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名人故事有哪些（优秀20篇）

陈道明拍戏有不少“怪癖”。怪僻之一是不脱戏服。一旦进入剧组，换上角色的衣服，陈道明就不会轻易脱下来。在《归来》的整个拍摄期，他一直穿着陆焉识的破棉袄，下了戏也不例外，回酒店时常常引来侧目。这个习惯并不是在拍《归来》时才养成的，从《康熙大帝》到《楚汉传奇》，无不如此。拍《楚汉传奇》是在冬天，陈道明就穿一条单裤，因为他觉得戏中的场景是在秋天，多穿一条裤子会影响视觉效果。就为这，拍完戏就得了重感冒。在片场他总是穿着刘邦那套戏服，永远是整装待发的样子。之所以如此。陈道明的理由是：“进入剧组后，演员要做的第一件事是把戏服穿成自己的衣服，把道具变成自己的手持物，只有这样，这些东西才能‘贴神’，而不像借来或租来的。”

陈道明演戏的另一个怪癖是爱站着。在片场，稍微大牌点的演员都有专属的椅子，供休息用，陈道明却总是站着。《楚汉传奇》导演高希希透露，陈道明在片场一站就是一天。陈道明的“站神”精神，让剧组上下都肃然起敬。“你说陈道明站着，我们谁敢坐下？剧组就集体陪站呗！”高希希笑着表示，这算是一部“站着拍完的戏”。排练话剧《喜剧的忧伤》也一样，第一天排了7个小时，陈道明就没坐下过。

这些别人眼中的“怪癖”，在陈道明看来，只是演员的职业特性。他说：“演员这个职业是有职业性的，职业性有时候要付出代价。不都是光环，不都是掌声和鲜花。演员不能只带脸进现场，一定要带着脑袋进现场，因为演员不是演脸的，而是演心的。”

提起维克多·格林尼亚教授，人们自然就会联想到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格氏试剂。无论哪一本有机化学课本或化学史里，都有关于格林尼亚的名字和格氏试剂的论述。但是，你可知道这位伟大的发明者曾走过一段曲折的道路?

1871年5月6日，维克多·格林尼亚出生在法国瑟尔堡的一个有名望的资本家家庭。他的父亲经营一家船舶制造厂，有着万贯资财。在格林尼亚青少年时代，由于家境的优裕，加上父母的溺爱和娇生惯养，使他在瑟尔堡整天游荡，盛气凌人。他没有理想，没有志气，根本不把学业放在心上，整天梦想能当上一位王公贵人。由于他长相英俊，瑟尔堡年轻美貌的姑娘都愿意和他谈情说爱。也就在这时，他受到了沉重的一击。

一次午宴，刚从巴黎来瑟尔堡的波多丽女伯爵竟然毫不客气地对他说：“请站远一点。我最讨厌被你这样的花花公子挡住我的视线!”这句话，如同针尖一般刺着了他的心。他猛然醒悟了，开始悔恨过去，自我反省，产生了羞愧和苦涩之感。从此，他发奋学习，发誓要追回过去浪费掉的时间。当他21岁时，他离开了曾使他堕落的家庭，并留下一封信，上面写道：“请不要探寻我的下落，容我刻苦努力地学习，我相信自己将来会创造出一些成就来的。”

他来到里昂，拜路易·波韦尔为师，经过两年刻苦学习，终于补上了过去所开设的全部课程，进入里昂大学插班就读。

在大学期间，他刻苦学习的态度赢得了有机化学的权威菲利普·巴尔的器重。在巴尔的指导下，他把老师所有著名的化学实验重新做了一遍，并准确地纠正了巴尔的一些错误和疏忽之处。终于，在这些大量的平凡实验中，格氏试剂诞生了。

格林尼亚一旦打开了科学的大门，他的科学成果就像泉水般地涌出来。基于他的伟大贡献，瑞典皇家科学院授予他1912年度的诺贝尔化学奖。此时，他突然收到波多丽女伯爵的贺信，信中只有寥寥一语：“我永远敬爱你!”

半途而废是一个成语，形容半路上停下来不再前进。比喻做事有始无终。但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有些名人也有半途而废过。

尤斯图斯·冯·李比希，德国著名的化学家，他最重要的贡献在于农业和生物化学，他创立了有机化学。因此被称为“化学之父”。

李比希曾经试着把海藻烧成灰，用热水浸泡，再往里面通氯气，这样就能提取出海藻里面的碘。但是他发现，在剩余的残渣底部，沉淀着一层褐色的液体，收集起这些液体，会闻到一股刺鼻的臭味。

他重复做这个实验，都得到了同样的结果。这种液体是什么呢？李比希想，这些液体是通了氯气后得到的，说明氯气和海藻中的碘起了化学反应，生成了氯化碘。于是，他在盛着这些液体的瓶子上贴了一个标签，上面写着“氯化碘”。

几年后，晋中之窗李比希看到了一篇论文——《海藻中的新元素》，他屏着呼吸，细细地阅读，读完懊悔莫及。原来，论文的作者，法国的青年波拉德也做了和李比希同样的实验，也发现了那种褐色的液体。

和李比希不同的是，波拉德没有中止实验，他继续深入研究这褐色的液体有什么样的性质，与当时已经发现的元素有什么异同。最后，他判断，这是一种还未发现的新元素。波拉德为它起名“盐水”。

波拉德把自己的发现通知了巴黎科学院，科学院把这个新元素改名为“溴”。

春秋末年吴越战争中，吴王夫差为替父阖闾报仇，富国强兵，终于一战败越，本来已经要灭了越国了。却半途而废，后来放虎归山，自己则贪图享乐，不再励精图治。而越王勾践知耻后勇，卧薪尝胆，坚持不懈，终于20年一举灭吴，夫差身死国灭。

你知道第一部电话机是谁发明的吗？不错，是英国的科学家贝尔。

当贝尔宣布他发明了世界上第一部电话机，轰动了当时的整个科学界。不料，就在贝尔申请这项发明专利后，科学家莱斯却向美国最高法院对贝尔提出控诉，声称电话机的发明权应该归他所有。

事关一项重大发明的发明权和当事人的名誉权，法院不得不进行认真严肃的调查

并请有关科学家对贝尔和莱斯各自的申诉进行鉴定。

调查和鉴定结果证明，在贝尔之前，莱斯确实已研制成功一种利用电流进行传声的装置，这种装置能把声音传到1000米以外。但是这个装置仅能单向传送，不能双方互相交流。对此，莱斯确认不讳。于是：法院和科学家都断定，这种装置还不能被称为电话机。

贝尔面对法院和科学家调查组，也直言不讳，他曾借助过莱斯的实验。但他比莱斯更加细心，他发现了莱斯装置的不足。他将莱斯装置所用的间歇电流改变为连续的直流电，这就解决了话声短促多变的问题。

然后，他又将莱斯装置上的一颗螺丝往里拧了半圈，仅仅5丝米，于是话声就能互相传递了。仅仅这5丝米，就使电话机诞生了，这种结果使莱斯瞠目结舌，使科学家震惊万分。但是，事实就是如此。

