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的一生历史故事【实用20篇】

凡夫总是纵心所欲，虽有短暂的快乐，终究会害了自己。下面将由小编为你带来哲理故事：你的傻，却误了你一生,希望大家能有所收获。

有个女人，家庭很幸福，不但生活富裕，先生也很疼爱她。

有一天，她认识了一位年轻人，这年轻人的甜言蜜语使她心动了，两人发生不正常的感情。

后来年轻人对她说：“偷偷摸摸的不自由，我们干脆离开家乡，到新天地建立属于我们的家。”女人听了觉得很有道理。

就趁先生外出时，拿了家里所有最值钱的财物，到港口与年轻人会合。

年轻人说：“你先把东西给我，等我运到对岸再回来载你，要不然被抓到就不堪设想。”

女人也认为有理，就把所有财宝交给他，自己留在原地等待。

没想到，一天、两天、三天过去了，年轻人就这样一去不回。

她又饿又冷，可是不敢回去，实在万般无奈。

突然，她看到一只狼狗衔着一只鸟从她面前跑过去，那只鸟还在奋力挣扎。

狼狗跑到水边，看到水中有一条鱼，就把鸟放下，要去咬鱼;结果鱼游走了，鸟也飞走了。

女人看了，忍不住笑说：“这只狼狗真傻，已有一只这么好的鸟，居然放弃而去咬鱼，结果鸟和鱼都得不到，真是傻啊!”

狼狗回头说：“我的傻，只不过让我挨一顿饿;你的傻，却误了你一生!”

此时这愚痴的女人才如梦初醒，懊悔地说：“我居然为了那种人，放弃爱我的先生及稳定的家庭，毁了一生幸福，这都是贪欲害的啊!”

凡夫总是纵心所欲，虽有短暂的快乐，终究会害了自己。

日常生活中难免会遇到一些境界而心动，但是要赶紧提起正念化解贪欲，才不会一时迷失而招来无尽的烦恼折磨。

早就听父亲讲过张海迪姐姐的故事，今天阅读完《张海迪的故事》这本书后，我真正明白了“身残志坚，顽强拼搏”的含义。

张海迪五岁时患脊骨骨髓病，胸以下全部瘫痪。从那时起，张海迪开始了她独到的人生。她无法上学，便在家里自学完中学课程。十五岁，便跟随父母，下放（山东）聊地农村，给孩子当起教书先生。她还自学针灸医术，为乡亲们无偿治疗。后来，张海迪自学多门外语，先后翻译了《海边诊所》等数十万的英语小说，还当过无线修理工。《中国青年报》发表《是颗流星，就要把光留给人间》讲述的就是张海迪的故事。张海迪怀着“活着就要做个对社会有益的人”的信念，以保尔为榜样，勇于把自己的光和热献给人民。从非凡和毅力学习和工作，谱写了一曲生命的赞歌。

看到这位与疾病顽强搏斗的身残志坚的女性，我不由得想起街头乞讨为生的健壮的青年，想起整日麻将虚度光阴的人们。他们有着健康的体魄，却没有克服困难的勇气和勤劳勇敢的志向。平时，有些人总以这样那样的理由作为没有取得成就的理由。但是和张海迪相比，这些借口是多么微不足道呀！

遇到困难不退缩，这就是张海迪。做困难面前的强者，这是张海迪给我的启示。这本书真是影响我一生的书，我将以海迪精神为目标，勇敢向前，实现真正的人生价值。

屈原(约公元前340-前278) 我国古代伟大的爱国诗人。名平，字原。战国时期楚国贵族出身，任三闾大夫、左徒,兼管内政外交大事。他主张对内举贤能，修明法度，对外力主联齐抗秦。后因遭贵族排挤，被流放沅、湘流域。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一举攻破楚国首都郢都。忧国忧民的屈原在长沙附近汩罗江怀石自杀，端午节据说就是他的忌日。他写下许多不朽诗篇，成为我国古代浪漫主义诗歌的奠基者，在楚国民歌的基础上创造了新的诗歌体裁楚辞。主要作品有《离骚》、《九章》、《九歌》、《天问》等。在诗中抒发了炽热的爱国主义思想感情，表达了对楚国的热爱，体现了他对理想的不懈追求和为此九死不悔的精神。他创造的“楚辞”文体在中国文学史上独树一帜，与《诗经》并称“风骚”二体，对后世诗歌创作产生积极影响。

历史名人屈原的生平故事

屈原，芈[mǐ]姓屈氏(与楚王同姓不同氏，楚王为芈姓熊氏，先秦时期男子称氏不称姓，所以他叫屈原，不叫芈原)，名平，字原，生卒年未见正史记载，史学界尚有争论，(约生于前353年—前335年，死于前283年—前269年)，是中国最早的浪漫主义诗人，是楚武王熊通之子屈瑕的后代，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留下姓名的伟大的爱国诗人。他被世人称为“诗歌之父”。他的出现，标志着中国诗歌进入了一个由集体歌唱到个人独唱的新时代。公元前340年屈原诞生于秭归三闾乡乐平里(今湖北宜昌市秭归县)，屈原自幼勤奋好学，胸怀大志。早年受楚怀王信任，任左徒、三闾大夫，常与怀王商议国事，参与法律的制定，主张章明法度，举贤任能，改革政治，联齐抗秦，提倡“美政”。在屈原努力下，楚国国力有所增强。为人性格耿直，却因在修订法规的时候不愿听从上官大夫的话与之同流合污，再加上楚怀王的令尹子兰、上官大夫靳尚和他的宠妃郑袖等人，受了秦国使者张仪的贿赂，不但阻止怀王接受屈原的意见，并且使怀王疏远了屈原。公元前305年，屈原反对楚怀王与秦国订立黄棘之盟，但是楚国还是彻底投入了秦国的怀抱。使得屈原亦被楚怀王逐出郢都，开始了流放生涯。结果楚怀王在其幼子子兰等人的极力怂恿下被秦国诱去，囚死秦国。

楚襄王即位后，屈原继续受到迫害，并被放逐到江南。公元前278年，秦国大将白起带兵南下，攻破了楚国国都，屈原的政治理想破灭，对前途感到绝望，虽有心报国，却无力回天，只得以死明志，就在同年五月怀恨投汨(mì)罗江自杀。老百姓听到噩耗很悲痛，争先恐后的来打捞他的尸体，结果一无所获。于是，有人用苇叶包了糯米饭，投进江中祭祀屈原，这种祭祀活动一年一年流传下来，渐渐成为一种风俗。 定于农历五月初五为端午节(是关于端午节其中的一种说法)。对于屈原的忠而见疏，后世诗人阵志岁遥为郁结，其诗《屈原》云：“浩气干霄汉，沉湘忠佞分。材堪佐明主，无计事昏君。”(《载敬堂集·江南靖士诗稿》) 此不仅对爱国者屈原，也是对历代“王之荩臣”(《诗·大雅·文王》)的由衷忾惜;不只对当时楚王，也是对其他昏暗君王的一种深刻批判。

“朝发枉渚兮，夕宿辰阳。苟余心之端直兮，虽僻远其何伤”;“入溆浦余儃徊兮，迷不知吾所如。深林杳以冥冥兮，乃猿狖之所居;山峻高而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霰雪纷其无垠兮，云霏霏其承宇。哀吾生之无乐兮，幽独处乎山中。吾不能变心以从俗兮，固将愁苦而终穷。”，在流放期间，屈原为后世留下了许多不朽名篇。其作品文字华丽，想象奇特，比喻新奇，内涵深刻，成为中国文学的起源之一。

“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屈原被放逐后，在和渔父的一次对话中，渔父劝他“与世推移”，不要“深思高举”，自找苦吃。屈原表示宁可投江而死，也不能使清白之身，蒙受世俗之尘埃。在渔父看来，处世不必过于清高。世道清廉，可以出来为官;世道浑浊，可以与世沉浮。至于“深思高举”，落得个被放逐，则是大可不必。屈原和渔父的谈话，表现出了两种处世哲学。 公元前278年，秦国攻破了楚国国都郢都。当年五月五日，屈原在绝望和悲愤之下怀抱大石投汨罗江而死。端午节，据说就是因此而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17个国家的75名着名人士联合发起了“世界保卫和平大会”。1953年，在莫斯科举行世界保卫和平大会的世界和平理事会决定将屈原列为“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之一”，号召全世界人民纪念他。

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不久，为了呼应世界保卫和平大会、争取国际地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决定由郭沫若、游国恩、郑振铎、文怀沙等人组成“屈原研究小组”，并将屈原的作品整理成集，以白话文的形式出版发行。

周公姓姬名旦，周武王之弟，周成王之叔。武王灭商两年后去世，年幼的成王即位，不能理政，周公代成王摄政，当时天下很不平静，武王的弟弟管叔、蔡叔不服，阴谋作乱;商后裔武庚图谋反叛复国。

周公在内忧外患的情势下摄政，对内勤政仁治，对外镇压叛乱，夙夜操劳，食不甘味，礼贤下士，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周公为了国家兴旺，十分珍惜人才，热心接待来宾，甚至到了“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的程度。“握发吐哺”后指贤相勤政爱民，为国殚尽竭虑，废寝忘食，公而忘私，忠心耿耿。曹操在《短歌行》一诗中借用这个典故写道：“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导语：伍子胥为了报答打渔郎的父亲帮助过他，下面是yuwenmi小编为大家整理了优秀故事，欢迎阅读与借鉴，谢谢!

春秋时期，吴国的大将军伍子胥带领吴国的士兵要去攻打郑国。

郑国的国君郑定公说：“谁能?让伍子胥把士兵带回去，不来攻打我们，我一定重重地奖赏他。”可惜没有一个人想到好办法，到了第四天早上，有个年轻的打渔郎跑来找郑定公说：“我有办法让伍子胥不来攻打郑国。”

郑定公一听，马上问打渔郎：“你需要多少士兵和车子?”打渔郎摇摇头说：“我不用士兵和车子，也不用带食物，我只要用我这根划船的桨，就可以叫好几万的吴国士兵回去吴国。”

是什么样的船桨那么厉害?

打渔郎把船桨夹在胳肢窝下面，跑去吴国的兵营找伍子胥。他一边唱着歌，一边敲打著船桨：“芦中人，芦中人;渡过江，谁的恩?宝剑上，七星文;还给你，带在身。你今天，得意了，可记得，渔丈人?”伍子胥看到打渔郎手上的船桨，马上问他：“年轻人，你是谁呀?”打渔郎回答说：“你没看到我手里拿的船桨吗?我爸爸就是靠这根船桨过日子，他还用这根船桨救了你呀。”伍子胥一听：“我想起来了!以前我逃难的时候，有一个打渔的先生救过我，我一直想报答他呢!原来你是他的儿子，你怎么会来这里呢?”

打渔郎说：“还不是因为你们吴国要来攻打我们郑国，我们这些打渔的人通通被叫来这里。我们的国君郑定公说：“只要谁能?请伍将军退兵，不来攻打郑国，我就重赏谁!”希望伍将军看在我死去的父亲曾经救过您，不要来攻打郑国，也让我回去能得到一些奖赏。”

伍子胥带着感激的语气说：“因为你父亲救了我，我才能?活着当上大将军。我怎么会忘记他的恩惠呢?我一定会帮你这个忙的!”伍子胥一说完，马上把吴国的士兵通通带回去。

打渔郎高兴地把这个好消息告诉郑定公。一下子，全郑国的人都把打渔郎当成了大救星，叫他“打渔的大夫”，郑定公还送给他一百里的土地呢!

伍子胥为了报答打渔郎的父亲帮助过他，他不但不攻打郑国还让打渔郎得到奖赏，这就叫做“感恩图报”。

1、揭竿而起

【释义】揭：举;竿：竹竿，指旗帜。揭竿为旗，奋起反抗。泛指人民起义。

【语出】 汉?贾谊《过秦论》：“将数百之众;转而攻秦;斩木为兵;揭竿为旗”。

【人物】几百人一下子都表示情愿豁出性命跟着陈胜(今河南省方城县东孟洼村人)、吴广(今河南太康人)一块儿干。大伙砍伐树木为兵器，高举竹竿为旗帜，对天起誓，同心协力，推倒秦二世(嬴姓，名胡亥，也称二世皇帝，秦始皇第十八子)，替楚将项燕(项羽的祖父)报仇。大家还公推陈胜、吴广做首领，一下子就把大泽乡(今安徽省宿州市南蕲县镇小刘村)占领了。大泽乡的农民一听陈胜、吴广他们起来反抗秦朝的暴政，青年子弟都纷纷拿着锄头、铁耙、扁担、木棍来营中投军。

2、一字千金

【释义】增损一字;赏以千金。形容文辞精妙;不可更改。

【语出】南北朝?钟嵘《诗品?古诗》：“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

【人物】战国末期，秦国有一个生意人名叫吕不韦(卫国濮阳人，原籍阳翟，今河南禹州)，有三千门客，作为他的智囊，想出各种办法来巩固他的政权。这些食客，各色各样，应有尽有。他们把见解与心得，写出二十六卷，一百六十篇文章，书名提作《吕氏春秋》。吕不韦命令把全文抄出，贴在秦国首都咸阳城门上，并发出布告：“谁能把书中的文字，增加一个或减少一个，甚至改动一个，赏黄金千两(合黄金一斤)”。

张骞是汉武帝时期的人。公元前139年，他受命率人前往西域，寻找并联络曾被匈奴赶跑的大月氏，合力进击匈奴。

张骞一行从长安起程，经陇西向西行进。一路上日晒雨淋，风吹雪打，环境险恶，困难重重。但他信心坚定，不顾艰辛，冒险西行。当他们来到河西走廊一带后，就被占据此地的匈奴骑兵发现。张赛和随从一百多人全部被俘。

