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小平人物观后感【精选20篇】

今晚，我观看了2017年“感动中国十大人物”颁奖典礼，在这次的颁奖典礼中在平凡中坚持，成就了不平凡感动大家，感动中华儿女。

在感动中国节目中，带领科学家团研究科学家于敏;已退休外交官、放弃在城市生活、到贵州山区支教朱敏才、孙丽娜夫妇;带领乡亲们启程为南水北调工程做出巨大奉献的赵久富;为灾区捐款不愿意留真名的普通市民张记清;为了自己儿子跟其他小朋友一样能唱歌、跳舞，付出了很多母爱陶艳波等。我印象最深的是陶艳波。

陶艳波每天从早到晚，几乎都要陪伴在儿子杨乃彬一起学习。因为有一次发高烧导致耳膜出血，失去了听力能力。这给陶艳波和一家人很大打击。为了给孩子治病，他们走过很多的地方，但医生的结论始终让他们失望。她给儿子去学唇语，然后一点点地教儿子说话、识字。就这样，陶艳波辞职陪着孩子一起上学，从小学一年级到高中，母子一起学习。经过不断学习，杨乃彬也能比较正常地和人交流。现在他希望通过自己努力来回报帮助他们的人。

看完这颁奖典礼，我内心久久不能平静，一个平平凡凡的人，经过一点一滴，也能变得很伟大，我们要向他们学习，应该做出对社会有用的事，贡献出自己一份力量。

感动中国十大人物都是具有震撼人心、令人感动的人物。生活中，许许多多的人用自己那一点一滴的小事感动着我们，也感动着他人。

这些人物衬托着我们中华民族的文明，放飞追逐着我们的中国梦。感动中国，感动我们的心灵。中国梦，凝聚中华儿女的百年期盼，让感动中国十大人物，烘托我们美好的中国梦，支撑我们美好的中国梦。

用十大人物去感染中国梦，感染我们视觉，给我们心灵上的洗涤，精华我们的心灵。为了中国梦的实现，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让我们实现自身解放和自我超越。

感动中国，感动你我，感动中国梦。

近年我国法治工作在法制建设、依法行政、公正司法等方面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但同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要让法治深入人心，成为每个人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还有很多事情要做，还有很多路要走。

一要从建立健全法制入手。有法可依要求法律法规要完善，做到解决问题能有法可循。法律是治国重器，良法是善治前提。孟子曾说“不以规矩，不成方圆”，韩非子曾说“国有常法，虽危不乱”，亚里士多德也曾说“法律就是秩序，有良好的法律才有好的秩序”。古今中外的名人都意识到了良法对治国的重要性。那么何为良法?韩非子认为，“法与时转则治”。意思就是说良好的法律只有随时代变化，社会才有可能变得稳定。而就目前我国法制体系来说，虽较为完备，但确也存在一些与时代发展不相适应的法规。就拿近年来频频曝出的有关城管暴力执法、校园欺凌、“医闹”等事件来说，就突显了法制不够健全、法律惩罚力度有待加强等问题，这些都有待通过进一步修订、完善法律来解决。

二要坚持“法律至上”。法律在社会系统中居于最高地位并具有最高权威，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法律是否至上，特别是权力的运行有没有纳入法律设定的轨道，是区分法治与非法治的主要标志。这就要求任何单位、团体、个人都必须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活动，尤其是行政机关就要依法行政，司法机关就要依法审判，执政党要依法执政，要把权力关进法律的笼子里，做到“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只有这样，大家才能对法律要有尊崇之心，遇事找法，办事依法，解决问题靠法。

三要严格执法。韩非子说，“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意思就是执行法令的人坚决，国家就会富强;执行法令的人软弱，国家就会贫弱。严格执法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这就要求执法人员必须正确理解法律精神，准确适用法律条文，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和程序办案，真正做到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同时，对发生的违法行为敢于纠正并秉公执法，不搞"态度执法"、"关系执法"、"人情执法"，不得滥用自由裁量权。只有这样，才能坚决维护法律权威和尊严。

四还须公正司法。人们常说，司法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法庭是一切纠纷的终极裁判所，这是法治社会有别于其他权治社会的根本特征。西方法谚有云:“一次不公正的审判比十次犯罪为害尤烈，因为犯罪污染的不过是水流，而不公正的审判污染的却是水源。”司法的不公正直接影响社会公众对法治的信心。英国的拜伦曾说过，“谁把法律当儿戏，谁就必然亡于法律”。如果审判机关在审判每起司法案件时能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论他是何种身份，只要胆敢无视法律、作奸犯科，就必须受到法律的严惩，绝不法外施恩，“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不断增强人民群众对法治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此外，实现依法治国还须从着力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提升领导干部服务意识、加强普法宣传、强化警示教育、简化司法程序等方面着手。

“感动你我，感动中国，这世界有爱才永恒……!”这一首炙脍人心的歌曲在下午放学时再次回荡在我的耳边，不禁令我想起了在星期天晚上所播放的感动中国看完这一部影片后，不禁令我充满无遐的联想，在我的心中有着千丝万缕的感想与体会。

还记得获奖的人分别有：勇于救助生命的魏青刚、坚持助学的丛飞、勇于为国奉献的黄伯云、为人们降服务的李春燕、自强自立的洪战辉、信守承诺的陈健、残疾而不自卑邰丽华、为国鞠躬尽瘁的杨业功、邮递员楷模的王顺友、为国奉献的航天员费俊龙、聂海胜，还有青藏铁路的建设者们……他们的事迹带给人们感人至深的心灵冲击，展示了中华民族朴素而真挚的人性之美。

保家卫国，为国家鞠躬尽瘁的杨业功让我受益匪浅，尽管他已经离开了我们，到达了遥远的天堂，但他的事迹与他那光辉英勇的形像将会永远烙印我的心中，永不遗忘，他是中国军人的楷模，他为了工作废寝忘餐，为了工作日夜奔波，为了工作而劳心劳力，他对国家的心血比他的家庭重要多得很，就连在逝世的前一刻，他仍然惦记他的工作，惦记着他曾经无私奉献过的国家，他是人性中一束束光辉，令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司令而自豪。在短短的两个小时内，足以令我心灵受到强烈的震撼，这是一个最美好的时光，令我的心海如巨浪般澎湃，滔滔不绝，一直在我的耳边回荡着，回荡着……

在这此获奖者当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残疾艺术家邰丽华，邰丽华2岁时因高烧而成了聋哑人，失去了一个美好的童年，在我们局外人看来是很悲惨，但邰丽华却度过了这些难关，从不幸的沉渊到艺术的顶峰。她每天辛苦地练习，强迫自己去练，付出了比别人多几十倍的努力与心血来完成自己理想，她以实际的行动与相对的能力打破了人们对她的可怜与同情，让群众对她刮目相看，向他们证明了残疾人的能力，展现了尽管有缺陷的生命的蓬勃，显示出一种高尚的品质，向我们表达出了心灵至美与震撼，让我们感受到了没有语言的美与魅力，散发出从失中刺眼，令人崇敬的光辉。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与法制建设目标。1999年3月15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透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第五条第一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标志着社会主义依法治国理论日益走向成熟，社会主义依法治国实践迈入更高阶段。

依法治国，作为一种先进的治国方略与法律文化，是社会进步、社会礼貌的重要标志。法治国家，是以市场经济的相当发展为经济基础、以民主政治的相当完善为政治基础、以发达的权利义务观为核心的精神礼貌为思想文化基础的。真正好处上的依法治国在资本主义社会才开始实行，但是，正如资本主义社会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一样，资本主义也不可能有彻底的法治。社会主义国家不仅仅应当是人民真正当家作主的民主国家，而且也应当成为真正实行依法治国的法治国家。社会主义的依法治国必然是而且应当是人类历全新的、历史类型的依法治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然要经历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与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逐步发展与成熟，以科学的权力义务观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法律文化的逐步发展，全面确立社会主义依法治国方针的要求越来越强烈。以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群众，继承的民主法治思想，总结古今中外治国的成功经验，反映全国人民的意愿，顺应时代发展潮流，明确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并从宪法的高度确立了社会主义依法治国的理念，这标志着党和国家治国方略的根本性转变。

作为基层司法人员，我们要切实做到从自身做起，模范地遵守国家法律，在司法工作中做到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每年都有感动中国人物评选，人们选择坐在电视机前接受一次灵魂的洗礼，短短几个小时的时间，心情似乎一直很沉重，眼泪总是停不住，但典礼结束以后，人们又恢复了之前的一切，内心平静的没有一丝波澜似乎人们把感动中国变成了一种情绪的宣泄途径，把一年的泪水在短短几个小时内流干净，第二天重新回到自己的小世界，麻木不堪地活着，期待着下次感动中国。

孙家栋 男，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高级技术顾问，1929年4月出生，1956年8月入党，大学文化。

