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带病走长征的故事(通用20篇)

长征是一部史诗般的过程，在枪林弹雨中激发出无数的精神，让人铭记。我大小的时候，接受了革命教育，通过老师和课本，我晓得了红军长征的故事，被跌宕起伏的情节吸引，也初初地感知一点红军的英勇和战争的悲壮。长大后，经历了读书考试、基层工作，很少接触革命战争年代的史实，也很少人谈及。只有不经意的网上浏览，或有长征的讯息跃入眼帘，也激化脑海。每每这个时候，我就在想，八十多年前，几万为天下劳苦大众求解放而浴血奋战的红军将士，有着怎样的一种精神呀?又有着怎样坚韧的意志呢?

带着求知和探究的心，在平常的工作和生活中，注意收集长征的纪实文章，逐渐地，我了解和加深了认识，被英勇的红军大无畏精神所感染，回想当下，革命战争年代奠定的根基，不禁感怀英烈的精神永存。长征所显现的“乐于吃苦，不惧艰难的革命乐观主义;勇于战斗，无坚不摧的革命英雄主义;重于求实，独立自主的创新胆略;善于团结，顾全大局的集体主义”，永远激励着我们前进!

尤其当前，世界金融危机之后，经济发展到了一个新的瓶颈时刻，面临国际国内的各种困难，我们怎么做?是瞻前顾后、止步不前?还是迎着困难，锐意进取?是不是要继承长征精神，越是艰苦越向前呢?不言而喻，我们当秉承长征精神，勇往直前，度过难关，成功实现经济转型发展，完成十三五规划任务，再继而在建国一百年现实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我们继承和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的攸关所在。

大家知道两万五千里长征吗？它是红一方面军从1934年10月10日开始由江西的瑞金出发，到1936年10月19日达到陕西吴起镇的路程。

这段长征路是多么艰苦啊！让我们一起去感受一下吧。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红军开始了漫漫的长征之路，就在这个月，红军渡过了长征第一河——都河，11月29日，红军开始抢渡湘江了，这次战斗，为了保护领导战士们和敌军展开了激烈的战争，战后，湘江上漂起了许多红军的尸体，湘江也被血染红了，真令人伤心，1月，红一方面军做了竹排，准备强渡乌江，最后，倔强的乌江也屈服在了红军之下。突破了重要关卡娄山关的红军，又假装成了战败的敌人，智取了遵义城，还用智慧四渡赤水，战胜敌人，红军战士渡过了金沙河，又强渡了大渡河，之后，翻越了大山夹金山，来到了草地，红军三次过草地，遭到了敌人的八次攻击，可恶的敌人总想把共产党彻底消灭，经过了千辛万苦，红军终于走完了两万五千里长征。

我要向这些红军战士学习这种爱国报国、不惜自我的精神。

1、一句话的电影说明书

1954年，周恩来参加日内瓦会议，通知工作人员，给与会者放一部《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彩色越剧片。工作人员为了使外国人能看懂中国的戏剧片，写了15页的说明书呈周总理审阅。周恩来批评工作人员：“不看对象，对牛弹琴”。工作人员不服气地说：“给洋人看这种电影，那才是对牛弹琴呢!”

“那就看你怎么个弹法了”，周恩来说，“你要用十几页的说明书去弹，那是乱弹，我给你换个弹法吧，你只要在请柬上写一句话：“请您欣赏一部彩色歌剧电影，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就行了。”电影放映后，观众们看得如痴如醉，不时爆发出阵阵掌声。

2、“派克”的来历

50年代，有一次，周恩来和一位美国记者谈话时，记者看到总理办公室里有一支派克钢笔，便带着几分讽刺，得意地发问：“总理阁下，也迷信我国的钢笔吗?”周恩来听了风趣地说：“这是一位朝鲜朋友送给我的。这位朋友对我说：“这是美军在板门店投降签字仪式上用过的，你留下作个纪念吧!”我觉得这支钢笔的来历很有意义，就留下了贵国的这支钢笔。”美国记者的脸一直红到了耳根。

3、1971年，基辛格博士为恢复中美外交关系秘密访华。在一次正式谈判尚未开始之前，基辛格突然向周恩来总理提出一个要求：“尊敬的总理阁下，贵国马王堆一号汉墓的发掘成果震惊世界，那具女尸确是世界上少有的珍宝啊!本人受我国科学界知名人士的委托，想用一种地球上没有的物质来换取一些女尸周围的木炭，不知贵国愿意否?”

周恩来总理听后，随口问道：“国务卿阁下，不知贵国政府将用什么来交换?”基辛格说：“月土，就是我国宇宙飞船从月球上带回的泥土，这应算是地球上没有的东西吧!”

周总理哈哈一笑：“我道是什么，原来是我们祖宗脚下的东西。”基辛格一惊，疑惑地问道：“怎么?你们早有人上了月球，什么时候?为什么不公布?”

周恩来总理笑了笑，用手指着茶几上的一尊嫦娥奔月的牙雕，认真地对基辛格说：“我们怎么没公布?早在5000多年前，我们就有一位嫦娥飞上了月亮，在月亮上建起了广寒宫住下了，不信，我们还要派人去看她呢!怎么，这些我国妇孺皆知的事情，你这个中国通还不知道?”周恩来总理机智而又幽默的回答，让博学多识的基辛格博士笑了。摘自《环球人物》张颖霞/文

4、巧对毛泽东

1960年5月，毛泽东、周恩来一行视察长沙，工作之余，到江边散步。遥望橘子洲头，百舸争流，万帆竞发，毛泽东逸兴遄飞，口占一上联：“橘子洲，洲旁舟，舟行洲不行”，此联动静相对，意境悠远，三个断句，两处“顶针”，“洲”和“舟”又是谐音，应对难度极大。毛泽东对身边的周恩来说：“恩来，我一时江郎才尽，请你来个锦上添花如何?”周恩来才思敏捷，熟谙地理，了解长沙竟于百步之内得佳句：“天心阁，阁中鸽，鸽飞阁不飞。”天心阁系长沙市内一景，与橘子洲相对。即工整又流畅，整个对联浑然一体，两位伟人相对而笑。

5、 1973年8月28日，中共十大在京召开之时，出席会议的毛泽东已因患上腿疾而不能站。会议结束后，为了不让与会代表看出破绽为自己的身体担心，毛泽东就一直坐在座位上，想让代表们先退场。主席不退场，代表岂肯先退场。还是细心的周恩来总理看出了主席的心思，打破了僵局，他机智地说毛主席是要目送大家离开会场。毛泽东则故意执拗地说：“你们不走，我也不走。”就这样，代表们一步一回头，依依不舍地挥手与主席道别。

6、一次，周恩来接见的美国记者不怀好意地问：“总理阁下，你们中国人为什么把人走的路叫做马路?”他听后没有急于用刺人的话反驳，而是妙趣横生地说：“我们走的是马克思主义之路，简称马路。”这个美国记者仍不死心，继续出难题：“总理阁下，在我们美国，人们都是仰着头走路而你们中国人为什么低头走路，这又怎么解释呢?”周总理笑着说：“这不奇怪，问题很简单嘛，你们美国人走的是下坡路，当然要仰着头走路了，而我们中国人走的是上坡路，当然是低着头走了。”记者又问：“中国现在有四亿人，需要修多少厕所?”这纯属无稽之谈，可是，在这样的外交场合，又不便回绝，周总理轻轻一笑回答到：“两个!一个男厕所，一个女厕所。”

7、周总理谈笑吃“纳粹”

50年代初，有一次周总理在中南海勤政殿设宴招待外宾。客人们对中国菜的花样之繁多，风味之独特，味道之鲜美都赞不绝口。这时，上来一道汤菜，汤里的冬笋、蘑菇、红菜、荸荠等都雕刻成各种图案，色、香、味俱佳。然而，冬笋片是按照民族图案刻的，在汤里一翻身恰巧变成了法西斯的标志。贵客见此，不禁大惊失色，忙向周总理请教。对于这个问题，周总理也感到十分突然，但他随即泰然自若地解释道：“这不是法西斯的标志!这是我们中国传统中的一种图案，念‘万’，象征‘福寿绵长’的意思，是对客人的良好祝愿!接着他又风趣地说：“就算是法西斯标志也没有关系嘛!我们大家一起来消灭法西斯，把它吃掉!”话音未落，宾主哈哈大笑，气氛更加热烈，这道汤也被客人们喝得精光。

8、周总理妙语斥对手

周总理在几十年的外交生涯中，一直以德高望重，幽默风趣著称，不管在何种场合，遇到什么样的对手，周总理都能唇枪舌箭，以超人的智慧，应酬自如，对手甭想占到便宜。有一次周总理应邀访问苏联。在同赫鲁晓夫会晤时，批评他在全面推行修正主义政策。狡猾的赫鲁晓夫却不正面回答，而是就当时敏感的阶级出身问题对周总理进行刺激，他说：“你批评的很好，但是你应该同意，出身于工人阶级的是我，而你却是出身于资产阶级。”言外之意是指总理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说话。周总理只是停了一会儿，然后平静地回答：“是的，赫鲁晓夫同志，但至少我们两个人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我们都背叛了我们各自的阶级。”出其不意地将赫鲁晓夫射出的毒箭掉转方向，朝赫本人射去。据说，此言一出，立即在各共*产党国家传为美谈。

9、周总理舌战米高扬

有一次，周总理从日内瓦开会回来顺道访问莫斯科。在为他举行的一次招待会上，他用英语向苏联人祝酒。这时米高扬(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抱怨道：“周，你为什么不说俄语?你的俄语很好嘛!”这句话显然是很不友好的。周总理的方法是先不予理睬，他仍用英语回答说：“米高扬，该是你学习汉语的时候了。”以促米高扬说出不学汉语的原因。米高扬果然上钩，抱怨说：“汉语太难学了。”此话一出，周总理马上轻快地说：“没关系，下回到我们使馆来，我们将非常高兴地教你。”一下子将米高扬置于一种学生的地位。

10、对!牛弹琴

有一次，周恩来总理同国民党政府谈判。在我方义正词严面前，对方不但不接受，反而说同我方谈判是“对牛弹琴”!周恩来总理当即灵机一动，利用对方抛来的词语，将计就计，巧妙地回敬了对方：“对!牛弹琴!”在这里，周恩来总理把对方抛来的”对牛弹琴”这个成语巧妙地进行了结构上的调整，变成了一个内涵丰富的“对!牛弹琴!”，从而既摆脱了困难，又迫使对方陷入无地自容的窘境。

11、 1960年4月下旬，周恩来总理与印度谈判中印边界问题，印方提出一个挑衅性问题：“西藏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吗?”周恩来总理说：“西藏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远的不说，至少在元代，它已经是中国的领土。”

对方说：“时间太短了。”

周恩来总理说：“中国的元代离现在已有700来年的历史，如果700来年都被认为是时间短的话，那么，美国到现在只有100多年的历史，是不是美国不能成为一个国家呢?

