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名人幽默故事，欢迎阅读。

1、名人幽默故事——《莫泊桑》

一位贵族夫人傲慢地对法国作家莫泊桑说：“你的小说没什么了不起，不过说真的，你的胡子倒十分好看，你为什么要留这么个大胡子呢？”莫泊桑淡淡地回答：“至少能给那些对文学一窍不通的人一个赞美我的东西。”

2、名人幽默故事——《卓别林》

一个初出茅庐的作家请卓别林看他写的一个电影脚本。卓别林仔细地阅读了他的剧本后，摇了摇头说：“等你和我一样出名时你才能写这样的东西，而这个时候你必须写的好才行。”

3、名人幽默故事——《丘吉尔》

在英国议会开会时，一位议员在发言时见到坐席上的丘吉尔正摇头表示不同意。这位议员说：“我提醒各位，我只是在发表自己的意见。”这时候丘吉尔站起来说：“我也提醒仪员先生注意，我只是在摇我自己的头。”

4、名人幽默故事——《塔夫脱》

有一次，一位记者问塔夫脱总统的准确体重是多少。“我不会告诉你的。”塔夫脱用雷鸣般的声音回答，“但你要知道，有人也问过议长里德，他回答说，真正有教养的人的体重不应超过200磅。可我已刷新这个纪录，达到300磅了。”

5、名人幽默故事——《牛顿》

牛顿从事科学研究时非常专心，时常忘却生活中的小事。有一次，给牛顿做饭的老太太有事要出去，就把鸡蛋放在桌子上说：“先生！我出去买东西，请您自己煮个鸡蛋吃吧，水已经在烧了！”

正在聚精会神地计算的牛顿，头也不抬地“嗯”了一声。老保姆回来以后问牛顿煮了鸡蛋没有，牛顿头也没抬地说：“煮了！”老太太掀开锅盖一看，惊呆了：锅里居然煮了一块怀表，鸡蛋却还在原地放着。原来牛顿忙于计算，胡乱把怀表扔到了锅里。

6、名人幽默故事——《维特门》

维特门是哈佛大学毕业的着名律师，当选为州议员。有一次他穿了乡下人服装到彼士顿某旅馆，被一群绅士淑女在大厅里看到了，想戏弄他。维特门对他们说：“女士们，先生们，请允许我祝愿你们愉快和健康。在这前进的时代里，难道你们不可以变得更有教养、更聪明些吗？你们仅从我的衣着看我，不免看错了人，因为同样的原因，我还以为你们是绅士淑女，看来，我们都错了。”

7、名人幽默故事——《华盛顿》

一天晚上，华盛顿与几位客人坐在壁炉边聊天，因背后的壁炉烧得太旺，华盛顿感到太热，就转过身来，脸朝壁炉坐下。在座的一位客人开玩笑说：“我的将军，您应该顶住战火才对呀，怎能畏惧战火呢？”

华盛顿笑着回答：“您错了。作为将军，我应该面对战火，接受挑战，假如我用后背朝着战火，那不成了临阵脱逃的败将了吗？”

8、名人幽默故事——《歌德》

有一天德国大诗人歌德在公园里散步，正巧在一条狭窄的小路上碰上了一位反对他的批评家，那位傲慢无礼的批评家对歌德说：“你知道吗，我这个人是从来不给傻瓜让路的，”机智敏捷的歌德回答说：“而我却恰恰相反。”说完闪身让路，让批评家过去。

9、名人幽默故事——《罗斯福》

罗斯福任美国总统以前，在海军部供职。某日，一位朋友问及海军在大西洋的一个小岛筹建基地的秘密计划。罗斯福特意向四周望了望，然后压低声音问：“你能保守秘密吗？”

“当然能。”

10、名人幽默故事——《马克·吐温》

马克·吐温一次外出做演讲，来到一个小城镇。

晚饭前，他先去一家理发店刮胡子。

“你是外地人吧？”理发师问。

“是的，”马克·吐温回答。“我是头一次到这里来。”

“你来的正是时候，”理发师继续说。“今晚马克·吐温要来做演讲，我想你会去的，是吗？”

“噢，我也是这样想。”

“你搞到票了吗？”

“还没有。”

“票全都卖光了，你只有站着了。”

“真讨厌！”马克·吐温叹气着说。“我的运气真不好，每次那个家伙演讲时我都不得不站着。”

有一天，孔子师徒从卫国返回鲁国，在桥上停车观赏河上风景。河上的瀑布高悬，水流旋转，鱼鳖不能游动。这时，他们却看见一个男子正要从那里泅渡过河。孔子担心，赶忙让人去阻止。男子却坚持泅渡，最后游了出来。孔子感到奇怪，问：“你在如此湍急的水流中泅渡，有什么技巧吗？”男子说：“始吾之入也，先以忠信；及吾之出也，又从以忠信。忠信措吾躯于波流，而吾不敢以用私，所以能入而复出也。”意思是说遵循水性，顺从水流，没有任何差池，这就像用“忠信”托着身躯，在急水湍流中平稳前进一样，所以能游入水中而又安全游出。