孙家栋同志是著名的航天专家，“两弹一星”元勋，我国人造卫星技术和深空探测技术的开创者。在我国自主研发的100多颗卫星中，由他担任技术负责人的就有35颗。50年多来，他倾注于我国的航天事业，参与创造了中国航天史上多个“第一”的辉煌。他主持完成了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第一颗返回式卫星和第一颗静止轨道试验通信卫星的总体设计。他先后担任月球探测工程一期和北斗导航工程总设计师，建成北斗导航第一代系统。他担任东方红三号通信广播卫星、风云二号气象卫星、中巴资源卫星等3个我国第二代应用卫星工程的总设计师，主持解决一系列重大工程技术问题，各项工程均取得圆满成功。他提出的2020年前我国月球探测工程分三个阶段的实施方案，明确了我国月球探测的发展方向、目标和路线图，为我国突破卫星基础技术、卫星返回技术、地球静止轨道卫星发射和定点技术、导航卫星组网技术和深空探测基础技术作出了重大贡献。

孙家栋同志2005年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2007年被授予“首次月球探测工程突出贡献者”称号，2010年获国家最高科技奖。

图灵的一生，有兴趣的人可以去网上找找，推荐阅读Andrew Hodges所写的传记《艾伦•图灵》(Alan Turing: The Enigma)，这里我就不累述了，我只讲和电影对照之下，我感兴趣的几个点。

首先，电影里布莱切里庄园中，和图灵一起工作科学家只有三四个人，这简直就是个笑话，电影里自己说英国情报机构每天能截获上千封德军的情报，每天上千封情报，难道就靠这几个人去破译?英国情报机构真把这几个人当电脑用啊?那他们的观念可比图灵超前多了，事实上是图灵率领的是一个200多人的破译团队，当然，这200多人并不是像我们在电影里开始看到的那样在傻乎乎的对着德军情报搞研究，而是在帮着图灵研制密码破译机，这个密码破译机就是我们在电影里看到的那个“克里斯托弗”，但现实中它可不叫这名字，它叫“邦比”，更不幸的是，“邦比”没过多久就被淘汰了，比它更强大的“巨人”替代了它的位置，虽然更新换代不可避免，但从这个小事都可以看出真实的图灵根本没有电影里那么恋旧，就算图灵的初恋不叫克里斯托弗而叫邦比好了，但图灵没有把第二代破译机命名为“邦比2”之类有传承的名字就很能说明问题了，所以电影里没事老回忆个初恋来表现图灵是个传统的弯男在我看来完全是无厘头的。

至于感情生活里的图灵，从大学开始就是基友换不停了，但在电影里，导演把同性恋给拍成了个名词，但我敢打赌来看这片的观众们，是被《神探夏洛克》里面的基腐情节熬了3年，想来看卷福真刀真枪跟人滚床单的，然后所有人都把裤子脱好了，电影就告诉大家图灵是个同性恋，真的只是给你说一声，连看都不给你看一眼!那你还拍个毛的传记电影啊!导演和编剧拜托你们有点电影常识好不好!就算你不想拍也给我们读点相关的史料或者回忆录也好啊!据说，据说伦敦警方在审讯图灵的时候，让他写了份供词，结果图灵不光写了事发的经过而且还把他是怎么和小男友一起缠绵的也写的一清二楚，警方看完这份供词以后激动的都想报警啊!不然怎么解释法院最后给他定的是“明显的猥亵和性颠倒行为”罪，这个罪的关键词不是”猥亵“也不是”性颠倒“而是”明显的“，图灵毫不避讳的描述自己当时被认定成违法的行为，就是在挑战法律，而政府方面也很明显的觉得其实被”猥亵“的是他们自己啊!所以英国政府很受伤有木有?所以他们要羞辱图灵，他们明知道图灵不会选择坐牢的情况下让他接受激素治疗(化学阉割?)就是在报复图灵，结果当大家都以为图灵要做英国”司马迁“的时候，他却选择了自杀，这是说不通的。

我看完电影后查阅了很多关于图灵的资料，包括一份图灵的大事件年表，在图灵最后几年里这份年表是这样记录的：

1950年，写文章提出了著名的“图灵测试”

1950年10月，图灵又发表了另一篇题为“机器能思考吗”的论文，成为划时代之作。也正是这篇文章，为图灵赢得了“人工智能之父”的桂冠。

1951年，从事生物的非线性理论研究。图灵被英国皇家学会选为会员，那年他39岁，成为他家族中的第四位皇家学会会员。

1952年，图灵写了一个国际象棋程序。后来美国新墨西哥州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的研究群根据图灵的理论，在MANIAC上设计出世界上第一个电脑程序的象棋。

1953年-1954年，继续在生物和物理学等方面的研究。被迫承受的对同性恋倾向的“治疗”。

1954年6月7日，图灵被发现死于家中的床上，床头还放着一个被咬了一口的苹果。警方调查后认为是氰化物中毒，调查结论为自杀。

我们看这份年表，就会发现很多问题，首先，在1950年之前，图灵作为“计算机之父“能够通过研究联想出”人工智能“的可能性是可以理解的，但从53年他接受”同性恋治疗“以后，他的研究方向转移到了生物和物理学方面，就很难理解了，更难理解的是，他居然把自己给研究死了，是什么原因让他从自己潜心研究了那么多年的计算机领域转移到了生物和物理学上?又是什么原因让他选择了”自杀“呢?

因为没找到我认可的资料，所以我只能自己推测一下，可能是图灵在研究人工智能时遇到了单纯的专业知识解释不了的问题，他必须跨学科研究(事实证明作为基础学科—数学的天才，又是图灵这种划时代的大师，去研究任何其他领域都会有所建树)，然后他有了一个巨大的至今未发表的成果，这个成果，可能就是导致他”自杀“的原因，要么这个成果图灵认为发布以后会导致对人类毁灭性的结局，要么这个成果被政府知道，如果让图灵发表的话会导致对社会毁灭性的结局，如果是前者，那图灵就是真正的自杀，只有结束了自己，才能结束自己的研究，因为只有他一个人能研究这个，如果是后者，那图灵就是被谋杀的，毕竟图灵”自杀“的结论是那个和图灵对抗的政府所发布的，但我更愿意相信的是前者，因为图灵床头的那个苹果实在是太有诗意了!我一厢情愿的解释是，图灵选择吃苹果自杀是一种隐喻，在西方传统观念里，苹果是上帝赐予人类的智慧果，而这个智慧果每当人类社会有重大转变的时候都会发挥作用，图灵作为一位划时代的天才，他被上帝拣选成了使用智慧果的人，但他却用一种最笨拙的方式告诉世人，所谓的智慧果其实是有毒的，或者说他手里的这颗苹果，是个毒苹果，他想让人类看到使用了这颗毒苹果的后果，于是他选择了自杀。

昨晚如约打开电视机，准时收看《感动中国2016年度人物颁奖典礼》节目。

姓名：王锋

性别：男

终年：38岁

去世时间：2016年10月1日

去世原因：烧伤

事迹：三入火海救出6名邻居，也因此被重度烧伤，全身烧伤面积达98%

9月30日，晚10点，又是探视时间。

潘品像往常一样，走出位于阜成路51号院的暂住地，右转，径直迈入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烧伤整形住院部。16楼烧伤整形科一病区的一间病房内，她的丈夫王锋已住院两个多月。

今年5月18日凌晨，38岁的河南方城籍男子王锋家所在的单元楼着火。安顿好妻儿后，他三入火海，救出6名邻居，也因此被重度烧伤，全身烧伤面积达98%。

被烧伤一周内，社会各界向其捐款超过221万元。“钱已基本够用(治疗)，拜托大家别再捐了。”面对从各地持续汇来的款项，潘品当场喊停。

7月12日，王锋转至北京治疗。然而，十余次植皮手术未能挽回他的生命。10月1日下午4时37分，他离开了人世。而潘品翻遍手机，也未能找到一张全家的合影。

只有一人懂的“唇语”

王锋去世前一晚，似乎平静如常。当时，插着呼吸机的他，用口型向前来探视的妻子潘品“点菜”。他说，自己第二天早饭要吃鸡蛋羹，午饭最好是番茄鸡蛋捞面。

此前，由于全身烧伤面积达98%，王锋的气管被切开，无法正常发声，只能以对口型的方式传达心声。

能“翻译”王锋唇语的，只有潘品一人。嘴唇上下翻动间，他心疼妻子瘦了，叮嘱她“多吃点肉”。

潘品记得，丈夫用口型说出的第一句话是，“我们的孩子在哪儿呢?”