这显然是荒谬的。”

印方代表哑口无言。

在周恩来的反驳中，用了两个对比性材料来否定对方的观点。700年与100年相比较，你要否认700年而承认100年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其结果是承认100年就得承认700年这个事实。对比在这里产生了巨大的力量。

12、一次记者招待会，周恩来总理介绍我国建设成就。一个西方记者问：“中国人民银行有多少资金?”这涉及到国家机密，不可能直言相告。总理眉头一皱，很快答道：“有18元8角8分。”在场的人全都愕然。总理解释说：“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面额为10元、5元、2元、1元、5角、2角、1角、5分、2分、1分，共十种主辅人民币，合计为18元8角8分。中国人民银行有全国人民作后盾，信用卓著，实力雄厚，人民币是世界上最有信誉的一种货币。”话音刚落，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总理有意回避问题的实质，以“总面额”替代“总金额”，于是堵了外国记者的口，又不损害招待会和谐的气氛。运用曲解，使语言犀利而风趣，充分表现出他过人的应变能力和高超的语言艺术。

很多同学都认为爱国必须是要在战场上牺牲或为祖国取得了较大的成就，然而，在我们的小小谈话中，不留意也会对祖国表达出热爱之情，这一点，周总理又为我们做出了好榜样。

有一次，周恩来总理在北京举行记者招待会，出席招待会的中外记者济济一堂。“下面请诸位记者提问题!”周恩来话音刚落，一位西方记者急不可待的站了起来，结结巴巴的用中文说：“请问总理阁下，中国有没有妓女?”对于这一不怀好意的问话，周恩来泰然自若，双眼盯住这位记者，思索了一下，郑重的回答:“有!”这一问一答，引起了全场的骚动。记者们轰动起来了。周恩来接着说：“中国的妓女，在中国的台湾省!”话音刚落，全场响起了一阵掌声。大家清楚，如果硬说中国有妓女，那就得承认台湾是中国的领土，如果不承认台湾归属中国，那中国自然就不存在妓女问题了。

那位记者当然不服气，接着问道：“请问，中国人民银行有多少资金?”在建国的初期，这句话当然是在讥笑中国的贫穷。周恩来幽默的回答：“中国人民银行的资金嘛，有18元8角8分!”这一回答，全场记者为之愕然，场内鸦雀无声，都准备听周恩来如何解释。周总理清了清嗓子，洪亮的回答：“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人民币面值为：10元、5元、2元、1元、5角、2角、1角、5分、2分、1分十种，加起来一共是18元8角8分!”他稍微停顿了一下，继续说道：“中国人民银行是由中国人民当家做主的金融机构，有中国人民做后盾，信用卓越，币值稳定，实力雄厚，是世界上最有信誉的一种货币!”总理的话再次激起了全场的热烈掌声。这位西方记者哑口无言，只得面红耳赤的坐了下去。

总理正是用他敏锐机智的头脑来捍卫祖国的尊严，这种民族的骨气，就是最好的爱国主义精神的体现。

正如陈毅元帅所说："廉洁奉公，以正治国者周恩来也。"

60年代初，周恩来身边工作人员乘总理出国访问的机会，为了保护与加固建筑物，他们抢时间只搞了点简单的内装修，更换了窗帘、洗脸池与浴缸。周恩来回国见了十分生气，将他们狠狠地批评了一顿。事后，他语重心长地对身边人员说："我身为总理，带一个好头，影响一大片;带一个坏头，也影响一大片。所以，我必须严格要求自己……你们花那么多钱，把我的房子搞得那么好，群众怎么看?一旦大家都学着修起房子来，在群众中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周恩来的这一番话发人深省。自此以后，再也没有人敢提及装修房屋之事了。

邓颖超在悼念周恩来的文中说：解放初期你偶然看到这个海棠花盛开的院落，就爱上了海棠花，也就爱上了这个院落，选定这个院落，到这个盛开着海棠花的院落来居住，整整居住了26年，这里始终保持着庄严、幽静、美丽与朴素的开国总理风格。

周恩来总理居住在中南海西花厅，过着俭朴的生活。这从他居住的房屋及院落都可以看得出来。自他住进来以后，不许装修与翻新房屋及庭院。

老师们，同学们

大家好。

自1936年10月红军长征胜利结束到今天止，已经整整80年了。回顾过去，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红军长征是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壮举，它为开展抗日战争和发展中国革命事业创造了条件，是中国革命进程中的一块伟大的基石。

由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共同主办的“弘扬长征魂，同筑中国梦”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八十周年全国青少年集邮教育实践活动，于2016年5月13日在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会议中心正式启动。随后将在5月至10月以红军长征经过的江西、湖北、广西、湖南、贵州、河南、云南、广东、四川、福建、宁夏、重庆、甘肃、青海、陕西等1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为主线，通过开展集邮展览、邮集制作、书信、演讲比赛等集邮教育实践活动，再次抒写长征史歌。

中国邮政于5月13日当天发行《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八十周年》纪念邮资明信片，同时举办“邮票上的长征”主题展览、以长征为主题的“艺品流动美术馆”、2016年江西省集邮展览启动、“长征精神和集邮文化”名家论坛等活动，现场还将组织“关爱革命老区下一代”爱心包裹捐赠活动。同时，在中国集邮网上营业厅将同步开启“弘扬长征魂，同筑中国梦”长征活动专栏和集邮品专区，展示此次巡回活动的展览情况，并提供长征巡回活动省的长征邮品预订和实寄。

此次发行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八十周年》纪念邮资明信片，一套一枚，面值80分，售价1.2元;将选取15个巡回省具有代表性的红军长征纪念图片印制在该明信片背面，在每一巡回展活动省首站对外发布;并于10月22日发布汇总15枚巡回展明信片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八十周年》本册式明信片一册。在整个长征巡回活动期间，中国邮政还会将陆续安排发行《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八十周年》纪念邮资信封、个性化服务专用邮票和纪念邮票等。

弘扬长征魂，同筑中国梦!让我们时刻牢记于心，用长征精神不断鞭策自己，让长征精神一代传一代。

作为新中国首任外交部长，周恩来曾说：“新中国的外交政策决不能局限于到外交部搞工柞，而是搞官方、半官方和民间结合起来的外交。”

作为周总理生前的翻译，接受记者采访的老外交官们这样评价：“周总理是将外交的原则性和灵活性纯熟结合的成功典范，是我们外交官的偶像。”

严厉批评基辛格

过家鼎(前驻马耳他、葡萄牙大使)

周总理在外交方面的立场非常坚定，中国外交史上几次重要表态都是他做出的。一次是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周总理庄严宣布：“中国人民绝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对自己的邻人进行侵略而置之不理。”果然，这句话讲完两个礼拜后，中国人民志愿军就入朝参战了。

第二次是在1955年4月万隆会议期间，周总理发表声明说：“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不要跟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接着，周总理又指出台湾问题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美国侵占了台湾，应该从台湾海峡撤出武装力量;另一方面，台湾从历史上、法律上都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用什么方式来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美国无权干涉。

第三次表态是在中美建交前夕。1971年7月基辛格秘密访华是在周总理的亲自主持下实现的。大家可能会以为周总理与他举行会谈一定很友好，其实周总理非常严肃地批评了美国对越南的侵略，批评了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错误立场。当时，基辛格是恭恭敬敬地聆听。

当然，总理搞外交非常注意方法。他待人总是彬彬有礼，耐心听取别人的意见，然后进行说服。比如1963年底总理到亚非14国访问时，阿尔及利亚比较急躁，也要马上建社会主义。总理就对它说，革命是有阶段性的，你看中国革命成功以后也并不是马上就建立社会主义，而是经过新民主主义，再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然后到社会主义的。总理这样的现身说法自然令对方信服。

中法建交破常规

张锡昌(前驻法国使馆参赞)

国际社会称周总理是“解决外交难题的能手”，确实是这样。我参加的中法建交谈判就是总理外交艺术的杰出体现。

1963年10月，法总统戴高乐派前总理富尔来谈中法建交，双方一共谈了6次，是总理亲自主持的。谈判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处理法国跟台湾的关系。富尔表示，法国只承认一个中国，但又强调中法在互相承认的问题上不应该提任何先决条件，所以希望中方不要坚持法国必须首先跟台湾断交。于是谈判陷入僵局。

这时，总理安排法国代表到内蒙、山西参观访问几天，并准备了一个新的方案，即中法在达成“三点默契”(法国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法国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和地位。不再支持所谓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中法建立外交关系后，在台湾的所谓中华民国政府撤回在法国的外交代表及其机构的情况下，法国也相应撤回驻在台湾的外交代表及其机构)的基础上先建交，然后法台再断交。这种模式在外交史上是独一无二的，法国也就成了唯一一个跟中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而不首先宣布跟台湾断交的国家。

清粥小菜化矛盾

胡传忠(前驻英国使馆参赞)

总理的外交手段的确很灵活。上世纪七十年代末，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主席访华，向中国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援助要求。周总理说无法完全满足，双方因此僵持不下。周总理就指示外交部同志第二天请阿尔巴尼亚代表们访问大寨，并交待说明天的晚餐就吃小米粥、玉米，再准备几个简单素菜和一个荤菜。当时，负责的人都不相信，说招待外宾怎么只有一个荤菜呢，于是又给准备了两个，但总的来说吃得还是比较简朴。

从大寨回来以后，周总理就对阿方代表说了：“你看中国目前的情况还是比较艰苦的，我们多送给你阿尔巴尼亚一吨米，我们就要勒紧自己的裤带。”后来，那个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就降低了要价。

三次披上缅甸服

程瑞声(前驻印度、缅甸大使)

