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名人鲁迅的爱情故事【优秀20篇】

前不久央视的《东方之子》栏目对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丁肇中进行了一次专访，丁教授面对记者紧追不舍的一个简单问题，连续几个“不知道”，令人感慨。

记者提的是这样一个问题：“我感觉您对自己每一个人生阶段都有很明确的选择。比方说小时候对科学、对科学家感兴趣；大学的时候，就锁定了要研究物理；然后每做一个实验也是力排众议，自己坚持下来。一个人怎么能够每一次选择都能这么坚定和正确呢？”这位记者想要获得的答案谁心里都明白，因为在已经太多的名人访谈中，这样的问题显然都是为对方作秀进行的铺垫。然而，丁肇中的回答却是：“不知道，可能比较侥幸吧！”

记者不死心，又追问道：“在这里面没有必然么？”丁肇中依然回答：“那我就不知道了。”记者还是不死心：“怎么才能让自己今天的选择在日后想起来不会后悔？”丁肇中依然回答：“因为我还没有后悔过，所以我真的不知道。”记者无奈：“我发现在咱们谈话过程中，您说得最多一个词就是‘我不知道’。”丁肇中这次作了正面回答：“是！不知道的，你是绝对不能说知道的，我们那里这是绝对不允许的。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的你不要猜。”

丁肇中的严谨态度，的确是到了常人不能理解的地步。然而，这就是作为科学大家的丁肇中，他认为不知道的就一定要回答“不知道”。

历史的篇章里写满了克服困难最终成功的伤残人士的名字。这些人中，有些是我们熟知的，可能还有一些人是默默无闻的，但他们都一样勇往直前。

考考你对这些伟大而无畏的残疾人士了解多少，下面列举了他们的名字，可以想象，他们很可能也经历过平庸无为的日子，但他们没有抱怨上天不公，让他们无法过上正常人的生活。你能说出他们什么地方有残疾吗？

残疾部位

1。恺撒大帝_________

2。查尔斯·达尔文_________

3。纳尔逊勋爵_________

4。约翰·济慈_________

5。尤利西斯·S·格兰特_________

6。路德维希·范·贝多芬_________

7。拜伦勋爵_________

8。托马斯·爱迪生_________

9。爱伦·坡_________

10。弥尔顿_________

11。德摩斯梯尼_________

12。查尔斯·斯坦梅茨_________

13。伊丽莎白·巴雷特·布朗宁_________

14。彼得·施托伊弗桑特_________

15。亚历山大·柏蒲_________

16。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_________

17。富兰克林·D·罗斯福_________

这份名单可以继续写下去，一本曼哈顿电话簿可能也写不下。名单中的残障人士残障情况如下：

（1）癫痫；

（2）伤残；

（3）一只眼睛失明；

（4）结核；

（5）咽喉癌；

（6）耳聋；

（7）畸形足；

（8）自童年就有的耳聋；

（9）神经病；

（10）中年时期失明；

（11）口吃，口齿不清；

（12）驼背；

（13）伤残；

（14）假肢；

（15）驼背；

（16）结核；

（17）小儿麻痹。

这是积极生活的人克服残障的典型例子。

罗杰·培根RogerBacon（约1214—1293），另翻译为罗吉尔·培根，英国具有唯物主义倾向的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着名的唯名论者，实验科学的前驱。具有广博的知识，素有“奇异的博士”之称。

据说在十三世纪中期，英国学者罗吉尔·培根看到许多人因视力不好，不能看清书上的文字，就想发明一种工具来帮助人们提高视力。为此，他想了很多办法，做了不少试验，但都没有成功。

一天雨后，培根来到花园散步，看到蜘蛛网上沾了不少雨珠，他发现透过雨珠看树叶，叶脉放大了不少，连树叶上细细的毛都能看得见。他看到这个现象，高兴极了。培根立即跑回家中，翻箱倒柜，找到了一颗玻璃球。但透过玻璃球，看书上的文字，还是模糊不清。他又找来一块金刚石与锤子，将玻璃割出一块，拿着这块玻璃片靠近书一看，文字果然放大了。试验成功了，培根欣喜若狂。后来他又找来一块木片，挖出一个圆洞，将玻璃球片装上去，再安上一根柄，便于手拿，这样人们阅读写字就方便多了。

这种镜片后来经过不断改进，成了现在人们戴的眼镜。光是矫正视力的，就有青少年用的近视镜与老年人戴的老花镜，还有其他各种用途的眼镜，人们学习、工作就更方便了。培根为人类的文明进步作出了贡献。

“我们既是护士，也是母亲，当病区里一名4个月大的婴儿需要隔离护理时，我当起了临时妈妈……”今天下午，在团省委、省委直属机关工委举行的“送荣誉到基层”青春故事分享会上，省人民医院西院区护士刘胜芳用真实而感人的故事，再次将大家带进了难忘的抗疫日子。

今天下午3时许，团省委书记蒋小丽、省委直属机关工委副书记李国胜一行来到省人民医院重症医学一科，为重症科医生郭龙飞颁发“甘肃青年五四奖章”。随后又来到日间病房，为甘肃省优秀抗疫青年志愿者集体获得者——发热门诊隔离病房抗疫青年突击队送上了锦旗。

之后，主题为“绽放战疫青春、彰显时代担当”的青春故事分享会在省人民医院多功能厅拉开序幕，省人民医院副院长、甘肃省第一批支援武汉医疗队队长蔡辉讲述了他与队员“心系陇原，情洒楚鄂”的故事，省人民医院支援武汉第一批医疗队队员代表郭龙飞、支援武汉第二批护理医疗队队长宋霞、省人民医院西院区抗疫一线医护人员代表刘胜芬、临床研究与转化医学研究所优秀青年代表王安奇、后勤优秀青年代表王润民、优秀青年志愿者代表马克文等一一分享了他们的抗疫故事。

团省委书记蒋小丽说，近日团省委领导班子成员及各部门负责人在五四青年节前夕，分别到我省14个市州，同步开展“送荣誉到基层”青春故事分享会，将荣获第24届“甘肃青年五四奖章”和荣获甘肃省优秀团员、团干部、团组织称号的奖章、证书、奖牌送到获奖者所在单位、生产一线，并在基层广泛开展第24届“甘肃青年五四奖章”代表、抗击疫情青年代表、脱贫攻坚代表讲述自己的“青春故事”分享会和座谈会，用身边的榜样引领和带动广大青年积极投身脱贫攻坚和建设幸福美好新甘肃的生动实践，同时广泛听取青年意见建议。

15年前的杰伦，没钱，没名，没女友；而且因为在单亲家庭长大，他性格沉默而孤僻，走起路来更是低着头；他逛街买不起昂贵的，却也看不上便宜的；家里唯一的收藏品就是母亲买给他的吉他和自己弹断的一根根琴弦……

杰伦第一次参加选秀节目，评委批评他唱歌时口齿不清，第一轮就惨遭淘汰。下台之前，坐在评委席的吴宗宪提出要看看参赛选手写的谱子。唯独杰伦，连草稿都写得干净而整洁,别的创作型歌手，谱子画得一团乱麻。看完吴宗宪说：“下周来我公司报道。”因为认真，他得到了人生的第一次机会。那一年，杰伦18岁,他一无所有，只有对音乐的热爱和一丝不苟的认真。

也许是惺惺相惜吧，杰伦在公司遇上了同样怀才不遇的填词人——方文山。然而他们辛苦的付出却不被认可，他们给当时红极一时的歌手写歌，却没有一首歌得到保留：

写过一首名为《眼泪知道》的歌曲，被吴宗宪推荐给刘德华。刘德华只不过轻轻瞟了一眼歌词，竟连摇头的说“眼泪怎么会知道，眼泪要知道什么呢？”最后给了温岚唱；

他们为了向李小龙致敬，给张惠妹写了一首《双截棍》，阿妹却认为曲风怪异，因此不接受；

《可爱女人》写给吴宗宪，宪哥写好了词，叫《春夏秋冬》，可是宪哥实在是唱不来，于是退货，之后让徐若瑄填词；

《忍者》写给张惠妹，阿妹当时根本无法想象这种稀奇古怪的曲风，更不用说拿来自己唱了，认为不合适被退；

……

一年很快就过去了，依然没有歌手愿意唱他们的歌。

2000年的一天，吴宗宪找到他说：“你这些歌曲，别人不喜欢唱，但是我感觉还不错，那就你自己来唱，如果你三天之内能写出个十几首歌，我就从中挑出十首歌，给你出一张专辑。”

杰伦深知这也许是自己唯一的机会了。他先去买了一整箱的方便面，然后把自己关进工作室了，那次真的完全拼了命，居然写歌写到流鼻血……

十天之后，同名专辑《Jay》横空出世，当年在台湾拿下五十万张的销量。杰伦红了，杰伦的名字，传遍台湾，吹到大陆，后来当电影导演也是水到渠成的事，他和方文山也成了绝配的搭档。

周杰伦不容易，也知道自己的长短，自知自己不是“读书的料儿”，他从不花费时间去做跟音乐无关的事。

一个男生，可以不帅，可以不念书，可以没钱，可以不善言谈，但是一定要对自己所钟爱的事业认真！否则，你的一生也就这样了。

正如杰伦所说：一个厉害的人、不平凡的人，书不一定要读得多好，但是一定要有一技之长。

俄国大文豪托尔斯泰先生拥有无数崇拜者，他的话甚至被奉为至理名言，而除了名誉、地位，他和他的夫人还共同拥有丰厚的财产和可爱的孩子。看起来，没有任何人的婚姻能比他们的更美满了。

但是托尔斯泰先生渐渐对自己所谓高尚的写作感到厌恶，他改写小文章，宣传和平，呼吁消灭贫困，还将自己的地产赠送给别人，追求简朴清苦的生活。然而妻子一如既往地挥金如土，追求虚荣奢侈结交社会名流，并且对丈夫的慷慨和善行十分恼火。托尔斯泰先生要放弃他的所有版税，她却希望丈夫所写的着作都变成金钱。一旦托尔斯泰先生反对，她就立即发狂咆哮，在地上打滚，甚至拿出xx要吞下去声言自杀，或跑到井边做跳井状威胁丈夫。

