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名人故事100篇【精彩20篇】

1983年美国心理学家丹·基利也撰文描述了这样一个群体："这类人渴望永远扮演孩子的角色而不愿成为父母。"这些彼得@潘们很爱玩也很好相处，但免不了也有不少孩子的弱点，如优柔寡断、缺乏自我保护意识、渴望被人接受又害怕被人拒绝等。因此他们的行为同年龄很不相称，大多数情况下这无伤大雅，但总有一天，等他们突然明白生活原来并不如想像中那么称心如意时，已经太晚了。这些人就是"彼得·潘综合症"的患者，也就是一些不愿长大，拒绝成熟的人们。

1904年，彼得·潘诞生于苏格兰作家詹姆斯·巴里笔下，后来成为家喻户晓的童话人物，他的故事多次被搬上银幕。彼得·潘生活在梦幻般的"永无乡"里，永远也不想长大，但这毕竟只能出现在童话中，不能为现实所接受。"彼得·潘综合症"患者就是现实中的彼得·潘。成年人面对社会的激烈竞争和残酷倾轧，越来越多的人喜欢"装嫩"，不愿成熟起来。但这种心态如果发展到极端，就被称为"彼得·潘综合症"，被定性为一种心理疾病。

帮助患者摆脱"彼得·潘综合症"的最好办法是迫使他面对现实，为自己的行为承担后果，告诉他："没人有义务承担你所应担负的责任；你要是不去银行交费，没人会帮你交；你睡着了，没人会把你叫醒……"

包拯，是我国人民非常熟悉和敬佩的“清官”。他铁面无私，执法严峻，有许多佳话流传于世。

公元 999 年，包拯出生在庐州合肥（今属安徽省）。他十岁那年，有一天和姐姐一块儿到花园里游玩。游兴正浓时，姐姐问道：“你长大准备干什么事？”“做个为民办好事的清官。”包拯眼睛一眨，干脆利索地回答。“做清官可不容易，你能行吗？”姐姐又问了一句。包拯胸有成竹地答道：“只要大公无私，善动脑筋，案件总能审得清的。”

包拯的一番话，说得姐姐心里暖烘烘的。她嫣然一笑，若有所思地说：“那好，明天让我考你一下吧！”

第二天一早，姐姐来到学堂，把一个煮熟的鸡蛋悄悄送给一个同学吃了，然后要包拯查出来是谁吃的。

包拯不慌不忙。他首先看了每个同学的面色和嘴巴，然后敏捷地端来十碗清水放到桌上，叫每个同学从碗里喝一口水，在嘴里咕噜咕噜地漱一下，再吐入碗内。

轮到第五个同学漱口时，包拯发现，他的碗内有蛋黄和蛋白的残屑。但他没有马上断案，而是让其余的同学继续漱口，直到每个同学都漱完口，他才郑重其事地宣布：“只有第五个同学吃了鸡蛋。”

一直站在旁边的姐姐这才服了弟弟，啧啧称赞说：“包拯长大能做清官！”

翟永龄，是明朝中期一位小有名气的神童。他的父亲是个教书先生，整日以读诗书为乐。翟永龄在父亲的影响下，自幼就养成了刻苦读书的习惯，到七八岁时，写诗作文章就很有名气了。他还有个特点，就是爱动脑子，街坊邻居有了什么难以解决的事，只要让他遇上，保证一会儿就能想出办法来。时间一久，谁家有了难题，都愿意找他出个主意。这年，翟永龄只有十一岁。

他的母亲是个佛教徒，平时，每天都要烧香念佛，而且一念起来，就要从点一炷香开始念，直念到香烧完，才算完事；如果碰上逢年过节，那更是不得了，要设香案，烧纸钱，特别是烧香，要连烧三次，每次也要念三次佛，家中人没有不烦的，但谁也不敢吭声。

这一日，父亲把翟永龄叫到书房说：“你母亲终日这样念佛，有用处吗？”

翟永龄说：“有什么用处！只能是浪费时间，浪费钱财，还招人生厌，我心中早就烦了。”

父亲说：“你有法子让她不念吗？”

翟永龄道：“她脾气那么大，谁敢呀？你要敢的话，你就去制止呀！”

父亲笑着说：“别人家中的大事小事，只要作了难，你都能想出法来，难道自己家的事就没法了吗？”

翟永龄笑着说：“我不是没法，只是不忍心骗她。”

父亲道：“你不忍心骗她，‘佛’可忍心，不仅骗了她，还骗了咱们全家的钱财呢！”

翟永龄说：“那好吧，我这就去。”

翟永龄来到堂屋，见母亲正跪在佛像前，口中念念有词，便走上前去猛地大声喊道：“母亲！母亲！”

母亲没有理睬。照旧念佛不止。

翟永龄又一连大声喊了两次。

母亲这才一边念佛，一边说：“我听见了，什么事？”

翟永龄没有回答。

当母亲问他后，又继续念佛的时候，翟永龄又大声喊道：“母亲！母亲！母亲！”

连喊三声，喊得母亲心烦意乱，不由大怒，立即停下念佛，站起身来，回头对他责骂说：“烦死了，叫魂吗！我又不是聋子，你这么大喊大叫干什么？”

翟永龄见母亲生气，遂笑着解释说：“母亲，不必生气。我只叫了你几声，你就觉得烦死了；可你一天要念‘阿弥陀佛’几百遍，甚至上千遍，佛祖不是更烦吗？这样下去，佛祖烦到一定时候，就会发怒，到那时，可就不得了啊！”

母亲一听，有些害怕，急问：“怎么个不得了法？”

翟永龄说：“佛经上讲，如果教徒得罪了佛祖，活着要遭殃，死后去不了极乐世界！”

“啊！”母亲听后，吓得脸都变了色，从此再也不敢有事无事地念佛了。

世界第一的赛车选手，最热衷的兴趣是找寻宝物。提及美国空军最杰出人物艾迪。里肯贝克，就不禁令我想起马尔康。坎培尔爵士。某次的晚餐会上，我坐在他们二人之间，他们的态度是那么的沉静，说话的语调也极为温和，但他们却都深深地沉迷于速度的魅力之中。

当初里肯贝克所以成为不怕死的赛车选手，是以赚钱为目的，那么坎培尔又是为了什么呢？坎培尔是属于富豪之士，根本毋须为赚钱而劳心卖命。

那么他为何选择充满危险的赛车选手呢？是为了名誉、名气？对于这个问题，他的回答是：“纯粹只是为了享受才这么做的。”于是我转问艾迪。里肯贝克：“你看过马尔康。坎培尔爵士以彗星般的速度开快车的情形吗？”曾参加过200次以上赛车的里肯贝克的回答，着实令我大吃一惊。

“说实在话，我从未看过，而且将来也不打算看，以那种速度开车，死亡率将高达80%.”

在当时的晚宴上，没有一个人的开车速度及得上马尔康。坎培尔爵士，其时速高达300英里，等于每分钟跑5英里，从纽约到旧金山只要10小时就可跑完全程。在纪录上，时速超过200英里的曾有4个人，也就是塞古雷伯。洛克哈特、基奇及拜柏--这4个人都因速度太快而去世，目前还活着的只是坎培尔而已。

马尔康。坎培尔爵士是个宿命论者，所以从不作多余的担心，当比赛结束步下车子时，他的态度冷静得就像刚从公司下班归来似的。

坎培尔爵士在16岁时，就决心要成为脚踏车赛的选手，他父亲知道后，马上把他送到伦敦着名的罗德保险公司上班，希望打消他这个念头。

据他本人说，在他服务的两年期间，一分钱也没领到，直到第三年才有一点收入，但今天他已是世界有名的罗德公司董事。

他以报社为对象，推销破坏名誉保险--这个构想是他19岁时想到的。在英国，有关破坏名誉的法律比美国严格，所以马上获得英国大部分报社的签约。21岁时，他已是极富有的资产家，不多久，就买了好几辆摩托车和汽车，开始参加竞速比赛。他用在这方面的钱超过5万英镑以上--换算成美金，约值25万元。这一切都是为了打破速度纪录。

为找寻可供最高速度飞驰的道路，他的足迹遍及世界各地，例如丹麦、撒哈拉沙漠、南非、佛罗里达州等；终于发现最优秀的赛车跑道，地点是在美国犹他州，那儿有数万年前就已乾涸的上古湖泊的遗迹，湖底含有相当的盐分，因而显得既平坦又坚固，犹如冰面一般。

有一次他在丹麦参加比赛，时速高达140英里，途中突然响起一阵猛烈的怪音，车子的前轮竟然脱离车身，直飞到观众席上，打死了一个男孩，然后又跃过观众的头上，弹到一英里外处才停下来。

马尔康。坎培尔爵士本人感觉最刺激的事，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空战。当时他担任战斗机驾驶员，经常越过英法海峡在西部战线上空飞行。有时也驾驶着从未驾驶过的机种，飞向陌生的地方，在那儿也许完全看不到地面，而又必须降落在无法辨别东、西的地上。在此当中，也可能遭逢突然从云中冒出的德军战斗机机枪的攻击，但在4年期间，他从未受伤过。