从总理三穿缅甸服装上可看出他非常尊重他人。

1960年4月周总理访问缅甸时恰逢缅甸的泼水节，缅甸总理吴努便要求全体中国人员穿上缅甸民族服装参加泼水节，周总理马上表示同意。第二次是在1961年1月份，周总理率领一个400多人的访问团去缅甸。1月4曰是缅甸国庆节，缅甸领导人又提出要周总理穿缅甸民族服装出席国庆活动，周总理又同意了。第二天，也就是1月5曰，吴努陪周总理参观缅甸的古都曼德勒时，希望周总理还能再穿一次缅甸的服装。为了曼德勒人民，总理又同意了。

在这次访问期间，吴努还提出要周总理和他一起为和尚们布施。本来，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做这些很不便，但是，总理经过考虑还是同意了，这在当地引起了很大反响，表明总理非常尊重他国的宗教信仰。

长征五号首发成功，标志着中国运载火箭实现升级换代，运载能力进入国际先进行列，是由航天大国迈向航天强国的关键一步。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2017高考素材：长征五号首发成功背后的故事，欢迎阅读。

2016年11月3日，中国海南文昌。发射场的塔架前，长征五号运载火箭静静矗立

“……5、4、3、2、1，点火!”随着01指挥员按下点火按钮，火箭在山呼海啸的轰响中，喷射出耀眼的白色尾焰拔地而起，冲上云霄。3公里外的参观点，响起了一阵阵热烈欢呼声，“成功了!成功了!”发射场的航天工作者们激动地握手，拥抱，轻轻拭去从眼角滑落脸颊的泪水。

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我国新一代运载火箭发射场，从2009年9月开工奠基、2014年11月基本建成，到今年6月25日圆满完成长征七号首飞任务，11月3日圆满完成长征五号首飞任务，这座满足了新一代大推力运载火箭和新型航天器发射任务需求的航天发射场，在牢记使命、铁血担当的航天人的无私奉献下，铸就了中国航天的座座丰碑。

长征五号运载火箭点火发射前夕，记者走进文昌航天发射场，探寻火箭呼啸升空的炫目尾焰背后的故事，走近这些忠诚奉献的航天战士，致敬他们在中华民族筑梦路上的坚守。

一条路，一段航天情——

“参与火箭发射是我一生的荣耀”

“请到天涯海角来，这里四季春常在。海南岛上春风暖，好花叫你喜心怀……”提起海南，椰林、海浪、碧空、阳光，旖旎的自然风光让远方的客人陶醉不已。但有一群航天人，他们用心血和汗水在文昌这座琼北古驿筑航天之梦。

11月初，北方气温骤降至零下，平均气温二十五度的海南岛内依然随处可见葱郁的椰林。走进文昌航天发射场场区，记者立刻注意到有一条主干道通向508指挥控制中心，路牌上的标注显示这条路的名字是“航天路”。不仅如此，“问天路、长征路、星光路、嫦娥路、北斗路”……这一条条连接着发射场区内的长征七号、长征五号火箭固定勤务塔、垂直总装测试厂房、火箭水平转载准备厂房、地面站、科研试验协作楼等建筑的道路都拥有散发着诗意美丽的名字，引起了记者的好奇。工作人员介绍，这些路名都是2014年6月场区建设完成后，面向所有发射场航天人征集，从2000多个创意中选出的。

星光路是为了纪念征地移民搬迁的龙楼镇星光村全体村民的无私奉献，长征路的寓意是发射场内的航天人继承和发扬长征精神、“两弹一星”精神、载人航天精神……每一条路，都是一个个故事，都是一段段航天情。

很多当年文昌发射场的建设和创业的航天人最近专程回来，只为看一看火箭在这块他们曾经战斗过的地方腾空而起。“实在无法回来的同事，都强烈要求我们在现场录下长征五号发射的小视频发给他们看。”区内警卫和消防工作的负责人伍刚告诉记者。邻近火箭发射的日期，伍刚和他的同事们愈加绷紧了弦，8个人一岗24小时值班，同时负责4个岗哨。警戒换岗时，换下来的人有时要马上补充到应急小分队里，“一个人掰成两块用”。

计划部的李彦彬昨天刚完成总检查测试，因为在发射场内淋了一场暴雨，喉咙还有些沙哑。与发射场内大多数工作人员不同，在酷热难耐的海南，李彦彬一年四季都穿着长袖衣服。“我们需要长时间在户外进行质量控制和监督，穿短袖的话很容易晒脱皮。”火箭发射前有60天的任务周期，期间李彦彬原本有三、四次调休机会，但都在工作岗位上度过了。他一点不后悔：“我是一个航天人，能参与长征七号、长征五号两型火箭发射是我一生的荣耀。”

艰苦创业，无悔建设——

“革命同志是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颗颗螺钉连着航天事业，小小按钮维系民族尊严”。这是发射场人人熟知的航天格言，也是全体航天人矢志航天的忠诚写照。航天事业是千人一支箭、万人一颗星，火箭的华丽升空靠的是千千万万的航天人在数以万计的环节中艰苦创业，无私奉献。

飞天梦想，是在荆棘与汗水中起航的。2007年，党中央高瞻远瞩——在海南文昌建设我国新一代运载火箭发射场。2011年10月，航天人们千里辗转奔赴海南。

“看，这就是发射塔架的所在地。”计划部助理周江指着照片中的一片荒野，激动地说。回忆起当初的情形，周江的话匣子一打开就关不上了。“夏天太热了，地面最高温度超过45度。”“被蠓虫咬了不能挠，一挠皮肤溃烂一片。”发射场负责保卫工作的李寒剑还告诉记者他们总结出的许多“经验”：“走夜路必须带手电筒以避开毒蛇。在房间里放雄黄，保持房间的干燥、除湿，也能有效避免虫蛇蚊蝇。”

扎下根来的航天人很快适应了恶劣的自然环境，吹响“扎根海岛”的嘹亮号角。没有宿舍就住民房，没有办公室就修建简易板房，食堂太小就分批吃饭，没有会议室就在仓库开会……“革命同志是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周江说。随着一次次“大会战”、“突击战”、“攻坚战”，一个个工程从图纸变成现实，航天人在文昌建设出了新的航天奇迹。

在火箭垂直总装测试厂房内，能看到一群身穿橘红色工作服的小伙子，他们就是文昌航天发射场的首支吊装团队。担任长征五号火箭首飞任务的“吊装”01指挥员张再经告诉记者，火箭吊装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在火箭进场并经过水平测试后，将通过吊装工作将各级火箭和助推器垂直组装成一个整体，以便后续垂直测试、转运及加注发射等任务的顺利开展。由于工程结构原因，坐在操作间里的行吊操作手无法亲眼观测吊钩的位置和产品的状态，他的一切操作都要以吊装指挥员的哨音、指挥旗语和口令为准。吊装团队能做的，只能是通过大量的重复性训练，来一遍遍强化整个团队的默契程度。“每天重复同样的动作，没有人说苦，也没有人说累”张再经这样描述吊装团队每天的工作。

长征五号火箭从进场到组装，再到转运，直至最后发射成功后的撤场，离不开发射场的特装车司机。2016年9月，长征五号火箭分散在8个超大超长集装箱中，经由海运从天津港运至海南文昌清澜港。特装车司机朱尚尚和同事于金伟的任务就是分别驾驶1号和2号火箭运输车，将最大的两个火箭箭体集装箱从码头运至发射场区。特种装备车辆装满燃料后车重达150吨，时速必须控制在每小时5公里以内，封闭驾驶室由于防爆要求，没有安装空调，“从码头到场区的一个半小时，驾驶室温度至少40度，到达目的地后，全身湿透了。”记者在场区内见到了特种车辆，车身宽6米左右，足足占据两个车道，下方有56个轮胎，整个车远看就像一个巨型平板车。“接下来，我们还要保障载荷转场，液氧、液氮、液氢拉运，火箭集装箱运输等任务圆满完成!”朱尚尚自信地说。

不忘初心，使命托举——

“没有一丝一毫的懈怠放松”

火箭发射的万众瞩目时刻，亿万中国人都会在电视、网络、广播上听到一个口令：“……5、4、3、2、1，点火!”它出自火箭发射的01指挥员。01指挥员是航天发射的大脑，是火箭发射任务技术上、指挥上的NO.1，是火箭能否“顺利发射、准时发射、安全发射、成功发射、圆满发射”得以实现的关键。刚刚于6月25日担任长征七号火箭发射01指挥员的王光义回想起当时发射的场景，“不到火箭成功发射那一刻，不敢有一丝一毫的懈怠放松。”

胡旭东是长征五号火箭首飞任务的01指挥员。长征五号火箭演练任务期间，在泄回液氢对接二级氢排连接器时，突发重大故障，氢箱测压管与箭上连接处氢气泄漏，氢浓度报警仪瞬时发出刺耳的警报声，随时可能发生爆炸危险。胡旭东没有丝毫的迟疑、果断决策应急处置，与一线参试人员连续奋战40多个小时，成功处置这一重大故障问题，完成氢加排连接器脱落二次对接，创造了世界航天奇迹。“这期间没有吃一口饭、没有休息一分钟，直到故障排除、危险解除，我们才松了口气。”胡旭东和他的同事们始终把航天人的使命装在胸膛。

在长征五号火箭发射前，记者见到了空调及供气保障团队的负责人刘思。每次任务来临，该团队都是发射场最忙碌的单位之一。交谈中，他的眼神不时瞅着前方，回过头去，集中控制台上显示的一条流量曲线突然上升。“液氮泵频率增大至45赫兹，注意观察压力。”刘思给操作手下口令。

进入发射场技术区冷冻站，这里发出的噪音超乎想象，90分贝的噪音超过人正常承受的范围。9月的海南中午日照强烈，呆在冷冻站的值班室里，依旧可以感觉到热意。“虽然长期为中央空调提供冷源，但是冷冻站的机房却没有空调。“长征五号首飞任务来临后，冷冻站为了维护空调冷水系统，24小时上班，人机不离。”冷冻站岗位负责人王西虎告诉记者。

采访时，有通报“文昌至龙楼某段光缆中断，请组织抢修!”皮肤黝黑的李荣斌拎起工具箱，带领抢修分队迅速奔向抢修车，在光电缆岗位工作了18年的李荣斌已经数不清参加过多少次这样的抢修了。

