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小平人物观后感（最新20篇）

“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这一理论，将中国自党的十五大以来的法治建设的行为与法治建设的目标有机地统一起来，表明我们党关于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成熟，也是新时期法治中国建设的正确路径，如何做好法治中国，我觉得要从以下几方面做起：

1、以科学的立法作为基础

良法是善治的前提，立法质量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关键所在。深化法治中国必须以科学的立法作为基础，充分发挥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一方面，立法和改革决策必须相衔接，在立法过程中，坚持立改废释并举，并始终坚持公正、公平、公开的基本原则，通过健全宪法实施和监督制度和宪法解释程序机制，以保障法律法规的针对性、系统性和有效性。另一方面，要拓宽公民有序参与立法途径，通过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完善立法项目征集和论证制度，以更好地适应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

2、以严格实施作为前提

法律的权威在于实施，深化治法中国也必须以严格的实施作为前提。在法治法规实施过程中，必须全面坚持依法履行政府职能。一方面，通过推行政府权力清单制度，把政府权力运行中的权限、程序、责任以法定化的方式固定下来，以保障政策的连续性和科学性。另一方面，要强化对行政决策过程的监督，完善纠错问责机制。强化决策过程中的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以及合法性审查，完善责任追究制度及责任倒查机制。

3、以公正司法作为保障

法治的生命在于公正，深化法治中国必须以公正的司法作为保障。一方面，要建立健全司法人员履行法定职责保护机制。确保司法机关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加强审判流程、裁判文书、执行信息公开等平台建设，构建开放、动态、透明的阳光司法机制，净化领导干部干预司法的空间。另一方面，要优化司法职权配置。通过设立巡回法庭，审理跨行政区域重大行政和民商事案件，使审判机关重心下移和就地解决纠纷和方便当事人诉讼。推动实行审判权和执行权相分离的体制改革，实现执行工作的专业化，提升执行工作的质量与效率。进一步拓宽群众参与司法的渠道，在司法调解、司法听证、涉诉信访等司法活动中保障人民群众参与。

4、以优秀队伍作为导引

深化法治中国，必须以优秀的队伍作为导引。一方面，建设高素质法治专门队伍。健全法律职业准入和认证制度。落实从符合条件的律师、法学专家中招录立法工作者、法官、检察官制度，并健全完善执法司法机关领导干部轮岗交流制度。规范律师执业行为和准入、退出管理，完善执业保障机制和违法违规执业惩戒制度。另一方面，创新法治人才培养机制。加大实施法治人才培养计划力度。加强高等院校法学师资队伍建设，优化法学专业设置。通过创新法治人才培养机制，形成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学科体系、课程体系，培养造就法治人才及后备力量。

5、以全民守法作为目标

人民权益要靠法律保障，法律权威要靠人民维护。深化法治中国要以全民的守法作为目标。一方面，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增强全社会厉行法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通过开展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活动，如组织多种形式的法治论坛、法治文化成果展、“法治人物”评选、法律知识竞赛、学法用法演讲、法制故事宣讲、法制文艺会演、法制电影巡映、法制书画展览等法治文化活动，使公民普遍确立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意识，养成崇尚法治权威、依法办事的习惯。另一方面，推进各类社会主体自我约束、自我管理。发挥市民公约、乡规民约、行业规章、团体章程等社会规范在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以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培育守法光荣、违法可耻的社会氛围。

法治是准绳，是“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坚强决心，我们的国家将会更强盛“法令行则国治，法令弛则国乱。”法治中国建设是顺应时代发展，意义重大，必须以高度严谨的态度落实好法治中国建设，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

郭小平心里，更看重的不是院长头衔，而是红丝带小学校长的身份，与此相关的是一个让全世界为之动容的名词“艾滋病”。

2008年11月15日晚，郭小平带队，红丝带小学的3位老师和12名艾滋病儿童一起参加了中央电视台12·1世界艾滋病日主题晚会的现场录制，与他们一起排演这个节目的还有两位防艾大使：我国著名歌唱家彭丽媛老师和表演艺术家濮存昕老师，濮存昕老师还是这所特殊学校的名誉校长。节目录制前，他刚刚跟孩子们同桌吃了晚饭。

晚会现场，主持人把话筒给孩子们，让每个人说出自己的心愿时，孩子们的眼睛都是湿的。其中一个小女孩叫翠翠，上台后一直在流泪，声音哽咽地说以后想做一名护士;胖胖的高个姑娘叫盼盼，说自己想当一名舞蹈家;小男孩文慧则神情坚定地说自己的梦想是当一名医学家，攻克艾滋病!

孩子们简简单单的几句话唤出全场所有人的眼泪，嘉宾哭了，主持人哭了，现场观众哭了，摄像师、灯光师的眼中也闪着泪花。我坐在观众席上，尽管上午刚采访了这些孩子，但还是忍不住再次为他们的命运流泪。郭小平说，想当医学家的小男孩特别聪明，特别爱读书。

想当舞蹈家的盼盼还为现场观众跳了一小段新疆舞，脸上绽放着羞涩的笑容。我在想，是什么让这些特殊的无辜的孩子，还能有梦想，有笑容?

台上，红丝带小学的名誉校长濮存昕正在把郭小平隆重介绍给现场观众和电视机前的亿万观众，聚光灯下，郭小平穿着一件不入流的普通外套，有点风尘仆仆的感觉，看上去不像院长，倒更像一个父亲、一个乡村教师的形象。

医院里办小学，解决两代艾滋病人受教育问题的有效尝试在中国，所谓二代艾滋病人，主要是指通过母婴传播的艾滋儿童，这些儿童的父母是艾滋病人、或者仅一方是，这些孩子的艾滋身份从出生那一刻起就被注定。

2008年10月30日，一项由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支持的调查对外发布消息，在中国6个城市的成年人中，存在着对艾滋病感染者的严重歧视。30%的受访者认为感染艾滋病的儿童不应该被允许和其他孩子在同一所学校上学;将近65%的受访者不愿意和艾滋病感染者住在同一所房子里;48%的受访者不愿意与感染者一同用餐。

尽管这种歧视在中国是被禁止的，但是歧视现象仍然普遍存在，严重影响着艾滋病感染者的生活，并对艾滋病预防十分有害。

此次北京采访中记者看到，郭小平和他的助手李学军(临汾传染病医院院长助理)、刘美婷(红丝带小学音乐老师)、张新平(红丝带小学文化课老师)，还有刘倩(红丝带小学生活老师)，吃住行都与这些孩子们在一起。而刘倩本人既是志愿者，也是一名不幸的艾滋病毒感染者。郭小平对这些孩子的称呼是“我的娃们”。

郭小平：“对艾滋病宣传初期，见诸于媒体上的报道往往与道德、伦理的沦陷相关，从而造成人们的误解。实际上艾滋病患者被传染的渠道有三种：一是母婴，二是血液，还有就是性传播。在山西，通过性传播感染艾滋病的很少，多数艾滋病人是通过卖血和输血途径所传染。艾滋病患者首先是病人，应该给他们以起码的同情。但是媒体和社会往往忽略了这点。所以我认为，对艾滋病患者要做的不仅是治疗，更多的是关怀，这才是最主要的。比如这些艾滋病孤儿，还在母亲肚子里时，就染上了艾滋病病毒，成为血液传播的第二代受害者，这是一群命运坎坷，备受病痛折磨的弱势群体，他们需要社会的关怀，需要我们的正视，需要像健康孩子一样上课、游戏、生活。否则，一旦他们在冷眼和歧视中长大成人，将会对社会构成很大威胁，那时再想教育就晚了。”

采访中获悉，那个晚会上想当护士的小姑娘翠翠，刚来医院时患有强迫症，舌头伸出来总也收不回去。翠翠只在小学念了一年书，当时身边的同学都指着她说她有艾滋病，远远地躲着她，翠翠长时间被这种环境包围，所以性格很孤僻，不爱见生人。到病区几个月后，翠翠就不再吐舌头了，胆子也大起来。去年的“六一”儿童节前夕，我去红丝带小学采访时还看到了翠翠表演的舞蹈。

有数字显示，全球1/6的艾滋病相关疾病死亡和1/7的新发感染HIV是15岁以下的儿童。而在我国，据统计感染艾滋病的儿童大概有7万人。多么让人震惊的数字。相较之下，临汾红丝带小学的十几个孩子毫无疑问，当属这个群体中的幸运儿。他们成了医院的孩子，医院不仅为他们看病，还建了一所充满欢声笑语的小学。2006年，郭小平亲自领着他的“娃们”去看了北京天安门;2008年初，这些“娃们”在郭小平的张罗下，又飞到海南岛，圆了“看海梦”;今年的北京之行，郭小平去之前就想好了，要让娃们走进“鸟巢”和“水立方”。

郭小平：“关爱本身就是一种最有效的教育，因为这是一个特殊群体。我们要教会他们怎么做人，要让他们从小就树立‘到我为止，不再传给别人的理念’。这些孩子很快就步入青春期了，他们要扰乱社会后果难料，所以现在必须接受教育，而且是特殊教育，要让他们知道将来如何生存。所以这些孩子的教育重点在道德，然后才是技能教育。如果我们不重视艾滋病第二代的教育，势必会出现第三代、第四代……非常可怕。在无疫苗的情况下，我们必须重视道德教育。

对艾滋病人的关心，不能心血来潮，哪怕一天只做一件事，就是花十来块钱买几根铅笔，几个面包，或是帮患者洗澡，都是关心他们的表现。像濮存昕老师，他对这些孩子的关心就非常真实，每年他都会给红丝带小学五万块钱，用于给孩子买衣服、或生活补助。只要有时间，他还会来临汾看看这些孩子，和他们一起吃顿饭，不是作秀，而是就坐在一个餐桌上同吃一盘菜。

