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趣的名人故事简单写一写吧（合集20篇）

他，有矫健的身影;他，有猎豹一般的速度;他，中国人的骄傲——刘翔。我最崇拜的人就是他!

他，肩负起了让中国田径振兴的重任。有人劝他说：“没有用的，黑人太厉害!”他摇摇头说：“中国跨栏有倒下去的力气，就有爬起来的力量。”教练很看好他，经常传授他一些体育知识，跑得慢了总要被罚重跑，刘翔咬咬牙坚持了下来，即使在别人休息的时间他也在训练。面对困难他不屑一顾，面对挫折他从不低头!

在裁判的一声令下，他如一支离弦的飞箭冲了出去。跨过一个又一个栏，如同跨过了一座又一座山。他的汗水如雨滴挥洒出去，为坎坷而漫长的道路增添着辉煌。这一刻全中国人的心都揪着，都在默默祈祷。他用自信的眼神向世界宣告他不会输，因为他脚下有祖国坚实的土地，身后有同胞伟岸的身躯，还有自己一颗怦怦跳动的中国心。他奋力拼搏的那种精神感动着每一个中国人、鼓舞着每一个中国人、震撼着每一个中国人。看哪!他超过了黑人，超过了所有的人，他挺直胸脯冲过了终点，那黄色的皮肤鲜明地装点着赛场，他迈出的最后那一小步，使中国田径迈出了一大步。

他那坚持不懈的精神仿佛告诉人们：不要向困难低头，中国永远不会输!

吴菊萍：托举生命的最美妈妈

颁奖词：危险裹胁生命呼啸而来，母性的天平容不得刹那摇摆。她挺身而出，接住生命，托住了幼吾幼及人之幼的传统美德。她并不比我们高大，但那一刻，已经让我们仰望。

推选委员朱玉说：她有一双最柔弱的臂膀，也是2011年中国最有力的臂膀。

物质生活富足的时代，信仰迷茫、价值紊乱的新闻接踵而来，吴菊萍用柔弱的臂膀，托起了生命奇迹，唤醒了普罗大众对传统美德的自觉。

2011年7月2日下午，杭州滨江白金海岸小区。两岁的妞妞趁奶奶不注意，爬上了窗台，接着被窗沿挂住，随时都有坠落的可能。这可是在10楼，楼下的邻居都惊呆了。坚持了一分钟左右，妞妞还是掉了下来。说时迟那时快，刚好路过这里的吴菊萍踢掉高跟鞋，张开双臂，冲过去接住了妞妞。

被紧急送往医院后，吴菊萍被诊断为左手臂多处粉碎性骨折，尺桡骨断成三截，预计半年才能康复。逃过一劫的妞妞在10天后苏醒过来，开口叫了爸爸、妈妈。

这是本能，是一个母亲应该做的事情。躺在病床上，吴菊萍一脸平静。事件发生时，她的孩子只有七个月大，尚在哺乳期。

荣誉铺天盖地，吴菊萍保持了清醒的认识，我只是普通人，问心无愧就好。公司奖励了20万元，她留作自用，为此背负了不少压力。我需要好好生活，好好工作，才有能力去帮助身边的人。赡养父母、培养孩子、还房贷任何普通人，都无法对这些现实问题视而不见。

我会把重心调整回工作、家庭中来，减少媒体活动。吴菊萍年后将重返工作岗位，她最大的心愿是看着妞妞与自家孩子健康长大。

于谦是明代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他少年时，就勤奋好学，志存高远，曾写过一篇借物述志的《咏石灰》诗：

千锤百凿出深山，

烈火焚烧若等闲；

粉骨碎身浑不怕，

要留清白在人间。

于谦不仅诗写得好，而且擅于对句。他十四岁那年，去杭州应试。主考官虞谦点名时，他躬身站起却不答应。主考官问他为何不答，他从容不迫地说：“与大人同名，故不敢应。”

主考官感到这个小孩很懂礼貌，便随口说出一句对子： “何无忌，魏无忌，长孙无忌，彼无忌，尔亦无忌。”

上联连用了五个“无忌”，前三个指人：晋代大臣何无忌，战国时魏国信陵君魏无忌，唐代元勋长孙无忌。后两个是双关借用，意思是他们三人同名“无忌”，咱俩同名也不必忌讳。

于谦见主考官如此谦和，没有一点架子，便高高兴兴地思考起下联来了。

片刻之间，一句妙对脱口而出：“张相如，蔺相如，司马相如，名相如，实不相如。”

这回对中也用了五个“相如”，前三个同样指人：汉初东阳武乡侯张相如，战国时完壁归赵的蔺相如，汉代大文学家司马相如。后两个“相如”是说：这三个人名字虽然都叫“相如”，实际各有高下，并不相如，并借此表明自己实不敢与宗师大人相比。

主考官听罢，又惊又喜，暗想，这孩子不仅才华横溢，而且谦逊有礼，将来必有一番作为。到那时，恐怕自己真的难以与他“相如”了。

康有为曾是炒房高手

中国传统文人，通常羞言金钱，以“铜臭味”鄙视之。故不少优秀的文人墨客，都不事生产，不谙经营之道。但也有例外，既才华横溢，文思敏捷，又具备超人的经济头脑，懂得理财。康有为就是其中的一位佼佼者，他对房地产有着敏锐的判断力，好几次牛刀小试，便获利不菲。其点子之准，下手之稳，就算现在的炒房高手，也自愧不如。

康有为流亡海外多年，其间得到了许多爱国华侨的慷慨资助，这是他得以周游列国的重要经济保障。但他也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赚了不少钱，特别是在房地产上屡有斩获。

比如1906年春节期间，他访问墨西哥，受到当地隆重接待。当时墨西哥城正在筹款修筑有轨电车，他敏锐地意识到电车轨道经过的地方，必将成为人气旺盛的商业圈，地价必定随之飙升，这是一个十分难得的赚钱的机会，便大量购置电车轨道经过之处的地产。没过多少日子，这些地价果然上扬了好几倍，他轻轻松松获得了10多万银元的赢利。

应该说梁启超也是赚钱的好手，早在1898年就以“保皇会”的名义，用入股的方式向海外华侨集资，在上海创办“广智书局”和“新民丛报社”。他凭借自己的知识资源，占有三分之一的股份，一年收益上万银元。当时康有为因逃避清政府追杀而避居印度吉大岭，经济陷于窘境，他得知后马上汇出1800银元，资助康有为。

有道是“此一时，彼一时”，当康有为在墨西哥的房地产上狠赚了一笔之时，梁启超的“广智书局”却陷入亏损的窘境，康有为得知后马上写信询问梁启超需要多少钱?梁启超回信说：“每年费用3000银元。”康有为立即汇出5000银元：给梁启超本人3000银元，给梁启超在澳门的家属1000银元，给梁启超的兄弟学费1000银元。出手之阔绰，堪与当今那些房地产老板媲美。“康梁”在政治上结为同盟早已美名远扬，在经济上互相施以援手，也传为佳话。

