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礼仪的现代名人故事实用20篇

张飞少年时就好吃肉，酗酒，更好打架斗殴。到了青年时，爹爹希望他有点儿营生能维持生活，也省得总酗酒惹事，便问他：“你喜欢做什么？”张飞一听便说：“我喜欢卖肉。”

于是，爹爹便拿出小本金，让他开了个肉铺。

张飞卖肉与别人不同，宰杀过牲口之后，先要用锅煮上，煮好之后便大酒大肉地吃喝起来。在他喝酒的时候，是绝不卖肉的，就是来了顾客也不搭理，直到喝得醺醺大醉才卖肉。还不让顾客说了算，得他给你砍哪块你就得要哪块，他给你砍多少，你买多少。有一次，涿州的一个姓史的豪绅要招待客人，派人来买五斤肉。来人说要瘦肉，张飞把眼睛一瞪说：“娘的，什么叫瘦肉？要吃瘦肉，去吃你娘的肉吧！”

来人见他瞪起环眼，怪害怕的，肉不买了刚转身要走。张飞急了，从肉案子上跳将过来，将来人一把抓住：“你想溜？不买肉就蹲笆篱子吧。”原来，在他的肉铺前，有一口五百多斤重的大铜钟。他一手将钟提起来，一手把买肉的人扣进大钟里了。主人待客等着肉吃，派人来看，来一个让张飞给扣钟里一个。史豪绅在家等急了，怎么派去的人只去不回来？只好自己亲自出马了。来到张飞肉店问：“我派来买肉的人呢？”“来买肉的人都偷懒，钻到钟里歇着去了。”史豪绅不信，张飞说：“你不信，我把钟提起来，你看看就知道了。”

张飞到门前故意把钟提起一个缝儿，让史豪绅趴下身子往里看。史豪绅刚一趴到钟边，张飞就一脚把他也踢进钟里扣上了。然后通知史豪绅家：“不买俺吃剩下的肥肉，就不放人。”史家扭不过他，只好送来银子把肉买了，史豪绅和仆人们才被张飞放出来。

从此涿州的人谁也不敢到张飞肉铺买肉了。张飞眼看着肉卖不出去，急得又叫又跳，一瞪眼又想出了办法：凡是从他门前路过的人，他都让人来提门前的大铜钟，要是提不起来，就得买他的肉。要是能提起来的，他白送三十斤肉。可谁能提起来他的五百多斤重的铜钟？时间长了，人们都知道张飞太霸道了，谁也不从他卖肉的这条街上走了。肉铺门前变得冷冷清清，张飞再也想不出办法了。

一天，涿州城来了一个红面汉子，长着卧蚕眉丹凤眼，刚一踏上张飞卖肉的这条街，便有一个好心的老者扯住他，说：“客官，看来你是外乡人，你可不能从这条街上走呀！”接着，便把前后事情说了一遍。那红面汉子一听笑道：“我正饿得慌哪，正好去白吃他的肉。”说着便向张飞的肉铺门前走去。

张飞正在门前一见红面汉子走来，心里可高兴了，跨步上前，拦住去路，说：“朋友，从这里走，必须要提一提这口铜钟！”红面汉子问：“这是为何？”张飞便把提起来和提不起来的条件，向红面汉子说了。红面汉子一听，说：“你先供我一顿酒肉吃，吃完了之后，我要提起钟来，便天天到你这来白吃你的酒肉。要是提不起钟来，从今以后，你肉铺里的肉，我全买了。”张飞不相信这外乡人，能提起这口大钟。于是，便进屋中给他拿来五斤肉，搬来一桶酒。那红面汉子吃了五斤肉，喝了半桶酒，还没吃饱，又让张飞给拿五斤吃了，还没吃够，再让张飞给拿五斤肉。红面汉子吃过十五斤肉，喝了一桶酒之后，就到张飞门外举铜钟。红面汉子拍了拍手又拍了拍钟，先问张飞：“你叫我提它，你能提得起来吗？”张飞说：“当然我能提得起来。”说着便走近铜钟，双手一提，便把铜钟提起一尺多高，然后很得意地看了看红面汉子。红面汉子摇了摇头说：“太低，太低，我只要一只手，就会比你的提得高。你拿两条木杠，一条粗绳和一把锹来。”

张飞不相信他有这样力气，便把东西找来了。红面汉子把一条木杠埋在地下做撑木，把另一条木杠一端拴在钟环上，然后把钟环上的木杠担在撑木上。他一只手轻轻一压，那大铜钟就被提起有三尺多高。张飞哪里懂得这是杠杆作用啊，以为红面汉子真有这样神力，纳头便拜，忙把红面汉子请进屋里喝酒吃肉。

这个红面汉子是谁？他就是在蒲州为打不平杀死县令逃出来的关羽关云长。从此以后，关羽与张飞成了至交朋友，以后又遇上了刘备刘玄德，三人结拜为生死弟兄，这就是人人皆知的桃园三结义。

最近，妈妈教我看了一本书叫《名人故事》，令我记忆犹新的是华人首富李嘉诚的这篇文章。

文章中讲述了李嘉诚出生于一和穷人家族，当时，为了躲避战争他们只好来到香港。李嘉诚苦苦找了一个星期的工作才有人收他当茶馆的伙计。他踏踏实实的工作，经过了几年的努力成为了一家塑料玩具厂的总经理，有自己用积蓄7000美元开了一家自己的公司。不久便有人来和李嘉诚合作，而且要求李嘉诚必须要找一位有钱的人为他担保，李嘉诚求遍了所有他认识的人，就是没有人肯为他担保。李嘉诚没有欺骗对方，诚实的告诉了这位外商，自己认识的人不多，并没有有钱人愿意为他担保。这位外商被他的诚实所打动，便决定，无论如何，也要和李嘉诚合作。从那以后多有人都知道李嘉诚是个可信的人，都和他做生意，他在30岁时已经成为了亿万富翁！

我认为，李嘉诚能够成为华人首富并不是因为他出身尊贵而是靠他自己的诚实感动了所有人，让人们觉得他可信，都来和他做生意。在想想我们，每天都被一些谎言所迷茫，生活在一个虚假的世界里，没有真实的自我。我真心希望人们能够找到真实的自我，向李嘉诚一样，让人们相信你，这样，你才能成功！

在一个静静的夜晚，两个特务从女牢房带走了一个同志。铁门边昏暗的灯光下，一个中等身材的女同志迈着稳稳的脚步向高墙边的黑漆铁门走去。她不是江姐吗？这么晚带她出去，敌人打什么鬼主意呢？

江姐叫江竹筠，童工出身，1939年入党，一直在白区工作。1947年夏天，重庆地下党要派一批同志到川东去支援农村里党的活动，发动武装起义，迎接解放。江姐向党要求参加这个工作。组织上考虑到她刚生孩子，没批准；只批准了她的丈夫，地下党重庆市委委员彭咏梧同志，带领一批同志到川东去。分别的时候，他们互相勉励要更好地为党工作。为了避免暴露，他们决定暂时断绝通讯联系。

几个月后，随着川东农村工作的发展，重庆地下党又派了一批同志去支援。江姐接受党交给的任务出发了。到了万县，党组织告诉她，情况很紧急，命令她到奉节去跟那儿的彭咏梧同志联系。

江姐化了装，怀着兴奋的心情到了奉节县城。那是个阴雨天，她打着雨伞，沿着泥泞的江边走着。城门口围着一大群人，她也走上前去。原来是城头上挂着一排木笼，木笼里盛着一颗颗人头。她知道又有好些革命者牺牲了，心里觉得很难过，不忍看。再一想，不对，应该知道是谁牺牲了，好向党汇报。可是人头已经腐烂，没法辨认，只好到旁边去看布告。布告上一连串的名字，个个给打上红笔的勾。她只瞥了一眼，就看到使她触目惊心的几个字：“匪首彭咏梧……”

