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生的作文（精品20篇）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热爱生活的人。他们不屈不挠，争取进步。今天，我读了张海迪的故事。

张海迪小时候是个活泼快乐的孩子。但在她五岁的时候，突然患上了脊椎血管瘤。病情复发，五年做了三次大手术，最后不得不截瘫。

看着朋友们开心地跳橡皮筋，背着书包去上学，小海迪幼小的心灵很痛苦。她伤心地哭了：“妈妈，我要走了！我要上学！”

爸爸给小海蒂买了书、笔记本和钢笔。告诉她，很多名人尽管身有残疾，却做出了不平凡的事迹。受到父母的爱和鼓励，她决心振作起来，成为生活中的强者。

后来张海迪看了十几部医学专著，请教了有经验的医生，学习了针灸等医术，给群众免费治疗。

看完这个故事，我的眼里充满了泪水，我感到羞愧。虽然张海迪病重，胸下完全昏迷，但面对残酷的命运，她并没有屈服于疾病，而是自学了小学、中学、大学的专业课，掌握了英语、日语、德语等多种外语。她是多么勇敢和坚强啊！她不怕病，勇敢面对，奋力抗争。她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她总是微笑着面对任何困难。

医生曾断言张海迪活不到27岁。但是现在张海迪54岁了。她已经踏上了为中国残疾人服务的新征程。

成功不是“中彩票”，人生梦想需要汗水和心血浇灌。从这个意义上说，张海迪还是“年轻”的，“海蒂精神”还会进一步发扬光大。

张海迪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是生活中的强者。

导语：说起二郎沟的蒋泽福，但凡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人没有不知道他的。城关镇以前称为石磨乡的时候，蒋泽福就可算是石磨乡的“名人”了。他的名声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唱歌;二是能干。下面是yuwenmi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人物故事，欢迎阅读与借鉴，谢谢!

唱歌不是现在的“依葫芦画瓢”跟着老师学一句唱一句，而是真正意义上的原创，根据上河调和下河调的韵律平仄随鼓点自编歌词，无论是五句子歌、数板，还是从汉阳、藕阳花鼓演变而来的晚阳花鼓，他都能一一唱来。能干是指他勤劳肯干而又懂巧干，蒋泽福今年七十有三，早在20年前，他就给房前屋后栽满了枣皮和茶树。

寻到蒋老的时候，他正和老伴陈启凤在茶园采茶。他腰里系着框，一手摘茶，一手拄着拐杖。他的腿因早年摔伤而落下残疾，行走有些不便。蒋老介绍，早在十几年前，自己非常好客，喜欢农闲时候和乡里乡亲的坐下喝口茶解乏，但那时候家庭经济拮据，常常为买不起茶而发愁。后来在外地打临工的时候，看见别人种茶，便萌生了自己种茶的愿望。当即卖了家里的一头大肥猪，拿去买了茶树苗子。后来又陆续补栽了一些，如今茶园加起来有两亩。

我们问到枣皮，蒋老指着头顶的树给我们看。他说，枣皮树种的比茶树更早一些。现在，蒋老房前屋后包括茶园行距间的枣皮树都有碗口粗细，少说也有二十年的树龄了，株株郁郁葱葱，枝叶上瓜子大小的青枣皮结得很繁茂。枣皮又称山茱萸，是制作六味地黄丸的主要原料，在陕南地区种的人不多。

二十年前，中药行收购价就在八九元左右，每年八月麦黄时枣皮就红了，如果采摘不及时，就会落地糟蹋。现在，鲜枣皮仍然保持在12元左右一斤的高价。蒋老自豪地说，自己有一个女儿三个儿子，儿子一个在本村，两个在外地务工，但自己自食其力，从来不指望儿女，也不愿意给政府添麻烦。就靠着卖自炒的茶和枣皮，每年的生活生产开销就基本够了。

除了茶和枣皮，蒋老还自己种的有五彩花生和天麻，天麻是今年响应村委会号召，种了100平方米。蒋老坦言，村里脱贫政策好，鼓励党员、产业大户、能人和贫困户一起规模化发展产业，提供籽种和销路，农民只需抓好自己的生产就行了。因为今年身体不太好，在产业的量上没有往年多了。村里有些三四十岁的壮劳力好逸恶劳，整天游手好闲、扯一些是是非非，穷了等、靠、要，依赖政府扶持，这样的人蒋老看不惯。

村主任文志勇说，每次只要遇上那样的人，蒋老总是会苦口婆心的说上几句。“有人路走歪了，能往正路上拉一把就拉一把。说不说是尽我乡里乡亲的义务，听不听在他。农民种庄稼，是自古以来的本分。以前传统耕种全部靠力气，现在有能力可以发展经济作物，做得好了还有政府奖补，多好的事情!但是有些人不惜福啊!所以扶贫要转变思想，思想上懒了，就谈不上行动。我只可惜自己年龄大了，要不是我的收入会更高!”蒋老认真地说。即便是言语间充满了岁月不饶人的惋惜，但他仍然坚持力所能及做一些事，让自己生活充实、富裕的同时，也教育和带动身边的人。

今年春上，城关镇在村里开展“讲国学树新风”“讲老话传家风”等新民风建设活动，蒋老参加活动时告诉我们，在过去的年代，他便是以歌声歌词调侃的形式，利用逢年过节唱花鼓子把这些唱出来，教育后辈人和后进分子要遵纪守法、要尊师重道、要孝老爱亲不辱家门。

蒋老朴实的思想让周围的村民都很受启发，也都在活动中反思自己的家教家风。活动之后，蒋老把一些党的好政策、优秀典型以及农村存在的不良现象编进了一曲长歌数板，洋洋洒洒在一个小本子上记了十二页。从刚解放时候的苦日子说到新中国的新政策;从各时代的先进典型、优秀人物说到现在的习总书记;从自力更生发展大生产到如今的脱贫攻坚;从以前是家教门风到今天的精神文明建设;从游手好闲之人写到今天争当贫困户的懒汉。蒋老说：“总有一天，有机会的话我一定把它唱出来。”

六一儿童节到了，这是小朋友们最快乐的节日，也是老师最忙碌的一天。

“六一儿童节到了！六一儿童节到了！”教室里传来了一阵欢呼声，是小朋友在庆祝“六一”。小朋友们有的用五颜六色的彩带装饰黑板，有的用气球打扮窗户。老师指挥同学们搬着凳子围成一个大圈，一起联欢。联欢中有“爱心传递”、“大风吹小风吹”、“八人踩报纸”等有趣的游戏。“爱心传递”最有趣，李老师计时间，我们先伸出右手拍右腿，再伸出左手拍左腿，每个人按先后各拍一下，看总共用多长时间，第一次我们用了35秒，第二次我们用了30秒，第三次用了25秒，第四次用了22秒。我们打破了记录，老师对我们说“这是团结协作的力量！才能够达到仅用22秒。”，大家听了后，情不自禁地欢呼了起来。在联欢的时候，有的同学表演得非常好，我们用热烈的掌声祝贺他。

大家玩得非常开心，老师也为我们付出了许多，这真是一个快乐的六一儿童节。

书，被莎士比亚称为“全世界的营养品。”在我的眼里，书就是从小和我一起度过一生的朋友。为什么说书是我的朋友呢？那得从幼儿园说起了。小时候，妈妈给我买了一本《格林童话》可是，我不认识字啊！爸爸妈妈很忙，也没有时间给我讲故事，我只能看故事书中的插图了。当我看见一个个的大哥哥大姐姐从幼儿园门口走过。我就想：我什么时候才能像那些大哥哥大姐姐一样，可以认字呢？

终于，我上了小学，认识的字越来越多。只要下课铃一响，我就从书包里拿出那本我日夜思念的《格林童话》来看。因此，同学们送给我“小书迷”的称号。到了小学三、四年级。我开始看一些小说、童话、科幻类的书了，我的阅读量越来越广了。可是，因为功课越来越紧了，作业也越来越多了。书，也渐渐远离了我。只有等到暑假，我才可以好好地饱览那些书。

现在的我，已经是一位五年级的学生了。和以前不同了，我觉得童话太幼稚了。如今我的读物只有小说和科幻类的书了。我最喜欢的小说就是《读友》了。里面的一个个故事，令我又哭又笑。《读友》里有一篇小说让我哭笑不得。前面一段，写了他美好的暑期生活，后面一段又写了他的妈妈因为癌症去世了，给他留下了几篇遗书。这一片小说深深地刻在我的心里，使我无法忘记。我觉得一本你喜爱的书就是一位朋友，也是一处你想去就去的故地。一本好书，令我百读不厌，令我受益无穷。

[学生作文 书是我一生的朋友

陈奇涵1897年8月24日生于江西省兴国县五里亭乡坝南(又名竹坝)村。1909年入兴国县城背街陈家祠的“五四制”北汇小学堂读高小。1913年毕业后考入赣州府中学(后改为“江西省立第四中学”)，这是赣南仅有的三所省立重点中学之一。陈奇涵在该校苦读四年，中学毕业后，因无钱升大学，返回家乡。

陈奇涵读中、小学的10余年间，正是中国政治风云变幻，新旧思潮急剧交锋的动荡时期。他深切认定，要使祖国外不受强虏欺侮，内不遭官僚压榨，就必须立志改革，发奋图强。于是，他产生了“教育救国”的念头。1918年秋，陈奇涵邀了十多位学友和乡友，会集于兴国县城赤勘小学内，座谈教育救国。与会者都是热血青年，凭着书生意气，各抒己见，感慨不已。

他经过一番筹划和思索提议说：“我们就取‘君子忧道不忧贫’之意，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之志，创办一所‘忧道小学’，怎么样?”他的提议得到大家的赞同。于是决定创办一所平民学校，取名“忧道小学”。大家怀着教育救国之心，为着一个目标，就是要把学生教育培养成为反帝反封建的中坚分子，为民权、自主、民生自由而奋斗。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在“五四”新思潮的影响和激励下，面对北洋军阀的专制统治和横征暴敛，兴国一批有知识的热血青年在彷徨中觉醒。陈奇涵终于醒悟到：“教育救国”这条路是行不通的，“秀才造反十年不成”，要救国救民，只有另辟路径。同年6月，陈奇涵怀揣1斤蚕丝(变卖作路费)、百余元钱，只身南下广东，投考云南讲武学堂韶州(今韶关)分校。1920年转入护国军第二讲学堂学习。同年参加逐桂出粤之战。1921年6月27日，孙中山命令粤、赣、滇、黔各军出兵讨伐桂军，分兵三路进军广西。陈奇涵又随赣军征战三个月，占领了南宁和桂军的最后据点龙州，迫使陆荣廷仓皇出逃，最终平定广西，统一两广。陈奇涵因作战勇敢，屡立战功，由候差员提升为排长。

1922年5月，陈奇涵参加第一次北伐战争。两年后，陈奇涵脱离赣军，在广州受聘为广东警卫军讲武堂区队长。1925年初，陈奇涵转入黄埔军校。他先担任该校第三期学生总队第一大队第三队上尉连长，后担任少校政治大队长(营长)。这个时期是陈奇涵一生的转折时期。

