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的征文精选（通用20篇）

1866年11月12日在人杰地灵的中山市翠亨村诞生了一位伟人，这就是你——孙中山。也许从你呱呱落地开始，勇敢、自信与你一同成长!砸神像，废裹脚，陋习陋习全除掉!本想学医救人民，后来从政创革命。“三民主义”新旗帜，中西思想建中国。呕心沥血为人民，精忠报国人人敬。

博爱精神代代传，创新之风人人诵。

1925年3月12日你悄悄地离开这可爱的世界……

但你那博爱敢为天下先的精神永存、永存……

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欲壑难填，不断扩大对中国的侵略。而苟延残喘的清王朝，不惜大量出卖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中国人民的苦难更加深得。一批批仁人志士前赴后继，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孙中山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孙中山是一个年少有志的人，认为凡是不合理的事，就应该反对，就应该改变。孙中山先生在广香山县(今中山市)翠亨村的一个农民家庭，他看到姐姐被强迫缠足，白天行走困难，晚上疼痛不能入睡，就要求母亲为姐姐解除缠足，由此和母亲发生一场争论。他反对“大脚丫头嫁不出去，三寸金莲走路好看”的封建传统思想。当上了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他先废除的就是这个残害妇人上千年的缠足陋习。

“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孙中山是个不屈的斗士。在推翻封建统治、建立共和的伟大事业中，作为中国革命先行者的孙中山先生，一生为了革命事业四处奔波，足迹遍布祖国的大江南北。在早19世纪末，孙中山就联络爱国青年和华侨，开始进行反清革命。1905年，他与其他革命志士一起创立了革命组织——中国同盟会。同盟会成立后，孙中山领导革命党人发动了一次又一次武装起义。这些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们吹响了革命号角，激发了人民的革命斗志，推动了革命高潮的到来。

受孙中山等人的革命思想影响，1911年10月10日晚，武昌新军工程营的革命党人和士失打响了武昌起义的第一枪。武昌起义得到了全国各地的响应，清朝的统治在革命的浪潮中土崩瓦解。

孙中山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他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使民主共和国观念深入人心，人们永记孙中山。

孙中山是一个关注环保的人，在艰难的革命斗争之余，仍不忘在各种场合提出富含环保理念的主张，并努力付诸实践。他提倡植树造林，调节生态平衡;他重视治理江河，发展水利;他关注城市污染状况，改善城市环境。每年的3月12日是植树节，孙中山逝世的日子与植树节是同一天，这也是告诉我们，孙中山是万古长青的、永远值得我们敬仰的人、缅怀的人。

在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之际，我们不能忘记那些为我国做出贡献的所有人，更不能忘记伟大的孙中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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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红军创造的人间奇迹，是中国革命史上一座不朽的丰碑，也是中华民族一部惊天动地的英雄史诗。七十多年前，红军长征取得了胜利，七十多年后我们牢记了这个伟大的历程，也牢记了“红军”这个永恒、响亮的名字。

红军是坚定的。我记得小时候读过一篇《红军带伤爬雪山》，十分震撼，赴红军长征会师旧址参观学习后，内心更是对他们充满了深深的敬意。

频繁转战、动荡不定的环境已经让红军筋疲力尽，何况他们负伤时没有药品，也没有足够的食物，行走艰难的他们想要爬上寒风刺骨的雪山，简直不可想象。然而，红军伤员们望着高耸险峻的雪山并没有退却。他们坚强地爬了上去，因为他们心中有着坚定的信念，他们相信红军会赢，共产党会赢，正义能战胜邪恶!

红军的伟大使他们走过寒风刺骨的雪山;走过泥泞不堪的草地;走过独具天险的泸定桥;走过水流湍急的金沙江;走过奔腾咆哮的大渡河……长征路上有着红军的坚定信念;有着红军的坚实足迹;有着红军的责任感;有着红军的不屈灵魂!红军长征是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奇迹。红军为了中国和所有中国同胞努力着、坚持着、奋斗着，做着不屈的抗争。红军长征精神一直激励着我们斗志昂扬、勇往直前!

赴会宁参观学习时的场景使我思绪万千，也使我更加坚定了心中那份真诚的誓言。艺术家们利用有利的地形地貌，精心设计展现了当年长征会师中艰难悲壮的历程，写成文字，雕琢成塑像，使后辈人永远铭记伟大的新中国的诞生是以无数革命先烈以流血牺牲的代价换来的。纪念馆的每一件革命纪念品和墙壁上每一副宣传画背后的故事都震撼人心。怀着对革命圣地的憧憬与期盼，怀着对革命先烈的敬仰和崇拜，我们铭记这些伟大的历史，也铭记不朽的长征精神。

作为一名兰州大学的学生，作为社会的新青年，作为党的后备力量，在今天我们要深刻理解不朽的长征精神，继续发扬、继承不朽的长征精神，用老一辈的革命精神激励我们刻苦学习，积极响应党的号召，为祖国的明天奉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王新兰，1924年出生于四川宣汉一个富裕家庭，她的叔叔王维舟是着名的中共早期党员。在叔叔的影响下，王新兰的两个哥哥和两个姐姐先后加入共产党。王新兰7岁时，因为人小，不易引起白匪注意，党组织常让她传递秘密文件。

1933年红四军入四川，王维舟领导的“川东游击军”改编为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三军，他任军长。当时王新兰只有9岁，虽然年幼，但在家人的熏陶下，也领悟了不少革命道理。红军要长征了，家里只留下王新兰和多病的母亲。看到王新兰终日如坐针毡的样子，15岁的姐姐、红军女战士王新国看出了妹妹的心事，知道她希望跟着红军一起走。于是，在姐姐王新国的鼓励下，王新兰鼓足勇气报名参加红军。

深明大义的母亲对此感到特别欣慰，只是担心王新兰年龄太小，红军不收。

时任红四军政治部主任的徐立清接待了她们。当他见到王新兰扎着两个羊角辫、个头还没有步枪高时，便微笑着问：“你这么小能干什么?”

王新兰惟恐红军首长把自己看小了，便大着嗓门说：“我什么都能干!”

徐主任见她率真的样子，哈哈大笑：“哦?什么都能干?那就说说你能干些什么。”

“好!”听首长话有松口，王新兰的劲头更足了：“我会写字，会跳舞，会吹奏，还会唱歌!”说着她还用手在地下写了几个字让徐立清看。

这时，姐姐王新国也在旁边帮腔：“首长，您就收下我妹妹吧!您别看她年龄小，可她已经为党工作好几年了。”她如数家珍般把王新兰几年来为党传递情报的事讲给徐立清。徐立清一边听，一边连连点头：“嗯，不错，不错。”专心听王新国说完，徐立清转而对王新兰说：“小妹妹，不是红军不要你，只是你的年龄太小了……”

一听又没希望了，王新兰发起了小孩脾气：“小?小怎么了?哪个天生会打仗，还不是一点点学起来的。我虽然年龄小，可学东西还快呢!”

看王新兰参军的决心很大，徐立清最终同意了：“好吧，那你明天就过来吧!”王新兰当即兴奋得跳了起来。随着一声“是”，王新兰拉着姐姐就往外跑。徐立清突然想起了什么，对着她们喊：“你妈妈同意吗?”“早就同意啦!”一句愉快的回答从门外飘了进来。

几兄妹把母亲托付给地方苏维埃组织后，第二天一大早，王新兰就到红四军报到了。王新国被分配到红四军政治部宣传委员会工作，王新兰则安排在委员会下属的宣传队当宣传员。一到宣传队，姊妹俩就开始编演节目、书写标语。长征路上，王新兰和战友一起穿山越岭，爬冰卧雪，无论吃多少苦，受多大罪，从不叫苦叫累，也从不掉队。

不过，王新兰确实太小了，爬雪山，她是靠拉着马尾巴才攀上去的;过草地，她有些时候也不得不趴在红军大哥哥的肩膀上。尽管这样，王新兰只要有机会，就会立在风口、站在路边，为战友们送歌献舞，加油鼓劲。

小红军王新兰愣是用稚嫩的双脚走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路，随同大部队胜利到达陕北。

长征是一次理想信念的伟大远征。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永远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把共产主义确立为远大理想，始终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朝着这个伟大理想前行。党和红军几经挫折而不断奋起，历尽苦难而淬火成钢，归根到底在于心中的远大理想和革命信念始终坚定执着，始终闪耀着火热的光芒。

长征途中，英雄的红军，血战湘江，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鏖战独树镇，勇克包座，转战乌蒙山，击退上百万穷凶极恶的追兵阻敌，征服空气稀薄的冰山雪岭，穿越渺无人烟的沼泽草地，纵横十余省，长驱二万五千里。主力红军长征后，留在根据地的红军队伍和游击队，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坚持游击战争。西北地区红军创建陕甘革命根据地，同先期到达陕北的红二十五军一起打破了敌人的重兵“围剿”，为党中央把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安置在西北创造了条件。东北抗日联军、坚持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党组织以及党领导的各方面力量都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都为长征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长征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人理想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人信念的胜利。“风雨浸衣骨更硬，野菜充饥志越坚;官兵一致同甘苦，革命理想高于天。”在风雨如磐的长征路上，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激励和指引着红军一路向前。在红一方面军二万五千里的征途上，平均每300米就有一名红军牺牲。长征这条红飘带，是无数红军的鲜血染成的。艰难可以摧残人的肉体，死亡可以夺走人的生命，但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动摇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

说到长征，想必大家都耳濡目染了解了许多。长征是中国工农红军的一次伟大远征，是世界战争史上罕见的奇迹。毛主席在长征结束后第一次会议上说：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而宣告结束的。

长征是一幅画。天地风雪作纸笔，步履坚实出画卷。

长征是一首诗。时光荏苒凝文句，历久弥新成史诗。

长征是一位老人。风霜冷冽他眉目，苦难雕琢他风骨。

烽火狼烟已逝，忠骨烈魂长存。我们作为一名光荣的国防生，当矢志国防，更应了解历史，探寻历史，铭记历史。岁月如梭，波澜壮阔的画卷栩栩如生的又映人眼帘。大漠黄沙，激浪长河，都留下红军前辈坚定不移的脚印;冰天雪地，高山穿云，都矗立着长征英雄英勇无畏的塑像;青青草原，茫无际涯，都回荡着革命先烈风雨无阻的军歌。那一幕幕的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举、一次次震山河撼人心的战役，都由那些老前辈、老物件诉说着，那些历史我们都会记得。

漫漫长征二万五，红军前辈肩负的责任无比巨大，星星之火或将熄灭，或将保留，那时的他们谁都不敢确定前路通往何方，但他们都在为了信仰而继续前行。有人说，在迎接黎明的曙光之前注定要穿越一场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那时天上有敌人的飞机不断轰炸，地上有敌人的部队围追堵截，我们的战士没有粮食没有药品没有子弹，但就是这样的一群看似普通的战士，却完成了革命史上的伟大远征。他们未曾彷徨，未曾胆怯，为了心中的信仰与梦想，把自己交给党，跟着党走，就这样一步一步，他们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走雪山、过草地······哪次不是险象环生?哪次不是危机四伏?据统计，红军长征途中平均每三百米就会有一位同志壮烈牺牲，多么骇人听闻的数字，但却真实的摆在我们的面前。这是人与自然的较量，是先进与腐朽的较量，是生与死的较量!在这场较量中，红军以坚定的理想信念和顽强的意志赢得了这场较量，胜利地实现了战略大转移，不仅生存了下来，还在北方站稳脚跟，迅速发展壮大。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长征精神，永垂不朽。薪火传承，代代相传。长征精神已经延伸成一种民族精神。它是中华民族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真正体现;它是共产党人坚信理想、不畏困难的真正体现;它是华夏儿女患难与共、万众一心的真正体现。

