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号员“八斤半”长征路上的感人故事(精品20篇)

陈若琳感人的跳水故事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看今朝!南通小丫陈若琳不负众望，和王 鑫一举摘取奥运会女子双人 10 米台跳水桂冠。

殊不知，这枚金光闪闪的金牌背后，除了凝结她本人和教练的血 汗之外，还有多少亲人，为她掏尽人间温暖。

1992 年冬天，若琳降临在南通市民成勇金家。当时，成勇金已经 有了一个儿子，一子一女，刚巧凑成了一个“好”字。 夜间睡觉，一张床上躺四个，两大两小。

儿子好睡，一落枕便进 入梦乡，成勇金两口子却遭殃。若琳饿了会哭。床上有奶瓶，成勇金 迷迷糊糊中顺手将奶瓶朝她嘴巴里一塞，既喂奶又堵哭，再各睡各的。 岁时，父母离异了，母亲带着哥哥去了国外。外婆陈桂英心疼若琳，将她带回自己的家，隔代颔养，陈桂英视她为宝。 “如今，若琳已经过继给了我的儿子、媳妇。”陈桂英说，老伴 以及他们的儿子、媳妇、女儿、女婿，个个都对她嘘寒问暖，递衣给 食，掏尽人间温暖。

不管路途遥远、假期长短，回家的心总那么坚定。在春节这个特别的节日里，热烈的炮竹、漫天的灯火，是我们无比怀念的“年味儿”。“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这正是过年的正确打开方式啊!或许很多人都抱怨，今年过年只能宅在家中，缺了点年味儿。但在这个新春中，也总是充满着温暖与向上的力量，所有的泪点都可在这个“年”中得到升华。

不能团圆，我们不哭!过年想家，是一定的，但是不能与家人团圆，却不一定。从医生到记者，从军人到警察，从基层疫情防控一线人员到生产工人……在这个年关坚守岗位。我们享受国家红利，期冀国泰民安，就要接受在这个年关还要有人加班加点的事实;我们骄傲中国人疫情防控时的万众一心，就要有淡定面对居家不出门的气度与胸怀。此时，每一个坚守岗位的人，都值得在此刻自豪，因为你们追求的是一种“家即是国，国即是家”的认同和责任，无论你身在何处，我们都并肩同行，让我们笑着互道一声：“新年好”!

年味淡了，我们不怕!民谚云：“二十三，祭灶官;二十四，扫房子;二十五，磨豆腐;二十六，去割肉;二十七，蒸枣山;二十八，贴年画;二十九，去买酒;年三十，吃饺子;年初一，躬脊儿……”从曾经满满的仪式感到如今的匆匆而过;从齐聚家乡走亲访友、天南海北家庭旅行到宅在家中电话拜年、短信拜年等，这就是今年的年味儿。其实我们骨子里最珍视的是深埋在这些传统习俗、旧人旧物中的人情味，只要这种温情不变，换了载体又如何?或许只需一句“新年快乐”，记忆便如涌滚滚，化作对话框里暖暖的思念。这叙旧，这思念，也许把年味儿变淡了，却把成长变浓了，岂不妙哉?

面对谣传，我们不理!蓬勃生长的互联网，堪称今日中国现代生活中一个“最大变量”，它展现出了色彩斑斓的思想图景和舆论生态，时而阳光灿烂，时而电闪雷鸣，让人心生“最好”与“最坏”交杂的“狄更斯之叹”。网络就是一把双刃剑，如何让它成为凝聚共识的助手，而不是搅乱社会的推手，关键在于我们树立阵地意识，从汶川地震时凝聚网友热情形成救灾合力，到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动态实时数据追踪，都充分印证了这一点。

面对离别，我们不伤!不要说回不了家，即使是回了家，也终将面对离别。大年初三，就和家人挥手告别，奔赴一线的那个瞬间，都是催泪弹啊!当我们的羽翼自走出家门的那刻起就开始不断丰满，我们的心因事业开阔而变大，脚步也因此越迈越远，我们无法忽视那些诗与远方的召唤，这本就是生命价值的体现!当疫情防控的号角一声吹响，我们必须背上行囊再出发，向着我们的使命再前行!但我们相信所有的离别，都是为了更好的相聚!家人的理解是我们藏在心底的柔软，终将支撑我们去远方!

上下同欲者胜，同舟共济者赢。在这个节日与困难叠加之际，让我们用爱给予彼此相濡以沫继续前行的力量，面临再大的困难与挫折，只要我们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相信没有翻不过的山、没有跨不过的坎。这个年，我们过得有点小煽情!

在5.12这次地震中，有很多人都受难了。但是，却又很多人的行为很使我们感动。现在就我们来看看感人的故事吧。

在5月13日下午15时30分，天降大雨，某团四连得知什邡市洛水镇一间倒塌民房内传出小孩哭声。五班班长何炎当即带上4名战士前往施救。赶到现场后，战士们听到废墟中传来非常微弱的哭声，马上甩开膀子挖掘通道、清除石块。经过40分钟的紧急挖掘，终于清除了表层建筑碎物。顿时，一幕感人的景象出现在战士们面前：一个脸色惨白、目光呆滞的两岁小女孩在墙角舞动着小手，她身上压着一个面孔朝下的老妇人，老人身上还压着一个成年男子。男子全身几乎无一处完好，却生生顶住了塌下来的断梁;老人的头已经垂下没有任何反应，双手却紧紧将小女孩搂在身下……没有时间擦去夺眶而出的泪水，何炎赶紧上前将呼吸微弱的小女孩抱入怀中，跑步赶往灾区救护所。

据了解，那名老妇人，是小女孩的奶奶，成年男子是小女孩的爸爸。这一家三代的悲壮场景，感动和震撼了在场的战士们，传到部队后，更加激励官兵拼死奋战，尽快抢救出更多的被困者。

在这次地震中，还有很多更感人的故事，你们也去看一些其他的感人故事吧。

当年在赣南中央苏区的博古和李德，一个是中共中央“一把手”，一个是国际钦差“太上皇”，不仅处于中国革命和党政军权力的顶峰，也是他们个人历史上最为显赫辉煌的时期。与此恰成反比的是毛泽东，他艰苦创建了中国第一块最大的革命根据地，带出了第一支最强的工农红军，又为中央领导机关提供了安身地和保护神，得到的回报却是正过着自己一生中挨批最狠、受压最重因而最倒霉、最憋气的日子。他作为“右倾机会主义”、“游击主义”、“富农路线”等的总头头，早已成为“控制使用”的“靠边站”干部，至多是个党内的“统战对象”。仅仅由于苏区军民还他这个“党代表”、“总政委”和“毛主席”，国民党又特恨最怕他这个“匪首”、“贼酋”，才给了他一个“加里宁”式的苏维埃主席空职，保留着党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的虚衔。在博古、李德当权执政时，他只能挂在一边呆着，即使偶尔被通知来参加中央的某个会议，也常常是陪坐末位看人家“唱戏”。但是他并未真的完全沉默，李德回忆说当时“博古已经听到一引起谣传，说毛泽东向他(在)军队里的追随者提出的口号是‘口头上服从，行动上反对’”。认为毛泽东正在行使韬晦之计。结果毛泽东越是不动声色，博古等却越是不敢大意。因此博古等人见到毛泽东就有点发憷，总不愿他在自己近旁身后呆着，还一度想使其“调虎离山”。

就在毛泽东因为“健康原因”难以经常参加中央高层活动时，博古和李德策划真实性“照顾”一下毛泽东，给他一次出国“待遇”，让他到苏联治病疗养去，把这个“不安定因素”送得远远的，免得总是在跟前使人防不胜防。假如毛泽东去了外国，放在王明、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眼皮底下“监护”起来，就成了被压在五行山下的“孙猴子”，不仅再也翻不了天，还可能将他“改造”一番，从此“皈依”国际路线，博古和李德对自己的设计十分满意，为此与国际执委会积极联系力图办成此事。也许莫斯科没有搞清他们的意图(有些话事实上也不能见诸文字)，或者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竟没有接受博古、李德的“好意”。国际执委会复电说，现在苏区内正是反“围剿”的紧张时期，大家都应坚守阵地，不应让毛泽东离开根据地，因此不同意他去苏联养病。结果使博古、李德计划落空，但却使他们别有所获。

