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国的历史典故两则(精彩20篇)

有一年，玉皇大帝下旨重修南天门，新的南天门气势宏伟、高耸庄重，仅仅缺一块匾。

有一大臣奏言道：“尘世王羲之极善书法，只要他的字能力与南天门相配。”玉皇大帝当即派王母娘娘与一仙女下凡请王羲之写匾。

这一天，王羲之玩耍以后返家，途中遇一老妇和姑娘在烙馍，老妇捏一个馍便从阁着的门帘丢进房子里间，正巧落在锅上。

王羲之惊叹不已，老妇称：“你写字的手法才高明呢。”王羲之谦逊地说他实际不过是徒有虚名而已。

老妇很不振奋，硬要他在案板上用扫帚写下“南天门”三个大字，与王羲之比凹凸。王羲之无法只好写了。

老妇喜上眉梢，捧起案板，说了声“多谢书圣写匾”，便一道白光升上苍空，本来老妇是王母娘娘变的。

庄公立般为太子，而季友辅佐。

叔牙死后不久，庄公薨。于是季友立太子般为国君，为庄公治丧，因此尚未正式即位。而庆父发难，派人弑杀了在党氏居住的子般。季友惊慌之间，逃往陈国。

庆父与庄公夫人哀姜一向都有私通，因此发难之后，他立哀姜陪嫁的叔姜之子，公子开为国君，是为鲁闵公(一作湣公)。

庆父立闵公之后，跟哀姜私通得更加厉害，但是始终觉得有妨碍，就想把闵公给杀了而自己当国君。齐国仲孙湫就预言“不去庆父，鲁难未已”(孔子说庆父不死，鲁难未已。比喻不清除制造内乱的罪魁祸首，国家就得不到安宁。亦指了结或停止危害的关键事物。)

闵公二年，庆父派大夫卜齮袭杀闵公于武闱。季友听闻，自陈至邾，接庄公妾成风之子申，请鲁人以其为国君。庆父忧惧，出逃到莒。于是，季友送公子申入鲁，并重金贿赂莒人，抓庆父回国。庆父请求让他出逃，季友不肯。于是庆父自杀。立其后为孟氏。

关于孟氏，《春秋》又作仲氏。因为当初庆父虽为长兄，但为了表示君臣之别，于是自称仲，史称共仲。实际上，当时的人都以其年长而叫他的后代为孟氏。

季友立公子申，是为鲁僖公(史记作“釐公”)。僖公元年，季友帅师败“莒师于郦，获莒拏”，“公赐季友汶阳之田及费”，季友为鲁国相。季友相僖公，执政多年，把鲁国治理得井井有条。鲁人作《诗·鲁颂》称赞。僖公十六年，季友卒，谥成，史称“成季”，其后立为季氏。

导读：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搜索整理的历史典故，欢迎参考阅读!希望能给大家带来帮助!

唐宪宗即位以后，对政治进行了一些改革，任用了一些像李绛那样的正直的大臣当宰相。但是他仍旧宠信宦官。他想讨伐藩镇，用一个宦官头子做统帅。这件事引起一些大臣的反对。反对得最激烈的是左拾遗白居易。

白居易是唐代着名诗人，下邽(今陕西渭南东北，音guī)人。他擅长作诗的名气，很早就传开了。白居易自小聪明，生下来刚六七个月，就能辨认“之”、“无”两个字，五六岁就开始学写诗。大概在他十五六岁那年，他父亲白季庚在徐州做官，让他到京城长安去见世面，结交名人。

那时候，正是朱泚叛乱之后，长安遭到很大的破坏。特别是连年战争，到处闹粮huang，长安米价飞涨，百姓的日子很不好过。

当时，长安有一个文学家顾况，很有点才气，但是脾气高傲，遇到后生晚辈，常常倚老卖老。白居易听到顾况的名气，带了自己的诗稿，到顾况家去请教。

顾况听说白居易也是个官家子弟，不好不接待。白居易拜见了顾况，送上名帖和诗卷。

顾况瞅了瞅这个小伙子，又看了看名帖，看到“居易”两个字，皱起眉头打趣说：“近来长安米价很贵，只怕居住很不容易呢!”

白居易被顾况莫名其妙地数落了几句，也不在意，恭恭敬敬地站在旁边请求指教。顾况拿起诗卷随手翻着翻着，他的手忽然停了下来，眼睛盯着诗卷，轻轻地吟诵起来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顾况读到这里，脸上显露出兴奋的神色，马上站起来，紧紧拉住白居易的手，热情地说：“啊!能够写出这样的好诗，住在长安也不难了。刚才跟您开个玩笑，您别见怪。”

打这次见面以后，顾况十分欣赏白居易的诗才，逢人就夸说白家的孩子怎么了不起。一传十，十传百，白居易也就在长安出了名。不到几年，他考取了进士。唐宪宗听说他的名气，马上提拔他做翰林学士，后来又派他担任左拾遗。

白居易可不是那种争名求利、向上级阿谀奉承的官僚。他一面不断地创作新的诗歌，揭露当时社会上的一些不良现象

一面在宪宗面前多次直谏，特别是反对让宦官掌握兵权。

这一回，白居易谏阻宪宗封宦官做统帅，惹得宪宗很气恼。他跟宰相李绛说：“白居易这小子，是我把他提拔上来的，怎么对我这样不敬，我实在忍耐不住啦!”

李绛说：“白居易敢在陛下面前直谏，不怕杀头，正说明他对国家的忠心。如果办他的罪，只怕以后没人敢说真话了。

唐宪宗勉强接受李绛的意见，暂时没有把白居易撤职。但是，过了没有多少天，终于把他左拾遗的职务撤掉，改派别的官职。

白居易写了许多诗，其中有不少是反映现实的，像《秦中吟》和《新乐府》。在这些诗篇中，有的揭露了宦官仗势欺压百姓的罪恶，有的讽刺官僚们穷奢极侈的豪华生活，有的反映了劳动人民的痛苦遭遇。他的诗歌通俗好懂，受到当时广大人民的欢迎，街头巷尾，到处都传诵着白居易的诗篇。据说，白居易写完一首诗，总先念给不识字的老婆婆听，如果有听不懂的地方，他就修改，一直到能够使她听懂。这当然只是一种传说，但是说明他写的诗歌是比较接近群众的。

正因为他的诗反映现实，触犯了掌权的宦官和大官僚，也招来了一些人的咒骂和忌恨。有些人想诬陷白居易，只是一时找不到借口。

过了几年，白居易在太子的东宫里作大夫。有一次，宰相武元衡被人派刺客暗杀了。这次暗杀有复杂的政治背景，朝廷的官僚谁也不想开口。只有白居易站了出来，首先向宪宗上了奏章，要求通缉凶手。宦官和官僚抓住这个机会，说白居易不是谏官，不该对朝廷大事乱主张，狠狠地告了一状。

接着，又有一批一向讨厌白居易的官员，乱哄哄造谣污蔑，向白居易泼污水。有人说白居易的母亲是看花掉到井里淹死的，白居易居然还写过《赏花》、《新井》的诗，那不是大不孝吗?

经过这样罗织罪名，谁也没法给白居易辩护，白居易终于被降职到江州(今江西九江)去当司马了。

白居易无辜受到贬谪，到了江州之后，心情十分抑郁。有一天晚上，他在江州的湓浦口送客人，听到江上传来一阵哀怨的琵琶声，叫人一打听，原来是一个漂泊江湖的老年歌女弹的。白居易见了那歌女，又听她诉说她的可悲身世，十分同情;再联想到自己的遭遇，引起满腔心事。回来以后，写下了着名的叙事长诗《琵琶行》，诗中说

我闻琵琶已叹息，又闻此语重唧唧。

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后来白居易又几次回到京城，做过几任朝廷大官。但是当时的朝政十分混乱，像白居易这样正直的人不可能有什么作为。他把他全部精力倾注到诗歌创作中去。他的一生一共写了二千八百多首诗，成为我国文学宝库里的一份十分珍贵的遗产。

相传，在很早以前，承德东北边的黑山叫摩天岭，这里地势险峻，很难有人能攻下。摩天岭的西面是悬崖峭壁，东面与大山相连，只有南边的龙潭洼一条山路可通。

在花木兰抗击匈奴那阵，这里住的是匈奴的先锋官右贤王。匈奴兵将把守住南山口，只要有兵马攻山，滚木擂石一齐往下打，没有不被打退的。

话说花木兰扫北来到这里，一连攻了几次都攻不上去，只得把兵马先驻扎下来。驻扎兵马的地方，就是现在的花木兰城。当时花木兰从军已经十多年了，心中想念爹娘，想念乡亲，恨不能一脚踏平摩天岭，班师回朝。她坐在大帐里闷闷不乐地想计策，可总想不出好办法。

一天，花木兰率领将士来到摩天岭对面的二龙山上观察地形，看见一群羊在陡峭的山上蹦来跳去，不禁叹道：“人如果有羊那样爬山的本领该多好啊!”