康有为晚年经济状况非常富裕。1913年康有为55岁那年结束流亡生涯回国，广东政府发还了被清朝政府抄没的康氏家产，并加发官产作为对康有为流亡15年的赔偿。资本贵在积累与增长，康有为非常清楚这一点，通过炒房地产来获利，依然是他的拿手好戏。他于1914年6月定居上海，租赁上海新闸路16号辛家花园，每月租金120银元，一住8年。这期间他看到上海房地产的升值潜力巨大，便马上变卖了广东的房产，在上海买入地皮。没过多久，上海的地皮飞涨，康有为又大赚了一笔。接着他又投资交通干线附近的房产，同样获利颇丰。

1921年，康有为在愚园路自购地皮10亩，建造了一座中西合璧的花园住宅，取名“游存庐”，十分豪华。晚年时他还在别处修建、购买了3座别墅，分别为杭州西湖的“一天园”、上海杨树浦的“莹园”和青岛的“天游园”。“一天园”占地30余亩，历时4年才建成。“莹园”建成后转让给别人，属于短线投资项目。青岛的“天游园”原来是总督楼，康有为购买后加以改扩建，他的生命最后终结于此。

赫农王让金匠替他做了一顶纯金的王冠，做好后，国王疑心工匠在金冠中掺了银子，但这顶金冠确与当初交给金匠的纯金一样重，到底工匠有没有捣鬼呢?既想检验真假，又不能破坏王冠，这个问题不仅难倒了国王，也使诸大臣们面面相觑。后来，国王将它交给了阿基米德。阿基米德冥思苦想出很多方法，但都失败了。

有一天，他去澡堂洗澡，他一边坐进澡盆里，一边看到水往外溢，同时感到身体被轻轻拖起。他突然恍然大悟，跳出澡盆，连衣服都顾不得穿就直向王宫奔去，一路大声喊着“尤里卡”，“尤里卡”(Fureka，我知道了)原来他想到，如果王冠放入水中后，排出的水量不等于同等重量的金子排出的水量，那肯定是掺了别的金属。

这就是有名的浮力定律，既浸在液体中的物体受到向上的浮力，其大小等于物体所排出液体的重量。后来，该定律就被命名为阿基米德定律。

一个美国小女孩4岁时，她的家从外地搬到芝加哥郊区的帕克里奇。来到这里后，热衷于交朋友的小女孩急于和周围的小朋友打成一片，但事与愿违，邻居的孩子们很排外，其中一个专爱欺负人的大女孩更是对她呼来唤去。当小女孩又一次哭着回家时，母亲在门口挡住了她的去路，大声对她说：“这个家里没有胆小鬼的位置。”虽然小女孩当时被吓坏了，但母亲还是教她下次要大胆反击。不久，小女孩又碰到了那个横行霸道的女孩。这回，小女孩当着几个男孩子的面赏了她一记耳光。事后，她跑到母亲面前骄傲地宣称：“现在我可以和男孩子们一起玩了。”

孩提时起，母亲就经常问她：“你是想成为生活中的主导者，还是一个次要人物，只是去说别人认为你该说的话、做别人认为你该做的事?”而父亲主要是谈论她自身的问题，常常问她应该如何把自己从这些问题中“挖”出来。这总是会让女孩想起“铁锹”。

而且，母亲总是教导女孩为自己制定远大的目标，并建议她可以尝试成为美国第一位最高法院女法官。不过，女孩更希望自己成为一名宇航员。1967年，14岁时她就给美国航空航天局写信主动请缨，结果对方告知不需要女宇航员。母亲还希望无论在多混乱的情况下，她都能保持平和的心态。为了清楚阐明自己的观点，母亲向女孩演示了木工水准仪里的气泡是如何移动到正中央的。“想象自己体内就安装着一个水准仪，然后努力让这个气泡停留在正中央……”母亲一边说，一边倾斜水准仪，让气泡偏离原来的位置，“这时，你就得想办法让它回到原来的位置。”说着，她又将水准仪恢复水平。

这个女孩就是后来成为美国前第一夫人的希拉里·克林顿。正是父母特别是母亲的谆谆教导，使希拉里有了坚定的志向，并大胆地追求心中的目标。

成年后，希拉里进入美国著名的罗斯律师事务所工作，并两次当选全美百名杰出律师。希拉里心目中的英雄之一是当时的缅因州参议员玛格丽特，后来她自己成为第一位先后当选为参众两院议员的女性，也是第一位进入主要党派总统候选人提名程序的女性。2007年1月20日，希拉里在其个人网站上宣布参加2008美国总统大选，声称“我来了，为胜利而来”。2008年1月8日，希拉里在新罕布什尔州总统预选中获胜，庆祝胜利时她说：“我已经做好准备迎接下面的选举，我已经准备好领导美国。”在2008年美国总统党内预选期间，希拉里作为强有力的竞争对手曾一度领先奥巴玛，虽然她最终以失利告终，但正是因为她壮心不已，不屈不挠，才使对手奥巴玛不敢轻慢，提名让她坐上国务卿的宝座，从而二进白宫，成为美国乃至世界有史以来入阁时年龄最长的国务卿。

希拉里，怀揣一颗勇敢的心，一往无前，终于创造了人生的奇迹。

著名财经记者何飞鹏曾有一段非常特殊的经历，就是在3个月之内，从一个什么都不懂的新记者，变成一个对所有财经政策、商场动态、产业知识都了如指掌的老记者。

1978年，中国台湾的《工商时报》创刊，何飞鹏成为新记者，没有任何经验。当时，竞争对手《经济日报》已创刊10多年。在采访过程中，受访对象三言两语，《经济日报》的记者已了然于心，何飞鹏却因为知识缺乏，经常抓瞎，痛苦不堪。面对这种情况，他想出一种最笨的方法，就是每天把《经济日报》从第一个字读到最后一个字，不只是内容，还包括广告。这是一个无聊、无趣、痛苦的过程。报纸上印着大量的人名、公司名、产业名、产品名，再加上数字、专业知识、专有名词……第一个星期，他看懂不到一半。怎么办？看三遍，先背下来再说。

这个极笨的方法，效果却极佳。过了一个月，何飞鹏大致把当时商界主要的人名、公司名、产业名都弄清楚了，也大致掌握了当时正在发生的焦点事件。等到《工商时报》正式创刊时，他所了解的经济基本知识和社会动态，与《经济日报》的老记者已不分上下。他只用3个月追赶老记者10年工作经验的方法，就是勤奋工作。

王羲之大约5岁的时候，就拜卫夫人为老师学习书法。他的书法进步很快，7岁的时候，便以写字而在当地小有名气了，很得前辈的喜爱和夸奖。

王羲之在11岁的时候，就读了大人才能读懂的《笔说》。他按照《笔说》中所讲的方法，天天起早摸黑地写呀，练呀，简直都入了迷。过了一段时间，看看自己写的字，与以前写的比较，果然有些变化。一天他的老师卫夫人看了后吃了一惊，对人说：“这孩子一定是看到书法秘诀了，我发现他近来的字，已达到成年人的水平了，照这样发展下去，这孩子将来在书法方面的成就一定会淹没我的名声的。”

王羲之并没有因老师称赞而沾沾自喜，骄傲自满，他临帖更用心、更刻苦了，甚至达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

有一次吃午饭，书童送来了他最爱吃的蒜泥和馍馍，几次催他快吃，他仍然连头也不抬，像没听见一样，专心致志地看帖、写字。饭都凉了，书童没有办法，只好去请王羲之的母亲来劝他吃饭。母亲来到书房，只见羲之手里正拿着一块沾了墨汁的馍馍往嘴里送呢，弄得满嘴乌黑。原来羲之在吃馍馍的时候，眼睛仍然看着字，脑子里也在想这个字怎么写才好，结果错把墨汁当蒜泥吃了。母亲看到这情景，憋不住放声笑了起来。王羲之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呢!听到母亲的笑声他还说：“今天的蒜泥可真香啊!”

