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的一生历史故事实用19篇

上学的时候，有一个哲学老师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是一个不修边幅的人，总是穿一身洗得发白的蓝色运动服，一副与他瘦小脸庞极不相称的过大的眼镜永远都是架在鼻尖上。与别的哲学老师一样，他也经常与我们一起讨论生命的意义这样的话题。大多数讨论我已经忘掉了，但有一个讨论的片段却一直对我的人生有着很大的影响。

有多少人能够说出你父母的一些事情？哲学老师说，能够回答这个问题的同学请把手举起来。

所有的人都举起了手。

有多少人能够说出你爷爷奶奶的一些事情？

大约四分之三的同学举起了手。

有多少人能够说出你曾祖父曾祖母的一些事情？

六十个同学当中只有两个人举起了手。

瞧一瞧，他说，仅仅隔了两代，我们几乎所有人就对自己的曾祖父曾祖母一无所知了。也许，有一天，你会从布满尘埃的纸盒子里找出一张发黄的照片看到他们的长相；或者从家族的经典故事中得知他们中某人曾经光脚走五英里路上学。但是，他们是什么样的人，他们有过哪些思想，他们引以为荣的东西是什么，以及他们的恐惧和梦想，你们知道吗？想一想吧，三代内的直系祖辈就已经被我们忘得干干净净了。这样的事情将来还会继续发生吗？

我们不妨设想一下你们以后的三代。假如，现在坐在教室里的是你们的曾孙子曾孙女，他们谈及你们的时候能说出什么呢？他们还知道你们吗？你们会不会也被遗忘得一干二净了呢？

你们应该如何书写人生呢？你们应该给后代们留下怎样的人生传奇呢？选择权在你们自己手上。现在下课。

足足有五分钟，没有一个人从座位上站起来。

双塔寺是太原的标志。明朝万历年间，太原有一个叫傅霖的退休官员带头捐款，在如今太原的郝庄建起了一座文峰塔。之所以建这座塔，说来大有讲究。宋太宗赵光义攻占晋阳城后，因为惧怕太原再冒出来个把皇帝抢夺他的江山，毁掉晋阳城削掉龙山山头之后，新建太原城时索性就设置了很多丁字街，以此钉破这片土地的龙脉。经此一劫，太原果然人才凋敝。傅霖本是明朝官员，看厌宦海浮尘后，回归故里。眼看太原自宋朝之后的平庸与黯淡，一心想恢复太原风水的傅霖率众修起了这座文峰塔。果然，傅霖死后五年，不管是巧合还是天意，傅家就出了以为惊世骇俗的人物——傅山。

傅山留给我们的名头实在太多，思想家、文学家、书法家、画家、医学家等等，如果再加上传说中的武术在内，我们只能感叹：傅山不是人，他是神。但是，历史的风云更迭，让傅山在展现他神奇人生的同时，又背负了孤愤难平的沉重苦痛。

傅山曾经有过一段快乐的日子。二十岁出头时，他有了一份让他终身都不能忘却的婚姻。但是，很可惜，这份浓情蜜意只停留了五年。妻子患病去世之后，傅山终身没有续娶，独自将孩子拉扯成人。而且，从傅山潜心研究妇科并成为一代医学大师来看，可想而知他对妻子的那份深情与哀苦。

妻子死后，傅山进入当时山西最高的学府三立院学习，并成为山西提学袁继咸的得意门生。随后，袁继贤因得罪魏忠贤入狱，傅山变卖家产四处奔走，为恩师鸣冤，徒步到北京上疏，最终使老师无罪释放。一夜之间，不惧权贵的傅山名满京城。拒绝仕途的傅山回到太原之后，潜心研读学问。随后，爆发李自成、清军先后进入北京的事件，旦夕之间，明朝灭亡。悲痛至极的傅山为了对抗清朝剃发的政策，出家成为一名身穿红色道袍的道士，以此标明坚决不向清朝屈服的决心。

渴望明朝复兴的傅山从此踏上了反清之路，并因此被捕入狱，受尽严刑拷打并绝食抵抗。在友人的营救下，捡回一条命。出狱之后，傅山隐居崛围山，康熙久闻傅山大名，派人将傅山连人带床强抬到北京殿试。倔强的傅山服下大黄造成腹泻不止，誓死不肯进入宫门。即使如此，康熙还是授予他官职，傅山痛哭坚决不肯接受。

辞官回归太原之后的第四年，已是古稀老人的傅山遭受了生命中最为沉重的打击。就在这一年，儿子傅眉去世。老来丧子的悲痛，让傅山饱受坎坷之苦人生轰然倒塌。第二年，桀骜一生的傅山带着绵绵不绝的悲愤离开人世。

聂政是战国时代一位着名的勇士，因为杀了人，他带着母亲和姐姐从故乡逃到齐国，以屠宰为生。

侠累是战国时期韩国的大臣，也是韩烈侯的叔父，曾经担任过韩国的相国。韩国有个叫严仲子的，是个高官，因为和韩国宰相侠累有怨恨，害怕报复被杀，于是就逃离韩国。他怀恨在心，就到处找能够杀死侠累的人。

后来他到了齐国，听说聂政是个勇士，就去找他。聂政一开始避而不见，后来看到严仲子诚心诚意，就见了他。

严仲子准备丰盛的酒席，宴请聂政和他的老母。席间，严仲子抬上百镒黄金(镒为古代计量单位，一镒约为二十两)，作为寿仪赠与聂政之母，聂政大惊，推辞不接受。严仲子屏退众人，然后对聂政说明来意。聂政说：“现在我还不能答应你，因为我还有老母要侍奉，不能将我的性命交付给你。”

后来，聂政的母亲去世了，严仲子得知消息后，马上派人去请聂政。聂政将母亲安葬妥当，便脱下丧服，自言自语道：“唉!我只不过是个卖肉的草民，严仲子这样的大人物，不远千里来和我结交，又拿出重金来给我母亲做寿。他如此待我，真是对我莫大的信任。先前我没有答应他的请求，是因为母亲还在世，现在母亲已去世，该是我为他效命的时候了。”

聂政到了严仲子府上，说：“我母亲已经去世，姐姐也已出嫁，可以为您效力了，谁是您的仇人?”严仲子见聂政愿意为自己卖命，精神为之一振，便告诉了聂政自己与侠累的恩怨，并道：“侠累是韩国的相国，又是韩王的叔父，所以他的府上戒备森严，我派人和您一起去!”聂政不同意，说道：“现在咱们要刺杀的是韩国的宰相，多一个人知道就多一份泄密的危险，那样你在韩国就很难立足了，我一个人去就可以了!”

聂政辞别了严仲子，一个人背着宝剑来到了韩国，他打听到相府的所在地，径直来到相府的大门口。当时，侠累就坐在堂上，府邸周围有重兵把守。聂政并无惧色，拔出宝剑，冲入相府!

侠累的侍卫们大惊失色，慌忙上前拦截，聂政大声咆哮，左杀右砍，连杀几十人，杀到侠累面前，一剑将侠累刺死!

聂政杀了侠累便欲逃脱，然而，侍卫越拥越多，难以脱身，他把心一横，用剑划破了自己的脸，毁掉了自己的容貌，并将双眼割掉，再剖腹而亡!

韩国人对聂政恨之入骨，韩国国君把聂政的尸体曝露在大街上示众，发下榜文，重金悬赏知情的人，

很久都没有人来认尸。聂政的姐姐聂荣听说了这件事，怀疑是她弟弟，便急忙赶到韩国，到大街上示众的地方一看，果然是自己的弟弟!聂荣悲痛万分，无法自抑，扑到聂政的尸体上大哭，说道：“他就是我的弟弟聂政啊!”

有的人便问她：“你弟弟杀死了当朝宰相，这是天大的罪过，韩王重金悬赏知情的人，夫人您不知道吗?”

聂荣悲泣道：“我知道。可他是因为我还在世，怕连累我，才把自己身体毁成这个样子，让人家认不出他来。以前我们的母亲在世，聂政为了不让母亲担忧而放弃争取名爵的机会。如今我又怎么能因为怕死，而让我的好弟弟的英名泯灭了呢?”围观的人听了，都感到惊诧不已。聂荣又哭喊道：“老天爷呀!”便倒在了聂政的尸身旁自尽了。

聂政身怀武艺却甘愿为母及姐混迹于市贩中，对于严仲子国士之礼舍命相报，为免亲人受连累不惜毁容一死，他所求者，不过是那种知己相报的信念。而聂荣虽无惊人的武艺，却具有无畏的精神，为了信仰、亲人，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敢于挺身而出，其性格刚烈坚强，行事果决，重义轻生，也可称其为烈女呀!

今天，我看了一本书—《海迪姐姐的故事》，这本书对我的印象很深刻。

海迪出生在一个温馨的家庭里，她一直都生活得很快乐。不幸的是，在她五岁那年，患上了“骨髓血管瘤”，患上这种病，就等于一生都站不起来了，因为这是严重的高位截瘫。这对海迪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可这场病并没有让海迪放弃她的理想。她每天在家里学习，自学了小学、中学的全部课程，并攻读了大学和研究生的专业课程。她还自信针灸医术为百姓免费治疗。又自学英、日、德等外语，还自学修理无线电。1982 年海迪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83年开始，她翻译并创作出版了多部作品。她曾到日本、韩国、德国游学访问，长期关注残疾人事业的发展。最后她当上了残联主席。

“身残志不残”这句话说得好，海迪就是这样。命运对她如此残酷，病痛和残疾始终伴随着她，但海迪从来不向命运低头，一直在顽强拼搏。她努力学习知识，尽自己所能为社会和人民做贡献，不求回报。面对困难，她百折不挠，以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感染身边的人。树立坚定的信念，追求伟大的理想。“活着就要做个对社会有意义的人”，这就是张海迪的信念！大家想一想，张海迪残疾，还能做出那么多贡献，我们都很健康，难道就不能创造出一番好事业吗？所以，让我们向张海迪学习吧！努力拼搏，实现自己的理想！

张海迪生于1955年，小名玲玲，山东济南人。5岁因患脊髓管瘤，高位截瘫，自学了小学、中学、大学的专业课程，并获得了硕士学位。1983年张海迪走上创作文学的道路，后成为山东创作协会一级作家并且是山东作家协会副主席。

5岁时张海迪因患脊髓管瘤而不能上学，但她非常想学习，恨不得跳出病魔的“控制范围”。一天玲玲终于挎不住心中的渴望，她对妈妈说：“妈妈我要上学。”话刚说完，妈妈的眼泪夺眶而出：“孩子，妈妈和爸爸会让你学到知识的!”玲玲不能上学，家里又请不起教师，妈妈爸爸下班后便亲自教她。

有一次，她感到非常疲倦，连作业都无力完成(家庭作业)，就对妈妈说：“这些作业我明天再做行吗?”妈妈却正重地对她说：“今天的事今天做完。”听了妈妈的话，玲玲明白到学习贵在坚持和自觉，绝不能拖拉。

学习知识的决心让这位钢铁战士傲视一切苦难，经过多年的努力，张海迪不但能够阅读英文版的报刊和文学作品，还能翻译许多长篇小说;不仅能够像其它人一样学习丰富的知识，还成为一位著名的作家。她的作品〈〈轮椅上的梦〉〉给了无数奋进中的人以无尽的力量。

在我们周围，还有许许多多个像张海迪的人，我们应该学习他们做一个生活强者!