陈奇涵自到黄埔军校，便开始有计划地阅读革命理论书刊。每逢星期日，他还去东皋大道农民运动讲习所，聆听毛泽东、周恩来、肖楚女、恽代英等同志的政治专题报告。在黄埔军校，陈奇涵直接受到革命思想的熏陶，逐步接受了共产主义人生观，走上了与工农相结合的革命道路。他立志为民众谋解放，决心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

周恩来领导的“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是黄埔军校的一个进步团体组织。陈奇涵在此结识了周恩来、聂荣臻等人，并积极参加该组织的活动，进行了反对国民党右派组织“孙文主义学会”和反对“戴季陶主义”的政治斗争。1925年2月，经陈赓、许继慎介绍，陈奇涵秘密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陈奇涵在黄埔军校的时间虽然只有一年多，但在对学生进行军政训练的同时，自己在血与火的战斗中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在参加东征、平叛等一系列战斗中，经受了战斗洗礼，成长为坚强的革命军人。

1926年3月20日，担任黄埔军校校长并兼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的蒋介石，为了打击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迫使共产党退出黄埔军校和第一军，有预谋地挑起“中山舰事件”。接着又有恃无恐，向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提出了限制共产党人在国民党中活动的《整理党务案》。5月15日至22日，国民党第二届二中全会由蒋介石主持在广州召开。由于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屈从于国民党右派的压力，使《整理党务案》得以通过。此后，蒋介石相继窃取组织部长、军人部长、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等要职，独揽党政军大权，使国民党右派在组织上占了绝对优势。

珠江之畔风云突变，中国革命处在历史的重要转折点。陈奇涵此刻也面临着人生的重要抉择。此时，他已是黄埔军校少校军官，如果脱离势单力薄的共产党，留在占统治地位的国民党内，则待遇丰厚不言而喻，飞黄腾达也指日可待。但陈奇涵不改初衷，毅然保留共产党员的党籍，宁愿丢掉高官厚禄，而去承担清贫和风险。他秘密接受党的指示，在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和总政治部留守处主任孙睿明的领导下，带领一批黄埔军校和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共产党员，以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特派员的名义，准备离开黄埔军校，返回故乡。

1926年9月，在陈奇涵的带领下胡灿、肖以佐等十余人陆续返回老家兴国，各自利用合法身份，深入到各个乡镇，在群众中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筹备建立兴国党组织。由他们亲自创办的忧道小学，成为他们宣传革命的场所和党的秘密联络点。

9月17日，陈奇涵等在平川中学秘密召开会议，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兴国县支部干事会。在会上，胡灿提出建议，陈奇涵在家乡的目标大，而且经常奔波于赣南、赣东各地指导工作，所以暂时隐蔽身份比较适宜。他的建议得到同志们的赞同。会上决定由胡灿任书记，凌甫东任组织委员，肖以佐任宣传委员。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兴国建立组织的开始，也是赣南最早成立的几个县级党组织之一。至1927年春，全县已发展党员100名，下辖十八个党小组。

1927年1月，朱德遵照中共中央军委的指示，由武汉赴南昌，转到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工作。中共中央军委指示朱德，利用以前他在滇军护国军时的声望和同僚关系，选定第三军为目标，着手创办军官学校，培养革命武装干部，以便在各方面开展革命活动。同时，指示陈奇涵利用本人在江西的声望和工作基础，配合朱德创建军官教育团。军官教育团组建后，名义上隶属第三军，实际上归属中央军委和中共江西省委直接领导。该团由朱德任团长，陈奇涵任参谋长和党的负责人(支部书记)。陈奇涵还直接指挥一个营，协助朱德在南昌城内开展革命活动，为党培养军事骨干。并负责以密码直接与武汉的中共中央军委保持联系。直至南昌起义前，党中央的电报指示都是经过陈奇涵的密码本译出的。

1927年2月21日，蒋介石在南昌总司令部第十四次总理纪念周上公然发表演讲，叫嚣：“我是中国革命的领袖，并不仅是国民党一党的领袖。共产党是中国革命势力之一部分，所以共产党员有不对的地方，有强横的行动，我有干涉和制裁的责任及其权力。”并制造了震惊全国的赣州“三•六惨案”，杀害了江西省总工会副委员长、赣州总工会委员长陈赞贤。这是蒋介石公开背叛革命的前奏，是他放出的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第一枪。

3月30日，朱德、陈奇涵指挥军官教育团，配合南昌工人武装纠察队，包围了驻牛行车站的蒋介石的宪兵团留守处，收缴了其枪械，活捉了该团副团长关麟征及其下属全部人员。4月，朱德和陈奇涵率领军官教育团及一部分警察，以“剿匪”为名离开南昌，进入赣东地区开展革命活动，镇压反动派及其武装。朱德、陈奇涵到达临川后，接见了各公法团体负责人，召开公法团体会议，了解情况。经过调查研究弄清当地情况后，决心为民除害，并在临川县政府召开了剿匪会议，研究与布置开展剿匪工作。

朱德、陈奇涵率军官教育团在赣东的临川、崇仁、宜黄、乐安、金溪、东乡、进贤等地打击土匪与反动地主武装。在清剿中采用“剿抚兼施，各个击破”的策略，实行“先投降者免罪，顽固逃窜者严惩”的政策。

8月1日，南昌起义爆发，奉朱德指示，陈奇涵率领814团加入起义军行列，在抚州配合起义军在南昌的行动。经过4小时激战，起义军全歼守敌3000余人，胜利占领了南昌。

8月5日，起义军按照中共前敌委员会的部署，退出南昌，向广州进发。起义军撤离南昌后，革命势力受到反动势力的重重包围，白色恐怖笼罩江西。奉命留在抚州的814团因内部反动势力哗变，陈奇涵被迫离开抚州，经吉安返回兴国。回到兴国后，陈奇涵主持召开了“羊山会议”，这是中共兴国党组织从遭受挫折到恢复发展的转折点，在兴国革命斗争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羊山会议”后，中共兴国支部改为中共兴国特别支部，陈奇涵任军事部长。

1928年4月，中共赣西特委委员、赣西工农革命军第7纵队党代表曾炳春，带领该纵队到兴国进行游击活动，与中共兴国党组织负责人陈奇涵、肖芳全、李明兰等人取得联系，他们秘密地在兴国冰心洞的清静观召开了一次中共兴国区委扩大会议。不久，陈奇涵、曾炳春首先领导了崇贤农民暴动，揭开了兴国武装暴动的序幕。

兴国暴动是一次有组织、有计划的革命群众运动，也是兴国前所未有的一次革命武装暴动。革命红旗第一次在兴国城的上空飘扬。从此，兴国的革命由秘密走向公开，使得许多反革命分子惶惶不可终日，有的甚至跑到赣州、南昌长期“避难”，不敢回来。1929年2月，红2团、红4团第二次攻占兴国县城，摧毁了兴国的反动政权，沉重地打击了兴国的封建势力，为兴国红色政权的建立，扫清了障碍，奠定了基础。陈奇涵作为兴国暴动的主要组织者，在兴国革命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1930年4月，中国工农红军学校第三分校在吉安陂头成立，朱德兼校长，毛泽东兼党代表，陈奇涵任教育长。不久，红4军离开吉安，李文林改任校长兼政委，金万帮任校委书记，陈奇涵仍为教育长，具体负责学校的军政训练与日常教学工作。这个学校为部队培训了一批优秀的红军指挥员与地方武装领导干部，也积累了宝贵的军事教育经验。陈奇涵调到第三分校后，转入了正规红军。从此，他一直没有离开部队。

1932年1月，陈奇涵率领红3军第9师在于都北区地方武装配合下，在于都、宁都等地消灭地主武装，攻下兴国、于都、赣县的马安上宝土围，歼敌五、六百人，缴枪三百余支，在于都北区基础上成立胜利县。3月12日，由于形势发展需要，中央军委决定重新组建红军第一军团，下达了《关于重编红一、三、五军团的训令》，以红四军和红五军团之红十五军合编为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陈奇涵任参谋长兼红一军团随营学校校长，罗荣桓任政治部主任。

4月2日，红一军团由长汀以东的馆前、新桥地区移至长汀，准备东征。陈奇涵采取各种手段，侦察敌情和地形，为毛泽东、朱德决策龙岩战斗提供可靠的情报和建议，并一举攻占闽西重镇龙岩，歼敌两个团，为进攻漳州创造了有利条件。11日，陈奇涵出席了毛泽东在龙岩主持召开的红一军团师以上干部会议，并草拟了“漳州作战计划”。20日，参与指挥了红一军团攻打漳州战役，歼敌第四十九师大部，占领了漳州。打开漳州后，陈奇涵又协助军团长布置红一军团短时间分兵闽南，将部队分散在漳州及其周围发动群众打土豪、扩大红军、筹备粮款。

此次东征，开辟了闽南根据地，进一步扩大了苏区，使中央根据地的南翼基本得到稳定。此时，中央革命根据地进入全盛时期。

1933年1月，红一军团在黎川三都整编，陈奇涵因负伤治疗，调离红一军团。3月，陈奇涵伤愈出院后，调任江西军区兼赣东北战区指挥部参谋长，协助军区总指挥陈毅、政委李富春统一指挥江西赤色地方武装。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1933年，陈奇涵祸从天降。在反对所谓“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中，他受到株连。

1933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等人从上海抵达红都瑞金，从此，王明“左”倾错误在中央苏区得到全面贯彻。2月中旬，“左”倾错误领导者首先在福建苏区开展反对所谓“罗明路线”的斗争。罗明当时是福建省委代理书记，拥护毛泽东的主张，在一些问题上，不同意“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作法。因此，他遭到打击，政治、组织上受到处分，被撤职。其后，福建省一大批领导干部也遭到错误批判斗争。这些遭批斗和撤职的干部，都是拥护和执行毛泽东正确主张的好同志。

2月下旬，“左”倾错误领导者又如法炮制，在江西掀起了一场反“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的所谓“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江西苏区一大批能够理论联系实际、有丰富斗争经验、敢于公开抵制和反对王明“左”倾错误的党政军干部受到打击或被牵连。刚出任江西军区参谋长的陈奇涵也莫名其妙地受到株连。

邓、毛、谢、古四人，在中央苏区对王明“左”倾错误路线进行了旗帜鲜明的抵制，因而被划为一个“小派别”，受到王明宗派主义的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陈奇涵与他们4人比较熟悉。1932年陈奇涵负伤住院期间，拿出自己的补助，请同在一起住院的邓小平、毛泽覃吃了一顿饭，这件事情，在反“江西罗明路线”开始后，竟成了打击陈奇涵的借口。1933年冬，陈奇涵终被莫须有的罪名撤消了江西军区参谋长职务。

1934年春，陈奇涵从江西军区兼西路军参谋长一下子降职到红军总政治部武装动员部当科长，在部长罗荣桓的领导下，负责扩红工作。

陈奇涵在错误的党内斗争面前，表现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原则立场和态度。在政治原则问题上，陈奇涵不惧“左”倾错误领导者的压力，执着地坚持自己的正确意见，从不妥协让步，在组织纪律上，他服从分配。虽然身处逆境，蒙受冤屈，但仍顾全大局，做到受打击而不屈服，被撤职也不灰心，对党的事业始终满怀信心，继续任劳任怨地为扩大红军而努力工作。