艾滋防控这块必须有这样一批人努力的去做，才能让人类在最快的几十年或是几百年内控制艾滋病，否则的话，艾滋病一但爆发将完全不可收拾。”

绿色港湾模式，让艾滋病患者在“生产自救”的同时进行“心灵自救”

自1985年，中国发现第一例艾滋病患者到今天，23年过去了，官方数字报告的中国艾滋病感染者增长到约70万人。2007年，约有5万新发感染和2万与艾滋病相关的死亡。预计有12万到15万艾滋病感染者需要接受抗病毒治疗，而目前仅有4万人接受该项治疗。这4万人中，就包括了先后在山西“绿色港湾”艾滋病区接受救治的1000多名艾滋病患者。

这是一篇北京媒体《新京报》的报道——

2004年6月，临汾传染病医院“绿色港湾”艾滋病区的全体医护人员涌入丁师傅爱人的病房。那天是他爱人的生日，医护人员专程买了一个大蛋糕，买了鲜花，还点上了生日蜡烛。

在“绿色港湾”，丁师傅的爱人第一次听到别人祝福她“生日快乐”。她特别开心，还唱了几首歌答谢大家。生日过后，丁师傅爱人的病情有所好转，心情也开朗多了。发现自己成了艾滋病毒感染者后，她还从来没笑过。“她有勇气活下去了。”丁师傅说。

大年三十的时候，丁师傅的爱人，还收到了郭小平送的100元红包。正月初一，几位患者及家属还吃到了医护人员包的饺子。

小患者苗苗最喜欢护士周亚琴，每次她下班回家的时候，苗苗都要拉住她的手，让她带好吃的。她每次上班，苗苗都会在大门口等她。周亚琴说，“苗苗把我当成他的亲人了。”

在患者眼里，院长郭小平从不穿白大褂，不戴口罩和手套。他平均一周来“绿色港湾”一次，每次都要坐到患者床前问寒问暖。“一点也不像领导，没有架子，很随和，就像熟人见面一样。”一个患者的母亲说。

为什么要给患者发红包呢?我把这个问题抛向郭小平。

郭小平：“我们要让患者感觉这里像一个家，所以取名为‘绿色港湾’。绿色寓意着生命，港湾就是家。得了这个病的患者思想压力都非常大，必须让他们乐观一点，鼓起生活的勇气，这样对治疗才有好处。从一开始，我们就非常重视艾滋病人的心理治疗。我们倡导医护人员和患者‘结对子’，医院其它病区的医护人员也会轮流到‘绿色港湾’值日，我们还号召医护人员在节假日和周末把艾滋病孤儿带回家，让这些娃们也能感受到家庭温暖。不少患者在‘绿色港湾’治疗后可以出院，却舍不得离开这个地方。”

听上去，这个“绿色港湾”好像是艾滋病患者的世外桃园，但是据了解，“绿色港湾”模式一经媒体报道，就引起了争论，焦点在于是否应该对艾滋病人采取隔离措施。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它的创建人郭小平又是怎么想的呢?

郭小平：“是患者的贫困、心理压力和传染病医院的客观情况，构成了病区搬迁的理由。临汾市传染病医院是山西省4家艾滋病治疗定点医院之一，原来的艾滋病病区设在医院本部，艾滋病病人不敢出门活动，担心遇到熟人知道自己得了艾滋病;加之艾滋病患者的免疫力较低，在传染病医院易与其他传染病患者发生交叉感染。一旦交叉感染，艾滋病患者就很危险。很多患者过早死亡是因为并发症死亡，并不是因为艾滋病毒。

2004年7月，我们自筹150万元将以前的SARS隔离区改建成‘绿色港湾”将艾滋病患者全部转了过去。从2004年7月24日建成至今，该病区共收治艾滋病患者120多人次。该病区的艾滋病患者只需要负担生活费用，住宿、治疗都免费，患者可以自愿入院，来去自由。”

记者去过一次“绿色港湾”，在开满芍药花的田野上，离临汾市区大概十公里的车程。我们完全可以把它形容成一个风光旖旎的田园式病区。一个患者告诉我：“在市里，别人都躲着我们，弄得我们都不敢出门。在这里，大家都是这个病，没有谁躲着我们走。我们还可以互相交流，有空还可以玩一玩。”来自病区的一份资料表明，来此地就诊的患者中，95%都是农民，每天的生活费对他们来说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在市内住院，他们每天都要到街上买饭吃。而在这里，院方盖了四个灶台，他们可以自己做饭。

2004年7月是“绿色港湾”开诊的日子，这里也被称之为“艾滋病人生产自救区”，患者在这里可以获得免费治疗，得到家庭般的看护，有了更大的生存空间，他们的家属还可以通过为病区打工来维持生活。

在这里打扫卫生的、烧锅炉的、维修房屋的、种菜养猪的，都是患者家属。

丁师傅的妻子1997年5月在做一次手术时因输血感染艾滋病，6年后开始发病，住进临汾市传染病医院。当时传染病医院还没有向艾滋病患者提供免费治疗，住院一周，就花费1，000余元，只好出院。“我当时都绝望了。”丁师傅抹了抹眼角的泪。

2004年5月12日，丁师傅接到院长郭小平亲自打来的电话，说传染病医院现在对艾滋病患者实施免费治疗，希望他们能尽快到医院就治。

“我永远记得这一天。”丁师傅说，当时，他就挑上一些小麦，带了500元钱，带着妻子赶到了临汾市传染病医院，并随后到了“绿色港湾”，丁师傅还获得一份兼职工作————洗床单被罩、打扫卫生。天气变冷后，他又干上烧锅炉的活，每月 600元。此外，丁师傅还带领五六个病人在病区内的土地上种药材，院里也给每个人发放了相应的劳务费。

“绿色港湾”占地面积90亩，除1，500平方米的建筑及院落外，其余均是可耕地。去年，他们收获了3万余斤玉米，大部分都分给了医院的工作人员和患者及家属。大白菜也收获了不少，除当福利分发，留下自用部分外，其余的都卖掉了。丁师傅一家人吃的蔬菜，有很大一部分是自救区自产，都是免费的。

“绿色港湾”病区主任乔吉平说：“种植蔬菜和中药材，都是缓解经济压力的手段之一。去年，院方购买了150吨煤，用于烧锅炉取暖，医院的开支很大。而且医院不收患者一分钱，除国家免费提供的药物外，国家规定要收的床位费，医院也免了。”

我看到，这里共有36间病房，每间病房两个床位，带有独立的卫生间。此外还设立了治疗护理区、行政后勤区和被誉为全中国最有爱心的学校————红丝带小学。治疗护理区内除病房外，还为患者及其家属设有活动场所，如VCD娱乐活动室、图书室、乒乓球馆等，用于丰富患者及家属的文化生活。

实践中的困惑

郭小平：“最大的困惑是经费问题。“绿色港湾”虽然只是我们临汾传染病医院的一个病区，但却承担着全省差不多90%的艾滋病人救治工作。国家对艾滋病人的“四免一关怀”政策中，有一条是对农民和城镇经济困难人群中的艾滋病患者实行免费抗病毒治疗，对艾滋病患者遗孤实行免费就学。也就是说，政府及国际基金组织所给予的援助多数用于艾滋病人的抗病毒药物治疗，而山西的艾滋病人几乎都是社会最底层的农民，本身就面临着温饱问题。比如红丝带小学的孩子，不少是孤儿，还是艾滋孤儿，他们的生活谁来负担?医院每年要往绿色港湾这个病区投100多万元，才能保证这里的正常开诊。在这里生活、工作和接受治疗的医护人员、病人和红丝带小学的孩子们眼前就面临着严峻的冬季取暖问题。建筑是当时搬迁时医院自筹资金建的临时过渡房，一直想盖新的住院部但是到现在资金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现在锅炉又坏了，要想解决又得一笔开支。大家都知道，艾滋病人最怕感冒，这么冷的天气，取暖问题解决不了，对他们的身体最不利。医院很困难，确实很困难。

对艾滋病人的诊断问题我也想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我们国家把诊断的权利交给疾控中心，医院没权利诊断艾滋病。但是我觉得诊断和治疗也应该是医院的事情，而不应只由疾控中心来做，因为疾控中心没有行医权。今年我们医院就发生了一件事：一个病人在2005年通过疾控中心的血液化验报告，得出的结论是艾滋病患者，今年在我们医院要做一个胆囊手术，令人尴尬的是手术中发现，他体内的HIV为阴性!这下我们都着急了，一个标准复查两遍，最后送到本地疾控中心，结果都是阴性。现在这个检验已经通过省里送往北京，到现在还没有结果。病人很焦急，每天都要问我有没有结果，问自己到底是不是艾滋病患者。因此我觉得，关于艾滋病，现在存在检查、治疗和预防不衔接的问题。

再就是艾滋病的防治资金中，“防”大于“治”，治疗资金严重不足。国家每年的艾滋病防治资金大都用于预防。我们病区到目前为止已经接收艾滋病患者1，000多人，各项开支非常多，每年需要几百万元，但从建立至今，卫生部和省里提供的资金较少，我们的医护人员与国内外同行交流经验的机会也很少，很难及时掌握艾滋病治疗和管理的前沿信息。我虽然管理着这个病区，却从来没有机会参加学术交流，更不要说其他医务人员了。