这天夜里，她带军卒打着灯笼去查哨，突然传来“咩——”的一声羊叫，把她吓了一跳。她忽然想：我何不用羊灯计破摩天岭呢!

第二天，她便让兵卒四处买羊，在二龙山顶建了一座圈羊的城堡——就是现在的锁羊城。打发人找来扎纸匠人日夜赶糊灯笼。她又在附近访问当地山民，找出了一条登山的小路。

在一个漆黑的夜里，花木兰让士兵们把每只羊角上挂上灯笼，赶进龙潭洼。羊群漫山遍野往摩天岭跑去，匈奴守兵一见，以为是花木兰攻山的人马，便齐放滚木擂石。羊见有木、石滚来，有的吓得往岩石上逃，有的顺着陡坡往上跑。这下可把右贤王吓坏啦!他们怎么能登险石而上?难道是天兵!匈奴兵将不明真相，乱了阵脚;花木兰乘机从小路攻上去，把匈奴兵将杀死一多半。右贤王领着残兵败将，一气跑回北国，再也不敢侵犯了。

花木兰以她聪明的才智和勇敢的斗志，攻下了摩天岭，把匈奴抢的东西分给百姓，班师回朝了。

楚庄王为了郑襄公要求讲和，才去请陈灵公来跟郑国一块儿订立盟约，没想到陈灵公给夏征舒杀了，他只好把三国订约的事搁下，先去平定陈国的内乱。赶到楚庄王收服了陈国，郑襄公又归附了晋国。这一来，差点把楚庄王气坏了。他恨郑国说了不算，打算再去征伐。令尹孙叔敖说：“咱们去打郑国，晋国一定去救;要征服郑国，必须打败晋国。因此，非发大军不可。”楚庄王就率领三军，在公元前597年(周定王10年，楚庄王17年，晋景公3年，郑襄公8年)， 浩浩荡荡直向荥阳进发。

楚国的军队占领了郑国的四郊，把荥阳团团围住，日夜攻打。郑襄公一心依靠着晋国，眼巴巴地等着晋国的救兵。楚国人一连气打了十七天。郑国人死伤了不少，将士们咬着牙，守住城，时时刻刻盼着晋国人来救。他们的希望每天跟太阳一同升起来，又每天跟太阳一同落下去。末了荥阳东北角的城墙给楚国人打坏了一大段，一下子倒了好几丈。全城的老百姓一齐全哭了起来。那种大喊大叫发疯似的哭声把整个荥阳城变成了地狱。男女老少只是哭着、哭着。全城的人等着给人家屠杀，或者全掳了去做奴隶。楚庄王一听到全城的哭声，立刻下令退兵。公子婴齐拦住说：“咱们一连气攻打了半个多月，好容易打塌了一段城墙，就该冲进城去，怎么反倒退兵呐?”楚庄王说：“别这么说。郑国人已经知道咱们的厉害了。何必再用武力呐?我不愿意人家光知道咱们的厉害，咱们还得叫人家知道咱们的好心眼。”跟着，楚国的军队退去了十几里，让郑国人缓一口气。

楚庄王只知道好心眼就是好心眼，可不知道怎么样玩花样让人家都知道他的好心眼。比方说：齐桓公要帮助邢国和卫国，并不立刻就动手，他得等着那两国给北狄灭了以后，才向列国诸侯大声嚷嚷，去重新建造夷仪和楚丘，这么着，人家才知道他的好心眼。晋文公要收服原城，他先下命令：三天之内攻不下来，他就不要原城了，大家伙儿嚷嚷出去，人家才把他追回去。宋襄公要用仁义去抵抗武力，他必得做了一面大旗，把“仁义”两个字打出来，人家才能够瞧出他的好心眼。楚庄王对这一手可玩不出来。他下令退兵，谁也不知道这是他的好心眼，这不是白饶吗?郑襄公和那些个等着挨杀的郑国人，一瞧楚国退了兵，不说楚国人让他们缓口气，反说是因为晋国的人马到了。大家伙儿精神百倍地先把城墙修好，等着晋国人替他们去打胜仗。楚庄王这才知道郑国并没有归附的意思，就又把荥阳城包围起来。郑国人一连气守了三个多月，还瞧不见晋国的人马。大家伙儿这才觉得不对头。楚国的大将乐伯率领着勇士上了城墙，杀散了守兵。另外一部分将士冲到城下，劈开城门。楚国的大队人马进了荥阳城。

楚庄王下令，不许杀害老百姓，不许抢掠财物。楚国的大军又整齐又严肃地到了大街上。迎面来了郑襄公。他打扮成罪犯的样子，披着头发，露着上身[文言叫“肉袒”]，手里牵着一只羊，恭恭敬敬地来迎接楚国的军队。他跪在楚庄王面前，说：“我没有好好地伺候贵国，叫大王生气，这全是我一个人的不是。现在敝国的存亡全在大王手里。要是大王看着过去的交情，还让敝国做个属国，永远伺候贵国，这就是您的大恩大德了。”一边说着，一边直流眼泪。公子婴齐恐怕楚庄王耳软心活，就提醒他，说：“郑国直到打得顶不住了才投降。这种投降决不是出于真心。大王今天要是饶了他，让他归附，明天晋国人一到，得!他又背叛起来，那多麻烦哪!不如干脆把郑国灭了，省得以后再麻烦。”楚庄王可比公子婴齐精明得多了。他知道一时不能把郑国灭了，落得答应郑襄公把郑国收为属国。他就故意摆出大大方方的神气，说：“要是申叔时在这儿，他又该说我在庄稼地里夺牛了。”

楚庄王立刻下令退兵三十里。郑襄公带着几个大臣到楚国兵营里再要求楚庄王让郑国归附。楚庄王同他们订了盟约以后，带着大军回去了。

楚国的军队走了一程子，忽然来了个消息，说，晋国拜荀林父为大将，先垮[hu二声;先轸的儿子]为副将，率领六百辆兵车，已经到了黄河边上，前来搭救郑国。楚庄王叫军队安营下寨，要瞧瞧晋国人到底要怎么干。

林四娘原本是秦淮歌妓，后又成了衡王朱常庶的宠妃，虽然平生只参加过一次战争，却因此而被人们称为“姽婳将军”。下面是小编分享的关于姽婳将军的历史典故，欢迎大家阅读！

《红楼梦》第七十八回中，贾政讲述了“姽婳将军”林四娘的故事。当年一位恒王出镇青州，他“好武兼好色”，令一班美女习战斗攻拔之事，其中林四娘“姿色既冠，武艺更精”，恒王让林四娘统辖诸位美女，称为“姽婳将军”。

当然了，这位恒王是一个真正的“须眉浊物”兼草包，竟被“流贼”杀死。文武官员纷纷要献城，“不期忠义明闺阁”，林四娘带领众美女夜袭贼营，力战不支，殉王报国……有人考证，曹雪芹并非杜撰，历史上确有其人其事。林四娘是明末崇祯年间的秦淮歌妓，后成为衡王朱常庶的宠妃，平生只参加过一次战斗，在战斗中香消玉殒，被人们称为“姽婳将军”。

到了清代，蒲松龄还把林四娘写进了《聊斋志异》。

此事的考证是否可靠不得而知，但是历史上层出不穷的“姽婳将军”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她们不爱红装爱武装，不系明珠系宝刀，艳李浓桃临战场，让婀娜和娇媚在刀光剑影里亮丽着。她们上马杀敌，就是将军；下马后娴静美好，是为“姽婳”，称之为“姽婳将军”，用《红楼梦》中的说法，是“妙极神奇，更觉妩媚风流”。

我国有文字记载的第一位“姽婳将军”是妇好，她是商王武丁的妻子。甲骨文中有关她的记载有二百多条，她曾率领一万多人的军队去攻打前来侵略的鬼方，并大胜而归，因功勋卓着而深得国民的爱戴。

后来，她的墓中出土了带有“妇好”铭文的“钺”，是妇好生前曾使用过的武器，重八点五公斤。另一件虎纹铜钺重九公斤。妇好使用如此重的兵器，可见她武艺超群，力大过人。

在历史中，虽然这些巾帼英雄不让须眉，屡立功勋，但正式被皇帝册封，列入国家编制的女将军只有一位，她就是明末的女帅秦良玉，她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封侯的女将军。

秦良玉是一位苗族姑娘，她骁勇善战，足智多谋，自幼从父习文练武，善骑射，通诗文，战功卓着。她统帅的“白杆兵”更是威名远扬，这也是她自己独有的一支部队。

崇祯二年十二月，清兵绕道喜峰口，直抵北京城下。崇祯皇帝匆忙下诏征调天下兵马勤王。秦良玉闻讯，火速“出家财济饷”，率“白杆兵”兼程北上。当时各地赶来的十余万官军互相观望，畏缩不前。唯独秦良玉率先奋勇出击，收复永平、遵化等四城，解除了清兵对北京的威胁。

