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小平人物观后感热门20篇

近段时间以来，思修课一直在学习毛泽东思想。老师为了使课程更加生动并加深我们对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的认识，给我们播放了这部纪录片。

面对纪录片开头的一幕幕现代化景象，毛泽东——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印象确实在我们的历史中渐行渐远了，对于我们这一代对毛主席的认识，也仅仅是来自政治课的学习，老一辈的诉说和部分书籍，影片。但是这部纪录片，让毛爷爷成为了我们鲜活的记忆。

毛主席出生在湖南韶山的一户普通人家。幼年的他在母亲的熏陶之下，就关心贫困家庭的同学。青年时，他勤奋好学，立下雄心壮志，不甘愿沉浸在落后腐朽的封建文化中，他积极接受吸收新思想，不断参加各种社会运动。壮年时，他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员，担当主要领导者的位置，留下了遵义会议的英明策略;领导中国人民抵抗日本侵略者;顾全大局促进国共合作;认真分析中国国情，带领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起了属于中国人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至今，仰望天安门城楼，我们仿佛仍可以依稀听见那句铿锵有力的，昭告世界的话语，“我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作为中国人民的领导者和中华民族建设复兴的领袖人物，他的功绩永远不可磨灭。

毛主席是一个思想家，他将中国国情第一次与马列主义相结合，走出一条属于中国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形成了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理论。作为政治家，他深刻分析战争中的中国，人民最需要什么，所以土地革命轰轰烈烈展开。他又深切明白中国要建立怎样的政权国家，只有权力属于人民，才可以使老百姓过上安心幸福的生活，所以他带领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将想要一权独裁的统治者赶出了中国大陆。作为一名军事家，他领导了多次起义，指挥了无数的战争，他拥有深明大义的军事谋略，却未曾开过一枪。

中国人民领导者的他，毛主席拥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他的豪情壮志，他的理想希望，都流露在那篇篇诗词和苍劲有力的毛笔字中。他博览群书，他宽厚和蔼，他是我们的伟大领袖，我们歌唱《东方红》来颂扬他，来铭记他。他说我们是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充满着希望。我们要牢记使命，学习毛主席的优秀精神品质，坚毅，勤奋，拼搏，团结，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努力学习中国的历史，现今的思想。用知识武装自己，充实自己，使自己真正成为那抹最亮的光，肩负起中华民族复兴发展的伟大使命。

《走近毛泽东》记录了伟大领袖毛泽东的一生的大部经历，为了革命，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毛主席付出了心血，即使后来面临许多历史错误的决断，我们还是应肯定毛主席的成就，以及为中华民族复兴做出的伟大贡献。

作为青年一代的我们会牢记历史，牢记使命和嘱托，认真学习思想理论，为民族国家建设贡献自己的一份薄力。

本片主要讲述了一直担任马拉松赛领跑人的男主角“周万浩”(金明敏饰)，决定跑完一场马拉松长跑的故事。“我是个马拉松领跑人，马拉松一共42.195km，但对我来说30km就是终点，我就是这么一个对奖牌、名声没有期望的国家代表……依然为了成就别人的胜利而领跑到30km，这是我的目标也是我的任务。但总有那么一些时候，我希望为自己而跑一次……

人是脆弱的动物，所以我们在身体疲惫之前，就彷徨于30公里，心理早在30公里就停下，所以有太多的事我们没有从一而终。有多少人可以在为别人奔跑了大半辈子，勇敢的为自己跑一次，从30公里处开始。我想这就是我喜欢这部并不精致影片的原因。

炎黄，是人类的始祖，带动了整个华夏族的发展与千古文明。我们身边总有隐姓埋名捐助社会的公益人士，他们默默为社会付出。

这是一个注定亏本的食堂，番茄豆腐、山药炒木耳、蚂蚁上树和鸡汤，三菜一汤，收费3元。公示栏上显示着2月份的收支明细，最后一栏是总收支-15242元。

中午11点，昆明廉租房小区幸福家园的一个铺面门外，就开始慢慢聚集起一些老人。这就是王兰兰开办的爱心食堂，去年10月19日开张，如今，小区里近百位孤寡、残疾老人中午、晚上定时来这里吃饭。一荤两素一汤，一口热乎乎的饭菜，一个笑脸，几句关心的叮嘱，老人们在这里吃到的不仅仅是可口的饭菜，还感受到王兰兰和义工们的真诚和关爱。

从成本上核算，一餐的价格大概是5.7元，靠着社会各方面的资助，每餐收费3元。但即使这样，有些老人也拿不出每月180元的伙食费，有的吃着吃着就不好意思再来了，有的每天给爱心食堂倒倒垃圾、给门口花盆里的韭菜洒洒水。王兰兰这时候总是悄悄自己拿钱垫上：没事没事，只管来吃就行。隔三差五，老人们会提出要求，想吃米线，想吃绿豆稀饭，想吃饺子，想吃汤圆……“我就是要让他们过个开开心心的晚年，想吃啥就能吃啥”，说起这话来，王兰兰一脸的自信，在她眼里，这是她的责任。

在王兰兰的带动下，这个廉租房小区的8位大姐加入到爱心食堂的义工队伍，她们没有工资，不少还是病秧子，都有过王兰兰帮着送去就医的经历。可是加入爱心厨房后，每天忙忙叨叨的，反倒去医院去得少了，几个老姐妹一总结，这不就是正能量带来的么?

这个大爱妈妈，8年来用自己微薄的力量，实践着15岁女儿佳丽回报社会的遗愿。如今，她的路越走越宽，虽然很累，但她觉得很开心、很充实。

2017年度感动中国人物播出了，如果不是在姥姥家看了会电视，我还不知道今天就演感动中国。

平凡的人做出了不平凡的事，正如主持人白岩松所说的那样，"灾难和感动往往在一起"，今年的感动中国人物有相当多的一部分人是和灾难联系在一起的，《感动中国人物》观后感马天昊。看到那么多逝去的生命，看到他们的感人事迹，我是非常敬畏的。

回顾2010年度的感动人物："科学泰斗"钱伟长、"信义兄弟"孙水林、孙东林、"玉树铁汉"才哇、"雷锋传人"郭明义、"舟曲之子"王伟、"草原曼巴"王万青、"英雄翁婿"王茂华、谭良才、"三栖尖兵"何祥美、"最美"洗脚妹刘丽、"警界保尔"孙炎明他们有哪位不让我们感动?还有海地地震中遇难的八位维和英烈和铁道部K165次列车乘务组以及中国志愿者群体都令我们感动，观后感《《感动中国人物》观后感马天昊》。

"雷锋传人"郭明义，正如颁奖词所说的"他总看别人，还需要什么；他总问自己，还能多做些什么。他舍出的每一枚硬币，每一滴血都滚烫火热。他越平凡，越发不凡，越简单，越彰显简单的伟大。"一样，他20年献血6万毫升，2002年，成为鞍山市第一批捐献造血干细胞志愿者，2006年，郭明义成为鞍山市第一批遗体和眼角膜自愿捐献者。1994年以来，他为希望工程、身边工友和灾区群众捐款12万元，先后资助了180多名特困生，而自己的家中却几乎一贫如洗。

"信义兄弟"孙水林、孙东林，"新年不欠旧年账，今生不欠来生债"，弟弟孙东林为了完成哥哥的遗愿，在大年三十前一天，来不及安慰年迈的父母，将工钱送到了农民工的手中。因为哥哥离世后，账单多已不在，孙东林让民工们凭着良心领工钱，大家说多少钱，就给多少钱。钱不够，孙东林就贴上了自己的6.6万元和母亲的1万元。就这样，在新年来临之前，60多名民工都如愿领到工钱，孙东林如释重负。

也许我们不能做出像他们一样惊天动地的事业，但我们一定要做出对社会有贡献的事，不能危害社会！

在2015年的感动中国节目中，有带领科研团队实现氢弹研究突破的科学家、“两弹一星”功勋于敏;有放弃安逸生活坚持在贵州山区义务支教的退休外交官朱敏才、孙丽娜夫妇;有背井离乡、为南水北调做出巨大奉献的基层干部赵久富，但是在这些人之中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默默捐款20余年从不留真名，成为一座城市精神坐标的普通市民--张纪清。

2014年11月，在邮局突然晕倒的老人张纪清被送到医院。散落的汇款单暴露了他的秘密。人们发现，他就是江阴人寻找了27年的好心人炎黄。

1987年，祝塘镇政府收到一笔1000元的捐款用于敬老院的建设，捐款人署名是“炎黄”。当时这笔捐款相当于一个人一年的工资。从此以后的27年间，无论是希望小学还是敬老院，或是地震灾区都曾收到过署名“炎黄”的捐款。27年间，江阴人一直在寻找“炎黄”这位好心人，当地甚至还建设了一个“炎黄陈列馆”。

2014年11月，这位好心人“炎黄”终于现身了，他就是张纪清。张纪清出生贫苦，改革开放后成了镇上首个万元户。手里有了些钱他就开始捐款。之后，他又干回了老本行会计，拿的是死工资，可是捐款却没有中断。张纪清在家里明确表态，钱会用到别人最需要的地方，子女的钱自己去挣。现在张纪清每月只有500多元的收入，当教师的老伴还有些退休金，两口子一直生活俭朴，现在还住着过去的老房子，但是依旧捐款。

张纪清坦言署名“炎黄”是不想让被帮助的人有负担，他说“我们做一点点小事情，就不能以恩人自居”。张纪清就是“炎黄”，这个秘密只有他的妻子知道，并一直支持着他。这份坚持27年的凡人善举成就了大爱，在这个冬天带给很多人温暖。

是他让我感受到了大爱深沉!

看过《感动中国》之后，我的内心仿佛受到了神圣的洗礼，在感动与眼泪背后，我收获的不仅仅是这些文字上的，更多的是内心中无法言喻的那份震撼与动容。

生活中，许许多多的人用自己那一点一滴的小事感动着我们，也感动着他人。生活中从来就不缺乏感动，只不过是在繁忙的学习生活之中，我们忘记了用发现美的眼睛去发现这些让我们的内心能为之震撼的感动事迹。

用心去看世界，去发现细节的感动吧!

年度感动中国人物播出了，看完感动中国，我真心觉得，闲着是罪恶的，浪费钱也是罪恶的。闲着，其实就是浪费时间，那么概括起来，浪费是罪恶的，应该怎么办?应该珍惜，珍惜生命，珍惜时间，珍惜金钱，珍惜资源。

郭小平心里，更看重的不是院长头衔，而是红丝带小学校长的身份，与此相关的是一个让全世界为之动容的名词“艾滋病”。

2008年11月15日晚，郭小平带队，红丝带小学的3位老师和12名艾滋病儿童一起参加了中央电视台12·1世界艾滋病日主题晚会的现场录制，与他们一起排演这个节目的还有两位防艾大使：我国著名歌唱家彭丽媛老师和表演艺术家濮存昕老师，濮存昕老师还是这所特殊学校的名誉校长。节目录制前，他刚刚跟孩子们同桌吃了晚饭。

晚会现场，主持人把话筒给孩子们，让每个人说出自己的心愿时，孩子们的眼睛都是湿的。其中一个小女孩叫翠翠，上台后一直在流泪，声音哽咽地说以后想做一名护士;胖胖的高个姑娘叫盼盼，说自己想当一名舞蹈家;小男孩文慧则神情坚定地说自己的梦想是当一名医学家，攻克艾滋病!

孩子们简简单单的几句话唤出全场所有人的眼泪，嘉宾哭了，主持人哭了，现场观众哭了，摄像师、灯光师的眼中也闪着泪花。我坐在观众席上，尽管上午刚采访了这些孩子，但还是忍不住再次为他们的命运流泪。郭小平说，想当医学家的小男孩特别聪明，特别爱读书。

想当舞蹈家的盼盼还为现场观众跳了一小段新疆舞，脸上绽放着羞涩的笑容。我在想，是什么让这些特殊的无辜的孩子，还能有梦想，有笑容?

