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的读书故事有哪些汇总20篇

美籍华裔物理学家李政道博士1940年到美国读研究生，他的导师是大师级的物理学家费米教授。费米教授每周用半天时间跟李政道讨论问题，他的主要目的是训练，让学生对一切物理问题都能够自己独立思考，找到答案。费米每次讨论时都问问题，让李政道回答。

有一次，费米问李政道：太阳中间的温度是多少？李政道答：大概是一千万绝对温度。费米问：你是怎么知道的？李政道说：是从文献上看来的。费米问：你自己有没有算过？李政道答：没有，这个计算比较复杂。费米告诉李政道：作为一个学者，这样不行，你一定要自己思考和估计，你不能这样接受人家的结论。李政道问：那怎么办？这里面有两个公式，看起来倒也不是最复杂，真要算起来，却并不那么简单。费米说：你能不能想一个其它的方法来计算？李政道说：想什么办法呢？没有大计算器。费米说：我们一块来做一个大的计算器。费米教授当时正在做着很重要的物理实验，跟做计算器一点关系也没有，但是他放下手中的实验，与李政道—起做了计算器。

不久，全世界惟—的、专门用来做大计算的计算器做好了，李政道用自己的计算器，用新的方法计算出了太阳中间的温度。

李政道博士在一次讲演中专门讲到这个故事。他说，费米教授看重的，并不仅仅是做这样一次计算，他是让学生明白，作为一个科学家，你不能轻易接受别人的结论，你必须自己亲手实验，而且要尝试使用新的方法。

这件事情让李政道博士一生受益无穷。李政道博士说，自己是幸运的，在学生时代有幸碰上了费米教授。这件事情使自己得出任何事情都要以身作则的人生结论。使自己在以后无论学术研究还是做人处世当中，都始终坚持脚踏实地，想新方法，同时也启发了自己对科学研究、解决问题的兴趣。

李政道博士说，自己现在带研究生沿用的就是费米教授的教学方法，用一定的时间与学生讨论问题，培养学生探讨解决问题的兴趣，因为一个人，只要当他对所从事的事业有了浓厚兴趣的时候，才会全身心地投入，才能够有所发现。

明末清初，有个著名画家名叫赵甸，出生在一个艺术世家中。可到了他的父亲这一代，由于战争不断，时局混乱，民不聊生，连赵甸的父亲这样一个出名的画家，也只好以卖画为生。

赵甸小的时候，聪明伶俐，学文会背，学诗能吟，很得父母喜爱。正因为如此，家中虽然贫穷，但父母仍然省吃俭用，挤出钱来供他读书，期待时局稳定后，让他得个一官半职，光耀门庭。

赵甸学习经书很是刻苦，有独到见解，经常受到称赞。但他从小在父亲的熏陶下，又和画结下了不解之缘。所以，在读经书的空隙，每见父亲作画，他总要在旁一边帮着研墨，一边细心观看，日积月累，也学会了画画。

赵甸九岁那年冬季的一天，父亲从外地求学回来，浑身是雪。母亲赶忙点火做饭，以给父亲暖暖身子。可她一掀缸，竟一粒米也没有了，便顺手拿了一幅画，让赵甸去集市上卖掉，买些米回来下锅。

赵甸冒雪来到集市上，把画打开一看，竟是一幅古画，价值连城，便急忙卷起，转了一圈，拿着一个空罂回到家中。

画没有卖掉，米没有换来，怎么向母亲交待？他灵机一动，便作了一首诗，取名为《古画》，进门念道：

吾家有古画，其价重连城，

不易街头米，归来雪满罂。

诗的意思是说，在这战乱的年代，米价昂贵，我家虽然有价值连城的古画，却连一粒米都没有换来，雪倒落满了罂中，真是可悲啊！

父亲听了，感到纳闷，心想，现在时局是乱，可我们赵氏家族的画，也不至于到了卖不出去的地步啊！于是，他把画接了过来，看看他拿去的是一幅什么画。

待他接过画来，打开一看，竟是自己保存了多年、从来不轻易拿出让别人欣赏的一幅古画，名字叫《送子天王图》，是唐代大画家吴道子的作品，不由得大惊失色；他又抬头望了望赵甸，只见赵甸微微笑着，向他做了个鬼脸。父亲这才一下子明白了，哈哈大笑道：“好诗，好诗！我们家出了这样的一个孩子，就是三天三夜挨冻受饿，又算得了什么呢？”

母亲看到他们父子这样的表情，也不由得乐了，她是在为他们父子之乐而乐啊！

林毅夫，男，原名林正义，原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七、八、九、十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席，于2005年获选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2008年2月，被任命为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负责发展经济学的高级副行长。2012年6月，世界银行副总裁的任期已届满。林毅夫成为62年以来，首位来自欧美国家之外的世行首席经济学家。

事实上，他是地道的台湾本省人，当年曾是台湾军中宠儿，蒋经国专门接见他。时至今日，人们仍难以理解，是什么使他抛妻离子，放弃前程，冒着生命危险，“泅渡”回大陆。随后他的人生经历也传奇般的被改变，事业如是，姻缘亦如是。

1946年以来，首次有中国人走上这个以现代西方经济学奠基者的名字命名的国际顶尖讲坛。林毅夫没有意识到，数日后，在10月离任的前任世行首席经济学家、法国人弗朗索瓦·布吉尼翁来电询问，是否愿意成为他的继任者？世行为挑选新的首席经济学家成立了一个小组，布吉尼翁是其中的成员，他并不是以个人身份发出邀请。

“我感到惊喜。”林毅夫说，“世行是最重要的国际发展机构，它的首席经济学家是经济学家在国际上最高的公共职务，一般是大师级的学者担任。我出任世行首席经济学家，完全没有想过！”

这是一个不寻常的任命：62年以来，他是首位来自欧美国家之外的世行首席经济学家；而在30多年前，中国对世行的定义还是“美帝国主义操纵的经济侵略的工具”。

世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34年之前，他还是台湾最有前途的军官林正谊，驻防在金门最前线。

回来是一种理性选择

1952年，林毅夫生于我国台湾省宜兰县。1975年，林毅夫以第二名的成绩毕业于陆军官校正期生44期步兵科，随即留校担任学生连排长，第二年考上国防公费台湾政治大学企业管理研究所，1978年获政大企管硕士，随即返回军中。

由于他先后从军校和政治大学毕业，林正谊成了军中宠儿。蒋经国专门接见他，并嘱人关照。随后，他被派往金门，担任陆军上尉连长，负责接待外宾参观第一线连的任务。

1979年5月16日傍晚，上尉林正谊游过两千多米的台湾海峡，抵达对岸的厦门，更名为“林毅夫”。多年后台湾媒体披露，当时与他一同失踪的物品包括“两个篮球、一面连旗、一件救生衣、一个指南针”。他的家人事先毫不知情，第二个孩子还在妻子腹中。但有意思的是，23年后，台湾军方才发布了对其“投敌”的通缉令。

时至今日，人们仍难以理解：这个地道的台湾本省人，不需要蹈海以解乡愁之苦。而1979年的大陆，经历了十年动荡，经济凋敝，将走向何处，一切都未确定，亦非乐土。是什么使他抛妻离子，放弃前程，冒着生命危险前往？

一位北大学生回忆，林毅夫有一次谈及当年时曾说，“当时有一种强烈的感觉——祖国的统一和民族复兴的希望在对岸。再待在台湾，内心不安。”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今天林毅夫以这样的句子，解释当年的抉择，“得失之间并没有那么难。”