1934年5月，中共中央做出组建教导师的决定。教导师的主要任务是负责掩护党中央和军委机关，保障其安全。新组建的教导师，直属军委领导。8月间，调陈奇涵任教导师作战科长，参与教导师的组建工作。9月，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战争的形势不断恶化。瑞金以北的宁都、石城相继失陷;东部敌军已开始向根据地中心长汀发动进攻;南部敌军已进抵会昌一带。中央红军已处于十分危急的局面。此时，毛泽东、彭德怀提出主力红军应冲破敌人的堡垒封锁，出击外线，调动“围剿”中央苏区的敌人脱离其堡垒，相机歼灭之，以打破敌人的“围剿”的建议。

陈奇涵由于懂工兵技术，临时被抽调去于都河架桥，准备长征。10月10日，陈奇涵赶回教导师，红军指战员离别瑞金，开始了长征。在漫长的长征道路上，陈奇涵不仅要与战士一样长途行军，而且在行军途中，还要随时观察部队行军秩序，检查各团掉队人员。到宿营地后，他仍不能休息，还要派人侦察地形，寻找向导、派出警戒;接着，他还要绘制新的行军路线图，发出当日口令，写出宿营报告，派人送达上级司令部。本来这是他担任部队首长时，由参谋来完成的工作。但是现在他是普通的机关工作人员，即便如此他也没有丝毫的怨气，而是忍辱负重，默默地为党工作着。

1935年1月，红军抢渡天险乌江，陈奇涵负责指挥架桥行动，保证了飞渡乌江天险的胜利。红军渡过乌江，接着进占遵义，在遵义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开始确立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在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成为中国革命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一个伟大转折点。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指示要起用受王明路线打击排挤的干部，陈奇涵调任红一军团司令部教育科长。

鉴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加紧入侵，严重地威胁着中华民族的生存。1935年12月下旬，党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同时，为了打破国民党军队的封锁，实现中国共产党直接对日作战的主张，1936年1月19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颁布了《东征抗日和讨伐卖国贼阎锡山的命令》，东征分左右两个纵队行动，红一军团为左翼纵队;红十五军团为右翼纵队。陈奇涵以军团副参谋长身份参加指挥红七十八师进行东征战役。经过75天的东征作战，我军共歼敌13000多人，俘敌团长以下官兵4000余人，缴枪4000多支，扩大红军8000余人。在山西二十多个县的农村发动了群众，播下了革命火种，推动了华北和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

东征的战尘尚未洗去，陈奇涵又奉命踏上了西征的征途。1936年5月，为了巩固和扩大陕甘革命根据地，扩大红军队伍，西北革命委员会决定红一方面军主力进行西征战役。

此时已是红十五军团参谋长的陈奇涵，亲自率领红七十八师，一路高歌猛进，在西征两个月时间里，与红一军团其它各部协同作战，歼敌两个团又一个营，俘敌旅长以下2000多人，解放了环县、同心等多座城镇，开辟了纵横800多里的新根据地，为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北上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1937年初，陈奇涵被调入抗大第二期学习。抗大是1月20日开学，至8月毕业，历时7个月。陈奇涵被编入第二期大学部第一大队。

陈奇涵在抗大学习热情和自觉性非常高，他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除了每天上课之外，还抓紧时间自己阅读、研究问题。通过半年的学习，陈奇涵在马列主义的理论基础、政治思想水平和军事指挥、领导艺术等方面，都有了进一步提高。他更深刻地领会了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掌握了革命战争的基本规律和战略战术。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国革命进入了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新时期。抗大第二期大学部学员奉党中央的命令，立即结束学习，于8月份，分赴抗日战争的各条战线。10月，毛泽东电令成立绥德警备区，任命陈奇涵为警备司令。

1938年3月，陈奇涵以“半渡而击，主动出击”的战术，击退了日军1个旅团向宋家川、军渡等地的数次进攻。陈奇涵在率领警备区军民二年的反顽抗敌斗争中，取得的胜利和成绩，得到毛主席的高度评价，赞扬他们“保卫了延安的东北大门”。1939年，陈奇涵调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参谋部部长。接到新任命的陈奇涵，虽然在红军时期先后担任过红三军、红四军、红一军团、江西军区和红十五军团参谋长等职务，对参谋工作轻车熟路，但他仍然感到这次到军委工作的担子之重，决心不辜负中央信任，更好地完成协助军委领导指挥全局作战的工作。不久，陈奇涵又同时兼任了延安卫戌司令、防空司令、总交通司令等职。

为了适应抗战形势发展的需要，培养更多的抗日军事政治骨干，1941年1月，陈奇涵奉命担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三分校校长。陈奇涵按照中央军委《关于整理抗大问题的指示》精神，运用第一期办校的工作经验，根据第二期学员的实际情况，因材施教。对于八路军各部队来的学员队和知识分子学员队分别制定不同的教育计划，教学上做了不同安排，并采取不同的施教方法。他们坚持以教育为中心，以德育为重点，利用延安相对安定的环境，培养了一大批具有相当水平的参谋人员、俄文翻译、军事指挥员、政工干部等方面的专业人员，为我军的发展壮大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1942年2月，陈奇涵进入中央党校学习，参加延安高级干部整风运动。他任高级学习班第三党支部书记。延安整风运动中，陈奇涵召集在延安的赣籍老红军，进一步回顾总结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江西、赣西南、赣东及兴国等地党的历史经验，整理了一大批珍贵的党史资料。中央军委还为陈奇涵1933年受撤职处分的问题，于1942年3月正式做出书面结论：“对陈奇涵同志的撤职处分，是当时干部政策的错误，应予正式撤消其撤职处分。”至此，陈奇涵的八年之冤，得以昭雪。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在延安举行。陈奇涵当选为“七大”代表，光荣地出席了大会。在会议上，陈奇涵列举了许多历史事例，阐述了“左”倾错误路线给党和革命事业造成的巨大损失，不同意王明进入中央委员会。会后，他又来到毛泽东住的窑洞，再一次向毛泽东陈述了自己的观点。毛泽东对陈奇涵坚持真理，疾恶如仇的品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8月15日，日本“天皇”以广播“停战诏书”形式宣告投降，9月3日，日本政府和日本大本营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抗日战争以中国人民的胜利而告终。

但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急忙调兵遣将，把国民党军队14个军共41个师、8个交通警察总队约54万多人，运送到华北、华东、华南、东北各地，其目的就是要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准备内战，以建立国民党独裁政权。从8月中旬到9月中旬，在美帝国主义的帮助下，国民党军队以“收复失地”为名，抢占各战略要地，在华南、华东、华中、华北夺取了一大批大中城市和交通干线。之后，把抢占战略要地的重点放在了东北。

东北背靠苏联，当时具有战略上的优势地位，能否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是中国革命成败的一个关键。为了巩固东北根据地，陈奇涵奉命率干部队奔赴东北。但因途中生病，病情日趋严重，很难继续前行。中央考虑陈奇涵的身体状况，暂不去东北，留在冀热辽，担任冀热辽军区副司令员。

1947年3月30日，为加强中共领导的东北民主联军的力量，中央军委决定，将冀热辽军区划归东北民主联军建制，下辖热河军区、冀热察军区和冀东军区。自5月中旬开始，陈奇涵参与指挥了东北民主联军向东北国民党军发起的夏季攻势，连续作战50天，收复了大片土地，先后攻克城镇42座，进一步扩大了解放区。7月，陈奇涵接上级指示，调离冀察热辽军区，前往东满。9月，东北局任命陈奇涵为东北民主联军东满军区副司令员，与司令员周保中、政委陈正人一起领导东满军区的工作。上任不久，陈奇涵领导部队参加了两次大规模的战役。

东北我军在夏季攻势后就地进行了休整，并编组了新的部队。野战军除将辽吉纵队改编为第七纵队外，又以冀察热辽军区6个独立旅及东北民主联军与周保中、陈奇涵领导的东满军区所辖的3个独立师，分别合并组成了第八，第九、第十等3个纵队。至1947年9月，东北民主联军共辖9个纵队39个师，连同地方武装，总兵力达51万人。为贯彻执行《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所规定的任务，配合关内我军的作战，东北民主联军于9月14日发起了秋季攻势。

陈奇涵协助周保中率领东满军区部队配合我军第六纵队在中长路一带对敌作战。10月9日，东北民主联军决定围歼吉林之敌，引敌分散于四平以南和以北地区和长春以东地区，以便各个击破。于是，东北民主联军总部令第六纵队以奔袭方法，围歼吉林外围松花江两岸口前、九站等处之敌，以免敌逃回吉林。令第二十九师主力担任围歼棋盘街、江密峰之敌，并抽一个团配合东满军区部队，归陈奇涵指挥，担任围歼乌拉街之敌。15日，陈奇涵率部占领了乌拉街、棋盘街，全歼该地敌人。17日至18日，陈奇涵等又率部配合六纵占领了桦皮厂、九站、口前等地，肃清了吉林外围之敌。

东北敌军遭受我军秋季攻势打击后，被迫退缩于中长路长春至大石桥和北宁路沈阳至山海关段的各主要城镇。物资供应缺乏，处境更加困难。而我军在秋季攻势后，进行了短期休整，部队士气旺盛，全军总兵力达73万人。东北民主联军决定利用江面结冰，便于机动兵力的有利条件，集中全部主力，发起冬季攻势。

1947年12月，冬季攻势发起后，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命令东满军区部队在吉长线活动，钳制吉林、长春之敌。31日，在陈奇涵等领导下，东满军区部队奔袭长春、二道河子东的杨家店地区，给敌以沉重打击。

为了加强部队统一指挥，促进我军正规化，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1948年1月1日，东北民主联军改称东北人民解放军，东北民主联军总部改为东北军区兼东北野战军领导机关。陈奇涵所在的东满军区也改为吉林军区。3月，陈奇涵率领吉林军区前线指挥所和松花江前线指挥所参加围攻吉林和长春的战斗，取得重大胜利。

1948年4月，东北局决定撤消南满军区，所辖地区和部队分别改为安东军区和辽南军区。陈奇涵被调任辽南军区司令员。从此，陈奇涵离开东满，转战辽南。

陈奇涵一到辽南军区，就领导辽南军区部队进行新式整军运动。1948年6月初，根据东北局精简整编，缩小机构，充实连队，以求得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支前为原则，陈奇涵对军区进行第一次整编。7月，辽南军区改为辽宁军区，陈奇涵仍任司令员，8月初，针对当时辽宁军区部队庞大，武器缺少，对敌游击战争困难的情况，陈奇涵对辽宁军区进行了第二次整编。经过两次整编，提高了辽宁军区部队的战斗力，为以后大规模战斗中灵活机动地打击敌人奠定了基础。