马尔康。坎培尔爵士最大的冒险却是在印度洋可可斯岛的寻宝。他将当时的经历写成一本书，根据书上的记载，他此行的目的是为找寻海盗所隐藏的一笔财宝。地球上可能没有一个地方像可可斯岛这般寂寞，在那儿看不到一栋房子，也找不到文明人的影子，当地的土着是从前以文化及财富夸耀一时的印加族后裔，他们白天都躲在山中，直到日落之后才悄悄地潜至海边，他们的行动比海边的椰子树影更为安静，所以白人很难察觉。在海边的岩岸及砂地上，有许多蜘蛛、螃蟹、蜈蚣、蚂蚁等，除此之外，还有苍蝇、蚊子在上空飞行，岛四周的海边则有鲨鱼在大肆活动。

据说，只要沿着溪流上溯，用铁锹插进一块大岩石的裂口，把大岩石敲开，就能找到海盗所藏价值数百万的黄金及灿烂无比的珠宝，就像“天方夜谭”阿拉丁所发现的珠宝一般。

岛上的所有溪流，坎培尔都曾沿溪上溯，甚至连已经干涸的溪流遗迹，他也不放过。在繁茂密林中，他曾敲开过无数的岩石，但始终不曾见到那些传闻中的珠宝。

有一天，他费力地拨开密生着的有刺草，希望在繁茂的草丛中开出一条进路，他突然发现这时吹的是北风，而他正要朝北方前进，如果放一把火，就能将那些挡路的野草烧光，而轻易地前进。他擦了一根火柴，密林立即以猛烈之势燃烧起来，5分钟后，四周变成一片火海，犹如置身于赤热的熔炉中一般。

眼看着火舌窜向四方，若再不逃跑，将会被烧成焦炭了，于是一行人就像被死神追赶般，没命地逃离这片密林。

终于逃到海边，但因为已被烟薰得差不多了，每个人都支撑不住地倒在地上。过了一会儿，回头看密林那端，只见熊熊的火焰几乎冲到云霄，四周的空气显得燥热无比，但又不能跳进海中，因为海中有许多食人鲨鱼在游动着；幸好，岸边绿油油的椰子树含有丰富的水分，不容易烧起来，才算保住这群人的生命。

为找寻那些根本不存在的财宝，吃苦耐劳地奋斗三个星期，所得到的却只是血迹斑斑的脚、磨破皮的手指及被火烤得红肿的背部而已，这位英国富翁如今就像狱中的犯人一般。他实在太累了，而且又罹患热病，在希望破灭之后，只好狼狈地回国。但他说，迟早还要再到可可斯岛走一遭，如果真的有财宝，他一定要把它们找回来。

“只要有冒险的机会，即使需绕地球半周，我也会不计一切地勇往直前，这就是我的个性。”他以他惯有的沉静态度说道。

〔补注--虽未有明显的记载，但马尔康。坎培尔的确是生于英国、死于英国的英国人。于1923年以赛车选手身份创出时速137英里的纪录后，又于1935年在美国犹他州创造时速300英里的纪录。两年后，因视力障碍而放弃赛车生涯。

自从我读了这本《中外名人故事》书之后对我的影响很大，也让我明白了世界上有许许多多的大人物。下面让我一个一个介绍给你们听吧！

张衡是我国伟大的天文学家、数学家、发明家、地理学家、制图学家、诗人。为我国发明了许多东西如浑天仪、地动仪、指南针等现在我们谈谈他的经历吧！张衡出生在河南省石桥镇。他家很穷但他很小就勤奋好学，很早就闻名乡里。

他十岁时就“能五经贯六艺”，他兴趣很广泛。张衡对天文也很感兴趣，他努力探索天文奥秘，在这方面取得了成就。他当时发明出了一个地动仪，那个时期总是发生地震，当时皇上和百姓把地震看作是不吉利的征兆，认为是神造成的，可张衡最后他发明出了地动仪。

地动仪是用青铜做的，形状像个酒，四周铸着八条龙，龙头伸向八个方向。每个龙嘴里含着个小铜球，龙头下面，蹲了个大蛤蟆，哪个地方发生了地震，朝着那个方向的龙嘴就会自动张开来，把铜球吐出来。铜球掉进蛤蟆嘴里就发出声来，这就是张衡的历史，每一个人都有他的成就如祖冲之、沈括、李时珍……

这本书告诉我们，我们长大也要成为有用之才报效祖国。

在2021年东京奥运会上，有一位短跑运动员，他拼尽全力，仍未登上领奖台，但他却凭借9秒83的成绩，成为第一个闯进奥运会男子百米决赛的黄种人。

这个成绩，一举打破亚洲纪录。他的名字在赛后轰动世界，是继刘翔之后，又一个封神的中国田径英雄。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这个国人心目中的短跑英雄，却是一个超期服役的80后运动员，甚至几次想打报告退役。

不过幸好虽然伤痛、年龄等因素让他在训练中倍感压力，但他却从未放弃过心中的梦想。

他就是中国飞人苏炳添。

在短跑之路上，他为自己书写了一个又一个传奇。

苏炳添，1989年出生在广东中山古镇镇，父母亲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

古镇镇特别重视田径运动，经常在村子里举办比赛，比苏炳添大9岁的表哥就是村子里的短跑冠军。

苏炳添和表哥的关系很要好，两人经常在一起追逐玩耍，有时候，苏炳添比表哥跑得还快。

上学后的苏炳添真正接触田径运动还是在初中，看着学校田径队员的专业训练，苏炳添也想加入。

无奈苏炳添个子低，达不到入队的标准，被教练拒绝了。为了加入田径队，苏炳添给教练展示了一个绝活，他以1米5高的身材，向上跳跃后可以摸到2米9高的门板。

教练惊讶到合不上嘴，随后如获至宝般地接收了苏炳添。

县城的体育学校，训练条件实在有限，连最基础的训练设施都不完善，现有的设备也都是破破烂烂。

就在这样的条件下，苏炳添坚持每天早晨5点半就起床训练，一练就是一整天，每周六日天天如此，从未间断过，但他从来都没有抱怨过累。

经过教练专业的指点，苏炳添无论在技能上，还是在体能上，都有了突飞猛进的进步。 他在学校、村里的各项比赛中多次夺得冠军，这也为苏炳添日后成为“飞人”打下坚实基础。

武则天时代有个丞相叫娄师德，他是个很有度量的人。他的弟弟当上了代州刺史，临行之时，娄师德对弟弟说:“我担任丞相，你现在又管理一个州，受皇上的宠幸太多了。这正是别人妒嫉的，你打算怎样对待这些人的妒嫉以求自免灾祸呢?”娄师德的弟弟跪在地上，对哥哥说:“从今以后，即使有人朝我脸上吐唾沫，我也自己擦去，绝不叫你为我担忧。”娄师德却优虑地说:“这正是我所担忧的。人家向你吐唾沫，是对你恼怒。如果你将唾沫擦去，那不是违反了吐唾沫人的意愿了吗?别人会以为你在顶撞他，这只能使他更火。所以要是人家唾你，你就要笑眯眯地接受。唾在脸上的唾沫，不要擦掉，让它自己干。”

后人对娄师德教人“唾面自干”的这种忍耐，总是嗤之以鼻，认为十分迁腐可笑。事实上，娄师德式的忍，是在训练一个人的韧性，教人知道如何收敛自己，而非以忍耐为目的。娄师德在武则天时代出任相位，总管边疆事务三十年，他在兼河源(今新疆于田)军司马时，和吐蕃大战，八战八捷，像这样勇毅不挠的精神和气魄，岂是一个畏缩者能够具有的?富弼是北宋仁宗时的宰相，字彦同。因为大度，上至仁宗，下至文武官员都称他品行优良。富弼年轻的时候，因聪明伶俐，巧舌如黄，常常在无意之间得罪一些人。事后，他自己也深为不安。经过长时期的自省，他的性格逐渐变得宽厚谦和。所以当有人告诉他某某在说你的坏话时，他总是笑着回答:“你听错了吧，他怎么会随便说我呢?”

一次，一个穷秀才想当众羞辱富弼，便在街心拦住他道:“听说你博学多才，我想请教你一个问题。”

富弼知道来者不善，但也不能不理会，只好答应了。

众人见富才子被人拦在街上，都涌过来看热闹。

秀才间富弼:“请问，欲正其心必先诚其意，所谓诚意即毋自欺也，是即为是，非即为非。如果有人骂你，你会怎样?”

富弼想了想，答道:“我会装作没有听见。”

秀才撇嘴说道:“竟然有人说你熟读四书，通晓五经，原来纯属虚妄，富彦同不过如此啊!”说完，大笑而去。

富弼的仆人埋怨主人道:“您真是难以理解，这么简单的问题我都可以回答，怎么您却装作不知呢?”

富弼笑道:“此人乃轻狂之士，若与他以理辩论，必会言辞激烈，气氛紧张，无论谁把谁驳得哑口无言，都是口服心不服。书生心胸狭窄，必会记仇，这是徒劳无益的事，又何必争呢?”

仆人却始终不理解自己的主人为何如此胆小怕事。

几天后，那秀才在街上又遇见了富弼。富弼主动上前打招呼。秀才不理，扭头而去;走了不远，又回头看着富弼大声讥讽道:“富彦同乃一乌龟耳!”有人告诉富弼那个秀才在骂他。

“是骂别人吧!”