陈胜大泽乡起兵、项氏会稽起兵和刘邦沛县起兵，是决定秦楚汉间历史动向的三件大事，后来历史的发展，大体由陈胜、项羽和刘邦三位英雄主导。下面是关于大泽乡起义的历史故事，一起来了解下吧：

秦始皇为了抵抗匈奴，建造长城，发兵三十万，征集了民伕几十万；为了开发南方，动员了军民三十万。他又用七十万囚犯，动工建造一座巨大豪华的阿房宫（阿房音ēAｐáｎｇ）。到了二世即位，从各地征调了几十万囚犯和民伕，大规模修造秦始皇的陵墓。这座坟开得很大很深，把大量的铜熔化了灌下去铸地基，上面盖了石室、墓道和墓穴。二世又叫工匠在大坟里挖成江河湖海的样子，灌上了水银。然后把秦始皇葬在那里。

安葬完了，为了防备将来可能有人盗坟，还叫工匠在墓穴里装了杀人的设备，最后竟残酷地把所有造坟的工匠全都埋庄墓道里，不让一个人出来。

大坟没完工，二世和赵高又继续建造阿房宫。那时候，全中国人口不过二千万，前前后后被征发去筑长城、守岭南、修阿房宫、造大坟和别的劳役合起来差不多有二三百万人，耗费了不知多少人力财力，逼得百姓怨声载道。

公元前２０９年，阳城（今河南登封东南）的地方官派了两个军官，押着九百名民伕送到渔阳（今北京市密云西南）去防守。军官从这批壮丁当中挑了两个个儿大、办事能干的人当屯长，叫他们管理其他的人。这两个人一个叫陈胜，阳城人，是个给人当长工的；一个叫吴广，阳夏（今河南太康县）人，是个贫苦农民。

陈胜年青时候，就是个有志气的人。他跟别的长工一块儿给地主种田，心里常常想，我年青力壮，为什么这样成年累月地给别人做牛做马呢，总有一天，我也要干点大事业出来。

有一次，他跟伙伴们在田边休息，对伙伴们说：“咱们将来富贵了，可别忘了老朋友啊！”

大伙儿听了好笑，说：“你给人家卖力气种地，打哪儿来的富贵？”

陈胜叹口气，自言自语说：“唉，燕雀怎么会懂得鸿雁的志向呢！”

陈胜和吴广本来不相识，后来当了民伕，碰在一块儿，同病相怜，很快就成了朋友。他们只怕误了日期，天天急着往北赶路。

到大泽乡（今安徽宿县东南）的时候，正赶上连天大雨，水淹了道，没法通行。他们只好扎了营，停留下来，准备天一放晴再上路。

秦朝的法令很严酷，被征发的民伕如果误了期，就要被杀头。大伙儿看看雨下个不停，急得真像热锅上的蚂蚁似的，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陈胜偷偷跟吴广商量：“这儿离渔阳还有几千里，怎么也赶不上限期了，难道我们就白白地去送死吗？”

吴广说：“那怎么行，咱们开小差逃吧。”陈胜说：“开小差被抓回来是死，起来造反也是死，一样是死，不如起来造反，就是死了也比送死强。老百姓吃秦朝的苦也吃够了。听说二世是个小儿子，本来就挨不到他做皇帝，该登基的是扶苏，大家都同情他；还有，楚国的大将项燕，立过大功，大家都知道他是条好汉，现在也不知道是死了还是活着。要是咱们借着扶苏和项燕的名义，号召天下，楚地的人一定会来响应我们。”

吴广完全赞成陈胜的主张。为了让大伙儿相信他们，他们利用当时人大多迷信鬼神，想出了一些计策。他们拿了一块白绸条，用朱砂在上面写上“陈胜王”三个大字，把它塞在一条人家网起来的鱼肚子里。兵士们买了鱼回去，剖开了鱼，发现了这块绸子上面的字，十分惊奇。

到了半夜，吴广又偷偷地跑到营房附近的一座破庙里，点起篝火，先装作狐狸叫，接着喊道：“大楚兴，陈胜王。”全营的兵士听了，更是又惊又害怕。

第二天，大伙儿看到陈胜，都在背后点点戳戳地议论着这些奇怪的事，加上陈胜平日待人和气，就更加尊敬陈胜了。

有一天，两个军官喝醉了酒。吴广故意跑去激怒军官，跟他们说，反正误了期，还是让大家散伙回去吧。那军官果然大怒，拿起军棍责打吴广，还拔出宝剑来威吓他。吴广夺过剑来顺手斫倒了一个军官。陈胜也赶上去，把另一个军官杀了。

陈胜把兵士们召集起来说：“男子汉大丈夫不能白白去送死，死也要死得有个名堂。王侯将相，难道是命里注定的吗！”

大伙儿一齐高喊说：“对呀，我们听您的！”

陈胜叫弟兄们搭个台，做了一面大旗。旗上写了一个斗大的“楚”字。大伙对天起誓，同心协力，推翻秦朝。他们公推陈胜、吴广为首领。九百条好汉一下子就把大泽乡占领了。临近的农民听到这个消息，都拿出粮食来慰劳他们，青年们纷纷拿着锄头铁耙到营里来投军。人多了，没有刀枪和旗子，他们就砍了许多木棒做刀枪，削了竹子做旗竿。就这样，陈胜、吴广建立了历史上第一支农民起义军。历史上把这件事称作“揭竿而起”（揭，音ｊｉē，就是举起的意思）。

起义军打下了陈县（今河南淮阳）。陈胜召集陈县父老商量。大家说：“将军替天下百姓报仇，征伐暴虐的秦国。这样大的功劳，应该称王。”

陈胜就被拥戴称了王，国号叫做“张楚”。

1889年10月26日，李四光出生在湖北黄冈县的四龙山镇。因为他是父亲的第二个儿子，所以，父亲给他起名叫李仲揆。

少年时的李仲揆，刻苦学习，成绩一直优秀。1902年，14岁的李仲揆听说省城办了一所官费的高等小学堂，凡是学习好的都可以去报考;特别是听说那里不学“四书五经”，而是教授国文、算学，成绩优秀者还能出国留学。因此，李仲揆终于说服了父母，带着借来的几个盘费，徒步到省城报考。

李仲揆办理了报考手续，买了一张报名单。是由于太兴奋，太紧张?还是没见过世面?李仲揆提笔在姓名栏中端端正正写下了“十四”二字，而不是“李仲揆”。

“糟糕!”他差点叫起来，“怎么能把年龄当成自己的名字呢!”

无论怎样后悔，也已经晚了。重新买一张报名单吧，身上剩下的钱已经不多了，何况还要住宿、吃饭。

李仲揆双眼注视着“十四”二字，一簇思维的火花在幼小的头脑中迸发出来。他重新提起笔，把“十”字改成“李”字，然而，这“四”字与“仲”字的笔划和字形却相差太大，确实是难以改成。难道还能改叫“李四”不行!不真成了人们平时说到不相干的人而代用的“张三”、“李四”了吗!

第一次离家出门就遇到了这样的难题，他急得鼻子尖都渗出了汗珠。忽然，眼睛一亮，瞥见大厅正中挂着一块横匾，上面刻着“光报四表”四个大字，李仲揆急中生智，在“四”字的下面，加上了一个“光”字.

“李四光”!李仲揆端详着自己起的新名字，心里充满了胜利者的喜悦：好!四面光明，光照四方，前途大有希望!

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南路高等小学堂。从此，李四光便“取代”了李仲揆。他那富有战斗性和科学精神的一生，也正如他的名字一样，光照四方!

年轻的李四光，曾被派往日本学造船，派往英国改学地质，取得了地质学硕士学位。他不为国外优厚的待遇和工作所动，学成后毅然回国了。

李四光在地质科学上为祖国赢得的第一荣誉，就是发现了中国内地有第四纪冰川遗迹，以大量的实据，推翻了那些国内外学术权威认为在中国不存在第四纪冰川的理论，为我国进行地质研究，奠定了真实可靠的理论基矗

李四光热爱地质科学，从事科学研究，一向是一丝不苟，对学生的要求也是严格的，连走路，也要学生练好基本功。他经常对学生说，搞地质经常到野外去工作，脚步就是测量土地、计算岩石的尺子，要求迈出的每一步的距离都要相等，并且要记住自己每一步的步长。

李四光要求学生做的，自己首先做到。他养成了一个习惯，走路不紧不慢，步子大小相等，迈一步就是0.85米。不论到哪儿，他仿佛老在度量距离。

李四光搞科研，每天总是要到街上路灯通明时分，才骑着自行车回家;爱人总是焦急地等待着他回来吃饭。繁忙时，李四光连回家吃饭也忘了，爱人等急了，只得派女儿去叫他。一天，为撰写一篇学术论文，竟忘记天晚该回家了。他正在凝神思考时，偶尔抬眼，瞅见一个小女孩静悄悄地站在桌边，他未加理会，又低头继续写作，并轻声催道：“你是谁家的小姑娘啊?天这么晚了，快回家吧，不然你妈妈该等着急啦!”这时，只听见小女孩埋怨说：“爸爸，妈妈不是等我着急，是等你在着急哪!”李四光听到孩子叫他，才恍然大悟：原来这小女孩是自己的女儿李林。他不由得笑出声来，忙答道：“这就回家，这就回家。”

李四光晚年仍极大地关注地震研究。他经常分析大量的观察资料，还冒着动脉瘤破裂的危险，多次深入实地考察地震的预兆。逝世的前一天，他还恳切地对医生说：“只要再给我半年时间，地震预报的探索工作就会看到结果的。”

1971年5月2日，周恩来沉痛地当场宣读李四光女儿李林写给他的信，以此代致悼词

1971年4月29日凌晨，李四光的动脉瘤破裂，被送进北京医院抢救。周恩来得知后，立即派派自己的保健医生赶到医院，一直守护在手术室旁，随时将李四光的病情和抢救措施向周恩来报告，直到李四光停止呼吸。

由于当时中共中央组织部和国务院办公厅的主要军代表说，中央决定追悼会上一律不致悼词，有关负责同志就没有安排准备悼词。

5月2日，周恩来赶来参加追悼会，发现没有准备悼词，非常生气，严厉批评有关负责同志。周恩来沉痛地当场宣读李四光女儿李林写给他的信，以此代致悼词。李林在信中反映了她父亲生前对祖国地质科学工作的关注和希望，以及今后开发利用地热、加强地震预报研究、发展地质力学所提出的建议。周恩来在讲话中，高度评价李四光在地质科学上的杰出成就和对我国地质事业的重大贡献，称赞“李四光同志是一位卓越的科学家”。

1955年9月17日在济南出生。5岁因患脊髓血管瘤导致高位截瘫。从那时起，张海迪开始了她独特的人生。她无法上学，便在家中自学完成中学课程。15岁时，张海迪跟随父母，下放（山东）聊城农村，给孩子当起了老师。她还自学针灸医术，为乡亲们无偿治疗。后来，张海迪还当过无线电修理工。她虽然没有机会走进校园，却发奋学习，学完了小学、中学的全部课程，自学了大学英语、日语、德语以及世界语，并攻读了大学和硕士研究生的课程。