这一场景，连见多识广的孔子都感到吃惊。于是，他告诉弟子说：“你们记住，用忠信成就自身尚且可以用来亲近水，更何况人呢？”这里的“忠信”便是掌握自然规律，顺势而为，不可不尽心竭力，不可偏离规则。这就是“忠信”的本义。

弟子谨记孔子的教诲，并在为政生涯中加以实践。子路治理蒲地三年后，孔子经过那里说：“好啊，仲由恭敬而有诚信。”进入城邑，孔子说：“好啊，仲由忠信而宽厚。”孔子到了子路的官署，说：“好啊，仲由明察而果断。”子贡拉着缰绳，疑惑地问：“夫子还没有看到仲由怎样施政，就如此称赞，说来听听？”孔子说：“进入蒲地，看到田地都得到了整治，沟渠都得到了深挖，这说明他为政恭敬而诚信，因此百姓尽力劳作。进入蒲邑，看到城墙房屋都很坚固，树木很茂盛，这是因为他忠信宽厚，因而百姓毫不懈怠。进入蒲地，看到官署内很清闲，手下人都听从命令，这说明他明察而果断。”子路为政，以“忠信”治理蒲地，不仅自己恭敬诚信，而且以“忠信”教化百姓，使他们毫不懈怠，尽心竭力。

里约奥运会，奶奶级选手丘索维金娜又登场了。

41岁。七次参加奥运会。这在20岁就被称为“老将”的体操界，真心是个绝无仅有的神话。

丘索维金娜第一次在奥运会上拿金牌时，她如今的对手大部分都还没出生。

而她为儿子而战的故事，更是感动过全世界。

很多中国的年轻人，都是在作文素材里认识她的。他们背诵过她的传奇经历，甚至在中考或高考作文里写过她。

所以，当她鲜活地出现在今天的奥运赛场上，奔跑、腾空、旋转，无数网友都震惊了：天呐，她居然还在！

是的。她还在。而且依然强大。

丘索维金娜出生于乌兹别克斯坦。7岁开始体操训练，16岁就在世锦赛获得了第一个世界冠军。17岁，她在巴塞罗那奥运会上，夺得了女子体操团体比赛的金牌。

乌兹别克斯坦训练条件比较滞后，几乎是体操的荒漠，大部分时间里，都是丘索维金娜一个人在支撑乌兹别克斯坦的体操门面。

虽然几乎是一个人在战斗，但丘索维金娜从1993年到2006年，为乌兹别克斯坦赢得了70块奖牌。

当年见过她的记者至今仍记得，她当年“很漂亮，很可爱。”“身材矮小，但有力，跳马尤其出色，像个弹簧一样。”

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后，21岁的丘索维金娜曾经功成身退，结婚生子。

她老公是乌兹别克斯坦一名优秀的摔跤运动员，也参加过奥运会。

做了几年幸福小女人后，丘索维金娜的平静生活戛然而止：她三岁的儿子患上了白血病。

噩梦开始。

作为一个妈妈，她当然要竭尽全力去救儿子的命。可之前做运动员的那点积蓄，完全不足以支撑十几万美元的治疗费用。

她选择复出。因为她能赚钱的手段，只有体操。她老公则放弃了热爱的摔跤运动，在家照顾儿子。

26岁，丘索维金娜朝重回赛场，并朝着全能型发展，艰苦训练，到处比赛。

有时候，她会在一场巡回赛中参加全部女子项目的比赛，而不是专注于一两项，她说，“一枚世锦赛金牌等于3000欧元的奖金，这是我唯一的办法”。

她参加所有比赛的理由，都是为了钱。对于这一点，她从不回避。她不敢生病、不敢受伤、不敢休息、不敢懈怠，不停地比赛。赢得奖金，为孩子治病，是她生活的全部。

因为儿子的病，在乌兹别克斯坦得不到很好的治疗，丘索维金娜辗转带他去了德国医院。这回治疗费用更高。夫妻俩卖掉了小公寓和汽车，四处筹钱，依然付不起。

为了拿到更多奖金，丘索维金娜加入了德国国籍，为德国征战。

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上，丘索维金娜为德国斩获了一枚宝贵的跳马银牌。就在那一次，很多中国人认识了她。

而三个月后，她在又一次国际比赛中，不幸跟腱断裂。这对于体操运动员来说，是致命的伤害。当时所有人都推测，这名33岁的老将一定是要退役了。

让人意外的是，2011年，她再次出征。并在两场国际比赛中，都获得跳马银牌。面对世人的惊叹，她平静地说：“只要儿子还没病愈，我就要一直坚持下去。他就是我的动力。”