台上，红丝带小学的名誉校长濮存昕正在把郭小平隆重介绍给现场观众和电视机前的亿万观众，聚光灯下，郭小平穿着一件不入流的普通外套，有点风尘仆仆的感觉，看上去不像院长，倒更像一个父亲、一个乡村教师的形象。

医院里办小学，解决两代艾滋病人受教育问题的有效尝试在中国，所谓二代艾滋病人，主要是指通过母婴传播的艾滋儿童，这些儿童的父母是艾滋病人、或者仅一方是，这些孩子的艾滋身份从出生那一刻起就被注定。

2008年10月30日，一项由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支持的调查对外发布消息，在中国6个城市的成年人中，存在着对艾滋病感染者的严重歧视。30%的受访者认为感染艾滋病的儿童不应该被允许和其他孩子在同一所学校上学;将近65%的受访者不愿意和艾滋病感染者住在同一所房子里;48%的受访者不愿意与感染者一同用餐。

尽管这种歧视在中国是被禁止的，但是歧视现象仍然普遍存在，严重影响着艾滋病感染者的生活，并对艾滋病预防十分有害。

此次北京采访中记者看到，郭小平和他的助手李学军(临汾传染病医院院长助理)、刘美婷(红丝带小学音乐老师)、张新平(红丝带小学文化课老师)，还有刘倩(红丝带小学生活老师)，吃住行都与这些孩子们在一起。而刘倩本人既是志愿者，也是一名不幸的艾滋病毒感染者。郭小平对这些孩子的称呼是“我的娃们”。

郭小平：“对艾滋病宣传初期，见诸于媒体上的报道往往与道德、伦理的沦陷相关，从而造成人们的误解。实际上艾滋病患者被传染的渠道有三种：一是母婴，二是血液，还有就是性传播。在山西，通过性传播感染艾滋病的很少，多数艾滋病人是通过卖血和输血途径所传染。艾滋病患者首先是病人，应该给他们以起码的同情。但是媒体和社会往往忽略了这点。所以我认为，对艾滋病患者要做的不仅是治疗，更多的是关怀，这才是最主要的。比如这些艾滋病孤儿，还在母亲肚子里时，就染上了艾滋病病毒，成为血液传播的第二代受害者，这是一群命运坎坷，备受病痛折磨的弱势群体，他们需要社会的关怀，需要我们的正视，需要像健康孩子一样上课、游戏、生活。否则，一旦他们在冷眼和歧视中长大成人，将会对社会构成很大威胁，那时再想教育就晚了。”

采访中获悉，那个晚会上想当护士的小姑娘翠翠，刚来医院时患有强迫症，舌头伸出来总也收不回去。翠翠只在小学念了一年书，当时身边的同学都指着她说她有艾滋病，远远地躲着她，翠翠长时间被这种环境包围，所以性格很孤僻，不爱见生人。到病区几个月后，翠翠就不再吐舌头了，胆子也大起来。去年的“六一”儿童节前夕，我去红丝带小学采访时还看到了翠翠表演的舞蹈。

有数字显示，全球1/6的艾滋病相关疾病死亡和1/7的新发感染HIV是15岁以下的儿童。而在我国，据统计感染艾滋病的儿童大概有7万人。多么让人震惊的数字。相较之下，临汾红丝带小学的十几个孩子毫无疑问，当属这个群体中的幸运儿。他们成了医院的孩子，医院不仅为他们看病，还建了一所充满欢声笑语的小学。2006年，郭小平亲自领着他的“娃们”去看了北京天安门;2008年初，这些“娃们”在郭小平的张罗下，又飞到海南岛，圆了“看海梦”;今年的北京之行，郭小平去之前就想好了，要让娃们走进“鸟巢”和“水立方”。

郭小平：“关爱本身就是一种最有效的教育，因为这是一个特殊群体。我们要教会他们怎么做人，要让他们从小就树立‘到我为止，不再传给别人的理念’。这些孩子很快就步入青春期了，他们要扰乱社会后果难料，所以现在必须接受教育，而且是特殊教育，要让他们知道将来如何生存。所以这些孩子的教育重点在道德，然后才是技能教育。如果我们不重视艾滋病第二代的教育，势必会出现第三代、第四代……非常可怕。在无疫苗的情况下，我们必须重视道德教育。

对艾滋病人的关心，不能心血来潮，哪怕一天只做一件事，就是花十来块钱买几根铅笔，几个面包，或是帮患者洗澡，都是关心他们的表现。像濮存昕老师，他对这些孩子的关心就非常真实，每年他都会给红丝带小学五万块钱，用于给孩子买衣服、或生活补助。只要有时间，他还会来临汾看看这些孩子，和他们一起吃顿饭，不是作秀，而是就坐在一个餐桌上同吃一盘菜。

艾滋防控这块必须有这样一批人努力的去做，才能让人类在最快的几十年或是几百年内控制艾滋病，否则的话，艾滋病一但爆发将完全不可收拾。”

绿色港湾模式，让艾滋病患者在“生产自救”的同时进行“心灵自救”

自1985年，中国发现第一例艾滋病患者到今天，23年过去了，官方数字报告的中国艾滋病感染者增长到约70万人。2007年，约有5万新发感染和2万与艾滋病相关的死亡。预计有12万到15万艾滋病感染者需要接受抗病毒治疗，而目前仅有4万人接受该项治疗。这4万人中，就包括了先后在山西“绿色港湾”艾滋病区接受救治的1000多名艾滋病患者。

这是一篇北京媒体《新京报》的报道——

2004年6月，临汾传染病医院“绿色港湾”艾滋病区的全体医护人员涌入丁师傅爱人的病房。那天是他爱人的生日，医护人员专程买了一个大蛋糕，买了鲜花，还点上了生日蜡烛。

在“绿色港湾”，丁师傅的爱人第一次听到别人祝福她“生日快乐”。她特别开心，还唱了几首歌答谢大家。生日过后，丁师傅爱人的病情有所好转，心情也开朗多了。发现自己成了艾滋病毒感染者后，她还从来没笑过。“她有勇气活下去了。”丁师傅说。

大年三十的时候，丁师傅的爱人，还收到了郭小平送的100元红包。正月初一，几位患者及家属还吃到了医护人员包的饺子。

小患者苗苗最喜欢护士周亚琴，每次她下班回家的时候，苗苗都要拉住她的手，让她带好吃的。她每次上班，苗苗都会在大门口等她。周亚琴说，“苗苗把我当成他的亲人了。”

在患者眼里，院长郭小平从不穿白大褂，不戴口罩和手套。他平均一周来“绿色港湾”一次，每次都要坐到患者床前问寒问暖。“一点也不像领导，没有架子，很随和，就像熟人见面一样。”一个患者的母亲说。

为什么要给患者发红包呢?我把这个问题抛向郭小平。

郭小平：“我们要让患者感觉这里像一个家，所以取名为‘绿色港湾’。绿色寓意着生命，港湾就是家。得了这个病的患者思想压力都非常大，必须让他们乐观一点，鼓起生活的勇气，这样对治疗才有好处。从一开始，我们就非常重视艾滋病人的心理治疗。我们倡导医护人员和患者‘结对子’，医院其它病区的医护人员也会轮流到‘绿色港湾’值日，我们还号召医护人员在节假日和周末把艾滋病孤儿带回家，让这些娃们也能感受到家庭温暖。不少患者在‘绿色港湾’治疗后可以出院，却舍不得离开这个地方。”

听上去，这个“绿色港湾”好像是艾滋病患者的世外桃园，但是据了解，“绿色港湾”模式一经媒体报道，就引起了争论，焦点在于是否应该对艾滋病人采取隔离措施。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它的创建人郭小平又是怎么想的呢?

郭小平：“是患者的贫困、心理压力和传染病医院的客观情况，构成了病区搬迁的理由。临汾市传染病医院是山西省4家艾滋病治疗定点医院之一，原来的艾滋病病区设在医院本部，艾滋病病人不敢出门活动，担心遇到熟人知道自己得了艾滋病;加之艾滋病患者的免疫力较低，在传染病医院易与其他传染病患者发生交叉感染。一旦交叉感染，艾滋病患者就很危险。很多患者过早死亡是因为并发症死亡，并不是因为艾滋病毒。

2004年7月，我们自筹150万元将以前的SARS隔离区改建成‘绿色港湾”将艾滋病患者全部转了过去。从2004年7月24日建成至今，该病区共收治艾滋病患者120多人次。该病区的艾滋病患者只需要负担生活费用，住宿、治疗都免费，患者可以自愿入院，来去自由。”

记者去过一次“绿色港湾”，在开满芍药花的田野上，离临汾市区大概十公里的车程。我们完全可以把它形容成一个风光旖旎的田园式病区。一个患者告诉我：“在市里，别人都躲着我们，弄得我们都不敢出门。在这里，大家都是这个病，没有谁躲着我们走。我们还可以互相交流，有空还可以玩一玩。”来自病区的一份资料表明，来此地就诊的患者中，95%都是农民，每天的生活费对他们来说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在市内住院，他们每天都要到街上买饭吃。而在这里，院方盖了四个灶台，他们可以自己做饭。

2004年7月是“绿色港湾”开诊的日子，这里也被称之为“艾滋病人生产自救区”，患者在这里可以获得免费治疗，得到家庭般的看护，有了更大的生存空间，他们的家属还可以通过为病区打工来维持生活。

在这里打扫卫生的、烧锅炉的、维修房屋的、种菜养猪的，都是患者家属。

丁师傅的妻子1997年5月在做一次手术时因输血感染艾滋病，6年后开始发病，住进临汾市传染病医院。当时传染病医院还没有向艾滋病患者提供免费治疗，住院一周，就花费1，000余元，只好出院。“我当时都绝望了。”丁师傅抹了抹眼角的泪。

2004年5月12日，丁师傅接到院长郭小平亲自打来的电话，说传染病医院现在对艾滋病患者实施免费治疗，希望他们能尽快到医院就治。

“我永远记得这一天。”丁师傅说，当时，他就挑上一些小麦，带了500元钱，带着妻子赶到了临汾市传染病医院，并随后到了“绿色港湾”，丁师傅还获得一份兼职工作————洗床单被罩、打扫卫生。天气变冷后，他又干上烧锅炉的活，每月 600元。此外，丁师傅还带领五六个病人在病区内的土地上种药材，院里也给每个人发放了相应的劳务费。

“绿色港湾”占地面积90亩，除1，500平方米的建筑及院落外，其余均是可耕地。去年，他们收获了3万余斤玉米，大部分都分给了医院的工作人员和患者及家属。大白菜也收获了不少，除当福利分发，留下自用部分外，其余的都卖掉了。丁师傅一家人吃的蔬菜，有很大一部分是自救区自产，都是免费的。

“绿色港湾”病区主任乔吉平说：“种植蔬菜和中药材，都是缓解经济压力的手段之一。去年，院方购买了150吨煤，用于烧锅炉取暖，医院的开支很大。而且医院不收患者一分钱，除国家免费提供的药物外，国家规定要收的床位费，医院也免了。”

我看到，这里共有36间病房，每间病房两个床位，带有独立的卫生间。此外还设立了治疗护理区、行政后勤区和被誉为全中国最有爱心的学校————红丝带小学。治疗护理区内除病房外，还为患者及其家属设有活动场所，如VCD娱乐活动室、图书室、乒乓球馆等，用于丰富患者及家属的文化生活。

实践中的困惑

郭小平：“最大的困惑是经费问题。“绿色港湾”虽然只是我们临汾传染病医院的一个病区，但却承担着全省差不多90%的艾滋病人救治工作。国家对艾滋病人的“四免一关怀”政策中，有一条是对农民和城镇经济困难人群中的艾滋病患者实行免费抗病毒治疗，对艾滋病患者遗孤实行免费就学。也就是说，政府及国际基金组织所给予的援助多数用于艾滋病人的抗病毒药物治疗，而山西的艾滋病人几乎都是社会最底层的农民，本身就面临着温饱问题。比如红丝带小学的孩子，不少是孤儿，还是艾滋孤儿，他们的生活谁来负担?医院每年要往绿色港湾这个病区投100多万元，才能保证这里的正常开诊。在这里生活、工作和接受治疗的医护人员、病人和红丝带小学的孩子们眼前就面临着严峻的冬季取暖问题。建筑是当时搬迁时医院自筹资金建的临时过渡房，一直想盖新的住院部但是到现在资金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现在锅炉又坏了，要想解决又得一笔开支。大家都知道，艾滋病人最怕感冒，这么冷的天气，取暖问题解决不了，对他们的身体最不利。医院很困难，确实很困难。

对艾滋病人的诊断问题我也想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我们国家把诊断的权利交给疾控中心，医院没权利诊断艾滋病。但是我觉得诊断和治疗也应该是医院的事情，而不应只由疾控中心来做，因为疾控中心没有行医权。今年我们医院就发生了一件事：一个病人在2005年通过疾控中心的血液化验报告，得出的结论是艾滋病患者，今年在我们医院要做一个胆囊手术，令人尴尬的是手术中发现，他体内的HIV为阴性!这下我们都着急了，一个标准复查两遍，最后送到本地疾控中心，结果都是阴性。现在这个检验已经通过省里送往北京，到现在还没有结果。病人很焦急，每天都要问我有没有结果，问自己到底是不是艾滋病患者。因此我觉得，关于艾滋病，现在存在检查、治疗和预防不衔接的问题。

再就是艾滋病的防治资金中，“防”大于“治”，治疗资金严重不足。国家每年的艾滋病防治资金大都用于预防。我们病区到目前为止已经接收艾滋病患者1，000多人，各项开支非常多，每年需要几百万元，但从建立至今，卫生部和省里提供的资金较少，我们的医护人员与国内外同行交流经验的机会也很少，很难及时掌握艾滋病治疗和管理的前沿信息。我虽然管理着这个病区，却从来没有机会参加学术交流，更不要说其他医务人员了。

艾滋病人动手术难也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问题。今年，山西一个艾滋病患者因患子宫肌瘤要动手术，竟然没有医院敢接收她，后来还是在媒体的帮助下才解决了这一问题。这种情况很容易造成艾滋病人隐瞒病情，悄悄去综合性医院做手术，这样无疑会增加艾滋病在综合性医院的传染几率。如果国家能形成一套关怀、治疗、疏导病人的办法来规范艾滋病治疗，就为艾滋病治疗医院提供了指导。”