习近平主席指出：“探索浩瀚宇宙，发展航天事业，建设航天强国，是我们不懈追求的航天梦。”当火箭冲上云霄，飞向太空时，人们应该铭记：火箭的腾飞，离不开千千万万把岗位当战位、视使命如生命的默默奉献的航天人。他们是平凡的，却因逐梦而卓越。航天人将忠诚、使命与担当融进血脉，用实际行动践行航天梦想，弘扬航天精神，走好航天人的长征路。

蒋介石调集100万军队，200架飞机 发动第五次“围剿”。红军遭受重大损失，被迫转移，进行长征。 其中有一个故事是这样的，红军过雪山时有一名名叫小董的红军女战士。当她过雪山时她还只是一个13岁的小姑娘。当时正是阴历四.五月，穿一件衣服都热。小董他们看到前面有一座大雪山时都高兴得不得了，一想到前面可以凉快些时就浑身是劲。小董他们上了雪山，刚开始天气还是很热，但当他们到了半山腰时一切都变了，天气变凉了，树都枯黄了，再往上走太阳都看不见了。雪花飘飘，满天银白，积雪不知道有多厚，就像到了冬天似的。山上的雪洞很多，一不小心掉进去了就很难出来。一位男战士一不小心掉到雪洞里去了，大家费了好大的力气才把他拉出来，当把他拉出来后，大家发现他的脸上和手脚都被冰块扎得血淋淋的了。要到山上了，直觉得头昏眼花，呼吸困难，身子发软，一阵阵恶心想吐，想坐下来休息一下都不行，一旦做下了就起不来了。到了山顶风更大了，把地上的雪都卷起来了，只觉得头重，身子轻，直摇晃。但在这种险恶的环境下小董任然走了出去。

还记得毛泽东写的那首气势磅礴的古诗吗“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前山只等闲……”是啊，整整二万五千里的长征。，多么漫长的征途啊，我们的红军战士又要经历何等的艰难困苦呢?然而，广大红军基层指战员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一路上披荆斩棘，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用自己的血和泪谱写了这二万五千里的动人篇章，一般人是无法做到的，而红军战士们却做到了。

茫茫草地，一望无涯，遍地是水草沼泽泥潭，根本没有路，但是战士们并没有放弃，而是团结一致，齐心协力，用超乎想象的毅力和艰辛为部队探索出一条前进的道路。这不仅仅是一条磨炼意志的艰难之路，也是一条生命之路。正是因为这样，很多战士就这样倒下了。当他们遇到开阔美丽的草原时，本以为有了希望，谁又能想到里面蕴藏着意想不到的困难，而他们却没有一句怨言，继续克服困难。当他们把自己交给党的时候，就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了。然而，在面对粮食的短缺，环境的恶劣，战士们又何尝不是风雨前进，风餐露宿呢?他们是多么坚强啊! 在我们看来，这些我们只能从书中或电视上了解这些感人的事迹，但完全想象不出来他们是多么的坚强，多么的勇敢啊!

作为中学生的我们不得不被红军的顽强的精神和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所打动。现在，我们能为祖国做更多的事，就是努力学习，在困难面前决不低头。用自己的能力把国家强大。同学们，我们要好好学习，急起直追，用民族的伟大智慧迎接挑战，为祖国的强盛奋斗不息。我们不能在享受祖先的东西了，而是要自强、自立，创造二十一世纪的伟业。这是我们要做到的，也是完全能够做到的!当然，这需要像红军一样，有着顽强拼搏的精神。 顽强拼搏的精神并不是生来就有的，也不是轻而易举就能具备的。而是需要经过持久的刻苦磨炼，才能逐步形成。奥斯特洛夫斯基说的好:勇敢产生在斗争中，勇气是在每天对困难的顽强抵抗中养成的。想要连跑带跳地把过去的一切文化遗产都得着，那是办不到的，这需要有坚定的顽强性和艰苦的劳动。

我们青少年的箴言就是勇敢、顽强、坚定，就是排除一切障碍。 看，我们现在的祖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那些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许多国家对我们国家虎视眈眈，想把我们挤兑下去，害怕我们的强大，甚至有些地方想搞分裂，搞独立。在他们进行这种丑恶行经的同时，我们更要勇敢面对。以极大的信心和毅力来面对挑战。祖国的命运和个人的命运血肉一般不可分割的。我们在学习科学文化的同时，要面向未来，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用长征精神充实自己，以先进的科学技术，增强国防，提高国家的实力，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显示中国的世界地位，让世界人看看中国的强大，不让外敌有机可乘。

我们从红军长征中收获了坚强、智慧、勇敢、自信、顽强、团结……那么，我们就要将这些品德继续在祖国建设中去。把自己的成长、成材同祖国的前途命运紧密地联系起来。这样，我们的国家将会成为世界的强国，我们的民族将成为宇宙的骄子，让我们携起手来，书写崭新的历史，奏响未来更有力的强音!

长征途中，周恩来有两名贴身警卫：警卫长范金标和警卫员魏国禄。

魏国禄在周恩来逝世的那年，写了一本《随周恩来副主席长征》的书，由中国青年出版社1976年12月出版。在这本书的53页，有一篇《周副主席在病中》的文章，专门介绍了周恩来在长征路上患病的事。魏国禄在文中写道：

回到住处，范金标把准备好的晚饭，仍然是青稞麦、豌豆苗，端出来请首长吃。

周副主席看了看说：“不想吃，你们给我搞杯开水来吧。”

我端来开水，他摊开了文件，照例在那个微弱的灯光下办公。我放下开水，周副主席叫我去休息，并说他也马上休息。果然，我出屋不久，看到他办公室灯也熄了，我很高兴，心想：今天晚上副主席休息倒挺早。但是过了不到一个钟头，就听他叫：“警卫员!”

我急忙走到他跟前，他说再要杯开水。我听他说话声音与往常不同，显得那样有气无力，就问他：“你是不是不舒服?”顺手一摸，我惊叫了一声：“首长在发烧!”

请来医生，一量体温39.5度。这可把我们吓坏了。邓大姐更是为首长的病焦急不安，一直守在身边精心照顾。

第二天，周副主席烧(热)得更高，整天昏迷不醒。毛主席和刘伯承、叶剑英等首长都来看他;看到副主席病得那样，都很着急。毛主席问卫生部的同志：“傅连暲能不能回来?”

“傅医生随朱总司令率领的五、九军团南下了。”卫生部的同志说，“电报上说回不来，太远啦。但是，一支队那里还有个医生。”毛主席指示卫生部打电报叫那个医生马上到毛儿盖来。

很快就来了一位姓戴的医生，据说是跟罗炳辉同志从江西吉安出来的，医术很高，我们都为有这样一个好医生感到高兴。

按照医生的吩咐，我们几个警卫员轮流从山上搞些冰来化成水，泡毛巾给首长做冷敷……

魏国禄的回忆说明，先找来的那个量体温的医生，应该是第一个给周恩来看病的人，可能是随队的医护人员，而那个“姓戴的医生”则是戴济民大夫。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非常重视这件事，连相隔数百里的朱老总那儿也发了电报。后来又找了其他医生，魏国禄之所以没写进他的这本回忆录，是因为戴济民大夫提出冷敷降体温的治疗措施后，他已被派到60华里外的雪山去背冰了。

11年前的元月，我来到北京国防大学，拜访心仪已久的刘忠将军。望着眼前这位88岁的共和国有功之臣，我不禁想起杨成武将军对他的评价：“他的戎马生涯可以说是我军的一个侧影。”

如果说，在参加长征的闽西子弟兵幸存者中，武平的刘亚楼(红二师政委)、长汀的杨成武(红二师四团政委)以其作为全军的前锋一路斩关夺隘，在军史上留下辉煌的一页，那么历史同样不会忘记来自“中央苏区第一模范区”——上杭才溪的刘忠。刘忠原任红二师五团政委，长征前夕受命担任红一军团侦察科长，率部一直走在前头，是红军的“千里眼”“顺风耳”。1934年11月中旬，红二师突破敌人第三道防线后，以100公里急行军奔袭道县。红旗很快就飘上了道县城头。随即，军团首长下令红二师参谋长李棠萼率五团向湘江前进，占领界首的各个渡口，相机占领全州。刘忠自然责无旁贷地率军团侦察部队走在五团前头，侦察全州、桂林的敌情。

前有湘江阻挡，后面和左右两侧有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情况万分危急，红军能否突破湘江，冲出敌人的重围，绝处逢生，关键在此一仗!林彪、聂荣臻给红二师下了死命令：不惜一切代价，突破湘江，为部队行进打开通道。

27日，红二师在师长陈光、政委刘亚楼率领下，出其不意地突破敌人封锁线，未遇困难便渡过了湘江，并控制了界首至觉山(脚山铺)间的渡河点。在红二师的开路下，一军团和三军团的精锐部队也都伤亡不大地跨过了湘江。恰在这时，国民党桂系白崇禧从兴安把他的部队向南移动，佯作保卫桂林，实际上是为保存实力，避免与红军作战，因此开放走廊，让红军从兴安前往全州。此时，红军先头部队与中央纵队前后相距100公里，白崇禧的及时撤退给红军提供了涉水过江的条件，湘江渡口一度向红军敞开。按理中央纵队在两天内就可以过江，而且可能不会有多大损失，可这良机被洋顾问李德错失了，笨重的、不适当的、多余的辎重部队也改变了有利形势。28日，在蒋介石的严令下，何键派了4个师猛攻红军的北翼。最令人吃惊的是，白崇禧重又卷进了这场厮杀，他们要夺回渡河点，把红军拦腰斩断，击红军于半渡，消灭于湘江两岸。

红一军团奉令保卫渡口，阻击国民党部队，掩护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及红军大部队全部过江。红二师在全州附近的觉山打响了阻击战。于是，中国历史上一场空前的恶战在湘东两岸展开!