这个打击多么残酷啊！江姐感到眼前发黑，城头和木笼好像在空中旋转。她要痛哭一场，但是城门口站着一排敌人，她只好让眼泪往肚子里咽。她知道不能迟疑，应该马上离开。她抬起头，强压住她内心的悲愤，朝那木笼望了最后一眼，就默默地踏着泥泞的路走开了。

江姐很快就找到了党，向党组织做了汇报。她没哭，嘴唇微微抖动，平静地吐出仿佛经过千百次考虑的话：“这算不得什么！请转告上级，我请求留在老彭工作的地方。”党同意了她的请求。敌人风闻彭咏梧的妻子在这一带活动，就四处搜捕。几个月后，一个叛徒出卖了她，她在万县被捕了，立刻被解送到重庆渣滓洞集中营。

敌人从叛徒口里知道，江竹筠是地下党的地委委员。中美合作所的特务为了从她口里得到需要的东西，一个多月来，一直没有中断过对她的严刑审讯。这天夜间带她出去，看来也不会例外。同志们紧偎在牢门口，静静地守望着。

刑讯室离牢房不远，夜间，万籁俱寂，那边的声音显得特别清晰。

“说不说？说不说？”特务疯狂地吼叫着。

江姐回答说：“上级的姓名住址，我知道；下级的姓名住址，我也知道。但是，这些都是我们党的秘密，不能告诉你们。”

同志们知道，敌人又要下毒手了。大家屏息听着。先听见特务们用刑的声音，江姐倔强的呵斥声。接着，一个特务高声叫道：“拿竹签子来！”竹签子一根根地钉在江姐的指头里，也一根一根钉在同志们的心里。江姐大约是昏过去了。一会儿，听见一阵令人心悸的泼凉水的声音。

“说不说？说不说？”特务绝望地嘶叫起来，但是没有听到江姐的声音。

又是一阵令人心悸的泼凉水的声音。

但是没有听到江姐的一声呻吟。

这天夜里，渣滓洞牢房里的人们通夜未眠，大家怀着异样沉重的心情。

朝霞透过山峰，阳光泻满山谷。高墙边的黑漆铁门一响，人们聚在风门口张望。只见两个特务拖着昏迷不醒的江姐，往女牢房去。她熬受了一夜的折磨，流血过多，完全失去知觉了。

江姐还没醒过来。女牢房的同志把她的伤口包扎起来。这时候，大家发现，她在遭受敌人严刑拷打的时候，因为忍痛，紧咬着牙关，连嘴唇也咬破了。

集中营的同志们都关心江姐的身体，都为江姐的英雄行为感到骄傲。许多慰问信和诗从各个牢房秘密的传到女牢房来。有一间牢房的同志们集体写了一封信，信里说：

“亲爱的江姐：一个多月的严刑拷问没能使你屈服。我们深切地知道，一切毒刑，对那些懦夫和软弱的人才会有效；对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是不会起任何作用的。当我们每餐咽下霉米饭的时候，当我们被半夜里的敲梆声惊醒，听着歌乐山狂风呼啸的时候，当我们被提出去审讯的时候，我们想起了你，亲爱的江姐！我们想你保证：我们要像你一样地勇敢，坚强，在敌人面前不软弱，不动摇，不投降！……”

江姐醒过来了，同志们的关怀和慰问，使她激动。她请人代笔，给同志们回了一封信。同志们记得最清楚的，信上有这么几句话：

“同志们太好了。这算不了什么！……毒刑拷打，那是太小的考验。……竹签子是竹子做的，但是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铸成的！”

张衡(78-139)，字平子，南阳西鄂(今河南南阳县石桥镇)人。他是我国东汉时期伟大的天文学家，为我国天文学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数学、地理、绘画和文学等方面，张衡也表现出了非凡的才能和广博的学识。

儿时的张衡天资聪明，态度谦虚，特别喜欢思考问题。他对自然界中的万事万物都充满了兴趣。早上带着露珠的花朵，中午高悬天空的太阳，晚上天空中皎洁的月亮、一闪一闪的星星都让他产生了无穷无尽的联想。他总是跟在父母身后问这问那。

有一次，他和母亲一起到田野中挖野菜。出去的时候，太阳刚刚从东方升起，红艳艳的，煞是可爱。他不经意间看见了自己的影子是那么长。他想，我要是长得像影子那样高大多好哇。不知不觉到了中午，母亲挖了满满一篮子野菜。他跟在母亲后面，一蹦一跳地走着。“咦!影子哪里去了呢?”他惊奇地叫道。低头一看，影子缩成了一团，踩在脚底下。张衡赶忙问母亲这是怎么回事，母亲说这是由于中午到了，太阳升得最高，影子就会变短缩成一团，到了傍晚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影子还会变长的。

回到家里，张衡一直关注着自己的影子的长度。他发现真的像母亲说的那样：傍晚时分，自己的影子又变得像早晨时那样长。他感觉自己又学到了一点新知识，高兴极了。

一个夏天的晚上，父母带着小张衡一起到打谷场上纳凉。这是人们一天当中最快乐的时光。大人们一边摇着扇子，一边海阔天空地聊天;孩子们则叽叽喳喳地玩得不亦乐乎，一会儿捉迷藏，一会儿过家家。只有张衡一个人不声不响地呆在旁边，望着茫茫夜空，嘴里还小声默念着“一个，两个……”母亲以为他白天跟自己出去累着了，就说：“衡儿，你要是累了就自己回屋里歇着吧，不要愣在那里，丢了魂似的。”张衡好像没听见，依然站在那里，目不转睛地望着苍穹。

父母见他没吱声，也就不再管他。又过了好一会儿，大人们都困倦了，接二连三地回家睡觉了，他还在那里望着天空。这时，一个大点儿的孩子过来拍了拍他的肩膀，说：“咳!傻了，老瞅着天上干什么，那上边又不会掉金豆子。”张衡这才回过神来，揉一揉酸痛的脖子说：“谁指望天上掉金豆子了，我在数星星。”此语一出，大家都愣住了。“什么，什么，数星星，真新鲜，还有数星星的傻瓜。那我问你，数清了吗?”那位大哥哥问。“我还没有数完呢，不过现在己经数到一千多颗了。”

旁边的一位老爷爷插话道：“孩子呀，别数了，天上的星星是数不完的。这些星星无穷无尽，飘忽不定……”张衡却打断老爷爷的话：“才不是呢，那一片天空就只有一千多颗，只要我坚持数下去，肯定会数完的。”老爷爷被张衡的执著精神打动了，一下子不知道说什么好。

张衡的父亲赶紧过来打圆场：“不许这样跟老爷爷说话。”张衡意识到自己的不对，连忙向老爷爷道歉。但他回过头来，还是想跟父亲辩解一番。父亲早看出他的心思，就说：“衡儿，我知道你的想法，但你这样挨个数是不行的。天上的星星分布是有规律的，你要按照这些规律，把它们分成一个个星座。这样才会把它们弄清、记牢。”

小张衡点了点头，按照父亲说的去做，果然又认识了许多新的星星。

随着年龄的增长，张衡的求知欲越来越强烈。当时，各种自然灾害频繁地发生，地震带来的灾难尤为严重。它来无影去无踪，一旦发生却极具破坏力。这引起了张衡的思考。他想，能不能制造一种在地震发生后准确测定其方位的仪器，以便及时调拨物资进行救援。定下目标以后，他查阅了大量关于地震的资料，并且多次实地勘测。

有时，张衡为了获得第一手资料，亲自来到刚刚发生地震的地方，测量大地的震感。有一次，他把测震仪插入大地，刚要读取数据，一波剧烈的余震袭来，离他不远处的一道土墙轰然坍塌。幸亏他眼疾手快，往旁边一跳，才躲过一劫，不然肯定要被砸成肉泥。他拍拍身上的灰土，继续看仪器上的数据。远处的老百姓十分不理解他的做法，认为他简直是发疯了。但张衡不为所动，仍然夜以继日地研究地动仪。

