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耻下问名人故事(优秀20篇)

敢于做一只迎风摇曳的风筝，才能无限接近自由的天空。

1995年春天某日，日本东京电视台黄金时段新闻播报节目中，一位叫莲舫的播音员正在进行播报。按照日本电视台的规定，播音员没有修改稿子的权利，他们只能照本宣科地按照编辑指定的稿子播出。但当天的播音却出现了异常，莲舫并没有完全依照编辑的稿子，而是在播报中加入了个人主观播报色彩，她还分析了新闻事件背后的个人看法，并且最后开玩笑地指出了个人在以前新闻播报中出现的错误。

这让众人大跌眼镜。日本国民的目光瞬间从政治事件转移到这位小小的女播音员身上，日本电视台做出了最为严厉的批评和通报，这直接导致了莲舫的愤怒辞职。她认为日本电视新闻播报呆板、缺乏创新，观众没有收看的欲望，不敢直接公布自己的错误，这也是日本新闻节目收视率低的主要原因。

当年秋天，这个华裔女孩子作出了一个重大选择：她要去北京大学攻读中文。

1996年夏日，一场大专辩论会在北京大学中文系举行，辩论的题目是“自身的错误能否让大家知道”。

正方在陈词中，细述了自身错误不能让大家知道的原因，他们的大概意思是说自身的错误自己需要明了，需要改正，但不需要公布于众。

反方的一辩是莲舫，她做过主持人和播音员，一开始便唇枪舌剑，将隐瞒自身错误所导致的恶果陈述得淋漓尽致。她甚至举了日本电视台的例子，说明明知道错误，却不予以更改，这是缺乏监督，缺乏外力，所以说，自己的错误最好能够公布于众。

正方的一辩突然反驳道：“对方辩友，你敢于将自己的错误公布于众吗?”

莲舫显然没有意识到对方会拿自己说教，她停顿了一会儿，马上反应灵敏地说道：“当然可以，我个人性格大大咧咧，面对困难时总会选择退缩，所以说，我希望有个男朋友好好监督我，就是这些。”

在众人的笑声中，这场大专辩论会落下了帷幕。但这则消息却不胫而走，传到了日本国内，日本媒体批判莲舫为了个人的声誉远播，不惜拿自己的错误炒作。

莲舫却不这样认为，她坦率地说道：“承认自身的错误，才能够有勇气更正它们，如果一个人不敢将自己的错误公布于众，成功就会离他相当遥远。”

莲舫回国后结婚育子，她也因此开始关注日本教育，日本教育问题之严重，需要通过政治来解决，这触发了她投身日本政坛的愿望。

2010年，日本鸠山内阁起用华裔民主党参议员莲舫为内阁府副大臣，她是唯一一位有华裔背景的国会议员。日本媒体曾经这样说过：她是目前日本国内唯一的首相候选人。

１９８４年春，里根访问中国。他的夫人南希在西安一个小姑娘的售货点买了几件小礼品，价值人民币５元。里根给了小姑娘一张１０元的人民币，可是小姑娘一时没有零钱找，窘迫地四处张望。里根就说：“留下这钱吧。”但他们刚往前走一会儿，小姑娘就追了上来，把该找的５元给了里根。美国总统在自传里写道：“到这时，我倒成了窘迫的人。我意识到，为了试图给小姑娘解围，我看来是在给她小费，我的反应不够快，失礼了。”看了这位美国国家元首的议论，笔者不禁掩卷沉思，对那位经营小本生意的姑娘产生一种深深的敬意。一位著名的政治家承认在一位中国姑娘面前“失礼”了，是姑娘的自尊打动了他。只有自尊才能受人尊敬。

有人请教一位哲学大师：“人活着靠什么？”大师说：“呼吸。”“那么，”那人再问，“呼吸又为什么？”

大师答：“呼者，为出一口气；吸者，为争一口气。”

人的尊严、境界都在这一呼一吸之间了。

秦始皇被称为“千古一帝”，却没有与之相对应的“千古一后”。秦始皇十三岁登基，二十二岁亲政，统治秦国长达三十七年，但一直没有立过皇后。

对于秦始皇不立皇后，有好多种说法。

其一说，因为秦始皇的母后赵姬秽乱后宫，给秦始皇留下了沉痛记忆，影响了秦始皇的心理健康，使之对立后心怀忌惮，不愿意立后。

其二说，秦始皇自视甚高，认为自己功高盖世，胜过三皇五帝，天下没有一个女人能够与他匹配，即使后宫诸多妃嫔，亦不入他的法眼。

三是说，秦始皇一生公务繁忙，顾不上考虑立后的事情。史料记载，秦始皇工作量巨大，每天仅公文就要批阅六十斤以上。秦始皇志在天下，不愿意为皇后所掣肘。

四是说，秦始皇祈求长生不老，由于对长生不老寄予厚望，秦始皇的心态就发生了质的变化。若真有长生不老之术，能否也让皇后长生不老?这是个问题。若皇后也长生不老，难保时间长了起什么乱子，自己平白要多担心事。若不让皇后长生不老，自己和皇后老化速度肯定不同步。天长日久之后，皇后的容仪那就太可怕了，这更会影响到秦始皇的心态。

第一说，只是一个心理阴影，与他自己立不立后没有直接关系。第二说，似乎也站不住脚，想来，秦始皇在全国千千万万美女当中遴选一位绝世美女，当不是什么难事，只是他没有下诏去选罢了。第三说，好像有些道理，但也经不起推敲，公务再繁忙，也没耽误秦始皇生儿育女，他一生儿女众多。问题可能就在第四说上。

在下揣测，秦始皇不是不想立后，而是想等自己实现了长生不老的愿望之后，再来解决这个问题。至于那时候的皇后，能否也长生不老，倒无关紧要，反正天下美女有的是，十年八年换她一个，自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然而天不作美，刚到五十岁他就死了，使得秦始皇没来得及立后。所以，“千古一帝”就只能是孤陵一座，而没有“千古一后”陪伴。另外，有成千上万给他修筑陵墓的工匠为他殉葬，却唯独没有女人在地下陪他，着实令人费解。

肖全和他们这一代：自然而骄傲地老去

作者:梁静

“你好，我是肖全，拍照的。”

见到陌生人，肖全一般这样自我介绍。摄影师、艺术家什么的，太造作，不好。肖全说，他喜欢自然、自在，他拍的人，都那样。

“我当然也是，讨厌造作。”

以前留长发的时候，肖全有好多女粉丝，而且是会为他尖叫的那种。现在，还是帅的，看不出今年56岁了，唯一会破功的，是他的眼角。

那上面，布满皱纹。一条条褶，又长又深，在眼睛四周延伸，就像老树的根。肖全的姐姐说，这叫“万丈深渊”。“但有什么办法呢，我是拍照的，不停眨眼，眨了几十年，就变这样了。”

