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名人李大钊家风清廉，后代出了三位高官的故事精选20篇

默默地捐助微薄之力已经成为我们家人的习惯。在我很小的时候，爸爸总会拿出零钱教导我悄悄地放在那些用来收集捐款的碗里或盒子里，这是我记忆里经常上演的情景。

走在大街上，经常能看到一些乞讨的老幼病残或是卖艺求助的人，每当遇到此种情境，高大壮实的爸爸都会静静地弯下身去捐款，有时有人会嘲笑说那些困难的人是假装可怜的，但他不理会，还是常常会奉献。看到这情景，我的心里涌动着暖流，仿佛也看到了爸爸心里的怜悯之光。妈妈常教育我们姐弟：“你手若有行善的力量，不可推辞，就当向那应得的人施行。”父母悄悄地帮助了很多人，又不让其他人知道，也不图别人的回报，他们以言传身教树立“乐善好施”的家风。

爸爸特别热情好客，经常会在家里招待客人，并且教导我们要笑脸相迎、礼貌周到，不能以貌取人，不能亲疏有别。有一次，弟弟因为其他的事情在生闷气，不肯与客人一起就座吃饭，爸爸告诉他：“如果你在客人面前生气，客人可能就会误以为你不欢迎他们。客人来了，就要热情地招待，任何时候都要学习不能让自己的坏情绪影响别人。”弟弟认识到了自己的失礼之处并加以改正，我也更加懂得了如何为别人着想。

我家的家风家训就像一颗颗温暖的种子，长成了茂盛的家园，结出了各种甜蜜、美好的果实。我真希望每个家庭的家风家训都能发扬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合力书写色彩斑斓的中华图画，合奏一曲曲动人心弦的民族之声！

在中国，家训给人的印象，大抵是世家大族才有的，而且大多是写入了家谱，做为后世子孙的处世、为人的规范，如湘人的曾氏、合肥的包氏等。家风，也多是名流望族所称道、所赞叹、所专美。 In China, the impression of home training is probably only talented in the family, and most of them are written into the family genealogy.Specifications, such as the Zeng family of the Xiang people, the Bao family of Hefei.The family style is mostly called by the famous hope, admiration, and existentiality.

但是，个人觉得，家训与家风，其实一直存在于每个家庭的生活之中。只是，没有形成文字、或者没有口口相传而已，而是通过自己的父辈的言传身教，在子女的生活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现在回想自己的儿时，父母在生活的点点滴滴中，就潜移默化的就告诉自己应该怎样做人、处世：记得小时候的家里很穷，逢年过节时亲朋好友之间所带的点心、礼物是我和姐姐哥哥们的眼馋的美味。但是，这些东西却很少从母亲手中递给我们，大多是爷爷给我们的。因为，母亲总是把这些沉淀在自家的礼物留给爷爷吃，而爷爷也总是分给我们……

现在，自己有了孩子，并且一天天的长大，而且家里的条件与三十年前相比，有了很大变化：不仅我们成年人，孩子们也不会再把年节之时的礼物当做难得的美味;而且平日里的生活也比当年的年节更丰盛。可是，从爷爷奶奶们那里留传下的美德依然在孩子们的生活中得到充分体现。

因为种.种原因，博晖的爷爷奶奶这几年没有和我们一起生活，而是在老家，这个事实，成了儿子批评我的理由：爸爸不孝顺，因为爸爸没有把爷爷奶奶带在身边照顾!这个说法，让我这个为人子又为人父的很是无语：如何解释?无论如何解释，儿子的话总是事实!

而且，这几年孩子们和爷爷奶奶有限相处的时间中，表现的也确实让我很欣慰：五一时，我带着俩个孩子回老家，照顾在奶奶眼睛做手术时无人照看的爷爷，俩孩子从没要我这个做爸爸的丢下爷爷去陪他们玩。;做为年仅六岁的孩子，能够一直陪伴坐在轮椅爷爷、推着轮椅的爸爸、在近三十度气温的太阳下，走了近一个小时去医院看望刚刚做过手术的奶奶，在行走的这段时间中，尽管小脸蛋红通通的，尽管汗水从发际流到了下巴，仍然没有喊过一声累，没有说过坐车(因为他们知道，坐着轮椅的爷爷没法去坐汽车)，甚至还在看见奶奶时会主动的问候：奶奶，你今天能回家吗?

看着这样的一双儿女，我自豪：虽然他们长大以后不一定会成为大有作为的栋梁，但是，现在的他们已经知道什么是他们应该做的;虽然，以后的他们可能会很平庸，但是，现在的他们已经能够让我放心的慢慢变老;虽然他们的心灵还很幼小，但是，他们已经开始有了自己朴实的思想和丰富的感情!

这一切，不正是我们家的家风所影响的吗?