不久，地动仪成功间世了。

读书读到57岁了，当然有些经验可谈，希望能提供读者一些参考。

读书的方法大体上要看自己是为了什么目的，有为学习而读书，有为研究而读书，有为创作而读书，有为娱乐而读书。目的不同，方法也就不免有些差异。

为学习而读书，可以说是每一个人的基本要求。一个人自发蒙以采，到学成一种技艺，养成一种人格为止，所受的教育，都是为了这个目的。学校的课程，大体上都是强迫性的，非读不可。进步的国家要培养健全的国民，一定有周密的国民教育课程，每个人都必须经历，这是无庸置疑的。

一个人有相对的择业的自由，但所学的课程，一经择定，便必须完成一定的职业教育课程，这是不由自主的。例如我在大学时代学的是医学，则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药理学、细菌学以及各种临床或应用医学的教科书，便非读不可，不读你便不能成为医学家。即使学校毕了业，学问也不能毕业，你必须向这方面锲而不舍地追求，然后才能进步，不然你便只好落伍了。我自己因为两耳重听的关系，大学毕业后便中止了医学，故今天不敢自命为医学家，别人也不这样看待我。

为研究而读书，这或许是狭义的读书方式。譬如研究一门特殊学问，或者特殊问题，凡关于那门学问或那个问题的一切书籍和资料，必须尽可能把它们全都搜罗，把它们读到滚瓜烂熟，这样，你对于那个问题便有了充分的把握，你就可以成为该门学问的权威。

在研究上，你自然有充分的自由，但如果你是有责任心的人，你的自由依然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

例如我有研究古代史的志趣，为了完成这志趣，我下了一番苦功，把甲骨文字和青铜器上的铭文完全征服了。这些都是进步人士视为落后的东西，一向被人认为是一些吃饱了饭没事做的古董家拿来消磨时日的东西，因此当我在研究这些资料的时候，也曾受过进步人士的非难，指责我为玩物丧志的人。然而我忍受着这些斥责，把我的志趣贯彻了。在今天凡是有志于古代文化研究的人，似乎都沿着我的旧路走。

为研究而读书，我的方法是：

1、直探本源，不受前人的束缚。

2、搜罗一切资料，集腋成裘。

3、对于资料毫不容情、毫不惜力地加以检查，而且必须彻底，绝不放松。这样研究才会有成绩。

我也是搞文艺工作的人，不自量力，差不多一切的文艺形式都尝试过。诗歌、小说、戏剧、评论，我都大胆地写过一些。为了培养写作能力，我曾耽读过古今中外一些名人的作品。这样的读书，自可以说是为创作而读书，但在这儿我有一些体会，我想把它表白出来。

我自己在写作上每每有这样的一种准备的步骤。譬如我要写剧本，我便先把莎士比亚或莫里哀的剧本读它一两本；要写小说，我便先把托尔斯泰或福楼拜的小说读它一两篇。读时也不必全部读完，有时仅仅读几页或几行，便可以得到一些启示，而不可遏止地刺激我写作的兴趣。

别的朋友有没有这种习性，我不知道，但我感觉到这的确是很有效的一种读书方法。

为娱乐而读书，这应该是人人所有的经验。那些在街头巷尾贪读公仔书的朋友们，应该都是这种类型的读书人。的确，读书本身就是一种娱乐。文体轻松的书，插图多的书，读熟了自己喜欢的书，版本好、装潢精美的书，研究有素而资料丰富的书……，在工作的闲暇，读起采的确可以使人忘却疲劳而增进生活乐趣。当然，这是应该有限制的。书本种类繁多，质素不一，必须加以选择。滥读一些无病呻吟，而又对身心有害的读物，反而会得不偿失，弄巧反拙。

我拉杂地写了这些，不愿再从这儿总结出教条来，请读者们自己去吸取吧。

1847年3月3日，亚历山大·贝尔出生在英国的爱丁堡。他的父亲和祖父都是颇有名气的语言学家。

受家庭的影响，贝尔小时候就对语言很感兴趣。他喜欢养麻雀、老鼠之类的小动物。他觉得动物的叫声美妙动听。上小学时，他的书本里，除了装课本书外，还经常装有昆虫、小老鼠等。有一次，老师正在讲《圣经》的故事，忽然他书包里的老鼠窜了出来，同学们躲的躲，叫的叫，弄得教室内大乱。老师怒不可遏，觉得这样的学生不可教。

不久，贝尔的父亲就将贝尔送到伦敦祖父那儿。这位慈祥的老人虽然很疼爱孙子，但对孙子的管教十分严厉。祖父深谙少年的学习心理，他不采用填鸭式的方法，硬逼贝尔学习书本上的知识，而是从培养贝尔的学习兴趣入手。渐渐地，贝尔有了强烈的求知欲，学习成绩也上去了，成了优等生。贝尔后来回忆道：“祖父使我认识到，每个学生都应该懂得的普通功课，我却不知道，这是一种耻辱。他唤起我努力学习的愿望。”

一年之后，贝尔又回到了故乡爱丁堡。在他家附近，有一座磨坊。贝尔觉得这种老式水磨太费劲了，要改进改进。于是，他查阅各种图书资料，设计出一幅改良水磨的草图。这图虽然画得不规范，但构想却十分巧妙。经过工匠的加工，水磨果然变得十分灵活，比原来省力多了。从此，他成了远近闻名的“小发明家”。

贝尔从这里看到了发明创造的意义。每一项的发明，都将使很大一部分人受益，都是人类向前迈进的一块基石。

1869年，22岁的贝尔受聘美国波土顿大学，成为这所大学的语音学教授。贝尔在教学之余，还研究教学器材。

有一次，贝尔在做聋哑人用的“可视语言”实验时，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在电流流通和截止时，螺旋线圈会发出噪声，就像电报机发送莫尔斯电码时发出的“嘀答”声一样。

“电可以发出声音！思维敏捷的贝尔马上想到，“如果能够使电流的强度变化，模拟出人在讲话时的声波变化，那么，电流将不仅可像电报机那样输送信号，还能输送人发出的声音，这也就是说，人类可以用电传送声音。”

贝尔越想越激动。他想：“这一定是一个很有价值的想法。”于是，他将自己的想法告诉电学界的朋友，希望从他们那里得到有益的建议。然而，当这些电学专家听到这个奇怪的设想后，有的不以为然，有的付之一笑，甚至有一位不客气地说：“只要你多读几本《电学常识》之类的书，就不会有这种幻想了。”

贝尔碰了一鼻子灰，但并不沮丧。他决定向电磁学泰斗亨利先生请教。

亨利听了贝尔的一五一十的介绍后，微笑着说：“这是一个好主意！我想你会成功的！”

“尊敬的先生，可我是学语音的，不懂电磁学。”贝尔怯怯地说，“恐怕很难变成现实。”“那你就学会它吧。”亨利斩钉截铁地说。

得到亨利的肯定和鼓励，贝尔觉得自己的思路更清晰了，决心也更大了。他暗暗打定主意：“我一定要发明电话。”

此后，贝尔便一头扎进图书馆，从阅读《电学常识》开始，直至掌握了最新的电磁研究动态。

有了坚实的电磁学理论知识，贝尔便开始筹备试验。他请来18岁的电器技师沃特森做试验助手。

接着，贝尔和沃特森开始试验。他们终日关在试验室里，反复设计方案、加工制作，可一次次都失败了。“我想你会成功的”，亨利的话时时回荡在贝尔的耳边，激励着贝尔以饱满的热情投入研制工作中去。

光阴如流水，两个春秋过去了。

1875年5月，贝尔和沃特森研制出两台粗糙的样机。这两台样机是在一个圆筒底部蒙上一张薄膜，薄膜中央垂直连接一根炭杆，插在硫酸液里。这样，人对着它讲话时，薄膜受到振动，炭杆与硫酸接触的地方电阻发生变化，随之电流也发生变化；接收时，因电流变化，也就产生变化的声波。由此实现了声音的传送。