肖全一眨眼，眼角的褶，果然更深了。

这是褶，也是时间隧道，里面埋着，肖全的40年。

1976年，肖全17岁，拍了第一张照片。他用一台借来的相机，在成都家里，对着坐在庭子里看报纸的奶奶邹桂莲，按了一张。

1980年，肖全21岁，用爸爸寄给他的180元买了一台海鸥205相机，花了169元，那时每月人均工资也就四五十元。当时在海军航空兵部当兵的肖全，扛着相机，骑着自信车，拍家乡成都。

1986年，肖全27岁，不当兵了，常和成都文艺圈的人混在一起，抽烟、喝酒。钟鸣、翟永明、何多苓、易知难等等都挺熟的。这群人，长得好看，都挺臭美的，肖全喜欢帮他们拍照。

某天，肖全在钟鸣办的《象罔》中看到一张美国诗人庞德的照片。在照片里，垂暮之年的庞德，拄着手杖，立于石桥，目光坚毅沧桑，形如雕像，下面是一段文字——“理解来得太迟了。一切都是那么艰难，那么徒劳，我不再工作，我什么也不想做。”视线与照片接触的那一瞬间，肖全被击中了。“我也要为中国的知识分子拍这样的照片。”

这一个只有十秒不到就产生的念头，肖全整整花了十年去完成。

在这十年里，肖全在全国各地漂泊，把行李寄放在朋友家里。他常常接到电话：“×××在哪儿哪儿，你拍不拍？”“拍！”不说废话，肖全扛起摄影包就走。

1996年，肖全37岁，《我们这一代》第一版出了，组成这本摄影书的，是一个个现在已经被供在神台上的“文艺偶像”：北岛、顾城、三毛、崔健、杨丽萍、张艺谋……20年前，在肖全的取景框里，这些人还不是神，他们仍不脱青涩，仍不免轻狂。他们埋头干着自己的事，哪怕明天就没米下锅了。在这一点上，肖全觉得，他们都一样。

“你如果问我他们有什么不同，我觉得没什么不同。他们是普通人，只不过他们都有一样技能，深深地热爱着自己的专业，并愿意用它去表达对生命、对世界的感悟。”

崔健的长征

那时候的年轻人，都是老崔的粉，包括肖全。在暗房里晒照片的时候，肖全喜欢放《一无所有》。他把喇叭调到最大，让老崔的嗓音充斥整个暗房，冲进浸泡着的底片中。“从听到老崔的第一首歌开始，我心里就想，歌还能这么唱啊。”

1990年春天，崔健来成都了，来搞演唱会的，叫“新长征路上的摇滚”。肖全去了。他看到素不相识的人手挽着手，在老崔的歌中排山倒海地摇着、唱着、哭着，他眼睛里的泪水也止不住地流。

演唱会结束以后，肖全陪着崔健去电视台取录像带。在电视台门口，有一堵被拆掉一半的旧墙，在它背后是水泥组成的TV的V字。看到这个奇妙的组合，肖全心动了。“这感觉像长征。”他把崔健叫下车，崔健想了想，下来了，站在墙前，换了好几个姿势。

肖全操起机器，按了21次快门。一分钟后，他知道，一幅好照片刚刚已经诞生了。

诗人与那些花儿

1986年12月，正值中国朦胧诗兴起，成都举办“星星诗歌节”，北岛、顾城、舒婷都到了。肖全跟着拍了全程。在这些照片中，他特别喜欢那张在望江公园竹林拍的大合照，大伙都笑了，谢烨还躲在顾城的后面，羞答答地牵着舒婷的手。

在回去的车上，北岛带着大家唱《三套车》，唱得很大声，就连外面都能听到，大家都特别过瘾。北岛唱着唱着忘词了，大家又笑作一团。“那时候的快乐，就那么简单。”其实当时，大家的生活并不好，在北京，大家每天都在想着吃什么最便宜，早上起晚一点，不吃早餐，饿醒了就看看通讯录今天该去哪里蹭饭了。诗歌节，他们收到100块的“舞台演出费”，顾城激动了，他说，成都人太好了，他不走了，他还要开讲座。

肖全在酒店房间给他和谢烨拍了好多照片。顾城说，我最喜欢拍照了，我的这顶帽子，是一个美国老太太送的。

回到北京后，顾城给肖全寄了一本诗集《黑眼睛》，并留下两行字：“那些花儿已经走远了。给肖全。”

这是肖全与顾城的最后一次接触。

之后，那些花儿，就走远了。

多么倔强的女人

1990年9月21日，肖全和成都的其他记者，敲开了三毛在锦江宾馆的门。这是一个极其少见的女人！肖全想到了杜拉斯。三毛翻了肖全带来的像集，摇起头来：“不行啊，你给他们拍得这么好，你得给我拍才行。”

左宗棠是晚清重臣，他喜欢下棋，并且棋艺高超，很少有对手。

有一次他微服出巡，在街上看到一个老人在摆棋陈，招牌上写着：“天下第一棋手。”左宗棠觉得老人太高狂妄，立刻上前挑战，结果老人不堪一击，连连败北，左宗棠洋洋得意，命老人把那块“天下第一棋手”的招牌拆了，不要再丢人现眼。

没想到，当左宗棠从新疆平乱回来时，居然又发现了那块牌子。他很不高兴，就又去和老人下棋，可是这次他竟然三战三败，被杀得落花流水。第二天再去，仍然惨遭败北，他很惊讶：老人为什么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棋艺提高得如此之快呢？他向老人请教。

老人笑着说：“你虽然微服出巡，但我一看就明白你是左公，并且即将出征，所以我让你赢，好使你有信心立大功。如今你已凯旋，我就不必再客气了！”

左宗棠叫后心悦诚服。

历史是一面时间铸就的筛子，在暴风骤雨后，留下的都是一个个忠心爱国的壮士身躯，他们把热血奉献于了祖国大地，浸染了每个爱国者的心灵，他们用智慧与勇气给我们铺垫了美好的今天，他们在用生命铸造辉煌。

我想，自古至今那些为保卫国家而英勇牺牲的人，他们并不是有着一副美丽动人的外表而是有着一颗赤热的红心，为了祖国的安定，为了人民的幸福，他们用生命去冲锋，这样的他们应该是最美的。