匈奴单于知道了张骞西行的目的之后，自然不会轻易放过。把他们分散开去放羊牧马，并由匈奴人严加管制。还给张骞娶了匈奴女子为妻，一是监视他，二是诱使他投降。但是，张骞坚贞不屈。虽被软禁放牧，度日如年，但他一直在等待时机，准备逃跑，以完成自己的使命。

整整过了十一个春秋，匈奴的看管才放松了。张骞乘机和他的贴身随从甘父一起逃走，离开匈奴地盘，继续向西行进。由于他们仓促出逃，没有准备干粮和饮用水，一路上常常忍饥挨饿，干渴难耐，随时都会倒在荒滩上。好在甘父射得一手好箭，沿途常射猎一些飞禽走兽，饮血解渴，食肉充饥，才躲过了死亡的威胁。

这样，一直奔波了好多天，终于越过沙漠戈壁，翻过冰冻雪封的葱岭(今帕米尔高原)，来到了大宛国(今费尔干纳)。高鼻子、蓝眼睛的大宛王，早就听说汉朝是一个富饶的大国，很想建立联系。但苦于路途遥远，交通不便，故一直未能如愿。因此，当听说汉朝使者来到时，喜出望外，在国都热情地接见了张骞。他请张骞参观了大宛国的汗血马。在大宛王的帮助下，张骞先后到了康居(今撒马尔罕)、大月氏、大夏等地。但大月氏在阿姆河上游安局乐业，不愿再东进和匈奴作战。张骞未能完成与大月氏结盟夹击匈奴的使命，但却获得了大量有关西域各国的人文地理知识。

张骞在东归返回的途中，再次被匈奴抓获，后又设计逃出，终于历尽千辛万苦，于13年后回到长安。这次出使西域，使生活在中原内地的人们了解到西域的实况，激发了汉武帝“拓边”的雄心，发动了一系列抗击匈奴的战争。

公元前119年，汉王朝为了进一步联络乌孙，断“匈奴右臂”，便派张骞再次出使西域。这次，张骞带了三百多人，顺利地到达了乌孙。并派副使访问了康居、大宛、大月氏、大夏、安息(今伊朗)、身毒(今印度)等国家。但由于乌孙内乱，也未能实现结盟的目的。汉武帝派名将霍去病带重兵攻击匈奴，消灭了盘踞河西走廊和漠北的匈奴，建立了河西四郡和两关，开通了丝绸之路。并获取了匈奴的“祭天金人”，带回长安。

张骞不畏艰险，两次出使西域，沟通了亚洲内陆交通要道，与西欧诸国正式开始了友好往来，促进了东西经济文化的广泛交流，开拓了丝绸之路，完全可称之为中国走向世界的第一人。

陈奇涵1897年8月24日生于江西省兴国县五里亭乡坝南(又名竹坝)村。1909年入兴国县城背街陈家祠的“五四制”北汇小学堂读高小。1913年毕业后考入赣州府中学(后改为“江西省立第四中学”)，这是赣南仅有的三所省立重点中学之一。陈奇涵在该校苦读四年，中学毕业后，因无钱升大学，返回家乡。

陈奇涵读中、小学的10余年间，正是中国政治风云变幻，新旧思潮急剧交锋的动荡时期。他深切认定，要使祖国外不受强虏欺侮，内不遭官僚压榨，就必须立志改革，发奋图强。于是，他产生了“教育救国”的念头。1918年秋，陈奇涵邀了十多位学友和乡友，会集于兴国县城赤勘小学内，座谈教育救国。与会者都是热血青年，凭着书生意气，各抒己见，感慨不已。

他经过一番筹划和思索提议说：“我们就取‘君子忧道不忧贫’之意，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之志，创办一所‘忧道小学’，怎么样?”他的提议得到大家的赞同。于是决定创办一所平民学校，取名“忧道小学”。大家怀着教育救国之心，为着一个目标，就是要把学生教育培养成为反帝反封建的中坚分子，为民权、自主、民生自由而奋斗。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在“五四”新思潮的影响和激励下，面对北洋军阀的专制统治和横征暴敛，兴国一批有知识的热血青年在彷徨中觉醒。陈奇涵终于醒悟到：“教育救国”这条路是行不通的，“秀才造反十年不成”，要救国救民，只有另辟路径。同年6月，陈奇涵怀揣1斤蚕丝(变卖作路费)、百余元钱，只身南下广东，投考云南讲武学堂韶州(今韶关)分校。1920年转入护国军第二讲学堂学习。同年参加逐桂出粤之战。1921年6月27日，孙中山命令粤、赣、滇、黔各军出兵讨伐桂军，分兵三路进军广西。陈奇涵又随赣军征战三个月，占领了南宁和桂军的最后据点龙州，迫使陆荣廷仓皇出逃，最终平定广西，统一两广。陈奇涵因作战勇敢，屡立战功，由候差员提升为排长。

1922年5月，陈奇涵参加第一次北伐战争。两年后，陈奇涵脱离赣军，在广州受聘为广东警卫军讲武堂区队长。1925年初，陈奇涵转入黄埔军校。他先担任该校第三期学生总队第一大队第三队上尉连长，后担任少校政治大队长(营长)。这个时期是陈奇涵一生的转折时期。

陈奇涵自到黄埔军校，便开始有计划地阅读革命理论书刊。每逢星期日，他还去东皋大道农民运动讲习所，聆听毛泽东、周恩来、肖楚女、恽代英等同志的政治专题报告。在黄埔军校，陈奇涵直接受到革命思想的熏陶，逐步接受了共产主义人生观，走上了与工农相结合的革命道路。他立志为民众谋解放，决心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

周恩来领导的“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是黄埔军校的一个进步团体组织。陈奇涵在此结识了周恩来、聂荣臻等人，并积极参加该组织的活动，进行了反对国民党右派组织“孙文主义学会”和反对“戴季陶主义”的政治斗争。1925年2月，经陈赓、许继慎介绍，陈奇涵秘密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陈奇涵在黄埔军校的时间虽然只有一年多，但在对学生进行军政训练的同时，自己在血与火的战斗中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在参加东征、平叛等一系列战斗中，经受了战斗洗礼，成长为坚强的革命军人。

1926年3月20日，担任黄埔军校校长并兼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的蒋介石，为了打击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迫使共产党退出黄埔军校和第一军，有预谋地挑起“中山舰事件”。接着又有恃无恐，向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提出了限制共产党人在国民党中活动的《整理党务案》。5月15日至22日，国民党第二届二中全会由蒋介石主持在广州召开。由于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屈从于国民党右派的压力，使《整理党务案》得以通过。此后，蒋介石相继窃取组织部长、军人部长、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等要职，独揽党政军大权，使国民党右派在组织上占了绝对优势。

珠江之畔风云突变，中国革命处在历史的重要转折点。陈奇涵此刻也面临着人生的重要抉择。此时，他已是黄埔军校少校军官，如果脱离势单力薄的共产党，留在占统治地位的国民党内，则待遇丰厚不言而喻，飞黄腾达也指日可待。但陈奇涵不改初衷，毅然保留共产党员的党籍，宁愿丢掉高官厚禄，而去承担清贫和风险。他秘密接受党的指示，在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和总政治部留守处主任孙睿明的领导下，带领一批黄埔军校和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共产党员，以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特派员的名义，准备离开黄埔军校，返回故乡。

1926年9月，在陈奇涵的带领下胡灿、肖以佐等十余人陆续返回老家兴国，各自利用合法身份，深入到各个乡镇，在群众中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筹备建立兴国党组织。由他们亲自创办的忧道小学，成为他们宣传革命的场所和党的秘密联络点。

9月17日，陈奇涵等在平川中学秘密召开会议，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兴国县支部干事会。在会上，胡灿提出建议，陈奇涵在家乡的目标大，而且经常奔波于赣南、赣东各地指导工作，所以暂时隐蔽身份比较适宜。他的建议得到同志们的赞同。会上决定由胡灿任书记，凌甫东任组织委员，肖以佐任宣传委员。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兴国建立组织的开始，也是赣南最早成立的几个县级党组织之一。至1927年春，全县已发展党员100名，下辖十八个党小组。

1927年1月，朱德遵照中共中央军委的指示，由武汉赴南昌，转到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工作。中共中央军委指示朱德，利用以前他在滇军护国军时的声望和同僚关系，选定第三军为目标，着手创办军官学校，培养革命武装干部，以便在各方面开展革命活动。同时，指示陈奇涵利用本人在江西的声望和工作基础，配合朱德创建军官教育团。军官教育团组建后，名义上隶属第三军，实际上归属中央军委和中共江西省委直接领导。该团由朱德任团长，陈奇涵任参谋长和党的负责人(支部书记)。陈奇涵还直接指挥一个营，协助朱德在南昌城内开展革命活动，为党培养军事骨干。并负责以密码直接与武汉的中共中央军委保持联系。直至南昌起义前，党中央的电报指示都是经过陈奇涵的密码本译出的。

1927年2月21日，蒋介石在南昌总司令部第十四次总理纪念周上公然发表演讲，叫嚣：“我是中国革命的领袖，并不仅是国民党一党的领袖。共产党是中国革命势力之一部分，所以共产党员有不对的地方，有强横的行动，我有干涉和制裁的责任及其权力。”并制造了震惊全国的赣州“三•六惨案”，杀害了江西省总工会副委员长、赣州总工会委员长陈赞贤。这是蒋介石公开背叛革命的前奏，是他放出的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第一枪。

3月30日，朱德、陈奇涵指挥军官教育团，配合南昌工人武装纠察队，包围了驻牛行车站的蒋介石的宪兵团留守处，收缴了其枪械，活捉了该团副团长关麟征及其下属全部人员。4月，朱德和陈奇涵率领军官教育团及一部分警察，以“剿匪”为名离开南昌，进入赣东地区开展革命活动，镇压反动派及其武装。朱德、陈奇涵到达临川后，接见了各公法团体负责人，召开公法团体会议，了解情况。经过调查研究弄清当地情况后，决心为民除害，并在临川县政府召开了剿匪会议，研究与布置开展剿匪工作。

朱德、陈奇涵率军官教育团在赣东的临川、崇仁、宜黄、乐安、金溪、东乡、进贤等地打击土匪与反动地主武装。在清剿中采用“剿抚兼施，各个击破”的策略，实行“先投降者免罪，顽固逃窜者严惩”的政策。

8月1日，南昌起义爆发，奉朱德指示，陈奇涵率领814团加入起义军行列，在抚州配合起义军在南昌的行动。经过4小时激战，起义军全歼守敌3000余人，胜利占领了南昌。

8月5日，起义军按照中共前敌委员会的部署，退出南昌，向广州进发。起义军撤离南昌后，革命势力受到反动势力的重重包围，白色恐怖笼罩江西。奉命留在抚州的814团因内部反动势力哗变，陈奇涵被迫离开抚州，经吉安返回兴国。回到兴国后，陈奇涵主持召开了“羊山会议”，这是中共兴国党组织从遭受挫折到恢复发展的转折点，在兴国革命斗争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羊山会议”后，中共兴国支部改为中共兴国特别支部，陈奇涵任军事部长。

1928年4月，中共赣西特委委员、赣西工农革命军第7纵队党代表曾炳春，带领该纵队到兴国进行游击活动，与中共兴国党组织负责人陈奇涵、肖芳全、李明兰等人取得联系，他们秘密地在兴国冰心洞的清静观召开了一次中共兴国区委扩大会议。不久，陈奇涵、曾炳春首先领导了崇贤农民暴动，揭开了兴国武装暴动的序幕。

兴国暴动是一次有组织、有计划的革命群众运动，也是兴国前所未有的一次革命武装暴动。革命红旗第一次在兴国城的上空飘扬。从此，兴国的革命由秘密走向公开，使得许多反革命分子惶惶不可终日，有的甚至跑到赣州、南昌长期“避难”，不敢回来。1929年2月，红2团、红4团第二次攻占兴国县城，摧毁了兴国的反动政权，沉重地打击了兴国的封建势力，为兴国红色政权的建立，扫清了障碍，奠定了基础。陈奇涵作为兴国暴动的主要组织者，在兴国革命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1930年4月，中国工农红军学校第三分校在吉安陂头成立，朱德兼校长，毛泽东兼党代表，陈奇涵任教育长。不久，红4军离开吉安，李文林改任校长兼政委，金万帮任校委书记，陈奇涵仍为教育长，具体负责学校的军政训练与日常教学工作。这个学校为部队培训了一批优秀的红军指挥员与地方武装领导干部，也积累了宝贵的军事教育经验。陈奇涵调到第三分校后，转入了正规红军。从此，他一直没有离开部队。

1932年1月，陈奇涵率领红3军第9师在于都北区地方武装配合下，在于都、宁都等地消灭地主武装，攻下兴国、于都、赣县的马安上宝土围，歼敌五、六百人，缴枪三百余支，在于都北区基础上成立胜利县。3月12日，由于形势发展需要，中央军委决定重新组建红军第一军团，下达了《关于重编红一、三、五军团的训令》，以红四军和红五军团之红十五军合编为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陈奇涵任参谋长兼红一军团随营学校校长，罗荣桓任政治部主任。

4月2日，红一军团由长汀以东的馆前、新桥地区移至长汀，准备东征。陈奇涵采取各种手段，侦察敌情和地形，为毛泽东、朱德决策龙岩战斗提供可靠的情报和建议，并一举攻占闽西重镇龙岩，歼敌两个团，为进攻漳州创造了有利条件。11日，陈奇涵出席了毛泽东在龙岩主持召开的红一军团师以上干部会议，并草拟了“漳州作战计划”。20日，参与指挥了红一军团攻打漳州战役，歼敌第四十九师大部，占领了漳州。打开漳州后，陈奇涵又协助军团长布置红一军团短时间分兵闽南，将部队分散在漳州及其周围发动群众打土豪、扩大红军、筹备粮款。