可是，经过验证，这两台样机还是不能通话。试验再次失败。

经反复研究、检查，贝尔确认样机设计、制作没有什么问题。“可为什么失败了呢？”贝尔苦苦思索着。

一天夜晚，贝尔站在窗前，锁眉沉思。忽然，从远处传来了悠扬的吉他声。那声音清脆而又深沉，美妙极了！

“对了，沃特森，我们应该制作一个音箱，提高声音的灵敏度。”贝尔从吉他声中得到启迪。

于是，两人马上设计了一个制作方案。一时没有材料，他们把床板拆了。几个小时奋战之后，音箱制成了。

1875年6月2日，他们又对带音箱的样机进行试验。贝尔在实验室里，沃特森在隔着几个房间的另一头。贝尔一面在调整机器，一面对着送话器呼唤起来。

忽然，贝尔在操作时，不小心把硫酸溅到腿上，他情不自禁地喊道：“沃特森先生，快来呀，我需要你！”

“我听到了，我听到了。”沃特森高兴地从那一头冲过来。他顾不上看贝尔受伤的地方，把贝尔紧紧拥抱住。贝尔此时也忘了疼痛，激动得热泪盈眶。

当天夜里，贝尔怎么也睡不着。他半夜爬起来，给母亲写一封信。信中他写道：

“今天对我来说，是个重大的日子。我们的理想终于实现了！未来，电话将像自来水和煤气一样进入家庭。人们各自在家里，不用出门，也可以进行交谈了。”

可是，人们对这新生事物的诞生反应冷漠，觉得它只能用来做做游戏，没什么实用价值。

贝尔一方面对样机进行完善，另一方面利用一切机会宣传电话的使用价值。

两年之后的1878年，贝尔在波士顿和纽约之间进行首次长途电话试验(两地相距300公里)，结果也获得成功。在这以后，电话很快在北美各大城市盛行起来。

比尔·盖茨 哈佛大学的校训是：“为增长智慧走进来，为更好地为祖国 川问胞服务定出去。” 1973年秋，盖茹该看这条校训走进厂哈佛。 依照比尔·盖茨的优越条件，他qJ以直接L二年级，但是 他的父母觉得他还足一步步来更好。根据后来事情的发展．

他 们很后悔当初的这个决定* 尽管报考的专业足法律预私。但孟茨并不炬继众父业。他意识到买真之市有——种深切的材晚驱使他应该向另一方向发 展。车好开明的父碌尊垦盖茨个人的看法，他们希望盖扶能找 到自己对未来的感觉，

而个愿人为限制他的天性。对一个人最 ／解的莫过十他n己。 比尔·盖茨到了哈佛之后，心仍然索系在计算机上。所幸 的是哈佛的教学比较灵活，他在读本科的时候，除经济、历史、 文学、心理学等必修课之外，还选修了数学、物理学和计算机 等课程。学校并曰允许学牛同时攻读研究生课程。

比尔·羔茨 进大学F也获得批准同时攻这本科和研究牛课程。他对法律以 及 些学科实在没仑多大兴趣，抱着无所谓的态度，可是每次 考试成绩也不算差。据说有一次考希腊文学时，他竞酣然入睡。 临考老师以为他是在潜心思考，可是见他过了半小时仍一动不 动，才把他从梦中叫醒。他勿忙答卷，差点没来得及把题做完， 4K结果居然得f一个“B，’．为此他得意非凡。 比尔·盖扶在考试的课堂上睡着并不令人很惊奇。对于熟 悉他的人来说．不这样倒是奇怪／。因为比尔·斋敌对于他喜 欢的事物，常常二天；反不睡觉。

比尔“盖茨的同伴怎么也理 解不了比尔·盖沃是怎么对付缺眠96。因为他们也熬夜，fR常 常公熬了l 8个小时到24个小时后，就再也支持不住了，而比 尔·盖茨常常熬到3G个小时或更多。

接着，比尔‘盖茨就会彻 底放松lo小时，然后出去走一走．买个馅饼回来．—边吃，一 卫接着十。也计这个时候．足凌晨3时* 比尔·盖茨的睡眠习惯特别古怪，他从不峦被单上睡觉，他 总是注那没铺奸的床上一例，拉过一个屯热毯往头上一蒙，立 刻沉沉地睡着T。在这段时问里，他不会因为屋千里面有什么 响功而醉来，他也不管会睡到什么时候。在后来成功的H子里． 44省他乘飞机的时候。也总是用毯子把头一蒙，—”宜睡到飞机着陆。

这种休息方式，与当年欧洲战场L的章破仑极其相似。 比尔·盖茨的杰出正亿于他不会一味盲从，而是懂得选择 人生的快感来源于自我的文现．而失去自我的决断，肯定 终生都是株儒。

我在5年前脱离技术第一线，一年来逐渐脱离管理的第一线，我已经过61岁了。让一个过61岁的老者来领导方正也是一件不可设想的事情。我是属于高峰过去的一个科学工作者。那么，一个快落山的太阳，跟大家讲的，更多的是自己一生奋斗过来的体会。所以我从我一生中觉得重要的抉择中，引发出一些话题跟大家来讨论。

第一个重要抉择

我在大学二年级即1954年进入北京大学的数学力学系。我一生中第一个重要的抉择，是选择了计算数学，正好赶上了计算机迅速发展的年代，这是我一生中的幸运，这个幸运跟我当初的抉择有关。

我当时选择这个方向，就是看到未来国家非常需要这个。我非常关注我们国家的科学事业的发展，我看到了12年科学规划里，周恩来总理讲了未来几个重点的领域，包括有计算机技术，我看了以后非常高兴。我觉得把自己跟国家最需要的这些事业结合在一起，是选择了正确的道路。

第二个重要抉择

1961年，我24岁的时候，做了一生中最重要的决定，就是在有了几年的硬件实践基础上，投身到软件领域来。

我专门投入到软件领域，而且做硬件和软件相结合的研究，它给我带来了好处非常大，我豁然开朗，似乎一下就找到了创造力的源泉，很多新理论都提出来了。懂软件的不懂得硬件，认为计算机生来就是这样的，不能去动它，没法动；而懂硬件的人，却不知道需求。两者一结合以后，我就能够在硬件上做非常灵巧的设计，可以使软件的效率极大地提高。一旦有了两种背景（跨领域的）以后，就豁然开朗，我当时跨了这两个领域，对我一生带来了很大的好处。

第三个重要抉择

在我20多岁的时候，我决定锻炼英语的听力。因为我看英文的专业文献，觉得每个字都认识，每个语法都懂，但是看不快。我觉得要做研究，必须要很快地掌握国外的这些资料，一句一句地看，没法在里面很快地找到我要的东西。我想应该训练听力，大家都有这个经验：一句话听不见，有一个字稍微打一个疙瘩，你后头两三句都听不见了，这对锻炼反应能力是非常好的一种做法。于是就听，这是1961年的事情了。从1962年开始听Radio Peking，后来因对中国的事情比较熟悉，不太过瘾，就去听外国的台，从1962年，听了整整4年，一直听到文化大革命。

第四个重要抉择

第四个抉择是1975年，从事照排这个项目，采用了与众不同的技术途径。在我作第四个重大抉择，搞照排的时候，我按照习惯，做一件事情，总是先研究国外的状况，熟悉一下最新的进展是什么，所以我就急着看文献。看到的那些资料，基本上我都是第一读者，看了以后马上就知道了，美国当时流行的是第三代，数字存储的，而中国随便一家都是落后的、过时的，也看到正在研究的第四代——用激光扫描的方法。英语的快速阅读能力在这里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年轻时候一定要学会奋斗。按国外的惯例，当自己提出新的思想的时候，必然自己是首先的实践者。我看第一个高级语言，第一个数据库，第一个操作系统等等，最新思想提出者往往是第一个实践者。因为别的人不可能利用你这种感情、这种精力来实践你的新东西。假如你的新思想自己不能实践，别人缺乏你这种感情，碰到困难以后也不知道要害关键的地方，就不容易取得好的结果。这个新思想假如不实践，时间一过，它的创新就没有了。所以年轻人一定要注意在年轻的时候培养动手习惯，没有动手习惯，只想出出主意，很难取得大的成果。