有几次托尔斯泰先生都决定再也不见妻子，可每到这时，妻子会跑过来抱住丈夫的双膝，求他再次朗读五十年前在日记中赞美她美貌与他们爱情的语句。托尔斯泰先生读到那些话，总是会心软。

但是，妻子的依然如故终于让托尔斯泰先生再也不能忍受。在1910年10月的一个风雪之夜，82岁的托尔斯泰先生独自离家出走了。11天以后，托尔斯泰先生患了肝炎，死在一个车站里。

哲理：人生中往往一件小事就能够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同样的，为别人推开一扇门就是给自己留下一条路。相同的，一个充满人性温暖的小故事，也能够改变一个人的一生。

文/张雨晨

世界上有许许多多的人，今天，我就来写一写我们又熟悉又陌生的人——张海迪。

说她熟悉，那是因为她是我们山东人，就住在济南，离我们不算太远，我们很早就听过她的故事并且爸爸妈妈小时候也听过她的故事；说她陌生，那是因为我们并没有见过她。

海迪阿姨的事迹我以前听过，但是并没有全面了解。读了她多事迹后我才全面的了解。在海迪阿姨五岁那年，灾难降临到了她的身上。一天，她正在幼儿园里做游戏，忽然觉得眼前一黑摔倒在地上。爸爸妈妈把她送进医院，医生们反复检查后得出诊断——脊髓血管瘤。这种病会使人高位瘫痪，一生都会站不起来。但是，可怕的病魔并没有使幼小的海迪失去对未来的信心。她几次要求上学，都因为各种原因被一所所学校拒绝。学校进不去，她就在床上铺开了课本。同时，她在爸爸妈妈的帮助下，忍受着巨大的疼痛和常人难以克服的困难，努力锻炼身体，认真学习。经过多年努力，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成为了著名的作家和残疾人联合会主席。

读了她的事迹，我想到了我，我拥有一个好的身体、优越的学习环境，还有那么多的好老师，每天耐心细致的教会我许多的知识。可是我却没有海迪阿姨的那种坚韧不拔、勤奋学习的精神，我以后一定要努力学习，学会更多的知识，取得好的成绩。

20世纪之初，在五四运动的浪潮冲刷下，反动、腐朽的封建制度虽然受到了一定的抨击和摧毁。但并没有从根本上彻底推翻封建社会的统治，尤其是在广大的中国农村，封建制度下提倡的封建礼教、男尊女卑、女子贞节以及“三从四德”等，仍然在严重地束缚、压迫和摧残着中国农村妇女。赵一曼出生在一个偏远的山村封建地主家庭里，也就必然逃脱不掉当时操持家业的兄长像“阎王”似的以封建礼教严厉地管束她，使她失去自由。男尊女卑，一方面造成了男性在家庭中的骄横，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对女性的压迫和侵夺。

在赵一曼十二岁那年的腊月二十五日，赵一曼的父亲李鸿绪因为咳嗽痰涌昏迷不醒后死去了。按世俗规矩，大哥李席儒便名正言顺地成了当家人。

父亲病死后，小一曼失去了父爱，家里的生活更是沉闷极了。大哥不仅没有父亲那般行医抓药的本事，反而成天赌博、抽鸦片，还要天天摆着家长的派头。大嫂也是好吃懒做、游手好闲之人，两口子三天两头吵嘴闹气。在这种家庭环境里，赵一曼受到了极大的憋屈，在忍无可忍的情形下，有一天她便向大哥提出：“这样活着实在太没意思了，我要出门读书去!”大哥只顾抽烟，耷拉着眼皮，头也懒得抬地哼道：“不行，我没钱供你!”

赵一曼已经十几岁了，李席儒不仅不叫她上学读书，还让母亲严格地监视着她。

母亲虽然慈祥善良，却受封建思想禁锢，既然丈夫死了，“长子为父”，儿子的话也是要听的。她不让赵一曼再出院门，不让赵一曼像小时候那样到草丛里捉蝴蝶，也不能到竹林里去挖幼笋，自然更不能和男孩子们一起玩耍了。

赵一曼的母亲按着老辈留下的规矩，要给赵一曼扎耳朵眼儿，要给她缠足。

按封建传统，女人“三寸金莲”被认为是一种美。赵一曼母亲的脚就是姥姥给裹的，穿着一双尖尖的小鞋，走起路来一步三摇的，实在是活受罪!在少年时期的赵一曼看起来既可怜又可笑。

一天上午，母亲把赵一曼叫到八仙桌前，拉住赵一曼的一双小手郑重地说：“淑端哪，你该裹脚了，再不裹，大脚丫子会被人笑话的。长大了也是没人娶你的!”

一听裹脚，赵一曼的心就像被蜂蜇针扎似的缩紧了。村里的小脚女人她看得多了，本是一双天然脚，却被一条长长的白布缠成了“尖辣椒”，有的连脚趾骨都被勒断了。尖尖小脚，站也站不稳，走也走不快。她低头看看母亲那一双只有三四寸的小脚，心头涌起一股酸楚。小时候，她常常看到父亲一不顺心就要拿母亲出气，连踢带打，母亲总是颤巍巍跌倒在地，为躲避丈夫只能满地爬行;有时候，遇到天阴地湿，母亲要到山间拔两棵青菜，也要爬着去。一次，她随母亲一起下田，正好碰上下雨，妈妈脚下一滑摔倒在地，满身满脸的泥巴……想到这些，赵一曼不寒而栗，她打内心深处不愿意像母亲一样活受罪!

她倔强地对母亲说：“妈，我不裹脚!”

“女孩子大了都要裹脚，这是祖辈留下的规矩!”

“裹了脚走路都走不稳，我不裹!”赵一曼坚持说。

“不裹也得裹!”母亲也强硬起来。

“不，我就不!”赵一曼一边说着一边就从母亲眼前溜出了门外。

赵一曼还能跑到哪里去呢?晚上她小心翼翼地又回到了家里。母亲似乎已经心平气和了，给她用辣椒油烧了两个菜。赵一曼一边吃饭一边用两眼观察着母亲的脸色，看母亲若无其事，她以为已经闯过了这一关。

然而，赵一曼猜错了。第二天一大早，母亲就请来村里一位老婆婆当帮手，对她实行强制裹脚。两个人把小一曼死死摁倒在木床上，紧紧地压住她的双脚，母亲将她的脚趾使劲捏拢，老婆婆用一条白粗布将她的脚一层一层地裹紧，每裹一层，老婆婆就使劲勒一勒，赵一曼痛得号啕大哭，眼泪“刷刷”地直往下掉。缠呀，缠!裹呀，裹!一层一层又一层，赵一曼拼命抗争着、挣扎着，嗓子也哭喊得嘶哑了，直到哭喊不出了声，也挣扎不动了，两只脚也已被裹成了像母亲那样的“尖辣椒”。

母亲满意了，她又给女儿双脚套上了两只尖尖鞋，板着脸儿对她说：“从今天起，不准你出大门、上大街，所有男人都不能见!”

赵一曼看看自己被缠了足的双脚，嘟囔着说：“这样的脚咋走路啊!”

母亲安慰她说：“慢慢习惯就好了，来!站起来走一走，让妈看看咋样儿。”

赵一曼试着慢慢地站了起来，抬起身却根本站不住，两只脚麻痛麻痛，还没有迈步走路就一下子跌倒了。她一阵懊悔，索性在地上打起滚来，哭闹着把两只小鞋甩得远远的。

母亲没有发火，弯腰把她甩远的两只小鞋捡了回来，又要给她穿上，她说啥也不穿，母亲就哄着她穿。

这一次，赵一曼被关在屋子里，躺在床上却烦躁得难以入睡，她透过窗棂望着朦胧的月色，发痴发呆。满山的竹林在夜风中呼啸着，如涛似浪，她家的小屋就像一叶扁舟在夜雾茫茫的大海上颠簸着，一会儿被推拥到浪尖上，一会儿又被埋入浪谷下，好像随时都有可能在夜海中被吞没。她想在船上站起来，但两只小脚痛得钻心，说啥也站不起来。她便大声呼救。没有人理睬她。母亲就坐在屋门外，她睡得很晚，却装作没听见。

北宋欧阳修四岁而孤，其母含辛茹苦，亲自教其识字。因家贫买不起纸，以芦荻划地成书。贫苦的生活令欧阳修磨练出刚强的个性，从不向恶势力低头。

一年，街上来了一个算卦者，鹤发童颜，望之有如神仙。其实那老者是一个退官的读书人，因看破世情，隐于市井，并精研出一套处世哲学，柔能克刚。

他见欧阳修天庭饱满，他日必成大器，但过于刚强，日后仕途恐有挫折。老者有意开导他，便说道：“看你的机灵模样，想必读书不少，能对句吗？”

欧阳修当然不会在乎，老者便道出上联：

齿刚唇柔，刚者不如柔者久，柔能克刚；

欧阳修年纪还小，一时不明老者之意，还以为老者讥笑于他，于是答道：眉先须后，先生何似后生长，后来居上。

老者点头称赞，但不禁心中暗叹。后来欧阳修果然大有作为，但由于数以直谏逆旨，屡遭贬谪，晚年锐气尽消。

My father, Winston Churchill, began his love affair with painting in his 40s, amid disastrous circumstances. As First Lord of the Admiralty in 1915, he was deeply involved in a campaign in the Dardanelles that could have shortened the course of a bloody world war. But when the mission failed, with great loss of life, Churchill paid the price, both publicly and privately. He was removed from the admiralty and effectively sidelined.

Overwhelmed by the catastrophe — “I thought he would die of grief,” said his wife, Clementine —he retired with his family to Hoe Farm, a country retreat in Surrey. There, as Churchill later recalled, “The muse of painting came to my rescue!”

Wandering in the garden one day, he chanced upon his sister-in-law sketching with watercolors. He watched her for a few minutes, then borrowed her brush and tried his hand. The muse had cast her spell!

Churchill soon decided to experiment with oils. Delighted with this distraction from his dark broodings, Clementine rushed off to buy whatever paints she could find.

For Churchill, however, the next step seemed difficult as he contemplated with unaccustomed nervousness the blameless whiteness of a new canvas. He started with the sky and later described how “very gingerly I mixed a little blue paint on the palette, and then with infinite precaution made a mark about as big as a bean upon the affronted snow-white shield. At that moment the sound of a motor car was heard in the drive. From this chariot stepped the gifted wife of Sir John Lavery .”