共产国际不是不同意毛泽东离开根据地吗?现在正好，遵照国院指示，就不让他走。让毛泽东和瞿秋白、何叔衡他们一起留下来，蹲在老苏区，哪儿也不准去，使中央从此甩掉这个“包袱”。博古和李德的这个意图及其“另册”上的人员名单，当然是绝对机密，当时毛泽东本人又在于都等地布置和检查地方机关的转移工作，竟不知道自己并无转移“资格”。他回瑞金时曾经为瞿秋白和王稼祥能够随军转移，特地去找过甚至求过博古，并且为王稼祥争取成功，竟没想到自己会如何。直到转移出发前不久，毛泽东的警卫员见别人都去供给处领取行军所需的布鞋、草鞋、绑腿、背包带和马袋子以及过冬的棉军衣等各种装备物资，他也去为自己的首长及自己照领一份。哪知供给处的同志在应发以上物品的随军转移人员名单上，怎么也找不到毛泽东的名字，这才发现这位中华苏维埃主席和中央苏区、中央红军的创建者，已经和瞿秋白、何叔衡等“老弱病残”者一样，被博古、李德列入将被甩掉的“包袱”之中。

此事一经暴露，从警卫员与供给处的人到中央和军委机关的干部们，都议论纷纷和批评反对这种做法，一致认为毛泽东应该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一起随军转移。有的负责干部和领导同志也正式提出意见为毛泽东说情，提出如将毛泽东留下，由于他的名望和影响，万一发生什么意外情况，对内对外对上对下都将不好交代。面对这些意见和呼声，博古倒并不怎么动心，有一点却触动和提醒了他。人们认为毛泽东应走的主要理由之一是，中央苏区和中央红军实际是他白手起家一手创建的，现在把他丢下未免有点太不“仗义”了。博古忽然从中悟到，毛泽东既然过去能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拉起一支军队，打出一块天地，现在他经验更丰富了，党羽也更丰满了，不是更可以再创大业重振威风吗?把毛泽东留在他“起家”和“发家”的地方，不等于是“放虎归山”，为他提供了“东山再起”的大好机会了吗?与其如此，不如还是将毛泽东管束起来，留在自己的股掌之中，就让他还跟在中央机关里，以切断其“后路”。

他把自己的新想法对李德说了，李德连声说好，认为他有战略眼光。他们以虚心接受意见为名取得了周恩来、洛甫的支持，毅然决定收回成命，将毛泽东的名字从“另册”上提拔到“正册”上，批准他随军转移。因为毛泽东当时正发疟疾，“摆子”一来就得躺倒，博古又特批他享受重伤员王稼祥同样待遇，让他发病时可以躺在担架上作业病号随队行军。当人们为博古终于高抬贵手深感中央领导“圣明”时，作也为自己和李德活学活用了斯大林引用过的外国典敌，从而断了毛泽东的后路而暗自庆不已。

不过毛泽东并非安分安静之人，他一获准参加转移，却给博古等的决策方案提出修改意见，并使博古、李德只得又采纳改变，按照他们原来的计划，中央机关的一些老同志和王稼祥这样的伤员病号，加上一些体弱甚至有孕的女同志以及后补的毛泽东等人，全部“下放插队“分散到各个军团去随军行动，以免拖累中央机关。毛泽东认为此议不妥，说各个军团都是作战部队，必须格外机动灵活地轻装前进，如果队伍中带了些老弱残兵，必将影响大军行动，到时候既要冲锋打仗，又要照顾老弱，就不能两全了。他提出既然随中央转移的还有大量物资辎重运输大队，不如也让这些老同志和伤病号仍跟中央一起走，他们集中在一起也更便于照应可保安全。博古他们正想将毛泽东放在自己直接监管的视线之内，加之周恩来对将老同志们“下放插队”很不放心，博古他们也就顺水推舟地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再次收回成命，改变原有决定，成立了一个全部由老弱病妇等组成的号称“特殊连队”的休养连，跟在中央机关后面行动。又让毛泽东和王稼祥等一起随中央与军委的二队(博古、李德在一队)行军，真的放在他们能“照应”到的视线之内。只是明确规定毛泽东等不得干预中央军政大事和干扰博古、李德的工作，并且让他和妻子贺子珍各在一队，分别行动，正怀孕的贺子珍参加“特殊连队”行军，毛泽东则坐担架跟着中央。

1.老红军索心忠长征故事

此事说来挺悬，如果当时博古执意不带毛泽东走，或者虽让他跟着走，但却将他限定在一支，使其接触范围和活动天地很小，能量也无从发挥，能否有他后来在长征途中造成的“伟大的历史转折”，看来就很难说了。如今许多关于长征和毛泽东的史书及著作中，都曾引用当年给李德做翻译的伍修权几十年后的话说：

“如果他(指毛泽东)当时也被留下，结果就难以预料了，我们党的历史也可成了另一个样子。”

这的确很值得人们深思：若是毛泽东真的落得瞿秋白、何波衡同样的命运，还会有后来的遵义会议及长征胜利吗?再若被留在苏区的毛泽东后来果然东山再起了，历史又将如何呢?似乎可以说博古那次改变决定，实际上也是一个有深远历史意义的重大抉择，应该被认为是为中国革命以及毛泽东本人做了件大好事。

为了这次空前规模的“战略转移，在他们那并不粗壮厚实的肩膀上压的重担早已竟尽全力和超负荷了，才20多岁的博古和30多岁的李德，似乎全都变成了“老头子”。他们在反复考虑多方论证后将中央机关和红军部队进行了改编整顿和组合，中央及军委领导机构和机关后勤人员等等，编成了两个行动纵队，一个代号为“红星纵队”由接替刘伯承任总参谋长的叶剑英任司令;另一个代号为“红章纵队”，由中央组织部长兼中央党务委员会主任罗迈(李维汉)任司令。毛泽东奉命编进“红星纵队”的二队，其妻贺子珍则分在“红章纵队”的休养连里，使夫妇二人两“队”分居了。李德的妻子萧月华也随休养连行军，看起来是李德“以身作则”不搞特殊化，其实是萧月华同他的矛盾日益加深，巴不得离他远远的。当时其他不少领导人也都夫妇分开，各跟各队分别行军，女同志们大都在休养连里。

按照李德的运筹策划，他将战斗力量最强的第一、第三两个军团分别担任为转移大军闯关开路的左、右前锋，第八、第九两个军团则分列其后以护卫两翼。又命令实力仅次于一、三军团的五军团殿后压阵，以掩护前行的各个机关与部队。所有这些部队组了人墙式的甬道，中间走着的是号称“红星”、“红章”的两个中央纵队，他们前后左右都有红军作战部队防卫护送，当时在五军团的刘伯承将这种转移方式比喻为“坐轿子”和“抬轿子”，中央纵队是“坐”的，各路红军是“抬”的。李德后来说，转移初期的全部人马，“出于明显的宣传目的，红军号称有十万战士，这个数字无疑是不准确的，差不多应该打个对折，因为长征参加者的总数大约只有八万人，另外，战斗部队(不包括随军人员)和收容纵队(包括警卫部队和内勤部队)的非战斗人员的比例，大约是三比一。”

对于转移时机和出发日期的确定，也曾颇费苦心。李德回述说：

8月计划预定突围日期是10月底11日初，因为根据我们获得的情报，蒋介石企图在这期间集中力量发动新的进攻，突围的日期选择在这时，必然会使敌人扑个空。

根据各种情报消息，李德判断蒋介石很可能发现了红军的突围意图，又因第七军团的北上先遣抗日和第六军团的突围西进与贺龙部队会合，敌人已经有所察觉并提高了警惕，正在一些地段增加了兵力堡垒，加强了封锁包围和防卫，并且可能提前向苏区发动又一次大规模进攻。据李德记述：