但也有另一种盛传的说法

在第一线连，林毅夫经常悄悄地收听大陆电台，对祖国大陆充满了无限向往。然而，台湾海峡如一道屏障，使他心中的“大中国思想”无法实现。

当时，上尉林正谊曾听人说，金东题旅部某连有一名搜索排长，曾成功泅水到对岸。当时这名排长事前向蛙人借了“蛙鞋”，只说要下海学游泳，泅水的当晚到一家小店吃了一碗绿豆汤，第二天一早对岸就广播，宣布那名排长“起义归来”。这个故事给了林毅夫极大的启发。

林身材高大健壮，平素爱打篮球，且技术超群。按照当时盛传的说法，1979年5月16日傍晚时分，林毅夫“假传演习命令”，下达宵禁令，由连传令兵通知沿海岗哨，不准驻防马山播音站的官兵在夜晚点名后走出营房；若发现有人下海游泳，严禁开枪射杀，以让游泳者顺利泅水“叛逃”对岸；即使听到枪声，也不准一探究竟。其实，那个“游泳者”不是别人，正是下达宵禁令的林毅夫。

林毅夫光着膀子，整晚都身着短裤，以打篮球消磨时间。随后，他悄悄地抱着两只篮球下了海，依靠篮球的浮力，加上强健的体魄，沉浮之间，他顺利到达祖国大陆。

他成为1978年后首位归国的经济学博士

或许是巧合，他回来后的两个月里，两项深刻影响中国未来的变革先后出现——1979年6月15日，万里在安徽凤阳县农村考察，肯定了当地农民自发的包产到户尝试；7月15日，争论不休中，邓小平决定“不争论”，宣布设立深圳等四个特区。

林毅夫此后的经历，依然不平常。为了解中国社会生活，他就读北京大学经济学系，只是，当时的国内，只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现代经济学的引进，还要在几年之后，此时的林毅夫，还不知他将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

世行则在第二年来到中国。1980年中国恢复了在世行的席位，世行开始派遣官员到中国，为中国政府培训干部。人们回忆，长期与世隔绝之后，最初的中外交流颇为生涩：边际成本(marginal cost)被译成“零碎材料的成本”；而收支平衡点(break even point)则是“破碎了摸平的一点”。

了解一些西方经济学又通晓英文的林毅夫赢得了意外的礼物：他为到访北大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舒尔茨担任翻译，对他印象深刻的舒尔茨主动邀请他到美国留学。

1982－1986年，在盛产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以自由主义和严谨的数理分析着称的芝加哥大学里，林毅夫“几乎四年没出校门”，从这个西方经济学的麦加开始了经济学家生涯。他的博士论文《中国的农村改革：理论与实证》被舒尔茨评价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经典之作。

1987年，放弃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教职和世行等多家国际机构的工作机会，林毅夫带着三十多箱英文资料回到中国，成为1978年后首位归国的经济学博士。许多人为他惋惜——中国没有研究伙伴，没有讨论和交流，甚至资料都难以搜集，如何做研究？“我都知道。可研究是什么？就是要对不能解释的现象给出合理的解释。中国有的是这样的经济现象，这是最重要的。”林毅夫说，关于回来的决定，他“一点挣扎都没有”。

同样从海外回来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卢锋说，他赞同林毅夫的一个说法，“我们不要完全讲牺牲精神。回来是一种选择，是认为从长期而言对自己有利的选择。经济学的理性要用在经济学家自己身上。”

清华－布鲁金斯中心主任肖耿至今记得林当年的忠告，“做研究如同给木板钻孔，从薄处入手更容易有收获。”对中国经济学家而言，勿庸置疑，回到中国是理性选择——这里是“经济现象的金矿”，而1980年代的西方经济学界，少有人了解中国。

二十年来，几乎没有休息日，林毅夫不知疲倦地掘金。现实也慷慨回馈：改革开放以来，他最早在国际顶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数量可观。回到本土，以规范的经济学方法研究本土问题，并为国际承认。“他是我们的先行者。”肖耿说。

破镜重圆在他乡

林毅夫失踪时，已是一个三岁儿子的父亲，妻子陈云英腹中又身怀六甲。

陈云英与林毅夫第一次见面是在大学联谊会上，当时陈云英就读于台湾政治大学中文系。他们一见如故，后来两人有了更多精神上的接触和沟通。尽管双方家庭的差距很大，但陈云英从林毅夫的言谈中，觉得林毅夫是个关怀民众、胸襟宽广的人，内心为之深深吸引，以至于陈云英总有一种“他就是我”的感觉。

1975年，陈云英毕业后，林毅夫送给她的毕业礼物是一套中国锦绣河山画册。陈云英很快即与林毅夫结婚，第二年生下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

陈云英在一所中学里教授语文。一天下课回到家里，林毅夫给陈云英端来一杯开水，然后坐在她身边，一本正经地说：“如果我不见了，你可能要像王宝钏一样，苦守寒窑十八年……”陈云英以为只是一句玩笑话，没想到1979年5月16日夜里林毅夫真的突然不见了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芝加哥大学荣誉教授舒尔茨的邀请，让林毅夫于1982年，赴美留学。踏上美利坚国土地后，林毅夫立即通知在台湾的妻子来美国相见。

突然接到林毅夫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的消息，陈云英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她本已通过了两个托福考试，准备赴美读硕士。当陈云英辗转赶到美国见到丈夫时，两人抱头痛哭。

夫妻两人在一起仅仅几天，却又要分别了。林毅夫在芝加哥大学读经济，陈云英则到华盛顿大学读教育，两地相距甚远，很难经常见面。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他们的一双儿女，仍然留在台湾，要半年后才能接来美国。相聚的喜悦很快就被思念儿女的愁苦所压倒。陈云英上课之余，常常望着儿女的照片发呆，也常常泪水涟涟，她把所有的思念都融到了家信当中。孩子太小，认字很少，她就剪贴了一些漂亮的卡通画，经过加工，写些简单的汉字和拼音，让孩子们一看就知道这是妈妈从美国的来信。

半年后，一家4口终于在美国团聚了。陈云英从小受中国文化的熏陶，深知相夫教子为本职之一。于是她一边读书，一边抚育孩子。经常是陈云英一边两手按着打字机键盘做作业，一边把头转向孩子大叫：“别吵了，妈妈要读书。”陈云英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以一年半时间得到了特殊教育硕士学位的。她再读博士时，没办法时时照顾孩子了，只好把他们反锁在家里，这在美国是不允许的。无奈中陈云英只好嘱咐孩子：“妈妈不在家时，无论谁叫门都不要开，有人来电话，你们千万不要说妈妈不在家，就说妈妈在睡觉。”直到现在，她在美国的朋友还说：“我们都觉得很奇怪，你怎么老在睡觉。”就连陈云英的导师当时也觉得不可思议，这个勤奋的中国学生怎么老睡觉？

在美国的4年中，陈云英多次都是刚给孩子做完饭，几乎连抬头看一眼蓝天和阳光的工夫都没有，就接着跑进教室，身上散发出一股浓浓的中国炒菜味。她最终坚持下来了，拿到了两个博士学位。

1987年，在耶鲁大学经济发展中心工作一年后，林毅夫突然回到了中国，成为我国改革开放后第一个从海外归国的经济学博士。同年的6月18日，陈云英在通过博士论文答辩后的第8天，也追随丈夫回到了北京。

有“中国特殊教育第一人”之称的陈云英，多次受到国家教育部及残联的表彰，还被推选为全国青年联合会常务委员会常委、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委员。她多次与林毅夫一起参加全国政协会议，被人们称为“议政夫妻”。