采访结束，郭小平忧心仲仲的表情，还一直在眼前闪动。他所创立的“绿色港湾”发端于医院工作人员的善良之心，很多工作靠每个人的主动奉献，这样的人文关怀具有多少可持续性?郭小平的艾滋救治实践是否还有创新空间?对此，我们充满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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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铁还须自身硬，就是说作为一个锻打器具的铁匠必须具备硬朗身体敏锐的智慧，才能打出坚固耐用的铁器来。可以想见，把一块块坚硬笨重的铁坯打造成一件件精巧实用的铁器，需要怎样精巧的构思，耗费多大的心血与力气!如果自身素质“不硬”的话，何以使铁块儿按照铁匠的构思循序渐进地变成铁器? 这里所说的“自身硬”，自然就是说打铁者自身的素质过硬，打铁的技艺高超。潘建伟同志正是凭着自身过硬的本领和聪明才智，打造出了学生们心中的学术核心、精神领袖，以及“顶尖科学家”、“最年轻院士”、“量子世界领跑者”、“‘潘之队’的领头羊”等世界顶尖的“铁器”来。

我们虽然没有潘建伟同志那样攀登世界顶尖科学高峰能力和素质的硬功夫，但通过对其先进事迹的学习，我觉得我们应该在平凡的岗位上展现出“自身硬”素质来。我们是家庭一成员、是单位一职工、是社会一分子、是九三一社员，我们应该在家庭、单位、社会、九三组织等等方面表现出良好的素质和较高的才能，做到“自身硬”。

在家庭生活中的“自身硬”， 表现在做知书达理、坚强独立、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好妻子，恪尽职守、忍辱负重、心胸豁达、事业有成好丈夫，互敬互爱、相濡以沫的好夫妻;做对父母更多的祝福、体贴与关心，不惹父母生气，不再让头上已布满白霜的父母为你操心、能担当够孝顺的好儿女;做热爱学习、以身作则、学高为师、身正为范的好父母;

在单位里的“自身硬”，表现在做一位遵章守纪、敬业爱岗、团结互助、勤学上进，不断提高自身专业技能、业务素质和履职能力的好员工;做一位勇于担当、勤政廉洁、开拓创新、信守诺言、具有人格魅力、平易近人的好领导。

在社会生活中的“自身硬”，就是应该做一位邻里和睦相处、爱护小区设施、管控好自己的宠物、不圈占公共绿地的小区居民;做一位不乱穿马路、不随地吐痰、不损坏公物、乱抛杂物的行者;做一位遵守公共秩序、公共场所不大神喧哗、不乱刻乱画的合格游客;做一位真诚相待、与人为善、言而有信、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真心朋友……

在九三组织中的“自身硬”应该表现在：除要在本职工作上建功立业外，在参政议政、社务活动、社会服务等方面应做出一定的成绩来。

首先是在对社章社史进行深入地学习和领会。深刻理解九三的来龙去脉，明白要我做什么，我应做什么，并切切实实的落实在行动上，做一名合格的九三社员。

其次是在提高自己岗位履职和专业技术能力的同时，不断更新知识、更新观念、提高思想水平，做好选题、调研、撰写的每一步，弄出好的提案或建议来。

三是不断提升沟通能力，建立良好的的人际关系。有了良好的人际关系和较高的沟通能力，就能在参政议政、社务活动、社会服务以及调研活动、撰写提案建议等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四是不断地加强学习。学习业务知识、政治理论、社务知识等，进一步提高自身综合素质能力，做到活到老学到老。与时俱进，不断学习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理论和治国理念，充分发挥参政党成员的作用。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通过潘建伟同志先进事迹的学习，使我深深地体会到身处各行各业、各个阶层、各个岗位的人们，都要有过硬的真本事，有了“自身硬”真本领就能在家庭、单位、社会、九三组织等等方面充分发挥积极作用，实现自身的价值来。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感动你我，感动中国。”往往在感动的瞬间，总能体会到感动背后的辛酸，单说“感动”二词，感觉这是非常的笼统，具体的说，“感动”就是老师一个鼓励的眼神，妈妈在夜深人静时候为你织衣服的瞬间……总有太多太多的事让我们感动，感动辛酸，感动幸福，感动情感……

支月英，女，江西省宜春市奉新县澡下镇白洋教学点教师。

1980年，江西省奉新县边远山村教师奇缺，时年只有十九岁的南昌市进贤县姑娘支月英不顾家人反对，远离家乡，只身来到离家两百多公里，离乡镇45公里，海拔近千米且道路不通的泥洋小学，成了一名深山女教师。36年来支月英坚守在偏远的山村讲台，从“支姐姐”到“支妈妈”，教育了大山深处的两代人。

“感动中国，感动你我，这世界才会永恒------”这歌词多么让人感动。是啊!一缕阳光让你灿烂，一丝关怀令你温暖，一片爱心使你感动万千。世界上无时无刻都在有人献爱心，温暖他人的心，也在感动着——中国。

央视颁奖词评价他：自谦小医生，却站上医学的巅峰，四处奔走募集善良，打开那些被折叠的人生，你用两根支架，矫正患者的脊柱，一根是妙手，一根是仁心。

“我就是个小医生”

“我就是个小医生，治病救人才是头等大事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梁益建说。这么多优秀的人，这么大的荣誉砸到自己身上，一开始他有点惶恐。

今年1月中旬，梁益建荣获2016年感动中国十大人物的消息从北京传来。“这个奖该给别人啊。”这是梁益建脑海里浮出来的第一个想法。但后来梁益建也想通了，奖项是一种认可，一种荣誉，但是更是一种责任。“这个奖不仅仅是给自己，更是代表医务工作者去领的一个奖。”

就在昨天，他亲自操刀，为一名患者做了脊柱矫正的手术。手术从早上11点一直到下午4点多，时间达5个小时。这名患者本身是一名神经内科医生，来自河北。正是在网络上得知梁益建的医术精湛，才不远千里来求医。“这是第二次手术，最后再做一次大手术，他的脊柱基本就可以恢复到了理想状态了。”整天围着手术台和患者转，动辄手术要长达10个小时，这个5小时的手术，对于梁益建来说，太正常不过了。

唯一不同的是，做完手术，昨天他提前一个小时下班。家里人正在等着他回家，一起看晚上播出的颁奖典礼。

从耶鲁大学毕业后，秦玥飞的故事就不仅是他自己的故事了，很大程度上成为一个独特的大学生村官的故事，一个群体、甚至是一个国家的故事。

当村官

秦玥飞已经在湖南省衡山县贺家乡贺家山村当了一年多的村官。

他住在贺家乡乡政府的办公楼里，一座建于上世纪50年代初期的两层砖楼，他位于二楼的房间只有八九平方米，没有天花板，彩条塑料布加木板钉起来遮住屋顶的瓦片;屋里光线昏暗，即使白天，依然要开着灯;墙壁暗黄，不少地方糊着报纸;纱窗是破的，漏洞的地方用纸堵住，两扇窗户根本关不拢，有一扇斜倒一边，基本上处于半开的状态，因为纱窗是固定住的，无法取下，只能任由漏风;五毛钱硬币大小的死蜘蛛挤在纱窗和窗台的缝隙里，清理不掉，还是夏天留下来的痕迹。

但是屋内整洁有序，地面虽然凹凸不平，但扫把、水桶、暖水瓶、脸盆、洗衣粉，沿着墙边一字排开，两个做俯卧撑的工具垫着纸板放在地上，柜子上挂着巨大的绿色行军包，正对着另一边墙上挂着的绿色军大衣。书桌挨着床，不大，但是书、电脑、水杯、文件，一切都井然有序。

见到秦玥飞的时候，他正在屋里和三个志愿者讨论信息化教育的项目，四个年轻人聚在一起，书生意气十足。秦玥飞个子高，脸色有点苍白，他解释说，因为知道你要过来，特地洗了头发，刮了胡子，搞干净一点。

湖南冬天，室内甚至比室外还要冷，秦玥飞的取暖工具是一台不大的电暖器，还是朋友来看他，住了一晚后，回去邮寄过来的。他说自己用得不多，多半是客人来时才会打开。看过一些他在耶鲁的照片，难免感叹前后生活条件的巨大差异，但是他自己反倒觉得没有什么落差。

2010年6月，秦玥飞从耶鲁大学毕业时，完成了经济学专业和政治学专业的课程，拿到了文科学士学位。毕业要求36个学分，他拿了40多个。2011年6月，秦玥飞在学校的事儿忙完了，7月份回国正好碰上了湖南省招大学生村官，用他自己的话说，很自然地接上了。秦玥飞告诉本刊记者，虽然他在城市长大，但对农村并不陌生。我们大学暑假特别长，有4个月，每年暑假我都会有一个月左右在农村，支教啊，做社会实践或者田野调查啊，虽然不是完全了解农村，但也并非一无所知。

秦玥飞就这样成了贺家山村的村主任助理，他上任的时候没有任何仪式，也没有任何人把他公开介绍给村民。

融入与信任

做了一年多村官，秦玥飞做成了不少事：修水渠、维修道路、装路灯、建敬老院，拉来了乡村信息化教育项目，他在整个贺家乡都有了名气，当选为贺家乡和衡山县的人大代表。对此，秦玥飞特别看重，他清楚记得2012年10月24日是选举日。这对我是个挺大的事，因为基层的人大代表是直选出来的，是村民一票一票投出来的，80%多的老百姓给我投了票。他们认可我的工作，信任我。可能有的老人并不知道人大代表是做什么的，他们或许以为只是一张荣誉证书，在我的名字后面画个圈，用这种方式表达对我的支持。但秦玥飞并不认为自己当选是因为修水渠做了政绩。很多时候不是这些看似风光的大事让村民接纳我喜欢我，村民找我做的事有99%都非常琐碎，但我出现在他们的生活里，他们随时能看到我、找到我，我是他们的一分子，跟他们生活在一起。老人需要摘菜提水我去帮忙，耕地的时候我去帮忙，都是很简单的事，这个过程中的存在感和信任感让我很感动，他们选我应该是因为这些小事。

他与村民相处自然而融洽，路上碰到村民会主动招呼、握手;看到老人赶集买了东西会帮忙提过来送回家、坐下来跟老人聊天，告诉老人有事尽管找他;村里人周末到乡政府问征兵政策，找不到人，过来问他，他耐心地告诉他们要等周一乡政府上班的时候再来、要带哪些材料、去哪几个办公室，再把村民送出门。

村民也把他当成自己人，他到学校去，小孩子拉着他受伤的手看很久，问他疼不疼;有村民看他冬天穿得单薄，送他一件军大衣;有村民送他一大罐自己磨的芝麻花生核桃粉，告诉他一天吃几勺，可以防止长白头发;到饭点了，招呼他去家里吃饭;走在路上，有人追上他往手里塞两个鸡蛋或者递烟村民们已经可以毫无顾忌地打听他的私生活，请他帮忙做事，这种关心和询问称得上是乡村社会里最明显的亲近，然而这种亲近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

秦玥飞说，来村里的最初一个月，自己天天往村民家里跑，听他们聊天，在一边坐着傻笑，慢慢才听懂当地方言。喝酒抽烟都是来这之后学会的，碰上村民点根烟，这是对村民的尊重，看到小孩子要把烟藏起来，也是对小孩子的尊重。他就这样慢慢与村民熟悉起来，一个月后，开始有人找他帮忙。村民家里热水器坏了，我去捣鼓了一下。秦玥飞说，这对他是莫大的鼓励，说明村民开始信任并且接纳他。

秦玥飞也告诉本刊记者，来村里的第一天他就上了一课。在大学时候生活条件好，留学时养成的生活习惯是早上起来要淋浴。2011年8月29日，我来村里第一天，天气非常热，晚上睡觉蚊子特别多，早晨起床满身都是汗，当时就想去洗澡。村里有个简易的地方可以洗澡，离我住的有点距离，我就提着洗发水走过去，这个过程被村民看见了，传开了，因为他们不会早晨洗澡。这对他们来说非常奇怪，他们会过来问一句，早晨去洗澡了?会有人说，这个小伙子嫌他们这脏，有的会说这个小伙子娇气，还有的说浪费水。于是，第一天我就意识到，要把自己的生活习惯变得跟村民一样，我带来任何不一样的东西，都会阻碍我跟他们融入到一起。

为了融入村庄，最开始他刻意去避免任何跟村里人不一样的东西。冬天就两身衣服，都是黑色的，夏天也是几件衣服，也是单色的。很多年纪大的老人可能记不得你的脸，但是他一看你穿的衣服，颜色和样式固定，就能认出来。我刚来时候带了一件T恤，上面印着一些英文字母，颜色也多一点，后来发现村民穿的衣服都是单色的，感觉那件衣服有点不合群，就翻过来穿。一开始确实是在有意识地改变，但是后来好像慢慢地就把自己当村民了。秦玥飞说，他现在确实有了很多村民的习惯：穿解放鞋干活儿，收到村民递过来的烟，顺手就别到耳朵上，等车的时候非常自然地在路边蹲下。

村里人对外人有明显的客气和戒备，但对他已经没有任何防备。村里有位64岁的邓奶奶，年轻时候出去打工，回来后自己的房子塌了，只能借住在乡政府后院一个简陋破败的房子里，一住就是十几年。看到秦玥飞，邓奶奶招呼他说话，本刊记者提出想到她家里看看，邓奶奶有点迟疑，似乎对自己的处境有些难堪，不想把自家的窘迫展现给外人，解释说儿子在外打工挣钱，要回来修房子。秦玥飞悄悄告诉本刊记者，以前他一个人来时，进门聊天邓奶奶没有任何犹疑。