为保障即将到来的大规模战役的顺利进行，陈奇涵还率领辽宁军区部队抢修铁路、公路、桥梁、恢复交通运输。到1948年8月中旬，基本上使辽南地区交通得以畅通，保证了战争中的军运。同时，他还在辽南设立兵站，医院、供应站，保障战役中物资供应和伤员救护。这些工作，在整个战役期间，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东北野战军冬季攻势结束后，全军已有12个步兵纵队、一个炮兵纵队和17个独立师共60余万人，加上机关、地方部队，总兵力达103万人。东北地区97%以上的土地和86%以上的人口获得解放，我军同国民党军在东北战场上进行战略决战的条件已经成熟。

9月12日，辽沈战役爆发。在两个月的时间里，陈奇涵率辽宁军区部队协助主力，取得辽沈战役的胜利。

辽沈战役后，陈奇涵立即投入到辽宁省的恢复工作。刚解放的辽宁还极不稳定，土匪残兵还不时对我人民进行骚扰，国民党特务也大肆进行破坏活动。陈奇涵率部经过大小数十次战斗，于11月中旬肃清了规模较大的残兵土匪，使社会秩序得以安定。

1948年11月20日，中共辽宁省委成立。陈奇涵等7人为省委常委。11月下旬，东北野战军主力向关内挺进，12月25日，中央军委电令，任命陈奇涵为东北军区参谋长。

陈奇涵离开了辽宁军区，赴任东北军区，一方面组织东北军区各部队，进行战斗总结，开展军政训练，肃清残余匪徒，稳定社会秩序，一方面做好大军南下的准备。同时，抓紧东北军区机关的业务建设和组织建设。

他还对东北军区的参谋工作做了改进：创办军事杂志，以统一部队的军事思想;举办参谋学校，全面培养参谋干部;参谋人员与指挥人员由下而上的加以交流，以便充实参谋人员作战经验及实际工作经验。

陈奇涵还通过调查研究和实践经验，对有关军队建设与战略、战术等方面提出了许多重要建议。他特别注重部队的思想教育，特别是政治教育。在战术技术上，他提出了四大技术和三三制战术。他还对部队的编制、后勤、卫生等工作都提出了良好的建议。这些建议大都被采纳，对东北军区的建设，乃至东北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了积极贡献。

1949年1月，平津战役结束后。3月11日，奉中央军委命令，东北野战军改编为第四野战军，中央军委命其向中南进军。这时，陈奇涵奉中央军委之命，调离东北，随第四野战军主力挥戈南下，解放江西。4月初，陈奇涵奉中央军委命令，来到北平。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亲切地接见了他。要他立即准备南下，组建江西军区，并出任江西军区司令员。6月19日，中共江西省委宣告成立，陈奇涵任省委常委。6月25日，江西军区正式成立，陈奇涵任司令员，陈正人任政委。从此，江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始了当家作主的新时代。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兵朝鲜，直接同美国军队作战。为了适应抗美援朝战争对兵员的需要，陈奇涵领导江西军区进行了两次扩兵。共扩大新兵77350多人，这些新兵除一部分补充军区部队和地方武装外，大部分经教育训练后，组建了11个团又4个营，编制成志愿军序列，开赴朝鲜前线。此外，江西军区还征召了14700名转业军人归队，编成5个团，分别调拨给华东军区和中央军委。为取得抗美援朝战争胜利，随时准备把具有高度政治觉悟和熟练军事技术的战士送上前线，陈奇涵领导江西军区部队开展了以美国侵略军为作战对象的军政大练兵。在6个月的军政大训练中，陈奇涵根据上级指示和部队实际情况，凭借自己训练部队的丰富经验，亲自指导制定训练计划，提出切实可行的训练措施，进行严肃认真的训练。

江西军区的这次军政大练兵，是在革命胜利后比较安定的环境下进行的。由于陈奇涵的高度重视和充分准备，训前对组织领导、训练方法、步骤作了明确规定，特别强调了教养一致和统一训练作风，共轮训7820名干部和骨干，全面系统地提高了部队的军政素质。

1954年1月，中央军委决定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庭，统一管理全军军事审判工作。基于陈奇涵资历深，威望高，廉明公正，熟悉军事法律，中央军委暨毛泽东主席于2月28日发布任命书，任命陈奇涵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庭庭长。

同年夏天，陈奇涵来到北京走马上任。军委管理局分配他一家住到西四北头条一座四合院里。他家在这里一住就是40多年。他到京不久，就去北戴河向军委领导汇报军事法院的工作。

一天吃过晚饭后，陈奇涵去海滨散步，迎面走来周恩来，邓小平，李富春等同志，邓小平高兴地说：“我们从延安分别后，这是第一次见面”，周恩来说：“听说你去搞军法工作了，你身上的担子不轻啊!”他们和陈奇涵一起坐在海滨的藤椅上，开怀畅谈起来。

我军的军法工作，从建军之初就有，但没有全军统一的军队法院(庭)。红军时期有的部队称“军队审判所”，抗战以后称“军法处(科)”，实际上多数军区和部队把它放在保卫部，全军的总政治部也设有“军法处”。现在要建设一支革命化现代化的军队，必须建立一个全军统一的军队审判机构。

军事法庭是军事法院的前身，是一个刚成立的新单位。陈奇涵来时，一切俱空。与其说是调陈奇涵来上任，不如说是调他来筹备。他身边只有少数几个工作人员，一切都得白手起家，从头做起。经过他的努力，军委把一处院子拨归军事法庭。院内有一幢二层楼房作办公用房。

陈奇涵为筹备军事法庭，更多的精力还是放在法庭的组织建设和业务建设上，放在考虑法庭的工作方针、任务、内容、方式等重大问题上。他叫人翻译有关苏军军事法院方面的资料，又派人到图书馆、档案馆查阅我国有关历史资料，结合我军历史上的审判工作经验和组织形式，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看法与想法。1954年8月25日，陈奇涵向中央军委作《军事法庭的建立与工作》的报告。并得到中央军委对军事法庭工作方针的第一个明确批示：“目前，制法为主，习法为次”。陈奇涵根据这一批示，为开创我国军法工作做了大量工作，成为我国军法战线上的奠基人。

1954年9月，陈奇涵当选为第一届国防委员会委员。在以后召开的第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陈奇涵继续当选为第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同年11月，中央军委决定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庭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院，1955年1月，陈奇涵改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院院长。

根据军事法院编制人员少的情况，陈奇涵对军事法院内部的机构设置，主张精干高效。由于陈奇涵对各处、室的职能分工规定明确，也就使各部门各司其职，办事效率较高。在定编制、定机构的同时，陈奇涵就抓军事法院的班子和各级军事法院干部的配备。

1955年9月，陈奇涵被授予上将军衔。由于他在革命战争中的巨大功绩，还被授予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各一枚。这是我国军法战线上的第一位上将，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位军法上将。

1956年9月，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陈奇涵作为军队系统选出的八大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并当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不久，他又担任中共中央政法小组成员，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协助董必武抓全国政法工作。1957年4月，全国人大常委会任命陈奇涵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在法院领导的分工上，他分管军事法院系统的工作，同时还担任军事法院院长职务。

从50年代末期开始，陈奇涵的身体每况愈下，战争时期染下的重疾风湿性关节炎时而复发，犯病时疼痛万分，不能行走。心脑血管疾病也向他袭来。但是，陈奇涵在疾病面前始终保持乐观情绪。在此后二十余年时间里，他始终惦记着人民，惦记着工作，惦记着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

1981年6月19日，陈奇涵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他的英名将永远在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史册上光耀千秋。

阿不都，一个平凡的维吾尔族男孩。他和我上一所幼儿园，同一所学前班，同一所小学。日久天长，我们就成为了交心的好朋友。

在四年级的时候，他生了一场大病，本来就不是太好的成绩骤然下降，像坐滑滑梯似的滑到班级最后一名。班里的同学对他冷言冷语，就连我——他最好的朋友也有些淡漠他了。

一天，他见到我不是向平常一样打招呼，而是忸忸怩怩地走到我面前，小心翼翼地问：“刘中义，我，我想请你……帮我……”“帮什么，说吧！”“补……课。”

他看了看面无表情的我，想了一下说：“那……我帮你普及新疆知识。”我本想答应，可听到这句话却脸色骤变，勃然大怒道：“帮你补课？不——可——能——”本来我们说话的声音很小，但这句话全班都听得清清楚楚，都刷刷地转过来看着他。他脸涨得通红，羞愧万分，跑了出去。

为什么我会如此生气呢？原来，我是班里的“学神”，各科全能，唯独新疆课学的不好。想起老师的数落，抵触、傲慢的心理在我内心中蔓延，哼，新疆课又不是主课，有什么了不起！

放学回到家中，我从愤怒的情绪中走了出来。心里一直有个声音在说，阿不都是你的好朋友，他是多么信任你，他只是想你们互相帮助，不是你一昧帮助他，他却什么也帮不了你，他想得如此周到，而你却……我幡然醒悟，自责不已。

想着平时大大咧咧的阿不都竟能为我考虑得这么全面，我深藏在内心的感激再也克制不住，肆意汹涌而出。我颤抖着拿起电话，想象中电话那头的责怪与怨恨并没出现，电话中传出来的只是爽朗的笑声和对那件事的释然。

时光的洪流没能冲散我们的友谊，而是让我们修筑起了坚固的大坝。在一件件鸡毛蒜皮的小事的雕琢下，我们友谊的璞玉变得愈加无暇。

父爱是什么？父爱是滂沱大雨中的一把伞，是寒冷中的一碗姜汤；父爱是一双粗糙的大手，是一个个无声的鼓励；父爱是一份牵挂，是黑暗中的一缕阳光……父爱如山，母爱似水。

梦像阳光般灿烂，当中的主角如神话般活在这个世界上，让我们为这世上不朽的爱轻轻唱！

不知在什么时候，我望见了父亲那丝丝白发，我的泪水渐渐湿润了眼眶。父亲！为我已付出太多太多，让我如何来报答呢？我试着用最美的语言来描绘您，可似乎还有些不足；我试着用最美妙的歌声唱出您，可似乎还是有些不满。

记得那天，大雨倾盆，我吃过午饭后，趴在窗户旁看雨，突然觉得肚子有些疼，刚开始我还不以为然，可到后来我疼得在床上打滚，父亲见状急忙跑来，问：“怎么了？ 怎么了？快说”我哭着说：“ 肚子疼。”“快走，上医院！”说着父亲抱起我出了家门，打车去了医院。

到了医院，医生说是急性阑尾炎，需要做手术，或者通过输液来治疗。我一听要做手术，我可不干，大声嚷着：“我不做手术，我宁可疼死也不做手术！”父亲说；“好！好！好！不做手术，咱们输液，还不耽误学习。”此后父亲每天骑着自行车把我送到医院，输完液后再把我带回去。那几天，父亲瘦了许多，乌黑的头发中也长出了白发。在父亲的精心照料下，七天后，我完全康复了。此后的日子里，父亲对我加倍呵护，一点也不马虎。

人说天高海最深，父爱比天高，比海深。也许这世上有一部书，永远读不完——那就是父爱！如果这世上有一首歌是献给父亲的，那就让我们让我们为这世上不朽的爱轻轻唱！让我们像从前一样，安安静静；什么都不必说，你总能什么都能懂！