如今，他们的一双儿女也已长大成人。大儿子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毕业后，赴美留学获得硕士学位；女承父业，从事金融方面的工作。

2007年，在被推选为台湾省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后，陈云英就跟丈夫开起了玩笑：你的经济学专业是研究怎么让人富起来，我的专业是让富起来的人怎么把钱花到该花的地方。”

“把白手套留在了芝加哥”

虽然林毅夫在国际经济学学术期刊上发表的论文，在全球华人经济学家中一直排名在前一二名，在国际上的排名也一直很靠前，但是，他并没有选择成为典型的学院派学者。

1987到1993年，他先后在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任职。从那时开始，为政府提供决策咨询、参与制定政策成为他的工作内容。他逐渐成为同龄的学者中离权力核心最近的几位之一。近年，“新农村建设”的建议者、“十五计划”和“十一五规划”的主要咨询专家等角色更使他为中国公众所熟知。

“芝加哥大学毕业后，最早回国参与中国现实经济政策研究，并没有担心研究现实政策问题会‘弄脏’名校毕业的‘白手套’。他把‘白手套’留在了芝加哥。”卢锋形容说。

走近政府、成为政府智囊，于林毅夫并不是困难的选择。这与他29年前的选择逻辑一致。他告诉记者，他从小喜欢历史，曾想成为历史学家，喜欢中国文化，也实践着中国文化对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定位。

他不介意人们认为他过于靠近政府，“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别人的评价不重要，把自己摆低一些，推动社会进步更重要。”当被问及独立的学者和智囊的角色，哪一个他更在意时，“独立的学者”，林毅夫丝毫没有犹豫地回答，只有作为一个独立的学者思考问题，才能对政府的决策有所贡献，这样才能称得上是智囊。“固然很幸运，有些建议后来被政府采纳成为政策”，但是，他说“不曾有在政府作出了决策后改变自己的看法去附和政府政策”。

这个墓碑设计得很特别。它看起来更像一堵墙，一半是白色，一半是黑色。这堵颜色搭配独特的墙矗立在两块灰色的大理石上，呈长方形，上端有一个窗户般的方孔，逝者的头正好从这里探出来，默默注视着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世界。

这个墓碑为什么那么特别呢？它又是谁设计的呢？要解释这些问题，需要回到上个世纪的六十年代——1962年12月1日，马涅什展览馆内，一片肃静。

领导正在漫不经心地观看艺术作品。当他看到一位雕塑家的作品时，便讥讽道：一头毛驴用尾巴也能画得比这好。

侮辱顿时像座大山一样，压着雕塑家的心，使他久久不能缓过气来。他强忍住心中的不满，不让它爆发出来；他努力使自己麻木，忘记伤害。可是一切都徒劳无益，对艺术的无限热爱，使他无法继续虚伪下去，他终于忍不住，发出了他良心深处的质问：你既不是艺术家也不是评论家，凭什么这样说？

会场静得可怕，谁敢骚扰领导看画展呢。雕塑家的这个属“计划外”的声音，无疑如一枚，突然在这个静得可怕的世界里引爆！爆炸所带来的冲击波，撞击着怯懦者脆弱的神经，他们无不吓得面如土色，惊慌失措。

无可避免地，领导也听到了。他缓缓地扭过头来，盯着这个狂妄的“质问者”。良久，才抛出一句话来：因为我是领袖！说完，就头也不回地往门外走去。所有的人都吓坏了，纷纷担心领导会杀害这个有天分的艺术家。

众人的担心并非多余，因为后来领导又当面威胁过这个艺术家：你这个人很有意思，我很欣赏你，不过，你身上既有天使也有魔鬼。如果是魔鬼占了上风，我们就会把你打趴下；如果是天使获胜，我们将尽一切力量帮助你。雕塑家听了，淡然一笑，或许，对他而言，生死早已置之度外了。

一年又一年过去了，同领导作对的人，一个又一个地“消失了”，而独独他一直没事。对此，他一直百思不得其解。

直到1971年9月13日，作为领导儿子的谢尔盖送来了领导的遗愿：家父一直很欣赏你，指定要你给他刻一个墓碑，他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他想了想，答应了。惟一的条件是，必须随心所欲，不受任何限制。谢尔盖应允了。

经过一番努力，这尊奇特的墓碑终于矗立在莫斯科新圣母公墓里。墓碑的主人是领袖赫鲁晓夫，设计者是雕塑家涅伊兹韦内。

事实证明，赫鲁晓夫没有选错涅伊兹韦内，而涅伊兹韦内也没有让他失望——半白半黑，代表半功半过，恰好是赫鲁晓夫的真实写照。

说到读书呀，老爸也真是的，每当我正读的津津有味的时候，一个刘婧的声音就在我的脑子里不停晃荡。

“刘婧叡，帮我去买块豆腐。”“刘婧叡，帮我去买几个鸡蛋。”“刘婧叡，去买皮蛋。”“刘婧叡，刘婧叡，刘婧叡……”我一点都不能安心地看书，真是烦死了，头都要爆炸了。而妈妈却不一样，她一看到我在看书，点儿都不打扰我，连走路的声音都没有。其实，爸爸他并不知道我在看书，如果他看到我在看书，也不会叫我去的。

有一次，我拿着书一边看一边去买豆腐，看着看着入了迷：一老鼠领先，所以老鼠就排在第一，而牛就排在第二。看到这里时我撞到了一块玻璃，我以为是人抬头看了看，并不是人，而是把豆腐包围起来的玻璃。唉！我真糊涂怎么看着看着头都给撞了，我连忙摸摸自己的额头，起了个大胞。我赶紧借了钱跑，把豆腐提着跑回家去。哎呦，我一不小心摔跤了，被一个石头给绊倒了，一下就摔下去了。“哎呦，好痛哟，好痛哟，我再也不跑了。”我伤心的说。 豆腐提进家去，递给妈妈，便又津津有味地看起来：所以12生肖就是这么来的。

“这怎么回事呀，摔跟头了？”妈妈不解的问着。 我把妈妈的话当作耳边风，继续看我的书。

我之前曾一直相信一句话：男人只会变老，而不会变成熟。可是当这话放到入行15年的光良身上时，却好像变得无法成立……

从1995年开始的“无印良品”时代，到2001年单飞后的光良时代，时间在光良身上，并没有留下任何关于苍老的痕迹。我想，他是那种不需要经历叛逆，就一下子成长起来的人，在处女座的小宇宙里，游走自如。无论年纪大小，都葆有一颗赤子之心，充满了对过去的回忆及对未来的梦想。他是一个歌手，然而却很高兴桂纶镁称赞他的演技；他走在台前，却坚持自己撰写文案。人前，他如自己的歌一样温柔，而对于自己的人生规划，他总是知道自己想要什么、适合什么、该坚持什么。因此，多少年来，他能一直保持着安静优雅的形象，唱出一首首动人的情歌，温暖着每一个人的心灵。即便是他自己即将进入四十岁的不惑之年，光良，这个温暖的处女座男人，也依然想为大家唱情歌。

【情歌就是我的定位】

2008年度音乐先锋榜上，光良一人凭借《右手边》独揽三项大奖，媒体都惊呼“童话”传奇再次上演了。其实，这并不是童话，只是说明在每个人的生活中，都需要情歌来抚慰心灵。如果真的要说，那情歌才算是人生中最美的童话，而这跟单身或者是已婚，没有任何关系，人们需要的是一种情感的出口。