激战到第二天拂晓，即30日凌晨，红一师渡过了湘江。一小时后，红一军团两个师都进入了阵地。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离开军团指挥所，同红二师政委刘亚楼一起在黄帝岭阵地上指挥战斗。

11月30日和12月1日这两天，被聂荣臻认为是长征途中最危险的时刻。敌机的轮番轰炸，重磅炸弹把红军震得耳鼻出血，敌人在指挥官的督战下，疯了似的潮水般冲来。为了红军的生存，为了中央纵队顺利渡过湘江，从军团首长到每一个战士，都投入了最紧急最紧张的作战准备，生死存亡在此一役。

开始，敌人猛攻红一师三团阵地，见没得利，转攻红一师和红二师的结合部，终于突进四五里地。红一师三团两个营被迂回其后的敌军包围，红二师也面临被敌包围的险境。刘亚楼和师长陈光命令二师指战员：即使用刺刀也要顶住敌人，守住阵地。

大约正午时分，中央纵队终于渡过了湘江，并越过桂黄公路。接报后，红二师和红一师交替掩护，边打边撤。

湘江之战，是红军离开中央根据地打得最激烈也是受损失最大的一仗。红军由出发时的8.6万多人，减员到不足4万人。

湘江之战，除了上面所说有一个缺口可使红军避免重大损失外，还有一个时机。刘忠将军说：“我红二师攻下湖南道县后，二师参谋长李棠萼奉命率五团立即向湘江前进。我率军团便衣队仍走在五团前头，弄清全州、桂林的敌情。11月20日，我们到达湘江边的界首村，横渡过湘江，到全州附近侦察。21日上午，我派参谋化装进全州探实，城内只有民团，国民党正规军尚未到达。这时，李参谋长率五团已进到界首村停下，但未渡湘江。我面告他速渡湘江，占领全州。他犹豫不决，说须电报军团指挥部，听候命令再行动作。我再次建议机不可失，进全州城后电报军团首长不迟，但他坚持己见，还是先电告军团。在关键时刻，军团首长也要被动地听候红军总部也就是李德的命令。第二天，等‘渡过湘江，进占全州’的命令下达时，良机已失。国民党中央军前卫已进全州城，并在城外占领了阵地，布置了警戒。我红五团只好抢占脚山铺。事后，我向刘亚楼政委说了此事，他也感痛失良机，说如果占领全州城，通过敌封锁线可能会顺利些，红军肯定不会在湘江之畔流那么多的血，死那么多的人!”

接到军团“渡过湘江、占领全州”的命令后，刘忠暂时放下一肚子“怨气”，率部从全州城郊绕道插到全州以西的才湾、庙头、资源一带，以控制有利地形，钳制敌人，掩护全军渡江。在资源，刘忠的小部队被敌人包围了一天，他沉着指挥，派出化装便衣夺占梧桐要隘口子，连夜通过隘口向西急进，摆脱敌人的围堵，追上了后卫部队。

刘忠将军告诉我，在湘江之战中，闽西子弟兵牺牲壮烈。担任殿后任务的红三十四师在此役中几乎全军覆灭，鲜血染红了滔滔湘江，而该师多由闽西子弟兵组成。他感慨地说：“如果没有湘江之战，解放后我们福建的将军，不知要多出多少!”当年三十四师的指挥员之一韩伟(解放后授衔中将)逝世后，特地叮嘱要将骨灰运送闽西安葬，以陪伴那些早就长眠在地下的闽西部属。

刘忠在长征中带领侦察部队深入敌占区，在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抢渡湘江乌江、攻取遵义城、四渡赤水河、通过彝民区、夺占晒经关、强渡大渡河、翻越夹金山、通过大草地、突破腊子口等着名战役战斗中，冲破重重难关、种种险情，出色地完成了侦察任务，受到中央首长的表扬，刘伯承称赞他“功不可没”。

如今，刘忠将军已逝，但他的业绩和英名，将与红军长征精神共存。

被誉为30年代我国新闻战线上一颗红星的范长江，1937年2月，在杨虎城将军的公馆里，采访了他平生第一次遇到的公开身份的共产党员—周恩来。

西安事变扣留蒋介石，全国震惊!《大公报》连续发表社论，声讨张、杨“罪行”。作为《大公报》战地记者的范长江，当时正在绥远前线的百灵庙采访，对事变感到十分困惑。不久，蒋介石又被释放，返回南京。为了弄清事变真相，长江写道：“本人决心不惜一切代价，到西安去，一探中国政治之究竟。”

当时西北对外交通完全断绝，长江利用各种私人关系，冒险飞兰州。

他说服了甘肃省主席兼51军军长的于学忠，特拨给军用卡车一辆，还选派了数名全副武装卫士随车护送。此间，长江数次被绑架，险些丧了性命!

1937年2月2日傍晚，终于在乱军丛中，顶风冒雪，抵达西安。2月4日，在《大公报》西安分销处同仁的协助下，通过陕西省主席邓宝珊的介绍，范长江向着杨虎城将军的公馆走去。

周恩来同志在日理万机的繁忙中，热情地接待了这位来自绥远前线、冒着生命危险闯进西安，当时年仅27岁的《大公报》战地记者—范长江。

他紧紧握住这谈风锐利、有着浓厚传奇色彩的年轻人炽热的手，和蔼地说：“你在红军长征路上写的文章，我们沿途都看到了，红军干部对你的名字都很熟悉。”

恩来同志十分赞赏地接着说：“你和我们红军没有关系，我们很惊异你对我们行动的研究和分析。”

对周恩来的印象，范长江通讯中有如下记载;“四日午后经朋友介绍，我们在杨虎城公馆看到了周恩来先生，他有一双精神朴质的眼睛，黑而粗的须发，现在虽然已经剃得很光，他的皮肤中所藏浓黑的发根，还清晰地表露在外面。穿的灰布棉衣，士兵式的小皮带，脚缠绑腿，口音夹杂着长江流域各省的土音，如果照普通谈话的口音推断，很有点像江西人。”

两天后，长江在博古和罗瑞卿的陪同下，于2月9日抵达延安，作了闪电式的采访。

他对毛泽东的印象是，“许多人想像他不知是如何的怪杰，谁知他是书生一表，儒雅温和，走路像诸葛亮‘山人’的派头，而谈吐之持重与音调，又类村中学究，面目上没有特别‘毛’的地方，只是头发稍微长了一点。”

晚上，长江应邀到凤凰山毛泽东的窑洞里叙谈。在彻夜长谈中，毛主席反复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现阶段的革命性质、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关系以及抗日战争战略等问题的见解和主张，使长江十年来苦苦探索和追求而又无法解答的中国前途问题，一夜之间，竟“豁然开朗”、“茅塞顿开”。

拂晓，无比兴奋的范长江表示决心留在陕北，进一步收集资料，写几本宣传共产党的大书。但毛泽东却指出：当前迫切的政治需要，不是写书，而是设法利用《大公报》在舆论上的重要地位，宣传我党目前最重要的政策，广泛动员全国民众，促成民族统一战线，以便进行对日抗战。因此，建议长江在决定中国命运有重大关联的国民党三中全会开幕之前赶回上海。

此时，已是2月10日，离国民党三中全会的召开只有5天了。延安去上海，千里迢迢，万山阻隔，冰封雪盖，乱军充塞于途。长江义无反顾，日夜兼程，终于在14日午间离开西安，转郑州，飞抵上海。

2月16日—三中全会正式召开的当天，犹如平地风雷，一篇震惊朝野的《动荡中之西北大局》，在上海《大公报》的要闻版上出现了，它像突发的一股旋风，刮进了大会会场!此文不仅将被严密封锁的《西安事变》真相公诸于众，更反复宣传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和主张。

新闻封锁的大门既已被打破，长江乃废寝忘食，日以继夜地赶写通讯。上海《大公报》从2月17日起，连续刊登了他的《暂别了，绥远》，《宁夏进入记》，《陇东未走通》等约三万多字的长篇通讯。全国人民从这些通讯中，第一次看到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希望。

毛主席对长江出色完成了党中央的嘱托，予以高度评价，3月29日亲笔致函赞扬说：“长江先生：那次很简慢你，对不住得很，你的文章我们都看过了，深致谢意。”

不久《陕北之行》发表。该文详细记述了苏区见闻、二万五千里长征，以及与毛泽东彻夜长谈的全部内容。当长江率领中外记者采访团风尘仆仆地从徐州突围负伤归来的时候，恩来同志以十分喜悦和关切的心情致函慰问：“长江先生：听到你饱载着前线上英勇的战息，并带着光荣的伤痕归来，不仅使人兴奋，而且使人感念。闻前线归来的记者正在聚会，特驰函致慰问于你，并请代致敬意于风尘仆仆的诸位记者。”

新华日报在汉口创刊时，长江泼墨挥毫，写下了“为中华民族之独立与自由而呼号”的题词。从此，长江结束了10年个人奋斗的历史。

1937年底，在周恩来同志的直接指导下，长江与中国文化运动的先驱胡愈之等团结全国广大进步记者，组成了“中国青年记者学会”。“青记”正式成立于1938年3月31日。

1939年5月，在国民党戴笠特务机关严密监视下的重庆曾家岩五十号“周公馆”里，由恩来同志介绍，经延安中共中央批准，长江秘密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指定与恩来同志单线联系。自此，长江从一个民主主义的爱国主义者，进入了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行列。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共中央代表团由重庆迁往南京，长江被恩来同志指名由华中解放区飞抵南京，任代表团新闻处处长，并担任中共对外发言人。此时，他不仅要经常发布代表团的各种宣言，还要接见频频来访的各界人士，向他们解释中共中央的政策和回答各种问题。长江日夜战斗在恩来同志的身边。

谈判破裂后，长江随恩来同志撤回延安。在胡宗南进攻延安前后，他主持了延安《解放日报》的工作。

转战陕北期间，长江带领新华总社及《解放日报》30多位同志，组成“陕北电台”，编入中央纵队第四大队，长江任大队长，紧随毛主席和周副主席，在炮火纷飞的崇山峻岭，及时向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传达党中央的声音。

周恩来12岁那年，因家里贫困，只好离开苏北老家，跟伯父到沈阳去读书。

伯父带他下火车时，指着一片繁华的市区说：“没事不要到这里来玩，这里是外国租界地，惹出麻烦，没处说理啊!”周恩来奇怪地问：“这是为什么?”伯父沉重地说：“中华不振啊!”