我在城市里长大，留过学，我期望服务这些村民，他们对农村和农业的了解比我要多得多，不管我是哪个学校毕业的，我在他们面前可能连个小学生都不是。要向他们学习，唯一的做法是要融入他们，看他们的生活习惯兴趣爱好，只有融入村民的生活，他们才会渐渐信任我。如果我不能融入进去，就不可能有信任。秦玥飞说，有了信任后，他们才会说，我这里有点困难，小秦你帮我解决一下。比如最开始他会告诉你，我不会写字，我要给政府打个报告申请个补贴，你帮我写一下，都是些很小的要求，但对我来说是很有成就感，说明已经建立起初步的信任。你帮他做了一件事以后，这个信息就会传开，各种各样的村民会找你做各种各样的小事，你把这些小事做好后，村民才会觉得这是个踏实的孩子，你愿意为他们服务，才会找你做各种各样的大事。

秦玥飞很珍惜村民给他的信任，任何可能导致与村民关系疏远的行为他都会考虑再三，有时甚至会慎重到让人有些无法理解。他不太愿意让本刊记者跟他同时出现在村民视线里，客气地请记者远远跟随，理由是村民可能会有各种猜测或误解。这也是我对村民的尊重，如果我在村里娇气、傲慢，有所谓名校生架子，是做不了公共服务的，形象对我很重要。如果形象不好，可能会影响我以后在公共服务领域的工作。他诚恳地说。

规则，程序与人情

在村里做事，秦玥飞有自己的一套认识论。一个本科毕业生，到农村里工作，他如果觉得自己很牛、什么都懂，到这里来了，看见这不行那不行，就去告诉村民，你这里那里都不行，全部都要改，这是非常错误的思考方式和工作方式。大学生村官里有一个官字，但不是官，是服务者，要为村民做好服务。秦玥飞说，我在村里做的很多事，不管是水利也好，教育也好，建敬老院也好，包括路灯、校车安全这些我非常关心的事，并不是我来了之后，利用我所谓耶鲁大学的高材生的身份，自以为懂农村了，提出来去做的。其实这些诉求都是村民提出来的，他们提出来后，我再想办法帮他们一个个去实现，我觉得应该是这样一个过程。

村民找秦玥飞有各种各样的诉求，有的事他办不到，但也不会简单地拒绝。有的退休教师来问我能不能帮他涨涨退休工资;有的告诉我说儿子30岁了，没有女朋友，想结婚，能不能帮忙找个女朋友。这些我显然办不到，但不是说办不到就不办了，涨工资我没办法，但是，提出来了就要记下来，要去县里问，有没有给退休老师涨工资的相关政策。找媳妇这事，我要去其他几个村问有没有没嫁出去的姑娘，回来反馈给村民。看似荒谬的要求其实都有道理，村民有自己的逻辑，即使办不到，他们也会理解。真正做的事不仅仅是建一栋楼，修一条路。

秦玥飞思维清晰，做事很有技巧，很多事在他看来是技术活儿。有村民告诉我说房子漏雨了，问我能不能帮忙去解决一下，首先得去看他是什么样的房子。秦玥飞说，国家没有专项资金来修补漏雨的房子，但是你要去想办法，要研究政策。比如，发现国家有个危房改造的安居工程和政策，如果这户村民的房子非常老了，确实是危房，就可以利用政策。这时候就要让村民写个报告，他不会写，你要帮忙，之后要到村里去盖章核实，证明他家里的实际情况，再拿到乡政府民政助理那里，告诉他下边的村民打了一个报告，我来交给你，问他一下今年的指标还有没有。民政助理可能会告诉我今年没有指标了，但2013年的指标4月份来，他是第一个，到时候按照国家政策的流程，优先帮他办。这时候就可以非常高兴地回访村民，告诉他这个事帮忙办了，不是说现在已经解决了，而是说正在做，已经在议程内了，其实我就相当于一个桥梁。秦玥飞告诉本刊记者。

在这些琐碎细小的事里建立了信任，村民才逐渐告诉他自己的诉求和需要，秦玥飞做的事也就越来越多。

但村里没有任何事情是简单的，有各种各样的利益冲突，村民之间、村民和公家之间，人际关系复杂。一方面是人际关系，一定要尊重村民，待人真诚;另一方面，处理事情一定要按照程序来，村里的矛盾除了利益分配之外，最大的问题来源于不走程序。秦玥飞向本刊记者解释，比如说，村里希望把泥巴路硬化了，赶集的时候租出去收摊位费。修路要10万元，但村里账上一共才5万元，村干部按照议事程序召集村民来讨论，讨论的时候有各种各样的意见。村里的意见是，那块地是集体土地，所以村里出钱修，修好后，摊位费村里来收。但是村里来做这样的事不仅要把仅有的5万元全部用上，还要背上5万元的债务。10万元，要收10年的摊位费才能把成本收回，划不来。而且虽然土地是集体的，但路两边的住户都搭了棚子，这是违章的，按照法律可以拆掉，但你怎么能去给他拆了?现在都担心村民闹事。幸亏有程序，召集村民讨论的时候有人离场，我们去做工作，不久之后村民自己提出来一个方案，主动提出拆掉棚子，但是要求自己出钱硬化门前的路面，摊位费归个人。因为村民算了一笔账，一个月120块的摊位费，3年左右就可以收回成本。于是，事情解决了，村里的钱也没花，这就是程序与人情，而且，不能与民争利。秦玥飞说。

修水渠也是个规则和人情混杂的事。秦玥飞告诉本刊记者：如果修水渠不走程序，几个村干部聚在一起聊聊就把事情决定了，会出很多问题。比如说，你怎么知道村民愿不愿意修，你怎么知道村民愿意以这样的方式修，你怎么知道村民愿意你把村里的钱动用了来搞这个事，你怎么知道这么做之后不会损害一些村民的利益?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就会有各种各样的矛盾出来。但是如果有一个决策程序和议事程序，通知大家有修水渠这么一个想法，把村民集中来开会，来不了的村民，要有代表过来，充分抒发意见，这样就可以知道大家为什么支持或者不支持。由此审视来做，要怎么做，由谁来做，施工的队伍怎么选择等等。人际关系一定要做好，平等沟通，大家才会愿意参与程序。

但是，即便严格按照程序进行，还是会出现一些问题，在乡村社会，有时候人情的力量远大于程序和规则，修水渠最终还是出现了问题。

村民小组一起讨论，当时出来一个方案，四五十票全部通过，但是后来发现，有一户村民没来参加投票，按照程序，可以当作弃权，即使当反对票，也是四五十票对一票，按理说可以直接去做了。但是这个村民出来喊一声说不能做，原来四五十个同意的村民都不吭声了，因为不想跟他产生矛盾。虽然做水渠可以让收成变好，并且用的是我从外面筹集的钱，这是跟自己利益直接相关的事，但是有人出来吼了一声，就都不做了。秦玥飞说，这时候硬按程序推进肯定会出问题，四五十个人都同意，我们得支持他们的决定。所以，我就找到那个村民，天天去他家里，带上两包烟，给他点上，伯伯叔叔地叫，一周时间，聊熟了，信任我了，问我能不能考虑让他来施工，他想从这里边挣钱，我才知道他当初为什么出来吼一声。秦玥飞当然最终也没同意让他施工，外面找的施工队更便宜，但他跟我熟了，也不好意思为难，就同意了开工。秦玥飞说：很多人说要民主的议事和决策程序，这很好，但是只靠投票或只靠人情是解决不了农村的事情的，现实与规则的博弈，放弃任何一个都会出问题。

质疑，以及中国梦

秦玥飞当村官的微博在网上流传开以后，很多人给他留言、发私信表示支持和赞赏，也有少数人质疑，直接给他贴上富二代、官二代的标签，说找钱那么难，怎么能找到这么多钱，肯定是有关系或者家里直接给钱。他会去浏览网友的评论，但是不太回应解释。给我的微博回复和私信99%都是支持的，芮成钢的微博下面百分之七八十是支持，有的是贴标签，那我就没有必要去回应了，反正没有影响到我工作。而且并不是说有人骂我，我就是他们骂的那种人。

秦玥飞说，自己确实没有什么社会关系，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了解公益慈善方面的信息，去北京、长沙、上海，跟各种各样的公益组织、基金会、企业和个人打交道，才寻找到各种社会资源的支持，已经给村里和整个贺家乡筹集到80多万元。跟公益组织等机构打交道不是说打个电话或者写封邮件去告诉他们你需要多少钱，而是要把项目相关的信息都准备好，比如说建敬老院，要把所有预算做好，清楚明白地拿给出资方看。他自己发明了一套系统，给每个项目的所有过程拍照。比如取钱的单子，前后要能对起来。比如修水渠用的U形槽，搬运、装卸，都拍照，这是为了给出资方看，方便他们检查和监督，运作也透明。他细心周到，出去参加活动，西服干脆就放在朋友家里，需要的时候让朋友寄来。有活动的时候，我让朋友把西装提前寄到当地固定的青年旅社，青年旅社的人帮我送去干洗熨烫，我到那以后取回衣服，洗个澡打理好头发，换好衣服去参加活动，谁也看不出我是农村来的。我在酒会上用中文或者英文给他们讲各种各样农村的故事，很有趣，很多人围过来听，他们当中可能就会有人能给我提供帮助。活动结束后我回青年旅社睡一觉，第二天早晨再换上村里的行头回去。

外出筹钱的路费从自己每个月1450元的工资里出，开支加起来已经近万元，幸运的是农村里花销不大，秦玥飞还能有余钱给敬老院买大米，给村里困难的老人送些东西。他去耶鲁念书靠的是全额奖学金，父母都是普通的工薪阶层，不穷，但是也绝对谈不上富有。

很多人质疑一个耶鲁大学毕业生为什么当村官，对他有各种猜测，对此他甚至会觉得很好玩：跟我不相关的人怀疑我是不是贪钱去了，但我做的事跟他们没有直接关系，而村民其实不管你是哪里毕业的、是不是城市来的，这对他们来说没有任何意义。村民不关心谁来服务他们，只要能把他们服务好，改善他们的生活，他们就满意了。就算有一天，真的是官二代富二代到农村去做各种各样的好事，我也很支持。秦玥飞说。

尽管如此，他依然非常认真地用中国梦这个概念来解释自己的行为：我到农村一年多，接触到这么多村民，对农村了解比原来深，我的感觉是，农村的家庭同样非常热爱生活。他们都期盼着子女有好的教育，长大后有出息，能找个好工作，多赚点钱，自己能有更舒适宽敞的房子，更好的环境，更高水平的医疗服务和更加可靠的社保，这是很多家庭最简单的中国梦，很美好也很实在，很有价值，是一种对更好生活的期盼，这是我理解的一个基本的中国梦。我也有这样的梦想，不是说我来当村官，我就不喜欢稳定的生活，不喜欢财富，但同时，更能让我满足的是，我可以在很多人实现自己家庭中国梦的路上帮他们一把。先不说什么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简单的，国家是由一个个人和一个个家庭组成的，让每个人都过得有尊严，这是非常实际的期盼，我觉得这些期盼很重要。我的价值观跟村民是一样的，我理解村民，跟他们是同样的人，我强烈认同老百姓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才认为做这个有意义，能帮更多人实现中国梦，也可以实现我自己的中国梦。秦玥飞说，有人说我为名利、为权力、为以后的升迁铺路，这要怎么说呢，就好比上小学也可以看作是为上中学、上大学铺路，并不是说我在为自己以后某个不可告人的秘密铺路，而是说如果我做得好，有更进一步的空间，能为更多人做公共服务，我自然会继续做下去。

秦玥飞告诉本刊记者，他很早就希望将来从事公共服务方面的工作。我在重庆南开中学上高中，那是个很好的学校，互帮互助的氛围很浓烈，那时候我就有这个想法，但根本不知道这是什么概念。读大学之后，知识和视野都拓宽了，才能用公共服务这个词语来诠释我想做的。我是希望用所学和所长为社会发展出一份力，但是上大学的时候，我不知道如何将所学所长和这个目标契合起来。之前也尝试过很多其他的公共服务类工作，最后发现，大学生村官是个很好的开放性平台，农村各个领域的事都可以去做，农村教育、农村医疗、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等等。他说，中国大多数地方是农村，农村很有代表性，中国不是微博上的中国，这里才是真正的中国。我当村官可以更好地了解基层和老百姓，也能更好地了解我自己，至少可以判断自己是否适合在公共服务领域工作。现在看，我做得还行。

村官之后?