为此，崇祯皇帝召见了富有传奇色彩的女将军秦良玉，封其为一品夫人，充总兵官，加封少保。崇祯感慨万千，写下四首诗赐给了秦良玉，夸赞她的功绩。其中“世间多少奇男子，谁肯沙场万里行”这一句是非常值得体味的。在国家危在旦夕的时候，崇祯皇帝对男人们也许是不抱什么希望的，他们是靠不住的。明末的男人们也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这一点。

火是人类社会步入文明的标志，改善了人类的生存环境和生活条件，它与电一样，都是人类进步发展的标志。人们最初对火的认识，来自自然界的火，雷电经常引起森林的火灾，火灾过后留下了大量来不及逃生就被活活烧死、烤熟的动植物，远古人类尝到了熟食的鲜美，从此学会了以火取暖，以火来烧烤鲜美的食物。

在古时候，人们相信火是由神来掌握的。于是，火神就在宗教和民俗中出现了。人们祭拜火神，希望能得到火神的庇佑。中国古代认为火神是一位叫祝融的人，他最先掌握并教会了人们使用火。

黄香，东汉时期官员、孝子，是"二十四孝"中"扇枕温衾"故事的主角。下面是小编整理的黄香公孝顺父母的历史典故，希望对你有帮助！

黄香公简介：

黄香(约68年-122年)，字文强(一作文疆)，江夏安陆(今湖北云梦)人。东汉时期官员、孝子，是"二十四孝"中"扇枕温衾"故事的主角。他年方九岁时，便知事亲之理，名播京师，号曰"天下无双，江夏黄香"。后任郎中、尚书郎、尚书左丞。又升任尚书令，任内勤于国事，一心为公，晓熟习边防事务，调度军政有方，受到汉和帝的恩宠。后出任魏郡太守，于水灾发生时以自己的俸禄赏赐来赈济灾民。不久被免职，数月后在家中去世。其子黄琼、曾孙黄琬，都官至太尉，闻名于天下。

黄香公孝顺父母的典故

黄香9岁那年，母亲生重病医治无效离开了人世,黄香悲痛万分。在母亲的遗体前，他下决心要好好孝敬父亲。从此父子俩朝夕相处，相依为命。早晨一起床，黄香便到父亲床前请安。吃，先请父饭时亲入座，自己再坐，有好菜总请父亲先吃。寒冬腊月，房间里温度很低，晚上，黄香没有马上去读书，竟先钻到父亲的被窝里去睡觉。父亲看到了，吃惊地说：“香儿，你怎么那么早就睡到我的床上了?”

黄香笑笑说：“父亲，天气这么冷，孩子睡在您的被窝里，将席子温暖一下，待您睡觉时，不致于太冷。”这就是弟子规里：冬则温一说。

夏日炎炎，他为父亲摇扇驱蚊解暑，直到父亲入睡，方才回墓庐学习;严寒冬日，黄香总是先用自己的体温把被子焐热后，再请父亲入睡，唯恐父亲受凉。

这就是弟子规里：夏则清一说。

正如那句著名诗句：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

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百善孝为先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呀!黄香公孝顺父母的故事告诉我们要好好的孝敬最爱我们的父母!

谦逊是一种极为难得的美德，它能够促使人不断地进取，主动去做应该做的事。才干是成功的必要条件，谦逊是成功的基础。以下是小编为您带来的趾高气扬的历史典故，欢迎阅读!

【出处】(春秋)左丘明《左传·桓公十三年》。

【释义】趾高：走路时脚抬得很高;气扬：意气扬扬。走路时脚抬得很高，神气十足。形容骄傲自满、得意忘形的样子。

【历史典故】

公元前701年春，楚国掌管军政的莫敖屈瑕率军在郧国的城邑蒲騷(今应城西北)与郧、随、蓼等诸侯国的联军作战。由于对方盟国众多，屈瑕准备请求楚王增派军队。将军斗廉认为，敌方盟国虽多，但人心不齐，只要打败郧国，整个盟国就会分崩离析，他建议集中兵力迅速攻破蒲騷。屈瑕采纳了斗廉的建议，果然大获全胜。

屈瑕本就是个看重外表，且无自知之明的人，有了这次的胜利，他就骄傲起来，自以为是常胜将军，从此任何敌人他都不放在眼里。过了两年，楚王又派屈瑕率军去攻罗国。出师那天，屈瑕全身披挂，威风凛凛的。

送行的大夫伯比返回的时候，对给他驾车的人说：“我估计屈瑕这次出征一定要吃败仗，你看他走路的时候脚抬得那么高，一副神气十足的样子，还能冷静地、正确地指挥作战吗?”

伯比越想越不妥，就去求见楚王，建议楚王给屈瑕增加军队，但楚王并没有采纳他的建议。回宫后，楚王无意中将此事告诉了他的夫人邓曼。邓曼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女子，她听了楚王的话，认为伯比说得很有道理，也建议楚王应该赶紧派兵去援助，否则就来不及了。

楚王听了夫人邓曼的话，这才恍然大悟，立即下令增派部队前去支援，但是已经晚了。屈瑕到了前线，不可一世，武断专横到了极点。楚军来到罗国都城时，对方早就整军待战，而屈瑕则一点也不做戒备。结果遭到了罗军与卢濡的军队的两面夹攻，楚军死伤惨重，屈瑕也因战败而自杀身亡了。

【成长心语】

要想获得成功，应保持谦逊。缺乏这样的素质，没有这样的准备，就难以成就大业。骄傲的人，往往眼高于顶，往往拒人于千里之外，往往易引起别人的反感，甚至遭人厌弃。如果是身居高位的人目中无人，必定会因其地位而给民众带来巨大的灾难;谦逊的人，平易近人，尊重别人，别人乐于跟他打交道。

主人公简介

郭象，字子玄，河南洛阳人，郭象中国西晋时期玄学家。

典故

晋朝时，有一位大学问家，名叫郭象。

郭象在年轻的时候，已经是一个很有才学的人。尤其是他对于日常生活中所接触的一些现象，都能留心观察，然后再冷静地去思考其中的道理。因此，他的知识十分渊博，对于事情也常常能有独到的见解。后来，他又潜心研究老子和庄子的学说，并且对他们的学说有深刻的理解。

过了些年，朝廷一再派人来请他。他实在推辞不掉，只得答应了，到朝中做了黄门待郎。到了京城，由于他的知识很丰富，所以无论对什么事情都能说得头头是道，再加上他的口才很好，又非常喜欢发表自己的见解，因此每当人们听他谈论时，都觉得津津有味。

当时有一位太尉王衍，十分欣赏郭象的口才，他常常在别人面前赞扬郭象说：“听郭象说话，就好象一条倒悬起来的河流，滔滔不绝地往下灌注，永远没有枯竭的时候。”郭象的辩才，由此可知。

而后人就以“口若悬河”来形容人善于说话，一旦说起话来就橡倒悬的河水、滔滔不绝，永远没有停止的时候。

故事延伸

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赏誉》：“郭子玄语议如悬河泻水，注而不竭。”

郭象反对有生于无的观点，认为天地间一切事物都是独自生成变化的，万物没有一个统一的根据，在名教与自然的关系上，他调和二者，认为名教合于人的本性，人的本性也应符合名教。他以此论证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的合理性，认为社会中有各种各样的事，人生来就有各种各样的能力。有哪样能力的人就做哪一种事业，这样的安排既是出乎自然，也合乎人的本性。著有《庄子注》。

历史典故，我们从小到大听过多少，知道多少，了解又有多少，下面梳理了扇枕温席的历史典故，供大家参考借鉴。

【出处】

（汉）刘珍《东观汉记·黄香传》。

【释义】

形容对父母十分孝敬。

【历史典故】

东汉时，有一个人名叫黄香，很小的时候，他就知道亲近、孝顺父母。

在他九岁时，母亲去世了，父亲一人来养育他。他深知父亲的辛苦，对父亲倍加孝顺，一切家务活都由他一个人承担。别的小孩子在玩耍时，他在家里劈柴做饭，好让父亲有更多的时间休息。

夏天的时候，天气炎热，黄香的父亲干完活，坐在院子里乘凉。黄香就用扇子把床扇凉，然后伺候父亲上床就寝。冬天，天寒地冻，他先用自己的身体把被窝暖热，才让父亲躺下睡觉。日久天长，黄香对父亲的孝道深得乡邻的称赞。

在黄香12岁时，江夏的太守称他为“至孝”，汉和帝也曾嘉奖过他。

长大后，人们推举黄香当地方官。黄香担任太守时，体恤百姓们的饥苦，爱护子民，为百姓谋利。有一次，黄香出任太守的地区遭受了特大水灾，他毫不犹豫拿出自己历年的俸禄，赈济受灾的百姓；同时上奏皇帝，请求减免百姓当年的税务。百姓们都十分爱戴这位爱民如子的好官。在当时流行着这样的一句话：“天下无双，江夏黄香。”