法院最后判决是莱斯败诉，电话的发明权归贝尔。贝尔感到他利用了莱斯的实验，同意发明专利为他和莱斯共有。莱斯感慨地说：“我在离成功5丝米的地方失败了，我将终生记取这个教训。”他坚决拒绝与贝尔共享专利。

我们为贝尔的多一点耐心，多一份坚持，多一份认真，多一份努力，最终获得成功而庆幸。我们为莱斯的少了一点耐心，少了一份坚持，少了一份认真，少了一份努力，最终半途而废，与成功失之交臂而深感遗憾。

是的，差之毫厘，失之千里。有时失败与成功的距离仅在咫尺之间乃至毫厘之间。功亏一篑，功败垂成。人类每一努力的领域中，有些微小的差距，便把赢家与输家分别出来。

赢家之所以赢得这些微小的差距，往往不是决定于天才、资源或者脑子，而在于用心度的深浅。在探索的征途上，往往再多加一把劲，再多走一步路，就能“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跃上成功之巅。

明代大学士徐溥自幼天资聪明，读书刻苦。

少年时代的徐溥性格沉稳，举止老成，他在私塾读书时，从来都不苟言笑。一次塾师发现他常从口袋中掏出一个小本本看，以为是小孩子的玩物，等走近才发现，原来是他自己手抄的一本儒家经典语录，由此对他十分赞赏。徐溥还效仿古人，不断地检点自己的言行，在书桌上放了两个瓶子，分别贮藏黑豆和黄豆。每当心中产生一个善念，或是说出一句善言，做了一件善事，便往瓶子中投一粒黄豆；相反，若是言行有什么过失，便投一粒黑豆。开始时，黑豆多，黄豆少，他就不断地深刻反省并激励自己；渐渐黄豆和黑豆数量持平，他就再接再厉，更加严格地要求自己；久而久之，瓶中黄豆越积越多，相较之下黑豆渐渐显得微不足道。直到他后来为官，一直都还保留着这一习惯。

凭着这种持久的约束和激励，他不断地修炼自我，完善自己的品德，后来终于成为德高望重的一代名臣。

徐溥对自己行为的高标准约束显示了他强烈的自律意识，即使是在个人独处时，也能自觉地严于律己，谨慎对待自己的一言一行。慎独是自律的最高境界，它能让一个人在独立工作、无人监督的时候仍然能够不被外物所左右，而是丝毫不放松自我监督的力度，谨慎自觉地按照一贯的道德准则去规范自己的言行，一如既往地保持道德自觉。

谈到读书，我最佩服20世纪前半叶那一代文化名人，他们读书多，读得精，动不动一部大厚书就能背下来，真是了不得的功夫。

从《八十忆双亲》里，我们知道钱穆9岁就能背诵《三国演义》。此事值得一录：

那是一个晚上，父亲去镇上的烟馆议事，钱穆跟随同往。进了烟馆，一客忽然问钱穆：“听说你能背《三国演义》，是真的吗?”钱穆点头。又一客问：“今晚可以试试吗?”钱穆又点头。于是按照客人要求，他开始背诵“诸葛亮舌战群儒”。一面背诵，一面表演，把诸葛亮与张昭等人的语气动态，表演得淋漓尽致。大人称奇，小钱穆当然免不了有些飘飘然。

第二天，钱穆依然随父亲去烟馆议事。路过一座小桥时，父亲问：“认得桥字吗?”钱穆点头说：“认得。”又问：“桥字是什么旁?”答：“木字旁。”再问：“木字旁换马字旁是什么字，认得吗?”再答：“认得，是骄字。”父亲又问：“骄是什么意思，知道吗?”钱穆答：“知道。”父亲步步紧逼：“你昨晚的行为有这个骄字吗?”钱穆这时才明白父亲的意思，顿时如闻雷霆，俯首不语。

上世纪80年代，钱穆的孙女正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读书，向祖父请教读书问题，钱穆的回信：“《论语》外，须诵《孟子》《大学》《中庸》与《朱子章句集注》为主。《庄子》外，须诵《老子》。四书与老庄外，该读《史记》，须全读不宜选读，遇不易解处，约略读过，遇能解又爱读处，则仍须反复多读，仍盼能背诵……”

从张恨水的《山窗小品》里，我们知道他在14岁之前，就能够背诵《论语》《孟子》《左传》《大学》等典籍。而他很小时就写一些酷似《聊斋》的小说，可以证明他把《聊斋》读得烂熟了。从他上世纪30年代替写的《水浒人物论赞》，又可以看出他对《水浒》的烂熟。

作为文史学者的曹聚仁，奉行的读书原则也许不是背诵，而是“书读百遍，其义自见”。在《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里，他谈到自己对几部经典著作的阅读遍数：《儒林外史》读了100多遍，都是一本正经地读。读《红楼梦》赶不上俞平伯，但也先后读了70多遍。《聊斋》读了四五十遍，《水浒传》读了20多遍。《三国演义》读的遍数最少，只有两三遍，原因是它没有《三国志》引人入胜。《史记》读了多少遍，他没说，只说这是他最爱读的书，是下过一点苦功的。

一个人肚子里有多少书，就跟一个人腰里有多少钱一样，那属个人隐私。因而，更多人的读书功夫我们就不得而知。

例如，不是郑振铎亲自检验，我们怎么也不会知道茅盾能够背诵《红楼梦》;不是周建人的回忆文章，我们也不会知道鲁迅小时候是背过《纲鉴》的。从根本上说，是读书功夫成就了那一代文化巨人。

读了《你不可不知的中国名人故事》这本书后，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第一章——领袖人物。

在这一章里，我认识了治水英雄——大禹，故事里说的是在治水时期，大禹为了完成治水重任,娶妻涂山女四天便离开家,在外13年,没有回过一次家。“三过家门而不入”已成为千古流传的佳话,这体现了大禹为民造福的可敬形象。《大禹治水》这个故事还告诉我们：早在上古时代，人们就已经认识到了水的特性，了解了洪水泛滥的规律，并用原始工具战胜了洪水。在书中，我还认识了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武则天，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皇也是一位有才能的君主，她赏罚分明、唯才是举，又能广开言路，善于纳谏。国家在武则天主政期间，政策稳当、兵略妥善、文化复兴、百姓富裕，故有“贞观遗风”的美誉，为其孙唐玄宗的开元之治打下了长治久安的基础，武则天对中国历史做出过了巨大的贡献,我非常敬佩武则天。同时，我还从书中认识了一位少年天子——康熙，康熙皇帝是中国历史上一位很有才华的天子，他八岁就登上了皇位，少年时就挫败了权臣鳌拜，成年后先后取得了对三藩、明郑、准噶尔的战争胜利，在位六十年，真是太令人震惊了！

听了我的述说，你们应该对这些历史人物有些了解了吧！当然，还有许许多多的历史人物需要我们从书中去拜读。我们需要学习这些人物身上坚忍不拔、勤奋努力等等可贵的精神。在生活中，我们也要不断学习、不断完善自己，发扬团队精神和乐于助人的精神，把好的一面发扬光大，这样我们的班级、我们的学校、我们的社会就会变得更加美好！