“ ‘Painting!’ she declared. ‘But what are you hesitating about? Let me have the brush — the big one.’ Splash into the turpentine, wallop into the blue and the white, frantic flourish on the palette, and then several fierce strokes and slashes of blue on the absolutely cowering canvas.”

At that time, John Lavery— a Churchill neighbor and celebrated painter— was tutoring Churchill in his art. Later, Lavery said of his unusual pupil: “Had he chosen painting instead of statesmanship, I believe he would have been a great master with the brush.”

In painting, Churchill had discovered a companion with whom he was to walk for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years that remained to him. After the war, painting would offer deep solace when, in 1921, the death of the mother was followed two months later by the loss of his and Clementine’s beloved three-year-old daughter, Marigold. Battered by grief, Winston took refuge at the home of friends in Scotland, finding comfort in his painting. He wrote to Clementine: “I went out and painted a beautiful river in the afternoon light with crimson and golden hills in the background. Alas I keep feeling the hurt of the Duckadilly (Marigold’s pet name).”

Historians have called the decade after 1929, when the Conservative government fell and Winston was out of office, his wilderness years. Politically he may have been wandering in barren places, a lonely fighter trying to awaken Britain to the menace of Hitler, but artistically that wilderness bore abundant fruit. During these years he often painted in the South of France. Of the 500-odd canvases extant, roughly 250 date from 1930 to 1939.

Painting remained a joy to Churchill to the end of his life. “Happy are the painters,” he had written in his book Painting as a Pastime, “ for they shall not be lonely. Light and color, peace and hope, will keep them company to the end of the day.” And so it was for my father.

我的父亲，温斯顿·丘吉尔，在他四十多岁时开始迷恋上绘画，当时环境异常恶劣。那是在1915年，任海军大臣的他，积极投身于在达达尼尔海峡的一场战役中，这场战役本可以缩短那段血雨腥风的世界大战。但由于遭受失败，伤亡惨重，丘吉尔于公于私都付出了代价。他被从海军部调离且实则坐起了冷板凳。

在灾难的折磨下——他的妻子克莱门廷说：“我想他会痛苦而死，”——他携家带口来到萨利郡的一处乡间静居霍·华姆。在那儿，丘吉尔后来回忆道，“是绘画中的冥思拯救了我！”

一天他在花园散步时，偶然看到他的弟媳在用水彩作画。他观察了几分钟，然后向她借了画笔并一试身手。他的专注仿佛给他施了魔法！

丘吉尔很快就决定试试去画油画。看到他从阴暗的忧郁思中解脱出来，克莱门廷非常开心，她赶忙去买所有能买到的颜料。

然而，迈出下一步似乎有些困难，因为丘吉尔看到一块新画布的洁白无暇时感到无所适从和为难。他先从天空画起，后来他描述如何“非常谨慎地在调色板上加入一点儿蓝色调，然后以万分的小心，在这块被蓄意冒犯的雪白的防护板上点上豌豆大的一笔。这时，传来一阵驾驶机动车的马达声。约翰·拉威利先生才华出众的太太从这辆车中姗然而下。

“‘在画画呀！’她高声说着。‘可你还在犹豫什么呢？给我那支笔——那支头号的。’只见松油飞溅，她在蓝白颜料间挥毫泼墨，在调色板上龙飞凤舞，接着在吓得发皱的油画布上用力东戳西捣几下蓝色。”

那时，约翰·拉威利——丘吉尔的邻居，也是一位有名的画家—正教丘吉尔学画。后来提及他的这位特殊的学生，拉威利说：“倘若他选择绘画而不是从政，我相信他会是位绘画大师的。”

在绘画中，丘吉尔找到了能陪他度过余生大部分时光的知已。战后，在1921年，母亲刚去世两个月，他和克莱门廷就失去了他们深爱着的三岁女儿玛丽戈尔德，这时作画给了他一些安慰。在痛苦的打击下，温斯顿来到苏格兰朋友们的家中以求得安慰，用绘画来解脱自己。他在给克莱门廷的信中说：“我出外画了一条夕阳下美丽的溪流，背后映衬着晚霞的群山。唉，达克迪莉（玛丽戈尔德的昵称）使我的苦痛总是挥之不去。

史学家把1929年后的十年，也就是保守党政府垮台而温斯顿下台的时间，称为他的荒凉岁月。政治上，他一直在举步维艰的处境中徘徊，是一个孤独的勇士在努力唤起受到希特勒威胁的国人，但在艺术上他在那荒凉岁月却硕果累累。这些年他经常在法国南部作画。在现存的500多张油画中，大约250张是1930至1939年间的作品。

绘画给丘吉尔带来了乐趣直到他的人生尽头。在他所著的《画中的消遣》里说：“画家其乐融融，因为他们不会孤独。光与色，和平与希望，会始终伴随他们。”我父亲就是这样一个人。

[温斯顿·丘吉尔:生活侧记-名人传记英文故事

最近，我看了《中外名人故事》，从中又认识了许多科学家、政治家、军事家、艺术家、经济学家。比如才能全面的科学家张衡，他在天文、历法、文学、地理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是一个罕见的全才式人物。

张衡生活在东汉时期，他发明的地动仪整整领先了欧洲1000多年，他还发明了可以测定风向的候风仪，可以自己运行的自行车，能够自己飞的木鸟；在数学方面，他计算出圆周率是3.162；在地理方面，他绘制的一幅《地形图》流传了几百年；在艺术领域，除了写文章外，他还擅长绘画，是东汉时六大画家之一。

我还从中吸取了一些政治家治理国家的思想，一些为人处事的道理时时提醒我要有志气，又要刻苦努力和团结人。看了这本书，我还收获了许多知识呢！

一、创建最早的革命军事学校

中国最早的革命军事学校，是孙中山先生于1903年8月在东京创立的青山军事学校。

1900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团体——兴中会发动了庚子惠州起义后，革命风潮逐渐弥漫全国。当时，自费赴日本留学的中国青年学生，有不少希望能够进入日本的陆军学校研习军旅。但由于清政府规定，凡投考外国军事学校的学生，必须由各省督抚保送;一切非公费生均不得投考日本的军事学校，并由清政府驻日本公使蔡钧照会日本政府协助执行，因而一般人无法入日本的军事学校。时孙中山先生正在日本东京，感到革命需要军事人材，便请日本陆军少佐日野熊藏帮助，在东京附近的青山设立革命军事学校，以训练有志献身革命军事工作的留日青年学生，并聘请日本陆军上尉小室健次郎为助教。这就是中国第一所革命军事学校。主持军事训练工作的日野熊藏，是当时有名的军事学家，曾发明日本式盒子炮及木炮，因与孙中山先生互相研究南非洲波亚人的游击战术，遂成知己，助教小室健次郎亦系富有军事学识的专家，两人均属义务性质，不领工资。

青山革命军事学校学习期间规定为八个月，所授科目有普通军事学、南非洲波亚式游击战术、夜袭战法及兵器制造学(重点学习制造盒子炮、木炮和火药)。其课程内容包含有阵地战、游击战及兵器制造三方面，课程精简扼要，切合实用。第一期招收的学生有李自重、黎勇锡、翁浩、刘维焘、饶景光、区金钧、卢牟泰等十四人。学生入学时需当众宣誓。誓词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可见这所革命军事学校的教学目的是很明确的。

青山革命军事学校因缺乏有效的思想教育措施，当孙中山先生于1903年9月26日离开东京赴檀香山后，学生之间即各树派别，意见分歧。经日野熊藏及小室健次郎两教员多方调处无效，遂于开办四个月后解散。

青山革命军事学校虽然只办了四个月，对当时中国社会还是有影响的。如学生李自重，于青山革命军事学校解散后不久，即与史古愚(史坚如烈士之兄)等在香港创立光汉学校，在一般课程外，特别增设军事训练课程，以振奋中国学生的尚武精神。自光汉学校在香港首倡对学生实施军事训练，全港学校翕然从风，香港雅丽西医书院及各着名中、小学校，咸先后聘请李自重及光汉学校学生为军事训练教员，使香港学生一度洗却文弱书生气质，振起雄健尚武精神。又如区金钧、卢牟泰在广东担任军事体操教员，黎勇锡随黄兴筹划1908年的钦州起义，刘维焘、饶景光于辛亥革命后在广东担任军职，无疑也会通过他们的工作，在不同程度上把他们在青山革命军事学校学到的军事知识，带入中国社会。

二、镇南关亲手炮击清军

1906年，孙中山自日本到越南，在河内金碧台街六十一号设立秘密机关，策划了几次武装起义。1907年的镇南关之役，便是其中孙中山亲临前线，直接参加战斗的一次。

1907年，孙中山先生任命熟悉镇南关一带情况的黄明堂为镇南关都督，李裕卿(镇南关附近之凭祥地方土司)为副，何五为支队长，招募勇悍善战的广西游勇为先锋队，计划袭取镇南关为根据地。

1907年12月2日，黄明堂率领广西游勇八十余人，循山背间道向镇南关猛烈袭击，夺取了镇南、镇中、镇北三座炮台，夺获大小炮十四门，步枪四百多支。孙中山随即于同月4日率黄兴、胡汉民等亲临前线，慰劳战士，鼓舞士气，并与黄兴、黄明堂等坐镇镇北炮台，调度指挥，命令李裕卿守镇中炮台，何五守镇南炮台。

翌日，清政府严令清军陆荣廷部四千余人倾巢出动，要夺回三座炮台。孙中山率革命军固守炮台，并亲自发炮轰击清军，第一炮即命中六十余人，清军阵脚大乱。孙中山先生在战斗中感慨地说：“反对清政府二十余年，今日始得亲自发炮轰击清军。”

据守镇南关三座炮台的革命军，在孙中山先生亲临前线的鼓舞下，锐气倍增，以寡敌众，屡挫清军。清政府虽先后调派清军丁槐、龙济光等部增援，伤亡数百人，仍然不能越雷池半步。革命军坚守阵地，与清军血战七昼夜，直至弹药告罄，粮食不继，始忍痛撤退。时清军正向镇南关四面围攻，黄明堂率军殿后，冲围而出，及至半山，军中有一小子回顾炮台上军旗未撤，虑为清军所得，竟一人冒着清军炮火重登山巅，取回军旗。这位童子勇取军旗的英雄事迹，在镇南关起义的革命军中传为佳话。

