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名人鲁迅的爱情故事经典20篇

2009年12月13日，巨星陨落。美国经济学泰斗、现代经济学奠基人保罗·萨缪尔森在其位于美国马萨诸塞州的家中逝世，享年94岁。

天造地设——“出生了三次”的经济学家。萨缪尔森自己说，他实际出生了三次。

第一次当然是他的自然出生。其后的两次都跟经济学息息相关。1931年，当15岁的萨缪尔森考上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后不久，他就将自己的出生日期改为1932年1月2日，因为这一天是芝加哥大学开学的日期，也是这位伟大的经济学家与经济学这个伟大的学科邂逅的日子。那天早晨8点，当萨缪尔森第一次走进芝加哥大学讲堂时，讲座主题刚好是马尔萨斯脍炙人口的人口理论，天才少年立刻被神奇的经济学所吸引。那一刻，经济学选择了他，他也选择了经济学。

萨缪尔森的第三次重生是在麻省理工学院，时间是1940年。这一年，他开始任教，并用他的经济学天才思维开创了该校经济系的新气象。在他的带领下，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系从1940年时一个尚未招收研究生的教学型小系，成为当今经济学界顶礼膜拜的圣地，学生包括克莱因、默顿、阿克洛夫、恩格尔、斯蒂格利茨、克鲁格曼等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以及现任美联储主席伯南克、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克里斯蒂娜·罗默。

萨缪尔森曾说过：“如果说经济学是为我而设的，也可以说我是为经济学而出现的。”他甚至在演讲中以第三人称来描述经济学与自己的关系：“经济学这一行天造地设般地适合他，仿佛是历代经商先祖的基因找到了命定的归宿。”而他也不枉负“天造地设”这个词，他对经济学研究具有别人无法想象的热忱，“说他做梦都在思考工作也不为过”。外人看来枯燥无味的工作在他眼里却是另一番景象：“让我干这么好玩的工作，还要付给我这么多钱，我真是捡了大便宜了！”

对工作的激情，再加上萨缪尔森的天才头脑，造就了经济学史上堪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成就。萨缪尔森几乎“染指”了经济学的每一块领域，他自己就曾宣称：“我的手指动过了每一块馅饼”；而瑞典皇家科学院在1970年为他颁发诺贝尔奖的公告中，也称赞他的着作“几乎涉及了当代西方经济学的所有领域”。确实，从消费者行为理论中的显示性偏好公理，到国际贸易理论中的萨缪尔森-斯托尔帕定理与完善赫克谢尔-俄林模型的要素价格均衡定理，还有宏观经济学理论中的乘数与加速原理相互作用、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乃至福利经济学中的社会福利函数，经济学的各个分支领域中，无不留下了萨缪尔森的名字与足迹。

他所着的《经济学》初版于1947年，迄今已出了19版，被翻译成40多种语言，光是英文版的全球销量就超过400万本，是30年间美国最畅销的教科书。可以说，《经济学》是每一个步入经济学殿堂人的必备钥匙。从这个角度讲，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所有经济学人士都是萨缪尔森的学生。而萨缪尔森将数学分析方法引入经济学领域，其重要性对于每一个学过经济学的人也不言而喻。“如果经济学没有萨缪尔森，人们就会像在牛顿出现之前处理力学问题那样（茫然无措，艰辛无比）。”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主席詹姆斯·波特巴对萨缪尔森的悼词如是说道，共鸣者众。

回顾萨缪尔森的一生，可谓与经济结下了不解之缘——与经济学的第一次亲密接触是1931年，世界经济正处于大萧条之中；最后一次与经济学会面是2009年，遭遇2008年经济危机的世界经济复苏曙光初现，“生于危机，故于危机”，为经济而生的萨缪尔森真正做到了善始善终。

英国首相玛格丽特希尔达撒切尔出生在英国的一个小城镇。从小，玛格丽特的父亲就对她进行了严格的家庭教育，还经常对她说这样的话：“无论做任何事，都要争做第一，绝对不能落在其他人后面，即使是坐公交车，也要坐在最前排。而且绝对不允许说‘太难了’或者‘我做不到’之类的话。”

这样的要求对年幼的玛格丽特来说，实在是太严格了。不过，也正是因为父亲的严格教育，才使玛格丽特养成了积极向上的学习态度。玛格丽特做每一件事情，都抱着必胜的信念，而且会尽最大的努力去实现自己的目标。她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要“永远坐在最前排”。

玛格丽特上大学时，学校制订了拉丁文的五年教学计划，结果她在一个学期内就全部学完了，而且考试成绩还名列前茅。玛格丽特不仅成绩优异，而且还积极参加体育、唱歌、演讲及学校的其他活动，成为学生中的佼佼者。玛格丽特的大学校长曾经说过：“她是我们学校建校以来最优秀的学生，她总是充满自信，每件事情都做到最好。”

后来，玛格丽特·希尔达·撒切尔成为英国历史上第一位女首相，成为欧洲政坛上一颗耀眼的明星，被世人誉为“铁娘子”。

要“永远坐在最前排”，否则没有挑战和压力的人生，怎能过得精彩，如何获得成功呢？

陆琇，字伯琳，代（今山西北部）人。他是南北朝时期北魏太保陆馥的儿子。他在九岁时，就有一个“巧言解父忧”的故事，被后世传为佳话。

陆琇九岁那年，父亲陆馥很是为自己继承人的事情发愁，他感到自己已经年老，精力不济，必须尽早在六个儿子当中选一人来继承家业。可大儿子忠厚有余，而智力不足；二儿子虽然精明，却不喜读书；三儿子体弱多病，不能为业；四儿子性情鲁莽，难以统揽全局；五儿子呆痴，更无指望。看来，只有六儿陆琇比较合适。可是，陆琇现在只有九岁，年龄实在太小，难以支撑大业。为此，他忧心忡忡，一连几日寝食不安。

父亲苦恼，做儿子的陆琇非常担心，遂问道：“父亲，我看您近日来愁容不散，必有心事。不妨说给儿子听听，我或许能为您分忧呢！”

陆馥见陆琇发问，长叹一声道：“唉，想你祖父有十二个儿子，我为长子，以才学继承了家业。如今，我已老矣，而你的几个哥哥都难撑大业。你勤奋好学，是我心目中的理想人选，可是你尚年幼，怎么能让我放心呢？”

陆琇听罢，不禁一笑，回答说：“父亲，继承家业不是比力气大小，您又何必为儿的年幼担心呢？”

陆馥听儿子如此一说，自感眼力不错，心中释然，于是放心地让陆琇接替了自己的爵位。

陆琇果然没有辜负父亲的重托。他在继承爵位以后，越发勤奋读书，专心事业。由于政绩卓著，很受朝廷赏识。他在父亲死后袭封建安王，历任侍御长和光禄大夫，后又转任祠部尚书和司州大中正等重要职务。

读书读到57岁了，当然有些经验可谈，希望能提供读者一些参考。

读书的方法大体上要看自己是为了什么目的，有为学习而读书，有为研究而读书，有为创作而读书，有为娱乐而读书。目的不同，方法也就不免有些差异。

为学习而读书，可以说是每一个人的基本要求。一个人自发蒙以采，到学成一种技艺，养成一种人格为止，所受的教育，都是为了这个目的。学校的课程，大体上都是强迫性的，非读不可。进步的国家要培养健全的国民，一定有周密的国民教育课程，每个人都必须经历，这是无庸置疑的。

一个人有相对的择业的自由，但所学的课程，一经择定，便必须完成一定的职业教育课程，这是不由自主的。例如我在大学时代学的是医学，则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药理学、细菌学以及各种临床或应用医学的教科书，便非读不可，不读你便不能成为医学家。即使学校毕了业，学问也不能毕业，你必须向这方面锲而不舍地追求，然后才能进步，不然你便只好落伍了。我自己因为两耳重听的关系，大学毕业后便中止了医学，故今天不敢自命为医学家，别人也不这样看待我。

为研究而读书，这或许是狭义的读书方式。譬如研究一门特殊学问，或者特殊问题，凡关于那门学问或那个问题的一切书籍和资料，必须尽可能把它们全都搜罗，把它们读到滚瓜烂熟，这样，你对于那个问题便有了充分的把握，你就可以成为该门学问的权威。

在研究上，你自然有充分的自由，但如果你是有责任心的人，你的自由依然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