俗话说：家和万事兴。家庭的和睦离不开良好的家风和家训，我的家风有两条：诚实、勤俭节约。

诚实

有一天，太阳火辣辣地炙烤着大地。妈妈拿出了二十块钱，让我出门买个西瓜，我拿着钱往楼下的水果店跑去。走进水果店，我发现是一位老爷爷在守店，我跟爷爷说我买一个西瓜，售价单上写着：西瓜1、58元一斤。老爷爷把西瓜放在称上，我一看，这个西瓜有5公斤重，接下来，我看见老爷爷把公斤的价格输入成1、58，最后那称显示的金额为7、9元。我没有作声，心里暗暗高兴，付了钱就立马提着西瓜往家跑。

回到家里，我把西瓜和剩余的钱一并给了老妈。老妈一看，问我：“怎么还剩了十多块钱呢。这西瓜只要几毛钱一斤吗？”我告诉妈妈西瓜是1、58元一斤，“不对呀，标签上打的5公斤，应该是10斤呀。那么单价应该是每公斤3、16元才对哦。”妈妈向我解释道。我兴奋地说：“我知道是老爷爷搞错了，我没有告诉他，这样我们就赚了啊，多好！”妈妈听了我的话，脸一下沉了下来，严厉地批评了我，还说：“这样叫不诚信，是投机取巧知道吗？”说完便让我把少付的七块九毛钱送给老爷爷，并说对不起。我拿着钱来到店里的时候，老板叔叔和老爷爷都在，他们对我竖起了大拇指并夸我是一个诚实的好孩子，我高兴极了。

勤俭节约

要说勤俭节约，我奶奶是典范，现在我就告诉你们，我奶奶的真实写照吧！平常，奶奶会把大大小小的塑料袋收集起来，当做垃圾袋。奶奶也会收集塑料瓶，每次都会收集好几个袋子。因为我们小区管得严，收废品的人不能进小区里来，奶奶便把收集到的塑料瓶拉出去卖，每次卖完塑料瓶，笑得合不拢嘴。

其实，奶奶不是没钱，她常常跟我说；“我之所以这么勤俭节约，因为我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当年知识青年下农村，已让我养成了勤俭节约的好习惯。家里兄弟姐妹多，都是靠着互帮互助、勤劳节俭走过来的。你们现在生活得很好，但是也不要浪费哦！”

这就是我们家的良好家风，是不是很优秀啊？

中华民族素有“礼仪之邦”之称，而礼仪之首便是孝顺父母。古往今来，凡是有所成就的人无一不具有这种高尚的品德。

我的爸爸妈妈也是如此。妈妈有好吃的，全都留给姥姥姥爷吃；有时候下班回到家，虽然筋疲力尽，面对年迈的老人，她总会愉快地和他们一起在厨房忙碌，用心给大家做饭烧菜。爸爸的家乡在江西，但他还坚持每个月都给家人通电话，嘘寒问暖；而且每逢春节，我们一家还会驱车近千公里回江西，和爷爷奶奶一起过春节，给他们拜年。

我正是在这个家庭的熏陶下茁壮成长，我也孝顺自己的爸爸妈妈。

记得那是一个秋天，看到家里的两种水果：苹果、梨。我兴致大发，决定来做个水果拼盘，给家人解解渴。经过一番努力，整个水果拼盘就大功告成了。

我把诱人的水果拼盘依次给姥姥、姥爷、爸爸、妈妈尝一遍，看到他们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后，我才吃了一小口，真是甜在嘴上，更甜在心里。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近朱者赤”，良好的家风不仅规范了我的言行举止，还让我在耳濡目染中懂得了很多做人的道理。走出去，我就是家庭的一面镜子。正所谓“身教重于言传”，爸爸妈妈用自己的亲身实践来教育我“百善孝为先”，让我做一个孝顺的孩子，懂得感恩、学会回报，长大后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我也一定不会辜负他们的期望！

蒙哥马利

英国军事家蒙哥马利的笔迹很难辨认。有一次，他去参观设在伦敦的布置得十分漂亮的纪念非洲战争的博物馆。

他一边在大厅里漫步，一边饶有兴趣地参观展品。突然，他愣住了，问管理人员：“这封信是从哪儿弄到的？”管理人员得意地回答说：“这是您亲自制定的著名的托布鲁克进攻计划呀！”“糊涂！”蒙哥马利发火了，“这是我写给我老婆的一封信。”

海涅 １８４１年，海涅跟巴黎皮货店的一个女营业员欧仁妮结婚，这是一个不幸的结合。欧仁妮愚蠢无知，而且虚荣心极强。海涅对她的爱情没有能够使她克服自己的缺点。诗人临死时把所有的财产都留给了她，条件是她必须再嫁一个人。

海涅解释说：“这样至少有一个人会因为我的死而感到遗憾。”

尤金·奥尼尔 尤金·奥尼尔（１８８８－１９５３），美国现代戏剧的奠基人和最重要的代表，他的创作对美国现代和当代戏剧有深远的影响。１９３６年，奥尼尔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他不喜欢出名，因此不愿到斯德哥尔摩去领奖。

奥尼尔爱喝酒，而且经常喝得一醉方休。新婚之夜，他又喝得不省人事。第二天早上醒来，他发现身旁躺着一个女人。“你是谁呀？”“你昨天晚上娶的我。”新婚妻子很是吃惊。

毛姆

英国作家毛姆８０岁时曾收到一位女读者的来信，此信写得很有趣，写信者是位年轻的女性，在信中，她写道：“我读了你的作品，觉得你一定是一个了不起的大情人，很想爱你。后来我查阅《名人大辞典》，发觉你比我的祖父年岁更大，我只好放弃这念头了。”毛姆后来说，由此可知，爱情绝不是属于精神的，而是与肉体分不开的。

