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号员“八斤半”长征路上的感人故事（通用19篇）

爬雪山，过草地，上刀山，下火海，发生了多少可歌可泣的故事哇!其中，《金色的鱼钩》最感人。

那是一九四五年的秋天，红军进入了茫茫草地。由于三个小同志得了肠胃病的关系，所以指导员就让炊事班长照顾他们。

三个病号一天只走了二十里路，到了宿营地，班长就到处挖草根，和着青稞面给他们做饭。不到半个月，青稞面全吃光了。饥饿像死神的魔爪一般威胁着他们。虽然班长到处找野草、挖树根，可光吃这些怎么有营养呢?班长眼看着他们日夜消瘦了下去，整日整夜地合不拢眼。

有一天，班长在河边洗衣服，忽然看见了一条鲜嫩肥美的鱼跃出水面，顿时水花四溅。班长突然灵机一动：他急忙找出一根缝衣针，弯成了个钩状，钓起鱼来，让三个同志吃上了新鲜可口的鱼，喝上了鱼汤。可有一位小同志注意到在他们吃鱼的时候，班长从来不吃东西。后来，这位小同志发现班长在吃他们剩下的食物，眼泪就禁不住流了下来。

眼看就要走出茫茫草地了，班长却饿晕过去了，三个小同志急忙去钓鱼，做汤，可班长还是为了他们而牺牲了。

读了这个故事，我感动得泪流满面。班长那舍己为人的精神深深地打动了我，难道这不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吗?班长虽然牺牲了，但他的精神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少年强，则国强。”我们要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好好学习，成为祖国的栋梁，成为祖国的希望，因为建设祖国的重任不久将落到我们这一代人的肩上。

80年，光辉岁月弹指挥间;80年，中华大地沧桑巨变。中国像一条巨龙，屹立于世界东方!

八十年前，对，八十年前，很遥远很遥远的一天，在若尔盖草原上走过一对人马。

他们衣衫破旧，挎枪的挎枪，拄棍的拄棍，踉踉跄跄地走啊走啊，互相搀扶着的队列里，夹杂着一个矮小的身影，一个七八岁的小孩子。

小孩子手里拿着一根绿色的柳棍儿。他没有枪，也没有马刀，这根柳棍是她从湘西桑植老家的天子山上折下的，跟着他走了好多天了。

小孩子叫侯德明，母亲刘大梅，爸爸侯清芝，全是红二方面军贺龙将军的战士，只不过经过了无数次的战斗，刘大梅、侯清芝和侯德明走散了，可是，侯德明没有感到害怕和孤独，因为身边的红军战士都喜欢这个可爱的娃娃，大家都用生命庇护着他的安全。

若尔盖，藏语是“美女的故乡”，可是这片沼泽地见不到一个美女，只有苍鹰盘旋，偶或有草原鼠掠过。这种老鼠呆头呆脑的模样，可是却机灵无比，想捉住它们很不容易。

抓老鼠干什么?吃。

这支队伍面临最大的困难是饥饿，能吃的野菜都被前面的部队吃光了，甚至连草原鼠都所剩无多。泥泞的草地上，一行行深陷的脚印存着积水，伸向天边，远方真的很远。“走过这片草地就是胜利”，一个大个子叔叔冲小娃娃侯德明说道。

侯徳明点点头，把勉强挤出的微笑献给大个子叔叔。他面黄肌瘦，可是一双眼睛却清澈无比。“叔叔，我饿!”小娃娃告诉大个子叔叔。

前面有几个端坐着的红军，像是一个班的人马，在围着一堆燃成灰烬的炭火休息。

“你们是哪个部队的?”大个子叔叔走上前去打招呼，可是，没有人应声，也没有人站起来。

大伙走上前去细看，都倒抽了一口凉气：原来他们全都牺牲了!

灰烬上是半脸盆的野菜汤，灰黑色的菜汤闪着不详的光，“肯定吃了有毒的野菜!”大个子叔叔告诉侯徳明。

疲惫的队伍肃立着，向牺牲的战友们默哀。

小孩子侯徳明正一正头上的八角帽，帽子是爸爸的，戴上去有点大，让他更像一个有趣的大头娃娃。他想哭，不光是因为饿，反正他觉得委屈。这一路上，他看见了太多的流血，太多的死亡!

队伍继续前行。

傍晚时分，看到一星微弱的灯光在草原上摇曳，大家加快了脚步。当几头凶猛的藏獒吠叫时，大个子叔叔开心地说道：“太好了，不怕狗咬，只怕饿虫!”

黑牦牛毡的帐篷里有人，一对藏族老夫妻。也许是习惯了一队又一队的红军走过，老夫妻淡定甚至有几分漠然地注视着大个子叔叔，可是，小孩子侯徳明的出场让他们的目光亮了起来。男主人递过肉干，女主人端出酥油茶。

侯徳明顾不得推开头顶的大号军帽，大口地吃了起来。然后，然后他在温暖的火堆旁沉沉入睡，好香好甜的睡眠，这是七岁的娃娃侯徳明平生最惬意的一次入睡。

头顶上不再是月光和星星，而是一顶黑牦牛毡帐篷。肚子里也不再是虫咬般的饥饿，不是辘辘的肠鸣，所以小娃娃如死亡一般沉睡着，甚至连梦都不曾有。

好像时间停滞了似的，当侯徳明猛然睁开眼时，身边除了藏族老夫妻，一个人也没有了。

“大个子叔叔!”小娃娃惊恐地跑出帐篷，草地上除了渗水的脚印，只有苍鹰和飒飒的风声应和着他的呼喊。侯徳明一下子明白了：他已经留在这座帐篷里，因为他看到老阿妈正冲他露出母亲般的微笑，手上是牦牛肉干，还有自己从天子山折下的柳棍。

泪水一下子涌出眼眶，侯徳明正一正头上的八角帽，他觉得自己不应该哭，应该干什么?不知道。把眼泪用衣袖擦干，侯徳明小鸟一样扑进阿妈那宽大的藏袍里，他觉得很温暖很安全。

然后小娃娃走出帐篷，把故乡的植物伙伴插入松软的土地，柳树的生命是顽强的，来年春天，这柳棍会生根发芽，而红军的娃娃侯徳明，也会在这片土地上长大成人。

遥远的故乡，漫长的征途，一切的故事都将重新开始。黑牦牛毡帐篷像个故事宝盒，默默收藏起了侯徳明的童年往事，一藏八十年。

在九曲黄河第一湾的旅游胜地，如今有一处最著名的景点：红军柳。

翠绿的柳枝迎风摇曳，甚至有高原罕见的鸣蝉纵情吟唱。每逢一个藏族老人来为柳树浇水时，蝉们争先恐后地发言，它们知道柳树的来历，也知道这个连汉话都不会说的藏族老人却有一个典型的汉名：侯徳明。

1.无名战士在长征路上令人感动的故事

中共党史上颇有争议的人物王明，几乎无人不知，可他的亲妹妹陈映民(王营)——一位坚强的老红军战士的传奇经历，却很少有人知道。由于王明的原因，让陈映民的人生充满了太多的曲折和悲伤。下面就由小编为你们带来老红军战士陈映民的长征故事，欢迎阅读。

老红军战士陈映民的长征故事

女红军陈映民，是金寨籍名人陈绍禹(王明)的胞妹，后在延安改名叫王营。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女红军，当年跟随红四方面军从大别山转战到大巴山，历经了三过草地的艰苦长征，之后又参加了西路军的苦征恶战，被俘后历尽艰辛、死里逃生。可是，由于其兄王明和张国焘问题的双重连累，她被历史的烟云尘封，至今仍然是鲜为人知。

一对同胞兄妹，人生历程却大不相同

陈绍禹和陈映民兄妹二人，出生于安徽省金寨县一户贫民家庭。父亲陈聘之幼时读过私塾，成年后当过学徒、店员，做过小本生意，还当过乡塾教师，没个固定职业，家境贫寒、生计艰难。但他望子成龙心切，数年间节衣缩食，东挪西凑，不惜一切地供养子女上学读书，尤其是供养陈绍禹上学读书。陈聘之夫妇都十分喜爱这个聪明机灵、勤奋上进、品学出众的好儿子，亲昵地呼唤他“禹子”，弟妹们也都叫他“禹子哥”。

然而，妹妹陈映民，却没有“禹子哥”这般幸运。陈映民生于1913年，与其兄年龄相差近10岁。这个小女孩出生时，她的大哥陈绍禹、大姐陈觉民、二哥陈绍伟，都一个接一个地成长起来，尽管家境很穷，但都同样受到爹妈的抚养和疼爱，并指望他们长大后改换门庭、光宗耀祖。而这降生恨晚的幺妹子，似乎成了个多余的，出生的第七天，爹妈就将她许给当地一户姓吕的农桑人家，做了这家长子吕绍文的童养媳。陈氏家境之贫苦，居然穷到把一个嗷嗷待哺的女婴给人家做了童养媳。

作为一个童养媳，陈映民后来参加红军干革命，并非是在“禹子哥”的影响和引导之下萌发、起步的，他们兄妹虽然同是共产党人，所走的道路却各自不同。陈映民所走的革命道路，是其兄陈绍禹从来就不曾经历和品味过的一条血染的道路……