艾滋病人动手术难也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问题。今年，山西一个艾滋病患者因患子宫肌瘤要动手术，竟然没有医院敢接收她，后来还是在媒体的帮助下才解决了这一问题。这种情况很容易造成艾滋病人隐瞒病情，悄悄去综合性医院做手术，这样无疑会增加艾滋病在综合性医院的传染几率。如果国家能形成一套关怀、治疗、疏导病人的办法来规范艾滋病治疗，就为艾滋病治疗医院提供了指导。”

采访结束，郭小平忧心仲仲的表情，还一直在眼前闪动。他所创立的“绿色港湾”发端于医院工作人员的善良之心，很多工作靠每个人的主动奉献，这样的人文关怀具有多少可持续性?郭小平的艾滋救治实践是否还有创新空间?对此，我们充满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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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国家法律不断健全的今天，还是有很多形形色色的犯罪案件在我们身边不断的发生，作为弱势群体的青少年，学会保护自己是非常有必要的。

当你一个人在在外面行走时，要时刻提高警惕，当有陌生人主动上来搭话，提出给你好吃的或好玩的东西时，千万不要相信他的话，以免被拐卖和受骗。因为天下不会有白吃的午餐。有的犯罪人员以叫你带路为由，趁你不注意的时候把你抓起来，然后打电话给家长，进行敲诈勒索，到那个时候后悔就来不及了。

在信息时代不断发展的今天，也加速了我们对社会上形形色色案件地了解，近段时间在多所学校发生的惨案也给我们每个人敲响了警钟，一定要加强自我保护的意识。当在外面遇到可疑人物时，一定要绕道而行，如果犯罪人员正在对别人实施犯罪时，首先要让自己镇定下来，千万不要慌张，要立即找最近的电话拔打报警电话110，这样警察叔叔就会很快的来帮助我们。

每天上学，老师和家长都不停地在我们耳边重复着那几句相同的话：路上注意交通安全、不要和陌生人说话、发现可疑人物一定要绕道而行、放学一定要马上回家，不要在外面逗留，以免发生危险事件，这些看似简简单单的话语，每时每刻都是在对我们进行着法制教育，不管遇到什么样的事情，首要的就是要保护好自己，寻求法律的帮助，同学们，你记住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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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子不高，身穿黑色衬衫和深色西装，英语流利，透着浓郁的知识分子气息。这是记者在大会现场第一次见到已经声名鹊起的潘建伟院士时留下的印象。他的头衔包括中科院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常务副校长，中国科学院量子信息与量子科技前沿卓越创新中心主任。

量子通信已然成为了时下的大热话题。只是这一次，信息革命的先机是否会在中国科学家构建的“量子版图”里闪现曙光?

“量子星群”

墨子号量子卫星发射后，潘建伟成了大忙人。现在，他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实验室里忙碌。上午休会间隙，记者有机会与潘建伟近距离接触。对媒体，潘建伟教授表现得非常谨慎，不愿透露太多，但在和量子技术泰斗级人物、日内瓦大学量子科学家Gisin教授的对话中，他耐心地解释着自己的工作以及中国量子产业化的发展方向。

Gisin教授显然对于中国量子的产业化非常感兴趣，问了很多关于资本与政策的问题。Gisin教授最早来中国是在1986年，当时他参与了一家欧洲光纤制造商在中国的业务发展。不过一直到近半年他才开始更加频繁地往返中国和欧洲，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他的公司即将在中国量子领域开展业务。

这也从侧面反映出潘建伟所构建的“量子星群”蓝图对于国际重要的行业参与者极具吸引力。按照他的设想，未来10~20年，将通过多颗量子卫星和包括“京沪干线”在内的地面光纤网，构建一个天地一体的全球化量子通信网络，这张网也将成为中国信息安全免受外界攻击的最强保障。

据潘建伟团队的科研人员向第一财经记者介绍，量子通信的传输途径包括可信的中继站以及卫星和地面之间的星地量子通信。即将建成的“京沪干线”就是为了保证量子密钥的传输安全。而星地量子通信则是依靠量子卫星。据潘建伟介绍，他的团队已经通过实验验证了微弱量子态在穿越大气层后是有可能保持的，而且每秒可传输1万个量子密钥。但是他承认，1万个是远远不够的，因此未来还将发射多颗量子卫星，形成“星群”。

将于今年年底建成的量子通信干线“京沪干线”全长2000余公里，是全球跨度最长的一条量子保密光纤。和普通光纤不同，这条光纤的节点上布局的是量子密钥分配器，具有绝对的保密性。京沪干线的建成标志着我国量子通信技术正式进入了产业化阶段。

Gisin教授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中国政府越来越意识到国家信息安全的重要性。他们不再倾向于依赖国外技术，下定决心要在量子通信时代来临前布局好本土研发的技术。这对一个国家在电信、核能、航空、金融、国防等关键战略性领域的影响是重大的。中国政府的决心对于欧洲也是一个的重要机遇。”

壮大的版图

1996年，潘建伟在奥地利维也纳大学第一次见到导师塞林格教授。这位量子物理学世界级大师问道：“你的梦想是什么?”他的答案脱口而出：“我要在中国建一个世界一流的量子物理实验室。”

现在，他正在向这个方向努力。

回国后，潘建伟在母校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组建了量子实验室。他的团队取得了首次实现光子比特与原子比特间的隐形传态，首次实现具有存储和读出功能的量子中继器，将单次激发量子存储时间提高了2个数量级，实现了对纠缠光子的量子存储等成果。合肥的量子通信城域试验网也成为全球首个拥有规模化量子通信网络的城市。

在潘建伟的“量子版图”里，坚固的“地基”就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量子实验室。这是一切产业化应用的理论基础。尽管中国开始研究量子信息学的时间晚于欧洲，还是涌现出潘建伟、郭光灿和段路明等一批优秀的科学家，目前，这一队伍还在不断壮大。

中国科技大学在中国量子通信产业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最典型的科大国盾，科大控股是其主要股东。此外，问天量子等也都是中科大下属的产业。

同样值得关注的一家公司是九州量子。中科大虽然不直接控股九州量子，但九州量子的首席科学家陈增兵就是潘建伟的同学。尽管中科大和潘建伟个人并没有持股，但在九州量子成立合资公司期间，中科大做了很多工作帮助他们建立起整个网络。

九州量子10月份公布投资了6500万元人民币与瑞士顶尖的行业企业IDQuantique(IDQ)共同建立合资控股子公司浙江理想。按出资比例，九州量子占65%股份，IDQ占35%股份，总投资规模达1亿元人民币。IDQ成立于2001年，该公司的联合创始人正是日内瓦大学的Gisin教授。而在九州量子的公告中，Gisin是合资公司的首席科学家。

对于合资公司未来的合作模式，潘建伟也有担忧：“就好像苹果找一家中国的代工厂，代工厂并不掌握苹果的技术。有可能在量子领域同样的事情也会发生，技术还是在外国人手上，我们最后变成了一个生产厂商。”

产业化挑战

通过将产、学、研真正实现一体化，并借助国外的先进技术，中国正在加快步伐构建整个产业链，打通上下游。科大国盾总经理赵勇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科大国盾负责为九州量子的设备提供上游的研发和产品开发，而九州量子更加注重商业化，以下游为主，研究如何落地和使用。”

据赵勇透露，目前科大国盾已经为央行、银监会等机构提供一系列实际商业应用的产品，包括提供商务密码信号等。“我们正在铺设基础的量子通信系统，保证电信级别的基础设施安全，只有先铺好路，才能跑车。”

不过，量子通信大规模地产业化仍然有不少挑战。目前来看，成本是最大的问题。对此，九州量子总经理曹文钊表示：“要扩大产业化应用，就要使同样的价格发挥更大的作用，这样客户对价值的感知就不一样了，接受度更高。比如购买一套设备，再加一些应用，性价比就提升了。”

空山花落，月影徘徊，淡淡的日子羡煞了湖光的潋滟，荡出一句“我们要真诚”。微微清风，拂绿青荷，浅浅的流年洗涤岁月的繁杂，留下一句“我们需要真诚”。

真诚是纽带，维系在人与人之间，缀成一个美好的和谐的社会;真诚是基石，一块块筑在国家的大厦之下。没有它，大厦将倾。

当每个人都做到真诚之时，纽带将会更加柔韧，基石将更加坚固。真诚的阳光从海上升起，照亮每一个人的心房。

真诚其实很简单。真诚实人与人之间的一份信赖。真诚是哥哥去世，弟弟代哥哥还完30万农民工巨款的一诺千金;真诚是有人摔倒上前扶一把的小小善举，真诚是童叟无欺的商业道德，真诚是生活的一捧清泉，洗涤我们心灵的污垢。所以，我们需要真诚。

真诚是阳光，人与人只有真诚，才能让幸福的阳光普照。真诚是雨露，人与人只有真诚，才能让甘露滋润干涸的心灵。真诚是花香，人与人之间只有真诚，才能让世界弥漫出芳香，所以，我们需要真诚。

说的好远没有做得好重要，漂亮话谁都会说，但真的做却未必人人可以。我们需要鄙弃那丑陋虚伪的一面，用真诚的行动赶写内心的问卷。修心重于饰面，让我们携手并进。

“人待我以真诚，我回报以微笑”，泰戈尔如是说。我们需要真诚。朋友，让我们真诚以待，让真诚的温情弥漫历史竹简的沧桑;让我们真诚以待，让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洒满阳光!