这句“你未痊愈，我不敢老”，曾让无数人瞬间泪目。幸运的是，在这位英雄妈妈的全力以赴下，孩子的病大为好转，如今已经不必接受治疗，只需要每年去医院做个检查就好。

不必再为儿子奔命，但丘索维金娜依然没有离开体操赛场。她重新回到了乌兹别克斯坦，继续着她热爱的体操事业。

她状态依然很好。现在，她终于可以纯粹为自己而战了。

41岁的丘索维金娜站在赛场上，身边的对手，都是跟她儿子同龄的小姑娘。她显得有点另类。她不漂亮了。皮肤松弛，皱纹显露，腰肢略粗。

但是，这又怎样？她说，“我不觉得我老，我总感觉自己还是十八岁。”“年轻的对手不会给我压力，她们有压力才对，因为我有经验。”

她应该是本届奥运会上，最值得敬佩的选手。她的人生，是个大写的赞。我们给她多少掌声和敬意都不为过。

也许你跟我一样，喜欢说“我老了”。

二十岁想学钢琴，会说，我老了，手指僵硬，学不了了。

三十岁没结婚，就很焦虑，想着自己这么老，一定找不到合适的人了。

四十岁要换工作，也不敢——一把年纪了，难道要跟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一起从头开始吗？

五十岁想创业，更胆怯。心里再悸动，也还是放弃了——这么老了，还是别瞎折腾了。

因为自己设定的“老”，我们不知错过了多少美好。看看丘索维金娜，也许你会对横亘在自己心头的“老”，有一个新的认识。

其实，你未必真的老。你只是缺少一个足够强大的动力，足够盛大的热爱，足够强韧的坚持。

“我老了”，只是你对人生懈怠的借口。

或许，我们更该像丘索维金娜那样，对自己和世界说：我不服。我想再试一次。我要坚持下去。

我们的身体里，可能也藏着洪荒之力。

不给自己设限，人生必将有所不同。

那年，有三个人远渡重洋，在日本相遇。由于志同道合，他们成为朋友，租住在同一间房中。每日，三人一起读书、写文章，谈论着时事。这三个人，后来成为民国大家。他们是陈独秀、章士钊和苏曼殊。

三个人在一块儿研究学问，得逢知已，可也有发愁的时候：他们经济拮据。

一次，三个人断了炊，肚子饿得咕咕叫，前胸贴住后背，到处翻找也没找出吃的东西。三人互相望望，从各自身上看到经济来源：天气已渐渐变暖，外衣显得多余。陈独秀认为，可以拿外衣去当钱，换食物吃。

章士钊与苏曼殊听了，全力支持。

他们脱下外衣，一人穿着一套单衣。

谁去当衣服呢?三人商量后，最终一致认为，苏曼殊年龄最小，理应由他去当衣服。苏曼殊答应了。陈独秀和章士钊在屋里又看起书来，肚子虽然咕咕叫，可也不感觉到饿，因为有了希望啊。

两人等啊等，太阳偏西，到了黄昏，也不见苏曼殊回来。

月亮升起来，大地如水银匝地，仍不见苏曼殊回来。

陈独秀认为，苏曼殊当了衣服，一定买了很多好吃的，带起来很费事，所以回来得晚。章士钊摇着头，他认为，苏曼殊很有可能是为了购得很好吃的食物，到处寻找去了，才迟迟不回。

两人越讨论，肚子越饿，越盼望苏曼殊早点回来。

半夜时分，外面响起咚咚的敲门声。

陈独秀听了，忙跑过去开了门，看见苏曼殊站在门外，手里拿着一本书，一脸兴奋，却气喘吁吁。原来，苏曼殊当了衣服，拿了钱，经过一个书摊时看见一本自己一直想要看的书，马上拿起书看了起来，一直到晚上，摊主要收摊，他急了，大叫一声：“这本书我买了。”于是，放下钱拿起书就走。

章士钊急了，问他，剩余的钱呢?苏曼殊摇着头说，钱全部给了摊主。而且，他还担心钱不够，怕摊主不卖，扔下钱就跑，一路逃回来的。他得意地对陈独秀与章士钊显摆说：“这本书我遍地寻不着，今天在市上翻着了。”

苏曼殊进屋，依然坐下看书，十分痴迷。陈独秀与章士钊也走过去，一边蹲一个，伸着脑袋看起来。渐渐地，两人也进入书中，忘记饥饿。

那一晚，三人租住的屋子里，灯光亮了一夜。第二天，朋友送来钱，三个人才从书中醒来，发现已经饿得头昏眼花、浑身发软。

关于名人的读书故事：鲁迅——叫小偷无法下手

“我哪里有什么天才，我不过把别人聊天、喝咖啡的时间都用来工作罢了。”——这是伟大的革命文学家鲁迅常说的一句话。

鲁迅从小勤学，他曾在私塾的课桌上刻过一个在早”字，以勉励自己珍借光阴。

长大工作以后，鲁迅仍时时不忘节约时间。就拿吃饭为例，他是喜欢吃鱼的，可为了少在剔吐鱼骨上花时间，就少吃鱼。鲁迅有句名言:“时间就是生命，无端地空耗别人的时间，其实是无异于谋财害命的。”留学日本，在“老虎尾巴”居住的那些年月，他象战士匍匐在战壕里一样，常常通宵伏案工作。游手好闲的人来找他，他会不容气地问：“唉，你又来了，没有别的事好做吗?”

