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的一生历史故事(通用20篇)

一次，去拜会一位事业上颇有成就的朋友，闲聊中谈起了命运。我问：这个世界到底有没有命运?他说：当然有啊。我再问：命运究竟是怎么回事?既然命中注定，那奋斗又有什么用?

他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但笑着抓起我的左手，说不妨先看看我的手相，帮我算算命。给我讲了生命线、爱情线、事业线等诸如此类的话之后，突然，他对我说：把手伸好，照我的样子做一个动作。他的动作就是：举起左手，慢慢地而且越来越紧地握起拳头。末了，他问：握紧了没有?我有些迷惑，答道：握紧啦。

他又问：那些命运线在哪里?

我机械地回答：在我的手里呀。

他再追问：请问，命运在哪里?

我如当头棒喝，恍然大悟：命运在自己的手里!

他很平静地继续道：不管别人怎么跟你说，不管“算命先生们”如何给你算，记住，命运在自己的手里，而不是在别人的嘴里!这就是命运。当然，你再看看你自己的拳头，你还会发现你的生命线有一部分还留在外面，没有被握住，它又能给我们什么启示?命运绝大部分掌握在自己手里，但还有一部分掌握在“上天”手里。古往今来，凡成大业者，“奋斗”的意义就在于用其一生的努力，去争取.

古时候，人们为老人祝寿，是有男女之分的，男的挂男寿星图，女的则挂女寿星图。女寿星图上通常画的就是麻姑，因此称为《麻姑献寿》。画上的麻姑美若天仙，腾云驾雾;或是飘然行走于云端;或是双手托盘奉献寿礼：一壶美酒，数枚仙桃。酒是麻姑自己酿出来的长寿酒，桃则是王母娘娘所赠送的蟠桃;有时候是她肩挑一根细长的竹枝，枝上挂一壶美酒，旁边一个童子背着一个巨大的仙桃相随。但是，不管哪样的麻姑图，桃和酒总是必不可少的东西，因为在人们的心中，桃和酒都是长寿的象征，《麻姑献寿》图就是通过献桃与献酒来表现出献寿的。

麻姑是南北朝时期北方后赵的一位少数民族姑娘。长得俊俏美丽，穿着光彩夺目的衣裳，头顶结一个大大的发髻，脑后的长发乌溜溜的垂到了腰间。麻姑不仅长得好看，而且心地善良，常常帮助穷苦的人。但是，麻姑的父亲却是性情暴虐、凶神恶煞、傲慢专横、心存歹毒，经常欺压老百姓的人。

虽然她父亲名声不好，但是作为女儿的麻姑仍然很孝顺他。有一次，麻姑到山里去采果子，好不容易才摘得一个桃子。那时候，桃子可是水果中的上品，是非常难得的东西。麻姑自己舍不得吃，就把桃子揣在怀里，回家拿给父亲吃。

麻姑拿着桃子往家里赶，忽然看到路边上围着一群人，于是她就好奇地走过去看个究竟。原来是一位身穿黄色衣衫老婆婆病倒在路旁，已经奄奄一息了。围观的人说：“这老婆婆肯定是饿坏了，要是能给她一点东西吃，或许还能活过来。可是这兵荒马乱的，到哪里去找吃的呢?”因而大家只是站在那里，你一言我一语地说话，并没有人走回家去给这老婆婆拿什么吃的东西来。眼看老婆婆很快就不行了。麻姑实在看不过去了，赶忙从怀里拿出那个桃子来，蹲下身子，一小口一小口地喂着她。

这是一个又大又甜、汁水很多的桃子，老婆婆吃了之后，很快就苏醒过来了。旁观的人忍不住地啧啧称赞麻姑心眼好，并说她定会得到好报的。

老婆婆实在是太饿了，吃了桃子后，虽然醒过来了，但是还是没有力气，于是开口对麻姑说：“好孩子，太谢谢你了，请问你还能不能给我煮点粥汤喝呀?”

那时正值灾荒，人们都只有不多的粮食，还有很多的人都因没有吃的而饿死了，所以粮食显得极为珍贵。但是，麻姑确实不忍老婆婆饿死，就爽快地答应道：“我这就给你去煮点东西来，您在这里等我一会儿。”说完麻姑就飞快地跑回家给老婆婆做粥去了。

不巧，麻姑的事被父亲麻秋知道了，当他听说麻姑把桃子给老太婆吃了，而且还在给老太婆做粥，非常生气，就把麻姑关了起来，不准她出去。

可是麻姑怎么也放心不下路边的老婆婆，等到半夜里，她的父亲睡着了，麻姑悄悄地端着粥出了门。可是等她来到白天老婆婆躺着的地方时，却不见老婆婆的一点影子。月光下，在老婆婆坐过的地方，有一个桃核留在那里。再也找不到老婆婆，麻姑只好捡起地上的桃核回了家。到家躺在床上，麻姑一合眼，就看见白天的那个老婆婆，仍然穿着黄色的衣衫，笑呵呵地朝她走了过来：“好孩子，委屈你了。你不用难过，我还好好的。以后我们也还有机会见面的。”说着，就飘然逝去了。

早上，麻姑起床之后，就把晚上捡来的那颗桃核种在自家的院落子里。一个月之后，就长成了一棵又高又大的桃子树。第二年正月，桃树上就结满了又大又红的桃子。麻姑用这些桃子来救济逃难的老人。奇怪的是这些老人吃了麻姑的桃子之后，不仅不觉得饿了，而且精神倍增，连以前的小毛病也没有了。麻姑也这才明白当初的那个老婆婆是天上的神仙下凡来的，并不是一个要饭的叫化子。

后来，麻姑的父亲麻秋因为打仗立了很大的功劳，皇帝封了他一个大官，并要他负责新建皇宫。麻秋为了早日修好皇宫，以便能到皇帝那里去邀功受赏。于是就拼命地奴役老百姓，让他们没日没夜地干活，根本没有休息的时间。麻秋还规定，只有当鸡叫了时，老百姓才能有片刻的停歇。麻姑非常同情这些老百姓，于是到晚间的时候，她就躲在鸡窝边学鸡叫。这样，只要麻姑一叫，所有的鸡就会跟着叫起来，这样老百姓就有了休息的时间。可是这件事很快就被麻秋发现了。他查出来竟是自己的女儿在妨碍自己的功名，十分的恼怒，便要狠狠地痛打女儿一顿。

麻姑听到这个消息，就逃到山上去了。麻秋怒上加怒，决心烧山，要把女儿烧死。正在这危急的时刻。王母娘娘经过此地，她早就听说过麻姑做过很多好事，现在见她受到如此的灾难，当下就把麻姑救了出来，并收她为弟子。

到了三月三日王母娘娘的诞辰，天间举行蟠桃大会，各路神仙都来祝寿。百花、牡丹、芍药、海棠四位花仙特来邀请麻姑一同参加。四位花仙子送上各自的仙花为王母娘娘祝寿。麻姑没有带花，只带了一个极老的坛子，里边装的就是在绛珠河畔用灵芝酿造成的寿酒。这酒特别的醇厚，一打开坛盖，立即浓香四溢。来祝寿的各路神仙都夸麻姑心灵手巧，赞王母娘娘有口福。王母娘娘也美美地赞扬了麻姑一番。这就是麻姑献寿的来历。麻姑由此被王母娘娘封为“女寿仙”。

历史是立体的，亲切的，也是有温度的，今天小编介绍晋文公退避三舍的历史故事，一起来阅读下吧：

晋文公即位以后，整顿内政，发展生产，把晋国治理得渐渐强盛起来。他也想能像齐桓公那样，做个中原的霸主。

这时候，正好周朝的天子周襄王派人来讨救兵。周襄王有个异母兄弟叫太叔带，联合了一些大臣，向狄国借兵，夺了王位。周襄王带着几十个随从逃到郑国。他发出命令，要求各国诸侯护送他回洛邑去。列国诸侯有派人去慰问天子的，也有送食物去的，可就是没有人愿意发兵打狄人。

有人对周襄王说：“现在诸侯当中，只有秦、晋两国有力量打退狄人，别人恐怕不中用。”襄王才打发使者去请晋文公护送他回朝。

晋文公马上发兵往东打过去，把狄人打败，又杀了太叔带和他那一帮人，护送天子回到京城。

过了两年，又有宋襄公的儿子宋成公来讨救兵，说楚国派大将成得臣率领楚、陈、蔡、郑、许五国兵马攻打宋国。大臣们都说：“楚国老是欺负中原诸侯，主公要扶助有困难的国家，建立霸业，这可是时候啦。”

晋文公早就看出，要当上中原霸主，就得打败楚国。他就扩充队伍，建立了三个军，浩浩荡荡去救宋国。

公元前６３２年，晋军打下了归附楚国的两个小国——曹国和卫国，把两国国君都俘虏了。

楚成王本来并不想同晋文公交战，听到晋国出兵，立刻派人下命令叫成得臣退兵。可是成得臣以为宋国迟早可以拿下来，不肯半途而废。他派部将去对楚成王说：“我虽然不敢说一定打胜仗，也要拼一个死活。”

楚成王很不痛快，只派了少量兵力归成得臣指挥。

成得臣先派人通知晋军，要他们释放卫、曹两国国君。晋文公却暗地通知这两国国君，答应恢复他们的君位，但是要他们先跟楚国断交。曹、卫两国真的按晋文公的意思办了。

成得臣本想救这两个国家，不料他们倒先来跟楚国绝交。这一来，真气得他双脚直跳。他嚷着说：“这分明是重耳这个老贼逼他们做的。”他立即下令，催动全军赶到晋军驻扎的地方去。

楚军一进军，晋文公立刻命令往后撤。晋军中有些将士可想不开啦，说：“我们的统帅是国君，对方带兵的是臣子，哪有国君让臣子的理儿？”

狐偃解释说：“打仗先要凭个理，理直气就壮。当初楚王曾经帮助过主公，主公在楚王面前答应过：要是两国交战，晋国情愿退避三舍。今天后撤，就是为了实现这个诺言啊。要是我们对楚国失了信，那么我们就理亏了。我们退了兵，如果他们还不罢休，步步进逼，那就是他们输了理，我们再跟他们交手还不迟。”

晋军一口气后撤了九十里，到了城濮（今山东鄄城西南），才停下来，布置好了阵势。

楚国有些将军见晋军后撤，想停止进攻。可是成得臣却不答应，一步盯一步地追到城濮，跟晋军遥遥相对。

成得臣还派人向晋文公下战书，措词十分傲慢。晋文公也派人回答说：“贵国的恩惠，我们从来都不敢忘记，所以退让到这儿。现在既然你们不肯谅解，那末只好在战场上比个高低啦。”

大战展开了。才一交手，晋国的将军用两面大旗，指挥军队向后败退。他们还在战车后面拖着伐下的树枝，战车后退时，地下扬起一阵阵的尘土，显出十分慌乱的模样。

成得臣一向骄傲自大，不把晋人放在眼里。他不顾前后地直追上去，正中了晋军的埋伏。晋军的中军精锐，猛冲过来，把成得臣的军队拦腰切断。原来假装败退的晋军又回过头来，前后夹击，把楚军杀得七零八落。