秦玥飞很担心自己被媒体异化，他其实是个再正常不过的年轻人，只不过多了个世界名校的光环，也更加优秀。他喜欢听古典音乐，喜欢文艺电影，除了英语还会俄语和法语，看各种各样的书，他在大学里组建过摇滚乐队，自己打鼓写歌，爱游泳，参加辩论、演讲、各种各样的社团活动，还是学生会主席。在村里，他会跟来支教的志愿者在学校屋顶的平台上瞄准地上的圆圈投石子，聊天开玩笑，很有默契地念起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里的对白，就是一个年轻人松弛自在的状态。

签了3年的村官协议，这之后做什么?他并没有明确的规划，去念书或者从事别的公共服务岗位都有可能。村民毫不吝惜地表达对他的欣赏和喜欢，村主任胡传佳说：我当村干部20多年，水渠的事弄不好，小秦一来就能筹到钱把水渠修好，有能力，我很佩服他。有些村民直白地表达希望他留在村里多干几年，但是更多村民希望他能有一个更好的平台，村里的曾师傅告诉本刊记者：小秦很好，我们都喜欢他，但是村里条件不好，他应该去更高的地方，到更高的平台上能帮助更多人，但他跟村里人关系好，也不会忘了村里人。

尽管未来并不清晰，但是秦玥飞告诉本刊记者，有一件事他一直在考虑，并且非常确定地要去做：我当村官的过程中遇到很多困难，比如说智力资源，我不懂敬老院，不懂建筑，不懂农业方面非常细节的东西，虽然我是耶鲁毕业的，但是我不懂这些，我必须得承认。同时我又没钱，政府的钱也有限，我需要整合各方面的社会资源给村子做事。其他的大学生村官或者基层的公共服务者们也有很多，刚从学校出来，涉世不深，缺乏社会经验，各方面资源有限，虽然有一颗赤诚的心，可能还是做不成事，他们肯定也需要帮助。所以我想搭建一个平台，这个平台是能够把各种社会资源整合起来，支教的也好，支医的也好，扶贫的也好，把年轻的公共服务者和社会资源对接起来，为公共服务者提供支持和帮助。这同时也是大家学习的过程，学好了，以后会在公共服务的领域里做得更好。

岁月易逝人易老，但革命者王定国心随党走不觉老。以下是小编给大家整理的感动中国人物王定国颁奖典礼观后感的内容，欢迎大家查看!

王定国，“延安五老”之一谢觉哉的夫人，生于1913年，是健在的年龄最大的女红军。她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随红四方面军参加长征。新中国成立后，任最高人民法院党委办公室副主任，第五至七届全国政协委员。2009年9月，被评为双百人物之一。

“我清楚地记得在漆黑的夜晚，在蜿蜒曲折的路上，我们点燃了火把，长长的队伍像火龙一样，把天地照得通红……我一直在寻找这生命的火种。”王定国这样回忆。

这是一个忠贞追随者的人生写照。

百多年风雨，从黑暗到光明;两世纪奋斗，唯初心从未变。

蜕变：从童养媳到女红军

王定国的原名叫王乙香，1913年2月出生在四川省营山县的一个佃户家庭。困苦的生活迫使她早早地挑起了重担，六七岁的她，就要到卖担担面的面食馆推磨挣钱。

那时，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王家也难逃噩运。由于没有粮食，她的妹妹被活活饿死了，父亲也因过重的压力病故了。无奈的母亲卖掉了她三岁半的二弟，才安葬了她的父亲。为了活下来，只好把她给了邻村的李家当童养媳。

川东地下党中心县委委员杨克明以布客身份来山区开展工作。王乙香简陋的家，成了农会活动的秘密联络点。她从退婚、剪长发、解放小脚开始了闹翻身、求解放的征途。

获得自由的王乙香改名王定国，配合农民协会四处宣传放脚、剪发、男女平等三件事，让妇女劝男人不吸鸦片，动员妇女参加农民协会。

1933年10月，许世友率红九军解放营山，王定国参加了红军，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县苏维埃政权内务委员会主席、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营营长、川陕苏区保卫局妇女连连长，为红军送弹药、清剿土匪，拿过枪、上过战场……

至今，王定国清楚地记得走上革命道路的那些细节：

“1932年，我跟着王维舟的川东游击队走南闯北。他有一个侄子叫王波，当时在91师，要我跟着他们走，我就跟着他们打游击去了。”“1933年12月，营山县委在消水河地区召开党代表大会期间，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记得那天晚上，县苏维埃组织部领导找到我，宣布我为中共正式党员，无候补期。他们和我谈了话，鼓励我在今后的斗争中要更加坚强。入党令我心绪万千，心情激动，我感到自己终于有了依靠，有了人生的奋斗目标。”

如果说一个人从平凡到伟大有一个起点，入党就是王定国的起点：“从那天起，我就只有一个想法，跟党走，不掉队!”

长征：五过雪山三过草地

1935年3月，王定国调入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前进剧团，自此开始了艰苦卓绝的长征路。

长征，一个震撼世界的艰难征程。在王老记忆中，牺牲与战斗永不磨灭：“草地我走了3遍，翻了5座大雪山，我们文工团要做宣传鼓动工作，行军途中跑前跑后，走的路远不止二万五千里，应该是一倍以上。”王老在雪山上还冻掉一个脚趾头，“用手一拨，趾头就掉了，也不疼也不流血。”

王老记得：“百丈关战斗，当时敌人把路全都堵住了，不让我们走，牺牲了很多人。剧团的人也参战，我们枪很少，大家都背着乐器赶路，手里有扁担之类的棍棒。也不是空手打仗，用棍棍棒棒打。”

艰苦卓绝这四个字，对长征中的女红军来说，考验更大。王老说：“过草地很艰苦，仗打得也很苦。敌人多，我们人少，打得好就赢了，打得不好，人就没了。”

革命路上有艰险，有时更会身临绝境。“我们想的，就是打开一条路，唯一目的就是和其他部队会合。男女没有什么区别，打仗时不是说女的留下男的打，而是大家一起打。”王老如此坚定。

过若尔盖草地时，王老的体重仅剩下50多斤，“要是胖的话，哪里过得来啊!踩到泥潭里就要陷下了。”除了面对敌人的围追堵截、雪山草地的严酷环境，饥饿、疾病、疲劳也是大敌。历经艰辛，王定国最终还是走出来了。

让王老铭记的，是和毛泽东主席一起过草地，“毛主席和战士们一起行军，也不骑马，徒步前行，还一路用浓重的湘潭口音给大家鼓劲儿。”

王定国的这条路走得心里踏实，步履坚定。

战斗：在危难中鼓舞士气

从长征开始，王定国的战斗方式就是一手拿着枪、一手拿着剧本。

王定国身材瘦小，平时就爱唱爱跳，还担任过地方革命负责人，随中央红军长征后，被抽调到剧团做宣传工作。

今天的人们，已经很难想象那个时代的战地宣传是怎样的情景，又意味着什么。

王老曾这样回忆，“山高路险，道不好走，剧团走前面，当拉拉队，大家看了我们唱歌、跳舞，忘了疲劳和艰苦，就走得快了。”

一边要长征，一边要作战，一边还要创作、编演、做宣传。部队行军时，剧团必须在队伍前头赶路;休息时，演员们还得回过头来进行慰问演出，从队头一直演到队尾。有人说：宣传队员所走的长征路，有时甚至超过一般部队的一倍。

仓德山是红军战士们翻越的第四座雪山。在那之前，战士们已经翻过了夹金山、梦笔山、长板山。雪山上空气稀薄，气候变化无常。上山时，还是阳光明媚，爬到半山腰就云遮雾罩，寒气袭人。等爬到山顶时，气温更是急转直下。爬上来时刚出了一身大汗，紧接着被冷风一吹，顿觉腰背冰凉。战士们的双手被冻得僵直，几乎抓不住木棍，耳朵也仿佛是要被冻掉一般。

就是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王定国和剧团的战友们仍然坚持着为同志们鼓劲，他们用自己的歌声和呼喊唤起同志们的斗志：“打了胜仗以后，剧团要去慰问我们的战士，我们去唱唱歌，跳跳舞，欢迎归来的战士，他们就不想战斗的事了，忘记战斗的苦了。”

1936年1月中旬，剧团翻过夹金山到大炮山慰问红五军三十七团，那里人烟稀少，野兽很多，经过艰苦行军，走了整整两天两夜才赶到大炮山脚下的牦牛村。“三十七团指战员听说我们冒着风雪，长途跋涉来前沿阵地演出，高兴极了，提前为战友做饭、烧水，并派人前往迎接。演出时，风像刀子一样刮着战士们的脸，而脸部肌肉冻僵了，手脚冻麻了，可这喧闹的锣鼓声却振奋着每个战士的心。”王定国回忆。

无悔：生死追随不改初心

在王定国的一生中，更严峻的考验是在参加西路军作战那一时期。

1936年11月，西路军向河西走廊挺进。王定国所在的剧团改称为“红西路军前进剧团”，过黄河后剧团跟总部行动。

“战斗中，我右腿被流弹击伤，剧团从士门到凉州时，我右腿又挨一枪，腿完全麻木了，天冷血流出来也冻成了冰，也不知道痛，包扎了一下照样行军。”王定国回忆说。

1936年12月5日，剧社奉命慰问从古浪突围出来的红九军，不料与马步芳部队遭遇。终因弹尽粮绝、寡不敌众，剧社余下的30多人被敌人抓入了牢房。

“白天，不见太阳;夜晚，不见月亮。房阴森森，人孤零零，只有豺狼把牢房。”多年后回忆起被俘的境况，王定国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不叛变、不泄密、不出卖组织，千方百计营救战友，是王定国那个时期的全部信念。

1937年8月，党中央在兰州成立八路军办事处，全力营救被俘的西路军官兵，王定国和战友们被救出。当时担任八路军办事处党代表的是谢觉哉。

等见到营救回来的红军官兵时，谢觉哉一下子认出了王定国。谢觉哉日记中曾记载，王定国就是在长征途中替自己缝过羊毛衣的姑娘。经过“同志们关心，组织上安排”，1937年10月，两位志同道合的战友，在兰州“八办”简陋狭小的平房里，幸福地结成了革命家庭。

从此，从兰州、延安到北京，王定国几乎一直在谢觉哉身边工作。

从此，不识字的王定国有了一个不知疲倦的“识字教师”。

从此，王定国先后生育了7个子女，并全都抚养成才。

1971年6月15日，谢觉哉与世长辞。王定国在谢老走后的6年里，先后整理、撰写、出版了大量谢觉哉文献，总文字量多达500万字。

岁月易逝人易老，但革命者王定国心随党走不觉老。

1983年，从工作岗位退下来的王定国开始了新忙碌。她参与筹建了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中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她还关注林业发展，提出了我国造纸业应走林、浆、纸一体化等建议。2009年4月王定国被全国绿化委员会授予中国生态贡献奖“特别奖”，2011年又被授予 “终身生态贡献奖”。

近日，网上一组排雷英雄的无手“军礼”照片震撼了广大网民的心。军礼无言，誓言铿锵。一句“让我来”，排雷英雄倒在了血泊中，救下战友，自身失去了双手和眼。一个严肃庄重的“军礼”展示出了排雷战士对党的忠诚，对排雷事业的不悔决心。

他们是一群走在“死亡”路上的英雄，每一步都小心翼翼，为的是帮人民群众排除安全隐患，还人民群众一篇安详宁静的热土。排雷发明者设计之初，考虑到敌人靠火力轰炸等外力作用引爆地雷，便在地雷材质上做了优化设计。导致在如今的排雷工作中即使在强火力作用下，地雷毁灭率也是极低的，这就需要排雷士兵匍匐身子，通过绊发、剪线、去除伪装物等一系列排雷流程进行排除。排雷完成后，战士们还要手拉手徒步验收雷场。

战士英雄大多数都处在20到30岁之间，正处朝气蓬勃，激情四溢的青春。在这场特殊的战斗，许多排雷战士献出年轻的生命。或跌入谷底，或顶高温挖掘，也从未一声怨言，轻言放弃。爆炸事故中，侥幸抵住死亡厄运喉咙的战士们，有的失去双腿胳膊，终身残疾。这对他们以及他们的家人来说，同样是一场巨大的伤害。我们很难想象，一个失去健康肢体的人，该如何面对未来的生活。排雷英雄的故事让无数群众热泪盈眶，“上半辈子，你守护我。下半辈子，我是你的‘眼’，我是你的‘手’。”排雷战士杜富国的妻子紧靠在杜国富身旁说。

这世界从来没有什么岁月静好，只是有人负重前行。英雄事迹让我们千万群众落泪。他们是新时代革命军人的标兵，是祖国的骄傲。在他们身后，祖国大地一寸寸平安的土地不断伸延。他们的故事，全中国都要铭记。我们应该向他们致敬，弘扬不畏艰难、不惧危险、不怕伤残、吃苦耐劳的排雷精神。

20xx年11月4日，长沙的四岁男孩李辰飞丢失。4天后，李辰飞父亲在香港的同学把李辰飞的情况发在了宝贝回家网站上。

网站志愿者进行资料比对，发现李辰飞的照片与长沙警方刚刚解救的一个孩子很相像，便联系家长进行确认。但家长当时根本不相信，发布求助一个小时，孩子就找到了，怎么可能?他们甚至把志愿者当成了骗子，怎么也不肯上网查看比对照片。