王羲之坚持数十年如一日，勤学苦练，临帖不辍，练就了很扎实的功夫，这为他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铺平了道路。

假期里妈妈给我买了一本书，叫《名人故事》。其中李四光爷爷小时候的故事深深打动了我。

李四光是我国著名的地质学家。1889年出生在湖北黄冈一个教师家庭了。上学以后，他怀着科学救国的理想，刻苦用功，连年都是全校第一。放假时，他大部分时间，都忙忙碌碌地跟泥土、石头打交道。1905年，李四光成为了年龄最小的同盟会会员。有人问他：“你年龄那么小，能为革命干什么工作呢？”李四光毫不犹豫地回答：“凡是我能做到的我一定会尽力。”大家都说有志不在年高。新中国成立后他全心投入祖国的建设事业中，成为我国功勋卓绝的地质学家和“地质力学的创始人”。

读了李四光爷爷的故事后，我感到十分羞愧。想想自己：不爱写作业，上课开小差，一到放假，每天想着吃喝玩乐，早把作业抛到脑后，有时还跟妈妈撒娇，浪费了大好时光，周恩来爷爷从小都知道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我怎么能什么都不想呢？所以我要向他们学从小立志，现在好好学习，长大做一名医生，救死扶伤，帮病人远离病魔的摧残，让人们健康幸福地生活。

段祺瑞当权时，颁布了新的国会选举法，其中有一部分参议员须由中央通儒院票选，凡国立大学教授，或者是在国外大学得过学位的，都有选举权。于是，像辜鸿铭这样著名的北大教授就成了香饽饽。有位留学生小政客到辜家里买票，辜鸿铭毫不客气，开价五百大洋。当时的市价是二百五，小政客只肯加到三百。辜鸿铭优惠一点，降至四百，少一毛钱不行。小政客还想讨价还价，老先生大叫一声，让他滚蛋。到了选举的前一天，果然收到四百大洋和选举入场证，来人还叮嘱他明天务必到场。等送钱的人后腿刚走，老先生就出了门。他赶下午的快车到了天津，两天后，钱被他花了个精光，这才尽兴而归。小政客早气歪了嘴，他跑至辜家，大骂辜鸿铭寡信，问他“立的什么诚?”(辜鸿铭号立诚)。老先生二话不说，顺手操起一根粗木棍，往那留学生小政客身上打来，口里大声骂道：“你瞎了眼睛，敢拿几个臭钱来收买我!我辜鸿铭如此之卑贱吗?你也配讲信义，你给我滚出去!”小政客慑于辜氏手中木棍威力，只好抱头鼠窜，逃之夭夭。答应人家的事，无论如何也要做到，这涉及一个人品质的问题，辜鸿铭答应了卖票，看似就应该遵守诺言，把选票给买主，但老先生却违背承诺，不守信用。其实，这是对原则的坚守，对大是大非的明辨，不为小人守信，捍卫千秋大义，没有“拿人手短”，值得我们敬佩。

1926年11月，应厦门集美大学校长叶渊的邀请，鲁迅前去参加演讲，办学方针保守的叶渊，自知鲁迅是一位“思想前进的文人”，为了不使对方的演讲与自己的观点相左，特地先请鲁迅吃饭，然后才带他进礼堂。但鲁迅登台就讲道：“我在厦门的时候，听说叶校长办学很拘束，学生极不自由，恕不敢加以赞同……刚才叶校长又请我吃饭。吃了人家的东西，好像要说人家的好话，但我并不是那样的人，对于叶校长办学的方法之错误，以及青年身心的发展，和参加社会的活动必要等等，我仍旧是非说不可的。”鲁迅身处恭维、殷勤的包围圈，头脑却保持一以贯之的清醒，言论绝不受时势的左右，只说自己“要说的话”，不管别人如何枉费心机。也正因此，才使他的演讲同他的文章一样，保持了一位思想家的品格，大师精神境界的崇高风范，由此可见一斑。

北宋时期，诗人晏殊与史学家宋祁既是上下级，又兼有师生之谊，旦夕相聚，关系非同一般。有一年中秋夜，晏殊邀请宋祁赴宴，饮酒赋诗，玩了一个通宵。可是第二天，晏殊被罢相遭贬，身为翰林学士的宋祁奉命草拟罢相敕书，按说吃了嘴软，念及旧恩，该“笔下留情”吧，然而《西清诗话》说宋祁挥毫之际，昨夕余醉犹在，仍秉笔直书，指斥晏殊肆意敛财和借军事谋利。私交为私交，大义归大义，昨夜喝了你的酒，今天照样揭你的老底。后来晏殊落难，众人避之不及，唯有宋祁不避耳目，公开宴请晏殊，送行三十里，在私交和国事之间，宋祁对事不对人，不因私交违背国事，也不因国事影响私谊，光明磊落，坦荡分明，为后世尊崇的道德典范。

人是社会动物，又是感情动物，在现实生活中，人际交往，礼尚往来，在所难免。都说“吃人的嘴软，拿人的手短”，在大是大非的原则面前，不能因为是朋友，或者吃了、拿了，就不讲规矩，不顾原则，不分黑白，说一些违背底线、颠倒是非的话，做一些违反法律、道德的事，向大师学习，坚守自己的标准，只要理不短，吃了嘴不软，拿了手不短。

5岁时梅西开始为当地的格兰多里俱乐部踢球，教练就是他的父亲。7岁的时候这个小家伙就在纽维尔老男孩队倍受称赞。但梅西在11岁时被诊断出发育荷尔蒙缺乏，而这会阻碍他的骨骼生长。家里的经济条件难以承受小梅西的治疗费用，由于他的天赋被巴萨的雷克萨奇看中，在2000年将他带到诺坎普，梅西举家搬迁到欧洲。

在2000年9月，年仅13岁身高只有140cm的梅西去了巴塞罗那试训。在试训期间，梅西的表现征服了巴萨青年队教练，他们迫不及待的与梅西签订了一份2012年才会到期的工作合同，却忘记国际足联相关规定，未满20岁的球员不得和俱乐部签定5年以上的工作合同。