在九月的最后几天，蒋介石的主攻部队的确同时行动起来了。由于我们的侦察工作做得十分出色，党和军队的领导才能及时对计划做出相应的修改。

也就在这时，红军在南线与陈济棠的粤军秘密协议停战借路，对方可以为红军转移让出一条大道。于是李德和博古等就将转移出发的日期基本确定在10月中上旬内。

李德、博古策划和决定这么重大的军事行动，不仅没有如今专门的军事会议进行研究，连中央政治局都没讨论过，更没有按照党和红军的传统做法，每次重大行动之前，必先向干部群众尤其是红军指战员进行充分的政治动员和解释说明。直到就要发了转移了，上上下下许多人包括大批党和军队的高级干部，还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和将要怎么着。连身为中央书记之一的洛甫“当时觉得我已经处于无权的地位，我心里很不满意”。一切都由博古、李德秘密议定再经周恩来去补充细节和布置落实。为此，李德说：“毛泽东后来利用这种情况诽谤党的领导，他特别责怪博古和周恩来没有为长征做好充分的政治上的准备。”

这里，李德故意没提自己，把明明是他的“功劳”全推到别人身上。不过这也客观地反映了当时中央最高“三人团”缺一不可的作用与分量。

那些日子里，博古和周恩来更频繁地来到“独立房子”，不断紧张地计议讨论着各项事宜。他们三人不必通过翻译，李德让伍修权连续催问总参的各种报告，特别是负责作战的一局的战况战报、敌我兵力部署和调动情况，专管情报侦察的二局报送的最新敌情动态之类，还有后勤系统供给部、卫生部等在物资供应和医疗救护诸方面的情况简报，各个运输支队的编组情况和统计报表，都得迅速一一报来。所有报告都得先经过伍修权，由他一件件向李德口头报告，其中重要的还得马上译成俄文供他随时查阅参考。李德还不时指定某个部队或某个机关负责人向单独汇报，他也分别向他们做出指示答复。每天李德休息了，伍修权还得守着电话，一有新的情况或来了电报，只要萧月华不在他就随时敲门进屋，向李德及时报告请示。

进入10月上旬，苏区南线不断送来紧急报告，红军的突围转移已是“箭在弦上，一触即发”了。眼看着到了已成“中华民国”国庆的辛亥革命23周年纪念日“双十节”时，“红都”，中央机关各个单位正在拆电话收电线和打背包，有的部队已经开始行动了，项英独自一人来到了“独立房子”，要与李德作一次极其重要的个别谈心。

这次谈话的内容是相当重要极其机密的，李德对此也永记不忘，几十年后他回忆说：“同项英的谈话几乎进行了一整夜，伍修权担任我们的翻译，留守部队的指挥员陈毅没有参加，除了我们三人以外没有其他人在场。那天晚上，项英在谈话中对老苏区的斗争的前途是多么乐观，可是对共产党和红军的命运又是多么忧虑。”

项英“忧虑”什么呢?李德特地写道：

像以前一样，他警告说，不能忽视毛为反对党的最高领导而进行的派别斗争，毛暂时的克制不过是出自于策略上的考虑。他说，毛可能依靠很有影响的、特别是军队中的领导干部，抓住时机在他们的帮助下把军队和党的领导权夺到自己手中。我同意项英的疑虑。

尽管他们那一夜交谈了许多问题，其实只有这部分内容才是项英对李德以及博古“临别赠言”的核心问题。

“太上皇”再高明终究是“外来户”，“一把手”权虽大却是个“儿童团”，项英不仅在年龄、资历上都超过他们，更一直在国内阶级斗争尤其是党内路线斗争第一线上左打右防纵横捭阖久经磨练，特别是曾同毛泽东直接打了多年交道，所以他才在这最后时刻提醒和警告这两位赏识并重用自己的最高领导，以示自己对他们的最大忠诚。并且这样的“暗示”或“警告”早已不止一次，连李德也说项英这次所言有的“像以前一样”，可见他们在背后这样议论商讨怎样对付毛泽东，已是“保留节目”中的“永恒主题”了。可是，博古对项英和李德的疑虑竟不以为然。李德回忆说：“我在几天以后向博古讲述这次谈话时，他显得很有信心。他说，关于党的政治总路线已不存在任何分歧了;至于以前在军事问题上的不同意见，由于各地的红军都转入了运动战、转入了反攻，现在也都消除了。他还说，毛泽东同他谈过，毛并不想人为地制造一场会把中央红军的命运推向危险境地的领导危机。事实将证明，这是一个后果严重的错误。”

虽然直到几十年后李德也坚决否认这次大转移是一种“惊惶失措的逃跑”，甚至是“整个国家的迁移”，还坚持说“这次行动决不是什么‘移民’，或者像埃德加·斯诺在《红星照耀下的中国》(即《西行漫记》)一书中所写的那样——‘整个国家的迁移’，也不像毛泽东后来所说的那样，是一种惊惶失措的逃跑’。这次行动，是一次经过长期周密的军事行动。”

可惜当时的情况和后来的事实却不是他说的这样。一直同他们“对着干”的毛泽东一直认为，长征并不是红军主动的转移，而是被迫的撒退。他说第五次反“围剿”的“领导者们畏敌如虎，处处设防，节节抵御，不敢举行本来有利的向敌人后方打去的进攻，也不敢大胆放手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结果丧失了整个根据地，使红军进行了二万五千里的长征。”“不愿意丧失一部分土地，结果丧失了全部土地”，“最后不得不退出江西根据地。”“反对所谓‘游击主义’……的同志们要装作一个大国家的统治者来办事，结果得到了个异乎寻常的大流动——二万五千里的长征。”他们所采取的一系列方针“实际上是帮助敌人达到了他们的目的。”

所有亲历过伟大长征即李德所谓的战略转移的老战士更永世难忘，他们最初是怎么被迫撤离自己参加艰苦创业和多年浴血奋战过的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呢?当时任一军团政委的聂荣臻元帅，曾这样记述自己告别苏区初上长征路时的所见所思：

一军团的部队，是10月16日以后，先后离开瑞金以西的宽田、岭背等地，告别了根据地群众，跨过于都河走向了长征之途。过于都河，正当夕阳西下，我像许多红军指战员一样，心情非常激动，不断地回头，凝望中央根据地的山山水水、告别河边送别的战友和乡亲们。这是我战斗了两年十个月的地方，亲眼看到中央根据地人民为中国帮出了重大的牺牲和贡献。他们向红军输送了大批优秀儿女，红军战士大多来自江西和福建，根据地人民给了红军最大限度的物质上和精神上的鼓励和支持。想到这些，我不胜留恋。主力红军离开了，根据地人民和留下来的同志，一定会遭受敌人镇压和蹂躏，我又为他们的前途担忧。依依惜别，使我放慢了脚步，但“紧跟上!紧跟上!”由前面传来的这些低声呼唤，又使我迅速地走上新的征程。

身为红军高级将领的聂帅，当时的心情并不像李德所说的项英那样“非常乐观”，尽管他正率领着比项英手下那些地方武装更强大的“一对完整的军队”，当时心情却如此沉重凄切。普通干部战士和苏区乡亲群众会如何呢?有“诗”为证。

有一首著名革命民歌《十送红军》真切地反映了当时的悲凉情景：

一送红军下了山，秋风细雨缠绵绵，山里野猫哀号叫，树上梧桐叶落完。红军啊!几时人马再回山?

……

三送红军上大道，锣儿无声鼓不敲，双双拉着长茧手，心像黄连脸在笑。红军啊，万般居悉自动能消?

在这些歌声中，多少骨肉亲人连心母子和恩爱夫妻，经受着生离死别的伤痛摧残，今日分手后，走了的一路艰险谁知能否生还?留下的眼看变天命运更是难测!

博古和李德是不会也不愿听到、看到和想到这些的，但是这一切恰恰是他们造成的。在他们笔下、口中十分简单甚至轻松的“转移”两个字，带来的将是千万人头落地，到处血流成河，包含着多少人间悲剧啊!