晋文公连忙下令，吩咐将士们只要把楚军赶跑就是了，不再追杀。成得臣带了败兵残将回到半路上，自己觉得没法向楚成王交代，就自杀了。

晋军占领了楚国营地。把楚军遗弃下来的粮食吃了三天，才凯旋回国。

晋国打败楚国的消息传到周都洛邑，周襄王和大臣都认为晋文公立了大功。周襄王还亲自到践土（今河南原阳西南，践音ｊｉàｎ）慰劳晋军。晋文公趁此机会，在践土给天子造了一座新宫，还约了各国诸侯开个大会，订立盟约。这样，晋文公就当上了中原的霸主。

康熙甲寅五年，陕西提督王辅臣在平凉起兵反叛。叛乱被平息后，王辅臣重新投降了朝廷。不过，王辅臣知道，这一次，康熙皇帝不会饶了他。于是，他做了下列一系列事情：

先找了一个莫须有的事由，与媳妇干了一仗，并高调宣布休了她。等老丈人来，王辅臣悄悄把老丈人拉到一边，叮嘱老丈人，此地不宜久留，赶紧领着女儿远走高飞。

拿出手中的所有银子来，分成若干份。然后召集所有的将卒仆役，说，你们死心塌地地跟了我这么长时间，枪林弹雨，风霜雨露，辛苦了，这些银子，你们各自领一份，赶紧逃命去。但，无论去哪里，千万不要说从前跟过我。

他看到一个盛鱼的银碗。想，给谁呢?正好看到一个送茶的童子。问，娶妻了吗。童子摇头。王辅臣取银碗送与童子，说，回去卖了，娶媳妇去吧，不要再回来了。

这样，王辅臣的手下仅余数人，召来，与之共饮，一直喝到深夜，喝着喝着，王辅臣哭了。他说，我，一叛逆之臣，死是必然的了，与其死在刽子手的刀下，不如有尊严地自杀。但是，我想过了，无论用刀自刭，上吊自杀，还是喝药而死，都会留下自杀的痕迹。这样，就会连累到你们，以及本省的经略大人以及督抚大人。

众人面面相觑，不知道他想要说什么。

王辅臣说，我想出了一个主意，就是等我喝酒喝到烂醉之后，绑上我的手足，用纸盖在我的脸上，然后，含凉水在嘴里，以水喷面，即刻便死。这种死法，看起来，像得病暴死一样。这样，你们去报官，就不会连累你们了。

我为什么要讲这个故事呢?

话说有一个叫蔡三的老头，患重病，将死。但苟延残喘，就是不咽气。他每天嘴里念叨的，是一个人的名字。谁呢?欠他钱的一个人。这个人家境凄惶，老的老，残的残，病的病，真正是一贫如洗。他怕这个人还不了他的钱。

欠钱的人听说后，跑到蔡三的病床前，当着他全家的面，说，蔡叔，欠你的账，我记着呢，等有钱了，一定还你。

蔡三当面说不急不急，但心里总是放不下。有时候，病得昏昏迷迷，嘴里还是不断念叨着这件事。

欠钱的人急了，磕头下跪，四处筹借，总算把钱凑够了。他赶紧跑去还给了蔡三。蔡三虽病态恹恹的，表现出一脸的不高兴，唠叨说，难道我还在乎你这些个钱。等着欠钱的人走了，蔡三示意儿子把钱藏在米柜里。

然后，一抿嘴，死了。

王辅臣是清朝一代名将，骁勇善战，却也反反复复，起起落落，争议颇多。但是，他赴死之前所做的这一切，让人看到了他心底的仁义与良善。蔡三呢，是老家附近的一个人，活一辈子，心胸不过芝麻粒大小，到死，也没做出件荡气回肠的漂亮事。

“孔融让梨”是中国千百年来流传的一个道德教育故事，是中国古代东汉末文学家孔融的真实故事，教育人们凡事应该懂得谦让的礼仪。《三字经》中“融四岁，能让梨”即出于此。

原文：孔融，字文举，东汉曲阜人也。孔子二十世孙，泰山都尉孔宙次子。融七岁时，×月×日，值祖父六十寿诞，宾客盈门。一盘酥梨，置于寿台之上，母令融分之。融遂按长幼次序而分，各得其所，唯己所得甚小。父奇之，问曰：他人得梨巨，唯己独小，何故?融从容对曰：树有高低，人有老幼，尊老敬长，为人之道也!父大喜。

战国时，秦国的军团团包围了赵国的都城邯郸，形势十分危急，赵国国君孝成王派平原君到楚国去求援。平原打算带领20名门客前去完成这项使命，已挑了十九名，尚少一个定不下来。这时，毛遂自告奋勇提出要去，平原君半信半疑，勉强带着他一起前往楚国。

平原君到了楚国后，立即与楚王谈及援赵之事，谈了半天也毫无结果。这时，毛遂对楚王说：我们今天来请你派援兵，你一言不发，可你别忘了，楚国虽然兵多地大，却连连吃败仗，连国都也丢掉了，依我看，楚国比赵国更需要联合起来抗秦呀!毛遂的一席话说得楚王口服心服，立即答应出兵援赵。

平原君回到赵国后感慨地说：毛先生一至楚，而使楚重于九鼎大吕。(九鼎大吕：钟名，与鼎同为古代国家的宝器。)

成语一言九鼎由这个故事而来，形容一句话能起到重大作用。

陈奇涵1897年8月24日生于江西省兴国县五里亭乡坝南(又名竹坝)村。1909年入兴国县城背街陈家祠的“五四制”北汇小学堂读高小。1913年毕业后考入赣州府中学(后改为“江西省立第四中学”)，这是赣南仅有的三所省立重点中学之一。陈奇涵在该校苦读四年，中学毕业后，因无钱升大学，返回家乡。

陈奇涵读中、小学的10余年间，正是中国政治风云变幻，新旧思潮急剧交锋的动荡时期。他深切认定，要使祖国外不受强虏欺侮，内不遭官僚压榨，就必须立志改革，发奋图强。于是，他产生了“教育救国”的念头。1918年秋，陈奇涵邀了十多位学友和乡友，会集于兴国县城赤勘小学内，座谈教育救国。与会者都是热血青年，凭着书生意气，各抒己见，感慨不已。

他经过一番筹划和思索提议说：“我们就取‘君子忧道不忧贫’之意，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之志，创办一所‘忧道小学’，怎么样?”他的提议得到大家的赞同。于是决定创办一所平民学校，取名“忧道小学”。大家怀着教育救国之心，为着一个目标，就是要把学生教育培养成为反帝反封建的中坚分子，为民权、自主、民生自由而奋斗。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在“五四”新思潮的影响和激励下，面对北洋军阀的专制统治和横征暴敛，兴国一批有知识的热血青年在彷徨中觉醒。陈奇涵终于醒悟到：“教育救国”这条路是行不通的，“秀才造反十年不成”，要救国救民，只有另辟路径。同年6月，陈奇涵怀揣1斤蚕丝(变卖作路费)、百余元钱，只身南下广东，投考云南讲武学堂韶州(今韶关)分校。1920年转入护国军第二讲学堂学习。同年参加逐桂出粤之战。1921年6月27日，孙中山命令粤、赣、滇、黔各军出兵讨伐桂军，分兵三路进军广西。陈奇涵又随赣军征战三个月，占领了南宁和桂军的最后据点龙州，迫使陆荣廷仓皇出逃，最终平定广西，统一两广。陈奇涵因作战勇敢，屡立战功，由候差员提升为排长。

1922年5月，陈奇涵参加第一次北伐战争。两年后，陈奇涵脱离赣军，在广州受聘为广东警卫军讲武堂区队长。1925年初，陈奇涵转入黄埔军校。他先担任该校第三期学生总队第一大队第三队上尉连长，后担任少校政治大队长(营长)。这个时期是陈奇涵一生的转折时期。

陈奇涵自到黄埔军校，便开始有计划地阅读革命理论书刊。每逢星期日，他还去东皋大道农民运动讲习所，聆听毛泽东、周恩来、肖楚女、恽代英等同志的政治专题报告。在黄埔军校，陈奇涵直接受到革命思想的熏陶，逐步接受了共产主义人生观，走上了与工农相结合的革命道路。他立志为民众谋解放，决心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

周恩来领导的“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是黄埔军校的一个进步团体组织。陈奇涵在此结识了周恩来、聂荣臻等人，并积极参加该组织的活动，进行了反对国民党右派组织“孙文主义学会”和反对“戴季陶主义”的政治斗争。1925年2月，经陈赓、许继慎介绍，陈奇涵秘密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陈奇涵在黄埔军校的时间虽然只有一年多，但在对学生进行军政训练的同时，自己在血与火的战斗中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在参加东征、平叛等一系列战斗中，经受了战斗洗礼，成长为坚强的革命军人。

1926年3月20日，担任黄埔军校校长并兼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的蒋介石，为了打击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迫使共产党退出黄埔军校和第一军，有预谋地挑起“中山舰事件”。接着又有恃无恐，向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提出了限制共产党人在国民党中活动的《整理党务案》。5月15日至22日，国民党第二届二中全会由蒋介石主持在广州召开。由于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屈从于国民党右派的压力，使《整理党务案》得以通过。此后，蒋介石相继窃取组织部长、军人部长、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等要职，独揽党政军大权，使国民党右派在组织上占了绝对优势。

珠江之畔风云突变，中国革命处在历史的重要转折点。陈奇涵此刻也面临着人生的重要抉择。此时，他已是黄埔军校少校军官，如果脱离势单力薄的共产党，留在占统治地位的国民党内，则待遇丰厚不言而喻，飞黄腾达也指日可待。但陈奇涵不改初衷，毅然保留共产党员的党籍，宁愿丢掉高官厚禄，而去承担清贫和风险。他秘密接受党的指示，在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和总政治部留守处主任孙睿明的领导下，带领一批黄埔军校和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共产党员，以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特派员的名义，准备离开黄埔军校，返回故乡。

1926年9月，在陈奇涵的带领下胡灿、肖以佐等十余人陆续返回老家兴国，各自利用合法身份，深入到各个乡镇，在群众中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筹备建立兴国党组织。由他们亲自创办的忧道小学，成为他们宣传革命的场所和党的秘密联络点。

9月17日，陈奇涵等在平川中学秘密召开会议，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兴国县支部干事会。在会上，胡灿提出建议，陈奇涵在家乡的目标大，而且经常奔波于赣南、赣东各地指导工作，所以暂时隐蔽身份比较适宜。他的建议得到同志们的赞同。会上决定由胡灿任书记，凌甫东任组织委员，肖以佐任宣传委员。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兴国建立组织的开始，也是赣南最早成立的几个县级党组织之一。至1927年春，全县已发展党员100名，下辖十八个党小组。

1927年1月，朱德遵照中共中央军委的指示，由武汉赴南昌，转到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工作。中共中央军委指示朱德，利用以前他在滇军护国军时的声望和同僚关系，选定第三军为目标，着手创办军官学校，培养革命武装干部，以便在各方面开展革命活动。同时，指示陈奇涵利用本人在江西的声望和工作基础，配合朱德创建军官教育团。军官教育团组建后，名义上隶属第三军，实际上归属中央军委和中共江西省委直接领导。该团由朱德任团长，陈奇涵任参谋长和党的负责人(支部书记)。陈奇涵还直接指挥一个营，协助朱德在南昌城内开展革命活动，为党培养军事骨干。并负责以密码直接与武汉的中共中央军委保持联系。直至南昌起义前，党中央的电报指示都是经过陈奇涵的密码本译出的。