因为忠勇爱国，梁维亚成为了人们心中的英雄。当他投第一营前队当兵时，他已经坚定了报国的步伐，参加武昌起义更加涌动了他那颗赤心，而后的他自告奋勇，指挥进攻兵工厂的部队。沪军都督陈其美发现他勇于任事便派他赴苏州活动。苏州同志以梁维亚新从武昌来，派他住说苏抚程德全，他手按枪柄大声喊出他内心的狂热：武昌起义，各省响应，公素识时务，只有应天顺人，方为上策。事毕回沪，他又被会为敢死团营长。他肩负着使命，凭借着自己的意志力英勇抗敌。1913年起他又开始参加反袁活动，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他从不言弃，一直对祖国忠心耽耽，直到北伐战争，他都站在革命一边。把自己与国家系以一起，时刻视解救国家危难为己任，这样忠勇的革命战士永远值得我们缅怀。

然而，爱国者不仅仅只有那位革命战士。在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后又涌出了以屈子厚为首的有志青年，他们成立救国团，谋图以武力反帝、反清，但未能付诸行动。虽然如此，他并没有放弃他最初的信念，救国刻不容缓。他先以兴汉排满，伸张民权为旨召集同学组织质学会，后来又旨在保全中国自立权，创建新自立国建立了一支自立军，在各个重要地区起事。屈子厚先后创立的组织的主旨皆不同，但无论是从哪个角度出发，都是为了维护民族利益，加快中华复兴。在1908年他们起义没能成功，他改变计划，从此开始教育事业，可在当时的那种黑暗昏庸的社会背景下，他还是无法逃脱命运的魔掌。

时间划破我们的脸颊，历史沧桑，多少不知名的英雄为了保家卫国，用鲜血染红了这片土地，那么多忠勇的人们，感谢你们的大无畏。岁月总是经不起磨炼，这种忠勇的精神在漫漫长河中逐渐流失。现代文明社会并不是不需要这种精神而是太需要，但却无法得到满足，社会要进步，中国要富强，就请唤回这种可贵的精神吧！

恩格斯的读书方法之一是重视读原著，一般不轻易使用第二手、第三手材料。 1884年8月6日，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格奥尔格享利希福尔马尔给恩格斯写了一封信，说有一位女士对社会主义感兴趣并打算研究社会科学，但不知进哪一所高等学校才好。恩格斯复信道，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因为大学里每一门科学尤其是经济学被糟蹋得很厉害，关键是要自学，并掌握有效的自学方法。

恩格斯在信中说：“从真正古典的书籍学起，而不是从那些最要不得的德国经济学简述读物或这些读物的作者的讲稿学起。”“最主要的是，认真学习从重农学派到斯密和李嘉图及其学派的古典经济学，还有空想社会主义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的著作，以及马克思著作，同时要不断的努力得出自己的见解。”也就是说，要系统地读原著，因为“研究原著本身，不会让一些简述读物和别的第二手资料引入迷途。”

从其阅读过的书目来看，他虽然也读过大量的通俗小册子，报刊等，但花功夫最大，读得最多的还是那些经典原著。他认为，系统读原著是从事研究的一种正确的读书方法。这样，可以了解一个理论的产生、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不仅可以全面系统地掌握基本原理，而且可以掌握其发展过程，了解这一理论的全貌。

一天夜里，窃贼把摩拉·纳斯鲁丁的驴从厩棚里偷走了。第二天早晨，摩拉发现自己的驴子丢失的时候，四处寻找，并问邻居们看到没有。

邻居们了解事情的原委后，纷纷责备摩拉。一个人说：“你为什么敞着厩棚的门呢?”

另一个人说：“你为什么不一直睁着眼睛，让窃贼不敢偷走它呢?”

第三个人说：“你睡得仿佛一根木头，这就是你为什么不能听到厩棚的声响然后捉住窃贼的原因。”

听了这些话，摩拉义愤填膺地说：“好吧，你们全了解。如你们所言，都是我的错，而窃贼完全无辜!”

不用责备的雨点敲击受害者的心，这是为人该有的良知、慈悲心和文明底线。

1970年4月，张海迪跟着下放的父母，坐着一辆大卡车，来到山东莘县十八里铺尚楼村，开始了农村生活。

起初，张海迪感觉农村非常陌生，没有电灯和自来水，生活也十分艰苦。但是，在那些淳朴的村民身上，张海迪却感到了更真、更朴素的爱。

刚到莘县那天，天空很晴朗，天上的白云像大棉花一样。不久，一群十一、二岁的孩子们跑过来，围到张海迪身边，抢着问道：“玲玲姐，你是城里来的吧？你的脸怎么这么白啊！你的腿怎么了？”望着孩子们的笑脸，张海迪笑了，慢慢的把自己的故事讲给孩子们听。

仅仅才过了半个月，张海迪就同乡亲们相处得十分融洽了。乡邻们争着抢着往玲玲家送地瓜、咸菜等东西，还为她做了一张木轮椅。

孩子们都愿意推张海迪出去散步。这个男孩子说：“玲玲姐，我推你！”那个男孩子抢过来说：“我推，我推！”经过几番争执后，由孩子们轮流推着，来到了田野里。

为了回报这些朴素的爱，张海迪也想为大家做点什么。于是，她开始在昏暗的油灯下学习一本本医学书，还让父亲给她买来体温计、听诊器和针灸用的银针，成了一名靠在轮椅上给人看病的乡村医生。

在莘县生活期间，张海迪为群众治病一万余多人次，针灸技术也在当地出了名，前来看病的人络绎不绝。由于经常靠在轮椅上给人看病，她的肋间神经总会感到剧烈的疼痛，脊椎甚至弯曲成了“S”型，但是，为治好村民的病，回报他们的爱，张海迪始终坚持着。

1、苏东坡

苏东坡学识渊博，他有一种“各个击破”的读书法。他认为一本书每读一遍，只要理解和消化一个问题就行了；一遍又一遍地读，就能达到事事精通。一本书的内容是很丰富的，而人的精力有限，不可能一下子全部吸收，只能集中注意力了解某一个方面。

比如想探究历代兴亡治乱的原因，那么就从这个角度去读；要探究史实典故，就换另一个角度，再读一遍。这个方法虽有些笨，但这样读过之后，各个方面都经得起考验。

2、车胤

东晋人车胤，年幼时好学不倦，勤奋刻苦。他白天帮大人干活，夜晚便捧书苦读。可是由于家境贫寒，常常没钱买油灯，书也读不成了。他为此十分苦恼。

一个夏夜的晚上，车胤坐在院子里默默回忆着读过的书上的内容，忽然发现院子里有许多萤火虫一闪一闪地在空中飞舞。他忽然心中一动，要是把这些萤火虫聚集在一起，借它们的光不就可以读书吗？于是，他开始捉萤火虫，捉了十几只，把它们装在白纱布缝制的口袋里，挂在案头。从此，他每天借着萤光苦苦地读书。