此次东征，开辟了闽南根据地，进一步扩大了苏区，使中央根据地的南翼基本得到稳定。此时，中央革命根据地进入全盛时期。

1933年1月，红一军团在黎川三都整编，陈奇涵因负伤治疗，调离红一军团。3月，陈奇涵伤愈出院后，调任江西军区兼赣东北战区指挥部参谋长，协助军区总指挥陈毅、政委李富春统一指挥江西赤色地方武装。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1933年，陈奇涵祸从天降。在反对所谓“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中，他受到株连。

1933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等人从上海抵达红都瑞金，从此，王明“左”倾错误在中央苏区得到全面贯彻。2月中旬，“左”倾错误领导者首先在福建苏区开展反对所谓“罗明路线”的斗争。罗明当时是福建省委代理书记，拥护毛泽东的主张，在一些问题上，不同意“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作法。因此，他遭到打击，政治、组织上受到处分，被撤职。其后，福建省一大批领导干部也遭到错误批判斗争。这些遭批斗和撤职的干部，都是拥护和执行毛泽东正确主张的好同志。

2月下旬，“左”倾错误领导者又如法炮制，在江西掀起了一场反“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的所谓“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江西苏区一大批能够理论联系实际、有丰富斗争经验、敢于公开抵制和反对王明“左”倾错误的党政军干部受到打击或被牵连。刚出任江西军区参谋长的陈奇涵也莫名其妙地受到株连。

邓、毛、谢、古四人，在中央苏区对王明“左”倾错误路线进行了旗帜鲜明的抵制，因而被划为一个“小派别”，受到王明宗派主义的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陈奇涵与他们4人比较熟悉。1932年陈奇涵负伤住院期间，拿出自己的补助，请同在一起住院的邓小平、毛泽覃吃了一顿饭，这件事情，在反“江西罗明路线”开始后，竟成了打击陈奇涵的借口。1933年冬，陈奇涵终被莫须有的罪名撤消了江西军区参谋长职务。

1934年春，陈奇涵从江西军区兼西路军参谋长一下子降职到红军总政治部武装动员部当科长，在部长罗荣桓的领导下，负责扩红工作。

陈奇涵在错误的党内斗争面前，表现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原则立场和态度。在政治原则问题上，陈奇涵不惧“左”倾错误领导者的压力，执着地坚持自己的正确意见，从不妥协让步，在组织纪律上，他服从分配。虽然身处逆境，蒙受冤屈，但仍顾全大局，做到受打击而不屈服，被撤职也不灰心，对党的事业始终满怀信心，继续任劳任怨地为扩大红军而努力工作。

1934年5月，中共中央做出组建教导师的决定。教导师的主要任务是负责掩护党中央和军委机关，保障其安全。新组建的教导师，直属军委领导。8月间，调陈奇涵任教导师作战科长，参与教导师的组建工作。9月，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战争的形势不断恶化。瑞金以北的宁都、石城相继失陷;东部敌军已开始向根据地中心长汀发动进攻;南部敌军已进抵会昌一带。中央红军已处于十分危急的局面。此时，毛泽东、彭德怀提出主力红军应冲破敌人的堡垒封锁，出击外线，调动“围剿”中央苏区的敌人脱离其堡垒，相机歼灭之，以打破敌人的“围剿”的建议。

陈奇涵由于懂工兵技术，临时被抽调去于都河架桥，准备长征。10月10日，陈奇涵赶回教导师，红军指战员离别瑞金，开始了长征。在漫长的长征道路上，陈奇涵不仅要与战士一样长途行军，而且在行军途中，还要随时观察部队行军秩序，检查各团掉队人员。到宿营地后，他仍不能休息，还要派人侦察地形，寻找向导、派出警戒;接着，他还要绘制新的行军路线图，发出当日口令，写出宿营报告，派人送达上级司令部。本来这是他担任部队首长时，由参谋来完成的工作。但是现在他是普通的机关工作人员，即便如此他也没有丝毫的怨气，而是忍辱负重，默默地为党工作着。

1935年1月，红军抢渡天险乌江，陈奇涵负责指挥架桥行动，保证了飞渡乌江天险的胜利。红军渡过乌江，接着进占遵义，在遵义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开始确立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在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成为中国革命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一个伟大转折点。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指示要起用受王明路线打击排挤的干部，陈奇涵调任红一军团司令部教育科长。

鉴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加紧入侵，严重地威胁着中华民族的生存。1935年12月下旬，党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同时，为了打破国民党军队的封锁，实现中国共产党直接对日作战的主张，1936年1月19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颁布了《东征抗日和讨伐卖国贼阎锡山的命令》，东征分左右两个纵队行动，红一军团为左翼纵队;红十五军团为右翼纵队。陈奇涵以军团副参谋长身份参加指挥红七十八师进行东征战役。经过75天的东征作战，我军共歼敌13000多人，俘敌团长以下官兵4000余人，缴枪4000多支，扩大红军8000余人。在山西二十多个县的农村发动了群众，播下了革命火种，推动了华北和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

东征的战尘尚未洗去，陈奇涵又奉命踏上了西征的征途。1936年5月，为了巩固和扩大陕甘革命根据地，扩大红军队伍，西北革命委员会决定红一方面军主力进行西征战役。

此时已是红十五军团参谋长的陈奇涵，亲自率领红七十八师，一路高歌猛进，在西征两个月时间里，与红一军团其它各部协同作战，歼敌两个团又一个营，俘敌旅长以下2000多人，解放了环县、同心等多座城镇，开辟了纵横800多里的新根据地，为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北上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1937年初，陈奇涵被调入抗大第二期学习。抗大是1月20日开学，至8月毕业，历时7个月。陈奇涵被编入第二期大学部第一大队。

陈奇涵在抗大学习热情和自觉性非常高，他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除了每天上课之外，还抓紧时间自己阅读、研究问题。通过半年的学习，陈奇涵在马列主义的理论基础、政治思想水平和军事指挥、领导艺术等方面，都有了进一步提高。他更深刻地领会了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掌握了革命战争的基本规律和战略战术。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国革命进入了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新时期。抗大第二期大学部学员奉党中央的命令，立即结束学习，于8月份，分赴抗日战争的各条战线。10月，毛泽东电令成立绥德警备区，任命陈奇涵为警备司令。

1938年3月，陈奇涵以“半渡而击，主动出击”的战术，击退了日军1个旅团向宋家川、军渡等地的数次进攻。陈奇涵在率领警备区军民二年的反顽抗敌斗争中，取得的胜利和成绩，得到毛主席的高度评价，赞扬他们“保卫了延安的东北大门”。1939年，陈奇涵调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参谋部部长。接到新任命的陈奇涵，虽然在红军时期先后担任过红三军、红四军、红一军团、江西军区和红十五军团参谋长等职务，对参谋工作轻车熟路，但他仍然感到这次到军委工作的担子之重，决心不辜负中央信任，更好地完成协助军委领导指挥全局作战的工作。不久，陈奇涵又同时兼任了延安卫戌司令、防空司令、总交通司令等职。

为了适应抗战形势发展的需要，培养更多的抗日军事政治骨干，1941年1月，陈奇涵奉命担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三分校校长。陈奇涵按照中央军委《关于整理抗大问题的指示》精神，运用第一期办校的工作经验，根据第二期学员的实际情况，因材施教。对于八路军各部队来的学员队和知识分子学员队分别制定不同的教育计划，教学上做了不同安排，并采取不同的施教方法。他们坚持以教育为中心，以德育为重点，利用延安相对安定的环境，培养了一大批具有相当水平的参谋人员、俄文翻译、军事指挥员、政工干部等方面的专业人员，为我军的发展壮大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1942年2月，陈奇涵进入中央党校学习，参加延安高级干部整风运动。他任高级学习班第三党支部书记。延安整风运动中，陈奇涵召集在延安的赣籍老红军，进一步回顾总结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江西、赣西南、赣东及兴国等地党的历史经验，整理了一大批珍贵的党史资料。中央军委还为陈奇涵1933年受撤职处分的问题，于1942年3月正式做出书面结论：“对陈奇涵同志的撤职处分，是当时干部政策的错误，应予正式撤消其撤职处分。”至此，陈奇涵的八年之冤，得以昭雪。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在延安举行。陈奇涵当选为“七大”代表，光荣地出席了大会。在会议上，陈奇涵列举了许多历史事例，阐述了“左”倾错误路线给党和革命事业造成的巨大损失，不同意王明进入中央委员会。会后，他又来到毛泽东住的窑洞，再一次向毛泽东陈述了自己的观点。毛泽东对陈奇涵坚持真理，疾恶如仇的品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8月15日，日本“天皇”以广播“停战诏书”形式宣告投降，9月3日，日本政府和日本大本营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抗日战争以中国人民的胜利而告终。

但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急忙调兵遣将，把国民党军队14个军共41个师、8个交通警察总队约54万多人，运送到华北、华东、华南、东北各地，其目的就是要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准备内战，以建立国民党独裁政权。从8月中旬到9月中旬，在美帝国主义的帮助下，国民党军队以“收复失地”为名，抢占各战略要地，在华南、华东、华中、华北夺取了一大批大中城市和交通干线。之后，把抢占战略要地的重点放在了东北。

东北背靠苏联，当时具有战略上的优势地位，能否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是中国革命成败的一个关键。为了巩固东北根据地，陈奇涵奉命率干部队奔赴东北。但因途中生病，病情日趋严重，很难继续前行。中央考虑陈奇涵的身体状况，暂不去东北，留在冀热辽，担任冀热辽军区副司令员。

1947年3月30日，为加强中共领导的东北民主联军的力量，中央军委决定，将冀热辽军区划归东北民主联军建制，下辖热河军区、冀热察军区和冀东军区。自5月中旬开始，陈奇涵参与指挥了东北民主联军向东北国民党军发起的夏季攻势，连续作战50天，收复了大片土地，先后攻克城镇42座，进一步扩大了解放区。7月，陈奇涵接上级指示，调离冀察热辽军区，前往东满。9月，东北局任命陈奇涵为东北民主联军东满军区副司令员，与司令员周保中、政委陈正人一起领导东满军区的工作。上任不久，陈奇涵领导部队参加了两次大规模的战役。

东北我军在夏季攻势后就地进行了休整，并编组了新的部队。野战军除将辽吉纵队改编为第七纵队外，又以冀察热辽军区6个独立旅及东北民主联军与周保中、陈奇涵领导的东满军区所辖的3个独立师，分别合并组成了第八，第九、第十等3个纵队。至1947年9月，东北民主联军共辖9个纵队39个师，连同地方武装，总兵力达51万人。为贯彻执行《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所规定的任务，配合关内我军的作战，东北民主联军于9月14日发起了秋季攻势。

陈奇涵协助周保中率领东满军区部队配合我军第六纵队在中长路一带对敌作战。10月9日，东北民主联军决定围歼吉林之敌，引敌分散于四平以南和以北地区和长春以东地区，以便各个击破。于是，东北民主联军总部令第六纵队以奔袭方法，围歼吉林外围松花江两岸口前、九站等处之敌，以免敌逃回吉林。令第二十九师主力担任围歼棋盘街、江密峰之敌，并抽一个团配合东满军区部队，归陈奇涵指挥，担任围歼乌拉街之敌。15日，陈奇涵率部占领了乌拉街、棋盘街，全歼该地敌人。17日至18日，陈奇涵等又率部配合六纵占领了桦皮厂、九站、口前等地，肃清了吉林外围之敌。

东北敌军遭受我军秋季攻势打击后，被迫退缩于中长路长春至大石桥和北宁路沈阳至山海关段的各主要城镇。物资供应缺乏，处境更加困难。而我军在秋季攻势后，进行了短期休整，部队士气旺盛，全军总兵力达73万人。东北民主联军决定利用江面结冰，便于机动兵力的有利条件，集中全部主力，发起冬季攻势。

1947年12月，冬季攻势发起后，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命令东满军区部队在吉长线活动，钳制吉林、长春之敌。31日，在陈奇涵等领导下，东满军区部队奔袭长春、二道河子东的杨家店地区，给敌以沉重打击。

为了加强部队统一指挥，促进我军正规化，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1948年1月1日，东北民主联军改称东北人民解放军，东北民主联军总部改为东北军区兼东北野战军领导机关。陈奇涵所在的东满军区也改为吉林军区。3月，陈奇涵率领吉林军区前线指挥所和松花江前线指挥所参加围攻吉林和长春的战斗，取得重大胜利。

1948年4月，东北局决定撤消南满军区，所辖地区和部队分别改为安东军区和辽南军区。陈奇涵被调任辽南军区司令员。从此，陈奇涵离开东满，转战辽南。

陈奇涵一到辽南军区，就领导辽南军区部队进行新式整军运动。1948年6月初，根据东北局精简整编，缩小机构，充实连队，以求得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支前为原则，陈奇涵对军区进行第一次整编。7月，辽南军区改为辽宁军区，陈奇涵仍任司令员，8月初，针对当时辽宁军区部队庞大，武器缺少，对敌游击战争困难的情况，陈奇涵对辽宁军区进行了第二次整编。经过两次整编，提高了辽宁军区部队的战斗力，为以后大规模战斗中灵活机动地打击敌人奠定了基础。