[父爱是我一生的财富作文

望着你的背影，渐行渐远，却忘不了，那一句点亮一生的话

——题记

秋叶凋零，北雁南飞，划破天际寒意，心中茫然，似已坠入深底。

独步余阴里，沉浸无边的寂静，黄昏点点光影，小巷丝丝行迹，却无一人停下，过意，只匆匆离去，留下一条阴暗的背影。焦急跑在弯曲的道上，似在逃避着什么，是风，是雨。茫然望着前方的道口，脑海中一阵的痛苦，浮现出的不再是爱的温暖，而是一句句无声的责备，一段段无言的批评。手中那张轻薄的试卷，深深勾住着自己的心，泪水早已渗透两个鲜红的大字，双眼早已看穿湿润的纸底，谁知此刻我心中的悲伤。上了公交车，映火红一色，却没看见你，望着我远去追悔莫及……

斑驳的月色徘徊在空际，洒一地冷清，又消散在云霄间际，灯下那若隐若现的试卷，沉重地扛在心底，一眼也不欲看见，却总飘来几个红影，在心底画上几道伤痕。卧在床头，久久难以入眠，只看见窗外梧桐叶缓缓凋零。

曾记起欢呼雀跃，曾记起繁花似锦。

如今，又站回教室，却已似无根的大树，望着每一个人，都感到一种莫名的疏离。明亮的灯光在眼中显得昏暗无比。直到，又见到了你。你轻轻走近，用还留着余温的双手拍拍我的肩膀，默默坐在身旁，化去我心头的痛苦。缓缓站起，牵着你的手，共步树荫下，拾一片落叶，捧在手中，细数精致的纹理。耳畔响起你的话：“谁何尝没有失败过，我也有过，重新再来，又怎么不可以呢？”那坚定的话语，点亮大树，点亮了我的心。望着你似有梅花般红润的脸，衬着绿茵深处的幽静，沉浸在徐徐风里，是你为我点亮了心。

离别在车站道口，望着你远去的背影，耳畔又荡起你那句点亮一生的话，久久难以离去。也许，那句话，成了离别前最后的礼物。

你走了，走在期末的道上，可你与我的情谊，却永远闪烁在璀璨的星空。独坐窗前，望天边淡淡月影，非虚，非幻，映着你远去的背影……

永远不会忘记的，不仅是你，更是离别路上，那一份永恒的礼物——那一句点亮一生的话。

钱穆(1895-1990)，江苏无锡县人，字宾四，1895年7月30日生于江苏省无锡县延祥乡啸傲泾七房桥村的一个贫寒书香之家。他天赋聪悟，7岁入私塾，10岁进无锡荡口镇华子才创办的果育小学读书。1906年其父病逝，家徒壁立，寡母及兄弟四人，靠本族怀海义庄抚恤为生。其间他就读中学，至1911年秋，辛亥革命爆发，学校被迫解散，遂致辍学。

1912年，因家境贫寒，升学无望，钱穆想通过教书自学谋求出路，遂应聘到小学任教，开始了乡间教书手涯。在以后的十年中，他读了《孟子》、《史记》，毛奇龄的《四书改错》，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夏曾佑的《中国历史教科书》，马建忠等的《马氏文通》，孙诒让的《墨子闲诂》，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等等名著，为以后的学术思想的形成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自1922年始，他开始在厦门、无锡、苏州等地任中学教师，教授国文、文字学、《论语》、《孟子》、《国学概论》等课程，由于教者要自编讲义，故在讲《论语》时，“考孔子生卒行事，始有意作《先秦诸子系年》”。所讲授的讲义，除文字学外，其他的如《论语要略》、《孟子要略》、《国学概论》等，后经改定均已出版。

1927年秋，钱穆应汪典存之邀，任教于苏州省立中学，并与吴梅相识。

此间，在课外的研究工作为撰述《先秦诸子系年》。

1930年春，应顾颉刚之请，钱穆把撰好的《刘向歆父子年谱》一文寄给他，顾氏看后，并不介意其观点与自己意见相左，把此文刊载在同年《燕京学报》第七期上。正是这篇文章确立了钱穆在国内学术界的地位。因为他根据《汉书·儒林传》的史实，逐年列出，进而指出康有为《新学伪经考》说刘歆伪造古文经不通者有28处，绝对不存在刘歆以五个月时间编造诸经能欺骗其父，并能一手掩盖天下耳目之理，也没有造经是为王莽篡权服务之说。这纯属康有为为了托古改制而杜撰的结果。此书问世以后，对重新评估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同年6月，经顾颉刚推荐，燕京大学聘钱穆去任教。这样他就结束其早年自学教书的艰苦年代，开始了学术人生的新旅程。

1930年秋，钱穆执教于燕京大学。他在燕大教国文课，住在朗润园，除与顾颉刚是旧识外，还常与潘佑荪、郭绍虞等交往，又与冯友兰相识。

1931年夏，顾颉刚致信胡适，力荐钱穆去北京大学任教。来北大初期，他在历史系教授中国上古史、秦汉史两门必修课。另选开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此课梁启超在清华国学院开过，其讲义在杂志上发表。他的想法与梁氏相左，因此自编讲义，这便是日后《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书的雏形。此外，钱穆还欲开设中国政治制度史，历史系负责人陈受颐、傅斯年不同意开设此课，因为他们所持的观点是中国秦以下政治是君主专制，今改民国，以前的政治制度不要再研究。钱穆则认为以前制度可以不再问，以前政治如何是专制，今人应该知道，遂开设此课。后来出版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就是依此课讲义改定而成的。

在北大期间，钱穆不仅教学，而且还从事学术研究。其研究重心是先秦史和近三百年学术史，先后出版了《先秦诸子系年》(1935)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1937)两部主要著作。他认为，前人考证诸子年世，多依据《史记》中的《六国年表》，《史记》也有错误，并非绝对可靠。《竹书纪年》可以补此缺陷，但此书出而复佚。今传世本错误百出，如不加整理，很难作为考辨的依据。加上一般人都信史籍，而不信诸子之书，以使诸子年次难以成其条贯。据此，依据《竹书纪年》，厘定今传世本的错误，订正《史记》中的伪误和注释的抵牾。同时又考诸子群书，参证诸子的行事，政治上的事故，六国的年代顺序，与山川地理参伍以求，错综以验，辨伪订伪，定世排年。其辨析之精，引证之博，乃世所罕见。他不同意那种把汉学与宋学截然对立的观点，认为不了解宋学，也就不能知道汉学，更无法评论汉学、宋学之是非，并将清代学术的渊源归结为晚明遗老，乃至宋学;认为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等人都与宋学有着学术上的前后承接关系，只是到了乾嘉时期，汉学才逐渐兴起，而此时的汉学诸家学术与宋代学术休戚相关;又指出过去人们论述清人学术，往往多侈陈考据之学，或略述论学之语，而从不谈及其人思想如何，是很不够的。这两部著作对诸子及战国史和清代学术史的研究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当时北平学术界人才济济，钱穆善于学术交往，因此与他们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关系。与他同来北大的有汤用彤、蒙文通等人。汤用彤在南京中央大学时，曾去欧阳竞无创办的支那内学院听佛学，熊十力和蒙文通都是欧阳竞无的弟子。蒙文通是由汤氏举荐来北大的。在此之后，汤用彤、熊十力、蒙文通和钱穆四人过从甚密，常在一起切磋学术。熊十力此时正在撰写《新唯识论》，批驳其师欧阳竞无的学说，蒙文通则意见相左，每次见面必加以反驳，汤用彤在哲学系教中国佛教史，应为专家，却常常不发表意见，钱穆充当调解人。当他们的议论从佛学转入理学时，熊、蒙两人又相争不下，钱穆也做缓冲。

钱穆除了与熊十力、汤用彤、蒙文通常常相聚外，还与林宰平、梁漱溟往来。钱穆与孟森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又经汤用彤介绍与陈寅恪、吴宓相识，也结交了贺麟和张荫麟。还结识了张孟劬、张东荪兄弟，并和熊十力与张氏兄弟经常相晤。与钱穆交往的学者还有陈垣、马衡、张其昀、缪凤林、吴承仕、萧公权、杨树达、闻一多、余嘉锡、容庚和容肇祖兄弟、向达、赵万里、贺昌群等等。

钱穆当时也很关心时事。1935年，与顾颉刚、钱玄同、姚从吾、孟森、徐炳昶等百余人联名上书国民政府，催促早定抗日大计。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北大南迁。10月，钱与汤用彤、贺麟三人同行。文学院暂设在南岳山腰圣经院旧址。当时，他曾与吴宓、闻一多、沈有鼎同住，尽管条件艰苦，仍常常挑灯夜读。一日，冯友兰来访，出示所作《新理学》书稿，请提意见，钱穆认为《新理学》只讲理气，不讲心性，有其片面性，又中国无自己创造的宗教，但对鬼神却有独特的理解，建议冯氏加上鬼神一章，这样可使新旧理学一贯相承。冯友兰部分地采纳了他的意见。

在西南联大期间，钱穆除教学外，最重要的学术研究就是写成《国史大纲》。他指出当前中国迫切需要写一部新通史，而这种通史应具有下列条件：能将中国民族以往文化演进的真相明白示人，为一般有志认识中国已往政治社会文化思想种种演变的人们提供所必要的知识;应能在旧史统贯中映照出现今中国种种复杂难解的问题，为一般有志革新现实的人所必备的参考。前者在于积极地求出国家民族永久生命的源泉，为全部历史所由推动之精神所寄;后者在于消极地指出民族最近病痛的症候，为改进当前方案所本。因此，研究中国历史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能在国家民族自身内部求得其独特的精神，这种精神表现在学术思想文化上的则为和平与大同、协调与融和。1939年夏，他携书稿去香港交商务印书馆付印，几经周折该书终于在1940年遵钱己见按原稿出版。此书成为大学教科书，并始终贯穿着对民族文化“温情与敬意”的精神，它一经出版发行，就风行全国，对增强民族凝聚力，激发广大热血青年积极参加抗战，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1940年，钱穆践履顾颉刚之邀，去成都齐鲁大学任课，并主持国学研究所。期间，又迁置嘉定武汉大学讲学。在这里，他结识了朱光潜，又应马一浮之邀去岷江对岸乐山的复性书院讲学。此间开始编写《清儒学案》，特请人购得清代诸家的遗书。全书约四五十万字，由他亲手誊写，因生活清苦，找不到他人另写副本。抗战胜利后，《清儒学案》书稿随箱装船返南京时，不慎落入江中，一番心血付诸东流。所庆幸的是书序已在四川省立图书馆《图书季刊》上发表。

他又写成《中国文化史导论》，并陆续刊载在《思想与时代》杂志上。

该书从中西比较出发，揭示了中国文化内在精神及特殊的发展规律，建立了以人文主义为特征的文化学理论。他认为，人是文化的中心，把人生、人类生活当成文化的本质，并对文化的结构、要素进行研究，强调它们之间的互动性，提出了一套研究文化的方法。他倡导对中华民族历史文化传统要充满“温情和敬意”的态度，反对偏颇的民族虚无主义。同时也重视中西文化的比较，主张集异建同、多元共处，反对西方文化中心论。这本书是他入蜀以后在思想与写作方面的一个新转变。