陈映民在吕家做童养媳的时候，陈绍禹就已熟读儒学经典，15岁即离开家门，先后就读于河南省固始县志诚小学，六安县省立第三甲种农校，20岁考入国立武昌商科大学。1925年，陈绍禹加入共产党，同年10月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从此开始了崭露头角的革命生涯……而陈映民所许给的吕姓人家，公婆勤劳、朴实、厚道，吕绍文兄弟三人也都本分，全家人对她很好，老两口将她当作亲闺女一般看待。但因为家道贫寒，总是少吃没穿的，日子很不好过。

1926年，地处豫皖边界的金家寨，以及周边的乡镇村落，都热火朝天地闹起革命来，农民协会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不少地方还成立了农民自卫军，矛头直指土豪劣绅。陈映民和她的未婚夫吕绍文一起参加了农民协会，投入到农民革命运动的斗争行列。中共党员桂伯炎、袁继安等人，见她性情活泼，口才也好，就指定她担任妇女代表。从此，她就在党的领导下，到各地宣传革命道理。在党的领导下，她把妇女们组织起来，成立了妇女协作委员会，积极协同农民协会打土豪、捉劣绅。同时还把少年儿童组成童子团，配合农民自卫军站岗放哨查路条，防止坏人破坏。陈映民，当时只有十、三四岁，妇女们称呼她“小代表”，儿童团员都喊她“大团长”。陈映民的革命道路，就这样从她的故乡故土上起步，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奔走……

夫妻双双参加红军，危急关头抱着孩子征战

1928年，15岁的陈映民跟吕绍文结了婚。婚后，她照样从事妇女会和儿童团的工作。1929年立夏，豫皖边商(城)南举行革命暴动，她因身怀有孕以待分娩而没能参加。当时，她的大姐陈觉民参加了这次暴动，名声亦在豫皖边乡村传播开来……暴动成功后，陈觉民就被派到商城县斑竹园(今属金寨县)，在朱氏祠堂举办妇女运动讲习班，并由她担任领导和教学工作。

在立夏暴动胜利的日子里，陈映民生下一个男孩，取名叫吕美成。1929年5月26日，红军第三十二师首次攻占金家寨，守敌汪东阁民团溃逃而去。在婆婆的关照下，陈映民一边哺乳孩子，一边参加革命活动，发动和组织妇女为红军做军鞋，带头拥护红军队伍。同时，她还配合红军和游击队到各个民团据点了解情况。她在担任少先队指导员时，有一次和少先队队长皮定均(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外出，侦察到从金家寨逃跑的六安六区民团头子汪东阁的行踪，及时报告给红军和游击队，终于将这个反动分子以解决。

1930年，陈映民由皮定均介绍加入共青团，并担任六安六区五乡共青团支部书记。1931年春，她的孩子断奶后，交由婆婆照看抚养，她和丈夫吕绍文一起参加了红军，就近编入红四军第十二师，丈夫为战斗员，她当宣传员。同年，她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共党员。1932年10月，第四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四方面军主力部队由皖西经鄂东转向外线作战……

多事之秋，红军主力部队、地方游击部队，以及随军跑反逃难的苏区群众，如同潮水般由皖西涌向鄂东。当时，吕绍文和他的二弟吕绍武、三弟吕绍全，都离开了老家，随同红军队伍转移而去。陈映民二话没说，急忙抱上她三岁的儿子吕美成，跟在第十二师的队列里，随军征战……

最初在皖西境内。乘坐担架随军行动的第十二师师长陈赓，看见陈映民带着孩子行军，一路上比较辛苦，就让她跟随在师医院的队伍里，沿途也好帮助照应。沿途负责护理陈赓的医务人员，有医务主任陈保青，女护士何福祥、张茶清等人。陈映民带着孩子就跟这几位姐妹一起坚持行走。情况紧急时，陈赓就将孩子扶上他的担架，急奔猛走一阵子，以减轻陈映民的体力负担。晚上到了宿营地，大家在一起安营扎寨，吃饭休息，医护人员也帮忙照顾母子二人。

可是好景不长，红军一进入鄂东北根据地，敌情更加严重，部队也在加紧行动。由于孩子的严重拖累，红军在越过平汉铁路的月黑之夜，陈映民母子掉队了。她就尾随在后卫部队的后面，继续追赶队伍。渐渐地，又跟后卫部队拉开了距离，最后不得不跟着一群随军跑反的妇女们，不分昼夜地追赶部队。

随同“跑反队”追赶红军，途中却丢了孩子

这支最初由数百名老百姓自发形成的随军“跑反队”，由皖西北跑到鄂东北时，就剩下数十人了，沿途因饥渴和疾病掉队的不少。跨越平汉铁路时，仅剩下十七、八个人，大部分是没有什么拖累的青少年女性。名为“跑反队”，这时已完全改变了随军跑反逃难的性质，成为一支自觉地追赶红军、争当红军，一路上劝阻不住、驱赶不散，也拖不垮、累不死，并且誓与红军同生死、共存亡的女中豪杰--响当当的一群红色娘子军!

陈映民母子二人，当时就在这一群没有被编入红军序列的青年妇女中，和她们一起，一步不停地向前追赶……

路上，林月琴、刘伯兴两人，成为大家公认的义务领导者。刘伯兴身体很棒，胆子也壮，腰里别着一支驳壳枪，虽然没有子弹，却能给大伙壮胆。这个童养媳出身的女游击队员，自告奋勇充当警卫，宿营时招呼大伙睡在一起，轮流进行放哨。行军中，她叫大伙跟着她走，如果发现敌人，就叫大伙不要惊慌，看她的手势动作行动。林月琴因为有点文化，能说会道，就主动承担沿途的联络交涉工作。

林月琴、陈映民两人刚开始并不认识。林月琴曾在陈映民大姐陈觉民主持的妇女讲习班里学习过，所以她们在一起交谈时，林月琴讲到斑竹园妇女讲习班陈觉民的名字时，她们就认识了，相互间也感到特别亲热。对陈映民来说，这也是求之不得的好事，沿途不仅有林月琴作伴，还能够帮助照看她的孩子。

1986年，林月琴撰文回忆说：“在我们这支跑反队伍中，还有一位抱着孩子的女同志，她就是陈觉民的妹妹陈映民。我同她过去并不相识，但由于陈觉民这个关系，就感到亲热多了。当时，因为没有编入红军单位，我们还没有依靠，没有粮食供应，但大家对这个孩子都给予母亲般的关怀。行军中，我们轮流背着、抱着他。到了宿营地，便七手八脚地为他张罗奔忙，有的拾柴烧火做饭，有的帮忙照看孩子，有的去老乡家先给孩子要点吃的东西。尽管我们自己也饥肠辘辘，又渴又饿，十分疲劳，但大家首先想到的是孩子。沿途的老乡们，看到我们这支妇女队伍还带着一个孩子，都表示惊奇和同情，有的说我们怪可怜的、挺辛苦的，有的还要我们把孩子留下。但是，孩子妈和我们都不同意。行军路上，的确十分艰苦、劳累，但我们决心依靠大家的力量，带好抚养好这个孩子。”

林月琴等人都很尽心尽力。尽管如此，最后还是没有看管好，孩子从众姐妹的眼皮底下丢失了。孩子是怎么丢失的，陈映民的回忆只是三言两语，说是在一次激烈战斗中，她“三岁的孩子吕美成丢失了”。而林月琴的回忆却截然不同，完全是另外一种情景。林月琴回忆说：

“那是在湖北境内，一天下午，大家都疲惫不堪。把孩子背在身上，或抱在怀里，就像铁块似的沉重，大家你传我，我传她，不断倒手替换。就在这时，有个农民打扮的老汉，当着我们说：你们都走累了，我来帮你们抱抱孩子吧!说着，便从一位姐妹手里接过孩子。一路上，他走得越来越快，我们紧撵慢撵，还是没有撵上。到了宿营地，我们分头到处寻找，都没有找着，孩子还是丢失了。陈映民伤心得很，痛哭不已，我们也都难过得直抹眼泪，并劝她不要过分伤心，要保重身体，坚持到底。……”

征途上丢失了亲生骨肉，陈映民内心十分痛苦，因战事紧张，她不能留下寻找孩子，在林月琴等人的劝说下，便又打起精神追赶队伍。红军在由枣阳向豫陕边转战途中，陈映民才赶上第十二师，与其丈夫吕绍文一起并肩行进。而林月琴、刘伯兴两人，当时也被收留在第七十三师政治部宣传队，正式回归到红军队伍之中。

就任省委妇女部副部长，又不幸地失去丈夫

随军入川后，陈映民调到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妇女宣传队，与陶万荣、廖赤见等人一起工作，当时驻扎在通江县毛浴镇。不久，她又被调到中共川陕省委从事地方工作。1933年6月，陈映民当选为中共川陕省委常委，并担任省委妇女部副部长，部长是姚明善。

陈映民回忆说：“在川北，男人大都吸毒成癖，丧失了劳动能力，只有做家务;妇女是主要劳动力，而且从小就做童养媳，受尽痛苦折磨，所以她们灾难深重，强烈渴望自身的解放。因此，妇女部的任务是很重的，既要宣传教育妇女，把她们组织起来，还要带领她们参加革命。后来在工、农、妇各协会中，妇女会员达30万人;在各级工农民主政府成员中，妇女占四分之一。

“妇女部的干部由我带领，经常深入农村了解情况，帮助群众搞生产，并和群众一起劳动。还组织妇女做军鞋、送军粮，支援前线，慰问部队。省委为了加强妇女工作，培养妇女干部，于1934年成立了妇女学校，由我兼任校长。当时共有900多名学员。训练毕业后，就分配到各个工作岗位上去，大都从事妇女工作。