1.有关毛泽东长征路上的故事

转眼间,童年的大门已徐徐向我关闭.回忆往事,有苦有乐,有开心,有生气……但有一件事让我记忆犹新,历历在目.

星期下午,因为晚上有客人来,所以妈妈带我到农贸市场,市场上人山人海,由于我还要买钢笔.情急之下,我们来到了路边一个卖菜的小摊上买菜.摊主是一位老爷爷,一看就知道是位饱经风霜的地道老农民.

妈妈上前问了价钱,便开始与他谈判.可那卖菜的人斤斤计较,怎么也不肯降低半角钱.我在旁边不耐烦的催着妈妈,妈妈也着急了,便匆忙称上菜付上钱,急火火地走了.谁知到了半路上,妈妈才发现钥匙不见了,怎么办?待会还有客人要来呢!想到这里,妈妈脸上露出了失望的表情.“肯定是忘在那摊子上了,丢了东西,谁会还给你,更别说那斤斤计较的老头了.你自认倒霉吧!”

经过一翻激烈的思想斗争,妈妈还是决定回去碰碰运气,于是我们又朝市场的方向奔去.

到那里时已经是傍晚时分了,市场上人不多了.在昏暗的灯光下,我们看到了那位老大爷还在那儿,眼睛向四处望着,像是在等人.我和妈妈走上去,老爷爷认出了我们,他用那长满老茧的手把钥匙递给妈妈,妈妈向他会心地点了头,我们三个都开心地笑了.

望着眼前着朴实的老大爷,我还能说些什么呢?一股愧疚感由然而生.祝愿老人一生平安!

在我的脑海中,有许许多多令我忘不掉的事,在这些往事中,有一件事是令人感动的。

记得那天，我下午放学扫完地打算回家的时候，突然下起了小雨，我以为不会下起大雨的，所以就冒着小雨回家。当到天桥的时候，雨一下子下大了，我就去天桥底的一间小店里避雨。雨越下越大，半个小时过去了，爸爸妈妈还没有给我送雨伞，我实在等不下去了，好几次想冒着雨冲回家，可是不但不成功，反而还弄湿了衣服。店里的老板娘看见我这样，微微笑地对着我说：“小朋友，下次上学记得一定要带雨伞，像今天这样冒着雨回家，就会把身子弄湿透了，很容易生病的，我现在借把雨伞给你，你明天上学时再还给我吧!”回到家后，我才知道爸爸妈妈出外工作还没回来。

如果那天老板娘没有借雨伞给我，我可能7点也回不了家。我与老板娘非亲非故，老板娘都能够帮助我，真让我感动啊!

大家别以为只有人才有感情哦！其实，动物也一样有人的感情，下面，我就要用一个小故事来证明这一点。

一个家庭主妇准备炸几条黄鳝鱼来作为今天晚餐上的一道菜。于是，她把买来的几条大大小小的黄鳝鱼都放进水里，撒下能让鱼吐出肚子里脏东西的盐巴。过了一会，觉得鱼肚子里已经没有脏东西了的家庭主妇被水盆端进了厨房里，把鱼放进油锅里炸。一般的黄鳝鱼进了油锅后便会挣扎到死亡，而这条最大的黄鳝鱼没有，这引起了家庭主妇的好奇心。她把大黄鳝捞了出来，用刀切开肚皮，发现它的肚子里还有一条活蹦乱跳的小黄鳝。

对大黄鳝来说，那条小黄鳝不一定是他的孩子，但它还是在盐水中痛苦的把它吞了下去，而且在几百度的高温油锅里拼死保护它。如果换成人类，即使是至亲，又会有多少人能做到呢？

也许有人会觉得，鱼儿或者其它有些动物长大了就是用来给人类填饱肚子的，那他们就错了，因为动物们也是有思想有感情的。而人类的有些行为有时甚至还不如这些动物的本能 呢！

在我的印象中，有一件很小很小的事情，它一直浮现在我眼前。

那是一年前的一个上午，我和同学们在操场上追逐打闹。突然下课了，我们停止了游戏，很扫兴，没有玩到最后真遗憾。

我正走着回教室，李奕言和我走在一起，我们说说笑笑，这时，意外发生了。不知是怎么回事，李奕言猛然绕到我前面，我没有提防，重重地摔到地上。李奕言好象受到了我的感染，也绊了一下，脸朝下往我身上倒，我发出刺耳的尖叫。被李奕言压着真不是滋味，把我压得喘不过气，而且疼痛远远超过我的想象，疼得刺骨要命，一时间忘乎所有。李奕言回过神来，急忙滚到旁边的地上。我疼得哇哇大叫，做了一个嚎啕大哭的表情，好像真要哭了。

李奕言六神无主，赶忙把王老师叫来了。王老师看我这般模样，心急火燎，但又无济于事，只好把我从操场背到办公室。

可是，我也是我们班的重量级人物，体重和我姐姐不相上下，王老师那么瘦弱，怎么能背的动呢?一切出乎意料，王老师居然能把重达70多斤的我背动，不可思议。

把我安顿好之后，王老师也累得气喘吁吁，满头大汗，直不腰来。我好感动呀!

这件事我会永远念在嘴里，记在心里……

一位老大爷养了一条狗，老大爷就是是它的父亲，小狗很爱吃粉条，于是老大爷就给它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粉条”。

有一次，粉条出去玩，被人们误认为流浪狗，打晕了粉条，老人闻讯赶来，把粉条抱回家，老大爷抱了它四天四夜，粉条竟奇迹般的醒了过来从这以后粉条再也不跑出去了。

可是近几年来，老大爷被确诊为瘫痪，老人无儿无女......由于行动不便，他只能一次买好几天的食物，有一天老人像往常一样坐着轮椅，带着粉条出去买菜，没想到，粉条竟拉起老大爷跑了起来，从那以后，老大爷就天天出门。有一天，老大爷指着路，把它带到超市买菜，老人不进去挑，让售货人员帮着拿出来，这时粉条则趴在超市门口等着，第二天，老大爷还没给粉条说要去哪，粉条就拉起他，来到了超市门口，粉条是多么聪明!它拉老人那么多次从没有一次闯过红灯。粉条还拉他去逛公园。在老人看报纸时，它就趴在地上不动，等老人看完后它才跟主人玩，多么懂事的小狗!

多么感人的故事啊。

长征时张国焘觉得自己在总部太孤立，必须到“前指”去，以“前指”的名义给部队下达命令，要部队先过河。于是他带着警卫部队和骑兵21日跑到四方面军漳县三岔村前敌指挥部，见到徐向前后，就叫把周纯全、李特、李先念等都找来。这些同志都来到后，他流着眼泪说：“我是不行了，我这个主席干不了了，让昌浩干吧!我到陕北准备坐监狱，开除党籍，四方面军的事情，中央会交给陈昌浩的。”

这时，胡宗南1军部队正在机声隆隆中日夜兼程，马不停蹄向西兰大道推进，已经过了咸阳。

朱德见张国焘的态度，很忧虑，感觉在此千钧一发的时刻，张国焘又要搞分裂。这怎么行呢?

他来到张国焘的住处。张国焘见他进来，厌恶地瞪了他一眼。

朱德说：“国焘同志，你的意见还是西去吗?”

张国焘说：“我是主官，我要为全军负责。”

朱德说：“难道我们就不为四方面军考虑吗?”

“我就是考虑你为一方面军考虑过多嘛。”

“你这是什么话!像一个共产党人说的话吗?”

“这是事实!”

朱德说：“西进的意见是孤军深入，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你对黄河以西的情况并不熟悉，对青海并不熟悉。你说翻越祁连山到甘肃西部，这都是想当然。青海的‘三马’比宁夏的‘二马’还反动，战斗力还要强。在没有根据地的情况下，部队在回民区域长途跋涉，人吃马喂怎么解决?你考虑过吗?”