二人育有一双儿女，女儿11岁，儿子刚9岁。自7月12日从南阳的南石医院转入北京的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烧伤整形科治疗起，他便再也没有见过孩子。

这间位于16楼的单人病房，用玻璃与外界相隔绝。每到晚间的探视时段，潘品可以隔着玻璃，见一见全身插满导管的丈夫。

这间病房，成了王锋在北京的“家”。护工吕广志回忆，每天上午7点，王锋准时醒来，接着开始吃早点。由于气管被切开，他只能进食稀饭等流食。此后，他就躺在床上，换药，换纱布，掐着手指，等晚上的探视时间。

5月18日凌晨1点多，住在一楼的王锋最早发现着火。把妻儿转移到室外后，他又冲进了火场。潘品记得，丈夫当时让自己“看住孩子，报警”，又说，“里面还有很多人，要把人都叫出来”。随后就三次重回火场，最后一次出来时，已经全身漆黑，皮肤都烂了，脚印都沾着血。

被火灼伤的皮肤，极易感染，创口很快会生长出腐肉。在医院内，护士几乎每天都会来到病房，将新长出的腐肉割掉。之后，王锋会被送去“泡澡”。只不过，所用的水，是消毒用的盐水。

没有人能描述，将创口完全浸泡在盐水中，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吕广志见过有人闹，有人跳，有人“拼死挣扎”，哭天抢地更是家常便饭。

但王锋不一样。每次，他都不发一声。但潘品注意到，当盐水接触到伤口时，王锋全身都在颤抖。

未拍成的“全家福”

10月1日中午，潘品如约做好了番茄鸡蛋捞面，看着丈夫一点一点“吸”完。有些敏感的她发现，丈夫的呼吸机，响动声比往常要大。

潘品跑去问医生，对方告诉她：王锋病情加重，呼吸已经很困难，因此加大了进气量。医生说，潘品，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两个多小时后，正在家里准备晚餐的她，接到医院的电话称，“王锋危险了”。

下午4时37分，在历经十余次植皮手术后，因严重感染导致免疫力低下，伴随多脏器功能损伤，王锋停止了呼吸。

在陪护丈夫的4个多月间，当过代课老师的潘品，开始记日记。10月1日当晚，辗转反侧的她，在笔记本上写下了一首小诗。

“你走了/不用再为家里奔波了/不用再那么累了/只要专心陪着我和孩子们/就可以了”。潘品划开一页页日记，低着头，不作声。

“他太累了。”潘品记得，从2004年结婚起，便没怎么见过丈夫休息。来自河南方城农村的王锋，是家中长子，有一个患有癫痫的弟弟，加上身体都时好时坏的双亲——他成了家里唯一的劳动力。

高考那年，王锋以三分之差落榜。家里负担重，他没有选择复读，而是接着参加了成人高考，并获得郑州大学计算机技术的自考毕业证，还考取国家计算机三级证书。此后，他在郑州一家医药公司负责计算机维护，每月工资1200元。

当时，新婚不久的潘品辞掉了在老家代课的工作，两人租住在郑州一间每月房租一百多元的小屋内。王锋做好了饭去上班，那时，他买排骨，买猪蹄，核桃夹碎了，放在床边，每个月的工资，除了房租，都让妻子吃了。一到周末，他便骑着自行车，带着妻子满郑州逛公园，人民公园、森林公园，潘品几乎记得每一棵树的位置。

两个多月后，因为怀孕，而丈夫工作忙无暇照顾，潘品回到了老家。

如今想来，潘品说，在郑州的那两个多月，是自己最幸福的时光。

丈夫走后，潘品翻遍了家里和手机，想找出一张全家福，但是没有如愿。她坐在床头，生自己的闷气：一家人一起，怎么就没拍一张合照呢?

“拦不住他救人”

38岁的王锋，平日里喜欢穿白衬衫，把下摆扎进西裤，打上领带。这样的打扮，一直让潘品迷恋，“他看起来，跟村里的小伙子不一样。”

也确实不一样。在父亲王荣义眼中，大儿子“有胆量，敢闯”，是村里走得最远的小伙子。

2006年，女儿一周岁，生活压力与日俱增。这一年，王锋通过出国劳务中介，找到了一份去马来西亚修电脑的活。潘品记得，当时出国费用3万4千元，全部是借的民间贷款。

这一去就是7年。每两年，公司有20天假期。回国后，王锋先顺道郑州看望岳父岳母，然后回到南阳，将在马来西亚买的礼物，亲手交给妻子。

潘品说，丈夫给自己带过一枚戒指，用以弥补结婚时买不起戒指的遗憾，还有一串项链，两对耳环。其中一对心形耳环，她一直戴着，直到有一天上课途中，不知怎么丢到了路上。她骑着电动车，跟学校请了假，回头找了一个上午。

那对再也没有找回的耳环，至今仍是潘品不愿提起的遗憾。

2013年5月，王锋回国。先是在南阳一处油田做质检员，去年7月，他跟妻子一起在方城县办起了“小饭桌”，开了个辅导班。30多个学生，每个学生每月收费350元，除了看作业，还管两顿饭。

为了节省开支，王锋没有雇厨子。每天早晨五点多，他就起来做早饭，把孩子们送去上学后，又一头扎进菜市场，做午饭，刷碗，准备晚饭。30多个孩子的饭不好做，等到晚饭结束，收拾停当，常常已是深夜。

躺在病床上，王锋还时常念叨“小饭桌”的这些孩子。潘品一次次告诉他，孩子们已经托付给别的辅导班，他才安心。

“要是他没有去救人，我们一家到现在还是齐齐整整。”潘品坐在出租屋的床边自言自语，“我当时要是抱住他，他还会去吗?”片刻，她忽然抬起头，“没用的，我拦不住他。”

感动你我，感动中国，这世界有爱才转动。感动你我，感动中国，这世界有爱才永恒。因为有那些默默奉献的人们，世界才会继续。因为有那些无私付出的人们，身边才有感动，已致感动了整个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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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子不高，身穿黑色衬衫和深色西装，英语流利，透着浓郁的知识分子气息。这是记者在大会现场第一次见到已经声名鹊起的潘建伟院士时留下的印象。他的头衔包括中科院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常务副校长，中国科学院量子信息与量子科技前沿卓越创新中心主任。

量子通信已然成为了时下的大热话题。只是这一次，信息革命的先机是否会在中国科学家构建的“量子版图”里闪现曙光?

“量子星群”

墨子号量子卫星发射后，潘建伟成了大忙人。现在，他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实验室里忙碌。上午休会间隙，记者有机会与潘建伟近距离接触。对媒体，潘建伟教授表现得非常谨慎，不愿透露太多，但在和量子技术泰斗级人物、日内瓦大学量子科学家Gisin教授的对话中，他耐心地解释着自己的工作以及中国量子产业化的发展方向。

Gisin教授显然对于中国量子的产业化非常感兴趣，问了很多关于资本与政策的问题。Gisin教授最早来中国是在1986年，当时他参与了一家欧洲光纤制造商在中国的业务发展。不过一直到近半年他才开始更加频繁地往返中国和欧洲，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他的公司即将在中国量子领域开展业务。

这也从侧面反映出潘建伟所构建的“量子星群”蓝图对于国际重要的行业参与者极具吸引力。按照他的设想，未来10~20年，将通过多颗量子卫星和包括“京沪干线”在内的地面光纤网，构建一个天地一体的全球化量子通信网络，这张网也将成为中国信息安全免受外界攻击的最强保障。

据潘建伟团队的科研人员向第一财经记者介绍，量子通信的传输途径包括可信的中继站以及卫星和地面之间的星地量子通信。即将建成的“京沪干线”就是为了保证量子密钥的传输安全。而星地量子通信则是依靠量子卫星。据潘建伟介绍，他的团队已经通过实验验证了微弱量子态在穿越大气层后是有可能保持的，而且每秒可传输1万个量子密钥。但是他承认，1万个是远远不够的，因此未来还将发射多颗量子卫星，形成“星群”。

将于今年年底建成的量子通信干线“京沪干线”全长2000余公里，是全球跨度最长的一条量子保密光纤。和普通光纤不同，这条光纤的节点上布局的是量子密钥分配器，具有绝对的保密性。京沪干线的建成标志着我国量子通信技术正式进入了产业化阶段。

Gisin教授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中国政府越来越意识到国家信息安全的重要性。他们不再倾向于依赖国外技术，下定决心要在量子通信时代来临前布局好本土研发的技术。这对一个国家在电信、核能、航空、金融、国防等关键战略性领域的影响是重大的。中国政府的决心对于欧洲也是一个的重要机遇。”

壮大的版图

1996年，潘建伟在奥地利维也纳大学第一次见到导师塞林格教授。这位量子物理学世界级大师问道：“你的梦想是什么?”他的答案脱口而出：“我要在中国建一个世界一流的量子物理实验室。”

现在，他正在向这个方向努力。

回国后，潘建伟在母校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组建了量子实验室。他的团队取得了首次实现光子比特与原子比特间的隐形传态，首次实现具有存储和读出功能的量子中继器，将单次激发量子存储时间提高了2个数量级，实现了对纠缠光子的量子存储等成果。合肥的量子通信城域试验网也成为全球首个拥有规模化量子通信网络的城市。

在潘建伟的“量子版图”里，坚固的“地基”就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量子实验室。这是一切产业化应用的理论基础。尽管中国开始研究量子信息学的时间晚于欧洲，还是涌现出潘建伟、郭光灿和段路明等一批优秀的科学家，目前，这一队伍还在不断壮大。

中国科技大学在中国量子通信产业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最典型的科大国盾，科大控股是其主要股东。此外，问天量子等也都是中科大下属的产业。

同样值得关注的一家公司是九州量子。中科大虽然不直接控股九州量子，但九州量子的首席科学家陈增兵就是潘建伟的同学。尽管中科大和潘建伟个人并没有持股，但在九州量子成立合资公司期间，中科大做了很多工作帮助他们建立起整个网络。