“1933年3月，为了配合红军粉碎敌人的三路围攻，在通江县，红四方面军组了妇女独立营。同年12月，中共川陕省委召开了第三次党代会，大会号召全力以赴，动员群众参军参战，扩大红军队伍。为了贯彻党代会精神，我们妇女部于1934年3月8日，由我和姚明善在巴中主持召开了第二次妇代会。会后，即根据省委第三次党代会决议，以原妇女独立营为基础，在旺苍坝成立了妇女独立团，至1935年2月，扩充为红四方面军独立师。这支英雄的女红军队伍，在以后的革命斗争中作出了重大贡献。”

1935年3月底、4月初，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从此开始了艰苦曲折的长征。当时，随军渡江的女红军约在3000名以上。

长征中，陈映民随同省委领导机关行动，仍担任妇女部副部长。1935年5月，曾任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的红军女将张琴秋，因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师的整编方案未能实现，遂调任中共川陕省委妇女部部长。在张琴秋的领导下，陈映民的思想更加活跃，竭尽全力地从事本职工作。西渡嘉陵江后，红军每攻占一座县城，或驻扎一处乡镇，她就带领妇女部同志开展妇女工作，在当地组织妇女协会，建立县一级妇女部。四方面军到达雅安、天全、宝兴、芦山等县，她在组建各县妇女部的同时，先后还兼任过天全、芦山两县妇女部部长。1936年春，她从基层调回省委组织部，从事党的组织工作。

长征中，陈映民和她的丈夫吕绍文，虽说同在一个方面军，但却难得见上一面。据陈映民回忆，长征到达甘肃境内时，她的丈夫吕绍文英勇牺牲了。而那两个小叔子，二弟吕绍武(时任三十一师司号连连长)、三弟吕绍全(时任特务连排长)，先后都在战斗中牺牲，为革命献身。

参加西路军艰苦征战，被俘后做苦工死里逃生

1936年10月，红四方面军第五、九、三十军及总部机关和直属团队共2.18万人，奉中革军委命令渡过黄河，组成西路军，执行打通国际路线和在河西创建根据地的战略任务。当时，随军过河的女红军，约为一千七八百名。其中，来自大别山的女同志有张琴秋、陈映民、张茶清、陈保青、何福祥、陶万荣、廖赤见、曾广澜及其女儿蔡萍迹等10多人;还有来自井冈山的女红军王泉媛、吴仲廉、吴富莲等3人。除此之外，都是来自川陕苏区的女红军。

陈映民参加了西路军的艰苦征战。长征到达会宁时，部队进行整编，有不少女同志被集中编入妇女抗日先锋团(又称妇女团)，全团3个营、9个连约1300人，团长王泉媛、政委吴富莲。陈映民当时在妇女团二营五连担任党支部书记，后兼任五连政治指导员。过河后，从一条山激战开始，经古浪、武威、永昌、山丹等地数十次大小战斗，直入河西走廊腹地。1936年12月底，董振堂率红五军先头部队占领临泽、高台，妇女团紧随其后进驻临泽县城(今蓼泉镇)。此时，马家军即以两万步骑兵围攻高台，红军与敌浴血苦战九昼夜，军长董振堂以下官兵3000人，大都壮烈牺牲、失散或被敌俘虏。接着，敌人又集中兵力围攻临泽，激战三昼夜，红军被迫实行突围。妇女团第一营在团长王泉媛带领下掩护总供给部、医院先行突围、撤退;第二营在团政治处主任华全双和营长何福祥带领下，随后向倪家营子进行转移。途中，沿着一条封冻的冰河行走，人和牲口接连不断在冰面上摔倒，在雪地里打滚，跌倒了又很难爬起，一步一滑十分艰难。陈映民回忆说，她们在冰河上走了一天一夜，饿了吃一把雪，渴了也吃一把雪。饥渴交迫之时，大家都顾不得什么了，只要能够往肚子里填的，都一概吞而食之。加之天寒地冻、漠风呼啸，一路上与敌恶战，更是苦不堪言。

继而经过倪家营子、三道流沟、梨园口等几番更加惨烈的苦战恶战，西路军损失惨重，仅剩下两三千人。妇女团也是死的死、伤的伤、失散的失散、被俘的被俘……建制已完全溃散。战至最后，团长王泉媛、政委吴富莲、参谋长彭玉茹、政治处主任华全双、团特派员曾广澜及其女儿蔡萍迹、团部秘书李开芬，以及营连干部何福祥、张茶清、陈映民、陶万荣等数十名女红军，全都被敌人俘虏。

陈映民被俘后，先在张掖关押了一些日子，后来，她跟张茶清、陶万荣等人，被押解到了青海省城西宁。陶万荣被分到马家军剧团当演员。陈映民和张茶清被分配到义源被服工厂，日夜不停做苦工。这个由马步芳开办的被服工厂，当时有四、五十名红军女战俘，她们吃住都在厂内，没有行动自由，如同囚徒一般。

张茶清是在血战高台战斗中头部负伤被敌俘虏的，当时伤口还没有完全愈合。她曾这样回忆说：“在马匪军的监督下，我们没黑没白地给他们缝军衣、做子弹袋。夜里做活看不见，我去找厂长要灯，被厂长打了两个耳光。马匪军把我们当作战利品，动不动就到被服厂来拉人，去给他们当妻小、丫环。一天，来了一队伤兵，有缺胳膊断腿的，马匪军让伤兵排成一队，我们姐妹们排成一队，谁对着谁就跟谁走。有不愿意的就往死里打……”

灵活机动而又坚决果断的陈映民，在马步芳身边的一名汽车司机的帮助下，乘军车从马家军的魔窟里奔逃出来。逃离西宁后，几经颠沛流离，历尽艰辛，最后返回到离别五年之久的故乡。据史料记载：西路军失败后，约有3000名被俘、失散、流落的红军官兵，辗转千里返回到了原籍。

抗日爆发后，陈映民由武汉到延安，改名王营

1937年末或1938年初，陈映民和她的父亲陈聘之一起，由皖西老家来到武汉，直奔她的“禹子哥”而来。

陈映民见到她的“禹子哥”时，一种幸运、高兴、振奋、激动的心情，的确难以用语言形容。哥哥早已改名叫王明。

对于陈映民的工作安排，鉴于她担任过川陕省委妇女部副部长，董必武让她留在武汉，协同孟庆树(王时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妇女委员会委员兼长江局民运部妇委会主任)从事发动和组织妇女界的抗日救亡运动。可陈映民以自己“文化程度不高”为由，认为自己不适合在大城市工作，因而向董必武提出让她到延安去。

1938年4月间，陈映民来到延安之日，恰是张国焘祭黄陵之后经由西安逃至武汉并发表声明脱离中共之时，革命圣地再一次掀起揭批和声讨张国焘的运动高潮。因为西路军的失败与张国焘路线紧紧捆绑在一起，原西路军回来的人，都得经过一番或几番政治审查。陈映民一进入中央党校，就在众目睽睽之下，参加声讨叛徒张国焘。当时，心惊胆战的陈映民，也许是急于想跟张国焘划清界限，以免遭到不必要的牵连，于是就改名换姓叫王营。

在延安，陈映民最初被分配在留守兵团经建处担任党总支组织委员，后在西北局西北总公司的一个分公司担任过保管员、出纳员、营业员。延安整风运动中，王明成了“左”、右倾错误路线的头号代表人物，追随其兄改名的陈映民，自然也受到连累。

解放战争时期，陈映民一直在后方负责保管财产，后在西北总公司担任出纳股长。1949年秋冬，随军南下到重庆，历任西南局土产公司人事科副科长，中草药材站人事科科长，重庆市江北区文化馆、剧团和剧场等三个单位的党支部书记。1983年离休时，她是重庆市水产公司人事科科长及公司党委组织委员。她的最高职务，再也没有超过中共川陕省委常委、妇女部副部长之职。

1939年，陈映民在延安与留守兵团经建处政委谢扶今结婚。“文革”期间，陈映民改名叫王营，被说成是追随王明路线的“铁证”。她一家都因王明问题受到连累，挨过批判斗争，家也被抄了。时任中国人民银行重庆市分行副行长的谢扶今，1971年被整死。不仅如此，张国焘路线与西路军的失败，也没有放过早已划清界限并改了名字的王营。

“文革”中清理阶级队伍，陈映民因曾经被俘而成为“叛徒”、“逃兵”、“张国焘的走狗”。

“文革”结束后，她一家得以平反昭雪，儿女们都在重庆工作。更值得庆幸的是，1932年随军征战中丢失的孩子吕美成，45年后在河南被寻找到了。母子团圆，骨肉相亲，皆大欢喜。

被历史遗忘的女红军陈映民，从血与火的死尸堆里爬了出来，从数次失去亲人和改名换姓的痛苦折磨中挺了过来。回首往昔往事，她更觉今天的一切都来之不易，总以为她“这个昔日的童养媳”，晚年也很安乐幸福。

爱，无所不在，爱的力量是伟大的。

有的人为了救一个小女孩，自己却不幸被汽车撞倒住院;有的人捐助给别人救命的器官，自己却不留名离去;还有的人拾到几十万人民币，苦苦等待失主，自己却一分钱都不贪……我们活在这个充满爱的世界，人人都应该有一份积极的精神!