周恩来一直想着伯父的话，为什么在中国土地上的这块地方，中国人却不能去?他偏要进去看个究竟。

一个星期天，他约了一个好朋友，一起到租界地去了。

这里确实与其他地方不同，楼房样子奇特。街上的行人中，中国人很少。忽然，从前面传来喧嚷声，他俩跑过去看。在巡警局门前，一个衣衫褴褛的妇女，正在向两个穿黑制服的中国巡警哭诉，旁边还站着两个趾高气扬的洋人。他俩听了一阵就明白了，这位妇女的丈夫被洋人的汽车轧死了，中国巡警不但不扣住洋人，还说中国人妨碍了交通。周围的中国人都忿忿不平，心怀正义感的周恩来拉着同学上前质问巡警：“为什么不制裁洋人?”巡警气势汹汹地说：“小孩子懂什么?这是治外法权的规定!”说完走进巡警局，砰的一声把门死死关上。

从租界地回来，周恩来心情很沉重，他常常站在窗前向租界地方向远远地望着，沉思着。

一次，校长来给大家上课，问同学们：“你们为什么读书?”有的说：“为明礼而读书。”有的说：“为做官而读书。”有的说：“为父母而读书。”有的说：“为挣钱而读书。”当问到周恩来的时候，他清晰有力地回答：“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校长震惊了，他没料到，一个十几岁的孩子，竟有这样大的志气。

周恩来在沈阳读小学的三年中，学习成绩始终名列前茅。他的作文曾被送到省里，作为小学生的模范作文，还被编进两本书里。

15岁那年，周恩来以优异成绩考进天津南开中学。那时，伯父的生活也很困难，他就利用节假日，给学校抄写材料，挣一点钱来做饭费。生活虽清苦，但他的学习愿望却很强烈。他在课上认真听讲，课外阅读大量书籍，获得了丰富的知识。他的考试成绩总是全班第一。全校师生都很敬重他，说他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学校为了奖励他，宣布免去他的学杂费。他成为南开中学唯一的一个免费生。

周恩来在青少年时期，为中华之崛起努力读书。以后，也是为了这个目标，他忘我地工作，无私地奉献了毕生精力。

宋志刚同志是江西兴国人，共产党员，出身于贫农家庭，从小历尽风霜，磨练出了一种刚强、坚毅的性格。40多岁的他经验丰富，遇事能出主意，每当大家伙遇到解决不了的困难的时候，只要有老宋在场，就能“逢凶化吉”。

1935年8月下旬，红一方面军进入草地。所谓草地，是指川西北草原。历史上一直为四川松潘所辖，故有松潘草地之称。位于青藏高原与四川盆地连接地段，面积约为1.52万平方公里，海拔约在3500米以上。

他们好不容易筹到一点粮食，每人分到了5斤青稞，把它炒熟装进了干粮袋。

就凭这5斤青稞，要走七八天的草地是根本不可能的。老宋凭着小时候给地主放牛时挖野菜充饥的经验，寻找能吃的野菜。第二天他发动大家动手摘了一大堆野菜，晒干了又使每人增加了10多斤半干半湿的野菜叶子。

8月下旬的一天，部队开进茫茫大草地，举目一望，草丛里河沟交错，积水泛滥，青草浸在紫黑色的泥水中，散发着腐臭的气味。在这广阔的泽国里，看不到树林和人烟，更找不到人行的道路。

进入草地后，有一天由于行军太累，没留神，脚下一滑，刘先掉进了一个脏水坑里。真糟糕，干粮袋里的炒青稞浸透了脏水，臭味熏人，没法再吃了。刚进草地就没有了干粮，以后可怎么办呢?年轻的刘先看着弄脏的干粮袋，不禁发起愁来。

突然，一个干粮袋从后面套在他的脖子上。他回头一看，正迎着老宋那温暖慈祥的目光。他用手拍着他的肩膀，安慰说： “没关系，你用这个吧。”他拾起臭水浸过的半袋炒青稞，迈着吃力的步子向前走去。刘先望着他那瘦弱的背影，仿佛觉得有一股热浪从心里往上翻滚。他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感激，泪水像断线的珠子一样落下来。

傍晚，队伍露营在一个斜坡上。大家围着篝火，用搪瓷缸子煮一点开水，吃一点青稞充饥。老宋同志把开水缸子端到一边去，背着身子，把臭水浸过的青稞和野菜叶子泡在缸子里，费劲地嚼了半天，艰难地咽下去。

刘先实在看不下去，站起来提着干粮袋对他说： “老宋啊，我不能要你的粮食。”老宋拉着刘先的手，又把干粮袋挂在刘先的脖子上，笑着对刘先说： “小家伙，我年龄比你大，难吃一点我能行。你还年轻，要保住身体，走出草地好北上抗日。”

刘先没顾老宋的再三阻拦，还是把这件事情告诉了排长汤平同志，汤平同志建议全排每人给老宋分出一点粮食。老宋再三推让不肯收下，最后党支部决定，硬把分出的粮食装进他的干粮袋里。

以后几天的草地行军中，老宋的身体越来越瘦弱。每到宿营地，别人都吃一点青稞，老宋同志总是悄悄地煮一点野菜吃，野菜不好消化，一直在闹肚子。

越往草地中心走，困难越大。时风时雨，忽而漫天大雪，忽而冰雹骤下，夜晚的严寒，更使人难以忍受。从江西瑞金出发时，发的一套单军衣早已破烂不堪。晚上宿营，再也找不到烧火的柴火了，战士们只好挤在一起，背靠背取暖。寒风吹来，浑身直起鸡皮疙瘩，每一个人都盼望天快亮，快出太阳。

在夜里同志们冻得难受，老宋同志抽着旱烟，讲起江西老家的故事来。他那趣味横生的故事，把大家逗乐了，似乎也驱散了我们身上的寒冷。

长期的劳累和饥饿，再加上风雨、泥泞、寒冷的折磨，严重的胃溃疡和风湿性关节炎在老宋身上一起发作了。他比进草地前更消瘦了，两腿已经瘫软无力，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极大的体力。李辉高等几个同志硬从他肩上夺过步枪和手榴弹，让他轻装前进。实在无力行走，就扶着他走。

第六天，天色阴暗，突然下了一场雨夹雪，每个人全身都被雨水浸湿了。中午，又遇到一条宽约一百多米的河流，水深过胸，水流很急，部队发扬团结友爱精神，手臂挽着手臂，强忍着刺骨的冰冷，趟过了激流。老宋同志被扶过河后，开始发高烧，直打哆嗦，后来神志不清，昏迷不醒了。

同志们轮流背着老宋同志前进，走了十多里路，他有几次从昏迷中苏醒过来，发现别人背着他行走，想挣脱下来。他用微弱的嗓音恳求地说： “我是不行了，你们放下我吧，不要因我一个人拖累了大家。”

李辉高同志安慰他说： “老宋，放心吧，只要我们活着，就一定要把你背出草地。”老宋脸色苍白，嘴唇抽搐了几下，想说什么，但由于身体太虚弱了，又昏迷过去。当时，部队根本找不到一点药品，生了病只有靠自己身体的抵抗力去战胜。

就这样，他们深一脚，浅一脚坚持背着老宋走，有几次差一点陷进泥潭里去，经大家帮助，又拉出来继续前进。几经周折，终于坚持到了宿营地。

刘先永远也不会忘记草地那个寒冷的夜晚，老宋同志突然急促地喘息起来，他们立即围拢在他的身边，他已面无血色，两眼深陷，断断续续地说： “我不行了……感谢大家对我的照顾……我们一定能胜利地走出草地，我们党一定会胜利，中国的革命一定能成功……我已经看不到全国胜利的那一天了，有可能的话，写封信告诉我的家人，就说我没有辜负他们的希望……”老宋同志垂下冰冷的双手，停止了呼吸。

刘先不禁失声痛哭起来，同志们站在旁边也泣不成声。在掩埋烈士的遗体时，刘先突然发现老宋同志干粮袋里的青稞没有吃，还是那么多。原来他知道自己不能走出草地，只吞咽了一点野菜充饥，把青稞节省下来留给了大家，是饥饿和病魔夺去了他的生命啊!

像他这样刚强的红军战士，怎能不使后来这些活着的人们永远地敬佩他呢!

像他这样为中国革命无私无畏奋勇献身的红军战士，怎能不使这些活着的人们在心里永远地怀念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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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长征前的准备时，“贾老婆”简直想把伙房都搬走。粮食、菜、油、盐统统装满后，还在自己的干粮袋子上缝了许多小口袋，里面装着姜、蒜、辣椒、胡椒等调味品。她一边使劲往里填一边还惋惜地唠叨说：“装不完，咋个办哟。”

有人取笑她，这是行军打仗，不是搬伙房。她说：“妹子们哟，行军打仗也要吃饭嘛。”

“贾老婆”是背上几十斤的食物和一口大铁锅，踏上漫漫长征路的。

渡过嘉陵江，走在剑阁古道，从石崖上凿出来的小路，上是望不到顶的峭壁，下是深不见底的山谷，又逢阴雨连绵，脚下路滑，稍不小心掉下去就会摔得粉身碎骨，加之头顶上敌机不断地轰炸、扫射，这时贾德福背着大锅真有点不堪重负了，一路上她总掉在队伍的最后。

为此，大家要抢她的锅背，她却打趣地说：“背这个锅好处可多着咧!像背了乌龟壳，又落不到雨，又落不到鸡(飞机)蛋!”