九州量子10月份公布投资了6500万元人民币与瑞士顶尖的行业企业IDQuantique(IDQ)共同建立合资控股子公司浙江理想。按出资比例，九州量子占65%股份，IDQ占35%股份，总投资规模达1亿元人民币。IDQ成立于2001年，该公司的联合创始人正是日内瓦大学的Gisin教授。而在九州量子的公告中，Gisin是合资公司的首席科学家。

对于合资公司未来的合作模式，潘建伟也有担忧：“就好像苹果找一家中国的代工厂，代工厂并不掌握苹果的技术。有可能在量子领域同样的事情也会发生，技术还是在外国人手上，我们最后变成了一个生产厂商。”

产业化挑战

通过将产、学、研真正实现一体化，并借助国外的先进技术，中国正在加快步伐构建整个产业链，打通上下游。科大国盾总经理赵勇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科大国盾负责为九州量子的设备提供上游的研发和产品开发，而九州量子更加注重商业化，以下游为主，研究如何落地和使用。”

据赵勇透露，目前科大国盾已经为央行、银监会等机构提供一系列实际商业应用的产品，包括提供商务密码信号等。“我们正在铺设基础的量子通信系统，保证电信级别的基础设施安全，只有先铺好路，才能跑车。”

不过，量子通信大规模地产业化仍然有不少挑战。目前来看，成本是最大的问题。对此，九州量子总经理曹文钊表示：“要扩大产业化应用，就要使同样的价格发挥更大的作用，这样客户对价值的感知就不一样了，接受度更高。比如购买一套设备，再加一些应用，性价比就提升了。”

今天，观看了在北京隆重召开的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并认真聆听了——：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的讲话。

看着——向作出杰出贡献的功勋模范人物颁授共和国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奖章，听着一段段“人民至上”感人肺腑的亲身经历，回想起青年一代不怕苦、不畏难、不惧牺牲，用臂膀扛起如山的责任，展现出青春激昂的风采的报道，回味之中思量再三，想说说“吾辈之心，犹如赤子”。

通过学习，我面前犹如看到很多场景，透过这种生命与信仰的交融，深刻感悟到自己的渺小，感悟到面对突如其来的严重疫情，广大医务人员白衣为甲、逆行出征，舍生忘死挽救生命。全国数百万名医务人员奋战在抗疫一线，给病毒肆虐的漫漫黑夜带来了光明，生死救援情景感天动地，用血肉守护人民的豪迈感情。体会到“赤子”之神对新时代我们的发展的重要。学会面对时代之变迁，坚定理想信念从一件小事、基本工作中踏实前行，我们势必要在骨子的深处和行动中更新自己的思维系统。面对世界的发展和变革，只有坚定的思想，那样就能坦然应对，收放自如，踏准人生的步伐在新时代中不断努力。

且行且思，迈步向前，憧憬未来，付诸行动。未来的人生，一定会遇到各种困难，但是面对困难一定要有“不破楼兰终不还”的信念，那样我们的步伐不止于在爬楼梯，而要像坐火箭一样的速度直达九天。

绝对政治正确的一部电影，四平八稳，人设没有缺点，这是最大的缺点，感觉缺了点人味儿。

女主角的Love line应该是为了交代为什么改姓氏，但实际上她们的奋斗史和工作内容会比爱情故事更有趣。

三位非裔女性，在面对性别和肤色的双重歧视下，用卓越的工作能力突破难关，打破种族隔离的高墙，实现了梦想。

有色人种的咖啡壶、有色人种的食堂、有色人种的座位、有色人种的学校，Katherine连上个厕所都得跑到8百米开外的建筑。

当一个有色人种出现在白人聚集的地方时，人们会讶异地对她行注目礼，一脸“走错片场”的问号+感叹号。

Jim Parson和Kristen Dust分别代表两种带着不同歧视思维的白人。

一种是丝毫不加掩饰的歧视，一种是“不把歧视当歧视”。

而她们得到尊重的方式，惟才能而已，也庆幸遇上任人唯才的上司，Katherine的爆发得到重视，只因她的上司认为肤色比不上她的才华重要。

没人能算出的答案，她迅速算出来了;

宇航员需要她的一句话才能安心升空。

她在职场上无可取代的强者姿态，是打破一切限制和枷锁的力量，得到话语权和自由。

频繁地使用眼泪，并不能让你赢得尊重，只能把你定位成弱者，你终其一生将受制于人。

曾访问一个童婚的案例，家暴男经常打小新娘，却对调解的女义工低头做小，原因就在于女义工是处理该难民社区事物、为他们争取权益的领袖，而非男人的附属品。

有人曾说谁谁谁一生顺遂、家境优越，搞女权没什么说服力，可是实际上偏偏能推动女权的正是有钱有权的人。

因为她们受过高等教育，知道要争取什么，要怎么争取，且手上的人脉比起一般家庭出身的人要多，知名度让别人听见她们的声音。

若Katherine没有遇见Harrison，若Harrison不是任人唯才的上司，若他不是NASA最有话语权的主管之一，Katherine的逆袭之路可能没有尽头。

严格来说，我不是女权份子，但我希望男女平权，女生一样能受到教育，职场上能者居之，生活上互相分担义务，而非靠生殖器来决定谁升职、谁该承包所有家务，同工同酬，一切待遇平等。

女人化妆，是为了让自己照镜子的时候，看到美美的自己而开心，不一定是为了化给男人看。

道阻且长，姐妹们加油!

P.S.一看到Jim Parson，很自然就想到了Sheldon，总觉得他下一瞬间就要很不懂事张口用一堆物理知识怼人，结果他不但没怼人，还还被人怼了，我觉得好不习惯，可见他的Sheldon多么地深入我心。

温煦的秋阳照在老人珍藏多年的泛黄的报功书上：“孙景坤同志在朝鲜守备战斗中，创立功绩，业经批准记一等功一次，这不仅是个人的光荣，全军的光荣，也是人民的光荣，祖国的光荣……”光线明丽而柔和，为这张历久弥新的报功书镶上了一层金边。

连年征战，孙景坤身上留下20多处伤疤，“现在腿上还有一颗子弹没取出来。”他指着腿上一块已经变黑的皮肤说，“有一次战斗，我中了两枪，一枪打在手上，一枪打在腿上。子弹有毒，后来腿上、脚上的肉都烂了”。

1955年解甲归田的孙景坤把荣誉证书尘封起来，只字不提战争年代的事迹。也许这就是真正的英雄吧，在硝烟炮火中以血肉之躯与敌人拼杀，一切归于平静后，也能够在和平年代甘于清贫，只顾建设家乡。

村里有条河，经常泛滥引发水灾。孙景坤的倔劲上来了：“还能让条小河欺负了?”他带领村民开山碎石、肩扛手提，筑起一座堤坝，自此河水安澜。

“他是军人出身，身上有一股威严劲儿，从不强迫乡亲们干这干那。”86岁的村民刘振山回忆，“他在前边干，我们在后边学，大家心服口服。”

靠着孙景坤的带动引领，山城村上百亩烂泥滩变良田，数百亩荒山上种满板栗、落叶松，几十年如一日，村子终于成为十里八乡有名的富裕村。

20世纪90年代，抗美援朝纪念馆移地改建，向社会征集文物，孙景坤这才决定将自己的立功证书等纪念物品捐献出来，人们至此才知道他是一名战斗英雄。

孙景坤为什么这几十年都不愿提及那段峥嵘岁月?他从来不看战争片，真正的战争远非影视剧所能描述，过往的经历每每忆起，总会让老人潸然泪下，“实在太难过了”。

与往年一样，感动中国总影响着千千万万的中国人。在这些感动人物中有国之大器的精英，也有百姓草根的凡人，但却都以不一样的伟大事迹感动着这个民族的人民。又是一年《感动中国十大人物》颁奖晚会，我的内心再一次受到了激烈的撞击与神圣的洗礼，在感动与眼泪交织的背后，我收获的不仅仅是文字上的朴实与感动，更多的是内心中无法言喻的那份震撼与动容。

作为幼儿园的教师，我对感动中国中是教师职业的感动人物也会有更多的感触。莫振高就是一位打心眼里佩服和尊敬的人物。他是学生口中的“莫爸爸”“校长爸爸”，是广西都安高中的原校长。都安是全国贫困县，这个大山里的瑶乡，有着众多因贫困上不起学的孩子。莫振高将“让瑶乡儿女走向世界”作为自我的座右铭，任教三十多年来跑遍每一位贫困生的家，将了解的情景一一记录在册，并用自我微薄的工资资助了近300名学生，圆了他们的大学梦。然而，自我的工资毕竟只是杯水车薪。应对数量众多的贫困学生，这位从未向别人伸手的“莫爸爸”走上了“化缘”之路。他利用休息时间，来到全国各地的机关、企事业单位，做演讲、做动员，只为经过社会力量，帮忙更多的瑶乡儿女走出大山。就这样，莫振高一共筹集了3000多万元善款，让1。8万贫困学子圆了大学梦。最终因积劳成疾，莫振高于3月9日突发心脏病去世。他的“化缘”之路改变了数以万计贫困孩子的命运。就是这样一位平凡的教师用生命谱写出了人民教师的关荣与伟大，让我们看到了国人一种从物质至上到精神至上的转变。