1927年2月21日，蒋介石在南昌总司令部第十四次总理纪念周上公然发表演讲，叫嚣：“我是中国革命的领袖，并不仅是国民党一党的领袖。共产党是中国革命势力之一部分，所以共产党员有不对的地方，有强横的行动，我有干涉和制裁的责任及其权力。”并制造了震惊全国的赣州“三•六惨案”，杀害了江西省总工会副委员长、赣州总工会委员长陈赞贤。这是蒋介石公开背叛革命的前奏，是他放出的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第一枪。

3月30日，朱德、陈奇涵指挥军官教育团，配合南昌工人武装纠察队，包围了驻牛行车站的蒋介石的宪兵团留守处，收缴了其枪械，活捉了该团副团长关麟征及其下属全部人员。4月，朱德和陈奇涵率领军官教育团及一部分警察，以“剿匪”为名离开南昌，进入赣东地区开展革命活动，镇压反动派及其武装。朱德、陈奇涵到达临川后，接见了各公法团体负责人，召开公法团体会议，了解情况。经过调查研究弄清当地情况后，决心为民除害，并在临川县政府召开了剿匪会议，研究与布置开展剿匪工作。

朱德、陈奇涵率军官教育团在赣东的临川、崇仁、宜黄、乐安、金溪、东乡、进贤等地打击土匪与反动地主武装。在清剿中采用“剿抚兼施，各个击破”的策略，实行“先投降者免罪，顽固逃窜者严惩”的政策。

8月1日，南昌起义爆发，奉朱德指示，陈奇涵率领814团加入起义军行列，在抚州配合起义军在南昌的行动。经过4小时激战，起义军全歼守敌3000余人，胜利占领了南昌。

8月5日，起义军按照中共前敌委员会的部署，退出南昌，向广州进发。起义军撤离南昌后，革命势力受到反动势力的重重包围，白色恐怖笼罩江西。奉命留在抚州的814团因内部反动势力哗变，陈奇涵被迫离开抚州，经吉安返回兴国。回到兴国后，陈奇涵主持召开了“羊山会议”，这是中共兴国党组织从遭受挫折到恢复发展的转折点，在兴国革命斗争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羊山会议”后，中共兴国支部改为中共兴国特别支部，陈奇涵任军事部长。

1928年4月，中共赣西特委委员、赣西工农革命军第7纵队党代表曾炳春，带领该纵队到兴国进行游击活动，与中共兴国党组织负责人陈奇涵、肖芳全、李明兰等人取得联系，他们秘密地在兴国冰心洞的清静观召开了一次中共兴国区委扩大会议。不久，陈奇涵、曾炳春首先领导了崇贤农民暴动，揭开了兴国武装暴动的序幕。

兴国暴动是一次有组织、有计划的革命群众运动，也是兴国前所未有的一次革命武装暴动。革命红旗第一次在兴国城的上空飘扬。从此，兴国的革命由秘密走向公开，使得许多反革命分子惶惶不可终日，有的甚至跑到赣州、南昌长期“避难”，不敢回来。1929年2月，红2团、红4团第二次攻占兴国县城，摧毁了兴国的反动政权，沉重地打击了兴国的封建势力，为兴国红色政权的建立，扫清了障碍，奠定了基础。陈奇涵作为兴国暴动的主要组织者，在兴国革命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1930年4月，中国工农红军学校第三分校在吉安陂头成立，朱德兼校长，毛泽东兼党代表，陈奇涵任教育长。不久，红4军离开吉安，李文林改任校长兼政委，金万帮任校委书记，陈奇涵仍为教育长，具体负责学校的军政训练与日常教学工作。这个学校为部队培训了一批优秀的红军指挥员与地方武装领导干部，也积累了宝贵的军事教育经验。陈奇涵调到第三分校后，转入了正规红军。从此，他一直没有离开部队。

1932年1月，陈奇涵率领红3军第9师在于都北区地方武装配合下，在于都、宁都等地消灭地主武装，攻下兴国、于都、赣县的马安上宝土围，歼敌五、六百人，缴枪三百余支，在于都北区基础上成立胜利县。3月12日，由于形势发展需要，中央军委决定重新组建红军第一军团，下达了《关于重编红一、三、五军团的训令》，以红四军和红五军团之红十五军合编为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陈奇涵任参谋长兼红一军团随营学校校长，罗荣桓任政治部主任。

4月2日，红一军团由长汀以东的馆前、新桥地区移至长汀，准备东征。陈奇涵采取各种手段，侦察敌情和地形，为毛泽东、朱德决策龙岩战斗提供可靠的情报和建议，并一举攻占闽西重镇龙岩，歼敌两个团，为进攻漳州创造了有利条件。11日，陈奇涵出席了毛泽东在龙岩主持召开的红一军团师以上干部会议，并草拟了“漳州作战计划”。20日，参与指挥了红一军团攻打漳州战役，歼敌第四十九师大部，占领了漳州。打开漳州后，陈奇涵又协助军团长布置红一军团短时间分兵闽南，将部队分散在漳州及其周围发动群众打土豪、扩大红军、筹备粮款。

此次东征，开辟了闽南根据地，进一步扩大了苏区，使中央根据地的南翼基本得到稳定。此时，中央革命根据地进入全盛时期。

1933年1月，红一军团在黎川三都整编，陈奇涵因负伤治疗，调离红一军团。3月，陈奇涵伤愈出院后，调任江西军区兼赣东北战区指挥部参谋长，协助军区总指挥陈毅、政委李富春统一指挥江西赤色地方武装。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1933年，陈奇涵祸从天降。在反对所谓“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中，他受到株连。

1933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等人从上海抵达红都瑞金，从此，王明“左”倾错误在中央苏区得到全面贯彻。2月中旬，“左”倾错误领导者首先在福建苏区开展反对所谓“罗明路线”的斗争。罗明当时是福建省委代理书记，拥护毛泽东的主张，在一些问题上，不同意“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作法。因此，他遭到打击，政治、组织上受到处分，被撤职。其后，福建省一大批领导干部也遭到错误批判斗争。这些遭批斗和撤职的干部，都是拥护和执行毛泽东正确主张的好同志。

2月下旬，“左”倾错误领导者又如法炮制，在江西掀起了一场反“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的所谓“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江西苏区一大批能够理论联系实际、有丰富斗争经验、敢于公开抵制和反对王明“左”倾错误的党政军干部受到打击或被牵连。刚出任江西军区参谋长的陈奇涵也莫名其妙地受到株连。

邓、毛、谢、古四人，在中央苏区对王明“左”倾错误路线进行了旗帜鲜明的抵制，因而被划为一个“小派别”，受到王明宗派主义的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陈奇涵与他们4人比较熟悉。1932年陈奇涵负伤住院期间，拿出自己的补助，请同在一起住院的邓小平、毛泽覃吃了一顿饭，这件事情，在反“江西罗明路线”开始后，竟成了打击陈奇涵的借口。1933年冬，陈奇涵终被莫须有的罪名撤消了江西军区参谋长职务。

1934年春，陈奇涵从江西军区兼西路军参谋长一下子降职到红军总政治部武装动员部当科长，在部长罗荣桓的领导下，负责扩红工作。

陈奇涵在错误的党内斗争面前，表现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原则立场和态度。在政治原则问题上，陈奇涵不惧“左”倾错误领导者的压力，执着地坚持自己的正确意见，从不妥协让步，在组织纪律上，他服从分配。虽然身处逆境，蒙受冤屈，但仍顾全大局，做到受打击而不屈服，被撤职也不灰心，对党的事业始终满怀信心，继续任劳任怨地为扩大红军而努力工作。

1934年5月，中共中央做出组建教导师的决定。教导师的主要任务是负责掩护党中央和军委机关，保障其安全。新组建的教导师，直属军委领导。8月间，调陈奇涵任教导师作战科长，参与教导师的组建工作。9月，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战争的形势不断恶化。瑞金以北的宁都、石城相继失陷;东部敌军已开始向根据地中心长汀发动进攻;南部敌军已进抵会昌一带。中央红军已处于十分危急的局面。此时，毛泽东、彭德怀提出主力红军应冲破敌人的堡垒封锁，出击外线，调动“围剿”中央苏区的敌人脱离其堡垒，相机歼灭之，以打破敌人的“围剿”的建议。

陈奇涵由于懂工兵技术，临时被抽调去于都河架桥，准备长征。10月10日，陈奇涵赶回教导师，红军指战员离别瑞金，开始了长征。在漫长的长征道路上，陈奇涵不仅要与战士一样长途行军，而且在行军途中，还要随时观察部队行军秩序，检查各团掉队人员。到宿营地后，他仍不能休息，还要派人侦察地形，寻找向导、派出警戒;接着，他还要绘制新的行军路线图，发出当日口令，写出宿营报告，派人送达上级司令部。本来这是他担任部队首长时，由参谋来完成的工作。但是现在他是普通的机关工作人员，即便如此他也没有丝毫的怨气，而是忍辱负重，默默地为党工作着。

1935年1月，红军抢渡天险乌江，陈奇涵负责指挥架桥行动，保证了飞渡乌江天险的胜利。红军渡过乌江，接着进占遵义，在遵义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开始确立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在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成为中国革命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一个伟大转折点。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指示要起用受王明路线打击排挤的干部，陈奇涵调任红一军团司令部教育科长。

鉴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加紧入侵，严重地威胁着中华民族的生存。1935年12月下旬，党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同时，为了打破国民党军队的封锁，实现中国共产党直接对日作战的主张，1936年1月19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颁布了《东征抗日和讨伐卖国贼阎锡山的命令》，东征分左右两个纵队行动，红一军团为左翼纵队;红十五军团为右翼纵队。陈奇涵以军团副参谋长身份参加指挥红七十八师进行东征战役。经过75天的东征作战，我军共歼敌13000多人，俘敌团长以下官兵4000余人，缴枪4000多支，扩大红军8000余人。在山西二十多个县的农村发动了群众，播下了革命火种，推动了华北和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

东征的战尘尚未洗去，陈奇涵又奉命踏上了西征的征途。1936年5月，为了巩固和扩大陕甘革命根据地，扩大红军队伍，西北革命委员会决定红一方面军主力进行西征战役。

此时已是红十五军团参谋长的陈奇涵，亲自率领红七十八师，一路高歌猛进，在西征两个月时间里，与红一军团其它各部协同作战，歼敌两个团又一个营，俘敌旅长以下2000多人，解放了环县、同心等多座城镇，开辟了纵横800多里的新根据地，为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北上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1937年初，陈奇涵被调入抗大第二期学习。抗大是1月20日开学，至8月毕业，历时7个月。陈奇涵被编入第二期大学部第一大队。

陈奇涵在抗大学习热情和自觉性非常高，他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除了每天上课之外，还抓紧时间自己阅读、研究问题。通过半年的学习，陈奇涵在马列主义的理论基础、政治思想水平和军事指挥、领导艺术等方面，都有了进一步提高。他更深刻地领会了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掌握了革命战争的基本规律和战略战术。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国革命进入了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新时期。抗大第二期大学部学员奉党中央的命令，立即结束学习，于8月份，分赴抗日战争的各条战线。10月，毛泽东电令成立绥德警备区，任命陈奇涵为警备司令。

1938年3月，陈奇涵以“半渡而击，主动出击”的战术，击退了日军1个旅团向宋家川、军渡等地的数次进攻。陈奇涵在率领警备区军民二年的反顽抗敌斗争中，取得的胜利和成绩，得到毛主席的高度评价，赞扬他们“保卫了延安的东北大门”。1939年，陈奇涵调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参谋部部长。接到新任命的陈奇涵，虽然在红军时期先后担任过红三军、红四军、红一军团、江西军区和红十五军团参谋长等职务，对参谋工作轻车熟路，但他仍然感到这次到军委工作的担子之重，决心不辜负中央信任，更好地完成协助军委领导指挥全局作战的工作。不久，陈奇涵又同时兼任了延安卫戌司令、防空司令、总交通司令等职。