海曼 被誉为“世界女排第一重炮手”的海曼曾和一个白人恋爱，但最终却因肤色种族问题分手。海曼成名后，这个白人去找她说：“亲爱的，我们和好吧，现在你已经是世界闻名的大球星了，我非常渴望和你在一起。”

海曼轻蔑地一笑，说：“不知道你爱的是我的名气还是我这个人？如果爱的是我本人，我现在仍然这么黑。如果爱的是我的名气，那么，这个问题很好解决，请去买球票看球吧！”

“一个简单的原则就是了解她的需求，她的需求。这是我在35年的生活中找到的真理，在洗衣房里也同样奏效。”宝洁的首席执行长雷富礼常常用这种幽默的比喻来描述宝洁是一家为了女性需求而创生的企业。

“我们发现女性根本不关心我们的技术，对于产品从哪些设备上生产出来就更加无所谓了。她们希望我们了解她们的需求。”

而今，在美国，购买宝洁产品的消费者大约有80%是女性。因此，雷富礼会每隔一段会到商店里去，听听那些买了宝洁产品的女性顾客的看法。去年，他还说服了一些宝洁管理人士跟在一群法国身后采购化妆品。

雷富礼从宝洁的洗涤产品部门起步，参加过汰渍、Dawn、Ivory Snow和Cheer品牌的工作。洗涤和肥皂产品是宝洁的基石，公司文化也是最保守的。

上世纪70年代以及80年代初期，宝洁的业务很糟糕。它被联合利华?Unilever?抢去了不少生意，员工的士气也很低落。雷富礼对宝洁行动迟缓的官僚做法深感失望，提出辞职，但他的多诺万劝他三思，一周内可以暂时不来上班。这一周，他俩每晚都要见面，喝着啤酒好好聊上一会儿。多诺万提醒他，这么做是在逃避问题，而这些问题无处不在。他提议给雷富礼升职、加薪，并请雷富礼负责改善宝洁的洗衣业务。当时是1984年，接下来的十年当中，宝洁的洗涤子公司发生了雷富礼所说的“不可思议的巨大变革”。

在雷富礼任期内，宝洁大约275名高层管理人员中，女性的比例提高了三分之一，现在是50多人。在宝洁11万员工当中，女性的比例大约是37%。根据公司的安排，这几年女性员工的比例每年都增加一个百分点；每年招收的员工有44%是女性。他说，最好不要轻言什么是女性固有的特点，但我们谈到女性直觉的时候，纯粹都是好意。

随着改革开放不断发展，现在出国留学的人越来越多。无论是国家派出去的，还是自己出去的，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学到了有用的知识和技能，也希望把自己学到的东西贡献给祖国和人民。

青年医生傅震1988年去德国进修。还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他就因成绩优良，获得了在德国行医的执照，还成为德国医学会会员。德国教授动员他留在德国，每月可得到奖学金5000马克，相当于人民币近2万元。这时候，他出国的签证限期快到了，他只要在申请延期的申请上签字，就能继续留下来。但是他想起祖国的医学事业多么需要自己的技术，想起自己从小就立下的为人民解除痛苦的心愿，毅然放弃了优厚的待遇，按时回国了。

回国之后，他居住在一套24平米的房子里，还是和别人合住，条件很差。有人不理解他，问他回国图个啥？他只是说：“病人需要我。”他把个人得失放在一边，勤恳工作，成了一名出色的医生，后来还获得了“优秀中青年留学回国人员”和“有突出贡献的回国留学人员”的称号。

张太雷小时候名泰来，他的父亲张光斗，母亲薛氏，因家境贫寒，寄居在外公薛锦元家中。后来得到在江西萍乡安源煤矿任总办的张绍曾的帮助，介绍太雷的父亲到安源煤矿谋生。

1901年春天，泰来刚过两岁，全家四口，就来到安源煤矿。张光斗当了洗煤台文书，矿上安排了住房，生活算是安定下来了。但是矿区没有学堂，连私塾也没有。小泰来和姐姐泰临的教育成了大问题，就在泰来四岁多、泰临七岁多的时候，父亲张光斗就成了他们的第一任家教老师，以《千字文》、《百家姓》、《三字经》为教材，从识字开始，以后又学唐诗、宋词。张光斗白天上班后，母亲薛氏就督促姐弟俩复习功课，抄书或默写，小屋子里经常传出朗朗的读书声。