防控疫情，教育系统迅速行动起来。尽管学校推迟了2020年春季学期开学时间，但面对疫情，我们每个教师都要细心 尽心，做好分内事，守好责任田。

这个春节，很多学生都留守家中，校园少了平素的匆忙和喧闹，但这何尝不是一次审视不足补习“功课”的机会。利用网络平台，我校教师积极支持疫情防控，帮助学生上好“责任”这门课;后勤部门推出家常菜教学视频，引导学生为父母捧上爱心餐，补上“亲情”这门课;有的教授隔着屏幕教学生练太极拳做健身操;向假期留校的外教和留学生及时通报疫情防控进展和措施，帮助他们做好疫情防控……战“疫”有温度，一条条通知一份份指南一个个举措，既是关爱，也是责任。

疫情当前，社会各界 各条战线都是积极的参与者 有力的支持者。用关爱去善待他人，以尽责来主动作为，必能守护好我们共同的家园。

汉朝时，少年时的匡衡，十分勤奋好学。由于家里很穷，所以他白天务必干许多活，挣钱糊口。只有晚上，他才能坐下来安心读书。但就是，他又买不起蜡烛，天一黑，就无法看书了。匡衡心痛这浪费的时间，内心十分痛苦。他的邻居家里很富有，一到晚上好几间屋子都点起蜡烛，把屋子照得通亮。匡衡有一天鼓起勇气，对邻居说：“我晚上想读书，可买不起蜡烛，能否借用你们家的一寸之地呢？”邻居一向瞧不起比他们家穷的人，就恶毒地挖苦说：“既然穷得买不起蜡烛，还读什么书呢１匡衡听后十分气愤，但就是他更下定决心，必须要把书读好。

匡衡回到家中，悄悄地在墙上凿了个小洞，邻居家的烛光就从这洞中透过来了。他借着这微弱的光线，如饥似渴地读起书来，渐渐地把家中的书全都读完了。

匡衡读完这些书，深感自我所掌握的知识就是远远不够的，他想继续看多一些书的愿望更加迫切了。附近有个大户人家，有很多藏书。一天，匡衡卷着铺盖出此刻大户人家门前。他

对主人说：“请您收留我，我给您家里白干活不报酬。只就是让我阅读您家的全部书籍就能够了。”主人被他的精神所感动答应了他借书的要求。

1920年，张澜担任四川省长。一次奉命前往北京，身边只有两个随从。走到秦岭，遇到当地有名的土匪王三村。他见7张澜就下马说，张省长，我们是来接你的，要护送你过去。张澜知道他是打家劫舍的王三村之后，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做？王三村说，因为你是为老百姓的省长啊。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张澜被推选为共和国副主席。周恩来素知张澜节俭，因为开国大典，特意拨了一笔服装费，希望他能一身簇新地出现在天安门城楼。张澜婉言谢绝：“国家的钱，即人民的钱，我怎么可以用来做了长袍穿在自己身上？但总理的考虑是对的，我将保证着新装与民同庆。”他自己出钱，赶制了一件布长衫，罩在旧棉衫之外。这就是我们在熟悉的《开国大典》那幅油画上看到的张澜的形象。

国家给他分配了一套规格很高的大四合院，孙女张梅颖说，当时政府对知名民主人士优待有加，张澜级别最高，理所当然应该享受高待遇，可是他拒绝了，只住在马匹厂胡同一所很小的房子里。在这里，他的小脚夫人刘慧征亲自劳作，种了一些家常蔬菜。张澜的女儿张茂延在文章中回忆说：“父亲在解放前，没有带回来足够养家的钱，母亲一直习惯于起早贪黑地劳动来补贴家用。”

没人知道马匹厂胡同那所不起眼的房子里住着国家副主席。张梅颖说：“他就看中这个了，又小又破的二层搂，不要大房子。生活特别简单，根本不许子女们跟他一块儿住。凡结婚的，必须出去住。任何人不许坐他的车，我只坐过他一次车，是1954年国庆节的晚上去天安门看烟花。我的祖母一直务农，表老（张澜）一去世，她马上回四川。”

1955年，张澜病逝于北京。张梅颖说：“表老去世后，有关领导去我家看我奶奶，表老唯一的一个小破箱子里头，装的就是补丁衣裳和袜子，他看了眼泪都掉下来了。表老给我们留下的是宝贵的精神财富，他教会我们如何做人、做事、做官。”

张澜晚年作《四勉·一戒》：人不可以不自爱，不可以不自修，不可以不自尊，不可以不自强，而断不可以自欺。这是其一生的立德准则。

1935年11月的一天黎明，2团被敌人包围在道北区的一个山沟里。激战一昼夜突围，部队伤亡很大。团长王惠同负伤被俘(后英勇就义)，道北区委书记兼2团政治部主任赵一曼指挥战斗时，一条大腿受贯通伤，骨头被打碎。22日，她和3个人转移到3区春秋岭附近一户农家时，被汉奸米振文发现。米振文报告第3“讨伐”队队长张福兴，张福兴带伪军将农舍包围。战斗中，赵一曼左腕被打穿，失血过多，昏迷后被俘。

从在珠河见到被俘的赵一曼，到10天后又将其押送到哈尔滨伪滨江省警务厅继续关押、审讯，警务厅特务科外事股长大野泰治都是个重要角色——让我们看看1962年5，月他作为战犯在押期间写的供词：

“这个妇女，穿着一件黑棉衣，腰下被血染着，脸伏在车台上，一个十八九岁的姑娘坐在她的身旁照料她。伤者头发散乱，大腿的裤管都被血灌满了，在不断往外渗。

我担心她马上死掉，得不到口供，从而失掉可能的情报，急忙走到她的身旁，叫喊道‘起来!’她从容地抬起头来看着我，看见她那令人望而生畏的面孔，我情不自禁地倒退了两三步。我让远间(即伪珠河县首席警务指导官远间重太郎——笔者)找个适当的审问场所。远间同县公所的翻译詹警卫商量之后，决定在马料房的高粱垛上进行。从审讯中，知道她叫赵一曼，二十七岁，在妇女抗日会工作，家庭是个富户，本人受过中国女性的最高教育。在以上这些问题上，她态度坦然，答语明快。

当问她关于赵尚志部队的事时，她回答：‘关于抗日联军的事，我不知道。’

我问她是不是共产党员，在党内是什么地位。她回答说：‘我同共产党没有关系。’我问她：‘为什么进行抗日活动?’一听这问题，她一下子提高了声调，作了义正辞严的回答，与其说是回答我的问题，不如说是对日军的控诉。她说：‘我是中国人，日本侵略中国以来的行动，不是几句话所能道尽的。如果你是中国人，对于日军目前在珠河县的行动将怎样想呢?中国人反抗这样的日军难道还用得着解释吗?我们中国人除了抗战外，别无出路。你们日本人口蜜腹剑。’接着她就‘日本军是保卫中国不受他国侵略’，‘日满一德一心’是‘兄弟之邦’等问题作了揭露。她那种激愤之情，在我看来简直不像个身负重伤的人。她对日本军固然很义愤，但讲得有条有理，使人一听就懂。当翻译把她的话向我翻译时，赵一曼就盯着翻译的嘴，生怕他翻不全似的，翻完了又继续讲，滔滔不绝，确是个有口才的人。我不知不觉地成了她的宣传对象了。”