例如我有研究古代史的志趣，为了完成这志趣，我下了一番苦功，把甲骨文字和青铜器上的铭文完全征服了。这些都是进步人士视为落后的东西，一向被人认为是一些吃饱了饭没事做的古董家拿来消磨时日的东西，因此当我在研究这些资料的时候，也曾受过进步人士的非难，指责我为玩物丧志的人。然而我忍受着这些斥责，把我的志趣贯彻了。在今天凡是有志于古代文化研究的人，似乎都沿着我的旧路走。

为研究而读书，我的方法是：

1、直探本源，不受前人的束缚。

2、搜罗一切资料，集腋成裘。

3、对于资料毫不容情、毫不惜力地加以检查，而且必须彻底，绝不放松。这样研究才会有成绩。

我也是搞文艺工作的人，不自量力，差不多一切的文艺形式都尝试过。诗歌、小说、戏剧、评论，我都大胆地写过一些。为了培养写作能力，我曾耽读过古今中外一些名人的作品。这样的读书，自可以说是为创作而读书，但在这儿我有一些体会，我想把它表白出来。

我自己在写作上每每有这样的一种准备的步骤。譬如我要写剧本，我便先把莎士比亚或莫里哀的剧本读它一两本；要写小说，我便先把托尔斯泰或福楼拜的小说读它一两篇。读时也不必全部读完，有时仅仅读几页或几行，便可以得到一些启示，而不可遏止地刺激我写作的兴趣。

别的朋友有没有这种习性，我不知道，但我感觉到这的确是很有效的一种读书方法。

为娱乐而读书，这应该是人人所有的经验。那些在街头巷尾贪读公仔书的朋友们，应该都是这种类型的读书人。的确，读书本身就是一种娱乐。文体轻松的书，插图多的书，读熟了自己喜欢的书，版本好、装潢精美的书，研究有素而资料丰富的书……，在工作的闲暇，读起采的确可以使人忘却疲劳而增进生活乐趣。当然，这是应该有限制的。书本种类繁多，质素不一，必须加以选择。滥读一些无病呻吟，而又对身心有害的读物，反而会得不偿失，弄巧反拙。

我拉杂地写了这些，不愿再从这儿总结出教条来，请读者们自己去吸取吧。

一技之长

Gong sun Long , is a famous scholar lived in the State of Zhao during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475-221BC). He had kept a circle skilled people around

him. He often said, "A wise man should welnete anyone with a specialty."

One day, a man dressed in tattered(破烂的) and dirty clothes came to see him

and said to him:" I have a special skill. "

Gong asked: "What is it?"

"I have a loud voice and Im good at shouting."

Then Gong turned to his followers and asked," Who is good at shouting?" But

none of them answered "Yes ". So the scholar took the man in.

Some days later, Gong and his followers went on a trip. They came to a wide

river and found the ferryboat was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river. All of them

had no idea. Suddenly, Gong thought of the shouting expert and turned to him,

"Can you have a try?" The man realized it was the chance to show his skill. He

shouted to the ferryman as loud as he could, "Hey, ferryman, nete here, we want

to cross the river." As his voice ended, the ferryman came to fetch them. Gong

was very satisfied with the new follower.

Later, people use it to describe anyone who has a special professional

skill.

托尔斯泰和屠格涅夫头几次见面便发生激烈争吵，关系不温不和。

直到那一次，关系彻底破灭。

托尔斯泰听到咚…的门声，这是谁啊？我可没有约谁见面？难道是女人，不会是今天有一个穿着黑色性感衣服的女人一直盯着我跟过来了？靠，老婆还在家里。怎么办？托尔斯泰心里忐忑起来了。托尔斯泰小心翼翼打开门，一只手直接握在托尔斯泰手上。随后看清楚了模样。托尔斯泰诬蔑的说：“哎呦喂，稀客啊。”

“好久不见，别来无恙啊，托尔斯泰。

”今天你来，有什么事情。“托尔斯泰和屠格涅夫随后坐在沙发上。

”老兄，今天想跟你谈谈我女儿的慈善事业，我女儿在慈善活动可是大放异彩啊。屠格涅夫咬着烟说。屠格涅夫心里想“这次来，可是专门搞好关系啊”。谁知道，托尔斯泰对上流社会的慈善活动是最为恼火的。托尔斯泰说“一个穿着华丽的少女，膝上放些肮脏不堪的破衣服，是在演一场出言不由衷的戏。”争论愈演愈烈，屠格涅夫气坏了。

“我真想抽你几个耳光子。”屠格涅夫威胁地说，还摆个抽耳光的姿势。

托尔斯泰直接跑了自己的房间里，拿出了一把步枪要求决斗。（托尔斯泰当过几年士兵）好挽回自己的名誉。

屠格涅夫看到步枪，“自己是文人斗不过他，屠格涅夫心里想。屠格涅夫只好指着托尔斯泰说”好，你给老子的等着。“屠格涅夫被托尔斯泰用枪指到他逼到家门口。临走时，屠格涅夫还竖起中指指着他，然后撒腿就跑。

这件事，屠格涅夫后悔不迭，给托尔斯泰写了一封道歉信。但托尔斯泰好不原谅。直到二十年以后，托尔斯泰才写了回信，表达了歉意。屠格涅夫哽咽着把信放在嘴里咬啊咬，流下了海水般的泪水。谁知道屠格涅夫在这二十年之间像契诃夫的《小公务之死》得了忧郁症，每天担惊受怕，那么的可怕。直到托尔斯泰回了信，才解救了他。

老舍3岁那年，没了父亲，母亲靠给人洗衣服养活他。到9岁，他还不识字，后半生就将是一个提篮沿街卖樱桃的小贩吧。好心的刘大叔资助他。供老舍上学。中国多了一位作家。

刘大叔是有钱人，也是大善人。他办贫儿学校、粥厂，把钱都施舍出去。刘大叔后来出家为僧，人称宗月大师。他坐化后，烧出许多舍利子。

宗月有个女儿，小时候。老舍常去刘家玩，爱上了她。海棠花开的时候，两个小儿女说过一句两句没有意思而甜美的话。富小姐和胡同贫儿，身份相差太远，谈不上婚嫁，但知道她没有定亲，这让他安心。

后来，老舍出了国，刘小姐随父出家为尼。过了好些年，老舍回国了，刘小姐成了暗娼。其间，发生过什么事，无从推测。可能那尼姑庵本来就不干净，刘小姐错入了虎口：或许她是一向吃好的穿好的惯了，为满足肉体，还得利用肉体，身体是现成的本钱……总之，一个黄花大闺女，想伴着青灯古佛过一辈子，哪有那么容易。全世界都是嘿嘿冷笑的恶势力。

他千辛万苦地找到她。她剪了发，脸上有很多粉和油，洗净了，大概像一个病中的产妇。她始终不正眼看他，虽然脸上并没有羞愧的样子她应当有吗?

他还爱她，但这爱成了苦酒，折磨他。他们原本门不当户不对，现在仍如此，只是高低掉了个儿。朋友看出他的悲痛来，没直说，假装闹着玩地暗刺他，意思是，她不配他。

她不配?她本来不是大小姐吗?她沦为赤贫，不也因为她父亲的慷慨施舍吗?而老舍，其实也是受益人之一呀。不过，给是自愿的。得到的人，不欠他们家什么。反之，如果邀恩图报，那她就是无赖小人，受惠者会更加心安理得。

老舍没娶刘小姐是他想娶而刘小姐不肯，还是他根本没打算娶?他再爱她。大概也不能把一个暗娼用大花轿接回家。我们很难知道事情的真相了，他的记忆被打散了，放在他的小说里、散文里。一幅最美的画，碎纸机里走一遭，也就变成纸屑，什么也拼不出来。老舍34岁，才在朋友劝告下结了婚。

他一直记得她。她是为弟弟们给虎妞下跪的小福子，祥子爱过她，这爱情不因为一个是车夫一个是暗娼，而稍减其美或者震撼。她也是月牙儿，清清醒醒、明明白白地走另一条路，因为肚子饿是最大的真理，是女人得卖肉。她是他的记忆，一点点地融入到他的文学作品中。

老舍老在提海棠花，她家里的那株海棠花正开成一个粉白的雪球，第一次见着她，便是在海棠树下。开满了花，像蓝天下的一大团雪，围着金黄的蜜蜂。他想在死后，葬在海棠树下，或者……他什么也做不了。