为了适应抗战形势发展的需要，培养更多的抗日军事政治骨干，1941年1月，陈奇涵奉命担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三分校校长。陈奇涵按照中央军委《关于整理抗大问题的指示》精神，运用第一期办校的工作经验，根据第二期学员的实际情况，因材施教。对于八路军各部队来的学员队和知识分子学员队分别制定不同的教育计划，教学上做了不同安排，并采取不同的施教方法。他们坚持以教育为中心，以德育为重点，利用延安相对安定的环境，培养了一大批具有相当水平的参谋人员、俄文翻译、军事指挥员、政工干部等方面的专业人员，为我军的发展壮大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1942年2月，陈奇涵进入中央党校学习，参加延安高级干部整风运动。他任高级学习班第三党支部书记。延安整风运动中，陈奇涵召集在延安的赣籍老红军，进一步回顾总结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江西、赣西南、赣东及兴国等地党的历史经验，整理了一大批珍贵的党史资料。中央军委还为陈奇涵1933年受撤职处分的问题，于1942年3月正式做出书面结论：“对陈奇涵同志的撤职处分，是当时干部政策的错误，应予正式撤消其撤职处分。”至此，陈奇涵的八年之冤，得以昭雪。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在延安举行。陈奇涵当选为“七大”代表，光荣地出席了大会。在会议上，陈奇涵列举了许多历史事例，阐述了“左”倾错误路线给党和革命事业造成的巨大损失，不同意王明进入中央委员会。会后，他又来到毛泽东住的窑洞，再一次向毛泽东陈述了自己的观点。毛泽东对陈奇涵坚持真理，疾恶如仇的品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8月15日，日本“天皇”以广播“停战诏书”形式宣告投降，9月3日，日本政府和日本大本营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抗日战争以中国人民的胜利而告终。

但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急忙调兵遣将，把国民党军队14个军共41个师、8个交通警察总队约54万多人，运送到华北、华东、华南、东北各地，其目的就是要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准备内战，以建立国民党独裁政权。从8月中旬到9月中旬，在美帝国主义的帮助下，国民党军队以“收复失地”为名，抢占各战略要地，在华南、华东、华中、华北夺取了一大批大中城市和交通干线。之后，把抢占战略要地的重点放在了东北。

东北背靠苏联，当时具有战略上的优势地位，能否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是中国革命成败的一个关键。为了巩固东北根据地，陈奇涵奉命率干部队奔赴东北。但因途中生病，病情日趋严重，很难继续前行。中央考虑陈奇涵的身体状况，暂不去东北，留在冀热辽，担任冀热辽军区副司令员。

1947年3月30日，为加强中共领导的东北民主联军的力量，中央军委决定，将冀热辽军区划归东北民主联军建制，下辖热河军区、冀热察军区和冀东军区。自5月中旬开始，陈奇涵参与指挥了东北民主联军向东北国民党军发起的夏季攻势，连续作战50天，收复了大片土地，先后攻克城镇42座，进一步扩大了解放区。7月，陈奇涵接上级指示，调离冀察热辽军区，前往东满。9月，东北局任命陈奇涵为东北民主联军东满军区副司令员，与司令员周保中、政委陈正人一起领导东满军区的工作。上任不久，陈奇涵领导部队参加了两次大规模的战役。

东北我军在夏季攻势后就地进行了休整，并编组了新的部队。野战军除将辽吉纵队改编为第七纵队外，又以冀察热辽军区6个独立旅及东北民主联军与周保中、陈奇涵领导的东满军区所辖的3个独立师，分别合并组成了第八，第九、第十等3个纵队。至1947年9月，东北民主联军共辖9个纵队39个师，连同地方武装，总兵力达51万人。为贯彻执行《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所规定的任务，配合关内我军的作战，东北民主联军于9月14日发起了秋季攻势。

陈奇涵协助周保中率领东满军区部队配合我军第六纵队在中长路一带对敌作战。10月9日，东北民主联军决定围歼吉林之敌，引敌分散于四平以南和以北地区和长春以东地区，以便各个击破。于是，东北民主联军总部令第六纵队以奔袭方法，围歼吉林外围松花江两岸口前、九站等处之敌，以免敌逃回吉林。令第二十九师主力担任围歼棋盘街、江密峰之敌，并抽一个团配合东满军区部队，归陈奇涵指挥，担任围歼乌拉街之敌。15日，陈奇涵率部占领了乌拉街、棋盘街，全歼该地敌人。17日至18日，陈奇涵等又率部配合六纵占领了桦皮厂、九站、口前等地，肃清了吉林外围之敌。

东北敌军遭受我军秋季攻势打击后，被迫退缩于中长路长春至大石桥和北宁路沈阳至山海关段的各主要城镇。物资供应缺乏，处境更加困难。而我军在秋季攻势后，进行了短期休整，部队士气旺盛，全军总兵力达73万人。东北民主联军决定利用江面结冰，便于机动兵力的有利条件，集中全部主力，发起冬季攻势。

1947年12月，冬季攻势发起后，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命令东满军区部队在吉长线活动，钳制吉林、长春之敌。31日，在陈奇涵等领导下，东满军区部队奔袭长春、二道河子东的杨家店地区，给敌以沉重打击。

为了加强部队统一指挥，促进我军正规化，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1948年1月1日，东北民主联军改称东北人民解放军，东北民主联军总部改为东北军区兼东北野战军领导机关。陈奇涵所在的东满军区也改为吉林军区。3月，陈奇涵率领吉林军区前线指挥所和松花江前线指挥所参加围攻吉林和长春的战斗，取得重大胜利。

1948年4月，东北局决定撤消南满军区，所辖地区和部队分别改为安东军区和辽南军区。陈奇涵被调任辽南军区司令员。从此，陈奇涵离开东满，转战辽南。

陈奇涵一到辽南军区，就领导辽南军区部队进行新式整军运动。1948年6月初，根据东北局精简整编，缩小机构，充实连队，以求得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支前为原则，陈奇涵对军区进行第一次整编。7月，辽南军区改为辽宁军区，陈奇涵仍任司令员，8月初，针对当时辽宁军区部队庞大，武器缺少，对敌游击战争困难的情况，陈奇涵对辽宁军区进行了第二次整编。经过两次整编，提高了辽宁军区部队的战斗力，为以后大规模战斗中灵活机动地打击敌人奠定了基础。

为保障即将到来的大规模战役的顺利进行，陈奇涵还率领辽宁军区部队抢修铁路、公路、桥梁、恢复交通运输。到1948年8月中旬，基本上使辽南地区交通得以畅通，保证了战争中的军运。同时，他还在辽南设立兵站，医院、供应站，保障战役中物资供应和伤员救护。这些工作，在整个战役期间，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东北野战军冬季攻势结束后，全军已有12个步兵纵队、一个炮兵纵队和17个独立师共60余万人，加上机关、地方部队，总兵力达103万人。东北地区97%以上的土地和86%以上的人口获得解放，我军同国民党军在东北战场上进行战略决战的条件已经成熟。

9月12日，辽沈战役爆发。在两个月的时间里，陈奇涵率辽宁军区部队协助主力，取得辽沈战役的胜利。

辽沈战役后，陈奇涵立即投入到辽宁省的恢复工作。刚解放的辽宁还极不稳定，土匪残兵还不时对我人民进行骚扰，国民党特务也大肆进行破坏活动。陈奇涵率部经过大小数十次战斗，于11月中旬肃清了规模较大的残兵土匪，使社会秩序得以安定。

1948年11月20日，中共辽宁省委成立。陈奇涵等7人为省委常委。11月下旬，东北野战军主力向关内挺进，12月25日，中央军委电令，任命陈奇涵为东北军区参谋长。

陈奇涵离开了辽宁军区，赴任东北军区，一方面组织东北军区各部队，进行战斗总结，开展军政训练，肃清残余匪徒，稳定社会秩序，一方面做好大军南下的准备。同时，抓紧东北军区机关的业务建设和组织建设。

他还对东北军区的参谋工作做了改进：创办军事杂志，以统一部队的军事思想;举办参谋学校，全面培养参谋干部;参谋人员与指挥人员由下而上的加以交流，以便充实参谋人员作战经验及实际工作经验。

陈奇涵还通过调查研究和实践经验，对有关军队建设与战略、战术等方面提出了许多重要建议。他特别注重部队的思想教育，特别是政治教育。在战术技术上，他提出了四大技术和三三制战术。他还对部队的编制、后勤、卫生等工作都提出了良好的建议。这些建议大都被采纳，对东北军区的建设，乃至东北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了积极贡献。

1949年1月，平津战役结束后。3月11日，奉中央军委命令，东北野战军改编为第四野战军，中央军委命其向中南进军。这时，陈奇涵奉中央军委之命，调离东北，随第四野战军主力挥戈南下，解放江西。4月初，陈奇涵奉中央军委命令，来到北平。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亲切地接见了他。要他立即准备南下，组建江西军区，并出任江西军区司令员。6月19日，中共江西省委宣告成立，陈奇涵任省委常委。6月25日，江西军区正式成立，陈奇涵任司令员，陈正人任政委。从此，江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始了当家作主的新时代。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兵朝鲜，直接同美国军队作战。为了适应抗美援朝战争对兵员的需要，陈奇涵领导江西军区进行了两次扩兵。共扩大新兵77350多人，这些新兵除一部分补充军区部队和地方武装外，大部分经教育训练后，组建了11个团又4个营，编制成志愿军序列，开赴朝鲜前线。此外，江西军区还征召了14700名转业军人归队，编成5个团，分别调拨给华东军区和中央军委。为取得抗美援朝战争胜利，随时准备把具有高度政治觉悟和熟练军事技术的战士送上前线，陈奇涵领导江西军区部队开展了以美国侵略军为作战对象的军政大练兵。在6个月的军政大训练中，陈奇涵根据上级指示和部队实际情况，凭借自己训练部队的丰富经验，亲自指导制定训练计划，提出切实可行的训练措施，进行严肃认真的训练。

江西军区的这次军政大练兵，是在革命胜利后比较安定的环境下进行的。由于陈奇涵的高度重视和充分准备，训前对组织领导、训练方法、步骤作了明确规定，特别强调了教养一致和统一训练作风，共轮训7820名干部和骨干，全面系统地提高了部队的军政素质。

1954年1月，中央军委决定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庭，统一管理全军军事审判工作。基于陈奇涵资历深，威望高，廉明公正，熟悉军事法律，中央军委暨毛泽东主席于2月28日发布任命书，任命陈奇涵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庭庭长。

同年夏天，陈奇涵来到北京走马上任。军委管理局分配他一家住到西四北头条一座四合院里。他家在这里一住就是40多年。他到京不久，就去北戴河向军委领导汇报军事法院的工作。

一天吃过晚饭后，陈奇涵去海滨散步，迎面走来周恩来，邓小平，李富春等同志，邓小平高兴地说：“我们从延安分别后，这是第一次见面”，周恩来说：“听说你去搞军法工作了，你身上的担子不轻啊!”他们和陈奇涵一起坐在海滨的藤椅上，开怀畅谈起来。