大家都忍不住笑起来，这一笑将紧张的气氛驱走了不少。

就这样，“贾老婆”的锅成了长征途中妇女工兵营的一面旗帜。大家看到她的锅时，感到的是安全和希望。

过草地时一些战友因饥饿病倒了，贾德福暗下决心，一定尽最大的努力让每个病号吃上一碗“病号饭”。可当营长林月琴病倒时，她捧上一碗放了一点盐的“病号饭”，林月琴却说什么也不吃。贾德福哀求着，她的泪流出时，顺着因操劳过度而刻下的深深的鱼尾纹滑下，林月琴再也不忍心推让了。

春天的党岭山，时而大雪纷纷，时而飞沙走石。爬山前，贾德福把火烧得旺旺的，在沸腾的锅里将珍藏的辣椒和生姜倒进去。她搅着锅里辣辣的汤，边盛边吆喝：“快爬雪山啦!大家多喝一点，驱赶驱赶风寒。”大家喝过辣椒汤，身上添了热量和信心。

两翻雪山，三过草地，走在最后的永远是贾德福。可是，一次惨烈的战斗过后，贾德福的那口大锅下，血殷殷地流着，她的生命悲壮地定格在这口铁锅下。

贺捷生：大家一想到贺龙这个名字，就和菜刀联系起来了，觉得他一定是很凶猛，很不讲道理，拿着菜刀就把人杀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我的家乡湖南省桑植县白族自治乡是少数民族地区，大家一听这个名字就知道了，那时非常贫困。我的爷爷他生下来就是小儿麻痹，他种地有困难，靠编织、修理农具，给有钱人家做衣服生活，很穷困。我的家乡有一些风俗大家可能也不是太了解,那个地方男孩子要早成家立业，所以我父亲13岁就结婚了，结婚了不管你是大人孩子，只要你有老婆了，那你就必须是这个家的家长，要负起养活家人的重任。这样我父亲13岁就离开了他的亲娘，出外帮助亲戚运盐。当时我们家乡是没有盐的，都要到四川去运，那个时候也不像现在有高速公路，都是很小的山路，为了防身，父亲和运盐的乡亲们身上都要带着一把刀。

那一年因为气侯的原因，盐化得很厉害，损失很大。那个时候，盐税又很重。父亲他们运盐走到一个叫芭茅溪的地方，这个地方从军事角度来说，是一夫把关，万夫莫过，很险要的一个地方。这个地方设立了一个盐卡，叫他们交税。父亲他们把所有的东西都交了，也凑不起这个盐税。官兵让他们把衣服脱了，用皮鞭狠抽他们一顿，还威胁说过三天要到家里收税。几个青年回家后，组织起来去反对盐税，这有了两把菜刀闹革命的传说。

1935年11月1日，贺捷生来到这个世界上，然而因为战乱出生不足20天的贺捷生便要岁部队进行长征。因此她也成为了出征大军中最小的成员。当到陕北时，1岁的小捷生又黄又瘦严重营养不良，后来林伯渠，花钱买了一只奶羊送给蹇先任，才让贺捷生的营养稍微有点跟上。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当时因为父母都有国家大事要做，于是将贺捷生送回老家。在湘西的山区，贫穷而潮湿，再加上逃荒避难，让贺捷生童年渗透了苦寒。再加上贺捷生先天就不足，后天又得不到良好的调养，她小小的身体，一直都没能好好的发育。

一直到1950年，贺龙和蹇先任才把贺捷生从湘西找回来，当时贺捷生已是一个患有严重关节炎、瘸着双腿的15岁少女了。

经过贺龙的栽培，贺捷生在1955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分配到青海民族学院教书，在那里工作了5年。

贺捷生文革经历

而在文革时期，因为贺龙被迫害，致使贺捷生也难逃厄运，被关押在一个不知名的地方罚苦役劳改。原本就柔弱的贺捷生，在这里受尽了磨难，身体也慢慢跨了。不仅如此，贺捷生因白细胞锐减，全身长了大大小小的瘤子。

在贺龙死后，贺捷生的丈夫也因为受其牵连而被破坏致死，然而即便如此，她始终坚信自己的父亲是忠于党的。

贺捷生早年艰难的经历并没有让其失去活下去的欲望，文革结束后，她再次凭借自己的努力重头开始，如今已是我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同时也是军事科学院军事百科研究部部长，军旅作家。

伉乃如(1890—1947)是南开学校元老、功勋卓著的“四大金刚”之一。他早年就读于直隶高等工艺学堂化学科，1911年毕业时成绩名列前茅，被南开校长张伯苓聘为化学教员，后任校长秘书兼大学注册课主任。1913年周恩来从沈阳考来，这名15岁的少年气宇轩昂，神采奕奕，不仅品学兼优，而且有出众的工作才干，立即引起授课老师伉乃如的注意。伉乃如多次对校董严范孙以及张伯苓说：这是个天才，将来一定会干出一番大事业的。从此严范孙、张伯苓非常器重周恩来。

随后伉乃如和周恩来都参加了“南开新剧团”，师生俩常常同台演戏。由于周恩来容貌俊秀，身材适中，排剧时大多扮演女角。二人往来更加密切，感情也日益深厚。

到1917年周恩来中学毕业时，伉乃如与他已情同手足，互称“乃兄”和“翔弟”(周恩来字翔宇)。随后周恩来在李福景父亲、南开校董李金藻的资助下赴日留学。在日本期间，周恩来与伉乃如经常通信，信中无话不谈，甚至涉及恋爱婚姻等个人内心深处的话题。这时周恩来经济拮据，伉乃如的月薪仅30元，需要抚养一个大家庭，但依然给他先后共寄去数十元。

周恩来于1919年春天回国，南开大学正处于筹建中。在伉乃如的建议下，张校长聘周恩来为校长办公室秘书。这样让他既可以帮学校做些事务，又能有点儿收入。9月南开大学成立，周恩来被免试进入文科。

此时“五四”运动正如火如荼，周恩来积极投身爱国运动，被推选为《天津学生联合会报》主编。由于没有印刷条件，需要找寻一个敢于承印这份报纸的工厂。恰巧伉乃如的哥哥伉聘卿在南市开办着一家印刷厂，经伉乃如奔波，做工作，伉聘卿终于同意承印这份进步报纸。报纸发行量极大，给社会带来强烈震撼。后因警方迫害报纸不得不停刊，伉聘卿也从此失业，张伯苓便将他安排到南开校内印刷厂工作。

1920年1月，周恩来、马骏等学生及教师马千里、时趾周先后被捕，伉乃如和其他教师设法营救，多次出入警察局疏通。在全国人民声援下，全体被捕者于7月17日出狱。教育厅令各校将被捕学生一律开除。张伯苓迫于压力，开除了周恩来、马骏等人。

周恩来被开除后生活困顿，严范孙随即设置“范孙奖学金”，与李金藻共同资助周恩来、李福景赴欧留学。临行前，周恩来将自己的一些物品寄存在伉家。

1924年周恩来回国，1928年秘密来津，从事地下活动。他经常化装到伉家，连敲门都设有暗号。伉乃如冒着生命危险掩护这位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

抗战时期，南开的大学部南下长沙，中学部迁往重庆。张伯苓长驻重庆，住在重庆南开中学教师宿舍区津南村。当时重庆是陪都，政府的高级官员和上层人士都云集于此。张伯苓的家一时成了重庆社交活动的中心。1938年年底周恩来来到重庆，领导八路军办事处的工作。他几乎每个周末都到张校长家，广泛团结各界人士，宣传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周恩来和南开校友中的国民党人士吴国桢常常发生激烈争论，在这种时刻，聪明机智的伉乃如便过来劝解，缓和一下紧张气氛。

伉乃如一家也住在津南村，周恩来成了伉家的常客。那时伉乃如长子伉铁儁正在热恋，女友顾钧是一名医务工作者。一天，周恩来来到伉家，顾钧第一次见到这位鼎鼎大名的人物，不免又兴奋又激动，在拌饺子馅时竟错把醋当成了酱油。当第一锅饺子端上饭桌的时候，周恩来一尝便说味道不对头，此时顾钧感到十分难为情，大家便一笑而过。1941年伉铁儁与顾钧举行婚礼，张伯苓为证婚人。周恩来也赶来出席，在来宾旗上签名留念，即席讲话祝福新人，并风趣地嘱咐新娘，日后要注意饮食作料……令人们大笑不已。

不久，伉乃如的二女儿伉铁佩出嫁，周恩来因工作太忙没能出席，便派人送来一张有他亲笔签名的礼券。1944年伉乃如的长孙大器出世，这是伉家的大喜事，周恩来亲莅祝贺。他非常高兴，抱起婴儿在屋里优雅地跳了一圈华尔兹……15年后的1959年，周恩来总理赴津请伉家人吃饭，饭后去了干部俱乐部。在同顾钧跳舞时，他仍念念不忘那个曾与自己共舞的男孩，问道：“怎么没把小家伙带来?”

当“皖南事变”形势紧张时，周恩来、邓颖超作了最坏的思想准备。一天夜晚，邓颖超将一些私人重要物品送到伉家，说：“我和恩来随时都可能被捕，这些东西就请你们代为保存吧。”

物品中有一个非常精致的小瓷盒。她告诉伉乃如，瓷盒是周恩来从日本带回来后送给她的，盒内有一枚勋章和一块手表，勋章是周恩来获得的，手表则是她母亲的遗物。伉乃如把这一重托视为对自己的最大信任。以后每次跑警报，顾钧都把东西抱在怀里钻进防空洞。形势好转后，邓颖超将物品取走，专门把那个瓷盒留给伉家作纪念。伉家人一直将这件珍贵物品精心保存。“文革”中小瓷盒被抄，后来伉铁儶费了很大力气才得以归还。1998年他将瓷盒献给了天津周邓纪念馆。

1946年伉乃如将回津主持复校工作。周恩来知道了立即到津南村与他告别，不料此次会面竟成了两位挚友的诀别。伉乃如早就患有胃病，返津后工作十分劳累，宿疾发作。患病期间，他得知周恩来的弟弟周恩寿受党组织安排，秘密运送物资，因邻居告发而被捕。他十分着急，竟拖着重病之躯亲自和南开校友常策欧一同到警察局出面担保。几个月后，周恩寿获释。当他到伉家致谢时，伉先生已于1947年10月28日病逝，年仅58岁。营救周恩寿，是伉乃如在即将离开人世时，为自己一生画下的一个无比悲壮而完美的句号。

伉乃如逝世，报上登了消息。此时远在延安的周恩来得知噩耗，因工作繁忙，只能将深重的悲痛藏在心底。1950年6月2日他给伉家写信：“铁儁世兄：令尊仙逝，当时曾于报端阅悉，深为痛悼，卒因战火隔绝，未能唁慰。来平后极愿访晤，仍因公务缠身，亦未如愿……令慈及嫂夫人均常在念中，请代致意。秋后有空，当去津拜访也。敬请夏安!”