第五个重要抉择

在80年代初，我们坚持不懈地走商品化、企业化的道路。这件事情我们是逆潮流而上，今天人们都讲北大方正又有名又有利，不知当时我们的艰难，到1986年也没有这么讲，说要把技术变成商品，当时那种氛围下，看不见前景。但我们认为这是对国家有利的，就坚持不懈地走商品化、市场化的道路。到1990年我们才有了点成绩，占领了市场。一个人最可贵的是把一个冷门的东西搞成热门。我们千万不要跟潮流，要预见到社会的需要，锻炼和培养自己。所以正确的名利观就是我们不要去追求科学以外的东西，应该把自己的未来，把自己能力的培养跟社会需要结合在一起。

读了《102个名人故事》这本书，我被名人们的精神给打动了。如意志坚强的牛顿、无私谦虚的达尔文、拼命钻研的爱迪生和不拘小节的爱因斯坦等等。尤其是爱迪生坚持不懈的精神，至今令我难以忘怀。

当读到“车长气急了，把爱迪生做实验的东西扔了出去，狠狠打了他一个耳光，把他的一只耳朵打聋了。可是爱迪生钻研科学的决心没有动摇。”时，我不由得惊呆了，我想：车长狠狠打了他一个耳光，还把爱迪生做实验的东西都扔了出去，车长已经是铁了心不让爱迪生做实验，但是爱迪生却仍坚持做实验，没有因此而放弃。在我的学习中，我为什么没有这股劲头呢?我为什么不能像爱迪生一样持之以恒地对待学习呢?记得有一次，我晚上正在做一道奥数题，用了许多办法都解不出这道题，心情十分烦躁。一气之下，我躺在床上，大哭起来，心想，我还做什么奥数题，做不做都一个样，还不如不做。结果，在父母的劝说之下，我重新回到座位上，解出了这道奥数题。如果我有爱迪生这股学习的劲头，不用父母的劝说，自己能主动回到位子上该多好呀!

而更使我佩服的是，那时候爱迪生靠的是自己，不断努力，不断钻研。而我现在，读书的时候需要父母催，不能主动，有时还偷懒。和爱迪生的主动学习相比，我还需不断磨炼自己，不断提高自己。

通过读爱迪生的故事，我得到的启示是：无论做什么事情，都应该主动去做，不屈不挠地坚持到底。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那么，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看关于节约的名人小故事，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徐特立的《粉笔诗》】

徐特立，字师陶，湖南长沙人。无产阶级革命家，教育家。有《徐特立教育文集》传世。他注重品德修养，平生俭朴。他在湖南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当校长时写过一首《粉笔诗》抄在黑板上，公布在校园里：半截粉笔犹爱惜，公家物件总宜珍。诸生不解余衷曲，反为余是算细人。

他在每天巡视全校时总是把别人抛弃的粉笔头捡起装在口袋里留给自己上课用。他在湖南第一女子师范（又称稻田师范）的几年里，差不多没有用过一支新粉笔。有些学生不理解，反而觉得他太“小气”。因此徐特立特写诗教育学生。

【房梁挂钱】

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轼21岁中进士，前后共做了40年的官，做官期间他总是注意节俭，常常精打细算过日子。公元1080年，苏轼被降职贬官来到黄州，由于薪俸减少了许多，他穷得过不了日子，后来在朋友的帮助下，弄到一块地，便自己耕种起来。

为了不乱花一文钱，他还实行计划开支：先把所有的钱计算出来，然后平均分成12份，每月用一份；每份中又平均分成30小份，每天只用一小份。钱全部分好后，按份挂在房梁上，每天清晨取下一包，作为全天的生活开支。拿到一小份钱后，他还要仔细权衡，能不买的东西坚决不买，只准剩余，不准超支。积攒下来的钱，苏轼把它们存在一个竹筒里，以备意外之需。

但有的时候，过度的节约也回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在欧洲文艺中，不得不提荧幕上四大吝啬鬼的形象，其中最盛名的要属欧也妮。葛朗台中的老葛朗台，生前处处算计，临死还不忘叫掐灯省油，真叫人欲罢不能！各位朋友，勤俭固好，但不必要的勤俭往往会造成人性上的缺陷，这是值得注意的。

【列宁的大衣】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俄罗斯人，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和。俭朴伴随着他传奇的一生。当时人们经常看到他穿一件退色的旧大衣。在这件大衣上还留有三个弹孔。

1918年，列宁就穿这件旧大衣，去工厂演说，遭到反对势力的刺杀，在大衣上留下三个弹孔。伤愈出院后，他谢绝更换新大衣，将旧大衣补了再穿，一直穿到他1924年1月逝世。

他的格言：“节约每一分钱，为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约翰洛克菲勒投宿】

有一次，美国大企业家约翰到纽约一家旅店投宿，要求一间最廉价的房间。

旅店的经理认出是洛克菲勒后，问他：“您为什么选择这样廉价的小房间呢？您的儿子来这时，总是选择最贵的房间。”

“没错，”洛克菲勒说，“我儿子的父亲是百万富翁，而我的父亲不是。”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热爱生活的人。他们不屈不挠，争取进步。今天，我读了张海迪的故事。

张海迪小时候是个活泼快乐的孩子。但在她五岁的时候，突然患上了脊椎血管瘤。病情复发，五年做了三次大手术，最后不得不截瘫。

看着朋友们开心地跳橡皮筋，背着书包去上学，小海迪幼小的心灵很痛苦。她伤心地哭了：“妈妈，我要走了！我要上学！”

爸爸给小海蒂买了书、笔记本和钢笔。告诉她，很多名人尽管身有残疾，却做出了不平凡的事迹。受到父母的爱和鼓励，她决心振作起来，成为生活中的强者。

后来张海迪看了十几部医学专著，请教了有经验的医生，学习了针灸等医术，给群众免费治疗。

看完这个故事，我的眼里充满了泪水，我感到羞愧。虽然张海迪病重，胸下完全昏迷，但面对残酷的命运，她并没有屈服于疾病，而是自学了小学、中学、大学的专业课，掌握了英语、日语、德语等多种外语。她是多么勇敢和坚强啊！她不怕病，勇敢面对，奋力抗争。她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她总是微笑着面对任何困难。

医生曾断言张海迪活不到27岁。但是现在张海迪54岁了。她已经踏上了为中国残疾人服务的新征程。

成功不是“中彩票”，人生梦想需要汗水和心血浇灌。从这个意义上说，张海迪还是“年轻”的，“海蒂精神”还会进一步发扬光大。

张海迪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是生活中的强者。

“一个简单的原则就是了解她的需求，她的需求。这是我在35年的生活中找到的真理，在洗衣房里也同样奏效。”宝洁的首席执行长雷富礼常常用这种幽默的比喻来描述宝洁是一家为了女性需求而创生的企业。

“我们发现女性根本不关心我们的技术，对于产品从哪些设备上生产出来就更加无所谓了。她们希望我们了解她们的需求。”

而今，在美国，购买宝洁产品的消费者大约有80%是女性。因此，雷富礼会每隔一段会到商店里去，听听那些买了宝洁产品的女性顾客的看法。去年，他还说服了一些宝洁管理人士跟在一群法国身后采购化妆品。

雷富礼从宝洁的洗涤产品部门起步，参加过汰渍、Dawn、Ivory Snow和Cheer品牌的工作。洗涤和肥皂产品是宝洁的基石，公司文化也是最保守的。

上世纪70年代以及80年代初期，宝洁的业务很糟糕。它被联合利华?Unilever?抢去了不少生意，员工的士气也很低落。雷富礼对宝洁行动迟缓的官僚做法深感失望，提出辞职，但他的多诺万劝他三思，一周内可以暂时不来上班。这一周，他俩每晚都要见面，喝着啤酒好好聊上一会儿。多诺万提醒他，这么做是在逃避问题，而这些问题无处不在。他提议给雷富礼升职、加薪，并请雷富礼负责改善宝洁的洗衣业务。当时是1984年，接下来的十年当中，宝洁的洗涤子公司发生了雷富礼所说的“不可思议的巨大变革”。