巴塞罗那俱乐部在帮助西成长方面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在俱乐部所安排的治疗下，梅西在2003年身高已经达到1米7。加泰罗尼亚人毫不犹豫的就给他在俱乐部注册并安排他去医疗部接受治疗。2008年这名来自罗萨里奥的21岁小伙子已经长到了170cm。

梅西是吃着土豆和胡萝卜长大的，是喝着那些没有油沫的汤后去踢球的，但他比谁都懂事！

我记得，而且永远都不会忘记拿到诊断结果的那一天。当时天特别冷，当时我们在街上，梅西没有任何表情，非同一般的冷静，我知道他比任何人都清楚，家里没有任何能力让他治疗。站在梅西的身边，父亲豪尔赫眼眸中总是透着快乐抑或得意，但他内心的酸楚又有多少人能读懂？

作为父亲，我最清楚梅西的病源于营养不良。阿根廷盛产世界上最好的牛肉，拥有世界上最好的奶酪，但那不属于我们。梅西是吃着土豆和胡萝卜长大的，是喝着那些没有油沫的汤后去踢球的。

梅西的父亲豪尔赫回忆当年只有11岁的梅西患上生长激素缺乏性侏儒症时，不禁仍有些伤感，甚至当梅西已经成为这个星球上最好的足球运动员之后，他从不抱怨，他年纪轻轻就比谁都懂事，这一点没有人比我更清楚。

杨澜带有传奇色彩的成功人生，无疑令许多人羡慕不已，就连圈内的很多知名记者也对她说：“你真是太幸运了！你能采访到那么多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而我们却根本没有这些机会。”

前不久，在大学的一次演讲中，杨澜专门谈到了这个问题。

她说，其实她的采访也是从基层做起，从一个区长开始的。如果区长没采访好，就不可能去采访市长；如果市长没采访好，就不可能采访部长；等部长采访好了，然后才可以设想如何采访副总理、总理、总统。

几年前，当时的俄罗斯总理卡西亚诺夫来中国访问，只停留两天，只接受了一个采访，那就是杨澜的采访。应该说，作为民间的传媒机构，能得到这样的机会是很不容易的。她很好奇地问其随行人员：“卡西亚诺夫总理为什么会接受我的采访？”

随行人员说：“因为在我们来中国之前，你曾采访过俄罗斯的副总理。副总理回国后认真地告诉卡西亚诺夫总理：‘如果你去中国，应该接受杨澜的采访，因为她提的问题很有水平。’”

杨澜当然不是借此来炫耀自己，而是要用自己的切身经历告诉更多的年轻朋友：你做的每一件事，都可能对你今后的成长产生影响；你做的每一件事，都会给人们留下烙印，千万不可小看人们之间的口口相传。

一般来讲，一个大学毕业生刚刚走上工作岗位的时候，很容易产生这样的思想：我一定要做一项很有分量、很有意义和很有兴趣的工作。其实，根本不用急功近利，急于求成。可以顺其自然地先做一些看上去“大材小用”的工作，甚至完全是事务性的工作。如果你能把这些工作做得比别人好，不需要等很久，就可能有机会去做更大的更重要的事情。如果你感到怀才不遇，愤愤不平，只是怨天尤人，什么事情都不做，那只能是有害无益。在这个世界上，人们要听其言，更要观其行，尤其会关注一个人做事的结果。所以，只要在某一方面，坚持凡事比别人做得好一点，就可能有更多的成功。

不错，坚持凡事做得好一点，就可能有好评；坚持凡事做得好一点，就可能有机会；坚持凡事做得好一点，就可能有发展；坚持凡事做得好一点，就可能有幸运；坚持凡事做得好一点，就可能有令人羡慕的人生。

1862年8月，一天早晨，爱迪生正在某个小车站上卖报。猛一抬头，只见一个三四岁的小男孩蹲在铁轨旁玩石子，一列货车正朝他飞驰而来。爱迪生“哎呀”一声，扔下报纸，奋不顾身地冲下站台，一把抢出小孩。这时候，火车擦着他的耳朵呼啸而过。好险哪！爱迪生抱着小男孩摔倒在铁轨旁，他的脸和手被划破了，然而，孩子得救了。

小男孩的爸爸叫麦肯基，是这个站的站长，他是一位优秀的报务员。麦肯基亲眼看到这惊险的场面，感动得话都说不连贯了：“谢……谢谢，谢谢你救……救了我的孩子！”

爱迪生却毫不在意地笑了笑，他从地上捡起报纸，拍打拍打身上的灰土，登上火车就走了。

第二天，当爱迪生乘坐的火车进站的时候，麦肯基早已在站台上等候着了。他十分诚恳地对爱迪生说：“我没有什么可以酬谢你的。听说你对电报很有兴趣，要是你愿意，我可以教你收发报技术，使你成为一名报务员。”这番话正说在小爱迪生的心坎上。他高兴地接受了麦肯基的好意，跟着他学习收发电报的技术。

爱迪生学习很专心，进步很快。才三个月的工夫，他收发电报的技术已经很熟练，麦肯基推荐他担任了火车站的报务员工作，这次非常意外的学习机会，为爱迪生以后进行的伟大发明，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夜，已经很深了，马雅可夫斯基还在紧张地工作着。可是睡魔纠缠得越来越厉害，他觉得头很沉，眼皮象是要被胶水粘住似的，怎么也睁不开。实在没法再工作下去了，他只得横下心来躺一会儿。

他跑到厨房里拿来了一大块劈柴，放在床上，将头枕在劈柴上面就呼噜呼噜地睡着了。带棱带角的劈柴，将后脑勺的皮肉压了一条深深的印痕，他在睡梦中略微翻动了一下身子，便觉得脑袋疼痛难忍，惊醒过来，于是一跃而起，又重新继续他的工作了。

这就是马雅可夫斯基独创的“劈柴替枕法”，真可谓别出心裁。那时他在罗斯塔做革命宣传工作，工作极度紧张，几乎没有休息的时间。严寒的冬天到了，也是一天到晚在没有生火、冰冷的工作室里忙碌，而且往往回家后还要“加班”。有时实在太累了，他就稍睡一会儿，为了怕睡过去忘记醒来，就想了个用劈柴作枕头的办法。

马雅可夫斯募对待工作从来就是这样勤奋、顽强、坚忍的。一九一五年的春夏季节，他住在芬斯基海湾库阿卡拉的别墅里，创作一首长诗。每天天一亮他就到库阿卡拉海岸上来了，这里有许多又圆又滑的大石头从水里露出来。人们看见他站在这些大石头上，从这一块走到那一块，有时停下脚步，吸几口烟。然后又迈步走着，时而放慢脚步，时而又加快脚步，时而眉心紧皱;时而又显得悠闲轻松。就这样连续三个、四个、五个钟头，不住地吟咏着，挑选着需要的字眼，组成合适的诗句。想出儿行诗来以后，就把它写在香烟盒子上，或者干脆记在心里，再往下“搜索枯肠”，继续工作。