3、爱因斯坦

他的成功，与他从小就有刻苦自学的习惯是分不开的。11岁时，他就读完了一套通俗科学读物，并对科学开始发生兴趣。12岁时，他又自学了欧几里得几何。此外，和现代的孩子们相比，他特别重视哲学的阅读，13岁时就开始自学康德的哲学了。

他还根据自身的特点、志向和兴趣，把精力集中在物理学的学习上。结果他在物理学方面果然取得了重大的成就。爱因斯坦在读书学习时不搞不必要的死记硬背，经常爱和同学在一起讨论，使他感受到互补的乐趣。

4、鲁迅

非常讲究读书方法。他提倡博采众家，说：“书在手头，不管它是什么，总要拿来翻一下，或者看一遍序目，或者读几页内容。”有拓宽思路，增长知识等好处。对于较难懂的必读书，他的看法是硬着头皮读下去，直到读懂钻透为止。他还提倡在“泛览”的基础上，选择自己喜爱的书深入研究。在研究中，他主张要独立思考，注意观察与实践相结合，用“自己的眼睛去读世间这一部活书”，“使所读的书活起来。”

对看不懂的地方，他认为“若是碰到疑问而只看到那个地方，那无论看到多久都不会懂。所以跳过去，再向前进，于是连以前的地方也明白了”。鲁迅十分重视运用“剪报”积累材料。曾说：“无论什么事，如果陆续收集资料，积之十年，总可成一学者。”

5、恩格斯的读书法

恩格斯的读书方法之一是重视读原着，一般不轻易使用第二手、第三手材料。1884年8月6日，德国社会人格奥尔格？享利希？福尔马尔给恩格斯写了一封，说有一位女士对社会主义感兴趣并打算研究社会科学，但不知进哪一所高等学校才。恩格斯复信道，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因为大学里每一门科学尤其是经济学被糟蹋得很厉害，关键是要自学，并掌握有效的自学方法。

恩格斯在信中说：“从真正古典的书籍学起，而不是从那些最要不得的德国经济学简述读物或这些读物的作者的讲稿学起。”“最主要的是，认真学习从重农学派到斯密和李嘉图及其他学派的古典经济学，还有空想社会主义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的着作，以及马克思着作，同时要不断的努力得出自己的见解。”也就是说，要系统地读原着，因为“研究原着本身，不会让一些简述读物和别的第二手资料引入迷途。”

每个人都有失败的时候，失败不能决定个人能力，更不能决定个人命运，而真正决定命运的是面对失败的态度，看看这些曾经高考落榜的名人是如何面对失败的。

落榜后成功典范——俞敏洪

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董事长俞敏洪，曾在1978年和1979年两次参加高考，都名落孙山。但怀抱着“不断面对失败的人，成功的机会比普通人多得多”的信念，终于在1980年又一次参考，考取北京大学。他努力抓住每次得之不易的机会，终于，在他第一次被美国签证官拒签25年后，“新东方”在美国上市。

落榜后求职典范——汤唯

汤唯出生于一个艺术家庭，母亲施西凤曾是浙江乐清小有名气的演员，父亲汤余铭是个画家。1997年汤唯高考落榜，父母让她进了职业模特队。但他们提出：“要想真正在演艺圈有前途，还得有文化，在考上大学之前，不准谈恋爱！”在职业模特队，每天训练、表演完毕，别的女孩忙于恋爱、逛街，汤唯却捧起了书。经过3年不懈努力，2000年她终于考入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

落榜后求职典范——蒋雯丽

蒋雯丽因《牵手》、《中国式离婚》而大红大紫，但是，当年这个心怀梦想的女孩儿居然高考（微博）落榜，然后被分配到安徽蚌埠的自来水厂当工人。蒋雯丽后来回忆道：“我觉得我是一个很不认命的人。”当时，蒋雯丽给厂里组织文艺演出，一个舞台总监跑过来对蒋雯丽说，我看你表现力不错，可以去考电影学院。这是蒋雯丽第一次听说电影学院。后来，她就这样“自以为是”地真的去考试了,没想到文化课高考落榜已经参加工作的她最后竟然考上了!

落榜后求职典范——郭晓冬

从沂蒙山区走出来的郭晓冬笑称自己是“著名的北漂”，在考上北京电影学院前，他曾经当了三四年的“北漂”，当过雕刻工人，养过虾，当过邮递员、歌手、主持人……本来过着与娱乐圈不搭边的生活，可是机遇巧合被朋友拉去一同报考北京电影学院，结果一试就给刷了下来了。此后的郭晓冬继续“北漂”，时隔一年后他决定再给自己最后一次机会，于是第二次考试郭晓冬顺利过关,正式成为北京电影学院1996级表演系本科生。多年以后，电影《暖》的导演霍建起评价说：你当演员简直就是奇迹。

复读生的典范——袁立

杭州美女的袁立，当年参加高考时第一次投考上海戏剧学院的时候，虽然通过了一试、二试，却在最后的一场考试中落了榜。但自信的她并没有就此放弃自己的梦想，而是辗转北上，到了北京电影学院的参加考试。（励志电影 ）在当年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招考老师的鼓励下，袁立不仅通过了入学考试，还取得了北京电影学院92级第一名的成绩。

宋丹丹初恋使其学习一落千丈

宋丹丹说她高考那年19岁，但却遭遇初恋。那时候刚恢复高考没两年，许多已经不是学生的青年走回中学校门，和我们这些应届生一起复习高考。现在回想起来，我是第一眼就爱上他了，因为他长得比我们班任何一个同学都高大一圈儿。从那一眼开始，我的学习一落千丈，从班里的前5名，一直到高考落榜。

孙红雷落榜源自太胖

《潜伏》里的优质男人孙红雷，当年可是小胖子一个，想考中央戏剧学院，戏主任一看就说：“哎呀，回去吧，太胖了。”好在孙红雷没有放弃，硬是减去了快40斤，然后通过了高考。

李安曾二度高考落榜

李安在上高中的时候，他的父亲是台南一中校长。但李安却在上高一时的梦想就是当导演，第一年考大学，李安以六分之差落榜，第二年重考，数学甚至差了零点六七分，再度以一分之差落榜。“二度落榜在我们家有如世界末日，我根本没想到会发生在我身上。”李安当时最大的情绪发泄，不过是把桌上的台灯、书本一把扫到地上，然后跑出家门透透气。李安后来考上艺专影剧科，据他形容，是“灵魂第一次获得解放”，那时才发现，原来人生可以不是千篇一律的读书与升学。他在舞台上找到真正的自己，学芭蕾、写小说、练声乐，甚至是画素描，各方尝试后在电影领域里渐放光芒。