她虽然没有机会走进校园，却发奋学习，学完了小学、中学的全部课程，自学了大学英语、日语、德语以及世界语，并攻读了大学和硕士研究生的课程。 1983年张海迪开始从事文学创作，先后翻译了数十万字的英语小说，编著了《生命的追问》、《轮椅上的梦》等书籍。

其中《轮椅上的梦》在日本和韩国出版，而《生命的追问》出版不到半年，已重印4次，获得了全国“五个一工程”图书奖。2002年，一部长达30万字的长篇小说《绝顶》问世。《绝顶》被中宣部和国家新闻出版署列为向“十六大”献礼重点图书并连获“全国第三届奋发文明进步图书奖”、“首届中国出版集团图书奖”、“第八届中国青年优秀读物奖”、“第二届中国女性文学奖”和“‘五个一’工程图书奖”。从1983年开始，张海迪创作和翻译的作品超过100万字。为了对社会作出更大的贡献，她先后自学了十几种医学专著。

清明最开始是一个很重要的节气，清明一到，气温升高，正是春耕春种的大好时节，故有“清明前后，种瓜种豆”。“植树造林，莫过清明”的农谚。后来，由于清明与寒食的日子接近，而寒食是民间禁火扫墓的日子，渐渐的，寒食与清明就合二为一了，而寒食既成为清明的别称，也变成为清明时节的一个习俗，清明之日不动烟火，只吃凉的食品。

关于寒食，有这样一个传说：

相传春秋战国时代，晋献公的妃子骊姬为了让自己的儿子奚齐继位，就设毒计谋害太子申生，申生被逼自杀。申生的弟弟重耳，为了躲避祸害，流亡出走。在流亡期间，重耳受尽了屈辱。原来跟着他一道出奔的臣子，大多陆陆续续地各奔出路去了。只剩下少数几个忠心耿耿的人，一直追随着他。其中一人叫介子推。有一次，重耳饿晕了过去。介子推为了救重耳，从自己腿上割下了一块肉，用火烤熟了就送给重耳吃。十九年后，重耳回国做了君主，就是著名春秋五霸之一晋文公。

晋文公执政后，对那些和他同甘共苦的臣子大加封赏，唯独忘了介子推。有人在晋文公面前为介子推叫屈。晋文公猛然忆起旧事，心中有愧，马上差人去请介子推上朝受赏封官。可是，差人去了几趟，介子推不来。晋文公只好亲去请。可是，当晋文公来到介子推家时，只见大门紧闭。介子推不愿见他，已经背着老母躲进了绵山(今山西介休县东南)。晋文公便让他的御林军上绵山搜索，没有找到。于是，有人出了个主意说，不如放火烧山，三面点火，留下一方，大火起时介子推会自己走出来的。晋文公乃下令举火烧山，孰料大火烧了三天三夜，大火熄灭后，终究不见介子推出来。上山一看，介子推母子俩抱着一棵烧焦的大柳树已经死了。晋文公望着介子推的尸体哭拜一阵，然后安葬遗体，发现介子推脊梁堵着个柳树树洞，洞里好象有什么东西。掏出一看，原来是片衣襟，上面题了一首血诗：

割肉奉君尽丹心，但愿主公常清明。

柳下作鬼终不见，强似伴君作谏臣。

倘若主公心有我，忆我之时常自省。

臣在九泉心无愧，勤政清明复清明。

晋文公将血书藏入袖中。然后把介子推和他的母亲分别安葬在那棵烧焦的大柳树下。为了纪念介子推，晋文公下令把绵山改为“介山”，在山上建立祠堂，并把放火烧山的这一天定为寒食节，晓谕全国，每年这天禁忌烟火，只吃寒食。

走时，他伐了一段烧焦的柳木，到宫中做了双木屐，每天望着它叹道：“悲哉足下。”“足下”是古人下级对上级或同辈之间相互尊敬的称呼，据说就是来源于此。

第二年，晋文公领着群臣，素服徒步登山祭奠，表示哀悼。行至坟前，只见那棵老柳树死树复活，绿枝千条，随风飘舞。晋文公望着复活的老柳树，像看见了介子推一样。他敬重地走到跟前，珍爱地掐了一下枝，编了一个圈儿戴在头上。祭扫后，晋文公把复活的老柳树赐名为“清明柳”，又把这天定为清明节。

以后，晋文公常把血书袖在身边，作为鞭策自己执政的座佑铭。他勤政清明，励精图治，把国家治理得很好。

此后，晋国的百姓得以安居乐业，对有功不居、不图富贵的介子推非常怀念。每逢他死的那天，大家禁止烟火来表示纪念。还用面粉和着枣泥，捏成燕子的模样，用杨柳条串起来，插在门上，召唤他的灵魂，这东西叫“之推燕”(介子推亦作介之推)。此后，寒食、清明成了全国百姓的隆重节日。每逢寒食，人们即不生火做饭，只吃冷食。在北方，老百姓只吃事先做好的冷食如枣饼、麦糕等;在南方，则多为青团和糯米糖藕。每届清明，人们把柳条编成圈儿戴在头上，把柳条枝插在房前屋后，以示怀念。

隐讳身世秦始皇私生子身世之谜

秦始皇给后世留下了四个谜团：第一个是他的长相之谜，史学界围绕他身形是猥琐还是高大英武展开了激烈的争论;第二个是性格之谜，秦始皇是凶狠残暴还是雄才大略，在史学界也有不同的声音;第三个是求仙之谜;第四个是私生子之谜。然而，在所有的谜团之中，最引人关注的，当属秦始皇私生子之谜。那么，秦始皇究竟是不是私生子呢?

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少数几个最有作为的帝王之一，他统治下的大秦帝国在世界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尽管秦始皇在中国一直以一个暴君的形象存在于史书中，在中国民间也是残忍的化身，是无情的代名词。但是西方的历史学家们却不这样认为，在他们看来，秦始皇是“中国的拿破仑”：从他13岁继承国君的王位，22岁在故都雍城举行了成人加冕仪式正式亲政开始，直到他39岁出兵击败了山东六国中最后一个诸侯国，完成统一中国的历史大业时止，在短短的十七年之内，便迅速地结束了战国时期长达几百年的诸侯混战之局面，接着又不失时机地制定和颁布了一系列有利于统一的法令和措施，逐步建立和完善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政权。这种气魄，并非一般的帝王所能与之相比，所以，在西方的历史学家们看来，秦始皇完全可以和法国的拿破仑相提并论。然而，正像许多对中国历史进程产生过巨大影响的人物喜欢留下一些难以解开的谜团让后世的人们去琢磨一样，秦始皇也给后世留下了许多难以解开的谜团，可以说，秦始皇给后世留下的谜团，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的帝王都多。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深入，秦始皇遗留的许多谜团已经被历史学家们拆解，但是对于私生子的问题，却是一个两千年以来史学界一直无法破解的难题。

秦始皇究竟是纯正的皇室血脉(是否是庄襄王嬴子楚之子)，还是丞相吕不韦和赵姬的私生子，是一个困扰了中国历史学家们长达两千多年的难题。司马迁在《史记•吕不韦列传》里对秦始皇的身世问题做出了详细的阐述：吕不韦是当时阳翟的一个大富商，搞贩卖发了财，迅速成为当时在全国少数几个富可敌国的大商人之一。但是，在拥有了巨额的财富之后，吕不韦并不满足，他认为，要想永保子孙后代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只有在政治上有所作为方可做到，于是他准备利用这些财富进行政治投资。一次偶然的机会，他遇见了当时在楚国为质、很不得志的秦昭王的孙子嬴子楚。凭借着商人特有的直觉，吕不韦认为此人是一可居之奇货，于是将所有的宝全部押在嬴子楚身上，企图借助他来实现自己心中的理想。嬴子楚本来对于皇位继承之事已经彻底失去了信心，但是在听到吕不韦的计划之后，顿时对他感激涕零，声称只要吕不韦帮助自己继承王位，他必将拜吕为相。在得到嬴子楚的承诺之后，吕不韦遂出资千金，为其设计，并将自己原本已经怀有身孕的赵姬送与庄襄王。最后，在吕不韦的努力下，正为没有儿子而苦恼的华阳夫人终于同意收嬴子楚为义子，从而为嬴子楚继承王位铺平了道路。秦昭王死后，安国君即位，子楚被立为太子。但是好景不长，做了几十年太子的安国君在位没几天便死了，子楚顺理成章地继承了秦国的王位，史称庄襄王，也就是秦始皇的父亲。称王之后，庄襄王并没有忘记当初的诺言，拜吕不韦为相，封赵姬为皇后。自此，吕不韦终于实现了心中的理想。

之所以秦始皇系吕不韦私生子在后世被传得沸沸扬扬，很大部分原因就是受以上这段文字所影响。可令后世史学家不解的是，同为重要的史料来源之一的《战国策》却并没有吕不韦献赵姬的这段记载。这在史学界产生了争论：有的学者认为，《战国策》喜采个人隐私，既然不载这件事，显然是当时没有这种传闻;有的学者认为，《战国策》本身并非正规史料，其可信度自然无法与《史记》相比，所以应按《史记》的记载来认定秦始皇的身世;还有学者对《史记》中记载秦始皇“大期而生”这句话进行了详细的阐述，以此为基点来论证秦始皇并非吕不韦的私生子。看来，秦始皇身世之谜要想得以彻底解开，还有待史学家们进一步的研究和探寻。

吴王阖闾打败楚国后，成了南方的霸主。越国是吴国的临国，它与吴国素来不和。公元前496年，越国国王勾践即位。为了征服越国，吴王发兵攻打越国。两国在槜李地方展开了一场大战，吴王阖闾满以为可以打赢，没想到打了个败仗，自己又中箭受了重伤，再加上上了年纪，回到吴国，就咽了气。

吴王阖闾死后，儿子夫差即位。阖闾临死时对夫差说：“不要忘记报越国的仇。”

夫差记住这个嘱咐，叫人经常提醒他。他经过宫门，手下的人就扯开了嗓子喊：“夫差!你忘了越王杀你父亲的仇吗?”