最终志愿者与李辰飞父亲的同学取得了联系，由他出面劝说李辰飞的父母。4天5夜没合眼的家长看到照片后，一下就认出了这就是李辰飞，连夜接回了孩子。

1个小时找到丢失的孩子，这一度是宝贝回家的最快寻亲纪录。

随着网站数据库的丰富，这一“最快纪录”频频被打破。很多时候，寻亲信息来了，志愿者在数据库中就找到了相符的资料，核实后就能确认，这就是要找的亲人。

推动多方关注 建立打拐DNA数据库

除了利用遍布全国的志愿者网络帮助寻亲者，张宝艳和秦艳友还想方设法推动全社会对打拐寻亲的关注。

20xx年，他们与浙江卫视携手开办了国内第一家公益寻人节目，先后与浙江卫视、搜狐、新浪、浙江省公安厅、浙江省民政厅联合举办了两届寻亲大会。

20xx年6月1日，组织北京、杭州等百个城市的志愿者进行百城反拐宣传活动。

20xx年全国两会期间，张宝艳、秦艳友夫妇通过全国人大代表拉依萨和全国政协委员濮存昕提交了《加大打击拐卖儿童犯罪及强制救助街头流浪乞讨儿童》的建议。

同年，他们做了一份详细的被拐儿童现象调查，引起了相关部门的重视，把失踪儿童立案时间与立案规定做了修改，由原24小时后立案改为现接现立;建立了全国联网的打拐DNA数据库，免费为丢失儿童和家庭做DNA鉴定;首次把打击利用操纵流浪乞讨儿童牟利犯罪列入专项行动。

同时，全国公安机关专职打拐负责人进驻了“宝贝回家”QQ群，与“宝贝回家”建立长期打拐合作机制。目前在“宝贝回家”QQ群里，有全国各地打拐警察100多人。“宝贝回家”的寻子信息和警方实现共享。

20xx年起，在“宝贝回家”的呼吁下，由公安部牵头联合五部委下发了打击利用未成年人乞讨专项行动的文件，开始了对街头流浪乞讨儿童的救助行动，现在只要发现身份可疑的流浪乞讨儿童就可以带到警方，警方会为这些孩子免费做DNA，核实孩子的真正身份。

20xx年12月，宝贝回家志愿者配合吉林省公安厅组织了全省范围内的对流浪乞讨的孩子进行清理救助活动。

在推动关注的同时，宝贝回家还不断完善网站各种搜索匹配功能，将人脸识别系统和催眠恢复记忆等技术应用到寻亲当中。

“20xx年，石家庄有一个孩子，失踪时年纪太小，始终回忆不起有价值的寻亲线索。”张宝艳说，专家对孩子进行催眠恢复记忆，他成功地回忆起儿时走失时的情景，最终志愿者根据这些情景，在成都为他找到了失散二十多年的亲人。

张宝艳说：“其实找到1300多个孩子不是‘宝贝回家’的最大亮点，隐形的社会效应在于推动了公安部门打拐专项行动，使社会上拐卖犯罪得到遏制，更多孩子避免丢失，更多家庭少了骨肉分离的痛苦。”

随着宝贝回家网站影响力不断增大，社会各界给予网站的支持也越来越多。2009年，公安部提供了专门经费用于支付房租、购买设备;通化市委市政府为“宝贝回家”解决了办公场所、车辆，通过政府购买的方式为网站设立了5个公益岗位;还有许多企业主动上门提供公益赞助。

去年帮助420个家庭团圆 每天至少找到一个孩子

20xx年1月末，张宝艳和秦艳友回到了位于通化的家中。

“这次入选感动中国，对于我们来说是获得了一个影响力更大的荣誉。”秦艳友说：“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有更多人开始关注宝贝回家，开始关注被拐儿童。”

8年多过去了，从最开始几个月才能找到一个孩子，到如今每天至少找到一个孩子，张宝艳和秦艳友有了更大的目标：要在5年内帮助1000个家庭团圆。“目标是2014年底定下的，现在看来用不上3年就能完成。”秦艳友表示，仅是2015年，宝贝回家就帮助420个家庭团圆。

张宝艳说宝贝回家的最终目标是天下无拐。

在朝着这一目标前进的过程中，她坦言，“我希望网站影响力越来越大，能够帮更多的寻亲者找回亲人。但我更希望失散亲人的家庭越来越少，直到没有，那样就不需要我们了。”

8年多全身心的投入，张宝艳常年坐在电脑前，腰部和颈部会经常犯病;放下饭碗就上网，胃部经常不适。对此，秦艳友会经常要求甚至“胁迫”她离开电脑，去走一走或者休息一会儿。然而每当QQ群闪动，她还是要第一时间去看。甚至家里停电上不了网的时候，她也会拿起手机，去处理各种事务。

没有报酬，甚至要自己搭钱，还要经常遭遇各种非议和谩骂威胁，是什么支撑这对夫妇走到今天呢?

当记者提出这个问题时，张宝艳笑着说，“一开始，我的愿望是能给寻亲者带来一些帮助。现在支撑我的，是找到亲人后，寻亲者脸上的笑容。

吆喝声渐行渐远，一摞摞硬币，带着汗水的重量，沉甸甸地称量出你的高尚;宝贝回家，路有多长?三千个日夜奔忙，一千个家庭团聚，你们用父母之爱把灯火点亮，网住善良，网住希望;倒地、跃起、扣杀，把拼博精神如钉子般砸进人生，临危受命，尽显担当，让中国女排屹立万国之上;呦呦之鸣，青蒿之音，是你将古老的技艺拾起，带领大家历经千百个日夜，拯救六百万余生灵;

铁马秋风、楼船夜雪，边关冷月、战地黄花，一滴水溶入大海，一树梅开在悬崖，而你作为一个兵，尽显芳华;每一次落刀，都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千钧所系，大国利器，你用手中的刀，二十六年锻造;千万里只为最后一声爸爸，千万里只为山里的娃娃，你是不灭的蜡烛，你是不倒的脊梁，孩子们熄灭了所有灯盏，而你在天堂将他们照亮;轻声的安抚，稳住倾覆的船舱，摘下生命软管，肩上只剩下担当，人们夸你帅，不仅仅指的是面庞;你是伊犁河上筑起的拦河坝，你是戈壁滩上引来的天山水，木卡姆唱了再唱，冬不拉弹了再弹，老支书的故事怎么也说不完;为救孤重返舞台，你古稀高龄去卖唱，为救孤含辛茹苦十六年，哪一年不是三百六十五天的黄昏和霞光，台上苍凉开腔，台下却给人间作了榜样;烽火连天，是谁驰骋千里战沙场，敌寇侵犯，是谁奋不顾身保家乡，七十年前的胜利化作右臂上扬，七十年后的荣誉只因我的信仰，挺直的脊梁，还原祖国最初的摸样，中华上下五千年，卫国战士，熠熠生光!

今天，我翻开一张报纸，不经意间一则文章吸引住了我：一位老大爷在菜市场买了几只鸡，买来时很重，之后却越养越瘦了。这是怎么回事呢?难道这些鸡生了什么病。我按捺不住心中的好奇继续往下看，原来这个卖鸡的人给这些鸡用针筒灌下了许多水，难怪这些鸡买来时很重，才养几天就变轻了。

这时，我也想起了一次去买桔子的经历，那是一个秋天，我和妈妈到菜场买菜。路边摊贩黄橙橙的桔子，红彤彤的苹果，不禁吸引住了我们，经过精挑细选，我们挑了满满一袋子的桔子。“一共4斤”，我们还没反应过来，这个小贩早已以迅雷不及掩耳称好了，但这个作弊的小动作没逃出人的“火眼睛睛”，只见这个小贩一手拎着称上面的线，一手握着称杆，忽然手一松，称竿向上微翘了一点，这个结果就出来了，整个过程不超过2秒钟。

我们回到家，妈妈拎了拎这袋桔子，“咦，怎么感觉那么轻”，“我去拿称”，我连忙回答，果不其然，一称下来，这袋桔子轻了不少。

这时，我不禁沉思：这些黑心的小贩真是太气人了，他们为了一已之私，为了多赚些黑心钱，用了各种各样的手段，这种人实在太可恨，所以我们应用法律来保护自己，使这些不正之风得到好的改善。

【颁奖词】瘦弱的孩子需要关爱，这间病房改成的教室，是温暖的避难所。你用十二年艰辛，呵护孩子，也融化人心，郭校长，你是风雨中张开羽翼的强者。

【人物事迹】2004年，临汾第三人民医院院长郭小平看到艾滋病区的几个孩子到了上学年龄却没法上学，便和同事一起办起了“爱心小课堂”，在社会各界的帮助和支持下，2006年9月1日，临汾红丝带学校正式挂牌成立，2011年学校被列入正式国民教育序列。临汾红丝带学校是国内唯一一所艾滋病患儿学校，郭小平目前担任临汾市红丝带学校校长，艾滋病感染儿童在这里接受治疗的同时也能安心接受与正常孩子一样的教育。多年来，郭小平创建红丝带学校一事，在社会上也受到不少争议，郭小平一直在艰难中努力坚持。他最大的愿望就是，随着社会进步，艾滋病患儿终究会到正常的学校去上学。2014年，彭丽媛向红丝带学校写信，并在采访中说：“我希望这些受艾滋病影响的孩子们，都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看了今年的“感动中国”十大人物，又想到了“感动中国”十几年来伴随在我们身边的这些可歌可泣的人们，他们崇高的人格，为国为民的伟大理想和让人泪不能止的事迹都让我感到我如此渺小，我需要做的还有许多!“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有“感动中国”精神和我们新一代的年轻人的努力奋斗，中国的富强和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一定笔直又开阔，是一条光明大道!

郭小平心里，更看重的不是院长头衔，而是红丝带小学校长的身份，与此相关的是一个让全世界为之动容的名词“艾滋病”。

2008年11月15日晚，郭小平带队，红丝带小学的3位老师和12名艾滋病儿童一起参加了中央电视台12·1世界艾滋病日主题晚会的现场录制，与他们一起排演这个节目的还有两位防艾大使：我国著名歌唱家彭丽媛老师和表演艺术家濮存昕老师，濮存昕老师还是这所特殊学校的名誉校长。节目录制前，他刚刚跟孩子们同桌吃了晚饭。

晚会现场，主持人把话筒给孩子们，让每个人说出自己的心愿时，孩子们的眼睛都是湿的。其中一个小女孩叫翠翠，上台后一直在流泪，声音哽咽地说以后想做一名护士;胖胖的高个姑娘叫盼盼，说自己想当一名舞蹈家;小男孩文慧则神情坚定地说自己的梦想是当一名医学家，攻克艾滋病!

孩子们简简单单的几句话唤出全场所有人的眼泪，嘉宾哭了，主持人哭了，现场观众哭了，摄像师、灯光师的眼中也闪着泪花。我坐在观众席上，尽管上午刚采访了这些孩子，但还是忍不住再次为他们的命运流泪。郭小平说，想当医学家的小男孩特别聪明，特别爱读书。

想当舞蹈家的盼盼还为现场观众跳了一小段新疆舞，脸上绽放着羞涩的笑容。我在想，是什么让这些特殊的无辜的孩子，还能有梦想，有笑容?

台上，红丝带小学的名誉校长濮存昕正在把郭小平隆重介绍给现场观众和电视机前的亿万观众，聚光灯下，郭小平穿着一件不入流的普通外套，有点风尘仆仆的感觉，看上去不像院长，倒更像一个父亲、一个乡村教师的形象。

医院里办小学，解决两代艾滋病人受教育问题的有效尝试在中国，所谓二代艾滋病人，主要是指通过母婴传播的艾滋儿童，这些儿童的父母是艾滋病人、或者仅一方是，这些孩子的艾滋身份从出生那一刻起就被注定。

2008年10月30日，一项由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支持的调查对外发布消息，在中国6个城市的成年人中，存在着对艾滋病感染者的严重歧视。30%的受访者认为感染艾滋病的儿童不应该被允许和其他孩子在同一所学校上学;将近65%的受访者不愿意和艾滋病感染者住在同一所房子里;48%的受访者不愿意与感染者一同用餐。

尽管这种歧视在中国是被禁止的，但是歧视现象仍然普遍存在，严重影响着艾滋病感染者的生活，并对艾滋病预防十分有害。

此次北京采访中记者看到，郭小平和他的助手李学军(临汾传染病医院院长助理)、刘美婷(红丝带小学音乐老师)、张新平(红丝带小学文化课老师)，还有刘倩(红丝带小学生活老师)，吃住行都与这些孩子们在一起。而刘倩本人既是志愿者，也是一名不幸的艾滋病毒感染者。郭小平对这些孩子的称呼是“我的娃们”。

郭小平：“对艾滋病宣传初期，见诸于媒体上的报道往往与道德、伦理的沦陷相关，从而造成人们的误解。实际上艾滋病患者被传染的渠道有三种：一是母婴，二是血液，还有就是性传播。在山西，通过性传播感染艾滋病的很少，多数艾滋病人是通过卖血和输血途径所传染。艾滋病患者首先是病人，应该给他们以起码的同情。但是媒体和社会往往忽略了这点。所以我认为，对艾滋病患者要做的不仅是治疗，更多的是关怀，这才是最主要的。比如这些艾滋病孤儿，还在母亲肚子里时，就染上了艾滋病病毒，成为血液传播的第二代受害者，这是一群命运坎坷，备受病痛折磨的弱势群体，他们需要社会的关怀，需要我们的正视，需要像健康孩子一样上课、游戏、生活。否则，一旦他们在冷眼和歧视中长大成人，将会对社会构成很大威胁，那时再想教育就晚了。”