唯有真诚，能化冷漠之冰雪，为你我，为社会，为国家，带来一个崭新的春天!我们需要真诚。

《感动中国》十大杰出任务颁奖典礼上，两个人物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两个人就是教师夫妻李桂林、陆建芬，他们在一个很穷的山村教书。那是在大山的最深处，进出极为艰难，村民一年难得下绝壁一次。那里的生活条件十分艰苦，村上的人们连基本的吃饭穿衣都成问题，两位教师的生活环境、教学环境可想而知，所谓的“卧室”里只有一张用泥巴堆出来睡觉的泥床，一盏煤油灯，教室更是经不起风吹雨打的稻草房。他们两个白天教书，晚上回到“卧室”批改学生的作业，每天要到很晚才睡觉。通向那个穷山村的，只有一条路，一条笔直的山路，要靠梯子才能爬上山的山路。如果要走出山村，不仅要翻山越岭，还要过只有两条铁链横贯的大渡河。生活在那样的地方，是多么的艰辛啊!

可就是这样，那儿还是整个大山里最好的学校，连其他村的孩子也会到这里来上学。所以，每周一，他俩总要把孩子们接上山，周五再送下山，一次又一次地重复着……一年，两年，不知不觉，他们在大山里呆了整整19年。19年如一日，李桂林、陆建芬夫妇教书育人，共培养了6届共149名学生。陆建芬现在还是代课老师，1个月的工资才230元。夫妇俩第一次来到北京，连照相机也没有。是他们，为偏远山区的教育事业撑起了一片蓝天。19年的时光足够使一个无知的

婴儿，变成一个活泼懂事的少年。可见，他们受了多少苦啊!可是他们没有一句怨言，多么难能可贵的精神呀。试问，这种爱岗敬业，专门为人的精神我们又做到了多少呢?我们应该为我们现在的生活条件感到知足，只有知足才能感到快乐、幸福。正如为他们的颁奖词上所说：在最崎岖的山路上点燃知识的火把，在最寂寞的悬崖边拉起孩子们求学的小手，19年的清贫、坚守和操劳，沉淀为精神的沃土，让希望发芽。他们真正做到了这一点，不愧为人师。我们都应该向他们学习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要学会满足。

阿布列林·阿不列孜这样告诉记者：“焦裕禄说过，‘任何时候都不能搞特殊化’，这是我的座右铭。”以下是小编给大家整理的“感动中国”年度人物颁奖晚会观后感的内容，欢迎大家查看。

家住哈密市惠康园社区的低保户梁英，这几天的心情就像过山车。本来想给从四川到哈密的亲戚介绍工作，却没想答应录用的工地老板却变卦了。此时难堪和尴尬的梁英想到了社区法律义务宣讲员阿布列林·阿不列孜在社区法律大讲堂上讲的法律知识。通过与工地老板反复交涉，最终老板同意拿出600元钱作为补偿，梁英的亲戚踏上返乡列车。

生活在新疆哈密的阿布列林·阿不列孜是一位普通的维吾尔族大叔，他也曾是一位肩扛正义的铁案法官。如今，他入选了“感动中国”年度人物候选人。

办案近千件 件件是铁案

退休前的阿布列林·阿不列孜在哈密市司法系统是个闻名遐迩的铁案法官。工作31年的他，办理过近千件案件，把依法办案，准确定性，当作天职。他办过的案件件是有罪判决(铁案);他审判的案件，没发生过一次改判、重审、再审，全部维持原判(铁案)。

2005年，阿布列林·阿不列孜审理了一起杀人案件。而被告与阿布列林·阿不列孜相熟。被告人的亲朋好友发动各种关系，找到阿布列林·阿不列孜，希望他在审判中能够网开一面。

可是，不管谁来，阿布列林·阿不列孜只有一句话：保住他的命，没有任何可能。“按照法律规定，被告理应被判处死刑。我帮不了你们的忙。”阿布列林·阿不列孜斩钉截铁地说。

把依法办案当作践行焦裕禄精神的阿布列林·阿不列孜，公正执法，为百姓伸张正义，而在一些不法之徒眼里，阿布列林·阿不列孜的公正执法，让他们受到法律的惩处，他们怀恨在心，以各种形式报复他。

“在暗处扔黑砖，趁无人砸玻璃的事经常发生，当然也发生过你死我活的面对面较量。”阿布列林·阿不列孜回忆，1996年5月的一天下午，阿布列林·阿不列孜一家正在家里准备晚饭，忽然“阿布列林你给我出来，你说我犯流氓罪，给我判了8年，我终于回来了，我今天就是来找你算账的!”阿布列林·阿不列孜见到8年前他审判的一个罪犯手持斧头，嚎叫着让阿布列林出来。见此阵势，阿布列林·阿不列孜赶紧把家人安顿好，到大门口迎击歹徒，而妻子则翻墙出去报警。

阿布列林·阿不列孜在大门口和歹徒紧张对峙了大约十来分钟，检察院的警车到了，歹徒落荒而逃。

面对这些，阿布列林·阿不列孜很坦然。“我根本不会怕他们，我是按照法律规定来办案。”

在“焦裕禄精神”中激励前行

在31年的时间里，把接手的近千件案件件件办成铁案?因为阿布列林·阿不列孜心中有个偶像——焦裕禄。像焦裕禄那样做人做事，做焦裕禄的好学生，是他一生的追求。

1966年2月，正在读高一的阿布列林·阿不列孜在学校的阅报栏里看到《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读完后他被深深地震撼，回到家，他向父亲说起了焦裕禄的事迹，父亲告诉阿布列林·阿不列孜，焦裕禄是个好书记，是所有党员干部的榜样，应该像他那样做人。从此之后，焦裕禄成了他心中仰慕的英雄，顶礼膜拜的偶像。像焦裕禄那样做人做事在他的心中萌发。

阿布列林·阿不列孜说，“当时全国流行《焦裕禄，毛主席的好学生》这首歌。在那个年代，‘毛主席的好学生’是个了不起的称号，也是一个极高的荣誉。我虽然做不了毛主席的好学生，但可以努力做焦裕禄的好学生。”

把焦裕禄视为偶像的阿布列林·阿不列孜在2年后，专程到了焦裕禄曾经工作的地方——兰考。

阿布列林·阿不列孜说：“在兰考，我亲眼目睹了当年焦裕禄带领兰考人民治盐碱、战风沙、防风口、驱内涝给兰考带来的变化。最重要的是我还找到了焦裕禄的家，和焦裕禄的家人照了合影。”

兰考之行后，阿布列林·阿不列孜一步一个脚印，当过知青、当过工人，年年被评为劳动模范或先进工作者。到检察院工作后，他总是在努力的研读努力研读、背诵法律条文，熟悉办案程序。短短2个月时间，他就被任命为助理检察员。

凡是公家钱 一分不能占

在阿布列林·阿不列孜的记事本里，有这样两张收据：2000年5月31日，父亲生病使用单位车辆，交费150元;2001年8月10日，父亲去世使用单位车辆，交费100元。

阿布列林·阿不列孜这样告诉记者：“焦裕禄说过，‘任何时候都不能搞特殊化’，这是我的座右铭。”

1988年，阿布列林·阿不列孜年迈的父亲想在生前把老宅地上的房子建起来。这对于当时月工资只有120元的阿布列林来说非常困难。为了把父亲的愿望变成现实，他一点一点进行。阿布列林·阿不列孜说：“有人也对我说，张张嘴就会有人送，但我觉得清清白白做人，吃饭才吃得香，睡觉才睡得踏实。”

阿布列林·阿不列孜不仅自己廉洁自律，对亲属的要求也非常严格。

阿布列林·阿不列孜的妹妹吾尔也提曾经和哥哥公事。“哥哥来我们法院当院长，我心里很欣喜，但渐渐发现，哥哥除对我要求比别人更加严格外，并没有给我任何额外的照顾。”

1999年法院从普通干警中提拔干部，提拔的名单却没有无论是从资历或是能力都符合条件的吾尔也提，吾尔也提满腹委屈地找到阿布列林·阿不列孜质问。

阿布列林·阿不列孜语重心长地说：“正因为你是我的亲妹妹，所以提拔你不合适。”在阿布列林·阿不列孜离开市法院的第二年，吾尔也提被提拔为行政庭副庭长。

如今，在阿布列林·阿不列孜的客厅里，仍然挂着当年和焦裕禄家人的合影。“这张合影就象征着焦裕禄精神，它时时提醒我、激励我，像焦裕禄那样做人做事”，阿布列林·阿不列孜说。

在千万网友“云监工”注视下，2月2日上午，火神山医院举行交付仪式，明日即可收治病人;与此同时，雷神山医院也将于2月5日建成。至此，“三山”终齐聚，为共克难关又添了几分信心——近半个月以来，钟南山院士几次关键现身，很大程度上稳定了“军心”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无比特殊而且艰难的春节，没有走亲访友，也没有外出游玩，大部分人都很听劝地“宅着”，因为提建议的，是他。甚至于整个假期，“钟南山”三个字频频登上热搜，人们希望更多地知道，面对来势汹汹的新冠病毒肺炎疫情，他作何判断，又有何建议。

其实，刚开始我对于“钟南山”这三个字并不熟悉，但随着这次疫情的爆发，我渐渐认识这位伟大的人物。

17年前“非典”一役，敢医敢言让钟南山家喻户晓，也赢得了广泛的公众信任。而自那以后，但凡有急性传染病，广东省公布的防控组名单大多由他“挂帅”。即使年过八旬，也并不妨碍他走上抗击疫情的第一线。

这一次，没有例外。连日来，疫情防控工作牵动人心，每个人都拿着“标尺”在测量。有质疑少数领导干部失职不作为的，有批评捐赠物资发放不及时的，与此同时，也有不少人感慨，幸好1月20日这天，钟南山院士“叫醒”了大家，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当晚，身着格子衬衫的钟南山出现在央视《新闻1+1》视频连线中，肯定了“有人传人”现象，证实有医务人员感染，坦言现在对新型冠状病毒的了解还很不够，同时提醒大众戴口罩有用，没有特殊情况不要去武汉。十多分钟问答，丝毫不带虚的。事后不少朋友表示，直到此时才意识到疫情已然升级，应该提高警惕，而钟院士竟然已经是84岁高龄，视频中完全看不出来。直面疫情、关键发声，17年过去，还得是他。有媒体评价钟南山，“有院士的专业、战士的勇猛，更有国士的担当”。1月18日，从深圳抢救完相关病例回到广州，接到通知连忙赶往武汉，1月19日，实地了解疫情、研究防控方案，晚上从武汉飞往北京，1月20日，列席国务院常务会，就如何遏制疫情扩散等提出具体建议。

这位84岁的老人真的很拼，为人民、为祖国、为自己肩上的责任。他尊重事实甚于尊重的求实精神，鞠躬尽瘁的敬业奉献精神，严于律已、宽以待人的博爱精神深深的打动着我们。在疫情严峻的形势下他来抵达武汉。有人他称为“逆行者”致以崇高的敬意，而他只说自己是一个医生!