亚里士多德在西方被称为“最博学的人”。他的很多观点被西方人奉若神明，他本人也被奉为绝对权威，他凭着“自信的直觉”，做出了“重物体比轻物体下落速度要快些”的观点，这种观点统治了西方学术界将近2000年。

1590年的一天，年轻的比萨大学数学教授伽利略，邀请比萨的一些学者和大学生来到斜塔下面，他和他的助手登上斜塔，让一个重一百磅和一个重一磅的铁球，同时由塔上自由下落，轻的和重的几乎同时落地。

伽利略把实验重复一次，结果仍然相同。伽利略的实验，动摇了亚里士多德在物理学中长期占统治地位的臆断，在观众中引起了极大的震动。伽利略发现了真理，但却触怒了比萨大学里亚里士多德学派的信徒，他们攻击伽利略胆敢怀疑亚里士多德，必定是圣教的叛徒。伽利略被赶出了比萨大学，但他由于这个实验发现了自由落体定律，当时他刚26岁，是他当教授的第二年。

伽利略，1564年，出生于意大利比萨市一个没落贵族的家庭，1581年考入比萨大学，遵从父命学医。在大学里，伽利略深深地爱上了数学，在宫庭数学家里奇的悉心辅导下，他把阿基米德的浮力原理和杠杆原理结合起来，获得了精密的测量方法，发明了用以测定合金成分的“液体静力天平”，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

1589年夏天，他受聘为比萨大学数学教授，年仅25岁。离开比萨大学后，伽利略来到学术空气自由的帕图拉大学。每逢他上课时，大厅里挤得水泄不通。远至瑞典和苏格兰的学生也慕名远道而来，他们中间的许多人，后来都成了著名的学者。伽利略给学生们讲宇宙，并告诉他们，宇宙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一成不变的，这与亚里士多德的学说正好相反。他还告诉学生，所有东西、所有原子、所有星球都在运动。

1609年，伽利略听说荷兰人发明了望远镜，他通过别人的一点描述，凭着自己独特的天赋，经过刻苦钻研和实验，成功地研制了世界上第一架放大倍数为33倍的天文望远镜。在这架天文望远镜的帮助下，伽利略探索了深邃神秘的天空，在一年之内他就做出了一系列重大的发现：月球表面并不象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样平滑，而是呈现不规则的凹凸起伏。银河也不是人们所说的银白的云彩，而是由千千万万颗暗淡的星星所组成的。木星旁边有四颗运转着的卫星;地球并不是各个天体旋转的唯一中心。太阳上面有黑子;土星周围有光环……所有这些结果，都有力地支持了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日心说”)：即地球和所有行星都围绕太阳运行。

1610年，伽利略出版了他的《星际使者》，向全世界宣布了他的上述发现。人们惊讶地说：“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伽利略发现了新宇宙。”1611年，伽利略在《关于太阳黑子的通信》中，肯定太阳是宇宙的中心，维护哥白尼的“日心说”。他竭力想分清宗教和科学的界限，认为前者属于人们的道德行为范围，后者属于自然界和人的关系的范围。他指出，天体的永恒，只是相信亚里士多德哲学的教士们自己的看法，而不是天主教的教义。

然而，当时势力强大的教会反对哥白尼的“日心说”。他们认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太阳是围绕地球转动，而地球是不动的。因此教会在1616年给伽利略下了一道禁令，不准讲授哥白尼的学说。伽利略为此烦恼不已。1623年，伽利略冒险开始他最有名的著作——《关于两种世界体系之间的对话》的写作。

同时他6次请求教皇乌尔班接见他。他小心翼翼地向教皇介绍哥白尼学说的书籍，教皇同意他把对“日心说”赞成和反对的论点一起写出来，但不允许他得出地球是绕着太阳旋转的结论。随后的6年时间里，他完成了他的杰作。在书中他巧妙地阐明了自己支持哥白尼学说的证据，而反对哥白尼“日心说”的人的辩解却愚蠢而无力。伽利略把哥白尼的学说当作“一种纯数学假说来叙述”。

1632年，这本书得到了教会监察吏的许可后出版发行。但是，教会的权威人士很快就发现了伽利略仍在支持哥白尼的“日心说”，于是便一次又一次地把他押上宗教法庭。当时的伽利略已年近七旬，身患重病，体质虚弱。在宗教法庭上，他的精神和肉体受尽了折磨。1633年6月22日，他被迫双膝跪地发誓，哥白尼的理论纯碎是一派胡言乱语。他要“放弃、诅咒、痛恨”过去的种种错误，并保证以后永不宣传和谈到它，违犯了甘愿受死。伽利略刚宣布完他的誓言，就大声喊道：“不管怎么说，地球毕竟是在运动着的”。

这说明伽利略并没有放弃自己所坚持的学说。伽利略被判处终身监禁，监外执行。但他没有放弃科学，经过3年的顽强拚博，他又完成了一部巨著《关于力学和位置运动的两种新科学的对话和数学证明》。在书中，他大胆叙述了物体的各种运动和动力学有关的一些问题，为近代实验科学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这部书被偷运到荷兰出版时，伽利略已双目失明。伽利略的晚年境遇极为凄凉，只有他的女儿在他身边照料他。

1634年他的女儿先他而死，他更加孤独和痛苦。1642年1月8日这位终身为科学真理而斗争的伟大巨人含冤离开了人世。1983年，罗马教会终于为伽利略冤案公开平反，为此在罗马成立了一个由不同宗教信仰的著名科学家组成的委员会，它的宗旨是：“研究科学同宗教信仰的关系，伽利略案件的科学方面以及伽利略学说对现代科学的贡献。”

与一般大学生4年读完一所大学不同，张文用4年时间“读”了4所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

2007年6月，张文高考发挥失常，怀着进京求学的梦想，他来到北京的一所民办高校。进校后不久，张文就感到失落：身边的同学整天抽烟、喝酒、打牌、逃课、通宵上网……张文说：“我不甘平庸，我要走一条自己想走的路。”

张文决定退学。他说：“我要走访国内各顶尖大学，遍访名师。”从2008年起，他在京沪的4所名校各旁听一年。4年下来，张文听了200多门课、100多场讲座，积累了50万字的课堂笔记，还加入了100多个社团。

一年用了6支录音笔

积极、刻苦，是张文游学生活的写照。在复旦大学的课堂上，张文总是积极提问。中文系骆玉明教授的《古典诗词导读》是复旦大学的精品课程，骆教授主张“书读百遍，其义自见”，他常在课堂上鼓励学生朗诵，但响应者寥寥。在一次课上，骆教授再次邀请学生朗诵诗经中的《蒹葭》，按捺不住的张文举起手，登台朗诵起来。

在北京大学时，因为觉得“好课实在是太多了”，他上午同时选了3门课，所以准备了3支录音笔。课前，张文在3栋教学楼间一路小跑送录音笔，自己听一门，下课后再跑到另外两间教室取录音笔。晚上9点下课后，他来到未名湖畔，一边散步，一边听白天的录音。晚上12点回到燕南园继续听，有时他听着听着就趴在桌子上睡着了，醒来又倒回去继续听。在北京大学一年，张文先后用了6支录音笔。

清华大学让张文感受到另一种不同的氛围：“教室里坐得满满的，老师讲得激情满怀，同学们奋笔疾书记笔记。”

“中国人民大学散发着浓厚的人文气息。在中国人民大学的课堂上，同学与老师之间总是有着激烈的争论，这种争论从课堂延续到老师的办公室。”张文说，“该校密集的讲座让我大开眼界，好多外国的总统、中国的部长、经济学家、商界名流登上了中国人民大学的讲坛。”

全方位参与大学生活

上课、记笔记、听录音，并不是张文游学生活的全部。在北大，张文报名参加了100多个社团，足迹遍布各种学科兴趣小组、文艺演出、讲座论坛、体育运动、志愿服务等。用张文的话说，加入这些社团是为了“完善人格、砥砺品德”。

张文做事积极主动、随叫随到。社团负责人觉得张文不知疲倦、任劳任怨，于是给他一定的职位，为社团做事。

张文认为，最值得他骄傲的一件事是去内蒙古一所高中捐赠图书。他从一名家在内蒙古呼伦贝尔盟根河市的学生处得知，根河市有半年时间是被冰雪覆盖着的，教育条件极差。

于是，张文找到办活动时认识的两位公司老总，希望他们能出资给根河二中图书馆添置图书。他又辗转联系上文化部前副部长丁一先生题写馆名，并邀请清华大学前校长顾秉林院士题词。最终3500册图书送到了根河二中。