他，每天早早地到校，默默无闻地劳动。当你看到这一尘不染的教室：雪白的墙壁，干净的地板，还有整齐的桌椅……这都要归功于一个人，就是我们班的殷晨豪同学

他和普通人不太一样，也许是智力落后于常人吧，经常被同学“傻子、傻子”地叫，但他却毫不介意。每当我们在朗朗书声中度过一天又一天时，他却在一旁默默地打扫。虽然他的父母已经对他的学习毫无期望，但他却把全部精力都用在劳动上。每天的表扬栏上，准会有他的名字。如果说有“劳动之星”奖章的话，肯定会给他颁一个大大的奖状，而是当之无愧的!

我曾经问过他，干嘛要把全部的时间都用来打扫呢?他放下手中的拖把，笑眯眯地对我说，我知道自己的学习成绩不好，总是拖班级后腿，所以我想把教室打扫干净，尽量不让班级扣分!听了这话，我被深深震撼了!一个别人眼里所谓的“白痴”，竟能说出这样的话来，简直不可思议啊!那个下午，他真挚的话语一直都在我脑海里回荡……

其实，感动他人看似困难做起来却很简单，并不是要刻意的去做某件事。在别人炎热之际，端来一杯清凉的绿茶;在别人伤心之际，送来一丝安慰的话语;在别人困难之际，伸出一只援助的手……这不都是感动他人的小事么?最真的情来自内心最深的那颗炽热的心!

看着书架上的小兔爷，我的脑海中又浮现出那位朴实而又令人尊敬的姐姐，她那颗执着坚守的心，一直深深地感动着我。

那天，我和妈妈去逛老北京庙会。透过熙熙攘攘的人群，依稀可见许多平日里难得一见的绝活。忽然，我在许多摆摊的老人中竟发现了一个二十几岁的姐姐，我拉起妈妈向她的摊位挤去，可是身后人一拥，我一下子摔在她的摊位上，那一个个生动可爱的小泥人全被我压扁了。

这下我慌了，看着这一堆扁了的泥人，我的心头蒙上了一片阴云——她一定会漫天要价的!不想，姐姐只是关切地问：“没受伤吧?”我边摇头边不知所措地看着妈妈。妈妈赶忙不好意思地掏出钱包，紧张地说：“给您添麻烦了!”可她却嫣然一笑：“小妹妹又不是故意的，我重做就好了!”

我决计要买一个小泥人。我挑了一种最贵、最复杂的，她二话不说做起来。只见她专注地盯着手中的活，那粗糙的手，竟如此灵巧。她可以一手捏兔子的身体、一手捏兔子的耳朵。然后她从袋里揪出一小点黑泥用指甲划两下，粘在小白球上，一对可爱的小眼睛就生动的出现在小兔子的脸上。我目不转睛的盯着她的手，可总是跟不上她手的速度。妈妈好奇地问：“你这手艺是从哪儿学的?”“我爷爷，我们家世代都是干这行的。”“可这也赚不了多少钱啊!”“不是为了赚钱，一个最多20元，我只想留住咱老北京的手艺，这可不能失传呐!”她笑着说。普普通通的一句话，却令我肃然起敬。是呀，正是她以及更多的“她”，才使得这些绝技保留至今，展现在我们面前……

放眼望去，繁华的京城高楼林立，现代的高科技层出不穷，人们的生活丰富多彩，但与此同时，许多精彩绝伦的老北京绝活儿，却似乎与人们渐行渐远。但今天我看到了这个做泥人儿的姐姐的不离不弃的坚守，是他们让我们的生活无限精彩。

“刷刷刷，哗啦啦！”咦，王奶奶不在家，怎么家里会有洗衣服的声音传出来呢？

又是小红在帮王奶奶洗衣服，那些衣服被小红洗地干干净净，小红准备出去晒衣服。这时，王奶奶回来了，看见小红所做的一切，王奶奶流下了感激的泪水，一把抱住小红激动不已：“真的太谢谢你了，孩子，你的帮助让我很幸福！”王奶奶说。小红轻轻拍着奶奶的后背安慰地说：“王奶奶，这是我应该做的。您一个人生活，什么都不方便，以后我会经常来看您的。”小红说完就走了。

有一次，小红考试考砸了，不敢去王奶奶家，这回王奶奶急地直跺脚，就赶忙去小红家里，王奶奶知道了小红考试考砸了，她的妈妈一定会打她，王奶奶想到了一个好办法：今天我去你家里说一下，就说小红很乖啊，每次都过来看我，还帮我洗衣服……

小红的妈妈回来了，听到了王奶奶的一番话，就夸起了小红，小红心里美滋滋的，明天小红来到王奶奶家里，帮她洗完衣服晒完后给了王奶奶一个大大的、温暖的拥抱。

这时，几只小鸟叽叽喳喳地落在屋外的大树上。它们看到屋里的情景，也唱起了欢快的歌。

贺捷生：大家一想到贺龙这个名字，就和菜刀联系起来了，觉得他一定是很凶猛，很不讲道理，拿着菜刀就把人杀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我的家乡湖南省桑植县白族自治乡是少数民族地区，大家一听这个名字就知道了，那时非常贫困。我的爷爷他生下来就是小儿麻痹，他种地有困难，靠编织、修理农具，给有钱人家做衣服生活，很穷困。我的家乡有一些风俗大家可能也不是太了解,那个地方男孩子要早成家立业，所以我父亲13岁就结婚了，结婚了不管你是大人孩子，只要你有老婆了，那你就必须是这个家的家长，要负起养活家人的重任。这样我父亲13岁就离开了他的亲娘，出外帮助亲戚运盐。当时我们家乡是没有盐的，都要到四川去运，那个时候也不像现在有高速公路，都是很小的山路，为了防身，父亲和运盐的乡亲们身上都要带着一把刀。

那一年因为气侯的原因，盐化得很厉害，损失很大。那个时候，盐税又很重。父亲他们运盐走到一个叫芭茅溪的地方，这个地方从军事角度来说，是一夫把关，万夫莫过，很险要的一个地方。这个地方设立了一个盐卡，叫他们交税。父亲他们把所有的东西都交了，也凑不起这个盐税。官兵让他们把衣服脱了，用皮鞭狠抽他们一顿，还威胁说过三天要到家里收税。几个青年回家后，组织起来去反对盐税，这有了两把菜刀闹革命的传说。

1935年11月1日，贺捷生来到这个世界上，然而因为战乱出生不足20天的贺捷生便要岁部队进行长征。因此她也成为了出征大军中最小的成员。当到陕北时，1岁的小捷生又黄又瘦严重营养不良，后来林伯渠，花钱买了一只奶羊送给蹇先任，才让贺捷生的营养稍微有点跟上。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当时因为父母都有国家大事要做，于是将贺捷生送回老家。在湘西的山区，贫穷而潮湿，再加上逃荒避难，让贺捷生童年渗透了苦寒。再加上贺捷生先天就不足，后天又得不到良好的调养，她小小的身体，一直都没能好好的发育。

一直到1950年，贺龙和蹇先任才把贺捷生从湘西找回来，当时贺捷生已是一个患有严重关节炎、瘸着双腿的15岁少女了。

经过贺龙的栽培，贺捷生在1955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分配到青海民族学院教书，在那里工作了5年。

贺捷生文革经历

而在文革时期，因为贺龙被迫害，致使贺捷生也难逃厄运，被关押在一个不知名的地方罚苦役劳改。原本就柔弱的贺捷生，在这里受尽了磨难，身体也慢慢跨了。不仅如此，贺捷生因白细胞锐减，全身长了大大小小的瘤子。

在贺龙死后，贺捷生的丈夫也因为受其牵连而被破坏致死，然而即便如此，她始终坚信自己的父亲是忠于党的。

贺捷生早年艰难的经历并没有让其失去活下去的欲望，文革结束后，她再次凭借自己的努力重头开始，如今已是我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同时也是军事科学院军事百科研究部部长，军旅作家。

这是一件真实的事情。我所居住的小区面积不算大，有八栋楼，去年进行旧楼区改造之后，我们小区的环境也越来越好了。

可是最近，小区里总会出现一位六十多岁的老人的身影。他左手肩背着尼龙袋，右手拿着一个自制的钩子，貌似对小区垃圾箱很感兴趣似的。他对每个垃圾箱都进行翻找，我想这次小区该脏乱了。那一天，我看见他背着一大袋子东西，从我身边经过。我赶紧捂着鼻子跑开了。然而，有一天，我通过两个邻居的对话，才得知这个老头儿的一些情况，他姓王，来自农村，有一个患了重病的女儿。老头儿就是这样一边捡破烂卖钱，一边照顾女儿。真是一位好父亲!

这老头儿脾气很倔，别人给的钱从来不要，说要靠自己的力气赚钱。有一次，一位邻居的钥匙不小心掉进垃圾箱里，老头儿知道后，二话没说，就在垃圾箱里不停地翻找，最后才给找出来。邻居十分感激，要塞给他五十块钱。他死活不收，还把垃圾整理好。真是一位热心肠的老头儿!

我听着听着，觉得老爷爷的形象突然高大起来。多么好的一位老人啊!对女儿不舍不弃，好父亲!对别人热心帮助，好心肠!我想，我们的中国梦就是需要像老爷爷这样的好人。我也要做一个助人为乐的好人!中国梦，你的梦，我的梦，大家的梦!