在感动中国的颁奖中，感动中国的传承与发扬让我们看到了我们对道德发展与经济发展的思考与探索。感动中国，其实是我们对优秀精神的一种寄托，是虚无缥缈的灵魂与现实接轨的媒介，是完美品质发扬传承的载体。在一个个感动人物的事迹中，让我们看到了榜样的力量与人性的力量。与其说是对道德模范、学术精英的嘉奖表彰，不如说是对崇高精神、优秀精神的宣扬与传播，当获奖者的事迹经过感动中国传遍大街小巷，那些以往默默无闻的他或她俨然已经成为了亿万中国人的榜样，坐在电视机前的我们与其说是被获奖者的无私感动，不如说是被他们人性中的那种真善美感化、激励，那些崇高的精神在我们内心翻腾，化作一种独特的动力，使我们不自觉地向他们靠拢，向他们学习，社会的风气所以而改变。

感动中国让我们明白人应当懂得关爱和感恩，懂得坚强和坚持;感动中国激励我们年轻人前行和提高;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感动就在我们身边，感动一向在传递着和发扬着，相信和期待更多的爱和梦想被点亮。

孩子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对于家庭来说孩子的健康成长是天下父母的最大心愿。但不知从何时起，我们发现周围出现了越来越多发育障碍的特殊孩子，其中最严重的要数自闭症的孩子。在这样的家庭中，孩子不能快乐成长，家长更是承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社会压力和生活煎熬。那种煎熬是常人无法想象的。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发现了孤独症，后来才知道孤独症国际通用说法叫自闭症。

儿童孤独症是一种发生在儿童早期的全面性精神发育障碍性疾病，目前还找不出准确的发病原因，没有相应的治疗药物和有效手段，前景比较暗淡。我的心情随之也黯淡起来。我能给孤独症孩子和孤独症家庭做点什么呢?于是，写了一首歌。歌写好了给谁呢?这时，吉林通化的刘丛凤来了。她就是一个做孤独症的专门家，为了做孤独症她几乎倾家荡产，在所不惜，是这个地区做孤独症的第一人。也因此我认识了我国做孤独症的第一人——田惠萍。

田惠萍毕业于四川外语学院，曾在四川外语学院和重庆建筑工程学院任教。期间，她被公派到德国留学两年。1993年3月创办中国第一家服务于孤独症儿童的公益性组织—北京星星雨教育研究所，任所长至今。曾荣获中国国际交流学会及中国青少年基金会颁发的“展望奖”，曾被美国《读者文摘》(亚洲版)评为“今日英雄”。

她还是中国“心盟”网络组织的发起者，作为全国最早的孤独症儿童康复先驱机构的创办人。

有报道说：20多年前，当4岁的儿子被确诊患上孤独症时，田惠萍几近崩溃。这种病在现实生活中早已存在，直到1943年，美国精神病医生凯纳才提出这一概念并确定下来。由于儿子是中国第一批被诊断为孤独症的患者，田惠萍也是十分茫然，连她自己也是第一次听说。她首先想到的就是他的孩子无法再跟正常人一样去上幼儿园，更不可能达到学龄后去读小学了。“不仅是孩子，作为母亲，我也将跟孤独症长期共处了。”

1993年，田惠萍从重庆来到北京。当时她只有一个信念，要办一所学校，要把像儿子一样的孩子都收到自己身边。几个月后，中国第一家服务于孤独症儿童的公益性专业机构——北京星星雨教育研究所成立。

她估计，孤独症在中国儿童中的发病率为万分之八到九。而据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的估算，我国有10万精神残疾儿童，其中绝大多数为孤独症儿童。而包括成年人在内的孤独症患者，国内达数百万之多。

孤独症发病原因至今不明，因此医学上并没有有效地治疗方法。通过专业性训练有些症状可以明显改善，但疾病将伴随绝大多数孤独症患者一生。

近年来，中国越来越多的地方建立了为孤独症儿童及家庭提供社会服务NGO。由于缺乏政策性支援，很多NGO面临着巨大挑战，主要是经济压力和技术压力。后者突出表现在怎样提供以专业技术为基础的优质服务，如何培训教师等方面。

2005年，在德国米索尔基金会的资助下，通过一系列行业培训活动，由星星雨发起成立了“心盟”孤独症网络。田惠萍说，心盟的使命就是通过资源整合、行业建设和权益倡导提高成员的服务能力。目前，其成员近60家，遍布全国各地。两年来，已组织过11次能力建设培训，6次教师培训，组团赴德国访问1次，资助4家机构完成战略规划。

田惠萍是个理想主义者，正是患病的儿子让她的生活发生了完全有意义的转变，“走向了一条更有价值的路。”现在，田惠萍的孩子每周一到周五在一家成人智障专业机构接受训练，“虽然他还是一个典型的孤独症患者，但生活得很好。”

2009年，通化的冬天格外寒冷。田惠萍突然来到了通化。她要为通化市的孤独症孩子和孤独症家庭、孤独症工作者尽心出力。那些天，她和她的伙伴吴良生，冒着风雪，一场一场地报告，一地一地地辅导，匠心独运，苦口婆心，诲人不倦，精诚所至，让通化人很感动。

作为当地孤独症爱心协会的名誉会长我有机会和她有了较多的接触。论起来，她稍稍大我一点，但看起来她更显年轻一些。她是一个一见面就能给人十分深刻印象的人，是一个听着十分骇人但一接触就能融洽相处的人，是一个有经历能够看轻一切的人，是一个不知天命，不知疲倦，不畏艰险的人，是一个啥都想知道、都想尝试的人。它特别的爱说能说。在我主持的座谈会，她自己就能说上几小时。

那些天，她在通化电台逗留的时间最长，参加通化电台组织的媒体座谈会，做客安琪的《百姓说事》直播间，接受通化电台名牌栏目王燕的《百姓访谈》。我们之间的交谈广泛而有成效。她对通化的文化历史饶有兴趣，她对通化的风土人情，情有独钟，因而深得通化人的喜爱。

临别我给她总结了六个“不”，这就是——

不辞辛苦、不避风寒、不知疲倦;

不耻下问、不辱使命、不畏艰险。

六个“不”远远概括不了她做人做事的风格、风范，但通化做孤独症的朋友都愿意记住这六个“不”，因为这是田惠萍在通化的一个写照，也是我和田姐友情的一个见证。

“感动中国”推选委员陈晓川这样评价阿布列林：“他是焦裕禄的好学生，他是把为人民服务作为信仰来尊崇的。”

阿布列林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恪尽职守，努力践行“争当焦裕禄的好学生”的庄严承诺。40多年来，无论在什么岗位，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焦裕禄亲民爱民、艰苦奋斗、迎难而上、无私奉献的精神都一直影响着他，成为他前进道路上强大的精神动力。阿布列林始终坚持依法公正廉洁办案，维护民族团结，努力做焦裕禄式的好党员、好干部。在哈密市检察院、法院系统工作的31年里，阿布列林从助理检察员到副检察长，再到法院院长，经手案件超千件。做检察官时，无一错捕、错诉;做法官时，没有一起案件改判。阿布列林曾被评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被最高人民法院授予一等功。

阿布列林深有感触地说：“我没想到自己会被评选为2016 感动中国 年度人物，这个荣誉不但是我个人的荣誉，更是全疆各族人民的荣誉。荣誉是动力，作为一名受党多年培养的少数民族司法干部，我将发挥自己的余热，为维护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加强民族团结作出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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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观看了“感动中国人物颁奖盛典”，心里深受感动。

在今年的感动中国人物中，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王锋。

王锋是河南省南阳市方城县广阳镇古城村人。2016年5月18日凌晨，南阳市卧龙区西华村一栋民宅突发大火，浓烟迅速吞没了整栋楼房。租住在一楼的王锋发现火情后，义无反顾地三次冲入火场救人，20多位邻居无一伤亡。第三次从火场出来时，王锋已快被烧成了“炭人”，浑身都是黑的，神智已不清醒。从住处到临近的张衡路口，大约五六十米的距离，一路上都留下了他血染的脚印，王锋的事迹报道后，全国各地爱心人士纷纷慷慨解囊捐款相助，至5月底捐款达250余万元。10月1日下午，王锋因多脏器衰竭离开了人世。

感动中国评选委员会给王锋的颁奖词是：面对一千度的烈焰，没有犹豫，没有退缩，用生命助人火海逃生。小巷中带血的脚印，刻下你的无私和无畏，高贵的灵魂浴火涅槃，在人们的心中永生。

2020年，被中华儿女铭记的一年，当新年的钟声敲响，辞旧迎新之际，人们争相祝贺，共同欢度佳节，却从未想到，灾难正在逼近。

继“非典”之后，中华民族再次迎来了新的挑战“新型冠状病毒”，病魔迅速席卷了整个中华大地，特别是湖北省武汉市，被病魔紧紧地握在魔爪之中，全国感染人数急剧攀升，神州大陆一片灰暗。

面对疫情坐视不管可不是祖国母亲的做法，采取积极有力的行动才是她的选择，将湖北省封省，禁止客车、公共汽车运行，在各个道路关卡设置疫情防控检查点，以及加强防疫知识宣传教育……面对来势汹汹的疫情，伟大的祖国和人民始终心连心，并肩抗击疫情。