1945年，抗战胜利后，在昆明的北大学生要求复校，聘胡适为校长。

当时胡适正在美国，校务由傅斯年署理。旧的北大同人不在昆明的，均已收到信函返回北京，钱穆没有得到邀请。而上海各高校争欲聘请，可他感到时局动荡，欲择一安静去处，排除纷扰，闭门著书。他曾被邀请去常熟作讲演，又与钱基博、钱钟书父子相会。1946年，钱穆应聘执教于昆明五华书院，并兼任云南大学课务。1948年，又应聘任教于无锡江南大学，并与唐君毅论交。校舍新建在太湖之滨的坡上，风景极佳，他常常泛舟湖上，悠游之余遂成《湖上闲思录》一书。又撰成《庄子纂笺》，实为近代治庄学力作。翌年春，他与唐君毅应聘于广州私立华侨大学。一日，偶遇张其昀，闻其拟在香港创办学校，自念“决当追随”，旋即迁居香港，结束在大陆几十年的教研生涯，开始了人生的又一次重大转变。

1950年，钱穆等人在香港创办新亚书院，并任院长。新亚书院是在亚洲文商夜校基础上改建的，校舍简陋，除钱穆外，张丕介、唐君毅也在这里任教。钱穆等人创办新亚书院的宗旨，不仅是为许多大陆来港青年提供一个学习的机会，更重要的是为了护持中国文化，培养经受中国文化洗礼的中国人;目的是培养既有丰富知识，又懂得如何做堂堂正正做人的中国人;要求每个学生必须重新认识自己民族的历史和文化，必须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和民主精神，会通中西文化，使中国文化成为世界文化的一部分。

1953年，新亚书院得到美国雅礼董事会的赞助，旋即在嘉林边道租了新校舍。不久获美国福特基金会捐款，又在哈佛燕京学社的资助下，兴办新亚研究所。为了表彰钱穆办学的贡献，香港大学授予他名誉博士学位。

50-60年代，他在新亚书院，除处理浩繁的校务工作外，还承担许多课程，多次开设文化讲座，组织学术讨论会，并经常在港台作学术讲演。

在此期间，他不断完善、修补以前在大陆的旧著，还撰写了《中国思想史》、《宋明理学概述》等新著。他先后被美国耶鲁大学、哈佛大学邀请去授课和讲演，并被耶鲁大学授予了名誉博士学位。之后他又去哥伦比亚大学作演讲。在美国停留七个月后，又应邀去英国牛津、剑桥访问。后经法国、意大利回香港。出国访问期间，钱穆向西方介绍了中国传统文化，对西方了解中国，增进相互间的学术交往起了积极作用。

1967年，钱穆辞去新亚书院职务，离开香港，定居台北，开始晚年的生活。卸任伊始，他曾去马来西亚大学讲学。期间，他日夜读《朱子语类》，开始撰写晚年的巨著《朱子新学案》，这本著作把朱子置于孔子以后的中国思想史后半期中加以考察，突出了朱熹集理学之大成，集宋学之大成，集汉唐儒学之大成的历史地位，同时连带地解决了朱子卒后七百多年来学术思想史上争论不休、疑而不决的一些重要问题。

钱穆除著书外，还兼任数职。他曾被选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台北中国历史学会理监事。在台湾文化学院历史系研究所任教，学生皆来其住处客厅上课，他在讲课基础上写成《中国史学名著》、《双溪独语》等书。又应聘为台湾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故宫博物院为他开辟了一个研究室，他在此读了《四库全书》中宋、元、明三朝理学诸集，选择十余人，各撰专篇论文。70年代后，钱穆开始努力编定《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共八册。这部丛书是他六十年来主要学术论文的汇集，每集每编所收诸篇，他都亲自阅读，小作改订，大体保持论文的原貌，所以花费精力极大。编至明代部分，因患眼疾，故排版和校对皆不能靠自己，清代一编也不能逐篇阅读。关于学术思想方面论著汇为专集的还有《庄老通辨》、《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灵魂与心》、《中国学术通义》等。中国文化方面的除《文化学大义》外，还有《中华文化十二讲》、《中国文化精神》、《民族与文化》、《中国文化丛谈》、《世界局势与中国文化》、《历史与文化论丛》等。文学方面有《中国文学讲演集》等。他毕生写作的目的是“皆期为国人读古书旧籍开门路”。

钱穆居住外双溪时，曾先后几次应邀去香港讲演，又两次去日本、韩国。初次韩国之行，选择李退溪、李栗谷、宋尤庵、韩南塘四家全集，回台后精心研究，写成《朱子学流衍韩国考》一文，后收入其学术思想史文集中。80岁时，在夫人陪同下外出南游，此间写成《八十忆双亲》一文，深切缅怀父母养育教诲之恩和兄长扶持、帮带之情，也透露出对大陆子女的深深眷怀与思念。后又写成《师友杂忆》一书，对早年苦学，师友交往，以及著书立说等往事做了比较全面的追忆。此书不仅是钱穆学术人生道路的总结，同时也是现代中国学术史珍贵的史料。

钱穆84岁因眼疾已不能见字。1978年，新亚书院院长金耀基邀请他去中文大学讲学，其讲演题为“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共分六讲，后据录音改写成书刊行。翌年，新亚创校三十周年，他又赴香港。

1985年，他在素书楼讲最后一课，向其学生赠言离别：“你是中国人，不要忘记了中国!”至此告别杏坛。之后，他仍耕耘不休，在92岁时，以非常人的毅力，克服种种困难，完成了《晚学盲言》。

1990年8月30日，钱穆病逝于台北家中，终年96岁。

读书能让我的眼界开阔;读书能让我更容易的处理生活中遇到的问题;读书能让我丰富自己的课余生活。——题记

书籍是屹立在时间的汪洋大海中的灯塔，这个灯塔点亮了我多姿多彩的童年。书是智慧的钥匙，它开启了我的知识大门。

我爱书，当我很小的时候，我就和书交上了朋友，自从认识了书，命中注定我和书形影不离。

在我的记忆中，我读的第一本书是：《“虫它”的故事》。姥爷以前是图书馆的老师，他在我5、6岁的时候，给了我一本书，名叫《蛇的故事》。于是，我就开始读了起来：《“虫它”的故事》。有一天，虫它……”我心想：咦?虫它?虫它是什么东西?于是，我就去问姥爷。姥爷听了，很奇怪，问：“哪儿有‘虫它’?”我拿着书，指了指“蛇”，说：“就是这个!”姥爷一看，不禁哈哈大笑起来，一边笑一边说：“这是蛇的故事。”我吐了吐舌头，不禁脸红了。

这个笑话陪着我看书，到了7、8岁时，我的书已有好几个箱子了。我看的津津有味。漫画、连环画、童话、脑筋急转弯……一般的小人书我都看，不过，最吸引我的是故事书。一看上故事书，我就忘了吃饭，忘了时间，经常因此闹笑话呢!

到了10来岁，一般的故事书我都看过了，那时，我不得不承认我是喜新厌旧，看完了一遍就不想看第二遍了。终于，我发现了一块“绿洲”——厢房中的书柜全是姥爷的书。我像发现新大陆一样，马上研究起来，好不容易找到姥爷藏书的钥匙，可是太高，够不到。怎么办呢?我觉得，为了安全起见，还是和姥爷禀报一下才好。研究几种作战方案：1、请示2、借书3、换书。如果第一种行不通换下一种……姥爷竟答应了，要求是看完以后，还给他，从那以后，一有清闲的时候，我就马上找姥爷借书。姥爷的书可真多啊!不过，合我心意的还真没有多少，我看的如痴如醉，只要一看起来，会马上忘掉世上所有的事情，好像这个世界都是透明的，只有书才是真实的。

现在我四年级了，我现在又迷上了《水浒传》、《三国演义》……我看书看的入了迷，被书陶醉了，沉浸在书香中。每次看完书，我都浮想联翩。现在，我对每一本书都百读不厌。我如饥似渴、废寝忘食地读着每一本书。看!一边洗脚一边读书的是谁?是我!一边吃饭一边看书的是谁?也是我!

书也让我受益匪浅，它让我的阅读能力、写作水平大大提高，因为书，所以，我受到了不少夸奖。

伴着书香，过着我绚丽的童年!书将快乐带到了我的童年里，从幼时读的第一本书开始。有书作伴，真好!相信，随着时间的飞逝，我和书的友谊会越来越深，越来越浓!

在此之前，我对你的印象仿佛还停留在繁重枯燥的唐诗背诵中。我只知你是被尊称“诗仙”的浪漫主义诗人。直到今天，我才惊喜地发现，原来我的许多感受早已被你明白地说清楚了。与君初相识，犹似故人归。我不断地在每首诗中追寻你的身影，渴望在某个字里行间中与你相遇。

世人皆说你嗜酒成性，可真正把喝酒当做一种乐趣而不是应酬人才能明白，最迷人的不过半醒半醉的恍惚间。在《月下独酌》这首诗中，我最喜你这句“醒时同交欢，醉后各分散”。人在没有喝醉以前，彼此认识，同时欢乐。醉了以后，就各自散开。醒的时候有一种对生命理性的理解，要有人世间的应酬、应对，醉了以后也许就看到了生命更本质的部分。你便在这半醒半醉间总结出你对生命的感觉。我想，你在醉时突然发现刚举杯相谈甚欢的人已不见时，多少是有些惆怅落寞的吧。你想说却还没说的有很多，只好攒着写成诗了。一时间你的心绪全涌上心头，你安慰自己：孤独本就是你人生的常态啊，不如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吧。这时你停笔告诉自己，别想太多，快息心闭眼，梦中可能早已是月圆。我真想潜入你狂放不羁的梦中，去看看你的理想国有多么绚丽多彩。

自宋朝，文人就开始讨论你与杜甫到底孰优孰劣。至今，世人仍对你们议论纷纷。单从诗歌立意上看，多数人认为你的落脚点不及杜甫的大气。在我看来，你的诗与他的诗散发出来的力量是可以分庭抗礼的。相比杜甫极强的社会性，你根本没有社会性。你与他是不同的生命形态，各有平秋又怎有孰优孰劣可言？若你听见后人说你小家之气，想必你只会一笑而过，歌一曲《将进酒》。“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既然时间如此短促，为什么不把时间浪费在自己真正喜欢的事情上呢？在意太多反而是对生命的虚度，你只愿活出真我。正如你所说，“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圣与贤都是在追求生命向外的使命感，所以他们都是寂寞的吧。你关心的不是现实，而是描述生命的流浪与自我放逐，所以还是你这个喝酒的人可以在民间留下一点声音吧。当我写至此，仿佛你就在我眼前对我说：“将进酒，杯莫停，与尓同销万古愁”，我自是乐意与你同饮这酒中愁苦的。

除酒以外，你并不是别无所求。你也有你的逸兴壮思，渴望上青天揽明月，在长风中破浪、济沧海。即使行路难，多歧路，你也不会悲哀到底，放弃对大空间的向往。“蓬莱文章建安骨”中便有你的得意和一点自负。无法丢弃骨子里的自信的你，总是觉得自己会在历史中留下声音，将来说到唐朝，肯定会提及你。可能你我都是更偏向出世的人，但又有些不甘，希望通过入世来证明自己的能力。我愿在前几十年中积极入世以赢取我后半生出世的资格，最终能同你一般“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