为保障即将到来的大规模战役的顺利进行，陈奇涵还率领辽宁军区部队抢修铁路、公路、桥梁、恢复交通运输。到1948年8月中旬，基本上使辽南地区交通得以畅通，保证了战争中的军运。同时，他还在辽南设立兵站，医院、供应站，保障战役中物资供应和伤员救护。这些工作，在整个战役期间，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东北野战军冬季攻势结束后，全军已有12个步兵纵队、一个炮兵纵队和17个独立师共60余万人，加上机关、地方部队，总兵力达103万人。东北地区97%以上的土地和86%以上的人口获得解放，我军同国民党军在东北战场上进行战略决战的条件已经成熟。

9月12日，辽沈战役爆发。在两个月的时间里，陈奇涵率辽宁军区部队协助主力，取得辽沈战役的胜利。

辽沈战役后，陈奇涵立即投入到辽宁省的恢复工作。刚解放的辽宁还极不稳定，土匪残兵还不时对我人民进行骚扰，国民党特务也大肆进行破坏活动。陈奇涵率部经过大小数十次战斗，于11月中旬肃清了规模较大的残兵土匪，使社会秩序得以安定。

1948年11月20日，中共辽宁省委成立。陈奇涵等7人为省委常委。11月下旬，东北野战军主力向关内挺进，12月25日，中央军委电令，任命陈奇涵为东北军区参谋长。

陈奇涵离开了辽宁军区，赴任东北军区，一方面组织东北军区各部队，进行战斗总结，开展军政训练，肃清残余匪徒，稳定社会秩序，一方面做好大军南下的准备。同时，抓紧东北军区机关的业务建设和组织建设。

他还对东北军区的参谋工作做了改进：创办军事杂志，以统一部队的军事思想;举办参谋学校，全面培养参谋干部;参谋人员与指挥人员由下而上的加以交流，以便充实参谋人员作战经验及实际工作经验。

陈奇涵还通过调查研究和实践经验，对有关军队建设与战略、战术等方面提出了许多重要建议。他特别注重部队的思想教育，特别是政治教育。在战术技术上，他提出了四大技术和三三制战术。他还对部队的编制、后勤、卫生等工作都提出了良好的建议。这些建议大都被采纳，对东北军区的建设，乃至东北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了积极贡献。

1949年1月，平津战役结束后。3月11日，奉中央军委命令，东北野战军改编为第四野战军，中央军委命其向中南进军。这时，陈奇涵奉中央军委之命，调离东北，随第四野战军主力挥戈南下，解放江西。4月初，陈奇涵奉中央军委命令，来到北平。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亲切地接见了他。要他立即准备南下，组建江西军区，并出任江西军区司令员。6月19日，中共江西省委宣告成立，陈奇涵任省委常委。6月25日，江西军区正式成立，陈奇涵任司令员，陈正人任政委。从此，江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始了当家作主的新时代。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兵朝鲜，直接同美国军队作战。为了适应抗美援朝战争对兵员的需要，陈奇涵领导江西军区进行了两次扩兵。共扩大新兵77350多人，这些新兵除一部分补充军区部队和地方武装外，大部分经教育训练后，组建了11个团又4个营，编制成志愿军序列，开赴朝鲜前线。此外，江西军区还征召了14700名转业军人归队，编成5个团，分别调拨给华东军区和中央军委。为取得抗美援朝战争胜利，随时准备把具有高度政治觉悟和熟练军事技术的战士送上前线，陈奇涵领导江西军区部队开展了以美国侵略军为作战对象的军政大练兵。在6个月的军政大训练中，陈奇涵根据上级指示和部队实际情况，凭借自己训练部队的丰富经验，亲自指导制定训练计划，提出切实可行的训练措施，进行严肃认真的训练。

江西军区的这次军政大练兵，是在革命胜利后比较安定的环境下进行的。由于陈奇涵的高度重视和充分准备，训前对组织领导、训练方法、步骤作了明确规定，特别强调了教养一致和统一训练作风，共轮训7820名干部和骨干，全面系统地提高了部队的军政素质。

1954年1月，中央军委决定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庭，统一管理全军军事审判工作。基于陈奇涵资历深，威望高，廉明公正，熟悉军事法律，中央军委暨毛泽东主席于2月28日发布任命书，任命陈奇涵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庭庭长。

同年夏天，陈奇涵来到北京走马上任。军委管理局分配他一家住到西四北头条一座四合院里。他家在这里一住就是40多年。他到京不久，就去北戴河向军委领导汇报军事法院的工作。

一天吃过晚饭后，陈奇涵去海滨散步，迎面走来周恩来，邓小平，李富春等同志，邓小平高兴地说：“我们从延安分别后，这是第一次见面”，周恩来说：“听说你去搞军法工作了，你身上的担子不轻啊!”他们和陈奇涵一起坐在海滨的藤椅上，开怀畅谈起来。

我军的军法工作，从建军之初就有，但没有全军统一的军队法院(庭)。红军时期有的部队称“军队审判所”，抗战以后称“军法处(科)”，实际上多数军区和部队把它放在保卫部，全军的总政治部也设有“军法处”。现在要建设一支革命化现代化的军队，必须建立一个全军统一的军队审判机构。

军事法庭是军事法院的前身，是一个刚成立的新单位。陈奇涵来时，一切俱空。与其说是调陈奇涵来上任，不如说是调他来筹备。他身边只有少数几个工作人员，一切都得白手起家，从头做起。经过他的努力，军委把一处院子拨归军事法庭。院内有一幢二层楼房作办公用房。

陈奇涵为筹备军事法庭，更多的精力还是放在法庭的组织建设和业务建设上，放在考虑法庭的工作方针、任务、内容、方式等重大问题上。他叫人翻译有关苏军军事法院方面的资料，又派人到图书馆、档案馆查阅我国有关历史资料，结合我军历史上的审判工作经验和组织形式，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看法与想法。1954年8月25日，陈奇涵向中央军委作《军事法庭的建立与工作》的报告。并得到中央军委对军事法庭工作方针的第一个明确批示：“目前，制法为主，习法为次”。陈奇涵根据这一批示，为开创我国军法工作做了大量工作，成为我国军法战线上的奠基人。

1954年9月，陈奇涵当选为第一届国防委员会委员。在以后召开的第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陈奇涵继续当选为第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同年11月，中央军委决定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庭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院，1955年1月，陈奇涵改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院院长。

根据军事法院编制人员少的情况，陈奇涵对军事法院内部的机构设置，主张精干高效。由于陈奇涵对各处、室的职能分工规定明确，也就使各部门各司其职，办事效率较高。在定编制、定机构的同时，陈奇涵就抓军事法院的班子和各级军事法院干部的配备。

1955年9月，陈奇涵被授予上将军衔。由于他在革命战争中的巨大功绩，还被授予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各一枚。这是我国军法战线上的第一位上将，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位军法上将。

1956年9月，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陈奇涵作为军队系统选出的八大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并当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不久，他又担任中共中央政法小组成员，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协助董必武抓全国政法工作。1957年4月，全国人大常委会任命陈奇涵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在法院领导的分工上，他分管军事法院系统的工作，同时还担任军事法院院长职务。

从50年代末期开始，陈奇涵的身体每况愈下，战争时期染下的重疾风湿性关节炎时而复发，犯病时疼痛万分，不能行走。心脑血管疾病也向他袭来。但是，陈奇涵在疾病面前始终保持乐观情绪。在此后二十余年时间里，他始终惦记着人民，惦记着工作，惦记着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

1981年6月19日，陈奇涵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他的英名将永远在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史册上光耀千秋。

八月十五是秋天的正中，所以被称为中秋或仲秋。八月十五的月亮比其他几个月的满月还要圆，要明亮，所以又叫做“月夕”、“八月节”。那么你们知道历史上的名人在这个节日都发生过些什么事呢?今天小编就来分享一下历史名人与中秋节的故事，相信各位读者会有兴趣。

历史名人与中秋节的故事

朝初有中秋节 赏月是当时贵族的风尚

月亮崇拜、月亮神话与中秋祭祀的习俗，在周代以前就产生了。但仅凭这些元素，并没有形成中秋节。在汉代，月亮祭拜基本为皇家垄断，之后一直到唐代，都极少见到普通民众拜月的记载。

中秋节形成于唐初，在那个特别爱好月亮的年代，唐朝的上流社会兴起了在月色最好的八月十五赏月的风尚。至中晚唐，中秋赏月已是全民习俗。

赏月并非独赏，不是像李白那样“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而是与亲友、同僚一起，这就有了“团聚”的意义。赏月也不是一味地仰望明月，而是与美酒、音乐、诗词以至舞蹈相伴随。

到了唐朝，记载农历八月十五或其前后赏月的诗歌骤然增多。如白居易诗题中标出“八月十五”或“中秋”字样的就有七首，晚唐诗人殷文圭有“万里无云镜九州，最团圆夜是中秋”的诗句，直接点出了中秋团聚赏月的习俗。

唐代还盛传着唐玄宗游月宫的故事，据唐代蒋防《幻戏志》记载，八月十五夜晚，玄宗望月入迷，起了游月宫的念头，就请天师作法，一同来到月宫游玩。月宫中的仙乐分外动听，仙女告诉玄宗这叫《紫云曲》。玄宗默记曲调，回到凡世后就把仙乐传了下来，就是后来杨贵妃排练的大型歌舞《霓裳羽衣曲》。

从月宫回来途中，一行人经过潞州城(今山西长治)，玄宗用玉笛演奏乐曲，还向城中投撒金钱。过了十几天，潞州官府上奏说，八月十五月圆之夜，城市上空有天乐传来，并有金钱撒下。

中午痛饮美酒 晚上通宵游玩

宋代中秋成了玩月狂欢节

唐朝的八月十五是一个赏月节，至宋代，中秋赏月的风气达到高潮。无论社会中上层人士，还是下层民众，各家皆登高赏月，欢聚痛饮，直至深夜，许多人家甚至天明乃散。

宋代的中秋节有一种普遍的闲雅风度和亲近自然的情怀。贫穷人家就是典当家什，也要换些酒来。这晚商铺更是开到凌晨三、五点，玩月的游人络绎不绝。

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中记载了汴京中秋节的盛况：各酒店都重新装饰门面、打扮彩楼，用竹竿挑出画着醉仙的旗子。街上人人争相饮酒，到中午十一二点，各家酒店的酒都卖光了，纷纷扯下招幌。中秋时节虾蟹正肥，石榴、梨、枣、栗子、葡萄、橘子等果品争先上市。中秋之夜，富贵人家把亭台楼榭打扮得很漂亮，普通百姓也到酒楼占好位置以赏月。到处是丝竹之声，直到夜深时分，在家未出门的人们听着远处传来的音乐声，像从云外飘来。孩子们在街头通宵嬉戏。夜市人声鼎沸，直到天亮。

吴自牧在《梦粱录》中也有生动描述：“王孙公子，富家巨室，莫不登危楼，临轩玩月”，“至如铺席之家，亦登小小月台，安排家宴”，“虽陋巷贫窭之人，解衣市酒，勉强迎欢，不肯虚度”，可谓社会上中下三阶层的人过中秋的实录。

中午痛饮美酒，晚上通宵赏月、游玩，无论贫富、长幼，皆参与其中，宋代的中秋节简直是全民狂欢，和巴西的狂欢节有得一拼。

明清以后中秋节以拜月、团圆为主

到了明朝，中秋习俗不再像唐宋，浪漫抒情的赏月传统被淡化了，民众踊跃赏月的情景不复见，甚至各个家庭的中秋活动也不一定要包括赏月。取而代之的是，拜月成为中秋习俗的重要内容。

宋代也有拜月，那时男女都可以拜，求月神赐福自己，少年求功名显达，少女求貌美如嫦娥。到明清，拜月变成了女人的专利，所谓“男不拜月，女不祭灶”。拜月就是对月神的礼敬，至现代社会，拜月习俗基本消失。

家人团圆，也在明清时期与中秋节正式挂钩，中秋有了“团圆节”之名，吃特制的中秋月饼也成为团圆的一项标志性活动。当时有习俗，已经出嫁的女子，在中秋节这天必须在公婆家，不能在娘家过，否则就不称为一家团圆。

明清之后，中秋节更重人伦与亲情，唐宋时期犹如古希腊人那样痛饮美酒的狂欢精神衰退了。

苏东坡享用西湖船

1071年，35岁的苏东坡带着小他11岁的妻子王闰之，到杭州任通判。

彼时的杭州多姿多彩，春秋两季，全杭州人都在湖滨游玩，甚至冬季下雪的日子，还有寻乐的人乘船到湖上玩赏雪景。重要的节日，比如三月初三，五月初五，中秋，重阳，湖上全是游逛之人，且必须前一天预定游艇。

西湖的小船很别致，船头有长长的引水竹管，中间可摆一张饭桌。游人无须自带食物，茶具、碗筷全由船家提供。这种船娘通常精于烹饪，所烧的菜肴称为“船上菜”。船夫还捕鱼卖于游客，供放生之用。湖上另有船贩卖食品给游客，有些卖瓜子、栗子、糖藕、烤鸡等，有的专门卖茶，有的船上载着艺人，按照习俗靠近游客的船，表演歌舞、特技、投掷、射击等游戏。良辰佳节，苏东坡少不了携家眷或同僚游玩，写了不少西湖船的诗句，如“映山黄帽螭头舫，夹道青烟雀尾炉”，“船头斫鲜细缕缕，船尾炊玉香浮浮”。

几年后，饱览杭州风光的苏东坡改任密州太守。在又一个中秋之夜，他写出了公认最好的中秋词《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

徐志摩中秋夜游西湖

1925年9月25日是中秋节，徐志摩与堂弟徐绎义同游西湖。原来准备去烟霞洞访胡适共同赏月，因时间晚了未去。不过中秋节那晚，他们在湖上玩得很畅快，虽然月儿只是若隐若现的。

他们在旅馆开了房间后，立即坐车到楼外楼去。9点左右时，月儿终于从云阵里奋战了出来，满身挂着胜利的霞彩。徐志摩在楼窗上望见湖光渐渐的由黑转青，青中透白，东南角上已经开朗，高兴地大叫起来。他原以为雨会到来，月不会出现的。

他们站在白堤上看月望湖，月有三大圈的彩晕，是月华吧。月出不久就被乌云吞没了。兴高采烈的徐志摩一行人雇了船，一直向湖心进发。

上岸买栗子吃，买莲子吃;坐在九曲桥上谈天，讲起湖上的对联，骂了康有为一顿。后来走过去在桥上发现有三个人坐着谈话，几上放有茶碗。

徐志摩正想说他们倒有意思时，忽然，他觉得那位老翁涩重的语音听来很熟，定睛一看，原来就是他们刚才在骂的康大圣人!