三、孙中山先生爱儿童

孙中山先生平日为人题赠墨宝，喜欢写“博爱”二字。孙中山先生对“爱”曾经作过这样的解释：“仁爱是中国的好道德，古人有所谓‘爱民如子’，有所谓‘仁民爱物’。”从这里可以看到孙中山先生的“博爱”也就是爱人民的意思。而爱儿童则是孙中山先生“博爱”的一个重要内容。

中山先生爱儿童，一方面固然出于他“民胞物与”的高尚德性，而更重要的是本于他为解除人民被恶劣政治压迫的崇高理想。据康德黎(孙中山先生在香港西医书院读书时的老师)的儿子堪勒斯康德黎的回忆，孙中山先生因奔走革命，流亡英国，居住在他家的时候，常常慈祥地爱抚着他的头发，有时还亲切地和他谈话，即使在和别人谈论问题或沉思苦索救国救民道理的时候也是这样。由于流亡国外，孙中山先生不能爱抚在清政府专制统治下的中国儿童。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推翻了清政府。1912年1月，孙中山先生被选为革命政府的临时大总统，他普爱天下儿童的素愿得到初步的施展。在孙中山先生的号召提倡下，全国各地纷纷举办儿童教养院、儿童学校。为了鼓舞儿童教育和福利事业的发展，孙中山先生还于1912年为广东人民捐资创办，由女革命党人徐慕兰、邓慕芬、黄扶庸主持的广东女子教育院儿童部，并亲笔题赠“幼吾幼”三个大字。这三个含意深远、语带劝勉的大字，不但勉励了当时广东女子教育院儿童部的工作人员，鼓舞了广大的儿童教养工作者，也抒发了孙中山先生“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伟大胸怀。

由于帝国主义支持北洋军阀袁世凯篡夺了辛亥革命的成果，孙中山先生被迫于1912年4月1日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孙中山先生“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宏愿，也和他救国救民的伟大理想一起，由于政权的丧失而遭受挫折。

1924年，孙中山先生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在广州成立国共合作的革命政府，中国革命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孙中山先生“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宏愿同样获得了进一步的实现。那时，革命政府所在地的广州，不但陆续增建了一批小学和儿童教养院，还开办了广东女子师范学校等培养儿童教育师资的专业学校。孙中山先生在1924年对广东女子师范学校的一次演讲中，恳切地指出：“要使孩子们自出生至成人，都能受到国家的教育。为了提高儿童的文化知识，普及儿童教育，不仅要办小学，还要办平民学校，普及全体人民的教育，让成年人也知道普及教育的重要性。要提高全体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使父母们都能安心让孩子到学校里受教育。”可以想见他发展儿童教育事业的宏伟设想。令人惋惜的是：由于革命道路的曲折，孙中山先生要使全国儿童都能幸福地成长的理想，终孙中山先生之世都未能实现。

今天，中国已经是受到全世界人民尊敬的大国，中国儿童已经得到健康成长的良好环境。孙中山先生“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愿望已经成为现实。孙中山先生虽然不能像辛亥革命那样及身而见，但是孙中山先生素来是以为人民大众谋福利的公仆自任的，只要人民能获得幸福，他个人能否及身而见，在孙中山先生自己来说，自然是无关紧要的。

四、孙中山先生与佛教

孙中山在临时大总统任内函复中华佛教总会申请立案的报告中，没有简单地把佛教视为迷信活动，而是本着信教自由和政教分离的原则，同意它的“揭宏通佛教，提振戒乘，融摄世间、出世间一切善法，甄择进行，以求世界永久和平和众生完全之幸福”的立会宗旨，肯定它“阐微索隐，补弊救偏，既畅宗风，亦裨世道”在中国社会和学术研究中的作用。同时，又指出“近世各国政教之分甚严，在教徒苦心修持，绝不干预政治，而国家尽力保护，不稍吝惜。此种美风，最可效法”，以启导中国佛教徒认清守戒清修的正确道路。孙中山还将中华佛教总会申请立案的报告发交教育部存案，使它在法律上取得“社团法人”的地位。这些有关佛教问题的批示和处置，体现了孙中山先生对佛教与中国社会关系问题的精辟见解和对佛教徒的亲切关怀。

孙中山对佛教与中国社会关系的精辟见解，和对佛教徒的亲切关怀，博得广大佛教徒的尊敬和爱戴，故当孙中山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南下广州的时候，广东的佛教徒即推广东佛教总会(后改为中华佛教总会广东分会)会长铁禅领头，于1912年5月在广州六榕寺召开欢迎孙中山大会。孙中山携同家属和广东军政府大都督胡汉民等出席欢迎大会，并给广东佛教徒题赠了“平等、自由、博爱”六个大字，以勉励他们遵守“临时约法”(孙中山在临时大总统任内，于1912年3月11日公布的、属于临时宪法性质的最高法律)上有关宗教信仰的规定，进行正当的宗教活动。

孙中山还乘参加欢迎会之便，登上六榕寺的九级浮屠——花塔游览。他看到花塔从第二级起，每级都悬挂着四字的匾额一方。它们从第二级起，自下而上依次为“二仪高下”、“三光并耀”、“四表光被”，“五岳推尊”、“六合遥观”、“七星凌汉”、“八埏在望”、“九垓一览”。匾额对历史、艺术建筑来说，有着画龙点睛的妙用，而这八方匾额既恰到好处地表达出这座高耸入云的花塔各个层级的特色，又概括地体现了它那穿云插天、九垓一览的高昂气势，是不可多得的文艺杰作。把当年孙中山见过的这些匾额恢复过来，定能使这座中外驰名的佛教艺术建筑——花塔更加生色。

五、“与国同春”——孙中山先生勖勉报界人员的题字

辛亥革命推翻清政府后，中山先生因形势所迫，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以革命尚未成功，仍以国民一分子身份，周游各省，广事宣传，以期唤起群众，把革命进行到底。

在唤起群众上，孙中山对报界人士特别寄予深切的期望。1912年5月初，孙中山自福州抵达广州。广州、香港等地报界人士于5月4日联合假座东园(故址在今越秀南路，系一所具有文化公园性质的巨大庭园)开会欢迎，孙中山在欢迎会上致辞勖勉报界人士，恳切指出“舆论为事实之母，报界诸君又为舆论之母，望诸君认定宗旨，造成一健全之舆论。”时革命党人冯自由等在香港创办《大光报》，以广东全省(包括香港、澳门)及国内外各大城市为行销对象，孙中山特给它题赠“与国同春”四个大字，勉励它为民主共和国的巩固和发展而大造革命舆论，务求“与国同春”，也就是要与民主共和国共存共荣。孙中山在勖勉广州、香港报界人士的同时，为新创办的《大光报》题赠“与国同春”四个大字。

不少报界人士没有辜负孙中山的期望，刚正不阿，为巩固民主共和国而尽到应尽的责任。其中尤以《大光报》执着“与国同春”的精神持正义以抗强权，威武不屈，甚得读者好评。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俄国爆发革命，成立社会主义政府，世界观感为之一新。《大光报》敏锐地觉察到社会主义已经登上世界舞台，适时地站在时代的前列，开展以“社会主义与中国”为中心的宣传活动，予读者以社会主义及劳工解放问题的新知识，颇能唤起社会各界人的注意，也受到孙中山赞许。

1920年1月，《大光报》发行年刊，孙中山应邀为之撰《大光年刊题词》，借报名“大光”立论，申述报刊对国家与人民责任。题词说：“……光明者，不外是使人认识实在，认识真理之工具。苟有工具而不用，或遗其实而鹜其名，则无益而有害。抑且以光明与人者，其功固大而责任亦重。苟挟其成心而以先入为主，则非光明主义，而祸患将由是而始。‘大光’之名吾固深喜之，而又望其能与人真实之知识，互助之精神，不负其名也。”这篇题词进一步发挥了“与国同春”的含义。

六、香港西医书院与孙中山的革命哲学思想

孙中山先生从1887年开始在香港西医书院(今香港大学医学院)攻读医学，至1892年以各科考试均满一百分的成绩名列第一名毕业，获医科硕士学位。其毕业证书由教务长康德黎亲笔注明各科满分字样，并由校长及教员十三人，试官八人及牧师、书记署名，由香港总督罗便臣于1892年7月23日亲自发给。

孙中山先生在香港西医书院毕业后，即于澳门、广州等地悬壶济世，成绩斐然，人咸誉为国手。孙中山先生在香港西医书院学习五年，奠定了他坚实的医学专门知识的基础，同样奠定了孙中山先生的革命哲学思想的基础。关于这个问题，分析研究的还不多。

香港西医书院系广东南海人何启按照英国大学医学院制度创办的医科专门学校。何启早年留学英国，得医学博士学位及大律师证书，回国后任香港议政局议员，兼执律师业务，又在香港西医书院教授医学、法律等科目，在报刊上发表过很多批判封建政制的论文，后来汇编为《新政真诠》出版。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思想和活动，受他的影响不少。后来，孙中山先生发动的乙未广州起义，对外宣传和起草英文的宣言书，也得到其大力帮助。

孙中山先生在香港西医书院所学的科目：第一年有生物学、植物学、物理学、化学、解剖学、生理学、药物学、临床诊察。第二年有生理学、解剖学、医学、病理学、外科学、妇科学、产科学。第三年以后，学科渐减，仅有法医学、公共卫生学、实用初级外科，但外科、产科的课时及内容均有所增加，特别偏重实习(见罗香林：《国父之大学时代》)。从这里可以看到：孙中山先生在香港西医书院的五年学习期间，所学的几乎尽为自然科学，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必须通过实习才能掌握的医学知识。这种以自然科学为基础的、着重实践与理论结合的教育，一方面使孙中山先生能够较完全地接受与封建思想对立的近代科学思想，另一方面又锻炼了孙中山先生注重实践的精神，推动了孙中山先生理论联系实际的知行学说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孙中山先生一生注重实践，哪怕是阐发革命理论，也决不无的放矢，为理论而理论。把孙中山先生历年的着述、演讲与中国近代史联系起来观察，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孙中山先生发表的言论，总是针对革命的实际问题，或者为完成某一种实际任务而发。如孙中山先生于1918至1919年所写的《孙文学说——知难行易说》，据他自己说是“恐今日国人社会心理”，“依然有此知之非艰，行之维艰之大敌横梗其中，则其以吾之计划为理想空言而见拒也”，“故先作学说以破此心理之大敌”。因而提出“知难行易”，鼓励人们努力去“行”，从实践中求知识。孙中山先生这种着重实践的思想，与他在香港西医书院所受的着重实践的科学训练，无疑有着密切的关系。