作为新时代的我们，身上肩负着的是祖国复兴的重任，前方注定充满艰难险阻，但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倘若我们忘却了前辈们抛头颅，洒热血的决心，又何谈接过长辈传递的时代火炬，振兴中华呢?少年强则国强，这种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精神才是我们在逆境中成长，在苦难中蜕变的力量源泉。我们学习长征，就是要牢记党交给我们的伟大任务，就是要传承红色记忆中最鲜艳的部分，就是要弘扬我们一往无前的决心与信念。今天，长征精神依然应该被发扬，它不仅是当年红军长征胜利的根本所在，而且是今天我们党和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精神动力。长征精神永远不会凋谢，相反的，它会更加璀璨夺目。

有人说：是红军爬过的山，坚强了我们的骨骼;是红军淌过的河，澎湃了我们的血液;是红军走过的路，绵延了我们的生命……我说：长征永远不会被遗忘。长征，我们一直在路上。长征精神将融汇在国防生的血肉与灵魂中，成为我们的前行动力。如果你想收获更好的自己，如果你想让你的才华配得上你的野心，那你就得有这份长征精神。

一身朴素的中山装，透露着不灭的信仰;两道浓密的眉毛，咏唱着心中的誓言;坚定的眼神，传达着“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十六字箴言。

这就是他——孙中山。一次次跌倒，又一次次站起来，成就了中国历史上辉煌灿烂的篇章。

打开信封，听闻女儿患病去世。悲痛如子弹一般击穿了他的心灵，他痛，他哭，他流泪。丧子，这是莫大的悲伤啊!经历其中，往往很多人一蹶不振。可是，他不是常人，他不是一般人。悲痛后，他很快地站了起来。因为他知道——他，是一个使者，肩负着把民主与自由带到中国的使命。是使命，让他坚定了奋斗的方向。是使命，让他傲然挺立，站在了革命的前线。我明白，他，早已化悲痛为力量，在黑暗的中国封建社会中，用他的坚毅，用他的的信念，开辟着一条崭新的道路，一条充满希望的道路，一条光明的道路。是使命，让他站起来，再站起来。

居室的门，被粗暴的宪兵踢开。转瞬之间，他已面临着牢狱之灾。突如其来的变故，把他狠狠地打翻在地。他彷徨，他迷茫，他苦闷。可是，他不是常人，他不是普通人。他有坚定的信念，他有正确的方向。顷刻间，他又站了起来。因为他知道——他，是一个开拓者，他要拓展民主与自由，他要让民主与自由的火种在中国大地上熊熊燃烧。我想：是这份信念造就了他，是这份信念让他毅然站了起来。监狱中高高的铁栏阻碍不了他的思想，剥夺不了他的心灵。即使四周满是黑暗，但他的心里，却满是用信念铸成的光明。

我思索着，他战斗的理由，耳边回响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呐喊。

病榻上的他，继续用自己的毅力，谱写着他不平凡的一生。

他，是一个战士，不到最后一刻，决不罢休。生命可以老去，可是，那份决心和毅力，却是衰老打不到的。

他，挥舞着民主、自由的大旗，一次次地跌倒，又一次次地站起来，再站起来。他影响了一代革命党人，成为他们继续战斗的力量源泉。也使这条他用一生铺成的民主与自由之路更加开阔，更加平坦。

跌倒了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跌倒后没有站起来。一点点失败，一点点挫折，怎么能阻挡我们前进的步伐，怎么能打到我们呢?

像孙中山先生一样，站起来，再站起来，路的尽头就是光明的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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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纪念红军长征的胜利，既是为了缅怀红军的光辉业绩，也是为了记取长征的历史经验，发扬长征的革命精神，把老一辈革命家开创的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当年长征，物质极其匮乏，甚至连基本的生存条件都不具备，但是红军将士战胜了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战略目标。他们靠的是什么?靠的是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靠的是全党全军的坚强团结和军民之间的大团结，靠的是红军战士压倒一切敌人而不被任何敌人所压倒、征服一切困难而不被任何困难所征服的英雄气概和革命精神。

从1934年10月16日红军在江西渡过于都河，直至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陕北胜利会师，历时两年整，行程上万里。我们暂且不说红军在这其间遭遇敌人的一次次围、追、堵、截，单说走过的行程就足以让世人瞩目。据美国记者统计：红军一共爬过了18条山脉(其中5条终年冰雪覆盖)，渡过24条河流，经过12个省份，占领过62座城市，突破10个地方军阀组织的包围，平均每天行军70华里......试想：一支大军及它的辎重，要在地球上最险峻的地带保持这样的平均速度，这能说不是奇迹吗?我的眼睛湿润了，心儿早已飞到了那战火纷飞的长征路--在看《长征》时，我高兴、我悲戚、我感动、我流泪。看到那湘江激战、那四渡赤水、那抢渡乌江、那飞夺泸定、那爬雪山、过草地、攻克腊子口，以及马蹄声急，见到那一个个倒下去的革命先烈，使我一次次流下了热泪，那十盼红军的旋律在我耳边不时回环，那千万红军的身影不时在我脑中呈现，那前赴后继、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无时不在我心中回荡。

同学们，为什么不好好学习呢?想想我们所拥有的丰衣足食、富裕的生活是怎么由来的现在我们拥有一个和平而幸福的家园，这可是多少战士们所梦寐以求的所想要的家，可是当红军战士把这一切带来时，自己却悄悄地消失了，他们并没有尝试自己的成果。我们难道不会好好珍惜吗?

这一切，都是革命先烈用他们的鲜血、甚至是他们用自己宝贵的生命所换来的。有些人还去践踏他们的成果，这些人连禽兽都不如，如果没有他们就没有现在的一切，因为这一切都是他们用鲜血、生命换来的，他们同样是人，有亲人，可是他们没有自心，他们背井离乡还忍受侵略者给他们带来的痛苦和挫折去战斗，去给祖国创造辉煌。

同学们，让我们大家一起用我们的心声呼唤大家吧!认真学习，继承他们的不怕吃苦的精神，让他们精神永远存在我们心中。珍惜眼前的来之不易的一切，让我们这一代去创造祖国，让祖国更加辉煌。

许多老红军老战士在得知消息后，纷纷赶来参观，很多都是一家三代人一起过来。“这些史料太珍贵了，看到这些，勾起了很多回忆。”很多老同志这样说出自己的心声，“如今人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学习的机会多了，对事物的认知度也提高了，但老一辈的光荣传统不能丢，他们坚韧不拔的气概、坚定的革命信念永远都不能忘记。长征精神永不过时。我们要让后辈知道，我们为革命胜利付出了怎样的艰辛。革命年代的精神财富，年轻人不应该遗忘。感谢南阳举办这次图片展，提供这么好的机会，让广大年轻人接受革命传统教育。”

由于展期正值暑假，很多在京游玩的全国各地中小学生也纷纷前来参观。来自山东泰安的中学生王家亿告诉记者:“这次过了一个很有意义的周末。小时候就经常听爷爷讲红军长征的故事，这次通过看图片展，更直观了解到如今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我一定要继承革命先辈遗志，好好学习，将来尽力报效国家。”

刘亚虹是云南警官学院副教授，承担中国近现代史教育教学。在得知图片展的消息后，她专程来京参观。“在日常教学中，我更多关注到的是三大主力红军，通过参观对红二十五军有了深刻的认识。看到这么多资料，受益匪浅。”刘亚虹说，这次图片展非常有意义，也让更多的国人了解南阳背后的长征故事和发生的巨大变化。这里的每张图片都有简短准确的说明，她要把重点内容记下来，带回家慢慢看，用于以后的教学实践，让更多人了解南阳的革命历史，传承红色记忆。

短短几天时间，有近5万人参观“红军长征过南阳--南阳市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图片展”，活动获得巨大成功。作为此次展览组织方的一员，市委党史研究室三科科长赵起河说:“这次图片展反响非常好，凸显出南阳在红军长征历史中的重要地位，进一步叫响了‘红色南阳’品牌，让更多的人因此了解南阳的历史人文和发展成就。可以相信，红军长征过南阳留下的这些红色资源，必将成为激励我市加快改革发展、建设美好家园的宝贵精神财富和不竭动力源泉。”

领袖，不错，这一词语用来称呼毛泽东最恰当不过了。以下是小编给大家整理的纪念毛泽东诞辰123周年征文的内容，欢迎大家查看。

从小到大，毛泽东这个名字给我印象最深、对我的影响也最大。最初的关于毛泽东的事迹都来自于我的长辈口中，在他们眼中，敬爱的毛主席是他们心中的伟人，是带领旧时代人民摆脱困境走向光明新时代的英雄，是人民心中不朽的精神所在。经过耳濡目染，我也渐渐形成了对这位时代伟人的崇敬，而现在他已成为我心中永久的榜样。榜样的力量是巨大的，他在我消沉时给我以激励，在我受挫时给我以力量，在我成功时又告诫我不可沾沾自喜，应当继往开来。毛泽东，这个名字，已经成为一种神圣精神的代名词。

这几天观看优秀长篇纪录片《毛泽东》，不仅是对这位伟人事迹的回顾，更加是对毛泽东进一步认识加深。看过这部纪录片，我对毛泽东的认识加深了，同时，又一次接受了精神的洗礼，这都来自于这位伟人的崇高志向与人格魅力。

无可否认，毛泽东对整个中国的影响是巨大的，包括那些曾经反对他的人和那些企图消灭红色政权的反动派们。毛泽东最终的人心所向决不是一时间形成的，而是在他不断的奋斗过程中积累出来的，人们都信任他，即使是国统区的民众也盼望毛主席带来的自由。当我看到毛主席随同人民解放军开进北平的那一瞬间人民欢呼雀跃的样子，我深刻地意识到，顺民意者得天下。这正是毛泽东政治生涯中最为辉煌的一笔，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服务这一主张是毛泽东在张思德同志的追悼会上提出的，从那时起，这一口号就一直喊了下来，全军上下切实贯彻这一主张，因此，红色军队走过的地方人人称好，人民的队伍深得人心。还记得小时候的那篇课文，《吃水不忘挖井人》，是啊，能有今天这么幸福的生活我们怎能忘记带领工农大众开拓新时代的领袖呢!