但好景不长，1906年春节期间，张光斗突然病倒，救治无效，年仅36岁就去世了。在萍乡无依无靠没有经济来源的薛氏，只好带孩子重返故乡常州。在张绍曾的帮助下，薛氏到张家帮佣，小泰来进入在贞和堂设立的私塾去读书。私塾老师是一个戴老花眼镜的秀才，所教的课也离不开四书、五经之类，每教完一篇，就要学生背诵，背不出来就要用戒尺打手心，小泰来从小打下的基础好，自己也懂得读书的机会来之不易，所以非常用功。但私塾老师教的《千字文》、《百家姓》等泰来早已学过了，有时上课思想不够集中，老师亦有所察觉，就故意点名叫泰来背书，当然这难不倒泰来，老师见他背得流利顺畅，不错不漏，也不好责怪他。一天，老师正领着学生朗读《千字文》，发现泰来在看另外一本书，走近一看，泰来看的是一本《孟子》，老师当场收了《孟子》，又叫泰来站起来背《千字文》，泰来就从“天地玄黄，宇宙洪荒”背起，一字不差，背了一段后，老师知道他学过了，就叫他坐下。第二天，老师把《孟子》还给泰来，并向学生宣布，从今天起，我们分两个班教学，张泰来学《孟子》，其余的仍学《千字文》。泰来很是高兴，终于可以学新课了。

当泰来把《孟子》打开，看到老师用毛笔写的纸条，上面端端正正写了十个字：“学新以增智，温故而知新”。泰来十分感动，理解老师的心意，懂得学无止境，不可自满。从此，泰来既学新课，又温旧书，知识大有长进。老师总是欢喜勤奋学习的好学生的，除指导他读书外，还教他练习书法，小泰来进私塾读书半年多，从没有挨过一次板子，而且常常受到表扬。他每天回家后除自己复习外，还要教不能去上学的姐姐读书。1906年秋天，泰来进入西郊两等小学堂读二年级，课程有国文、历史、地理、自然、社会、珠算等，知识面扩大了。对于勤奋好学、求知欲旺盛的泰来来说，心理上得到了很大的满足，他对每门功能都充满了兴趣，上课时聚精会神地听讲，下课后认认真真地复习。因此，每门功课都是优秀，受到老师器重，同学称赞。1911年夏天，泰来从小学毕业，进入常州府中学堂，开始了中学阶段的学习。常州府中学堂设置的课程更多，张太雷如饥似渴地汲取各门知识，对英文尤感兴趣，英语成绩每个学期都是全班第一名。当时学校用的数理化课本都是英文原版书，如不学好英文，数理化课也学不好。

英语后来成为他投身革命、走出国门的一道桥梁，可以说，英语改变了他的一生。这当然是他当时所没有料到的。

我的家只是这成千上万中最普通的一家：爸爸是牙医，妈妈开了一家小饭店。虽然我的家人都很忙碌，但我的家依然是幸福、快乐的。在面对挫折时，我们不会气馁；面对贫困，我们学会知足；面对失误，我们会一起分析原因……

我家的勤劳之风。我生于农村，小时候就和山坡打交道，随着小麦、稻子的一次次丰收，我也渐渐长大。虽然现在我住在镇上，但我那颗勤劳朴实的心还是没变。所以在家里只要我有时间，就会帮助父母做做家务。我会洗一洗简单的衣物，拖拖地，刷刷碗。

我家的智慧之风。我和爸爸妈妈经常在晚饭后进行些智力小游戏，比如：象棋、围棋、成语接龙……我最喜欢的还是成语接龙，因为每次我们都反应机敏，回答迅速，特别有趣。

树立端正的家风，继承优秀的家规和家训，是值得弘扬的民族文化。我们要把“正能量”传递下去，全中国人民的生活会更加美好。

1858年，正当达尔文写完《物种起源》时，收到了华莱士从马来群岛寄给他的一篇论文。

论文中提出的"自然选择"理论，和达尔文花了二十年心血进行研究、整理的进化理论大致相同。因为华莱士的论文写在先，收到信的当天，达尔文就向另外两位科学家赖尔和虎克写信，建议立即发表华莱士的论文，而不要发表他的论文，表示决心让出"优先权"。

后来经赖尔和虎克再三说服，达尔文才同意将自己写的《物种起源》提要和信件同华莱士的论文一起发表。华莱士知道后，不仅欣然同意赖尔和虎克的建议，而且始终把优先权让给达尔文。

他在《对于自然淘汰的贡献》一书的序言中，热情地推荐达尔文为进化论的奠基人。他说："我一向都是这样感觉着，并且现在和以后也要这样想，深知达尔文着手这一工作是远在我之前的。"

这两位科学家虚心谦让的美德，是道德发展史上的佳话。

张溥字天如，号西铭，太仓人，生于明朝末年，是明代著名的文学家。

张溥自幼刻苦自励，勤奋好学，每次读书，定要先亲手抄一遍，抄完后朗读一遍，然后焚化烧掉。接着再抄、再读、再焚，一篇经典文章非得如此六、七次后，才肯罢休。因为每一篇文章张溥都要抄七遍，他右手握笔的地方，指头手掌都结成厚茧了。冬天气候寒冷干燥时，手指皮受冻干燥而裂开，他就用温水暖一下手再抄，一天总要用温水暖好几次。

后来他就把自己的书斋命名为“七录斋”，一生的著作也称为《七录斋集》。

春日的到来伴着熏熏然的花香，云也醉了，游得慢了些。 The arrival of the spring day is accompanied by the smoked floral fragrance. The clouds are drunk and swimming slowly.