采访中获悉，那个晚会上想当护士的小姑娘翠翠，刚来医院时患有强迫症，舌头伸出来总也收不回去。翠翠只在小学念了一年书，当时身边的同学都指着她说她有艾滋病，远远地躲着她，翠翠长时间被这种环境包围，所以性格很孤僻，不爱见生人。到病区几个月后，翠翠就不再吐舌头了，胆子也大起来。去年的“六一”儿童节前夕，我去红丝带小学采访时还看到了翠翠表演的舞蹈。

有数字显示，全球1/6的艾滋病相关疾病死亡和1/7的新发感染HIV是15岁以下的儿童。而在我国，据统计感染艾滋病的儿童大概有7万人。多么让人震惊的数字。相较之下，临汾红丝带小学的十几个孩子毫无疑问，当属这个群体中的幸运儿。他们成了医院的孩子，医院不仅为他们看病，还建了一所充满欢声笑语的小学。2006年，郭小平亲自领着他的“娃们”去看了北京天安门;2008年初，这些“娃们”在郭小平的张罗下，又飞到海南岛，圆了“看海梦”;今年的北京之行，郭小平去之前就想好了，要让娃们走进“鸟巢”和“水立方”。

郭小平：“关爱本身就是一种最有效的教育，因为这是一个特殊群体。我们要教会他们怎么做人，要让他们从小就树立‘到我为止，不再传给别人的理念’。这些孩子很快就步入青春期了，他们要扰乱社会后果难料，所以现在必须接受教育，而且是特殊教育，要让他们知道将来如何生存。所以这些孩子的教育重点在道德，然后才是技能教育。如果我们不重视艾滋病第二代的教育，势必会出现第三代、第四代……非常可怕。在无疫苗的情况下，我们必须重视道德教育。

对艾滋病人的关心，不能心血来潮，哪怕一天只做一件事，就是花十来块钱买几根铅笔，几个面包，或是帮患者洗澡，都是关心他们的表现。像濮存昕老师，他对这些孩子的关心就非常真实，每年他都会给红丝带小学五万块钱，用于给孩子买衣服、或生活补助。只要有时间，他还会来临汾看看这些孩子，和他们一起吃顿饭，不是作秀，而是就坐在一个餐桌上同吃一盘菜。

艾滋防控这块必须有这样一批人努力的去做，才能让人类在最快的几十年或是几百年内控制艾滋病，否则的话，艾滋病一但爆发将完全不可收拾。”

郭小平心里，更看重的不是院长头衔，而是红丝带小学校长的身份，与此相关的是一个让全世界为之动容的名词“艾滋病”。

2008年11月15日晚，郭小平带队，红丝带小学的3位老师和12名艾滋病儿童一起参加了中央电视台12·1世界艾滋病日主题晚会的现场录制，与他们一起排演这个节目的还有两位防艾大使：我国著名歌唱家彭丽媛老师和表演艺术家濮存昕老师，濮存昕老师还是这所特殊学校的名誉校长。节目录制前，他刚刚跟孩子们同桌吃了晚饭。

晚会现场，主持人把话筒给孩子们，让每个人说出自己的心愿时，孩子们的眼睛都是湿的。其中一个小女孩叫翠翠，上台后一直在流泪，声音哽咽地说以后想做一名护士;胖胖的高个姑娘叫盼盼，说自己想当一名舞蹈家;小男孩文慧则神情坚定地说自己的梦想是当一名医学家，攻克艾滋病!

孩子们简简单单的几句话唤出全场所有人的眼泪，嘉宾哭了，主持人哭了，现场观众哭了，摄像师、灯光师的眼中也闪着泪花。我坐在观众席上，尽管上午刚采访了这些孩子，但还是忍不住再次为他们的命运流泪。郭小平说，想当医学家的小男孩特别聪明，特别爱读书。

想当舞蹈家的盼盼还为现场观众跳了一小段新疆舞，脸上绽放着羞涩的笑容。我在想，是什么让这些特殊的无辜的孩子，还能有梦想，有笑容?

台上，红丝带小学的名誉校长濮存昕正在把郭小平隆重介绍给现场观众和电视机前的亿万观众，聚光灯下，郭小平穿着一件不入流的普通外套，有点风尘仆仆的感觉，看上去不像院长，倒更像一个父亲、一个乡村教师的形象。

医院里办小学，解决两代艾滋病人受教育问题的有效尝试在中国，所谓二代艾滋病人，主要是指通过母婴传播的艾滋儿童，这些儿童的父母是艾滋病人、或者仅一方是，这些孩子的艾滋身份从出生那一刻起就被注定。

2008年10月30日，一项由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支持的调查对外发布消息，在中国6个城市的成年人中，存在着对艾滋病感染者的严重歧视。30%的受访者认为感染艾滋病的儿童不应该被允许和其他孩子在同一所学校上学;将近65%的受访者不愿意和艾滋病感染者住在同一所房子里;48%的受访者不愿意与感染者一同用餐。

尽管这种歧视在中国是被禁止的，但是歧视现象仍然普遍存在，严重影响着艾滋病感染者的生活，并对艾滋病预防十分有害。

此次北京采访中记者看到，郭小平和他的助手李学军(临汾传染病医院院长助理)、刘美婷(红丝带小学音乐老师)、张新平(红丝带小学文化课老师)，还有刘倩(红丝带小学生活老师)，吃住行都与这些孩子们在一起。而刘倩本人既是志愿者，也是一名不幸的艾滋病毒感染者。郭小平对这些孩子的称呼是“我的娃们”。

郭小平：“对艾滋病宣传初期，见诸于媒体上的报道往往与道德、伦理的沦陷相关，从而造成人们的误解。实际上艾滋病患者被传染的渠道有三种：一是母婴，二是血液，还有就是性传播。在山西，通过性传播感染艾滋病的很少，多数艾滋病人是通过卖血和输血途径所传染。艾滋病患者首先是病人，应该给他们以起码的同情。但是媒体和社会往往忽略了这点。所以我认为，对艾滋病患者要做的不仅是治疗，更多的是关怀，这才是最主要的。比如这些艾滋病孤儿，还在母亲肚子里时，就染上了艾滋病病毒，成为血液传播的第二代受害者，这是一群命运坎坷，备受病痛折磨的弱势群体，他们需要社会的关怀，需要我们的正视，需要像健康孩子一样上课、游戏、生活。否则，一旦他们在冷眼和歧视中长大成人，将会对社会构成很大威胁，那时再想教育就晚了。”

采访中获悉，那个晚会上想当护士的小姑娘翠翠，刚来医院时患有强迫症，舌头伸出来总也收不回去。翠翠只在小学念了一年书，当时身边的同学都指着她说她有艾滋病，远远地躲着她，翠翠长时间被这种环境包围，所以性格很孤僻，不爱见生人。到病区几个月后，翠翠就不再吐舌头了，胆子也大起来。去年的“六一”儿童节前夕，我去红丝带小学采访时还看到了翠翠表演的舞蹈。

有数字显示，全球1/6的艾滋病相关疾病死亡和1/7的新发感染HIV是15岁以下的儿童。而在我国，据统计感染艾滋病的儿童大概有7万人。多么让人震惊的数字。相较之下，临汾红丝带小学的十几个孩子毫无疑问，当属这个群体中的幸运儿。他们成了医院的孩子，医院不仅为他们看病，还建了一所充满欢声笑语的小学。2006年，郭小平亲自领着他的“娃们”去看了北京天安门;2008年初，这些“娃们”在郭小平的张罗下，又飞到海南岛，圆了“看海梦”;今年的北京之行，郭小平去之前就想好了，要让娃们走进“鸟巢”和“水立方”。

郭小平：“关爱本身就是一种最有效的教育，因为这是一个特殊群体。我们要教会他们怎么做人，要让他们从小就树立‘到我为止，不再传给别人的理念’。这些孩子很快就步入青春期了，他们要扰乱社会后果难料，所以现在必须接受教育，而且是特殊教育，要让他们知道将来如何生存。所以这些孩子的教育重点在道德，然后才是技能教育。如果我们不重视艾滋病第二代的教育，势必会出现第三代、第四代……非常可怕。在无疫苗的情况下，我们必须重视道德教育。

对艾滋病人的关心，不能心血来潮，哪怕一天只做一件事，就是花十来块钱买几根铅笔，几个面包，或是帮患者洗澡，都是关心他们的表现。像濮存昕老师，他对这些孩子的关心就非常真实，每年他都会给红丝带小学五万块钱，用于给孩子买衣服、或生活补助。只要有时间，他还会来临汾看看这些孩子，和他们一起吃顿饭，不是作秀，而是就坐在一个餐桌上同吃一盘菜。

艾滋防控这块必须有这样一批人努力的去做，才能让人类在最快的几十年或是几百年内控制艾滋病，否则的话，艾滋病一但爆发将完全不可收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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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春节，这本是全国人民最开心的时刻，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席卷了整个中国，这就是新冠肺炎。这是中华民族又一次面临的巨大灾难。然而，我们没有退缩，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已悄然打响。国人正众志成城，齐心协力共同面对。

不得不说，中华民族是一个坚强的民族。千百年来，经历了多少艰难困苦，但我们民族不屈不挠顽强斗争挺过来了，而且越挫越勇百炼成钢。尤其是过去几十年，从SARS到H7N9，从汶川地震到冰雪灾害，这些灾难直接影响到了我国人民的生命和财产的安全。但在同这些灾难作斗争的过程中，我们凭借着勇敢和智慧、坚强和执着，战胜了一次又一次灾难，也在不断地积累着经验和教训。

不得不说，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疫情面前，人人争先。白衣天使放弃自身安危，奋战在抗击疫情的第一线;社区干部提前上岗，靠着仅有的一副口罩，为切断病毒传播而日夜忙碌着;公安干警、武警官兵舍小家为大家日夜维护着人们的健康和安全;所有的人们，用整齐划一的“宅”在家里的方式与病毒做着最有效的抗争……

不得不说，中华民族是一个团结的民族。当武汉疫情突然爆发，生活物资和医疗物资极度紧缺之时，全国上下齐动员，源源不断的物资齐聚武汉，蔬菜、面粉、肉类在几个小时后便搬上了武汉人民的餐桌，口罩、隔离服、护目镜及时送到了医务人员的身边。没有一个人把自己隔离在这场“战疫”之外，因为我们是一家人!

阳光总在风雨后。我们相信，有了这样的民族和人民，春暖花开的一天总会来临!

人生中有很多人很多事会让我们感动。看完感动中国十大人物后，真的让人很感动。其中最令我感动的是杨善洲。

杨善洲，男，享年84岁，原任保山地委书记。杨善洲从事革命工作近40年，曾担任保山地委领导。两袖清风，清廉履职，忘我工作，一心为民。1988年退休后，他主动放弃进省城安享晚年的机会，扎根大亮山，义务植树造林，一干就是22个春秋，带领大家植树造林5.6万亩，林场林木覆盖率达97%以上。杨善洲把昔日的荒山秃岭变成了今朝生机勃勃的绿色天地，使当地恶劣的自然环境得到明显改善。不仅如此，他还带领群众修建了18公里的林区公路，架设了4公里余的输电线路，使深居大亮山的村寨农户，通电通路。()2010年5月5日，杨善洲同志把保山市委、市政府为他颁发的20万元特别贡献奖中的10万元捐赠给保山第一中学，另外10万元捐赠给大亮山林场。他去世前，还将价值3亿元的林场无偿上缴给国家。

看完后我感觉那些贪污官员简直跟杨善洲没法比，没想到杨善洲在退休前 两袖清风，清廉履职，忘我工作，一心为民。退休后居然也没有在家享福，而是 扎根大亮山，义务植树造林，一干就是22个春秋他为了让祖国的土地遍地绿色，退休后居然还在植树造林。而且保山市委、市政府为他颁发的20万元 他一分没留，全部捐给了保山第一中学和大亮山林场。他去世前还将价值3亿元的林场无偿上缴给国家。自己没给家人一点土地，全部给了国家。

这样的人我们要永远铭记在心，长大后做一个像他这样的人，保护环境。2014感动中国十大人物观后感2013感动中国十大人物事迹

秦玥飞2010年从耶鲁大学毕业，怀着改变中国农村的热望，他在2011年来到湖南成了名大学生村官，至今已经五年。

秦玥飞是一个一无所有的村外人，同时也是一个被寄望会用先进理念给农村带来新变的城市青年、名校的大学生。这个岗位没有规范和限制，只要关乎农民民生，千头万绪，无可不为。同时，作为村长助理，他不属于体制，不属于村干部班子，没有权力和队友。

秦玥飞就像是一颗螺丝钉，在体制机器外滚动，零敲碎打，有单枪匹马的无力感，也有独当一面、不受缚于体制的自在。他试图改变环境，但环境也在雕琢这个年轻人，从打扮到言谈，甚至到观念。

对基层的民众和官员来说。秦玥飞是热忱、有礼貌的年轻人，是半个“干部”。人们对他既有招待远客的淳朴热情，也有对“当官的”一向有的冷眼揣度;既有对留洋高材生的好奇和卑怯，又有教他做人的架势、对境外势力的鄙薄。