张文的积极参与，也曾遭到过其他学生的质疑，甚至引起相关学生组织的不满。2011年12月，有人在北大BBS上发帖说张文不是北大的学生，却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在很多社团担任职务，发帖人声称要把他赶出北大。这件事深深地伤害了张文的自尊。

我还要去香港大学、去哈佛、去耶鲁

张文喜欢和各种各样的“牛人”打交道，他说：“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行万里路不如阅人无数，阅人无数不如名师指路。”在张文看来，到一所大学首先要认识其校长。他在复旦大学时，就去杨玉良校长的办公室请教过问题。他曾经让周其凤校长给他推荐精品课，周校长勉励他要好好利用北大的资源，广泛接触名师，并说：“你这样的学习方式比那些只想拿文凭、整天混日子的同学更能学到真东西，北大学生应该向你学习。”张文也曾给顾秉林先生写信，顾先生回信鼓励他：“不管你能不能拿到文凭，都要练就一身真本领。”

总结这4年的收获，张文说：“复旦大学让我认识了自己，自我觉醒；北京大学拓宽了我的视野；清华使我懂得要脚踏实地，知行合一；中国人民大学让我从个人奋斗转变为关心国家、社会，立学为民，治学报国。”

现在张文在某大型地产集团兼职做董事长助理。他找工作的经历也很传奇：张文在中国人民大学听该董事长的讲座，并与其建立了联系，该董事长知道了他的游学故事，被他的毅力感动。

如今，下班后的张文还是会去学校听课、读书，但这不是张文的终点。

刚刚参加了托福考试的张文，准备明年去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香港委员会做义工，之后还要去美国。这个机会源于他的毛遂自荐：“听说基金会招募义工，我就给在美国的执行主席雷克先生写信表达了我的意愿，并介绍了我游学和做公益的经历，不久，雷克先生就回信了。”

张文的梦想是在香港做义工之余，去香港大学听课；等到了美国，他还想去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见识一下纯正的美国精英教育。

一位身经百战、战功赫赫的老将军，解甲归田后办了个武术培训班，还迷上了古董收藏，他对每一件古董都沉迷至极，每天擦了又擦，看了又看，总是把玩不停，兴趣不减。

有一次，一群好友来到他的收藏室欣赏他的藏品，他眉飞色舞地给他们介绍古董，在介绍他最心爱的一只古瓶时，一不小心从手中滑落，他赶紧将古瓶一抱，才没有落到地上，可他在这一瞬间吓得面如土色，满脸是汗。这件事使他迷惑不已：自己戎马生涯大半辈子，不知经历了多少腥风血雨，可为什么一只古瓶的脱落就使自己吓成这样？思来想去难以得到合理的答案。

他时常做梦，梦见古瓶跌得粉碎，梦见古瓶被盗去，梦见房子倒塌砸碎了古瓶。夫人见他这样很是心疼，无意中说了一句：“那古瓶还不如摔碎算了，说不定你就不会这样了。”一句话使将军恍然大悟：因为过于迷恋，才会患得患失，这是自己制造的心魔，使自己难以解脱。于是，他一咬牙将那只古瓶砸了，这夜，他居然安稳地睡了一个好觉。

他是谁？他就是教出了卢俊义、林冲、武松、岳飞的周侗将军。

（1）战国时赵国的蔺相如以国家利益为重，一忍再忍廉颇的寻衅羞辱，他以“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的大境界，终使廉颇幡然醒悟，从而给世人留下“将相和”的千古美谈。

（2）三国时，诸葛亮初出茅庐，刘备称之为“如鱼得水”，而关、张兄弟却未然。在曹兵突然来犯时，兄弟俩便“鱼”呀“水”呀地对诸葛亮冷嘲热讽，诸葛亮胸怀全局，毫不在意，仍然重用他们。结果新野一战大获全

胜，使关、张兄弟佩服得五体投地。如果诸葛亮当初跟他们一般见识，争论纠缠，势必造成将帅不和，人心分离，哪能有新野一战和以后更多的胜利呢？（3）刘秀大败王郎，攻入邯郸，检点前朝公文时，发现大量奉承王郎、侮骂刘秀甚至谋划诛杀刘秀的信件。可刘秀对此视而不见，不顾众臣反对，全部付之一炬。他不计前嫌，化敌为友，壮大自己的力量，终成帝业。这把火，烧毁了嫌隙，也铸炼了坚固的事业之基。

（4）唐朝谏议大夫魏征，常常犯颜苦谏，屡逆龙鳞，可唐太宗站得高，以宽容为怀，把魏征看作是照见自己得失的“镜子”，终于开创了史称“贞观之治”的太平盛世。

（5）武则天时代的宰相娄师德以仁厚宽恕、恭勤不怠闻名于世。司马光评价他“宽厚清慎，犯而不校”。凤阁侍郎李昭德骂他是乡巴佬，他笑着说：“我不当乡巴佬，谁当乡巴佬呢？”当时名相狄仁杰也瞧不起娄师德，想把他排挤出朝廷，他也不计较。后来武则天告诉狄仁杰：“我之所以了解你，正是娄师德向我推荐的。”狄仁杰听了惭愧不已。（6）吕蒙正初入朝堂时，有一朝士指着他说：“这小子也参政？”吕蒙正装着没听见。而与吕蒙正同列的人却几次让吕蒙正追问那个人是谁，吕蒙正不允，说：“若知其姓名，怕以后不能忘记，所以还是不问的好。”吕蒙正后来终于成为北宋的宰相。

7．丘吉尔的风度（宽容是一种人生境界）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在全民大选中，丘吉尔落选了。他是个名扬四海的政治家，又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领导英国人民取得反法西斯胜利的英雄。对于他来说，落选当然是件极狼狈的事，但他坦然对待。当时他正在自家的游泳池里游泳，这时秘书气喘吁吁地跑来告诉他：“不好！丘吉尔先生，你落选了！”不料丘吉尔却爽然一笑说“好极了！这说明：我们胜利了！我们追求的就是民主，民主胜利了，难道不值得祝贺？朋友劳驾，把毛巾递给我，我该上来了！”真佩服丘吉尔，那么从容，那么理智，只一句话，就成功地再现了一种极豁达大度宽容的大政治家的风范！还有一次，在一次酒会上，一个女政敌高举酒杯走向丘吉尔，并指了指丘吉尔的酒杯，说：“我恨您，如果我是您的夫人，我一定会在您的酒里投毒！”显然，这是一句满怀仇恨的挑衅。但丘吉尔笑了笑，挺友好地说：“您放心，如果我是您的先生，我一定把它一饮而尽！”妙！果然是从容不迫，不是吗？既然您的那句话是假定，我也就不妨再来个假定。是的，这就是宽容！一种大智慧！一种大聪明！8．国马与骏马的故事

有人骑一匹国马（指平时养于民间，战时由国家征用的马），另一人骑一匹骏马，两人一路同行。骏马咬伤了国马的脖颈，国马血流如注，但若无其事，行走自如。后来骏马回到家中，草不吃，水不饮，浑身颤抖。国马的主人说：“它大概是为咬了国马而羞愧，我把国马牵来，劝劝它就好了。”国马奔来后，用鼻子亲近骏马，和骏马同槽共食，不到一个时辰，骏马就恢复如初了。故事虽小，却揭示了天地间动人的品德，那便是宽容。宽容，即原谅他人一时的过错，不锱铢必较，不耿耿于怀。9．宽容是无声的教育

法国19世纪的文学大师维克多?雨果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世界上最宽阔的是海洋，比海洋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人的胸怀。”

仙崖禅师门下有一位学僧晚上经常爬出院墙外出游乐。这一天，禅师夜里巡寮，发现墙角有一张高脚凳，知道了有这回事，就把凳子移开，自己站在原先放凳子的地方等候学僧归来。深夜，学僧游罢归来。他不知道凳子已经被移走，一跨脚就踩在了禅师的头上，下地后看清是禅师，惊慌得深深低下头去。禅师像没那回事似的，反而安慰道：“夜深露重，小心着凉，快回去休息吧！”这件事悄悄发生，悄悄结束，禅师也没有提起，但全寺一百多个学僧从此再也没有夜游的了。禅师宽容了他的弟子。他知道，宽容是一种无声的教育。【优美语段】

科学家霍金小时候的学习能力似乎并不强，他很晚才学会阅读，上学后在班级里的成绩从来没有进过前10名，而且因为作业总是很不整洁,老师们觉得他已经无可救药了，同学们也把他当成了嘲弄的对象。

在霍金12岁时，他班上有两个男孩子用一袋糖果打赌，说他永远不能成材，同学们还带有讽刺意味地给他起了个外号叫爱因斯坦.谁知，20多年后，当年毫不出众的小男孩真的成了物理界一位大师级人物。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原来，随着年龄渐长，小霍金对万事万物如何运行开始感兴趣起来，他经常把东西拆散以追根究底，但在把它们恢复组装回去时，他却束手无策，不过，他的父母并没有因此而责罚他，他的父亲甚至给他担任起数学和物理学教练.