夫差流着眼泪说：“不，不敢忘。”

夫差为了报父 仇，叫伍子胥和另一个大臣伯嚭操练兵马，准备攻打越国。结果越国战败，越王勾践于是被抓到吴国。吴王为了羞辱越王，因此派他看墓与喂马这些奴仆才做的工作。越王心里虽然很不服气，但仍然极力装出忠心顺从的样子。吴王出门时，他走在前面牵着马;吴王生病时，他在床前尽力照顾，吴王看他这样尽心伺候自己，觉得他对自己非常忠心，最后就允许他返回越国。

勾践回到越国后，立志报仇雪耻。他唯恐眼前的安逸消磨了志气，在吃饭的地方挂上一个苦胆，每逢吃饭的时候，就先尝一尝苦味，还问自己：“你忘了会稽的耻辱吗?”他还把席子撤去，用柴草当作褥子。这就是后来人传诵的“卧薪尝胆”。

勾践决定要使越国富强起来，他亲自参加耕种，叫他的夫人自己织布，来鼓励生产。因为越国遭到亡国的灾难，人口大大减少，他订出奖励生育的制度。他叫文种管理国家大事，叫范蠡训练人马，自己虚心听从别人的意见，救济贫苦的百姓。全国的老百姓都巴不得多加一把劲，好叫这个受欺压的国家改变成为强国。

越王勾践整顿内政，努力生产，使国力渐渐强盛起来，他就和范蠡、文种两个大臣经常商议怎样讨伐吴国的事。

公元前484年，吴王夫差要去打齐国。伍子胥急忙去见夫差，说：“我听说勾践卧薪尝胆，跟百姓同甘共苦，看样子一定要想报吴国的仇。不除掉他，总是个后患。希望大王先去灭了越国。”

吴王夫差哪里肯听伍子胥的话，照样带兵攻打齐国，结果打了胜仗回来。文武百官全都道贺，只有伍子胥反倒批评说：“打败齐国，只是占点小便宜;越国来灭吴国，才是大祸患。”

这样一来，夫差越来越讨厌伍子胥，再加上伯嚭在背后尽说伍子胥坏话。夫差给伍子胥送去一口宝剑，逼他自杀。伍子胥临死的时候，气愤地对使者说：“把我的眼珠挖去，放在吴国东门，让我看看勾践是怎样打进来的。”

夫差杀了伍子胥，任命伯嚭做了太宰。

公元前475年，越王勾践作好了充分准备，大规模地进攻吴国，吴国接连打了败仗。越军把吴都包围了两年，夫差被逼得走投无路，说：“我没有面目见伍子胥了。”说着，就用衣服遮住自己的脸，自杀了。

后来勾践北上中原与诸侯会盟，成为春秋时期最后一个霸主。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终于使自己成就了一番伟业!

陈奇涵1897年8月24日生于江西省兴国县五里亭乡坝南(又名竹坝)村。1909年入兴国县城背街陈家祠的“五四制”北汇小学堂读高小。1913年毕业后考入赣州府中学(后改为“江西省立第四中学”)，这是赣南仅有的三所省立重点中学之一。陈奇涵在该校苦读四年，中学毕业后，因无钱升大学，返回家乡。

陈奇涵读中、小学的10余年间，正是中国政治风云变幻，新旧思潮急剧交锋的动荡时期。他深切认定，要使祖国外不受强虏欺侮，内不遭官僚压榨，就必须立志改革，发奋图强。于是，他产生了“教育救国”的念头。1918年秋，陈奇涵邀了十多位学友和乡友，会集于兴国县城赤勘小学内，座谈教育救国。与会者都是热血青年，凭着书生意气，各抒己见，感慨不已。

他经过一番筹划和思索提议说：“我们就取‘君子忧道不忧贫’之意，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之志，创办一所‘忧道小学’，怎么样?”他的提议得到大家的赞同。于是决定创办一所平民学校，取名“忧道小学”。大家怀着教育救国之心，为着一个目标，就是要把学生教育培养成为反帝反封建的中坚分子，为民权、自主、民生自由而奋斗。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在“五四”新思潮的影响和激励下，面对北洋军阀的专制统治和横征暴敛，兴国一批有知识的热血青年在彷徨中觉醒。陈奇涵终于醒悟到：“教育救国”这条路是行不通的，“秀才造反十年不成”，要救国救民，只有另辟路径。同年6月，陈奇涵怀揣1斤蚕丝(变卖作路费)、百余元钱，只身南下广东，投考云南讲武学堂韶州(今韶关)分校。1920年转入护国军第二讲学堂学习。同年参加逐桂出粤之战。1921年6月27日，孙中山命令粤、赣、滇、黔各军出兵讨伐桂军，分兵三路进军广西。陈奇涵又随赣军征战三个月，占领了南宁和桂军的最后据点龙州，迫使陆荣廷仓皇出逃，最终平定广西，统一两广。陈奇涵因作战勇敢，屡立战功，由候差员提升为排长。

1922年5月，陈奇涵参加第一次北伐战争。两年后，陈奇涵脱离赣军，在广州受聘为广东警卫军讲武堂区队长。1925年初，陈奇涵转入黄埔军校。他先担任该校第三期学生总队第一大队第三队上尉连长，后担任少校政治大队长(营长)。这个时期是陈奇涵一生的转折时期。

陈奇涵自到黄埔军校，便开始有计划地阅读革命理论书刊。每逢星期日，他还去东皋大道农民运动讲习所，聆听毛泽东、周恩来、肖楚女、恽代英等同志的政治专题报告。在黄埔军校，陈奇涵直接受到革命思想的熏陶，逐步接受了共产主义人生观，走上了与工农相结合的革命道路。他立志为民众谋解放，决心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

周恩来领导的“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是黄埔军校的一个进步团体组织。陈奇涵在此结识了周恩来、聂荣臻等人，并积极参加该组织的活动，进行了反对国民党右派组织“孙文主义学会”和反对“戴季陶主义”的政治斗争。1925年2月，经陈赓、许继慎介绍，陈奇涵秘密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陈奇涵在黄埔军校的时间虽然只有一年多，但在对学生进行军政训练的同时，自己在血与火的战斗中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在参加东征、平叛等一系列战斗中，经受了战斗洗礼，成长为坚强的革命军人。

1926年3月20日，担任黄埔军校校长并兼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的蒋介石，为了打击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迫使共产党退出黄埔军校和第一军，有预谋地挑起“中山舰事件”。接着又有恃无恐，向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提出了限制共产党人在国民党中活动的《整理党务案》。5月15日至22日，国民党第二届二中全会由蒋介石主持在广州召开。由于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屈从于国民党右派的压力，使《整理党务案》得以通过。此后，蒋介石相继窃取组织部长、军人部长、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等要职，独揽党政军大权，使国民党右派在组织上占了绝对优势。

珠江之畔风云突变，中国革命处在历史的重要转折点。陈奇涵此刻也面临着人生的重要抉择。此时，他已是黄埔军校少校军官，如果脱离势单力薄的共产党，留在占统治地位的国民党内，则待遇丰厚不言而喻，飞黄腾达也指日可待。但陈奇涵不改初衷，毅然保留共产党员的党籍，宁愿丢掉高官厚禄，而去承担清贫和风险。他秘密接受党的指示，在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和总政治部留守处主任孙睿明的领导下，带领一批黄埔军校和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共产党员，以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特派员的名义，准备离开黄埔军校，返回故乡。

1926年9月，在陈奇涵的带领下胡灿、肖以佐等十余人陆续返回老家兴国，各自利用合法身份，深入到各个乡镇，在群众中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筹备建立兴国党组织。由他们亲自创办的忧道小学，成为他们宣传革命的场所和党的秘密联络点。

9月17日，陈奇涵等在平川中学秘密召开会议，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兴国县支部干事会。在会上，胡灿提出建议，陈奇涵在家乡的目标大，而且经常奔波于赣南、赣东各地指导工作，所以暂时隐蔽身份比较适宜。他的建议得到同志们的赞同。会上决定由胡灿任书记，凌甫东任组织委员，肖以佐任宣传委员。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兴国建立组织的开始，也是赣南最早成立的几个县级党组织之一。至1927年春，全县已发展党员100名，下辖十八个党小组。

1927年1月，朱德遵照中共中央军委的指示，由武汉赴南昌，转到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工作。中共中央军委指示朱德，利用以前他在滇军护国军时的声望和同僚关系，选定第三军为目标，着手创办军官学校，培养革命武装干部，以便在各方面开展革命活动。同时，指示陈奇涵利用本人在江西的声望和工作基础，配合朱德创建军官教育团。军官教育团组建后，名义上隶属第三军，实际上归属中央军委和中共江西省委直接领导。该团由朱德任团长，陈奇涵任参谋长和党的负责人(支部书记)。陈奇涵还直接指挥一个营，协助朱德在南昌城内开展革命活动，为党培养军事骨干。并负责以密码直接与武汉的中共中央军委保持联系。直至南昌起义前，党中央的电报指示都是经过陈奇涵的密码本译出的。

1927年2月21日，蒋介石在南昌总司令部第十四次总理纪念周上公然发表演讲，叫嚣：“我是中国革命的领袖，并不仅是国民党一党的领袖。共产党是中国革命势力之一部分，所以共产党员有不对的地方，有强横的行动，我有干涉和制裁的责任及其权力。”并制造了震惊全国的赣州“三•六惨案”，杀害了江西省总工会副委员长、赣州总工会委员长陈赞贤。这是蒋介石公开背叛革命的前奏，是他放出的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第一枪。

3月30日，朱德、陈奇涵指挥军官教育团，配合南昌工人武装纠察队，包围了驻牛行车站的蒋介石的宪兵团留守处，收缴了其枪械，活捉了该团副团长关麟征及其下属全部人员。4月，朱德和陈奇涵率领军官教育团及一部分警察，以“剿匪”为名离开南昌，进入赣东地区开展革命活动，镇压反动派及其武装。朱德、陈奇涵到达临川后，接见了各公法团体负责人，召开公法团体会议，了解情况。经过调查研究弄清当地情况后，决心为民除害，并在临川县政府召开了剿匪会议，研究与布置开展剿匪工作。

朱德、陈奇涵率军官教育团在赣东的临川、崇仁、宜黄、乐安、金溪、东乡、进贤等地打击土匪与反动地主武装。在清剿中采用“剿抚兼施，各个击破”的策略，实行“先投降者免罪，顽固逃窜者严惩”的政策。

8月1日，南昌起义爆发，奉朱德指示，陈奇涵率领814团加入起义军行列，在抚州配合起义军在南昌的行动。经过4小时激战，起义军全歼守敌3000余人，胜利占领了南昌。

8月5日，起义军按照中共前敌委员会的部署，退出南昌，向广州进发。起义军撤离南昌后，革命势力受到反动势力的重重包围，白色恐怖笼罩江西。奉命留在抚州的814团因内部反动势力哗变，陈奇涵被迫离开抚州，经吉安返回兴国。回到兴国后，陈奇涵主持召开了“羊山会议”，这是中共兴国党组织从遭受挫折到恢复发展的转折点，在兴国革命斗争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羊山会议”后，中共兴国支部改为中共兴国特别支部，陈奇涵任军事部长。

1928年4月，中共赣西特委委员、赣西工农革命军第7纵队党代表曾炳春，带领该纵队到兴国进行游击活动，与中共兴国党组织负责人陈奇涵、肖芳全、李明兰等人取得联系，他们秘密地在兴国冰心洞的清静观召开了一次中共兴国区委扩大会议。不久，陈奇涵、曾炳春首先领导了崇贤农民暴动，揭开了兴国武装暴动的序幕。