马雅可夫斯基写作著名长诗《列宁》时，首先专心致志地研究了列宁的传记和有关的回忆录，以及列宁本人的论文和演说，然后进行紧张的写作。

据马雅可夫斯基的朋友—青年诗人阿谢也夫回忆，当时“他跟谁也不说话，免得分心注意别的事情。他上别墅去住，在那里独自住了三个月。他感到自己在这个巨大的主题面前负有很重大的责任。”

另一位目击者回忆说:“他正在写作长诗《列宁》，旅行皮箱里放满了列宁的著作和论述列宁的书，在海滨浴场上，饭馆里，散步时—到处都掏出一个黑漆布面的小册子。微动着嘴唇，哼哼哪卿地写出了涌入脑海的诗句。”

经过六个月的艰苦劳动之后，长诗完成了。当马雅可夫斯基在群众中朗诵之后，立即引起强烈的反响，报纸当时是这样报道的:“大厅里挤满了人。长诗博得整个大厅的热烈鼓掌。开始讨论时，许多同志都说，这是歌颂列宁的作品中的最有力的一篇。绝大多数发言者都不谋而合地一致认为:这部长诗完全是我们的。马雅可夫斯基写了这首长诗，是做了一件无产阶级的大事。”

勤奋刻苦的马雅可夫斯基，一生中成就卓著。斯大林曾经赞扬他说:“马雅可夫斯基过去是，而且现在还是我们苏维埃时代最优秀、最有才华的诗人。”

1983年美国心理学家丹·基利也撰文描述了这样一个群体："这类人渴望永远扮演孩子的角色而不愿成为父母。"这些彼得@潘们很爱玩也很好相处，但免不了也有不少孩子的弱点，如优柔寡断、缺乏自我保护意识、渴望被人接受又害怕被人拒绝等。因此他们的行为同年龄很不相称，大多数情况下这无伤大雅，但总有一天，等他们突然明白生活原来并不如想像中那么称心如意时，已经太晚了。这些人就是"彼得·潘综合症"的患者，也就是一些不愿长大，拒绝成熟的人们。

1904年，彼得·潘诞生于苏格兰作家詹姆斯·巴里笔下，后来成为家喻户晓的童话人物，他的故事多次被搬上银幕。彼得·潘生活在梦幻般的"永无乡"里，永远也不想长大，但这毕竟只能出现在童话中，不能为现实所接受。"彼得·潘综合症"患者就是现实中的彼得·潘。成年人面对社会的激烈竞争和残酷倾轧，越来越多的人喜欢"装嫩"，不愿成熟起来。但这种心态如果发展到极端，就被称为"彼得·潘综合症"，被定性为一种心理疾病。

帮助患者摆脱"彼得·潘综合症"的最好办法是迫使他面对现实，为自己的行为承担后果，告诉他："没人有义务承担你所应担负的责任；你要是不去银行交费，没人会帮你交；你睡着了，没人会把你叫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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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一：拿破仑毁书】

新书买回来了，我们都会很爱惜地翻阅，甚至还有人为它包上个封面。可是，一些名人居然有毁书的怪癖。英国化学家戴维看书时，常常把书页撕下来看，看后又扔了。这使他的学生们大为震惊，而他轻描淡写地说道，这样看方便，再说，我一生没有时间把任何一本书读两遍，也不打算读两遍。

拿破仑也喜欢看书，就是行军时他也带不少书。据说他马车上有个书架，他在行驶时一边看书一边若有所思，看完就将书从马车的窗子里扔出去，他认为，一本书对他有一个启示足够了，再多也消化不了。每次他出行，他的随从会把车里的书架重新装满。

【篇二：徐悲鸿的爱国故事】

20世纪初，徐悲鸿在欧洲留学时，曾碰到一个洋人的寻衅。那个洋人说：“中国人愚昧无知，生就当亡国奴的材料，即使送到天堂深造，也成不了才!”徐悲鸿义愤填膺地回答：“那好，我代表我的祖国，你代表你的国家，等学习结业时，看到底谁是人才，谁是蠢材!”

一年之后，徐悲鸿的油画就受到法国艺术家的好评，此后数次竞赛，他都得了第一，他的个人画展，轰动了整个巴黎美术界。这样令人惊叹的成就，是那个洋人远远不能及的。

【篇三：该低头时就低头】

被称为美国人之父的富兰克林，年轻时曾去拜访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前辈。那时他年轻气盛，挺胸抬头迈着大步，一进门，他的头就狠狠地撞在门框上，疼得他一边不住地用手揉搓，一边看着比他的身子矮去一大截的门。出来迎接他的前辈看到他这副样子，笑笑说：“很痛吧!可是，这将是你今天访问我的最大收获。一个人要想平安无事地活在世上，就必须时刻记住：该低头时就低头。这也是我要教你的事情。”

富兰克林把这次拜访得到的教导看成是一生最大的收获，并把它列为一生的生活准则之一。富兰克林从这一准则中受益终生，后来，他功勋卓越，成为一代伟人，他在他的一次谈话中说：“这一启发了我的大忙。”

话外语：做人不可骨气，但做事不可能总是仰着高贵的头。

【篇四：郑板桥名画换狗肉】

郑板桥的诗、书、画闻名于世，号称“三绝”，人们争相购买。扬州有个富豪特别喜欢郑板桥的书画，但因他为人刁诈，郑板桥非常讨厌他，不给他作画写字。这个富豪为了抬高身价，显示自己的威风，出重金购买郑板桥书画，但始终没有搞到手。

有一天，郑板桥出郊外漫步，见路旁新设一座酒店，店内有一位老者自称“怪叟”，他见郑板桥到来，十分殷勤，马上给端上狗肉来款待。郑板桥平日最爱吃狗肉，一见大喜，便饱餐一顿。付钱时，店家分文不收，郑板桥过意不去，便当场作了几幅书画赠给店家。事过之后，郑板桥才知道上了当。原来这位“怪臾”，是那富豪派人装扮的，自己的画就这样轻易地落入了富豪之手。后来郑板桥常提及此事，说他因爱吃狗肉而上了当，用以警戒世人。

2001年5月20日，美国一位名叫乔治赫伯特的推销员，成功地把一把斧子推销给了小布什总统。布鲁金斯学会得知这一消息，把刻有“最伟大推销员”的一只金靴子赠予了他。这是自1975年该学会的一名学员成功地把一台微型录音机卖给尼克松以来，又一名学员登上了如此高的门槛。

布鲁金斯学会创建于1927年，以培养世界上最杰出的推销员著称于世。它有一个传统，在每期学员毕业时，设计一道最能体现推销员能力的实习题，让学员去完成。克林顿当政期间，他们出了这么一个题目：请把一条三角裤推销给现任总统。8年间，有无数个学员为此绞尽脑汁，可是，最后都无功而返。克林顿卸任后，布鲁金斯学会把题目换成：请把一把斧子推销给小布什总统。

鉴于前八年的失败与教训，许多学员知难而退。个别学员甚至认为，这道毕业实习题会像克林顿当政期间一样毫无结果，因为现在的总统什么都不缺少，再说即使缺少，也用不着他亲自购买;再退一步说，即使他们亲自购买，也不一定正赶上你去推销的时候。