在雷富礼任期内，宝洁大约275名高层管理人员中，女性的比例提高了三分之一，现在是50多人。在宝洁11万员工当中，女性的比例大约是37%。根据公司的安排，这几年女性员工的比例每年都增加一个百分点；每年招收的员工有44%是女性。他说，最好不要轻言什么是女性固有的特点，但我们谈到女性直觉的时候，纯粹都是好意。

在暑假期间，我读了一本书，书名是《影响孩子一生的100个名人故事》。其中，另我最震撼的一位名人就是黄道婆。要想知道她的故事，得听我细细得道来。

黄道婆出生于一个穷苦的人家，由于样不活她，只能被迫卖给富人家。这家主人每天都让她干非常重的活—一天要拔几百个棉花球上的刺等一些脏物。有一天，黄道婆实在忍受不了这个重活。偷偷地溜出去，她跟随一位好心的船夫流浪到一个很远的地方去了。她住在了一位好心人的阿婆家。她在阿婆家学到了很多的东西。尤其是一个织布的架子。黄道婆虽然没有完全靠自己的灵感而想到了改进那种织布架已经是一个超群的女孩子了。她回到家乡后，制作出了不用手的织布架，还靠自己的努力开了一个属于自己的织布坊。从此，她久远大名。

像黄道婆这种年名气十足的名人不止有一个，他们的精神值得后人学习。希望同学们也看看这本书，一定会对你们大有影响。

提起袁姗姗，她的标签除了曾经遭受"黑粉"攻击的网络暴力事件外，如今又有了一个新称谓-"马甲线女神"!此外她自己正奔着"暑期档笑花"这个目标前进。

从被网友质疑演技，到通过《煎饼侠》突破自己的演戏瓶颈、不断发掘自己的喜剧天赋，袁姗姗一直都以正能量的面貌示人，她热心做公益、不怕接下扮丑的戏路、积极锻炼身体，从被黑"到"演技突破"的翻身仗。她甚至反转角色，在电影《所以......和黑粉结婚了》饰演一个"黑粉"。

包拯，是我国人民非常熟悉和敬佩的“清官”。他铁面无私，执法严峻，有许多佳话流传于世。

公元 999 年，包拯出生在庐州合肥（今属安徽省）。他十岁那年，有一天和姐姐一块儿到花园里游玩。游兴正浓时，姐姐问道：“你长大准备干什么事？”“做个为民办好事的清官。”包拯眼睛一眨，干脆利索地回答。“做清官可不容易，你能行吗？”姐姐又问了一句。包拯胸有成竹地答道：“只要大公无私，善动脑筋，案件总能审得清的。”

包拯的一番话，说得姐姐心里暖烘烘的。她嫣然一笑，若有所思地说：“那好，明天让我考你一下吧！”

第二天一早，姐姐来到学堂，把一个煮熟的鸡蛋悄悄送给一个同学吃了，然后要包拯查出来是谁吃的。

包拯不慌不忙。他首先看了每个同学的面色和嘴巴，然后敏捷地端来十碗清水放到桌上，叫每个同学从碗里喝一口水，在嘴里咕噜咕噜地漱一下，再吐入碗内。

轮到第五个同学漱口时，包拯发现，他的碗内有蛋黄和蛋白的残屑。但他没有马上断案，而是让其余的同学继续漱口，直到每个同学都漱完口，他才郑重其事地宣布：“只有第五个同学吃了鸡蛋。”

一直站在旁边的姐姐这才服了弟弟，啧啧称赞说：“包拯长大能做清官！”

他已经是个当红主持人，但出于工作的需要，他不得不在某档栏目里出任串场主持人，而且留给他的位置非常尴尬。由于节目结构的限制，主持人可以发挥的时间和空间其实极其有限，不客气地说，他的作用约等于一个报幕员，或者戏言一句，这纯属“打酱油”的差事。然而，这还不是最坏的，随着这档栏目收视率越来越高，广告商越来越多，他被逼加快语速念台词——1分钟内，要念完几页的赞助商名单。

一个不尴不尬的角色，却接下了一个令人望而却步的任务。要知道，普通人说话，语速一般不超过每分钟140字;按照播音员的专业考核标准，也不过是一分钟200字;就算是比较著名的快嘴节目，如中央电视台《天气预报》，主持人语速达每分钟350字，已经接近极限了。而他，要完成这个不可能的任务，就只能超越极限。

没有人知道他在后台经过了多少苦练，人们只是在节目里看到他的惊艳亮相——以每分钟400多字的语速，在40秒内，播完了长达几页的广告台词，而且毫不卡壳!于是，有人惊呼他“逆天”了，随着这档名为《中国好声音》节目的热播，他也顺理成章地被尊为“中国好舌头”，由于这40秒太过经典，竟招来众多网友的模仿，他进一步在网络里爆红。

40秒，他竟然把一个打酱油的角色，演绎成了“酱油帝”!而且，是在刘欢、庾澄庆、那英、杨坤等星光四射的大腕做主角，他只是一个小小的配角的情况下。

但是，如果你了解他的过去，了解他的奋斗史，你就不会觉得奇怪，因为，他一直就是一个勤奋和认真的人。

那时，他还是个在校大学生，在所参加的一场主持人选拔大赛中进入前十，获得了到电视台做嘉宾主持的机会。学校在郊区，而主持节目的地点在市中心，每天来回在路上的时间就要4个小时，为了赶时间，他连续两年的晚饭都是三块钱的蛋炒饭。

然后，他成为一名电台主持人，但给他的工作量远远超过主持人的本职，要策划，要组织，要拉赞助，要推广。面对如此苛刻的要求，换做别人，或者拒绝，或者虽然接受，但只能说是勉为其难地接受。而他，既没有拒绝，也没有勉为其难，甚至是欣欣然地接受了。后来，他说自己是幸运的，电台需要一个全能的主持人，也把他打造成了一个全能的主持人，从而给他的事业发展打下了非常坚实的基础。而幸运，难道不是靠他的勤奋和认真换来的吗?

后来，他转行去了电视台。一开始他非常不适应，面部表情僵硬，没有镜头感。为了改变自己，他多看、多练、多揣摩。自己的节目每期都会重看，只要有时间，一天至少要看4档综艺节目。在录节目时，他可以从下午一直到凌晨，足足7个小时不休息，有时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靠着自己搏命一般的努力，他终于华丽转身，成为一个电视主持人。

他在博客中曾写过一句话：“上天眷顾勤奋和认真的孩子。”其实，这也是他的真实写照。

他叫胡乔华，别名华少。现在他有多火，甚至已无需赘述。他只是用他的经历告诉每一个人：

只要足够努力，40秒也可以如烟花一般绚烂!

蒙哥马利是英国杰出的军事家、战略家，参加过两次世界大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著名的盟军军事指挥官，入选“最伟大的100名英国人”，并以50年的军旅生涯而成为英国历史上服役最久的将领。

蒙哥马利是一位谨慎、彻底的战略家。他不打无准备之仗，在部属中享有极高威信。

蒙哥马利精通驭兵之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充满硝烟的前线，英国官兵时常看见一位身材高大的将领，察看地形，指点部署，与官兵交谈，有时还亲切地拍拍士兵的肩膀。士兵们一下子就记住了这名将领，因为这位将领戴着一顶与众不同的军帽。别的将领和士兵的军帽都只镶嵌一只帽徽，而这名将领的军帽，却镶嵌着两只帽徽，一只是将军标志的帽徽，一只是装甲兵标志的帽徽。

士兵们互相一打听，原来此人是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元帅亲临一线，让士兵们又兴奋又感动，士气大振。蒙哥马利元帅为什么要戴两只帽徽的军帽，大家又好奇地猜测起来。有的说元帅喜欢标新立异，故意猎奇;有的说元帅是以此显示自己特别重视装甲兵的用途。随着猜测的传播，士兵们深刻地记住了元帅，深刻地记住了元帅亲临前线的场景。