在抗击疫情的先锋军中，身着白衣的他们最引人注目，他们是生命的守护者，与死神较量的勇士——医护人员。当病毒来临，人人自危之时，忘记自身的安危，丢下自己的家人，舍弃了小家只为捍卫大家的是他们;为了挽回一条条生命而与死亡奋战无数个日夜的也是他们。八十高龄、曾抗击“非典”的英雄钟南山院士再次扛起抗疫的战旗，引领着这些白衣天使，身披密不透风的防护衣，终日徘徊在那布满死亡气息的病房，去驱散“新冠”的阴霾。在少得可怜的休息时间内，为自己鼓劲，为武汉加油，他们早已习以为常。当记者来到他们的身边，他们的防护服胸前满是“武汉加油!”的字样，后背上书写着他们对亲人的思念，对战胜疫情的信心。

医者仁心，所有医护人员舍身忘己、奉献一切的决心和勇气就是中华民族自强不信、众志成城的民族精神。即使在转瞬即逝的“生死瞬间”，他们依然用温暖和关怀淡化着恐惧，当感染者绝望地问道：“医生，我是不是快不行了?”那透过口罩的满情希望的声音坚定地说：“不会的，我们一定会战胜死神的!”面对病魔的肆虐，他们不假思索地写下“请战书”，在亲人的注视下去投入这场殊死的决斗。口罩能遮住他们的面庞，却遮不住他们救死扶伤的赤诚之心。

冲锋在抗疫前线的还有那些为过往车辆做防控检查的警察和护士，热火朝天地上街消毒的志愿者们，为开学作准备而彻夜未眠的老师，自愿接送医生上下班的司机和建设火神山、雷神山医院，用行动向世界诠释“中国奇迹”的工人……还记得在疫情检查点工作的警察叔叔们，看着他们一脸疲倦，我忍不住问他们“叔叔累吗?”“当然累了，但是如果临阵脱逃，那就害了老百姓呀!”说完，他们羞涩地笑了。我想让那位因“洁癖”而斥责护士的官员看看这样的笑容，让他明白：虽然平凡的他们做着平凡的工作，但人民的安全便由平凡的他们守护，拦住病毒的万里长城也由这群逆行者铸就。

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中华民族的万众一心、众志成城迫使病毒放慢了脚步。胜利的曙光刚刚泛起，一些人就沉不住气，组织聚餐、多人外出等现象在某些地方又严重了起来。疫情又出现反弹，之前的努力很可能因现在的松懈而功亏一篑。

感动中国人物颁奖典礼观后感(四) Touching Chinese Character Awards Ceremony (Four )

这次疫情里，有太多感人的故事，太多可爱的人。医生冒着被感染的危险，冲在前线给病人治病，警察叔叔放弃和家人团聚的欢乐，主动站出来坚持岗位，工人们不畏艰辛紧急建造医院，人民群众有钱的捐钱，有菜的捐菜，有口罩的捐口罩，有力的出力，做医疗物资的连夜加班，懂健康知识的走村串寨做防范知识宣传……这样的国家，这样的民族，是多么的了不起!

如果不是这场灾难，我们也许很难知道，平平无奇的人群中，原来藏着这么多闪亮的灵魂。他们特别普通，特别朴实，但也特别不平凡!这些闪闪发光的普通人，让我们温暖，安定，心中充满力量，眼前满是希望。

作为一名中学生，国家危难当头，我们上不了战场，又能为祖国些什么呢?我想目前最该做的就是呆在家里，不外出，不聚会，不访友，出门必须戴口罩，不去人员密集的地方，听从专家的安排。这几天，天气好转，我们社区有人总抱有侥幸心理认为自己免疫力强，出来闲逛，这种情况非常令人担忧，要是每个人都这样想，那我们这场“战争”还要被拖延多久，国家还要付出多少!所以我还打算在社区做一些宣传工作，给社区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以及小朋友们讲解一些新新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传播性有多强，这场“战疫”的严重性，一些防护知识等。除此而外，我想更重要的是，时刻不忘祖国的恩情，不忘每一次的灾难中，那些抛家别子不顾个人安危为我们付出的人，珍惜我们来之不易的美好的学习生活，从现在开始更加努力地学习，以优异的成绩来报效祖国，报答那些为我们护佑生命健康的“恩人”。

最后，我呼吁大家不要恐慌，不要害怕。我坚信，在全中国、全世界的共同努力下，我们一定能很快的打赢这场战“疫”。

在观看20_感动中国组委会给中国女排颁奖的那一刻，时光仿佛又回到了北京时间20_年8月21日，里约热内卢小马拉卡纳球场，中国女排以3：1击败塞尔维亚队，又一次捧起奥运会冠军奖杯。中国女排在小组赛出师不利的情况下上演“绝地反击”东道主巴西，小组赛曾赢过我们的荷兰、塞尔维亚都没能挡住她们前进的脚步。对于向来有“女排情结”的中国人而言这个冠军重于千钧，五星红旗升起的那一刻，《义勇军进行曲》响起的那一刻，激动与幸福的泪水美于一切。

20_感动中国给予女排的颁奖词：“虽然它不是颁给个人，但是十一总会让我们想起一加一大于二，还有它代表着一个团队。绝地反击，上演惊天逆转。比的是实力，拼的是意志，搏的是勇气，奋勇拼搏，决不放弃。这是女排精神，是激励中国前行的力量!”

在中国女排再夺奥运冠军后，一段话在网络中盛行：“有人曾经问，女排精神是什么?”郎平说：“女排精神不是赢得冠军，而是有时候知道不会赢，也竭尽全力。是你一路虽走得摇摇晃晃，但站起来抖抖身上的尘土，依旧眼中坚定。”

中国女排承载着国人太多的荣耀记忆，郎平说：“中国女排的精神一直都在，并不会因为输赢而改变，这就是女排精神的传承。”的确，在奥运赛场，让一个运动员变得伟大，让一支球队成为传奇，让一场比赛荡气回肠、成为人们日后津津乐道的经典回忆的，确实往往是某种超乎竞技的精神。女排姑娘拼命苦战为国争光的背后，是平时的艰苦奋斗，是赛场上永不磨灭的斗志，是多年来凝聚成的“无私奉献、团结协作、艰苦创业、自强不息”的精神，这在里约奥运上又一次被女排姑娘出色的表现诠释出来，这就是永不过时并赋予时代内涵的“女排精神”。

我相信，熠熠生辉的女排精神将激励中国运动员在竞技体育上不断创出佳绩，更将激励中国人上下同心共铸中国梦。向中国女排致敬，让顽强不息、奋斗不止的女排精神永远铭刻在我们心中，激励我们努力学习、提高自己，成长为一个对国家和社会有用的人才。

打铁还须自身硬，就是说作为一个锻打器具的铁匠必须具备硬朗身体敏锐的智慧，才能打出坚固耐用的铁器来。可以想见，把一块块坚硬笨重的铁坯打造成一件件精巧实用的铁器，需要怎样精巧的构思，耗费多大的心血与力气!如果自身素质“不硬”的话，何以使铁块儿按照铁匠的构思循序渐进地变成铁器? 这里所说的“自身硬”，自然就是说打铁者自身的素质过硬，打铁的技艺高超。潘建伟同志正是凭着自身过硬的本领和聪明才智，打造出了学生们心中的学术核心、精神领袖，以及“顶尖科学家”、“最年轻院士”、“量子世界领跑者”、“‘潘之队’的领头羊”等世界顶尖的“铁器”来。

我们虽然没有潘建伟同志那样攀登世界顶尖科学高峰能力和素质的硬功夫，但通过对其先进事迹的学习，我觉得我们应该在平凡的岗位上展现出“自身硬”素质来。我们是家庭一成员、是单位一职工、是社会一分子、是九三一社员，我们应该在家庭、单位、社会、九三组织等等方面表现出良好的素质和较高的才能，做到“自身硬”。

在家庭生活中的“自身硬”， 表现在做知书达理、坚强独立、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好妻子，恪尽职守、忍辱负重、心胸豁达、事业有成好丈夫，互敬互爱、相濡以沫的好夫妻;做对父母更多的祝福、体贴与关心，不惹父母生气，不再让头上已布满白霜的父母为你操心、能担当够孝顺的好儿女;做热爱学习、以身作则、学高为师、身正为范的好父母;

在单位里的“自身硬”，表现在做一位遵章守纪、敬业爱岗、团结互助、勤学上进，不断提高自身专业技能、业务素质和履职能力的好员工;做一位勇于担当、勤政廉洁、开拓创新、信守诺言、具有人格魅力、平易近人的好领导。

在社会生活中的“自身硬”，就是应该做一位邻里和睦相处、爱护小区设施、管控好自己的宠物、不圈占公共绿地的小区居民;做一位不乱穿马路、不随地吐痰、不损坏公物、乱抛杂物的行者;做一位遵守公共秩序、公共场所不大神喧哗、不乱刻乱画的合格游客;做一位真诚相待、与人为善、言而有信、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真心朋友……