领袖，不错，这一词语用来称呼毛泽东最恰当不过了。首先我说，蒋介石根本不配领袖二字，因为同为最高统帅，蒋介石根本不真正地为下属们着想，自己私下里聚敛钱财，成为四大家族之首富;蒋某人看中的是权力，习惯利用权势与手段征服人心，但最终的结果不过是一无所有。而毛泽东不同，他又宏伟抱负，但他不会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不错，他有权，但在周围人的心中，它只不过是一位慈祥的兄长、老人，丝毫没有那种位高权重的气势。毛泽东一生简朴，从不奢侈浪费，他晚年的卧室让任何一个人来看都不会是所谓的“总统套房”，破旧的衣物被褥，还有一根被当作拐杖的用了几年都没有丢掉的竹竿，一切的一切，都映射出一位人民领袖的人格魅力，人民领袖爱人民!

伟人，这是我们对毛泽东的称呼，但他自己却不认为自己是伟人。当一位记者向他提出他是一位伟人时，毛泽东认真地说：“我认为这种说法并不恰当，因为任何一个个人对历史的贡献是微不足道的，只有人民对历史的影响才是最大的。”这是一位伟人对自己清醒的认识与正确的定位，这也是那些有了小小成就就沾沾自喜的人的良好榜样，那些认为自己天下

东心中至高无上的字眼，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大会堂、人民战争……与人民有关的比比皆是，足见二字的分量。

自古英雄出少年，此言确实。毛泽东并非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少年时他在私塾读过书，那时才爱上了读书评天下事。快二十岁时才到了省城。

这一举动并不为多数只会纸上谈兵而缺乏实战经验的中央领导人所赞同，他们指责毛泽东犯了逃跑主义错误，并且多加阻拦，而毛泽东则顶着巨大的压力与围剿井冈山的敌人周旋。井冈山战事是毛泽东军事领导的开始，所谓万事开头难，初入井冈山的确不易，当时遭到当地地主武装的仇视，但毛泽东怀着一颗真诚而坦率的心去单刀赴会时，那些地主头目们才意识到，来者绝对不是一个凡人，而是将来要成就一番大事业的大人物。

毛主席，这一称呼形成于中华苏维埃临时政府成立毛泽东当选为主席之后。他虽为主席，但却没有得到中央赋予的过多权力，当时掌握大权的是王明、博古等人，他们不认同毛泽东的战略方针，一直排挤他，几次让他丧失领导权赋闲在家养病。王明是一个理论大师，但对中国当时的状况了解不足，从而导致了巨大失败。红军长征中，博古、李德的阵地战方针屡遭重大挫折，人们才逐渐意识到，在阵地上用破烂装备与敌人的精兵大炮飞机硬拼是行不通的。终于，遵义会议上，毛泽东用正确的战略方针驳倒了博古等人的错误思想，赢得了大多数人的拥护。从此，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小组在长征途中形成了，红军终于可以摆脱枷锁，重获新生。

长征，这是世界战争史上的一个神话，小米加步枪再加破草鞋，居然挡得住国民党的精良部队的围追堵截。红军中不乏指挥战斗的将才，像粟裕、陈赓、刘伯承、邓小平，他们要么是在正规军校里培训过，要么是在国外上过学，再看毛泽东，只不过一介书生，手枪都不会使，居然可以成功指挥全军战斗与转移，跳出敌人包围圈。其实，

毛泽东的视野是相当开阔的，它不只是运用军事战斗中的技巧，还审时度势，巧妙利用诸多有利因素，这是长征胜利的重要保障。长征使得红色军队日趋成熟，他们付出的惨重待代价得到了应有的回报。在红军抵达陕北时，毛泽东激动地写下了“苍山如海，残阳如血”的壮丽诗句，足见途中的苦难与沧桑。

战争诗人，这是国外学者对毛泽东的亲切称呼。毛泽东的许多战争诗都是在马背上哼出来的，似乎战争生涯能够给予他以灵感，从而创作出让人热血沸腾的《长征》等诗词作品。毛泽东在战争期间不忘读书写作，更为重要的是，他认真总结每次战争的经验教训，得出了许多像“人民战争”、“运动战”、“农村包围城市”等的精彩论调。毛泽东的眼光是非常长远的，他的战争理论是相当符合实际的。他的著作已经出版成书销往海外，就连蒋介石的书桌上都放着一本。他的战争理论最终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毛泽东军事思想，这又是世界军事史上的一个奇迹。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是毛泽东武装斗争理论的又一经典。另外，在红色政权成立之初，毛泽东提出的党领导枪的主张也为今后正确的道路打下了基础。后来，毛泽东还提出，想要取得最终胜利，除了枪杆子，笔杆子也相当重要。因此，他尊重文人，并给予他们良好礼遇，后来像郭沫若这样的大家也为新中国建设做出了不少贡献。毛泽东的思考一向都是很全面的，他关注一件事的诸多细节，比如准备攻打北平城时，他就曾虚心请教文物专家哪些城内建筑不容损坏，这类事，足见他的心思之缜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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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到香港就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一幢幢高楼、一颗颗大树、一排排商铺……

(一)美丽的香港

到香港的第一感觉就是又干净又整洁。香港的天空是那么蓝可以与蔚蓝的大海媲美。香港的草是那么的绿，好像撒上了绿颜料。香港的空气是那么清新，就像一个天然的氧吧。路边，小花在向我招手，小草在向我点头，一切都是那么的美好。

香港是一个中西结合的城市，很多商铺里都是英文字，而且街上到处都是成群结对的外国人，我还看见两个香港本地人用英语打招呼，聊天。

(二)乱扔纸，“一千元”

走在香港的大街上，人山人海，但地上却很干净。原来墙上写得清清楚楚：“不许随地扔纸，随手扔纸，罚款一千元港币”。我可罚不起。而且香港人买东西、买菜，都尽量不用塑料袋，他们都用各式各样的环保袋。突然，一阵风吹过来，一张小纸片飞到了一位妇女身边，她弯下腰，轻轻的把纸捡起来，一直拿在手里，等到有一个垃圾桶时才丢。

(三)热情+舍己为人

我和妈妈要去青衣城买东西，妈妈买衣服，我买芭比。可我们下车以后，转了半天也没找到“玩具反斗城”。妈妈就用她那一点都不标准的广东话问：“请问玩具反斗城“系边度”，(在哪里)?”别人跟妈妈讲了半天，我们也没听懂，那个人又看了看表，好像很着急似的。接着又给我们画了张路线图，我和妈妈还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那人急了，干脆带着我们走到“玩具发斗城”，我和妈妈以为他是顺路呢，也想去买东西的，没想到，我们刚刚到他就急匆匆地往反相反的方向走了。“香港还是好人多啊”，妈妈感慨的说…….

香港给我的印象太深刻了太好了我下次一定还要重返这座美丽、可爱的城市——香港。

在第80个长征纪念日来临之际，我观看了《长征》这部影片，从中身受启发和教育。

影片讲述了20世纪30年代的中华大地，面对日本帝国主义铁蹄的践踏，中国共产党人从大局出发，向全国人民发出“停止内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倡议，但蒋介石顽固地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调动100万大军“围剿”红军及其主力，由于敌强我弱，红军内部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指导，红军第五次反 “围剿”失败，在这种情况下，红军为了保存实力，被迫进行战略大转移，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征。

回顾这段坎坷、艰辛的革命史，长征给我留下的最深刻印象是百折不挠，所向无敌的英雄主义精神和艰苦奋斗，吃苦奉献的大无畏牺牲精神。正是这种精神，让红军长征由弱变强，以少胜多，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胜利，它不仅成为中国革命的伟大转折点，在今天更成为激励我们努力向上，不断进取的风标。

也许在今后的人生道路上，我将面对许许多多的困难，在以前，我可能有打退堂鼓的想法，但今后，我将以红军长征的精神激励自己，战胜困难，挫败气馁，攻克难关。让自己在风风雨雨的征途上，经受磨难，历练品格，学会成长。

最后，在长征70周年纪念日来临之际，我将向先烈献上我最崇高的敬礼，愿长征精神永远伴随着我的成长，愿长征的祝福永远回荡中华的上空。

时光如流水般逝去，我们伟大的祖国已点燃了她的第67枝生日蜡烛。

风雨中，我们一路走来，有辉煌，也有失落;一路走来，曲折而漫长;但是，一路回顾，一路展望，又让我们在这特殊的日子里激情澎湃。

“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衰”.

华夏5000年的文明史，创造出无数灿烂的文化，使我们跻身于世界民族的前列。

可是，在1450年之后的540至今，中国，CHINA,没有，再也没有出现在这部历史的画卷上!

1450年、1840年，相隔390年后，中国的国门终于被外国人用四大发明之一的火药制造的大炮轰开了!它带来的是100多年的血和泪。

虎门销烟揭开了中华儿女反侵略的序幕。

太平天国的旗帜、戊戌变法的惊雷，义和团战士的大刀、辛亥革命的枪声，无一不向全世界表明：中华民族不可辱，中国人民不可欺。

五四运动的呐喊，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更似惊雷划破夜空。从南昌到井冈山、从延安到西柏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终于在1949年，中国人民硬是用小米加步枪结束了一切。

毛泽东在天安门的那一句“中华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我们有了新的开始，新的起点。

这个东方巨人终于又站起来了!

一代伟人，毛泽东，开创了社会主义新时代;邓小平，唤醒东方经济巨龙的飞腾;江泽民，推行“三个代表”;胡锦涛，贯彻落实党员的先进性。每个名字都闪烁着耀眼的光芒。

沿着黄河与长江的源头，漂流而下，过壶口，闯关东，走三峡，奔大海。在河西走廊，华北平原，看祖国的富饶与辽阔，看祖国千里马般日夜兼程的超越;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看烟花苍茫，千帆竞发，百舸争流，看祖国繁荣的霓虹灯日夜闪烁，灿若银河……

从建国到现在，母亲一路陪伴着。母亲一直在辛勤地耕耘，也一直在不断进步，不断上升，1946年第一颗原子弹爆炸，1979年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1982年潜艇从水下向海域发射导弹;2003年载人飞船“神舟五号”载着杨利伟升空了……升到了一个万人瞩目的高度，虽然没有惊涛骇浪，但有一种排山倒海的气势在起伏，有一种雷霆万钧的力量在激荡!

而走到我们的身边，也正是母亲的那双巧手，使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五十多年前那破旧的茅草屋，那战后的废墟，那成百万、上千万的流浪的人群，处处荒凉，处处萧条，处处冷清，凛凛的寒风吹着那屋顶上夭折的干草……而几十年后今天，就在这废墟上建起了一座座高楼大厦，楼上楼下已不再是幻想，电灯电话信息网络早已变成了现实，这是母亲的勤劳，是母亲的慈爱……

五星红旗在操场上冉冉升起，每个生命都庄严起来、神圣起来;激昂、嘹亮的国歌在耳畔响起，这是容纳了神州大地百分之百的乐感，她的每一个音节都凝聚着东方民族的骨气，她的每一个音符都能够滋生咆哮的力量!此时此刻，我有一种冲动，一种神圣的感觉，一种心潮澎湃，这是一种无法用言语表达的感觉：激动、骄傲、自豪、庄严。

一路走来，一路回望，一路感慨，更是一路激情，正如李大钊所说“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正气在青春的火焰中再现!华夏神州五千年的雄健国魂在青春的火焰中再生”!