在这个灰色寂静的假期，这位老人，他像一座灯塔照耀着万千人民的心，也照进了我的心灵深处，使我内心燃起勤奋努力、永不退缩、敢于攀登的火焰!

每年的感动中国对自己都是一次洗礼，随着年龄的增长，眼界的开阔，我愈发觉得，感动中国对我而言一直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愈久而弥坚，不可摧毁。

2004年，临汾第三人民医院院长郭小平看到艾滋病区的几个孩子到了上学年龄却没法上学，便和同事一起办起了“爱心小课堂”，在社会各界的帮助和支持下，2006年9月1日，临汾红丝带学校正式挂牌成立，2011年学校被列入正式国民教育序列。

临汾红丝带学校是国内唯一一所艾滋病患儿学校，郭小平目前担任临汾市红丝带学校校长，艾滋病感染儿童在这里接受治疗的同时也能安心接受与正常孩子一样的教育。

多年来，郭小平创建红丝带学校一事，在社会上也受到不少争议，郭小平一直在艰难中努力坚持。他最大的愿望就是，随着社会进步，艾滋病患儿终究会到正常的学校去上学。

2014年，彭丽媛向红丝带学校写信，并在采访中说：“我希望这些受艾滋病影响的孩子们，都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时代楷模——武汉精神践行者”2016年度人物集中发布活动，1月24日晚在武汉电视台演播厅举行。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授予武汉重点工程建设者群体和蔡常春、毛兰成、刘玉、梁望仙、许奎、叶明壮、余洪芝、肖文智、杜诚诚、涂晓珍等10人“时代楷模——武汉精神践行者”2016年度人物荣誉称号。

伴随着《不忘初心》歌舞，“时代楷模——武汉精神践行者”2016年度人物集中发布活动启幕，10位年度人物和6位武汉重点工程建设者群体代表先后亮相。

“时代楷模——武汉精神践行者”评选活动是武汉市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载体。2016年，全市各区各行业各单位深入挖掘、广泛推荐，评选了一批植根百姓、大众崇尚、事迹感人、影响广泛的时代楷模。此次集中发布的“时代楷模——武汉精神践行者”2016年度人物是他们中的杰出代表，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武汉精神的典范。

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李述永，全国道德模范吴天祥为“时代楷模——武汉精神践行者”2016年度人物颁发荣誉证书和奖章。

你是兄弟，是老师，是院士，是这个时代的中流砥柱。 表里如一、坚固耐压、鬼斧神工，在平凡中非凡，在尽头处超越。这是你的人生，也是你的杰作。

他从1987年19岁开始工作到现在，一直在做焊接，虽然焊接工作又苦又累，但是他坚持下来了，他用30年的时间，用手上的焊枪证明了自己的坚守，从普通的焊接工人变成了焊接大师。

他眼里的焊接工作不仅是一门技术，更像是一门艺术，一门功夫。李万君手中的焊枪已“出神入化”，他能把两根直径仅有3.2毫米的不锈钢焊条，分毫不差地对焊在一起而不留一丝痕迹;他能在20米外，从焊接声中精准地判断出电流地大小、电压的高低。他不仅自己技术高超，他培养的徒弟也本领惊人。如今，“李万君大师工作室”已攻克100多项技术难关、总结出20多项操作法，获得国家专利20多项。他的10多位弟子已获“省首席技师”称号。李万君还陆续撰写了《转向架铆焊工标准操作手册》《焊接艺术化标准》等册子，把自己严谨的质量追求，变成了广大焊工的操作规范。

他在节目中说“做人要知恩图报，我的技能和荣誉是企业、是党给的，尤其我作为一名党员更要在自己的岗位干出个样来”，这就是独具匠心的大国工匠的坚守，就是对职业的认同感、责任感、荣誉感和使命感。我们的时代需要这样的坚守，需要这样的大国工匠，需要这样的榜样。

年度感动中国人物播出了，看完感动中国，我真心觉得，闲着是罪恶的，浪费钱也是罪恶的。闲着，其实就是浪费时间，那么概括起来，浪费是罪恶的，应该怎么办?应该珍惜，珍惜生命，珍惜时间，珍惜金钱，珍惜资源。

郭小平心里，更看重的不是院长头衔，而是红丝带小学校长的身份，与此相关的是一个让全世界为之动容的名词“艾滋病”。

2008年11月15日晚，郭小平带队，红丝带小学的3位老师和12名艾滋病儿童一起参加了中央电视台12·1世界艾滋病日主题晚会的现场录制，与他们一起排演这个节目的还有两位防艾大使：我国著名歌唱家彭丽媛老师和表演艺术家濮存昕老师，濮存昕老师还是这所特殊学校的名誉校长。节目录制前，他刚刚跟孩子们同桌吃了晚饭。

晚会现场，主持人把话筒给孩子们，让每个人说出自己的心愿时，孩子们的眼睛都是湿的。其中一个小女孩叫翠翠，上台后一直在流泪，声音哽咽地说以后想做一名护士;胖胖的高个姑娘叫盼盼，说自己想当一名舞蹈家;小男孩文慧则神情坚定地说自己的梦想是当一名医学家，攻克艾滋病!

孩子们简简单单的几句话唤出全场所有人的眼泪，嘉宾哭了，主持人哭了，现场观众哭了，摄像师、灯光师的眼中也闪着泪花。我坐在观众席上，尽管上午刚采访了这些孩子，但还是忍不住再次为他们的命运流泪。郭小平说，想当医学家的小男孩特别聪明，特别爱读书。

想当舞蹈家的盼盼还为现场观众跳了一小段新疆舞，脸上绽放着羞涩的笑容。我在想，是什么让这些特殊的无辜的孩子，还能有梦想，有笑容?

台上，红丝带小学的名誉校长濮存昕正在把郭小平隆重介绍给现场观众和电视机前的亿万观众，聚光灯下，郭小平穿着一件不入流的普通外套，有点风尘仆仆的感觉，看上去不像院长，倒更像一个父亲、一个乡村教师的形象。

医院里办小学，解决两代艾滋病人受教育问题的有效尝试在中国，所谓二代艾滋病人，主要是指通过母婴传播的艾滋儿童，这些儿童的父母是艾滋病人、或者仅一方是，这些孩子的艾滋身份从出生那一刻起就被注定。

2008年10月30日，一项由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支持的调查对外发布消息，在中国6个城市的成年人中，存在着对艾滋病感染者的严重歧视。30%的受访者认为感染艾滋病的儿童不应该被允许和其他孩子在同一所学校上学;将近65%的受访者不愿意和艾滋病感染者住在同一所房子里;48%的受访者不愿意与感染者一同用餐。

尽管这种歧视在中国是被禁止的，但是歧视现象仍然普遍存在，严重影响着艾滋病感染者的生活，并对艾滋病预防十分有害。

此次北京采访中记者看到，郭小平和他的助手李学军(临汾传染病医院院长助理)、刘美婷(红丝带小学音乐老师)、张新平(红丝带小学文化课老师)，还有刘倩(红丝带小学生活老师)，吃住行都与这些孩子们在一起。而刘倩本人既是志愿者，也是一名不幸的艾滋病毒感染者。郭小平对这些孩子的称呼是“我的娃们”。

郭小平：“对艾滋病宣传初期，见诸于媒体上的报道往往与道德、伦理的沦陷相关，从而造成人们的误解。实际上艾滋病患者被传染的渠道有三种：一是母婴，二是血液，还有就是性传播。在山西，通过性传播感染艾滋病的很少，多数艾滋病人是通过卖血和输血途径所传染。艾滋病患者首先是病人，应该给他们以起码的同情。但是媒体和社会往往忽略了这点。所以我认为，对艾滋病患者要做的不仅是治疗，更多的是关怀，这才是最主要的。比如这些艾滋病孤儿，还在母亲肚子里时，就染上了艾滋病病毒，成为血液传播的第二代受害者，这是一群命运坎坷，备受病痛折磨的弱势群体，他们需要社会的关怀，需要我们的正视，需要像健康孩子一样上课、游戏、生活。否则，一旦他们在冷眼和歧视中长大成人，将会对社会构成很大威胁，那时再想教育就晚了。”

采访中获悉，那个晚会上想当护士的小姑娘翠翠，刚来医院时患有强迫症，舌头伸出来总也收不回去。翠翠只在小学念了一年书，当时身边的同学都指着她说她有艾滋病，远远地躲着她，翠翠长时间被这种环境包围，所以性格很孤僻，不爱见生人。到病区几个月后，翠翠就不再吐舌头了，胆子也大起来。去年的“六一”儿童节前夕，我去红丝带小学采访时还看到了翠翠表演的舞蹈。