“我又用鞭子戳了一下赵一曼的伤口，只见她身子抖了一下，脸上露出了忍痛而愤怒的表情。这时候待在她身旁的那个姑娘跳起来护着她。我命令旁边的警士把那个姑娘拉出去。我说：‘看样子你有点发火了吧?我不是为了听你那套话来的，你不说，我也会让你说出来的。你先把你共产党的身份说一说吧!’在我这样威胁下，她从容地回答道：‘我没有什么中共身份，强迫一个人说自己不知道的事情，未免太蛮横了吧?你说我是共产党员，你把证据拿出来!’她除了承认做妇女工作以外，其他什么也不说。于是我就用鞭子抽她的手，她干脆不说话了。”

用鞭子戳伤口，把竹签刺进指甲里，是为了使赵一曼屈服，得到他们想要得到的东西。从被俘地到珠河县城，一辆牛车在山道土路上颠簸，对伤口不作任何处置，任其流血，到送去哈尔滨，住进市立医院，也是为了同样的目的。因为他们发现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女人”，因为大腿上的贯通伤溃烂了，他们需要一个活口，而把竹签刺进指甲里是不会危及生命的。

医院毕竟不是伪警务厅的地下看守所，就有了逃走的机会。

赵一曼是12月2日押送哈尔滨的，何时被以“王氏”之名转至市立医院疗伤无从查考，看守她的伪警察换成董宪勋，是在1936年4月上旬。

这是一个挺沉稳的富于正义感的青年。他的身份、职业，使他对这个世界的黑暗、残忍和嗜血成性，看到的肯定比马上就要写到的韩勇义多得多。可他们都碰上了一个令他们、也让我们这些后人永远敬仰的人，两颗冬眠的中国心就怦然跳动起来。在1936年那个叫作什么“满洲国”的世界里，他们的行为有着特别的昭示意义。后人不会忘记他们，就像怀念那些在冰天雪地中战死的、冻死的、饿死的有名无名的抗联官兵一样。只是拿起笔来，心头总是压抑着愧疚，因为我和我们这些后人对他们知道得实在太少。

开头的话题，是多大年纪了，挣多少钱呀，娶媳妇了没有呀，家住哪儿呀等等，董宪勋都回答了。谈到日本侵略者的丑行，“满洲国”这个耻辱的怪胎，董宪勋就不吭声了，随之而来的则是他值班时环境的宽松。自然，赵一曼的话题也就更放得开、有针对性了，而且有机会把自己到东北的经历、见闻，写成类似小说的文字，董宪勋就成了第一个读者。有一天，董宪勋就说：俺想参加抗联，打日本子!

在这个假期里，一直是《中外名人故事》在陪着我。这本书中的名人让我知道读书的重要性，学习的重要性。书中的名人都喜欢读书，他们为了读书甘愿牺牲，废寝忘食，时间都没有了，因为他们爱读书。所以我们要学习他们这种坚持不懈读书的精神。书中让我一直记忆犹新的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文学家——孔子。

孔子从小就热爱读书。他听说了老子之后，就打定主意一定要去拜老子为师。孔子走了很多路，才找到老子。见到老子时，孔子很高兴地上前去拜见老子。老子看孔子是个有礼貌、谦虚好学的老实人，就收孔子当徒弟了。孔子被老子收了徒弟之后就更加刻苦学习了，老子说的每一句话孔子都铭记在心。老子离世后，孔子也自己收了很多徒弟，孔子收的徒弟个个都好学。从此，孔子也成了远近闻名的文学家。

其实在这本书里还有很多远近闻名的大名人，他们都和老子、孔子一样好学。

读了这本书以后，我也在慢慢地向他们学习，慢慢的做一个好学的孩子。因为我的英语成绩不理想，我就每天利用空闲时间练单词，背句型，读课文。在我的坚持下，我的英语已经有了进步。

因为读书，我有了改变。我今后还要多读书，从中学到怎样学习，怎样做人。

高尔基，伟大的文学家，他的著作有《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等。童年时家境贫寒，但非常喜欢读书。

高尔基从小就非常喜爱读书，但家里经济困难，他不得不去干活挣钱。

有一天，10岁的小高尔基来到一户人家干活。女主人吩咐高尔基：“你去烧水。水烧开了送过来。”

高尔基灌满了一壶水放在火炉上，又往炉膛里添进几块劈柴，将火炉烧得旺旺的。然后，他坐在火炉旁，等候水烧开。

高尔基刚坐了一会儿，就觉得这样干坐着是白白浪费时间，实在太可惜了。于是，他把随身带着的书拿出来，边看边等着水开。

突然，“啪”的一声脆响，高尔基的背不知被什么东西猛击了一下，立即像有无数枚钢针刺进皮肉，疼痛异常。

小高尔基急忙回头，只见女主人手里拿着一截木材，凶神恶煞地站在那里。还没等小高尔基转过神来，就又举起木材狠狠地打了他一下，于是又响起了那撕心裂肺的一声“啪”。高尔基的背部更加钻心地疼痛，额头上渗出了豆大的汗珠。

凶狠的女主人吼叫着：“看书！谁叫你看书的？”

高尔基夺路狂奔，才摆脱了狠毒的女主人。

可是，背部一阵阵的剧痛，折磨得高尔基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哭也不管用，喊也不管用，痛苦万分。

万般无奈之下，小高尔基只好偷偷地跑到了医院。

医生看见小高尔基步履艰难地走进屋，忙问：“怎么了，哪儿不舒服？”

高尔基痛苦的指了指背部。

医生一看高尔基的背部，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知道这是被毒打致伤的，便问：“是谁这么狠心？”

高尔基把遭女主人毒打的经过说了一遍。

医生一面听着，一面动手治疗。

高尔基背部的皮肉里戳进了许多柴刺，医生小心翼翼地将柴刺一根根拔出来，拔完将药涂在伤口上。然后，将拔出来的几十根柴刺递给高尔基，义愤填膺地说：

“你可以带上这些柴刺去控告女主人。”

于是，小高尔基手里托着柴刺，走到女主人面前说：“我现在就带着柴刺去控告你。”

这时，女主人慌了，拦住小高尔基说：“只要你不去控告我，你提什么条件我都答应！”

小高尔基见女主人害怕了，就说：“你允许我干完活以后读书，我就不去控告你。”

“好好好，我答应！我答应！”女主人连连点头。

贾岛之所以成名，却并非由于他的英雄气概，而是由于他的苦吟。人们最熟悉的“推敲”的典故，便是出于此公身上。毫无疑问，写“僧敲月下门”当然比“僧推月下门”的句子要好得多。这几乎已经成了讲究炼字的一个最寻常的例证。可是，懂得这样一些起码的文字“推敲”的技巧，难道就可以称得起是一位苦吟的诗人了吗？问题当然不是这么简单。否则，成为一个大诗人也太容易了。

贾岛的苦吟，实际上是在炼意、炼句、炼字等方面都用了一番苦工夫。而这些又都是与作品的思想内容和时代性分不开的。首先我们看到贾岛非常用力于炼意，因而他的作品具有引人入胜的意境。如果写一首诗而意境不佳，味同嚼蜡，叫人读了兴趣索然，那就不如无诗。有了好的意境，然后还必须保证这种意境能够在字句上充分表达出来。