张国焘瞅了朱德一眼，扭过脸不说话。

朱德继续说：“我们必须按照中央来电的指示，二方面军从西和、武都东进，去拖住胡宗南、朱绍良，使胡、朱不能西进;四方面军要占领隆德、静宁、会宁，控制西安至兰州的大道，与固原的一方面军靠近，阻止胡宗南、朱绍良西进，实现3大主力会师。”

张国焘不满意地瞥了朱德一眼，心想，我刚刚派人杀了你的战马，你就不害怕吗?

陈昌浩在会前就与朱德、刘伯承谈过了，几个人都觉得这次无论如何要与一方面军会合。红军不能再分裂了，再不能发生松潘战役前的情况了。一、四方面军闹分裂受损失的是革命事业。

西北局开会时，陈昌浩第一次与张国焘唱了反调，主张北上静会地区，会合一方面军，北上抗日，与敌人决战。

陈昌浩是四方面军的二号人物。他体格魁梧，浓眉大眼，仪表堂堂，作为政治干部指挥作战十分勇敢剽悍。在川陕根据地时，有一次他凌晨上山头查哨，他不知道山头已经被敌人占领，一线部队没有报告。他带着警卫员上到山头，就被敌人按倒了。他块大力不亏，黑暗中翻身拔出手枪打倒几个敌人，飞身跳下山头。

这座山，现在被当地政府命名为“红军山”。

张国焘见陈昌浩都反对他，气急败坏，说：“昌浩呀昌浩，你都反对我呀，我这个总政委不干了。”说着，张国焘作战方案也不做了，气呼呼地离开了会场。

大家面面相觑，朱德打破沉默，对陈昌浩说：“他不干，我们干吧，中央的部署不能耽误。胡宗南不等我们啊。”

陈昌浩说：“这次再不能分开了，一定要与党中央会合，按多数同志的意见办。”

陈昌浩和朱德领着参谋们做方案，首先以朱德、张国焘、陈昌浩3人的名义向中央报告，中央领导的顺序是林育英、毛泽东、张闻天等，报告说：“决定四方面军全部向定西、会宁、静宁线活动，以会合一方面军夹击与迎击胡宗南部为目的。”

第二电以“朱张”的名义下达各部队，下令红四方面军准备执行中革军委的抢占陕甘大道的战役计划：“静宁、会宁战役是消灭胡宗南，争取一、四方面军会师的重要关键，望即在干部及战士中进行热烈的战斗动员”，“大大发扬阶级友爱，保障一、四方面军亲密的兄弟团结”。

第三电是朱德个人给“毛周彭”的密电，字里行间流露出了他与中央领导的亲密无间的关系。电报说：“张于本日已北进，我明日率总部行动。每晚请通知敌情一次，并切实联络。亲译密电悉，已释疑虑，现迅速取得会合在会宁道上以便消灭胡敌。”

不料，电报稿送到电台，电台已经接到张国焘的命令，各部队电台不得接受朱德的电令，凡未经张国焘签署的电稿一律不准拍发。

朱德知道后很着急，对傅钟说，你是四方面军的，又是西北局的组织部长，你出面吧，给他们讲讲组织原则。

傅钟立即就去找电台同志。

电台同志也感到问题严重，气氛很紧张。

张国焘临走时安排了人“看住”电台。

大家都怕张国焘的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手段。

傅钟先表扬了电台的工作，然后说：“有人反对北上的决议，总司令不赞成，要向中央报告，要召集人继续讨论，这是关系红军前途的大事。下级要服从上级，你们说总司令的电报要不要发出?”

电台台长王子刚站起来说：“给总司令发报!”

3份电报发出时已经是22日凌晨了。

张国焘气呼呼地回到自己的房间。

他一个人在油灯下琢磨，我若执行静会战役计划，势必与一方面军会合，会合就是要交出兵权，统一领导，统一指挥，那时一切都完了。第一步夺了我的兵权，第二步就要给我清算另立中央的错误，开除党籍，军法从事。不行，不行。

他没有料到的是连他一直重用栽培的陈昌浩都反对他，真是没想到。不行，要找他谈谈。他不能带头反对我呀，影响太大!

他深夜3点到陈昌浩房间找陈昌浩说，你无权改变我的决定，你与朱德命令四方面军北上是错误的。毛泽东、周恩来让四方面军单独对付胡宗南是要消耗四方面军。今天的革命形势应当保存四方面军，会合的话，那就一切都完了，要开除我们的党籍、军法从事。说着说着，他竟哭了起来。

陈昌浩说：“谁有权决定，要看是否符合中央的要求，你不北上的决定是错误的。我们必须与中央会合，会合后就有办法了，分裂对中国革命是不利的。我们是党员，有错误要向中央承认，听候中央处理，哭是没有用的。”

张国焘一听陈昌浩的口气，愣住了。

他一甩门出来了。

陈昌浩的反对，更使他感到自己的分裂行动的严重后果。

20日夜间，张国焘从陈昌浩房间出来，他的恐惧感更加强烈。

他考虑必须像反对松潘作战计划一样，坚决反对静会作战计划，北上就是他的末路，就是他的破产。他为自己在理番县卓木碉的分裂行为后怕。

他走到地图前，看着地图，觉得现在渡过黄河很容易，不需要同胡宗南的部队决战。所以，他要从根本上推翻会议决议，要四方面军部队坚决“自主即速采取第二方案”，到甘肃北部保存实力。

他觉得自己在总部太孤立，必须到“前指”去，以“前指”的名义给部队下达命令，要部队先过河。于是他带着警卫部队和骑兵21日跑到四方面军漳县三岔村前敌指挥部，见到徐向前后，就叫把周纯全、李特、李先念等都找来。

这些同志都来到后，他流着眼泪说：“我是不行了，我这个主席干不了了，让昌浩干吧!我到陕北准备坐监狱，开除党籍，四方面军的事情，中央会交给陈昌浩的。”

大家听后很愕然。

然后，他指着地图说，陕甘北地区地瘠民贫，不便大部队解决军粮问题，如果转移到河西兰州以北地带，情形会好得多。各部队要停止北上，回头西进!以程世才、李先念30军一个军从永靖、循化一带渡过黄河，抢占永登、红城子地区作为立脚点;以孙玉清、陈海松9军在黄河渡口附近活动，吸引和牵制青海的马步芳敌;而后，再加董振堂、黄超5军一个军再渡河北进。同时，部队立即开始调动。

陈昌浩连夜赶来后，见漳县“前指”都同意张国焘的意见，也就没有再坚持自己的正确意见。

暑假里，我读了《不想长大》的这本书，我感觉到这个故事很感人。这本书的主要内容是：男孩扇贝超级喜欢小动物，一早醒来就有四只小鸟在他被子上踱步和撒尿，还有一闷屁；小兔子比较黑和比较白，可是，这些小生命都离开了他。为了填补伤心的空缺，妈妈蒜泥带回一只传说不会长大的迷你小猪。扇贝叫它荷包蛋。荷包蛋让扇贝懂得了享受食物和爱，更拥有了新的理想：吃好一点，睡好一点，每天都过得开心一点，最好一直做小孩。没想到，小猪荷包蛋吹气一样越长越大，扇贝想尽办法给它减肥，结果惨败。

扇贝在微博上认识了波鲁克先生，后来也是波鲁克先生为长到浴缸打荷包蛋找到了住处，扇贝最终发现自己长大了，因为他知道了：童话一个接一个破灭，这是长大。童话一个接一个生长，这也是长大。温嘉敏

红军突破天险腊子口，翻越岷山，到达甘肃宕昌哈达铺。

部队进入宿营地之后，所有小贩都向红军部队围拢过来。为避免买卖拥挤，各部红军战士都只派出采买员去购买东西，而且买卖用现大洋。群众觉得红军说话和气，买卖又公平，这样多的人马一点不嘈杂，都感到有点惊奇。