此时河畔垂杨已生出新叶来，远看只觉得整棵树毛茸茸的，但枝条并不密，根根分明地在暖风里荡着，有如松花色的丝线。

这些丝线间隐约夹杂着夺目的色彩，在柳条掀动时冷不丁晃一晃你的眼，凑上前去瞧，竟是一树半开海棠，羞嗒嗒地被新叶掩着，时不时被蜂蝶亲一口。顶梢的大多开了，花色是淡淡的银红，在日光下也很夺目，再下头的花只稀稀落落地开了些。

我极喜爱花。

恰好离我近的有枝开得极妙，纤纤枝头有几朵团着开在一起，开得旺些的颜色较浅，刚开的颜色便有些偏近火红了。我忍不住靠近些，端着枝条细细打量，越看越觉得这花开得实在可爱，颜色也点得恰到好处，心中怜爱极了，恨不得把这簇花拥入怀里。这份美丽，多么让人想将她留下啊，人们不也常道：有花堪折直须折么?

可流连再三，我终究松开了手，恋恋不舍地去访求下一处春日美景。

实在舍不得让它离开它眷恋的枝头，更何况从小家风就告诉我，这自然的一切，本就不是可以轻易采摘触碰的。

父亲喜欢园艺，从我小时每逢春日便携我回老家踏青，只是每次都郑重地告诫我不要摘花。一开始我还忍不住偷偷摘几朵赏玩，长大了些便注意到父亲和爷爷是那样小心翼翼地栽培每一棵花树，几近谦恭，只要看见开花便欣喜若狂，整日满足地在花下坐着，却完全没有要摘花的心思。

我很好奇，去问父亲：“自家的花开了，为什么也不摘?”

父亲刚喝了酒，闻言朗声笑道：“为什么要摘?花本来就该珍爱。”

是的，伴我成长的家风如此，教我学会珍爱，让我能够有一颗怜爱的心去面对自然，去尊重它，让我的灵魂轻松无比时也能够被它的回报的美丽的爱轻易打动，得到特别的快乐，更让我对生命，学着崇敬。

路边几株海棠点着头唱到：好花须得在枝头。

我仰面迎向春风，感觉到风托举来缕缕酒香，柔柔包裹我的身心，让我愉悦得将要翩翩飞舞起来。

是久酿的家风，那般醇绵。

家庭是圃，孩子是苗。家风如雨点，它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小苗只有在雨露的滋润下，才能健康成长，孩子只有在优良家风的熏陶下，才能出类拔萃。我们家的家风较严厉，比如：吃饭、待人接物、个人卫生等都是很讲究的，我就说说几个小故事。

有一次，我在吃饭时，看见了我喜欢吃的炒鸡蛋，就迫不急待地冲上去，往自己碗里夹了很多，正好被爷爷看见了，爷爷说：“你一个人吃了那么多，一大半都被你吃完了，只剩下这么一点儿，别人吃什么呢？”我听了爷爷的话，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

有一次，我去一个朋友家玩，她家里有许多我没有见过的东西，我左看看、右看看，摸摸这个、玩玩那个，她也没有生气。我回家后，把这个事告诉了妈妈，妈妈说：“以后你到别人家做客，可不能随便翻来翻去。”我小声地说：“可是她没有生气啊。”“没有生气是朋友的修养好，你有这么好修养的朋友，也是你的福份，我们应该懂得做客的礼仪，不随意动别人的心爱之物。”“嗯，我记住了，妈妈。”我回应到。

记得还有一次，我妹妹来我家做客，她在我床上爬来爬去，把我的玩具到处乱丢，还把我喜欢的玩具小鸡给抠破了，还把花盆踢翻了，还有还有还有，她干的“好事”说都说不完，我强压住怒火，等我妹妹走了，我才开始哇啦哇啦的抱怨起她的“好事”来。妈妈一边安慰我一边说：“刚才妹妹捣乱你的房间，你一直和和气气，没有发脾气，非常棒，值得表扬。玩具坏了可以修，花盆翻了可以扶起来呀！干嘛要不高兴呢？妹妹毕竟只有2岁啊，你可以好好的教教她啊。”我想了想，好像妈妈说的也对，于是我就开始心平气和地整理起来。

其实，以上的小事，爷爷和妈妈就是教育我要心胸开阔、懂得分享、爱护幼小，这只是我们家家风中很小的一部分，就是在这一件件润物细无声的小事中，让我懂得越来越多的人生道理，我相信在严厉的家风的培养下，我会成为一个很棒的人。

有一次徐志摩带来一个神秘的人，让大家颇为震惊。此人就是著名的哲学大师金岳霖先生，他被称为中国的“逻辑学之父”，是中国现代哲学和逻辑学的开山祖师。金岳霖先生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后留学于英国、美国，还曾经游历欧洲各国，吸收了大量西式文化。他是一个生活偏于西化的人，身材高大，仪表堂堂，像一位风度翩翩的绅士。更为重要的是，他的谈吐充满智慧和幽默，吸引了在座的不少人。他知道大家对枯燥的哲学也许没有多少兴趣，便不怎么谈论哲学，相反，他谈了很多关于文学艺术以及他知之甚少的建筑方面的话题。

从那一次被徐志摩带去参加文化沙龙，并且遇见林徽因之后，金岳霖一回来便把秦丽莲劝走，让她回美国去了。那个时候的他已经无可抑制地对林徽因一见钟情，如此强烈的感情，让一直以理智著称的逻辑学大师也变得不理智，甚至做出一些让人看上去丝毫没有逻辑的行为。 金岳霖卷着铺盖，拎着铁锅，就这样不声不响地搬到了林徽因夫妇居住的那个胡同里，与他们住在同一个院子。他住在后面的小院，他们住在前面的大院......