周作人写绍兴中秋祀月

各地过中秋的风俗有亲友团聚，赏月，吃月饼，互送礼品，拜月，庆丰收，游戏娱乐，祈子，预测气象等。周作人在《儿童杂事诗》中有一首《中秋》：“红烛高香供月华，如盘月饼配南瓜。虽然惯吃红绫饼，却爱神前素夹沙”，记载了江浙一带中秋的风俗。

周作人在诗后自注：“中秋夜祀月以素月饼，大者径尺许，与木盘等大。红绫饼也是一种精美的点心”。这种素月饼四两起步，最大的有十斤重，配上水果四色和南瓜、西瓜和北瓜(就是西葫芦)放在供桌上，旁边烧着一对小至一两，大至一斤的红烛，孩儿们挨个磕头，直到烛残月西而罢。祭祀完毕，一家人切月饼为若干块，分饷男女大小，仆工佣妇也有份。

这就是绍兴中秋祀月的风俗。

周作人又在《药堂语录·中秋的月亮》一节说：“普通称月曰‘月亮婆婆’，中秋供素月饼及老南瓜，又凉水一碗。妇孺拜毕，以指蘸水涂目，祝曰‘眼目清凉’。”当地还有一个中秋月的传说，相信月中有裟婆树，中秋夜有一枝落下人间，即所谓月华。如不幸落在人身上，则必成奇疾，或头大如斗。

在知堂老人周作人看来，“中秋的意义，吃月饼之重要殆过于看月亮，而还账又过于吃月饼”，他不禁自嘲道：其实我也是一个俗人呀。

孟尝君，名田文(?-前279年)，中国战国四公子之一，齐国宗室大臣。其父靖郭君田婴是齐威王的儿子、齐宣王的异母弟弟，曾于齐威王时担任要职，于齐宣王时担任宰相，封于薛(今山东滕州东南)，号靖郭君，权倾一时。田婴死后，田文继位于薛，是为孟尝君，以广招宾客，食客三千闻名。食客众多，所以发生的故事一定不少，那下面就让小编和大家一起看看他们之间的故事吧!

秦昭襄王为了拆散齐楚联盟，他使用两种手段。对楚国他用的是硬手段，对齐国他用的是软手段。他听说齐国最有势力的大臣是孟尝君，就邀请孟尝君上咸阳来，说是要拜他为丞相。

孟尝君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专门招收人才。凡是投奔到他门下来的，他都收留下来，供养他们。这种人叫做门客，也叫做食客。据说，孟尝君门下一共养了三千个食客。其中有许多人其实没有什么本领，只是混口饭吃。

孟尝君上咸阳去的时候，随身带了一大帮门客。秦昭襄王亲自欢迎他。孟尝君献上一件纯白的狐狸皮的袍子作见面礼。秦昭襄王知道这是很名贵的银狐皮，很高兴地把它藏在内库里。

秦昭襄王本来打算请孟尝君当丞相，有人对他说：“田文是齐国的贵族，手下人又多。他当了丞相，一定先替齐国打算，秦国不就危险了吗?”

秦昭襄王说：“那么，还是把他送回去吧。”

他们说：“他在这儿已经住了不少日子，秦国的情况他差不多全知道，哪儿能轻易放他回去呢?”

秦昭襄王就把孟尝君软禁起来。

孟尝君十分着急，他打听得秦王身边有个宠爱的妃子，就托人向她求救。那个妃子叫人传话说：“叫我跟大王说句话并不难，我只要一件银狐皮袍。”

孟尝君和手下的门客商量，说：“我就这么一件，已经送给秦王了，哪里还能要得回来呢?”

其中有个门客说：“我有办法。”

当天夜里，这个门客就摸黑进王宫，找到了内库，把狐皮袍偷了出来。

孟尝君把狐皮袍子送给秦昭襄王的宠妃。那个妃子得了皮袍，就向秦昭襄王劝说把孟尝君释放回去。秦昭襄王果然同意了，发下过关文书，让孟尝君他们回去。

孟尝君得到文书，急急忙忙地往函谷关跑去。他怕秦王反悔，还改名换姓，把文书上的名字也改了。到了关上，正赶上半夜里。依照秦国的规矩，每天早晨，关上要到鸡叫的时候才许放人。大伙儿正在愁眉苦脸盼天亮的时候，忽然有个门客捏着鼻子学起公鸡叫来。一声跟着一声，附近的公鸡全都叫起来了。

守关的人听到鸡叫，开了城门，验过过关文书，让孟尝君出了关。

秦昭襄王果然后悔，派人赶到函谷关，孟尝君已经走远了。

孟尝君回到齐国，当了齐国的相国。他门下的食客就更多了。他把门客分为几等：头等的门客出去有车马，一般的门客吃的有鱼肉，至于下等的门客，就只能吃粗菜淡饭了。有个名叫冯驩(一作冯煖)的老头子，穷苦得活不下去，投到孟尝君门下来作食客。孟尝君问管事的：“这个人有什么本领?”

管事的回答说：“他说没有什么本领。”

孟尝君笑着说：“把他留下吧。”

管事的懂得孟尝君的意思，就把冯驩当作下等门客对待。过了几天，冯驩靠着柱子敲敲他的剑哼起歌来：“长剑呀，咱们回去吧，吃饭没有鱼呀!”

管事的报告孟尝君，孟尝君说：“给他鱼吃，照一般门客的伙食办吧!”

又过了五天，冯驩又敲打他的剑唱起来：“长剑呀，咱们回去吧，出门没有车呀!”

孟尝君听到这个情况，又跟管事的说：“给他备车，照上等门客一样对待。”

又过了五天，孟尝君又问管事的，那位冯先生还有什么意见。管事的回答说：“他又在唱歌了，说什么没有钱养家呢。”

孟尝君问了一下，知道冯驩家里有个老娘，就派人给他老娘送了些吃的穿的。这一来，冯驩果然不再唱歌了。

孟尝君养了这么多的门客，管吃管住，光靠他的俸禄是远远不够花的。他就在自己的封地薛城(今山东滕县东南)向老百姓放债收利息，来维持他家的巨大的耗费。

有一天，孟尝君派冯驩到薛城去收债。冯驩临走的时候，向孟尝君告别，问：“回来的时候，要买点什么东西来?”

孟尝君说：“你瞧着办吧，看我家缺什么就买什么。”

冯驩到了薛城，把欠债的百姓都召集拢来，叫他们把债券拿出来核对。老百姓正在发愁还不出这些债，冯驩却当众假传孟尝君的决定：还不出债的，一概免了。

老百姓听了将信将疑，冯驩干脆点起一把火，把债券烧掉。

冯驩赶回临淄，把收债的情况原原本本告诉孟尝君。孟尝君听了十分生气：“你把债券都烧了，我这里三千人吃什么!”

冯驩不慌不忙地说：“我临走的时候您不是说过，这儿缺什么就买什么吗?我觉得您这儿别的不缺少，缺少的是老百姓的情义，所以我把‘情义’买回来了。”

孟尝君很不高兴地说：“算了吧!”

后来，孟尝君的声望越来越大。秦昭襄王听到齐国重用孟尝君，很担心，暗中打发人到齐国去散播谣言，说孟尝君收买民心，眼看就要当上齐王了。齐湣王听信这些话，认为孟尝君名声太大，威胁他的地位，决定收回孟尝君的相印。孟尝君被革了职，只好回到他的封地薛城去。

这时候，三千多门客大都散了，只有冯驩跟着他，替他驾车上薛城。当他的车马离开薛城还差一百里的时候，只见薛城的百姓，扶老携幼，都来迎接。

孟尝君看到这番情景，十分感触。对冯驩说：“你过去给我买的‘情义’，我今天才看到了。”

“无心插柳柳成荫”，不知算不算句俗话，但这世界上的许多事儿，确是在不经意间成就的。想必清朝的周希陶也没想到，他老人家重订的《增广贤文》里的“有意栽花花不放，无意插柳柳成荫”这句，成就了多少趣闻佳话和“该着的”话题。

常听些成就了事业的朋友讲，是如何如何的“无心插柳”的。比如，陪同学考戏剧学院，本主儿成了“舍哥儿”，陪着的这位却被人收入囊中了。今儿说起“无心插柳”的事儿。

记得老北京，家家户户别的不敢说都有，但酱豆腐、臭豆腐可都是必备看家的东西。用这两样夹窝头、夹烙饼、夹馒头或就米饭。在老年间，还有用臭豆腐当酱拌面的，那就叫“臭豆腐面”。但那时日子过的都紧，买臭豆腐很少成瓶儿、论罐儿的买，都是拿着碗或小碟儿，到副食店里论块儿买。买回家有稍微讲究点儿的，到吃的时候淋上几滴答香油，吃着不仅香味足，而且还能“保湿”。

到后来，家里的生活都好了，生活水平提高了，也就都闻不得这股子味儿了，于是，酱豆腐还常常为人想起，而臭豆腐确有点被人搁脑后了。所以，昨天女儿一提，我也就赶紧顺坡下驴了，正好2比1，爱吃这口儿的胜出。

话还得说回来，开头咱们不是说了吗，“无心插柳柳成阴”这档子事儿。其实王致和的“臭豆腐”就是这么码子事儿。您听我往下说：

1669年，也是康熙八年，王致和今京“高考”而名落孙山，身上的盘缠也没了，便落难在京城的安徽会馆。王致和的父亲为维持生计在家里开了间豆腐房，打小王致和就跟他爹，便学手艺，便刻苦读书。有一年夏天，豆腐做多了没卖完，自己个又吃不完，仍了又可惜了的，弄不好夏天还会发霉。正在没折的当口，他想起家乡作腐乳的法儿。王致和灵机一动，找了个坛子，将剩豆腐切块，一层层码好，用盐腌起来。这事儿也就过去了。

天常日久，王致和还是边读书，边做豆腐生意。有一天，他忽然想起腌的那罐儿剩豆腐，边连忙把罐子找出了，开盖一闻，哇噻!一股臭气喷薄而出。定睛一瞧，当时白花花的豆腐片成了青灰色。用筷子夹出尝一口，味道还挺鲜美。于是便送给邻居品尝，街坊四邻的也是称赞不已。就这么着“王致和”的臭豆腐就流传开了。

说这么热闹，您大概听出“有意栽花花不放，无意插柳柳成荫”的意思了。您想啊，王致和当年刻苦攻读，但考场失意，而且是屡考屡，可谓“有意栽花花不放”了，但几块没卖出去的豆腐，却让他名传四方，而且流芳百世，这不是“无意插柳柳成荫”吗!

话说到这儿还不算完。王致合的臭豆腐在街坊四邻的口中传扬了名声，于是便前门外延寿寺街开了“王致和南酱园”。根据史料记载，至清朝末年，许多太监也竞相食用，甚至将臭豆腐列为“御膳”小菜之一。因臭豆腐的名称听起来不雅，于是皇上赐一名叫“青方”。

传说清末的时候，吃惯了海味山珍的慈禧太后好上了这口。御膳房每天要为慈禧准备一碟用炸好的花椒油烧过的臭豆腐，而且还必须是“王致和南酱园”的当天新货。慈禧怕下面人糊弄她，在一次在吃饭的时候，把一粒儿花椒藏在臭豆腐里。次日吃饭时，老太太拔开臭豆腐一瞅，头天藏的那粒儿花椒还在。甭说啊，这可能不是新货。慈禧太后向来眼里不揉沙子该打的打、该揍的揍、该罚的罚。从此，太监们便不敢再动歪心思，乖乖地到王致和的南酱园子买新货。预备着老太太随时示下。

臭豆腐闻着臭也好，吃着香也罢，毕竟这东西不是在大庭广众之下吃的，您要真想吃，那就买上一瓶儿，回到家，关上门闷得蜜吧。等吃完了，您在开窗、刷牙漱口的散味儿，剩的冷不盯家里来个人，好象怎么着似的。

我知道的故事有很多，但是最让我感动的是大禹治水的故事。

这个故事这样的：有一个地方年年有洪水，大禹想治洪水。他想了很多办法都行不通，一次，他看见几个小孩在玩一个游戏。这游戏是他找到了治水的办法。于是，他找了许多人跟他一起治洪水。有一次，大禹路过家门，想到有几年没回家了，便想进去看看。这时，屋里传来了骂声，他怕撞到了母亲的气头上。所以治洪水去了。过了几年，大禹路过家门。屋里传来了笑声，大禹想：家里有笑声，说明家里很好，还进去干什么?所以有治洪水去了。又过了几年，大禹路过家门。屋里出来了一个小孩，问大禹：“伯伯，您认识大禹吗?”大禹笑着说：“认识啊，你有什么事吗?”那个小孩让大禹捎口信儿。大禹带领群众凿开了龙门，挖通了九条河。终于，他治好了洪水。