陈建斌报考北京体院失败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的是，陈建斌最初的梦想并非当演员，而是当一个运动员。“其实，当演员并不是我的梦想。我父亲是一个运动员出身的体育工作者，所以小时侯我在体委大院长大。”从小就想子承父业当一个运动员，但是父亲却认为他不是当运动员的料。“我也觉得没有运动员的天赋。因为我小时侯学了很多东西都无法取得优异的成绩。”陈建斌透露，他最初报考的大学不是中央戏剧学院，而是北京体育学院（现在叫北京体育大学）体育系，准备当个中小学体育教师。但可惜没有考上，自己第一次高考却失败，成了高考落榜生。直到两年后，他才考上中戏的。

腓特烈大帝是普鲁士国王.也称为腓特烈二世，他既是一位政治家，又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家。

腓特烈大帝拥有一支巨人卫队，由于这些人个子极高，要想找到同样高大的人补充卫队是很困难的，况且腓特烈大帝还立下规矩：不会语的人不能进入巨人卫队。这样一来，负责挑选卫兵的侍卫长就更加难办了，他有时只好选择-些个子够高而不会说德语的人，教他们一些德语，以便回答国王的简单提问。

腓特烈大帝经常检阅守卫城堡的士兵，他每次都要向他所见的卫兵问这样三个问题：

“你多大年纪?”

“你到我的卫队多久了?”

“你对这里的伙食条件是否都是满意的?”

因此，侍卫长首先要教会不会讲德语的新兵怎样回答这三个问题。

一天，国王同一个新兵谈话时，把问题的顺序换了一下。他首先问：“你到我的卫队多久了?”

那个年轻的卫兵立即答道：“报告陛下，二十年。”

腓特烈十分惊讶，接着问：“那么你多大年纪?”

“报告陛下，六个月。”

国王听后非常生气，问道：“到底我们两个谁是傻瓜?”

卫兵很有礼貌地回答，“报陛下，都是。”

巴尔扎克小时候很爱好文学， 父亲却硬要他学习法律。他就是不服从父亲的旨意， 父子之间常为此事发生冲突。

一天， 父亲再也按捺不住气愤， 质问巴尔扎克： “我让你学习法律， 你为什么要学习文学？”

“爸爸， 您知道， 我对法律是毫无兴趣的。”巴尔扎克非常亲切地对父亲说。

“毫无兴趣！ ”父亲暴怒地快要跳起来， “你有兴趣的是什么？是文学！ 搞文学谈何容易， 我看你根本不是搞文学的料！ ”

“那不一定！ ”巴尔扎克摇摇头， 非常自信地说， “一个人的成功， 往往取决於他的信心和努力。”

“信心和努力？那好， 从今天起， 给你两年的期限， 搞不成， 就得学习法律， 你敢答应吗？”

“敢！ ”巴尔扎克斩钉截铁地回答。

从此， 巴尔扎克被父亲关在房子里， 整天埋头写作。这期间， 他写了一个历史剧， 由於自己的阅历有限， 对剧本的特点了解不够， 没有成功。但巴尔扎克并没有丧失信心， 他坚信， 只要有决心、肯努力， 一定能在文学上取得成绩。

一段时间的写作实践， 使巴尔扎克感到自己的知识和经验都很浅薄。於是， 他拼命阅读世界文学名着， 广泛地接触社会和了解人生。他天天出入於图书馆和书店， 总是来得最早， 离开最晚。有一次， 他在图书馆里翻阅资料， 边看边记， 忘记了时间的早晚。图书馆的人员下班了， 也忘记招呼巴尔扎克一声。第二天早晨， 图书馆的人员来上班了， 发现巴尔扎克还在边看边记。为了读书， 巴尔扎克真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

巴尔扎克在一部小说中需一打架斗殴的情节， 就到街上去观察。好容易遇到两个青年人争执， 他就故意从中煽风点火， 想让两个人打起来。谁知两人看穿了他的“诡计”， 合起来把他轰走了。

巴尔扎克写起文章来就闭门谢客， 甚至家里人也不让进他的书房。有一次他把屋门锁了， 从窗户跳进屋里， 再的把窗紧闭上。来访的人见门上落了锁就自动回去了。

经过几年的努力， 巴尔扎克出版了小说《朱安党》， 赢得了法国文学界的一致赞扬。以后他又陆续完成了《人间喜剧》等９７ 部小说， 确立了他在法国文学史和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

星期三中午放学，妈妈告诉我他给我买了一本新书叫《世界名人故事大全》。并告诉我下午放学回家把作业写完才让我看。

下午放学后，我赶紧把老师布置的作业写完。就拿起了书，认认真真的读了起来。其中，我读到了描写曹雪芹的那篇文章时，我被感动了。曹雪芹他生于1715年，他自幼接受了良好的家庭教育。他家与朝廷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且是个“百年望族”。有时候有很多文士名流都与曹家有过来往，出生在这样的书香门第里，对于提高曹雪芹的文化素养，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他创作《红楼梦》时他家境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红楼梦》是一部批判现实主义的杰作，在世界文学史上也是罕见的。是我国乃至全世界都有着珍藏于研究价值的奇书，为此，还有专门研究此书的学科，称为“红学”。

看《世界名人故事》，使我增长了许多知识，并且使我觉得我更应该认真的去阅读它了。

《把我的笔记本还给我》

法国作家雨果中学时代是个“诗歌迷”。在他的书桌抽屉里，藏着一大摞写满诗歌的笔记本。他视这些笔记本为宝贝，每当离开教室的时候，总要给抽屉上好锁，唯恐笔记本会“不翼而飞”。

在雨果读书的中学里，有两个思想保守的人物。一个是校长高底埃，另一个是数学老师德高特。他俩都反对学生写诗，认为这是“非分”的事。尤其是那个德高特，经常偷偷监视学生的行动。只要发现哪个学生稍有“不轨”，准要到高底埃校长那儿告上一状。

有一天晚上，雨果突然发现自己书桌的锁被人撬开，笔记本一本也不见了。他大惊失色，急得直跺脚，心想，这事准是厌恶的德高特干的。

雨果果然没有猜错。第二天，他被人叫进校长办公室。一进门，只见高底埃和德高特正襟危坐，脸色阴沉，桌子上放着一摞笔记本。没等雨果开口，德高特先质问起来：“学校曾三令五申，学生不准写诗。你怎样胆敢违抗呢？”

“可谁允许你撬别人的锁？”雨果反问一句。

德高特简直不坚信自己的耳朵了，没想到小小的雨果竟敢和自己顶嘴。

“你想被学校开除吗？”“把我的笔记本还给我！”高底埃和德高特面面相觑。他们心中火冒三丈，但又不想把矛盾激化。“拿走你的笔记本吧！”高底埃无可奈何地说，之后，又讲了一套学生应当循规蹈矩的大道理。但雨果仍然认为，学生写诗是没有错的。他拿起桌上的笔记本，一言不发地离开了校长办公室。