我军的军法工作，从建军之初就有，但没有全军统一的军队法院(庭)。红军时期有的部队称“军队审判所”，抗战以后称“军法处(科)”，实际上多数军区和部队把它放在保卫部，全军的总政治部也设有“军法处”。现在要建设一支革命化现代化的军队，必须建立一个全军统一的军队审判机构。

军事法庭是军事法院的前身，是一个刚成立的新单位。陈奇涵来时，一切俱空。与其说是调陈奇涵来上任，不如说是调他来筹备。他身边只有少数几个工作人员，一切都得白手起家，从头做起。经过他的努力，军委把一处院子拨归军事法庭。院内有一幢二层楼房作办公用房。

陈奇涵为筹备军事法庭，更多的精力还是放在法庭的组织建设和业务建设上，放在考虑法庭的工作方针、任务、内容、方式等重大问题上。他叫人翻译有关苏军军事法院方面的资料，又派人到图书馆、档案馆查阅我国有关历史资料，结合我军历史上的审判工作经验和组织形式，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看法与想法。1954年8月25日，陈奇涵向中央军委作《军事法庭的建立与工作》的报告。并得到中央军委对军事法庭工作方针的第一个明确批示：“目前，制法为主，习法为次”。陈奇涵根据这一批示，为开创我国军法工作做了大量工作，成为我国军法战线上的奠基人。

1954年9月，陈奇涵当选为第一届国防委员会委员。在以后召开的第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陈奇涵继续当选为第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同年11月，中央军委决定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庭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院，1955年1月，陈奇涵改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院院长。

根据军事法院编制人员少的情况，陈奇涵对军事法院内部的机构设置，主张精干高效。由于陈奇涵对各处、室的职能分工规定明确，也就使各部门各司其职，办事效率较高。在定编制、定机构的同时，陈奇涵就抓军事法院的班子和各级军事法院干部的配备。

1955年9月，陈奇涵被授予上将军衔。由于他在革命战争中的巨大功绩，还被授予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各一枚。这是我国军法战线上的第一位上将，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位军法上将。

1956年9月，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陈奇涵作为军队系统选出的八大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并当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不久，他又担任中共中央政法小组成员，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协助董必武抓全国政法工作。1957年4月，全国人大常委会任命陈奇涵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在法院领导的分工上，他分管军事法院系统的工作，同时还担任军事法院院长职务。

从50年代末期开始，陈奇涵的身体每况愈下，战争时期染下的重疾风湿性关节炎时而复发，犯病时疼痛万分，不能行走。心脑血管疾病也向他袭来。但是，陈奇涵在疾病面前始终保持乐观情绪。在此后二十余年时间里，他始终惦记着人民，惦记着工作，惦记着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

1981年6月19日，陈奇涵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他的英名将永远在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史册上光耀千秋。

最近，爸爸给我买来了一大本厚厚的故事书，名字叫做《中国历史故事》，这本书可好看了，百看不厌。这本书中有许多我以前从来没听过，也没见过的一些历史故事，让我大开眼界，大饱眼福，其中有一个历史故事，让我十分感动。

故事的名字叫做《孟姜女哭长城》。

故事的内容是这样的：秦始皇时候，有一个妇女名叫孟姜女，她有一个丈夫叫万喜良，两人以男耕女织为生。可是有一天，秦始皇派兵把整个村子里的男人都拉去修长城了，孟姜女的丈夫也被抓走修长城了。就这样，被捉来的男人们就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修筑着长城。如果有偷懒和不想做活的话，秦兵就会用鞭子抽他们吗，打他们，就是连上了年纪的老人也不会放过，同样受这样的待遇。所以活下来的人很少，人们每天都着饥饿和身体上的痛苦去做工，并且得不到任何报酬。几十年下来，长城终于修好了，能够活下来的人已经是寥寥无几了有，有的是累死的，有的是病死的。有的是被打死的。他们人的尸骨也就被埋到那遥远的长城之下，而万喜良在修长城中也死了，但是孟姜女不知道，有一天，孟姜女来看她的丈夫，怎么也找不到，就去问别人，才知道自己的丈夫早已经死了，她很伤心，日日夜夜地哭，她的真情感动了上天，长城竟然被哭倒了一大段，孟姜女最后死在长城之下，人们为了纪念她的真情为她修一座姜女庙。

这则故事，体现了孟姜女的执着，我为这也非常同情，孟姜女的故事让我十分感动，同时也批露封建帝王的凶残和混庸。

导语：韦编三绝，孔子为读《周易》而多次翻断了编联竹简的牛皮带子。比喻读书勤奋。以下是yuwenmi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历史故事，欢迎阅读与借鉴，谢谢!

【中文名】 韦编三绝

【外文名】 Study diligently

【出 处】 《史记·孔子世家》

【词 性】 褒义词

【用 法】 做谓语、宾语;指人读书勤奋

【结 构】 主谓式 近义词三绝韦编，牛角挂书 ，悬梁刺股

出处：《史记.孔子世家》孔子晚而喜《易》，……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

释义：“韦”是熟牛皮;“韦编”指用牛皮绳编连起来的竹简书。“三”是概数，表示多次;“绝”是断的意思。孔子为读《易》而翻断了多次牛皮带子的简。后人用“韦编三绝”这个成语加以概括。用来形容读书刻苦勤奋。

故事：春秋时的书，主要是以竹子为材料制造的，把竹子破成一根根竹签，称为竹“简”，用火烘干后在上面写字。竹简有一定的长度和宽度，一根竹简只能写一行字，多则几十个，少则八九个。一部书要用许多竹简，这些竹简必须用牢固的绳子之类的东西编连起来才能阅读。像《易》这样的书，当然是由许许多多竹简编连起来的，因此有相当的重量。

孔丘花了很大的精力，把《易》全部读了一遍，基本上了解了它的内容。不久又读第二遍，掌握了它的基本要点。接着，他又读第三遍，对其中的精神、实质有了透彻的理解。在这以后，为了深入研究这部书，又为了给弟子讲解，他不知翻阅了多少遍。这样读夹读去，把串连竹简的牛皮带子也给磨断了几次，不得不多次换上新的再使用。即使读到了这样的地步，孔子还谦虚他说：“假如让我多活几年，我就可以完全掌握《易》的文与质了。”

2009年12月13日，巨星陨落。美国经济学泰斗、现代经济学奠基人保罗·萨缪尔森在其位于美国马萨诸塞州的家中逝世，享年94岁。

天造地设——“出生了三次”的经济学家。萨缪尔森自己说，他实际出生了三次。

第一次当然是他的自然出生。其后的两次都跟经济学息息相关。1931年，当15岁的萨缪尔森考上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后不久，他就将自己的出生日期改为1932年1月2日，因为这一天是芝加哥大学开学的日期，也是这位伟大的经济学家与经济学这个伟大的学科邂逅的日子。那天早晨8点，当萨缪尔森第一次走进芝加哥大学讲堂时，讲座主题刚好是马尔萨斯脍炙人口的人口理论，天才少年立刻被神奇的经济学所吸引。那一刻，经济学选择了他，他也选择了经济学。

萨缪尔森的第三次重生是在麻省理工学院，时间是1940年。这一年，他开始任教，并用他的经济学天才思维开创了该校经济系的新气象。在他的带领下，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系从1940年时一个尚未招收研究生的教学型小系，成为当今经济学界顶礼膜拜的圣地，学生包括克莱因、默顿、阿克洛夫、恩格尔、斯蒂格利茨、克鲁格曼等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以及现任美联储主席伯南克、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克里斯蒂娜·罗默。

萨缪尔森曾说过：“如果说经济学是为我而设的，也可以说我是为经济学而出现的。”他甚至在演讲中以第三人称来描述经济学与自己的关系：“经济学这一行天造地设般地适合他，仿佛是历代经商先祖的基因找到了命定的归宿。”而他也不枉负“天造地设”这个词，他对经济学研究具有别人无法想象的热忱，“说他做梦都在思考工作也不为过”。外人看来枯燥无味的工作在他眼里却是另一番景象：“让我干这么好玩的工作，还要付给我这么多钱，我真是捡了大便宜了！”

对工作的激情，再加上萨缪尔森的天才头脑，造就了经济学史上堪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成就。萨缪尔森几乎“染指”了经济学的每一块领域，他自己就曾宣称：“我的手指动过了每一块馅饼”；而瑞典皇家科学院在1970年为他颁发诺贝尔奖的公告中，也称赞他的着作“几乎涉及了当代西方经济学的所有领域”。确实，从消费者行为理论中的显示性偏好公理，到国际贸易理论中的萨缪尔森-斯托尔帕定理与完善赫克谢尔-俄林模型的要素价格均衡定理，还有宏观经济学理论中的乘数与加速原理相互作用、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乃至福利经济学中的社会福利函数，经济学的各个分支领域中，无不留下了萨缪尔森的名字与足迹。

他所着的《经济学》初版于1947年，迄今已出了19版，被翻译成40多种语言，光是英文版的全球销量就超过400万本，是30年间美国最畅销的教科书。可以说，《经济学》是每一个步入经济学殿堂人的必备钥匙。从这个角度讲，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所有经济学人士都是萨缪尔森的学生。而萨缪尔森将数学分析方法引入经济学领域，其重要性对于每一个学过经济学的人也不言而喻。“如果经济学没有萨缪尔森，人们就会像在牛顿出现之前处理力学问题那样（茫然无措，艰辛无比）。”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主席詹姆斯·波特巴对萨缪尔森的悼词如是说道，共鸣者众。

回顾萨缪尔森的一生，可谓与经济结下了不解之缘——与经济学的第一次亲密接触是1931年，世界经济正处于大萧条之中；最后一次与经济学会面是2009年，遭遇2008年经济危机的世界经济复苏曙光初现，“生于危机，故于危机”，为经济而生的萨缪尔森真正做到了善始善终。

昨夜，与同学们共同观看了《大火种》这部电影，颇有感触。

这是我首次接触到共产党创建初期的历史题材电影，只有如此近距离的感受那段历史，方能体会到当时人民的悲伤与苦痛，更加珍惜现在安定的生活。

电影中有几段情节我印象深刻，不仅仅是为人物的遭遇，更多的是对当时人们生活环境有所感悟。

比方说那段对话。二婶笑脸盈盈走街串巷对村民说：“晚上来我们家听书”。村民们好奇的问：“什么书”?二婶继续笑着对大家说：“能让娃们吃上馍的书”。一句话让人为之落泪。现在回想起这段情节，都会让人心头一颤。明明剧中人物都是笑颜相对，我却感觉到些许苍凉，不禁为他们而哀痛。或许如今不愁吃喝的我们早已忘记曾经生活在水深火热的农民经历过什么样的苦难，想象不到七八个孩子一起抢饭吃是怎样的一种情形。我们在遇到困难时不应该是抱怨命运的不公，感叹时运不济，而是竭尽全力去克服困难。脚踏实地的做每一件事，用心感受生活，享受上天赐予的人生。

还有许多情节让我印象深刻。像地主家的大小姐被迫缠足，《共产党宣言》被 指责成妖书，农民为了几顿饭钱冒着生命危险找地主要钱。这些细节生动的再现了当时落后的乡村生活以及封建思想的根深蒂固。

影片中许多情节高度还原了历史事实。比如，第一版的《共产党宣言》被错印成《共党产宣言》，但是里面的内容没有任何差错。还有刘忠良同志牺牲时被敌人在胸前画了个圈，即使被钉子活活钉死，也不说出《共产党宣言》到底在哪。细致入微的情节，描绘出了前辈们为我们的美好生活做出了多少奉献和牺牲。我国在解放思想的道路上付出了多少努力才有了现在的生活。我们应该铭记历史，开创未来!