孙中山先生在香港西医书院学习期间选读的课外读物，对孙中山先生革命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同样有所影响。据孙中山先生当时的同学关景良忆述：孙中山先生在香港西医书院的学生时代，最喜欢看《法国革命史》和达尔文的《进化论》，对后者尤感兴趣。1897年，孙中山先生写信给英国剑桥大学翟尔斯教授说：“文早岁志窥远大，性慕新奇……于中学独好三代两汉之学，于西学雅癖达尔文之道”。《孙文学说》(知难行易)这部哲学名着，就是孙中山先生根据达尔文的《进化论》和他过去所学习到的自然科学知识(主要是在香港西医书院学习的科目)写成的。这部哲学名着阐述了世界的起源和人类的出现，是自然历史的行程，不承认有任何来世的力量和上帝、神等的存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部哲学名着中有关“知”、“行”关系的论证。孙中山先生在这部分的论证中，引用各种科学的发展过程，论证了“行”的作用，阐述了“行”在“知”先，“知”在“行”后，从实践中，也就是“行”中求得知识，运用知识考验实践，不断探求、不断进步的哲学原理。这是孙中山先生革命哲学思想的精华，也是他一生勇于抛弃过时的、旧的方案，探求和接受革命的、新的方案的认识论的根源。

由此可见，孙中山先生在香港西医书院所受的教育，对他的革命哲学思想的影响。

七、中山先生和中山装

中山装自1923年诞生迄今，五十多年来一直是中国男子最通行和喜欢穿着的服饰。

谁是中山装的创始人?他就是中国的民主革命家孙中山先生。

1923年，中山先生在广州任中国革命政府大元帅时，感到西装不但式样繁琐，穿着不便，又不大适应当时中国人民在生活、工作等方面的实用要求，而中国原来的服装(对胸式短衫袴，大襟式长衫等)，既不能充分表现当时中国人民奋发向上的时代精神，在实用上也有类似西装的缺点。于是主张以当时在南洋华侨中流行的“企领文装”上衣为基样，在企领上加一条反领，以代替西装衬衣的硬领。这样一来，一件衣服上便兼有西装上衣、衬衣和硬领的作用，又将“企领文装”上衣的三个暗袋改为四个明袋，下面的两个明袋还裁制成可以随着放进物品多少而涨缩的“琴袋”式样。孙中山先生说，他这样改革衣袋，为的是要让衣袋放得进书本、笔记本等学习和工作的必需品，衣袋上再加上软盖，袋内的物品就不易丢失。孙中山先生设计的裤子是：前面开缝，用暗纽，左右各一大暗袋，前面一小暗袋(表袋)，右后臀部挖一暗袋，用软盖。这样的裤子穿着方便，随身必需品的携带也很适用。

协助孙中山先生创制中山装的助手名叫黄隆生，广东台山人，原在越南河内保罗巴脱街开设隆生洋服店。1902年12月，孙中山先生到河内筹组兴中会，偶入其店购物，相与攀谈。黄隆生获悉当前顾客即为革命党领袖孙中山先生，大为倾倒，恳切要求参加兴中会，为革命出钱出力，1923年随孙中山先生在大元帅府任事。孙中山先生设计中山装时，曾请他帮助和负责缝制，顺利地制成了世界上第一套中山装。

当中山先生穿上自己设计的、也是世界上第一套中山装时说：“这种服装好看、实用、方便、省钱，不像西装那样，除上衣、衬衣外，还要硬领，这些东西又多是进口的(当时这些东西多是从外国进口)，费事费钱。”从这里也可以看到，即使在服装这样的日常生活用品上，中山先生也是立足于从本国的实际条件来考虑的。这种自力更生的精神，是永远值得人们学习的。

中山装由于具备好看、实用、方便等优点，所以一经孙中山先生提倡，就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老一辈无产阶级家、曾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张闻天同志，因受林彪、“四人帮”的迫害，于一九七六年七月一日在江苏无锡含冤逝世，终年七十六岁。

张闻天同志是上海南汇县人。早在“五四”运动时期，他就积极参加新文化运动，强烈反抗旧社会的一切旧制度、旧道德、旧思想。他和沈泽民同志等一起参加了当时“五四”运动中进步青年的组织“少年中国学会”，发表了不少创作和翻译作品。张闻天同志是我国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热情战士。

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之前，张闻天同志参加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苏州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后来被党派往苏联学习，一九三○年底，从苏联回国，一九三一年任党中央宣传部长，同年六月成立临时中央局，张闻天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常务委员。一九三三年初进入中央苏区工作。在一九三四年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同年的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一九三四年十月参加长征。

一九三五年一月，在我党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上，张闻天同志根据中国实践的检验和自己的亲身体会，决然摒弃了王明的“左倾”路线，站到了毛泽东同志正确路线的一边，拥戴毛泽东同志对全党和全军的领导，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作了批判“左倾”军事路线的报告，起草了会议的决议，并在这次会议上被选为党中央总书记。他参加了六届六中全会，并在全会作了组织报告。在一个较长时间，他兼任党中央宣传部长、西北工作委员会主任、《解放》周刊主要负责人、《共产党人》编辑和中共中央马克思列宁学院院长，为党做了大量有益的宣传和教育工作。他是我党历史上在理论宣传和干部教育工作中成绩卓著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抗日战争胜利后，张闻天同志主动要求到东北做地方工作，先后担任牡丹江地区中共中央东北局代表、合江省委书记、东北局常委兼组织部长、东北财经委员会副主任、辽东省委书记等职务，为东北根据地的开辟和建设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全国解放后，张闻天同志转到外交战线工作，先后担任驻苏联大使和外交部第一副部长。他坚定地执行了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制定的外交路线和方针政策，协助周恩来同志作了大量工作，有着显著的成就。在一九五六年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张闻天同志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他还是第一、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和一、二届人大常委会委员。

一九五九年以后，张闻天同志从事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理论的研究，写了不少论著，提出不少好的意见。即使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期间，他已完全失去自由，但仍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不顾衰弱的身体和严重眼疾，写了批驳林彪、“四人帮”谬论的文章。在林彪、“四人帮”的迫害下，他始终坚持原则，照顾大局，同他们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法国少年皮尔从小就喜欢舞蹈，他的理想是当一名出色的舞蹈演员。可是，因为家境贫寒，维持基本生活都非常艰难的父母根本拿来不出多余的钱来送皮尔上舞蹈学校。

皮尔的父母不得不将他送去一家缝纫店当学徒工，希望他学一门手艺后能帮家里减轻点经济负担。每天在缝纫店工作十多个小时的皮尔厌恶极了这份工作，不担因为繁重的工作所得的报酬还不够他的生活费和学徒费。重要的是，他觉得自己是在虚度光阴，他为自己的理想无法实现而非常苦闷。他甚至认为，与其这样痛苦地活着，还不如早早地结束生命。

绝望中的皮尔突然想起了他从小就崇拜的有着芭蕾音乐之父美誉的布德里。皮尔觉得只有布德里才能明白他这种为艺术献身的精神的人。他决定给布德里写一封信，希望布德里能够收下他这个学生。在信的最后，他写道：如果布德里在一个星期内不回他的信，不肯收他这个学生，他便只好为艺术献身，跳河自尽了。

很快，年少倾垮的皮尔收到了布德里的回信。皮尔以为布德里被他的执着打动，答应收下他这个学生。但是信中却并没有提收他做学生的事。只是讲述自己的人生经历。布德里告诉皮尔，在他小的时候，很想当一名科学家。可是因为当时家境贫穷，父母无法送他上学，他只得跟一个街头艺人过起了卖唱的日子。最后，他说，人生在世，现实与理想总是有一定距离的人，首先要选择生存。只有好好地活下来，才能让理想之星闪闪发光。一个连自己的生命都不珍惜的人，是不配谈艺术的。

布德里的回信让皮尔猛然惊醒。后来，皮尔努力学习缝纫技术，二十三岁的那一年，在巴黎他开始了自己的时装事业。很快，他便建立了自己的公司和服装品牌，也就是如今举世闻名的皮尔卡丹公司。

由于皮尔一心扑在服装设计与经营上，皮尔卡丹公司发展迅速，皮尔在二十八岁的那一年就拥有了两百名雇员。他的顾客中很多都是世界名人。如今，皮尔卡丹品牌不仅拥有服装行业，还有服饰、钟表、眼镜、化妆品等等，皮尔卡丹不但成了令人瞩目的亿万富翁，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产品也遍及全球。

皮尔卡丹一次接受时说：其实自己并不具备舞演员的素质，当舞蹈演员，只不过是年少轻狂的一个虚幻的梦而已。如果那时他不放弃当舞蹈演员的理想，就不可能有今天的皮尔卡丹。

是啊，每个年轻人都有着自己的理想，也都为自己那伟大的理想激动过，苦闷过。只有勤勤恳恳地做好身边的每一件事，脚踏实地地走好人生的每一步路，才能更快地接近理想。

朋友，也许有一天你也会像皮尔卡丹一样突然发现其实理想一直伴随在你的身边，只是你没有发现而已。

萧红，1911年6月2日出生在黑龙江省呼兰县城内一个地主家庭。萧红本姓张，名乃莹，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坛上著名的女作家。萧红是其1935年在上海出版著名长篇小说《生死场》时所用的笔名。

1934年6月12日，萧红离开哈尔滨，同萧军一起流亡到青岛。9月，在青岛她写完了旨在宣扬“不当亡国奴，生是中国人，死是中国鬼”的长篇小说《生死场》。然而周围的朋友相继被捕，他们只好又流亡到上海。1934年11月30日，萧红和萧军在上海终于见到了文坛大师鲁迅先生。萧红眼中的这位带有传奇色彩的一代大师出奇的平和并充满善意，他面色苍白显得有些衰弱，脸颊消瘦，颧骨突出，嘴上留有浓密的唇须，头发极富于特征，硬而直立，眼睛喜欢眯起来，但目光却异常锐利。他们完全被先生的人格魅力所征服。