【成长心语】

有句古语说得好：“百善孝为先。”意思是说，孝敬父母是各种美好品德中最为重要的品德。人生在这个世界，长在这个世界，都源于父母。父母给了我们生命，哺育我们成长。因此，孝敬父母，尊敬长辈，是做人的本分，也是各种品德形成的前提。试想，一个人如果连孝敬父母，报答养育之恩都做不到，谁还相信他是个好人呢？又有谁愿意和他打交道呢？孝敬父母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我们一定要以黄香为榜样，做一个孝敬父母，关爱老人的好孩子。

崇祯帝在煤山上吊自杀的消息传到明朝陪都南京，南京的大臣们一片慌乱。他们立了一个逃到南方的皇族、福王朱由崧做皇帝，在南京建立了一个政权，历史上把它叫做南明，把朱由崧称为弘光帝。

弘光帝朱由崧是个迷恋酒色、极端荒唐的人。凤阳总督马士英和一批魏忠贤的余党利用弘光帝昏庸，操纵了南明政权。弘光帝和马士英根本没想抵抗清兵，却过起荒淫作乐的生活来。

南明政权的兵部尚书史可法，本来不赞成让朱由崧做皇帝，为了避免引起内部冲突，才勉强同意。弘光帝即位以后，史可法主动要求到前方去统率军队。

那时候，长江北岸有四支明军，叫做四镇。四镇的将领都是骄横跋扈的人。他们割据地盘，互相争夺，放纵兵士残杀百姓。史可法在南方将士中威信高，他到了扬州，那些将领不得不听他的号令。史可法亲自去找那些将领，劝他们不要自相残杀;接着，又把他们分配在扬州周围驻守，自己坐镇扬州指挥。大家就称呼他史督师。

史可法做了督师，以身作则，跟兵士同甘共苦，受到将士们的爱戴。这年大年夜，史可法把将士都打发去休息，独自留在官府里批阅公文。到了深夜，他感到精神疲劳，把值班的厨子叫了来，要点酒菜。

厨子回报说：“遵照您的命令，今天厨房里的肉都分给将士去过节，下酒的菜一点也没有了。”

史可法说：“那就拿点盐和酱下酒吧。”

厨子送上了酒，史可法就靠着几案喝起酒来。史可法的酒量本来很大，来到扬州督师后，就戒酒了。这一天，为了提提精神，才破例喝了点。一拿起酒杯，他想到国难临头，又想到朝廷这样腐败，心里愁闷，边喝酒边掉热泪，不知不觉多喝了几盅，带着几分醉意伏在几案上睡着了。

第二天一清早，扬州文武官员依照惯例到督师衙门议事，只见大门还紧紧地关着。大家不禁奇怪，因为督师平常都是起得极早的。后来，有个兵士出来，告诉大家说：“督师昨晚喝了酒，还没醒来。”

扬州知府任民育说：“督师平日操劳过度，昨夜睡得这么好，真是难得的事。大家别去惊动他，让他再好好休息一会吧。”他还把打更的人找来，要他重复打四更的鼓(打四更鼓，表示天还没亮)。

史可法一觉醒来，天已经大亮，侧耳一听，打更人还在打四更，不禁勃然大怒，把兵士叫了进来说：“是谁在那里乱打更鼓，违反我的军令。”兵士把任民育吩咐的话说了，史可法才没话说，赶快接见官员，处理公事。

打那天起，史可法下决心不再喝酒了。

没多久，清军在多铎带领下，大举南下。史可法指挥四镇将领抵抗，打了一些胜仗。可是南明政权内部却起了内讧。驻守武昌的明军将领左良玉为了跟马士英争权，起兵进攻南京。马士英害怕得要命，急忙将江北四镇军队撤回，对付左良玉，还用弘光帝名义要史可法带兵回南京保护他。

史可法明知道清军压境，不该离开。但是为了平息内争，不得不带兵回南京，刚过长江，知道左良玉已经兵败。他急忙回江北，清兵已经逼近扬州。

史可法发出紧急檄文，要各镇将领集中到扬州守卫。但是过了几天，竟没有一个发兵来救。史可法知道，只有依靠扬州军民，孤军奋战了。

清军到了扬州城下，多铎先派人到城里向史可法劝降，一连派了五个人，都被史可法拒绝。多铎恼羞成怒，下令把扬州城紧紧包围起来。

扬州城危急万分，城里一些胆小的将领害怕了。第二天，就有一个总兵和一个监军背着史可法，带着本部人马，出城向清军投降。这一来，城里的守卫力量就更薄弱了。

史可法把全城官员召集起来，勉励他们同心协力，抵抗清兵，并且分派了守城的任务。他分析一下形势，认为西门是最重要的防线，就亲自带兵防守西门。将士们见史可法坚定沉着，都很感动，表示一定要和督师一起，誓死抵抗。

多铎命令清兵没日没夜地轮番攻城。扬州军民奋勇作战，把清兵的进攻一次次打回去。清兵死了一批，又来了一批，形势越来越危急了。

多铎下了狠心，开始用大炮攻城。他探听到西门防守最严，又是史可法亲自防守，就下令炮手专向西北角轰击。炮弹一颗颗在西门口落下来，城墙渐渐塌下，终于被轰开了缺口。

史可法正在指挥军民堵缺口，大批清军已经蜂拥着冲进城来。史可法眼看城已经没法再守，拔出佩刀往自己脖子上抹。随从的将领们抢上前去抱住史可法，把他手里的刀夺了下来。史可法还不愿走，部将们连拉带劝地把他保护出小东门。这时候，有一批清兵过来，看见史可法穿的明朝官员的装束，就吆喝着问他是谁。

史可法怕伤害别人，就高声说：“我就是史督师，你们快杀我吧!”

公元1645年四月，扬州城陷落，史可法被害。

多铎因为攻城的清军遭到很大伤亡，心里恼恨，竟灭绝人性地下令屠杀扬州百姓。大屠杀延续了十天才结束。历史上把这件惨案称作“扬州十日”。

大屠杀之后，史可法的养子史德威进城寻找史可法的遗体。因为尸体太多，天热又都腐烂了，怎么也认不出来，只好把史可法生前穿过的袍子和用过的笏板，埋葬在扬州城外的梅花岭上。这就是到现在还保存的史可法“衣冠墓”。

扬州失守后几天，清军攻破南京。南明政权的官员投降的投降，逃跑的逃跑，弘光政权被消灭了。

清兵继续南下，还颁布一道剃发令，强迫百姓在十天之内，改依清人的习惯，一律剃掉前半部头发，留下一条辫子，违抗命令的处死，实行“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这一来，更加激起了江南百姓的反抗情绪。江阴军民在典史(县衙里一种小官)阎应元的率领下，顶住二十多万清兵的重重包围，坚守了八十多天。城里男女老少，没有一个投降。清军死伤惨重。嘉定军民坚持抗清斗争三个月，被清军屠城三次，牺牲两万多人。历史上把这次惨案称作“嘉定三屠”。

大家肯定听过武王伐纣这个词语，那么你知道这其中的故事典故么？这是小编给大家推荐的武王伐纣历史典故，一起来看看吧。

周王姬昌死后，他的第二个儿子姬发在丰京继位，称为武王，并将自己的父亲西伯昌追称为文王。

周武王拜姜尚为军师，用对待父辈的礼仪尊重他。武王还团结自己的兄弟周公旦、召公奭(ｓｈì)等，使全国上下一条心，厉兵秣马，积蓄力量，准备起兵灭商。

数年后，武王率军东进。但他没有公开打出灭商的旗号，相反却仍以商朝属国的名义，让军队在前面抬着自己父亲的木牌位，大旗上书写着西伯昌的名号，而自己也不称王，只称太子发。武王的这种做法，显然是为了对当时的政治和军事形势进行一次虚实试探。

武王的军队东进渡过黄河来到孟津(今河南孟津东北)，果然许多商朝属国的诸侯们纷纷赶来汇合，表示支持。但武王考虑到纣王在商朝还有一定的号召力，纣王的叔父比干、兄弟箕子、微子等一批商朝的贵族大臣们还在竭力维护这个摇摇欲坠的政权，觉得灭纣的时机尚未成熟，因此，只在孟津进行了一次观兵演习，与诸侯们联络了一下感情，便带兵回到了丰京。

这时纣王的昏庸暴虐却更加变本加厉了。有天早晨，纣王在鹿台上与妲己一起观赏风景。此时正是隆冬天气，他们看见远处的淇水边有一老一少两个人正赤着脚在蹚水过河。前面的老人走得很快，好像不太怕冷，而后面的年轻人却缩手缩脚，一副十分怕冷的样子。为什么年轻人反倒不如老年人?纣王觉得奇怪。妲己说，这是因为那老人的父母生他时很年轻，因此他的骨髓饱满、精血旺盛；而这年轻人则相反，是一对老年夫妇所生，因此他的骨髓先天就不饱满。纣王不信，就命武士立刻去将两人抓来，当场砍开他们的脚胫骨看个究竟。还有一次，纣王为了与妲己打赌在鹿台下路过的一个孕妇肚里的孩子是男是女，又让武士马上剖开了她的肚子。