兴国暴动是一次有组织、有计划的革命群众运动，也是兴国前所未有的一次革命武装暴动。革命红旗第一次在兴国城的上空飘扬。从此，兴国的革命由秘密走向公开，使得许多反革命分子惶惶不可终日，有的甚至跑到赣州、南昌长期“避难”，不敢回来。1929年2月，红2团、红4团第二次攻占兴国县城，摧毁了兴国的反动政权，沉重地打击了兴国的封建势力，为兴国红色政权的建立，扫清了障碍，奠定了基础。陈奇涵作为兴国暴动的主要组织者，在兴国革命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1930年4月，中国工农红军学校第三分校在吉安陂头成立，朱德兼校长，毛泽东兼党代表，陈奇涵任教育长。不久，红4军离开吉安，李文林改任校长兼政委，金万帮任校委书记，陈奇涵仍为教育长，具体负责学校的军政训练与日常教学工作。这个学校为部队培训了一批优秀的红军指挥员与地方武装领导干部，也积累了宝贵的军事教育经验。陈奇涵调到第三分校后，转入了正规红军。从此，他一直没有离开部队。

1932年1月，陈奇涵率领红3军第9师在于都北区地方武装配合下，在于都、宁都等地消灭地主武装，攻下兴国、于都、赣县的马安上宝土围，歼敌五、六百人，缴枪三百余支，在于都北区基础上成立胜利县。3月12日，由于形势发展需要，中央军委决定重新组建红军第一军团，下达了《关于重编红一、三、五军团的训令》，以红四军和红五军团之红十五军合编为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陈奇涵任参谋长兼红一军团随营学校校长，罗荣桓任政治部主任。

4月2日，红一军团由长汀以东的馆前、新桥地区移至长汀，准备东征。陈奇涵采取各种手段，侦察敌情和地形，为毛泽东、朱德决策龙岩战斗提供可靠的情报和建议，并一举攻占闽西重镇龙岩，歼敌两个团，为进攻漳州创造了有利条件。11日，陈奇涵出席了毛泽东在龙岩主持召开的红一军团师以上干部会议，并草拟了“漳州作战计划”。20日，参与指挥了红一军团攻打漳州战役，歼敌第四十九师大部，占领了漳州。打开漳州后，陈奇涵又协助军团长布置红一军团短时间分兵闽南，将部队分散在漳州及其周围发动群众打土豪、扩大红军、筹备粮款。

此次东征，开辟了闽南根据地，进一步扩大了苏区，使中央根据地的南翼基本得到稳定。此时，中央革命根据地进入全盛时期。

1933年1月，红一军团在黎川三都整编，陈奇涵因负伤治疗，调离红一军团。3月，陈奇涵伤愈出院后，调任江西军区兼赣东北战区指挥部参谋长，协助军区总指挥陈毅、政委李富春统一指挥江西赤色地方武装。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1933年，陈奇涵祸从天降。在反对所谓“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中，他受到株连。

1933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等人从上海抵达红都瑞金，从此，王明“左”倾错误在中央苏区得到全面贯彻。2月中旬，“左”倾错误领导者首先在福建苏区开展反对所谓“罗明路线”的斗争。罗明当时是福建省委代理书记，拥护毛泽东的主张，在一些问题上，不同意“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作法。因此，他遭到打击，政治、组织上受到处分，被撤职。其后，福建省一大批领导干部也遭到错误批判斗争。这些遭批斗和撤职的干部，都是拥护和执行毛泽东正确主张的好同志。

2月下旬，“左”倾错误领导者又如法炮制，在江西掀起了一场反“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的所谓“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江西苏区一大批能够理论联系实际、有丰富斗争经验、敢于公开抵制和反对王明“左”倾错误的党政军干部受到打击或被牵连。刚出任江西军区参谋长的陈奇涵也莫名其妙地受到株连。

邓、毛、谢、古四人，在中央苏区对王明“左”倾错误路线进行了旗帜鲜明的抵制，因而被划为一个“小派别”，受到王明宗派主义的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陈奇涵与他们4人比较熟悉。1932年陈奇涵负伤住院期间，拿出自己的补助，请同在一起住院的邓小平、毛泽覃吃了一顿饭，这件事情，在反“江西罗明路线”开始后，竟成了打击陈奇涵的借口。1933年冬，陈奇涵终被莫须有的罪名撤消了江西军区参谋长职务。

1934年春，陈奇涵从江西军区兼西路军参谋长一下子降职到红军总政治部武装动员部当科长，在部长罗荣桓的领导下，负责扩红工作。

陈奇涵在错误的党内斗争面前，表现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原则立场和态度。在政治原则问题上，陈奇涵不惧“左”倾错误领导者的压力，执着地坚持自己的正确意见，从不妥协让步，在组织纪律上，他服从分配。虽然身处逆境，蒙受冤屈，但仍顾全大局，做到受打击而不屈服，被撤职也不灰心，对党的事业始终满怀信心，继续任劳任怨地为扩大红军而努力工作。

1934年5月，中共中央做出组建教导师的决定。教导师的主要任务是负责掩护党中央和军委机关，保障其安全。新组建的教导师，直属军委领导。8月间，调陈奇涵任教导师作战科长，参与教导师的组建工作。9月，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战争的形势不断恶化。瑞金以北的宁都、石城相继失陷;东部敌军已开始向根据地中心长汀发动进攻;南部敌军已进抵会昌一带。中央红军已处于十分危急的局面。此时，毛泽东、彭德怀提出主力红军应冲破敌人的堡垒封锁，出击外线，调动“围剿”中央苏区的敌人脱离其堡垒，相机歼灭之，以打破敌人的“围剿”的建议。

陈奇涵由于懂工兵技术，临时被抽调去于都河架桥，准备长征。10月10日，陈奇涵赶回教导师，红军指战员离别瑞金，开始了长征。在漫长的长征道路上，陈奇涵不仅要与战士一样长途行军，而且在行军途中，还要随时观察部队行军秩序，检查各团掉队人员。到宿营地后，他仍不能休息，还要派人侦察地形，寻找向导、派出警戒;接着，他还要绘制新的行军路线图，发出当日口令，写出宿营报告，派人送达上级司令部。本来这是他担任部队首长时，由参谋来完成的工作。但是现在他是普通的机关工作人员，即便如此他也没有丝毫的怨气，而是忍辱负重，默默地为党工作着。

1935年1月，红军抢渡天险乌江，陈奇涵负责指挥架桥行动，保证了飞渡乌江天险的胜利。红军渡过乌江，接着进占遵义，在遵义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开始确立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在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成为中国革命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一个伟大转折点。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指示要起用受王明路线打击排挤的干部，陈奇涵调任红一军团司令部教育科长。

鉴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加紧入侵，严重地威胁着中华民族的生存。1935年12月下旬，党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同时，为了打破国民党军队的封锁，实现中国共产党直接对日作战的主张，1936年1月19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颁布了《东征抗日和讨伐卖国贼阎锡山的命令》，东征分左右两个纵队行动，红一军团为左翼纵队;红十五军团为右翼纵队。陈奇涵以军团副参谋长身份参加指挥红七十八师进行东征战役。经过75天的东征作战，我军共歼敌13000多人，俘敌团长以下官兵4000余人，缴枪4000多支，扩大红军8000余人。在山西二十多个县的农村发动了群众，播下了革命火种，推动了华北和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

东征的战尘尚未洗去，陈奇涵又奉命踏上了西征的征途。1936年5月，为了巩固和扩大陕甘革命根据地，扩大红军队伍，西北革命委员会决定红一方面军主力进行西征战役。

此时已是红十五军团参谋长的陈奇涵，亲自率领红七十八师，一路高歌猛进，在西征两个月时间里，与红一军团其它各部协同作战，歼敌两个团又一个营，俘敌旅长以下2000多人，解放了环县、同心等多座城镇，开辟了纵横800多里的新根据地，为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北上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1937年初，陈奇涵被调入抗大第二期学习。抗大是1月20日开学，至8月毕业，历时7个月。陈奇涵被编入第二期大学部第一大队。

陈奇涵在抗大学习热情和自觉性非常高，他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除了每天上课之外，还抓紧时间自己阅读、研究问题。通过半年的学习，陈奇涵在马列主义的理论基础、政治思想水平和军事指挥、领导艺术等方面，都有了进一步提高。他更深刻地领会了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掌握了革命战争的基本规律和战略战术。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国革命进入了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新时期。抗大第二期大学部学员奉党中央的命令，立即结束学习，于8月份，分赴抗日战争的各条战线。10月，毛泽东电令成立绥德警备区，任命陈奇涵为警备司令。

1938年3月，陈奇涵以“半渡而击，主动出击”的战术，击退了日军1个旅团向宋家川、军渡等地的数次进攻。陈奇涵在率领警备区军民二年的反顽抗敌斗争中，取得的胜利和成绩，得到毛主席的高度评价，赞扬他们“保卫了延安的东北大门”。1939年，陈奇涵调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参谋部部长。接到新任命的陈奇涵，虽然在红军时期先后担任过红三军、红四军、红一军团、江西军区和红十五军团参谋长等职务，对参谋工作轻车熟路，但他仍然感到这次到军委工作的担子之重，决心不辜负中央信任，更好地完成协助军委领导指挥全局作战的工作。不久，陈奇涵又同时兼任了延安卫戌司令、防空司令、总交通司令等职。

为了适应抗战形势发展的需要，培养更多的抗日军事政治骨干，1941年1月，陈奇涵奉命担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三分校校长。陈奇涵按照中央军委《关于整理抗大问题的指示》精神，运用第一期办校的工作经验，根据第二期学员的实际情况，因材施教。对于八路军各部队来的学员队和知识分子学员队分别制定不同的教育计划，教学上做了不同安排，并采取不同的施教方法。他们坚持以教育为中心，以德育为重点，利用延安相对安定的环境，培养了一大批具有相当水平的参谋人员、俄文翻译、军事指挥员、政工干部等方面的专业人员，为我军的发展壮大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1942年2月，陈奇涵进入中央党校学习，参加延安高级干部整风运动。他任高级学习班第三党支部书记。延安整风运动中，陈奇涵召集在延安的赣籍老红军，进一步回顾总结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江西、赣西南、赣东及兴国等地党的历史经验，整理了一大批珍贵的党史资料。中央军委还为陈奇涵1933年受撤职处分的问题，于1942年3月正式做出书面结论：“对陈奇涵同志的撤职处分，是当时干部政策的错误，应予正式撤消其撤职处分。”至此，陈奇涵的八年之冤，得以昭雪。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在延安举行。陈奇涵当选为“七大”代表，光荣地出席了大会。在会议上，陈奇涵列举了许多历史事例，阐述了“左”倾错误路线给党和革命事业造成的巨大损失，不同意王明进入中央委员会。会后，他又来到毛泽东住的窑洞，再一次向毛泽东陈述了自己的观点。毛泽东对陈奇涵坚持真理，疾恶如仇的品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8月15日，日本“天皇”以广播“停战诏书”形式宣告投降，9月3日，日本政府和日本大本营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抗日战争以中国人民的胜利而告终。

但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急忙调兵遣将，把国民党军队14个军共41个师、8个交通警察总队约54万多人，运送到华北、华东、华南、东北各地，其目的就是要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准备内战，以建立国民党独裁政权。从8月中旬到9月中旬，在美帝国主义的帮助下，国民党军队以“收复失地”为名，抢占各战略要地，在华南、华东、华中、华北夺取了一大批大中城市和交通干线。之后，把抢占战略要地的重点放在了东北。