因此才会有，每天不论是开车收听广播，还是在地铁上被大喇叭山寨手机刺激着神经，都有太多人唱着太多的情歌，悲到撕心裂肺，却又大多如同嚼蜡。然而光良强人之处，就是他写的一首首情歌，不论是给自己的《伤心地铁》、《第一次》、《若无其事》，还是为他人嫁衣之作比如《勇气》、《好久好久》，首首动听，首首必是KTV的热门曲。他常胜的武器很简单，因为他最懂情歌。“尽管每个人的经历不同，喜欢的东西也不同，但一首能打动人心的情歌，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两方都会被感动。所以我在选歌的时候，会从两个角度去看，只有这个词双方都能有感觉，我才会选择。在我看来，歌词是有性别的。选什么样的情歌，怎么去演绎，是我一直会思考的事情。”“音乐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之一。人是有感情的动物，我相信情歌是各种音乐风格里最能打动人心的。唱了那么多年歌曲，尤其在《童话》之后，我发现歌词非常重要，这是我现在对待情歌的态度。”曾经光良创作完一首曲子，等来填的词，用华丽的辞藻堆砌出催泪弹般的效果，却生硬得让光良毫无感觉。“如果歌词不能打动我，那么制作成演奏曲就好了，为什么一定要唱出来呢？之所以说歌曲，既要有好的旋律，又必须搭配很棒的歌词以供人‘歌’。”

“以前我常常被问，是否要尝试新曲风。有一次我突然意识到，这是一种责任。每个歌手都有自己的定位，不要刻意去否定自己以及大家认同的东西。如果大家一想到情歌就会找来我的CD听，这对我来说绝对是好事情。每个歌手都有自己的定位，有自己独特的气味，而情歌就是我的定位。”光良就这么“认了命”。

可如今的乐坛，周杰伦红起来，歌手们一窝蜂地唱中国风；《两只蝴蝶》大赚彩铃钱，促使一大批“动物歌曲”诞生；因为陈冠希，有人唱《很傻很天真》……投机是当下乐坛主流的行事风格，光良如此踏实彻底地安分守己，让他成为这个乐坛的“异类”。

【难搞只因够认真】

早有传言，光良在当年签约滚石时，与刘若英、五月天阿信并称滚石三大“难搞”艺人。光良却连连摇头道：“那都是公司想出来的噱头啦。”

“我们就是这个童话故事的主人，我们就是这个童话故事的作者，我们决定故事的结局……”如果你翻阅《童话》专辑的文案，便会发现文字下赫然签着光良的名字。其实早在这张专辑诞生之前，他就没和前东家滚石续约，恢复了自由身。变成独立制作人的光良，事无巨细地承担起包括创作、演唱、专辑制作的诸多工作。不仅和工作人员推敲宣传文案，创意企划、营销方案等我们看不到的唱片流程，光良也都一一参与。他成了“大管家”，做音乐人时，一心创作；计划销售又要综合专辑整体迎合度。正是这样，从《童话》开始，《约定》、《不会分离》，专辑一张比一张更加“光良化”。

聊到工作，光良就滔滔不绝起来，不仅向我们解说唱片销售中最麻烦的环节，还透露身边工作人员不好的习惯。“你这样还叫不难搞吗？”被将了一军，光良委婉一笑说：“不过是我对工作有要求，而每个要求都是为了能让工作更好。比如拍摄，我穿白色衣服时就需要更换背景，这样拍出来会比较自然，这就是要求。我发现有要求的人和有要求的人一起工作，才能做出好的成绩来。你可以把这当做难搞，也可以看做认真。我们是在做事情不是在搞人，如果什么要求都没有就最容易‘搞定’啦，因为这个人很快就可以休息啦。”也许正是这种认真的态度，反而被传成难搞，光良很无奈：“这个行业有些人是来捣乱的，他们根本不懂得这个行业的运作方式，就为了一时的利益做了很多‘超过’的事情。你没办法控制他人，但自己就要有一个底线。”

【一定要向前看】

在乐坛摸爬滚打十多年，光良的事业也如过山车般惊险刺激。“无印良品”时代，他和品冠分享着唾手可得的鲜花与掌声；分道扬镳，两个人都经历了不同程度的低谷，品冠没有找到合适的音乐定位，而光良则在理念上和公司产生了分歧。再出发时，光良终于知道自己要什么。

尽管1970年出生的光良，即将进入所谓的不惑之年，但他对于自己的音乐事业倒是没有太多迷惑。“李宗盛大哥曾说过，这个行业不是比你能爬多高，而要看谁走得远。”不可否认此话带着他作为乐坛中坚力量的一份骄傲与自负，可他确实有这个资本。

光良说，这世界上幸运儿太少，他已经拥有很多，不要苛求。刚出道时，很多前辈站在他眼前像座座巨山；如今面对新人，他已是前辈。“这是好事情，每个环境都要有新鲜的声音才会进步。不可能大家一听几十年，只有一个歌手不停地唱。我不会觉得新人会对我造成威胁，因为别人没有办法将我留下的作品磨灭。”

问光良还可以唱多久，话才出口便知有些愚蠢，有哪个歌手不渴望风生水起呢？光良的回答却没有那么程式化：“我不知道自己可以走多远。如果我还有音乐的想法，会一直做下去。但是要看还有没有听众想听。”他告诉自己，一直向前看，不要去猜下一秒会怎样，有些刺激生活更精彩。就像前不久举办的演唱会，以前每次都是他独唱《掌心》，在台湾那场品冠到场，于是光良临场即兴问他要不要合唱，圆了歌迷的梦，也验证了每次被问“无印良品”会不会重组，他总会说出的这令人玩味的四个字：“世事难料。”

1979年，当林世荣、陈吟辉夫妇在内地开设恒丰金业（0870。HK）第一间以珠宝首饰来料加工为主业的工厂时，中国的珠宝首饰市场仅仅处于最初的萌芽阶段。

诚信赢得口碑

虽然三中全会给商界人士带来了巨大的鼓舞，但珠宝市场的启动明显还需要一段漫长的，2004年珠宝产品上千亿元的额在当时是难以想像的。在这种情况下，开设珠宝首饰工厂，不仅需要胆识，更需要眼光。但是，林氏夫妇对于未来非常有信心。身为恒丰金业科技集团董事会主席的林世荣当时说过一句令妻子印象深刻的话：“全国如果每人买我们一个金戒指，我们就发达了！”或许正是这种朴素的判断给了他们足够的信心。

虽然志存高远，1980年代的恒丰仍只能从制造商的角色做起。在快速度过初始阶段后，恒丰在制造界已颇有名声，很多业者至今都对恒丰当年的口碑记忆犹新。诚信可靠，质量上乘，技艺精湛，造就了当时恒丰响当当的招牌。

但是，恒丰仍然需要依靠国外品牌委托商提供的设计式样进行加工，珠宝首饰这个行业的高端竞争仍然与恒丰有着很远的距离。恒丰的品牌仅仅限于制造、批发领域，还远未达到消费市场层面，而制造商间残酷的竞争使恒丰必须精确控制成本、质量的平衡关系。

后来，很多参与竞争的制造商评价这是在“走钢丝”，其难度可见一斑。谈及这个阶段的经历，陈吟辉非常认真地说了两个字：“诚信。”她，这是恒丰能够坚持走过最艰难的关键原因，也是恒丰一路走来最弥足珍贵的：“我们这一行比不得其他行业，诚信对于我们和合作伙伴都是非常重要的，就像行军布阵，稍有差池就满盘皆输。行业的口碑就是啊！”

“金至尊”出位亮相

口碑让恒丰顺利挖到了第一桶金，同时也获得了上市的资格。1999年，恒丰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主板上市。资金充裕、产销渠道成熟的恒丰，这时面临着新的选择：是安于制造商身份，继续做加工的主业，还是冒险向下游行进？