秦玥飞得到了体制的表彰。人们记住了一个青年奋力击水的姿态，赞叹他所散发的正能量。但很少有人指出，环境改变甚少，秦玥飞仍然挣扎在缺乏权力、资源和队友的困境里。

服务

秦玥飞介绍自己总是两件事，2010年从耶鲁大学本科毕业，2011年到湖南农村当大学生村官。有的人会想起来，以前新闻里是出过一个“耶鲁村官”，中国的榜样青年。他现在三十岁了。

五六年前，他们这拨中国同学在耶鲁毕业，好几个陆续都到北京来落脚工作，进了投行跟咨询公司。秦玥飞不想去过朝九晚五、庸庸碌碌的白领生活。他希望能作出改变人们生活的贡献。他本科修的政治学、经济学两个专业，他相信在中国的公共服务领域里，总找得到属于他的一个位置。

最容易“找到组织”的做法，是去考公务员。秦玥飞不想去，怕去了就是做表格。

要么去找社会组织。比如在美国，住房、就业、医疗、教育、家庭事务、人权民权、生态环境，方方面面都有公益援助，社会组织占了整个国家约5%的 GDP、10%的就业人口。但在同期的中国，社会组织的规模几乎微不可见，约0.1%的 GDP、0.8%的就业人口。

秦玥飞一面自己跟哈佛的朋友发起叫“阳光书屋”的公益组织，在甘肃农村发展教育，一面又听说了另一种有组织性的做法：响应国家的“大学生村官”政策，去农村做村官。

这个岗位允许他自发规划工作，理论上可能直接作用于成百上千的农民，国家也保证会留出提拔人才的通道。秦玥飞觉得这份岗位完全符合他的理想，也有上升前景。很多人只看到农村条件苦，村官工资低，他觉得这些跟一个更远大的愿景相比都没什么。他报了名。

2011年7月，火车正往甘肃去，秦玥飞在车上收到通知，选派了他去湖南衡山贺家山村做村书记助理。他在武威站下了车，掉头又买张站票，回北京收拾行李。那里几个同学请他吃顿法国菜，作了别。

火车到了衡山县城。贺家乡的副书记陈希军等着秦玥飞，接了他的行李捆到摩托屁股上，又驮上他，就往村里开。山地上颠颠顿顿，走了一个多钟头，进了贺家山村。

村里一千多亩大，六百多口人。当中一座二层高的老红砖房，是贺家乡政府。他们上二楼楼角，推门进了个暗黄的杂物间，八九平米大，破窗漏瓦，一口老木柜，桌椅，木架床。床对过一堵墙，墙那头放了两口公用的尿桶。他今后三年住这。给他的月薪是一千四百五十元，没有编制，没有保险。

秦玥飞第二天起来洗了澡。乡政府的人都稀奇起来，怎么早上洗澡。“这是一个 fucking PR disaster(要命的公关灾难)。”他不了解农村，又听不懂衡山话。他不在早上洗澡了。后来又把英文印花的T恤里翻外地穿了，短靴也换成这里的解放鞋。

留守的老人孩子成天都看见他，走来串去，一脸笑，有礼貌。简家奶奶叫了秦玥飞，你是大学生，可不可以告诉我的孙子奥数题。秦玥飞一说就来。简奶奶感到一种光荣。她是群众。“这个人他是很好的，不像有些人呐，看你们家条件这么差，哼吃，教你的孙子。”她记得秦玥飞教完了又说，有事你就来找我。她想到就笑：“我去找他?他个性很好，很谦卑的。我，哈哈，我说你是个农村人，不晓得去找他子有用没用，所以也没找他。”她又拿了几个橘柑给秦玥飞。“我以为他不会吃的。他吃啦，他不嫌吃农村的。”她反复说这人好。

秦玥飞的妈妈重视教育。他两岁就教他说英语，到了小学又从重庆带他上北京借读，天没亮就把他送到教室外面等开门，她自己再看着招贴去找工作。一切就为他有最好的教育质量。

按一套传统的成功故事，他在高中拿到耶鲁全额奖学金，他在大学得到一份华尔街上的工作，故事就到头了。像同学关乐说的，“把孩子供出来，考一个功名，光宗耀祖”，多数人把移民、大企业当做重大的成就，激励人心的结局。秦玥飞说，能再回到出身之地，帮助一个群体，那才是激励人心的结局。

他在村里一会又给人搭手提个篮子，一会又修热水器，百分之九十九的工夫都在做“好人好事”。青蛙跑迷了路，他也找罐头装起来，带到水边去放生。雏鸟从窝里掉下来，他也把它送回去。他给小花猫取名叫保尔、冬妮娅，想像它们正守着空空的粮食罐头，保卫着某座年久失修的谷仓。

他觉得一切都很好，接地气。他辗转过四个城市长大，大学又出国，到哪儿都是个新来的，像加缪小说的名字，“LÉtranger”，异乡人。他在农村反而安心了。他跟所有人都关系着，他帮助所有人，所有人都喜欢他。他有时从人家门前早已经走过去了，人家还把他喊回来，给他个桃子拿去吃。

乡政府里有个公务员叫汤飞龙，跟秦玥飞一样大，轮到夜班就来找秦玥飞长见闻。秦玥飞挠着两腿蚊子块，跟他讲美国的政治体制，讲奥巴马大学毕业后做的社区服务。秦玥飞过去修的政治学跟经济学是耶鲁最主流的两个专业，配给本科的师资也顶尖。卸任的墨西哥总统教全球化。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教金融市场。罗纳德·里根的高级顾问教大战略、雄辩术。秦玥飞对国际关系感兴趣，又相应学了俄语、法语。

汤飞龙也想不到，他们这地方能要到这么牛逼的人。两个人吃过晚饭就坐在一起，谈七说八，能说到半夜一两点。汤飞龙以为他们是最密切的。

秦玥飞清楚他在农村不可能有“soulmate”，哪怕和大家处得多和乐。有空总是跟老同学通个电话解解闷。

乡政府隔壁开米店的人家里，母狗下了只小狗。秦玥飞去看她们。狗妈妈一脸愁容。他给她取名叫普宁教授——纳博科夫小说的主人公，一个俄罗斯人，孤零零在美国教书。狗妈妈很快病死了，小狗乐乐成了孤儿。秦玥飞每早起来就在阳台上喊它来，在乡政府的院子里给它喂牛奶，逗它，给它拍照。其他人进出，惯拿脚去赶开狗。就秦玥飞要护着乐乐。

汤飞龙在楼里听领导招来唤去，忙着通知大家来开会，又抓紧复印会议资料。陈希军想到秦玥飞，特许了他也能进来旁听学习。会上谈着什么思想什么方针，套路化好猜，秦玥飞慢慢从这里面听会了衡山话。会上人员派好工作散了。汤飞龙留下来收拾会议室，扫地上的烟头。没有要秦玥飞做的事。

湖南省委要“量化测评”村官的工作，定了三十多个名目，都是些理想信念、廉洁纪律、和农民群众感情。有舆论管村官制度叫“新知青下乡”。大学生们待着没事做，以后是个什么出路也说不准，有的就趁早回去另外找工作，要么准备公务员考试。以前贺家就有个村官，乡政府安排住村里人家里，平常不大碰见，过一阵就不声不响，回家去了。

同学关乐催着秦玥飞去报考 LSAT(法学院入学考试)，回美国读个法律博士，出来重新找工作。

秦玥飞报了考，过一阵又取消了。

“对我重要的是，我在那样的地方生活了那么久，而且我过得很快乐，很充实。”他后来说，“(农民)拉着我的手，坐在他面前。这个就是我们跟这些老百姓之间的距离，这个就是意义。”

像 H.L.孟肯说的，理想主义这种人，闻到玫瑰比卷心菜更香，就会得出结论，玫瑰也更有营养。

三入火海，舍身救人的王锋英雄事迹广为传颂，根据中央领导批示，从7月26日开始，中央、省直主要媒采访团深入南阳、北京两地，深入挖掘英雄事迹。人民日报、新华社、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中国青年报、解放军报雷锋杂志社、河南日报、河南人民广播电台、河南电视台等中央及省市30多家新闻媒体记者利用四天的时间，冒着酷暑在曾经救助王锋的南石医院、事发救火现场、王锋老家方城和如今救助王锋的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原北京304医院)进行深入采访报道，还原英雄壮举，挖掘英雄背后的故事，讲述南阳好人故事，弘扬社会正能量。

乡亲说王锋： 他话不多却是个热心肠

7月26日上午，在南石医院举行的媒体座谈会上，来自中央、省市媒体记者通过采访参与救治王锋的医护人员，再现了王锋现场救人的事迹以及在南阳住院期间的治疗情况。当天下午，在火灾现场，王锋的房东、邻居及被他救出的老师向记者讲述了王锋救人的感人一幕，还原了他三入火海、舍身救人的英雄壮举。

7月27日，采访团赶赴王锋老家方城县广阳镇古城村，采访了他的父母、邻居、老师、同学等。他们用自己的亲身经历，以不同的视角向我们还原了一个质朴、真实的平民英雄，王锋善良孝顺、乐于助人、吃苦耐劳的优秀品质以及他爱家人、爱家乡的质朴情怀，深深感动了现场的每一个人。

“王锋这孩子，话不多却是个热心肠!”古城村党支部书记姚金岭告诉记者，2013年4月，古城村小学改造房屋，教室不够用，有一个班30多个学生没地方上课。王锋知道了，主动腾出自家一楼的三间房子做临时教室，学生上课的时候，他还义务为师生提供开水。

“王锋很有爱心，积极参与班里的集体活动，和同学们相处也特别好，班上一个同学哥哥残疾，家庭困难，他就把自己的生活费节约着用，把省出来的钱给同学用。与三入火海救人相比，我们说的这些事情可能很小，但正是因为有这些小事，才会有火灾来临时王锋的英勇壮举。英雄从来都不是一时的冲动。”方城县委党校高级讲师、王锋高三时的班主任王爱民说。

解放军总医院： 用英雄的精神救治英雄

在7月29日召开的王锋救治情况媒体通气会上，院方介绍了王锋自7月12日转院到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后的救治情况。为挽救王锋的生命，医院迅速成立了由全军烧伤研究所所长柴家科教授领衔的专家救治团队，第一时间对王锋进行全方位会诊，制订最佳的治疗方案，集全院专家的智慧全力抢救英雄。

据全军烧伤研究所所长柴家科介绍，王锋入院后已经进行了三次手术，病情有一些改善和好转，计划于7月30日对王锋进行第四次手术。如果一切顺利，再经过三到四次手术，王锋病情将有望趋于稳定，接下来需要做的就是后期的康复治疗工作。“目前王锋的病情属于病情危重，但危重之中又相对平稳。相信在我们的精准治疗之下，王锋会一天比一天好起来。”柴家科说。

“为了及时科学有效地调整王锋的治疗方案，医院经常会组织各科室主任进行会诊，手术采取了国际领先的植皮术，术前、术中和术后抗生素的使用，都会根据病情及时调整。同时为了及时了解王锋病情的发展，医院主要负责人还专门成立了一个微信讨论群，随时关注王锋的身体状况和医护落实情况。”全国三八红旗手、医院烧伤整形科护士长王淑君说。

“我们不仅会全力地对王锋进行救治，而且还要达到最好的效果，未来能够让他在生活上各个方面得到最好的康复，要让他能够回归社会。我们将用英雄的精神救助英雄，并号召全院学习王锋精神。”解放军总医院政治部主任田鸥少将表示，王锋对生命的执着感动着每一个人，解放军总医院不会让英雄流血再流泪，将全力以赴救治王锋。

媒体记者惊叹：王锋是河南的骄傲是活着的雷锋

一路采访，一路感动。在连续4天的采访活动中，英雄王锋的英勇事迹，不仅感动着他身边的每一个人，也感动了采访团每一位记者。

本次采访团领队省委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侯红路说:“王锋的事迹再次感动了我，感动着各位记者，我们采访团力争在本次采访中，细致了解、深入挖掘、好好总结，把王锋的感人故事呈现给全国人民，激励每个人，传递真善美。”

“王锋火海救人，源自于敬重生命的道德素养;他舍身救人，源自于奉献忘我的思想境界。他的这种英勇悲壮，也必将赢得中原儿女乃至全国人民的敬重!替他骄傲，为他点赞，给他加油!”光明日报记者宋红锦赞叹道。 “通过到王锋家乡深入采访，我对王锋有了更加全面深刻的了解。王锋瞬间救人的行为不是偶然的，这是其平时良好道德素养在关键时刻展现升华的必然结果。王锋的先进事迹值得我们去深入挖掘宣传，他是南阳和河南的骄傲，也是青年团体的骄傲!”中国青年报记者潘志贤动情地说。

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记者曲长缨告诉记者：“我觉得这种精神特别可贵，值得我们所有人来学习，我在现场看了他救人时奔跑的路线，听了邻居和被救人员的介绍，很让人震撼。我觉得他是新时代普通公民的榜样，他的这种精神在当前特别值得弘扬。”

《雷锋》杂志社记者夏一萌称赞王锋是活着的雷锋。她说，王锋与雷锋，名字仅仅相差一个字，二人的精神境界也是不分一二。雷锋精神倡导的是“为人民服务”，而王锋在救火时，用自己大爱和鲜血为人们活灵活现地彰显出这5个字的伟大。他用真实的自己告诉人们，雷锋依然活在今天，雷锋就在我们身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