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是世界战争史上其所未有的壮举。为了继承发扬长征精神，我们班举办了一次“长征精神代代传”主题朗诵会。为了办好这次朗诵会，我们都收集了长征方面的有关资料，并写了活动策划书，我还精心准备了诗歌朗诵。

终于等到朗诵会开始的时候了。只见黑板上画了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还用工整的笔迹写出这次朗诵会的主题。主持人走上了讲台，他们慷慨激昂地宣布：“八十八班‘长征精神代代传’主题朗诵会，现在开始!”同学们纷纷拿出自己精心准备的节目，最精彩的要数李昆举和林忠俊同学表演的快板了，在清脆的快板声中，他们的语气时而高昂，时而低沉，赢得了我们雷鸣般的掌声。这时，就要轮到我和刘晋豪的表演了，我有些紧张，甚至能清晰地听到自己怦怦的心跳声，不过看到刘晋豪自信的样子，我也不由得鼓足了勇气，我们迈着矫健的步伐走到了讲台前。我用清晰而洪亮的声音报出了我们要朗诵的诗歌——《忆秦娥.娄山关》，“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此刻，在我眼前仿佛出现了娄山关战役的激烈场景，感受到了毛主席从容不迫的气度和博大的胸怀，宏伟的气势余音缭绕!我们的朗诵得到了老师的赞扬，也获得了同学们的掌声。还有李文倩和丁嘉仪同学的朗诵，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她们的朗诵中，我看到了延安人民与领袖之间的深厚情谊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朗诵会的最后，我们齐唱了国歌，我们的朗诵会也在国歌声中结束了。

从这次朗诵会，我知道了中国工农红军不畏艰险、英勇顽强的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确实值得代代相传!我们要把长征精神用到学习上，做一个不畏困难勇敢的好少年!

我是1921年秋天出生的，1937年秋天离开北京时刚满16岁。

那时我在北京师范大学附中读完高中一年级，暑假里发生了卢沟桥事变。我那时懂点事，但不成熟，读报中看到宋哲元每次谈话都是“能和就能平，能平就能和，和平和平，和就是要平，平就是要和”。但日本人一动手，中国人想和平也和不了。北京是元明清三朝古都，在当时也是一座大城市，居然没多少日子就被日本人占领。北京城里人心惶惶，我们也只好迁回湖南老家。

以往回湖南很容易，坐火车从北京到汉口只需几天。我们那次一走啊，就是40天。北方打仗，铁路断了。我们只能先到天津，然后坐船去青岛，从青岛换火车到济南，再坐火车到徐州，最后转郑州到汉口。离开北京那一天，天气很凉，火车站里人很多，可是一点声音都没有，四处弥漫着亡国的死寂。一个多月后回到老家，一个姑妈见到我说：“你怎么瘦了这么多?”我的脸原来很圆，一路不得休息不得吃，非常辛苦。

到了长沙还要继续读书，因为我从北京去的，很不适应。北京是“五四运动”的发源地，我们在北京读书接触白话文比较多，湖南的中学生古文功底好。考大学时，我的三个志愿报的都是西南联大，能考入西南联大是我当时最大的愿望，也是唯一的愿望。

我和母校西南联大的关系非常密切，两个姐姐是这个学校的，妹妹是这个学校的，姐夫、妹夫是这个学校的，我老伴也是这个学校的。我从1939年至1946年在西南联大度过了整整七年，这是一个人成熟的时期。

在西南联大，我读过四个系，不过都没念好。那时候转系很方便，只要学分念够了可以随便转，喜欢的课可以随便去听。名人的课，因为好奇我也偶尔去听听，比如，外文系陈福田先生的西洋小说史，沈从文先生的中国小说史，闻一多先生的《诗经》《楚辞》，朱自清先生的课，钱锺书先生的课……当年清华四大导师里我赶上了陈寅恪，他教隋唐史、魏晋南北朝史，陈先生的课正式上的人很少，大概七八个人，但是他名气大，大家都知道他是泰斗，所以经常有人趴到窗户外面听，我也夹在其中。联大的学生水平的确不错，但更重要的是学术气氛。

回想我这一生最美好的岁月，还是联大那七年。当然，那也是物质生活非常艰苦的一段时期，可是幸福不等于物质生活，尤其是不等于钱多，那么，美好在哪里呢?

我想，幸福的条件有两个，一个是你必须觉得个人前途是光明的、美好的，可是这又非常模糊、非常朦胧。另一个方面，整个社会的前景，也必须是一天比一天美好。这两个条件在我上学的时候恰好同时都有，当时正是战争年代，日本飞机经常来轰炸，生活非常艰苦，可士气却没有受到影响，也并没有失败主义的情绪流行，大家总是乐观、天真地认为战争一定会胜利，胜利以后会是一个美好的世界，一个民主的、和平的、自由的世界，这是我们那个时代的青年最幸福的所在。

在整个抗战期间，中国有90%的大学受到日军的轰炸和摧毁，约106所高校被迫迁移，但万千师生一路办学不止、教学不止、求学不止，文化的种子撒播到穷乡僻壤，产生出更多的力量。这也被后人称为“一次荡气回肠的文化长征”。

1937年11月，抗日战争的硝烟逼近杭州，浙江大学不得不举校西迁。这次西迁途经赣、湘、粤、桂4个省份，行程2600多公里，于1940年抵达贵州省遵义市。由于遵义办学条件有限，理学院、农学院及师范学院的理学部又迁往75公里外的湄潭县城。

据不完全统计，在湄潭的7年中，浙大在国内外发表的论文超过当时所有的中国大学。中国的物理学年会连续4次在湄潭召开。英国《自然》周刊、美国《物理评论》经常收到来自“中国湄潭”的论文，其中仅用“湄潭”两字做标题的论文就达25篇，如《湄潭茶树土壤之化学研究》《湄潭动物志》等等。据说，在70年前，只要写上“中国湄潭”4个字，国外的科研刊物便会准确无误地寄到时在贵州省遵义市湄潭县的浙江大学图书室。

1944年10月，应竺可桢之邀，英国著名科学家李约瑟来湄潭参加中国科学社成立30周年纪念大会。会上，浙大的教授们宣读了多篇论文，李约瑟被这些与世界同步的科研成果震惊了，他说：“我可以毫不吝啬地说，这里是东方的剑桥。”

1954年，英国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博士出版了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在序言中他告诉读者，他1944年考察疏散到湄潭的浙江大学，结识了校长竺可桢和王琎、钱宝琮等学者。1992年8月，在浙江大学举行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国际学术研究会上，时任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所所长的何丙郁宣读了李约瑟的贺词，特别提到三位已故学者竺可桢、王琎和钱宝琮，李约瑟研究中国科技史，最初曾受到他们的启发。十多年前，我已搜集到李约瑟及其夫人李大斐走访湄潭浙大的不少文献资料，唯独没有发现那次访问的历史照片，颇为遗憾。

2008年12月，我意外地收到了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所捷克籍在读博士胡吉瑞的电子邮件，询问我祖父钱宝琮与吴文俊在数学史研究方面的问题。我立刻回信，并顺便请他在研究所查阅是否存有李约瑟湄潭考察时的历史照片。胡吉瑞复信曰：“李约瑟在湄潭拍了一些照片，其中两张可能有您的祖父，但是我们都不敢确定。”他还从研究所档案资料中找出了李约瑟自制的“钱宝琮卡片”，卡片将钱宝琮称之为“中国数学史杰出权威”。第二天，胡吉瑞又来信说：“李约瑟在湄潭文庙拍的照片都不太清晰，有的还有双重曝光。”

真可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我喜不自胜，立刻回信：“感谢你给我提供了这么多一手资料，因为它们对我来说都很重要。从你提供的照片来看，我已认出了王琎(戴眼镜，有点谢顶的老者)，他右旁边很可能是祖父，由于是背面，而且不清楚，还需要再看”。时隔不久，李约瑟研究所图书馆馆长莫弗特专门来信，请我进入其馆藏网页，要我辨认李约瑟湄潭照片中的浙大教授，还允许我下载并公开使用加有其网页标签的老照片。

如此珍贵的浙大照片岂能一人独享!2009年1月，我带上照片去拜见106岁高龄的贝时璋先生。老人家手拿放大镜仔细地查看照片，兴奋地喊出王淦昌、王葆仁、王琎、丁绪宝等教授的名字。我又将照片分送给诸位教授的后代，也捐赠给了浙大档案馆、湄潭的浙大西迁历史文化研究会。

李约瑟与浙江大学师生进行了广泛的交流。他原计划在浙大逗留四五天，结果发现可看的东西太多，对浙大的学术成就非常惊讶，因而留了整整八天，称“浙江大学是与在昆明的著名国立西南联合大学齐名的学术机构，可能在中国的大学中排名最高”。他为英国《自然》杂志撰写了亲临浙大的所见所闻，并将自己拍摄的几张浙大照片刊登在他与夫人合编的《科学前哨》(文献)和《中国科学》(摄影集)上。

李约瑟研究所提供的照片包括校长竺可桢主持的中国科学社学术会议(图①)、研究人员在试验田用显微镜进行观察(图②)以及营养学家罗登义、生物学家谈家祯等做实验的照片。

70多年以前的照片已不够清晰，并且还有重叠现象，说明李约瑟当时操作相机的水平并不高明。然而，作为当时的科学史家，他适时捕捉信息，及时按下快门，定格历史瞬间，已是相当可贵。

李约瑟拍摄的浙大照片不仅见证了学校西迁办学的艰辛，记录了浙大人可贵的求是精神和浓厚的学术氛围，而且填补了西迁浙大时期中外学术交流资料影像的空白，成为我们今天研究浙大西迁史乃至中外科学史最为珍贵的史料。

今年上半年，四川彭山江口沉银遗址的水下考古受到各方的关注。目前，出水文物已超过万件，不但证实了“张献忠江口沉银”的传说，而且对研究明代的政治史、经济史和军事史均具有重要的意义。沉银遗址水下考古工作站就设在彭山县汉崖墓博物馆内，这不能不让人回想起上世纪40年代初，中国考古人在抗战烽火中所进行的川康古迹考察。

抗日战争爆发前，中国的科学考古主要集中在中原，以安阳殷墟的十五次发掘和山东龙山的城子崖为代表。战争爆发后，两地的考古被迫进入到资料整理和报告编写阶段。然而，田野考古的炬火并未因之而熄灭，广阔的西南成为这一新兴学科勃兴的又一主场。

川康古迹考察由迁至四川李庄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南京博物馆前身)、中国营造学社三家机构的人员联合组成。在李济的领导下，考察团从1941年5月正式开展古迹考察和文物发掘工作，以彭山汉代崖墓和成都永陵为代表，在中国考古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吴金鼎、曾昭燏、夏鼐、高去寻、陈明达、王介忱、赵青芳……他们构成了考察团的基本力量，也成为今天的考古人经常回望、不断汲取力量的名字。

吴金鼎，1926年考入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前身)国学研究院，在李济先生的指导下攻读人类学。1928年在山东城子崖考古发掘中，首次发现以黑陶为代表的龙山文化，以区别于以彩陶为代表的仰韶文化。1937年获伦敦大学博士学位后回国，主持了云南苍洱的考古发掘。他是此次川康古迹考察团的主要负责人。他的夫人王介忱也是伦敦大学的考古学专业毕业，无偿地参与了他所主持的项目，使中国的考古发掘从此有了女性的身影。