“他指名道姓骂你，怎么会是骂别人呢?”

“天下难道就没有同名同姓之人吗?”

他边说边走，丝毫不理会秀才的辱骂。秀才见无趣，低头走开了。

退让忍耐是中国传统的生存哲学，富弼的“胆小”其实是一种大智慧。如果他跟秀才争执起来的话，只会得罪对方，对自己实在无益。用宽容的态度去对待对方的无理取闹，却能逐渐改变对方的态度，使矛盾得到缓和。

社会交往中，人与人之间难免会产生矛盾冲突，如果你事事都要去争、去计较，那就会惹许多闲气、得罪一大批人，这样一来，你的人缘又怎么好得了!当然，这里的退让忍耐也并非是让你变成一个软弱可欺的人，只是说在面对一些无谓的争执时后退一步，但如果是处理大是大非的问题，还是要坚持自己的原则，寸步不让的。

高尔基，伟大的文学家，他的著作有《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等。童年时家境贫寒，但非常喜欢读书。

高尔基从小就非常喜爱读书，但家里经济困难，他不得不去干活挣钱。

有一天，10岁的小高尔基来到一户人家干活。女主人吩咐高尔基：“你去烧水。水烧开了送过来。”

高尔基灌满了一壶水放在火炉上，又往炉膛里添进几块劈柴，将火炉烧得旺旺的。然后，他坐在火炉旁，等候水烧开。

高尔基刚坐了一会儿，就觉得这样干坐着是白白浪费时间，实在太可惜了。于是，他把随身带着的书拿出来，边看边等着水开。

突然，“啪”的一声脆响，高尔基的背不知被什么东西猛击了一下，立即像有无数枚钢针刺进皮肉，疼痛异常。

小高尔基急忙回头，只见女主人手里拿着一截木材，凶神恶煞地站在那里。还没等小高尔基转过神来，就又举起木材狠狠地打了他一下，于是又响起了那撕心裂肺的一声“啪”。高尔基的背部更加钻心地疼痛，额头上渗出了豆大的汗珠。

凶狠的女主人吼叫着：“看书！谁叫你看书的？”

高尔基夺路狂奔，才摆脱了狠毒的女主人。

可是，背部一阵阵的剧痛，折磨得高尔基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哭也不管用，喊也不管用，痛苦万分。

万般无奈之下，小高尔基只好偷偷地跑到了医院。

医生看见小高尔基步履艰难地走进屋，忙问：“怎么了，哪儿不舒服？”

高尔基痛苦的指了指背部。

医生一看高尔基的背部，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知道这是被毒打致伤的，便问：“是谁这么狠心？”

高尔基把遭女主人毒打的经过说了一遍。

医生一面听着，一面动手治疗。

高尔基背部的皮肉里戳进了许多柴刺，医生小心翼翼地将柴刺一根根拔出来，拔完将药涂在伤口上。然后，将拔出来的几十根柴刺递给高尔基，义愤填膺地说：

“你可以带上这些柴刺去控告女主人。”

于是，小高尔基手里托着柴刺，走到女主人面前说：“我现在就带着柴刺去控告你。”

这时，女主人慌了，拦住小高尔基说：“只要你不去控告我，你提什么条件我都答应！”

小高尔基见女主人害怕了，就说：“你允许我干完活以后读书，我就不去控告你。”

“好好好，我答应！我答应！”女主人连连点头。

我国伟大的思想家与文学家鲁迅，非常珍惜时间。他有一句至理名言："时间就是生命，无端的空耗别人的时间，其实无异于谋财害命"。

鲁迅确实惜时如命，他把别人喝咖啡、谈空天的时间都用在工作与学习上。鲁迅还以各种形式来鞭策自己珍惜时间，刻苦学习与工作。在北京时，他的卧室兼书房里，挂着一副对联，集录我国古代伟大诗人屈原的两句诗，上联是"望崦嵫而勿迫"（看见太阳落山了还不心里焦急），下联为"恐鹈鹕之先鸣"(怕的是一年又去，报春的杜鹃又早早啼叫)。书房墙上还挂着一张鲁迅最崇敬的日本老师藤野先生的照片。

鲁迅在《朝花夕拾》中写道："每当夜间疲倦，正想偷懒时，仰面在灯光中瞥见他黑瘦的面貌，似乎正要说出抑扬顿挫的话来，便使我忽又良心发现，而且增加勇气了,于是点上一支烟,再继续写些为’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恶痛疾的文字。"鲁迅用这朝夕相处的对联与照片督促自己抓紧时间。 正是因为有了这种惜时如命的精神，鲁迅在他56岁的生命旅途中，广泛涉及到自然、社会科学的许多领域，一生著译一千多万字，留给后人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

这个点了，准备从图书馆回去，就在四楼那里等电梯，突然走来了一身穿军装的人也来等电梯，这不是我们的邱校长吗?还没等我说话，他对我笑了笑，好像还说了一句你好，我叫了一句“邱校长”，以前只是在学校的屏幕上看到他，今天这么近距离的看见他，反倒有点不太确定，但还是觉得就是，所以叫了那句“邱校长”。

我们在四楼等，原来电梯还在升去五楼，校长摁那个按钮，觉得奇怪它怎么不在四楼停，后来恍然大悟，其实，以前我也有过这样的困惑，原来五楼没人按按钮，它还是会上去。又来了一个人，大叔级别，我们三个人就一起从四楼开始坐电梯，那大叔对校长很热情，让校长先上先下电梯，我却不然，我倒第一个进了这个电梯。

二楼停了，进来个小伙子，校长问，你学什么专业的?他好像说是了，广告设计，然后还问他大几了，邱校长说，四楼那里在弄一个面试还是什么东西，说这个同学等下可以坐电梯上去看一下，说他的专业可能会被需要，还说到了那里，说是邱校长介绍我来的。

这个时候我突然想起电视里的那些画面，我应该借这个机会，好好跟校长沟通，说我是什么专业的某某，因为一般电视情节就是这样的，我没有选择说话，因为不知道说什么，因为明白太多话会是客套，明白我还没到那可以自荐的地步。

接着二楼又停了下，是两个女生，我敢保证，她们肯定不认识眼前这个人是校长，而校长，也正和那个小伙子一路都在交流。

一楼到了，我们都下去了，校长走到了图书馆左侧的咖啡厅，说着这里要怎样摆放的事宜，那时候我在想，要是等下一起出门，我会说一句再见，那是一种礼貌，礼貌而已!

突然想起我们现任的一个老师，她说她以前看见领导就躲，胆子特别小，后来自己慢慢克服了这个，现在看到领导会打招呼，因为其实那些客套寒暄的话，其实很重要，毕竟我们需要和很多人打交道，那种寒暄的本领需要，它不是溜须拍马、阿谀奉承，它只是一种约定俗成的礼仪了。

我们不需要自命清高，也不需要去刻意讨好，只是需要把握好这个度，不容易，尤其是踏入社会的我们。

美国的巴顿将军是一位典型的军人，他的家庭也是准军事模式的。儿子的卧室挂有“男兵宿舍”的牌子，女儿的卧室则写有“女兵宿舍”的字样，而厨房则写着“食堂”，客厅则写着“会议室”的`大字。有人猜想他们夫妻的卧室一定会挂上“司令部”的牌子，没想到却赫然写着――“新兵培养中心”。

巴顿将军为了显示他对部下生活的关心，搞了一次参观士兵食堂的突然袭击。在食堂里，他看见两个士兵站在一个大汤锅前。

“让我尝尝这汤!”巴顿将军向士兵命令道。

“可是，将军……”士兵正准备解释。

“没什么‘可是’，给我勺子!”巴顿将军拿过勺子喝了一大口，怒斥道：“太不像话了，怎么能给战士喝这个？这简直就是刷锅水!”