我有孤独和酒，太白君可愿结识我这个朋友？倘若我在后半生的流浪中与你相遇，定是在江海当中，我听见有声音对我说，“你是浪子别泊岸，清风是你的翅膀，太阳带给你光芒，泊岸却令你枯干。”

今天我们看了一部电影，名叫《守望一生》他使我们所有人热泪盈眶，它让我们所有人深刻地认识到了教师这个职业，它让所有人都难以忘怀，历历在目。

这个故事主要讲了这样的内容： 在一个偏僻遥远的村庄，有位乡村教师，叫张云山，是个“孩子头”,他把一生心血都用来照顾学生。为此，他的大儿子张海生病了都没人照顾，成了风湿性心脏病晚期，逝去了。他的妻子香兰受不了刺激，得了精神病，也离开了人世，他悲痛欲绝。后来，他克服重重困难，在白发苍苍之时，获得了“烛光奖” ……

电影中有这样一段剧情——张云山在三更半夜时，一手拿着扇子，一手用笔专心致志地批改作业，丝毫没有停下休息，额头上冒出了一颗颗豆大的汗珠，夜以继日。可见，剧中的张老师是多么敬业，辛苦。然而，我们身边的老师又何尝不是这样呢？

每天，我们一人做一份作业，全班五六十个同学，老师就要批改五六十份作业。但老师们无怨无悔，不论是严冬，还是酷暑，都一如既往。早晨，老师早早来到学校，为我们传授知识；中午，老师们又开始批改作业；晚上，她们又回到家中备课和安排明天计划。

其实，剧中的张老师就是世界上千千万万教师的缩影，通过他的事迹，我感受到一位人民教师对学生深深的情，浓浓的爱,对学生无微不至的关爱与照顾，同时也感受到老师们的辛苦，不易和她们的平凡伟大 。毫无置疑，我们身边的教师奉献了青春，奉献了热血，它们将全部知识毫无保留的灌输给我们， 把一生的心血花在了我们身上，又有多少时间关心家人、孩子？

老师们如此辛苦、劳累，是为了什么？是为了金钱、荣誉吗？若不是为了我们茁壮成长，为了祖国繁荣昌盛，她们有何必受这份苦、这份累呢？她们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最可爱的人！她们每一个都是名副其实的“烛光奖”获奖人！

“春蚕到死丝方及，蜡炬成灰泪始干”这是对老师精神最好的写照。《守望一生》，就是让我们以优异的成绩来报答、感谢守望我们一生的教师吧！

提起林肯，想必每一个人都知道吧?对，他就是美国著名的总统之一，他的一生多坎坷泥泞，在竞选总统成功之前，没有哪一次是一帆风顺的：经商失败，竟选州长失败，婚姻失败……如果他在每次失败后，放弃了自己的理想，自甘堕落，那还有今天成为总统的他吗?还能成为大家心中学习的榜样吗?学生时代的我，遇到的挫折只不过是撒在地板上的豆粒，我有什么资格要说放弃呢?比起他的挫折，我又岂能气馁，岂能自甘堕落?我应该铭记那句名言：“我曾经错过太阳，但我不哭泣，因为那样，我还将错过星星和月亮。

别忘了，生活需要挫折，挫折是火，是灯，是路，是激发斗志的源泉。

今年的六一，和往年没有多大的区别，还是游园活动。

但是，这个六一我们的尖叫声响彻去霄，让我记忆犹新。是什么让我记忆犹新？就是——可恶的指压板。我刚路过六年级，就听见一个班里传来阵阵“啊，啊”声，于是过去看看，这是王逸轩一脸痛苦的走出来，对我说：“这种游戏你们女生还是不要玩的好，说罢，便给我看看他已”千疮百孔“的手。

这下，更勾起了我的好奇心，于是便排队准备玩。到我了，负责人给我一个乒乓珠和一个球拍要我把球运到对面。我小心翼翼地踩上指压板，顿时，我的脚麻木了，好想退回去，痛死了，但，已无退路了。我只好快步移动，完成了第一个任务！第二个任务，让我有了自杀的念头，在指压板上跳绳！有没搞错啊！谁这么狠心，走一步都是钻心的痛，何况跳绳5下啊！我只好闭着眼，轻轻跳了5下，发出了撕心的叫声。总算是过了第二关，还有一关，嘻嘻，还以为有多难呢，不就是手脚并用爬出指压板吗？简单，可出来的，我的感觉顿时从地狱上了天堂。手上也是”千疮百孔“啊！

这次六一的指压板真是令我难以忘怀啊！

抬头仰望天，发现天很蓝;低头笑看地，发现地很绿;翘首远望山，发现山很翠。轻声叩问自己，发现此时的心很净。宛如一泓未沾污的汪水，视线可直穿到底，忽一瓣花絮轻飘落在其上，单纯地晕开了一圈又一圈的圆弧，旬后有恢复了平静。

开首的一篇是某某出生，妈妈给宝宝奉上这一生。头一吻，点开了生命的起航，却是哭闹声与幸福脸的融集。从这，“家”终可填上缺失的一块，装点起了砖瓦拼凑的单调。

至尾的后记是某某逝去，子孙为至亲祭上白菊花。末一笑，画上了完结的句号，却是哭泣声与双眸闭的掩映。至此，“人”终可不再挺立地站着，回归于大地妈妈的至温怀抱。

经历过出生，目睹着死亡。缘是我们都紧握双拳踢踢蹬蹬地哭闹着被周遭的爱宠溺着，辗转之后，却要悄然无声地闭上双眸捉不住任何一种实在物质跟随死神。短叹人生如此匆匆，溜走的昨日亦不会倒退回映，昨日在灿烂的阳光也该照耀不了今日的翠叶吧。也许每当我们牢记着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老病死，那么眼前的每一刻，我们都会倍加珍惜把握!

与死的交替，该震慑不少敏感的心扉，我们都只不过是血肉之躯，本能也会是畏惧于死神的来临。然而又何来冒出如此烈烈英魂得讴歌?其实，那是心灵深处的一种呼唤，燃烧起他们得雄心壮志，即便是血肉之躯，也由于鉴定的信念塑造起了巨人的灵魂来覆盖一切的恐惧，尔况身亡于此?他们的轻轻回首也会骄傲于自己的历程。

卧坐于茵茵绿草之上，仰望着头顶枝叶间漏下的斑驳阳光，任它们在我的瞳孔嵌上几点迷醉的金黄，搜寻起过往的自己，凝固于此，就像跌落在水中听不到任何声音。轻声叩击心门，枷锁的铁门“嘎吱”打开了……走出了一个笑容可掬的自己，“砰”哋又一声清脆，像按了回收站的清空键，琐碎的一切，杂乱的疑窦都消失了!

我是一片梧桐叶，下面请听听我的一生的叙述吧！

春

春天来了，我长出来了，嫩嫩的、绿绿的，可爱极了，大家都喜欢我，我也整天在树枝上对鸟儿们说：“你们看我多漂亮啊！”鸟儿们听到这话对我说：“你真漂亮！”

这时，我得意你起来，最周围的花儿草儿说：“嘿嘿，看我多漂亮啊！”你们有我漂亮吗？”树干妈妈说：“乖孩子，你要虚心才好啊！”要下雨了，你快回来吧！“”不，我就要站在枝头，让大家都看到我的漂亮！“

那天晚上，下了一夜的雨，我差点被鱼给淋死你。我生病了，妈妈照顾着我，“看你还显摆，现在变成这样你吧！”“我不该这样的妈妈，对不起”“没有事，到了夏天会好的”

夏

我渐渐长大你，懂得你只要努力生长，争取养分，不骄傲，才会获得成功。我不停的吸收着养分，下雨时吸收着雨水，慢慢的，我长的绿油油的，大大的，人们见了也都夸我，周围的小花小草也羡慕我，但我并不骄傲，只是更加努力的生长着，因为我还是很娇嫩，只有更加强壮，才能经得起雨水的冲刷。

秋

我的叶子渐渐变黄了，但我并不伤心，因为我相信我会有一个新的未来，我也时常鼓励周围的叶子，让它们也不要伤心。我等待着落下，因为这才是我们叶子的生命的真谛吧！这一生我觉得自己已经活的很精彩了。

冬

冬天来临，这时我已经融在泥土里了。有雪姑娘给我盖上一层厚厚的棉被，我感到十分温暖，我滋养着我的大树妈妈，班她孕育下一代的生命，我相信我的弟弟妹妹们一定生长的比我更好。

这就是我的一生，叶子的一生，不同的时候我总是会有新的变化，我可以说，我的人生十分精彩，我的生命有了它的价值和意义！

在我们的一生中，亲情、友情、爱情是生命的主旋律，缺一不可，在这三种情愫当中，唯有友情是一种浩荡宏大、可以随时安然栖息的理想堤岸。也许，在我们的内心深处，谁都渴望拥有一位与心相约的朋友共同走…——题记

直到今天，我还清楚地记得他是去年十二月调到我们办公室上班的。那天上午，一口一个哥地称呼我，我感到很惬意。粗粗地打量他，一幅浓眉大眼，方正白皙的脸庞。一种直觉告诉我，我肯定能和他成为朋友，成为一种兄弟一般的朋友。当天中午，我们办公室主任召集大家吃饭，算是欢迎新成员的到来，并一一向他介绍了每一个人。就是那顿饭后，他没有再叫过我一声哥。

那段日子里，我还暂时住在城东，因为在城西买的房子正在装修，他住在靠近市中心的一个小区。下班我们同坐一趟公交车回家，短短的20分钟车程，成了我们每天交流的机会。我得知他就在这个城市上完大学，又和这个城市的一位姑娘——他的同学相恋结婚，并且正在等待小宝宝的出生，每天中午和下午他都得赶回家里，照顾怀有身孕的妻子，我感觉他是一个富有责任心的男子汉。他性格温和，操着一口带着方言味的普通话，从来没有因为什么事大悲大喜，我喜欢这种宠辱不惊的性格。

日子在一天天走过，上班时间，我们都各自忙各的，难得说上几句话。下班后一起坐公交回家，渐渐地成了我心中的期许。我们无拘无束地谈论着生活琐事，毫无遮掩地倾诉着心事，静静地听着彼此的经历和身世，总感觉时间过得太快。当他到站下车的时候，我总是按捺着不舍，默默地望着他匆匆远去的背影。我一次次地认定，他是我来到这个城市两年来遇到的可以互诉衷肠的人。

今年元旦，我正式搬进了城西新买的房子，离单位很近，步行也仅是10分钟的路程。下班了只要能和他凑在一起，我都和他一起等公交，然后坐在一起说一会儿话，虽然连5分钟都没有，但是我心甘情愿。因为在一起能让我体会到一种淡淡的温情，即使只言片语。而且我发现，他也从来没有表现出厌烦的样子，似乎也有一种期待。我时常想，假如我和他早早相识，假如在单位我不是单独的办公室，而是每天和他坐在一起，假如我们年龄接得更近，假如我们是同学，假如我们住在一个小区……那样的话，就会有更多的时间和机会接近。