曾昭燏，中国杰出的女考古学家、博物馆学家，中央大学胡小石的得意弟子，1937年获伦敦大学考古学硕士，战争爆发后舍弃在英国的工作机会毅然回国，彭山崖墓发掘期间的后勤工作、后期整理、服饰研究等繁重工作均由这位杰出的女性完成。

当然还有夏鼐，我国最著名的考古学家，1939年获伦敦大学埃及考古学博士学位后，返回了处于战争状态的中国。这位领导和组织了新中国考古事业的大学者，其考古生涯正是从川康古迹考察团开始的。他承担了六座崖墓的发掘工作，并留下了珍贵的发掘日记。

陈明达则是古建筑学家，1932年加入中国营造学社，师从梁思成、刘敦桢两位先生学习古代建筑，是刘敦桢的主要助手。抗战时期曾在西南35个县进行古建筑考察。为了加强考古中建筑学的研究，考察团特别邀请他来负责崖墓古建筑部分的测绘和摄影。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众成员在彭山县江口镇东南的寂照庵内的一张合影(图③)。寂照庵是他们当时可以找到的最好居所。

在半年多时间里，考察团先后探明崖墓共900余座，发掘了8处遗址、77座崖墓、2座砖室墓。1942年12月，严寒的冬天来临，岷江水位急速消退，吴金鼎等人不得不停工撤退。出土的各类随葬品、所采集的石质建筑实物标本等，分装三条大船，顺岷江浩浩荡荡驶往李庄镇码头。总计达22吨的文物，抗战胜利后运往南京，成为目前南京博物院颇为重要的收藏。

通过“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他们第一次证明了崖墓这种四川特有的墓葬形式为中国本土文化之产物，以实物形式生动再现了东汉时期四川彭山地区一般民众的日常生活。特别是寨子山550号崖墓出土的秘戏石刻，对研究汉代社会生活和宗教信仰具有重要价值，现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并在其最新开放的雕塑馆展出。

今天你去成都，永陵博物馆依然是不错的选择，琴台路也是当地人喜欢聚集的繁华之地。五代前蜀皇帝王建之墓是抗战时期中国考古人科学发掘的首个古代帝陵。永陵未发掘之前，陵墓高大的土冢被后人附会为汉代司马相如的“抚琴台”，修建了现代的琴台建筑。1940年秋，为躲避日本飞机轰炸，天成铁路局在抚琴台北面修筑防空洞，突然被一道砖墙所阻，四川省考古学家冯汉骥闻讯后，亲临现场断定其为重要的古墓葬。1942年秋，冯汉骥等考古人员进行了第一期发掘。1943年早春，川康古迹考察团结束了在彭山的考古便前来支援。吴金鼎作为团长，营造学社的梁思成、莫宗江、卢绳等也一同前往。由于科学发掘，中国这座唯一的建于地面之上的帝陵，出土了王建本人的石像雕刻、重要的玉册、玉大带以及雕刻有24乐伎的棺床……郭沫若曾说，若是在和平年代，这样的考古发现怕是要轰动世界……

李庄，一个在地图上找不到的地方，从重庆坐船要走三天，没有基本的药物，甚至没有纸张可供书写，没有印刷设备来出版书籍，但有六年的时间，一大批文化机构栖息于此。这里有当时中国最好的文科图书馆，13万册中文图书、上万册的西文书籍和两万册中外杂志成为做研究的最好保障，大家把借书说成是“上山去取经”。这里的九宫十八庙、板栗坳、张家祠堂见证了董作宾的《殷历谱》、梁思成的《中国建筑史》、史语所的《六同别录》的完成……

西南地区的考古代表了当时中国最高的水准，丰厚的收获也是抗战中的奇迹。而那些在李庄一面接受最为艰苦的乡村生活，一面执著于学术研究的先生们，才是中国文化奇迹的重要创造者。

纪念七七事变征文篇二：

卢沟桥上的石狮子呵，你是否还记得1937年7月7日那一场轰轰烈烈的战斗。血和泪，耻辱和奋斗在那里交织。那不懈战斗着的是一个民族决不屈服的灵魂!

沧海桑田，转眼已过去80年。那些石狮子还是一如从前，这一切的一切都在那场战斗中定格。

时间倒退80年。日本借口一名士兵在军事演习中失踪，要求进入桥东宛平县城搜查。中日双方正在交涉时，卑鄙的日军突然向宛平城开枪射击，接着又炮轰卢沟桥。我军用大刀、手榴弹等劣质武器多次击退日军攻势。第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鳞阁和师长赵登禹先后为国捐躯。但是毕竟我们的军事装备那样落后，7月30日中国驻军强忍悲愤撤离。

时间回到2017年7月7日，七·七事变80周年纪念日。我是一个90后的孩子，从小生活在安静而舒适的环境中。从未遭遇过炮弹的袭击，从未嗅过硝烟的味道。但在今天，我见到了很多很多。

我看见那些年过80岁的老战士来到卢沟桥，他们看着那些死去战友的照片黯然泪下。80岁，他们依旧是战士。九个老人整齐的站成一排，喊着口号踏着步子，眼前好象浮现起昨日的硝烟。奋斗、不甘受辱、豪迈、坚强，这些情愫几乎要撑破我的心脏，轰的一下爆裂。

我看见那些飘满红色旗帜的纪念馆。往事已成历史，但有些东西绝对不能忘!那些精神那些耻辱都通通承载在一张张黑白照片一篇篇报道上。照片上战士们的眼睛里有火在燃烧。不屈不挠，要烧尽一切耻辱一切不甘!

我还看见，一些大学生在纪念馆里说说笑笑，丝毫没有感受到难过和耻辱。

我还看见记者在采访很多年轻人。记者问：“你们知道什么是七·七事变么?”他们擒着一丝微笑回答到：“应该是跟抗日战争有关吧，具体的我不太清楚。”我不知道他们的微笑究竟是礼貌还是羞愧的表现。但是，这是最严肃的事情，它是我们每个国人都不能忘的事实。

更可笑的是，居然有人说七七事变是牛郎和织女相会的日子。

七七这一天，我看到了很多。

七七事变是一种精神也是一种耻辱。我知道有一部分人是没有忘记的，但我还看到大部分的年轻人都忘了。

国耻不能忘。

非洲人没有忘记罪恶的黑奴买卖，日本人没有忘记美国丢向长崎和广岛的原子弹。但是我们中国人是不是偏偏要忘记我们原本不能忘记的七七事变呢?

近日，由公共卫生与管理学院分团委开展的以“忆长征岁月 悟长征精神”为主题的纪念长征胜利80周年主题活动圆满结束。

本次活动线上，线下双向开展。线上结合QQ空间，让同学写出对长征胜利的感想，篇幅较短。线下采取征文，绘画以及主题班会等多种形式，宣扬了“不怕牺牲、前赴后继、勇往直前、坚韧不拔、众志成城、团结互助、百折不挠、克服困难”的长征精神，引导学生树立民族自尊心，继承革命优良传统。

纪念长征胜利80周年活动的开展让同学们再一次回忆长征，感悟长征精神，也更加坚定了始终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活动形式多样，参与方式简单，同学纷纷积极参加。在众多的参赛作品中，不少优秀的作品让人眼前一亮。感觉到同学们对历史有着不可磨灭的责任感，真切反映了其对长征胜利的喜悦，对工农红军的缅怀和对中国共产党的深厚情感。

2016年是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7月10日―19日，为纪念这一重大革命历史事件，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师生团队40人，耗时10天，跨越江西、贵州、陕西三省，以亲近实地的方式走进那一段历史，身体力行感受长征的雄魂，体验长征路途的艰辛。

重走长征路在长江第一渡开启

“没有吃苦，就没有成长!重走长征路让我在吃苦中磨练意志，学习成长。我特别开心能参与其中。”深职长征团队成员之一，来自艺设学院视传3班的张释如在前往长征第一渡的路上坚定地表示，别看她个头不高，吃苦的决心却不小。

7月11日上午，40名团队成员沿着于都河畔，冒着中雨，一路徒步，来到耸立在河畔东门渡口边的纪念碑前――“中央红军长征第一渡”纪念碑。“我宣布，深职院重走长征路正式出征。”随着校团委书记的一声令下，重走长征路活动在纪念碑前正式开启。“我们保证完成任务，请学校放心!”30名学生坚定响亮的口号不但为重走长征路营造了良好的氛围，而且也激发了每位同学的斗志，为接下来的徒步打下基础。

“领誓哥”把重走长征路当作人生财富

因为两年的入伍经历，“领誓哥”王一楠对红军的感情特别深厚。退伍回校后，他便开始关注参加过抗战的红军老战士，并参加学校组织的各种志愿者活动为军人送温暖。在这次重走长征路活动中，他不但入选，而且还十分有幸成为出征仪式上带领队友们宣誓并表态的“领誓哥”。

“能够和小伙伴们亲身体验红军80年前走过的路，这份经历是我人生最大的财富。”站在纪念碑前的王一楠自豪地说，“希望通过重走长征路活动，让我们特区大学生真正感受到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在我们平凡的生活里，革命的精神同样可以闪耀出不平凡的光彩。”

据悉，深职院纪念长征胜利会师80周年暨重走长征路活动为期10天，以重走长征路，观红色旧址，唱红色歌曲，缅怀革命先烈，感受红色精神，传承红色文化，扶贫希望小学，开发红色微课堂等为主要内容。40名参与师生途经瑞金、遵义、延安三地，每天徒步3小时、10公里以上的路程，并在红军山、娄山关、宝塔山、吴起等红军长征最具历史代表性的地方开展专题微课。“让特区大学生重走长征路，有极大的现实意义，同学们在感受红色历史的过程中也懂得了坚持不懈，永不言弃的长征精神。同时让同学们在与延安枣园中学结对子，搭建爱心书屋中，为革命老区传播青春正能量。”随队老师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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滚滚长江东逝水，斗转星移几度秋。伟人长眠，毛泽东时代已成追忆。以下是小编给大家整理的纪念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诞辰123周年征文的内容，欢迎大家查看。

二十世纪的中华大地上，诞生了一个可与秦皇、汉武相匹比，并高于他们的伟大人物——毛泽东。

“毛泽东”——石破天惊的三个巨字，在时空长寂的历史剧场里喷薄而出。

一代天骄毛泽东——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诗人……他的思想不仅渗透到中国几代人的心灵深处，其影响的范围更是超出了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毛泽东开创了前无古人的伟大业绩。是他，领导千百万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每当我看到纪录片中播放开国大典那动人的情景时，我的内心和那些在天安门广场上高呼“毛主席万岁”的人们一样，对他老人家的敬爱之情油然而生。

伟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当他与别人共处逆境时，别人丧失了信心，而他下决心实现自己的目标。毛泽东正是这样一位具有崇高理想和坚定目标的伟人。但毛泽东的伟大，远不止如此。