大臣箕子见纣王实在闹得不像话，进宫去劝谏。纣王一怒之下，下令将箕子剃了光头，关到后宫做奴隶。比干去为箕子说情，纣王竟命武士将他剖胸剜心，说是要看看他这个装假正经的圣人到底长了几个心眼。微子看到纣王实在无药可救了，他不愿亲眼目睹商朝的灭亡，就带着家眷逃离了朝歌，隐居起来了。

周武王得知商朝王室的情况，知道纣王已经众叛亲离，商朝的气数已尽，于是便正式出动了复仇大军。武王的军队有兵车三百乘、精兵五万人，由周武王和军师姜尚统帅，一路向东进发。

周军正在前进，忽然被两个白发苍苍的老人拦住了去路。武王和姜尚上前一问，才知道两人一个叫伯夷，一个叫叔齐，是北方的孤竹国人，原是仰慕武王的德政前来投奔的，听说周军要去灭商，认为臣子不能犯上，因此要武王罢兵。姜尚见是两个不识时务的迂老头，便不和他们争论，只叫士兵将他们拉开后，便命令军队继续前进了。

周军于当年年底来到黄河边。黄河正好封冻，大军踏冰渡河，顺利地抵达孟津。四方诸侯闻讯，也都纷纷带了军队赶到孟津与周军会师。

第二年初，周军的五万精兵与号称八百路诸侯的联军浩浩荡荡地继续东进，二月上旬便抵达了朝歌附近的牧野(在今河南汲县)。周武王在牧野与各路诸侯誓师。誓师大会上，武王历数了纣王的暴政与罪状，宣布自己是奉天命出师伐纣，同时规定了作战的纪律——不准抢劫骚扰百姓，不许杀害俘虏，勇敢杀敌者有奖，临阵逃脱或后退者处死。

誓师以后，伐纣大军便以高昂的士气准备进攻朝歌。这时纣王才着慌起来，连忙组织军队抵抗。但朝歌的守城军队不多，他只好临时抱佛脚，将城内的大批奴隶和前几年与东夷的战争中抓来的俘虏统统武装起来，开往前线。纣王亲自率领这支号称有七十万人的杂牌军，来到牧野与武王的联军对阵。

两军在数量上虽然很悬殊：联军总共不超过十万人，而纣王的商军有七十万，但联军精神抖擞、士气旺盛，而纣王军队中的奴隶和俘虏则恨透了这个暴君，巴不得他失败。更加可悲的是，纣王到这时还耍小聪明，他让奴隶和俘虏们冲在前面，自己的士兵只在后面压阵督战。于是，两军一接触，战场上便出现了戏剧性的场面——商军中的奴隶和战俘，纷纷举着戈矛，调转身去，杀向纣王自己的军队。商军的前队倒戈，再加上周军的勇猛冲杀，纣王的军队顿时土崩瓦解，溃不成军。纣王在几个亲信的保护下返身逃进朝歌，还未来得及关闭城门，周军已潮水般冲了进来。

纣王见大势已去，便逃到鹿台上，点火自焚而死。商朝就此灭亡。

周武王灭纣以后，在离丰京二十五里外的沣水东岸，建造了一座气势宏伟的新都，定名为镐京（今陕西西安西），宣布自己为天子，并尊他的祖宗古公父为太王，祖父季历为王季，父亲西伯昌为文王。从此便开始了中国历史上的西周时期。

一位印度老人在临死前把他的三个儿子都叫到跟前，对他们说：“孩子们，我一生清贫，现在要离开你们了，这19头牛是我留给你们的惟一财产。

老大应拿财产的1/2，老二拿1/4，老三应得1/5。”说完，老人就去世了。

三个儿子将父亲安葬后，便来分遗产。19头牛的1/2、1/4、1/5都不是整数，按照印度的教规，牛被视为神灵，不能宰杀。可是，先人的遗嘱也不能更改。这可难坏了三兄弟，他们绞尽脑汁，也没想出个好办法来。

这时，有位老人牵着头牛经过，看到三兄弟愁眉不展，旁边还圈着一群牛，便上前询问是怎么回事，三兄弟便把父亲立的遗嘱如实地告诉他。

这位老人沉思片刻，说：“这么办吧，我先借一头牛给你们，你们就好分了。”

于是三兄弟就按照20头牛分，老大分1/2，高高兴兴地牵着10头牛走了;

老二应得1/4，他赶着自己的5头牛，心满意足地回家了。

老三说：“我应分1/5，就是4头牛。”

老人笑着说：“剩下的这头牛应该还是我的。”老人牵着自己的那头牛，继续向前赶路了。

古琴历史悠久，出现古琴到底是什么时候?史学家众说纷纭，不去计较学术的考证，我们且听一个传说的故事吧。

传说中华夏民族先祖——伏羲，由于母亲华胥氏一日在东方的一个名为“雷泽”的沼泽边，看到巨人的脚印觉得好奇而踩踏上去，突然受到一种令人昏厥的震动感，那以后不久便生下一个人下孩，见风就长，没多久便长成一个巨人，华胥氏给他取名为“伏羲”。

伏羲聪明能干并且很有爱心，他教会世人使用火种煮熟食物后食用以减少因吃生食而带来的疾病，创造出八卦图为人们记录天地的奥妙及身边的发生各种事情。还教会大家用蜘蛛网的样子编制渔网下水捕鱼等等，使老百姓的生活一点点的好起来。

一天，他正在四处巡查，看看还有什么可以帮助大家的，走着走着看到西山桐林霞光万丈，祥云四起，两只巨大彩鸟从云中而降飞向林中，栖息在最大梧桐树上，瞬间天空中飞鸟全都停在了四周，齐声叫起来，如朝拜一般。伏羲非常的惊喜，找来树神句芒问：“这是什么神鸟?”句芒回答：“这就是传说中的凤凰。雄鸟叫凤、雌鸟叫凰，是“德、顺、义、信、仁”五德皆具的吉祥鸟。百鸟之王，您看所有鸟都来朝拜他们。”伏羲恍然说：“我听说凤凰通天祉、应地灵、律五音、贤九德，非醴泉不饮，非梧桐不栖，由此看来此树必是桐林中的神品，可以做成乐器，让人们通天地，泯自性，繁衍生息。”

几年以后，他再次来到西山桐林，却看到大树繁叶飘落、树枝干枯、显示出枯萎的样子，他很难过，又找来树神句芒问道：“这颗灵树怎么了?”句芒答到;“自您上次见过神鸟凤凰以后，他们便不知去向，这颗灵树也好像在等待着凤凰，可凤凰有好几年都没来过，灵树可能是伤心了!”。先祖伏羲听了后很难过，为了使大树的生命得到延续，他决定用最美的声音来使大树复活。于是，朝那棵桐树行了三拜大礼，说道：“皇天降祉，施民以乐。”然后， 他找来了几个有经验的能工巧匠，小心翼翼的将大树砍下，然后按33之数，将梧桐截为三段。他用手叩击上段，发出的声音太清;他又叩了叩下段，发出的声音太浊;最后他取中段叩之，发音正好清浊相济。于是，他让工匠将中段桐木按照一年三百六十五天的数字，斫出了长三尺六寸五的琴胚，又按四时八节之数，定为后宽四寸，前阔八寸，并把琴按“天圆地方”的认识概念，将琴的底板作平，面板却做出半圆的弧形，代表着天地同心。然后按阴阳两仪之数在底板上留出龙沼、凤泽，再按金、木、水、火、土五行之意配上宫、商、角、徵、羽五根弦。随后又依百鸟朝凤凰的情景编创了《驾辩》乐曲，供弹唱，以纪念灵桐之义、凤凰之德!