在十三四岁时，霍金发现自己对物理学方面的研究非常有兴趣，虽然中学物理学太容易太浅显，显得特别枯燥，但他认为这是最基础的科学，有望解决人们从何处来和为何在这里的问题。从此，霍金开始了真正的科学探索。

张衡很小的时候，小张衡就是奶奶的小尾巴，不管奶奶走到哪里，后面总会有小张衡的影子。他总是缠着奶奶给他讲故事。老人家似乎有讲不完的故事，又加上十分喜欢这个聪明的孙子，所以只要小张衡提出要听故事，奶奶就给他讲。在这些故事中，小张衡最喜欢的是北斗七星和月亮的传说了，他总是一边抬着头望着天空里眨眼的星星，一边听奶奶讲，还不时地问奶奶：星星怎么不会像苹果一样掉下来呢?星星害怕下雨吗?

对于聪明孙子的问题，奶奶当然也回答不上来，这让他越发觉得浩渺的夜空里会有无数的宝藏，同时也在他的幼小的心灵里埋下了无数的好奇的问号。从奶奶那里得不到答案，小张衡就急切地读书，他希望能从书中找到自己想要的答案。

在他十岁那年，祖母和父亲相继去世了。舅舅送张衡到书馆里去读书。他深知读书对他来说是多么的不容易，因此非常刻苦。不久，小张衡开始作诗了。他作的诗常常受到老师的夸奖呢。为增长知识，小张衡博览群书。一天，他看到一本叫《鹗冠子》的书，被书中按北斗星定季节的四句话深深吸引住了。

从此，他常常仰望着星空，观察北斗星的变化，日积月累，发现北斗星在围绕着一个中心转，一年转一圈。他自言自语地说：“啊，我终于明白北斗星移，是怎么一回事啦!”由于勤学好问，随着一天天地长大，张衡的知识也越来越丰富了，终于成为了科学家。

汤显祖写《牡丹亭》入了迷，饭不吃，觉不睡。有一次，汤夫人问他饿不饿？他说：“我整天都同杜丽娘、柳梦梅、春香打交道，哪里还觉得饿！”

汤显祖泪著《牡丹亭》一天中午给他送饭，书房里竞空无一人，急忙派人四处寻找，也毫无影踪，后来忽然发现柴房里隐隐传来痛哭声，夫人进去一看，正是他掩面悲恸。 原来（《牡丹亭》写到（《忆女》一场，春香陪老夫人到后花园祭奠死去三年的杜丽娘，悲从中来，低头看见自己身上的罗裙，恰是丽娘生前穿过的，物在人亡，忍不住失声痛哭起来。他说：“我正写到，‘赏春香还你旧尼裙’一句，好像自己成了春香，睹物思人，情发于中，忍不住就哭出声来了！” 汤夫人把他从柴堆上拉起来，又是埋怨又是关切地说：‘快回去吃饭，你这个人呢，就是不知道爱惜自己。“直到这时，他才发觉肚子咕咕作响了。

由于汤显祖全身心地投入创作活动，使《牡丹亭》一问世就轰动了当时的文坛，”家传户诵，几令《西厢记》减价。“搬上舞台后更受到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

一、创建最早的革命军事学校

中国最早的革命军事学校，是孙中山先生于1903年8月在东京创立的青山军事学校。

1900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团体——兴中会发动了庚子惠州起义后，革命风潮逐渐弥漫全国。当时，自费赴日本留学的中国青年学生，有不少希望能够进入日本的陆军学校研习军旅。但由于清政府规定，凡投考外国军事学校的学生，必须由各省督抚保送;一切非公费生均不得投考日本的军事学校，并由清政府驻日本公使蔡钧照会日本政府协助执行，因而一般人无法入日本的军事学校。时孙中山先生正在日本东京，感到革命需要军事人材，便请日本陆军少佐日野熊藏帮助，在东京附近的青山设立革命军事学校，以训练有志献身革命军事工作的留日青年学生，并聘请日本陆军上尉小室健次郎为助教。这就是中国第一所革命军事学校。主持军事训练工作的日野熊藏，是当时有名的军事学家，曾发明日本式盒子炮及木炮，因与孙中山先生互相研究南非洲波亚人的游击战术，遂成知己，助教小室健次郎亦系富有军事学识的专家，两人均属义务性质，不领工资。

青山革命军事学校学习期间规定为八个月，所授科目有普通军事学、南非洲波亚式游击战术、夜袭战法及兵器制造学(重点学习制造盒子炮、木炮和火药)。其课程内容包含有阵地战、游击战及兵器制造三方面，课程精简扼要，切合实用。第一期招收的学生有李自重、黎勇锡、翁浩、刘维焘、饶景光、区金钧、卢牟泰等十四人。学生入学时需当众宣誓。誓词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可见这所革命军事学校的教学目的是很明确的。

青山革命军事学校因缺乏有效的思想教育措施，当孙中山先生于1903年9月26日离开东京赴檀香山后，学生之间即各树派别，意见分歧。经日野熊藏及小室健次郎两教员多方调处无效，遂于开办四个月后解散。

青山革命军事学校虽然只办了四个月，对当时中国社会还是有影响的。如学生李自重，于青山革命军事学校解散后不久，即与史古愚(史坚如烈士之兄)等在香港创立光汉学校，在一般课程外，特别增设军事训练课程，以振奋中国学生的尚武精神。自光汉学校在香港首倡对学生实施军事训练，全港学校翕然从风，香港雅丽西医书院及各着名中、小学校，咸先后聘请李自重及光汉学校学生为军事训练教员，使香港学生一度洗却文弱书生气质，振起雄健尚武精神。又如区金钧、卢牟泰在广东担任军事体操教员，黎勇锡随黄兴筹划1908年的钦州起义，刘维焘、饶景光于辛亥革命后在广东担任军职，无疑也会通过他们的工作，在不同程度上把他们在青山革命军事学校学到的军事知识，带入中国社会。

二、镇南关亲手炮击清军

1906年，孙中山自日本到越南，在河内金碧台街六十一号设立秘密机关，策划了几次武装起义。1907年的镇南关之役，便是其中孙中山亲临前线，直接参加战斗的一次。

1907年，孙中山先生任命熟悉镇南关一带情况的黄明堂为镇南关都督，李裕卿(镇南关附近之凭祥地方土司)为副，何五为支队长，招募勇悍善战的广西游勇为先锋队，计划袭取镇南关为根据地。

1907年12月2日，黄明堂率领广西游勇八十余人，循山背间道向镇南关猛烈袭击，夺取了镇南、镇中、镇北三座炮台，夺获大小炮十四门，步枪四百多支。孙中山随即于同月4日率黄兴、胡汉民等亲临前线，慰劳战士，鼓舞士气，并与黄兴、黄明堂等坐镇镇北炮台，调度指挥，命令李裕卿守镇中炮台，何五守镇南炮台。

翌日，清政府严令清军陆荣廷部四千余人倾巢出动，要夺回三座炮台。孙中山率革命军固守炮台，并亲自发炮轰击清军，第一炮即命中六十余人，清军阵脚大乱。孙中山先生在战斗中感慨地说：“反对清政府二十余年，今日始得亲自发炮轰击清军。”