然而，乔治赫伯特却做到了，并且没有花多少工夫。一位记者在采访他的时候，他是这样说的：我认为，把一把斧子推销给小布什总统是完全可能的，因为，布什总统在得克萨斯州有一个农场，那里长着许多树。于是我给他写了一封信，说：有一次，我有幸参观您的农场，发现那里长着许多矢菊树，有些已经死掉，木质已变得松软。我想，您一定需要一把小斧头，但从您现在的体质来看，这种小斧头显然太轻，因此您仍然需要一把不甚锋利的老斧头。现在我这儿正好有一把这样的斧头，它是我祖父留给我的，很适合砍伐枯树。假若您有兴趣的话，按这封信所留的信箱，给予回复……最后他就给我汇来了15美元。

乔治赫伯特成功后，布鲁金斯学会在表彰他的时候说：金靴子奖已空置了26年，26年间，布鲁金斯学会培养了数以万计的推销员，造就了数以百计的百万富翁，这只金靴子之所以没有授予他们，是因为我们一直想寻找这么一个人，这个人从不因有人说某一目标不能实现而放弃;从不因某件事情难以办到而失去自信。

聂耳（1912～1935），我国人民音乐家、作曲家。他童年时代非常喜欢音乐，小小年纪就学会了笛子、三弦、月琴、二胡和小提琴等多种乐器的演奏。在他读小学时，是学校音乐团的出色小指挥和儿童小乐队的组织者。

在小乐队的五六个人中，他和两个哥哥就占了一半。这个小乐队由笛子、二胡、三弦、月琴等乐器组成，能演奏不少旋律优美的诸如《梅花三弄》《苏武牧羊》《昭君出塞》《三蝴蝶》等民间乐曲。

每当晚风习习，月光皎洁之夜，聂耳的小乐队便奏出了悠扬悦耳的乐曲来。吸引了不少的邻居和行路人前来围观、聆听。每奏完一曲时，热情的听众便齐声喝彩，要求“再来一个！”

后来，聂耳从家乡云南来到上海，在“明月歌剧社”担任小提琴手。由于他琴拉得好，为人又随和，大家都很喜欢他。又因他姓“聂”，占上了三个耳字，大家都叫他“耳朵先生”。聂耳听了不但不生气，反觉得这个绰号很有意思。在他的第一首习作歌曲上，就用上了四个“耳朵”，署名为“聂耳”。

聂耳感到该社的活动背离时代的要求。他以“黑天使”的笔名，发表了《中国歌舞短论》，批评该社负责人黎锦晖搞一些“香艳肉麻的靡靡之音”，并提出应向群众学习，创作出新鲜的艺术作品。但此举却遭到反对，他离开歌剧社后，到英国人开办的“百代唱片公司”从事音乐创作和伴奏。在短短的8个月里，他创作了《码头工人歌》《毕业歌》《大路歌》等10多首革命歌曲。外国老板看到黄色音乐赚钱，让聂耳写些黄色歌曲，并许给他很高的稿酬。但聂耳断然拒绝了，并立即向老板提出辞职。

在人民剧作家田汉36岁生日时，聂耳带着小提琴来参加祝贺。正在大家兴致极高的时候，突然有人敲门，进来几个不速之客，大家一看就知道是密探，一时都愣住了。这时，聂耳拿起小提琴大模大样地拉出一首曲子来，他边拉边唱地围绕这些密探转圈子。于是大家也跟着聂耳唱起来，越唱越有劲，越唱声越大。一时间，室内歌声飞扬。探子看了这情景，交换了一下眼色后，一边嘴里唠叨着：“神经病，简直是一群神经病！”一边灰溜溜地出去了。

探子走出去后，大家都纳闷地问聂耳：“刚才你即兴演奏的是什么曲子呀？”聂耳笑着说：“不就是35年3月15日，田汉同志36岁生日吗？”

接到乔羽的宝贝女儿国子的短信，我心里一动：多年不见，乔老爷和夫人佟琦，还有他们三个懂事的早已成家立业的孩子，现在怎么样了？国子在短信上说：“亲爱的妈咪，一切都好吧？9月12日上午9点在新闻大厦举办老爷子歌词研讨会，央视来录制现场，特请您作为嘉宾发言。您能来是我们全家人的愿望。请回复！爱您的国子。”

我立刻兴奋起来。这些年我年纪大了，过去常联系的朋友，渐渐地疏远了。而且，对方也一样，好像大家都躲在自己的世界里静静地老去。就连名气很大，过去经常抛头露面的人，比如乔羽乔老爷，也陷进了这个怪圈。想到此，我连忙给乔羽的女儿国子回短信：“亲爱的国子，我正盼望见到你们，谢谢你们全家人想到我，给我这个机会。你父亲乔老爷的歌词研讨会，我一定参加，雷打不动。”

但是，那天我还是食言了。问题出在我老眼昏花，把9月12日上午9点的研讨会，看成9月17日上午9点。偏偏在同一天同一时间，我还接到了冯牧先生逝世20周年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纪念活动的邀请，也指定我在会上发言。当我在中国现代文学馆深情追忆冯牧先生的时候，新闻大厦乔羽歌词研讨会给我安排的那把椅子，却让乔老爷全家人失望地空着。回到家再看国子的短信，我蒙了，不禁十万火急地向孩子道歉：“亲爱的国子，实在对不起，我把乔老爷的歌词研讨会误记成9月17号了！今天我去开完冯牧逝世20周年纪念会，再看你的短信，才发现我记错了日期。看来，我是真的老了，日子过得稀里糊涂。不过，老爷子的歌词有口皆碑，万众传唱，这比开任何研讨会都珍贵。而我不懂歌词艺术，即使参加研讨会也说不出什么来。但对老爷子及你们全家给我的情谊，我铭记在心。为此，我准备认认真真写一篇文章，倾心说说老爷子和你们全家人对我的关爱。”

笑眯眯的，那个几年前常在电视里出现的如同弥勒佛的乔老爷，没有多少人不知道。他写的歌词，可谓点石成金，广为流传，说他是中国歌词界的泰斗，是没有人持疑义的。不说他在“**”前为电影《祖国的花朵》写的插曲《让我们荡起双桨》，为电影《上甘岭》写的插曲《我的祖国》早已家喻户晓，成了中国歌坛的经典，只说20世纪80年代后，乘着改革开放大潮，他写的《牡丹之歌》《爱我中华》《难忘今宵》《思念》《夕阳红》《说聊斋》等等，哪一首不风靡一时，久唱不衰？郭兰英、李谷一、彭丽媛、毛阿敏、宋祖英，这些在国内风光无限的一线歌手，都是唱着他的歌红起来的。不过，我如此强烈地想写写乔老爷，却不是因为他的歌词，而是因为他的为人，因为他对我的滴水之恩。中国有句老话“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而我对他虽然没有涌泉相报之能，但涌泉相报之心还是有的。

