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小时候的故事热门20篇

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的大脑有多聪明，相信不用我再多费唇舌了。但私底下，爱因斯坦其实是一个谦虚、不爱张扬又充满爱心的人。以下告诉大家几个关于爱因斯坦的有趣小故事。

坐在姑娘旁和坐在火炉旁的感受

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对一般人来说很抽象，有几个充满求知欲的青年学生跑来请教他：“爱因斯坦先生，什么是相对论啊?

爱因斯坦风趣地说：“你在一个漂亮姑娘旁边坐了两个小时，却觉得只过了五分钟;你紧挨着一个熊熊燃烧的火炉只坐了五分钟，却觉得过了一个小时。这就是相对论。”

任何事情都是相对的，当人在愉悦的氛围中时，就会觉得时间过得很快，而在煎熬中时，当然会觉得时间过得很慢了。不过，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说的是物理，而这里说的是人的心理。

从烟囱里爬出来该不该洗澡

有个学生请教爱因斯坦逻辑学有什么用。爱因斯坦没有直接回答，而是问他：“假如有两个工人从烟囱里爬出来，一个很干净，一个很脏，你认为哪一个会去洗澡呢?”

“当然是脏的那个会去洗澡。”学生说。

爱因斯坦反问：“是吗?脏的那个工人看见对方干干净净，还以为自己也不脏，哪里会去洗澡呢?”

“这样看来是干净的那个去洗澡了!”学生恍然大悟。

在场的学生都认同这个答案，爱因斯坦却笑道：“错!两个工人都是从烟囱里爬出来的，怎么可能一个干净一个脏呢?这就是逻辑学的用处!”

到底谁笑谁

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问世后，德国种族主义分子极力贬斥和嘲笑它。

一天，一些人在柏林会议厅集会攻击爱因斯坦的“谬论”，有些自以为是的狂徒极力讽刺挖苦相对论，引来一些无知者的阵阵笑声。

爱因斯坦镇定地走进会议厅，找了一个位子坐下。每当他听到演讲者荒谬的斥责声时，便随着听众一起哈哈大笑，有时还跟着鼓掌、喝倒彩。

朋友看到爱因斯坦这个样子，忍不住说：“这到底是谁在笑谁呢?”

名人故事

巴斯卡尔和费马

更早些时候，法国有两个大数学家，一个叫做巴斯卡尔，一个叫做费马。

巴斯卡尔认识两个赌徒，这两个赌徒向他提出了一个问题。他们说，他俩下赌金之后，约定谁先赢满5局，谁就获得全部赌金。赌了半天，

A赢了4局，

B赢了3局，时间很晚了，他们都不想再赌下去了。那么，这个钱应该怎么分？

是不是把钱分成7份，赢了4局的就拿4份，赢了3局的就拿3份呢？或者，因为最早说的是满5局，而谁也没达到，所以就一人分一半呢？

这两种分法都不对。正确的答案是：赢了4局的拿这个钱的3／4,赢了3局的拿这个钱的1／4。

为什么呢？假定他们俩再赌一局，或者

A赢，或者

B赢。若是

A赢满了5局，钱应该全归他；

A如果输了，即

A、

B各赢4局，这个钱应该对半分。现在，

A赢、输的可能性都是1／2,所以，他拿的钱应该是1／2×1＋1／2×1／2＝3／4,当然，

B就应该得1／4。

通过这次讨论，开始形成了概率论当中一个重要的概念数学期望。

在上述问题中，数学期望是一个平均值，就是对将来不确定的钱今天应该怎么算，这就要用

A赢输的概率1／2去乘上他可能得到的钱，再把它们加起来。

概率论从此就发展起来，今天已经成为应用非常广泛的一门学科。

戴尔·卡耐基（美国现代成人教育之父，20世纪最伟大的心灵导师和成功学大师）

“他不是最坏的男孩，而是最聪明但还没找到发泄热忱的地方的男孩。”

小时候的卡耐基是个公认的坏男孩。他9岁那年，父亲把继母娶进了门。当时他们父子俩居住在密苏里州玛丽维尔附近的一个小市镇，父亲经营着一个小小的农场，家里非常穷，吃不饱穿不暖，而继母则来自较好的家庭。

父亲一边向她介绍卡耐基一边说：“亲爱的，请注意这个全郡最坏的男孩，他简直让我头痛死了，说不定他会在明天清晨之前就拿石头扔你，或做出什么别的坏事，总之他会让你防不胜防。”

出乎卡耐基意料的是，继母微笑着走到他面前，托起他的头看着他，接着又看着丈夫说：“你错了，他不是全郡最坏的男孩，而是最聪明但还没找到发泄热忱的地方的男孩。”继母的一席话说得卡耐基心里热乎乎的，眼泪几乎快要滚落下来，因为在此之前，从来都没有人称赞过他聪明，父亲、邻居、老师都认定他是坏男孩。

就凭着这句话，他和继母开始建立友情；也正是这句话，成为激励他的动力，使他日后创造了“成功的28项黄金法则”，帮助成千上万的普通人走向成功和致富的康庄大道。

沃尔特·克朗凯特（享誉全美的知名主持人、记者，被誉为美国“主持人之父”和“全美最受信任的人”。）

“如果有什么事值得去做，就一定要把它做好。”

从孩提时开始，克朗凯特就对新闻颇感兴趣。14岁那年，他成为学校自办报纸《校园新闻》的一名小记者。休斯顿市一家日报社的新闻编辑弗雷德·伯尼先生每周都会到克朗凯特所在的学校讲授一小时的新闻课程，并指导《校园新闻》报的编辑工作。

有一次，克朗凯特负责采写一篇关于学校田径教练卡普·哈丁的文章。由于当日有一场同学聚会，克朗凯特敷衍了事地写了篇稿子就交了上去。第二天，弗雷德把克朗凯特单独叫到办公室，指着那篇文章说：“克朗凯特，这篇文章很糟糕，你没问该问的问题，也没对他做全面的报道，你甚至没搞清楚他是干什么的。”接着，弗雷德说了一句让克朗凯特终生难忘的话：“你要记住一点：如果有什么事值得去做，就一定要把它做好。”

在此后70多年的新闻职业生涯中，克朗凯特始终牢记着弗雷德的这番训导，对新闻事业忠贞不渝，直至2009年7月17日在纽约家中病逝，享年92岁。在美国新闻史上，克朗凯特是一个忠实履行新闻职业精神的传奇人物。

瓦尔坦·格雷戈里安（美国布朗大学前校长，现任卡内基基金会主席）

“你可以失去美丽，也可以失去健康和财富，但决不能失去性格。”

格雷戈里安的童年十分不幸，6岁那年，母亲便因病离世了，是祖母在伊朗的山区将他带大的。格雷戈里安的祖母也是个很不幸的女人，由于战争和疾病，她失去了所有孩子，虽然命运对她十分不公，但她并未因此失去对生活的信心。她无法让格雷戈里安过上富裕的生活，却给予了他极其珍贵的精神财富。

为了让格雷戈里安从失去亲人的阴影里走出来，健康快乐地成长，祖母时常告诫他：“孩子，有两件事你一定要记牢：第一，是命运，那是你无法控制的；第二，是你的性格，那可是在你掌握之中的。你可以失去美丽，也可以失去健康和财富，但决不能失去性格，因为它是掌握在你自己手中的。”

祖母的这番话在格雷戈里安的成长道路上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他从中吸取了足够的动力，用以激励自己奋发向上，一步一个台阶地迈向人生高地，1989年他当选布朗大学校长，1997年当选卡内基基金会主席。

威廉·奥斯勒（加拿大医生、学者，是“他所在时代最有影响力的医学界大人物之一”）

“最重要的是不要去看远方模糊的事，而要做手边清楚的事。”

1871年春天，加拿大蒙特瑞综合医院的医科学生奥斯勒的生活中充满了忧虑，他担心怎样通过期末考试，担心该做些什么事情，该到哪儿去，怎样才能开业，怎样才能过活。

一天，他在一本书上看到了对他的人生产生了莫大影响的一句话。此后，他创建了全世界知名的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成为牛津大学医学院的钦定讲座教授—这是在大英帝国学医的人所能获得的最高荣誉，他还被英国皇帝册封为爵士。他死后，整整两大卷书厚达1466页的篇幅记述了他的一生。

奥斯勒在1871年春天看到的那句话是由着名历史学家汤玛士·卡莱里所写的：“最重要的是不要去看远方模糊的事，而要做手边清楚的事。”42年后，一个郁金香开满校园的夜晚，奥斯勒在耶鲁大学发表了演说，他忠告耶鲁的学子，要以耶稣的祷词来开始每天的人生：“我们今天需要的粮食，请今天赐给我们。”他在讲演中强调，为明天做最好的打算，就是对今天的工作投入全部的心智和热情，这是你赢得未来惟一有效的方法。

斯科特·汉密尔顿（美国前着名花样滑冰运动员，现为着名体育评论员）

“上天给你的生命不过是许多分钟，你必须好好利用每一分钟。”

汉密尔顿的母亲原来只是一名普通的中学教师，但她十分珍惜时间，充分抓住每一分钟刻苦自学，后来终于成为鲍灵格林大学婚姻家庭系的副教授。

她经常对汉密尔顿说：“上天给你的生命不过是许多分钟，而且是有限的，从你出生的那一天开始，你就只有这么多分钟的生活，因此，你必须好好利用每一分钟。”

受母亲的影响，汉密尔顿也十分珍惜时间，他抓紧每一分钟训练，辛勤的汗水终于换来了丰厚的回报：他是1981年——1984年世界花样滑冰锦标赛男子单人滑连续四届冠军和1984年第14届冬奥会冠军。

退役后，他创立了Stars on Ice世界花样滑冰明星表演团，并成为着名体育评论员，经常参与美国cBS电视台和nBc电视台花样滑冰节目的解说。

托妮·莫里森（美国黑人女作家，1993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你并不在那里生活，你生活在这里。”

由于幼时家境贫困，从12岁开始，每天放学后，莫里森都要到一户富人家打几个小时的零工，十分辛苦。一天，她因工作的事向父亲发了几句牢骚。父亲听后对她说：“孩子，听着，你并不在那里生活，你生活在这里—在家里，和你的亲人在一起，所以只管去干活就行了，然后拿着钱回家来。”

在那之后，莫里森又为形形色色的人工作过：有的很聪明，有的很愚蠢，有的心胸宽广，有的小肚鸡肠，但她从未再抱怨过。

莫里森后来回忆说，她从父亲的那番话里领悟到了四条人生经验：一、无论什么样的工作，都要做好，不是为了老板，而是为了你自己；二、把握你的工作，而不让工作把握你；三、你真正的生活，是与你的家人在一起；四、你与你所做的工作是两码事，你该是谁就是谁。

沈从文的故事，不一定在大家身上都发生过；但类似的事情呢？朋友们读了这个故事，心里有什么样的感觉？

沈从文是我国现代着名作家，他出生在湖南省凤凰县的一农户家庭。小时候，沈从文特别喜欢看木偶戏，常常因为看戏入迷而耽误了读书。

有一天上午，沈从文从课堂里溜出来，一个人跑到村子里去看戏，那天木偶戏演的是“孙悟空过火焰山”。沈从文看得眉飞色舞，捧腹大笑。一直看到太阳落山，他才恋恋不舍地回到学校。这时，同学都已放学回家了。