在九三组织中的“自身硬”应该表现在：除要在本职工作上建功立业外，在参政议政、社务活动、社会服务等方面应做出一定的成绩来。

首先是在对社章社史进行深入地学习和领会。深刻理解九三的来龙去脉，明白要我做什么，我应做什么，并切切实实的落实在行动上，做一名合格的九三社员。

其次是在提高自己岗位履职和专业技术能力的同时，不断更新知识、更新观念、提高思想水平，做好选题、调研、撰写的每一步，弄出好的提案或建议来。

三是不断提升沟通能力，建立良好的的人际关系。有了良好的人际关系和较高的沟通能力，就能在参政议政、社务活动、社会服务以及调研活动、撰写提案建议等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四是不断地加强学习。学习业务知识、政治理论、社务知识等，进一步提高自身综合素质能力，做到活到老学到老。与时俱进，不断学习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理论和治国理念，充分发挥参政党成员的作用。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通过潘建伟同志先进事迹的学习，使我深深地体会到身处各行各业、各个阶层、各个岗位的人们，都要有过硬的真本事，有了“自身硬”真本领就能在家庭、单位、社会、九三组织等等方面充分发挥积极作用，实现自身的价值来。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那四点四秒，祖国失去了优秀的儿子。你循着英雄的传奇而来，向着大海的方向去，降落，你对准航母的跑道，再次起飞，你是战友的航标。

张超，海军某舰载航空兵部队正营职中队长，一级飞行员。张超是“海空卫士”王伟生前所在部队优秀的三代机飞行员，全团6名“尖刀”队员中最年轻的一员，曾数十次带弹紧急起飞驱离外军飞机。

2016年4月27日12时59分，舰载机飞行员张超在驾驶歼-15进行陆基模拟着舰训练时，飞机突发电传故障，危机关头，他果断处置，尽最大努力保住战机，推杆无效、被迫跳伞，坠地受重伤，经抢救无效壮烈牺牲。他年仅29岁的青春永恒定格在壮阔海天，定格在舰载机事业上。

郭小平心里，更看重的不是院长头衔，而是红丝带小学校长的身份，与此相关的是一个让全世界为之动容的名词“艾滋病”。

2008年11月15日晚，郭小平带队，红丝带小学的3位老师和12名艾滋病儿童一起参加了中央电视台12·1世界艾滋病日主题晚会的现场录制，与他们一起排演这个节目的还有两位防艾大使：我国著名歌唱家彭丽媛老师和表演艺术家濮存昕老师，濮存昕老师还是这所特殊学校的名誉校长。节目录制前，他刚刚跟孩子们同桌吃了晚饭。

晚会现场，主持人把话筒给孩子们，让每个人说出自己的心愿时，孩子们的眼睛都是湿的。其中一个小女孩叫翠翠，上台后一直在流泪，声音哽咽地说以后想做一名护士;胖胖的高个姑娘叫盼盼，说自己想当一名舞蹈家;小男孩文慧则神情坚定地说自己的梦想是当一名医学家，攻克艾滋病!

孩子们简简单单的几句话唤出全场所有人的眼泪，嘉宾哭了，主持人哭了，现场观众哭了，摄像师、灯光师的眼中也闪着泪花。我坐在观众席上，尽管上午刚采访了这些孩子，但还是忍不住再次为他们的命运流泪。郭小平说，想当医学家的小男孩特别聪明，特别爱读书。

想当舞蹈家的盼盼还为现场观众跳了一小段新疆舞，脸上绽放着羞涩的笑容。我在想，是什么让这些特殊的无辜的孩子，还能有梦想，有笑容?

台上，红丝带小学的名誉校长濮存昕正在把郭小平隆重介绍给现场观众和电视机前的亿万观众，聚光灯下，郭小平穿着一件不入流的普通外套，有点风尘仆仆的感觉，看上去不像院长，倒更像一个父亲、一个乡村教师的形象。

医院里办小学，解决两代艾滋病人受教育问题的有效尝试在中国，所谓二代艾滋病人，主要是指通过母婴传播的艾滋儿童，这些儿童的父母是艾滋病人、或者仅一方是，这些孩子的艾滋身份从出生那一刻起就被注定。

2008年10月30日，一项由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支持的调查对外发布消息，在中国6个城市的成年人中，存在着对艾滋病感染者的严重歧视。30%的受访者认为感染艾滋病的儿童不应该被允许和其他孩子在同一所学校上学;将近65%的受访者不愿意和艾滋病感染者住在同一所房子里;48%的受访者不愿意与感染者一同用餐。

尽管这种歧视在中国是被禁止的，但是歧视现象仍然普遍存在，严重影响着艾滋病感染者的生活，并对艾滋病预防十分有害。

此次北京采访中记者看到，郭小平和他的助手李学军(临汾传染病医院院长助理)、刘美婷(红丝带小学音乐老师)、张新平(红丝带小学文化课老师)，还有刘倩(红丝带小学生活老师)，吃住行都与这些孩子们在一起。而刘倩本人既是志愿者，也是一名不幸的艾滋病毒感染者。郭小平对这些孩子的称呼是“我的娃们”。

郭小平：“对艾滋病宣传初期，见诸于媒体上的报道往往与道德、伦理的沦陷相关，从而造成人们的误解。实际上艾滋病患者被传染的渠道有三种：一是母婴，二是血液，还有就是性传播。在山西，通过性传播感染艾滋病的很少，多数艾滋病人是通过卖血和输血途径所传染。艾滋病患者首先是病人，应该给他们以起码的同情。但是媒体和社会往往忽略了这点。所以我认为，对艾滋病患者要做的不仅是治疗，更多的是关怀，这才是最主要的。比如这些艾滋病孤儿，还在母亲肚子里时，就染上了艾滋病病毒，成为血液传播的第二代受害者，这是一群命运坎坷，备受病痛折磨的弱势群体，他们需要社会的关怀，需要我们的正视，需要像健康孩子一样上课、游戏、生活。否则，一旦他们在冷眼和歧视中长大成人，将会对社会构成很大威胁，那时再想教育就晚了。”

采访中获悉，那个晚会上想当护士的小姑娘翠翠，刚来医院时患有强迫症，舌头伸出来总也收不回去。翠翠只在小学念了一年书，当时身边的同学都指着她说她有艾滋病，远远地躲着她，翠翠长时间被这种环境包围，所以性格很孤僻，不爱见生人。到病区几个月后，翠翠就不再吐舌头了，胆子也大起来。去年的“六一”儿童节前夕，我去红丝带小学采访时还看到了翠翠表演的舞蹈。

有数字显示，全球1/6的艾滋病相关疾病死亡和1/7的新发感染HIV是15岁以下的儿童。而在我国，据统计感染艾滋病的儿童大概有7万人。多么让人震惊的数字。相较之下，临汾红丝带小学的十几个孩子毫无疑问，当属这个群体中的幸运儿。他们成了医院的孩子，医院不仅为他们看病，还建了一所充满欢声笑语的小学。2006年，郭小平亲自领着他的“娃们”去看了北京天安门;2008年初，这些“娃们”在郭小平的张罗下，又飞到海南岛，圆了“看海梦”;今年的北京之行，郭小平去之前就想好了，要让娃们走进“鸟巢”和“水立方”。

郭小平：“关爱本身就是一种最有效的教育，因为这是一个特殊群体。我们要教会他们怎么做人，要让他们从小就树立‘到我为止，不再传给别人的理念’。这些孩子很快就步入青春期了，他们要扰乱社会后果难料，所以现在必须接受教育，而且是特殊教育，要让他们知道将来如何生存。所以这些孩子的教育重点在道德，然后才是技能教育。如果我们不重视艾滋病第二代的教育，势必会出现第三代、第四代……非常可怕。在无疫苗的情况下，我们必须重视道德教育。

对艾滋病人的关心，不能心血来潮，哪怕一天只做一件事，就是花十来块钱买几根铅笔，几个面包，或是帮患者洗澡，都是关心他们的表现。像濮存昕老师，他对这些孩子的关心就非常真实，每年他都会给红丝带小学五万块钱，用于给孩子买衣服、或生活补助。只要有时间，他还会来临汾看看这些孩子，和他们一起吃顿饭，不是作秀，而是就坐在一个餐桌上同吃一盘菜。

艾滋防控这块必须有这样一批人努力的去做，才能让人类在最快的几十年或是几百年内控制艾滋病，否则的话，艾滋病一但爆发将完全不可收拾。”

绿色港湾模式，让艾滋病患者在“生产自救”的同时进行“心灵自救”

自1985年，中国发现第一例艾滋病患者到今天，23年过去了，官方数字报告的中国艾滋病感染者增长到约70万人。2007年，约有5万新发感染和2万与艾滋病相关的死亡。预计有12万到15万艾滋病感染者需要接受抗病毒治疗，而目前仅有4万人接受该项治疗。这4万人中，就包括了先后在山西“绿色港湾”艾滋病区接受救治的1000多名艾滋病患者。

这是一篇北京媒体《新京报》的报道——

2004年6月，临汾传染病医院“绿色港湾”艾滋病区的全体医护人员涌入丁师傅爱人的病房。那天是他爱人的生日，医护人员专程买了一个大蛋糕，买了鲜花，还点上了生日蜡烛。