后来，还是蒙哥马利本人揭开了军帽带两只帽徽的秘密。原来，蒙哥马利元帅是出于具有实际价值的动机，才戴这样的帽子的。他认为，一个统帅人物要在部队中具有威信和感召力，就必须使下级官兵经常能够在前线看到他。这种认识来自于蒙哥马利的亲身经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蒙哥马利担任排长和上尉参谋，一直让他深感遗憾的是，他从未见过自己部队的总司令。蒙哥马利认为这是英军士气低落、战斗力不强的重要原因之一。蒙哥马利戴这顶镶有两只帽徽的特殊军帽的目的，就是为了让部队官兵能够经常看到他，并记住他。他说：“各部队官兵看到这顶帽子，就知道我来了，就知道我对他们的所作所为非常关切，就知道我不只是坐在安全的后方，高高在上发号施令，我是和他们站在一起，并肩作战。”

两只帽徽的小小军帽，成为了蒙哥马利元帅的象征，成为了元帅深入一线与士兵携手并肩的标志，成为了鼓舞士气提振军心的旗帜。

My father, Winston Churchill, began his love affair with painting in his 40s, amid disastrous circumstances. As First Lord of the Admiralty in 1915, he was deeply involved in a campaign in the Dardanelles that could have shortened the course of a bloody world war. But when the mission failed, with great loss of life, Churchill paid the price, both publicly and privately. He was removed from the admiralty and effectively sidelined.

Overwhelmed by the catastrophe — “I thought he would die of grief,” said his wife, Clementine —he retired with his family to Hoe Farm, a country retreat in Surrey. There, as Churchill later recalled, “The muse of painting came to my rescue!”

Wandering in the garden one day, he chanced upon his sister-in-law sketching with watercolors. He watched her for a few minutes, then borrowed her brush and tried his hand. The muse had cast her spell!

Churchill soon decided to experiment with oils. Delighted with this distraction from his dark broodings, Clementine rushed off to buy whatever paints she could find.

For Churchill, however, the next step seemed difficult as he contemplated with unaccustomed nervousness the blameless whiteness of a new canvas. He started with the sky and later described how “very gingerly I mixed a little blue paint on the palette, and then with infinite precaution made a mark about as big as a bean upon the affronted snow-white shield. At that moment the sound of a motor car was heard in the drive. From this chariot stepped the gifted wife of Sir John Lavery .”

“ ‘Painting!’ she declared. ‘But what are you hesitating about? Let me have the brush — the big one.’ Splash into the turpentine, wallop into the blue and the white, frantic flourish on the palette, and then several fierce strokes and slashes of blue on the absolutely cowering canvas.”

At that time, John Lavery— a Churchill neighbor and celebrated painter— was tutoring Churchill in his art. Later, Lavery said of his unusual pupil: “Had he chosen painting instead of statesmanship, I believe he would have been a great master with the brush.”

In painting, Churchill had discovered a companion with whom he was to walk for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years that remained to him. After the war, painting would offer deep solace when, in 1921, the death of the mother was followed two months later by the loss of his and Clementine’s beloved three-year-old daughter, Marigold. Battered by grief, Winston took refuge at the home of friends in Scotland, finding comfort in his painting. He wrote to Clementine: “I went out and painted a beautiful river in the afternoon light with crimson and golden hills in the background. Alas I keep feeling the hurt of the Duckadilly (Marigold’s pet name).”

Historians have called the decade after 1929, when the Conservative government fell and Winston was out of office, his wilderness years. Politically he may have been wandering in barren places, a lonely fighter trying to awaken Britain to the menace of Hitler, but artistically that wilderness bore abundant fruit. During these years he often painted in the South of France. Of the 500-odd canvases extant, roughly 250 date from 1930 to 1939.

Painting remained a joy to Churchill to the end of his life. “Happy are the painters,” he had written in his book Painting as a Pastime, “ for they shall not be lonely. Light and color, peace and hope, will keep them company to the end of the day.” And so it was for my father.

我的父亲，温斯顿·丘吉尔，在他四十多岁时开始迷恋上绘画，当时环境异常恶劣。那是在1915年，任海军大臣的他，积极投身于在达达尼尔海峡的一场战役中，这场战役本可以缩短那段血雨腥风的世界大战。但由于遭受失败，伤亡惨重，丘吉尔于公于私都付出了代价。他被从海军部调离且实则坐起了冷板凳。

在灾难的折磨下——他的妻子克莱门廷说：“我想他会痛苦而死，”——他携家带口来到萨利郡的一处乡间静居霍·华姆。在那儿，丘吉尔后来回忆道，“是绘画中的冥思拯救了我！”

一天他在花园散步时，偶然看到他的弟媳在用水彩作画。他观察了几分钟，然后向她借了画笔并一试身手。他的专注仿佛给他施了魔法！

丘吉尔很快就决定试试去画油画。看到他从阴暗的忧郁思中解脱出来，克莱门廷非常开心，她赶忙去买所有能买到的颜料。

然而，迈出下一步似乎有些困难，因为丘吉尔看到一块新画布的洁白无暇时感到无所适从和为难。他先从天空画起，后来他描述如何“非常谨慎地在调色板上加入一点儿蓝色调，然后以万分的小心，在这块被蓄意冒犯的雪白的防护板上点上豌豆大的一笔。这时，传来一阵驾驶机动车的马达声。约翰·拉威利先生才华出众的太太从这辆车中姗然而下。

“‘在画画呀！’她高声说着。‘可你还在犹豫什么呢？给我那支笔——那支头号的。’只见松油飞溅，她在蓝白颜料间挥毫泼墨，在调色板上龙飞凤舞，接着在吓得发皱的油画布上用力东戳西捣几下蓝色。”

那时，约翰·拉威利——丘吉尔的邻居，也是一位有名的画家—正教丘吉尔学画。后来提及他的这位特殊的学生，拉威利说：“倘若他选择绘画而不是从政，我相信他会是位绘画大师的。”

在绘画中，丘吉尔找到了能陪他度过余生大部分时光的知已。战后，在1921年，母亲刚去世两个月，他和克莱门廷就失去了他们深爱着的三岁女儿玛丽戈尔德，这时作画给了他一些安慰。在痛苦的打击下，温斯顿来到苏格兰朋友们的家中以求得安慰，用绘画来解脱自己。他在给克莱门廷的信中说：“我出外画了一条夕阳下美丽的溪流，背后映衬着晚霞的群山。唉，达克迪莉（玛丽戈尔德的昵称）使我的苦痛总是挥之不去。

史学家把1929年后的十年，也就是保守党政府垮台而温斯顿下台的时间，称为他的荒凉岁月。政治上，他一直在举步维艰的处境中徘徊，是一个孤独的勇士在努力唤起受到希特勒威胁的国人，但在艺术上他在那荒凉岁月却硕果累累。这些年他经常在法国南部作画。在现存的500多张油画中，大约250张是1930至1939年间的作品。

绘画给丘吉尔带来了乐趣直到他的人生尽头。在他所著的《画中的消遣》里说：“画家其乐融融，因为他们不会孤独。光与色，和平与希望，会始终伴随他们。”我父亲就是这样一个人。

[温斯顿·丘吉尔:生活侧记-名人传记英文故事

科学家霍金小时候的学习能力似乎并不强，他很晚才学会阅读，上学后在班级里的成绩从来没有进过前10名，而且因为作业总是很不整洁,老师们觉得他已经无可救药了，同学们也把他当成了嘲弄的对象。

在霍金12岁时，他班上有两个男孩子用一袋糖果打赌，说他永远不能成材，同学们还带有讽刺意味地给他起了个外号叫爱因斯坦.谁知，20多年后，当年毫不出众的小男孩真的成了物理界一位大师级人物。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原来，随着年龄渐长，小霍金对万事万物如何运行开始感兴趣起来，他经常把东西拆散以追根究底，但在把它们恢复组装回去时，他却束手无策，不过，他的父母并没有因此而责罚他，他的父亲甚至给他担任起数学和物理学教练.