乔老爷的滴水之恩那是40多年前的事了。当时比我大8岁的乔羽还年轻，才40出头。除了私下里，人们决不敢像现在那样开口闭口叫他乔老爷。既然叫了，他也会环顾左右，不敢答应。因为，那是个人鬼颠倒的年代，他和许多文艺界的著名人士一样，活得灰头土脸的。

清楚记得是1972年，“九一三”事件之后，我们这些因各种原因被迫离开北京的人，陆续回到北京。城里没有我们的窝了，都靠投亲访友过日子。我算幸运的，经胡华先生引荐，被中国革命博物馆收容。这是我一生中最窘迫也最狼狈的时候：父亲的冤案没有平反，年迈的母亲下放在江西鲤鱼洲，不知何时是归期，三个孩子因我和丈夫的感情破裂而处在骨肉分离中。难以启齿的是，国家经济萧条，商品奇缺，买粮要粮票，买肉要肉票，买布要布票，还有煤球票、肥皂票、白菜票什么的。我带着两个孩子，不仅没有这些票证，即使有，也买不起。因为我很久没有领到工资了，口袋里几乎不名一文。为了不饿着两个正在长身体的孩子，自己忍饥挨饿，节衣缩食，连午饭都省了。外出很少坐公共汽车，多远的地方都走着去。偶尔也使坏心眼，自己做一张假月票，趁人多的时候挤上车，拿出来远远地向售票员晃一下。售票员通常半睡半醒地趴在台子上，看都不看一眼。古人说一文钱逼死英雄汉，我是真正尝到了被钱逼死的那种感觉。可是，我还死要面子，怕人们知道指着我的脊背说：看，贺龙的女儿落难了，到了这种地步！

那年七八月的一天，天非常热，脚下的柏油路都被晒软了。我去给住在西便门附近的一个同事送药，不知不觉走到我母亲下放前住过的西便门国务院宿舍附近。忽然，一个高大的身影立在我面前，随后听见那人对我说：“这不是捷生吗？大中午的，天这么热，你去干什么？”我茫然抬起头，眼睛一亮，认出对方是大音乐家郑律成。他和我母亲住在同一个院子的同一栋楼里，母亲下放前我们在楼道或路上遇见他，还有他后来成为新中国第一位女大使的夫人丁雪松，常打招呼。

“吃饭了吗？”郑律成在确定站在他面前的真是我之后，不等我回答，又问。我望着他苦笑笑说：“郑叔叔，我没有吃午饭的习惯了。”郑律成看见我这副落魄的样子，明白我处境不好，叹息一声说：“不吃午饭怎么行？走，我带你去吃。”说着，他拽着我的手不由分说往既定的路上走。我个子小，身体弱，拽在他手里没有任何分量，只能由他。这样勉强走了几步，他松开手，自己在前面走，我在后面跟。

西便门国务院宿舍当年住着不少名人，有写过长篇小说《上海的早晨》的周而复，有截取过日本偷袭珍珠港情报、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立下大功的红色特工阎宝航……再就是郑律成，他大名鼎鼎，是中央乐团（中国交响乐团前身）的专业作曲家。整个院子里的人都知道他，不仅因为他是朝鲜人，还因为他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到了中国，在上海从事革命活动。1937年，他背着从朝鲜带来的小提琴到达延安，投身伟大的中国人民抗日事业。就是在这个时候，他请女诗人莫耶作词，谱写了著名的《延安颂》；请公木作词，写了更著名的《八路军进行曲》（1988年正式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在中国当代音乐史上，与冼星海、聂耳和田汉齐名。抗战胜利后，经过中央特批，他带着曾是抗日军政大学第三期女生队队长的妻子丁雪松回到了朝鲜，又写了朝鲜人民军军歌。要知道一个人能为两个国家的军歌作曲，在世界举世无双，因此享有“军歌之父”的美誉。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经周总理批准并征得朝鲜金日成首相同意，他随在中国驻朝鲜大使馆任外交官的妻子丁雪松一起回国，正式加入中国籍。人们津津乐道的是，1943年他与丁雪松结婚后，上了抗日前线，怀着身孕而留在延安的丁雪松不慎在雪地上滑倒了，引起早产，生下一个女孩。孩子生下后因为没有奶，丁雪松把他从朝鲜辗转上海带来的那把心爱的小提琴卖了，换回一头刚下崽的母羊，每天给孩子挤羊奶喝，这才把孩子救活了。郑律成从前线回到延安，有感于他的那把提琴救了他的孩子，给孩子取名为郑小提。后来郑小提也成了音乐家，在总政歌舞团创作室任创作员，也和大家一样，在西便门国务院宿舍进进出出。

这是在十年“**”中，社会乱哄哄的，文艺团体像郑律成这样的大作曲家，都被打入另册。郑律成更因为历史复杂而受审查，要求他每天去团里报到，中午在那儿吃一顿样板饭。因为中央乐团是样板团，团里的饭也叫样板饭。那时他50多岁，身体很好，从西便门去地处和平里的单位路不算近，每天骑一辆破自行车来回。

那天郑律成没有骑自行车，看来不是去团里，也不是从团里回来，他说带我去吃午饭，可是，既不往他家里带，也没有往街边的小餐馆带，更不可能带我去路途遥远的样板团吃样板饭。当时在小餐馆吃饭也要用粮票，我猜想他家里不开火，上餐馆也囊中羞涩，不知这顿饭怎么吃，吃什么。因此，跟着他在烈日下走，沿路我犹豫不决，走不是，不走也不是。在我的记忆中，好像穿过了半个北京城。

当他带着我穿过大街小巷，敲开大柳树一个破败院落的一扇普普通通的门的时候，我才知道，他把我带到了他的好朋友乔羽家。

乔羽的名字对于我来说，太熟悉了，简直如雷贯耳。因为我也是文学青年，喜欢“**”前的电影、小说、诗歌和歌曲，唱过乔羽写的《让我们荡起双桨》和《我的祖国》等电影插曲，还知道他是人人皆知的电影《红孩子》和《刘三姐》的编剧。在我心目中，这两项占一项就不得了了，而他两项都占了，太了不起了。

出现在我面前的乔羽，却不像我想象的那么高大，那么英俊。他个子不高，微胖，穿着一身颜色单调的衣服，才40多岁，但没有这个年纪的干练和锐气。让我感到奇怪的是，郑律成这么大一个音乐家来访，他也不特别热情，甚至有些无所适从。站在他身边明显高出他一头的妻子，反而气质高雅，衣着光鲜，头发梳得纹丝不乱；30多岁的人，还可以用亭亭玉立来形容。后来我才知道，乔羽从他工作的中国歌剧舞剧院下放在张家口，那天是偶尔回家的，碰巧被郑律成和我遇上了。而郑律成顺便带上我去找他，是给毛主席写了一封申诉信，反映他历史问题的清白，但他的汉字写得不好，想请乔羽给他抄一遍。