东北背靠苏联，当时具有战略上的优势地位，能否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是中国革命成败的一个关键。为了巩固东北根据地，陈奇涵奉命率干部队奔赴东北。但因途中生病，病情日趋严重，很难继续前行。中央考虑陈奇涵的身体状况，暂不去东北，留在冀热辽，担任冀热辽军区副司令员。

1947年3月30日，为加强中共领导的东北民主联军的力量，中央军委决定，将冀热辽军区划归东北民主联军建制，下辖热河军区、冀热察军区和冀东军区。自5月中旬开始，陈奇涵参与指挥了东北民主联军向东北国民党军发起的夏季攻势，连续作战50天，收复了大片土地，先后攻克城镇42座，进一步扩大了解放区。7月，陈奇涵接上级指示，调离冀察热辽军区，前往东满。9月，东北局任命陈奇涵为东北民主联军东满军区副司令员，与司令员周保中、政委陈正人一起领导东满军区的工作。上任不久，陈奇涵领导部队参加了两次大规模的战役。

东北我军在夏季攻势后就地进行了休整，并编组了新的部队。野战军除将辽吉纵队改编为第七纵队外，又以冀察热辽军区6个独立旅及东北民主联军与周保中、陈奇涵领导的东满军区所辖的3个独立师，分别合并组成了第八，第九、第十等3个纵队。至1947年9月，东北民主联军共辖9个纵队39个师，连同地方武装，总兵力达51万人。为贯彻执行《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所规定的任务，配合关内我军的作战，东北民主联军于9月14日发起了秋季攻势。

陈奇涵协助周保中率领东满军区部队配合我军第六纵队在中长路一带对敌作战。10月9日，东北民主联军决定围歼吉林之敌，引敌分散于四平以南和以北地区和长春以东地区，以便各个击破。于是，东北民主联军总部令第六纵队以奔袭方法，围歼吉林外围松花江两岸口前、九站等处之敌，以免敌逃回吉林。令第二十九师主力担任围歼棋盘街、江密峰之敌，并抽一个团配合东满军区部队，归陈奇涵指挥，担任围歼乌拉街之敌。15日，陈奇涵率部占领了乌拉街、棋盘街，全歼该地敌人。17日至18日，陈奇涵等又率部配合六纵占领了桦皮厂、九站、口前等地，肃清了吉林外围之敌。

东北敌军遭受我军秋季攻势打击后，被迫退缩于中长路长春至大石桥和北宁路沈阳至山海关段的各主要城镇。物资供应缺乏，处境更加困难。而我军在秋季攻势后，进行了短期休整，部队士气旺盛，全军总兵力达73万人。东北民主联军决定利用江面结冰，便于机动兵力的有利条件，集中全部主力，发起冬季攻势。

1947年12月，冬季攻势发起后，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命令东满军区部队在吉长线活动，钳制吉林、长春之敌。31日，在陈奇涵等领导下，东满军区部队奔袭长春、二道河子东的杨家店地区，给敌以沉重打击。

为了加强部队统一指挥，促进我军正规化，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1948年1月1日，东北民主联军改称东北人民解放军，东北民主联军总部改为东北军区兼东北野战军领导机关。陈奇涵所在的东满军区也改为吉林军区。3月，陈奇涵率领吉林军区前线指挥所和松花江前线指挥所参加围攻吉林和长春的战斗，取得重大胜利。

1948年4月，东北局决定撤消南满军区，所辖地区和部队分别改为安东军区和辽南军区。陈奇涵被调任辽南军区司令员。从此，陈奇涵离开东满，转战辽南。

陈奇涵一到辽南军区，就领导辽南军区部队进行新式整军运动。1948年6月初，根据东北局精简整编，缩小机构，充实连队，以求得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支前为原则，陈奇涵对军区进行第一次整编。7月，辽南军区改为辽宁军区，陈奇涵仍任司令员，8月初，针对当时辽宁军区部队庞大，武器缺少，对敌游击战争困难的情况，陈奇涵对辽宁军区进行了第二次整编。经过两次整编，提高了辽宁军区部队的战斗力，为以后大规模战斗中灵活机动地打击敌人奠定了基础。

为保障即将到来的大规模战役的顺利进行，陈奇涵还率领辽宁军区部队抢修铁路、公路、桥梁、恢复交通运输。到1948年8月中旬，基本上使辽南地区交通得以畅通，保证了战争中的军运。同时，他还在辽南设立兵站，医院、供应站，保障战役中物资供应和伤员救护。这些工作，在整个战役期间，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东北野战军冬季攻势结束后，全军已有12个步兵纵队、一个炮兵纵队和17个独立师共60余万人，加上机关、地方部队，总兵力达103万人。东北地区97%以上的土地和86%以上的人口获得解放，我军同国民党军在东北战场上进行战略决战的条件已经成熟。

9月12日，辽沈战役爆发。在两个月的时间里，陈奇涵率辽宁军区部队协助主力，取得辽沈战役的胜利。

辽沈战役后，陈奇涵立即投入到辽宁省的恢复工作。刚解放的辽宁还极不稳定，土匪残兵还不时对我人民进行骚扰，国民党特务也大肆进行破坏活动。陈奇涵率部经过大小数十次战斗，于11月中旬肃清了规模较大的残兵土匪，使社会秩序得以安定。

1948年11月20日，中共辽宁省委成立。陈奇涵等7人为省委常委。11月下旬，东北野战军主力向关内挺进，12月25日，中央军委电令，任命陈奇涵为东北军区参谋长。

陈奇涵离开了辽宁军区，赴任东北军区，一方面组织东北军区各部队，进行战斗总结，开展军政训练，肃清残余匪徒，稳定社会秩序，一方面做好大军南下的准备。同时，抓紧东北军区机关的业务建设和组织建设。

他还对东北军区的参谋工作做了改进：创办军事杂志，以统一部队的军事思想;举办参谋学校，全面培养参谋干部;参谋人员与指挥人员由下而上的加以交流，以便充实参谋人员作战经验及实际工作经验。

陈奇涵还通过调查研究和实践经验，对有关军队建设与战略、战术等方面提出了许多重要建议。他特别注重部队的思想教育，特别是政治教育。在战术技术上，他提出了四大技术和三三制战术。他还对部队的编制、后勤、卫生等工作都提出了良好的建议。这些建议大都被采纳，对东北军区的建设，乃至东北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了积极贡献。

1949年1月，平津战役结束后。3月11日，奉中央军委命令，东北野战军改编为第四野战军，中央军委命其向中南进军。这时，陈奇涵奉中央军委之命，调离东北，随第四野战军主力挥戈南下，解放江西。4月初，陈奇涵奉中央军委命令，来到北平。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亲切地接见了他。要他立即准备南下，组建江西军区，并出任江西军区司令员。6月19日，中共江西省委宣告成立，陈奇涵任省委常委。6月25日，江西军区正式成立，陈奇涵任司令员，陈正人任政委。从此，江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始了当家作主的新时代。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兵朝鲜，直接同美国军队作战。为了适应抗美援朝战争对兵员的需要，陈奇涵领导江西军区进行了两次扩兵。共扩大新兵77350多人，这些新兵除一部分补充军区部队和地方武装外，大部分经教育训练后，组建了11个团又4个营，编制成志愿军序列，开赴朝鲜前线。此外，江西军区还征召了14700名转业军人归队，编成5个团，分别调拨给华东军区和中央军委。为取得抗美援朝战争胜利，随时准备把具有高度政治觉悟和熟练军事技术的战士送上前线，陈奇涵领导江西军区部队开展了以美国侵略军为作战对象的军政大练兵。在6个月的军政大训练中，陈奇涵根据上级指示和部队实际情况，凭借自己训练部队的丰富经验，亲自指导制定训练计划，提出切实可行的训练措施，进行严肃认真的训练。

江西军区的这次军政大练兵，是在革命胜利后比较安定的环境下进行的。由于陈奇涵的高度重视和充分准备，训前对组织领导、训练方法、步骤作了明确规定，特别强调了教养一致和统一训练作风，共轮训7820名干部和骨干，全面系统地提高了部队的军政素质。

1954年1月，中央军委决定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庭，统一管理全军军事审判工作。基于陈奇涵资历深，威望高，廉明公正，熟悉军事法律，中央军委暨毛泽东主席于2月28日发布任命书，任命陈奇涵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庭庭长。

同年夏天，陈奇涵来到北京走马上任。军委管理局分配他一家住到西四北头条一座四合院里。他家在这里一住就是40多年。他到京不久，就去北戴河向军委领导汇报军事法院的工作。

一天吃过晚饭后，陈奇涵去海滨散步，迎面走来周恩来，邓小平，李富春等同志，邓小平高兴地说：“我们从延安分别后，这是第一次见面”，周恩来说：“听说你去搞军法工作了，你身上的担子不轻啊!”他们和陈奇涵一起坐在海滨的藤椅上，开怀畅谈起来。

我军的军法工作，从建军之初就有，但没有全军统一的军队法院(庭)。红军时期有的部队称“军队审判所”，抗战以后称“军法处(科)”，实际上多数军区和部队把它放在保卫部，全军的总政治部也设有“军法处”。现在要建设一支革命化现代化的军队，必须建立一个全军统一的军队审判机构。

军事法庭是军事法院的前身，是一个刚成立的新单位。陈奇涵来时，一切俱空。与其说是调陈奇涵来上任，不如说是调他来筹备。他身边只有少数几个工作人员，一切都得白手起家，从头做起。经过他的努力，军委把一处院子拨归军事法庭。院内有一幢二层楼房作办公用房。

陈奇涵为筹备军事法庭，更多的精力还是放在法庭的组织建设和业务建设上，放在考虑法庭的工作方针、任务、内容、方式等重大问题上。他叫人翻译有关苏军军事法院方面的资料，又派人到图书馆、档案馆查阅我国有关历史资料，结合我军历史上的审判工作经验和组织形式，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看法与想法。1954年8月25日，陈奇涵向中央军委作《军事法庭的建立与工作》的报告。并得到中央军委对军事法庭工作方针的第一个明确批示：“目前，制法为主，习法为次”。陈奇涵根据这一批示，为开创我国军法工作做了大量工作，成为我国军法战线上的奠基人。

1954年9月，陈奇涵当选为第一届国防委员会委员。在以后召开的第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陈奇涵继续当选为第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同年11月，中央军委决定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庭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院，1955年1月，陈奇涵改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院院长。

根据军事法院编制人员少的情况，陈奇涵对军事法院内部的机构设置，主张精干高效。由于陈奇涵对各处、室的职能分工规定明确，也就使各部门各司其职，办事效率较高。在定编制、定机构的同时，陈奇涵就抓军事法院的班子和各级军事法院干部的配备。

1955年9月，陈奇涵被授予上将军衔。由于他在革命战争中的巨大功绩，还被授予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各一枚。这是我国军法战线上的第一位上将，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位军法上将。

1956年9月，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陈奇涵作为军队系统选出的八大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并当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不久，他又担任中共中央政法小组成员，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协助董必武抓全国政法工作。1957年4月，全国人大常委会任命陈奇涵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在法院领导的分工上，他分管军事法院系统的工作，同时还担任军事法院院长职务。

从50年代末期开始，陈奇涵的身体每况愈下，战争时期染下的重疾风湿性关节炎时而复发，犯病时疼痛万分，不能行走。心脑血管疾病也向他袭来。但是，陈奇涵在疾病面前始终保持乐观情绪。在此后二十余年时间里，他始终惦记着人民，惦记着工作，惦记着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

1981年6月19日，陈奇涵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他的英名将永远在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史册上光耀千秋。

导语：安禄山发动叛乱的发生，安禄山他本人权限很大，拥精兵10余万，再加上唐朝内地兵力空虚，这一切都为其叛乱创造了有利条件。下面是yuwenmi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历史故事，欢迎阅读与借鉴，谢谢!