哲理：人的一生总该有自己的坚持，这是一种信仰，是生活给予的勇气。

有一年秋天的一个晚上，古希腊哲学家泰勒斯见星空清朗，便在草地上观察星星。

他一边仰头看着天空，一边慢慢地走着。不料前面有个深坑，积满了雨水，泰勒斯只顾看星星而忘了脚下，一脚踩空，人便像石头般掉了下去。待他明白过来，身子已经泡在水里了，水虽仅淹及胸部，离路面却有两三米，出不来上不去，只得高呼求救。

当路人救他出了水坑，泰勒斯抚摸着摔痛了的身体对那人说：“明天会下雨！”那人笑着摇摇头走了，将泰勒斯的预言当作笑话讲给别人听。第二天，果真下了雨，人们为泰勒斯在气象学方面的知识如此丰富而惊叹。有的人却不以为然，他们说：“泰勒斯知道天上的事情，却看不见脚下的东西。”泰勒斯对这种嘲笑只付之一笑，没有说什么。

两千年后，德国的哲学家黑格尔听到了泰勒斯的这个故事。他想了想，说了一句名言：只有那些永远躺在坑里从不仰望高空的人，才不会掉进坑里！

今天，我读了一本名叫：《中外名人故事》的书，里面都是关于许多伟大人物的生平事迹，在这些名人故事当中，我最喜欢的就是“米老鼠之父”迪斯尼的故事。

1901年12月5日，活尔特·迪斯尼出生在一个普通市民的家庭，在他5岁时，他们家搬到了一个农场，迪斯尼特别喜欢农场里的小动物们，除了照顾这些动物们，迪斯尼经常做的就是画画，后来，迪斯尼长大了，这个年轻的画家，除了理想其他的一无所有，后来，他费尽周折的找到了一份工作：替教堂作画，可是工资很低，他无力租用画室，便做了一间废旧车库作为住处和画室，有一次，他在车库里看见了一只老鼠，第一次看见老鼠，老鼠跑了，但是后来，那只老鼠一次又一次的出现，甚至在白天也大摇大摆的出现，它在地板上做着各种的杂技，迪斯尼从来没有伤害过它，后来，迪斯尼经人介绍去好莱坞制作一部以动物为主的卡通片，可是他赔的身无分文，并且再度失业，有一天晚上，他想起了那只老鼠，于是他从床上爬起来，拉开打，画出来老鼠的轮廓，米老鼠就这样诞生了。从这片故事中，我感觉我们要乐观的去面对挫折。

北朝魏齐时，有位叫李士谦的人，家庭非常富有，但人崇尚节俭 ，为人慷慨，常周济老百姓。有一年春荒，许多人家都断了粮，李士谦就拿出一万石粮食给 乡里的缺粮户。到了秋天又遇年成不好，庄稼欠收。借了粮的人都要求延期偿还。李士谦说 ：“我借粮给你们是为了帮大家度荒，不是为求利。既然年成不好，借的粮就不用还了。” 于是他请来一些欠粮的人吃饭，在吃饭时当着大家的面烧毁了全部借据。第二年粮食丰收了 ，许多人挑粮来还，李士谦坚决不收，还粮的人只好又挑了回去。李士谦乐善好施30年，在 隋文帝开皇八年去世。他所在的赵州一带有1万多人为他送葬，哭声动地。

林毅夫，男，原名林正义，原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七、八、九、十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席，于2005年获选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2008年2月，被任命为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负责发展经济学的高级副行长。2012年6月，世界银行副总裁的任期已届满。林毅夫成为62年以来，首位来自欧美国家之外的世行首席经济学家。

事实上，他是地道的台湾本省人，当年曾是台湾军中宠儿，蒋经国专门接见他。时至今日，人们仍难以理解，是什么使他抛妻离子，放弃前程，冒着生命危险，“泅渡”回大陆。随后他的人生经历也传奇般的被改变，事业如是，姻缘亦如是。

1946年以来，首次有中国人走上这个以现代西方经济学奠基者的名字命名的国际顶尖讲坛。林毅夫没有意识到，数日后，在10月离任的前任世行首席经济学家、法国人弗朗索瓦·布吉尼翁来电询问，是否愿意成为他的继任者？世行为挑选新的首席经济学家成立了一个小组，布吉尼翁是其中的成员，他并不是以个人身份发出邀请。

“我感到惊喜。”林毅夫说，“世行是最重要的国际发展机构，它的首席经济学家是经济学家在国际上最高的公共职务，一般是大师级的学者担任。我出任世行首席经济学家，完全没有想过！”

这是一个不寻常的任命：62年以来，他是首位来自欧美国家之外的世行首席经济学家；而在30多年前，中国对世行的定义还是“美帝国主义操纵的经济侵略的工具”。

世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34年之前，他还是台湾最有前途的军官林正谊，驻防在金门最前线。

回来是一种理性选择

1952年，林毅夫生于我国台湾省宜兰县。1975年，林毅夫以第二名的成绩毕业于陆军官校正期生44期步兵科，随即留校担任学生连排长，第二年考上国防公费台湾政治大学企业管理研究所，1978年获政大企管硕士，随即返回军中。

由于他先后从军校和政治大学毕业，林正谊成了军中宠儿。蒋经国专门接见他，并嘱人关照。随后，他被派往金门，担任陆军上尉连长，负责接待外宾参观第一线连的任务。

1979年5月16日傍晚，上尉林正谊游过两千多米的台湾海峡，抵达对岸的厦门，更名为“林毅夫”。多年后台湾媒体披露，当时与他一同失踪的物品包括“两个篮球、一面连旗、一件救生衣、一个指南针”。他的家人事先毫不知情，第二个孩子还在妻子腹中。但有意思的是，23年后，台湾军方才发布了对其“投敌”的通缉令。

时至今日，人们仍难以理解：这个地道的台湾本省人，不需要蹈海以解乡愁之苦。而1979年的大陆，经历了十年动荡，经济凋敝，将走向何处，一切都未确定，亦非乐土。是什么使他抛妻离子，放弃前程，冒着生命危险前往？

一位北大学生回忆，林毅夫有一次谈及当年时曾说，“当时有一种强烈的感觉——祖国的统一和民族复兴的希望在对岸。再待在台湾，内心不安。”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今天林毅夫以这样的句子，解释当年的抉择，“得失之间并没有那么难。”

但也有另一种盛传的说法

在第一线连，林毅夫经常悄悄地收听大陆电台，对祖国大陆充满了无限向往。然而，台湾海峡如一道屏障，使他心中的“大中国思想”无法实现。

当时，上尉林正谊曾听人说，金东题旅部某连有一名搜索排长，曾成功泅水到对岸。当时这名排长事前向蛙人借了“蛙鞋”，只说要下海学游泳，泅水的当晚到一家小店吃了一碗绿豆汤，第二天一早对岸就广播，宣布那名排长“起义归来”。这个故事给了林毅夫极大的启发。