直到1932年夏天，有一次，梁思成刚从外地回来，林徽因便一脸沮丧地跟他坦白道：“我苦恼极了，因为我同时爱上了两个人，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最后林徽因在感动万分之余对梁思成说出了一句发自内心深处的话，她说：“你给了我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我将用我一生来偿还。”梁思成听到这句话之后，内心也便安宁许多，而且他相信妻子是可以做到的，同时他也相信金岳霖是一个正人君子。他既然选择了去相信他们，真的就从来没有怀疑过他们。

就这样，林徽因把她跟梁思成的对话转述给金岳霖听，他听了之后沉静地回答说：“看来思成是真正爱你的，我不能伤害一个真正爱你的人，我应该退出。”

济阳有个商人过河时船沉了，他抓住一根大的麻杆大声呼救。有个渔夫闻声而致。商人急忙喊：“我是济阳最大的富翁，你若能救我，给你100两金子”。待被救上岸后，商人却翻脸不认帐了。他只给了渔夫10两金子。渔夫责怪他不守信，出尔反尔。富翁说：“你一个打渔的，一生都挣不了几个钱，突然得十两金子还不满足吗？”淦夫只得怏怏而去。不料想后来那富翁又一次在原地翻船了。有人欲救，那个曾被他骗过的淦夫说：“他就是那个说话不算数的人！”于是商人淹死了。商人两次翻船而遇同一淦夫是偶然的，但商人的不得好报却是在意料之中的。因为一个人若不守信，便会失去他人对他的信任。所以，一旦他处于困境，便没有人再愿意出手相救。失信于人者，一旦遭难，只有坐以待毙。

1862德国哥丁根大学医学院的亨尔教授迎来了他的新学生。在对新生进行面试和笔试后，他欣喜地发现，这届学生中的相当一部分人是他教学生涯中碰到的最聪明的苗子。

开学不久，亨尔教授把自己多年积下的论文手稿全部搬到教室里，分给学生们，让他们仔细工整地誊写一遍。

学生们翻开亨尔教授的论文手稿，发现这些手稿非常工整。几乎所有的学生都认为根本没有重抄一遍的必要，做这种没有价值而又繁冗枯燥的工作是浪费青春和生命。他们说，只有傻子才会坐在那里当抄写员。让人想不到的是，竟然真有一个“傻子”坐在教室里抄写教授的论文手稿，他叫科赫。

一个学期以后，科赫把抄好的手稿送到了亨尔教授的办公室。看着科赫满脸疑问，一向和蔼的教授严肃地对他说：“我向你表示崇高的敬意，孩子！因为只有你完成了这项工作。而那些我认为很聪明的学生，竟然没一个完成这个作业。

我们从事医学研究的人，不光需要聪明的头脑和勤奋的精神，更为重要的是要具备一丝不苟的精神。要知道，医理上走错一步，就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其实，抄这些手稿，既是学习医学知识的机会，也是一种修炼心性的过程。”

这番话深深触动了科赫年轻的心灵。在此后的学习和工作中，科赫一直牢记导师的话，他老老实实做最傻的人，以涵养严谨的学习心态和研究作风。这种做事态度让他在人类历史上首次发现了结核菌、霍乱菌。此外，第一个发现传染病是由于病原体感染而造成的人，也是这位叫科赫的“最傻的人”。1905细菌研究方面的卓越成就，瑞典皇家学会将诺贝尔生理学与医学奖授了科赫。

陈道明拍戏有不少“怪癖”。怪僻之一是不脱戏服。一旦进入剧组，换上角色的衣服，陈道明就不会轻易脱下来。在《归来》的整个拍摄期，他一直穿着陆焉识的破棉袄，下了戏也不例外，回酒店时常常引来侧目。这个习惯并不是在拍《归来》时才养成的，从《康熙大帝》到《楚汉传奇》，无不如此。拍《楚汉传奇》是在冬天，陈道明就穿一条单裤，因为他觉得戏中的场景是在秋天，多穿一条裤子会影响视觉效果。就为这，拍完戏就得了重感冒。在片场他总是穿着刘邦那套戏服，永远是整装待发的样子。之所以如此。陈道明的理由是：“进入剧组后，演员要做的第一件事是把戏服穿成自己的衣服，把道具变成自己的手持物，只有这样，这些东西才能‘贴神’，而不像借来或租来的。”

陈道明演戏的另一个怪癖是爱站着。在片场，稍微大牌点的演员都有专属的椅子，供休息用，陈道明却总是站着。《楚汉传奇》导演高希希透露，陈道明在片场一站就是一天。陈道明的“站神”精神，让剧组上下都肃然起敬。“你说陈道明站着，我们谁敢坐下？剧组就集体陪站呗！”高希希笑着表示，这算是一部“站着拍完的戏”。排练话剧《喜剧的忧伤》也一样，第一天排了7个小时，陈道明就没坐下过。