鲁迅读书非常专心，许广平讲过这样一个故事:有一天晚上，一个小偷馏进了鲁迅的家。做贼心虚，他想等鲁迅入睡之后再行窃，哪知鲁迅写啊、写啊，手中的笔一直不停地挥动。过了好久，鲁迅累了，伸伸腰，点支烟，抽上几口后，又开始埋头写。就这样，灯光总是亮着，小偷一直下不得手。眼看时间过去很久了，鲁迅还是不熄灯入睡，小偷熬不过鲁迅，只好乘鲁迅专心写作之机，悄悄地将厨房里的一件小东西拿走了事。

长期的劳累，鲁迅身体变得清瘦了，好友们劝他多体息，注意身体。鲁迅笑着说:“面向桌子提笔写文章，是我工作的时候，靠在椅子里看书，就是我休息的时候，若是连这一切都停止了，那在我是做不到的。”为了维护身体，鲁迅也吃鱼肝油，戒酒，这些都是为了赢得更多的战斗时间。

有人做过统计，在鲁迅工作战斗的三十年中，他总共为我们留下一千多万字的着作，平均每年三十三万，写作从不间断。除此之外，鲁迅还做了大量教育工作、研究工作、社会工作。鲁迅逝世后，人们整理他的遗物时发现，他存有大量的小纸条，纸条颜色不一，上面都是他从各种书籍上选抄下来的对写作有用的文字资料。从这些纸条上，我们好象看到了鲁迅“废寝辍食，锐意穷搜”的身影。

鲁迅正如自己所说，他的一生是“小跑步”度过的。他以他勤奋刻苦的劳动，赢得了全世界人民的尊敬。今天，我们纪念他，学习他，不要忘记他这样一段意义深远的话:

“伟大的成绩和辛勤的劳动是成正比例的，有一分劳动就有一分收获，日积月累，从少到多，奇迹就可以创造出来。”

阿弗烈德·艾德勒小时候，有天早上醒来，突然发现他弟弟死在床上，而且就在他身旁。这一惊使他立下了终生守之不渝的决心：做个医生，与死神搏斗。

艾德勒行医之初，又偶然发现一连串现象，促使他在解剖尸体时，注意到以前并没特别受人注意的种种情况。

他发现一具死尸的心脏大得异乎寻常，同时发现其中一个心瓣被堵住，血液不能充足流到肺里去。他想，心脏是为了应付这种缺陷而变大的吗？另外一具死尸里，有病的一个肾已经割掉，他发现剩下的那个肾也比寻常的大得多。他又发现当人的一叶肺因为有病而萎缩时，另一叶肺就可能变得更有力量。这些健全器官是想弥补不健全器官所失去的功能吗？骨头断了，会长出厚骨痂，也是为了使骨头比以前更结实吗？这些现象一再出现，仿佛人体自有其规律：为了自保，本能地以强补弱。

艾德勒进一步研究下去。他在到各美术学校去测验学生的视力时发现，学生70%以上视力都很差，只不过程度不同罢了。可是视力既然不好，这些学生为什么还偏要从事必须用眼的职业呢？他发现，这些学生从小就感觉到视力欠佳，因此特别努力，要使自己比别人看得更清楚、更敏锐。他们训练自己的观察能力，培养用眼睛看的乐趣，结果对视觉世界的兴趣就比普通人要大。

艾德勒又去研究大画家的生平，结果发现他们中的许多人的眼睛都有缺陷。眼睛不好而偏要做画家的人何以这样多呢？难道也是受他在解剖尸体时发现的那条造化补偿缺陷规律的驱使吗？

他又去研究盲人，证实了盲人的听觉、触觉和嗅觉都特别灵敏。布鲁克纳、法朗次、史麦塔纳和贝多芬等音乐大师所以特别热心致力于声音之美，似乎至少一部分是因为他们听觉有缺陷。

贝多芬是令人惊奇的例子。他的听觉从小就有机能性的缺陷，28岁时已经聋得很厉害。4年之后，如果不用耳筒，他连整个乐队的声音都听不清楚。就在那年，他写出了美妙的第二交响曲。耳朵全聋之后，又写出了更优美的英雄交响曲、月光奏鸣曲和第五交响曲。全聋了25年之后，贝多人居然还写出了不朽的第九交响曲。

艾德勒的研究，不知不觉从生物学转入神经病学，又从神经病学转入心理学，从机能性缺陷的生理补偿而研究到心理补偿。不过到那时候为止，他所注意到的各种补偿都只是无意识的，人的意志并没有发挥作用。

于是他开始研究较为不明显的实例。巴斯德的故事就是一个好例子。因为中风，脑子里控制言语的那部分损坏掉，他凭着莫大毅力，痛苦地不懈奋斗，终于在脑子里发展了新的言语神经中心。艾德勒发现了好几百个相同的实例：小时候孱弱而长大成了有名的大力士；从前不善于行，后来却成了芭蕾舞星；患过肺痨，却成了大歌唱家等等。这些人拼命奋斗，要克服他们的弱点，结果培养出超群的能力。这并不是造化在茫然补偿，而是人的意志在发挥作用。