在十三四岁时，霍金发现自己对物理学方面的研究非常有兴趣，虽然中学物理学太容易太浅显，显得特别枯燥，但他认为这是最基础的科学，有望解决人们从何处来和为何在这里的问题。从此，霍金开始了真正的科学探索。

亚里士多德在西方被称为“最博学的人”。他的很多观点被西方人奉若神明，他本人也被奉为绝对权威，他凭着“自信的直觉”，做出了“重物体比轻物体下落速度要快些”的观点，这种观点统治了西方学术界将近2000年。

1590年的一天，年轻的比萨大学数学教授伽利略，邀请比萨的一些学者和大学生来到斜塔下面，他和他的助手登上斜塔，让一个重一百磅和一个重一磅的铁球，同时由塔上自由下落，轻的和重的几乎同时落地。

伽利略把实验重复一次，结果仍然相同。伽利略的实验，动摇了亚里士多德在物理学中长期占统治地位的臆断，在观众中引起了极大的震动。伽利略发现了真理，但却触怒了比萨大学里亚里士多德学派的信徒，他们攻击伽利略胆敢怀疑亚里士多德，必定是圣教的叛徒。伽利略被赶出了比萨大学，但他由于这个实验发现了自由落体定律，当时他刚26岁，是他当教授的第二年。

伽利略，1564年，出生于意大利比萨市一个没落贵族的家庭，1581年考入比萨大学，遵从父命学医。在大学里，伽利略深深地爱上了数学，在宫庭数学家里奇的悉心辅导下，他把阿基米德的浮力原理和杠杆原理结合起来，获得了精密的测量方法，发明了用以测定合金成分的“液体静力天平”，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

1589年夏天，他受聘为比萨大学数学教授，年仅25岁。离开比萨大学后，伽利略来到学术空气自由的帕图拉大学。每逢他上课时，大厅里挤得水泄不通。远至瑞典和苏格兰的学生也慕名远道而来，他们中间的许多人，后来都成了著名的学者。伽利略给学生们讲宇宙，并告诉他们，宇宙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一成不变的，这与亚里士多德的学说正好相反。他还告诉学生，所有东西、所有原子、所有星球都在运动。

1609年，伽利略听说荷兰人发明了望远镜，他通过别人的一点描述，凭着自己独特的天赋，经过刻苦钻研和实验，成功地研制了世界上第一架放大倍数为33倍的天文望远镜。在这架天文望远镜的帮助下，伽利略探索了深邃神秘的天空，在一年之内他就做出了一系列重大的发现：月球表面并不象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样平滑，而是呈现不规则的凹凸起伏。银河也不是人们所说的银白的云彩，而是由千千万万颗暗淡的星星所组成的。木星旁边有四颗运转着的卫星;地球并不是各个天体旋转的唯一中心。太阳上面有黑子;土星周围有光环……所有这些结果，都有力地支持了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日心说”)：即地球和所有行星都围绕太阳运行。

1610年，伽利略出版了他的《星际使者》，向全世界宣布了他的上述发现。人们惊讶地说：“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伽利略发现了新宇宙。”1611年，伽利略在《关于太阳黑子的通信》中，肯定太阳是宇宙的中心，维护哥白尼的“日心说”。他竭力想分清宗教和科学的界限，认为前者属于人们的道德行为范围，后者属于自然界和人的关系的范围。他指出，天体的永恒，只是相信亚里士多德哲学的教士们自己的看法，而不是天主教的教义。

然而，当时势力强大的教会反对哥白尼的“日心说”。他们认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太阳是围绕地球转动，而地球是不动的。因此教会在1616年给伽利略下了一道禁令，不准讲授哥白尼的学说。伽利略为此烦恼不已。1623年，伽利略冒险开始他最有名的著作——《关于两种世界体系之间的对话》的写作。

同时他6次请求教皇乌尔班接见他。他小心翼翼地向教皇介绍哥白尼学说的书籍，教皇同意他把对“日心说”赞成和反对的论点一起写出来，但不允许他得出地球是绕着太阳旋转的结论。随后的6年时间里，他完成了他的杰作。在书中他巧妙地阐明了自己支持哥白尼学说的证据，而反对哥白尼“日心说”的人的辩解却愚蠢而无力。伽利略把哥白尼的学说当作“一种纯数学假说来叙述”。

1632年，这本书得到了教会监察吏的许可后出版发行。但是，教会的权威人士很快就发现了伽利略仍在支持哥白尼的“日心说”，于是便一次又一次地把他押上宗教法庭。当时的伽利略已年近七旬，身患重病，体质虚弱。在宗教法庭上，他的精神和肉体受尽了折磨。1633年6月22日，他被迫双膝跪地发誓，哥白尼的理论纯碎是一派胡言乱语。他要“放弃、诅咒、痛恨”过去的种种错误，并保证以后永不宣传和谈到它，违犯了甘愿受死。伽利略刚宣布完他的誓言，就大声喊道：“不管怎么说，地球毕竟是在运动着的”。

这说明伽利略并没有放弃自己所坚持的学说。伽利略被判处终身监禁，监外执行。但他没有放弃科学，经过3年的顽强拚博，他又完成了一部巨著《关于力学和位置运动的两种新科学的对话和数学证明》。在书中，他大胆叙述了物体的各种运动和动力学有关的一些问题，为近代实验科学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这部书被偷运到荷兰出版时，伽利略已双目失明。伽利略的晚年境遇极为凄凉，只有他的女儿在他身边照料他。

1634年他的女儿先他而死，他更加孤独和痛苦。1642年1月8日这位终身为科学真理而斗争的伟大巨人含冤离开了人世。1983年，罗马教会终于为伽利略冤案公开平反，为此在罗马成立了一个由不同宗教信仰的著名科学家组成的委员会，它的宗旨是：“研究科学同宗教信仰的关系，伽利略案件的科学方面以及伽利略学说对现代科学的贡献。”

奥托·李林塔尔1848年5月23日出生于德国的安克拉姆，他酷爱飞行，少年时曾搞过“飞人”实验。成年之后，他利用业余时间仔细观察飞鸟。为此，他专门创造了一个公式，用来计算鸟类飞行、滞空以及滑翔时所付出体力的大小。在7年的时间里，他制造出18种不同型号的滑翔机，他操纵这些滑翔机从屋顶或山坡上一次又一次地跳下来。虽然总是一败涂地，但他却毫不气馁，从中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1877年，他制造出一架有着像鸟一样略微拱起的机翼的滑翔机，这种机翼比扁平的机翼性能更好。

李林塔尔善于制造仪器进行航空实验，用来验证观察的结果。他研制的测试片状物体的升力和阻力的仪器、试验扑翼机升力的仪器，都是19世纪未有代表性的航空研究仪器。

李林塔尔注意积累数据，总结经验，纠正了前人“多层叠置窄条翼”的片面做法，提出了“曲面机翼比平面机翼升力大”的观点，为飞机的发明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

李林塔尔的最主要贡献还是成功的滑行飞行。1891年，他制成一架蝙蝠状的弓形翼滑翔机，成功地进行了滑翔飞行，从而肯定了曲面翼的合理性。在1893—1896年，李林塔尔进行了几千次滑翔飞行试验，屡次改进总体布局，滑翔中又拍了许多照片，积累了大量数据，给美、英、法等国的飞机制造者们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1894年，李林塔尔从粕林附近的悬崖上起飞，成功地滑翔了350米远，这在当时是一个惊人的成绩。他将自己的成绩记录下来，使之成为航空史上最早的飞机性能记录之一。

但是李林塔尔过于重视升力，而忽视了对飞机的操纵。他认为改变身体重心的位置是保持飞机稳定的唯一办法，这一失误对他来说是致命的。

1896年8月10日，李林塔尔在飞行中突然遇到迎面刮来的大风，他来不及将重心前移以使滑翔机保持稳定，最后和飞机一同坠落到了地面，不幸遇难。

德国人为了纪念他的功绩，为李林塔尔树立了一座纪念碑，上面写着“最伟大的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