第二天，沈从文刚进校门，老师就严厉地责问他为什么旷课。他羞红着脸，支支吾吾地答不上来。老师气得罚他跪在树下，并大声训斥道：“你看，这楠木树天天往上长，而你却偏偏不思上进，甘愿做一个没出息的矮子。”第二天，老师又把他叫去，对他说：“大家都在用功读书，你却偷偷溜去看戏。昨天我虽然羞辱了你，可这也是为了你好。一个人只有尊重自己，才能得到别人的尊重。”老师的一番话，使沈从文感动得流下了眼泪。他暗暗发誓，一定要记住这次教训，做一个受人尊重的人。此后，沈从文一直严格要求自己，长大后成了着名的作家。

肖全和他们这一代：自然而骄傲地老去

作者:梁静

“你好，我是肖全，拍照的。”

见到陌生人，肖全一般这样自我介绍。摄影师、艺术家什么的，太造作，不好。肖全说，他喜欢自然、自在，他拍的人，都那样。

“我当然也是，讨厌造作。”

以前留长发的时候，肖全有好多女粉丝，而且是会为他尖叫的那种。现在，还是帅的，看不出今年56岁了，唯一会破功的，是他的眼角。

那上面，布满皱纹。一条条褶，又长又深，在眼睛四周延伸，就像老树的根。肖全的姐姐说，这叫“万丈深渊”。“但有什么办法呢，我是拍照的，不停眨眼，眨了几十年，就变这样了。”

肖全一眨眼，眼角的褶，果然更深了。

这是褶，也是时间隧道，里面埋着，肖全的40年。

1976年，肖全17岁，拍了第一张照片。他用一台借来的相机，在成都家里，对着坐在庭子里看报纸的奶奶邹桂莲，按了一张。

1980年，肖全21岁，用爸爸寄给他的180元买了一台海鸥205相机，花了169元，那时每月人均工资也就四五十元。当时在海军航空兵部当兵的肖全，扛着相机，骑着自信车，拍家乡成都。

1986年，肖全27岁，不当兵了，常和成都文艺圈的人混在一起，抽烟、喝酒。钟鸣、翟永明、何多苓、易知难等等都挺熟的。这群人，长得好看，都挺臭美的，肖全喜欢帮他们拍照。

某天，肖全在钟鸣办的《象罔》中看到一张美国诗人庞德的照片。在照片里，垂暮之年的庞德，拄着手杖，立于石桥，目光坚毅沧桑，形如雕像，下面是一段文字——“理解来得太迟了。一切都是那么艰难，那么徒劳，我不再工作，我什么也不想做。”视线与照片接触的那一瞬间，肖全被击中了。“我也要为中国的知识分子拍这样的照片。”

这一个只有十秒不到就产生的念头，肖全整整花了十年去完成。

在这十年里，肖全在全国各地漂泊，把行李寄放在朋友家里。他常常接到电话：“×××在哪儿哪儿，你拍不拍？”“拍！”不说废话，肖全扛起摄影包就走。

1996年，肖全37岁，《我们这一代》第一版出了，组成这本摄影书的，是一个个现在已经被供在神台上的“文艺偶像”：北岛、顾城、三毛、崔健、杨丽萍、张艺谋……20年前，在肖全的取景框里，这些人还不是神，他们仍不脱青涩，仍不免轻狂。他们埋头干着自己的事，哪怕明天就没米下锅了。在这一点上，肖全觉得，他们都一样。

“你如果问我他们有什么不同，我觉得没什么不同。他们是普通人，只不过他们都有一样技能，深深地热爱着自己的专业，并愿意用它去表达对生命、对世界的感悟。”

崔健的长征

那时候的年轻人，都是老崔的粉，包括肖全。在暗房里晒照片的时候，肖全喜欢放《一无所有》。他把喇叭调到最大，让老崔的嗓音充斥整个暗房，冲进浸泡着的底片中。“从听到老崔的第一首歌开始，我心里就想，歌还能这么唱啊。”

1990年春天，崔健来成都了，来搞演唱会的，叫“新长征路上的摇滚”。肖全去了。他看到素不相识的人手挽着手，在老崔的歌中排山倒海地摇着、唱着、哭着，他眼睛里的泪水也止不住地流。

演唱会结束以后，肖全陪着崔健去电视台取录像带。在电视台门口，有一堵被拆掉一半的旧墙，在它背后是水泥组成的TV的V字。看到这个奇妙的组合，肖全心动了。“这感觉像长征。”他把崔健叫下车，崔健想了想，下来了，站在墙前，换了好几个姿势。

肖全操起机器，按了21次快门。一分钟后，他知道，一幅好照片刚刚已经诞生了。

诗人与那些花儿

1986年12月，正值中国朦胧诗兴起，成都举办“星星诗歌节”，北岛、顾城、舒婷都到了。肖全跟着拍了全程。在这些照片中，他特别喜欢那张在望江公园竹林拍的大合照，大伙都笑了，谢烨还躲在顾城的后面，羞答答地牵着舒婷的手。

在回去的车上，北岛带着大家唱《三套车》，唱得很大声，就连外面都能听到，大家都特别过瘾。北岛唱着唱着忘词了，大家又笑作一团。“那时候的快乐，就那么简单。”其实当时，大家的生活并不好，在北京，大家每天都在想着吃什么最便宜，早上起晚一点，不吃早餐，饿醒了就看看通讯录今天该去哪里蹭饭了。诗歌节，他们收到100块的“舞台演出费”，顾城激动了，他说，成都人太好了，他不走了，他还要开讲座。

肖全在酒店房间给他和谢烨拍了好多照片。顾城说，我最喜欢拍照了，我的这顶帽子，是一个美国老太太送的。

回到北京后，顾城给肖全寄了一本诗集《黑眼睛》，并留下两行字：“那些花儿已经走远了。给肖全。”

这是肖全与顾城的最后一次接触。

之后，那些花儿，就走远了。

多么倔强的女人

1990年9月21日，肖全和成都的其他记者，敲开了三毛在锦江宾馆的门。这是一个极其少见的女人！肖全想到了杜拉斯。三毛翻了肖全带来的像集，摇起头来：“不行啊，你给他们拍得这么好，你得给我拍才行。”

中国的历史上，除了文人雅士、帝王将相，也有很多的科学家，张衡就是其中很著名的一个。下文是为大家精选的名人故事：张衡制造地动仪的故事，欢迎大家阅读欣赏。

中国的历史上，除了文人雅士、帝王将相，也有很多的科学家，张衡就是其中很著名的一个。张衡一生做了很多的事情，但是，他最有名的发明就是“地动仪”了。那个时期，经常发生地震。有时候一年好几次。发生一次大地震，就会给老百姓和国家带来很多的伤害。

当时的皇上和老百姓都把地震看作是不吉利的征兆，认为是鬼神造成的。张衡却不信神邪，他对记录下来的地震现象经过细心的考察和试验，发明了一个能测出地震的仪器，叫做“地动仪”。

地动仪是用青铜制造的，形状像一个酒坛，四围铸着八条龙，龙头伸向八个方向。每条龙的嘴里含着一颗小铜球，龙头下面，蹲了一只张着大嘴的蛤蟆。哪个方向发生了地震，朝着那个方向的龙嘴就会自动张开来，把铜球吐出。铜球掉在蛤蟆的嘴里，发出响亮的声音，就告诉人们那边发生地震啦。

公元138年2月的一天，地动仪正对着西方的龙嘴突然张开来，吐出了铜球，这是报告西部发生了地震呀。可是，那天洛阳一点地震的迹象也没有，更没有听说附近有什么发生了地震。于是，朝庭上下都议论纷纷，说张衡的地动仪是骗人的玩意儿。过了没几天，有人骑着快马来向朝廷报告，离洛阳一千多里的金城、陇西一带发生了大地震，连山都有崩塌下来的。大伙儿这才真正的信服了。

张衡虽然后来在政治上并不顺利，但是，他的这些科学发明和实验在我国科学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业绩。

附：张衡主要的发明

地动仪

公元132年（阳嘉元年），张衡在太史令任上发明了最早的地动仪，称为候风地动仪。据《后汉书·张衡传》记载：地动仪用精铜铸成，圆径八尺，顶盖突起，形如酒樽，用篆文山龟鸟兽的形象装饰。中有大柱，傍行八道，安关闭发动之机。它有八个方位，每个方位上均有一条口含铜珠的龙，在每条龙的下方都有一只蟾蜍与其对应。任何一方如有地震发生，该方向龙口所含铜珠即落人蟾蜍口中，由此便可测出发生地震的方向。经过试验，与所设制，符合如神，自从有书籍记载以来，是没有过的。曾经一龙机发，地不觉动，雒阳的学者都责怪不足信，几天之后，送信人来了，果然在陇西地发生地震，众人于是都服其神妙。自此之后，朝廷就令史官记载地动发生的地方。

关于地动仪的结构，流行的有两个版本：王振铎模型，即“都柱”是一个类似倒置酒瓶状的圆柱体，控制龙口的机关在“都柱”周围。这一种模型已被基本否定。 另一种模型由地震局冯锐提出，即“都柱”是悬垂摆（见袁宏《后汉纪》），摆下方有一个小球，球位于“米”字形滑道交汇处（即《后汉书·张衡传》中所说的“关”），地震时，“都柱”拨动小球，小球击发控制龙口的机关，使龙口张开。另外，冯锐模型还把蟾蜍由面向樽体改为背向樽体并充当仪器的脚。该模型经模拟测试，结果与历史记载吻合。

世界上地震频繁，但真正能用仪器来观测地震，在国外，是19世纪以后的事。候风地动仪是世界上的地震仪之祖。虽然它的功能尚只限于测知震中的大概方位，但它却超越了世界科技的发展约1800年。

浑天仪

张衡在西汉耿寿昌发明的浑天仪的基础上，根据自己的浑天说，创制了一个比以前都精确、全面得多的“浑天仪”。

漏水转浑天仪是一种水运浑象。用一个直径四尺多的铜球，球上刻有二十八宿、中外星官以及黄赤道、南北极、二十四节气、恒显圈、恒隐圈等，成一浑象，再用一套转动机械，把浑象和漏壶结合起来。以漏壶流水控制浑象，使它与天球同步转动，以显示星空的周日视运动，如恒星的出没和中天等。它还有一个附属机构即瑞轮冥菜，是一种机械日历，由传动装置和浑象相连，从每月初一起，每天生一叶片；月半后每天落一叶片。它所用的两级漏壶是现今所知最早的关于两级漏壶的记载。

张衡在创作了浑天仪之后曾写过一篇文章。此文全文已佚。只是在梁代刘昭注《后汉书·律历志》时作了大段引述而使之传世。刘昭注中把这段文字标题为《张衡浑仪》。称之为“浑仪”可能是刘昭所作的一种简化。在古代，仪器的定名并不严格。虽然后世将“浑仪”一词规范为专指观测仪器，但在隋、唐以前，“浑仪”也可用于表演仪器。