在这里更有意思的是几位汉族、回族农妇对于红军中做政治工作的女战士产生了兴趣，她们觉得这些女战士言语行动明明是女子，但细看她们穿着戎装、麻鞋，又缠上绑腿，配着手枪，雄赳赳地又引起她们怀疑。于是几个农妇格外亲热地拉着一个女同志向他们家里跑，因为她们对女战士是男是女还抱一点怀疑态度，所以向女战士“实行检查”。红军女战士当时被弄得莫名其妙，大家哗然一笑，然而那些“执行检查”的农妇们则更进一步“亲热”，请那些红色女战士上炕(北方睡土炕，凡有客人来了都请上炕，但女人的炕只请女客)。女同志不仅被请上炕，而且被农妇请吃了晚饭。

一般的战士们虽然没有农妇请吃晚饭，但各个伙食单位都买到了羊肉和白面、盐、油，与雪山草地吃野菜、青草，数月不尝盐油之味的情形比较起来，简直就像“困于囚笼之鸟儿，一旦逃脱而翱翔空中一样”。

红军经过短暂的休整，由此继续向陕北行进，由于宣传北上抗日的主张，由于秋毫无犯的纪律，沿途都受到群众的欢迎。

1937年的8月23日早上，鸡 叫了几声完了。一场中国和日本的战争就开始了。随着一声巨大的响声，我不禁看了看头上。一架架飞机向我们飞来，他们发射出了一枚导弹。正好打到了一间房屋。“轰”的一声。那间房子就倒塌下来了。我忙走过去，我从一点儿缝隙里看见了两个大人倒在了血泊之中。已经停止了呼吸。有一个小孩正在门外不远处哭。我猜他本来在门外玩，他突然看见房子倒了，身边没有一个大人。于是害怕的感觉渐渐的上升了，于是寻找爸爸妈妈。找了半天都没有找到，于是就哇哇的哭起来了。边哭他还边说：“爸爸妈妈，你们在哪呀?快来呀，我想你们，你们不能把我丢下不管吧!”

突然，那些架飞机又发出了一枚炮弹，正好这时正好打到了又高又大的铁柱上。这个铁柱正向那个孩子倒来了。看到这个铁柱向自己倒来了，这个孩子吓呆了。随着一声巨响，哭声戛然而止。就这样，一个孤独的生命就消失在人间了。

战争是激烈的，但是向这样孤独生命的消失，是不应该的。让我们一起制止战争，维护和平吧!

老红军肖彬永远忘不了他的小通讯员吴玉民。

长征的时候，肖彬在红二方面军6师18团9连当指导员。泽章坝遭遇战中，他负了重伤。过草地的时候，上级给了他一匹马，并安排连里的小通讯员吴玉民照顾他。

小吴这年刚刚16岁，个子不高，黑黑的，长得挺结实。别看小吴年龄小，可是很会照顾人。每到宿营地，他都先找到一块干燥或者背风的地方，把自己那床补丁摞补丁的破被铺在地上，扶肖指导员歇下后，马上支起小铝锅烧开水，给指导员洗伤、消毒，然后拿出半小瓶儿红汞(这是当时他们部队唯一的药品)为指导员换药。

部队一天一天朝前走，肖彬和小吴的粮食袋越来越轻了。伤势好一些，肖指导员开始硬撑着帮小吴打些下手，到了宿营地，小吴拣柴火烧上饭，然后肖指导员看着火，小吴就去放马。

这几天，小吴不用肖指导员烧火了，放马走的时候，他总是带上小锅，说是可以边放马边烧饭，两不耽搁。每回，他都是很晚才回来，把小锅里热腾腾的饭盛给指导员吃。指导员一让他吃，他就笑着拍拍肚子说：“看，鼓鼓的，早吃饱啦!”

可是，指导员总是觉得小吴好象越来越瘦弱了。

这天傍晚，小吴安顿好指导员，又去放马了。

肖指导员悄悄跟上了他。但由于腿上有伤，他只有慢慢地爬，被远远地落在了后头。当他在一处小树林追上小吴时，小吴正端着锅，一口一口地吃着什么。

“小吴!”肖指导员轻轻唤了一声。

小吴吃了一惊，一看是指导员，急忙把小锅藏在了身后，稚气地笑着问：“指导员，你怎么来啦?”

肖指导员没有回答，仍然向前爬着。小吴赶紧起身扶他。指导员顺手端起了小锅。小吴急忙用手去捂，指导员用命令的口气说：“把手拿开!”

小吴只好拿开了手。

肖指导员凑着火光向锅里一看：天啊，这能叫饭吗?一锅黑乎乎的草根树叶，即使是饥肠辘辘的时候，见了它也就“饱”了，而这位只有16岁的小鬼，为了照顾战友，自己竟用它来充饥……肖指导员的眼睛模糊了，这时，他的耳边断断续续传来小吴低低的哀求声：“指导员，你别生气，你批评我什么，我都接受……”

肖指导员能批评小吴什么呢?他放下小锅，一把将小吴紧紧地抱在怀里……

老师，您像一支红烛，为后辈献出了所有的热和光!您的品格和精神，可以用两个字就是——燃烧!不停的燃烧!今天小编就来分享最美乡村义务教师刘寅的感人故事,希望读者喜欢。

最美乡村义务教师刘寅的感人故事

2011年11月27日，“中国达人秀”第三季第二期在上海东方卫视首播。节目播出后，人们记住了一个名叫刘寅的乡村义务教师。

出现在评委和观众面前的刘寅是一个身材有些单薄、脸庞很瘦的小伙子，身穿海蓝色条纹T恤衫，戴了一副黑框眼镜，貌不惊人但沉稳踏实。嘉宾评委周立波问了刘寅几个问题，诸如年龄多大，从事什么职业，刘寅基本都是一问一答，给人的印象是稍稍有些腼腆和木讷，并不出众。

让嘉宾刮目相看的，是在他回答了一个问题之后。周立波问他为何参加中国达人秀?他说，要创造条件为自己教的学生买肉吃。

刘寅来自四川眉山，一年前，他来到云南丽江的大山里义务支教，做了丽江宁蒗县一所小学76个孩子的老师。因为是义务支教，他没有一分钱的工资。

在云南的大山里义务教书的困苦窘迫，常人难以想象。山区条件十分艰苦，信号覆盖不到，与外界几乎断了联系，卫生条件也很差，刘寅一年里就被跳蚤咬了一百多个包。比个人生活艰苦更让刘寅受不了的是，这里孩子们的饮食条件十分差。

为了改善孩子们的伙食，让他们多吃点肉，刘寅利用业余时间做音乐，录专辑，然后放在丽江的酒吧里卖钱，每张碟50元，一年多才赚了1000多块。但这点儿钱远远不够，刘寅只有靠自己的积蓄和朋友的资助艰难度日，并且攒钱给孩子们买肉。尽管日子难过，但和孩子们在一起，刘寅觉得“快乐多过痛苦”。

山里的孩子亲切地称呼刘寅“菜刀老师”，除了有“跟着刘老师有肉吃”的含义之外，还因为刘寅的QQ名就叫“菜刀”。如今刘寅任教的云南丽江宁蒗县烂泥菁乡大拉坝完全小学也有了“菜刀学校”的别称。

节目现场，刘寅拨动吉他，演唱了自己作词作曲的歌曲《希望树》：

“给我一段烛光温暖这寒冷，给我一点勇敢穿过这黑暗。给我一丝坚强走完这条路，给我一点梦想挣脱这现实。一片落叶滑落，会惊扰了整个夏天。一片雪花落下，提醒了我冬的寒冷。太阳每日东升，照耀大地无限的曙光……”

嗓音沙哑，音域低沉，曲调忧郁，唱出了他这一年多来的千言万语，无限艰辛。

刘寅的故事，感动了现场所有人。三位评委不仅一致yes通过，还纷纷表态予以援助。曾经饰演过乡村教师的倪萍对刘寅的境况感同身受，现场洒下热泪，当即表态：“有需要你找我。”倪萍还细心地问刘寅想要什么样的女朋友，这倒让刘寅有点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我喜欢的女孩子得简单朴素，一定要跟我一起去学校教书的。学校没女老师，生理卫生课没人教。我还喜欢漂亮姑娘，我喜欢短发、瘦瘦的、可爱的姑娘。”这样的直白坦率也让现场沸腾，观众纷纷起立为他鼓掌。周立波则以形象代言人的身份代表海派清口公益基金会发话，要替刘寅出两年的费用。而黄舒骏则说：“想买一张专辑听听看。”