大禹这三过家门而不入的精神令我感动，也值得我们学习。我们一定要像大禹那样帮助百姓，乐于助人，创造幸福生活。

牛山中小四年级：露露花仙子

三国时期，有一个正直的文人叫卢毓(yù)，在魏国做大官。

一次宫中选拔人才，官员们推荐了许多有名的人，魏国的皇帝说：“让卢毓来选人，我不要这些只有名声而没有真才实学的人。名声就像画在墙上的饼，不可以拿来吃。”

卢毓建议皇帝选拔和考试相结合。从此，皇帝根据个人的实际能力来任命官员。卢毓的方法得到了大家的称赞。

成语“画饼充饥”就来自于皇帝所说的话。一开始，它指有名声而没本领的人。后来，人们用它来比喻以不切实际的空想来满足自己的人。

熟知历史的人都知道，在中国古代，明太祖朱元璋可谓是“铁腕反腐”的先锋，他制重典，用酷刑，严厉打击官员腐败行为，使明朝初期出现了可喜的“洪武之治”局面。不过很多人不知道，为了惩治腐败，朱元璋竟然连驸马都杀了。

泥腿子出身的朱元璋饱受元朝官吏的盘剥敲诈，对官员贪污腐化、鱼肉百姓的行为深恶痛绝。大明王朝建立后，朱元璋便开始大举反腐。他制定出台了《明大诰》等律令，发明了“剥皮楦草”的酷刑，使官场风气为之一清，吏治清朗达百余年。

之所以取得这样显着的反腐成就，与朱元璋“铁腕反腐”是分不开的。在整治吏治过程中，朱元璋始终坚持铁腕冷面，绝不手软，甚至连皇亲国戚也不放过!他亲自下令斩杀驸马欧阳伦便是其反腐历程中最精彩的一笔。

朱元璋共有16个女儿，其中他最宠爱的便是聪明伶俐的安庆公主。因此，朱元璋在为爱女遴选驸马上费了很大心思。最终，朱元璋看中了欧阳伦。史书对欧阳伦的记述不多，只介绍他是进士出身，生得相貌堂堂，一表人材，深得朱元璋的喜爱。洪武十四年(1381)，朱元璋做主，将爱女安庆公主嫁给欧阳伦。欧阳伦做了皇家的驸马后，对公主温柔体贴，百般恩爱，所以深得公主的欢心，加之他官至驸马都尉，于是，便仗着皇亲国戚的权势和威望，生活开始腐化起来。他先是花巨资装修了驸马府，装得比皇宫还富丽阔气;接着又到处搜集奇珍异宝，一时间门庭若市，各地官员争相登门“献宝”。但是欧阳伦对钱财的欲望是无止境的，他很快就发现了一条“暴富”之路，那就是走私茶叶。

明朝初期，朱元璋为了控制西蕃少数民族地区，就用中原地区产的茶叶去交换西蕃地区的马匹，因此茶叶便成了明帝国的战略物资。朱元璋颁布了《茶马法》，严禁走私茶叶。但在利益驱使下，欧阳伦倚仗自己的特殊身份和手中的特权，开始委派家奴周保，私下里动用官府车辆和征集民间车辆，大肆走私茶叶，“数遣私人贩茶出境”，从中牟取暴利。周保仗着主人的权势，骄横异常，指挥着庞大的走私茶叶车队擅闯关卡，不纳税、不下马，但凡有地方官员阻拦，非打即骂，其主子欧阳伦更是蛮横无理，甚至亲手暴打蓝田县河桥司巡检税吏。被打官员气愤不过，便将驸马走私茶叶之事告了“御状”。

朱元璋闻讯大发雷霆：“朕才行一法，乃首坏之!”——我刚刚颁布一部《茶马法》，你作为驸马就带头违犯，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朱元璋命人将欧阳伦捉拿问罪。马皇后和安庆公主母女俩一听朱元璋要斩杀女婿、驸马，急急忙忙跑进宫来，为女婿和驸马求情。

对于驸马欧阳伦的罪行，朱元璋已经全部审清，地方官员所奏情况全部属实，欧阳伦也对自己走私贩茶、违反国家法令一事供认不讳，所以朱元璋决定依法处死欧阳驸马。朱元璋深知处死驸马的后果——爱女安庆公主将成为孤苦伶仃的寡妇，他和马皇后也将失去爱婿，皇家的脸面也将丢失。但他冷静下来一想：不杀驸马，何以服众;驸马不死，国祚怎安?于是，朱元璋毅然决然地处死了驸马欧阳伦及周保一干人等。此举令全国震惊!官吏们从朱元璋处死驸马一事中看到了皇帝反腐的决心，于是，全国震悚，腐化贪污之风骤然遏止。

朱元璋大义灭亲，不但巩固了明初的基业，也成为朱元璋依法治国、铁腕反腐的一则范例，流传后世。只是到明中后期贪腐盛行，从这一点上来说，反腐最终还是需要制度和监督来彻底解

我这一生，这一个时候最紧张。听到黄河的水要来，我自己都听得到自己的心脏在怦怦地跳!

1947年7月29日，刘、邓大军接到军委和毛泽东急电：“现陕北情况甚为困难(已面告陈赓)，如陈、谢及刘、邓不能在两个月内以自己有效行动调动胡军一部，协助陕北打开局面，致陕北不能支持，则两个月后胡军主力可能东调，你们困难亦将增加。”

第二天，刘、邓收到这封标明“4A”万分火急字数较多的绝密电文，心里十分焦急。他们联想到党中央7月23日电报中提出的方针，认为“确好”。经连日的“再三考虑”，“决心于休整半月后出动，以适应全局之需”。刘、邓当即致电军委，提出：直趋大别山，先与陈、谢集团成犄角势，实行宽大机动，准备无后方作战。这样就初步定下提前直出大别山的决心。40多年后，邓小平还清楚地回忆道：“当时我们二话没说，立即复电，半个月后行动，跃进到敌人后方去，直出大别山。”他在向子女讲述这一情况时，还重复说：“真正的是二话没说，什么样的困难也不能顾了!”一向不大外露感情的邓小平，说这话时声音都略带哽咽了。

8月1日是人民解放军建军二十周年的纪念日，是刘、邓定下直趋大别山具体行动部署的日子。这一天，刘伯承传达了军委7月23日指示电后说：我和小平同志一致认为，我军跃进大别山，是党中央、中央军委赋予我们的战略任务，是我们考虑一切的出发点和立足点。紧接着，各纵队又召开师团主要负责干部会议，研究各部队的任务，准备在8月中旬大举出击。

但是，军情紧急，水情严重，由于连日暴雨倾盆，黄河水位猛涨，尤其是蒋介石企图重演炸黄河大堤，水淹我军的旧剧。值此险象环生之时，刘伯承用“忧心如焚”四个字表述自己焦灼心情。而邓小平也感到这时是自己一生中最为紧张的时刻。“听到黄河的水要来，我自己都听得到自己的心脏在怦怦地跳!”

8月6日是令在刘、邓身边工作的同志难忘之日，是刘、邓最后定下提前南进大别山决心之日。这一天早饭后，刘、邓等野战军首长，在作战室召集司令部有关处、科的干部开会，研究下一步部队战略性动作。情报处汇报敌情，作战处报告了几天来部队休整情况，并提出黄河水位猛涨对我军威胁性增大，建议早下决心。对此，邓小平非常重视，当即明确指示：对于黄河水位变化情况必须随时掌握，及时报告、通报。

会议气氛紧张热烈，与会人员神情镇静，发言踊跃。许多人主张在内线打一仗或几仗后再实施战略进攻。有人主张按原计划休整到8月15日，然后视情况而定。不过，大家都仔细观察着刘、邓首长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急切地盼望他们速下决心、决策。刘、邓看着大家讨论情况，简短交谈之后宣布暂时休会，让大家进一步准备意见，午饭之后，刘伯承来到作战室，当听说邓小平到三纵、六纵找陈锡联等谈话，并顺便看黄河水位上涨情况时，他若有所思地点点头，便又像上午那样仔细地察看地图，询问各方面情况。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刘伯承审时度势，已成竹在胸，立即派人通知邓小平等再次前来会商，之后，刘伯承在作战室严肃宣布：大军南进，必须立即行动。机不可失，时不我待，要当机立断，行动越早、越快越好。随后他阐明定下决心的依据和理由，并作了进军部署。

在此期间，邓小平不时地点头。等刘伯承讲完后，他马上站起来说：“刘司令员的意见和部署非常正确，我完全同意。我们下决心不要后方，直捣蒋介石的心脏——大别山，逼近长江、威胁武汉三镇和蒋介石的老巢——南京，把战线从黄河边向南推进到长江边。古人说过：‘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我军的战略行动，必将迫使蒋介石调兵回援。这样我们就能配合全国各个战场的兄弟部队，彻底粉碎蒋介石的重点进攻，彻底扭转全国战局。”为完成这一战略任务，他强调三点，一是所有工作都要服从战略进攻任务的要求，广大指战员要准备为实现这一决策付代价，做贡献。二是要力避与敌主力纠缠和作战，千方百计直奔大别山腹地，走到大别山就是胜利，三是进入新区作战，要严守党的政策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最后，邓小平目光投向李达，起草电报，向党中央报告我们决心和部署，并向各部下发预先号令。

正在这时，军委连续来电，指明南进需付出较大伤亡、减员之代价，而无论起何种作用均需准备付出，但如能取得变化全局之作用，则付出此种代价更加值得，同时，出于关怀，又令刘、邓部在现地休整补充10天，后又告诉至少7天不动。刘、邓反复研究了军委来电，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既定战略意图，特别是根据当时敌情、水情，遂决定提前出动之决心不变，因地制宜，果断行事，按既定部署挥师南征。对此军委连电答复：“刘、邓决心完全正确”，“刘、邓部署很好”，“一切决策临机处理，不要请示。我们尽可能帮助你们”。千里跃进的壮举，战争史上的奇迹，其方略就这样在陕北的窑洞和华北农屋之中应运而生了。

导语：我们学习了非常多的成语，很多成语的背后都有一些小故事。你都知道哪些呢？下面是小编为你整理的历史中四字成语故事，希望对你有帮助！

超群绝伦

关羽，字云长，是刘备的重要将领。

刘备当平原国相后，关羽和张飞分头率领他的队伍。他们三人同睡一张床，情如兄弟;在大庭广众之下，关羽和张飞总是侍立在刘备身旁。

刘备跟随刘表后，关羽就跟着过去依附。

后来，刘备率部南下，准备渡过长江。另外派关羽率领几百战船，与他在江陵会合。

曹操急追刘备，到达当阳(地名，位于兮湖北省中部)，刘备向东北直奔，正好遇上关羽的船队。不久，孙权派队伍帮助刘备抗击曹操，曹操率军退去。

刘备南下收复了东南四个郡，于是任命关羽为襄阳太守、荡寇将军，驻守长江北岸。

后来，关羽听说马超前来归降刘备，因他过去不认识马超，便写信给诸葛亮，询问马超的人品和才能可以同谁相比。

诸葛亮对关羽了解，知道他护短，不服气居于别人之下，便写信回答说：“马超文武双全，勇猛过人，是一代豪杰，如汉初大将鲸市、彭城一类人物，可与张飞并驾齐驱。但是，不能与你这个超出众人、独一无二的美髯公相比。”

这个故事史料记载如下：“亮知羽护前，乃答之曰：‘孟起兼资文武，雄烈过人，一世之杰，黥、彭之徒，当与益德并驱争先，犹未及髯之绝伦逸群也。’”这便是成语“超群绝伦”的由来。

——《三国志·蜀书·关羽传》

博而不精

东汉着名的经学家郑兴，以研究《左氏春秋》着称于世。他的儿子郑众，十二岁时就跟父亲学习这部经学着作。后来，郑众还学习了《周易》《毛诗》《周礼》等经学着作，以至学识渊博，几乎无所不知，无所不晓，在上层社会很有名气。

郑众当官后，在公务之余给一些年轻人讲解《毛诗》《周礼》等经学着作，并且花很大的精力为《左氏春秋》作注。后来，终于完成了《左氏春秋》的注释工作。这部书流传后，和另一位经学家贾逵所注的《左氏春秋》齐名，都受到学者们的好评。

当时，最着名的经学家是马融。他着过《周易》《尚书》《毛诗》《三礼》《论语》《孝经》，使古文经学达到成熟的境地，因此，弟子多达千人。马融除了为经书作注外，又兼注《老子》《淮南子》。讲课时坐在高堂上，挂上纱帐，前面让学生坐着听课，后面列一班女乐演奏音乐，很有特点。

马融研究了《左传》后，也准备注一部《左氏春秋》。他仔细阅读了贾逵和郑众的注本后评价说：“贾君精而不博，郑君博而不精;既精既博，吾何加焉。”意思是说，贾逵的注本精深而不广博，郑众的注本广博而不精深。要是既精深又广博，那我怎能超过他们?后来，马融觉得，这两个注本各有各的长处，合起来就弥补了各自的不足之处，便决定不再给《左氏春秋》作注了。

——《后汉书·马融传》

博士买驴

北齐的文学家颜之推，着成一部《颜氏家训》。在《颜氏家训·勉学》篇中，记载了一则“博士买驴”的笑话。颜之推说，这个笑话是他到邺城去办事时听到的。

当时有个博士，熟读四书五经，满肚子都是经文。他非常欣赏自己，做什么事都要咬文嚼字一番。有一天，博士家的一头驴子死了，不能没有脚力，于是赶紧去市场上再买一头。看好了驴子，讲好了价钱，写一份凭证才算交易妥当。博士要卖驴的写，卖驴的表示自己不识字，请博士代写，博士马上答应了。