据守镇南关三座炮台的革命军，在孙中山先生亲临前线的鼓舞下，锐气倍增，以寡敌众，屡挫清军。清政府虽先后调派清军丁槐、龙济光等部增援，伤亡数百人，仍然不能越雷池半步。革命军坚守阵地，与清军血战七昼夜，直至弹药告罄，粮食不继，始忍痛撤退。时清军正向镇南关四面围攻，黄明堂率军殿后，冲围而出，及至半山，军中有一小子回顾炮台上军旗未撤，虑为清军所得，竟一人冒着清军炮火重登山巅，取回军旗。这位童子勇取军旗的英雄事迹，在镇南关起义的革命军中传为佳话。

三、孙中山先生爱儿童

孙中山先生平日为人题赠墨宝，喜欢写“博爱”二字。孙中山先生对“爱”曾经作过这样的解释：“仁爱是中国的好道德，古人有所谓‘爱民如子’，有所谓‘仁民爱物’。”从这里可以看到孙中山先生的“博爱”也就是爱人民的意思。而爱儿童则是孙中山先生“博爱”的一个重要内容。

中山先生爱儿童，一方面固然出于他“民胞物与”的高尚德性，而更重要的是本于他为解除人民被恶劣政治压迫的崇高理想。据康德黎(孙中山先生在香港西医书院读书时的老师)的儿子堪勒斯康德黎的回忆，孙中山先生因奔走革命，流亡英国，居住在他家的时候，常常慈祥地爱抚着他的头发，有时还亲切地和他谈话，即使在和别人谈论问题或沉思苦索救国救民道理的时候也是这样。由于流亡国外，孙中山先生不能爱抚在清政府专制统治下的中国儿童。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推翻了清政府。1912年1月，孙中山先生被选为革命政府的临时大总统，他普爱天下儿童的素愿得到初步的施展。在孙中山先生的号召提倡下，全国各地纷纷举办儿童教养院、儿童学校。为了鼓舞儿童教育和福利事业的发展，孙中山先生还于1912年为广东人民捐资创办，由女革命党人徐慕兰、邓慕芬、黄扶庸主持的广东女子教育院儿童部，并亲笔题赠“幼吾幼”三个大字。这三个含意深远、语带劝勉的大字，不但勉励了当时广东女子教育院儿童部的工作人员，鼓舞了广大的儿童教养工作者，也抒发了孙中山先生“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伟大胸怀。

由于帝国主义支持北洋军阀袁世凯篡夺了辛亥革命的成果，孙中山先生被迫于1912年4月1日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孙中山先生“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宏愿，也和他救国救民的伟大理想一起，由于政权的丧失而遭受挫折。

1924年，孙中山先生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在广州成立国共合作的革命政府，中国革命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孙中山先生“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宏愿同样获得了进一步的实现。那时，革命政府所在地的广州，不但陆续增建了一批小学和儿童教养院，还开办了广东女子师范学校等培养儿童教育师资的专业学校。孙中山先生在1924年对广东女子师范学校的一次演讲中，恳切地指出：“要使孩子们自出生至成人，都能受到国家的教育。为了提高儿童的文化知识，普及儿童教育，不仅要办小学，还要办平民学校，普及全体人民的教育，让成年人也知道普及教育的重要性。要提高全体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使父母们都能安心让孩子到学校里受教育。”可以想见他发展儿童教育事业的宏伟设想。令人惋惜的是：由于革命道路的曲折，孙中山先生要使全国儿童都能幸福地成长的理想，终孙中山先生之世都未能实现。

今天，中国已经是受到全世界人民尊敬的大国，中国儿童已经得到健康成长的良好环境。孙中山先生“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愿望已经成为现实。孙中山先生虽然不能像辛亥革命那样及身而见，但是孙中山先生素来是以为人民大众谋福利的公仆自任的，只要人民能获得幸福，他个人能否及身而见，在孙中山先生自己来说，自然是无关紧要的。

四、孙中山先生与佛教

孙中山在临时大总统任内函复中华佛教总会申请立案的报告中，没有简单地把佛教视为迷信活动，而是本着信教自由和政教分离的原则，同意它的“揭宏通佛教，提振戒乘，融摄世间、出世间一切善法，甄择进行，以求世界永久和平和众生完全之幸福”的立会宗旨，肯定它“阐微索隐，补弊救偏，既畅宗风，亦裨世道”在中国社会和学术研究中的作用。同时，又指出“近世各国政教之分甚严，在教徒苦心修持，绝不干预政治，而国家尽力保护，不稍吝惜。此种美风，最可效法”，以启导中国佛教徒认清守戒清修的正确道路。孙中山还将中华佛教总会申请立案的报告发交教育部存案，使它在法律上取得“社团法人”的地位。这些有关佛教问题的批示和处置，体现了孙中山先生对佛教与中国社会关系问题的精辟见解和对佛教徒的亲切关怀。

孙中山对佛教与中国社会关系的精辟见解，和对佛教徒的亲切关怀，博得广大佛教徒的尊敬和爱戴，故当孙中山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南下广州的时候，广东的佛教徒即推广东佛教总会(后改为中华佛教总会广东分会)会长铁禅领头，于1912年5月在广州六榕寺召开欢迎孙中山大会。孙中山携同家属和广东军政府大都督胡汉民等出席欢迎大会，并给广东佛教徒题赠了“平等、自由、博爱”六个大字，以勉励他们遵守“临时约法”(孙中山在临时大总统任内，于1912年3月11日公布的、属于临时宪法性质的最高法律)上有关宗教信仰的规定，进行正当的宗教活动。

孙中山还乘参加欢迎会之便，登上六榕寺的九级浮屠——花塔游览。他看到花塔从第二级起，每级都悬挂着四字的匾额一方。它们从第二级起，自下而上依次为“二仪高下”、“三光并耀”、“四表光被”，“五岳推尊”、“六合遥观”、“七星凌汉”、“八埏在望”、“九垓一览”。匾额对历史、艺术建筑来说，有着画龙点睛的妙用，而这八方匾额既恰到好处地表达出这座高耸入云的花塔各个层级的特色，又概括地体现了它那穿云插天、九垓一览的高昂气势，是不可多得的文艺杰作。把当年孙中山见过的这些匾额恢复过来，定能使这座中外驰名的佛教艺术建筑——花塔更加生色。

五、“与国同春”——孙中山先生勖勉报界人员的题字

辛亥革命推翻清政府后，中山先生因形势所迫，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以革命尚未成功，仍以国民一分子身份，周游各省，广事宣传，以期唤起群众，把革命进行到底。

在唤起群众上，孙中山对报界人士特别寄予深切的期望。1912年5月初，孙中山自福州抵达广州。广州、香港等地报界人士于5月4日联合假座东园(故址在今越秀南路，系一所具有文化公园性质的巨大庭园)开会欢迎，孙中山在欢迎会上致辞勖勉报界人士，恳切指出“舆论为事实之母，报界诸君又为舆论之母，望诸君认定宗旨，造成一健全之舆论。”时革命党人冯自由等在香港创办《大光报》，以广东全省(包括香港、澳门)及国内外各大城市为行销对象，孙中山特给它题赠“与国同春”四个大字，勉励它为民主共和国的巩固和发展而大造革命舆论，务求“与国同春”，也就是要与民主共和国共存共荣。孙中山在勖勉广州、香港报界人士的同时，为新创办的《大光报》题赠“与国同春”四个大字。

不少报界人士没有辜负孙中山的期望，刚正不阿，为巩固民主共和国而尽到应尽的责任。其中尤以《大光报》执着“与国同春”的精神持正义以抗强权，威武不屈，甚得读者好评。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俄国爆发革命，成立社会主义政府，世界观感为之一新。《大光报》敏锐地觉察到社会主义已经登上世界舞台，适时地站在时代的前列，开展以“社会主义与中国”为中心的宣传活动，予读者以社会主义及劳工解放问题的新知识，颇能唤起社会各界人的注意，也受到孙中山赞许。

1920年1月，《大光报》发行年刊，孙中山应邀为之撰《大光年刊题词》，借报名“大光”立论，申述报刊对国家与人民责任。题词说：“……光明者，不外是使人认识实在，认识真理之工具。苟有工具而不用，或遗其实而鹜其名，则无益而有害。抑且以光明与人者，其功固大而责任亦重。苟挟其成心而以先入为主，则非光明主义，而祸患将由是而始。‘大光’之名吾固深喜之，而又望其能与人真实之知识，互助之精神，不负其名也。”这篇题词进一步发挥了“与国同春”的含义。