林身材高大健壮，平素爱打篮球，且技术超群。按照当时盛传的说法，1979年5月16日傍晚时分，林毅夫“假传演习命令”，下达宵禁令，由连传令兵通知沿海岗哨，不准驻防马山播音站的官兵在夜晚点名后走出营房；若发现有人下海游泳，严禁开枪射杀，以让游泳者顺利泅水“叛逃”对岸；即使听到枪声，也不准一探究竟。其实，那个“游泳者”不是别人，正是下达宵禁令的林毅夫。

林毅夫光着膀子，整晚都身着短裤，以打篮球消磨时间。随后，他悄悄地抱着两只篮球下了海，依靠篮球的浮力，加上强健的体魄，沉浮之间，他顺利到达祖国大陆。

他成为1978年后首位归国的经济学博士

或许是巧合，他回来后的两个月里，两项深刻影响中国未来的变革先后出现——1979年6月15日，万里在安徽凤阳县农村考察，肯定了当地农民自发的包产到户尝试；7月15日，争论不休中，邓小平决定“不争论”，宣布设立深圳等四个特区。

林毅夫此后的经历，依然不平常。为了解中国社会生活，他就读北京大学经济学系，只是，当时的国内，只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现代经济学的引进，还要在几年之后，此时的林毅夫，还不知他将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

世行则在第二年来到中国。1980年中国恢复了在世行的席位，世行开始派遣官员到中国，为中国政府培训干部。人们回忆，长期与世隔绝之后，最初的中外交流颇为生涩：边际成本(marginal cost)被译成“零碎材料的成本”；而收支平衡点(break even point)则是“破碎了摸平的一点”。

了解一些西方经济学又通晓英文的林毅夫赢得了意外的礼物：他为到访北大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舒尔茨担任翻译，对他印象深刻的舒尔茨主动邀请他到美国留学。

1982－1986年，在盛产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以自由主义和严谨的数理分析着称的芝加哥大学里，林毅夫“几乎四年没出校门”，从这个西方经济学的麦加开始了经济学家生涯。他的博士论文《中国的农村改革：理论与实证》被舒尔茨评价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经典之作。

1987年，放弃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教职和世行等多家国际机构的工作机会，林毅夫带着三十多箱英文资料回到中国，成为1978年后首位归国的经济学博士。许多人为他惋惜——中国没有研究伙伴，没有讨论和交流，甚至资料都难以搜集，如何做研究？“我都知道。可研究是什么？就是要对不能解释的现象给出合理的解释。中国有的是这样的经济现象，这是最重要的。”林毅夫说，关于回来的决定，他“一点挣扎都没有”。

同样从海外回来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卢锋说，他赞同林毅夫的一个说法，“我们不要完全讲牺牲精神。回来是一种选择，是认为从长期而言对自己有利的选择。经济学的理性要用在经济学家自己身上。”

清华－布鲁金斯中心主任肖耿至今记得林当年的忠告，“做研究如同给木板钻孔，从薄处入手更容易有收获。”对中国经济学家而言，勿庸置疑，回到中国是理性选择——这里是“经济现象的金矿”，而1980年代的西方经济学界，少有人了解中国。

二十年来，几乎没有休息日，林毅夫不知疲倦地掘金。现实也慷慨回馈：改革开放以来，他最早在国际顶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数量可观。回到本土，以规范的经济学方法研究本土问题，并为国际承认。“他是我们的先行者。”肖耿说。

破镜重圆在他乡

林毅夫失踪时，已是一个三岁儿子的父亲，妻子陈云英腹中又身怀六甲。

陈云英与林毅夫第一次见面是在大学联谊会上，当时陈云英就读于台湾政治大学中文系。他们一见如故，后来两人有了更多精神上的接触和沟通。尽管双方家庭的差距很大，但陈云英从林毅夫的言谈中，觉得林毅夫是个关怀民众、胸襟宽广的人，内心为之深深吸引，以至于陈云英总有一种“他就是我”的感觉。

1975年，陈云英毕业后，林毅夫送给她的毕业礼物是一套中国锦绣河山画册。陈云英很快即与林毅夫结婚，第二年生下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

陈云英在一所中学里教授语文。一天下课回到家里，林毅夫给陈云英端来一杯开水，然后坐在她身边，一本正经地说：“如果我不见了，你可能要像王宝钏一样，苦守寒窑十八年……”陈云英以为只是一句玩笑话，没想到1979年5月16日夜里林毅夫真的突然不见了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芝加哥大学荣誉教授舒尔茨的邀请，让林毅夫于1982年，赴美留学。踏上美利坚国土地后，林毅夫立即通知在台湾的妻子来美国相见。

突然接到林毅夫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的消息，陈云英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她本已通过了两个托福考试，准备赴美读硕士。当陈云英辗转赶到美国见到丈夫时，两人抱头痛哭。

夫妻两人在一起仅仅几天，却又要分别了。林毅夫在芝加哥大学读经济，陈云英则到华盛顿大学读教育，两地相距甚远，很难经常见面。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他们的一双儿女，仍然留在台湾，要半年后才能接来美国。相聚的喜悦很快就被思念儿女的愁苦所压倒。陈云英上课之余，常常望着儿女的照片发呆，也常常泪水涟涟，她把所有的思念都融到了家信当中。孩子太小，认字很少，她就剪贴了一些漂亮的卡通画，经过加工，写些简单的汉字和拼音，让孩子们一看就知道这是妈妈从美国的来信。

半年后，一家4口终于在美国团聚了。陈云英从小受中国文化的熏陶，深知相夫教子为本职之一。于是她一边读书，一边抚育孩子。经常是陈云英一边两手按着打字机键盘做作业，一边把头转向孩子大叫：“别吵了，妈妈要读书。”陈云英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以一年半时间得到了特殊教育硕士学位的。她再读博士时，没办法时时照顾孩子了，只好把他们反锁在家里，这在美国是不允许的。无奈中陈云英只好嘱咐孩子：“妈妈不在家时，无论谁叫门都不要开，有人来电话，你们千万不要说妈妈不在家，就说妈妈在睡觉。”直到现在，她在美国的朋友还说：“我们都觉得很奇怪，你怎么老在睡觉。”就连陈云英的导师当时也觉得不可思议，这个勤奋的中国学生怎么老睡觉？

在美国的4年中，陈云英多次都是刚给孩子做完饭，几乎连抬头看一眼蓝天和阳光的工夫都没有，就接着跑进教室，身上散发出一股浓浓的中国炒菜味。她最终坚持下来了，拿到了两个博士学位。