随后，琴逐渐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不可分离的一部分，每当人间庆贺丰收和节日的时候，人们便用伏羲留下火种将食物煮熟，用他帮助编织的鱼网，打捞出水里的鱼，烹调出美味佳肴，摆成丰盛的宴席。在宴席当中，大家还要弹奏伏羲发明的乐器，高唱他创造的乐曲，歌颂着先祖的公德，期盼着风调雨顺，其乐融融也。明代朱权编辑的琴谱《神奇秘谱》上古神品篇中所记乐曲《神人畅》就形象的表达了这一场景。全曲只用了一至五弦进行演奏。也应算是五弦古琴的一个有力佐证吧。

历七月十五是传统节日中元节。中元节本是祭祀地官的节日。古人以正月十五为天官生日，故定为上元节(即元宵)，七月十五为地官生日，故定为中元节，以十月十五为水官生日，故定为下元节。到后来，民间又流传七月十五地府开门放鬼魂的传说(部分地方是七月十四，比如广东)，于是中元节渐渐具有了“鬼节”的意味。又适逢佛教超度亡魂的“盂兰盆节”也在这一天，所以七月十五便成了一年之中阴气最重的节日。

中国有着慎终追远，事死如生的传统，“鬼”在中国文化中也意味着逝者以另一种形式存在并影响着我们。《韩诗外传》说“鬼者，归也”， 《礼记•祭义》说：“众生必死，死必归土，此之谓鬼。骨肉毙于下，阴为野土。其气发扬于上为昭明。”鬼只是生命的回归，回归并不等于终结，而是回到未有生命之前的寂静和暗涌。其实，我们习惯的说法“阴魂不散”是不正确的，因为古人认为，人的肉身才是阴气的聚集，人的精神却恰恰是阳气的律动，肉身叫“魄”(比如“体魄”一词)，精神叫“魂”，魂属阳，魄属阴。灵魂脱离了阴森重浊的臭皮囊(魄)，自然变得阳光灿烂，虎虎生风。“阴魂”其实恰恰是“阳魂”。或许，对死亡的恐惧，常常影响了我们对灵魂的看法。但假如我们能正确地认识灵魂的性质，我们也就能正确地认识死亡。有一个故事很好地解释了这个道理：《左传》里记载，春秋时郑国一度闹鬼，不少人夜间都见到刚去世不久的上卿良霄的鬼混出现。郑国国君于是请教子产，问世间是否真的有鬼。子产说：“有。灵魂属阳，魄属阴。属阳的灵魂寄居于属阴的魄中。如果一个人生存条件良好而又有所作为，魂魄就变得强大。所以，即便是布衣蔬食的平民百姓，他们仍然可以变为厉鬼，何况良霄三世公卿，取精用弘(成语“取精用弘”就出自这个故事)，他的灵魂显然更加有力量也更加持久。我们看到他的灵魂，又有什么奇怪呢?”这种“灵魂不死”的观念，古希腊柏拉图的《斐多》篇也提出了，并且成为了基督教灵魂论的先驱，正因为如此，苏格拉底在临刑前慷慨陈词：“我去死，你们去生。哪个更好，只有神知道。”也正因为如此，古罗马大政治家加图读着柏拉图的《斐多》篇，安详地结束了生命。子产和柏拉图的讲述其实告诉我们，我们不应该只看到灵魂(鬼)的阴森可怖，我们还应该看到灵魂(鬼)的强大，看到生命的生生不息，一阳来复。笔者认为，古人“天人合一”的内涵，除了汤一介老先生“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人身心之间的和谐”之外，还应该加上人鬼之间的和谐，人鬼和谐的本质就是人与历史的和谐，是过去与现在的和谐。虽然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未知事人，焉知事鬼。”但孔子并不是认为鬼和死亡就不重要，而是认为在安顿好生命，把握好当下的情况下，讨论死亡和鬼神才有根基。人是基础，而鬼是超越，生是前提，而死是净化。这就是生死人鬼的辩证关系。

虽然鬼和灵魂是一个庄严的话题，但由于它的神秘性和虚幻性，它也是各种民间故事取之不尽的宝库。可以说，每个中国孩子都是听着老人讲的各种鬼故事长大的。千百年来，鬼是文学艺术家的“宠儿”，在他们笔下诞生了无数人鬼情未了的旖旎缠绵、夜访吸血鬼的悬疑惊悚，宋定伯捉鬼的壮伟，有钱能使鬼的世故。不管是和谐还是敌意，是喜感还是悲情，这种沟通两界的奇妙景观，不能不说是“天人合一”思想的一种蔚为壮观的民间范式。这些鬼故事中，鬼的形象各种各样，有的善良，有的搞怪，有的猥琐，有的凶残，而人鬼关系大致可以分为敌对关系、和谐关系和喜剧关系，其实喜剧关系也可以归入和谐关系，而敌对关系也常常以喜剧收场。下面就分享几个有趣的鬼故事。

晋朝时有个阮瞻的人不相信有鬼，他有一个著名的推论：“假如人会变成鬼，那人穿的衣服也会变成鬼吗?”后来有一天晚上，一个“人”找上门来对阮瞻说：“你认为世上没有鬼吗?我就是鬼。”阮瞻吓了一大跳，这一跳可吓得不轻，没过多久阮瞻就被吓死了。这个故事里，人与鬼当然不算和谐，但也不算对立，因为鬼只是想吓一吓阮瞻，没想到阮瞻自己不争气，哏儿屁了(北方话“死了”)，死得既不伟大也不光荣，和生前言之凿凿的气概形成鲜明对比。与阮瞻类似的一个故事发生在年轻的大学问家王弼身上。王弼有一次注解《周易》，参考前人郑玄的著作，他说了句“郑玄这个老东西，水平也不过如此吧。”有一天，郑玄的鬼魂找上门来，说：“你小子胆挺肥哈，敢说我的不是?”王弼也吓尿了，没过多久就结束了二十郎当岁的生命。估计王弼是晚上讲的那句“老东西”，忘了“白天不说人，晚上不说鬼”的古训，结果应验了。所以“晚上不说鬼”的禁忌，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是信的。当然，讲这个故事的人一定是个高端大气上档次的学者，知道郑玄王弼学术之间的对立，竟至于需要鬼现身来解决。

虽然儒家主流思想中鬼是严肃的，是需要“敬而远之”的，但民间文学的鬼却不仅有人的七情六欲，而且还有人的贪婪、猥琐、懒惰等缺点。最典型的要数我们常说的那句话“有钱能使鬼推磨”。这句话是对《幽明录》里一个故事的概括：有一个新死的鬼十分瘦小，遇到地狱里肥肥胖胖的鬼同伴，很是羡慕，问他如何增肥。胖鬼告诉他：如果到人间吓一吓人，人们就会害怕，就会供奉祭品。你把这些祭品都吃了，就可以像我一样肥了。于是瘦鬼照着办，他到了一户人家，见家里有一口磨，于是就小跑着推了起来。他想以自己那看不见的身体推磨来显示灵力，逼主人献祭。但恰好这户人家是穷人，没钱买祭品，于是这个可怜的瘦鬼不仅没吃到便宜，还因为推磨而累得更瘦。在这个故事之前晋朝人鲁褒写过一篇《钱神论》，文章里有一句话叫“有钱能使鬼”，后来跟这个推磨的故事一合成，就变成了“有钱能使鬼推磨”这个俗话了。

鬼虽然常常未能免俗，但也常常被人间道德所约束甚至感化。其实鬼也是人变的，鬼与人之间并没有“心灵”的鸿沟。《幽明录》里还有一个故事，说一个鬼向一个人勒索他的更牛，威胁说如果不给，老婆就会死，那人偏偏不给，于是老婆死了。鬼又要挟道如果不给，儿子就会死，那人仍然不给，于是儿子死了。鬼再次要挟：如果不给，你本人就会死。那人还是不给。鬼被这个人的倔强和骨气折服，于是坦白说：其实你的妻子和儿子都是阳寿已尽，不管给不给牛他们都会死。但你坚决不给还是很有种!你是个有福的人，能活到80岁。后来这个人果然天年善终。其实这个故事很像《左传》里太史四兄弟的故事：齐国崔杼弑君后威逼史官篡改历史，隐匿自己恶行，但史官四兄弟都拒不执行，老大老二老三都被崔杼杀死，老四同样不执行，崔杼无奈，只好放了老四。鬼和恶人在人的德性面前都不得不收敛和心折，这说明道德的力量正如《诗经》大序里说的一样，是可以“惊天地，动鬼神”的。

也正因为鬼与人的这种异质而同构的特性，所以人们对鬼神也渐渐从害怕到不怕甚至斗争。毛泽东在建国后曾让何其芳等人编写《不怕鬼的故事》，而干宝《搜神记》中著名的《宋定伯捉鬼》更是被收入初中语文课本。这里讲一个大诗人阮籍的故事。阮籍有一次晚上点灯读书，见到了鬼，他连忙一口气把灯吹灭，但他灭灯的原因并不是怕鬼，而是“耻与鬼争光。”在阮籍看来，一切牛鬼蛇神都是纸老虎，除了吓人就没有别的本事。因此，对鬼的态度便从战略上蔑视发展为耻与为伍，进而连秉烛西窗都成了此生的污点，竟至于灭之犹恐不及，这恐怕只有魏晋名士才有这种气概。20世纪诗人聂绀弩，在经历了人生和国家的浩劫后，写下了“哀莫大于心不死，名曾羞与鬼争光”的诗句，用的就是这个典故。