这些别人眼中的“怪癖”，在陈道明看来，只是演员的职业特性。他说：“演员这个职业是有职业性的，职业性有时候要付出代价。不都是光环，不都是掌声和鲜花。演员不能只带脸进现场，一定要带着脑袋进现场，因为演员不是演脸的，而是演心的。”

俄国大文豪托尔斯泰先生拥有无数崇拜者，他的话甚至被奉为至理名言，而除了名誉、地位，他和他的夫人还共同拥有丰厚的财产和可爱的孩子。看起来，没有任何人的婚姻能比他们的更美满了。

但是托尔斯泰先生渐渐对自己所谓高尚的写作感到厌恶，他改写小文章，宣传和平，呼吁消灭贫困，还将自己的地产赠送给别人，追求简朴清苦的生活。然而妻子一如既往地挥金如土，追求虚荣奢侈结交社会名流，并且对丈夫的慷慨和善行十分恼火。托尔斯泰先生要放弃他的所有版税，她却希望丈夫所写的着作都变成金钱。一旦托尔斯泰先生反对，她就立即发狂咆哮，在地上打滚，甚至拿出xx要吞下去声言自杀，或跑到井边做跳井状威胁丈夫。

有几次托尔斯泰先生都决定再也不见妻子，可每到这时，妻子会跑过来抱住丈夫的双膝，求他再次朗读五十年前在日记中赞美她美貌与他们爱情的语句。托尔斯泰先生读到那些话，总是会心软。

但是，妻子的依然如故终于让托尔斯泰先生再也不能忍受。在1910年10月的一个风雪之夜，82岁的托尔斯泰先生独自离家出走了。11天以后，托尔斯泰先生患了肝炎，死在一个车站里。

哲理：人生中往往一件小事就能够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同样的，为别人推开一扇门就是给自己留下一条路。相同的，一个充满人性温暖的小故事，也能够改变一个人的一生。

伽利略就是意大利伟大的物理学家、天文学家，他在力学上的贡献就是建立了落体定律，发现了物体的惯性定律、摆振动等时性、抛物运动规律，确定了伽利略原理。他在比萨大学读书期间，就十分好奇，也经常提出一些问题，比如“行星为什么不沿着直线前进？”一类的问题，有的老师嫌他问题太多了，可他从不在乎，该问还问。有一次，伽利略得知数学家利奇来比萨游历，他就准备了许多问题去请教利奇。这一次可好了，老师诲人不倦，学生就没完没了地问。伽利略很快就学会了关于平面几何、立体几何等方面的知识，并且深入掌握阿基米德的关于杠杆、体比重等理论。

李嘉诚三岁时，家道中落，后来得了重病，不久离开人世，刚上了几个月中学的李嘉诚就此失学。在兵荒马乱的年月，李家孤儿寡母生活艰难。李嘉诚是家中长子，不能不帮母亲承担生活的重担。一位茶楼看他们可怜，收留16岁的小嘉诚在茶馆里当烫茶的跑堂。茶楼天不亮就要开门，到午夜还不能休息，小嘉诚也抱怨过自己命不好，甚至希望哪天日本鬼子的枪走火，把他打死算了。直到一次偶发事件，才使他不再自怨自艾。

那天，因为太疲倦，他当班时一不小心把开水洒在地上，溅湿了客人的衣裤。李嘉诚很紧张，他等待着客人的巴掌、的训斥。但让他没想到的是，那位客人并没有责怪他的意思，反而为他开脱，一再为他说情，让不要开除他。

“没关系的，我看这挺有出息的。只是以后要记住，做什么事都必须谨慎，不集中精力怎么行呢？”

李嘉诚把这些话记在了心间，之后，他把“谨慎”当成了自己的信条。久而久之，竟使他练出了一种眼光，一个人是什么，特征、生活习惯、为人处事，一见面就能猜个八九不离十。这一切对他后来的起到了很大作用。

随后，李嘉诚辞掉跑堂的工作，从塑胶厂推销员开始，一直干到了业务。三年后，20岁的他做好了准备，要大干一番。白手起家的他，在维多利亚港附近的一条小溪旁，租了一间灰暗的小厂房，买了一台老掉牙的压塑机，办起了“长江塑胶厂”。随后，经过反复考察，他认为塑胶花市场需求很大，于是大量生产，这为他带来了可观收入。30岁的李嘉诚，已成了千万富翁。正在塑胶花畅销全球时，李嘉诚却敏锐意识到，越来越多的人拥入这个行业，“好日子很快会过去”，如果再不调整，引起的后果不只是“溅湿衣裤”了。有人认为他太保守了，但他认为这是经商中必须具备的素质，那就是谨慎和预见性。

随后他找到的是房地产。60年中期，内地的局势令香港社会人心惶惶，富翁们纷纷逃离，争着廉价抛售产业。李嘉诚正在建筑中的楼房也被迫停工，如果按当时的地产价格来算，他简直可说是全军覆没了。但他沉着应变，仔细分析局势。认为内地肯定会恢复安定，香港将进一步繁荣发展。在别人大量抛售房地产时，李嘉诚却反其道行之，将所有资金都来收购房地产。们纷纷劝他不要做傻事，他说：“我看准了不会亏本才敢买，男子汉大丈夫还怕风险？”