名人的生命轨迹，总是让我们吃惊，伤感，赞叹。我们所知道的音乐家，文学家，美术家很多很多。名人传告诉我们的，是3个伟大的奇迹-文学家托尔斯泰，雕塑家米开朗基罗，音乐家贝多芬。看过很多很多属于他们的故事。坐在图书馆看另外一本关于他们的传记。心里觉得很不容易。平时都是看那些散文，小说，哪里有空翻看这些伟人的传记?兴致勃勃的开始了解属于他们的人生。我看到他们的喜悦，看到他们的悲伤，落寞…

罗曼罗兰，带领我们走入这些神秘的名人的生命中。随着优美却又饱含严肃气息的语言。终于，我陷入这个记录3个伟人的传记之中。

托尔斯泰，青年时代的他拥有一副丑陋的面容。这也是他时常苦恼的问题。不过，他还是写出了让我们敬佩，喜爱的作品-《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我想不到，一个生在富裕家庭的人。居然能够如此体谅下层人民的生活与苦难。揭发那些统治者，资本主义地主的恶劣行为。他是一个拥有大笔财富，拥有很高的地位的人，他能够这样做，让所有人都感到惊讶。从罗曼罗兰的语言之中，我想，其实他是一个寂寞的人。在他发现那些地主的恶劣行为的时候，他勇于和他们分裂，但是并没有得到支持。其实他在精神上一直都很孤独，寂寞。这是属于他一生的遗憾。作为读者的我，深深的感受到属于他的寂寞。失望。其实值得一说的是属于托尔斯泰的爱情，家庭。他之所以能够写出如此优秀，深入人心，揭发社会现实的作品，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他美满幸福的家庭生活给他足够的动力。

接着看到的是关于米开朗基罗的传记。他在3个传记中，采用了分段的方式叙述。分别是上编-战斗，下编-舍弃，尾声-死。很独特呢。往下读之后。终于明白何谓战斗，何谓舍弃他的一生过得可怜，却又不平凡。他一辈子似乎是注定了要永无休止的帮他人做事。造陵墓，画天顶画甚至卷入了革命风暴。差点丧命。后来以为能够解脱，怎么知道又被保罗三世抓去这是一条坎坷不平的人生路。一条缺乏自由的人生路。他对人生的态度，令人奇怪-“愈使我痛苦的就愈让我喜欢。”——米开朗琪罗。这始终令我无法理解。关于米开朗基罗，我对他，是好奇，是敬佩，也是同情。

伽利略是意大利伟大的物理学家、天文学家，他在力学上的贡献是建立了落体定律，发现了物体的惯性定律、摆振动的等时性、抛物运动规律，确定了伽利略原理。他在比萨大学读书期间，就十分好奇，也经常提出一些问题，比如“行星为什么不沿着直线前进”一类的.问题。有的教师嫌他问题太多了，可他从不在乎，该问还问。

有一次，伽利略得知数学家利奇来比萨游历，他就准备了许多问题去请教利奇。这一次可好了，教师诲人不倦，学生就没完没了地问。伽利略很快就学会了关于平面几何、立体几何等方面的知识，并且深入地掌握阿基米德的关于杠杆、浮体比重等理论。

美籍中国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先生说得好：“打开一切科学的钥匙毫无疑问是问号。”所以，要想在学业上有所建树，必须有好奇之心，善问之意。

1.黄侃误把墨汁当小菜：

1915年，著名学者黄侃在北大主讲国学。他住在北京白庙胡同大同公寓，终日潜心研究“国学”，有时吃饭也不出门，准备了馒头和辣椒、酱油等佐料，摆在书桌上，饿了便啃馒头，边吃边看书，吃吃停停，看到妙处就大叫：“妙极了!”有一次，看书入迷，竟把馒头伸进了砚台、朱砂盒，啃了多时，涂成花脸，也未觉察，一位朋友来访，捧腹大笑，他还不知笑他什么。

2.曹禺真读书假洗澡：

抗日战争期间，曹禺在四川江安国立剧专任教。一年夏天，有一次曹禺的家属准备了澡盆和热水，要他去洗澡，此时曹禺正在看书，爱不释手，一推再推，最后在家属的再三催促下，他才一手拿着毛巾，一手拿着书步入内室。一个钟头过去了，未见人出来，房内不时传出稀落的水响声，又一个钟头过去了，情况依旧。曹禺的家属顿生疑惑，推门一看，原来曹禺坐在澡盆里，一手拿着书看，另一只手拿着毛巾在有意无意地拍水。

3.张曜拜妻为师：

清代咸丰年间有个武官叫张曜，因苦战有功，被提拔为河南布政使。他自幼失学，没有文化，常受朝臣歧视，御使刘毓楠说他“目不识丁”，因此改任他为总兵。张曜从此立志要好好读书，使自己能文能武。张曜想到自己的妻子很有文化，回到家要求妻子教他念书。妻子说：要教是可以的，不过要有一个条件，就是要行拜师之礼，恭恭敬敬地学。张曜满口应承，马上穿起朝服，让妻子坐在孔子牌位前，对她行三拜九叩之礼。从此以后，凡公余时间，都由妻子教他读经史。每当妻子一摆老师的架子，他就躬身肃立听训，不敢稍有不敬。与此同时，他还请人刻了一方“目不识丁”的印章，经常佩在身上自警。几年之后，张曜终于成为一个很有学问的人。后来，他在山东做巡抚时，又有人参他“目不识丁”。他就上书请皇上面试。面试成绩使皇上和许多大臣都大为惊奇。张曜在山东任上，筑河堤，修道路，开厂局，精制造，做了不少利国利民之事。因为他勤奋好学，死后皇帝谥他为“勤果”。

4.范仲淹的读书故事：

范仲淹二岁的时候死了父亲。母亲很穷，没有依靠。就改嫁到了常山的朱家。他长大以后，知道了自己的生世，含着眼泪告别母亲，离开去应天府的南都学舍读书。他白天、深夜都认真读书。五年中，竟然没有曾经脱去衣服上床睡觉。有时夜里感到昏昏欲睡，往往把水浇在脸上。他常常是白天苦读，什么也不吃，直到日头偏西才吃一点东西。就这样，他领悟了六经的主旨，后来又立下了造福天下的志向。他常常自己讲道：“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5.伽利略好奇善问：

伽利略是意大利伟大的物理学家、天文学家，他在力学上的贡献是建立了落体定律，发现了物体的惯性定律、摆振动的等时性、抛物运动规律，确定了伽利略原理。他在比萨大学读书期间，就非常好奇，也经常提出一些问题，比如“行星为什么不沿着直线前进?”一类的问题，有的老师嫌他问题太多了，可他从不在乎，该问还问。有一次，伽利略得知数学家利奇来比萨游历，他就准备了许多问题去请教利奇。这一次可好了，老师诲人不倦，学生就没完没了地问。伽利略很快就学会了关于平面几何、立体几何等方面的知识，并且深人地掌握阿基米德的关于杠杆、浮体比重等理论。

6.王亚南的读书故事：

(1)王亚南睡三脚床：王亚南小时候胸有大志，酷爱读书。他在读中学时，为了争取更多的时间读书，特意把自己睡的木板床的一条脚锯短半尺，成为三脚床。每天读到深夜，疲劳时上床去睡一觉后迷糊中一翻身，床向短脚方向倾斜过去，他一下子被惊醒过来，便立刻下床，伏案夜读。天天如此，从未间断。结果他年年都取得优异的成绩，被誉为班内的“三杰”之一。

(2)王亚南绑在柱子上读书：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资本论》最早的中文翻译者王亚南，1933年乘船去欧洲。客轮行至红海，突然巨浪滔天，船摇晃得使人无法站稳。这时，戴着眼镜的王亚南，手上拿着一本书，走进餐厅，恳求服务员说：“请你把我绑在这根柱子上吧!”服务员以为他是怕自己被浪头甩到海里去，就照他的话，将王亚南牢牢地绑在柱子上。绑好后，王亚南翻开书，聚精会神地读起来。船上的外国人看见了，无不向他投来惊异的目光，连声赞叹说：“啊!中国人，真了不起!”