1959年5月周总理来津视察，两次宴请伉家人。因当时伉铁儁正在北京开会，没能见到，所以6月2日周总理又派邓颖超代表自己来看望伉铁儁一家。邓颖超当即决定资助伉乃如遗孀及两个最小的儿女每年500元，直到孩子们大学毕业。她又鼓励已经读中学的大器说：“努力学习，把身体锻炼好!”伉铁儁说儿子很淘气，邓颖超笑道：“听接生的俞霭峰大夫说，他出生时就不老实，不听话。”邓颖超很幽默，她指的是大器降生时，因母亲体内有一瘤，俞大夫便用产钳将他夹了出来。说到这里，大家都笑了。那天邓颖超在伉家谈得很晚，每个人都感到十分愉快。

周总理逝世后，邓颖超一直通过秘书赵炜与伉家保持联系。80年代，她每次来天津都要去看望伉氏家族，叙家常，谈往事，勉励后人。如今伉家后代个个学有所成，没有辜负周恩来和邓颖超的期盼和关爱。

周总理设宴招待外宾。上来一道汤菜，冬笋片是按照民族图案刻的，在汤里一翻身恰巧变成了法西斯的标志。外客见此，不禁大惊失色。周总理对此也感到突然，但他随即泰然自若地解释道：“这不是法西斯的标志!这是我们中国传统中的一种图案，念‘万’，象征‘福寿绵长’的意思，是对客人的良好祝愿!”接着他又风趣地说：“就算是法西斯标志也没有关系嘛!我们大家一起来消灭法西斯，把它吃掉!”话音未落，宾主哈哈大笑，气氛更加热烈，这道汤也被客人们喝得精光。

在外交场合出现法西斯的标志很容易引起外交纠纷，尤其是曾经遭受法西斯铁蹄蹂躏的国家，他们看见这种标志是很反感的。周总理的解释及时解除了他们的误会，但令人叫绝的是周总理借题发挥，号召大家一起来消灭法西斯，把那个菜吃掉。意外的这么一个被动场面，经周总理反意正解，反倒起了活跃宴会气氛的作用。

1936年10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在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和敌人围追堵截的情况下，历时两年，转战十余个省，行程两万五千里，保存和锻炼了革命的基干力量，将中国革命的大本营转移到了西北，为开展抗日战争和发展中国革命事业创造了条件。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如今80年过去了，虽然那段峥嵘岁月与我们渐行渐远，但乐于吃苦、勇于战斗、独立自主、团结互助的长征精神，一直启迪激励着中国人

年轻一代如何传承发扬长征精神，做到不忘初心，砥砺前行?近日，朱德元帅之孙、空军指挥学院原副院长朱和平做客人民网强国论坛“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特别访谈”，带领网友一同走进历史深处，领略前辈风范，聚焦长征精神，感悟革命初心。

从小最爱听爷爷讲三过雪山草地的故事

1952年10月出生的朱和平，8个月的时候就被抱到了爷爷朱德、奶奶康克清的身边，直到爷爷奶奶去世，他在两位老人身边生活了近40年。朱和平对长征和长征中的爷爷有着特殊的感情：“爷爷一直用长征精神来要求我们、鼓励我们、鞭策我们，要求我们一定要刻苦学习。”

朱和平是在听着爷爷革命故事的环境中长大的，他坦言，在众多革命故事中，听得最多的、也是自己最爱听的故事就是长征中爷爷三过雪山草地的事。朱和平在访谈中说，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年的时候，他经过多次实地考察、采访长征老红军和查阅大量的历史资料，出版了《长征中的朱德》一书。朱和平介绍，这本书是以爷爷的“人格力量”为主线，记录了大量的历史事实和生动鲜活的故事，展现了爷爷在长征中战胜敌人、踏遍万水千山的英雄气概。其中一段提到，作为中央军委主席、红四军总司令的爷爷朱德，带领红军总部和红一方面军的五九军团，三过雪山草地，同时与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巧妙地周旋，最终把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全部带到西北，实现了三大主力会师，为长征取得胜利发挥了应有的贡献。朱和平认为这段故事是最为感人、最为震撼的。

团结互助精神是长征取得胜利的关键

80年前的长征，红军将士靠什么跨越千山万壑、千难万险最终取得了胜利?谈到长征胜利的原因，朱和平认为，长征时红军主要是以年轻人为主，指挥员平均年龄才25岁，战士平均不超过20岁，在长征途中极端恶劣的环境下，红军战士即使就剩下一口干粮也让给别人吃，这种同志间的用鲜血凝成的友谊难得可贵。“这样一支年轻的红军队伍，能够从这么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一步一步走出来，除了具有英勇顽强、不怕牺牲、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外，大家互相帮助，互相友爱，互相扶持的团队精神也是长征取得胜利的关键。”

曾经多次重走长征路的朱和平，对长征中的艰苦比常人有更多的体会。他介绍说，“我们之前对长征的了解更多的是从书本上、电影上，老一辈给我们讲的故事中去了解。如果亲临实际到现场去感触，还是不一样的。尽管我们现在经济上有了很大的发展，长征沿线的交通、生活设施都已取得了很大的改善，但是这些雪山、草地、关隘、战场，都还是原封不动地保留着。甚至当时红军住过的一些房子，很多都保留着原貌。长征路线经过了15个省，这15个省除湖南、江西外，特别是云南、贵州、四川、川西那一带还是比较偏远、落后的，经济发展比较缓慢。现在在当地还是可以看到当年的一些艰辛的场面;特别是草地，我去年去的班佑那一带，不要说过这个草地，首先高原反应你就受不了，走一小段就很累，就要歇一会儿。可以想象当时几万红军是在那样一种自然条件下，填补饱肚子还要背着行李、弹药艰难地走过去，那是多么的辛苦。”

细节入手，故事化诠释长征精神教育新一代

长征历史丰富多彩，长征精神博大精深，如何对年轻一代讲述长征故事，传播长征精神?朱和平认为，家长应从细节入手，选取感人情节进行讲述，更多的是从一个一个具体的细节讲起，比如野菜的故事、党费的故事，还有长征中伤员的故事等。这些小故事尽管特别的小，只是涉及到两、三个人，但是可以展示红军部队当时的精神状态和团队精神。

关于长征题材的影视作品创作，朱和平也有自己的看法，他表示，影视剧的创作应符合年轻人当下的观看需求，更多的从自我意识、个体的角度进行表现。“我们对中小学生的教育，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让他们制定人生的目标，树立起克服困难、战胜困难的勇气和决心，从小就给他培养这种性格和能力，这是主要的。”

朱和平在访谈中还提及他和儿子重走长征路的实际体会。朱和平说：“前不久，我带着儿子去长征出发地江西瑞金等地重温长征那段历史。实际效果还真是好，去和不去就是不一样，有些故事，我们在家里讲和到现场看是不一样的。比如我们到了瑞金，到了当年的军委总部，到了爷爷奶奶当时住的那个房子，就是一个六平米的小阁楼，爬上去以后黑呼呼的，电话也是很老旧的电话，连灯都没有，孩子一进去就很感慨。”

谈到两代人对长征精神的感受，朱和平坦言，自己作为50后与80后的儿子在对长征的感悟上还是会有很大差别的。但是通过这次重走长征路的经历，对孩子来讲确实起到了很好地教育作用。他鼓励年轻人有机会应该要去实地体会一下那段真实的历史，体会一下当年老一辈的艰辛与不易。“当下正值伟大复兴的重要时期，年轻的一代也正经历着新的长征，民族复兴的重任落在了年轻人的身上，面前还有很多挑战，还有很多困难需要去解决，希望他们能够调整好状态，学习、传承长征精神，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老红军王承登身材并不高大，但举手投足间却有一种久经沙场的军人所特有的威严、坚毅和果敢。他曾无数次置身枪林弹雨，无数次直面生死考验，身上还两度负伤，但他回忆起这些往事时，却总是保持着乐观与豁达。

王承登是孤儿，辛酸、苦难是他童年、少年的代名词。自1929年在老家吉安县参加红军后，他才觉得自己的生活变得有意义了。

在红军这个温暖的大家庭里，王承登迅速成长。他先任通讯员，到长征时，他已是优秀的重机枪射手了。

王承登说，在二万五千里长征中，有三条河流让他终生难忘。

第一条河当然是于都河。他所属的红三军团是从于都踏上长征之途的。王承登清楚地记得，当时部队是在傍晚出发的，通过浮桥渡过了于都河。当时大家心情都很沉重，老百姓心情也很沉重。部队经过时，沿途的老百姓都点起煤油灯、火把依依不舍地看到自己的队伍消失在茫茫夜色中。

第二条河是湘江。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路上最惨烈的战争。由于敌人判明了红军的前进方向，便提前部署了优势兵力，并修好了工事，湘江两边都是敌人的碉堡，天上敌机不间断轰炸，这让红军遭受重大损失。湘江战役期间，王承登所部常常都要早早起来，隐蔽在山中，以免被敌机发现。部队后来接到任务，拿下江边一座碉堡。这个雕堡周围是开阔地，红军攻了几次都没有攻下来。后来，红军调了一门炮来，对准敌人碉堡平射了一炮，那发炮弹没有爆炸，只是把碉堡穿了一个洞，但敌人已魂飞魄散，很快逃之夭夭了。说到这里，王老不禁笑了，他说，红军战士是看不起胆小鬼的。

红军付出重大伤亡后，终于冲破敌人的湘江防线。但敌人还在后紧追不舍。有一次王承登所在的机枪班奉命掩护大部队撤退，他们把机枪架在路口，向敌人猛烈扫射，很快把敌人火力吸引过来。大部队安全撤退了，但王承登身边的战友一个个倒下，王承登也负了伤，但最终还是摆脱了敌人，追上了大部队。几十年来，王承登一直深深怀念那些曾与自己生死与共的牺牲的战友。

不久，部队就到了乌江。这便是王承登长征记忆中难忘的第三条河。乌江守敌是王家烈部队。乌江不宽，但水深流急。江两岸都有敌人防守，船早被敌人毁了。王承登所部接到命令，在乌江附近砍竹子，每个人扛一根，在江边用打土豪时缴获的布匹扎竹筏架浮桥渡江。但扎好的竹筏一下水就被冲散了。后来，红军选了18名勇士，带着短枪，冒死潜水过江。上岸后，他们藏在敌人碉堡附近的崖洞里，从后面向守敌发起进攻，敌人从没见过这么英勇的部队，很快被吓得拼命逃窜，红军得以安全渡过乌江。

经过这么多艰苦卓绝的考验，以后王承登他们遇到的困难就显得渺小了。在红军战士这个英雄群体面前，任何凶恶的敌人、任何艰难险阻都只是陪衬……

1.发生在长征路上的故事：朱德的扁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