贾岛的每句诗和每个字都经过反复的锤炼，用心推敲修改。但是到了他写成之后，却又使读者一点也看不出修改的痕迹，就好像完全出于自然，一气呵成的样子。由此可见，所谓苦吟只能是从作者用功的方面说的，至于从读者欣赏的方面说，却不应该看出作者的苦来。

贾岛有许多作品都可以证明这一点。例如《渡桑干河》的诗写道：“客舍并州已十霜，归心日夜忆咸阳。无端更渡桑于水，却望并州是故乡。”这首诗的意思很曲折，而字句却很平易。这样就显得诗意含蓄，使读者可以反复地咀嚼它的意味。如果多用一两倍的字句，把它的意思全都写尽，读起来就反而没有意思了。在贾岛的作品中，象这样的例子太多了。

林毅夫，男，原名林正义，原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七、八、九、十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席，于2005年获选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2008年2月，被任命为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负责发展经济学的高级副行长。2012年6月，世界银行副总裁的任期已届满。林毅夫成为62年以来，首位来自欧美国家之外的世行首席经济学家。

事实上，他是地道的台湾本省人，当年曾是台湾军中宠儿，蒋经国专门接见他。时至今日，人们仍难以理解，是什么使他抛妻离子，放弃前程，冒着生命危险，“泅渡”回大陆。随后他的人生经历也传奇般的被改变，事业如是，姻缘亦如是。

1946年以来，首次有中国人走上这个以现代西方经济学奠基者的名字命名的国际顶尖讲坛。林毅夫没有意识到，数日后，在10月离任的前任世行首席经济学家、法国人弗朗索瓦·布吉尼翁来电询问，是否愿意成为他的继任者？世行为挑选新的首席经济学家成立了一个小组，布吉尼翁是其中的成员，他并不是以个人身份发出邀请。

“我感到惊喜。”林毅夫说，“世行是最重要的国际发展机构，它的首席经济学家是经济学家在国际上最高的公共职务，一般是大师级的学者担任。我出任世行首席经济学家，完全没有想过！”

这是一个不寻常的任命：62年以来，他是首位来自欧美国家之外的世行首席经济学家；而在30多年前，中国对世行的定义还是“美帝国主义操纵的经济侵略的工具”。

世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34年之前，他还是台湾最有前途的军官林正谊，驻防在金门最前线。

回来是一种理性选择

1952年，林毅夫生于我国台湾省宜兰县。1975年，林毅夫以第二名的成绩毕业于陆军官校正期生44期步兵科，随即留校担任学生连排长，第二年考上国防公费台湾政治大学企业管理研究所，1978年获政大企管硕士，随即返回军中。

由于他先后从军校和政治大学毕业，林正谊成了军中宠儿。蒋经国专门接见他，并嘱人关照。随后，他被派往金门，担任陆军上尉连长，负责接待外宾参观第一线连的任务。

1979年5月16日傍晚，上尉林正谊游过两千多米的台湾海峡，抵达对岸的厦门，更名为“林毅夫”。多年后台湾媒体披露，当时与他一同失踪的物品包括“两个篮球、一面连旗、一件救生衣、一个指南针”。他的家人事先毫不知情，第二个孩子还在妻子腹中。但有意思的是，23年后，台湾军方才发布了对其“投敌”的通缉令。

时至今日，人们仍难以理解：这个地道的台湾本省人，不需要蹈海以解乡愁之苦。而1979年的大陆，经历了十年动荡，经济凋敝，将走向何处，一切都未确定，亦非乐土。是什么使他抛妻离子，放弃前程，冒着生命危险前往？

一位北大学生回忆，林毅夫有一次谈及当年时曾说，“当时有一种强烈的感觉——祖国的统一和民族复兴的希望在对岸。再待在台湾，内心不安。”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今天林毅夫以这样的句子，解释当年的抉择，“得失之间并没有那么难。”

但也有另一种盛传的说法

在第一线连，林毅夫经常悄悄地收听大陆电台，对祖国大陆充满了无限向往。然而，台湾海峡如一道屏障，使他心中的“大中国思想”无法实现。

当时，上尉林正谊曾听人说，金东题旅部某连有一名搜索排长，曾成功泅水到对岸。当时这名排长事前向蛙人借了“蛙鞋”，只说要下海学游泳，泅水的当晚到一家小店吃了一碗绿豆汤，第二天一早对岸就广播，宣布那名排长“起义归来”。这个故事给了林毅夫极大的启发。

林身材高大健壮，平素爱打篮球，且技术超群。按照当时盛传的说法，1979年5月16日傍晚时分，林毅夫“假传演习命令”，下达宵禁令，由连传令兵通知沿海岗哨，不准驻防马山播音站的官兵在夜晚点名后走出营房；若发现有人下海游泳，严禁开枪射杀，以让游泳者顺利泅水“叛逃”对岸；即使听到枪声，也不准一探究竟。其实，那个“游泳者”不是别人，正是下达宵禁令的林毅夫。

林毅夫光着膀子，整晚都身着短裤，以打篮球消磨时间。随后，他悄悄地抱着两只篮球下了海，依靠篮球的浮力，加上强健的体魄，沉浮之间，他顺利到达祖国大陆。

他成为1978年后首位归国的经济学博士

或许是巧合，他回来后的两个月里，两项深刻影响中国未来的变革先后出现——1979年6月15日，万里在安徽凤阳县农村考察，肯定了当地农民自发的包产到户尝试；7月15日，争论不休中，邓小平决定“不争论”，宣布设立深圳等四个特区。

林毅夫此后的经历，依然不平常。为了解中国社会生活，他就读北京大学经济学系，只是，当时的国内，只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现代经济学的引进，还要在几年之后，此时的林毅夫，还不知他将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

世行则在第二年来到中国。1980年中国恢复了在世行的席位，世行开始派遣官员到中国，为中国政府培训干部。人们回忆，长期与世隔绝之后，最初的中外交流颇为生涩：边际成本(marginal cost)被译成“零碎材料的成本”；而收支平衡点(break even point)则是“破碎了摸平的一点”。

了解一些西方经济学又通晓英文的林毅夫赢得了意外的礼物：他为到访北大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舒尔茨担任翻译，对他印象深刻的舒尔茨主动邀请他到美国留学。

1982－1986年，在盛产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以自由主义和严谨的数理分析着称的芝加哥大学里，林毅夫“几乎四年没出校门”，从这个西方经济学的麦加开始了经济学家生涯。他的博士论文《中国的农村改革：理论与实证》被舒尔茨评价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经典之作。

1987年，放弃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教职和世行等多家国际机构的工作机会，林毅夫带着三十多箱英文资料回到中国，成为1978年后首位归国的经济学博士。许多人为他惋惜——中国没有研究伙伴，没有讨论和交流，甚至资料都难以搜集，如何做研究？“我都知道。可研究是什么？就是要对不能解释的现象给出合理的解释。中国有的是这样的经济现象，这是最重要的。”林毅夫说，关于回来的决定，他“一点挣扎都没有”。

同样从海外回来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卢锋说，他赞同林毅夫的一个说法，“我们不要完全讲牺牲精神。回来是一种选择，是认为从长期而言对自己有利的选择。经济学的理性要用在经济学家自己身上。”