“我正想告诉您这是刷锅水，没想到您已经尝出来了。”士兵答道。

汤显祖写《牡丹亭》入了迷，饭不吃，觉不睡。有一次，汤夫人问他饿不饿？他说：“我整天都同杜丽娘、柳梦梅、春香打交道，哪里还觉得饿！”

汤显祖泪著《牡丹亭》一天中午给他送饭，书房里竞空无一人，急忙派人四处寻找，也毫无影踪，后来忽然发现柴房里隐隐传来痛哭声，夫人进去一看，正是他掩面悲恸。 原来（《牡丹亭》写到（《忆女》一场，春香陪老夫人到后花园祭奠死去三年的杜丽娘，悲从中来，低头看见自己身上的罗裙，恰是丽娘生前穿过的，物在人亡，忍不住失声痛哭起来。他说：“我正写到，‘赏春香还你旧尼裙’一句，好像自己成了春香，睹物思人，情发于中，忍不住就哭出声来了！” 汤夫人把他从柴堆上拉起来，又是埋怨又是关切地说：‘快回去吃饭，你这个人呢，就是不知道爱惜自己。“直到这时，他才发觉肚子咕咕作响了。

由于汤显祖全身心地投入创作活动，使《牡丹亭》一问世就轰动了当时的文坛，”家传户诵，几令《西厢记》减价。“搬上舞台后更受到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

提及林徽因，大多数人立刻会联想到徐志摩对她的念念不忘，以及她惊人的美丽。其实，太太的客厅与龙门阵或许才是林徽因生命中异常重要的关键词，它们记录了林徽因这个女子在时代之殇中四溢的才情与坚韧的担当，因之构成林徽因生命的底蕴。

太太的客厅，一直在纸上。在文学史或文化史中，便可按图索骥。它在林徽因和梁思成两进院子的里院北房，院内植有高大的马缨花树和葳蕤的丁香树，于是这个房间便既安然静好，又暗香浮动。它的窗台不高，林徽因喜欢的梅花、泥塑小物以及沙发还有墙上的字画就都能被日光照拂抚慰。在其西北角，“三屉两头沉”的小书桌上，那些文字正安安静静地站在毛边纸边上，等待那个眉头微蹙的温润女子穿过意义的森林，经由遣词用句，把它们铺张成诗歌或是小说。

客厅在平日总是异常安静但又思潮暗涌笔耕不辍的，否则便难以解释那么多的成果从何而来，诗歌六十多首、散文十篇、小说六篇，译文一篇和未完成的剧本一部，以及中国古建筑研究的相关论文等等。文化史中那个集文学家、舞台设计师、建筑师为一身的林徽因正在生成。她从此因为这些艺术创作和建筑研究而风华绝代。

既是林徽因这样一个女子的客厅，便往来无白丁。平日的静寂似乎只是为了蕴蓄能量，等待每周六下午的雅聚。也说不清楚这样的雅聚是如何开始的，总之是林徽因一家住到总部胡同以后。来的都是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的教授，谈笑有鸿儒，专业无限制：政治学家张奚若，物理学家周培源，艺术史家邓以蛰以及逻辑学家金岳霖，作家沈从文等等都是座上客。虽然他们各有心游万仞之力，但因是在“九一八”后，话题更多围绕的却是时局。如李健吾所言，是“若干朋友以她为中心谈论时代应有的种种现象和话题”——指点江山，其实是谈天说地的内核。即便是在西式的沙龙聚会中，这些留欧美知识分子始终关注的也依然是中国的社会人生。所以，当很多人看到林徽因那惊人的美丽，就以为“太太的客厅”开张下去凭借的是林徽因的个人魅力，既是小看了林徽因，更是低估了那些参加雅聚的现代知识分子，哪怕这雅聚中有终身倾慕林徽因的金岳霖。真正的原因是，“感时忧世”是中国文人的宿命，就必然亦是在乱世将他们维系起来的纽带。

当然，林徽因的才华与大度也是聚拢沙龙的重要原因。汉学家费正清的夫人费慰梅就曾回忆，林徽因聊天的话题“从诙谐的逸事到敏锐的分析，从明智的忠告到突发的愤怒，从发狂的热情到深刻的蔑视，几乎无所不包”。这是一个怎样宽阔的女子啊，她的诗意有了这种宽阔做底，才会令那么多具有现代思想的学贯中西之士激赏，不曾、不敢也不会观赏。

提携后进也是这雅聚的题中之义。萧乾、李健吾、卞之琳等等，都在由林徽因带入沙龙后谱写出更璀璨的生命华章，正像萧乾回忆，林徽因以及周围那些知识分子的肯定和鼓励“就像在刚起步的马驹子后腿上，亲切地抽了一鞭”，这让“太太的客厅”总是保持着清新与活力。

太太客厅的聚会随着20世纪抗战时局的紧张而风流云散，国难当头恐怕是这个意气相投的沙龙解体的重要原因。此后“太太的客厅”成为传奇。而传奇里，总是裹挟着因为以讹传讹而面目全非的故事，但却不曾妨碍它的深邃迷人。

因为日寇入侵，林徽因从总部胡同搬出。从此，她也结束了一生中最为惬意的时光。这是主动的放弃，既不愿做亡国奴，那就只有一走了之。这也是那个时代北平很多文人的选择，他们汇成一股南下的洪流，试图将一座毫无文化，也必然因为缺乏文化而毫无生机的空城留给入侵者，同时在西南重建未来与希望。对林徽因来说，南下是有风险的，因为她的肺病不曾好过，战乱时期，颠沛流离对一个肺病患者来说意味着生死未卜。但她恐怕更知道自己是一个知识分子，在那样一个境遇下，她和万千个他们必然一路漂泊，毫无畏惧。

南下入蜀，太太客厅的雅致不再。物资拮据到典当度日，缠绵病榻也成了生活的大部分构成。但这一切都被林徽因坦然接受。她提着瓶子打油买醋时镇定自若，在和左右的乡亲摆龙门阵时巧笑倩兮。除了把太太客厅的生命热情带到了蜀地，随她而至的还有担当。当整个民族承受灾难时，这个病弱的女子静静地捧起属于自己的沉重，不叹息也不埋怨。她甚至回绝了费正清劝他们到美国治病的邀请——祖国正在难中，便必然会共赴国难。她举重若轻地穿过那些必然异常艰难的岁月，如同承接雪花的飘落。所以当儿子梁从诫问母亲林徽因事态最坏的打算时，这个妈妈淡淡说着的是，中国读书人总是有一条老路的，那就是门口的扬子江。这一切不过是水到渠成罢了。其实刚烈就像一柄尖刀，一直静静地躺在那块色彩斑斓质地坚韧的丝绸下面，于乱世中护其周全。尖刀和丝绸都知道，它们看来互不关联，实则互为表里，是此生此世再也不可能分离的一个结合体。再若不堪，尖刀就会刺破丝绸，是宁为玉碎的意思。战争和疾病，这些时代之殇不曾摧毁林徽因的刚烈，反而将其彰显出来，时人和后人于是看到一个女作家异常坚硬的生命质地。

匡衡是西汉人，出身在一个穷苦的农民家庭。他从幼年起就酷爱读书。白天都是要劳动，没有多少的空余时间，晚上很是想读书，却穷得点不起灯，他为此很苦恼。后来，他发现邻居家夜夜有灯光，就想了个办法。因为邻家点灯的房子和他的住室之间，只隔着一堵墙，于是，他便在墙上凿了个小孔。灯光果然从小孔里透过来了。他高兴得跳了起来。从此以后，他每夜蹲在墙脚，借着这一线亮光读书，直到邻居家熄了灯，他才心满意足地去睡觉。

过了不久，又发生了另一个问题：他仅有的几册书早已被读得滚瓜烂熟，却一直没有钱买新的，向有书的人家去借，又常常碰钉子，他又开始苦恼起来。

当地有个叫“文不识”的富豪，家里藏书很多。匡衡便请人介绍，去文家当长工。到了文家，他干活既卖力又不要一文工钱。“文不识”觉得很奇怪，就问匡衡道：“你为什么自愿做工，而不要工钱呢？”

“我给您做工，不为别的，只希望您把书借给我，让我好好阅读。”“文不识”答应了他的请求。匡衡一得到丰富的图书，就像几天没有吃饭的人得到美食佳肴一样，贪婪地、津津有味地读啊读啊，读完一册又读另一册。

这样日积月累，他终于成了着名的大学者。

有人说一个历史的瞬间，也许就能改变整个历史发展的轨迹。那么一个古代名将的死会改变什么呢？蒙恬作为秦帝国著名的战将，在他的有生之年，不仅在战场上帮助帝国完成了统一大业，彻底打败了不断骚扰中原的匈奴，而且在他的主持下，修建了现今我们眼中的万里长城，开辟了当时规模空前的秦直道。

这样一个功勋卓越、才华出众的战将，却没有想到，在他的背后一直隐藏着一个与他对立的集团，在秦始皇病死后，蒙恬在他们的阴谋策划下无辜惨死。这个集团篡夺了秦帝国的政权，也改写了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

唐朝皇帝唐太宗，于贞观某日对臣僚说：“朕欲上比尧舜，不使冤案现于本朝。各位不妨说说，古代哪一将相死得最冤？”当时在场的有丞相房玄龄、谏议大夫魏徵等人，或答“白起”（战国时秦将）；或说“伍子胥”（春秋时吴将）。听罢臣僚们的议论，太宗摇摇头说：“朕观最冤的是蒙恬。”

“假如设计一座桥梁，小数点错一位可就要出大问题、犯大错误，今天我扣你3/4的分数，就是扣你把小数点放错了地方。”1933年， 在一次随机的考测之后，区嘉炜教授这样开导卢嘉锡，他显然注意自己最喜欢的这个大学三年级的学生对老师的评分有点想不通。

区教授教的是物理化学，平时挺喜欢考学生，评分也特别严格。这回出的考题中，有道题目特别难，全班只有卢嘉锡一个人做出来，可是因为他把答案的小数点写错了一位，那道题目教师只给了1/4 的分数。

如何才能避免把小数点放错地方呢？在理解了教师重扣的一片苦心之后， 卢嘉锡思索着。

从此以后，不论是考试还是做习题，他总要千方百计地根据题意提出简单而又合理的物理模型，从而毛估一个答案的大致范围（数量级），如果计算的结果超出这个范围，就赶此仔细检查一下计算的方法和过程。这种做法，使他有效地克服了因偶然疏忽引起的差错。