让我们共同缅怀过去，铭记先人，珍惜当下，开创未来。

我相信，中国美好的未来，将由我们共同创造。

你知道著名的“丝绸之路”是谁开拓的吗?那就是西汉时期伟大的探险家——张骞。

张骞是汉武帝时期的人。公元前139年，他受命率人前往西域，寻找并联络曾被匈奴赶跑的大月氏，合力进击匈奴。

张骞一行从长安起程，经陇西向西行进。一路上日晒雨淋，风吹雪打，环境险恶，困难重重。但他信心坚定，不顾艰辛，冒险西行。当他们来到河西走廊一带后，就被占据此地的匈奴骑兵发现。张赛和随从一百多人全部被俘。

匈奴单于知道了张骞西行的目的之后，自然不会轻易放过。把他们分散开去放羊牧马，并由匈奴人严加管制。还给张骞娶了匈奴女子为妻，一是监视他，二是诱使他投降。但是，张骞坚贞不屈。虽被软禁放牧，度日如年，但他一直在等待时机，准备逃跑，以完成自己的使命。

整整过了十一个春秋，匈奴的看管才放松了。张骞乘机和他的贴身随从甘父一起逃走，离开匈奴地盘，继续向西行进。由于他们仓促出逃，没有准备干粮和饮用水，一路上常常忍饥挨饿，干渴难耐，随时都会倒在荒滩上。好在甘父射得一手好箭，沿途常射猎一些飞禽走兽，饮血解渴，食肉充饥，才躲过了死亡的威胁。

这样，一直奔波了好多天，终于越过沙漠戈壁，翻过冰冻雪封的葱岭(今帕米尔高原)，来到了大宛国(今费尔干纳)。高鼻子、蓝眼睛的大宛王，早就听说汉朝是一个富饶的大国，很想建立联系。但苦于路途遥远，交通不便，故一直未能如愿。因此，当听说汉朝使者来到时，喜出望外，在国都热情地接见了张骞。他请张骞参观了大宛国的汗血马。在大宛王的帮助下，张骞先后到了康居(今撒马尔罕)、大月氏、大夏等地。但大月氏在阿姆河上游安局乐业，不愿再东进和匈奴作战。张骞未能完成与大月氏结盟夹击匈奴的使命，但却获得了大量有关西域各国的人文地理知识。

张骞在东归返回的途中，再次被匈奴抓获，后又设计逃出，终于历尽千辛万苦，于13年后回到长安。这次出使西域，使生活在中原内地的人们了解到西域的实况，激发了汉武帝“拓边”的雄心，发动了一系列抗击匈奴的战争。

公元前119年，汉王朝为了进一步联络乌孙，断“匈奴右臂”，便派张骞再次出使西域。这次，张骞带了三百多人，顺利地到达了乌孙。并派副使访问了康居、大宛、大月氏、大夏、安息(今伊朗)、身毒(今印度)等国家。但由于乌孙内乱，也未能实现结盟的目的。汉武帝派名将霍去病带重兵攻击匈奴，消灭了盘踞河西走廊和漠北的匈奴，建立了河西四郡和两关，开通了丝绸之路。并获取了匈奴的“祭天金人”，带回长安。

张骞不畏艰险，两次出使西域，沟通了亚洲内陆交通要道，与西欧诸国正式开始了友好往来，促进了东西经济文化的广泛交流，开拓了丝绸之路，完全可称之为中国走向世界的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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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说天上管理马匹的神仙叫伯乐。在人间，人们把精于鉴别马匹优劣的人也称为伯乐。

第一个被称作伯乐的人本名孙阳，他是春秋时代的人。由于他对马的研究非常出色，人们便忘记了他本来的名字，干脆称他为伯乐，一直到现在。

一次，伯乐受楚王的委托，购买能日行千里的骏马。伯乐向楚王说明，千里马少有，找起来不容易，需要到各地巡访，请楚王不必着急，他尽力将事情办好。

伯乐跑了好几个国家，仔细寻访盛产名马的燕赵一带，辛苦倍至，但还是没发现中意的良马。一天，伯乐从齐国返回，在路上，看到一匹马拉着盐车，很吃力地在陡坡上行进。马累得呼呼喘气，每迈一步都十分艰难。伯乐对马向来亲近，不由走到跟前。马见伯乐走近，突然昂起头来瞪大眼睛，大声嘶鸣，好像要对伯乐倾诉什么。伯乐立刻从声音中判断出，这是一匹难得的骏马。

伯乐对驾车的人说：“这匹马在疆场上驰骋，任何马都比不过它;但用来拉车，它却不如普通的马。你还是把它卖给我吧。”

驾车人认为伯乐是个大傻瓜，他觉得这匹马太普通了，拉车没气力，吃得太多，又骨瘦如柴，于是毫不犹豫地同意了。伯乐牵走千里马，直奔楚国。伯乐牵马来到楚王宫，拍拍马的脖颈说：“我给你找到了好主人。”千里马像明白伯乐的意思，抬起前蹄把地面震得咯咯作响，引颈长嘶，声音洪亮，如大钟石磐，直上云霄。楚王听到马嘶声，走出宫外。伯乐指着马说：“大王，我把千里马给您带来了，请仔细观看。”

楚王一见伯乐牵的马瘦得不成样子，认为伯乐愚弄他，有点不高兴，说：“我相信你会看马，才让你买马，可你买的是什么马呀，这马连走路都很困难，能上战场吗?”

伯乐说：“这确实是匹千里马，不过拉了一段车，又喂养不精心，所以看起来很瘦。只要精心喂养，不出半个月，一定会恢复体力。”

楚王一听，有点将信将疑，便命马夫尽心尽力把马喂好，果然，马变得精壮神骏。楚王跨马扬鞭，但觉两耳生风，喘息的功夫，已跑出百里之外。

后来千里马为楚王驰骋沙场立下不少功劳。楚王对伯乐更加敬重了。

成康之治指西周时成王、康王相继在位的四十余年间，形成了安定强盛的政治局面。

为慑服商顽民而建的成周城落成后，辅政大臣周公还政于成王，周朝进入巩固时期。成王及其子康王继承文王和武王的功业，坚持节俭，克制多欲，缓和了阶级矛盾。又令周公制礼作乐，即王朝各种典章制度的创立和推行，大规模推行自周武王时就开始的分封制。西周分封，是以宗法血缘关系为纽带，建立起周天子统辖下的地方行政系统，从而在一定时期内起到了加强周王朝统治的作用。

康王之世，周还曾命诸侯征讨淮夷、东夷，加强对异邦的控制。康王在位年间，国力强盛，经济繁荣，文化昌盛，社会安定。成康时期，是周最为强盛的阶段，史家称：“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措四十余年不用。”

（宽容是做人的美德）

战国时赵国的蔺相如以国家利益为重，一忍再忍廉颇的寻衅羞辱，他以“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的大境界，终使廉颇幡然醒悟，从而给世人留下“将相和”的千古美谈。

三国时期，诸葛亮初出茅庐，刘备称之为“如鱼得水”，而关、张兄弟却未然。在曹兵突然来犯时，兄弟俩便“鱼”呀“水”呀地对诸葛亮冷嘲热讽，诸葛亮胸怀全局，毫不在意，仍然重用他们。结果新野一战大获全胜，使关、张兄弟佩服得五体投地。如果诸葛亮当初跟他们一般见识，争论纠缠，势必造成将帅不和，人心分离，哪能有新野一战和以后更多的胜利呢？

刘秀大败王郎，攻入邯郸，检点前朝公文时，发现大量奉承王郎、侮骂刘秀甚至谋划诛杀刘秀的信件。可刘秀对此视而不见，不顾众臣反对，全部付之一炬。他不计前嫌，化敌为友，壮大自己的力量，终成帝业。这把火，烧毁了嫌隙，也铸炼了坚固的事业之基。

唐朝谏议大夫魏征，常常犯颜苦谏，屡逆龙鳞，可唐太宗站得高，以宽容为怀，把魏征看作是照见自己得失的“镜子”，终于开创了史称“贞观之治”的太平盛世。

武则天时代的宰相娄师德以仁厚宽恕、恭勤不怠闻名于世。司马光评价他“宽厚清慎，犯而不校”。凤阁侍郎李昭德骂他是乡巴佬，他笑着说：“我不当乡巴佬，谁当乡巴佬呢？”当时名相狄仁杰也瞧不起娄师德，想把他排挤出朝廷，他也不计较。后来武则天告诉狄仁杰：“我之所以了解你，正是娄师德向我推荐的。”狄仁杰听了惭愧不已。

吕蒙正初入朝堂时，有一朝士指着他说：“这小子也参政？”吕蒙正装着没听见。而与吕蒙正同列的人却几次让吕蒙正追问那个人是谁，吕蒙正不允，说：“若知其姓名，怕以后不能忘记，所以还是不问的好。”吕蒙正后来终于成为北宋的宰相。

孟尝君本名为田文，是齐国贵族，他继承了其父田婴的爵位，得号孟尝君，封地于薛。他先后任秦、齐、魏三国相国，其门下亦有食客数千，是闻名于各诸侯国的贤能之士。

秦王仰慕他的贤名，多次邀请他前去秦国。孟尝君知道秦国的险恶用心，于是多次拒不前往。公元前299年，孟尝君奉齐王之命，迫不得以前往秦国。秦王想要将他收为己用，就将他封为相国。但是考虑到孟尝君乃是齐国宗室，若在秦国执掌大位，恐对秦国不利，所以就想将其除去。

孟尝君知道秦王的意图，所以暗中讨好秦王宠妃，让其为自己求情。于是，秦王将孟尝君放回齐国。然而秦王后又后悔纵虎归山，当他派人追杀孟尝君的时候，孟尝君已经在其食客的帮助之下，逃之夭夭了。

由此，孟尝君与秦国结怨。

孟尝君归齐之后，就开始担任齐国相国，执掌国家大事。他联合韩、魏两国，共同击败了秦国和楚国。后来，贵族田甲谋逆，孟尝君被齐王所疑，为了避难，孟尝君称病归隐。

不久之后，孟尝君离开齐国，投奔魏国，在魏国担任宰相，他联合秦、赵、燕共同伐齐，直到齐国新君继位，孟尝君才开始与齐王亲近起来，但他从此以后都保持着中立的立场，不为任何国家效力。

孟尝君去世后，齐、魏就灭掉了孟尝君的封地，也没有给他留下后嗣。

传说在很久很久以前，天上住着三个美貌的仙女，她们是同胞姐妹。老大叫恩固伦，老二叫正固伦，老三叫佛库伦。三个仙女都玩够了那天上的宫殿和彩云，没有地方可玩，想找个地方玩一玩。到什么地方去呢?她们早就听说地上果勒敏珊延阿林①山上有个天池，池水象镜子一样清澈透明，池周围飞禽走兽，树木花草样样都有。怎么才能从天上下来呢?三仙女佛库伦聪明伶俐，她用采来的白云做羽毛，用披上羽毛的胳膊当翅膀，摇身变成一只雪白的天鹅。两个姐姐也学着她的样儿，从天上飞下来，落在了果勒敏珊延阿林山上的天池旁边。