瑞轮荚

瑞轮荚是张衡别出心裁创造的自动日历，它模仿神话中奇树蓂荚的特征，靠流水作用，从每月初一开始，一天出现一片叶子，到满月出齐15片，然后每天再收起一片，到月末为止，循环开合。这个神话曲折地反映了尧帝时天文历法的进步。张衡的机械装置就是在这个神话的启发下发明的。听谓“随月盈虚，依历开落”，其作用就相当于现今钟表中的日期显示。

指南车

张衡制造的指南车利用机械原理和齿轮的传动作用，由一辆双轮独辕车组成。车箱内用一种能自动离合的齿轮系统，车箱外壳上层置一木刻仙人，无论车子朝哪个方向转动，木人伸出的臂都指向南方。

计里鼓车

张衡创造的计里鼓车是用以计算里程的机械。据《古今注》记载：“记里车，车为二层，皆有木人，行一里下层击鼓，行十里上层击镯”。记里鼓车与指南车制造方法相同，所利用的差速齿轮原理，早于西方1800多年。

独飞木雕

张衡制作独飞木雕，是模仿鸟类高空翱翔的滑翔翼型设计。

地形图

张衡也研究过地理学，根据他研究和考察的心得，画过一幅地形图。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三云：“衡尝作地形图，至唐犹存。”

接到乔羽的宝贝女儿国子的短信，我心里一动：多年不见，乔老爷和夫人佟琦，还有他们三个懂事的早已成家立业的孩子，现在怎么样了？国子在短信上说：“亲爱的妈咪，一切都好吧？9月12日上午9点在新闻大厦举办老爷子歌词研讨会，央视来录制现场，特请您作为嘉宾发言。您能来是我们全家人的愿望。请回复！爱您的国子。”

我立刻兴奋起来。这些年我年纪大了，过去常联系的朋友，渐渐地疏远了。而且，对方也一样，好像大家都躲在自己的世界里静静地老去。就连名气很大，过去经常抛头露面的人，比如乔羽乔老爷，也陷进了这个怪圈。想到此，我连忙给乔羽的女儿国子回短信：“亲爱的国子，我正盼望见到你们，谢谢你们全家人想到我，给我这个机会。你父亲乔老爷的歌词研讨会，我一定参加，雷打不动。”

但是，那天我还是食言了。问题出在我老眼昏花，把9月12日上午9点的研讨会，看成9月17日上午9点。偏偏在同一天同一时间，我还接到了冯牧先生逝世20周年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纪念活动的邀请，也指定我在会上发言。当我在中国现代文学馆深情追忆冯牧先生的时候，新闻大厦乔羽歌词研讨会给我安排的那把椅子，却让乔老爷全家人失望地空着。回到家再看国子的短信，我蒙了，不禁十万火急地向孩子道歉：“亲爱的国子，实在对不起，我把乔老爷的歌词研讨会误记成9月17号了！今天我去开完冯牧逝世20周年纪念会，再看你的短信，才发现我记错了日期。看来，我是真的老了，日子过得稀里糊涂。不过，老爷子的歌词有口皆碑，万众传唱，这比开任何研讨会都珍贵。而我不懂歌词艺术，即使参加研讨会也说不出什么来。但对老爷子及你们全家给我的情谊，我铭记在心。为此，我准备认认真真写一篇文章，倾心说说老爷子和你们全家人对我的关爱。”

笑眯眯的，那个几年前常在电视里出现的如同弥勒佛的乔老爷，没有多少人不知道。他写的歌词，可谓点石成金，广为流传，说他是中国歌词界的泰斗，是没有人持疑义的。不说他在“**”前为电影《祖国的花朵》写的插曲《让我们荡起双桨》，为电影《上甘岭》写的插曲《我的祖国》早已家喻户晓，成了中国歌坛的经典，只说20世纪80年代后，乘着改革开放大潮，他写的《牡丹之歌》《爱我中华》《难忘今宵》《思念》《夕阳红》《说聊斋》等等，哪一首不风靡一时，久唱不衰？郭兰英、李谷一、彭丽媛、毛阿敏、宋祖英，这些在国内风光无限的一线歌手，都是唱着他的歌红起来的。不过，我如此强烈地想写写乔老爷，却不是因为他的歌词，而是因为他的为人，因为他对我的滴水之恩。中国有句老话“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而我对他虽然没有涌泉相报之能，但涌泉相报之心还是有的。

乔老爷的滴水之恩那是40多年前的事了。当时比我大8岁的乔羽还年轻，才40出头。除了私下里，人们决不敢像现在那样开口闭口叫他乔老爷。既然叫了，他也会环顾左右，不敢答应。因为，那是个人鬼颠倒的年代，他和许多文艺界的著名人士一样，活得灰头土脸的。

清楚记得是1972年，“九一三”事件之后，我们这些因各种原因被迫离开北京的人，陆续回到北京。城里没有我们的窝了，都靠投亲访友过日子。我算幸运的，经胡华先生引荐，被中国革命博物馆收容。这是我一生中最窘迫也最狼狈的时候：父亲的冤案没有平反，年迈的母亲下放在江西鲤鱼洲，不知何时是归期，三个孩子因我和丈夫的感情破裂而处在骨肉分离中。难以启齿的是，国家经济萧条，商品奇缺，买粮要粮票，买肉要肉票，买布要布票，还有煤球票、肥皂票、白菜票什么的。我带着两个孩子，不仅没有这些票证，即使有，也买不起。因为我很久没有领到工资了，口袋里几乎不名一文。为了不饿着两个正在长身体的孩子，自己忍饥挨饿，节衣缩食，连午饭都省了。外出很少坐公共汽车，多远的地方都走着去。偶尔也使坏心眼，自己做一张假月票，趁人多的时候挤上车，拿出来远远地向售票员晃一下。售票员通常半睡半醒地趴在台子上，看都不看一眼。古人说一文钱逼死英雄汉，我是真正尝到了被钱逼死的那种感觉。可是，我还死要面子，怕人们知道指着我的脊背说：看，贺龙的女儿落难了，到了这种地步！

那年七八月的一天，天非常热，脚下的柏油路都被晒软了。我去给住在西便门附近的一个同事送药，不知不觉走到我母亲下放前住过的西便门国务院宿舍附近。忽然，一个高大的身影立在我面前，随后听见那人对我说：“这不是捷生吗？大中午的，天这么热，你去干什么？”我茫然抬起头，眼睛一亮，认出对方是大音乐家郑律成。他和我母亲住在同一个院子的同一栋楼里，母亲下放前我们在楼道或路上遇见他，还有他后来成为新中国第一位女大使的夫人丁雪松，常打招呼。

“吃饭了吗？”郑律成在确定站在他面前的真是我之后，不等我回答，又问。我望着他苦笑笑说：“郑叔叔，我没有吃午饭的习惯了。”郑律成看见我这副落魄的样子，明白我处境不好，叹息一声说：“不吃午饭怎么行？走，我带你去吃。”说着，他拽着我的手不由分说往既定的路上走。我个子小，身体弱，拽在他手里没有任何分量，只能由他。这样勉强走了几步，他松开手，自己在前面走，我在后面跟。

西便门国务院宿舍当年住着不少名人，有写过长篇小说《上海的早晨》的周而复，有截取过日本偷袭珍珠港情报、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立下大功的红色特工阎宝航……再就是郑律成，他大名鼎鼎，是中央乐团（中国交响乐团前身）的专业作曲家。整个院子里的人都知道他，不仅因为他是朝鲜人，还因为他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到了中国，在上海从事革命活动。1937年，他背着从朝鲜带来的小提琴到达延安，投身伟大的中国人民抗日事业。就是在这个时候，他请女诗人莫耶作词，谱写了著名的《延安颂》；请公木作词，写了更著名的《八路军进行曲》（1988年正式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在中国当代音乐史上，与冼星海、聂耳和田汉齐名。抗战胜利后，经过中央特批，他带着曾是抗日军政大学第三期女生队队长的妻子丁雪松回到了朝鲜，又写了朝鲜人民军军歌。要知道一个人能为两个国家的军歌作曲，在世界举世无双，因此享有“军歌之父”的美誉。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经周总理批准并征得朝鲜金日成首相同意，他随在中国驻朝鲜大使馆任外交官的妻子丁雪松一起回国，正式加入中国籍。人们津津乐道的是，1943年他与丁雪松结婚后，上了抗日前线，怀着身孕而留在延安的丁雪松不慎在雪地上滑倒了，引起早产，生下一个女孩。孩子生下后因为没有奶，丁雪松把他从朝鲜辗转上海带来的那把心爱的小提琴卖了，换回一头刚下崽的母羊，每天给孩子挤羊奶喝，这才把孩子救活了。郑律成从前线回到延安，有感于他的那把提琴救了他的孩子，给孩子取名为郑小提。后来郑小提也成了音乐家，在总政歌舞团创作室任创作员，也和大家一样，在西便门国务院宿舍进进出出。

这是在十年“**”中，社会乱哄哄的，文艺团体像郑律成这样的大作曲家，都被打入另册。郑律成更因为历史复杂而受审查，要求他每天去团里报到，中午在那儿吃一顿样板饭。因为中央乐团是样板团，团里的饭也叫样板饭。那时他50多岁，身体很好，从西便门去地处和平里的单位路不算近，每天骑一辆破自行车来回。

那天郑律成没有骑自行车，看来不是去团里，也不是从团里回来，他说带我去吃午饭，可是，既不往他家里带，也没有往街边的小餐馆带，更不可能带我去路途遥远的样板团吃样板饭。当时在小餐馆吃饭也要用粮票，我猜想他家里不开火，上餐馆也囊中羞涩，不知这顿饭怎么吃，吃什么。因此，跟着他在烈日下走，沿路我犹豫不决，走不是，不走也不是。在我的记忆中，好像穿过了半个北京城。

当他带着我穿过大街小巷，敲开大柳树一个破败院落的一扇普普通通的门的时候，我才知道，他把我带到了他的好朋友乔羽家。

乔羽的名字对于我来说，太熟悉了，简直如雷贯耳。因为我也是文学青年，喜欢“**”前的电影、小说、诗歌和歌曲，唱过乔羽写的《让我们荡起双桨》和《我的祖国》等电影插曲，还知道他是人人皆知的电影《红孩子》和《刘三姐》的编剧。在我心目中，这两项占一项就不得了了，而他两项都占了，太了不起了。

出现在我面前的乔羽，却不像我想象的那么高大，那么英俊。他个子不高，微胖，穿着一身颜色单调的衣服，才40多岁，但没有这个年纪的干练和锐气。让我感到奇怪的是，郑律成这么大一个音乐家来访，他也不特别热情，甚至有些无所适从。站在他身边明显高出他一头的妻子，反而气质高雅，衣着光鲜，头发梳得纹丝不乱；30多岁的人，还可以用亭亭玉立来形容。后来我才知道，乔羽从他工作的中国歌剧舞剧院下放在张家口，那天是偶尔回家的，碰巧被郑律成和我遇上了。而郑律成顺便带上我去找他，是给毛主席写了一封申诉信，反映他历史问题的清白，但他的汉字写得不好，想请乔羽给他抄一遍。