曾经身经百战、九死一生的传奇将军,88岁的王定烈老人至今仍喜欢在家里穿草鞋。他难以忘怀六七十年前的那些往事。1936年7月,王定烈所在的红四方面军第5军第二次穿越草地。这一次,18岁的他准备了一条拐棍。

“在草地上行走,随时都可能陷入泥潭。”王定烈回忆说,“每走一步,都先用拐棍这儿戳一下,那儿捅一棍,找到一块能够落脚的地方后再迈出下一步。”进入草地后,王定烈患上了重感冒。两天后,师长兼团长郭锡山见他的病情没有好转,借故把他丢弃在荒野之上。

“幸好政委万汉江赶来,与郭大吵一架,几乎动了枪,才又把我找了回来。”王定烈回忆说,郭锡山在后来西路红军血战河西走廊的战斗中当了叛徒。1936年10月,王定烈随部队开始西征。这支由2万余名红军将士组成的西路军,经过几个月的浴血奋战,最终兵败在一个名叫石窝山的地方。

1937年3月,敌人包围了石窝山的西路军余部。王定烈和战友们凭借有利地形进行阻击。上午10时,敌人突然占领王定烈所在团的右翼前沿阵地,七八个敌骑兵挥着马刀冲了上来。“一个敌人拨马冲过来,举起马刀朝着我的头顶斜劈下来。好在一个战友调转枪口,将敌人击落马下。”王定烈回忆说。但,王定烈还是被子弹击中。一颗7.9毫米的步枪子弹从他的左后腰穿进去,打穿左肾,之后向上,卡在脊骨间。他当场晕了过去。

苏醒时,已是下半夜了。王定烈在尸体堆里,又找到两名负伤的战友。第二天,他们找到一个独屋,里面有二三十名红军伤员挤躺在一起。于是,他们走进去,也挤在一起,晕晕乎乎地睡着了。“突然,一挺机枪从窗户里伸进来嘎嘎怪叫,满屋的人立即被扫倒一片。紧接着闯进来的马家军手举马刀一阵疯狂乱砍。”王定烈比划着手势,“我的头被猛击一下,一下子又昏过去了。”

记者注意到了老人的伤疤:耳根上部的一条刀痕深及半个脑门,左右手各有一道伤深及骨的刀疤。当时,王定烈戴的棉帽上,有一个铁片做的“耳朵眼”,恰好挡了一下马刀,才使他的半个脑袋没有被削去。他手上的刀疤,则是在遭到刀击的一瞬间,本能地护住头部而被砍伤的。

等到王定烈再次苏醒时,天色已近黄昏,屋子里的其他人都牺牲了。他挣扎着站起来,摇摇晃晃沿着小路走了。两天后,他还是被马家军俘虏了。王定烈和被抓来的其他西路红军,被关押在甘肃省甘州(今张掖市)。天气渐渐变暖,几乎每天都有死亡的战友被抬出去埋掉。他身上的刀枪伤口,四处化脓,腐烂发臭,生了许多白花花的蛆虫。

“一天,来了一位身材修长的女护士,她仔细地为我擦洗伤口。当擦到腰上时,她‘啊呀’尖叫一声,捂着嘴转身跑了。原来,伤口处生的蛆已经结成了团,扑拉拉地直往下掉。过了一会儿,女护士又转回来,流着泪用纱布将一团团的白蛆从伤口处拨下来,把腐臭的烂脓一点一点地用盐水洗干净,整整用去了一大堆纱布。”王定烈回忆说。

后来才知道,这个女护士是地下党派来专门照顾重伤病员的。在她的照料下,王定烈的伤也渐渐好转。这时,叛徒郭锡山企图劝降他。

“我在团部当书记的时候,和郭锡山打过几个月的交道,知道他的德行。这个家伙打仗不行,平时讲吃讲喝,干部战士对他都很反感。”王定烈回忆说。然而,横在腰脊上的那颗子弹,卡得他始终直不起腰,在叛徒面前只能弓着背。这让王定烈十分恼火。“在叛徒面前挺不直腰杆子算啥玩意儿!”王定烈回忆说,他牙一咬,心一横,硬是一挺,那颗横着的步枪弹头顺了过来,和脊骨平行,如同动了一次手术。

王定烈的腰直起来了!后来,在党中央的交涉下,王定烈被释放了。在之后的革命生涯中,他又参加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最高职务曾任空军副司令员,1961年晋升为少将军衔。而那颗子弹却一直在王定烈的腰里停留了16年,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得以取出来。至今,这颗子弹,仍被他保存着。

今天学校组织我们观看了20xx《最美孝心少年颁奖典礼》，十位最美孝心少年，每一个的故事都感人肺腑、激励人心。我们全班同学都看得非常认真。他们每个人的家庭条件都非常贫苦，父母都患重病，而他们都能够担当起家庭的重担，不但战胜了一切艰难困苦，而且没有放弃学习，最终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我们要在以后的生活中，孝敬父母，尊敬长辈，帮父母多做事。更要加倍珍惜现在所拥有的良好的生活和学习条件，不辜负老师和家长对我们的关爱和期待。同时也希望国家和社会对像他们那样的家庭和孩子多一些关注、多一些扶助，好让这样的事情更少一些发生。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每次听到这首豪迈激昂的《七律·长征》时，我的心就被一种强烈的自豪感占据。

二万五千里长征，红军战士四渡赤水，飞跃大渡河，过湘江，金沙江；翻雪山，过草地，突破敌人的重重封锁线。无数战士倒了下去，但无数战士凭借着不怕牺牲、前仆后继、勇往直前、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最终完成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壮举。长征是一曲悲壮的歌，也是一首催人奋进的诗。

红军战士历经重重磨难，风欺雪压不低头，就是为了能达到革命胜利的目的。这不禁让我想起了自己：生活中，我只要遇到一点儿挫折，就退缩了，再也不敢迎难而上；学习上，遇到难题，就等着父母或老师讲，从不动脑筋思考。生活给我的机会，我就这样轻易地丢掉了！记得还有一次，我和爸爸妈妈去爬惠山，爬到半山腰上，我累得气喘吁吁，便一噘嘴，说什么也不爬了。现在想想，真惭愧呀！

虽然长征胜利已经八十周年了，战争的硝烟早已远离我们，但我们每个人都有一条自己的长征路，长征精神a还要时刻牢记在心间。

导语：22日，江苏南通通吕运河一码头上，一小男孩为追气球，一脚踏空跌进河里，大人浑然不知。系在门上的黑狗硬是挣脱绳索，跳河追到被水卷走的男童，叼住衣服往回游了十几米，直到有人救援。孩子安然无恙，而黑狗脖子勒出淤痕，身上伤痕累累。下面是语文迷小编为整理的相关素材，欢迎查阅，谢谢!

3 月 22 日中午时分，南通市通吕运河海门市刘浩段的一个码头上，上演了惊险万分的场面。一艘货船刚刚驶离岸边，大人正在船头忙着解缆绳。位于尾部船仓里跌跌撞撞走出一个四五岁左右的男孩，他为了追一只飘走的气球，一脚踏空跌进了河水里。几乎就在这时，原本系在门上的大黑狗猛地冲上前，硬是挣脱了脖子上的绳索，跟着孩子跳了下去。在水里叼住小主人的衣服后，它拼尽全力往回游了十几米远，直到有人来救援。现代快报记者了解到，孩子安然无恙，而黑狗除了脖子上有瘀伤外，身上也是伤痕累累。

事发当天中午 12 点左右，南通市海门当地阴雨绵绵，目击者徐大爷打着雨伞沿河步行，突然看到河面上出现了惊人的一幕。一艘大货船刚刚离开码头，往西驶出，船上的两个大人正在前头忙着解锚，压根没有注意到船尾部的船仓内飘出了一个气球，而四五岁的男孩追着气球，摇摇晃晃地跑了出来。孩子已经脚下一滑，头朝下栽进了河里，孩子掉下去之后就被水流卷着往东流去。幸好他身上穿着羽绒服，一时没有沉下去。孩子的小手在空中挥舞着，情况已经十分危急。

而这时，船头的大人们还在忙活着，对险情浑然不知。徐大爷大声呼喊大人注意的同时，一个黑色的身影已经从船上直冲而下，紧追着孩子的身影跳进了河里。大黑游到孩子身边，叼住了他的衣服，拼命让孩子不沉下去。直到此时船上的大人才发现情况不妙，一男子快步跑到船尾纵身跳河，往落水方向游去，一女子则赶紧放下救生船。而此时，大黑狗已经将孩子拉回了 10 多米。

男子游赶到孩子身边后，将孩子托出水面，女子划着救生船赶到，将他们一个个拉上了小船。事后，据目击者们讲述，出事的小孩子一家来自兴化，行经海门，大黑狗是从小养在船上的，已经有三年多了，和小主人感情深厚，平时经常一起玩耍。

令人感动的是，事发时大黑狗是被拴在船仓的木门上的。险情发生后，它硬生生挣脱了绳索，脖子也因此勒出了淤痕。事发后，孩子除了呛到几口水外，身上安然无恙。

中秋节是个家人团聚的日子。

这一天，全家都从远近不同的地方聚到了外婆家。我们一边品尝着香甜美味的月饼和水果，一边欣赏着那镶嵌在黑漆盘里的月亮和星星。

总是这样平静柔和也让人受不了。于是，外婆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一个感人的故事。故事发生在中秋节前后，不过是发生在战场上，已是几十年前的事了。

在战场上拼搏的儿子总是让家中的老母亲放心不下，这不快到中秋节了，儿子也不知能否回家探望。

正巧，儿子的一封家书给母亲带来了多少关怀和温暖。母亲坐在炕头，脸上洋溢着满足而又安详的笑容。信中除了对母亲的问候外还向母亲叙说了一件事：在一次战斗中，儿子的一位战友被炸断了一只手和一条腿，他恳求母亲能让他的这位战友来他家长住养伤。母亲考虑后，在给儿子的回信中说道：母亲老了，家境也不好，实在无力奉养。

几天后传来了消息，说那个手和腿被炸断的战士自杀了。老母亲也听到了这个消息，心里过意不去，便决定去把儿子战友的尸体安葬了。

母亲来到了部队，见到了儿子的上司，才知道那个被炸断手和腿的战士居然就是自己的儿子。上司说他也看过那封信，也体谅母亲的心情。母亲痛哭了起来一个劲地说自己错了，应该支持孩子的想法。而儿子的上司却不这么看，他说：“这不是你的错，这是你儿子的错。第一他欺骗了你，他不该用另一个战士代替自己。第二还是他的错，他不该自杀，因为如果你知道是你的儿子受了伤，即使家境再不好，做母亲的都不会不管自己的孩子的。”

母亲与儿子见面了，不过是儿子的尸体。母亲紧紧地抱着儿子，仿佛儿子还活着。她给他唱他最爱听的歌，讲着他最爱听的故事，久久不愿离去……那天正好也是中秋节。

故事讲完了，大家都默默不做声，很回味。外婆的总结只有一句：天下的母亲没有不爱自己的孩子，爱自己的孩子与家境无关。

“小学的科学课，意味着什么?”