有数字显示，全球1/6的艾滋病相关疾病死亡和1/7的新发感染HIV是15岁以下的儿童。而在我国，据统计感染艾滋病的儿童大概有7万人。多么让人震惊的数字。相较之下，临汾红丝带小学的十几个孩子毫无疑问，当属这个群体中的幸运儿。他们成了医院的孩子，医院不仅为他们看病，还建了一所充满欢声笑语的小学。2006年，郭小平亲自领着他的“娃们”去看了北京天安门;2008年初，这些“娃们”在郭小平的张罗下，又飞到海南岛，圆了“看海梦”;今年的北京之行，郭小平去之前就想好了，要让娃们走进“鸟巢”和“水立方”。

郭小平：“关爱本身就是一种最有效的教育，因为这是一个特殊群体。我们要教会他们怎么做人，要让他们从小就树立‘到我为止，不再传给别人的理念’。这些孩子很快就步入青春期了，他们要扰乱社会后果难料，所以现在必须接受教育，而且是特殊教育，要让他们知道将来如何生存。所以这些孩子的教育重点在道德，然后才是技能教育。如果我们不重视艾滋病第二代的教育，势必会出现第三代、第四代……非常可怕。在无疫苗的情况下，我们必须重视道德教育。

对艾滋病人的关心，不能心血来潮，哪怕一天只做一件事，就是花十来块钱买几根铅笔，几个面包，或是帮患者洗澡，都是关心他们的表现。像濮存昕老师，他对这些孩子的关心就非常真实，每年他都会给红丝带小学五万块钱，用于给孩子买衣服、或生活补助。只要有时间，他还会来临汾看看这些孩子，和他们一起吃顿饭，不是作秀，而是就坐在一个餐桌上同吃一盘菜。

艾滋防控这块必须有这样一批人努力的去做，才能让人类在最快的几十年或是几百年内控制艾滋病，否则的话，艾滋病一但爆发将完全不可收拾。”

绿色港湾模式，让艾滋病患者在“生产自救”的同时进行“心灵自救”

自1985年，中国发现第一例艾滋病患者到今天，23年过去了，官方数字报告的中国艾滋病感染者增长到约70万人。2007年，约有5万新发感染和2万与艾滋病相关的死亡。预计有12万到15万艾滋病感染者需要接受抗病毒治疗，而目前仅有4万人接受该项治疗。这4万人中，就包括了先后在山西“绿色港湾”艾滋病区接受救治的1000多名艾滋病患者。

这是一篇北京媒体《新京报》的报道——

2004年6月，临汾传染病医院“绿色港湾”艾滋病区的全体医护人员涌入丁师傅爱人的病房。那天是他爱人的生日，医护人员专程买了一个大蛋糕，买了鲜花，还点上了生日蜡烛。

在“绿色港湾”，丁师傅的爱人第一次听到别人祝福她“生日快乐”。她特别开心，还唱了几首歌答谢大家。生日过后，丁师傅爱人的病情有所好转，心情也开朗多了。发现自己成了艾滋病毒感染者后，她还从来没笑过。“她有勇气活下去了。”丁师傅说。

大年三十的时候，丁师傅的爱人，还收到了郭小平送的100元红包。正月初一，几位患者及家属还吃到了医护人员包的饺子。

小患者苗苗最喜欢护士周亚琴，每次她下班回家的时候，苗苗都要拉住她的手，让她带好吃的。她每次上班，苗苗都会在大门口等她。周亚琴说，“苗苗把我当成他的亲人了。”

在患者眼里，院长郭小平从不穿白大褂，不戴口罩和手套。他平均一周来“绿色港湾”一次，每次都要坐到患者床前问寒问暖。“一点也不像领导，没有架子，很随和，就像熟人见面一样。”一个患者的母亲说。

为什么要给患者发红包呢?我把这个问题抛向郭小平。

郭小平：“我们要让患者感觉这里像一个家，所以取名为‘绿色港湾’。绿色寓意着生命，港湾就是家。得了这个病的患者思想压力都非常大，必须让他们乐观一点，鼓起生活的勇气，这样对治疗才有好处。从一开始，我们就非常重视艾滋病人的心理治疗。我们倡导医护人员和患者‘结对子’，医院其它病区的医护人员也会轮流到‘绿色港湾’值日，我们还号召医护人员在节假日和周末把艾滋病孤儿带回家，让这些娃们也能感受到家庭温暖。不少患者在‘绿色港湾’治疗后可以出院，却舍不得离开这个地方。”

听上去，这个“绿色港湾”好像是艾滋病患者的世外桃园，但是据了解，“绿色港湾”模式一经媒体报道，就引起了争论，焦点在于是否应该对艾滋病人采取隔离措施。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它的创建人郭小平又是怎么想的呢?

郭小平：“是患者的贫困、心理压力和传染病医院的客观情况，构成了病区搬迁的理由。临汾市传染病医院是山西省4家艾滋病治疗定点医院之一，原来的艾滋病病区设在医院本部，艾滋病病人不敢出门活动，担心遇到熟人知道自己得了艾滋病;加之艾滋病患者的免疫力较低，在传染病医院易与其他传染病患者发生交叉感染。一旦交叉感染，艾滋病患者就很危险。很多患者过早死亡是因为并发症死亡，并不是因为艾滋病毒。

2004年7月，我们自筹150万元将以前的SARS隔离区改建成‘绿色港湾”将艾滋病患者全部转了过去。从2004年7月24日建成至今，该病区共收治艾滋病患者120多人次。该病区的艾滋病患者只需要负担生活费用，住宿、治疗都免费，患者可以自愿入院，来去自由。”

记者去过一次“绿色港湾”，在开满芍药花的田野上，离临汾市区大概十公里的车程。我们完全可以把它形容成一个风光旖旎的田园式病区。一个患者告诉我：“在市里，别人都躲着我们，弄得我们都不敢出门。在这里，大家都是这个病，没有谁躲着我们走。我们还可以互相交流，有空还可以玩一玩。”来自病区的一份资料表明，来此地就诊的患者中，95%都是农民，每天的生活费对他们来说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在市内住院，他们每天都要到街上买饭吃。而在这里，院方盖了四个灶台，他们可以自己做饭。

2004年7月是“绿色港湾”开诊的日子，这里也被称之为“艾滋病人生产自救区”，患者在这里可以获得免费治疗，得到家庭般的看护，有了更大的生存空间，他们的家属还可以通过为病区打工来维持生活。

在这里打扫卫生的、烧锅炉的、维修房屋的、种菜养猪的，都是患者家属。

丁师傅的妻子1997年5月在做一次手术时因输血感染艾滋病，6年后开始发病，住进临汾市传染病医院。当时传染病医院还没有向艾滋病患者提供免费治疗，住院一周，就花费1，000余元，只好出院。“我当时都绝望了。”丁师傅抹了抹眼角的泪。

2004年5月12日，丁师傅接到院长郭小平亲自打来的电话，说传染病医院现在对艾滋病患者实施免费治疗，希望他们能尽快到医院就治。

“我永远记得这一天。”丁师傅说，当时，他就挑上一些小麦，带了500元钱，带着妻子赶到了临汾市传染病医院，并随后到了“绿色港湾”，丁师傅还获得一份兼职工作————洗床单被罩、打扫卫生。天气变冷后，他又干上烧锅炉的活，每月 600元。此外，丁师傅还带领五六个病人在病区内的土地上种药材，院里也给每个人发放了相应的劳务费。

“绿色港湾”占地面积90亩，除1，500平方米的建筑及院落外，其余均是可耕地。去年，他们收获了3万余斤玉米，大部分都分给了医院的工作人员和患者及家属。大白菜也收获了不少，除当福利分发，留下自用部分外，其余的都卖掉了。丁师傅一家人吃的蔬菜，有很大一部分是自救区自产，都是免费的。

“绿色港湾”病区主任乔吉平说：“种植蔬菜和中药材，都是缓解经济压力的手段之一。去年，院方购买了150吨煤，用于烧锅炉取暖，医院的开支很大。而且医院不收患者一分钱，除国家免费提供的药物外，国家规定要收的床位费，医院也免了。”

我看到，这里共有36间病房，每间病房两个床位，带有独立的卫生间。此外还设立了治疗护理区、行政后勤区和被誉为全中国最有爱心的学校————红丝带小学。治疗护理区内除病房外，还为患者及其家属设有活动场所，如VCD娱乐活动室、图书室、乒乓球馆等，用于丰富患者及家属的文化生活。

实践中的困惑

郭小平：“最大的困惑是经费问题。“绿色港湾”虽然只是我们临汾传染病医院的一个病区，但却承担着全省差不多90%的艾滋病人救治工作。国家对艾滋病人的“四免一关怀”政策中，有一条是对农民和城镇经济困难人群中的艾滋病患者实行免费抗病毒治疗，对艾滋病患者遗孤实行免费就学。也就是说，政府及国际基金组织所给予的援助多数用于艾滋病人的抗病毒药物治疗，而山西的艾滋病人几乎都是社会最底层的农民，本身就面临着温饱问题。比如红丝带小学的孩子，不少是孤儿，还是艾滋孤儿，他们的生活谁来负担?医院每年要往绿色港湾这个病区投100多万元，才能保证这里的正常开诊。在这里生活、工作和接受治疗的医护人员、病人和红丝带小学的孩子们眼前就面临着严峻的冬季取暖问题。建筑是当时搬迁时医院自筹资金建的临时过渡房，一直想盖新的住院部但是到现在资金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现在锅炉又坏了，要想解决又得一笔开支。大家都知道，艾滋病人最怕感冒，这么冷的天气，取暖问题解决不了，对他们的身体最不利。医院很困难，确实很困难。