现代生活的快节奏，种种物质利益的诱惑，人心的世俗化，使人们已经无暇敞开心扉交流，人与人之间虽然触手可及，但却在相互远远的凝望，有一种欲言又止的困惑。我时常期望着一种至真至纯的友情，没有任何利益互换，无需任何承诺。

在《读者》杂志上，我曾经看过一篇文章，题目叫《朋友一生一起走》，讲的是一对朋友，一生都在呵护和守望着友情。小学、中学是同学，大学还是同学，毕业了在一个城市工作，钓鱼登山在一起，喝酒打牌在一起，当一个终老离去的时候，还是另一个拖着年迈的身体赶来，默默地安顿朋友的灵魂，以后的日子里，又常常来到朋友安息的山谷看望。在我的脑海中，就出现了一位陷入深深思念的老人，独自伫立在山间，微风轻轻吹动他的满头银发，而眼前满目青山，坟头荒草萋萋。这是一幅多么动人的图景呀!虽然无言，却是对友情最好的坚守和表白。

我和他的友谊开始不久，但我愿意为“朋友一生一起走”而努力。

美国医学博士爱泼斯坦，是纽约大学医疗中心儿童神经外科主任，世界上第一流的脑外科权威之一。他首创了不少高难度的外科手术--包括切除脊柱和脑血上的肿瘤。然而，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样的一位卓有成就者，在校求学时，却曾是一个有着严重学习智障的学生。

爱泼斯坦博士在他的回忆录《我曾是智障者》一文中，讲述了自己求学的经历。他最不能忘怀的是他上小学五年级的时候，遇到了一位名叫默菲的老师。由于生理原因，爱泼斯坦遭遇了严重的学习障碍，尽管他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可仍不断遭受挫折和失败。他自认为比别人“笨”，就退却消沉，并开始装病逃学。默菲老师没有因他“笨”而轻视他，相反，满腔热情地鼓励他。有一天课后，老师把爱泼斯坦叫到一边，将他的一张考卷递给他那上面的答案都错了。“我知道你懂这些题目，我们为什么不再来一次呢?”老师挨个考问试题让爱泼斯坦回答。爱泼斯坦每答完一道题，老师都微笑着说：“答得对!你很聪明，我知道你其实懂这些题目，我相信你的成绩会好起来的。”他一边说一边把每个题目打上对勾。

默菲老师在爱泼斯坦的成长中起了多大的作用，我们无法估量。有一点可以肯定，如果换一个老师，只知道指责爱泼斯坦不努力，或者干脆把他视为差生，斥为“蠢笨”，也许，未来的医学奇才就夭折在他的手里了。正是默菲老师的赞扬和鼓励，激发了爱泼斯坦的信心，他才告别绝望，倔强地与命运抗争，不再认输，不再懈怠，终于完成了正常人也不容易完成的学业，成为医学博士。

“你很聪明，我知道你懂这些题目”，一句喝彩的话，扬起了一位少年的奋进之帆。喝彩能驱除消沉者心灵的阴影，使他们看到生活的美丽，看到希望的绚烂;喝彩能消融自卑者心灵的雾障，使他们信心百倍，勇气大增。一次小小的喝彩，甚至改变人的一生!

黑格尔在《生活的哲学》里讲述了这样的一则故事：一个被执行死刑的青年在赴刑场时，围观的人群中有个老太太突然冒出了一句：“看，他的金色的头发多么漂亮迷人啊!”那个即将告别人世的青年闻听此言，朝着老人站的方向深深鞠了一个躬，含着泪大声地说：“如果周围多一些这样的人，我也许不会有今天。”青年死刑犯的话让人深思。一个人老是生活在别人的指责、轻视甚至鄙视里，往往要么心灵泯灭自甘平庸;要么心灵变态仇视他人和社会!而富有爱心的人饱含善意的喝彩，则能引导人走上人生的正途。

也许就是你的一个小小的喝彩，世界就多了一份亮丽!

【点拨】正如陶行知老先生所说：“你的教鞭下有瓦特，你的冷眼里有牛顿，你的讥笑中有爱迪生。”所以，要以欣赏的眼光善待你身边的人和事，一个善意的赞赏，可能对他人产生极大的动力。“毁灭人只要一句话，培植一个人却要千句话，请你多口下留情。”多一些喝彩，少一些指责和训斥，也许就使他的人生更精彩!

【素材运用】此类素材适合“欣赏”“赏识”等话题，可直接引用。在“困难、失意”等话题下，可以作为榜样或动力进行引用，调动读者阅读兴趣。

旭日中队 周靖宜

今天，老师给我们放了部有教育意义并真实感人的电影——《守望一生》。这部电影主要讲述了乡村代课老师张云山的事迹。在一个宁静的山村里，有着这样一位为学生呕心沥血的老师，他就叫张云山.。当他邂逅了一位美丽姑娘“香兰”后，他为学校无私奉献的精神感动香兰，两人结为了夫妻。可后来，张云山大儿子小海因为得了心脏病，需要人照顾的时候，张老师却把更多的时间花在了自己的学生身上，儿子的病一拖再拖，小海终于因耽误病情离开了人世，厄运接二连三，这时的香兰也因孩子去世而精神失常，丢下了张老师和他的小儿子，不理解父亲的小儿子抛弃了父亲，最后家破人亡的张老师依旧以他的责任和善良爱护他的学生。

这部影片有太多让人感动的情景。看完后脑海总会浮现出这样一个个片断出来挑动了我那脆弱的神经。这所学校本来是一个贫困山区的学校，学生们的生活非常差，但张老师为了学生们的身体，偷偷地从家里带肉来给学生们吃，担心孩子们身体长不好会影响学习。这时的我被张老师的行为感动着。我想：“张老师多么的无私啊，自己的工资也只有几十元，自己都舍不得，什么好的都愿留给学生，视学生为儿女一样，多么善良的一个人呀!”想到这里我低下了头，鼻子酸了起来，眼泪顺着脸颊流了下来，想着自己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有时还不珍惜、想着自己跟这些学生的生活比起来有着天壤之别，心里跟打翻了五味瓶一样不是滋味。看到这些感人的片断，同学们跟我一样，心情都很沉重，百感交集地心情都被张老师的行为感动着。

张云山老师为了每一个孩子能学到知识，为了每一个孩子能走出大山，为了每一个孩子能完成自己的梦想，不管是贫穷还是富裕，是调皮还是懂事，他都用自己的汗水耕耘着别人的梦田，牺牲自己的利益，来完成伟大的教育事业，让学生们走出大山，过上美好的生活。

这部影片看完后，让我敬佩张老师的无私奉献和他执着的梦想，更喜爱他的善良淳朴。他用对学生的付出感动着我们，影响我们更应该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努力学习。我们就像一群群渴望绽放的花骨朵儿，像期待飞翔的小雏鹰，被老师鼓励着，他的精神时刻教育我们要懂得奉献和付出。

我也想对我的老师说：“老师，我敬佩您!”谢谢您对我们多年的教育!我们只有以好的成绩来回报!

牙齿的一生（上）

我是一颗小牙。生活在温暖而舒适的牙床小屋里。当我还是一颗乳牙时，我就尝到了食物的美味。

我的主人对我也是特别宠爱。经常用香喷喷的牛奶，煎地嫩黄嫩黄的鳕鱼排，甜甜的糯米糖……各种美味佳肴、山珍海味来滋润我！

我每天过地开开心心、无忧无虑、衣食无忧。可是好景不长，这一天，我的头部疼地厉害，身体虚脱，主人用牙签把我身上一层黄叽叽的牙菌斑挖掉了。我惊恐地发现我那洁白的身体上出现了一个大黑洞，大黑洞里爬满了一坨坨牙菌。

躺在冰冷的拔牙椅上，虎钳子摆着一张臭脸，飞快地向我冲来，一股钻心般的疼痛向我袭来。我惨叫一声，死死抱住我的牙床小屋的柱子不放。虎钳子被一双戴着手套的手给拿走了。随后，棉球老爷挺着个大肚子，向我撞来。“啊——”地一声，我被挤出了牙床小屋。被镊子叔叔紧紧地夹着，放入一个白盘子中。鲜血染红了盘子，失去家的我不禁伤心的哭泣了起来。

牙齿的一生（下）

终于，在主人16岁那年，我这一颗大名鼎鼎的小牙得到了重生。当我拼命地钻出来时，我终于站在了我亲爱的主人牙床小屋里。

像以前一样，我每天享受着各种山珍海味，什么慕斯蛋糕啊！美味鸡排啊，样样俱全！

不同以前的是，小主人越来越注重我了。每天都刷三次牙，用各种牙膏为我清洗，还经常给我洗澡。每个月都带着我去口腔医院去做保养！我一天比一天漂亮，一天比一天干净。当小主人照镜子时，我看见了自己的模样：白白的身体，洁净整齐地站成一排！哇！就像挂在牙床上的颗颗闪亮结晶般的宝石！

我真是快乐极了！希望能为主人服务一辈子，永远做一颗闪亮洁白的牙齿！

是的，这就是我，大名鼎鼎的牙齿！

我承认我喜欢追星，但还未到达那疯狂得不可比喻的境地。以前，都是三分钟热情，极少地去喜爱一个明星，都在数日之后，冷却下来，再也提不起那时的劲儿。但除了快男陈翔。从他一出现在快乐男生的舞台，我的视线便一棵也没从他的身上移过。

他与众不同的是他那干净、清晰、明净的歌声，他不太会选择那些烟花缭乱的歌，他不会把舞台弄得繁琐、复杂，给他一把吉他，再加上麦克风，他就能将歌声直直地唱进你心中的某一处，包括那与父亲的亲情，与朋友的友情，与情人的爱情。声音委婉而清脆，再加上独天得厚的外貌，足以让我神魂颠倒。

我爱的不仅是他的外貌和歌声，更重要的是他独一无二的气质，高雅、直立、不贪人间烟火。他的爱、他的逞强、他的执着、他的努力、他的性格足足可以改变我的一生了。

当我与父母吵架时，我总会以“陈翔不愿意看到我这样”作为借口，然后闭上嘴，不在与他们争吵。这时父母似乎也冷静下来，然后争吵没了，只有平静后的和风细雨。当我想懒惰下来的时候，我总会以“陈翔不愿意看到我这样”为借口，逼着自己要勤奋起来。当我不想做作业的时候，我总会以“陈翔不愿意看到我这样”为借口，来为自己买单。

生活中的种种不想，我不想做的、我该改正的，坏的方向发展的，我都会说“陈翔不愿意看到我这样”。

人生中有一个榜样，有一颗永远立在那的树，我此生无悔，没有人逼迫我，但我可以改变我自己。虽然很艰苦，但好歹我找到了我要成为完美的人的借口，那就是“陈翔不愿意看到我这样!”每次想逃避困难时，不想做事时，这句话一直作为我的借口，让我永远朝着成功的彼岸前进。陈翔加油!当然，我也要加油的!

终于一天，我会让你为我鼓掌，对我说“你很棒!”，然后成为知己，一直走到老，这样的蓝颜知己人生中只有一个也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