他用自己实际行动向世人证明，“一片落叶滑落，会惊扰了整个夏天”。我相信，刘寅的坚守将会说服无数还相信爱、相信善良、相信纯粹的人对这个世界不绝望。这个竭尽全力为山里孩子提供肉食的年轻人，也为更多的成人提供了可贵的精神营养。

老红军王承登身材并不高大，但举手投足间却有一种久经沙场的军人所特有的威严、坚毅和果敢。他曾无数次置身枪林弹雨，无数次直面生死考验，身上还两度负伤，但他回忆起这些往事时，却总是保持着乐观与豁达。

王承登是孤儿，辛酸、苦难是他童年、少年的代名词。自1929年在老家吉安县参加红军后，他才觉得自己的生活变得有意义了。

在红军这个温暖的大家庭里，王承登迅速成长。他先任通讯员，到长征时，他已是优秀的重机枪射手了。

王承登说，在二万五千里长征中，有三条河流让他终生难忘。

第一条河当然是于都河。他所属的红三军团是从于都踏上长征之途的。王承登清楚地记得，当时部队是在傍晚出发的，通过浮桥渡过了于都河。当时大家心情都很沉重，老百姓心情也很沉重。部队经过时，沿途的老百姓都点起煤油灯、火把依依不舍地看到自己的队伍消失在茫茫夜色中。

第二条河是湘江。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路上最惨烈的战争。由于敌人判明了红军的前进方向，便提前部署了优势兵力，并修好了工事，湘江两边都是敌人的碉堡，天上敌机不间断轰炸，这让红军遭受重大损失。湘江战役期间，王承登所部常常都要早早起来，隐蔽在山中，以免被敌机发现。部队后来接到任务，拿下江边一座碉堡。这个雕堡周围是开阔地，红军攻了几次都没有攻下来。后来，红军调了一门炮来，对准敌人碉堡平射了一炮，那发炮弹没有爆炸，只是把碉堡穿了一个洞，但敌人已魂飞魄散，很快逃之夭夭了。说到这里，王老不禁笑了，他说，红军战士是看不起胆小鬼的。

红军付出重大伤亡后，终于冲破敌人的湘江防线。但敌人还在后紧追不舍。有一次王承登所在的机枪班奉命掩护大部队撤退，他们把机枪架在路口，向敌人猛烈扫射，很快把敌人火力吸引过来。大部队安全撤退了，但王承登身边的战友一个个倒下，王承登也负了伤，但最终还是摆脱了敌人，追上了大部队。几十年来，王承登一直深深怀念那些曾与自己生死与共的牺牲的战友。

不久，部队就到了乌江。这便是王承登长征记忆中难忘的第三条河。乌江守敌是王家烈部队。乌江不宽，但水深流急。江两岸都有敌人防守，船早被敌人毁了。王承登所部接到命令，在乌江附近砍竹子，每个人扛一根，在江边用打土豪时缴获的布匹扎竹筏架浮桥渡江。但扎好的竹筏一下水就被冲散了。后来，红军选了18名勇士，带着短枪，冒死潜水过江。上岸后，他们藏在敌人碉堡附近的崖洞里，从后面向守敌发起进攻，敌人从没见过这么英勇的部队，很快被吓得拼命逃窜，红军得以安全渡过乌江。

经过这么多艰苦卓绝的考验，以后王承登他们遇到的困难就显得渺小了。在红军战士这个英雄群体面前，任何凶恶的敌人、任何艰难险阻都只是陪衬……

1.发生在长征路上的故事：朱德的扁担

长征途中，有位女战士叫小董，才13岁。爬雪山是每人发一个辣椒，怕冷的人就嚼一口。小董怕辣，没带辣椒。小董刚爬到山半腰，就冷的瑟瑟发抖。队员一直喊："同志们千万别坐下，坐下就起不来啦。到了山腰，小董实在又冷又累，但还是坚持着，终于到了山顶，小董看队员们都滚了下去，一滚就是几十丈，她也一屁股坐了下去，一滚，100多丈。终于成功的翻越了一座又一座的雪山。

有名的长征故事五：

长征的时候，肖彬在红二方面军 6 师 18 团 9 连当指导员。泽章坝遭遇战中，他负了重伤。过草地的时候，上级给了他一匹马，并安排连里的小通讯员吴玉民照顾他。

小吴这年刚刚 16 岁，个子不高，黑黑的，长得挺结实。别看小吴年龄小，可是很会照顾人。每到宿营地，他都先找到一块干燥或者背风的地方，把自己那床补丁摞补丁的破被铺在地上，扶肖指导员歇下后，马上支起小铝锅烧开水，给指导员洗伤、消毒，然后拿出半小瓶儿红汞(这是当时他们部队唯一的药品)为指导员换药。

部队一天一天朝前走，肖彬和小吴的粮食袋越来越轻了。伤势好一些，肖指导员开始硬撑着帮小吴打些下手，到了宿营地，小吴拣柴火烧上饭，然后肖指导员看着火，小吴就去放马。

这几天，小吴不用肖指导员烧火了，放马走的时候，他总是带上小锅，说是可以边放马边烧饭，两不耽搁。每回，他都是很晚才回来，把小锅里热腾腾的饭盛给指导员吃。指导员一让他吃，他就笑着拍拍肚子说："看，鼓鼓的，早吃饱啦!"

可是，指导员总是觉得小吴好象越来越瘦弱了。刚出发时，他每天都马前马后跑来跑去，不知道什么是累似的，可这一段，他不光不大跑了，而且走路急一些都气喘吁吁，满头大汗。指导员让小吴爬坡时抓着马尾巴，小吴总是笑笑，坚持自己走。尽管他老是帮作笑容，可指导员却看出他在瞒着什么。

这天傍晚，小吴安顿好指导员，又去放马了。

肖指导员悄悄跟上了他。但由于腿上有伤，他只有慢慢地爬，被远远地落在了后头。当他在一处小树林追上小吴时，小吴正端着锅，一口一口地吃着什么。

"小吴!"肖指导员轻轻唤了一声。

小吴吃了一惊，一看是指导员，急忙把小锅藏在了身后，稚气地笑着问："指导员，你怎么来啦?"

肖指导员没有回答，仍然向前爬着。小吴赶紧起身扶他。指导员顺手端起了小锅。小天急忙用手去捂，指导员用命令的口气说："把手拿开!"

小吴只好拿开了手。

肖指导员凑着火光向锅里一看：天啊，这能叫饭吗?一锅黑乎乎的草根树叶，即使是饥肠辘辘的时候，见了它也就"饱"了，而这位只有 16 岁的小鬼，为了照顾战友，自己竟用它来充饥......肖指导员的眼睛模糊了，这时，他的耳边断断续续传来小吴低低的哀求声："指导员，你别生气，你批评我什么，我都接受......"

肖指导员能批评小吴什么呢?他放下小锅，一把将小吴紧紧地抱在怀里......

【第一篇】：感人的故事

天下有千千万万的感人故事，但是让我心酸流泪的故事让我始终记忆犹新。

那是一天晚上，在一户人家里一位慈祥的母亲正在给他6岁的儿子小雨洗脚，边洗脚边讲着小鸭子的故事。

给儿子洗完脚，妈妈拖着疲惫的身躯又打了一盆洗脚水又去给奶奶洗脚。

刚好这一幕被小雨看见了，他想妈妈给我和奶奶洗脚她肯定没洗，想到这他便拿着一个盆子朝卫生间走去。

当妈妈再回到小雨的房间时却发现小雨不见了，此时妈妈一转身发现小雨有他那稚嫩的双手颤巍巍的端着沉甸甸的洗脚水向她走来。

小雨走到妈妈面前说：“妈妈洗脚。”妈妈听到后开心的笑了一下。

小雨在给妈妈洗脚时说：“妈妈我也给你讲小鸭子的故事。”

这个故事虽然微不足道但是它却表达着小雨对妈妈的一种关心之情!