对艾滋病人的诊断问题我也想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我们国家把诊断的权利交给疾控中心，医院没权利诊断艾滋病。但是我觉得诊断和治疗也应该是医院的事情，而不应只由疾控中心来做，因为疾控中心没有行医权。今年我们医院就发生了一件事：一个病人在2005年通过疾控中心的血液化验报告，得出的结论是艾滋病患者，今年在我们医院要做一个胆囊手术，令人尴尬的是手术中发现，他体内的HIV为阴性!这下我们都着急了，一个标准复查两遍，最后送到本地疾控中心，结果都是阴性。现在这个检验已经通过省里送往北京，到现在还没有结果。病人很焦急，每天都要问我有没有结果，问自己到底是不是艾滋病患者。因此我觉得，关于艾滋病，现在存在检查、治疗和预防不衔接的问题。

再就是艾滋病的防治资金中，“防”大于“治”，治疗资金严重不足。国家每年的艾滋病防治资金大都用于预防。我们病区到目前为止已经接收艾滋病患者1，000多人，各项开支非常多，每年需要几百万元，但从建立至今，卫生部和省里提供的资金较少，我们的医护人员与国内外同行交流经验的机会也很少，很难及时掌握艾滋病治疗和管理的前沿信息。我虽然管理着这个病区，却从来没有机会参加学术交流，更不要说其他医务人员了。

艾滋病人动手术难也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问题。今年，山西一个艾滋病患者因患子宫肌瘤要动手术，竟然没有医院敢接收她，后来还是在媒体的帮助下才解决了这一问题。这种情况很容易造成艾滋病人隐瞒病情，悄悄去综合性医院做手术，这样无疑会增加艾滋病在综合性医院的传染几率。如果国家能形成一套关怀、治疗、疏导病人的办法来规范艾滋病治疗，就为艾滋病治疗医院提供了指导。”

采访结束，郭小平忧心仲仲的表情，还一直在眼前闪动。他所创立的“绿色港湾”发端于医院工作人员的善良之心，很多工作靠每个人的主动奉献，这样的人文关怀具有多少可持续性?郭小平的艾滋救治实践是否还有创新空间?对此，我们充满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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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中国80%到90%婴儿和儿童感染艾滋病毒的概率是来自母体传播。这些孩子虽然是艾滋病毒的携带者，可是他们有着和普通儿童一样热爱生活、爱美丽的权利。下面是yuwenmi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人物故事，欢迎阅读与借鉴，谢谢!

“瘦弱的孩子需要关爱，这间病房改成的教室是温暖的避难所。你用十二年艰辛，呵护孩子，也融化人心。郭校长，你是风雨中张开羽翼的强者!”这是2017感动中国人物颁奖词中对郭小平的评价。

郭小平，临汾第三人民医院院长，2006创立红丝带学校。为何一所学校的创立能够给千千万万个中国儿女带去感动，定有其不凡之处，“红丝带学校”是国内唯一一所艾滋病患儿学校。2004年，当时在临汾市第三人民医院担任院长的郭小平看到艾滋病区的几个孩子到了上学年龄却没法上学，便和同事一起办起了“爱心小课堂”。后来，在这里上学的艾滋病患儿越来越多。在社会各界的帮助和支持下，2006年9月1日，郭小平建立了“红丝带学校”，为这些失去亲人、曾受社会歧视的无辜儿童重新建起了一个家，在这里，他们可以安心治疗和学习。2011年12月1日，临汾红丝带学校正式纳入国民教育行列。

多年来，郭小平创建红丝带学校一事，在社会上也受到不少争议，他一直在艰难中努力坚持。郭小平最大的愿望就是，随着社会进步，艾滋病患儿能够到正常的到学校去上学。艾滋病患儿，想要得到同等的受教育机会，为什么会这么难?2014年四川南充的一名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年仅8岁的男童坤坤，被全村200多名村名联名驱逐出村，其中包括孩子的爷爷。这究竟是怎样的狭隘与歧视，在文明社会的今天这是我们不敢想的。正如“感动中国”颁奖典礼现场白岩松介绍郭小平出场时所言，“随着医疗技术的发展，艾滋病毒已经不像过去那么厉害了，而依然有一种病毒在我们身边肆虐，那就是歧视。”究其种种，这都是源于我们对艾滋病的不了解，所以才会“谈艾色变”。在我们国家，人们只要谈到艾滋，往往第一想到的就是因为某人私生活不检点才染上艾滋病毒的，那样的人是不值得尊重的。可是在河南有这样一个“艾滋病村”，上蔡县文楼村。那里的农民都不知道艾滋病是个什么东西，只知道卖了血就有钱盖房子了，又怎能想到自己会因此会感染上艾滋病毒呢。在中国每年又有多少人是因为医疗事故等原因意外感染上艾滋病毒的，对于命运的捉弄，他们本身就需要同情与关爱，为什么还要遭到这莫须有的流言蜚语。如果我们能对艾滋病有多一点的了解，我想我们就定然会对艾滋病毒感染者多一份同情与尊重。这就需要我们国家加大对大众的宣传和普及艾滋病的有关知识，要走进偏远山区和落后地区，要走进社区，要走进校园。

告诉他们握手，玩耍，进餐等一般性接触并不会感染艾滋病。

中国80%到90%婴儿和儿童感染艾滋病毒的概率是来自母体传播。这些孩子虽然是艾滋病毒的携带者，可是他们有着和普通儿童一样热爱生活、爱美丽的权利。艾滋病的母婴传播在医学人为的干预下已经微乎其微。与80%和90%的数据是否是一个相悖的事件?为什么作为母亲，明知道自己是艾滋病毒携带者，还不使用隔断药物?一切源于无知，他们本身并没有掌握有关艾滋方面的常识，不知道该怎么通过母婴阻断艾滋病毒。如果我们能够更多的宣传，在乡村、社区、课堂、告诉人们，即使你感染了艾滋病，也可以生下一个健康的宝宝。只要通过合理的医学治疗与药物，也许就会少一个儿童成为艾滋的受害者。

郭小平创立的红色丝带学校，给艾滋病患儿带来了希望与温暖。正如他所言，创办红丝带学校的初衷就是希望感染艾滋病毒的孩子也能和正常人一样，工作、结婚、甚至生孩子，他们能够在红丝带学校学习有关艾滋病的常识，知道怎样去母婴阻断艾滋，知道怎么预防艾滋病少传染给别人。但是在中国还有很多艾滋病患儿，无法得到有效医治和受教育的机会。李克强总理指出，“在防艾抗艾的征途上，我们需要汇聚起更多闪耀的星星，照亮夜空美好，让艾滋患者前行的路不在孤单”。我们不仅需要更多像郭小平这样的社会人事贡献自己的爱心，国家也要不断完善对艾滋病儿童和成人权利的保护，我们社会大众更要不断更新自己的观念，正确认识艾滋病，摈弃原有对艾滋病的偏见，多一些宽容，少一些歧视。我们本就是生活在同一个蓝天之下的。

今天，我观看了期待以久的年度人物颁奖活动，共有11人获奖，其中有老人有年轻人，也有中年人，我怀惴激动的心情打开了电视。

第一位获奖者叫黄旭华，三十多年来，黄旭华没回过几次家，家里人都埋怨他。但他不能公开自己的身份，因为他的工作是保密的。后来，人们亲切的称他为“核潜艇之父”。他那时心里肯定很纠结也很无奈。

最让我感动的是91岁的老人刘盛兰，1998年，刘盛兰在报纸上看到了一则救助报道。从那一刻开始，73岁的他就把自己微薄的工资捐了出去，有时候，他竟然同时损助了50多名学生。每天清早，他简单的吃了点东西就出去捡废品。这么多年，他唯一珍藏的就是一个蓝布袋，里面装满了给学生的汇款单和学生的回信……老人的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即使住进了医院，还不忘给同学们汇款，怕他们不能实现自己的梦想。

还有一对父子，35年如一日，父子相继，只为一株油菜的梦想。一开始，乡亲们都嘲笑他“泥腿子想当科学家”。对于这些嘲笑，沈克泉并没有气馁，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沈克泉培育出了产量高的油菜品种，为家乡解决了吃油难的问题。后来，沈克泉叫来了儿子沈昌建带着买车钱与他一起改良油菜品种。沈克泉去世前说他最不放心就是新的油菜。经过父子俩35年的努力，培育出的油菜品种都获得了认可。父子俩的心灵就像油菜花一样美丽。

原来还有这么多的好人我没发现，我一定要向他们学习，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好人。

“时代楷模--武汉精神践行者”2016年度人物先进事迹电视专题报告会，伴随着《不忘初心》的歌舞，拉开大武汉的绚丽篇章。

他们中有医生、警察、退休干部、环卫工人、城市建设者.......他们都是来自基层一线，立足于本职，兢兢业业，从事着普通而平凡的工作。他们心怀赤子之情，回报着社会，坚定着跟着共产党走的信仰，时刻牢记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时代楷模先进事迹散发出的每一份光和热，都温暖着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句普通话语，深深地感染着我们，彰显出时代精神，要的就是全心全意，要的就是武汉精神“每天不一样”，为我们建设着美丽和谐的家园，我们为此无不动容，无不感慨。