“它意味着对科学的启蒙，是每个孩子对自然科学产生兴趣的火种!”王伟平如是说。

今年57岁的王伟平，是遂昌县大柘镇中心小学的科学老师。自1980年走上教师工作岗位以来，他先后在遂昌县石练镇大茂坑村小学、石练镇中心小学、大柘镇中心小学任教。今年，是王伟平从教的第36个年头，他还被评为“2016全国最美教师”。全国仅有十人获得该项殊荣，而他也是浙江省唯一入选的教师。

8月24日，王伟平又受邀赶赴北京，参加30日在中央电视台演播厅录制的“2016寻找最美教师”大型公益活动颁奖晚会。晚会录制完成后，他又马不停蹄赶回遂昌，赶回了他心心念念的学校，只为不影响9月1日学校正式开学的工作……

放弃进城扎根农村，他是别人眼里一根筋的“大傻子”

36个春夏秋冬，王伟平一直在基层农村小学从教。

不免有人要问，像他这样表现突出的科学老师，为什么会一直呆在农村小学任教，而不调到县城，或者其他条件更好的学校呢?

其实，王伟平曾经不止一次有过调进县城学校任教的机会，但每次都被他主动放弃了。

人们问他为什么?他总是轻描淡写地说:“县城学校需要我这样的科学老师，但农村学校可能比县城更需要。”因为出身农村的他，更懂得农村孩子对知识与科学的渴望。

科学课涉及的知识面广，课前总是要做大量的准备工作。有时上课需要活鱼、蔬菜、种子等实物，而学校又缺这些物品，王伟平就自己贴钱购置。他到舟山去参加教学观摩会，买回了海马、海螺、扇贝、海螃蟹;到海南去旅游，又买回了海星、海胆;到福建太姥山游玩，还买回了寄居蟹……尽管他的工资不高，但要自己贴钱买教具，他却从不心疼。

在教《形形色色的植物》一课时，王伟平觉得光靠挂图是不够的，必须在课堂上通过具体的实物观察，才能提高学生的识别能力。于是他就利用空余时间，事先去户外采集了学校附近没有的30多种植物，带到课堂供学生观察。为了能在课堂展示教材上的“金鱼草”，他甚至骑了2个小时的摩托车前往衢州，自掏腰包采购……

还有一次，王伟平在坐车从遂昌县城回校的路上，看见路边正在开采石英矿和花岗岩，便立刻下车去采集矿石标本。当他返回公路时，天色已晚，路上早已没有客车。他就背着一篮子的石英矿和花岗岩步行，直到晚上8点多钟才回到学校。

一名小学科学老师，其实就是全科教师。课余时间，王伟平还充当学校的水电工、木工、泥水匠，义务管理学校的水、电、音响等。这一做，就做了十几年，没有任何报酬和补贴。

1995年12月，在一次疏通教学楼水管的高空作业中，由于地面湿滑，王伟平不慎从三米多高的木梯上摔下来，造成腰椎粉碎性骨折。这一摔，让他在遂昌县中医院躺了整整84天。“有十几天下肢完全没有感觉，医生都说我差一点要坐在轮椅上过下半辈子了。”王伟平说，万幸的是骨折没有伤及脊髓。经过痛苦的治疗与康复锻炼，他终于重新站了起来，重新回到了他心爱的讲台。虽然摔伤留下的后遗症，让他至今不能正常弯腰、下蹲，每逢阴天下雨伤口也总是隐隐作痛，而他却从不言悔。

有人费解，他这样辛苦究竟图个什么，甚至还有人当面说他是个傻子。王伟平却不以为然地笑道:“我觉得能做这样一个‘傻子’，也很值得嘛!”

鲁道夫勃沙特，中文名为薄复礼，1897年生于瑞士，后随父母移居英国。在他10岁那年，一位英国传教士从中国返回曼彻斯特，介绍了中国的基本情况。勃沙特听了之后，开始神往中国。为了适应到中国传教的需要，勃沙特接受了各种训练，包括学习中文，了解中国的社会情况等。他还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给自己取了一个中文名字薄复礼，以示信奉克己复礼。1922年，受教会派遣，勃沙特前往中国，在贵州境内镇远、黄平、遵义一带传教。

1934年10月初，时任贵州镇远教堂牧师的勃沙特与妻子露茜在安顺参加完祈祷后返回镇远。在经过城外一个小山坡时，正好与从江西西征入黔的红6军团相遇，在无意之中闯进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行列。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红军对勃沙特夫妇在中国的活动抱有怀疑的态度，但即便如此，红军对他们也是礼遇有加。当晚，勃沙特夫妇被带进一间屋子里休息。勃沙特的妻子睡在一张由木板拼起来的床上，勃沙特睡的是一把南方式躺椅，而与他们同在一个房间里的红军士兵则直接睡在潮湿的地上。红军安置好他们后，立刻送还了他们随身携带的所有东西，包括银元也如数奉还。

此后，勃沙特一直随红军部队行进。在这期间，勃沙特先后接触了贺龙、萧克、王震等红军领导人。其中给他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就是萧克军团长。

勃沙特与萧克相识，是源于一张地图。当时，奉命先遣西征的红6军团在贵州施秉与黄平之间抢渡大沙河，突破了防堵力量薄弱的黔军阵地，乘机袭占了黄平老城。在一所教堂里，红军缴获了一张约1平方米大小的法文版贵州省地图，这张地图对于刚进入贵州，道路不熟且缺乏向导的红6军团无疑是无价之宝。但是，由于地图上面所标的地名都是法文，没有人能够看懂，这可急坏了红6军团军团长萧克。谁能够解燃眉之急呢?萧克顿时想起了会说一点汉语的瑞士传教士勃沙特。他抱着试试看的想法，立刻派人把勃沙特请到军团司令部，帮助把地图上的法文译成中文。

在方桌前，在豆大的洋蜡烛光下，萧克小心地摊开了地图，用手指着一个个法文地名，勃沙特按照他的指点，操着生硬的中国话，先把地图上重要的山脉、村镇、河流等中文名称翻译出来，然后一一将其标记在地图上。两人边讲边比划，当他们把地图上许多重要地名而且是红6军团预定行动地区的详细地名全部译完时，已经是三更天了。后来，就是用这张地图，萧克与王震选择了与贺龙领导的红3军会合的方向。勃沙特当时没有意识到他翻译这张地图有什么重要意义，而萧克将军却始终忘不了这件事情。他后来回忆说，红6军团在转战贵州东部和进军湘西时，勃沙特翻译的法文地图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也正是这张地图，使得双方都留下了终生难忘的深刻印象。

此后，勃沙特跟随红2、红6军团到了湘西，开始了艰苦的远征。虽然彼此信仰不同，但勃沙特从中国的这些红军指战员身上，看到了一种为实现崇高理想而不怕流血牺牲的献身精神，感悟到理想与信仰对人类巨大的引导作用。勃沙特尤其对红军部队严明的组织纪律，以及不赌博、不抽鸦片的作风，留下了极其难忘的印象。此外，虽然红军生活条件恶劣，但他们都尽量照顾勃沙特的外国习惯和习俗，在饮食和生活上想尽办法来满足他，令他非常感动。在部队开始乌蒙山回旋战时，勃沙特不幸染病，红军不仅专门为他找了一匹马驮着他走，还特意找来中医为他治病，后来还派出担架员抬着勃沙特翻山越岭。耳闻目睹红军的真实情况后，勃沙特深受触动，曾多次写信到上海、南京等地为红军采购药品，筹集经费。

1936年4月，红2、红6军团进逼昆明，考虑到军情紧急，战事多端，军团领导决定让传教士勃沙特离开部队，前往昆明。军团长萧克和红军保卫部部长吴德峰分别设宴为勃沙特饯行。萧克将军还专门为勃沙特做了一道拿手菜——粉蒸肉。宴会结束后，大家一一与勃沙特握手道别。吴德峰部长还命人给勃沙特发足路费，并特别叮嘱他如何前往昆明。勃沙特的长征自此结束。

勃沙特这位西方传教士同长征红军不期而遇，并随红2、红6军团生活了560天，行程达6000英里，成为中国工农红军长征队伍中一名奇特的参加者。勃沙特离开红军之后，开始着手整理自己在红军中的那段亲身经历，并利用回国探亲的机会通过演讲等形式向国外介绍中国红军的真实情况。