卖驴的当即借来笔墨纸砚，博士拉开架式，书写起来，写得非常认真。过了好长时间，三张纸上都密密麻麻的字，才算写成。卖驴的请博士念给他听。博士干咳了一声，就摇头晃脑地念了起来，过路人都围上来听。过了好半天，博士才读完凭据。

卖驴的听后，不理解地问他说：“先生写了满满三张纸，怎么连个驴字也没有呀?其实，只要写上某年某月我卖给你一头驴子，收了你多少钱，也就完了，为什么唠唠叨叨地写这么多呢?”在旁观看的人听了，都哄笑起来。

这件事传开后，有人编了几句讽刺性的谚语：“博士买驴，书券三纸，未提驴字。”成语“博士买驴”，又称作“三纸无驴”。

——《颜氏家训·勉学》

惩一警百

西汉时期，大臣霍光受汉武帝遗诏辅政，任大司马大将军，权势极重。霍光的原籍在平阳，他家的下人仰仗主子的势力，时常拿着凶器在市场上胡作非为，甚至强行抢掠财物。百姓敢怒而不敢言，地方官也不闻不问，任其作恶。

后来，有个名叫尹翁归的人被任命为管理市场的官吏。尹翁归年轻时当过牢狱小吏，熟知刑法，他又爱好武艺，剑术相当高明，在平阳很知名。尹翁归到任后，严格按照法律办事。霍家的下人早就知道他的厉害，从此再也不敢到市场上来作恶了。

有一年，河东太守田延年巡视来到平阳，召见当地官吏，尹翁归也在召见之列。田延年对大家说，有文才的站到东边，懂武艺的站在西边。众人都按太守的要求分别站立，惟有尹翁归站在中间。田延年于是问他为什么不选择一边站立，尹翁归跪下禀道：“我文武兼备，听候太守任用。”

田延年一听这话，就觉得尹翁归此人不简单。经过一番谈话，确认他确实文武兼备，而且很有才干，便将他调到自己的手下任职。尹翁归不负田延年所望，秉公办案，执法严正，田延年很器重他。

由于政绩卓着，后来尹翁归被提升为东海太守。到任后，他发现那里很不太平，便在所属的每个县都建立起薄籍档案，收录了各方面重要的材料。他一有空就认真阅读这些档案材料，因此很快熟悉了郡内情况。

当时郡里有个名叫许仲孙的豪强，经常鱼肉百姓，杀害无辜，远近的人都对他恨之入骨。但因他势力大，关系多，几任太守都不敢得罪他。因此，他一直逍遥法外，为所欲为。

尹翁归到任后，迅速查清了许仲孙的罪行。他采取惩罚一个以警戒众人的方法，首先将这个坏蛋逮捕，并在热闹的市场上将他斩首。

严惩了许仲孙后，官吏和百姓对尹翁归都很敬服。其他大小豪强胆战心惊，不敢继续作恶。尹翁归终于把东海治理得安定起来。

后来，人们根据史料的记载：“翁归治东海明察……其有所取也，以一警百，吏民皆服，恐惧改行自新。”引申出成语“惩一警百”。

导语：分道扬镳，分路而行。比喻目标不同，各走各的路或各干各的事。以下是yuwenmi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成语故事，欢迎阅读与借鉴，谢谢!

【成语】： 分道扬镳

【拼音】： fēn dào yáng biāo

【解释】： 分路而行。比喻目标不同，各走各的路或各干各的事。

【出处】： 《魏书·河间公齐传》：“洛阳我之丰沛，自应分路扬镳。自今以后，可分路而行。

【用法】： 作谓语、定语、宾语;用于书面语

【示例】清·吴沃尧《痛史》第一六回：“四人又谈了一会各个安歇。到了次日，便分道扬镳。”蔡东藩、许廑父《民国通俗演义》第五十九回：“第二军总司令李烈钧，亦向广西进发，～，为国效力去了。”顾笑言《李宗仁归来》第三章：“一个与其～的腹案，渐渐形成。”

【近义词】各奔前程、一拍两散、风流云散、各奔东西、各行其是

【反义词】志同道合、并驾齐驱、齐头并进，也作分路扬镳、扬镳分道、扬镳分路

【成语故事】

在现代成语中，我们把道不同不相与谋者的分手叫做分道扬镳。镳指马嚼子，扬镳即为驱马前行。分道指各走各的路或各干各的事。鲜为人知的是，这个成语产生于一个有趣的历史故事。

“分道扬镳”语出自北齐·魏收《北史·魏诸宗室·河间公齐传》的一个故事中的一段话：“……洛阳我之丰沛，自应分路扬镳。自今以后，可分路而行。”说这话的是大名鼎鼎的北魏孝文帝，其来龙去脉是这样的：

东晋十六国之后，中国历史进入南北分裂、南北对峙的阶段，史称南北朝。北魏是南北朝时期北朝的第一个王朝，于十六国时期由拓跋鲜卑所建，前身为代国。前秦于淝水之战崩溃后，代王拓跋什翼犍之孙拓跋珪举兵复国，都盛乐，改国号为“魏”，史称北魏。

北魏孝文帝是北魏的第6位国君，他我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他5岁登基，24岁时正式接替祖母文明太后执掌政权，紧接着便开始了“文治”政策。公元493年起，孝文帝以南征为名义，将都城从平城(今山西大同)迁至曹魏故都洛阳。在洛阳，他进行了许多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改革，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推行均田制、改革鲜卑旧俗、实行汉化政策等，大大促进了各民族的大融合。

成语分道扬镳的故事，便发生在这场大改革中的都城洛阳。

在孝文帝时期的北魏宗室中，有一个人原叫拓跋齐，后更姓改叫元齐，他颇富韬略，统兵有方，能征善战，曾建下了灭赫连夏、北燕等的不世奇功。孝文帝论功行赏，先封他为浮阳侯、浮阳公，后封他为河间公。元齐有一个儿子叫元志。他聪慧过人，饱读诗书，才华出众，能力超群。孝文帝很赏识这个元志，任命他为洛阳令，主掌洛阳地方政事。不久以后，孝文帝采纳了御史中尉李彪的建议，从山西平城(今山西大同市东)搬迁到洛阳建都。这样一来，洛阳地位陡升，贵为一国之都，洛阳令成了“京兆尹”。元志的权势自然也随之增大，年纪轻轻的他渐生骄气。

在洛阳，元志仗着自己的才能，对朝廷中某些学问不高的达官贵族，往往不放在眼里。一天，元志外出游玩，恰巧碰到一个叫李彪的官员乘坐马车从对面飞驰而来。这个李彪也很不简单，他字道国，儒生出身，精通典章，深得孝文帝信任，此时已经任职御史中尉，与尚书仆射游肇、幽州刺史常景等共同居住在洛阳东阳门外的昭德里，官位比元志高出许多。

按理说，官小的元志此时应该先让李彪过去，可他偏不让路，双方由此僵持下来。李彪见他这样目中无人，当众责问元志为何不让路，元志却说：“我是都城洛阳的长官，你不过是洛阳户籍中编入的一个住户，哪有长官给辖下住户让路的?”

两人互不相让，且争执不下，于是他们来到孝文帝那里评理。一见孝文帝，李彪先开口说话了，说他是“御史中尉”，官职比洛阳令大多了，洛阳令作为一个地方官怎敢同他对抗，居然不肯让道，真是岂有此理。元志丝毫不遑多让地说，他是国都所在地的长官，住在洛阳的人都编在他主管的户籍里，御史中尉也概莫能外，作为“京兆尹”，御史中尉李彪也是自己的辖下住户，应该是李彪给自己的属地长官让道才是啊。

宽厚的孝文帝听了他们的话，觉得他们各有各的道理，于是便笑着给他们提出了分路而行的解决办法，说：“洛阳是我的京城。我听了，感到你们各有各的道理。我认为你们可以分开走，各走各的，不就行吗?”

皇帝金口玉言，一言九鼎，两人听后连连称是。于是，元志和李彪从朝廷出来后就拿着尺子，将经常通行的道路进行了丈量，各取一半，从此各走各的道。此后，“分道扬镳”一语便逐渐流行开了。

楚汉相争，刘邦战胜项羽，常常让人觉得匪夷所思，不可思议。因为就家庭背景，集团力量和个人魅力而言，刘邦和项羽都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下面是关于他们的历史故事，一起来阅读下吧：

陈胜、吴广发动农民起义以后，各地的百姓纷纷杀了官吏，响应起义。没有多久，农民起义的风暴席卷了大半个中国。

陈胜派兵遣将分头去接应各地起义，他们节节胜利，占领了大批地方。但是因为战线长，号令不统一，有的地方被六国旧贵族占了去。起义不到三个月，赵、齐、燕、魏等地方都有人打着恢复六国的旗号，自立为王。

陈胜派出周文率领的起义军向西进攻，很快攻进关中（指函谷关以西地区），逼近秦朝都城咸阳。秦二世惊慌失措，赶快派大将章邯（音ｈáｎ）把在骊山做苦役的囚犯、奴隶放了出来，编成一支军队，向起义军反扑。原来的六国贵族各自占据自己的地盘，谁也不去支援起义军。周文的起义军孤军作战，终于失败。吴广在荥阳被部下杀死。起义后的第六个月，陈胜在撤退的路上被叛徒杀害了。

陈胜、吴广虽然死了，可是由他们点燃起来的反抗秦朝的那把火正在到处燃烧。在南方的会稽郡（治所在今江苏苏州）声势更大。

在会稽郡起兵的是项梁和他的侄儿项羽。项梁是楚国大将项燕的儿子。楚国被奏国大将王翦攻灭的时候，项燕兵败自杀。项梁老想恢复楚国。他的侄儿项羽身材魁梧，又挺聪明，项梁亲自教他念书识字。可是项羽才学了几天，就不愿学下去。项梁又教他学剑，项羽学了一阵子，也扔下了。

项梁很生气，可项羽满不在乎地说：“念书识字有什么用处？学会了，不过记记自己的名字；剑学好了，也只能跟几个人对杀，没什么了不起。要学，就要学打大仗的本领。”

项梁听他的口气不小，就把祖传的兵书拿出来，给他学。项羽一听就懂，可是略略懂得个大意，又不肯深入钻下去了。项梁本是下相（今江苏宿迁西南）人，因为跟人结了冤仇，避到会稽郡吴中来。吴中的年青人见他能文能武，都很佩服他，把他当老大哥看待。项梁也教他们学兵法，练本领。

这回儿，他们听到陈胜起义，觉得是个好机会，就杀了会稽郡守，占领了会稽郡。不到几天，拉起了一支八千人的队伍。因为这支队伍里大都是当地的青年，所以称为“子弟兵”。

项梁、项羽带着八千子弟兵渡过江，很快打下了广陵（郡名，治所在今江苏扬州市），接着又渡过淮河，继续进军。一路上又有各地方的起义队伍来投奔项梁，和他们联合起来。

第二年，有一支一百多人的队伍，由刘邦带领，来投靠项梁。

刘邦本来是沛县（今江苏沛县）人，在秦朝统治下，做过一名亭长（秦朝十里是一亭，亭长是管理十里以内的小官）。

有一次，上司要他押送一批民伕到骊山去做苦工。他们一天天赶路，每天总有几个民伕开小差逃走，刘邦要管也管不住。但是这样下去，到了骊山也不好交差。

有一天，他和民伕们一起坐在地上休息。他对大家说：“你们到骊山去做苦工，不是累死也是被打死；就算不死，也不知道哪年哪月才能回乡。我现在把你们放了，你们自己去找活路吧！”

民伕们感激得直流眼泪，说：“那您怎么办呢？”

刘邦说：“反正我也不能回去，逃到哪儿是哪儿。”

当时，就有十几个民伕情愿跟着他一起找活路。刘邦同十几个民伕逃到芒砀（音ｍáｎｇAｄàｎｇ）山躲了起来。过了几天，聚集了一百多人。

沛县县里的文书萧何和监狱官曹参（音ｓｈēｎ）知道刘邦是个好汉，很同情他，暗暗地跟他们来往。

赶到陈胜打下了陈县，萧何和沛县城里的百姓杀了县官，派人到芒砀山把刘邦接了回来，请他当沛县的首领。大家称他沛公。

刘邦在沛县起兵以后，又招集了两三千人，攻占了自己的家乡丰乡。

接着他带了一部分队伍攻打别的县城，不料留在丰乡的部下叛变。刘邦得到这个消息，要回去攻打丰乡，可是自己的兵力不足，只好往别处去借兵。

他到了留城（今江苏沛县东南），正好张良也带着一百多人想投奔起义军。两人遇在一起，很谈得来。他们一商量，觉得附近的起义队伍中，只有项梁声势最大，决定去投奔项梁。

项梁见刘邦也是一个人才，就拨给他人马，帮助他收回丰乡。从此，刘邦、张良都成了项梁的部下。

陈胜、吴广等主要起义领袖死了以后，由于各地起义的领导权都落在旧六国贵族手里，彼此争夺地盘，闹得四分五裂。秦国的大将章邯、李由，想趁机会把起义军一个个击破。

在这个紧要关头，项梁在薛城召开了会议，决心把起义军整顿一下。为了扩大号召，项梁听了谋士范增的意见，把流落在民间的楚怀王的孙子（名叫心）找了来，立为楚王。因为楚国人对当年楚怀王受骗死在秦国，一直为他抱不平。为了提高号召力，大家把他的孙子仍称作楚怀王。