7.鲁迅嚼辣椒驱寒：

鲁迅先生从小认真学习。少年时，在江南水师学堂读书，第一学期成绩优异，学校奖给他一枚金质奖章。他立即拿到南京鼓楼街头卖掉，然后买了几本书，又买了一串红辣椒。每当晚上寒冷时，夜读难耐，他便摘下一颗辣椒，放在嘴里嚼着，直辣得额头冒汗。他就用这种办法驱寒坚持读书。由于苦读书，后来终于成为我国著名的文学家。

8.施洋搓脚夜读：

二·七大罢工著名的工人领袖施洋，幼年家道贫寒，买不起灯油。村里有一座叫隆兴观的古庙，庙里点有一盏长明灯，他就在古庙里读书。冬季寒冷，脚冻得难受。起初他不时地站起来跺脚，后来觉得这样浪费时间，便削了一根圆滑的木棍，放在脚底下，一边读书一边来回用脚搓木棍，搓暖了脚，他又能安心读书了。

又是一个春临之际，阴沉的天缓缓的飘下几缕丝丝的雨，渐渐的，多了起来，无声击落那院中的梨花，一片素洁，在迷蒙中起舞，大街小巷被这雪白装缀了，几户人家轻轻掂起脚脚，“吱”关上了陈旧的木门。

倚窗远望，对面的山峰已被细雨覆盖，回过神视向那头的书柜。“好久没看书了”，走近，不忍轻语着，当手指触及着每一本略带灰尘的书本，心微颤，手微缩，我感到的不是每本书的冰凉，而是呼吸。是那本书阵阵轻微却不可泯灭的呼吸。眼眶被泪水濡湿了。

儿时，最开心的要数周五了，那个傍晚，学校里总会传出孩子们欢快的笑声，不用上课，不用早睡，不用着急写作业，电视想看到何时是何时，对于大部分孩子，这是个事实。但对于我，陪伴我的，不是电视而是这个周大费口舌向同学借来的最心仪的书本。

那是多么开心啊，抱着最爱的书，紧紧的抱在胸口，那一刻多么想快点回家。来不及脱鞋，书包一扔，带着书倒向柔软舒适的小床，便悄悄的，没了声。

那天，原本安静的房间里传出小小的吸鼻声，渐渐的成为了阵阵抽泣，终不忍，嚎啕大哭，家人吓坏了，一寻究竟，也只是小孩子心爱的主人公受伤，泪始。

树会长大，种子会发芽，小女孩已经成了大姑娘，小故事也成了大道理。翻看着东坡居士的一生一世，有欢笑，有悲伤，随着他品尝了流传千古的东坡肉，细呡了香醇百世的东坡酒，修河堤，种田地，月下一同游承天寺，讨得一句“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又是怎样的舒心？末以不在此生。

时隔多年，今非昔比。书仿佛只是一个高贵的名词，取而代之的是一步步昂贵的电子产品。时间仿佛这样不见了，换回的却是那虚拟满足后更加深刻的空虚。

雨仍漫天飞舞着，偶有几丝清风，透过窗子，轻轻地翻动了我膝上的书本，那一刻，纸张翻动的声音，仿佛胜过我听过的所有乐曲。我笑了，床头的手机显示着电已充满，我望去，又回眸，只觉得无所谓了。

品味经典魅力，阅读伴我成长。胡达源曾经说过：“书不成诵，无以致思索之功；书不精读，无以得义理之益。”下面就来听听我的阅读故事吧！

记得有一次，妈妈去菜市场买菜。走之前对我说：“赵懿暄，你一定要好好写作业，不要看电视，不然作业就来不及写了……”我无奈地回答道：“嗯，知道了。”等妈妈走了之后，我就趴在桌子上，不耐烦地写作业。写着写着，我控制不住自己，伸出手，在书架上随便拿了一本书看起来。这本书有些地方很好看，逗得我捧腹大笑。有些地方很感人，使我泪流满面。书名叫《青蛙军团爱地球》。作者是伍美珍。

就在我看到最精彩内容时，“吱呀——”传来开门声，啊？是妈妈回来了！我慌忙把书放回书架，想：啊！这该怎么办呢？妈妈知道我在看课外书，肯定会把我臭骂一顿的。真没想到，妈妈来到房间，知道我在看课外书，不但没有批评我，还笑着对我说：“你一定要多看一些有用的书，这样才能增加知识。”我高兴地说：“好的，妈妈，我一定会多看书的。”我和妈妈都笑了。

有了妈妈的鼓励，我还真的“变本加厉”。那一次，下课的铃声响了，全班同学就像罐头里的沙丁鱼一样涌出教室，来到操场上。有的在玩编花篮，有的在跑步，有的在打羽毛球，还有的在打篮球。同学们在操场上尽情地玩耍。只有我一个人默默地在教室里看书，看得津津有味。一会儿哈哈大笑，一会儿愁眉苦脸。当我看到书中的那些坏人，我恨不得打死他；每当我看到书中的那些好人，我恨不得跑进书里去保护他们。

书是我们人生中的一盏明灯，为我照亮前方的路；书是一个路标，为我们指引正确的方向。“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因此，我们要热爱写作，喜欢阅读。

囊萤映雪

东晋人车胤，年幼时好学不倦，勤奋刻苦。他白天帮大人干活，夜晚便捧书苦读。可是由于家境贫寒，常常没钱买油灯，书也读不成了。他为此十分苦恼。

一个夏夜的晚上，车胤坐在院子里默默回忆着读过的书上的内容，忽然就发现院子里有许多的萤火虫一闪一闪地在空中飞舞。他忽然心中一动，要是把这些萤火虫聚集在一起，借它们的光不就可以读书吗？于是，他开始捉萤火虫，捉了十几只，把它们装在白纱布缝制的口袋里，挂在案头。从此，他每天借着萤光苦苦地读书。

书就是一把知识的钥匙，让我打开了科学的世界；书是一叶小舟，载着我在知识的海洋里遨游；书是一位慈眉善目的老人，告诉我一个个人生的道理……。

有一次，我从学校借来了一本书——《笑猫日记》。回到家我写完作业就津津有味地看起书。谁知，已经8点30了，妈妈缓缓地说：“孩子已经快9：00了，要上床睡觉了。”我只好闷闷不乐的上床睡觉，我看了看黑乎乎的天花板，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觉，脑海里都是书的情景。我绞尽脑汁想了一个好办法，可以在被子里看书呀。可是只要一开灯妈妈就会知道，怎么办呢？有了！我有一个手电筒，用被子捂住我的身体。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我轻手轻脚的打开卧室的门，我拿起《笑猫日记》我又回到卧室里，又专心致志的看起书来，谁知，妈妈会三更半夜起来喝水，我听见妈妈的脚步声离我的卧室越来越近，我手忙脚乱的把手电筒和书藏在了被子下面，妈妈只是给我盖了盖被子，真是出乎意料啊！