每个人都有失败的时候，失败不能决定个人能力，更不能决定个人命运，而真正决定命运的是面对失败的态度，看看这些曾经高考落榜的名人是如何面对失败的。

落榜后成功典范——俞敏洪

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董事长俞敏洪，曾在1978年和1979年两次参加高考，都名落孙山。但怀抱着“不断面对失败的人，成功的机会比普通人多得多”的信念，终于在1980年又一次参考，考取北京大学。他努力抓住每次得之不易的机会，终于，在他第一次被美国签证官拒签25年后，“新东方”在美国上市。

落榜后求职典范——汤唯

汤唯出生于一个艺术家庭，母亲施西凤曾是浙江乐清小有名气的演员，父亲汤余铭是个画家。1997年汤唯高考落榜，父母让她进了职业模特队。但他们提出：“要想真正在演艺圈有前途，还得有文化，在考上大学之前，不准谈恋爱！”在职业模特队，每天训练、表演完毕，别的女孩忙于恋爱、逛街，汤唯却捧起了书。经过3年不懈努力，2000年她终于考入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

落榜后求职典范——蒋雯丽

蒋雯丽因《牵手》、《中国式离婚》而大红大紫，但是，当年这个心怀梦想的女孩儿居然高考（微博）落榜，然后被分配到安徽蚌埠的自来水厂当工人。蒋雯丽后来回忆道：“我觉得我是一个很不认命的人。”当时，蒋雯丽给厂里组织文艺演出，一个舞台总监跑过来对蒋雯丽说，我看你表现力不错，可以去考电影学院。这是蒋雯丽第一次听说电影学院。后来，她就这样“自以为是”地真的去考试了,没想到文化课高考落榜已经参加工作的她最后竟然考上了!

落榜后求职典范——郭晓冬

从沂蒙山区走出来的郭晓冬笑称自己是“著名的北漂”，在考上北京电影学院前，他曾经当了三四年的“北漂”，当过雕刻工人，养过虾，当过邮递员、歌手、主持人……本来过着与娱乐圈不搭边的生活，可是机遇巧合被朋友拉去一同报考北京电影学院，结果一试就给刷了下来了。此后的郭晓冬继续“北漂”，时隔一年后他决定再给自己最后一次机会，于是第二次考试郭晓冬顺利过关,正式成为北京电影学院1996级表演系本科生。多年以后，电影《暖》的导演霍建起评价说：你当演员简直就是奇迹。

复读生的典范——袁立

杭州美女的袁立，当年参加高考时第一次投考上海戏剧学院的时候，虽然通过了一试、二试，却在最后的一场考试中落了榜。但自信的她并没有就此放弃自己的梦想，而是辗转北上，到了北京电影学院的参加考试。（励志电影 ）在当年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招考老师的鼓励下，袁立不仅通过了入学考试，还取得了北京电影学院92级第一名的成绩。

宋丹丹初恋使其学习一落千丈

宋丹丹说她高考那年19岁，但却遭遇初恋。那时候刚恢复高考没两年，许多已经不是学生的青年走回中学校门，和我们这些应届生一起复习高考。现在回想起来，我是第一眼就爱上他了，因为他长得比我们班任何一个同学都高大一圈儿。从那一眼开始，我的学习一落千丈，从班里的前5名，一直到高考落榜。

孙红雷落榜源自太胖

《潜伏》里的优质男人孙红雷，当年可是小胖子一个，想考中央戏剧学院，戏主任一看就说：“哎呀，回去吧，太胖了。”好在孙红雷没有放弃，硬是减去了快40斤，然后通过了高考。

李安曾二度高考落榜

李安在上高中的时候，他的父亲是台南一中校长。但李安却在上高一时的梦想就是当导演，第一年考大学，李安以六分之差落榜，第二年重考，数学甚至差了零点六七分，再度以一分之差落榜。“二度落榜在我们家有如世界末日，我根本没想到会发生在我身上。”李安当时最大的情绪发泄，不过是把桌上的台灯、书本一把扫到地上，然后跑出家门透透气。李安后来考上艺专影剧科，据他形容，是“灵魂第一次获得解放”，那时才发现，原来人生可以不是千篇一律的读书与升学。他在舞台上找到真正的自己，学芭蕾、写小说、练声乐，甚至是画素描，各方尝试后在电影领域里渐放光芒。

陈建斌报考北京体院失败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的是，陈建斌最初的梦想并非当演员，而是当一个运动员。“其实，当演员并不是我的梦想。我父亲是一个运动员出身的体育工作者，所以小时侯我在体委大院长大。”从小就想子承父业当一个运动员，但是父亲却认为他不是当运动员的料。“我也觉得没有运动员的天赋。因为我小时侯学了很多东西都无法取得优异的成绩。”陈建斌透露，他最初报考的大学不是中央戏剧学院，而是北京体育学院（现在叫北京体育大学）体育系，准备当个中小学体育教师。但可惜没有考上，自己第一次高考却失败，成了高考落榜生。直到两年后，他才考上中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