从政治上讲，毛泽东是中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改革家。毛泽东把一个支离破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改革为一个新兴的、基本统一的、人民当家做主的人民共和国。

从军事上讲，毛泽东是中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军事战略家。毛泽东指挥一支长征后不到三万人的军队，转战南北，通过“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彻底打败了蒋介石领导的八百万军队。现在仍然是美军西点军校教科书的《论持久战》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就是毛泽东军事理论的代表着作。

从民心上讲，毛泽东是中国绝大多数低层民众的“大救星”。毛泽东一生坚持自己的理念：“为人民服务”。至古帝王为自己，顶多为了江山社稷。毛泽东却为了不让“资本主义复辟”，不让“工农群众再吃二道苦”，始终高举“为人民”的大旗，发动文化大革命，遏制正在萌芽的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官僚主义的苗头，这是任何一个帝王所望尘莫及的。

从胆略上讲，毛泽东是中国最有骨气的领导人。毛泽东一身正气。敢于对苏、美两霸说“不”!敢于扞卫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敢于勒紧裤带，顶住苏美“外科手术”式打击的威胁，搞出了“两弹一星”，让后人在毛泽东撑起的“核保护伞”下过太平日子。

从廉洁上讲，毛泽东是中国最廉洁的领袖人物。毛泽东一生廉洁。两袖清风，廉洁勤政。作为最高领导人能够艰苦朴素过一生，最奢侈的食物也就是一碗“红烧肉”。痛恨贪官污吏，亲自批出尚方宝剑，痛斩高级贪官张子善和刘青山。而且要求自己的子女和后代廉洁奉公。

从教育上讲，毛泽东是比孔夫子更伟大的教育家。毛泽东重视教育。明确指示学校：“教育必须为工农兵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必须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学生”。在国民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坚持“义务教学”。在毛泽东时代，大学全免学费，而且师范、石油、铁路、航空、邮电等大学还给大学生发工资。这样的免费教育体系在今天已经成为千古绝唱。

从经济上讲，毛泽东是务实的经济学家。毛泽东重视国民经济发展和改善人民生活。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既有“帝国主义封锁”，也有“修正主义”压迫。在这种特殊环境下，毛泽东坚持发展经济，亲自写下了指导国民经济发展的《论十大关系》，把一穷二白的旧中国，一举改造成为一个“既无内债、又无外债”逐步走向繁荣的新中国。//毛泽东甚至对农民的种地也亲自提出了着名的“土、肥、水、种、密、保、管、工”八字方针。即使在文革动乱期间，毛泽东都一再向全国发出“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最高指示重视发展经济。

从民主上讲，毛泽东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视民主运动的领导人。毛泽东历来重视民主和支持民主。早年参加了着名的“五四运动”等民主运动，在党内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要相信群众、要依靠群众”的民主作风。在文学艺术领域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从外交上讲，毛泽东是高明的外交家。毛泽东重视外交战线和改革开放。对待苏联的无理要求，毛泽东敢于说不。毛泽东在关键时刻，利用着名的“乒乓外交”，打开了中美合作的大门。创立了“第三世界”的理论，成为第三世界崇拜的领袖。第三世界国家用轿子把中国抬进了联合国，驱逐了台湾代表，恢复了中国安理会成员的资格，种下了一棵为子孙后代遮风档雨的外交大树。

从民族利益上讲，毛泽东不愧为民族之魂。毛泽东高度重视国家的统一和主权的完整。毛泽东坚持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展“民族自治”，同时有果敢的维护国家统一。面对西藏叛乱果断命令解放军进藏平叛;面对印度对中国的领土入侵，果断的开展了中印边境反击战;即使面对陈兵百万，拥有数万辆坦克，数千架飞机的苏联强大军事压力面前，就是一个小小的珍宝岛也不轻易放弃。毛泽东说：“宁肯再次上山打游击，也不放弃一寸土地”。他既明确发出了“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的时代最强音，也在晚年向蒋介石伸出了和平统一的橄榄枝。

从才华上讲，毛泽东集“文学家、思想家、军事家、哲学家”为一身的多才领袖。毛泽东博学多才。既是伟大的诗人，又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还是一位伟大的军事战略家，更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

我认为尽管毛泽东也犯了错误，但他终究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拿他的功和过来说，错误毕竟是第二位的。他为中国人民做的事情是不能抹杀的。从我们中国人民的感情来说，我们永远把他作为我们党和国家做出无数贡献的伟人来纪念。中国特殊的历史成就了毛泽东，中国的历史离不开毛泽东。不管后来者怎样评价毛泽东，但谁也无法否认，他是一位伟大的巨人，他是一个不朽的传奇!无论如何，毛泽东个人对20世纪中国的影响是决定性的。

成大事者，必先有大志。毛泽东在青少年时代，就不满足于做一个坐而论道的读书人。早在湖南长沙师范读书时，杨昌济先生就发现了他高远的人生理想。并写下“欲栽参天之大树”的话，勉励他勇于去实现奋斗的目标。当周恩来，邓小平、陈毅这一大批有志者踏上去法国寻求马克思主义的征途时，毛泽东在内国依然执着地寻找救国救民真理，投身革命，并且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创立了毛泽东思想，指引人们打下了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天下。

每逢大事有静气。毛泽东无论是在多么艰难的环境下，毫不畏惧。红军长征初期，他没有决策权，但他深信自己的战略思想是对的，终于在遵义会议确立了他的领导地位。从此，他奇迹般地率领红军在国民党重重围困中，胜利到达延安。日本鬼子他不怕。蒋介石假惺惺发出重庆谈判的邀请他不怕。敌人进攻延安解放区，他不怕。新中国刚刚诞生，美帝国主义者扬言要把社会主义新中国困死地摇篮里，他更不怕!“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年轻的共和国，不仅轰轰烈烈地搞社会主义建设，而且还派出志愿军，帮助朝鲜人民赶跑了美国侵略者。就是我们依靠的苏联老大哥要和我们翻脸时，他也毫不妥协。这充分显示了伟大的革命家的胆识和气魄。

滚滚长江东逝水，斗转星移几度秋。伟人长眠，毛泽东时代已成追忆。但是，在我成长的路上，让我的思想深受启迪，让我的青春充满志向的人，是毛泽东。让我步入中年，依然怀着深深的敬仰之情的人，是毛泽东。这种崇敬之情，并不因为时光的推移而淡化，反而历久弥新，成为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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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长征》讲的是红军长征中的故事。故事是这样的。

在一个阳光明媚的的中午，正在长征的红军们正在紧张地撤退中，忽然，几阵机枪声从不远的地方传来，天空中渐渐地传来了呜呜的飞机鸣声，刹那间，千万颗炮弹像雨点似的从天空中坠了下来，随着几声“轰轰!”的巨响，黑烟笼罩着天空，阳光明媚的天气骤然变成了密密麻麻的“乌云”，周围都是战士们的残肢断臂，随着机枪的响声，一个个战士们相继地倒下……

这场灾难过后，受伤的士兵们都在被一位军医抢救，主人公在密密麻麻的人群中寻找自己的爸爸，刚刚找到，又得被迫离开，因为，第二轮的轰炸开始了，远处的敌机在嗡嗡地逼近，战士们在大街小巷们迅速撤退，主人公的爸爸也在帮助红军当中被炸成了重伤。这些事件是多么地感人啊!

还有件事，在通往大渡河的途中，因山体滑坡，大家都要把石头移走，可主人公在移的过程中掉下悬崖的时，他们的连长就拉了他一把，而自己却掉下了悬崖，他没有叫喊，而是无声地掉落，在悬崖上摔了个粉身碎骨，他一个人救了整个营的命，因为在对面，就是国民党的部队阵营，大家当时都在为他哀悼，被他的英勇精神所感动。

看看这些勇士们，他们都为国家献出了宝贵生命，在自己被敌方爆头的那刻，也把战旗牢牢地扎进了堡垒当中，这些是战士们为了保家卫国的意念创造出来的人间奇迹，这些奇迹，我们永远不会被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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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彭湃同志诞辰120周年。彭湃同志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中国农民运动的著名领袖，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彭湃同志，海陆丰(汕尾市)人民的优秀儿子。

为了缅怀彭湃同志的光辉业绩，弘扬彭湃同志“无私奉献、敢为人先”的革命精神，加快海陆丰革命老区振兴发展，中共汕尾市委党史研究室将举办纪念彭湃同志诞辰120周年征文活动。

具体要求如下：

一、征文要求1、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主题鲜明，观点正确。2、来稿应为未发表的原创文稿，要求史料准确，注释规范(脚注形式)，字数不超过8000字。3、内容新颖，或有重要创见，或在资料挖掘上有新的成果，有较高的学术水平，有助于推动彭湃及海陆丰革命根据地研究的深化。4、作者可参考附件所列选题或自定题目撰写文稿。

二、截稿时间征文截稿时间为2016年8月20日(以寄发地邮戳或电子邮件日期为准)。

三、征文评审本次活动评委会由省市党史研究专家组成。评委会将恪守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对作品进行评选，优秀稿件将推荐到省市报刊杂志发表，适时公开结集出版，并向入选征文作者支付稿酬。

四、投稿方式每篇论文按照附件2所列格式要求打印5份，寄至：广东省汕尾市委办公大楼103室中共汕尾市委党史研究室，邮政编码：516600。

同时，将电子版发送至邮箱：Swds019@163.com。联系人：刘 坤，联系电话：18927994905; 朱金水，联系电话：13502382623。

附件：1、征文参考选题

2、征文格式要求

3、征文作者情况登记表

中共汕尾市委党史研究室

2016年6月20日

心被一股强烈的力量吸附包裹着，心中霎时涌动着一阵又一阵的感慨，它将埋我心底的那份最深沉的崇敬唤起，让你我一同去追溯那共和国不容忘却的不老岁月--长征。

从130年起，蒋介石调集军队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连续发动了四次“围剿”，但都以失败告终。133年秋，红军组织第五次“反围剿”，由xxx*临时中央完全抛弃了毛泽东的军事路线，执意推行王明的“左倾”错误主张，致使第五次“反围剿”失败。134年10月，xxx*中央和中央红军八万余人，被迫离开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遵义会议后，在毛泽东领导下，红军克服重重艰险，蒋介石军队的围追堵截，也并不能阻挡红军的行军路步伐，相反，他们愈挫愈勇……

136年10月，红军胜利到达陕北，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结束。

长征的胜利，不仅粉碎了xxxxxx的阴谋，同时也使得国局转危为安。

是啊!长征可谓是一曲永远嘹亮的赞歌，它曾激励着多少有志之士义无反顾地追随……长征又曾给与人们多少震撼、多少感怀，它让人不由地对革命先烈产生深切的缅怀与崇敬。

长征岁月虽已逝去，但它的不畏艰险、百折不挠的大无畏精神却足以慰籍一颗颗空灵的心。

虽不曾身临其境去历经那浩荡的革命岁月，但也在字里行间读懂了长征的太多艰辛与不易。

是啊!好多个夜晚，我都不止一次地去思量去咀嚼长征精神给我的感召与震动。

长征催人奋进，让人永不言弃，它告诉我:没有执着的信念、坚定的决心，便不会将自身真正融入当时的社会背景之中。

如果没有红军的四渡赤水河、强渡金沙江的悲壮，如果没有红军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的壮烈，如果没有红军翻过高耸入云的大雪山、通过杳无人烟的草地的极限挑战，又怎能有长征的胜利呢?