他渐渐发现，这仿佛是个定律：人往往因为早期的弱点而获得了他们奋力以求的成就。好像人必须有个栏才会跳过去，栏越高，跳得也越高。

万物之中，只有人意识到自己的缺点，只有人有自卑感，只有人要设法补偿自己的缺陷。

人之所以为人，正在于此。艾德勒就是这样推究出其中的道理的。

惊艳无比的美国好莱坞影星海迪·拉马尔在晚年的时候，心情一直不够舒畅，她为自己过去的美丽而耿耿于怀。

她对《洛杉矶时报》的一位记者说：“如果我不美丽，也许现在会有更多的人记着我。”

海迪·拉马尔在上个世纪30年代被人称为“世界上最漂亮的女人”。但同时她又是一位在电子科学方面颇有造诣的发明家。

她曾和一位钢琴家合作发明了“秘密通讯系统”，可以应用于军事，防止信息失密，甚至系统还可以干扰入侵国家的导弹。这项发明引起了美国军方的兴趣，认为这是极具有应用性的。但是，由于系统体积庞大，美国军方不得不舍弃。

20年后，晶体管问世了，拉马尔试着把机器中的电子管改成晶体管，系统的体积缩小了。这套系统被军方采用，首先用到了军舰上。为此，她获得了美国电子科学基金会授予她的荣誉奖章，成为美国“光谱扩展”学科中坚研究人员。

但是，她的这一巨大的成绩却被美丽所掩盖。她所到之处，没有人会认为她是一位科学家，在人们眼里，她只是一位美丽的影星。即使在气氛严肃的研究院里，许多男子也为她的美丽而想入非非。

现在，许多科学家回顾“光谱扩展”技术，都认为拉马尔的贡献是巨大的，但可惜的是，人们都没有把“光谱扩展”和美丽的拉马尔联系起来。

拉马尔说：“美丽是不长久的，它只会误人。”这样的感悟在眼球经济时代，似乎是多么的经不起推敲。但拉马尔说：“总有一天，那些美丽女子会有和我一样的感悟。”

我今年八十七岁了，从七岁上学起就读书，一直读了八十年，其间基本上没有间断，不能说对于读书没有一点经验。我所读的书，大概都是文、史、哲方面的，特别是哲。我的经验总结起来有四点：

(1)精其选。

(2)解其言。

(3)知其意。

(4)明其理。

先说第一点。古今中外，积累起来的书真是多极了，真是浩如烟海，但是，书虽多，有永久价值的还是少数。可以把书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要精读的，第二类是可以泛读的，第三类是仅供翻阅的。所谓精读，是说要认真地读，扎扎实实地一个字一个字地读。所谓泛读，是说可以粗枝大叶地读，只要知道它大概说的是什么就行了。所谓翻阅，是说不要一个字一个字地读，不要一句话一句话地读，也不要一页一页地读。就像看报纸一样，随手一翻，看看大字标题，觉得有兴趣的地方就大略看看，没有兴趣的地方就随手翻过。听说在中国初有报纸的时候，有些人捧着报纸，就像念五经四书一样，一字一字地高声朗诵。照这个办法，一天的报纸，念一天也念不完。大多数的书，其实就像报纸上的新闻一样，有些可能轰动一时，但是昙花一现，不久就过去了。所以，书虽多，真正值得精读的并不多。下面所说的就指值得精读的书而言。

怎样知道哪些书是值得精读的呢?对于这个问题不必发愁。自古以来，已经有一位最公正的评选家，有许多推荐者向它推荐好书。这个选家就是时间，这些推荐者就是群众。历来的群众，把他们认为有价值的书，推荐给时间。时间照着他们的推荐，对于那些没有永久价值的书都刷下去了，把那些有永久价值的书流传下来。从古以来流传下来的书，都是经过历来群众的推荐，经过时间的选择，流传了下来。我们看见古代流传下来的书，大部分都是有价值的，我们心里觉得奇怪，怎么古人写的东西都是有价值的。其实这没有什么奇怪，他们所作的东西，也有许多没有价值的，不过这些没有价值的东西，没有为历代群众所推荐，在时间的考验上，落了选，被刷下去了。现在我们所称谓“经典著作”或“古典著作”的书都是经过时间考验，流传下来的。这一类的书都是应该精读的书。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历史的发展，这些书之中还要有些被刷下去。不过直到现在为止，它们都是榜上有名的，我们只能看现在的榜。