当然，人鬼同构的思想，演绎得最多的还是人鬼之间的爱情，比如大家耳熟能详的霍小玉、聂小倩的故事，这些故事流传千年，家喻户晓，在新时期被搬上电视电影屏幕，更是留下许多经典的银幕形象，以至于大作家宁财神这个笔名都要和《聊斋•聂小倩》的男主角宁采臣谐音。这些故事大家都耳熟能详，在这里再讲述就难免陈言务去之讥了。其实这些人鬼恋的故事，体现的与其说是民间对神秘界的猎奇，不如说是对人伦关系的扩充，对天人关系的理解，对自然秩序的合理想象。毛泽东说《聊斋》一书是“借鬼狐说教”，这一评价可谓吃透了古人，因为古人向来有“圣人神道设教”的传统。其实记录了《董永卖身葬父》故事的《搜神记》同样也是“借神鬼说教”。须知编《搜神记》的干宝并不是蒲松龄式的失意文人，他是东晋史学家和思想家，著有记录晋朝历史的《晋纪》和政治哲学论《晋武革命论》。《搜神记》里记录的许多孝子孝女感动鬼神然后人鬼(神)相恋的故事，还有被录入《二十四孝》的《卧冰求鲤》、《郭巨埋儿》的故事，其实也是对晋朝“以孝治天下”政策的一种图解。这些民间鬼故事经历了精英的整理和升华，它的神秘意味便升华为道德意味，它的鬼神色彩便具备了人的色彩，这也就是儒学大师冯友兰先生说的“儒学使宗教变成了诗。”这个“诗”当然不是诗词歌赋的诗，这个“诗”更像亚里士多德所说的“诗表达的是可能发生的事。”这种“可能发生”也即是一种理性的必然，宗教变成“诗”其实就是德国大思想家马克斯•韦伯评价中国先秦思想时所说的“理性化”。如果说孔子不语怪力乱神并且敬鬼神而远之是一种消极的理性化，那么东晋时期把民间鬼神传说改造和吸纳进儒家道德谱系和文化谱系，则是一种积极的理性化，而且这种理性化不露痕迹，炉火纯青，不得不让人对儒学的包容性叹为观止。

那么，在崇尚科学，破除迷信的新时代，我们应该如何对待鬼神呢?孔子的“敬而远之”，毛泽东的“不怕鬼”，其实都各有道理。两千年前的荀子，对于祭祀和鬼神这一类看起来可有可无，若有若无的事物有一个经典的论述“君子以为文，小人以为神。以为文则吉，以为神则凶。”对于那些既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的存在，君子将它们理解成一种必要的文化，理解为一种教化民众维护秩序的政治智慧，也理解为人区别于禽兽的高贵性所在，而无知民众则将它理解为真实存在的灵异来迷信，却不懂得真心敬畏、努力修德。所以笔者以为，对于鬼神的正确态度，敬是必须的，不怕也是必须的，在“敬而远之”的基础上还应该“畏而不怕”，鬼神固然不可怕，甚至不存在，但我们仍然必须心存敬畏。须知“举头三尺有神明”、“人在做，天在看”，倘无敬畏，则无所不为，无所不为则难免无恶不作。鬼神的意义，一是给我们历史感，让我们不忘先人的遗泽，在追思中自勉、自强，不堕家声，不忝所生，传承高贵，恩泽后世;鬼神的另一种意义就在于给我们敬畏感，让我们约束自己，善待他人，有所为有所不为。从这种“人鬼和谐”中开出人与历史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这或许是新时代“鬼节”的意义所在。

从前有个叫陈康肃，号尧咨的人，箭术精良，举世无双。他因此心里非常的骄傲，常常夸耀自己的本领。“哈，哈，哈，我的箭术没人比得上。你们有谁愿意跟我比比看啊?”

“师父，您实在是太高明了，我们怎么比得上您呢!”“是啊，我们还要多跟您学习，学习呢!师父你再表演一下，让我们开开眼界嘛!”这些想从陈尧咨那儿学得箭术的年轻人，每天都说些恭维他的话，让他开心。

有一天陈尧咨带着徒弟在院子里练习射箭，有一个卖油的老翁正好走过，便停下来看。

陈尧咨举起了弓，搭上箭，一连发出十枝箭，每支箭都正中红心。徒弟们在旁边拍手叫好，陈尧咨也很神气的对老翁说：“你看怎么样?”那个老翁只是微微点头，并不叫好。

陈尧咨心里很不舒服，不客气的问他：“喂，你这个老头也会射箭吗?”“不会。”“那么是我的箭射得不好吗?”“好是好，不过，这只是一平常的技术罢了，并没有什么了不起。”“老头儿，你说的是什么话?竟然这样悔辱我们师父。你知不知道我们师父的箭术，没人能比得上。你简直太看不起人了。”

“年轻人，你先别生气，我说的是真话。你的箭术的确平常的很，没什么值得夸赞的。”“老头儿，听你这么说好象很内行，那你就露两手给我们瞧瞧。不服气就比画比画。光说不练你有个什么用!”“小兄弟，这射箭的本领我可没有，不过让我倒油给你们看看。”“倒油，这还用得着你这个老头来表演吗?倒油谁不会?别开玩笑啊!”“你们还是看了再说吧。”

老翁说完，就拿了一个葫芦放在地上，又在葫芦口上面放了一枚有孔的铜钱。然后舀了一杓油，眼睛看准了，油杓轻轻一歪，那些油就像一条细细的黄线，笔直的从钱孔流入葫芦里。倒完之后，油一点儿也没沾到铜钱。

老翁很谦虚的向陈尧咨说：“这也是一种平常的技术罢了，也就是熟能生巧的道理啊!”陈尧咨听了十分惭愧，从此更加努力的练习射箭，再也不夸耀自己的箭术。后来他的人品和箭术一样好。

先天下之忧而忧告诉我们要把国家，民族的利益摆在首位，为祖国的前途、命运担忧分愁。下面是小编分享的有关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历史典故，欢迎大家阅读！

宋仁宗曾经派范仲淹去西北抗击西夏。范仲淹确实是一个合适的人选。他不但是一个军事家，也是着名的政治家和文学家。

范仲淹是吴县（今江苏苏州市）人。他两岁的时候，就死了父亲，跟着改嫁的母亲背井离乡，生活十分贫困。他从小很有志气，爱好读书。十多岁的时候，他借住在一所寺庙的僧房里，昼夜苦读。每天，他只烧一锅粥，等粥冷却后，用刀划成四块，一天两餐，早晚各吃两块。菜呢，也只是几根咸菜。后来，人们称他这种生活为“断齑（ｊī，指咸菜）划粥”，成为历史上刻苦好学的佳话。

经过艰苦的学习，范仲淹获得了丰富的知识，同时养成了严肃认真和刻苦节俭的作风。

范仲淹青年时就考中了进士，开始做官。早年的贫困生活使他了解并同情民间的疾苦。他决心为国家和百姓做一番事业。

宋夏战争初期，宋军不断失利。公元1040年，范仲淹和韩琦同时被派到陕西，前去抗击西夏。

范仲淹到了延州，发现一个很不合理的现象。当时，宋朝政府把边兵分给各级官员带领，官职越高的带兵越多，官职越小的带兵越少。这本来是正常的现象，但宋仁宗却下了一道命令，说敌人来进犯时，不管来的敌人多少，一概由官小的带领自己的少量人马先去作战。这样做哪有不败的道理。范仲淹却不管皇帝的命令，立即改变做法。他把延州的一万八千军队，分给六个将领带领，每将三千人，负责训练。有了敌情，该多派就多派，该少派就少派。同时，他又下令修筑一些城堡。经过一番整顿，延州的防守力量顿时改观了。

西夏军队看到范仲淹防守严密，就互相警戒说：“小范老子腹中自有数万甲兵。”从此，他们再不敢轻易侵犯延州了。

范仲淹镇守陕西几年，除延州外，还驻过庆州（今甘肃庆阳）、州（今陕西彬县）等地，很受当地羌人部落的尊敬。羌人因为范仲淹做过龙图阁直学士，都称他做“龙图老子”。

公元1043年，范仲淹由陕西调回京城，担任副宰相。

那时候，北宋政治非常****，封建官僚的特权大得惊人。做官全凭关系，升官更靠资历。只要一个人当了大官，家属亲戚都可以做官。结果大小衙门里塞满了多余的官员，好多官员又尽干坏事。

范仲淹早就看不惯这种状况。他担任副宰相后，决心改革，就大胆地向宋仁宗提出十项改革方案。这个方案的主要内容是：一、明确规定官吏提拔或者降职的办法；二、严格阻止凭借特权、关系等取得官职；三、改革科举制度；四、慎重选择官员；五、重视生产；六、加强武备；七、减轻劳役等。

宋仁宗正信任范仲淹，对范仲淹提出的方案全部接受了。因为范仲淹是在宋朝庆历年间提出这个方案并进行改革的，所以历史上称为“庆历新政”。

为了推行新政，范仲淹首先整顿官吏制度。他派一些官员担任监司（监察官），到全国各地视察，然后根据他们的报告，把各地的坏官从登记簿上除名，加以撤换。

有一次，和范仲淹一起推行新政的大臣富弼（ｂì），看到范仲淹在登记簿上勾掉坏官的名字，心里不忍，就上前劝阻说：“一笔勾掉一个名字很容易，可是，被勾掉的一家人都得哭了。”