善于总结学习方法的卢嘉锡后来走上了献身科学的道路。发现，从事科学研究同样需要进行“毛估”，或者说进行科学的猜想。不过那是一种更高层次的思维活动，因为探索未知世界比起学习和掌握现成的知识要艰巨复杂得多。在形成科学上的毛估思想方面，他首先得益于留心揣摩他的导师、后来两度荣获诺贝尔奖（化学奖与和平奖）的鲍林教授的思维方法。

那是1939年秋，在留英时导师萨格登教授的指点和推荐下，卢嘉锡赴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来到当时很有名气的结构化学家鲍林教授的身边。毫无疑问，探索物质和微观结构奥秘，正是这位不满24岁就获得伦敦大学博士学位的中国青年学者最感兴趣的问题。

结构化学是一门在分子、原子层面上研究物质的微观结构及其与宏观性之间相互关系的新兴学科，不过当时的研究手段还处在初级阶段，通常，科学家们需要花费很大的力气才能弄清楚某一物质的分子结构。卢嘉锡注意到，鲍林教授具有一种独特的化学直观能力：只要给出某种物质的化学式，他往往就能通过毛估大体上想像出这种物质的分子结构模型。鲍林所表现出来的非凡才能令他的学生钦佩，但卢嘉锡关没有使自己仅仅停留在崇拜者的位置上。

鲍林教授靠的是一种“毛估”，我为什么就不能呢？在反复揣摩之后， 卢嘉锡领悟到：科学上的“毛估”需要有非凡的想像力，而这种想像力只能产生于那些拥有扎实的基础理论知识和丰富的科研实践经验、训练有素而善于把握事物本质和内在规律的头脑，于是，他更加勤奋刻苦，孜孜以求。

1973年，国际学术界对固氮酶“活性中心”结构问题的研究还处在朦胧状态，当时的科学积累距离解开固氮酶晶体结构之谜还有相当一段路程。然而正是在这个时候，卢嘉锡在组织开展一系列实验研究的基础上，就提出了固氮酶活性中心的“原子簇”模型，也就是人们所说的“福州模型”。它的样子像网兜，因而又称之为“网兜模型”（后来又发展出“孪合双网兜”模型）。四年以后，国外才陆续提出“原子簇”的模型。

时至1992年，实际的固氮酶基本结构终于由美国人测定出来，先前各国学者所提出的种种设想都与这种实际测定的结构不尽相符。猜想与事实之间总是有些距离的，然而作为世界上最早提出的结构方面基本模型之一──19年前卢嘉锡提出的模型，在“网兜”状结构方面基本上近似地反映了固氮酶活性中心所具有的重要本质，他的“毛估”本领不能不让人由衷叹服！

长期的科研实践，使卢嘉锡特别重视毛估方法的运用，他常常告诫他的学生和科研人员：“毛估比不估好！”他希望有幸献身科学的人们，在立题研究之初就能定性地提出比较合理的基本“结构模型”（通常表现为某种科学设想或假说），这对于正确地把握研究方向、避免走弯路是很有意义的。但他同时提醒大家：运用“毛估”需要有个科学的前提，那就是全面地把握事物的本质，否则，“未得其中三昧”，那毛估就可能变成“瞎估”。

“三昧”，古语指事物的诀要所在。其实，无论哪种科学方法，如果只会从形式上运用它，充其量不过是一名熟练的工匠；只有那些善于从本质上把握它的人才会成为大师。

林毅夫，男，原名林正义，原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七、八、九、十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席，于2005年获选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2008年2月，被任命为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负责发展经济学的高级副行长。2012年6月，世界银行副总裁的任期已届满。林毅夫成为62年以来，首位来自欧美国家之外的世行首席经济学家。

事实上，他是地道的台湾本省人，当年曾是台湾军中宠儿，蒋经国专门接见他。时至今日，人们仍难以理解，是什么使他抛妻离子，放弃前程，冒着生命危险，“泅渡”回大陆。随后他的人生经历也传奇般的被改变，事业如是，姻缘亦如是。

1946年以来，首次有中国人走上这个以现代西方经济学奠基者的名字命名的国际顶尖讲坛。林毅夫没有意识到，数日后，在10月离任的前任世行首席经济学家、法国人弗朗索瓦·布吉尼翁来电询问，是否愿意成为他的继任者？世行为挑选新的首席经济学家成立了一个小组，布吉尼翁是其中的成员，他并不是以个人身份发出邀请。

“我感到惊喜。”林毅夫说，“世行是最重要的国际发展机构，它的首席经济学家是经济学家在国际上最高的公共职务，一般是大师级的学者担任。我出任世行首席经济学家，完全没有想过！”

这是一个不寻常的任命：62年以来，他是首位来自欧美国家之外的世行首席经济学家；而在30多年前，中国对世行的定义还是“美帝国主义操纵的经济侵略的工具”。

世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34年之前，他还是台湾最有前途的军官林正谊，驻防在金门最前线。

回来是一种理性选择

1952年，林毅夫生于我国台湾省宜兰县。1975年，林毅夫以第二名的成绩毕业于陆军官校正期生44期步兵科，随即留校担任学生连排长，第二年考上国防公费台湾政治大学企业管理研究所，1978年获政大企管硕士，随即返回军中。

由于他先后从军校和政治大学毕业，林正谊成了军中宠儿。蒋经国专门接见他，并嘱人关照。随后，他被派往金门，担任陆军上尉连长，负责接待外宾参观第一线连的任务。

1979年5月16日傍晚，上尉林正谊游过两千多米的台湾海峡，抵达对岸的厦门，更名为“林毅夫”。多年后台湾媒体披露，当时与他一同失踪的物品包括“两个篮球、一面连旗、一件救生衣、一个指南针”。他的家人事先毫不知情，第二个孩子还在妻子腹中。但有意思的是，23年后，台湾军方才发布了对其“投敌”的通缉令。

时至今日，人们仍难以理解：这个地道的台湾本省人，不需要蹈海以解乡愁之苦。而1979年的大陆，经历了十年动荡，经济凋敝，将走向何处，一切都未确定，亦非乐土。是什么使他抛妻离子，放弃前程，冒着生命危险前往？

一位北大学生回忆，林毅夫有一次谈及当年时曾说，“当时有一种强烈的感觉——祖国的统一和民族复兴的希望在对岸。再待在台湾，内心不安。”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今天林毅夫以这样的句子，解释当年的抉择，“得失之间并没有那么难。”

但也有另一种盛传的说法

在第一线连，林毅夫经常悄悄地收听大陆电台，对祖国大陆充满了无限向往。然而，台湾海峡如一道屏障，使他心中的“大中国思想”无法实现。

当时，上尉林正谊曾听人说，金东题旅部某连有一名搜索排长，曾成功泅水到对岸。当时这名排长事前向蛙人借了“蛙鞋”，只说要下海学游泳，泅水的当晚到一家小店吃了一碗绿豆汤，第二天一早对岸就广播，宣布那名排长“起义归来”。这个故事给了林毅夫极大的启发。

林身材高大健壮，平素爱打篮球，且技术超群。按照当时盛传的说法，1979年5月16日傍晚时分，林毅夫“假传演习命令”，下达宵禁令，由连传令兵通知沿海岗哨，不准驻防马山播音站的官兵在夜晚点名后走出营房；若发现有人下海游泳，严禁开枪射杀，以让游泳者顺利泅水“叛逃”对岸；即使听到枪声，也不准一探究竟。其实，那个“游泳者”不是别人，正是下达宵禁令的林毅夫。

林毅夫光着膀子，整晚都身着短裤，以打篮球消磨时间。随后，他悄悄地抱着两只篮球下了海，依靠篮球的浮力，加上强健的体魄，沉浮之间，他顺利到达祖国大陆。

他成为1978年后首位归国的经济学博士

或许是巧合，他回来后的两个月里，两项深刻影响中国未来的变革先后出现——1979年6月15日，万里在安徽凤阳县农村考察，肯定了当地农民自发的包产到户尝试；7月15日，争论不休中，邓小平决定“不争论”，宣布设立深圳等四个特区。

林毅夫此后的经历，依然不平常。为了解中国社会生活，他就读北京大学经济学系，只是，当时的国内，只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现代经济学的引进，还要在几年之后，此时的林毅夫，还不知他将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

世行则在第二年来到中国。1980年中国恢复了在世行的席位，世行开始派遣官员到中国，为中国政府培训干部。人们回忆，长期与世隔绝之后，最初的中外交流颇为生涩：边际成本(marginal cost)被译成“零碎材料的成本”；而收支平衡点(break even point)则是“破碎了摸平的一点”。

了解一些西方经济学又通晓英文的林毅夫赢得了意外的礼物：他为到访北大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舒尔茨担任翻译，对他印象深刻的舒尔茨主动邀请他到美国留学。

1982－1986年，在盛产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以自由主义和严谨的数理分析着称的芝加哥大学里，林毅夫“几乎四年没出校门”，从这个西方经济学的麦加开始了经济学家生涯。他的博士论文《中国的农村改革：理论与实证》被舒尔茨评价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经典之作。