清华－布鲁金斯中心主任肖耿至今记得林当年的忠告，“做研究如同给木板钻孔，从薄处入手更容易有收获。”对中国经济学家而言，勿庸置疑，回到中国是理性选择——这里是“经济现象的金矿”，而1980年代的西方经济学界，少有人了解中国。

二十年来，几乎没有休息日，林毅夫不知疲倦地掘金。现实也慷慨回馈：改革开放以来，他最早在国际顶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数量可观。回到本土，以规范的经济学方法研究本土问题，并为国际承认。“他是我们的先行者。”肖耿说。

破镜重圆在他乡

林毅夫失踪时，已是一个三岁儿子的父亲，妻子陈云英腹中又身怀六甲。

陈云英与林毅夫第一次见面是在大学联谊会上，当时陈云英就读于台湾政治大学中文系。他们一见如故，后来两人有了更多精神上的接触和沟通。尽管双方家庭的差距很大，但陈云英从林毅夫的言谈中，觉得林毅夫是个关怀民众、胸襟宽广的人，内心为之深深吸引，以至于陈云英总有一种“他就是我”的感觉。

1975年，陈云英毕业后，林毅夫送给她的毕业礼物是一套中国锦绣河山画册。陈云英很快即与林毅夫结婚，第二年生下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

陈云英在一所中学里教授语文。一天下课回到家里，林毅夫给陈云英端来一杯开水，然后坐在她身边，一本正经地说：“如果我不见了，你可能要像王宝钏一样，苦守寒窑十八年……”陈云英以为只是一句玩笑话，没想到1979年5月16日夜里林毅夫真的突然不见了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芝加哥大学荣誉教授舒尔茨的邀请，让林毅夫于1982年，赴美留学。踏上美利坚国土地后，林毅夫立即通知在台湾的妻子来美国相见。

突然接到林毅夫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的消息，陈云英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她本已通过了两个托福考试，准备赴美读硕士。当陈云英辗转赶到美国见到丈夫时，两人抱头痛哭。

夫妻两人在一起仅仅几天，却又要分别了。林毅夫在芝加哥大学读经济，陈云英则到华盛顿大学读教育，两地相距甚远，很难经常见面。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他们的一双儿女，仍然留在台湾，要半年后才能接来美国。相聚的喜悦很快就被思念儿女的愁苦所压倒。陈云英上课之余，常常望着儿女的照片发呆，也常常泪水涟涟，她把所有的思念都融到了家信当中。孩子太小，认字很少，她就剪贴了一些漂亮的卡通画，经过加工，写些简单的汉字和拼音，让孩子们一看就知道这是妈妈从美国的来信。

半年后，一家4口终于在美国团聚了。陈云英从小受中国文化的熏陶，深知相夫教子为本职之一。于是她一边读书，一边抚育孩子。经常是陈云英一边两手按着打字机键盘做作业，一边把头转向孩子大叫：“别吵了，妈妈要读书。”陈云英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以一年半时间得到了特殊教育硕士学位的。她再读博士时，没办法时时照顾孩子了，只好把他们反锁在家里，这在美国是不允许的。无奈中陈云英只好嘱咐孩子：“妈妈不在家时，无论谁叫门都不要开，有人来电话，你们千万不要说妈妈不在家，就说妈妈在睡觉。”直到现在，她在美国的朋友还说：“我们都觉得很奇怪，你怎么老在睡觉。”就连陈云英的导师当时也觉得不可思议，这个勤奋的中国学生怎么老睡觉？

在美国的4年中，陈云英多次都是刚给孩子做完饭，几乎连抬头看一眼蓝天和阳光的工夫都没有，就接着跑进教室，身上散发出一股浓浓的中国炒菜味。她最终坚持下来了，拿到了两个博士学位。

1987年，在耶鲁大学经济发展中心工作一年后，林毅夫突然回到了中国，成为我国改革开放后第一个从海外归国的经济学博士。同年的6月18日，陈云英在通过博士论文答辩后的第8天，也追随丈夫回到了北京。

有“中国特殊教育第一人”之称的陈云英，多次受到国家教育部及残联的表彰，还被推选为全国青年联合会常务委员会常委、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委员。她多次与林毅夫一起参加全国政协会议，被人们称为“议政夫妻”。

如今，他们的一双儿女也已长大成人。大儿子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毕业后，赴美留学获得硕士学位；女承父业，从事金融方面的工作。

2007年，在被推选为台湾省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后，陈云英就跟丈夫开起了玩笑：你的经济学专业是研究怎么让人富起来，我的专业是让富起来的人怎么把钱花到该花的地方。”

“把白手套留在了芝加哥”

虽然林毅夫在国际经济学学术期刊上发表的论文，在全球华人经济学家中一直排名在前一二名，在国际上的排名也一直很靠前，但是，他并没有选择成为典型的学院派学者。

1987到1993年，他先后在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任职。从那时开始，为政府提供决策咨询、参与制定政策成为他的工作内容。他逐渐成为同龄的学者中离权力核心最近的几位之一。近年，“新农村建设”的建议者、“十五计划”和“十一五规划”的主要咨询专家等角色更使他为中国公众所熟知。

“芝加哥大学毕业后，最早回国参与中国现实经济政策研究，并没有担心研究现实政策问题会‘弄脏’名校毕业的‘白手套’。他把‘白手套’留在了芝加哥。”卢锋形容说。

走近政府、成为政府智囊，于林毅夫并不是困难的选择。这与他29年前的选择逻辑一致。他告诉记者，他从小喜欢历史，曾想成为历史学家，喜欢中国文化，也实践着中国文化对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定位。

他不介意人们认为他过于靠近政府，“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别人的评价不重要，把自己摆低一些，推动社会进步更重要。”当被问及独立的学者和智囊的角色，哪一个他更在意时，“独立的学者”，林毅夫丝毫没有犹豫地回答，只有作为一个独立的学者思考问题，才能对政府的决策有所贡献，这样才能称得上是智囊。“固然很幸运，有些建议后来被政府采纳成为政策”，但是，他说“不曾有在政府作出了决策后改变自己的看法去附和政府政策”。

几年前，濮存昕凭着自己在电视连续剧《来来往往》中的出色表演，红透了半边天。各种片约雪片似的飞来，制片商为了拉他加盟，较着劲儿提高片酬。而濮存昕却谢绝片约，一心一意做他的公益事业，令很多人困惑不解。

在演艺界，濮存昕是个热心社会公益慈善事业的人，很多重大的公益慈善活动中，都能看到他的身影。其实，做公益慈善事业，对于濮存昕来说，已经是一种日常生活，不管多忙，哪怕推掉报酬丰厚的片约，也要抽身完成自己的公益慈善计划。

一天，一位制片商朋友带着剧本、合同、片酬定金，特地赶到北京来找濮存昕，想重金请他出演一部完全可能火暴的情感电视连续剧的男一号。而濮存昕却不管朋友怎么恳求，就是一个劲地婉拒：“对不起，不是我不想演这部戏，而是我正在做‘防艾大使’公益活动，有很多事情要忙，确实没有时间演戏，怕耽误你的拍摄，你还是另请演员吧。”