范仲淹毫不动摇，斩钉截铁地回答说：“一家哭总比一路（北宋的政区名称）的百姓哭好啊！”

富弼听了，觉得范仲淹既有胆量，又有见识，心里非常钦佩。

新政在推行中，触犯了一些封建贵族的利益。许多保守的官僚纷纷起来反对，诽谤范仲淹和推行新政的人，说他们结成朋党。

宋仁宗动摇了。新政只推行了一年多，范仲淹就被降职，调到外地做官去了，新政也跟着失败了。

范仲淹虽然遭受打击，但他忧国忧民的信念却丝毫不变。不久，他到邓州（今河南邓州）去做地方官。这时，他的朋友滕子京也被降职，在岳州做地方官。滕子京在岳州重新修建岳阳楼，请范仲淹写一篇纪念文章。范仲淹答应滕子京的要求，写下了着名的《岳阳楼记》。文中反映范仲淹伟大抱负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一语，已成为千古传诵的名句。

公元1052年，范仲淹又被调到颍州（今安徽阜阳）去当地方官。他在上任的路上生病死了。

范仲淹生前，生活非常节俭，但待人却很亲热厚道，乐于助人。他喜欢将自己的钱财赠送给别人，还设法救济同族的人。所以，他死后，人们都很悲痛。

春秋时期，晋献公听信谗言，杀了太子申生，又派人捉拿申生的弟弟重耳。重耳闻讯，逃出了晋国，在外流亡十几年。经过千辛万苦，重耳来到楚国。楚成王认为重耳日后必有大作为，就以国君之礼相迎，待他如上宾。

一天，楚王设宴招待重耳，两人饮洒叙话，气氛十分融洽。忽然楚王问重耳：“你若有一天回晋国当上国君，该怎么报答我呢?”

重耳略加思索说：“美女侍从、珍宝丝绸，大王您有的是，珍禽羽毛，象牙兽皮，更是楚地的盛产，晋国哪有什么珍奇物品献给大王呢?”

楚王说：“公子过谦了。话虽然这么说，可总该对我有所表示吧?”

重耳笑笑回答道：“要是托您的福。果真能回国主持朝政的话，我愿与贵国友好。假如有一天，晋楚国之间发生战争，我一定命令军队先退避三舍，如果还不能得到您的原谅，我再与您交战。”

四年后，重耳真的回到晋国当了国君，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晋文公。晋国在他的治理下日益强大。

公元前633年，楚国和晋国的军队在作战时相遇。晋文公为了实现他许下的诺言，下令军队后退九十里，驻扎在城濮。楚军见晋军后退，以为对方害怕了，马上追击。晋军利用楚军骄傲轻敌的弱点，集中兵力，大破楚军，取得了城濮之战的胜利。

“白首同归”出自《晋书·潘岳传》：“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归。”

潘岳的父亲潘芘，曾任琅琊内史。潘岳才华横溢，但仕途却不够顺达，经常郁郁不得志。他任过河阳县令、尚书度支郎、太傅主簿等职，后任给事黄门侍郎。

当初，潘岳的父亲潘芘任琅琊内史时，让一个叫孙秀的人做潘岳的随从，孙秀这个人狡猾而聪明，常常自鸣得意。潘岳很厌恶孙秀的为人，多次鞭打、侮辱他，于是孙秀怀恨在心。当赵王司马伦辅佐期政时，孙秀当了中书令。有一次，潘岳在官署里对孙秀说：“孙中书令，你还记得从前与我相处的事情吗?”孙秀回答道：“过去挨打受辱的情景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一天也没有忘记。”于是潘岳知道自己一定会受到孙秀的陷害。不久孙秀诬陷说，潘岳和石崇、欧阳建阴谋帮助淮南王司马允、齐王司马冏举行叛乱。皇帝下令杀死潘岳、石崇等人，并且夷灭三族。潘岳快要被押赴刑场之前。与母亲诀别，说：“母亲多次劝我要懂得满足，多加检点。而我辜负了母亲的教诲!”潘岳和石崇被抓起来时，彼此都不知道对方的情况。石崇先被押赴到刑场，潘岳后到，石崇对潘岳说：“安仁(潘岳字安仁)，您也被抓来了!”潘岳说：“这次真是‘白首同所归’了!”潘岳曾写过一首《金谷诗》，歌咏石崇家的别墅金谷园，诗中写道：“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归。”没想到，“白首同所归”这句诗，竟成了预言吉凶的文字。

归：归向、归宿。

“白首同归” 本指互相之间友情深厚，一直到头发白了，志趣依然相投。形容友谊长久，始终不渝。后来，人们也用它表示年老后同时死去。

魏少帝曹芳恨透了司马家族，结果被废黜，司马师立曹丕的孙子曹髦（mao）为帝。可是，曹髦空有皇帝的虚名，手中却没有实权，只是个傀儡（kuilei），连任命一个朝廷官员都做不了主。朝中的全部权力都集中在司马师和他弟弟司马昭手中。

司马昭是司马懿的第二个儿子，哥哥司马师死后，他接替做了大将军。司马昭同父亲、哥哥一样，工于心计，谋略过人。司马昭刚刚坐上大将军的宝座，镇东大将军诸葛诞谋反，司马昭率兵讨伐，大胜而归。司马昭为人奸诈，他认为魏国完全是依靠司马家族才得以有了今天，因此他进进出出都有三千名手执武器的护卫前呼后拥，所有的事情也不禀报朝廷，而直接由他决断。

曹髦做了几年有名无实的皇帝，他对司马昭大权独揽，自己不能亲理朝政，越来越不满，更担心自己有朝一日会像曹芳一样，被司马昭废掉。他想了好几天，终于作出了决定。

这天，曹髦把平日里还比较听他话的王经、王沈和王业三位大臣召入宫内，从怀中取出事先写好的讨伐司马昭的诏书，说道：“三位爱卿，司马昭大权独揽，野心勃勃，他称帝之心连过路人都知道。我决不能坐以待毙，等着他来废掉我。今天，我决定和你们一起去讨伐他！”这就是成语“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的来历。

听了这话，三位大臣呆若木鸡，半晌才回过神来。

王经跪下身，一边叩头一边劝阻道：“陛下，这可万万使不得啊！从前鲁昭公不能容忍季氏专权，结果是失败亡国，被天下人耻笑！现在司马昭专权并非一天两天的事，朝廷中他的爪牙也不是一个两个，而宫中肯听命于您的，实在是太少了！您赤手空拳，拿什么去讨伐？如果不成功的话，恐怕祸患更大。还请陛下慎重考虑，从长计议！”

曹髦激动起来，咬着牙说：“我实在是忍无可忍了。我已下了决心，做好了死的准备，还有什么可怕的？何况我们不一定会死！”

说完，他径自入后宫，向太后禀报去了。

王沈和王业清楚地知道曹髦根本不是司马昭的对手，肯定必死无疑。他们生怕司马昭以后会治他们的罪，立刻溜出大殿，直奔司马昭府中告密去了。

曹髦手持利剑，带了一百多名童仆刚出宫门，迎面遇上了司马昭的心腹贾充奉令带了一队人马赶来。双方动起手来，曹髦持剑大喝一声：“我乃当朝天子，你们冲入宫中，难道想杀君谋反不成？”

这一声大喝把贾充的手下全吓得一动也不敢动，有几个胆小的甚至想转身逃跑。贾充见这情形，扯着嗓子对一个名叫成济的手下人喝道：“司马公平日里养你们是干吗用的？难道不正是为了今天这样的时刻吗？”

成济哆哆嗦嗦地问：“您看该怎么办？是杀还是绑起来？”

贾充瞪着眼说：“司马公有令，只要死的。”

成济这才壮起了胆，拿着长矛一直冲到曹髦的车前。曹髦大声说：“你小子竟敢对我无礼？”谁知话还未说完，已被成济一下子刺穿胸膛，从车上跌了下来，当场断了气。

司马昭没想到曹髦真的被手下人杀死，他有些心慌，更有些心虚。他马上把大臣们召集起来，装出非常伤心的样子，挤出几滴眼泪，假惺惺地说：“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大臣们心中都明白，却谁也不敢吱声。

司马昭又问老臣陈泰：“发生了这样的事，天下人会怎样看我呢？”

陈泰想了想，说：“只有杀了贾充，才可以向世人谢罪。”

这话让司马昭听了不顺耳，他又问：“您再想想，还有什么其他办法吗？”

陈泰说：“实在没有比这更好的办法了。”

司马昭不再吭声，心里暗暗地盘算着这事如何处置才好。最后，他决定将罪责归于成济一人，下令将成济斩首示众。

就这样，司马昭把杀曹髦的事轻易地掩饰了过去；接着，他立曹奂为帝，即魏元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