导语：在中国文明五千年和汉语三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国成语故事璀璨夺目，蔚为壮观，它是文明的积淀，汉语的精华，智慧的结晶，文化的瑰宝。以下是小编为大家精心整理的唇亡齿寒的成语故事，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读音】chún wáng chǐ hán(亡：同“无”，表示没有，但此处读音与“死亡”的“亡”相同。)

【释义】嘴唇没有了，牙齿就会觉得冷，比喻关系密切，利害相关。 [1]

【用法】作谓语、定语;用于国家、人际之间的关系。

【结构】紧缩式

【近义词】唇齿相依、息息相关、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生死相依、互相关注、辅车相依

【反义词】隔岸观火、素昧平生、水火不容、同床异梦

【押韵词】零碎不全、百举百全、吃水忘源、金玉之言

【谜语】口无遮挡

【歇后语】豁牙子过冬

【出自】：春秋时流行的一句谚语。见于《左传》、《墨子》、《韩非子》等著作中，

【故事内容】

春秋时候，晋献公想要扩充自己的实力和地盘，就找借口说邻近的虢(guó)国经常侵犯晋国的边境，要派兵灭了虢国。可是在晋国和虢国之间隔着一个虞国，讨伐虢国必须经过虞地。“怎样才能顺利通过虞国呢?”晋献公问手下的大臣。大夫荀息说：“虞国国君是个目光短浅、贪图小利的人，只要我们送他价值连城的美玉和宝马，他不会不答应借道的。”晋献公一听有点舍不得，荀息看出了晋献公的心思，就说：“虞虢两国是唇齿相依的近邻，虢国灭了，虞国也不能独存，您的美玉宝马不过是暂时存放在虞公那里罢了。”晋献公采纳了荀息的计策。

虞国国君见到这两们珍贵的礼物，顿时心花怒放，听到荀息说要借道虞国之事时，当时就满口答应下来。虞国大夫宫之奇听说后，赶快阻止道：“不行，不行，虞国和虢国是唇齿相依的近邻，我们两个小国相互依存，有事可以自彼帮助，万一虢国灭了，我们虞国也就难保了。俗话说：‘唇亡齿寒’，没有嘴唇，牙齿也保不住啊!借道给晋国万万使不得。”虞公说：“人家晋国是大国，现在特意送来美玉宝马和咱们交朋友，难道咱们借条道路让他们走走都不行吗?”宫之奇连声叹气，知道虞国离灭亡的日子不远了，于是就带着一家老小离开了虞国。

果然，晋国军队借道虞国，消灭了虢国，随后又把亲自迎接晋军的虞公抓住，灭了虞国。 故事出自《左传·僖公五年》。成语“唇亡齿寒”，比喻双方关系密切，相互依存。

战国时期，美玉“和氏璧”由于质地优良，因此扬名天下，成为人人都想一睹的至宝。后来，这块宝玉被赵惠文王所拥有。秦国国君秦昭襄王听说此事，便想霸占此玉，并借机欺辱赵王。于是，秦王提起笔来给赵王写了封信，愿意用十五座城换和氏璧。

赵王接到这封信件，明知这是秦王使诈，想将美玉骗到手，可是要是不把玉给他，他又会把此事当做借口，攻打赵国。而当时秦强赵弱，一打起仗来，赵国的老百姓就要遭殃了。赵王对此事无法决断，因此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愁得不行。

这时，有人对赵王说，平民蔺相如是个饱学之士，经常帮人解决难题，如果请他到宫殿上商议，或许能出个好主意。赵王听说赵国有此奇人，心中非常高兴，忙派人宣蔺相如来见。

蔺相如见到赵王后，就请求由他带着和氏璧去秦国走一趟。他说：“假如秦国把十五座城池割让给赵国，那么这笔买卖也挺合算，我就把玉留在秦国；如果他们没有献城的诚意，我再把玉完整无缺地送回我邦。”

赵王虽然觉得这样做也太冒险了，但又想不出别的主意，只好拜蔺相如为使者，命他到秦国去献和氏璧。

蔺相如到了秦国，来到秦王宫中，把和氏璧双手奉上。秦王将美玉捧在手中，喜不自胜，根本不提用十五座城交换的事情。

蔺相如看秦王并无献城之意，便赔着笑脸对秦王说：“这块美玉上有一块瑕疵，不注意看还真看不出来，待小臣指给您看一看。”

秦王虽然狡诈，也中了蔺相如之计。他一心想看瑕疵到底在何处，就把美玉交给蔺相如。蔺相如手捧美玉，靠在柱子之上，怒气冲冲地说：“依我看来，您并不想把十五座城交给赵邦，只想欺辱我国，让天下人看我家大王的笑话！所以我用计调回宝璧。您如果逼迫我，我的脑袋和美玉就在柱子上一块碎了!”

秦王一心想得到美玉，生怕有所损坏，急忙从旁劝阻。他一面表示绝不食言，一面答应斋戒几日后举行迎璧大典，让蔺相如将和氏璧正式献上。

蔺相如根本信不过秦王，回到住处后就将和氏璧交给随从，让他将璧送回赵国。

到了秦王举行典礼的那天，蔺相如严肃地对秦王说：“我已派人将和氏璧送回我国，您如果有诚意，先把十五座城献与我国，我国大王一定会将和氏璧给您送来。如果不这样，您即使把我杀死也无济于事。因为天下之人都知道秦国是从来不讲信义的!”

秦王勃然大怒，但一点儿办法也没有，只得放蔺相如回国。

因为蔺相如完璧归赵，立下盖世奇功，赵王就将他由一介平民封为“上大夫”，位列朝堂之中，专门为君王出谋划策。

◎成语释义

比喻把原物完整无缺地归还原主。

◎故事出处

《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相如曰：‘王必无人，臣愿奉璧往使。城入赵而璧留秦；城不入，臣请完璧归赵。’”

◎出处译文

蔺相如回答说：“大王果真找不到人，我愿意捧着和氏璧出使秦国。城给了赵国，就把璧留在秦国；城池不给赵国，我保证完整无缺地把和氏璧带回赵国。”

在我国古代，贩卖人口同样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古代人口交易一直到明清都很活跃，在南方的苏州、杭州、广州一带，人口贩卖非常兴旺。

四大名著之一《红楼梦》中就有买卖人口的情节，香菱就是小时候被人贩子拐走的;巧姐和妙玉最后也被人贩子给拐卖了。虽然有不少朝代都曾出台过各种法令法规，严打人口贩子，酷刑、死刑的都有。但买卖人口的事情仍旧在发生，一直到今天都在继续。

在中国古代，人口交易的成因和社会背景相当复杂，既有合法的，也有非法的，交易方式也有很多种。西汉汉高祖刘邦曾一度提倡和鼓励民间“卖儿卖女”，并视之为救荒的手段。东晋时，官府还从人口交易中收税。

你更加不会想到的是，贩卖人口在古代已呈国际化。唐宋时期，已有非洲黑人被贩卖到中国，至于周边国家人口被贩卖到中国的，和中国人口被贩卖到周边国家的，历史更早。

而不管是今天还是古代，一些名人也有被拐卖的经历。

【汉代国舅爷曾被拐卖】

据《外戚世家》记载，汉景帝之母窦太后的弟弟、堂堂国舅爷窦广国曾被人拐卖，他和窦太后相认，是一段曲折感人的人伦故事。

这位国舅爷字少君，“少君年四五岁时，家贫，为人所略卖，其家不知其处。”很显然，这不是穷人家因生活艰难自愿卖儿卖女，而是典型的被人贩子拐卖。

因为窦家穷，父母没有能力去寻找儿子。窦少君辗转被卖了十几家，最后卖到河南宜阳，被主人弄到山中烧炭此类“黑窑工”真是历史悠久。在黑炭场里窦少君九死一生，后跟随主人去了长安。

少君被拐卖时已能记事，而且这人一定是聪明伶俐的主，他记得自己的姓氏与家乡。长大后的他最后与窦太后相认了，也算是一个圆满的结局。

【明朝京城名妓苏三】

因戏剧闻名的苏三，成为中国家喻户晓的人物。而苏三蒙难，逢夫遇救的故事，也确实发生在山西洪洞县。直到民国九年，洪洞县司法科还保存著苏三的案卷。

苏三，原名周玉洁，明代山西大同府周家庄人。在她五岁那年，被乐户苏淮与妻子一秤金把她从山西买来。经过十年的调教，把她培养成能歌善舞、文彩非凡的女子，艳帜一树，苏三就成了京城名妓。

南京世家子弟王景隆在妓院相遇苏三，一见钟情，并立下山盟海誓。在那不到一年，王景隆床头金尽， 被老鸨赶了出门。苏三要王景隆发奋上进，誓言已归属景隆，不嫁他人。王景隆发奋读书，二次进京师应试，考中第八名进士。

老鸨把苏三卖给山西马贩沈洪为妾，沈洪长期经商在外，其妻皮氏与邻里赵昂私通，与赵昂合谋毒死沈洪，诬陷苏三，并行贿知县。

知县贪赃枉法，对苏三严刑逼供，苏只得认罪，被判死刑，适值王景隆出任山西巡按，探知苏三冤情，即令火速押解苏三案全部人员。王景隆为避嫌疑，遂托刘推官代为审理。

刘推官机警有才，监禁皮氏、赵昂等人，派人窃听他们的对谈，发现真实，于是公正判决，苏三奇冤得雪，罪犯正法，贪官知县被撤职查办，苏三和王景隆终成眷属。

明代小说家冯梦龙写了《玉堂春落难逢夫》，收入《警世通言》。

【明末才女柳如是被卖沦落风尘】

其实，古代女子被拐卖后沦落风尘的很多，而这其中也有不少奇女子，她们的故事一直流传至今。除了苏三，还有大家很熟悉的陈圆圆、杜十娘、柳如是等。

柳如是，女诗人，秦淮八艳之一，文才诗艺高居“秦淮八艳”之首。明朝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出生，幼年被辗转贩卖给盛泽归家院名妓徐佛家为养女，受徐教养。14岁的时候又被吴江故相周道登买了过去。刚开始是做周府妇人的侍婢，得周老夫人欢心，后被周道登强娶为妾，没到一年差点被周府其他妾侍害死，最后被周老夫人逐出周府，卖到娼家。

谈到柳如是，说的最多的就是她和钱谦益的故事。都说柳如是倒追钱谦益，最后还结为夫妻。本以为就可以幸福的生活下去，却最后似乎闹了个笑话。清兵入关，势如破竹，眼看就要打到南京城了。钱谦益的爱妾柳如是力劝钱以身殉国，钱也同意了，大张旗鼓地对外声明后，率家人故旧载酒常熟尚湖，声言欲效法屈原，投水自尽。可是从日上三竿一直磨蹭到夕阳西下，钱谦益探手摸了摸湖水，说：“水太凉了，怎么办呢?”不肯投湖。反倒是柳如是奋身跳入水中，不惜一死，被人救起。后来，柳如是多次变卖家财，资助抗清武装，连后世的大学者陈寅恪都为之感动，竟然在晚年双目失明后，还不辞辛苦，写了八十万字的《柳如是别传》，为其树碑立传。

【历史上唯一一位卖身为奴的公主】

西晋惠帝司马衷的次女临海公主，原被封为清河公主，容貌美丽，风姿绰约，是晋惠帝最疼爱的女儿。

晋怀帝永嘉五年，即公元311年，匈奴后人创立的汉赵帝国开始攻打西晋，同年六月，攻陷洛阳。西晋行将灭亡，洛阳城更是大乱，皇族纷纷逃难。临海公主途中与母亲羊献容等家人及姐妹失散。一名乡村野夫发现了落难的清河公主，他并不知道公主的真实身份，竞为几文钱将她转卖给吴兴县的大户人家钱温作奴婢。也成了历史上唯一一位卖身为奴的公主。

【上海金嗓子歌后周璇2次被卖】

周璇甜美而略带忧郁地唱着一个乱世女子的哀婉，而周璇自己的身世本就是一个不知道诞生之地，不知道父母，甚至不知道自己的姓氏的悲剧中人。

周璇原姓苏，出生常州，童年被卖为周家养女。1931年参加上海明月歌舞团，因主演歌舞《特别快车》而崭露头角。1934年在上海各电台联合举办的歌星比赛中名列第二，成为十大歌星之一。1937年在明星影片公司拍摄的影片《马路天使》中扮演女主角小红，成功地塑造了在旧社会受尽侮辱和损害，但对前途抱有美好理想的歌女形象，为其表演艺术的代表作。

黎锦晖之子黎泽遂说，周璇大概是十二三岁的时候，差点被卖到四马路窑子里去当野鸡。

【郭兰英童年两次被卖】

大家熟悉的歌唱家郭兰英，《南泥湾》原唱，讲述自己的童年时，就说到自己两次被卖的经历，并且还是亲生父母要卖她。

生于1930年12月31日的郭兰英，被扔掉的时候还只是个婴儿，寒冬中的山西平遥野地被她姑姑救下一条命。郭兰英长到三岁时，又回到爸妈的身边，而那时的她已经是一个非常聪明伶俐的小姑娘了。

后来在学戏的时候，郭兰英因为记性特别好，被人贩子看中。这人贩子就和郭兰英母亲说总不能把孩子饿死，你得让孩子要长大呀。于是在那个物质匮乏、重男轻女的年代，郭兰英的父母为了让孩子活命吧说卖就卖吧，然后卖了八个钱儿。

不过最终心软的母亲还是没舍得送走郭兰英，但不久后郭兰英又一次被卖。她母亲得到了五个铜子儿，现在来讲的话也就是七八十块钱。这回是卖给别人做学徒，签了五年合同学唱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