在“绿色港湾”，丁师傅的爱人第一次听到别人祝福她“生日快乐”。她特别开心，还唱了几首歌答谢大家。生日过后，丁师傅爱人的病情有所好转，心情也开朗多了。发现自己成了艾滋病毒感染者后，她还从来没笑过。“她有勇气活下去了。”丁师傅说。

大年三十的时候，丁师傅的爱人，还收到了郭小平送的100元红包。正月初一，几位患者及家属还吃到了医护人员包的饺子。

小患者苗苗最喜欢护士周亚琴，每次她下班回家的时候，苗苗都要拉住她的手，让她带好吃的。她每次上班，苗苗都会在大门口等她。周亚琴说，“苗苗把我当成他的亲人了。”

在患者眼里，院长郭小平从不穿白大褂，不戴口罩和手套。他平均一周来“绿色港湾”一次，每次都要坐到患者床前问寒问暖。“一点也不像领导，没有架子，很随和，就像熟人见面一样。”一个患者的母亲说。

为什么要给患者发红包呢?我把这个问题抛向郭小平。

郭小平：“我们要让患者感觉这里像一个家，所以取名为‘绿色港湾’。绿色寓意着生命，港湾就是家。得了这个病的患者思想压力都非常大，必须让他们乐观一点，鼓起生活的勇气，这样对治疗才有好处。从一开始，我们就非常重视艾滋病人的心理治疗。我们倡导医护人员和患者‘结对子’，医院其它病区的医护人员也会轮流到‘绿色港湾’值日，我们还号召医护人员在节假日和周末把艾滋病孤儿带回家，让这些娃们也能感受到家庭温暖。不少患者在‘绿色港湾’治疗后可以出院，却舍不得离开这个地方。”

听上去，这个“绿色港湾”好像是艾滋病患者的世外桃园，但是据了解，“绿色港湾”模式一经媒体报道，就引起了争论，焦点在于是否应该对艾滋病人采取隔离措施。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它的创建人郭小平又是怎么想的呢?

郭小平：“是患者的贫困、心理压力和传染病医院的客观情况，构成了病区搬迁的理由。临汾市传染病医院是山西省4家艾滋病治疗定点医院之一，原来的艾滋病病区设在医院本部，艾滋病病人不敢出门活动，担心遇到熟人知道自己得了艾滋病;加之艾滋病患者的免疫力较低，在传染病医院易与其他传染病患者发生交叉感染。一旦交叉感染，艾滋病患者就很危险。很多患者过早死亡是因为并发症死亡，并不是因为艾滋病毒。

2004年7月，我们自筹150万元将以前的SARS隔离区改建成‘绿色港湾”将艾滋病患者全部转了过去。从2004年7月24日建成至今，该病区共收治艾滋病患者120多人次。该病区的艾滋病患者只需要负担生活费用，住宿、治疗都免费，患者可以自愿入院，来去自由。”

记者去过一次“绿色港湾”，在开满芍药花的田野上，离临汾市区大概十公里的车程。我们完全可以把它形容成一个风光旖旎的田园式病区。一个患者告诉我：“在市里，别人都躲着我们，弄得我们都不敢出门。在这里，大家都是这个病，没有谁躲着我们走。我们还可以互相交流，有空还可以玩一玩。”来自病区的一份资料表明，来此地就诊的患者中，95%都是农民，每天的生活费对他们来说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在市内住院，他们每天都要到街上买饭吃。而在这里，院方盖了四个灶台，他们可以自己做饭。

2004年7月是“绿色港湾”开诊的日子，这里也被称之为“艾滋病人生产自救区”，患者在这里可以获得免费治疗，得到家庭般的看护，有了更大的生存空间，他们的家属还可以通过为病区打工来维持生活。

在这里打扫卫生的、烧锅炉的、维修房屋的、种菜养猪的，都是患者家属。

丁师傅的妻子1997年5月在做一次手术时因输血感染艾滋病，6年后开始发病，住进临汾市传染病医院。当时传染病医院还没有向艾滋病患者提供免费治疗，住院一周，就花费1，000余元，只好出院。“我当时都绝望了。”丁师傅抹了抹眼角的泪。

2004年5月12日，丁师傅接到院长郭小平亲自打来的电话，说传染病医院现在对艾滋病患者实施免费治疗，希望他们能尽快到医院就治。

“我永远记得这一天。”丁师傅说，当时，他就挑上一些小麦，带了500元钱，带着妻子赶到了临汾市传染病医院，并随后到了“绿色港湾”，丁师傅还获得一份兼职工作————洗床单被罩、打扫卫生。天气变冷后，他又干上烧锅炉的活，每月 600元。此外，丁师傅还带领五六个病人在病区内的土地上种药材，院里也给每个人发放了相应的劳务费。

“绿色港湾”占地面积90亩，除1，500平方米的建筑及院落外，其余均是可耕地。去年，他们收获了3万余斤玉米，大部分都分给了医院的工作人员和患者及家属。大白菜也收获了不少，除当福利分发，留下自用部分外，其余的都卖掉了。丁师傅一家人吃的蔬菜，有很大一部分是自救区自产，都是免费的。

“绿色港湾”病区主任乔吉平说：“种植蔬菜和中药材，都是缓解经济压力的手段之一。去年，院方购买了150吨煤，用于烧锅炉取暖，医院的开支很大。而且医院不收患者一分钱，除国家免费提供的药物外，国家规定要收的床位费，医院也免了。”

我看到，这里共有36间病房，每间病房两个床位，带有独立的卫生间。此外还设立了治疗护理区、行政后勤区和被誉为全中国最有爱心的学校————红丝带小学。治疗护理区内除病房外，还为患者及其家属设有活动场所，如VCD娱乐活动室、图书室、乒乓球馆等，用于丰富患者及家属的文化生活。

实践中的困惑

郭小平：“最大的困惑是经费问题。“绿色港湾”虽然只是我们临汾传染病医院的一个病区，但却承担着全省差不多90%的艾滋病人救治工作。国家对艾滋病人的“四免一关怀”政策中，有一条是对农民和城镇经济困难人群中的艾滋病患者实行免费抗病毒治疗，对艾滋病患者遗孤实行免费就学。也就是说，政府及国际基金组织所给予的援助多数用于艾滋病人的抗病毒药物治疗，而山西的艾滋病人几乎都是社会最底层的农民，本身就面临着温饱问题。比如红丝带小学的孩子，不少是孤儿，还是艾滋孤儿，他们的生活谁来负担?医院每年要往绿色港湾这个病区投100多万元，才能保证这里的正常开诊。在这里生活、工作和接受治疗的医护人员、病人和红丝带小学的孩子们眼前就面临着严峻的冬季取暖问题。建筑是当时搬迁时医院自筹资金建的临时过渡房，一直想盖新的住院部但是到现在资金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现在锅炉又坏了，要想解决又得一笔开支。大家都知道，艾滋病人最怕感冒，这么冷的天气，取暖问题解决不了，对他们的身体最不利。医院很困难，确实很困难。

对艾滋病人的诊断问题我也想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我们国家把诊断的权利交给疾控中心，医院没权利诊断艾滋病。但是我觉得诊断和治疗也应该是医院的事情，而不应只由疾控中心来做，因为疾控中心没有行医权。今年我们医院就发生了一件事：一个病人在2005年通过疾控中心的血液化验报告，得出的结论是艾滋病患者，今年在我们医院要做一个胆囊手术，令人尴尬的是手术中发现，他体内的HIV为阴性!这下我们都着急了，一个标准复查两遍，最后送到本地疾控中心，结果都是阴性。现在这个检验已经通过省里送往北京，到现在还没有结果。病人很焦急，每天都要问我有没有结果，问自己到底是不是艾滋病患者。因此我觉得，关于艾滋病，现在存在检查、治疗和预防不衔接的问题。

再就是艾滋病的防治资金中，“防”大于“治”，治疗资金严重不足。国家每年的艾滋病防治资金大都用于预防。我们病区到目前为止已经接收艾滋病患者1，000多人，各项开支非常多，每年需要几百万元，但从建立至今，卫生部和省里提供的资金较少，我们的医护人员与国内外同行交流经验的机会也很少，很难及时掌握艾滋病治疗和管理的前沿信息。我虽然管理着这个病区，却从来没有机会参加学术交流，更不要说其他医务人员了。

艾滋病人动手术难也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问题。今年，山西一个艾滋病患者因患子宫肌瘤要动手术，竟然没有医院敢接收她，后来还是在媒体的帮助下才解决了这一问题。这种情况很容易造成艾滋病人隐瞒病情，悄悄去综合性医院做手术，这样无疑会增加艾滋病在综合性医院的传染几率。如果国家能形成一套关怀、治疗、疏导病人的办法来规范艾滋病治疗，就为艾滋病治疗医院提供了指导。”

采访结束，郭小平忧心仲仲的表情，还一直在眼前闪动。他所创立的“绿色港湾”发端于医院工作人员的善良之心，很多工作靠每个人的主动奉献，这样的人文关怀具有多少可持续性?郭小平的艾滋救治实践是否还有创新空间?对此，我们充满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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