濮存昕态度坚决，但是，制片商朋友还是不甘心地直言相劝道：“恕我直言，一个人难得几个事业高峰，你目前这么走红，是机会难得啊。就像一锅水烧到了99摄氏度，再添一把火就到100摄氏度了，而我这部戏，很可能就是这一把火，如果冷一下，温度就降下去了。现在影视界是人才济济，各领风骚一两年，你不抓住机遇，也许过不了几年，别人就取代了你，到时后悔就来不及了。”濮存昕听罢，笑着说：“我做公益事业，是自己自觉选择的，就是自己的事业，我不会后悔的。这世界有赚钱的事，有不赚钱的事，来钱的事需要人去做，不赚钱、赔钱的事也要人做，如果大家都去做赚钱的事，不赚钱的事没有人去做了，恐怕世界就没有钱赚了。”朋友见无法说动他，又问道：“你这样做的价值在哪里？你多拍戏，多赚钱，有了钱多向慈善机构捐善款救济穷人，不也一样吗？何必自己亲历亲为，影响了自身事业？”濮存昕固执地摇头答道：“不一样，我们身边不缺有能力做慈善公益的人，而是缺少愿意做慈善公益事业的人，所以我才要亲历亲为，想唤起全社会做公益慈善事业的热情，这比捐多少钱都有意义。”

制片商朋友只好失望地离开北京，另外去找主角了。电视剧拍摄成功，投放市场，果然火了，在剧中饰演角色的演员们都借此走红，身价倍增。濮存昕很真诚地祝贺朋友成功，没有半点后悔之意。

几年后，濮存昕去上海参加一个慈善公益活动，又与那位制片商朋友相逢了，两人相约走进咖啡厅聊天。制片商朋友见濮存昕虽然拍戏少了，但是观众并没有忘记他，只要有他的角色，照样火，不由感叹道：“存昕啊，我服你了，好多人削尖脑袋上角色，而你却不断拒绝角色，观众还那么认可你，喜欢你，你真是演艺界的常青树啊！”濮存昕听了，谦虚一笑说：“什么常青树，其实我这些年担任了国家青年话剧院的领导职务，演话剧多，演电视剧少了。可能是我经常在公益活动中露脸，观众忘记了我的角色，记住了我本人这张脸吧。”制片商朋友突然问起了另一个问题：“我见过很多热心公益慈善事业的人，但是像你这样执著，把公益慈善当作自己事业的人还真是不多见。你这样做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濮存昕淡淡一笑说：“报恩。”

濮存昕见制片商朋友惊讶不已，马上撸起自己的裤管，让他看自己的两条腿，他的两条腿很明显地一粗一细不太对称。接着，他动情地说起了自己的身世：“我儿时得过小儿麻痹症，一条腿险些残疾了，走路很困难，我是凭着不断治疗和锻炼恢复正常的。在我最困难的日子里，不知得到过多少善良人们的无私帮助和鼓励，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助鼓励，没有他们的风雨相伴，我一步也走不出。今天我成功了，有了帮助别人的能力，一定要以报恩的姿态，去无私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谜底揭开了，濮存昕不用投桃报李的传统方式报答当初帮助过他的人，而是用执著于社会公益事业来实现报恩目的，他的报恩最终演绎成了人间大爱，显得更加珍贵。作为一个具有感恩品德、善良心地、大爱情怀的演员，没有理由不得到人们的喜爱。

车胤囊萤映雪

车胤，年幼时好学不倦，勤奋刻苦。他白天帮大人干活，夜晚便捧书苦读。但是由于家境贫寒，常常没钱买油灯，书也读不成了。他为此十分苦恼。一个夏夜的晚上，车胤坐在院子里默默回忆着读过的书上的资料，忽然发现院子里有许多萤火虫一闪一闪地在空中飞舞。他忽然心中一动，要是把这些萤火虫聚集在一齐，借它们的光不就能够读书吗？于是，他开始捉萤火虫，捉了十几只，把它们装在白纱布缝制的口袋里，挂在案头。从此，他每一天借着萤光苦苦地读书。

战“疫”时的入党仪式、走进居家隔离家庭、社区青年干部护送隔离人员的故事……3月27日，一场特别的“云宣讲”在丰台区启动，500余名党员、团员干部、群众利用手机、电脑，在线聆听了马家堡街道时代风帆楼宇韩青、王佐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郑直、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青年教师唐啸主题为“疫情防控下的治理能力”的宣讲。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战争中，丰台区各级团组织闻令而动，广大团干部、团员青年、青年突击队、小V蜂志愿者积极投身一线参与疫情防控。据丰台团区委副书记刘博涵介绍，在新冠肺炎疫情处于“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关键时期，丰台团区委启动“抗疫先锋青年担当”系列宣讲，将宣讲与青年干部培养、新时代文明实践、青少年思政课教育相结合，通过青年专家讲理论、团干部讲政策、青年榜样讲事迹，积极宣传丰台区青年榜样的典型事迹，面向广大青少年开展理想信念教育，为全面打赢疫情防控战争凝聚青春力量。

此次丰台第一期宣讲的主题为“疫情防控下的治理能力”，既有基层团干部讲述社区防控政策，也有冲锋在防疫一线的青年榜样讲述亲身经历，还有青年教师从社会治理层面进行理论宣讲。

来自马家堡街道时代风帆楼宇党委的宣讲人韩青，既是一名基层非公党建的负责人，又是一名团干部，她讲述了疫情防控期间开展社区排查、建立楼宇防疫机制、处理突发情况、帮助企业复产复工，带领社区工作者坚守岗位的抗疫故事。宣讲人郑直是王佐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一名青年干部，他带来了社区卫生防控青年突击队的战“疫”故事。宣讲人唐啸是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青年教师，他宣讲的题目是《国家能力与危机治理：基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再思考》。从新冠肺炎疫情切入，分享了关于国家能力、危机治理以及推动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方面的理论研究，既有理性思考，又有生动案例，用深入浅出的讲解为青年听众们打开了更广阔的视野。

“在短短一小时中，丰台‘青年讲师团’的三位宣讲嘉宾多维度多视角的宣讲给我们上了最好的一课。”首都经济贸易大学17级会计学院本科生贯怡然在听完首场宣讲后感触颇深，她表示：“‘若有战，召必回’的楼宇工作者和‘坚定信心，逆行向前’的医护人员的感人事迹令我们动容;专家学者关于完善国家治理能力，推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研究也引发了我们的思考。当前，疫情防控仍然处于关键时期。我们作为新时代青年，应认真学习习总书记对于青年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守岗位勇挑重担。在对人民的服务中茁壮成长，在艰苦奋斗中砥砺意志品质。在实践中增长工作本领。用实际行动投身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让青春在党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绽放绚丽之花!”