鲁迅先生喜欢萧红、萧军的纯朴爽直，而且萧红与鲁迅的夫人许广平也一见如故，甚至淘气的满嘴上海话的海婴，也很快和萧红混熟了。这次见面后，鲁迅为了给二萧在上海铺展一条从事文学写作的道路，又于12月29日以庆祝胡风的儿子满月为名，在梁园豫菜馆举行了一次宴会，把二萧介绍给茅盾、聂绀弩、叶紫等左翼著名作家，并指派叶紫作为二萧的向导，帮助他们尽快熟悉上海，加入到左翼作家队伍中去。后来又支持他们三人结成“奴隶社”，出版“奴隶丛书”。

从此，在鲁迅的关怀引导下，萧红开始走入上海文坛，并与当时的许多重要人物建立了广泛联系。而萧红与鲁迅之间的情谊日益加深，这对其日后事业的发展产生了难以估量的作用和影响。

1935年12月，第一次以“萧红”为笔名的成名作《生死场》，就是在鲁迅先生的帮助下，作为“奴隶丛书”之三，由上海容光书局出版的。鲁迅先生还亲自为《生死场》一书写了序，震动了当时的文坛。《生死场》的出版，不仅为萧红打开了上海文坛的大门，而且使她立于20世纪30年代中国著名左翼作家之林。

在鲁迅先生的帮助与鼓励下，萧红很快步入了上海文坛，创作也如山中瀑布，奔泻而来。在此之后，萧红发表了不少散文和小说。如散文《索菲亚的愁苦》，短篇小说《手》、《马房之夜》等等。这期间萧红写的作品大多都经过鲁迅的审阅并介绍发表。萧红是鲁迅精心培养起来的作家。

鲁迅不仅在文学创作、出版方面鼓励、支持萧红，而且在经济、生活等方面也特别予以关怀和帮助。鲁迅时刻关心着萧红的成长，还经常把萧红介绍给一些外国的进步文化人士，与美国作家史沫特莱女士的相识，就是鲁迅介绍的。

鲁迅先生的人格风范、美学思想和文艺创作乃至为人处事等方面都给萧红极其深远的影响。

一次，萧红到鲁迅家里做客，他们谈得非常高兴，不知不觉忘了时间，当萧红要走时已是午夜1点钟以后了，许广平送萧红出来，外面正下着蒙蒙细雨，弄堂里的灯全都熄灭了，鲁迅一再嘱咐许广平一定让萧红做小汽车回去，并让许广平先付车费。后来，二萧把家搬到北四川路，离鲁迅家住得近了，萧红就经常到鲁迅家来，一方面排解纷杂的思想因素，一方面聆听鲁迅先生的教诲。有时萧红也给鲁迅一家做一些饺子、韭菜盒子、荷叶饼之类的北方面食，即使萧红没做好，鲁迅也必定要多吃一些，似乎是对萧红的一种鼓励，萧红看到鲁迅先生吃了许多，心里非常高兴。

1936年夏，由于个人感情方面的原因，在极度苦闷的心情指使下，萧红只身东渡日本去东京疗养。临行前的7月15日，鲁迅支撑着病重的身体，设家宴为萧红饯行，许广平亲自下厨烧菜。鲁迅爱怜地嘱咐萧红：“每到码头就有验病的上来，不要怕，中国人就会吓唬中国人。”这一次相聚，竟成了萧红与鲁迅先生的永诀。

1936年10月21日，萧红在日本东京得知了鲁迅逝世的消息，悲痛万分。为此，她写了散文《海外的悲悼》。

回国后，萧红怀着巨大的悲痛，拜谒了鲁迅先生墓，写下了令人泪下的《拜墓》一诗。她用很多时间负责《鲁迅纪念集》中新闻报纸部分的剪贴、校对工作，以寄托她对鲁迅先生的哀思。同时也写了许多回忆鲁迅先生的文章，字里行间都流露出对鲁迅的深深怀念、崇敬与感激之情。她用细腻、清新的笔调，为读者刻画出一个特别富有人情味的鲁迅先生的形象。让读者看到鲁迅家庭的和谐、生活的朴素以及她与鲁迅全家之间的感情。

在萧红笔下，鲁迅不仅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还是一个和蔼宽厚的老人；他不仅是中国文化界的思想领袖，他还是一个美满家庭的家长，一个尊重妻子的好丈夫，一个了解儿子的好父亲，一个辛勤培植晚辈作家的情义深重的、慈祥宽厚的长者。

与鲁迅相处的日子，是萧红坎坷不幸的一生中少有的闪烁着灿烂阳光的日子，她对鲁迅先生一直怀着深深的崇敬与感激之情。鲁迅先生的早逝，对她是一个沉重的打击，给她留下了难以消除的悲痛，甚至在她生命的最后时刻，也没有忘记自己的恩师鲁迅先生。1942年1月22日，弥留之际的萧红一再拜托守候在她床前的挚友骆宾基说：“我死后只有一个愿望，就是能把我的一点骨灰埋葬在鲁迅先生的墓旁……如果真有在天之灵的话，以便在天国里也能聆听到先生的教诲。”

婚姻是一列慢车，它将载着两个相爱的人，驶向幸福的地方……

峰和雨是一对不被父母祝福的恋人，他们背叛了父母，搭上了婚姻这辆慢车，私奔到了成都，他们心目中幸福的天堂。

那日，幸福还没来得及把他们包围，他们就吵了一架。雨生日，峰带她去商场买礼物。雨看上了一条裙子，可一看价格，雨一脸失望的放了回去，她的表情刺激了峰，峰走过去拿裙子，雨拦住了他。

峰不悦的说：“喜欢就买，我们又不是没钱。”

雨还是摇头，指着另一条减价的裙子说：“我买这条。”

回来的时候峰很气，不是气雨，是气自己，不能给雨物质上的满足，雨见他不高兴，回家后一直哄他开心，又装猩猩，又做鬼脸。峰被她的小表情逗笑了，宠爱的搂住她说：“老婆，我一定会给你最幸福的生活。”

雨笑了笑回道：“傻瓜，只要你在我身边，我就满足了。”

峰听罢，感动的紧紧地抱着雨把头埋在她的怀里。

雨非常温柔地抚摸着他的头发，“瞧瞧，你现在的样子，那里像我老公，到像我的孩子。”

峰嘿嘿笑着，一脸的幸福。

不久峰和朋友弄了个小公司，创业阶段，常需要应酬，有一次请一位各户吃饭应酬到半夜才回到家，推开房门。

峰见雨哭得双眼通红，吃惊的问她怎么了?

雨说：“我早早就做好了晚饭，一直等你下班回家。可眼看着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你还没回来。打你手机，手机关机。你知道我多着急，每隔几分钟就给打你一次，越打不通我越着急，就怕你发生了什么意外，最后我每隔一分钟就打一遍，边打边哭……”说完雨扑到了峰的怀里。

峰很抱歉地说：“宝贝，别哭，你看看我手机没电了，你放心我保证下次再有这样的情况，我先会打电话给你。”

雨被他哄的破涕而笑，紧紧地抱着他撒娇说：“这是你说的，你可要记住了。”

峰重重地点点头。

峰的小公司由小变大，他兜里也渐渐阔绰了。最近买了一辆跑车，峰开着车献宝一样拉着雨来看，雨看见车脸上的笑容突然消失了，她不高兴地说：“买车干嘛呀?你老出去喝酒，自己开车多危险。”

峰听完皱着眉头不悦地说：“你怎么这么说话?难道别人开车都没事，就我会撞x不成?”

雨被峰的话噎的眼泪直流，峰更气了，一闪身上了车，一脚油门，扬长而去，雨愣愣的站在马路上，像是一只失了灵魂的小猫，可怜巴巴的望着跑车掀起的尘土在阳光下飞舞。

峰也没像往常一样哄雨给她道歉，雨也没有认错。俩人似乎就从这时，心里生出了涟漪。

没过不久，峰有了情人。一天下班，他和情人一起度过了一个美丽的夜晚，午夜时分他载着情人，打算送她回家。坐在跑车里，他一摸兜，手机不在，才想起电话被扔在后备箱里，他打开后备箱，拿出手机。

手机上有几十条短信和未接来电。都是雨留的，“老公今天我生日，你忘了吗?”“老公我想和你一起过生日，你在哪?”“老公你什么时候回来，要是喝酒了千万别开车。”“这么晚了，你怎么还不回来，我很担心你，你到底在那?我要去找你，我要看着你平安……”

峰看完短信心理有些内疚，可是他没有表露出来，因为情人正如胶似漆的吻着他的脖颈。

他有些兴奋的喘息着，用手摸着情人的大腿，另一只手去开车。峰猛然瞧见有人迎面撞上了他的车，他想刹车，可是情人的腿挡住了他的手。

只听“碰”一声，跑峰的酒劲一下子醒了，他知道自己撞了人，他连忙跑下车去，躺在血泊中竟然是雨。他想走近雨，可他双膝一软，跪倒在了地上。

后来雨被送进了医院，没有救活……

峰失去了雨，一生都活在痛苦和自责之中。

婚姻就像一列慢车，沿途会有很多美丽的风景，吸引诱惑着你，可你千万别为了这些吸引和诱惑使列车偏离铁轨……

欧阳修是唐宋八大文学家之一。可是，在他少年时代，学习条件是很艰苦的。

他四岁失去父亲，全家就只靠他母亲一个人来维持生活。母亲不愿欧阳修失学，于是，自己当了教师。家里贫穷，买不起文具，欧阳修的母亲就想出了别的办法。她看到沙滩上有鸟兽走过的足迹，认为在沙子上面也可以写字。

于是，她就让欧阳修到沙滩上搬些沙来。她在家里选了一个光线比较好的地方，挖成深坑，然后，把沙倒下去铺平。这样，小小的沙坑便代替了笔墨纸砚。学习的时候，他的母亲折断一根荻草，在沙面上画出一个生字，等欧阳修学会了，便用手把沙子弄平，再写一个。欧阳修也利用这个地方来做练习。

母子两人，一教一学，教的认真，学的起劲。后来，欧阳修在文学上的许多成就，就是因为有这个小小的沙坑帮他打下良好的基础。

小时候，我的家乡很穷，没有地方可以买书。即便有买书的地方，我也没有钱，所以，借书成了我主要的阅读方式。我像一只警觉的猎犬一样，无论大人和孩子，只要我能闻到那股特有的书香味道，我一定会软磨硬泡把人家的书借来不可。因为别人催得紧，所以我看书速度很快，差不多是一目十行，估计我的快速阅读法就是借书养成的。

有一次，我到一个同学家里，看到他正坐在苹果树下的小桌子上读书，那是一本发黄的很厚很厚的书。

“什么书，我看看!”不容分说，我就从他的双肘之下将书抽了出来。

同学很不高兴地说：“我正看得带劲呐，是《红日》。很好看。”

我说：“我先看，我看得很快的。”

他说：“不行不行，我也是借来的。再说，我正看到精彩处，不看，难受。”

我说：“我家里正炸麻花，我带你去吃。先借我看吧!”