六、香港西医书院与孙中山的革命哲学思想

孙中山先生从1887年开始在香港西医书院(今香港大学医学院)攻读医学，至1892年以各科考试均满一百分的成绩名列第一名毕业，获医科硕士学位。其毕业证书由教务长康德黎亲笔注明各科满分字样，并由校长及教员十三人，试官八人及牧师、书记署名，由香港总督罗便臣于1892年7月23日亲自发给。

孙中山先生在香港西医书院毕业后，即于澳门、广州等地悬壶济世，成绩斐然，人咸誉为国手。孙中山先生在香港西医书院学习五年，奠定了他坚实的医学专门知识的基础，同样奠定了孙中山先生的革命哲学思想的基础。关于这个问题，分析研究的还不多。

香港西医书院系广东南海人何启按照英国大学医学院制度创办的医科专门学校。何启早年留学英国，得医学博士学位及大律师证书，回国后任香港议政局议员，兼执律师业务，又在香港西医书院教授医学、法律等科目，在报刊上发表过很多批判封建政制的论文，后来汇编为《新政真诠》出版。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思想和活动，受他的影响不少。后来，孙中山先生发动的乙未广州起义，对外宣传和起草英文的宣言书，也得到其大力帮助。

孙中山先生在香港西医书院所学的科目：第一年有生物学、植物学、物理学、化学、解剖学、生理学、药物学、临床诊察。第二年有生理学、解剖学、医学、病理学、外科学、妇科学、产科学。第三年以后，学科渐减，仅有法医学、公共卫生学、实用初级外科，但外科、产科的课时及内容均有所增加，特别偏重实习(见罗香林：《国父之大学时代》)。从这里可以看到：孙中山先生在香港西医书院的五年学习期间，所学的几乎尽为自然科学，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必须通过实习才能掌握的医学知识。这种以自然科学为基础的、着重实践与理论结合的教育，一方面使孙中山先生能够较完全地接受与封建思想对立的近代科学思想，另一方面又锻炼了孙中山先生注重实践的精神，推动了孙中山先生理论联系实际的知行学说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孙中山先生一生注重实践，哪怕是阐发革命理论，也决不无的放矢，为理论而理论。把孙中山先生历年的着述、演讲与中国近代史联系起来观察，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孙中山先生发表的言论，总是针对革命的实际问题，或者为完成某一种实际任务而发。如孙中山先生于1918至1919年所写的《孙文学说——知难行易说》，据他自己说是“恐今日国人社会心理”，“依然有此知之非艰，行之维艰之大敌横梗其中，则其以吾之计划为理想空言而见拒也”，“故先作学说以破此心理之大敌”。因而提出“知难行易”，鼓励人们努力去“行”，从实践中求知识。孙中山先生这种着重实践的思想，与他在香港西医书院所受的着重实践的科学训练，无疑有着密切的关系。

孙中山先生在香港西医书院学习期间选读的课外读物，对孙中山先生革命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同样有所影响。据孙中山先生当时的同学关景良忆述：孙中山先生在香港西医书院的学生时代，最喜欢看《法国革命史》和达尔文的《进化论》，对后者尤感兴趣。1897年，孙中山先生写信给英国剑桥大学翟尔斯教授说：“文早岁志窥远大，性慕新奇……于中学独好三代两汉之学，于西学雅癖达尔文之道”。《孙文学说》(知难行易)这部哲学名着，就是孙中山先生根据达尔文的《进化论》和他过去所学习到的自然科学知识(主要是在香港西医书院学习的科目)写成的。这部哲学名着阐述了世界的起源和人类的出现，是自然历史的行程，不承认有任何来世的力量和上帝、神等的存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部哲学名着中有关“知”、“行”关系的论证。孙中山先生在这部分的论证中，引用各种科学的发展过程，论证了“行”的作用，阐述了“行”在“知”先，“知”在“行”后，从实践中，也就是“行”中求得知识，运用知识考验实践，不断探求、不断进步的哲学原理。这是孙中山先生革命哲学思想的精华，也是他一生勇于抛弃过时的、旧的方案，探求和接受革命的、新的方案的认识论的根源。

由此可见，孙中山先生在香港西医书院所受的教育，对他的革命哲学思想的影响。

七、中山先生和中山装

中山装自1923年诞生迄今，五十多年来一直是中国男子最通行和喜欢穿着的服饰。

谁是中山装的创始人?他就是中国的民主革命家孙中山先生。

1923年，中山先生在广州任中国革命政府大元帅时，感到西装不但式样繁琐，穿着不便，又不大适应当时中国人民在生活、工作等方面的实用要求，而中国原来的服装(对胸式短衫袴，大襟式长衫等)，既不能充分表现当时中国人民奋发向上的时代精神，在实用上也有类似西装的缺点。于是主张以当时在南洋华侨中流行的“企领文装”上衣为基样，在企领上加一条反领，以代替西装衬衣的硬领。这样一来，一件衣服上便兼有西装上衣、衬衣和硬领的作用，又将“企领文装”上衣的三个暗袋改为四个明袋，下面的两个明袋还裁制成可以随着放进物品多少而涨缩的“琴袋”式样。孙中山先生说，他这样改革衣袋，为的是要让衣袋放得进书本、笔记本等学习和工作的必需品，衣袋上再加上软盖，袋内的物品就不易丢失。孙中山先生设计的裤子是：前面开缝，用暗纽，左右各一大暗袋，前面一小暗袋(表袋)，右后臀部挖一暗袋，用软盖。这样的裤子穿着方便，随身必需品的携带也很适用。

协助孙中山先生创制中山装的助手名叫黄隆生，广东台山人，原在越南河内保罗巴脱街开设隆生洋服店。1902年12月，孙中山先生到河内筹组兴中会，偶入其店购物，相与攀谈。黄隆生获悉当前顾客即为革命党领袖孙中山先生，大为倾倒，恳切要求参加兴中会，为革命出钱出力，1923年随孙中山先生在大元帅府任事。孙中山先生设计中山装时，曾请他帮助和负责缝制，顺利地制成了世界上第一套中山装。

当中山先生穿上自己设计的、也是世界上第一套中山装时说：“这种服装好看、实用、方便、省钱，不像西装那样，除上衣、衬衣外，还要硬领，这些东西又多是进口的(当时这些东西多是从外国进口)，费事费钱。”从这里也可以看到，即使在服装这样的日常生活用品上，中山先生也是立足于从本国的实际条件来考虑的。这种自力更生的精神，是永远值得人们学习的。

中山装由于具备好看、实用、方便等优点，所以一经孙中山先生提倡，就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

当今红透整个亚洲的人气天王周杰伦，高中毕业后，曾在一家餐馆当服务员。由于他的钢琴弹得很好，又会谱曲，餐馆老板发现后，就安排他做琴师，专门为客人现场弹奏钢琴。

沉默寡言的他每天要做的就是弹好钢琴，尽管他工作很勤奋，老板却一直对他不咸不淡，从没有给他额外的奖励。

这天，餐厅里格外热闹，一位客人包了半个场子举办生日party。场内喧闹声、叫喊声、杯盘相撞声不绝于耳，周杰伦却心无旁骛，专心致志地弹奏自己谱写的曲子，悠扬的曲调弥漫在餐厅的每个角落。突然，一个人用酒杯使劲敲打他的琴盖:“小伙子，今天我过生日，你能弹奏一首欢快的曲子助兴吗？就《月光下的夜晚》吧。”一股酒气扑面而来，周杰伦知道这家伙喝了不少，但既然客人提了要求，自己也不好拒绝，于是他调整了一下情绪，翻开乐谱，准备演奏这首《月光下的夜晚》。可还没等他敲响第一个音符，另一个客人又东倒西歪地走了上来，大声嚷道:“我今天喝多了，心里很烦躁，你给我弹个刺激点儿的行吗？”见周杰伦有点儿犹豫，他迅速从口袋里掏出一沓钞票“啪”地甩了过来，说：“弹个刺激的，钱就归你了。”过生日的客人见状勃然大怒，也从包里掏出一大沓钞票，挥舞着对周杰伦说:“凭什么呀，不就是钱嘛，你要是按我说的做，多少钱都行。”周杰伦左右为难，哭笑不得，两位客人却剑拔弩张，争执不下，一场“武斗”似乎不可避免。