书是我们的摇篮，是我们知识的海洋，是我们学习的翅膀，是我们……同学们让我们爱上看书吧！

矶崎新是日本最有国际影响力的建筑大师。他成名很早，自20世纪60年代起，就一直引领着世界建筑的先锋潮流，被称为日本建筑界的切格瓦拉。他超前的设计理念，对日本、亚洲乃至现代世界建筑潮流都产生了重大影响。日本奈良的百年会馆、卡塔尔国家图书馆，都是他的代表作。而最让人称道的，不是一件件艺术设计，而是他在一次建筑界颁奖礼上的表现。那是上世纪70年代，他已经是建筑界的大师，各种颁奖仪式总是以请到他出席为荣。

那天，矶崎新最后一个出场。他刚一亮相，就引得台下一阵唏嘘。出席颁奖仪式的嘉宾都身着西服，只有他穿着一件圆领衬衣，没打领带，就像一个先锋艺术家，与周围人的整齐庄重格格不入。第二天，报纸纷纷刊登消息，大家对矶崎新的这身另类装束十分好奇。记者采访后才得知，他穿的这身衣服出自一个好朋友之手。矶崎新与这个朋友比邻而居。两人认识时，他已经是建筑界的大师，而朋友只是一个不知名的服装设计师。地位的差别，丝毫没有影响两人的交往。他们有着相同的爱好，喜欢摇滚，喜欢突破成规，喜欢追求创新……这个年轻的服装设计师有着独到的眼光和独特的设计风格。矶崎新敏锐地感觉到，他的设计一定会引领新的时尚。朋友在服装业内名气不大，普通大众也不了解。为了让他出名，出席颁奖仪式时，矶崎新就精心设计了这一幕。

矶崎新的良苦用心果然收到很好的效果。媒体报道了他的新鲜着装，他的朋友——三宅一生的名字也一遍遍出现在各种媒体上。

如今，三宅一生早已成为日本著名的时装设计大师，以他名字命名的时装是世界时装的顶级品牌。建筑大师矶崎新巧妙地为他提供了受人关注的机会，用自己的聪慧成就了另一个大师。

暑假里一次在家里打扫房间，我无意中翻开了自己的相册。这相册已经很久了，还是小时候爸爸买来送我的生日礼物，里面装的是我成长过程中的所有照片。

仔细的翻看相册，竟发现拍得好多张照片中我手里总会拿着书。这一下子又将我的思绪拉回到了以前。

若问我小时候最喜欢干什么，那一定是读书了。我当时最爱看的书是《安徒生童话》，它可以说是我的启蒙读本依旧记得当我第一次拿到这本书，欣喜若狂的样子。这本书是拼音版本的，当时6岁的我迫不及待的翻开第一页，对着拼音缓慢的读了下去，连妈妈叫我吃饭我都舍不得放下书本。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也陆续换了好几个版本，也有带图片插画的，但我依旧没有改变对那第一次买的那本书的感情，可以说我爱读书的习惯，就是从那本书开始养成的。

一转眼，我已经走进中学的大门，成立一名初中生了。每到周末，我都会去书店逛逛看看书。遇到有自己很喜欢的，会毫不犹豫的买下来，带回家细细品读。家里给我零花钱，我几乎都用在了买书上了。镇里几家书店的老板都认识我，有时候我就在书店里读大半天，甚至偶尔作业也在人家书店里做的。我读书的痴迷程度，在庄子里还是小有名次的，有一次我正在家读《安妮日记》，妈妈去很“冷酷”的让我去超市买红酱油，我很不情愿的挪出家门踱到超市，一路上还想这书中的内容。到了超市却忘记了妈妈让我买什么了，只好灰溜溜的走出超市，惹得超市里的大妈哈哈大笑，回到家理所当然的迎接我的是妈妈的取笑了。

其实因为我读书误事的故事还有很多，我是一个带着眼镜的小书痴，我的愿望不大，能有一间满橱书的的屋子，在阳光温暖的午后，倒一杯茶，静静的与书作伴。

费米是一位美籍意大利科学家，也是一位善于启发人的教育家。为了开发学生们的智力和才能，费米提出一种处理难题的思维方式。他说，当你听到一个问题，可你对问题的答案丝毫都不知道，你肯定会认为所提供的信息或已知条件太少了，因而无法解决它；但是当这个问题被分解成几个次级问题，每个问题不用求教专家或书本都能解答时，你就接近于得到准确的答案。

比如，你想知道地球周围的大气质量是多少，这个问题处理起来好像无从下手，但是稍有物理知识的人都知道一个标准大气压约为1.01×105帕，大气有压强完全是因为大气有重力，而地球的半径约为6400千米是我们熟悉的物理量，求出地球的表面积后再乘以大气的总重力，进而顺利地得到地球上空气的总质量。

上个世纪40年代的一个早晨，世界第一颗试验原子弹在美国新墨西哥州沙漠上爆炸，40秒钟后，震波传到费米和他的学生们驻扎的基地，费米把一些碎纸屑扔向空中让其随风飘落，然后通过迅速计算，费米向他的学生们宣布爆炸的能量相当于1万吨烈性炸药，学生们非常佩服，但并不惊奇。费米的天才闻名于整个科学界，他在1938年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循序渐进，由易至难，独立思考，迅速得到结论，是费米处理问题的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很多日常问题。

书，一个多么简单而平凡的东西，可对我来说，书已经成为了我生活中的一部分，在我心中占据了最高的地位，我和她缔下了不解之缘。

我告诉你们，我小时候最不喜欢的就是看课外书了，一二年级的时候我一做玩作业就跑出去玩，我连课外书碰都没碰一下。直到三年级的时候，我转到新竹二小，妈妈要求晚上一读玩英语就要读办半个小时的书。刚开始我极不情的拿起课外书，每次都是囫囵吞枣的读了半个小时，要我回想起书里的内容，我还真想不起来了。直到四年级我才喜欢上读书，这是因为学校组织了一次汤素兰主题讲话，我被深深地吸引了，在我的要求下，妈妈就帮我订了几本，买回去一看，觉得这些书还蛮好看的，之后我越看越着迷，每天都可以看一小时了。现在我五年级了，只要一本书看完了，我就吵嚷着要爸爸妈妈去帮我买过一本书。我发现我真的爱上了读书。

我在今后一定会努力读书，因为读书使我懂得了做人的道理，也带给了我无穷的幻想，它永远是我生命中最好的朋友。我读书，我快乐！

酒的强烈的剌激作用，能焕发出人们隐蔽在内心的本真之性，所谓“酒后吐真言"正是如此。一些文艺家恃才傲世，酒后更加颠狂，言谈举止一反常态，所以，人们就给他们冠以“狂人”，顷刻而成，形象生动。然而他酒性不佳，佯狂垢污，恃酒好骂，酒后作画，画后往往毁裂而去。“富豪求画，唾骂不与”，被人称为甘疯子，他的名字反而不被人明白了。