满族神话：天鹅仙女的故事

三个天鹅仙女下凡来，正赶巧被三个猎人看到了。这三个猎人是同胞三兄弟，老大二十岁，老二十八岁，老三十六岁。兄弟三人都能射猎、斗兽，他们整年在果勒敏珊延阿林山里钻来钻去，靠打猎为生。

兄弟仨朝天鹅落地的地方奔去，追到天池边上，见三只天鹅变成了三个美貌天仙，脱下衣服“扑通”、“扑通”，跳进天池水里。立时把三个兄弟惊呆了：从长这么大还没有见过这么漂亮的姑娘呢!老大说：“让她们给咱们做媳妇该有多好啊!”老二说：“就怕人家不干。”别看老三小，心眼最灵，他说：“咱们把她们的衣裳偷偷拿走，她们回不去天，就得留在地上。”老大、老二觉得老三说的办法好，就一起悄悄来到天池旁边，将三个姑娘的衣服拿走了。

三个仙女在天池里洗澡，边洗边玩，越玩越乐，等到日头快落山了，大姐恩固伦说：“咱们该回去了。”正固伦、佛库伦说：“走吧!”可上岸一看，衣服没有了。三个仙女急得哭了起来。正在这时候，兄弟三个走到姐妹三个跟前，老大把自己身上的兽皮衣服脱下来，披在恩固伦身上;老二把自己的兽皮衣服脱下来，披在正固伦身上，老三把自己的兽皮衣服脱下来，披在佛库伦身上。

三个兄弟领着三个姐妹离开了天池，在大森林中架起干柴，烧烤野鹿、野牛、野猪的肉。再拿出石刀把烤熟的肉拉成小块块，请三个姐妹吃。吃完，老大扯着大姐，老二扯着二姐，老三扯着三妹，各自进了自己的小马架子。

三个姐妹过腻了天上的生活，从来没穿过这么暖和的兽皮衣服，没吃过这么香的烤肉，更没有过丈夫的恩爱。她们舍不得这人间的生活，干脆不走了。

三个姐妹在人间一年，学会了钻火、烤肉、缝皮衣，又都生了一个大胖小子。她们和丈夫相亲相爱，过得很美满。

一晃又过了两年，一天，大姐对两个妹妹说：“天上一天地上一年，咱们已经出来三天了，哪天给玉帝知道了，就要受到天规惩罚。趁时间不算长，快回去吧!”

两个妹妹也觉得不回去不行了，弄不好丈夫、孩子也得受连带。三个姐妹找出了丈夫收藏起来的衣裳穿在身上，胳膊一抬，两脚起空了。地上的三个孩子，都两岁多一点，刚会答答话，见三只天鹅在头顶来回飞，一齐扎撒②着小手，说：“鹅，鹅!”www.gs5000.cn

兄弟三人打猎回来，不见了妻子，只听孩子说：“鹅，鹅飞走了!”一找衣服也没有了，知道三个仙女回天上去了，就对孩子说：“那鹅，就是你们的娘，知道吗?”

传说满族人管母亲叫鹅娘，就是从这儿起始的。后来受到汉族人称呼母亲为“妈妈”的影响，叫成了“讷讷”。

兄弟三人的妻子走后，三个孩子渐渐长大了。后来这三个孩子顺松花江走到与牡丹江汇合的地方，觉得那里宽敞，就定居下来。后来兄弟三人的后代家口越来越多，三支人分开，各支都有了自己的姓，三支人分为三姓。因此这地方就叫做“三姓”③了。

三个仙女回到天上，吃饭不香，喝水不甜，日夜想念人间的生活;可又不敢把真情泄露出去，只好藏在心里。就这么过了九百九十九天，正赶上王母娘娘开蟠桃会，天兵天将们把守不严，姐妹三个一核计，无论如何也得到人间看一看，就是看上一眼，也免得这样牵肠挂肚。

姐妹仨还是采天上的白云做羽毛，变成三只天鹅飞了下来，落在果勒敏珊延阿林山上。她们找丈夫、找孩子，都不见了。她们在人间时夏天住的小马架子，没有了影儿;冬天掘的避风寒的地窨子，也早已填满了泥土。姐妹仨不禁落下泪来，边哭边沿着松花江往下飞。冷丁在一处密林中有个百十户人家聚居的部落。一打听，才知道这地方叫三姓，正是她们姐妹三人的后代。天上九百九十九天，地上九百九十九年，不但她们的丈夫早已不在人世，儿子也早就死去了，已不知传了多少代了。三姐妹见三姓人虽然象自己的丈夫样勇敢，却不象三兄弟那样和睦相处。他们生性好斗，常互相抡刀动捧，打得头破血流。仗越打越凶，仇越记越深。

怎么才能让他们不打仗呢?三姐妹很着急。一边往回飞，一边想，不知不觉飞到了天池边。她们脱去外衣，跳进天池里，一边想着心事，一边洗起来。

正洗着，三仙女见天边飞来一只喜鹊，飞到天池上空，将嘴里衔着的东西吐在她的衣服上。她本来已经不想在水中多呆了，就游着上了岸。见衣服袖上放着一枚熟透了的红果，大得出奇，红得透亮。她在山上呆过三年，还没有见过这样的果子，拣起来含在嘴里，准备穿好衣服等大姐、二姐上岸给她们看。谁知红果一含进嘴里，哧溜一下从嗓子眼滑进肚子里去了。

大姐、二姐穿好衣服要回天上了，三仙女身子发沉，说什么也飞不起来。大姐、二姐知道她是误吃红果怀了孕，劝她不要着急，等生完孩子再来接她。说完后先飞走了。

三仙女留在人间，渴了喝天池水，饿了捕野兽、采野果，冷了点篝火，一过过了十二个月，生下一个浓眉大眼的孩子。这孩子下生就会说话，不一会儿就满地跑，过了不几天，竟和十七、八岁的小伙子长得一般高大，非常英俊了。三仙女见孩子这么快就长大了，心想这一定是天意。她知道人间最贵重的是金子，就说：“孩子，你就姓爱新觉罗④吧。”她又望望眼前的布库里山，说：“你的名字就叫布库里雍顺吧。”她想起正在成天打仗的三姓人，又说：“天生你，是要你停止械斗，平息战乱，统领人民过安定日子，你懂吗?”

爱新觉罗?布库里雍顺点点头，三仙女指着松花江说：“孩子，你就顺这条江下去吧!”说完，她变成一只天鹅飞走了。

爱新觉罗?布库里雍顺砍下天池旁的小树做成筏子，折下柳树枝叶盘成套圈戴在头上，然后跳上筏子，盘膝端坐上面，顺着山口进了松花江。小筏子穿过九十九道弯，闯过九十九道滩，经过九十九天的漂流，来到了三姓地方。

小筏子搁浅了，岸边一个汲水的姑娘看见他，跑回村子，告诉了村里的人们。大家争着来看，见他头戴柳枝围成的圈，盘膝端坐在筏子上，那模样很象一尊天神，便问：“你从哪儿来的?”布库里雍顺一指江上头，说：“从上边来的。”大家寻思是说他从天上来的，布库里雍顺想起讷讷嘱咐的话，就势说：“我是天女生的天童，来管理你们的。”大家见他英俊魁伟，确实与众不同，就相信了他的话。布库里雍顺又指着汲水的姑娘说：“是她先看见我的，我就到她家去了。”大家把他让进了姑娘家，姑娘的父母听说布库里雍顺还没成家，就把姑娘许给了他。几位穆昆达⑤也认为这样合适，就做了主婚人，当天举行了婚礼。他们将猪在祖先前领了牲，在院子里架起火堆，全村的人都来上礼，通宵唱歌跳舞，从此以后再不打仗了。

布库里雍顺在三姓地方居住下来，劝大家和好。各家之间发生纠纷经他排解，大家都和和乐乐，都拥戴他，推举他为部落长。他带领三姓地方的人们，建立了鄂多哩城。

布库里雍顺就是满族的祖先，他的传说也一直流传到今天。⑥

讲述人：李成明

流传地区：岫岩一带。

搜集整理者：张其卓、董明

后注：

①果勒敏珊延阿林：满语，长白山。

②扎撒：张撒变音，即摊开。

③三姓：今黑龙江省依兰县，在佳木斯西南。

④爱新觉罗：满语，金子。

⑤穆昆达：满语，族长。

⑥这篇传说和满文老档及《清史稿》记载相同。但它当然是口头流传下来的。

“天王巨星”苏东坡

苏东坡才华出众，加上长得玉树临风、风度翩翩，因此拥有大批的粉丝。虽然苏东坡“星途坎坷”，但这些忠实的粉丝却一直追随，对他不离不弃。

苏东坡任杭州通判时，喜欢到西湖游玩。有一天，苏东坡游览西湖时，忽然着到一个年轻貌美的女子驾船追了上来。苏东坡不知其来意，一时愕然。女子激动万分地说，她自小就仰慕苏东坡，但一直无缘相见，现已嫁为民妻，今日亲眼看见自己的偶像，也了却了多年的愿望。之后，美女粉丝给苏东坡弹奏了一曲古筝，便驾船翩然而去。苏东坡无比感慨，为此，他写下一首《江神子》。

苏东坡谪居黄州时，有一个叫李琪的粉丝，非常想要苏东坡的签名墨宝，但一直没有机会。多年过去了，李琪仍拿不到偶像的签名墨宝，眼看苏东坡就要调离黄州，她心急如焚。离开当日，黄州官员设宴为苏东坡饯行，宴席就设在李琪所服务的酒店。真是天赐良机，李琪决定豁出去了。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苏东坡酒兴正酣。看到时机成熟，李琪便捧着酒杯跪拜在偶像面前，随即拿出自己的随身汗巾，求苏东坡签名墨宝。苏东坡倒也爽快，让李琪取来笔墨，挥手便在汗巾上写道：“东坡七载黄州住，何事无言及李琪?”到此，即掷笔袖手，复与宾客谈笑。只写两句?这可把李琪急坏了，于是她再次跪拜，求苏东坡再续。苏东坡大笑，接着写了两句：“恰似西川杜工部，海棠虽好不留诗。”书毕，在座宾客无不击节赞叹，李琪也了却多年心愿，激动得流下眼泪。

苏东坡59岁时被贬至惠州，当时，他的邻居温氏有个女儿叫温超超，年方16岁，貌美如花。在当时，16岁已经是谈婚论嫁的年龄了，但温超超的眼光极高，任提亲的踏破门槛，她就是不肯嫁人。直到苏东坡被贬谪到惠州，她才算是找到了意中人，她高兴地对人说：“嫁人只嫁苏东坡!”于是，每天晚上，温超超不顾其淑女形象，愣是翻过高墙，来到苏东坡窗前听他吟诗诵读。一个晚上，窗外的温超超被苏东坡发现了，慌乱之中，温超超马上就翻墙跑回家中。苏轼跟踪寻到温家，问其缘故。温父无奈地告诉了苏东坡实情。苏东坡并不是好色之徒，他答应温父，要给温超超找到一个好归宿。但天有不测风云，不久，苏东坡就又被贬到海南儋州去了，此事也因此不了了之。到苏东坡遇赦放还，途经惠州时，温超超已经抑郁而终。

在京城的皇宫里，苏东坡的粉丝也不在少数。当时，皇宫中的皇太后、皇后、公主和不少宫女都是苏东坡的超级粉丝。她们对苏东坡的一贬再贬非常愤慨，但始终无能为力。北宋元丰年间，“乌台诗案”案发，苏轼被逮捕下狱。宋神宗当时也是苏东坡的忠实粉丝，看到自己的偶像入狱，神宗为此闷闷不乐。后来，皇太后向宋神宗哭诉，搬出了当年宋仁宗“吾为子孙得两宰相”的祖训，为苏东坡说情。最终，宋神宗决定对苏东坡从轻处理。所谓的“吾为子孙得两宰相”，其实就是前任皇帝宋仁宗对苏东坡爱戴有加的一个体现。

更加不可思议的是，在宋朝疆域之外，也有苏东坡的粉丝。有一回，苏东坡的弟弟苏辙出使辽国，在辽国，苏辙惊奇地发现，辽国人常常向他打听苏东坡的情况。后来，苏辙在给苏东坡的信中写道：：“谁将家谱到燕都，识底人人问大苏。”由此可见，苏东坡在辽国也有极大的影响力。当时高丽国有两个兄弟，也是苏东坡的忠实粉丝，他们分别取名为金富轼、金富辙。轼和辙，正是苏东坡兄弟的名字，由此又可见，苏东坡被外国人崇拜的程度。

明末民族英雄郑成功小时候，既爱习武，又迷读书。可是，他的父亲、福建总兵邓芝龙，却一心一意要把他培养成武将，以便将来能承袭爵位。

一次，邓芝龙父子在幕僚宾友的陪同下，乘着一只官船，在五马江上游览。船内吹箫弹琴，猜拳行令，好不热闹!郑成功却无心玩赏。他坐在角落里，聚精会神地读书。郑芝龙看了，不便直说，吆喝一声：“升帆!”