作为二十一世纪的青年，我们是祖国的花朵、未的希望，因此，我们更要大力弘扬长征精神，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调集吃苦耐劳，不畏艰险，勇往直前的精神，也只有这样，才能使得我们依附牵制的信念更有力量……

因此，不论是现在还是未，我们都不应被眼前的困惑所羁绊，要用火一般的高效应与铁一样的意志力去克服，要用一种格斗士的精神去战胜阻绊自己的羁石。

无论是事业还是生活的辛酸，我们都要以一种抗争的信念去对待，因为二十一世纪的主流力量便是拼搏进取，无私无畏，永不言弃。这与长征精神有着异曲同工之处。

如今人们不是常说“爱拼才会赢”吗?是啊，如果人心趋向客观、态度悲观的话，那又怎样去战胜主观上原就存在的事物呢?假使面对日新月异的高新产业，人们的选择倾向有很大的波动，如此商业竞技中无形中便增添了好几重门坎和关卡，如果不推陈出新，不敢承担一定风险，不敢尝试，那便是企业的懦夫与无知。

中共党史上颇有争议的人物王明，几乎无人不知，可他的亲妹妹陈映民(王营)——一位坚强的老红军战士的传奇经历，却很少有人知道。由于王明的原因，让陈映民的人生充满了太多的曲折和悲伤。下面就由小编为你们带来老红军战士陈映民的长征故事，欢迎阅读。

老红军战士陈映民的长征故事

女红军陈映民，是金寨籍名人陈绍禹(王明)的胞妹，后在延安改名叫王营。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女红军，当年跟随红四方面军从大别山转战到大巴山，历经了三过草地的艰苦长征，之后又参加了西路军的苦征恶战，被俘后历尽艰辛、死里逃生。可是，由于其兄王明和张国焘问题的双重连累，她被历史的烟云尘封，至今仍然是鲜为人知。

一对同胞兄妹，人生历程却大不相同

陈绍禹和陈映民兄妹二人，出生于安徽省金寨县一户贫民家庭。父亲陈聘之幼时读过私塾，成年后当过学徒、店员，做过小本生意，还当过乡塾教师，没个固定职业，家境贫寒、生计艰难。但他望子成龙心切，数年间节衣缩食，东挪西凑，不惜一切地供养子女上学读书，尤其是供养陈绍禹上学读书。陈聘之夫妇都十分喜爱这个聪明机灵、勤奋上进、品学出众的好儿子，亲昵地呼唤他“禹子”，弟妹们也都叫他“禹子哥”。

然而，妹妹陈映民，却没有“禹子哥”这般幸运。陈映民生于1913年，与其兄年龄相差近10岁。这个小女孩出生时，她的大哥陈绍禹、大姐陈觉民、二哥陈绍伟，都一个接一个地成长起来，尽管家境很穷，但都同样受到爹妈的抚养和疼爱，并指望他们长大后改换门庭、光宗耀祖。而这降生恨晚的幺妹子，似乎成了个多余的，出生的第七天，爹妈就将她许给当地一户姓吕的农桑人家，做了这家长子吕绍文的童养媳。陈氏家境之贫苦，居然穷到把一个嗷嗷待哺的女婴给人家做了童养媳。

作为一个童养媳，陈映民后来参加红军干革命，并非是在“禹子哥”的影响和引导之下萌发、起步的，他们兄妹虽然同是共产党人，所走的道路却各自不同。陈映民所走的革命道路，是其兄陈绍禹从来就不曾经历和品味过的一条血染的道路……

陈映民在吕家做童养媳的时候，陈绍禹就已熟读儒学经典，15岁即离开家门，先后就读于河南省固始县志诚小学，六安县省立第三甲种农校，20岁考入国立武昌商科大学。1925年，陈绍禹加入共产党，同年10月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从此开始了崭露头角的革命生涯……而陈映民所许给的吕姓人家，公婆勤劳、朴实、厚道，吕绍文兄弟三人也都本分，全家人对她很好，老两口将她当作亲闺女一般看待。但因为家道贫寒，总是少吃没穿的，日子很不好过。

1926年，地处豫皖边界的金家寨，以及周边的乡镇村落，都热火朝天地闹起革命来，农民协会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不少地方还成立了农民自卫军，矛头直指土豪劣绅。陈映民和她的未婚夫吕绍文一起参加了农民协会，投入到农民革命运动的斗争行列。中共党员桂伯炎、袁继安等人，见她性情活泼，口才也好，就指定她担任妇女代表。从此，她就在党的领导下，到各地宣传革命道理。在党的领导下，她把妇女们组织起来，成立了妇女协作委员会，积极协同农民协会打土豪、捉劣绅。同时还把少年儿童组成童子团，配合农民自卫军站岗放哨查路条，防止坏人破坏。陈映民，当时只有十、三四岁，妇女们称呼她“小代表”，儿童团员都喊她“大团长”。陈映民的革命道路，就这样从她的故乡故土上起步，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奔走……

夫妻双双参加红军，危急关头抱着孩子征战

1928年，15岁的陈映民跟吕绍文结了婚。婚后，她照样从事妇女会和儿童团的工作。1929年立夏，豫皖边商(城)南举行革命暴动，她因身怀有孕以待分娩而没能参加。当时，她的大姐陈觉民参加了这次暴动，名声亦在豫皖边乡村传播开来……暴动成功后，陈觉民就被派到商城县斑竹园(今属金寨县)，在朱氏祠堂举办妇女运动讲习班，并由她担任领导和教学工作。

在立夏暴动胜利的日子里，陈映民生下一个男孩，取名叫吕美成。1929年5月26日，红军第三十二师首次攻占金家寨，守敌汪东阁民团溃逃而去。在婆婆的关照下，陈映民一边哺乳孩子，一边参加革命活动，发动和组织妇女为红军做军鞋，带头拥护红军队伍。同时，她还配合红军和游击队到各个民团据点了解情况。她在担任少先队指导员时，有一次和少先队队长皮定均(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外出，侦察到从金家寨逃跑的六安六区民团头子汪东阁的行踪，及时报告给红军和游击队，终于将这个反动分子以解决。

1930年，陈映民由皮定均介绍加入共青团，并担任六安六区五乡共青团支部书记。1931年春，她的孩子断奶后，交由婆婆照看抚养，她和丈夫吕绍文一起参加了红军，就近编入红四军第十二师，丈夫为战斗员，她当宣传员。同年，她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共党员。1932年10月，第四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四方面军主力部队由皖西经鄂东转向外线作战……

多事之秋，红军主力部队、地方游击部队，以及随军跑反逃难的苏区群众，如同潮水般由皖西涌向鄂东。当时，吕绍文和他的二弟吕绍武、三弟吕绍全，都离开了老家，随同红军队伍转移而去。陈映民二话没说，急忙抱上她三岁的儿子吕美成，跟在第十二师的队列里，随军征战……

最初在皖西境内。乘坐担架随军行动的第十二师师长陈赓，看见陈映民带着孩子行军，一路上比较辛苦，就让她跟随在师医院的队伍里，沿途也好帮助照应。沿途负责护理陈赓的医务人员，有医务主任陈保青，女护士何福祥、张茶清等人。陈映民带着孩子就跟这几位姐妹一起坚持行走。情况紧急时，陈赓就将孩子扶上他的担架，急奔猛走一阵子，以减轻陈映民的体力负担。晚上到了宿营地，大家在一起安营扎寨，吃饭休息，医护人员也帮忙照顾母子二人。

可是好景不长，红军一进入鄂东北根据地，敌情更加严重，部队也在加紧行动。由于孩子的严重拖累，红军在越过平汉铁路的月黑之夜，陈映民母子掉队了。她就尾随在后卫部队的后面，继续追赶队伍。渐渐地，又跟后卫部队拉开了距离，最后不得不跟着一群随军跑反的妇女们，不分昼夜地追赶部队。

随同“跑反队”追赶红军，途中却丢了孩子

这支最初由数百名老百姓自发形成的随军“跑反队”，由皖西北跑到鄂东北时，就剩下数十人了，沿途因饥渴和疾病掉队的不少。跨越平汉铁路时，仅剩下十七、八个人，大部分是没有什么拖累的青少年女性。名为“跑反队”，这时已完全改变了随军跑反逃难的性质，成为一支自觉地追赶红军、争当红军，一路上劝阻不住、驱赶不散，也拖不垮、累不死，并且誓与红军同生死、共存亡的女中豪杰--响当当的一群红色娘子军!

陈映民母子二人，当时就在这一群没有被编入红军序列的青年妇女中，和她们一起，一步不停地向前追赶……

路上，林月琴、刘伯兴两人，成为大家公认的义务领导者。刘伯兴身体很棒，胆子也壮，腰里别着一支驳壳枪，虽然没有子弹，却能给大伙壮胆。这个童养媳出身的女游击队员，自告奋勇充当警卫，宿营时招呼大伙睡在一起，轮流进行放哨。行军中，她叫大伙跟着她走，如果发现敌人，就叫大伙不要惊慌，看她的手势动作行动。林月琴因为有点文化，能说会道，就主动承担沿途的联络交涉工作。

林月琴、陈映民两人刚开始并不认识。林月琴曾在陈映民大姐陈觉民主持的妇女讲习班里学习过，所以她们在一起交谈时，林月琴讲到斑竹园妇女讲习班陈觉民的名字时，她们就认识了，相互间也感到特别亲热。对陈映民来说，这也是求之不得的好事，沿途不仅有林月琴作伴，还能够帮助照看她的孩子。

1986年，林月琴撰文回忆说：“在我们这支跑反队伍中，还有一位抱着孩子的女同志，她就是陈觉民的妹妹陈映民。我同她过去并不相识，但由于陈觉民这个关系，就感到亲热多了。当时，因为没有编入红军单位，我们还没有依靠，没有粮食供应，但大家对这个孩子都给予母亲般的关怀。行军中，我们轮流背着、抱着他。到了宿营地，便七手八脚地为他张罗奔忙，有的拾柴烧火做饭，有的帮忙照看孩子，有的去老乡家先给孩子要点吃的东西。尽管我们自己也饥肠辘辘，又渴又饿，十分疲劳，但大家首先想到的是孩子。沿途的老乡们，看到我们这支妇女队伍还带着一个孩子，都表示惊奇和同情，有的说我们怪可怜的、挺辛苦的，有的还要我们把孩子留下。但是，孩子妈和我们都不同意。行军路上，的确十分艰苦、劳累，但我们决心依靠大家的力量，带好抚养好这个孩子。”

林月琴等人都很尽心尽力。尽管如此，最后还是没有看管好，孩子从众姐妹的眼皮底下丢失了。孩子是怎么丢失的，陈映民的回忆只是三言两语，说是在一次激烈战斗中，她“三岁的孩子吕美成丢失了”。而林月琴的回忆却截然不同，完全是另外一种情景。林月琴回忆说：