乔羽的妻子佟琦之所以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是因为她是满人，贵族出身，祖辈曾是朝廷的高级将领，人们在私下里都称她格格。据说顺治皇帝的佟妃，就出自他们家族。由于出身高贵，又有良好的家教，她言行和衣着与众不同，即使在那样极端的年代，也敢于标新立异，特立独行。在山东济宁故乡当过小学教员的乔羽，纯粹一介平民，1946年参加革命后，虽说上了晋冀鲁豫边区的北方大学，但那也是土大学。他之所以有今天，是一路吃苦耐劳走过来的。因此，当他站在佟琦身边，形成明显的对照，也因此他们戏剧性地过了一辈子。

看见大音乐家郑律成带着我在午饭时间走进家里，女主人佟琦表情木然，站在那儿不动，没有给我们做饭的意思。我又猜，她肯定有难言之隐，那时粮食定量，她家三个孩子，老大老二是男孩，正是胃口大开的年龄，多招待客人一顿饭，自己就得饿一顿。也是后来才知道，佟琦是中国文联医务室的医生，虽说有皇家血统，但她在单位仍属群众行列，再说，她的医生职业又是人们得罪不起的。因此，乔羽被下放了，她还能带着三个孩子留下来。但要管好这五口之家，她也得量力而出，精打细算。因为在文艺界听多了男女之间的风流韵事，她特别痛恨男人拈花惹草。

郑律成和乔羽坐在狭窄的客厅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我完全成了多余的人，那种气氛让我尴尬极了。郑律成突然意识到什么，指着里面的房间对乔羽说，老乔，我给你说几句话。两个人进去后，声音压得很低，嘀嘀咕咕一阵，乔羽冲着门外大喊，佟琦，你进来！女主人进去三两分钟，声音突然高起来：你个死老郑，有话怎么不早说呢？人家是公主啊！你看慢待她了。然后斩钉截铁地说，我出去买菜，割肉割肉！说话间，她已大步流星走回客厅，刚才还表情木然的脸春风荡漾。我惊惶地站起来，她风一样刮到我面前，压住我的两个肩膀说：你坐你坐，和老郑、老乔好好聊天，我去给你们割肉包饺子。

同样也是后来我才知道，郑律成和乔羽进到里屋，是向他解释，我并非佟琦痛恨的那种迎合男人拈花惹草的女人，而是贺龙元帅落难的大女儿。在命运上同样经历了颠簸的佟琦，听说我的身份和处境，大吃一惊，一股侠胆柔情油然而生，对我的态度突然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我还未从愣怔中回过神来，她已经提上篮子去菜市场买菜了。当时乔羽的供给关系不在北京，她和三个孩子每月每人只有二两肉票，她一口气全买了。回到家，不要任何人沾手，一个人在厨房里丁丁当当包起饺子来。我进厨房去帮她，她举起两只沾满面粉的手，用臂弯把我推了出来，说请你都请不来，哪能让你动手呢？

这顿午饭，我是含着泪水吃完的。八两肉包出的饺子，乔羽和郑律成基本上是蜻蜓点水。两个人只顾对付乔羽从床底下搜出来的一瓶酒，你一杯我一杯，装出很陶醉的样子。佟琦则坐在我对面，痛惜地望着我，不断地催促说，吃啊吃啊，老郑老乔喝酒，你不管他们。她还说捷生，你父亲贺龙是开国元帅，国家的大功臣，不会整死就整死了，总有一天要给他平反昭雪。今后的日子会好起来的。郑律成和乔羽也附和说，是啊，是啊，苍天有眼，将来一定会还贺龙元帅公道。然后劝我想开一点，把心放宽，先把孩子养大，把难关渡过去，相信总有云开雾散的时候。

听着这些暖心暖肺的话，我真想趴在桌上，放声大哭。

从此，我和乔羽成了心心相印的朋友，和佟琦更是亲如姐妹，她叫我公主，我叫她格格，两个见面无话不说。他家的三个孩子，对我以妈妈相称。当然，我父亲的冤案也很快被澄清了。1975年6月9日，在父亲含冤逝世6周年之际，在中共中央召开的“贺龙同志骨灰安放仪式上，周总理抱病从医院赶来致悼词。20世纪80年代，我回到了部队，老伴李振军担任武警第一任政委。乔羽的小儿子乔方（歌曲《红旗飘飘》的词作者）中学毕业后，没有工作，我和老伴想尽办法把他招到了部队。

可惜郑律成没有活到让我报答的这一天。那是1976年12月，刚刚粉碎”**“，张家口复排反映我父亲领导南昌起义的京剧《八一风暴》，邀请南昌起义将领的亲属和孩子们去观摩，郑律成也在邀请之列。从张家口回来的第二天，12月7日，喜欢撒网捕鱼并写过《川江号子》的郑律成带着侄孙女银珠和6岁的外孙剑锋去昌平京杭大运河捕鱼，突发脑溢血，栽倒在河边。偏僻的运河边根本没有出租车，两个年幼的孩子边哭边艰难地把他弄到岸上，拦了一辆三轮车往昌平城里送。但终因耽搁太久，我们的大音乐家再也没有醒来。得到消息，乔老爷极度悲伤。几年后，他在矗立在八宝山郑律成墓前的墓志上写道：”郑律成同志是一位将自己的生命与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结为一体的革命家。人民是不朽的，律成同志的歌曲也是不朽的。

有一个人，是他伟大的人格，在肉体和心灵的双重痛苦的重压之下仍然保持着的不屈不挠的高昂的斗争精神，巨大的创造力和道德标准，任何时候都决不向命运屈服。他，一个心灵伟大的人——贝多芬。

贝多芬作为一个音乐大师，他需要敏锐的听觉，但是1796年他还不到30岁，耳朵就开始变聋，而且一天比一天严重，内脏也被剧烈的疼痛所折磨。贝多芬还不得不忍受感情的煎熬，他不断幻想着幸福，但立刻又幻灭，不得不去承受心灵的痛苦。

一个不幸的人，贫穷、残疾、孤独、由痛苦造成的人，世界不给他欢乐，他却创造了欢乐来给予世界！他用他的苦难来铸成欢乐，好似他用那句豪语来说明的，那是可以总结他一生的：“用痛苦换来的欢乐！”

世界上的名人大部分都是经过风吹雨打的，所以说彩虹，经过与雷电的激战之后才出现。每一个名人的背后都有着一个感人的故事，每一个感人的事情，不仅能让你吸收情感和知识，还能用来反省自己是否坚强过？

也许我们曾经在挫折面前彷徨过，绝望过；也许我们曾经意外的得到挫折带给我们的馈赠，体验过战胜之后的快乐……这些都是我们成长历程中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选择坚强是最有用的资源。

美国盲聋女作家、教育家海伦·凯勒一岁半时因病丧失了视觉和听力，这对于一般人来说是不可想象、不可忍受的痛苦。然而海伦并没有向命运屈服。在老师的教育、帮助下，她凭坚强的毅力战胜了病残，学会了讲话，用手指“听话”并掌握了5种文字。24岁时，她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著名的哈佛大学拉德克利夫女子学院。以后她把毕生的精力投入到为世界盲人、聋人谋利益的事业中，曾受到许多国家政府、人民的赞誉和嘉奖。1959年，联合国曾发起“海伦·凯勒”运动。她写的自传作品《我生活的故事》，成为英语文学的经典作品，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广泛发行。

分析：敢于正视人生的疾苦和磨难，是海伦成功的根本。正是如此，她才成了全世界残疾人的精神代表，成了残疾人的骄傲。

话题：“残而不废”“坚强成就人生”“生命的价值”

约翰·康缇斯是一个没有双腿的残疾人；平常人能做到的事情，他也能做到，例如散步、游泳、潜水、一些体育运动（打乒乓球、举重等）、开着汽车到处跑，他以真实的生活，以自己的成功，告诉他人：“我行你也行，别对自己说‘不可能’；无论你觉得自己多么不幸，永远有人比你更加不幸，无论你觉得多么的了不起，也永远有人比你强；如果你想要突破极限，如果你想彻底自信；当你早上面对镜子的时候，对自己说：‘我是最棒的’；你要保你所做的每一件事都能找到乐趣；你必须勇于面对真实的自己；归根结底，你最需要讨好的人就是自己。”

约翰·康缇斯所经历的逆境与成功，令我们惊叹、震撼，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巨大的感召。让我们以超强的自信心，迸发生命的激情与动力，超越自我，迎接挑战，朝着更高的目标前进，那么成功就会在不远处向我们招手！

年轻时的左拉很穷。为了抵挡饥饿，他拿捕雀器在屋顶上捉麻雀，用挂窗帘的铁丝将麻雀串起来在火上烤着吃；为了坚持写作，他把仅有的几件衣服也送进了当铺，只能用被子来御寒。偶尔得到一个蜡烛头，他竟会如过节似的高兴，因为今夜可以读书写作了。正是贫穷磨砺了他的意志，他终于写成了轰动一时的《卢贡·马加尔家族》。

分析：有人面对贫穷时会一蹶不振，有人却能以贫穷为动力，实现自己的目标。左拉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话题：“贫穷是一笔财富”“坚持不懈”“苦难出人才”

我读过许多名人的故事，但有一个总让我印象深刻。

那是一个关于孔子的故事。说的是，孔子30岁时，已是远近闻名的教师了，但他并不自满，仍觉得自我的学问并不渊博，于是，便从家乡曲阜赶到了洛阳，去拜访老子。一路上风餐露宿，日夜兼程，但从未放弃，最终走到洛阳见到了期盼已久的老子，急忙拜他为师。老子见他很有诚意，便收他为徒，孔子也在老子身边随时请教。

读了这篇故事，我感受很深，孔子为了拜师，不远千里，不辞辛苦，可见他毫不骄做傲自满、孜孜不倦的求学态度，而老子呢，也为孔子的一片至诚之心所打动，倾囊相授，毫无保留，也为后人所乐道。

是啊，我们应当象孔子那样谦虚好学，为了学习更多的知识，宁愿受苦受累也不在惜，仅有这样，才能在学业上取得丰硕的成果。

读了《名人故事》后我了解了许多不认识的名人。他们刻苦的学习和顽强的探索的精神深深的刻在我的脑海中。

这是一本讲述中外名人小故事的书。有伟大的孔子，修建长城的秦始皇，古代诗人李白，外国著名的发明家爱迪生，丹麦作家安徒生等许多名人。其中有我一个最喜欢的科学家发现万有引力定律的牛顿。牛顿的天才和伟大是很难用语言来形容的。苹果如果砸在我们头上，我们可能会一怒之下把它抛的远远的，或是一口把它吃掉，但是牛顿却没有，他想了想为什么苹果不往上飞，而是往下砸。然而这个苹果让他发现了万有引力的定律。牛顿是一个科学巨人，但他很谦虚，他说：”自己只是一个在科学大海上捡贝壳的孩子。如果自己比别人高，也是站在巨人的肩上。“