帆升起来了，风儿将它鼓得满满的，船就像一支离弦之箭，“嗖嗖”地向前飞去。邓芝龙又叫了声儿子，说：“我出个对子，你对对看。”

“请父亲出上联。”郑成功抬起头来。

“你看对面那只舢板，尽管渔民拼命摇橹，可怎么也赶不上我们，所以我以为：‘两舟并行，橹速不如帆快’--这就是上联。”

邓芝龙出的这个上联，实在不好对呀!原来他语带双关，表面上说是拼命摇橹不如升起船帆，实际上“橹速”是影射周瑜的谋士鲁肃，“帆快”是隐喻刘邦的参将樊哙，其真意是“文官不如武将”。要找到两个历史人物，又利用谐音，完成这个对偶句，实在不易呀!但郑成功聪敏过人，很快就想出了下联：“八音齐奏，笛清难比箫和。”

语音一落，满座叫绝。原来这也是个双关语，表面上说是笛声清脆但比不上萧声和谐，实际上“笛清”暗指宋仁宗驾下的大元帅狄青，“箫和”暗指协助刘邦治国平天下的丞相萧何。其真意是“武将难比文官”。

在众人的赞叹声中，邓芝龙暗暗感到自己以前的做法似有不妥。从此，他再也不干涉郑成功攻读诗书了。郑成功一边读书，一边习武，终于成为赫赫有名的文武全才。

【1】 《屈原放逐沅、澧的故事》

屈原出身于楚国没落的贵族。曾任楚国左徒、三闾大夫等职。主张对内改善政治，对外连齐抗秦，可由于怀王昏聩，小人当权，因而不断遭到诽谤、打击，后被放逐汉北。而后继位的顷襄王更为昏庸，亲秦卖国的小人更加猖狂，—腔爱国热血的屈原再次被放逐到江南，最后投汨罗江而死。

按当今史家流行的说法，屈原流放江南，主要指湖南沅湘一带，忽略了涉足澧水的可能性。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屈原在他的着作中，多次颂

扬澧水风光，试举例：

“捐余袂兮江中，遗余佩兮澧浦。”(《湘君》)

屈原为何不把佩玉丢在沅江、湘江，而偏偏丢在他所不熟悉的澧水?

“沅有芷兮澧有兰，思公子兮未敢言。”(《湘夫人》)

按理，屈原把随身穿的衣服丢在澧水，以表达他决绝的意志，这个地方应该是他所熟悉或所喜爱的，如果他连澧水的面都没见过，又怎能轻率地作出这种庄重的抉择?

今天门山下、武陵源景区内流传着不少有关屈原的古老传说。而天子山着名的“屈子行吟”景点简直就是屈原的化身。

哲理：在人生坎坷的道路上，有许多障碍物阻挡着我前进，我必须历尽万难，来体现我的价值和意义的高尚。

【2】 《关于牛顿忘我工作的故事》

牛顿每天除抽出少量的时间锻炼身体外，大部分时间是在书房里度过的。一次，在书房中，他一边思考着问题，一边在煮鸡蛋。苦苦地思索，简直使他痴呆。突然，锅里的水沸腾了，赶忙掀锅一看，“啊!”他惊叫起来，锅里煮的却是一块怀表。原来他考虑问题时竟心不在焉地随手把怀表当做鸡蛋放在锅里了。

还有一次，牛顿邀请一位朋友到他家吃午饭。他研究科学入了迷，把这件事忘掉了。他的佣人照例只准备了牛顿个人吃的午饭。临近中午，客人应邀而来。客人看见牛顿正在埋头计算问题，桌上、床上摆着稿纸、书籍。看到这种情形，客人没有打搅牛顿，见桌上摆着饭菜，以为是给他准备的，便坐下吃了起来。吃完后就悄悄地走了。当牛顿把题计算完了，走到餐桌旁准备吃午

饭时，看见盘子里吃过的鸡骨头，恍然大悟地说：“我以为我没有吃饭呢，我还是吃了。”

哲理：这些故事究竟是真是假，并不关重要，不过表明了牛顿是一个怎样沉思默想，不修边幅，虚己敛容的人，他对科学极度的专心，总是想着星辰的旋转，宇宙的变化，而进入了忘我的境界。

【3】 《把我的笔记本还给我》

法国作家雨果中学时代是个“诗歌迷”。在他的书桌抽屉里，藏着一大摞写满诗歌的笔记本。他视这些笔记本为宝贝，每当离开教室的时候，总要给抽屉上好锁，唯恐笔记本会“不翼而飞”。

在雨果读书的中学里，有两个思想保守的人物。一个是校长高底埃，另一个是数学老师德高特。他俩都反对学生写诗，认为这是“非分”的事。尤其是那个德高特，经常偷偷监视学生的行动。只要发现哪个学生稍有“不轨”，准要到高底埃校长那儿告上一状。

有一天晚上，雨果突然发现自己书桌的锁被人撬开，笔记本一本也不见了。他大惊失色，急得直跺脚，心想，这事准是讨厌的德高特干的。

雨果果然没有猜错。第二天，他被人叫进校长办公室。一进门，只见高底埃和德高特正襟危坐，脸色阴沉，桌子上放着一摞笔记本。没等雨果开口，德高特先质问起来：“学校曾三令五申，学生不准写诗。你怎么胆敢违抗呢?”

“可谁允许你撬别人的锁?”雨果反问一句。

德高特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没想到小小的雨果竟敢和自己顶嘴。

“你想被学校开除吗?”“把我的笔记本还给我!”高底埃和德高特面面相觑。他们心中火冒三丈，但又不想把矛盾激化。“拿走你的笔记本吧!”高底埃无可奈何地说，接着，又讲了一套学生应当循规蹈矩的大道理。但雨果仍然认为，学生写诗是没有错的。他拿起桌上的笔记本，一言不发地离开了校长办公室。

哲理：人的一生总该有自己的坚持，这是一种信仰，是生活给予的勇气。

【4】 《邱吉尔的长寿秘诀》

邱吉尔不仅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着名人物，而且是英国历任首相的长寿者，他整整活了90岁，他长寿的秘诀之一就是善于睡眠。

邱吉尔精力充沛，一向是大干、酣睡。在其任职期间，正处第二次世界大战，局势极不稳定，瞬息万变，国事极其繁忙。他日理万机，每日睡眠时已精疲力尽，躺下便睡着，从不失眠。他常对记者说：“我每天大约在半夜三点睡眠，上床时如释重负，睡得很香。”

早八点左右，邱吉尔醒来后，先是躺在床上看看报纸、电报和其它急件，然后接见来访者，向各部和参谋委员会口授命令、指示，直到中午才起床。邱吉尔在介绍长寿经验时说：“如果有地方坐着，我绝不站着，如果有可能躺着，我决不坐着。”

邱吉尔每天还保持一个多小时的午睡，以便养精蓄锐，使晚上精神充沛。他常常向周围的人们宣传午休的好处，劝他们向自己学习。因而效法他的很多，据说美国总统肯尼迪、里根等就曾模仿过他的午睡方法。

除此之外，邱吉尔还十分喜欢运动，常常在午睡前后和晚饭前后骑马、打棒球、画画、观赏动植物，有时还砌一会墙，做到动静结合、劳逸结合。

哲理：能让内心保持宁静的人，才是最有力量的人。“神静而心和，心和而形全;神躁则心荡，心荡则形伤。”一个人心浮气躁时，方寸已乱，必然会导致举止失常，进退无据，会失去正确的判断力。反之，心静神定，泰然自若，你便听不到外界的喧嚣和嘈杂，为人处世就不会失于轻率。每临大事有静气，方为大家风范。

【5】 《毕加索：时间的光线》

音乐家鲁宾斯坦经常到好友画家毕加索的画室看他画画。一次，鲁宾斯坦在好几个月内看到毕加索不断地在画同样的东西。背景是阳台的铁栏杆，近景是一张桌子、一瓶葡萄酒、一把吉他。

当毕加索画了将近五十幅同样的作品后，鲁宾斯坦不耐烦地问：“每天都描绘同样的静物，难道你不厌倦吗?”

毕加索反问道：“你不觉得自己在说废话?难道你不知道，每一分钟都是不同的我，每一个钟头都有新的光线，每天虽然看同一瓶酒，但我可以从中看到不同的个性，看到不同的酒瓶，不一样的桌子，不同的世界里的不同的生命!在我的眼睛里，这一切都是不同的。”从此以后，鲁宾斯坦在重复弹一首歌时，皆可弹出不同的韵味。

哲理：如果你已经准备好，请拿出虚怀若谷的胸襟，学会换位思考，你会发现，世界原本可以如此美丽，生活原本可以如此丰富，精神原本可以如此充实。

周武王灭商后第二年，因病去世。他的儿子姬诵继位，即周成王，而此时的周成王还是个毫不懂事的少年。面对刚打下来的江山和年幼无知的侄儿，周武王的弟弟周公旦决定以国家利益为重，代行天子之事，替成王摄政。

此举引起管叔和蔡叔(周武王的堂兄弟)的猜忌，他们牢骚满腹，四处造谣，许多人信以为真，连年少的成王也充满了疑虑，对周公旦的行为产生怀疑。管叔和蔡叔在嫉妒和权力欲望的驱使下，联合商纣王之子武庚举旗反叛，发动了中国历史上有名的“管蔡之乱”。消息传来，周王室上下十分惊恐。

成王虽然年少，但也知道情况严重，完全依赖周公。经过大家的商议和安排，最后决定由周公亲自率领大军迎敌。经过三年苦战，赢得了胜利，武庚在战斗中被打死，管叔被诛杀，蔡叔成了俘虏，被流放到人烟稀少的蛮荒地区。

大军回师那天，周成王亲自到城外去迎接周公，满脸歉疚地说：“予其惩，而毖后患。”“惩前毖后”从此而来。意思为：要从以前的错误中吸取教训，防止以后再犯同样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