1987年，在耶鲁大学经济发展中心工作一年后，林毅夫突然回到了中国，成为我国改革开放后第一个从海外归国的经济学博士。同年的6月18日，陈云英在通过博士论文答辩后的第8天，也追随丈夫回到了北京。

有“中国特殊教育第一人”之称的陈云英，多次受到国家教育部及残联的表彰，还被推选为全国青年联合会常务委员会常委、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委员。她多次与林毅夫一起参加全国政协会议，被人们称为“议政夫妻”。

如今，他们的一双儿女也已长大成人。大儿子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毕业后，赴美留学获得硕士学位；女承父业，从事金融方面的工作。

2007年，在被推选为台湾省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后，陈云英就跟丈夫开起了玩笑：你的经济学专业是研究怎么让人富起来，我的专业是让富起来的人怎么把钱花到该花的地方。”

“把白手套留在了芝加哥”

虽然林毅夫在国际经济学学术期刊上发表的论文，在全球华人经济学家中一直排名在前一二名，在国际上的排名也一直很靠前，但是，他并没有选择成为典型的学院派学者。

1987到1993年，他先后在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任职。从那时开始，为政府提供决策咨询、参与制定政策成为他的工作内容。他逐渐成为同龄的学者中离权力核心最近的几位之一。近年，“新农村建设”的建议者、“十五计划”和“十一五规划”的主要咨询专家等角色更使他为中国公众所熟知。

“芝加哥大学毕业后，最早回国参与中国现实经济政策研究，并没有担心研究现实政策问题会‘弄脏’名校毕业的‘白手套’。他把‘白手套’留在了芝加哥。”卢锋形容说。

走近政府、成为政府智囊，于林毅夫并不是困难的选择。这与他29年前的选择逻辑一致。他告诉记者，他从小喜欢历史，曾想成为历史学家，喜欢中国文化，也实践着中国文化对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定位。

他不介意人们认为他过于靠近政府，“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别人的评价不重要，把自己摆低一些，推动社会进步更重要。”当被问及独立的学者和智囊的角色，哪一个他更在意时，“独立的学者”，林毅夫丝毫没有犹豫地回答，只有作为一个独立的学者思考问题，才能对政府的决策有所贡献，这样才能称得上是智囊。“固然很幸运，有些建议后来被政府采纳成为政策”，但是，他说“不曾有在政府作出了决策后改变自己的看法去附和政府政策”。

我的手指还能活动；

我的大脑还能思维；

我有终生追求的理想；

我有爱我和我爱着的亲人与朋友。

“霍金先生,卢伽雷病已经将你永久固定在轮椅上，你不认为命运让你失去很多的出路吗？”在一次学术报告后，一名记者对数学大师提出这样的问题。大师的脸上充满微笑，用他还能活动的3根手指，艰难地叩击键盘后，显示屏上出现了上面四段文字。

3根手指和一个能思维的大脑是霍金身上惟一能动的部件。这个人生的斗士，这个智慧的英雄，除了他超人的意志之外还靠什么？靠的是爱，还靠的是高科技。没有爱他的人的照顾，卢伽雷病是不会让他活到今天的，也许他在生病之初就与世长辞了。奥斯特洛夫斯基全身不能动弹，但可以说话，才得以口述完成他的巨著。我国史学大师陈寅恪的巨著《柳如是别传》和著名哲学家冯友兰的巨著《中国哲学史新编》，也都是著者在双目失明或双目视物不清的情况下全凭口述而“写”出来的。

可霍金只有仅仅3根能微弱活动的手指和一双不会说话的眼睛，没有计算机，他怎么去表达他的思想；还能将他的智慧发挥出来吗？没有发达的医学，他仅仅能活动的3根手指如何总能动弹？没有强大的经济支持，他微弱的3根手指又如何能产生伟大的学问？成功的喜悦，胜利的光环，常常会令人忘乎所以，但是，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那些帮助过自己的人。

所以，这个如今完全可以骄傲地面对人生的人，他在回答完那位记者的提问后，又艰难地打出了第五句话：“对了，我还有一颗感恩的心！”

俗话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无论是亲人还是恋人，他们最需要的永远都是陪伴。以下是小编为大家精心整理的有关于陪伴的名人故事。欢迎大家阅读。

1.春秋时期，俞伯牙是当时最善弹琴的人，但终日弹琴，无人赏识。一日，遇到钟子期，子期听到伯牙的琴声，激跃之处，便说浩浩乎志在高山；当听到琴声回转千叠处，便说荡荡乎志在流水。二人于是成为莫逆之父。后来，子期因病而死，伯牙悲叹没有了知音，便摔掉他珍爱的琴，再不弹琴。

2.北宋的范仲淹因主张改革，惹怒了朝廷，被贬去颖州。当范仲淹卷起铺盖离京时，一些平日与他过从甚室的官员，生怕被说成是朋党，纷纷避而远之。有个叫王质的官员则不然，他正生病在家，闻讯后，立即抱病前去，大摇大摆地将范仲淹一直送到城门外。在那一人犯罪株连九族的封建社会里，王质能做到不计个人利害得失，真诚待友，和那些见利忘义之徒相比较，实在是难能可贵的。对范仲淹来说，谁是真朋友，谁是假朋友，此时此刻，也就一清二楚了。

3.《汉书·张冯汲郑列传》载：翟公曾经做过廷尉，当时，也可称宾客盈门了，可等到被罢免，门前却冷落到可张网捕雀。不久后，他又做了廷尉，那些宾客又想去巴结，翟公便在大门上醒目地写上：“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只有在死生之间，才知道交情的浅深；在贫穷之间，才知道朋友的真实态度；在贵贱之间，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情谊。”）

4.恩格斯与马克思。

恩格斯为了在经济上自主马克思的革命活动，不惜违心地去帮助父亲经营他所厌恶的商业。当时他和马克思虽生活在同一城市，却几乎每天通信，在革命事业上互相鼓励，促进。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又担任了整理占有遗稿的众人，编辑出版了《资本论》的第二，三卷，完成了战友的未竟事业。可见，共同的理想和人生目标是建立友谊的基础。

5.管仲从小就和鲍叔牙是好朋友。鲍叔牙知道管仲是个人才。管仲和鲍叔牙一起做生意时候多分红，鲍叔牙不认为管仲贪，知道他家里穷。管仲打仗的时候进攻后进，撤退先跑，鲍叔牙也不认为管仲胆小，知道他家里有老母。

管仲临死的时候，齐恒公让他推荐继任人，他没有推荐鲍叔牙。有人告诉鲍叔牙，鲍叔牙说，我这个人疾恶如仇，当丞相会误事，管仲了解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