我这么一说，他就动心了。毕竟，物质的诱惑远远大于精神诱惑，我看他很贪婪地咽了一下口水，喉结那里一动。我们谈妥了，三根麻花换三天先看书的权力。

《红日》这本书，差不多像砖头一样厚。发黄以后，就像发酵的馒头一样，膨胀了许多，就显得更厚了。我不分白天黑夜玩命地看起来了。而那个同学，差不多每天都要问我看了多少页，催命鬼似的。

我从小和爷爷、奶奶、弟弟睡在一张炕上。电灯的绳子被爷爷接了一根布条，长到可以放在爷爷的枕头边上。爷爷每天晚上负责熄灯，催促和监督我们睡觉。那天夜里，我看得入迷，爷爷说：“快睡，我要关灯了。”我说：“等等，还有几页，马上就好了。”不知道过了多久，“吧嗒”一声，爷爷把灯关了。屋子里黑乎乎的，我没脱衣服，就钻进了被窝，但是，那看过的故事情节像电影一样在我脑海里闪现，而故事的发展又牵动着我的神经。我睁着眼睛，注视着窗外的夜色，直到听见爷爷的鼾声，我又悄悄地拉亮了点灯。

“明天还上不上学啊，啊!”突然，爷爷大喝一声，吓得我一哆嗦，不知道他什么时候醒的。他的声音很大，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显得格外响亮。

我赶紧又钻进被窝，脱掉衣服，这一次，假装真的要睡的样子。

灯熄灭了。爷爷的鼾声像摩托车发动机的声一样响起来了。

我突然感到腿边有个冰凉的东西，顺手一摸，呀，手电筒。我欣喜若狂，看来可以继续阅读了。

我用被子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的，缩作一团，开始看书。我不时要掖掖被角什么的，怕手电筒的光亮暴露我的秘密。但这样的小心，总不能持久，因为故事太迷人，书太好看，所以警惕性就渐渐放松了。

突然，我发现自己的被子被人揭开了，很冷。爷爷哈哈大笑几声说：“你跟我玩捉迷藏呀。”我说：“我睡不着啊。”这一次，爷爷没有生气，而是慈祥而又关切地说：“天都快亮了，你睡一会儿吧。”

啊，天快亮了?可不是吗，窗外天空中的黑色像海水退潮一样慢慢远去。我赶紧丢掉手里的书，合上了眼睛。

多年后，我一直保持着躺在被窝里看书的习惯。看书累了，睡梦会格外香甜。

智辩，指巧辩。《续资治通鉴·元顺帝至正二十四年》：“ 唐肃宗 流播之中，怵於邪谋，遂成 灵武 之篡，千载之下，虽智辨百出，不能为雪。”

何妥反嘲顾教官

有一天，左邻右舍的大人取笑他说：“小妥啊，你在我们地方上可算得上是没有对手的神童了，要是你到京城的最高学府国子学去，那就可要处处碰壁，大败而归了。”

8 岁的何妥撇了撇嘴，不服气地说：“国子学又怎么?难道有三头六臂会吃人吗?”

那人说：“吃人倒不会吃人。不过，那儿都是知道丰富、学问渊博的人，你去了只能虚心求教，否则，必定自讨没趣的。”

何妥笑道：“有志不在年高，有理不在声大。我若去国子学当然是虚心学习，但如果有人恃才傲物，欺侮我是小孩，我也不会买帐的呀。”邻居听了，似信非信地摇摇头，走了。

何妥果然不服气，终于找了个机会，跑到国子学里去，站到教室旁虚心聆听那些学者的讲课。

忽然，某教室下课了，涌出了一批学生。走在最后的是一个教官，名叫顾良。他看见了何妥，又惊又喜他说：“嗨，你不是远近闻名的神童何妥吗!今朝什么风把你吹来啦?”

何妥恭恭敬敬他说：“顾大人，特来国子学一游，顺便恭听你的教课，得益非浅。”

顾良见他小小年纪说起话来，老成持重，刚柔相济，在暗暗佩服之余，不免生出开玩笑的想法，便说：“你这何妥的姓氏，究竟是‘荷叶’的‘荷’，还是‘河水’的‘河’啊。”

顾良说着，顿时就有一些大学生围拢来，嘻嘻地笑着，看何妥怎么回答。#影视

何妥略加品味，就明白了顾良玩笑之中揶揄的意味，于是应声答道：“您老先生不是姓顾吗，请问，那是‘眷顾’(照顾、关怀之意)的‘顾’，还是‘新故’(新近死去或新旧之意)的‘故’啊?”

顾良顿时面孔绯红，有些难以招架。

何妥到17 岁，凭着他的智慧和才干，给湘东王用重金聘去干事了。

隋朝杨玄感诈呼懈敌

公元613年(隋炳帝大业九年)，礼部尚书(官职名)杨玄感举兵造反，攻打东都(今河南洛阳)。消息传开，震惊朝野，隋扬帝忙令刑部尚书卫玄率兵镇压。

卫玄统率步兵、骑兵两万人日夜兼程，直扑洛阳，急救东都!

杨玄感军和卫玄军在洛阳附近相遇。卫玄军队人多势众，明显占了上风。

杨玄感判断了一下战场形势，火逮召集部下，说：“暴君隋炀帝派的军队锋芒正利，我们只有智取。等会儿，你们假装混乱，再让士兵高喊：‘不好啦，杨玄感已经给官兵活捉了!’这样，一定能麻痹敌人。”

众将领连连点头，纷纷领命而归。

“蓬蓬蓬”，牛皮战鼓敲响，密如雷呜。

两军人马开始厮杀。突然，杨玄感的士兵大声喊叫：“不好啦，不好啦!官军把杨玄感捉去了!”那声音似惊弓之鸟哀鸣。

卫玄的官兵本来士气极其旺盛，听到这阵阵叫喊，个个心花怒放，斗志马上松懈下来。

杨玄感见敌方中计，自知良机已到，挥剑长啸：“杀!”几千铁甲骑兵应声扫向敌方，一下子搅碎了敌阵，把卫玄军队打得大败。

卫玄率领残兵败将落荒而逃，回头惊望，只剩下了8000名垂头丧气的部下。

马湘兰（1548—1604）明代女诗人、女画家。据《秦淮广记》载，她名守真，字湘兰，小字玄儿，又字月娇，因在家中排行第四，人称“四娘”。她秉性灵秀，能诗善画，尤擅画兰竹，故有“湘兰”着称。她相貌虽不出众，“姿首如常人”，但“神情开涤，濯濯如春柳早莺，吐辞流盼，巧伺人意”。

马湘兰在绘画上造诣很高，当年曹雪芹的祖父曹寅，曾接连三次为《马湘兰画兰长卷》题诗，共72句，记载在曹寅的《栋亭集》里。《历代画史汇传》中评价她的画技是“兰仿子固，竹法仲姬，俱能袭其韵”。在北京故宫的书画精品中也间杂着马氏的兰花册页，发着独异的光彩，她的绘画在国外一直被视为珍品。在文学上马氏亦颇具才华，曾撰有《湘兰子集》诗二卷。另有传奇剧本《三生传》剧本。已佚，《群音类选》中尚存若干曲文。马氏多才多艺，还通音律，擅歌舞，并能自编自导戏剧。在教坊中她所教的戏班，能演出“西厢记全本”，随其学技者，备得真传。

马氏生长于南京，自幼不幸沦落风尘，但她为人旷达，性望轻侠，常挥金以济少年。她的居处为秦淮胜处，慕名求访者甚多，与江南才子王稚登交谊甚笃，她给王稚登的书信收藏在《历代名媛书简》中。在王稚登70大寿时，马氏集资买船载歌妓数十人，前往苏州置酒祝寿，“宴饮累月，歌舞达旦”，归后一病不起，最后强撑沐浴以礼佛端坐而逝，年57岁。马氏死后葬在其宅第，今白鹭洲公园的碧峰寺附近。

在日本东京博物馆中，收藏着一幅中国明代的“墨兰图”，此画并非出自名家大师

之手，而是明神宗时期的秦淮名妓马湘兰所作，却被日本人视为珍品。“墨兰图”上题着这样一首诗：

何处风来气似兰，帘前小立耐春寒；

囊空难向街头买，自写幽香纸上看。

偶然拈笔写幽姿，付与何人解护持？

一到移根须自惜，出山难比在山时。

马湘兰虽然谈不上是诗画名家，但她的兰花图和兰花诗却堪称一绝，是当时文人雅士争相收藏的宠物。马湘兰之所以能把兰花描绘得出神入画，栩栩如生，全赖于她的爱兰、知兰，她不但将院宅里种满各色兰花，日日勤加灌护，而且凭着自己的兰心蕙质，能深悟兰花清灵清雅的气韵，所以才能将兰花的品态展现于画笺和诗笺上。而她自己的品格，因受兰花的熏陶，也化成一种如兰的圣洁；她的一生，则象一株空谷幽兰，吐芳于世，却又遗世独立，痴心恋系情郎王稚登，终又未成婚嫁，正如题画诗中所述=囊空难向街头买，自写幽香纸上看。“

马湘兰本名马守真，小字玄儿，因祖籍湘南，又酷爱兰花，所以常在画幅中题名

”湘兰子“，所写的两卷诗集，也命名为《湘兰集》，因而人们渐渐称她为马湘兰，真名反而被人淡忘了。谁也不了解马湘兰的身世底细，只听说她本是湘南一官宦人家的千金小姐，至于为何只身流落到金陵，在秦淮河畔高张艳帜、卖笑为生，则不得而知。