自从我读了《名人故事》后发现，这些名人都是仔细观察，发现奥秘后，才赢来的成果。在学习和生活中，因为我们常常受一点挫折就放弃，所以我们要向他们一样有着坚持不懈的精神去迎接挑战。

康有为曾是炒房高手

中国传统文人，通常羞言金钱，以“铜臭味”鄙视之。故不少优秀的文人墨客，都不事生产，不谙经营之道。但也有例外，既才华横溢，文思敏捷，又具备超人的经济头脑，懂得理财。康有为就是其中的一位佼佼者，他对房地产有着敏锐的判断力，好几次牛刀小试，便获利不菲。其点子之准，下手之稳，就算现在的炒房高手，也自愧不如。

康有为流亡海外多年，其间得到了许多爱国华侨的慷慨资助，这是他得以周游列国的重要经济保障。但他也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赚了不少钱，特别是在房地产上屡有斩获。

比如1906年春节期间，他访问墨西哥，受到当地隆重接待。当时墨西哥城正在筹款修筑有轨电车，他敏锐地意识到电车轨道经过的地方，必将成为人气旺盛的商业圈，地价必定随之飙升，这是一个十分难得的赚钱的机会，便大量购置电车轨道经过之处的地产。没过多少日子，这些地价果然上扬了好几倍，他轻轻松松获得了10多万银元的赢利。

应该说梁启超也是赚钱的好手，早在1898年就以“保皇会”的名义，用入股的方式向海外华侨集资，在上海创办“广智书局”和“新民丛报社”。他凭借自己的知识资源，占有三分之一的股份，一年收益上万银元。当时康有为因逃避清政府追杀而避居印度吉大岭，经济陷于窘境，他得知后马上汇出1800银元，资助康有为。

有道是“此一时，彼一时”，当康有为在墨西哥的房地产上狠赚了一笔之时，梁启超的“广智书局”却陷入亏损的窘境，康有为得知后马上写信询问梁启超需要多少钱?梁启超回信说：“每年费用3000银元。”康有为立即汇出5000银元：给梁启超本人3000银元，给梁启超在澳门的家属1000银元，给梁启超的兄弟学费1000银元。出手之阔绰，堪与当今那些房地产老板媲美。“康梁”在政治上结为同盟早已美名远扬，在经济上互相施以援手，也传为佳话。

康有为晚年经济状况非常富裕。1913年康有为55岁那年结束流亡生涯回国，广东政府发还了被清朝政府抄没的康氏家产，并加发官产作为对康有为流亡15年的赔偿。资本贵在积累与增长，康有为非常清楚这一点，通过炒房地产来获利，依然是他的拿手好戏。他于1914年6月定居上海，租赁上海新闸路16号辛家花园，每月租金120银元，一住8年。这期间他看到上海房地产的升值潜力巨大，便马上变卖了广东的房产，在上海买入地皮。没过多久，上海的地皮飞涨，康有为又大赚了一笔。接着他又投资交通干线附近的房产，同样获利颇丰。

1921年，康有为在愚园路自购地皮10亩，建造了一座中西合璧的花园住宅，取名“游存庐”，十分豪华。晚年时他还在别处修建、购买了3座别墅，分别为杭州西湖的“一天园”、上海杨树浦的“莹园”和青岛的“天游园”。“一天园”占地30余亩，历时4年才建成。“莹园”建成后转让给别人，属于短线投资项目。青岛的“天游园”原来是总督楼，康有为购买后加以改扩建，他的生命最后终结于此。

爱迪生一生只上过三个月小学，他学问是靠母亲教导和自修得来。他成功，应该归功于母亲自小对他谅解与耐心教导，才使原来被人认为是低能儿爱迪生，长大后成为举世闻名“发明大王”。爱迪生从小就对很多事物感到好奇，而且喜欢亲自去试验一下，直到明白了其中道理为止。长大以后，他就根据自己这方面兴趣，一心一意做研究和发明工作。他在新泽西州建立了一个实验室，一生共发明了电灯、电报机、留声机、电影机、磁力析矿机、压碎机等等总计两千余种东西。爱迪生强烈研究精神，使他对改进人类生活方式，作出了重大贡献。 “浪费，最大浪费莫过于浪费时间了。” 爱迪生常对助手说。“人生太短暂了，要多想办法，用极少时间办更多事情。”一天，爱迪生在实验室里工作，他递给助手一个没上灯口空玻璃灯泡，说：“你量量灯泡容量。他又低头工作了。过了好半天，他问：“容量多少？ ”他没听见回答，转头看见助手拿着软尺在测量灯泡周长、斜度，并拿了测得数字伏在桌上计算。他说：“时间，时间，怎么费那么多时间呢？”爱迪生走过来，拿起那个空灯泡，向里面斟满了水，交给助手，说：“里面水倒在量杯里，马上告诉我它容量。” 助手立刻读出了数字。爱迪生 说：“这是多么容易测量方法啊，它又准确，又节省时间，你怎么想不到呢？还去算，那岂不是白白地浪费时间吗？”助手脸红了。爱迪生喃喃地说：“人生太短暂了，太短暂了，要节省时间，多做事情啊！”

《命运交响曲》是贝多芬最杰出的一部作品，它的主题是反映人类和命运搏斗，最终战胜命运。这也是他自己人生的写照。 这是第一乐章中连续出现的沉重而有力的音符。贝多芬说：“命运就是这样敲门的。” 贝多芬是世界著名的音乐家，也是命运最糟的一个。童年，贝多芬是在泪水浸泡中长大的。家庭贫困，父母失和，造成贝 多芬性格上严肃、孤僻、倔强和独立，在他心中蕴藏着强烈而深沉的感情。他从12岁开始作曲，14岁参加乐团演出并领取工资 补贴家用。到了17岁，母亲病逝，家中只剩下两个弟弟，一个妹妹和已经堕落的父亲。不久，贝多芬得了伤寒和天花，几乎丧命。贝多芬简直成了苦难的象征，他的不幸是一个孩子难以承受的。 尽管如此，贝多芬还是挺过来了。他对音乐酷爱到离不开的程度。在他的作品中，有着他生活的影子，既充满高尚的思想 ，又流露对人间美好事物的追求、向往。对美丽的大自然他有抒发不尽的情怀。 说贝多芬命运不好，不光指他童年悲惨，实际上他最大的不幸，莫过于28岁那年的耳聋。先是耳朵日夜作响，继而听觉日益衰弱。他去野外散步，再也听不见农夫的笛声了。从此，他孤独地过着聋人的生活，全部精力都用于和聋疾苦战。 贝多芬活在世上，能理解他的人太少了，而唯一能给他安慰的只有音乐。他作曲时，常把一根细木棍咬在嘴里，借以感受钢琴的振动，他用自己无法听到的声音，倾诉着自己对大自然的挚爱，对真理的追求，对未来的憧憬。他著名的《命运交响曲》就是在完全失去听觉的状态中创作的。他坚信“音乐可以使人类的精神爆发出火花”。“顽强地战斗，通过斗争去取得胜利 。”这种思想贯穿了贝多芬作品的始终。

1827年3月26日，一个雷雨交加的夜晚，音乐巨人与世长辞，那时他才57岁。贝多芬一生是悲惨的，世界不曾给他欢乐， 他却为人类创造了欢乐。贝多芬身体是虚弱的，但他是真正的强者。

从小到大，我们会经历很多身份，获得很多标签。小时候，我们是子女、学生、花朵……长大了，我们成了80后、父母……2012年，我得到了一个新标签：中国好舌头。

中国的成语很有意思，关于口才的成语大多略带贬义，比如巧舌如簧、夸夸其谈、巧言令色……口吐莲花算是少有的褒扬，但也有那么点儿难登大雅之堂的感觉。由此可见，对于口才这种事情，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通常被设定成伪善之人的特性。而历史也的确如此，往往是越有名的说客死得越惨，就算他能靠一张嘴化干戈为玉帛，抑或一兵不发而战胜对方，最终也无法用这张嘴救自己的命。

所以，当我被人称为“中国好舌头”时，总觉得背后生风，冷汗津津。

意外获封好舌头

当我把《中国好声音》里那段原本两分半时长的广告像开机关枪似的“打”出去时，并不觉得多么有成就感，受过专业训练的人都能做到，我只是在电视上做了一件他们没机会做或者干脆不需要做的事。

可能有不少人觉得我在无奈“炫技”，因为我在那个舞台只是充当报幕员，本没什么“戏份儿”，因此非要自己弄出点儿彩来，否则这主持做得太委屈。如果看完我为何要那么快地讲完广告，这种想法可能就不会再有了。

《中国好声音》的广告处理方式，算是节目组有意为之。原本的广告合约中，这段广告的时长有两分多钟。计划里，我像以往其他节目一样，插播一句“不好意思，我又出现了，我要念段广告，大家正好趁机去上洗手间”之类的话就好，等我对着摄像机念完，去洗手间的观众们也都归位了，大家继续录节目。

但后来，因为节目时间的缘故，广告词中的标准讲法被临时改变。如果念一段广告能省去一分半，念10段广告就能省15分钟！多出来的时间，就能卖别的广告，或者为一个选手多争取一两分钟的出镜时间。电视节目就是这么争分夺秒。

我记得很清楚，第三集节目播出的当天，我把录好的广告片段递交上去，www.5aigushi.com不到半个小时就被退了回来。同事告诉我：“这样不行，得再录一遍，录一遍快的。”

我问：“那要多快？”

他回答得很无厘头：“有多快就录多快！”

这是个什么情况？我想了想，跟他说：“要不我先试一遍，你看看行不行？”然后，我就跟念绕口令似的来了遍很迅猛的，同事录完之后冲我点点头说：“挺好的，就这样吧，不用再来了。”说完，就拿着试录的片子去交差。我心想，念这么快字幕怕是都跟不上了，谁能听明白啊？

可是没过一会儿，同事又大汗淋漓地跑过来找我，哭丧着脸说：“华少，还得再快点儿！”

“还要快？”

“对，只给你一分钟……”

两分半钟的广告要压缩到一分钟里，还要清楚地念出来，并不是说无法做到，大多数主持人应该都有这样的功力。我当时心里不踏实，是因为完全想像不出播出之后会是什么样的效果。

就这样，有了后来大家在《中国好声音》节目中看到的“超速广告”。录完之后，在第三集播出当天，我发了条微博说：“我知道大家讨厌广告，最起码我尽力了，希望大家谅解。”

北宋欧阳修四岁而孤，其母含辛茹苦，亲自教其识字。因家贫买不起纸，以芦荻划地成书。贫苦的生活令欧阳修磨练出刚强的个性，从不向恶势力低头。

一年，街上来了一个算卦者，鹤发童颜，望之有如神仙。其实那老者是一个退官的读书人，因看破世情，隐于市井，并精研出一套处世哲学，柔能克刚。

他见欧阳修天庭饱满，他日必成大器，但过于刚强，日后仕途恐有挫折。老者有意开导他，便说道：“看你的机灵模样，想必读书不少，能对句吗？”

欧阳修当然不会在乎，老者便道出上联：

齿刚唇柔，刚者不如柔者久，柔能克刚；

欧阳修年纪还小，一时不明老者之意，还以为老者讥笑于他，于是答道：眉先须后，先生何似后生长，后来居上。

老者点头称赞，但不禁心中暗叹。后来欧阳修果然大有作为，但由于数以直谏逆旨，屡遭贬谪，晚年锐气尽消。

巴尔扎克是法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1829年，巴尔扎克出版了一部描写旺岱地区共和国军队扑灭保王党叛乱的长篇小说《最后一个舒昂党人》，小说一出版就轰动了文化界，但是也有人对这部作品很不以为然，甚至有许多人对这本书发出了不认同的声音。

有一次，一位名叫萨乐毫姆的读者从里昂给巴尔扎克写了一封信，说：“你那《最后一个舒昂党人》算是什么作品，你到底会不会写小说，你审视过自己的观点吗?”之后在信中把他臭骂了一顿。巴尔扎克看完信后，不仅没有生气，反而还给萨乐毫姆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说：“其实仔细想起来，您的认识非常有价值!我很高兴知道您对这本书有别的看法。今后您如果来巴黎，欢迎驾临，相信我们会有更好的交流!”