1936年11月，当红2、6军团还在长征途中时，勃沙特的回忆录——《长征目击记》(又名《抑制的手》)，已经由伦敦哈德尔—斯托顿公司出版发行。这本书当时在国外颇受欢迎，多次出版。在书中，勃沙特称赞中国的红军英勇善战、纪律严明，高度评价红军长征时一往无前的大无畏精神，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红军长征的历史。1938年，当埃德加斯诺介绍红军长征的《红星照耀中国》一书发行时，勃沙特的《抑制的手》早已问世一年多了。直至1978年，薄复礼又应出版商之约，在原回忆录的基础上，补充进了他从1922年来到中国到离开中国的经历，再次成书出版，并更名为《指导的手》。

1940年，勃沙特再次回到贵州省盘县一带传教。教友们回忆说，每当勃沙特和教友谈到红军时，态度都极为友好。勃沙特除了在当地传教，还为当地民众看病和办学。

1984年，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重走长征路，为写作《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搜集素材。在采访萧克将军时，萧克向索尔兹伯里介绍了勃沙特帮助红军长征的往事，还郑重委托索尔兹伯里寻找勃沙特并代致问候。此事一经披露，寻找勃沙特的工作就成了各界注意的焦点。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各方近两年的努力，萧克与勃沙特在长征途中分别50年之后又重新取得了联系。1987年末，《人民日报》驻英记者对勃沙特进行了专访。记者看到，尽管满头银发的勃沙特已90岁高龄，但精力还很旺盛，记忆力相当好。在记者要求下，勃沙特讲述了与红军一起长征的传奇经历，讲述了他和红军将领之间的深厚情谊。他感慨万千地说：“在晚年被称之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这更使我激动不已。”

长征五号首发成功，标志着中国运载火箭实现升级换代，运载能力进入国际先进行列，是由航天大国迈向航天强国的关键一步。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2017高考素材：长征五号首发成功背后的故事，欢迎阅读。

2016年11月3日，中国海南文昌。发射场的塔架前，长征五号运载火箭静静矗立

“……5、4、3、2、1，点火!”随着01指挥员按下点火按钮，火箭在山呼海啸的轰响中，喷射出耀眼的白色尾焰拔地而起，冲上云霄。3公里外的参观点，响起了一阵阵热烈欢呼声，“成功了!成功了!”发射场的航天工作者们激动地握手，拥抱，轻轻拭去从眼角滑落脸颊的泪水。

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我国新一代运载火箭发射场，从2009年9月开工奠基、2014年11月基本建成，到今年6月25日圆满完成长征七号首飞任务，11月3日圆满完成长征五号首飞任务，这座满足了新一代大推力运载火箭和新型航天器发射任务需求的航天发射场，在牢记使命、铁血担当的航天人的无私奉献下，铸就了中国航天的座座丰碑。

长征五号运载火箭点火发射前夕，记者走进文昌航天发射场，探寻火箭呼啸升空的炫目尾焰背后的故事，走近这些忠诚奉献的航天战士，致敬他们在中华民族筑梦路上的坚守。

一条路，一段航天情——

“参与火箭发射是我一生的荣耀”

“请到天涯海角来，这里四季春常在。海南岛上春风暖，好花叫你喜心怀……”提起海南，椰林、海浪、碧空、阳光，旖旎的自然风光让远方的客人陶醉不已。但有一群航天人，他们用心血和汗水在文昌这座琼北古驿筑航天之梦。

11月初，北方气温骤降至零下，平均气温二十五度的海南岛内依然随处可见葱郁的椰林。走进文昌航天发射场场区，记者立刻注意到有一条主干道通向508指挥控制中心，路牌上的标注显示这条路的名字是“航天路”。不仅如此，“问天路、长征路、星光路、嫦娥路、北斗路”……这一条条连接着发射场区内的长征七号、长征五号火箭固定勤务塔、垂直总装测试厂房、火箭水平转载准备厂房、地面站、科研试验协作楼等建筑的道路都拥有散发着诗意美丽的名字，引起了记者的好奇。工作人员介绍，这些路名都是2014年6月场区建设完成后，面向所有发射场航天人征集，从2000多个创意中选出的。

星光路是为了纪念征地移民搬迁的龙楼镇星光村全体村民的无私奉献，长征路的寓意是发射场内的航天人继承和发扬长征精神、“两弹一星”精神、载人航天精神……每一条路，都是一个个故事，都是一段段航天情。

很多当年文昌发射场的建设和创业的航天人最近专程回来，只为看一看火箭在这块他们曾经战斗过的地方腾空而起。“实在无法回来的同事，都强烈要求我们在现场录下长征五号发射的小视频发给他们看。”区内警卫和消防工作的负责人伍刚告诉记者。邻近火箭发射的日期，伍刚和他的同事们愈加绷紧了弦，8个人一岗24小时值班，同时负责4个岗哨。警戒换岗时，换下来的人有时要马上补充到应急小分队里，“一个人掰成两块用”。

计划部的李彦彬昨天刚完成总检查测试，因为在发射场内淋了一场暴雨，喉咙还有些沙哑。与发射场内大多数工作人员不同，在酷热难耐的海南，李彦彬一年四季都穿着长袖衣服。“我们需要长时间在户外进行质量控制和监督，穿短袖的话很容易晒脱皮。”火箭发射前有60天的任务周期，期间李彦彬原本有三、四次调休机会，但都在工作岗位上度过了。他一点不后悔：“我是一个航天人，能参与长征七号、长征五号两型火箭发射是我一生的荣耀。”

艰苦创业，无悔建设——

“革命同志是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颗颗螺钉连着航天事业，小小按钮维系民族尊严”。这是发射场人人熟知的航天格言，也是全体航天人矢志航天的忠诚写照。航天事业是千人一支箭、万人一颗星，火箭的华丽升空靠的是千千万万的航天人在数以万计的环节中艰苦创业，无私奉献。

飞天梦想，是在荆棘与汗水中起航的。2007年，党中央高瞻远瞩——在海南文昌建设我国新一代运载火箭发射场。2011年10月，航天人们千里辗转奔赴海南。

“看，这就是发射塔架的所在地。”计划部助理周江指着照片中的一片荒野，激动地说。回忆起当初的情形，周江的话匣子一打开就关不上了。“夏天太热了，地面最高温度超过45度。”“被蠓虫咬了不能挠，一挠皮肤溃烂一片。”发射场负责保卫工作的李寒剑还告诉记者他们总结出的许多“经验”：“走夜路必须带手电筒以避开毒蛇。在房间里放雄黄，保持房间的干燥、除湿，也能有效避免虫蛇蚊蝇。”

扎下根来的航天人很快适应了恶劣的自然环境，吹响“扎根海岛”的嘹亮号角。没有宿舍就住民房，没有办公室就修建简易板房，食堂太小就分批吃饭，没有会议室就在仓库开会……“革命同志是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周江说。随着一次次“大会战”、“突击战”、“攻坚战”，一个个工程从图纸变成现实，航天人在文昌建设出了新的航天奇迹。

在火箭垂直总装测试厂房内，能看到一群身穿橘红色工作服的小伙子，他们就是文昌航天发射场的首支吊装团队。担任长征五号火箭首飞任务的“吊装”01指挥员张再经告诉记者，火箭吊装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在火箭进场并经过水平测试后，将通过吊装工作将各级火箭和助推器垂直组装成一个整体，以便后续垂直测试、转运及加注发射等任务的顺利开展。由于工程结构原因，坐在操作间里的行吊操作手无法亲眼观测吊钩的位置和产品的状态，他的一切操作都要以吊装指挥员的哨音、指挥旗语和口令为准。吊装团队能做的，只能是通过大量的重复性训练，来一遍遍强化整个团队的默契程度。“每天重复同样的动作，没有人说苦，也没有人说累”张再经这样描述吊装团队每天的工作。

长征五号火箭从进场到组装，再到转运，直至最后发射成功后的撤场，离不开发射场的特装车司机。2016年9月，长征五号火箭分散在8个超大超长集装箱中，经由海运从天津港运至海南文昌清澜港。特装车司机朱尚尚和同事于金伟的任务就是分别驾驶1号和2号火箭运输车，将最大的两个火箭箭体集装箱从码头运至发射场区。特种装备车辆装满燃料后车重达150吨，时速必须控制在每小时5公里以内，封闭驾驶室由于防爆要求，没有安装空调，“从码头到场区的一个半小时，驾驶室温度至少40度，到达目的地后，全身湿透了。”记者在场区内见到了特种车辆，车身宽6米左右，足足占据两个车道，下方有56个轮胎，整个车远看就像一个巨型平板车。“接下来，我们还要保障载荷转场，液氧、液氮、液氢拉运，火箭集装箱运输等任务圆满完成!”朱尚尚自信地说。

不忘初心，使命托举——

“没有一丝一毫的懈怠放松”

火箭发射的万众瞩目时刻，亿万中国人都会在电视、网络、广播上听到一个口令：“……5、4、3、2、1，点火!”它出自火箭发射的01指挥员。01指挥员是航天发射的大脑，是火箭发射任务技术上、指挥上的NO.1，是火箭能否“顺利发射、准时发射、安全发射、成功发射、圆满发射”得以实现的关键。刚刚于6月25日担任长征七号火箭发射01指挥员的王光义回想起当时发射的场景，“不到火箭成功发射那一刻，不敢有一丝一毫的懈怠放松。”