1987年，放弃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教职和世行等多家国际机构的工作机会，林毅夫带着三十多箱英文资料回到中国，成为1978年后首位归国的经济学博士。许多人为他惋惜——中国没有研究伙伴，没有讨论和交流，甚至资料都难以搜集，如何做研究？“我都知道。可研究是什么？就是要对不能解释的现象给出合理的解释。中国有的是这样的经济现象，这是最重要的。”林毅夫说，关于回来的决定，他“一点挣扎都没有”。

同样从海外回来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卢锋说，他赞同林毅夫的一个说法，“我们不要完全讲牺牲精神。回来是一种选择，是认为从长期而言对自己有利的选择。经济学的理性要用在经济学家自己身上。”

清华－布鲁金斯中心主任肖耿至今记得林当年的忠告，“做研究如同给木板钻孔，从薄处入手更容易有收获。”对中国经济学家而言，勿庸置疑，回到中国是理性选择——这里是“经济现象的金矿”，而1980年代的西方经济学界，少有人了解中国。

二十年来，几乎没有休息日，林毅夫不知疲倦地掘金。现实也慷慨回馈：改革开放以来，他最早在国际顶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数量可观。回到本土，以规范的经济学方法研究本土问题，并为国际承认。“他是我们的先行者。”肖耿说。

破镜重圆在他乡

林毅夫失踪时，已是一个三岁儿子的父亲，妻子陈云英腹中又身怀六甲。

陈云英与林毅夫第一次见面是在大学联谊会上，当时陈云英就读于台湾政治大学中文系。他们一见如故，后来两人有了更多精神上的接触和沟通。尽管双方家庭的差距很大，但陈云英从林毅夫的言谈中，觉得林毅夫是个关怀民众、胸襟宽广的人，内心为之深深吸引，以至于陈云英总有一种“他就是我”的感觉。

1975年，陈云英毕业后，林毅夫送给她的毕业礼物是一套中国锦绣河山画册。陈云英很快即与林毅夫结婚，第二年生下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

陈云英在一所中学里教授语文。一天下课回到家里，林毅夫给陈云英端来一杯开水，然后坐在她身边，一本正经地说：“如果我不见了，你可能要像王宝钏一样，苦守寒窑十八年……”陈云英以为只是一句玩笑话，没想到1979年5月16日夜里林毅夫真的突然不见了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芝加哥大学荣誉教授舒尔茨的邀请，让林毅夫于1982年，赴美留学。踏上美利坚国土地后，林毅夫立即通知在台湾的妻子来美国相见。

突然接到林毅夫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的消息，陈云英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她本已通过了两个托福考试，准备赴美读硕士。当陈云英辗转赶到美国见到丈夫时，两人抱头痛哭。

夫妻两人在一起仅仅几天，却又要分别了。林毅夫在芝加哥大学读经济，陈云英则到华盛顿大学读教育，两地相距甚远，很难经常见面。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他们的一双儿女，仍然留在台湾，要半年后才能接来美国。相聚的喜悦很快就被思念儿女的愁苦所压倒。陈云英上课之余，常常望着儿女的照片发呆，也常常泪水涟涟，她把所有的思念都融到了家信当中。孩子太小，认字很少，她就剪贴了一些漂亮的卡通画，经过加工，写些简单的汉字和拼音，让孩子们一看就知道这是妈妈从美国的来信。

半年后，一家4口终于在美国团聚了。陈云英从小受中国文化的熏陶，深知相夫教子为本职之一。于是她一边读书，一边抚育孩子。经常是陈云英一边两手按着打字机键盘做作业，一边把头转向孩子大叫：“别吵了，妈妈要读书。”陈云英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以一年半时间得到了特殊教育硕士学位的。她再读博士时，没办法时时照顾孩子了，只好把他们反锁在家里，这在美国是不允许的。无奈中陈云英只好嘱咐孩子：“妈妈不在家时，无论谁叫门都不要开，有人来电话，你们千万不要说妈妈不在家，就说妈妈在睡觉。”直到现在，她在美国的朋友还说：“我们都觉得很奇怪，你怎么老在睡觉。”就连陈云英的导师当时也觉得不可思议，这个勤奋的中国学生怎么老睡觉？

在美国的4年中，陈云英多次都是刚给孩子做完饭，几乎连抬头看一眼蓝天和阳光的工夫都没有，就接着跑进教室，身上散发出一股浓浓的中国炒菜味。她最终坚持下来了，拿到了两个博士学位。

1987年，在耶鲁大学经济发展中心工作一年后，林毅夫突然回到了中国，成为我国改革开放后第一个从海外归国的经济学博士。同年的6月18日，陈云英在通过博士论文答辩后的第8天，也追随丈夫回到了北京。

有“中国特殊教育第一人”之称的陈云英，多次受到国家教育部及残联的表彰，还被推选为全国青年联合会常务委员会常委、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委员。她多次与林毅夫一起参加全国政协会议，被人们称为“议政夫妻”。

如今，他们的一双儿女也已长大成人。大儿子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毕业后，赴美留学获得硕士学位；女承父业，从事金融方面的工作。

2007年，在被推选为台湾省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后，陈云英就跟丈夫开起了玩笑：你的经济学专业是研究怎么让人富起来，我的专业是让富起来的人怎么把钱花到该花的地方。”

“把白手套留在了芝加哥”

虽然林毅夫在国际经济学学术期刊上发表的论文，在全球华人经济学家中一直排名在前一二名，在国际上的排名也一直很靠前，但是，他并没有选择成为典型的学院派学者。

1987到1993年，他先后在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任职。从那时开始，为政府提供决策咨询、参与制定政策成为他的工作内容。他逐渐成为同龄的学者中离权力核心最近的几位之一。近年，“新农村建设”的建议者、“十五计划”和“十一五规划”的主要咨询专家等角色更使他为中国公众所熟知。

“芝加哥大学毕业后，最早回国参与中国现实经济政策研究，并没有担心研究现实政策问题会‘弄脏’名校毕业的‘白手套’。他把‘白手套’留在了芝加哥。”卢锋形容说。

走近政府、成为政府智囊，于林毅夫并不是困难的选择。这与他29年前的选择逻辑一致。他告诉记者，他从小喜欢历史，曾想成为历史学家，喜欢中国文化，也实践着中国文化对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定位。

他不介意人们认为他过于靠近政府，“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别人的评价不重要，把自己摆低一些，推动社会进步更重要。”当被问及独立的学者和智囊的角色，哪一个他更在意时，“独立的学者”，林毅夫丝毫没有犹豫地回答，只有作为一个独立的学者思考问题，才能对政府的决策有所贡献，这样才能称得上是智囊。“固然很幸运，有些建议后来被政府采纳成为政策”，但是，他说“不曾有在政府作出了决策后改变自己的看法去附和政府政策”。

做人艺的演员，其实是挺幸运的。人艺的前辈都很真实、很平常，该什么样就什么样，出门不用戴眼镜遮上眼睛，不装着也不掖着。我想像他们一样，自在坦然地活着。

除了舞台上演戏，慢慢有了电影电视剧的角色，人们习惯将你的角色和生活中的你联系起来。而我觉得，要想演好下一个角色，就得从上一个角色中退出，回到自己。要做到艺术角色的归零。当然，要说角色对我不产生影响，那是不可能的。演弘一法师在灵隐寺剃度那场戏，头发一点点落下时，我流了泪，不仅是在体会弘一的心境，也是在体会我自己。站在弘一大师出家的地方，我也曾问过自己：我会这样吗？现在，让我回答，我说不会。因为我始终是个演员。

广告与公益

作为演员，生活在今天这个时代，是碰到好时候了。当年我们的父辈，专于一艺，只能做一件事情，而现在，我们能干八件事情。我也是在这样的机遇中，进入了商业层面，挣钱比父辈多多了。因为你是知名演员了，人家需要用你的形象来推广品牌，还有一些社会公益活动，你只要花点精力，出席活动，这事儿就成了，你有了舞台之外的社会功能。这是事情好的一面。

我第一次接广告，拍的是日本的NEC电器，他们看了电视剧《英雄无悔》，就选择了我。第一次去银行取十万元钱，我心里怦怦直跳，见钱眼开，又不禁心虚，怕有人打劫。

拍广告多了，也会激发你的艺术思维，我自己就常被创意精彩的广告感染。现在我还对我早期拍的红酒广告记忆犹新，那是一个故事广告，通过一瓶红酒传达对爱的思念。

有段时间，很多人批评我也商业化了。有一个观众还把我的一个广告形象从报纸上剪贴下来寄给我，在旁边写上：不要脸，哈巴狗，人家让你说什么你就说什么。我当然很震动，观众希望我维护自己的形象。这以后，我选广告就很谨慎，信息化时代，太多地方希望你做吆喝的形象，但我已经知道深浅了。一件事你参与进来，就要为它负责任。这责负不了，就别揽。

至于做公益活动，我坦白地说，做公益对演员来说，有名又有利。看刘心武在“百家讲坛”讲《红楼梦》，讲贾宝玉正邪二气，他说任何一个生命体都有正邪二气。我想自己也如是，虽然现在外面对我的赞誉很多，爱心大使啦、好演员啦，那怎么解释我身上的邪气？那我只能说，我表现出来的是所谓的善良与美好，我隐藏着丑陋与罪恶。我能藏着不被人看见，那是我的修养。我不是不会骂人，也不是不会偷盗，我也会伤害人，可是我能控制祝我也有隐私，对作为一个人所面对的人生课题，包括人性丑恶的一面，我怎么能不知晓？