我们心里先有了这个数，就可随着自己的专业选定一些须要精读的书。这就是要一本一本地读，所以在一个时间内只能读一本书，一本书读完了才能读第二本。在读的时候，先要解其言。这就是说，首先要懂得它的文字；它的文字就是它的语言。语言有中外之分，也有古今之别。就中国的汉语笼统地说，有现代汉语，有古代汉语，古代汉语统称为古文。详细地说，古文之中又有时代的不同，有先秦的古文，有两汉的古文，有魏晋的古文，有唐宋的古文。中国汉族的古书，都是用这些不同的古文写的。这些古文，都是用一般汉字写的，但是仅只认识汉字还不行。我们看不懂古人用古文写的书。这叫语言文字关。攻不破这道关，就看不见这道关里边是什么情况，不知道关里边是些什么东西，只好在关外指手划脚，那是不行的。我所说的解其言。就是要攻破这一道语言文字关。当然要攻这道关的时候，要先作许多准备，用许多工具，如字典和词典等工具书之类。这是当然的事，这里就不多谈了。

中国有句老话说是“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意思是说，一部书上所写的总要比写那部书的人的话少，他所说的话总比他的意思少。一部书上所写的总要简单一些，不能像他所要说的话那样罗嗦。这个缺点倒有办法可以克服。只要他不怕罗嗦就可以了。好在笔墨纸张都很便宜，文章写得罗嗦一点无非是多费一点笔墨纸张，那也不是了不起的事。可是言不尽意那种困难，就没有法子克服了。因为语言总离不了概念，概念对于具体事物来说，总不会完全合适，不过是一个大概轮廓而已。比如一个人说，他牙痛。牙是一个概念，痛是一个概念，牙痛又是一个概念。其实他不仅止于牙痛而已。那个痛，有一种特别的痛法，有一定的大小范围，有一定的深度。这都是很复杂的情况，不是仅仅牙痛两个字所能说清楚的，无论怎样罗嗦他也说不出来的，言不尽意的困难就在于此。所以在读书的时候，即使书中的字都认得了，话全懂了，还未必能知道作书的人的意思。从前人说，读书要注意字里行间，又说读诗要得其“弦外音，味外味”。这都是说要在文字以外体会它的精神实质。这就是知其意。司马迁说过：“好学深思之士，心知其意。”意是离不开语言文字的，但有些是语言文字所不能完全表达出来的。如果仅只局限于语言文字，死抓住语言文字不放，那就成为死读书了。死读书的人就是书呆子。语言文字是帮助了解书的意思的拐棍。既然知道了那个意思以后，最好扔了拐棍。这就是古人所说的“得意忘言”。在人与人的关系中，过河拆桥是不道德的事。但是，在读书中，就是要过河拆桥。

上面所说的“书不尽言”，“言不尽意”之下，还可再加一句“意不尽理”。理是客观的道理；意是著书的人的主观的认识和判断，也就是客观的道理在他的主观上的反映。理和意既然有主观客观之分，意和理就不能完全相合。人总是人，不是全知全能。他的主观上的反映、体会和判断，和客观的道理总要有一定的差距，有或大或小的错误。所以读书仅至得其意还不行，还要明其理，才不至于为前人的意所误。如果明其理了，我就有我自己的意。我的意当然也是主观的。也可能不完全合乎客观的理。但我可以把我的意和前人的意互相比较，互相补充，互相纠正。这就可能有一个比较正确的意。这个意是我的，我就可以用它处理事务，解决问题。好像我用我自己的腿走路，只要我心里一想走，腿就自然而然地走了。读书到这个程度就算是能活学活用，把书读活了。会读书的人能把死书读活；不会读书的人能把活书读死。把死书读活，就能把书为我所用，把活书读死，就是把我为书所用。能够用书而不为书所用，读书就算读到家了。

从前有人说过：“六经注我，我注六经”。自己明白了那些客观的道理，自己有了意，把前人的意作为参考，这就是“六经注我”。不明白那些客观的道理，甚而至于没有得古人所有的意，而只在语言文字上推敲，那就是“我注六经”。只有达到“六经注我”的程度，才能真正地“我注六经”。

一九三一年的一天，法国巴黎音乐学院正在举行入学考试。

坐在主考席上的几位教授，被一个中国肯年的考卷深深吸引了:无论是和声、赋格还是作品分析，成绩都属优秀。而且，作曲成绩也是所有考生中最理想的一个。经过一番品评，主考教授当即宣布，正式录取这位中国考生进巴黎音乐学院作曲班。并且说，由于他考试成绩优异，校方决定给他颁发荣誉奖。按照学校的惯例，受奖者有权选择奖品，就看他最需要什么?