【第二篇】：一个感人的故事

有一个星期天，我在电视上看到一剧真实而感人的节目。节目讲述了有一名歌唱演员，他每次演出，总有两三千人民币报酬，可是他回到家时却一分钱也没有了。这样持续了许多天。他父亲疑惑不解地问他：“你演出得来的钱到哪里去啦，还是他们不给钱?”他对父亲说：“那些钱全部捐给了山区贫苦的孩子们了。”

突然有一天，他觉得身体非常不舒服。他去了医院，一检查才知道得了癌症晚期。家人全都劝他不要演出了，但他不顾家人的反对，坚持演出，并把演出的钱又捐给了贫困的孩子们。据统计，他一生共捐了三十五万多人民币。他心里只有那些孩子，就这样，他被评为了中国最感人的人物。他的病越来越重，终于住进了医院。在临死前，他对医生说：“死后把我的眼角膜捐给盲人孩子……

看完电视我十分感动。他生前，捐出了演出得来的全部报酬，死后还捐献了自己的眼角膜，使两个孩子又重新看到了这个五彩缤纷的世界。这样的人，也称得上伟大的人物。他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值得我学习。

【第三篇】：感人的故事

昨天，我们上《可贵的沉默》这篇课文时，老师在中间给我们看了一个小故事，非常感人。故事说了一个小女孩的爸爸去世了，她不会说话，和妈妈相依为命。她一天中最快乐的事，就是妈妈下班回来，因为妈妈每天都会给她带一块年糕。那一块小小的年糕，在她们这样贫穷的家里，已经是至高无上的美味了呀!

有一天晚上，小女孩等了很长时间，外面正在下着大雨，还没看见妈妈回来。她沿着妈妈平时下班的路走，终于发现倒在地上的妈妈。开始她以为妈妈睡着了，可是，她发现妈妈的眼睛睁着，手里拿着一块年糕。小女孩忽然想起来，妈妈可能已经死了!她坐在地上，眼里的泪水顺着脸颊流下来。她用手语做着那首“感恩的心”，一直等到妈妈的眼睛完全闭上。

我在读完这个故事后，眼泪静静地流淌下来。我猜，那位妈妈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一定在想：宝贝，妈妈不行了，你一定要好好活下去!

每个亲人都对孩子有真诚的爱，让我们珍惜亲人的爱吧!

做长征前的准备时，“贾老婆”简直想把伙房都搬走。粮食、菜、油、盐统统装满后，还在自己的干粮袋子上缝了许多小口袋，里面装着姜、蒜、辣椒、胡椒等调味品。她一边使劲往里填一边还惋惜地唠叨说：“装不完，咋个办哟。”

有人取笑她，这是行军打仗，不是搬伙房。她说：“妹子们哟，行军打仗也要吃饭嘛。”

“贾老婆”是背上几十斤的食物和一口大铁锅，踏上漫漫长征路的。

渡过嘉陵江，走在剑阁古道，从石崖上凿出来的小路，上是望不到顶的峭壁，下是深不见底的山谷，又逢阴雨连绵，脚下路滑，稍不小心掉下去就会摔得粉身碎骨，加之头顶上敌机不断地轰炸、扫射，这时贾德福背着大锅真有点不堪重负了，一路上她总掉在队伍的最后。

为此，大家要抢她的锅背，她却打趣地说：“背这个锅好处可多着咧!像背了乌龟壳，又落不到雨，又落不到鸡(飞机)蛋!”

大家都忍不住笑起来，这一笑将紧张的气氛驱走了不少。

就这样，“贾老婆”的锅成了长征途中妇女工兵营的一面旗帜。大家看到她的锅时，感到的是安全和希望。

过草地时一些战友因饥饿病倒了，贾德福暗下决心，一定尽最大的努力让每个病号吃上一碗“病号饭”。可当营长林月琴病倒时，她捧上一碗放了一点盐的“病号饭”，林月琴却说什么也不吃。贾德福哀求着，她的泪流出时，顺着因操劳过度而刻下的深深的鱼尾纹滑下，林月琴再也不忍心推让了。

春天的党岭山，时而大雪纷纷，时而飞沙走石。爬山前，贾德福把火烧得旺旺的，在沸腾的锅里将珍藏的辣椒和生姜倒进去。她搅着锅里辣辣的汤，边盛边吆喝：“快爬雪山啦!大家多喝一点，驱赶驱赶风寒。”大家喝过辣椒汤，身上添了热量和信心。

两翻雪山，三过草地，走在最后的永远是贾德福。可是，一次惨烈的战斗过后，贾德福的那口大锅下，血殷殷地流着，她的生命悲壮地定格在这口铁锅下。

李明忙碌地工作几个月，获得两个礼拜休假，他计划去观光胜地。出发前，他打电话把计划告诉他妈妈，妈妈希望他能和自己聊聊天，可李明说已经约了朋友，没时间。

李明开车时想起今天是妈妈生日，就到一家花店，订了鲜花，让花店给妈妈送去。正好店里有个小男孩也在给妈妈买生日鲜花，可没带够钱。李明为小男孩凑足了花钱。

李明开车绕过一个山坡时，看见那个小男孩跪在一个墓碑前，刚才买的那束鲜花放在碑座上。小男孩对李明说：“先生，我妈妈喜欢我给她的花。谢谢你，先生。”

李明一下愣住了，随即调转车头，回到花店，叫老板不要帮他送花了，他自己去送。

小男孩的行为不仅感动了李明，而且感动了我。小男孩的妈妈不在人世了，可他在妈妈过生日的时候，还去妈妈的墓地上献一束鲜花，可见他多爱妈妈呀!我们都有爸爸妈妈，我们都爱他们，但不是每个人都会用行动把自己的爱表达出来。一切除了有心，还要有行动。记住墓碑前的那束鲜花，趁一切还来得及!

中秋节是个家人团聚的日子。

这一天，全家都从远近不同的地方聚到了外婆家。我们一边品尝着香甜美味的月饼和水果，一边欣赏着那镶嵌在黑漆盘里的月亮和星星。

总是这样平静柔和也让人受不了。于是，外婆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一个感人的故事。故事发生在中秋节前后，不过是发生在战场上，已是几十年前的事了。

在战场上拼搏的儿子总是让家中的老母亲放心不下，这不快到中秋节了，儿子也不知能否回家探望。

正巧，儿子的一封家书给母亲带来了多少关怀和温暖。母亲坐在炕头，脸上洋溢着满足而又安详的笑容。信中除了对母亲的问候外还向母亲叙说了一件事：在一次战斗中，儿子的一位战友被炸断了一只手和一条腿，他恳求母亲能让他的这位战友来他家长住养伤。母亲考虑后，在给儿子的回信中说道：母亲老了，家境也不好，实在无力奉养。

几天后传来了消息，说那个手和腿被炸断的战士自杀了。老母亲也听到了这个消息，心里过意不去，便决定去把儿子战友的尸体安葬了。

母亲来到了部队，见到了儿子的上司，才知道那个被炸断手和腿的战士居然就是自己的儿子。上司说他也看过那封信，也体谅母亲的心情。母亲痛哭了起来一个劲地说自己错了，应该支持孩子的想法。而儿子的上司却不这么看，他说：“这不是你的错，这是你儿子的错。第一他欺骗了你，他不该用另一个战士代替自己。第二还是他的错，他不该自杀，因为如果你知道是你的儿子受了伤，即使家境再不好，做母亲的都不会不管自己的孩子的。”

母亲与儿子见面了，不过是儿子的尸体。母亲紧紧地抱着儿子，仿佛儿子还活着。她给他唱他最爱听的歌，讲着他最爱听的故事，久久不愿离去……那天正好也是中秋节。

故事讲完了，大家都默默不做声，很回味。外婆的总结只有一句：天下的母亲没有不爱自己的孩子，爱自己的孩子与家境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