公元755年(天宝十四年)冬，安禄山见时机成熟，决定发动叛乱。那时恰好有一个官员从京都返回，安禄山就假造了一份唐玄宗的诏书，向将士们宣布说：“皇上有密旨，要我立刻带兵入朝讨伐杨国忠。这个消息太突然了，众将士十分惊讶，但谁也不敢反对，安禄山的一些心腹则拼命鼓吹响应。

十一月初，安禄山纠集了十五万人马，号称二十万，连夜从范阳(今北京市城区西南)出发，向南进军。一路上烟尘滚滚，席卷千里;鼓噪呐喊，惊天动地。唐代诗人白居易在他著名的叙事长诗《长恨歌》中形容道：“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九重城阙烟尘生，千乘万骑西南行。”那时候，老百姓过了数十年和平生活，几代人都没有经历过战争，突然间听说范阳兵变，远近震动。河北各郡的防守很快就瓦解了，接着洛阳陷落，潼关失守，长安危急，唐玄宗只好带着杨贵妃仓皇出逃。

路上，有一个老人对唐玄宗说：“安禄山的反心，早就暴露了。但是有人向陛下告发，总是被陛下所杀，以致造成今天的局面!我记得宋景当宰相时，敢于讲真话，所以天下太平。而现在的朝臣只晓得阿谀奉承，所以天下的情况，陛下一无所知。如果陛下不是逃难到这里，我怎么能当面向陛下诉说这些事呢!”

唐玄宗痛心地说：“这是我糊涂，真是后悔莫及啊!”

老人说的是大实话，造成安禄山叛乱的就是唐玄宗和他的宰相李林甫，还有杨贵妃的哥哥杨国忠一伙。安禄山是胡人(我国古代对北方和西方各少数民族的泛称)，原是平卢(治所在今辽宁朝阳)节度使张守的偏将。因为犯罪被判死刑，张守怜惜他打仗勇敢，才送到京师让朝廷去决定。当时，宰相张九龄认为：“军令如山，安禄山不可以免死。”

但是，唐玄宗也欣赏他的勇敢，要赦免他。张九龄仍坚持原则，说：“安禄山犯纪丧师，于法不可不杀;况且我看他脸露凶相，不杀他将来有后患。”

唐玄宗却说：“你不要枉害忠良。”最后仍赦免了他。

安禄山这个人很狡猾，善于揣测人情，讨人所好。他任平卢兵马使时，凡是朝廷来人，都要送一笔厚礼。有一回，御史中丞张利贞来考查，安禄山百般奉承，连张利贞的随员都一一加以厚待。所以，张利贞回朝后，在皇帝面前将安禄山大大夸奖了一番，安禄山便被提升为营州都督，充平卢军使，黑水等四府经略使。

公元743年，安禄山入朝，唐玄宗更加宠信他，随时接见，封赏优厚。安禄山编造了一个故事说：“去年营州虫灾，我焚香告天说：‘我安禄山如果心术不正，事君不忠，情愿蝗虫来吃我的心肝。如果我对神灵虔诚，希望虫子都散去。’于是就有大批鸟群从北飞来，一刹那间，就把害虫吃个精光。请皇上命史官如实记载下来。”唐玄宗居然答应了。

安禄山为了邀功，取得皇帝的信任，经常侵略掠夺边境各族。奚族、契丹忍无可忍，先后杀掉了唐室下嫁的公主，纷纷反叛，安禄山就出兵讨伐。他奏告朝廷说：“我讨伐契丹直到北平郡，梦见先朝名将李靖向我求食。”

唐玄宗就下旨为李靖建庙。庙造成后，安禄山又谎奏说：“祭奠时，庙梁上竟生出了灵芝草。”唐玄宗竟然也信以为真。

安禄山是个矮个子，却长得肥胖，肚皮下垂过膝。他见皇帝时故意装出一副滑稽相。有一次，唐玄宗指着他的大肚子开玩笑地问：“这个胡人的肚皮长得这样大，里面装的是什么?”

安禄山回答：“没有别的，只有一颗赤子之心。”唐玄宗听了很开心。

后来，唐玄宗又让安禄山拜杨贵妃为母。皇帝与贵妃共坐时，安禄山先拜贵妃。皇帝问他为何这样，安禄山说：“胡人先拜母亲，后拜父亲。”唐玄宗听了也很高兴。

公元750年，唐玄宗封安禄山为东平郡王，又任命他兼河北道采访处置使。安禄山以友好交往为名，引诱奚族、契丹酋长赴宴，把他们灌醉后。活埋了数千人，另外八千人作为俘虏，连同酋长的首级一起献给朝廷请功。唐玄宗特地为安禄山在京城造了府第，第二年，他又下令给安禄山建造更富丽豪华的府第，还说：“安禄山眼大，勿叫他笑我小气。”新屋造成，安禄山叫皇帝通知宰相来赴宴。到了那一天，唐玄宗原来打算打球的，结果也临时通知改期，并命宰相一同都去安宅。

安禄山生日那一天，唐玄宗和杨贵妃都赠送了厚礼。第三天，皇帝召安禄山入宫，杨贵妃异想天开，居然用锦缎做了一个襁褓，将安禄山像婴儿一样包起来，叫宫女用彩轿抬着走。唐玄宗听到后宫的欢笑声，问原因，宫女说是贵妃生婴儿过“三朝”(古代风俗，通常在结婚、生孩子或死亡后第三天，举行庆祝或纪念活动)。唐玄宗亲自去看，不仅给杨贵妃赏赐了三朝洗儿的金银钱，还赏赐了安禄山。从此宫中把安禄山称作“禄儿”，他可以自由出入宫廷，或与贵妃对饮，或夜宿宫中，无所不至。

安禄山原任平卢节度使，兼任范阳节度使，后来他又要求兼任河东(治所在今山西太原)节度使，唐玄宗也毫不犹豫地同意了。

安禄山兼领三镇节度使后，重兵在握，日益骄横。他认为皇帝年老又惧内，朝廷武备松弛，所以没有什么力量可以与他对抗。他手下的官员就趁机劝他叛乱。安禄山收编了契丹等族的投降者八千人，又有家丁百余人，都是以一当百的亡命之徒。他养了数万匹战马，又派胡商到各地去收买刀枪。他还奏请朝廷，封他的部下当将军的有五百多人，当中郎将的有两千多人，以此收买人心。

在中华大地这个历史舞台上，上下五千年中来去匆匆走过了许多位风云人物。秦始皇就是在这个历史舞台上留下了重重脚印的一位。他从父亲秦庄襄王手中接过了秦国先公先王传下来的统一六国事业的接力棒，奋力拚搏，终于跑到了终点，建立了一个空前统一的秦帝国。

秦始皇在中国建立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在我国历史发展长河中，树立起一块新的里程碑，其功绩是伟大的。但是，秦始皇横征暴敛，农民被迫把收获物的三分之二上交赋税，还要负担沉重的遥役，被征去修阿房宫、陵墓、筑长城达200多万人。秦始皇的暴政，给自己种下了覆灭的恶果。

康有为曾是炒房高手

中国传统文人，通常羞言金钱，以“铜臭味”鄙视之。故不少优秀的文人墨客，都不事生产，不谙经营之道。但也有例外，既才华横溢，文思敏捷，又具备超人的经济头脑，懂得理财。康有为就是其中的一位佼佼者，他对房地产有着敏锐的判断力，好几次牛刀小试，便获利不菲。其点子之准，下手之稳，就算现在的炒房高手，也自愧不如。

康有为流亡海外多年，其间得到了许多爱国华侨的慷慨资助，这是他得以周游列国的重要经济保障。但他也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赚了不少钱，特别是在房地产上屡有斩获。

比如1906年春节期间，他访问墨西哥，受到当地隆重接待。当时墨西哥城正在筹款修筑有轨电车，他敏锐地意识到电车轨道经过的地方，必将成为人气旺盛的商业圈，地价必定随之飙升，这是一个十分难得的赚钱的机会，便大量购置电车轨道经过之处的地产。没过多少日子，这些地价果然上扬了好几倍，他轻轻松松获得了10多万银元的赢利。

应该说梁启超也是赚钱的好手，早在1898年就以“保皇会”的名义，用入股的方式向海外华侨集资，在上海创办“广智书局”和“新民丛报社”。他凭借自己的知识资源，占有三分之一的股份，一年收益上万银元。当时康有为因逃避清政府追杀而避居印度吉大岭，经济陷于窘境，他得知后马上汇出1800银元，资助康有为。

有道是“此一时，彼一时”，当康有为在墨西哥的房地产上狠赚了一笔之时，梁启超的“广智书局”却陷入亏损的窘境，康有为得知后马上写信询问梁启超需要多少钱?梁启超回信说：“每年费用3000银元。”康有为立即汇出5000银元：给梁启超本人3000银元，给梁启超在澳门的家属1000银元，给梁启超的兄弟学费1000银元。出手之阔绰，堪与当今那些房地产老板媲美。“康梁”在政治上结为同盟早已美名远扬，在经济上互相施以援手，也传为佳话。

康有为晚年经济状况非常富裕。1913年康有为55岁那年结束流亡生涯回国，广东政府发还了被清朝政府抄没的康氏家产，并加发官产作为对康有为流亡15年的赔偿。资本贵在积累与增长，康有为非常清楚这一点，通过炒房地产来获利，依然是他的拿手好戏。他于1914年6月定居上海，租赁上海新闸路16号辛家花园，每月租金120银元，一住8年。这期间他看到上海房地产的升值潜力巨大，便马上变卖了广东的房产，在上海买入地皮。没过多久，上海的地皮飞涨，康有为又大赚了一笔。接着他又投资交通干线附近的房产，同样获利颇丰。

1921年，康有为在愚园路自购地皮10亩，建造了一座中西合璧的花园住宅，取名“游存庐”，十分豪华。晚年时他还在别处修建、购买了3座别墅，分别为杭州西湖的“一天园”、上海杨树浦的“莹园”和青岛的“天游园”。“一天园”占地30余亩，历时4年才建成。“莹园”建成后转让给别人，属于短线投资项目。青岛的“天游园”原来是总督楼，康有为购买后加以改扩建，他的生命最后终结于此。