这位考生名叫冼星海，他一直神情紧张地站在主考席前，当听到他被录取的消息后，才如梦初醒。又听说让他自由选择奖品，一时竟不知所措起来，踌躇了半晌，才羞涩而惭愧地说:“我需要饭票。”

是啊，此时此刻，对于冼星海来说，饭票是他最需要的……

一九O五年六月十三日深夜，星海诞生在广东省番禺县珠江边的一条小船上。脸色苍白的母亲取出一件破衣，用颤抖的手将他裹起来。他的父亲因终年在海上捕鱼，积劳成疾，早在半年之前就去世了。小星海靠母亲给人家做苦工拉扯着长大。为求生计，他们母子曾漂泊到新加坡。

一九一八年秋，星海被人推若进了广州岭南大学的华侨学生特别班。一边学习，一边当校役，负责上下课摇铃、擦黑板等工作，以维持读书和日常生活。在这期间，星海利用业余时间自学音乐。他不分寒暑，坚持不懈地弹奏钢琴，练习提琴和其它乐器，阅读了大量的音乐理论书籍。由于他刻苦钻研，虚心求教，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初步显示出了音乐才能，被师生们誉为“南国箫手”。

星海并不满足于己有的成绩。他迫切要求提高音乐理论和演奏技巧，后又到北京和上海半工半读学习音乐。可是在旧中国(编辑注：在伟大的新中国情况更加严重)，一个穷苦孩子要学音乐，真比登天还难，他的幻想被现实击玻了。但他并不甘沉沦，他立志要做一个音乐家，用音乐艺术为祖国服务。一九二九年，当他二十五岁的时侯，为了求得深造，他不顾一切艰难险阻，毅然离开祖国，远涉重洋，到法国巴黎去学音乐。

美丽的巴黎，是《国际歌》的故乡，这里的巴黎音乐学院，是世界许多着名音乐家的摇篮，为各国有志于音乐的青年所向往。可是，巴黎，这世界音乐的首府，并没有张开双臂来欢迎冼星海。

冼星海踏上巴黎街头时，口袋里只剩下了五十个法郎，而在那样挥金如土的城市，就连最简朴的一顿饭，也得花十二个法郎呀里冼星海流落在凄风苦雨的巴黎街头，几经周折才在一家小饭馆找到工作。每天天不亮，他就得把牛奶、士豆和牛肉运回来，接着便擦刷店堂地板，然后又忙着挑菜，等侯开门营业。开店之后就更忙了，跑来跑去，紧张地为顾客报菜送菜。他任劳任怨地廉价出卖自己的劳动力。

终于领到了六百法郎的月薪，他立即给在祖国的母亲寄了一半，用另一半买了一把小提琴。从此，每天深夜，冼星海送走了最后一批顾客，就赶紧收拾好锅盆碗盏，把厨房打扫干净。然后便如饥似渴地开始练习小提琴。拉到实在拉不动了，就在厨房里用桌凳临时搭个床浦睡一会儿。早晨天亮前，再在厨房里拉一阵琴，然后开始干活。中午饭店休息，他又抓紧时间读音乐理论书籍。甚至在报菜送菜时稍有空隙，他也要从碗柜里取出小提琴，争分夺秒地拉上一首练习曲，听到电铃一响，他立即收起琴，快步前去给顾客端送饭菜。

冼星海如痴如迷的练琴，引起饭店老板不满意，有些同事也产生了误解，常常投以冷眼或挖苦嘲讽。每当星海想练琴的时候，有的人就指手画脚地故意找些事让他做，或者说:“快把这一堆碗盆洗出来。”或者说:“再把厨房打扫一遍”不能练琴，这使得冼星海十分痛苦。

后来，冼星海在一位同乡的帮助下，总算找到了一间住房，这是一撞七层高楼顶上的一间小阁楼。房间只有一人来高，仅能放下一张单人床和一张小方桌，房顶有个透气的叫做“牛眼”的天窗。每天凌晨，冼星海就起床，打开天窗，站在桌子上，将身子探出窗外，向着广阔的巴黎上空，尽情地练习小提琴。拉过琴再赶到饭店上班，一直干到深夜再回来，每天十七、八个小时的劳累，使得他情疲力竭，不幸的事情发生了。有一天，冼星海照常不停地收拾菜盘，为顾客勾划菜单，然后又捧着一大叠碗盆赶回厨房抢时间洗刷。刚开始洗，上菜的铃又响了，他扔下手中的活，赶忙端上菜盘去送菜，刚迈几步，忽然觉得头晕目眩，眼前一黑，“哗啦”一声，连人带菜一起摔在楼梯口。

老板暴跳如雷，将冼星海臭骂一顿之后，就把他开除了。冼星海从碗柜里拿出提琴，愤然离开了饭店，他又失业了。

夜巴黎的街道，灯红酒绿。饥肠辘辘的星海在茫然地徘徊着，最后，他象是下了大决心似的，挟着小提琴，鼓足勇气向一家大餐馆走去。

馆子里除了法国男女顾客外，靠墉一角还坐着两个穿着特别时髦的中国官费留学生。他们正在喝着高级香槟酒，谈论着好莱坞女明星的容貌和巴黎的桃色新闻。

冼星海走进餐厅，神情尴尬地开始了第一次拉琴卖艺。他拉了一曲圣·桑的《天鹅》，又拉了一曲比才的《哈巴涅拉》舞曲，人们不理会他。他硬着头皮，拿着盘子走过两个中国官费生面前，这两个官费生拉住他，非要他拉当时巴黎流行的黄色歌曲，他坚决不拉，两个官费生不但不给钱，反把他谩骂、侮辱了一顿……