胡旭东是长征五号火箭首飞任务的01指挥员。长征五号火箭演练任务期间，在泄回液氢对接二级氢排连接器时，突发重大故障，氢箱测压管与箭上连接处氢气泄漏，氢浓度报警仪瞬时发出刺耳的警报声，随时可能发生爆炸危险。胡旭东没有丝毫的迟疑、果断决策应急处置，与一线参试人员连续奋战40多个小时，成功处置这一重大故障问题，完成氢加排连接器脱落二次对接，创造了世界航天奇迹。“这期间没有吃一口饭、没有休息一分钟，直到故障排除、危险解除，我们才松了口气。”胡旭东和他的同事们始终把航天人的使命装在胸膛。

在长征五号火箭发射前，记者见到了空调及供气保障团队的负责人刘思。每次任务来临，该团队都是发射场最忙碌的单位之一。交谈中，他的眼神不时瞅着前方，回过头去，集中控制台上显示的一条流量曲线突然上升。“液氮泵频率增大至45赫兹，注意观察压力。”刘思给操作手下口令。

进入发射场技术区冷冻站，这里发出的噪音超乎想象，90分贝的噪音超过人正常承受的范围。9月的海南中午日照强烈，呆在冷冻站的值班室里，依旧可以感觉到热意。“虽然长期为中央空调提供冷源，但是冷冻站的机房却没有空调。“长征五号首飞任务来临后，冷冻站为了维护空调冷水系统，24小时上班，人机不离。”冷冻站岗位负责人王西虎告诉记者。

采访时，有通报“文昌至龙楼某段光缆中断，请组织抢修!”皮肤黝黑的李荣斌拎起工具箱，带领抢修分队迅速奔向抢修车，在光电缆岗位工作了18年的李荣斌已经数不清参加过多少次这样的抢修了。

习近平主席指出：“探索浩瀚宇宙，发展航天事业，建设航天强国，是我们不懈追求的航天梦。”当火箭冲上云霄，飞向太空时，人们应该铭记：火箭的腾飞，离不开千千万万把岗位当战位、视使命如生命的默默奉献的航天人。他们是平凡的，却因逐梦而卓越。航天人将忠诚、使命与担当融进血脉，用实际行动践行航天梦想，弘扬航天精神，走好航天人的长征路。

我是伴着感动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妈妈曾对我说过：“你的降临就是上苍给我的感动。”但我知道，我无时无刻不生活在家人给我的阵阵感动中。正是那些记忆中难以忘却的感动给了我温暖，给了我成长的力量，给了我前进的动力。

我想我这辈子都不会忘了那痛并快乐着的一年，同时也是被感动包裹着一年。既将小学毕业的学习生活是紧张的、是充实的，同时也是疲惫的。为了实现我几年前许下的诺言，我不断的努力着。我尽我所能去拼搏。在同时备战竞赛和毕业考试的日子里，我每天都会奋战到很晚。但每天，妈妈总会坐在我的旁边，静静地等待着，每一天，每一个夜晚。她会一直守在那里，直等我进了梦乡，她才会安心的睡下。不仅如此，每天她还会为我准备一顿夜宵。而对我来说，每一顿丰盛可口的夜宵，都是世间最美味的佳肴。有几次，我做题忘了时间，直到深夜才结束。而妈妈却坚持等我做完了题，吃完夜宵再和我一块入睡。我看得出，妈妈是强忍着睡意在那儿等我。顿时，我的心里只剩下愧疚和心疼。

而每天早晨，爸爸总是我们三个中起床最早的。每天都是他叫我起床。等我醒来时，早餐、球鞋、眼镜、自行车……凡是我上学所需要的，他都会为我准备妥当。到了冬天，5、6点时天还没亮，而早点铺子大多数都还没开门，此时爸爸就会起得更早，然后到很远的地方去买早点，从来都没有间断过。到了夏天，早点种类更多了，这时爸爸就会想尽办法，变换花样，不仅让我吃饱，还要让我吃好。当他发现自行车轮胎没气时也总不忘了提醒一句：“记得放学回来的路上到自行车铺打气”。而我，只有默默地承受这份疼爱。

有的时候，我还会有更多地发现：抽屉里的稿纸和文具永远都用不完;饼干盒就像一个百宝箱，放进去的饼干只会越变越多;在盛夏季节里，停电的时候还能感受到用蒲扇摇出的微风;还有气温骤降时总会自动出现在我身边的取暖器。每次有了这样的发现，我的心都会变得暖洋洋的。我知道，这些温暖都是爸爸妈妈给我的无言的爱。

忙碌的季节总是短暂的。“小学”很快就归去了。而爸爸妈妈给我的感动也伴随我走过了365个日日夜夜。并且还会一直陪我走下去。我十分感谢他们，但这个“谢”字却一直没有说出口，我明白，他们给我的感动早就超过了一句“谢谢”的分量，我要用我的一生去偿还。

有一种久违的体验叫感动，有一种醉人的滋味叫感动，有一种心灵的颤动叫感动。感动，无法预定也无法奢求，它总是在不经意的一瞬，悄悄触动你的心灵。就是这轻轻的一触，就能改变人生。

前不久，我们的小区来了一位衣衫褴褛的捡垃圾老头。他骨瘦如柴。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正和门卫争执着说：“我只是来捡垃圾，难道你把我当成小偷不成吗?”门卫无言以对，就不说话但也不让他进去。我感觉这个人无理取闹，但后来的几天我发现自己错了。

过了几天门卫不知怎么就让那老头进去了。我慢慢地发现这个捡垃圾的老头从不像别人那样“顺手牵羊”，把一些不是垃圾的东西偷走。我觉得这是一个惊奇的发现。后来的几天我知道了他凄惨的身世：他是某家机械公司的退休员工，他在家中也没少受儿媳妇的气，所以他和老伴决定搬出去住。他们租了一间破房子相依为命。但因为他老伴的身子弱，常年得病，没有买药的钱了，所以他不得不靠捡垃圾来补贴家用。后来这个秘密大家几乎都知道了。

有一天，邻居家的大叔拿了一袋上好的橘子给老头，老头说：“我是捡垃圾的，不是要饭的。”后来老头几天都没有来。

过了几天，老头又出现在了小区的垃圾堆旁。大叔把两颗钉子钉在墙上，把准备好的东西挂在上面，老头以为是垃圾就拿走了。从那以后，那两颗钉子上常挂满了彭胀胀的袋子。老头看着那鼓鼓的袋子，感动得流下了眼泪。

我们的生命需要这样的感动。感动如夜晚空中的星星不停地眨着它那闪闪发光的眼睛，照亮整个世界。让我们的心灵腾出一点儿小小的空间，来承载这足以让我们回味一生的感动吧!

付儿福小时候家里很穷，好不容易才成家，三十出头才生了个儿子，自从有了儿子才还清所有的债务，所以他儿子就叫付清，付儿福没文化，到派出所报户口时，户口本上将他儿子姓名写成付亲，付亲小孩时家人都叫他清清或清儿，有了儿子一家人都很快乐，付儿福开始做点小生意，后来越做越大，成了大老板，真应了他的名字，有了儿子得福。

到了儿子上学年龄，他拿户口本到学校报名，老师也不在意孩子的姓名，谁知念起来“付亲”与“父系”同音，老师和同学们都得叫他“父系”。谁都不愿意叫他这样名字，谁叫谁就吃亏；付亲这孩子也有些霸道，丈着自己有钱，丈着他个子大，经常欺负小同学，学习成绩也越来越差，强迫小同学叫他名字，不叫就打人。老师多次找其家长谈话，由于付儿福忙于做他的生意，置身事外，听之任之，他还乐意全校师生管他儿子叫“父亲”。

学校通知召开家长会，各位家长必须参加，这一天不见付儿福到来，校长亲自出马，去接付儿福，校长的面子他不敢不给，校长特意让他到主席台上就座，因为他是这次家长会主要的惩治对象。他衣冠楚楚，意气风发，神气十足，好一个大老板的样子来主席台上坐下了。家长、全校师生都到齐了，并开着大啦叭，会议马上开始，首先校在会上长讲了开头话。

老师把麦克风对着付儿福；

问：您好，您叫什么名字；

答：我叫付儿福；

问：您儿子读几年级？

[父亲的感人故事作文

在军训的第二天晚上，我们带了钱可教官不让我们去买东西吃。我们就只好打完水回宿舍了，那一天晚上有些同学想家哭了，就比如周宸珺，脸上还挂着几滴泪水，我见了也想哭，但泪水被我憋了回去。

我在床上呆呆的坐着。这时候，李老师进来了，我们全宿舍的人都大叫：“李老师”，李老师紧接着对我们“嘘”了一声，李老师的意思是让我们安静下来，我们也点了点头安静了下来，李老师把她的包打开，把一个装香肠的包装袋子撕开，我便闻到了一股香肠味，我们很自然的张开大嘴吧，等待香肠，李老师把一个个香肠挤到我们的嘴里。像喂狗似的，李老师边喂边说：“你们可不要告诉教官啊，不然被发现可就惨啦。”有一个同学说：“我们带了钱，但不让我们去买东西。”“所以我才买了香肠给你们吃，怕你们饿肚子。”李老师说。我突然感觉一股暖流涌上我的心头。我说：“能不能再吃一个？”“不行，我怕别的同学没得吃。”李老师走了以后，刘佳颖说：“李老师就像妈一样。”在我心里我也这么想，我觉得：李老师喂我吃的那根香肠是我吃过的世界上最好吃的香肠。

晚上，要睡觉了，我不再想家，我相信自己一定能做个好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