巴尔扎克的一位朋友知道这件事情以后，忍不住指责巴尔扎克说：“你怎么能这么软弱?别人写信来骂你，而你竟然还邀请别人来做客!”

巴尔扎克笑笑说：“你知道水的智慧吗?”

那位朋友说：“水也有智慧吗?”

巴尔扎克说：“你如果认为我这是软弱的话，那么水的智慧就是软弱!”他的朋友听得似懂非懂，疑惑地看着他。

信寄出去以后过了两个月，那天巴尔扎克正在家里和他的朋友谈论文学，忽然有人敲门，巴尔扎克开门后，一位陌生人走了进来。陌生人说：“请问巴尔扎克在吗?我是一位里昂市来的读者。”巴尔扎克把他让进屋后，一聊才知道，原来这位读者就是前不久寄信来骂他的萨乐毫姆。3人坐在一起谈人生谈文学谈价值观、世界观，非常融洽，直谈到天黑时，萨乐毫姆才起身准备离去，他站起来由衷地对巴尔扎克说：“我非常敬佩您的胸怀，我当初的那封信的措辞是那么激烈，假如我是您，收到那封信一定会大发雷霆，没想到您不但没有生气，反而还那么客气地邀请我来做客!”

送走萨乐毫姆后，巴尔扎克的那位朋友不解地说：“我只是觉得你很软弱，可是他为什么却会那么尊敬你呢?”

巴尔扎克说：“水的智慧就是当它遇到攻击时，它不仅不会一味地反抗，反而还敞开心扉来容纳别人，而只有这样，外来的力量才会和水相容!否则，用一块石头去砸一砸外面的柏油马路试试看，一味的强硬抵抗不仅不能化解任何矛盾，反而还会导致两败俱伤!”

水在遇到石头打击的时候，从来不做任何抵抗，但它的“软弱”却是一种无比深奥的智慧，因为这种“软弱”有时候正是化解矛盾的神奇力量!人生，其实也需要这种智慧。

瓦特是世界公认的蒸汽机发明家。他的创造精神、超人的才能和不懈的钻研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和物质财富。下文是为大家精选的名人故事：瓦特发明蒸汽机的故事，欢迎大家阅读欣赏。

瓦特改进、发明的蒸汽机是对近代科学和生产的巨大贡献，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导致了第一次工业技术革命的兴起，极大的推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1736年，瓦特出生在英国苏格兰格拉斯哥市附近的一个小镇格里诺克，他的父亲是一个经验丰富的木匠，祖父和叔父都是机械工匠。少年时代的瓦特，由于家境贫苦和体弱多病，没有受过完整的正规教育。他曾经就读于格里诺克的文法学校，数学成绩特别优秀，但没有毕业就退学了。但是，他在父母的教导下，一直坚持自学，很早就对物理和数学产生了兴趣。瓦特从六岁开始学习几何学，到十五岁时就学完了《物理学原理》等书籍。他常常自己动手修理和制作起重机、滑车和一些航海器械。

1753年，瓦特到格拉斯哥市当徒工。由于收入过低不能维持生活，第二年他又到伦敦的一家仪表修理厂当徒工。凭借着自己的勤奋好学，他很快学会了制造那些难度较高的仪器。但是繁重的劳动和艰苦的生活损害了他的健康，一年后，他不得不回家休养。一年的学徒生活使他饱尝辛酸，也使他练就了精湛的手艺，培养了他坚韧的个性。

1756年，当他的身体稍有好转，瓦特再次踏上了坎坷的道路来到格拉斯哥市。他想当一名修造仪器的工人，但是因为他的手艺没有满师，当时的行会不允许。幸运的是，瓦特的才能引起了格拉斯哥大学教授台克的重视。在他的介绍下，瓦特进入格拉斯哥大学当了教学仪器的工人。这所学校拥有当时较为完善的仪器设备，这使瓦特在修理仪器时认识了先进的技术，开阔了眼界。这时，他对以蒸汽作动力的机械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开始收集有关资料，还为此学会了意大利文和德文。在大学里，他认识了化学家约瑟夫·布莱克和约翰·鲁宾逊等。瓦特从他们那里学到了很多科学理论知识。1764年，瓦特与表妹玛格丽特·米勒结了婚。

1764年，学校请瓦特修理一台纽可门式蒸汽机，在修理的过程中，瓦特熟悉了蒸汽机的构造和原理，并且发现了这种蒸汽机的两大缺点：活塞动作不连续而且慢；蒸汽利用率低，浪费原料。以后，瓦特开始思考改进的办法。直到1765年的春天，在一次散步时，瓦特想到，既然纽可门蒸汽机的热效率低是蒸汽在缸内冷凝造成的，那么为什么不能让蒸汽在缸外冷凝呢？瓦特产生了采用分离冷凝器的最初设想。

在产生这种设想以后，瓦特在同年设计了一种带有分离冷凝器的蒸汽机。按照设计，冷凝器与汽缸之间有一个调节阀门相连，使他们既能连通又能分开。这样，既能把做工后的蒸汽引入汽缸外的冷凝器，又可以使汽缸内产生同样的真空，避免了汽缸在一冷一热过程中热量的消耗，据瓦特理论计算，这种新的蒸汽机的热效率将是纽可门蒸汽机的三倍。从理论上说，瓦特的这种带有分离器冷凝器的蒸汽机显然优于纽可门蒸汽机，但是，要把理论上的东西变为实际上的东西，把图纸上的蒸汽机变为实在的蒸汽机，还要走很长的路。瓦特辛辛苦苦造出了几台蒸汽机，但效果反而不如纽可门蒸汽机，甚至四处漏气，无法开动。尽管耗资巨大的试验使他债台高筑，但他没有在困难面前怯步，继续进行试验。当布莱克知道瓦特的奋斗目标和困难处境时，他把瓦特介绍给了自己一个十分富有的朋友--化工技师罗巴克。当时罗巴克是一个十分富有的企业家，他在苏格兰的卡隆开办了第一座规模较大的炼铁厂。虽然当时罗巴克已近50岁，但对科学技术的新发明仍然倾注着极大的热情。他对当时只有三十来岁的瓦特的新装置很是赞许，当即与瓦特签订合同，赞助瓦特进行新式蒸汽机的试制。

从1766年开始，在三年多的时间里，瓦特克服了在材料和工艺等各方面的困难，终于在1769年制出了第一台样机。同年，瓦特因发明冷凝器而获得他在革新纽可门蒸汽机的过程中的第一项专利。第一台带有冷凝器的蒸汽机虽然试制成功了，但它同纽可门蒸汽机相比，除了热效率有显著提高外，在作为动力机来带动其他工作机的性能方面仍未取得实质性进展。就是说，瓦特的这种蒸汽机还是无法作为真正的动力机。

由于瓦特的这种蒸汽机仍不够理想，销路并不广。当瓦特继续进行探索时，罗巴克本人已濒于破产，他又把瓦特介绍给了自己的朋友、工程师兼企业家博尔顿，以便瓦特能得到赞助继续进行他的研制工作。博尔顿当时经四十多岁，是位能干的工程师和企业家。他对瓦特的创新精神表示赞赏，并愿意赞助瓦特。博尔顿经常参加社会活动，他是当时伯明翰地区著名的科学社团“圆月学社”的主要成员之一。参加这个学社的大多都是本地的一些科学家、工程师、学者以及科学爱好者。经博尔顿的介绍，瓦特也参加了圆月学社。在圆月学社活动期间，由于与化学家普列斯特列等交往，瓦特对当时人们关注的气体化学与热化学有了更多的了解，为他后来参加水的化学成分的争论奠定了基础。更重要的是，圆月学社的活动使瓦特进一步增长了科学见识，活跃了科学思想。

瓦特自与博尔顿合作之后即在资金、设备、材料等方面得到大力支持。瓦特又生产了两台带分离冷凝器的蒸汽机，由于没有显著的改进，这两台蒸汽机并没有得到社会的关注。这两台蒸汽机耗资巨大，使博尔顿也濒临破产，但他仍然给瓦特以慷慨的赞助。在他的支持下，瓦特以百折不挠的毅力继续研究。自1769年试制出带有分离冷凝器的蒸汽机样机之后，瓦特就已看出热效率低已不是他的蒸汽机的主要弊病，而活塞只能作往返的直线运动才是它的根本局限。

1781年，瓦特仍然在参加圆月学社的活动，也许在聚会中会员们提到天文学家赫舍尔在当年发现的天王星以及由此引出的行星绕日的圆周运动启发了他，也许是钟表中的齿轮的圆周运动启发了他。他想到了把活塞往返的直线运动变为旋转的圆周运动就可以使动力传给任何工作机。同年，他研制出了一套被称为“太阳和行星”的齿轮联动装置，终于把活塞的往返的直线运动转变为齿轮的旋转运动。为了使轮轴的旋轴增加惯性，从而使圆周运动更加均匀，瓦特还在轮轴上加装了一个火飞轮。由于对传统机构的这一重大革新，瓦特的这种蒸汽机才真正成为了能带动一切工作及的动力机。1781年底，瓦特以发明带有齿轮和拉杆的机械联动装置获得第二个专利。

由于这种蒸汽机加上了轮轴和飞轮，这时的蒸汽机在把活塞的往返直线运动转变为轮轴的旋转运动时，多消耗了不少能量。这样，蒸汽机的效率不是很高，动力不是很大。为了进一步提高蒸汽机的效率，增大蒸汽机的效率，瓦特在发明齿轮联动装置之后，对汽缸本身进行了研究，他发现，他虽然把纽可门蒸汽机的内部冷凝变成了外部冷凝，使蒸汽机的热效率有了显著提高，但他的蒸汽机中蒸汽推动活塞的冲程工艺与纽可门蒸汽机没有不同。两者的蒸汽都是单项运动，从一端进入、另一端出来。他想，如果让蒸汽能够从两端进入和排出，就可以让蒸汽即能推动活塞向上运动又能推动活塞向下运动。那末，他的效率就可以提高一倍。１７８２年，瓦特根据这一设想，试制出了一种带有双向装置的新汽缸。由此瓦特获得了他的第三项专利。把原来的单项汽缸装置改装成双向汽缸，并首次把引入汽缸的蒸汽由低压蒸汽变为高压蒸汽，这是瓦特在改进纽可门蒸汽机的过程中的第三次飞跃。通过这三次技术飞跃，纽可门蒸汽机完全演变为了瓦特蒸汽机。