饥饿、羞辱天天折磨着星海，但他要用自己的音乐去唤醒沉睡的中华民族的崇高理想矢志不移。一天夜甩，寒风呼号，星海没有棉破，和衣躺在床上，冻得直哆嗦，实在没法睡一F去，只得爬起来点着煤油灯写作。忽然，风猛烈地从窗户吹进来，灯灭了，点着又灭了，一连点了好儿次。寒风猛烈地嘶吼着，星海的心也跟着激烈地颤抖起来，他不禁挥笔疾书，借着风声的呼号，倾诉痛苦的人生和对多难祖国的深切思念。

一首非凡的乐曲《风》诞生了，并幸运地得到了音乐大师奥别多菲尔的肯定。由于奥别多菲尔的推荐，《风》在巴黎音乐学院新作品演奏会上演出，立即轰动了巴黎。巴黎音乐学院的杜卡斯等着名音乐家，都深深为星海的苦学情神所感动，他们欢迎星海报考巴黎音乐学院。

洗星海终于以优异的成绩考进巴黎音乐学院，院长亲自奖给了他一扎饭票，院方还破例地免费供应他的膳食。但那昂贵的学费书费仍然压得星海喘不过气来，他一面象‘饿汉”一样地拼命吞食学校的每一堂课，一面还得在晚间出去做工，挣几个法郎交学费和房租。

一九三五年春，冼星海又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巴黎音乐学院，学校再次给他颁发奖品。他毅然放弃了留在巴黎工作的机会，回到祖国，投身抗日救亡运动，成为我国杰出的人民音乐家。他创作了《黄河大合唱》、《九一八大合唱》等不朽的乐曲，是中国新音乐的一位奠基伟人。

随着改革开放不断发展，现在出国留学的人越来越多。无论是国家派出去的，还是自己出去的，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学到了有用的知识和技能，也希望把自己学到的东西贡献给祖国和人民。

青年医生傅震1988年去德国进修。还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他就因成绩优良，获得了在德国行医的执照，还成为德国医学会会员。德国教授动员他留在德国，每月可得到奖学金5000马克，相当于人民币近2万元。这时候，他出国的签证限期快到了，他只要在申请延期的申请上签字，就能继续留下来。但是他想起祖国的医学事业多么需要自己的技术，想起自己从小就立下的为人民解除痛苦的心愿，毅然放弃了优厚的待遇，按时回国了。

回国之后，他居住在一套24平米的房子里，还是和别人合住，条件很差。有人不理解他，问他回国图个啥？他只是说：“病人需要我。”他把个人得失放在一边，勤恳工作，成了一名出色的医生，后来还获得了“优秀中青年留学回国人员”和“有突出贡献的回国留学人员”的称号。

蒙哥马利是英国杰出的军事家、战略家，参加过两次世界大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著名的盟军军事指挥官，入选“最伟大的100名英国人”，并以50年的军旅生涯而成为英国历史上服役最久的将领。

蒙哥马利是一位谨慎、彻底的战略家。他不打无准备之仗，在部属中享有极高威信。

蒙哥马利精通驭兵之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充满硝烟的前线，英国官兵时常看见一位身材高大的将领，察看地形，指点部署，与官兵交谈，有时还亲切地拍拍士兵的肩膀。士兵们一下子就记住了这名将领，因为这位将领戴着一顶与众不同的军帽。别的将领和士兵的军帽都只镶嵌一只帽徽，而这名将领的军帽，却镶嵌着两只帽徽，一只是将军标志的帽徽，一只是装甲兵标志的帽徽。

士兵们互相一打听，原来此人是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元帅亲临一线，让士兵们又兴奋又感动，士气大振。蒙哥马利元帅为什么要戴两只帽徽的军帽，大家又好奇地猜测起来。有的说元帅喜欢标新立异，故意猎奇;有的说元帅是以此显示自己特别重视装甲兵的用途。随着猜测的传播，士兵们深刻地记住了元帅，深刻地记住了元帅亲临前线的场景。

后来，还是蒙哥马利本人揭开了军帽带两只帽徽的秘密。原来，蒙哥马利元帅是出于具有实际价值的动机，才戴这样的帽子的。他认为，一个统帅人物要在部队中具有威信和感召力，就必须使下级官兵经常能够在前线看到他。这种认识来自于蒙哥马利的亲身经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蒙哥马利担任排长和上尉参谋，一直让他深感遗憾的是，他从未见过自己部队的总司令。蒙哥马利认为这是英军士气低落、战斗力不强的重要原因之一。蒙哥马利戴这顶镶有两只帽徽的特殊军帽的目的，就是为了让部队官兵能够经常看到他，并记住他。他说：“各部队官兵看到这顶帽子，就知道我来了，就知道我对他们的所作所为非常关切，就知道我不只是坐在安全的后方，高高在上发号施令，我是和他们站在一起，并肩作战。”

两只帽徽的小小军帽，成为了蒙哥马利元帅的象征，成为了元帅深入一线与士兵携手并肩的标志，成为了鼓舞士气提振军心的旗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