最后的告别

有一年我去南非，在野生动物园，车子遇到几十头象排着队在草原上走。又看到一头老象距离远远地跟在后面，在车道上迎面而来。一窗之隔，它的眼睛低垂着从车边走过了，四条腿着地，每踏一步我都有震感。我知道，老象在离去的时候，就是这样离开象群慢慢走，最后连遗骸都找不着。还有老子，骑着青牛，出关而逝。最后的告别都应是这样的，慢慢歇息—属于你的会议结束了，属于你的酒席也散了，该放弃的就放弃……

作为演员，我们离不开掌声，我们感恩于这些喝彩，让你还有动力继续吃苦受累，但是也绝不能只为喝彩做事。人生最终还是：“满船空载月明归。”不属于你的，希求不来;属于你的赞美，你退了，人家茶余饭后也许会聊聊你。戏剧艺术是我的月，名利是几颗星，不过如此。

叶锦添是个很难界定的人。二十多年来。他游走在古典与前卫之间，带着一份恣意妄为的轻狂，创造了多部堪称风华绝代的经典作品。他穿最简单的黑白素色，谈笑间总是温文尔雅，脑子里却装满天马行空的奇思异想。从服装设计、电影美学到视觉艺术，合作过的都是大导演，拿过的都是大奖项，他不停游走于各个领域却又总能得心应手。2010年，他担任造型设计总监的新版电视剧《红楼梦》热播，奇才叶锦添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每个人都有自己要走的路

1957年，叶锦添出生在香港的一个穷苦家庭。那时候，他和兄妹、父母和七八户人家挤在一个大房子中，一家人拥有的空间就是夹层的上下木板，没有隔墙，只有用围帐划清的界线。

多年后，回忆起童年，叶锦添的脸上仍带着微笑：“智慧是被生活逼出来的。童年时我没有发表意见的习惯，只是喜欢想象，个性比较自闭，和别的孩子不太一样。”

大人们照旧为生活忙碌，他们不能了解，这个看上去闷闷的男孩子缘何会那么狂热地喜欢黑色和红色，在叶锦添的解读中，那是悲观的颜色。

家里五个孩子，叶锦添排行老四。从小他就比较喜欢奇特的东西，漫画也喜欢特别一点的。那时，同样喜欢画画的哥哥一度成了他的偶像，跟着哥哥，他开始画画和摄影。童年的大部分时光，他都消磨在收集和绘制连环画中了。

“穷人有穷人的世界，当你真正穷的时候，确实也不知道和别人有什么分别。我从小就养成了一种盲目高傲的性格，总是会把自己保护得好好的，对我不利的事情都充满了防范。我很容易会架起一道装饰性的围墙使自己看起来独特和出众。穷也穷得有型有格，虽然口袋里身无分文，但开口都是最贵的和最有品位的东西，无论怎么样都要去最好的咖啡厅，就是喜欢那种气氛。”

父母担心儿子会走上穷画家的人生之路，坚决反对他画画。为此，叶锦添和父母爆发了长达几个月的冲突，直到他多年后站上奥斯卡的领奖台，他与父母的矛盾纠结才算消除。作为妥协，1982年，叶锦添考入香港理工学院摄影专业，毕业后去了电影双周刊《曝光人物》当摄影师。

在美术方面，叶锦添没有接受过太多正统训练，但却不妨碍他越画越有名。后来在香港本地的一次美术大赛中，他得了几项大奖。也正是因为这些天马行空的画作，他被香港电影“怪才”徐克一眼相中。1986年，吴宇森筹拍电影《英雄本色》，徐克是这部戏的监制。在徐克的力荐下，29岁的叶锦添成为该片的执行美术。在这部电影中，叶锦添为周润发做出了一个风靡一时的经典造型“小马哥”——牙签、西装、风衣和光可鉴人的发型，轰动全港。

毫无疑问，23年前与徐克的初次邂逅让《英雄本色》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虽然那仅仅只是他踏入影坛后的第一份工作。与此同时，叶锦添还经常以双重身份穿梭于不同的摄制组，在做美术指导的同时，还兼在报纸上开设摄影专栏。此后与关锦鹏合作的《胭脂扣》更是彻底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催生了叶锦添内心对于电影，从工作到喜爱再到痴迷的疯狂历程。

出于对西方艺术的喜爱，1987年，30岁的叶锦添背起行囊，凭着一口不流利的英语走遍整个欧洲。从最西边的葡萄牙到东南边的希腊爱琴海，再到东北边的南斯拉夫，他度过了一个年轻艺术苦旅者最难忘的悠游时光：一身旧军衣，十足的探险队造型。白天吃着面包，赶赴博物馆、美术馆，晚上则落脚小旅馆和青年旅社。睡不了几个小时，又兴致勃勃地出发，寻找新的视野。在每天每分每秒中，说不尽的经验，已潜入了身体的记忆里。旅行让叶锦添找到了同类，“看着毕加索、凡·高他们的画，我就感觉像自己画的，因为他要表达的就是我想表达的，里面有我自己的感觉。”

在现实与理想中把玩平衡

回到香港的叶锦添满怀希望，准备在电影上大显身手，哪知“机会屈指可数，生活穷困潦倒”。不仅日子穷得叮当响，而且甚至一年里也没一部戏可拍，有时连午餐都吃不上。前途在哪里？艺术是什么？叶锦添进入了事业的低谷期，心情郁闷。

就在这个时期，叶锦添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到处找来老杂志和旧书，发疯般地研究起京剧脸谱，看京剧装扮，琢磨京剧戏服甩袖，企图在尝试恢复一种传统美感的同时，融入个人的经历和眼光。

真正翻身是在1993年。电影《诱僧》剃光了影星陈冲的眉和发，反倒成就了叶锦添。他拿到了生平第一个大奖——台湾金马奖最佳美术设计奖。这是他事业的重要转折点。

艳丽妖娆的《诱僧》使他结识了该片男主角吴兴国。叶锦添信手拈来的几幅设计图被吴兴国一眼瞧中：“不错嘛，愿不愿意跟我去台湾？”由此，叶锦添加盟吴兴国经营的当代传奇剧场。舞台让叶锦添的想象力得到更淋漓尽致的宣泄，惊艳至今的《楼兰女》由此诞生。

“这些戏服，极尽繁复又华美艳丽，全是我一针一线做出来的。凤冠代表婚礼、假花代表死亡、链条代表枷锁、利剑象征复仇、海藻意喻生殖，剧情每一步发展和人物内心的活动变化，我都尽量用这些服装的符号外化出来。1993年《楼兰女》在台湾首演，一炮打响，很多年轻人都来了，连那些老一代的人，也好奇地来看我们在搞什么新的东西。”

当第一次看到演员穿着他设计的衣服在舞台上表演的时候，叶锦添被震住了。“吴兴国让我懂得舞台演员身上的魔力。演员可以将你想象的感觉找出来，他们身上有一种力量，你在他身上找到了这个力量，你就能让他演的形象立起来。《楼兰女》的服装设计使我在台湾红起来，并引起国际关注。可以说，吴兴国对我艺术的成功影响最大。”

自此以后，叶锦添好运不断，他转型做了7年的舞台剧，担任了四十多部戏剧的服装造型设计、道具、舞台设计工作，接触到了大量的中国传统文化和艺术，大到唐宋的建筑，小到衣服袖口，这对他日后的设计影响很深。

2000年，是叶锦添事业上的转折年。这一年，他的名字与一部叫《卧虎藏龙》的电影紧密相连。2001年的奥斯卡之夜，当相貌平平、服饰简约的叶锦添带着他惯有的斯文和腼腆走上领奖台，从著名影星凯瑟琳·泽塔·琼斯手中收获了万众瞩目的小金人时，这个第一位在奥斯卡奖台上得到认可的中国电影人，创造了，一段与艺术、信念、历史三者交融的奇迹。

丰富的灵感源于积累

叶锦添的服装作品不仅而貌丰富，并且跨足各种艺术形式，包括电影、舞蹈歌剧、戏剧、戏曲、传统乐舞、音乐剧场等。而他的创作灵感，到底从何而来？

答案很简单，厚积薄发。叶锦添的书架足以让每一个爱书人又羡又妒。上白天文，下至地理，早自远古神话，近到当代艺术，种类涵盖诗歌小说、建筑戏曲因为工作需要，他还特别收藏题材偏门的书，他甚至专门到日本去寻找有关城堡设计的书，研究攻守双方的战斗，城堡每个地方的功能。“事实上某些领域内的专业书籍，在我的工作中也用得到。例如做船的书，拍《赤壁》时要做船，我们要计算浮力，研究船怎么压在水面上，这牵扯到整个设计的可能性，需要很多专业知识。”

从艺术的道路一路走来，叶锦添也从读书人变成一个著作颇丰的作者，从《繁花》、《流白》到《神思陌路》，他笑言自己与书是“共生关系”：“很多人看书是为了丰富自己写作的天空，我不是，我看什么有感觉都会去做。”他看文字，便制造文字；他看技术，便制造技术；他看影像，便制造影像；他读书，自己也写书。