苗而不秀，秀而不实“这八个字，据说是孔老夫子叹惜他的学生颜回的。颜回英年早逝，几乎使孔子痛不欲生，连呼”天丧予，天丧予！“有跟随他的弟子问，老师你真的那么悲痛吗？孔夫子回答说，不为像颜回这样的人悲痛，还为谁悲痛？鲁哀公问孔子：你的弟子中，谁是最好学的？孔子不假思索地说：有一个叫颜回的好学，他有怨气不发到别人的身上，也不犯同样的过错，不幸英年早逝，现在再也没有像颜回那样好学的人了。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孔夫子自己最喜欢的，毫无疑问的就是颜回。

孔夫子为什么喜欢颜回？只要看看他是如何称赞颜回的，也就可知一个大概。

在孔夫子的弟子中，颜回大概是家庭比较贫困的一个。一竹筐饭，一瓢水，住在简陋的巷子里，别人不能忍受这种贫苦，颜回却是自得其乐，对此，孔夫子就赞不绝口，连声说”贤哉回也“.就是这样一个出身贫困的孩子，学习却是相当刻苦。孔子说：听我讲述而始终聚精会神不开小差的，大概就只有颜回一个（”语之而不惰者，其回也与！“）直到颜回去世之后，孔子还说：”死得可惜啊！我只看到他前进，从未看到止步。“颜回真可谓是”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典范了，这样的学生，大概没有一个老师不喜欢的，孔夫子当然不会例外。

孔子从教，注重培养学生举一反三的能力，反对死记硬背，此所谓”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论语·述而篇第七》）。在这一方面，颜回大概也做得不错。用子贡的话说，叫做”回也闻一以知十“.对于孔夫子的学问，他能够掌握其精神实质，做到融会贯通，一以贯之，不仅仅是举一反三了。孔子所谓的学习，其实也不仅是读书。”学而时习之“的”习“,以我之肤浅理解，有实习或践行的意思。

一个”仁“字，在孔子的学说中，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颜回问仁，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颜回请孔子说得具体些，孔子就说了四个”非礼勿“,即”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回说：我虽然愚钝，也要践行这些教诲。应该说，颜回确实做得比较到位。在他的同门中，几乎没有一个被孔子誉之为”仁“的，有人问了，孔子也答之以”不知其仁“.颜回却是一个例外，而且评价相当之高。孔子说其他人只是偶尔想到仁德而已，颜回则是长久不违仁德的，算得上是将一个”仁“字”落实到行动中，溶化在血液里“了。

对于孔夫子的学说，颜回佩服得五体投地，用他自己的话说，叫做”仰之弥高，钻之弥坚“.孔子说：颜回对他没有什么帮助，对他说的话，没有不感到心悦诚服的。这句话是批评还是褒扬颜回，大概谁都能够体会得出来。由此透露一个信息，对于孔子说的，颜回只会洗耳恭听，点头称是。孔夫子大概也感觉到这未必就是好事，所以曾经偷偷观察，发现他私下与别人讨论时，对孔子的话也很能发挥，于是说”回也不愚“.但也仅此而已，对孔子说的话，颜回绝对不会穷根究底，提出质疑，更不会像子路那样敢于表示不悦，甚至与之辩说，即使孔子说的话自相矛盾，也不会表示疑惑。

综上所述，都是孔夫子喜欢颜回的缘由，有的顺理成章，有的不很健康。《论语·子罕篇第九》云：”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毋意便是不随意猜测；毋必便是不主观武断；毋固便是不拘泥固执；毋我便是不自以为是。这”四绝“是有道理的，颜回也做得不错。()在孔夫子的弟子中，以德行著称的只有三人，颜回则排第一（其余两位是闵子骞和冉伯牛），甚至被称之为”复圣“.在孔夫子的眼中，颜回或许是完美无缺的。但以我之见，颜回最大的缺点，就是孔夫子说的”四绝“（尤其是”毋我“这一条）做得太好，”克己复礼“也”克“得太过，因此失去了自我，只能成为一个复制品。颜回去世时的年龄，有说三十一岁的，也有说四十一岁的，他之所以”苗而不秀，秀而不实“,没有留下足以为人称道的业绩，除了英年早逝，这个因素也不可忽略。

根据《孔子世家》记载，老子赠言孔子，其中有两句是”为人子者毋以有己，为人臣者毋以有己“.不知道这一记载是否可靠，也不知道孔子的”四绝“以及孔子喜欢颜回是否与这两句话有关，但我以为，人可以有缺点，却不可以没有自我。这一点，为人之师者尤当引以为戒。

三国末年，晋武帝司马炎灭掉蜀国，夺取魏国政权以后，准备出兵攻打东吴，实现统一全中国的愿望。他召集文武大臣们商量统一大计。多数人认为，吴国还有一定实力，一举消灭它恐怕不易，不如有了足够的准备再说。

大将杜预不同意多数人的看法，写了一道奏章给晋武帝。杜预认为，必须趁目前吴国衰弱立即灭掉它，不然等它有了实力就很难打败它了。司马炎看了杜预的奏章，找自己最信任的大臣张华征求意见。张华很同意杜预的分析，也劝司马炎快快攻打吴国，以免留下后患。于是司马炎就下了决心，任命杜预为征南大将军。

公元279年，晋武帝司马炎调动了二十多万兵马，分兵六路水陆并进，攻打吴国，一路战鼓齐鸣，战旗飘扬，战士威武雄壮。第二年就攻占了江陵，斩了吴国一员大将，率领军队乘胜追击。司马炎下令让杜预从小路向吴国国都建业进发。此时，有人担心长江水势暴涨，不如暂收兵等到冬天进攻更有利。杜预坚决反对退兵，他说：“现在士气高涨，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势如破竹(像用快刀劈竹子一样，劈过几节后竹子就迎刃破裂)，一举攻击吴国不会再费多大力气了!”晋朝大军在杜预率领下，直冲吴都建业，不久就攻占建业灭了吴国。晋武帝统一了全国。

成语”势如破竹”，形容战斗节节胜利，毫无阻挡。

盘古开天：话说最早的天地本是合在一起的，宇宙本是一团混沌。在这片混沌中沉睡着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盘古。他的身边放着一把样子古怪的斧头。直到有一天盘古忽然醒来，但是觉得自己所在的空间是那么的压抑，于是拿起身旁的斧头对着周围的空间一气乱挥，也不知道挥了多久，反正是把天和地给明确的划分出来了。但是天与地分开没多久就又开始慢慢合拢，盘古就用自己的身体来支撑着天与地，就这样支撑了很久很久，天与地的位置已经被固定住了，但是伟大的盘古却因疲劳过度，累死了。他死后身体开始变化，骨骼变成了山脉和丘陵，肉身变成了平原和盆地，血和汗水变成了江海，毛发变成了森林，草原和沼泽。他的元神到了天与地的中心处，却因疲倦睡去。

女娲造人：在盘古肉身化为大地之后，大地上出现了很多种生物.多了很多年之后，大地上出现了一位同样伟大的人物--女娲.女娲发现大地虽然有了很多生灵，但是它们缺少着创造能力，于是女娲便用黄泥按照自己的摸样捏出了很多小人，因为女娲觉得创造的这些人应该和自己有点区别才是，所以把泥人的尾巴改成了两条后肢(双足).之后用施放了法术将这些小人变成有生命的活人，并且这些人都具有自己独立的思想.

精卫填海：炎帝有一个善良，可爱的小女儿，名字叫精卫.她从小就有一个梦想，希望见道无边的大海.小女孩一天天张大，也一天比一天漂亮.终于在她认为自己有能力找到大海的时候，她悄悄的离开了部落.最终她找到了大海，她为大海的伟大而陶醉，正当她奔向大海的时候，大海同样卷着巨浪奔向精卫.最后，大海把精卫带走了，带着她离开了这个世界.精卫死前那一刻才醒悟过来.精卫的灵魂因为愤怒而化做一只青鸟，精卫为了报复大海，决定把大海填平，于是就日以继夜的含着西山的石头去填海.

女娲补天：共工撞翻不周山，洞开天门的事被女娲测算到后便从九重天下凡来制止来自天门的洪水.女娲四处收集五色石，再以五色石炼制成补天石.用补天石将天门补上.

后羿射日：多年以后(尧帝在位时)，天下大旱，原因很简单，天上同时出现十个太阳.后羿为解决大旱问题，自己锻炼出一把威力无限的巨弓.后羿在弓上注入法力.然后携弓登上高山，以自己法力凝聚成无形之箭，引弓射日.本想把十个太阳全射下来，但是想到如果全都射下来，大地将陷入无止境的黑暗，所以便留了一个太阳在天上.

百鸟朝凤：很久很久以前，凤凰只是一只很不起眼的小鸟，羽毛也很平常，丝毫不象传说中的那般光彩夺目。但它有一个优点：它很勤劳，不像别的鸟那样吃饱了就知道玩，而是从早到晚忙个不停，将别的鸟扔掉的果实都一颗一颗捡起来，收藏在洞里。

这有什么意思呀?这不是财迷精，大傻瓜吗?可别小看了这种贮藏食物的行为，到了一定的时候，他可发挥大用处了!

果然，有一年，森林大旱。鸟儿们觅不到食物，都饿的头昏眼花，快支撑不下去了。这时，凤凰急忙打开山洞，把自己多年积存下来的干果和草籽拿出来分给大家，和大家共渡难关。

旱灾过后，为了感谢凤凰的救命之恩，鸟儿们都从自己身上选了一根最漂亮的羽毛拔下来，制成了一件光彩耀眼的百鸟衣献给凤凰，并一致推举它为鸟王。

以后，每逢凤凰生日之时，四面八方的鸟儿都会飞来向凤凰表示祝贺，这就是百鸟朝凤。

古时候，有一个孩子叫司马光。有一天，他和一群小伙伴们在一起玩耍。其中一个小伙伴趁大家不注意时爬上了高高的山坡，在山坡下面有一口大水缸。突然，他一不小心掉进了这口水缸里。

水缸很大很高，而且满是水，所有的小伙伴都够不着它。听着水缸里的小伙伴扑通扑通的挣扎声，大家都非常着急。此时，有的小伙伴在惊慌大叫、有的去叫大人来帮忙。而司马光却一点也不慌张，只见他拿起一块大石头，使劲向水缸扔了过去，顿时，水缸破了一个大洞，水顺着洞口流了出来，掉进水缸的小伙伴得救了，大家都非常高兴，他们又可以开开心心的玩了。

我看了这个故事以后非常感动，是因为司马光懂得当遇到困难时要冷静，并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去解决问题。所以，我希望今天所有的小朋友们在遇到困难的时候都要向司马光学习，学习他的智慧、他的机智勇敢。

密探，探险家，军人——我们惊讶于理查德·伯顿爵士竟有如此多的头衔，但他的故事可能才是最令人惊奇的。1853年，伯顿说服皇家地理学会准许他离开军队一段时间，以便可以前往麦加，他将自己伪装成穆斯林——甚至行割礼仪式增强可信度——以此便能在此地收集到他想要的信息。虽然在考察非洲时，他受到索马里士兵的袭击，并不幸被投枪刺伤，但他还是活着逃脱了。他会讲30多门语言和方言，并在以后的生活中担任英国的外交官。当然，很有可能理查德爵士已经将他的大量传奇故事带入了坟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