据了解，今年以来，丰台团区委启动了“丰青讲师计划”,全年聚焦“青少年制度自信教育”1个主题;加强“与青年干部培养相结合、与新时代文明实践相结合”2个结合;汇聚“青年专家讲理论、青年干部讲政策、青年榜样讲事迹”3个群体;围绕“党的理论、时政热点、区情区况、青年先进” 4个专题;走向“基层、学校、企业、网络、脱贫攻坚主战场” 5个领域。为此，还组建了丰台区“青年讲师团”，由政治素质过硬、理论功底扎实、表达能力突出的优秀青年组成。

4月，丰台区“青年讲师团”还将持续开展“抗疫先锋青年担当”系列宣讲活动，“传承英烈精神 争当时代先锋” “疫情防控中的90后”等主题宣讲活动将陆续举办。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苏联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的一本著作。

奥斯特洛夫斯基本人就是一块钢铁。

奥斯特洛夫斯基出生在贫苦的工人家庭。他从小丧父，十岁给地主放牛，继而当童工。生活的苦水洗亮了他的眼睛，在老布尔什维克的影响、教育下，他加入了共青团，参加了红军。

在部队，他是一位勇敢的战士。由于头部、腹部受伤，他不得不退役，参加到经济建设战线上来。

奥斯特洛夫斯基无论来到哪里，都是拚命工作。修铁路、防洪抢险，他都不顾已经受伤的身体，以致全身瘫痪。接着，又一次严重的打击发生了:二十四岁的时候，他的双眼失明!

躺在床上，什么都看不见的奥斯特洛夫斯基并没有丧失前进的信心，生活的信心，和献身革命的信心。他决定:要拿起新的武器—笔，继续投入战斗，“藉此把我送回全线进攻的无产阶级的队伍里去。”

一九三O年，《钢快是怎样炼成的》一书开始写作了。身体瘫痪、双日失明的人，怎样动笔?困难是可想而知的。

奥斯特洛夫斯墓躺在病床上，首先构思整部书的轮廓，并把每一章的每一细节想好。为了写好人物对话的句子，常常边背诵，边思索，好象自己同自己交谈一样。

有时，他口授，让人代写，因为他的手臂只有肘以下这一段能活动。有时，他白己写，办法是，先用纸皮做一个框子，然后用手摸着框子，在里面写，这样就能防止把两行字重叠在一起。框子是垫在一叠二三十页的自纸上的，这叠白纸用一个夹子夹着。

入夜了。被书中情节所激动的心潮还平静不下来，奥斯特洛夫斯基就接连写下去。他一页又一页地写着，写好一页，左手从夹子上抽下这一页，到天亮，他的爱人一看，已经落了满地的稿纸，她连忙收拾起来。这时，她看到: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嘴唇有一层淡淡的血痕。显然，这是为了抵抗病魔的折磨，他忍痛而咬出的。他就是这样度过许多个不眠之夜。

一九三四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正式出版了。这部以整个生命写成的书，鼓舞了好几代的青年。

达·芬奇（1452～1519），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美术家、自然科学家、工程师。他出生於意大利佛罗伦萨城附近的芬奇镇，父亲是当地的公证人，母亲是农村妇女，但很早就死了。

达·芬奇从小就很聪明，长得也很漂亮，非常的惹人喜爱。上小学的时候，他各门功课的成绩都是很优异，算术课上他提出的一些问题，经常使老师感到棘手。课余时间，他的爱好是绘画。他在木板上、地面上、墙壁上居然无师自通地画出了栩栩如生的蛇、蝙蝠、蝴蝶、蚱蜢……父亲见了，非常欢喜。邻居们见他画什么像什么，都是亲切地称他为“小画家”。

芬奇的父亲本来不想让孩子学画，希望他子承父业，当一名律师。但是儿子非凡的画艺，把固执的父亲征服了。在他14岁那年，父亲终於高高兴兴地把他送到了当时的欧洲艺术中心佛罗伦萨，拜着名的画家、雕塑家和建筑师费罗基俄为师。

老师对学生的要求很严，他的教法也是很有些特别。达·芬奇来到画室的第一天是学画鸡蛋，第二天是学画鸡蛋，第三天仍是这样。无休止地画呀画呀，枯燥乏味极了，就这样画了一年。芬奇画腻了，心里想：“这有什么必要呢？一笔下去画一个圈儿就行了。”费罗基俄老师仿佛一眼就看穿了他的心思，对他说：“别以为画蛋很容易，很简单，要是这样想就错了。在一千只鸡蛋当中从来没有两只蛋的形状完全相同，即使是同一个蛋，只要变换一下角度看它，形状便立即不同了……所以，如果要在画布上准确地把它表现出来，非要下一番苦功不可。”

听了老师这番教诲，达·芬奇懂得了老师的苦心，就决心不停地练习基本功。他每天一大早就对着鸡蛋画起来，直到夜深人静了，仍然对着鸡蛋画。经过３年的努力，达·芬奇的技艺大长，他画的鸡蛋各具形态、维妙维肖，对色彩的感觉敏锐了，线条的把握准确了，手中的画笔也能绝对服从自己的意志了。老师看了非常满意。

有一天，费罗基俄画了一幅《基督受洗图》，他自己很满意，得意之余，对达·芬奇说：“芬奇，在这幅画上再画两个天使吧！”芬奇高兴地答应了一声，很快就把两个天使画好了，这两个天使体态活泼自然，面部表情生动柔和。老师一看大吃一惊，相比之下，自己画的是多么生硬板滞呀。他在心里承认学生超过了自己，感到既高兴又惭愧，从此竟然搁笔不画，专门从事雕刻了。

达·芬奇结束了学徒生活，开始了独立创作，《最后的晚餐》《蒙那丽莎》等都是他的不朽名作。他的绘画成就越高，作画越是严肃。据说达·芬奇在画《最后的晚餐》时，为了把出卖耶稣的叛徒犹大画好，曾到各种场合去潜心观察赌徒、流氓、罪犯的各种形象和举止。最后，他终於找到了让犹大惊惶失措和手里紧握钱袋的表现手段。这两处细节描绘的巨大成功，是与少年时长达数年的刻苦画蛋分不开的。

今天，妈妈从图书馆买来了一本名叫《中外名人故事》的书，我一回到家就兴致勃勃的读了起来。来源：

哇！这本书的目录上有这么多名人呀！不光有中国的名人，就连外国的名人也不计其数，其中就有爱迪生、瓦特、达尔文、爱因斯坦……名人，这当中最吸引我的属爱迪生了。来源：

爱迪生被人们称为“发明大王”，我想这也是恰如其分的，因为爱迪生一生中有20xx多种发明，其中有许多发明是我们这个时代很普通的东西，可是他们那个年代很罕见。爱迪生小的时候并不聪明，可是尽管这样他还是喜欢问一些问题，这也使他变得比常人更加聪明了。

《中外名人故事》中的名人都是靠着勤奋学习而成为名人的，所以我们就要学习他们勤奋学习的态度，长大后当一位对国家有用的人才。

张溥字天如，号西铭，太仓人，生于明朝末年，是明代著名的文学家。

张溥自幼刻苦自励，勤奋好学，每次读书，定要先亲手抄一遍，抄完后朗读一遍，然后焚化烧掉。接着再抄、再读、再焚，一篇经典文章非得如此六、七次后，才肯罢休。因为每一篇文章张溥都要抄七遍，他右手握笔的地方，指头手掌都结成厚茧了。冬天气候寒冷干燥时，手指皮受冻干燥而裂开，他就用温水暖一下手再抄，一天总要用温水暖好几次。

后来他就把自己的书斋命名为“七录斋”，一生的著作也称为《七录斋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