“那是在湖北境内，一天下午，大家都疲惫不堪。把孩子背在身上，或抱在怀里，就像铁块似的沉重，大家你传我，我传她，不断倒手替换。就在这时，有个农民打扮的老汉，当着我们说：你们都走累了，我来帮你们抱抱孩子吧!说着，便从一位姐妹手里接过孩子。一路上，他走得越来越快，我们紧撵慢撵，还是没有撵上。到了宿营地，我们分头到处寻找，都没有找着，孩子还是丢失了。陈映民伤心得很，痛哭不已，我们也都难过得直抹眼泪，并劝她不要过分伤心，要保重身体，坚持到底。……”

征途上丢失了亲生骨肉，陈映民内心十分痛苦，因战事紧张，她不能留下寻找孩子，在林月琴等人的劝说下，便又打起精神追赶队伍。红军在由枣阳向豫陕边转战途中，陈映民才赶上第十二师，与其丈夫吕绍文一起并肩行进。而林月琴、刘伯兴两人，当时也被收留在第七十三师政治部宣传队，正式回归到红军队伍之中。

就任省委妇女部副部长，又不幸地失去丈夫

随军入川后，陈映民调到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妇女宣传队，与陶万荣、廖赤见等人一起工作，当时驻扎在通江县毛浴镇。不久，她又被调到中共川陕省委从事地方工作。1933年6月，陈映民当选为中共川陕省委常委，并担任省委妇女部副部长，部长是姚明善。

陈映民回忆说：“在川北，男人大都吸毒成癖，丧失了劳动能力，只有做家务;妇女是主要劳动力，而且从小就做童养媳，受尽痛苦折磨，所以她们灾难深重，强烈渴望自身的解放。因此，妇女部的任务是很重的，既要宣传教育妇女，把她们组织起来，还要带领她们参加革命。后来在工、农、妇各协会中，妇女会员达30万人;在各级工农民主政府成员中，妇女占四分之一。

“妇女部的干部由我带领，经常深入农村了解情况，帮助群众搞生产，并和群众一起劳动。还组织妇女做军鞋、送军粮，支援前线，慰问部队。省委为了加强妇女工作，培养妇女干部，于1934年成立了妇女学校，由我兼任校长。当时共有900多名学员。训练毕业后，就分配到各个工作岗位上去，大都从事妇女工作。

“1933年3月，为了配合红军粉碎敌人的三路围攻，在通江县，红四方面军组了妇女独立营。同年12月，中共川陕省委召开了第三次党代会，大会号召全力以赴，动员群众参军参战，扩大红军队伍。为了贯彻党代会精神，我们妇女部于1934年3月8日，由我和姚明善在巴中主持召开了第二次妇代会。会后，即根据省委第三次党代会决议，以原妇女独立营为基础，在旺苍坝成立了妇女独立团，至1935年2月，扩充为红四方面军独立师。这支英雄的女红军队伍，在以后的革命斗争中作出了重大贡献。”

1935年3月底、4月初，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从此开始了艰苦曲折的长征。当时，随军渡江的女红军约在3000名以上。

长征中，陈映民随同省委领导机关行动，仍担任妇女部副部长。1935年5月，曾任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的红军女将张琴秋，因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师的整编方案未能实现，遂调任中共川陕省委妇女部部长。在张琴秋的领导下，陈映民的思想更加活跃，竭尽全力地从事本职工作。西渡嘉陵江后，红军每攻占一座县城，或驻扎一处乡镇，她就带领妇女部同志开展妇女工作，在当地组织妇女协会，建立县一级妇女部。四方面军到达雅安、天全、宝兴、芦山等县，她在组建各县妇女部的同时，先后还兼任过天全、芦山两县妇女部部长。1936年春，她从基层调回省委组织部，从事党的组织工作。

长征中，陈映民和她的丈夫吕绍文，虽说同在一个方面军，但却难得见上一面。据陈映民回忆，长征到达甘肃境内时，她的丈夫吕绍文英勇牺牲了。而那两个小叔子，二弟吕绍武(时任三十一师司号连连长)、三弟吕绍全(时任特务连排长)，先后都在战斗中牺牲，为革命献身。

参加西路军艰苦征战，被俘后做苦工死里逃生

1936年10月，红四方面军第五、九、三十军及总部机关和直属团队共2.18万人，奉中革军委命令渡过黄河，组成西路军，执行打通国际路线和在河西创建根据地的战略任务。当时，随军过河的女红军，约为一千七八百名。其中，来自大别山的女同志有张琴秋、陈映民、张茶清、陈保青、何福祥、陶万荣、廖赤见、曾广澜及其女儿蔡萍迹等10多人;还有来自井冈山的女红军王泉媛、吴仲廉、吴富莲等3人。除此之外，都是来自川陕苏区的女红军。

陈映民参加了西路军的艰苦征战。长征到达会宁时，部队进行整编，有不少女同志被集中编入妇女抗日先锋团(又称妇女团)，全团3个营、9个连约1300人，团长王泉媛、政委吴富莲。陈映民当时在妇女团二营五连担任党支部书记，后兼任五连政治指导员。过河后，从一条山激战开始，经古浪、武威、永昌、山丹等地数十次大小战斗，直入河西走廊腹地。1936年12月底，董振堂率红五军先头部队占领临泽、高台，妇女团紧随其后进驻临泽县城(今蓼泉镇)。此时，马家军即以两万步骑兵围攻高台，红军与敌浴血苦战九昼夜，军长董振堂以下官兵3000人，大都壮烈牺牲、失散或被敌俘虏。接着，敌人又集中兵力围攻临泽，激战三昼夜，红军被迫实行突围。妇女团第一营在团长王泉媛带领下掩护总供给部、医院先行突围、撤退;第二营在团政治处主任华全双和营长何福祥带领下，随后向倪家营子进行转移。途中，沿着一条封冻的冰河行走，人和牲口接连不断在冰面上摔倒，在雪地里打滚，跌倒了又很难爬起，一步一滑十分艰难。陈映民回忆说，她们在冰河上走了一天一夜，饿了吃一把雪，渴了也吃一把雪。饥渴交迫之时，大家都顾不得什么了，只要能够往肚子里填的，都一概吞而食之。加之天寒地冻、漠风呼啸，一路上与敌恶战，更是苦不堪言。

继而经过倪家营子、三道流沟、梨园口等几番更加惨烈的苦战恶战，西路军损失惨重，仅剩下两三千人。妇女团也是死的死、伤的伤、失散的失散、被俘的被俘……建制已完全溃散。战至最后，团长王泉媛、政委吴富莲、参谋长彭玉茹、政治处主任华全双、团特派员曾广澜及其女儿蔡萍迹、团部秘书李开芬，以及营连干部何福祥、张茶清、陈映民、陶万荣等数十名女红军，全都被敌人俘虏。

陈映民被俘后，先在张掖关押了一些日子，后来，她跟张茶清、陶万荣等人，被押解到了青海省城西宁。陶万荣被分到马家军剧团当演员。陈映民和张茶清被分配到义源被服工厂，日夜不停做苦工。这个由马步芳开办的被服工厂，当时有四、五十名红军女战俘，她们吃住都在厂内，没有行动自由，如同囚徒一般。

张茶清是在血战高台战斗中头部负伤被敌俘虏的，当时伤口还没有完全愈合。她曾这样回忆说：“在马匪军的监督下，我们没黑没白地给他们缝军衣、做子弹袋。夜里做活看不见，我去找厂长要灯，被厂长打了两个耳光。马匪军把我们当作战利品，动不动就到被服厂来拉人，去给他们当妻小、丫环。一天，来了一队伤兵，有缺胳膊断腿的，马匪军让伤兵排成一队，我们姐妹们排成一队，谁对着谁就跟谁走。有不愿意的就往死里打……”

灵活机动而又坚决果断的陈映民，在马步芳身边的一名汽车司机的帮助下，乘军车从马家军的魔窟里奔逃出来。逃离西宁后，几经颠沛流离，历尽艰辛，最后返回到离别五年之久的故乡。据史料记载：西路军失败后，约有3000名被俘、失散、流落的红军官兵，辗转千里返回到了原籍。

抗日爆发后，陈映民由武汉到延安，改名王营

1937年末或1938年初，陈映民和她的父亲陈聘之一起，由皖西老家来到武汉，直奔她的“禹子哥”而来。

陈映民见到她的“禹子哥”时，一种幸运、高兴、振奋、激动的心情，的确难以用语言形容。哥哥早已改名叫王明。

对于陈映民的工作安排，鉴于她担任过川陕省委妇女部副部长，董必武让她留在武汉，协同孟庆树(王时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妇女委员会委员兼长江局民运部妇委会主任)从事发动和组织妇女界的抗日救亡运动。可陈映民以自己“文化程度不高”为由，认为自己不适合在大城市工作，因而向董必武提出让她到延安去。

1938年4月间，陈映民来到延安之日，恰是张国焘祭黄陵之后经由西安逃至武汉并发表声明脱离中共之时，革命圣地再一次掀起揭批和声讨张国焘的运动高潮。因为西路军的失败与张国焘路线紧紧捆绑在一起，原西路军回来的人，都得经过一番或几番政治审查。陈映民一进入中央党校，就在众目睽睽之下，参加声讨叛徒张国焘。当时，心惊胆战的陈映民，也许是急于想跟张国焘划清界限，以免遭到不必要的牵连，于是就改名换姓叫王营。

在延安，陈映民最初被分配在留守兵团经建处担任党总支组织委员，后在西北局西北总公司的一个分公司担任过保管员、出纳员、营业员。延安整风运动中，王明成了“左”、右倾错误路线的头号代表人物，追随其兄改名的陈映民，自然也受到连累。

解放战争时期，陈映民一直在后方负责保管财产，后在西北总公司担任出纳股长。1949年秋冬，随军南下到重庆，历任西南局土产公司人事科副科长，中草药材站人事科科长，重庆市江北区文化馆、剧团和剧场等三个单位的党支部书记。1983年离休时，她是重庆市水产公司人事科科长及公司党委组织委员。她的最高职务，再也没有超过中共川陕省委常委、妇女部副部长之职。

1939年，陈映民在延安与留守兵团经建处政委谢扶今结婚。“文革”期间，陈映民改名叫王营，被说成是追随王明路线的“铁证”。她一家都因王明问题受到连累，挨过批判斗争，家也被抄了。时任中国人民银行重庆市分行副行长的谢扶今，1971年被整死。不仅如此，张国焘路线与西路军的失败，也没有放过早已划清界限并改了名字的王营。

“文革”中清理阶级队伍，陈映民因曾经被俘而成为“叛徒”、“逃兵”、“张国焘的走狗”。

“文革”结束后，她一家得以平反昭雪，儿女们都在重庆工作。更值得庆幸的是，1932年随军征战中丢失的孩子吕美成，45年后在河南被寻找到了。母子团圆，骨肉相亲，皆大欢喜。

被历史遗忘的女红军陈映民，从血与火的死尸堆里爬了出来，从数次失去亲人和改名换姓的痛苦折磨中挺了过来。回首往昔往事，她更觉今天的一切都来之不易，总以为她“这个昔日的童养媳”，晚年也很安乐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