艺术家追求真善美，他们酒后的这种追求更加强烈，更无顾忌，或蔑视权贵，或痛斥势利小人，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李白酒后敢于让炙手可热的杨国忠、高力士磨墨、脱靴，这种奴视权贵的狂劲，可亲!可爱!可敬!南宋的梁楷就更加狂放了。梁楷是南宋时期的减笔人物画家，平时嗜酒自乐，“醉来亦复成淋漓”，行为狂放，得了个梁疯子的绰号。《图绘宝鉴》记载：他在宋宁宗时任画院待诏，皇帝赐他金带，他竟然不受，挂在了院内，把皇帝的赏赐晾了起来。在封建社会，皇帝赏下的东西务必恭恭敬敬地保存、供奉起来。梁楷此举是常人所不敢为和不理解的。明未的归庄(1613一1673〉能写行草，又善画墨竹。明亡后，他不肯与清政府合作，常借酒消愁，酒后悲歌，旁若无人。归庄和当时的大思想家顾炎武齐名，有“归奇顾怪"之称。明代的宫廷画家吴伟出入宫廷，但看不起权贵。当时的太监们权力很大。太监们专权祸国的行为既被人们蔑视，同时，也有些人慑于他们的气焰，卑躬奉迎。吴伟则表里如一，爱憎分明，内侍们求画，决拿不到片张半幅。还有些向吴伟求画的人，如果礼貌不周，他也决不动笔。只有他醉酣之时，就自动抽纸乱抹，画完就掷扔地上，任其被人取走。

酒神型艺术家的作品往往是自己本性的化身，是他对真善美认识的具体反映。作品大多都痛快淋漓，自然天成，透出一种真情率意，毫无娇柔造作之态。

艾森豪威尔将军是美国第34任总统，他外表憨厚，笑容可掬，和蔼可亲，是一个大智若愚型的人物。

他处事公正严明，对人宽大仁厚，而且生性幽默，非常懂得运用自嘲来鼓舞别人。

二次大战期间，他到前线视察，并对官兵们演说，以鼓舞士气。不巧下雨路滑，讲完话要离去时摔了一跤，引得官兵哄堂大笑。

身旁的部队指挥官赶紧扶起他，并对官兵无礼的哄笑，郑重地向他致歉。艾森豪威尔对指挥官悄声说：“没关系，我相信这一跤比刚刚所讲的话更能鼓舞士气。”

艾森豪威尔脾气暴烈，人人皆知。大战后期，美军因伤亡惨重，鼓励大家献血。艾森豪威尔以身作则，立刻以行动来响应这个号召。当他献完血要离开时，被一名士兵发现了，士兵立刻大声说：“将军，我希望将来能输进您的血。”艾森豪威尔说：“如果你输了我的血，希望你不要染上我的坏脾气。”

艾森豪威尔在军队任职时，就有“通情达理的上司”和“平民司令”的美称。他当上总统后温和的作风依然不改。

有一次，财政部长乔治·汉弗走进艾森豪威尔的总统办公室时，艾森豪威尔握住他的手并亲切地说：“亲爱的乔治，我注意到你的梳头方式和我一样。”汉弗抬头一看，原来艾森豪威尔和他一样，都是光头。

有一次艾森豪威尔参加某聚会，会中有6位贵宾受邀演说，艾森豪威尔排在最后。当轮到他上台时，已近午夜，全场听众在前5人的疲劳轰炸之下，都疲惫不堪，昏昏欲睡。

艾森豪威尔知趣地说：“演说中总有句号，就让我当那个句号吧!”他最短的演说赢得了满堂彩。

父亲从不向我们炫耀自己的辉煌经历

忆及董老，话题自然首先从“一大”谈起。在记者想来，董老当年亲身参与了那被称之为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大事变”，必然会对儿女们津津乐道地忆及当时的种种情景，但董良翚的回答却令记者吃惊。董良翚说，父亲这个人从不跟子女谈及包括参加“一大”在内的他的种种辉煌经历，父亲的一些经历她都是从旁人那儿得知的。

为了说明董老从不谈及自己的辉煌经历，董良翚向记者讲了这样一件小事。在北京第一次有了有轨电车时，第一天，兴奋的董良翚就去痛痛快快坐了一次。回家后她就向董老“炫耀”：“我坐过电车了。”本想董老会问问她坐电车的感觉，未料董老竟淡淡一笑：“我也坐过。”当时董良翚是打破脑袋也不信，直到董老告诉她那是1945年董老作为解放区惟一代表去旧金山参加联合国成立大会时坐的，董良翚才对父亲的这一段经历有了些了解。

父亲把自己比作一块抹布，随时等待着为党做贡献

“父亲从没对我们子女有什么特殊要求，也没限制我们必须在哪个领域发展，但父亲却常常教导我们必须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董良翚在回忆董老对自己的教诲时总忘不了这样一件事：

一次，董良翚在董老办公室缠着董老聊天。聊着聊着董老茶壶内的水没了，董良翚忙拿暖瓶续水，但一个不小心把水洒在办公桌上。董良翚忙又取来一块抹布，擦桌面上的水迹。这时，董老瞟了一眼抹布，抬头盯着董良翚：“我常说我是一块抹布，你看?”董老稍稍一扬下颌，示意董良翚注意自己手中的抹布：“党要我做抹布，我就做抹布。”见董良翚依然不以为然，董老又说道：“你看不起它？你现在不是正用它抹桌子吗？抹布也是有用的哟！”

党让做什么就做什么，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勤勤恳恳、任劳任怨，这就是董老一生的光辉体现。

董良翚兄妹三个名字中都带羽字，意寓父亲渴望中国自己制造的飞机早日飞上蓝天。

初一见到“翚”字，记者心里一惊，这个字怎么念呢？待听到董良翚的一番解释后方知其中的深意。原来董老一生特别关心中国的科技发展，早在解放前，董老就一直梦想着中国可以自己造飞机上天。于是他便给他的3个子女均取了个带“羽”字的名字，意寓他的这一愿望早日实现；于是，董老3个子女的名字就分别为董良羽（老大）、董良翚（音“huī”，老二）、董良翮（音“hé”，老三）。

建国后，董老更是极力关注科技的发展。他关心当时人民币含金量低，提出要加强开采金矿；后来又拖着年迈之躯去找有关科学家谈如何发挥超声波的作用。

自寿诗中蕴含父亲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永不动摇

从小跟随教私塾的父亲读书，18岁应试中秀才的董老写得一手好诗，据统计，董老一生留下的诗作达1000余首，而这其中最为人们所熟识的就是那首自寿诗了。

1975年3月5日，为董老虚岁90诞辰。此时董老已沉疴不起，他谨遵七届二中全会党内禁止做寿之规定，仅于床榻赋《九十初度》一首，为一生写照：

九十光阴瞬息过，吾生多难感蹉跎。

五朝敝政皆亲历，一代新规要渐磨。

彻底革心兼革面，随人治岭与治河。

遵从马列无不胜，深信前途会伐柯。

写罢此诗，董老将董良翚兄妹3人叫到床前，细细解读每句诗中蕴含的深意。尤其在讲到最后一句时，董老感慨万千，他一生深信：坚持马列主义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的前途一定会无限美好。

父亲没有八小时以外

记者非常关心董老在业余时间都有什么爱好，但问及董良翚时，她却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几年前，《八小时以外》杂志社曾向董良翚约稿，要求写一下董老“八小时以外”的生活，但董良翚婉言拒绝了这次约稿，理由很简单：董老根本没有什么“八小时以外”。

董良翚回忆说，董老就是平时闲下来出去散步，也要手拿拐杖，待半路坐下来休息时就拿拐杖在地上比划着写写字；即使是在北戴河海滩度假，他也不停地用手指在沙滩上写这写那。

“父亲像一座矿藏丰富的大山，我却只看到了花和草。”

采访即将结束时，董良翚不无遗憾地说道：“我就好像在一座大山旁边，只能看见花和草，但山中贮藏的丰富矿藏却没怎么看清。”

的确，董良翚能够回忆起来的只是董老那辉煌壮丽革命生涯中的几片浪花，但从这些小事中我们更能深深感受到董老作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风亮节。

董良翚最后认为本报采访“一大”代表后人，借此弘扬“一大”代表革命精神的活动搞得很好，并鼓励本报将这组报道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