乔羽的妻子佟琦之所以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是因为她是满人，贵族出身，祖辈曾是朝廷的高级将领，人们在私下里都称她格格。据说顺治皇帝的佟妃，就出自他们家族。由于出身高贵，又有良好的家教，她言行和衣着与众不同，即使在那样极端的年代，也敢于标新立异，特立独行。在山东济宁故乡当过小学教员的乔羽，纯粹一介平民，1946年参加革命后，虽说上了晋冀鲁豫边区的北方大学，但那也是土大学。他之所以有今天，是一路吃苦耐劳走过来的。因此，当他站在佟琦身边，形成明显的对照，也因此他们戏剧性地过了一辈子。

看见大音乐家郑律成带着我在午饭时间走进家里，女主人佟琦表情木然，站在那儿不动，没有给我们做饭的意思。我又猜，她肯定有难言之隐，那时粮食定量，她家三个孩子，老大老二是男孩，正是胃口大开的年龄，多招待客人一顿饭，自己就得饿一顿。也是后来才知道，佟琦是中国文联医务室的医生，虽说有皇家血统，但她在单位仍属群众行列，再说，她的医生职业又是人们得罪不起的。因此，乔羽被下放了，她还能带着三个孩子留下来。但要管好这五口之家，她也得量力而出，精打细算。因为在文艺界听多了男女之间的风流韵事，她特别痛恨男人拈花惹草。

郑律成和乔羽坐在狭窄的客厅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我完全成了多余的人，那种气氛让我尴尬极了。郑律成突然意识到什么，指着里面的房间对乔羽说，老乔，我给你说几句话。两个人进去后，声音压得很低，嘀嘀咕咕一阵，乔羽冲着门外大喊，佟琦，你进来！女主人进去三两分钟，声音突然高起来：你个死老郑，有话怎么不早说呢？人家是公主啊！你看慢待她了。然后斩钉截铁地说，我出去买菜，割肉割肉！说话间，她已大步流星走回客厅，刚才还表情木然的脸春风荡漾。我惊惶地站起来，她风一样刮到我面前，压住我的两个肩膀说：你坐你坐，和老郑、老乔好好聊天，我去给你们割肉包饺子。

同样也是后来我才知道，郑律成和乔羽进到里屋，是向他解释，我并非佟琦痛恨的那种迎合男人拈花惹草的女人，而是贺龙元帅落难的大女儿。在命运上同样经历了颠簸的佟琦，听说我的身份和处境，大吃一惊，一股侠胆柔情油然而生，对我的态度突然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我还未从愣怔中回过神来，她已经提上篮子去菜市场买菜了。当时乔羽的供给关系不在北京，她和三个孩子每月每人只有二两肉票，她一口气全买了。回到家，不要任何人沾手，一个人在厨房里丁丁当当包起饺子来。我进厨房去帮她，她举起两只沾满面粉的手，用臂弯把我推了出来，说请你都请不来，哪能让你动手呢？

这顿午饭，我是含着泪水吃完的。八两肉包出的饺子，乔羽和郑律成基本上是蜻蜓点水。两个人只顾对付乔羽从床底下搜出来的一瓶酒，你一杯我一杯，装出很陶醉的样子。佟琦则坐在我对面，痛惜地望着我，不断地催促说，吃啊吃啊，老郑老乔喝酒，你不管他们。她还说捷生，你父亲贺龙是开国元帅，国家的大功臣，不会整死就整死了，总有一天要给他平反昭雪。今后的日子会好起来的。郑律成和乔羽也附和说，是啊，是啊，苍天有眼，将来一定会还贺龙元帅公道。然后劝我想开一点，把心放宽，先把孩子养大，把难关渡过去，相信总有云开雾散的时候。

听着这些暖心暖肺的话，我真想趴在桌上，放声大哭。

从此，我和乔羽成了心心相印的朋友，和佟琦更是亲如姐妹，她叫我公主，我叫她格格，两个见面无话不说。他家的三个孩子，对我以妈妈相称。当然，我父亲的冤案也很快被澄清了。1975年6月9日，在父亲含冤逝世6周年之际，在中共中央召开的“贺龙同志骨灰安放仪式上，周总理抱病从医院赶来致悼词。20世纪80年代，我回到了部队，老伴李振军担任武警第一任政委。乔羽的小儿子乔方（歌曲《红旗飘飘》的词作者）中学毕业后，没有工作，我和老伴想尽办法把他招到了部队。

可惜郑律成没有活到让我报答的这一天。那是1976年12月，刚刚粉碎”**“，张家口复排反映我父亲领导南昌起义的京剧《八一风暴》，邀请南昌起义将领的亲属和孩子们去观摩，郑律成也在邀请之列。从张家口回来的第二天，12月7日，喜欢撒网捕鱼并写过《川江号子》的郑律成带着侄孙女银珠和6岁的外孙剑锋去昌平京杭大运河捕鱼，突发脑溢血，栽倒在河边。偏僻的运河边根本没有出租车，两个年幼的孩子边哭边艰难地把他弄到岸上，拦了一辆三轮车往昌平城里送。但终因耽搁太久，我们的大音乐家再也没有醒来。得到消息，乔老爷极度悲伤。几年后，他在矗立在八宝山郑律成墓前的墓志上写道：”郑律成同志是一位将自己的生命与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结为一体的革命家。人民是不朽的，律成同志的歌曲也是不朽的。

阿里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拳击运动员。在他18年的运动生涯中。一共打了61场比赛，创造了56胜5负的惊人纪录，其中有37场是击倒对手。面对阿里匪夷所思的赫赫战绩，人们实在想不出比“超人”更恰当的词汇来称颂他。在一片赞美声中，阿里也曾经有过飘飘然，以为自己真的是不同凡响的超人，幸好，有一位普普通通的空姐，及时地给他注射了一针清醒剂。

有一次，他乘坐一架芝加哥飞往拉斯维加斯的航班，飞机起飞时，空姐要求每位乘客系好自己的安全带，阿里自恃自己的特殊名望，并没有按照空姐的要求去做，空姐见状，便来到阿里的身边，再次要求他系好安全带。阿里有些自负地说道：“超人是不需要系安全带的。”这位空姐平静地微笑着对阿里说了一句足以让他清醒的话：“超人用得着坐飞机吗?”

阿里愣了一下。乖乖地系好了自己的安全带。阿里从此不再以超人自居。他知道，一个人，无论怎样杰出和卓越，他都不是无所不能的超人。

有个年轻人，不愿做艰苦的工作，却整日想入非非，梦想侥幸成名，却总也不能如愿。一天他碰见了大发明家爱迪生，格外高兴，赶忙请教道：“爱迪生先生，你是怎样使自己名扬天下的呢?”

爱迪生猜到了年轻人的企图，故意反问：“看来，你是天天都在想着出名吧?”

“对对，我连做梦都在想啊!我什么时候能像你一样扬名世界呢?”

“你死后就会很快出名。”年轻人吃了一惊：“为什么我非要等死后才能出名呢?”

爱迪生诚恳地说：“因为你只想怎样才能占有一座高楼，而不是想怎样动手去建造这座高楼，那么，你终日想象的高楼是永远也不会自动出现的。可是你如果在空想中虚度一生，你死后就会成为那些只愿空想、不干实事者的一面镜子，人们就会经常提到你的名字，以教育后人，这样，你不就能够名扬天下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