醉心艺术，但叶锦添的日子并不宁静。多年来，从《大明宫词》，《橘子红了》、《射雕英雄传》、《无极》、《夜宴》、《赤壁》，到如今的新版《红楼梦》，叶锦添的服装造型一直备受争议。对此，处于争议旋涡中心的叶锦添很坦然：“我一直在强调，不论谁设计新版《红楼梦》，不管设计成什么样，都会被批评。真正的艺术应该是单纯的、纯粹的。我处于精英文化的尖端，为了满足那些每天看很多世界艺术品的人，必须走得更快。艺术是整体的，现在只是一个过渡期，我相信，观众一定会喜欢我们耗费了大量心血做出来的作品的。”

叶锦添表示，无论是荣誉还是责难，今后仍会有很多，但他不会为之所动，因为自己要做的事情，想做的事情，实在太多了。“比如我现在很喜欢写东西，写自己每天的心情。多年的艺术工作，让我有很多积累，我会一本本把它写出来。我想，这不是贪心，而是自在。我想努力做出一点乐趣来，尽量享受不一样的人生。”

名人刻苦读书的小故事一：苏洵发愤

苏洵是宋朝著名的文学家，唐宋八大家之一。他小时候很贪玩，直到二十七岁才认识到读书很重要，从此开始发愤读书，抓紧一切时间学习。有一年端午节，苏洵从早晨起来就扎在书房里读书。他的妻子端了一盘粽子和一碟白糖送进了书房。将近中午时，夫人收拾盘碟时，发现粽子已经吃完了，碟里的白糖却原封未动，而旁边砚台上竟有不少糯米粒。原来，苏洵只顾专心读书，误把砚台当成了糖碟。正是凭着这种认真刻苦的精神，苏洵成为了文学大家。

感悟从古至今，年老发奋学习的事例也比比皆是，青少年年老就不能学习了吗？当今知识爆炸的年代，现代科学文化迅猛发展，使知识的更新期大大缩短，活到老学到老是时代的要求，它要求人从幼年到垂暮都要不间断地学习，不用说人到中年，就是老年仍然需要坚持学习，否则赶不上时代的步伐。

名人刻苦读书的小故事二：八十二岁的状元

梁灏是五代时期的人，却是宋太宗时期的状元郎。他从五代后晋天福三年（938年）起就不断地进京应试，历经后汉和后周两个短命朝代。虽然屡试不中，但他毫不在意，总是自我解嘲地说：“考一次，我就离状元近了一步。”直到宋太宗雍熙二年（985年），他才考中进士，被钦点为状元。他一共考了四十七年，参加会试四十场，中状元时已经是满头白发的老翁了。在大殿上，太宗问他的年岁，他自称：“皓首穷经，少伏生八岁；青云得路，多太公二年。”言明自己是八十二岁了。短短两句话，包含了多少考场上的艰苦和辛酸！

感悟梁灏八十二岁中状元是那个时代的悲哀，因为他生逢五代乱世，人生坎坷在所难免。但他的那种坚忍不拔的精神却是极为可贵的。在求学路上，如果人人都像梁灏那样孜孜不倦，为达到目标不惜追求到须发皆白，那么，即便最后不能功成名就，至少可以满腹经纶垂名后世。这种坚毅的求学精神值得每个人称颂和学习。大器晚成的故事告诉青少年：学习不在于年龄，人的一生是一个不断学习、不断完善的过程，只要正确对待，持之以恒，就能达到你的目标，实现自己的理想。

名人刻苦读书的小故事三：匡衡凿壁借光读书

匡衡是西汉著名的经学家。他从小喜欢学习，刻苦勤奋，可是家里却买不起灯油，无法在夜间学习。一天夜里，他正躺在床上默诵白天读过的《诗经》时，发觉邻居家灯火通明。匡衡羡慕在灯光下读书的人，他灵机一动，把邻居家的灯火借过来就可以读书了。

匡衡正在思索着该如何借到光看书，灯光把巨大的人影投身到墙上，酷似一个个怪物，怪模怪样地在墙上晃来晃去。小匡衡灵机一动：我如果在这边偷偷凿个洞，隔壁灯光就能穿墙而过，照射到我这小屋里来，我不就可以借着这点亮光读书了吗？

他高兴地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找来一把凿子，在墙壁下方偏僻处凿了个小小的窟窿。顷刻间，灯光照亮了一小块儿地方。匡衡连忙从床头翻出《诗经》，凑到那一小块儿宝贵的光亮处，专心致志地苦读起来。匡衡的父母看到匡衡如此刻苦，都感到特别欣慰，同时又倍感酸楚。

从此以后，匡衡白天帮大人忙田里的农活，夜晚借着那一小束从隔壁人家借来的灯光，孜孜不倦地读书，经过不懈地努力，终于成为一代学者。

感悟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外界条件不是制约我们成功的决定因素，自己的努力才是成功的关键。学习中遇到困难是常有的事。但要努力克服这些困难，要有吃苦的精神，培养自己的学习毅力。

名人刻苦读书的小故事四：鲁迅在“三味书屋”

鲁迅小时候非常淘气。一天，镇里的戏台正在排戏，鲁迅听到外面的锣鼓声，便在家里坐不住了，趁着父亲不注意，他一溜烟儿地跑到戏台前看热闹。这时，戏台周围已经挤满了人。突然，热闹的锣鼓声停了，从后台走出一个人，对台下一拱手说：“哪位小兄弟愿意上台？我们让他客串阎王殿里的小鬼。”那些平时非常调皮的孩子这会儿却你推我、我推你地谦让起来。

名人读书的励志小故事“我来！”小鲁迅走上台去，让戏班的人画了个花脸，然后拿起一把钢叉就舞起来，戏台下马上响起叫好声。他得意极了，舞得更得劲儿了，小伙伴们都非常佩服他的勇气。

鲁迅12岁那年，被父亲送进了一所叫“三味书屋”的私塾就读。初入学时，鲁迅对百草园中的那些小精灵非常感兴趣。他在园中想起古人东方朔说过有一种虫叫“怪哉”，用酒一浇，便会消失不见。鲁迅非常想知道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便悄悄地问私塾的先生：“先生，这‘怪哉’虫是怎么一回事呢？”

先生却板着脸，很不高兴地回答：“不知道！”

后来，鲁迅慢慢体会到学生应该读书，先生不喜欢学生问各种古怪的问题。于是，鲁迅开始刻苦读书。起初十分严厉的先生也开始喜欢鲁迅的聪明刻苦，态度渐渐和蔼起来。鲁迅为了勉励自己学习，制作了一张小书签，书签上有10个正楷小字：“读书三到：心到、眼到、口到。”读书时，他把书签夹在书里，每读一遍就从上往下盖掉一个字，读过几遍之后，就用默读来加深对课文的理解，用不了多久，他就能熟练地把课文背出来了。后来，同学们也都向鲁迅学习，纷纷制作“读书三到”的书签。

感悟学习要讲究方法，循序渐进，日积月累。真正会学习的人，要善于取舍，要选择正确的，精通专业的，熟悉相关的，了解必需的。同时，学习需要思考。有些人虽勤于学习，但不过只是泛泛的阅读，任何理论观点都只在脑海里一晃而过，是所谓“学而不思则罔”。“读书三到”是鲁迅在学习过程中的经验总结，我们也要像他那样不断地总结学习方法，集中时间、集中精力去攻读，只有这样才能事半功倍。

托尔斯泰是俄罗斯的大文豪，他的《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都是享誉世界的名作。但他的妻子却是有名的泼妇，脾气甚坏。她是一位医生的女儿，托尔斯泰跟她结婚时已经34岁了，而她却是一位芳龄18的天真少女。托尔斯泰年轻时风流成性，玩弄过不少女人，他为了真诚地对待这位少女，便把详述过去荒唐事情的日记，交给了她。这位少女虽吃了一惊，仍然勇敢地重申她的诺言。于是她们结合了，开始了一种互相忠诚又互相苦恼的生活，一直维持了48年。

48年中，他们生了13个孩子，然而两人的感情仍有介蒂，性格与脾气也大异其趣，经常是吵吵闹闹的。托尔斯泰曾写有三种日记：第一种是夫妻可以同看的，第二种是只写给自己看的，第三种是写了自己也不再看，死后才可让人看的。有人问他成名的秘诀，他说，因为我娶了一个脾气不好的太太！

但托尔斯泰最终还是与太太分离了。82岁那年的一个严寒的冬天，他为了永远躲开吵吵闹闹的妻子，在黑夜之中离家出走了。他坐上一辆又慢又冷的火车，漫无目的地行驶。但他没走多远便突然得了急性肺炎，不得不在阿斯他波佛车站的站长室休息。他的太太赶来后，为了不影响他的病情，未能及时见面。直到他昏过去后，她才被准许入内，在他听不到的耳边说了她的爱，在他无感觉的嘴唇上印下了她的吻。然而，为时已晚，托尔斯泰竟因年老体衰而承受不了心身打击，已经长辞人世。托尔斯泰离家出走的悲剧就这样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