从最初接触蒸汽技术到瓦特蒸汽机研制成功，瓦特走过了二十多年的艰难历程。瓦特虽然多次受挫、屡遭失败，但他仍然坚持不懈、百折不回，终于完成了对纽可门蒸汽机的三次革新。使蒸汽机得到了更广泛的应用，成为改造世界的动力。

1784年，瓦特以带有飞轮、齿轮联动装置和双向装置的高压蒸汽机的综合组装，取得了他在革新纽可门蒸汽机过程中的第四项专利。1788年，瓦特发明了离心调速器和节气阀；1790年，他又发明了汽缸示工器，至此瓦特完成了蒸汽机发明的全过程。

1785年，瓦特被当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1814年，他被法国科学家学会接纳为外国会员。

1790年以后，优厚的专利税使瓦特成为一个很有钱的名人。

1819年8月5日，瓦特在希思菲尔德郡的家里去世，遗体埋葬在汉德沃尔斯郊区的教堂里。

瓦特生活在十八、十九世纪的英国，所以在他的身上不可避免的带有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他曾经阻挠-筒蒸汽机和高压蒸汽机的发明和推广，还嘲笑别人用蒸汽机来驱动车辆的努力。

瓦特为蒸汽机的推广使用做出了不可磨灭的重要贡献、有力的推动了社会的前进。恩格斯在《自然辨证法》中这样写道：“蒸汽机是第一个真正国际性的发明……瓦特给它加上了一个分离的冷凝器，这就使蒸汽机在原则上达到了现在的水平。”后人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发明家，把功率的单位定为“瓦特”。

很多人都是因为《非诚勿扰》，才认识了孟非。然而在众人瞩目的背后，是一个坚强的人不断超越自我的打拼的辛酸故事！

梦破，落榜生四处打工

1990年高考，他的语文成绩仅次于江苏省文科状元，可数理化三科总成绩却不足100分，落榜是意料之中的事。孟非想去班复读，可是学校看到他的高考成绩，都不接收他。唯一的出路就是出去打工，那一年，孟非和几个同伴含泪离家去了深圳。

然而，深圳残酷的现实很快粉碎了他的美梦。一连十多天，他一遍遍翻阅着从街边捡来的旧报纸，寻找着招工信息；然后一次次去“见工，最终都一无所获。

眼看带的钱没了，可是要生存啊，只好去做搬运工。而且搬运工是临时的，哪里有活干去哪里。不仅累，报酬也少，而且时常还得忍受工头的责难与训斥。一个星期后，孟非终于开始思考自己的未来：真的做一辈子搬运工吗？他前所未有地怀念起学校生活来，只有知识才能改变命运。

孟非离开了深圳，回到了南京，决定继续学习。他选择了成人高考。1992年9月，孟非报名进入了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专科函授班。函授班针对社会在职人员招生，周六、周日上课。孟非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无论再累再忙，他都会按时听课。

1994年7月，孟非通过两年的函授班学习，拿到了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专科文凭。

1994年8月，孟非从报纸上看到一则消息：江苏电视台文艺部体育组要一名接待员。孟非眼前一亮，虽然他知道，这接待员的工作最多只是端茶倒水，接接电话……但是至少他可能会与记者搭上边于是就去报了名。身体强壮能吃苦的他很快被录用了，从此成了电视台里的一名临时工。

这一干就是一年多，他仍然做着可有可无的工作。渐渐地，已经24岁的孟非对眼前的工作又产生了困惑，他忧心如焚：难道我这辈子只能端茶倒水吗？

有了目标，孟非的生活里仿佛洒满了阳光，他每天早早来到台里，利用帮记者们打扫卫生的机会熟悉记者的工作流程。如果一些老记者出去采访时需要带一个扛摄像机的，孟非总是争先恐后地去干——为这个，他多次被别的临时工骂成“傻冒”！但是只要一出去，他都多少有些收获，或者学会些采访技巧，或者熟悉摄像机的操作。

在这一过程中，孟非的日记里多了些内容：记载自己每天学到的东西。为了更快地接近记者这个群体，孟非还开始了“感情投资”，他跟前跟后，帮记者和编辑们端茶倒水，打扫卫生……时间一长，不少记者跟孟非都热乎了，孟非扛摄像机的机会也越来越多。

渐渐地，有些小新闻，老记者看不上眼的，就开始交给孟非，做好后加上老记者的名字就成了。每次有这样的事情，孟非总是非常高兴，当成头等大事来做。

这样积少成多，孟非的名字在电视上出现的次数渐渐多了。后来，领导便格外开恩，让他干好自己的事情后，可以出去跑新闻。得到这个通知的时候，孟非喜出望外——他太珍惜这个临时记者的机会了！

从此，他每天都要透支体力拼命赶做节目，通宵熬夜更是常事。但看到自己拍出来的片子，全部是自己剪辑、自己写稿，甚至于自己配音的时候，他的心情就像秋日的蓝天一样明朗极了！渐渐地，有一些比较大的题材领导也开始交给他做了。

1996年8月，孟非作为总摄影参与拍摄了26集某专题片。该电视片在全国长篇电视专题片评比中荣获二等奖，而孟非的敬业精神也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评。这一次，孟非终于堂堂正正地甩掉了打杂的帽子，转成了正式的记者。这个男人哭了……他在日记中对自己说：“苦难中积聚的力量正一步步地把我引向成功！”

接下来，孟非的事业一帆风顺。1995年，江苏电视台为了抢占先机，组建了江苏电视台城市频道，筹备了一档10分钟的深度报道栏目。孟非进入该组后，正式开始了跑社会新闻的历程。由于文字功底深厚，他在做记者的同时也做起了编辑工作，他的工资则提高到1000多元。

意外的是， 1998年春节过后，由于长期劳累，孟非的头发开始大把大把地往下掉，有时候拔一下，就可以掉下一小撮。当年夏天，孟非索性剃成了光头，还别说，这光头配着他的笑脸，显得既聪明又精神。从此这光头一直陪着他到现在。

感谢苦难，南京人爱上光头主持人

孟非一直都是个倔强的人，每走一条路，他都不轻言放弃。要么走到无路可走，要么就走到最好。从1998年开始，他先后换了不少岗位，还做过一档不成熟的谈话节目的编导……这些，为他以后的成功打下了基础。

2002年1月，江苏电视台为了提高收视率，决定改《南京新闻》为新闻直播节目，起名为《南京零距离》，时间为一个小时，宗旨是“为平民百姓服务”。

一切准备就绪，主持人的选择就摆到了台面上——是沿用原来庄重型的主持人还是重新选择主持人？台领导在这个问题上举棋不定。最后，大家一致决定打破资历、学历限制，在全社会进行公开竞选。

孟非用他这么多年来的经验分析了自己的优劣：平民节目，当然要求主持人有平民特色；不一定长得帅，关键是要有底层生活的阅历，说百姓关心的话题……而这方面，放眼全台，有谁比自己更有资格？他敏锐地感觉到：机会来了！这将是他从幕后转向台前的一个机会。可是，自己的普通话能过关吗……孟非只犹豫了一分钟就做出了决定：普通话可以学习模仿，那些苦难的经历却是他难得的宝贵财富，是模仿不来的。人生能有几回搏？此时不搏，更待何时？

孟非搏对了！

面试那天，孟非用诙谐的语调平静地讲述了自己多次打工的艰难经历，尤其是关于打工者的生命、尊严与价值的问题。他胸有成竹地提出了自己做“平民化主持人”的崭新设想，并表示会尽量弥补自己的不足。

孟非的一席话抓住了台领导的意图，他们敏锐地意识到孟非的气质与这档节目非常适宜！

——可是孟非到底适合不适合做主持人？他的光头能播新闻节目吗？在此之前，主持人都是些俊男靓女，突然间冒出这样一个人来会不会让观众吓一跳呢？主考官们议论纷纷。最后，台长发话了：“行不行，要观众说了算。先试试，不行再换人！”

“无知者无畏！”第一次上电视，孟非是穿着最平常的衣服去演播室的。作为一档新闻直播节目，60分钟的时间里，他手上只有一张新闻串联单，所播内容都是三个小时之内发生的事情。更别说提示器了，没有！

这么多新闻怎么串起来呢？孟非思考再三，作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他放松了心情，采取一种谁都想不到的方式播起了新闻：他即兴发挥，像拉家常一样把平时的思考和经历变成幽默、精到的即兴评点，就成了串连词。台领导和同事们看得心里七上八下：这能行吗？

谁也没料到，《南京零距离》由于定位准确，第一期就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那简直是电视台有史以来最壮观的一夜，摄制组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观众纷纷感叹从未见过这么有个性的主持人。

机遇常常降临到有准备的人身上。善于把握机遇的孟非从此走向了人生的高峰。

由于关注普通百姓的衣食住行和喜怒哀乐，没过多久，《南京零距离》收视率就一路飙升，从选稿到播报内容，孟非开始全权负责。他完全颠覆了人们对传统“新闻主持人”的概念，成功地塑造了另一类平民化的新闻主持模式。2003年7月一个月，《南京零距离》的平均收视率就高达8.3%，最高收视率甚至达到惊人的17.7%，超过了同时播放的央视的《新闻联播》，创造了收视率的奇迹。2002年一年，《南京零距离》的广告收入高达5000万元，孟非成为《南京零距离》不可替代的核心人物，不少观众亲切地把孟非称为“城市平民的代言人”。

由于常常针砭时弊，揭发丑恶，孟非也遭到恐吓，可是他不在乎。他保持着多年来的作息习惯：上班乘公共汽车；平时自己亲自上街买菜；不时还找人拉拉家常……这些，后来都成了他的台词和思想的来源。

关于孟非受欢迎的程度，只用一个例子来说明就够了。有一次，夫子庙一带发生火灾，当时路过的一个女孩儿拿着数码相机立刻拍下了经过，等到别的媒体记者赶到，火早就熄了。南京城的十几家主流媒体愿出高价索买照片，那个女孩子只说了一句话：“这照片我只给《南京零距离》，只给孟非。”

孟非与《南京零距离》的迅速火爆，很快引起了国内不少媒体的关注。《南方周末》甚至拿出专版联合全国各地的专家对“孟非现象”进行了研究。值得一提的是，在孟非最当红的时候，《东方时空》的制片人时间曾通过台里的有关领导，想把孟非拉到央视工作，一切工作做通后，却被孟非婉言谢绝了。他说，他只选择适合自己的！

2004年初，喜讯再度传来，孟非被评为年度“中国最新锐十大主持人”之一——这十大主持人中，除了孟非，全是央视名嘴！这足以证明，孟非，这个打工出身的主持人，已不输于他这个行业的任何人了！