当时的秦淮河一带，楼馆画舫林立，红粉佳人如云，是金陵的烟花柳巷之地。马湘兰算不上是个绝色美人，她纤眉细目，瘦弱如柳；却也皮肤白腻，娉娉婷婷。凭着她这只是中等的姿貌，能在步步美人的秦淮河畔崭露头角，主要得力于她清雅脱俗的气质和出类拔萃的才华。她除了能吟诗作画外，还善谈吐，与人交谈，音如莺啼，神态娇媚，依依善解人意，博古知今，每能引人入胜。就这样，她在秦淮河畔渐渐成为红人，门前宾客穿梭如织，而且多是些有身份，有教养的文雅客人。

靠着客人的馈赠，马湘兰也积蓄了一些钱财，便在秦淮河边盖了一座小楼，里面花石清幽，曲径回廊，处处植满兰花，命名为”幽兰馆“。马湘兰出则高车驷马，入则呼奴唤婢，虽为青楼女子，却有着贵妇人一般的气派。马湘兰是个仗义豁达的女性，自己挥金如土，左手来右手去，对别人也十分大方，曾周济过不少无钱应试的书生、横遭变故的商人以及附近的一些老弱贫困的人。

送张迎李、老友新客，她的生活看上去多姿多彩，热闹非凡；然而，在别人心目中，她究竟是一个飘若浮萍的烟花女子，以客人的身份，多是来去匆匆，少有深交者，所以马湘兰的内心深处其实是寂寞难言的。细雨轻寒的暮春午后，庭院寂寂，花落遍地，客人一时绝了踪影。马湘兰独对满院残春，平日里压在心底的孤寂之情涌了上来，结成一阕”蝶恋花“：

阵阵残花红作雨，人在高楼，绿水斜阳暮，新燕营巢导旧垒，湘烟剪破来时路，

肠断萧郎纸上句！三月莺花，撩乱无心绪，默默此情谁共语？暗香飘向罗裙去！

置身繁华之中，却独品落寞滋味，灯红酒绿的陪伴下，马湘春却绝少知心人儿；直到她二十四岁那年，认识了一位落魄才子——长洲秀才工稚登。相传王稚登四岁能作对，六岁善写擘窠大字，十岁能吟诗作赋，长大后更是才华横溢。嘉靖末年游仕到京师，成为大学士袁炜的宾客。因当时袁炜得罪了掌权的宰辅徐阶，王稚登受连累而未能受到朝廷重用；心灰意冷地回到江南故乡后，放浪形骸，整日里流连于酒楼花巷。

王稚登偶然来到”幽兰馆“，与马湘兰言谈之中，颇为投缘，深交之下，都叹相见太晚。于是，王稚登经常进出”幽兰馆“，与马湘兰煮酒欢谈，相携赏兰，十分惬意。

一天，王稚登向湘兰求画，湘兰点头应允，当即挥手为他画了一幅她最拿手的一叶兰。这种一叶兰图，是马湘兰独创的一种画兰法，仅以一抹斜叶，托着一朵兰花，最能体现出兰花清幽空灵的气韵来。画上还题了一首七言绝句：

一叶幽兰一箭花，孤单谁惜在天涯？

自从写入银笺里，不怕风寒雨又斜。

诗中描写了兰花的幽寂无依，其实是马湘兰在倾诉自己的心曲，并以试探的口吻，隐约表达了以身相许的心意。画毕一叶兰，马湘兰意犹未尽，又醮墨挥毫画了一副”断崖倒垂兰“，上面也题了诗：

绝壁悬崖喷异香，垂液空惹路人忙；

若非位置高千仞，难免朱门伴晚妆。

因马湘兰是欢场中人，最怕王稚登把她看成是一个水性杨花，并无真情的女子，所以特地作了这副图，表明自己决非路柳墙花，而似悬崖绝壁上的孤兰，非凡夫俗子所能一睹芳泽。

王稚登是何等聪明的人，他当然明白马湘兰诗画中的情义，然而他却顾虑重重。他觉得自己三十七岁的人了，依然无位无职，前途茫茫，却壮志不灭，不知何时还要赴汤蹈火，拼搏一番，如此一来，便很难给马湘兰带来庇护和幸福。他深知湘兰是个明敏多情的女人，自己稍有不慎就可能伤害，甚至毁灭她，不如早早就不作什么承诺，交往起来还能轻松些。因此，王稚登故意装作不解诗中情怀，随意地收了画，客气地表示谢意。马湘兰只以为他是不愿意接受自己，暗自伤心不已。但她又无法忘却王稚登，于是两人仍象好朋友一样密切交往，再也没谈过嫁娶之事。

不久后，京都大学士赵志皋举荐王稚登参加编修国史工作，王稚登以为幸运降临，意气风发地准备登舟北上，去奔前程。心里还盘算着：等到在京城有所发展后，再回来接马湘兰同享此生幸福。马湘兰心情复杂地为他设宴饯行，她既为王稚登的离别而伤悲，又为他的得意而欢喜，悲喜交加，不知所以。王稚登稍稍透露了一些将来要与她共荣的心意，但马湘兰限于上次的隐伤，没敢接口把事情挑明，只是暗暗在心中种下了希望。辞行席上，马湘兰百般叮嘱，依依不舍，并即席赋了一首”仲春道中送别“诗相赠：

酒香衣袂许追随，何事东风送客悲？

溪路飞花偏细细，津亭垂柳故依依；

征帆俱与行人远，失侣心随落日迟；

满目流光君自归，莫教春色有差迟。

送走王稚登后，马湘兰竞然悄悄地闭门谢客，以期静待王郎仕途得意而归，自己也好相随左右，从此脱离这迎张送李的青楼生涯。独守寂寞，百无聊赖之际，马湘兰也曾想借酒消愁，举杯却慨然而叹：”自君之出矣，不共举琼扈；酒是消愁物，能消几个时？“

春去秋来，寒意渐浓，迟迟不见王郎的音讯，马湘兰却在”幽兰馆“中牵挂着他的冷暖，吟一首”秋闺曲“，聊寄情怀：

芙蓉露冷月微微，小陪风清鸿雁飞；

闻道玉门千万里，秋深何处寄寒衣。

不料这次王稚登进京并不得意，因宰辅徐阶手下一批文人的排挤，他虽然参加了编史工作，却尽派给他一些打杂的事，他忍气吞声，日子很不好过。勉强撑到岁末，看到实在无什么前程可言，索性收拾行装，铩羽而归。

王稚登回江南后，不愿再面对一片痴情的马湘兰，索性把家搬到了姑苏，以绝与马湘兰相守终生的念头。

两人虽不能成为同林鸟，马湘兰却依然是一往情深，打听到王稚登失意而归，连忙赶到姑苏去安慰王稚登。也许是两人那种朋友似的相知太深，反而无法结为夫妻，王稚登定居苏州后，马湘兰每隔一段时日，总要到姑苏住上几天，与王稚登畅叙心曲，却始终没有发展到嫁娶那一步。不知情的人都不理解他们那种特殊关系，只当他们兄妹之类的亲戚，许多人还把马湘兰误认为姑苏人氏。

岁月便在这种清淡如水的交往中流逝着，不知不觉中过去了三十余年。这三十年的日子，马湘兰除了偶尔去姑苏作客外，便是这样度过的”时时对萧竹，夜夜集诗篇，深闺无个事，终日望归船。“

年岁渐老，华颜日衰，门上宾客也愈来愈少，天天陪伴着马湘兰的是落寞和凄怆，正如她的一阕”鹊桥仙“词所记：

深院飘梧，高楼挂月，漫道双星践约，人间离合意难期。空对景，静占灵鹊，还

想停梭，此时相晤，可把别想诉却，瑶阶独立目微吟，睹瘦影凉风吹着。

就这样，马湘兰为王稚登付出了一生的真情，自己却象一朵幽兰，暗自饮泣，暗自吐芳。王稚登七十寿诞时，马湘兰抱病赶到姑苏，为他举办了隆重的祝寿宴会，宴会上，她重亮歌喉，为相恋三十余年的王郎高歌一曲，王稚登听得老泪纵横。在姑苏盘桓了两个月后，马湘兰返回金陵，已是心力交瘁，油残灯将熄。不久的一个午后，已有预感的马湘兰，仔细地沐浴更衣，然后端坐在”幽兰馆“的客厅中，悄悄地走完了她五十七岁的人生，临终前，她命仆人在她座椅四周，摆满了含幽吐芳的兰花。

时间一旦有了坐标，就过得特别快。

我每个月剪一次头发，每周做一次指甲，隔上三四天就去超市逛一圈。家里的琐事胡阿姨过来料理。她勤快又环保，床单浴巾四天一换，脏衣服凑够一缸才塞进洗衣机里。我的日常生活就被这周而复始的一天天填满，日子，也在不知不觉间匆匆滑过。

工作至今还是我的主旋律。我一个月至少有十天在演播室里度过，进棚前要开录前会，出棚后要开录后会。

除此之外，我每周总会接到几张请柬。就像上星期，某品牌亚洲最大的旗舰店在香港开业，另一个品牌在中环举办前卫的艺术展览，我也想去看。还有下周，一个女性论坛请我去演讲，我还在犹豫。越来越怕被当做成功女性的典范，越来越怕一本正经和别人分享我的成长历程。

我不是奥普拉，不是希拉里，不是我远在美国的另外两个女同行KatieCouric和BaharaWaters。我曾经想成为她们，今天却害怕成为她们。她们位高权重，她们一言九鼎，可她们丧偶，遭遇羞辱和背叛，独身或离婚。我不要这样的人生。

小时候，我幼稚地认为，只有忙碌于事业，才意味着丰盈的人生。偶尔看到一手牵着孩子，一手拎着蔬菜水果匆忙回家做晚饭的主妇，总会流露出惋惜怜悯的神情。反正，我不要这样的未来。当过去的未来成为现在，我却真心地渴望着曾经不屑的柴米油盐。

常常有女孩子对我说：“鲁豫，我看你的书，看你的节目。我也要考广院，去学国际新闻，做电视，周游世界……就像你一样。”

我总是感动地笑一笑，心里有种想拥抱她们的冲动。

我，其实和你们一样，曾经渴望外面的世界，羡慕别人的生活。

我，不是榜样。我只是你们成长中的一个坐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