作为地产人、党员，有幸看到集团“东湖绿道”、“中山大道开街”专班成员喜获时代楷模的荣誉。看着他们加班加点赶工期，撸起袖子干的热火朝天，还有那家人目送渐行渐远的背影，是他们开启复兴大武汉新的征程。“东湖绿道”、“中山大道开街”工程如期交付，在城市建设上其水平之高绝无仅有，民生品质得到了提高，大武汉的亮相因此更加出彩。

春意盎然，绿道漫漫。大道徐徐，品质时尚。我们生于斯，长于斯，感恩当下美好的生活，有什么理由可以去辜负当下，埋汰初心，这个伟大时代精神，要我辈去承载、去斗量、去奋斗。用汗水，用智慧，打磨出我们的追求---明天会更好。让我们携起手来，不忘初心，勇往前行，担当着公司的担当，工作松不得，责任推不得、时间拖不得，埋下勤劳的种子，收获丰硕的果实，让地产人建设出美好的城市家园，是你我的骄傲。

对于长期从事政府法制工作的我而言，在“依法行政与法治政府”单元的学习过程中，心情有些复杂。一方面，经过多年的努力，我国法治政府建设的制度体系不断完善，作为法律人，由衷地感到欣喜，还有些许自豪。另一方面，当我和大家一起，通过一个个发生在身边的鲜活的案例，把当前的法治现状展开时，我的心里泛起了不安和忧虑。大家都看到了，“很多法律法规规定得比较原则”、“部门权力边界不清”、“执法自由裁量权过大”、“监督仍不到位”……法治，依然“在路上”。

这些现象揭示了转型时期法治的“不适应”：一是立法体制不适应。立法仍由部门负责起草，这种“分解设计”、“分领域设计”的立法传统并不能满足现代社会综合治理的要求，因此会出现“不开协调会就无法解决问题”的情况;二是执法机制不适应。人民群众对于政府期待是作为一个整体出现的，然而部门开展工作时却更关注部门风险的可控，因此会出现“依法不由本部门行政”的情况;三是法治环境不适应。法治，合法性原则、合理性原则、正当程序、便民高效等应当是其题中应有之意。但实践中，合法与合理、程序与高效之间的冲突却没有一日停止过;四是综合保障不适应。目前对于行政机关的监督更偏重对于结果的监督，而缺少在其行使职权过程中提供依据、程序等方面的支持，很多一线执法部门无所适从。

路在何方?我认为，可以从以下四方面来完善：一是提升法治思维。提升包括决策层、执行层、普通民众在内的社会整体的法治思维，使大家都能够理性地运用法律规范，对相关问题进行分析、综合、判断、推理，从而得出合乎法治逻辑结论。使法治思维成为社会公众的基准思维。二是完善立法机制。拓展社会各方有序参与立法的途径和方式，发挥人大立法主导作用，最大程度消除部门利益对立法的负面影响。三是推进科学决策。特别是要统筹各部门、协调跨部门的政策措施，避免决策“目标打架”、“内容打架”等问题，形成整体合力。四是正确发挥考核作用。考核的目的并不全在于监督，还有正向的激励、导向作用。解决好“评什么”、“由谁评”、“怎么评”的问题，健全容错纠错机制，让想创新的干部“眼前有路、心里有底”。

今天，我和同学们一起观看了，感动中国十大人物之一孟佩杰的故事。

我看到：孟佩杰从8岁到20岁，帮助全身瘫痪的养母。她用积极、乐观的态度，让养母觉得自己还能活下去。她还告诉我们这样一句话，人要往前看，前面是有阳光的。这让我们十分感动。

感动中国的颁奖词在这样写道：在贫困中，她任劳任怨，乐观开朗，用青春的朝气，去赶走种种不幸；在艰难里，她无怨无悔，坚守清贫，让传统的孝道充满每一个细节。

这告诉我们：我们也要积极、乐观的态度去面对人生。要承受住生活对我们的种种考验，不要因为一次考不好或者是一些小小的挫折，就不相信自己，失去信心。同时，我们也要帮助家人，去干些自己能干的事，要尊老爱幼，尊重他人，做个讲文明。同礼貌地好孩子。

期盼已久的《感动中国颁奖典礼》终于在20x年2月10日晚在中央电视台一套播出了，认真的观看了颁奖典礼全部过程，几度眼眶湿润。获奖者，有为了国家核潜艇研制而隐姓埋名的英雄;有几十年自己拾破烂，从没有穿过像样的衣服，却把钱给了那些需要上学的孩子的老人;有的为亲人、为他人平凡的付出而忘我，在平凡中坚持，成就了不平凡，感动了华夏儿女。这些人在平凡不同的岗位上，他们坚守着一个信念，‘爱祖国，爱他人。’这种爱在他们的坚守中不是一年，不是一时一事，而是几十年如一日，是全部的心血，全部的爱。

他们虽然很辛苦、很累，但是他们却充满着微笑来到颁奖典礼舞台上。他们给国家、社会、他人带来多么大的正能量。观后心理暖烘烘的。热乎乎的。想一想自己、看一看周围很多人，有时为了自己的利益不顾他人，在这些人的事迹面前，真应该好好想一想今后怎么活着。

看着这些感动中国人物和他们的英勇事迹介绍，看后我非常感动，心情有些澎湃也有些激动，眼泪也是不由自主的流了下来，他们的事迹值得我去学习和深思。正是有了他们舍己为人的无私奉献精神，才使我们现在过上了幸福安稳的生活，世界上母爱是最伟大最无私的，母亲默默的付出只为能够让孩子过的更好，她从未想过你能回报她点什么，她的一生都在为你担忧和操劳，从来不会抱怨“累”，这就是我们伟大的母亲……妈妈我爱你!

看了今年的“感动中国”十大人物，又想到了“感动中国”十几年来伴随在我们身边的这些可歌可泣的人们，他们崇高的人格，为国为民的伟大理想和让人泪不能止的事迹都让我感到我如此渺小，我需要做的还有许多!“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有“感动中国”精神和我们新一代的年轻人的努力奋斗，中国的富强和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一定笔直又开阔，是一条光明大道!

2016年10月17日，我国航天员景海鹏、陈冬同志驾乘神舟十一号载人飞船成功进入太空，在进行33天太空飞行，完成与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交会对接，开展一批体现国际科学前沿和高新技术发展方向的空间科学与应用任务后，于11月18日顺利返回地面。天宫二号和神舟十一号载人飞行任务圆满成功，首次实现了我国航天员中期在轨驻留，标志着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取得新的重大进展，展示了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国的最新成果，展示了中国人民攀登世界科技高峰的最新成就，对于进一步提升我国综合国力、科技实力、民族凝聚力，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具有重大意义。

天宫二号和神舟十一号载人飞行任务圆满成功，凝聚着参加工程研制、建设、试验的广大科技工作者、航天员、干部职工、解放军指战员的智慧和心血。景海鹏、陈冬同志作为其中的杰出代表，团结协作、迎难克坚，体现了一流的、过硬的素质。景海鹏同志忠诚使命、顽强拼搏，先后3次执行航天飞行任务，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作出重大贡献。陈冬同志坚毅果敢、勇于挑战，精心精细操作，出色完成各项任务。为褒奖他们的卓著功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景海鹏同志颁发“一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陈冬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

景海鹏、陈冬同志是投身建设航天强国事业的飞天勇士，是实现中国梦强军梦征程上的时代先锋。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以他们为榜样，学习他们爱党报国、忠诚使命的坚定信念，学习他们勇挑重担、恪尽职守的奋斗精神，学习他们不畏艰险、无私奉献的高尚品格，学习他们严谨细致、精益求精的扎实作风，努力在本职岗位上争创一流业绩。

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艰苦奋斗，开拓创新，扎实工作，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今天，我观看了电影《雷锋》，这部电影给了我很大的启发。

这部电影主要介绍了主人公雷锋在生活和工作中的一些事情和经历。这些事情虽然不大，但是却让人非常感动，令人敬佩。

影片中，雷锋不惜牺牲自己在星期天的休息时间，主动去施工场地积极地帮助工人们施工，做了好事还不肯留下自己的姓名。

还有一次，雷锋看见公路上有一位妇女手里拉着小孩，身上还背着包袱，在大雨中一步一滑地走着，雷锋忙上前打听，才知道这位大嫂从外地回来，要去十几里外的地方。于是雷锋冒着雨走了两个多小时，才把她们母子送到家。

雷锋生活一直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作风，他连一瓶汽水都不舍得喝，可见总是严格要求自己，却乐于助人。

又要到3月5日学雷锋日了，这部电影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尽管现在我们的生活已经越来越好了，但是雷锋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五年级:郑立伟

央电视台“感动中国2016年度人物”8日揭晓。科学家孙家栋、潘建伟榜上有名。

这10个人分别是：为中国航天事业作出突出贡献的科学家孙家栋、三进火海舍己救人的王锋、在大山深处教书育人36年的支月英、耶鲁大学毕业后回国扎根农村的秦玥飞、训练中壮烈牺牲的舰载机飞行员张超、在平凡岗位上创造非凡业绩的电焊工李万军、让众多患者挺直脊梁的好医生梁益建、红丝带学校创办人郭小平、量子通信的领跑者潘建伟、焦裕禄式的好干部阿布列林·阿不列孜。此外，“感动中国”还向中国女排特别致敬。

其中87岁的孙家栋是中科院院士、探月工程总设计师、“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是中国第一枚导弹、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第一颗遥感探测卫星、第一颗返回式卫星的技术负责人、总设计师。46岁的潘建伟是物理学家，中科院院士。2016年8月16日，由我国科学家自主研制的世界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号”成功发射，我国在世界上首次实现卫星和地面之间的量子通信。这个项目的首席科学家正是潘建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