之后2007年、2008年、2009年主持江苏卫视《绝对唱响》、《名师高徒》这些节目，对于孟非来说，都是如鱼得水了。

《非诚勿扰》更是让全国人民记住了他。

陆琇，字伯琳，代（今山西北部）人。他是南北朝时期北魏太保陆馥的儿子。他在九岁时，就有一个“巧言解父忧”的故事，被后世传为佳话。

陆琇九岁那年，父亲陆馥很是为自己继承人的事情发愁，他感到自己已经年老，精力不济，必须尽早在六个儿子当中选一人来继承家业。可大儿子忠厚有余，而智力不足；二儿子虽然精明，却不喜读书；三儿子体弱多病，不能为业；四儿子性情鲁莽，难以统揽全局；五儿子呆痴，更无指望。看来，只有六儿陆琇比较合适。可是，陆琇现在只有九岁，年龄实在太小，难以支撑大业。为此，他忧心忡忡，一连几日寝食不安。

父亲苦恼，做儿子的陆琇非常担心，遂问道：“父亲，我看您近日来愁容不散，必有心事。不妨说给儿子听听，我或许能为您分忧呢！”

陆馥见陆琇发问，长叹一声道：“唉，想你祖父有十二个儿子，我为长子，以才学继承了家业。如今，我已老矣，而你的几个哥哥都难撑大业。你勤奋好学，是我心目中的理想人选，可是你尚年幼，怎么能让我放心呢？”

陆琇听罢，不禁一笑，回答说：“父亲，继承家业不是比力气大小，您又何必为儿的年幼担心呢？”

陆馥听儿子如此一说，自感眼力不错，心中释然，于是放心地让陆琇接替了自己的爵位。

陆琇果然没有辜负父亲的重托。他在继承爵位以后，越发勤奋读书，专心事业。由于政绩卓著，很受朝廷赏识。他在父亲死后袭封建安王，历任侍御长和光禄大夫，后又转任祠部尚书和司州大中正等重要职务。

大卫.贝克汉姆是英格兰著名的足球运动员，但在大卫.贝克汉姆他小时候，却想做一名越野跑车队的选手。贝克汉姆的家人，倒是十分支持，全家人省吃俭用，给他交清了所有的费用。

贝克汉姆加入车队后不久，就迎来了一次机遇，著名的Essex越野跑大赛将在四个月后拉开序幕。但是遗憾的是，知道这个消息时，已经错过了报名的时间。尽管如此，车队的老板还是下定决心，无论如何也要借这个机会把车队的名气打出去。接下来，老板买了很多礼物，去拜访大赛的组织者亨特里先生。

结果，老板提着礼物垂头丧气地回来了。只是他仍然不死心，又派几个得力的助手去拜访，依然是无功而返。

在车队的内部会议上，不少选手沮丧地说：“难道我们眼睁睁地看着与Essex越野跑大赛失之交臂。”

这时，年少的贝克汉姆自告奋勇地说：“请让我去试试吧，我自己相信我能拿到这个名额。”老板望着这个乳臭未干的孩子，有点嗤之以鼻地说：“凭你?连我去都被无情地拒绝了，你确信你能说服他，可是你凭什么呢?”

贝克汉姆拍拍胸脯说：“我自己敢立下军令状，不过我要是能顺利拿到的话，我希望我能代表车队出战。”见贝克汉姆如此自信，老板爽快地答应了他。

拿着老板给的地址，贝克汉姆顺利找到了亨特里的别墅，却被保姆拦在了门外。“你好。”贝克汉姆客气地拿出车队的名片说，“请转告亨特里先生，我想和他聊聊赛车。”几分钟后，保姆走了出来说：“对不起，先生说，你们已经来过几次了，没有必要再联系了。”贝克汉姆依然微笑着说：“没关系的，请转告亨特里先生，我明天还会再来的。”

第二天晚上，贝克汉姆早早来到了亨特里的别墅前，他选择在八点的时候准时敲门，依然是保姆接待的。贝克汉姆微笑着说：“请转告亨特里先生，我想和他聊聊赛车。”保姆不忍心拂他好意，进去汇报了，片刻后，保姆出来说：“孩子，你还是走吧。先生不愿意见你。”贝克汉姆信心百倍地说：“我明天还是会再来的。”

此后的三个月内，贝克汉姆天天都过来，周末的时候，贝克汉姆还坚持一天过来拜见两次，尽管他一次都没见到亨特里先生。

但贝克汉姆仍然没有放弃，一个下雨的晚上，他再一次过来了。依然是保姆开的门，保姆说：“孩子，我给你算过了，加上这次，你已经来过整整一百次了。我们先生正在看球。他应该不会见你。”当知道亨特里还是名铁杆球迷时，贝克汉姆的眼睛顿时一亮，他走到大厅里说：“亨特里先生，我今天不跟你谈车，我们谈谈足球吧。”当听到亨特里房间里的电视声音弱了很多时，贝克汉姆开始大谈英格兰足球现今的局势和自己的雄心壮志。

过了一会儿，门开了，亨特里走了出来，“你是个对足球有深刻见解的人，对于这么执著的人，我相信你的未来是一片璀璨。所以，我愿意与你谈谈这次比赛的细节。”接下来，两个人在书房里谈了两个小时，谈妥了贝克汉姆车队参加Essex越野跑大赛的所有细节。

一个月后，Essex越野跑大赛如期进行，凭着出色的表现，贝克汉姆摘得了Essex越野跑大赛的冠军。多年后，贝克汉姆转战足球，因为坚持不懈，他的足球事业同样风生水起，他苦练出来的任意球和长传技术，也成了赛场上屡战屡胜的法宝。每一次去和球迷见面，都有不少球迷问他成功的秘诀，贝克汉姆总是语重心长地说：“我想告诉你们的是，这个世界上真的没有什么比坚持更厉害的武器了，我要送给你们一句话，同时也是我人生的总结：一次挫折是失败，一百次挫折便是成功。”

这不是黑道故事，是我在农村插队时吃肥肉的故事。

那年头，中国的最大特色就是折腾。农村自不能例外，每逢冬季农闲，从生产队往上，层层兴修水利，农民叫扒河；而公社及至县里组织的大工程，叫扒大河。往往是前任书记开渠，后任书记便筑堤，所以年年不得消停。扒大河很苦，指标是硬的，通常每人每天两方土，不是从河底取土挑到河岸上，就是从平地取土挑到堤顶上，非强劳动力不能胜任。至于风雪交加、天寒地冻之类，都不在话下了。如我辈之无依无靠的知青，年年争着去扒大河当民工，并非因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改造好了世界观，而是扒大河不用自带口粮，一天三顿全吃公家的，节省下一冬的吃食，可以留着开春后填肚子。物质决定意识，口粮短缺决定了我们的奋不顾身。

扒大河工地上，不但可以放开肚皮吃饭，而且工程胜利结束时，还有一顿大肉作为庆功宴，这就归到我们的正题上来了。总在头十天前，民工们就开始兴奋，收工后躺在窝棚里馋涎欲滴地讨论，今年的这顿肉，会是“四寸膘”还是“五寸膘”，也就是肥肉，农民叫白肉，厚度起码得在四寸以上。熬了一年的肚皮，早已没有半点油水，非此不能杀馋。然后便是催促火头军，趁早到公社食品站去看好猪，生怕肥膘肉让别人抢了去。其实伙夫同样心急，天天吃晚饭时都会向大家汇报，今年杀的猪，毛重几何、膘厚几寸。

终于有一天，伙夫把肉背回来了，所有人都围上去，看、摸、掂、嗅，叉开手指量，四寸五还是四寸八地计较，性急的索性伸出舌头去舔一口，冰碴子把舌头划出血痕，还自以为捞到了油水。本队的看饱了，还要派代表溜到邻队的伙房里去，与人家的肉做比较。得胜的一方，在工地上可以自豪地取笑对方，从白肉的厚薄，攀扯到对方的工程进度、个人的气力大小，直至性能力的高低。失利的一方，不免要埋怨本队的伙夫技不如人，明年怎么也不能再用他，并赌咒发誓，明年的白肉，一定不能再输给别的队。总之，肉还没吃进嘴，精神上的享受已经丰富多彩了。

吃肉的日子终于到了，那是比过年还要激动人心的时刻。须知过年是吃自己的，而现在是吃公家的，公私不能不分明。傍晚时分，整个工地上都弥漫着猪肉的浓香，人人都沉醉在即将到来的幸福之中。验工结束了，工具收拢了，行装打好了，天色黑尽了，只等吃完肉就可以上路回家了，吃肉的庆典也就开始了。全队十几个民工，人手一双长竹筷、一只大海碗，在桌边团团围定。伙夫将煮好的肉连肉带汤地盛在一只大瓦盆里，端到桌子中间放好。闪烁的煤油灯下，切成巴掌大的白肉，油光闪亮，浮在汤面上，微微旋动，虽是寒冬腊月，也可见热气腾起。

队长放开喉咙大声吼：“看好了？”

众人齐声应和：“看好了！”

重复三遍，队长一声令下：“吹灯！”伙夫“噗”地吹熄了煤油灯。

灯熄就是无声的信号。十几双筷子一起插进了肉盆。只听得噼噼啪啪、叮叮当当、稀里哗啦，也就三分钟的时间，便只剩下筷子刮过瓦盆底的嘶啦声了。那是意犹未尽、心有不甘的人在继续奋斗。待到一切都静了下来，队长才开始问：“都吃好了？”话音里带着心满意足的慵懒。

七零八落的声音回复：“好了。”

“上灯！”

煤油灯点亮，十几双眼睛齐刷刷地落向盆里，大伙都不相信黑地里能把肉块捞得那么干净。但事实胜过雄辩，盆里确实只剩下了清溜溜的油汤。

每个人都表示自己吃得十分痛快，至少大家的嘴唇上都有油光。这就是黑吃的妙处了。如果是在明处，你快了我慢了，你多了我少了，必然生出矛盾，埋下怨怼，公家花了钱还落不了好；就是让队长去分，也会有大小、厚薄、轻重的计较，免不了抱怨他偏心。当时的中国，不患寡而患不均，而绝对平均是神仙也难办到的。这顿庆功宴要想吃得皆大欢喜，黑吃无疑是最好的办法。汤足饭饱之后，嘴闲下来了，民工们会忍不住夸口炫耀，说自己吃了几块又几块，谁也不会承认自己比别人吃得少。因为在完全相同的条件下，你吃少了，吃不到，只能说明你无能。而按他们报出的数量，肯定远远多于队里所买的那块肉。

当然，黑吃也是有技巧的，初次参加的人，一块肉都吃不到也是常事。这技巧就是，下手的时候，筷子一定要平着伸进汤盆，因为肥肉都浮在汤面上，一挑就是几块；如果直着筷子插下去，就很难夹住油滑的肥肉。一经点破，相信大家都能明白。

我肯把这个技巧透露给大家，是相信那个时代绝不会再回来，藏着这屠龙之技，也无用武之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