紧张的气氛也影响到双方台下的朋友，助威呐喊声此起彼伏，有的人甚至激动地挽起了胳膊，场面眼看就要失控了。餐馆老板吓得面如土色，赶紧跑过来一会儿安慰这个，一会儿给那个赔不是，可任凭如何调解都无济于事，不知所措的老板只好盯着周杰伦看。

年轻的周杰伦也从没见过这样的场面，不过机智的他反应非常灵敏，马上微笑着说:“两位老板都想听我的演奏，我非常荣幸，但这钱是绝对不能收的。”说着他拿起钱分别装回了两人的口袋。见两个人的情绪略微缓和了一些，周杰伦灵机一动，接着说：“今天难得大家都很开心，不如我们做个游戏吧。现在我来弹奏几首乐曲，由你们来猜曲目，谁猜对得多，我就听谁的，怎么样？”两人一听这主意还比较公平，更重要的是都有了台阶下，于是欣然同意。游戏开始，聪明的周杰伦先弹了一首柔和的轻音乐，有意让过生日的客人猜中了，接着又弹了一首高亢的交响乐，另一位喝醉的客人也轻易猜中了。几曲下来，双方你来我往早忘记了到底谁猜中的多，反而在台下阵阵掌声的刺激下，伴着音乐相互对唱起来，餐厅里紧张的气氛顿时变得舒缓下来。一场点唱风波就这样平息了，餐馆老板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感激地望着周杰伦，不禁对这个看似腼腆的年轻人刮目相看。不久，周杰伦就涨了工资。

智辩，指巧辩。《续资治通鉴·元顺帝至正二十四年》：“ 唐肃宗 流播之中，怵於邪谋，遂成 灵武 之篡，千载之下，虽智辨百出，不能为雪。”

何妥反嘲顾教官

有一天，左邻右舍的大人取笑他说：“小妥啊，你在我们地方上可算得上是没有对手的神童了，要是你到京城的最高学府国子学去，那就可要处处碰壁，大败而归了。”

8 岁的何妥撇了撇嘴，不服气地说：“国子学又怎么?难道有三头六臂会吃人吗?”

那人说：“吃人倒不会吃人。不过，那儿都是知道丰富、学问渊博的人，你去了只能虚心求教，否则，必定自讨没趣的。”

何妥笑道：“有志不在年高，有理不在声大。我若去国子学当然是虚心学习，但如果有人恃才傲物，欺侮我是小孩，我也不会买帐的呀。”邻居听了，似信非信地摇摇头，走了。

何妥果然不服气，终于找了个机会，跑到国子学里去，站到教室旁虚心聆听那些学者的讲课。

忽然，某教室下课了，涌出了一批学生。走在最后的是一个教官，名叫顾良。他看见了何妥，又惊又喜他说：“嗨，你不是远近闻名的神童何妥吗!今朝什么风把你吹来啦?”

何妥恭恭敬敬他说：“顾大人，特来国子学一游，顺便恭听你的教课，得益非浅。”

顾良见他小小年纪说起话来，老成持重，刚柔相济，在暗暗佩服之余，不免生出开玩笑的想法，便说：“你这何妥的姓氏，究竟是‘荷叶’的‘荷’，还是‘河水’的‘河’啊。”

顾良说着，顿时就有一些大学生围拢来，嘻嘻地笑着，看何妥怎么回答。#影视

何妥略加品味，就明白了顾良玩笑之中揶揄的意味，于是应声答道：“您老先生不是姓顾吗，请问，那是‘眷顾’(照顾、关怀之意)的‘顾’，还是‘新故’(新近死去或新旧之意)的‘故’啊?”

顾良顿时面孔绯红，有些难以招架。

何妥到17 岁，凭着他的智慧和才干，给湘东王用重金聘去干事了。

隋朝杨玄感诈呼懈敌

公元613年(隋炳帝大业九年)，礼部尚书(官职名)杨玄感举兵造反，攻打东都(今河南洛阳)。消息传开，震惊朝野，隋扬帝忙令刑部尚书卫玄率兵镇压。

卫玄统率步兵、骑兵两万人日夜兼程，直扑洛阳，急救东都!

杨玄感军和卫玄军在洛阳附近相遇。卫玄军队人多势众，明显占了上风。

杨玄感判断了一下战场形势，火逮召集部下，说：“暴君隋炀帝派的军队锋芒正利，我们只有智取。等会儿，你们假装混乱，再让士兵高喊：‘不好啦，杨玄感已经给官兵活捉了!’这样，一定能麻痹敌人。”

众将领连连点头，纷纷领命而归。

“蓬蓬蓬”，牛皮战鼓敲响，密如雷呜。

两军人马开始厮杀。突然，杨玄感的士兵大声喊叫：“不好啦，不好啦!官军把杨玄感捉去了!”那声音似惊弓之鸟哀鸣。

卫玄的官兵本来士气极其旺盛，听到这阵阵叫喊，个个心花怒放，斗志马上松懈下来。

杨玄感见敌方中计，自知良机已到，挥剑长啸：“杀!”几千铁甲骑兵应声扫向敌方，一下子搅碎了敌阵，把卫玄军队打得大败。

卫玄率领残兵败将落荒而逃，回头惊望，只剩下了8000名垂头丧气的部下。

清朝末年，我国派出了第一批出国留学生。他们都是些少年。有个才12岁的少年叫詹天佑，十分聪明好学，又立志为国效力。后来他学习工程技术毕业，回到了国内。可清朝政府对本国人才不信任，像修铁路，就都让外国人主持。詹天佑尽管有才干，也只能当助手。

1905年，修建北京到张家口铁路的消息传开了。英国和俄国都争着要修，因为他们知道这条铁路在中国的战略要地，掌握了它就能控制中国，双方争执不下，最后达成“协议”，说中国如果不让他们修，他们就什么也不提供。他们以为中国人离开他们肯定修不成这条铁路。

清朝政府这才让詹天佑担任总工程师。有人对他不放心，说他自不量力，说他胆大包天，劝他不要承担这项难度非常大的工程。詹天佑说：“京张铁路如果失败，不但是我的不幸，也会给中国带来很大损失。外国人说中国工程师不行，我则坚持由自己来办!”为了给中国人争口气，他把全部精力都投入进去，和工人们一起吃住在工地，细心勘探，大胆试验，经过4年艰苦的劳动，终于成功地修筑了京张铁路。

这是中国人自己设计施工的第一条铁路，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志气。詹天佑为祖国赢得了荣誉，原来那些瞧不起中国工程师的英国人也表示对他由衷敬佩。

史蒂夫·乔布斯这个人物大家一定知道吧！他是个大名鼎鼎的人——苹果公司的总裁。

他的一生有许多辉煌的成就：苹果手机一至四代，苹果电脑七种款式……让人羡慕不已。乔布斯从小就爱研究电器，时间久了，他就能修好各种电器，如：收音机、电扇等。邻居和家人都很欣赏他，把他称为小工程师。有一次，爸爸的车坏了，乔布斯跟着爸爸去修车，爸爸看了看发动机，摇摇头说：唉，彻底坏了！乔布斯说不一定呢！便三下两下把车修好了。爸爸高兴地把他抱起来，不停地夸他是好样的。

后来，乔布斯长大了，为了一家人的生活，他便到电话工厂学习生产电话。一个星期不到，他就出徙了，因为他已经学会了制造电话。但他却觉得这样的电话不够完美：一：体积大；二：传音效果不好。乔布斯便从厂里带了一部电话回家，废寝忘食地研究。一年后，他终于制造出了体积小、传音清晰的电话。大家都说这是世上最好的电话。乔布斯想：这种电话工功能不多，而且必须接电线，如果能有一种功能多、便于携带的电话就好了！他又花费了半年时间，发明了便于携带、功能多的电话，是世界上第一部移动手机。这种电话用充电器充电，能随身携带，可以照相、发短信、听广播等十种功能，有一位富翁还想用一百万美元换这部手机。不久，他成立了苹果公司，把这种手机投入生产，立刻受到了人们的喜爱。乔布斯还发明了更好的手机、电脑。

可惜的是，他于20xx年逝世。虽然他已经不在人世，但他勇于创新的精神永存在人们心中！从现在开始，我要认真学习，长大后做一个像乔布斯一样改变世界的人！

世界第一的赛车选手，最热衷的兴趣是找寻宝物。提及美国空军最杰出人物艾迪。里肯贝克，就不禁令我想起马尔康。坎培尔爵士。某次的晚餐会上，我坐在他们二人之间，他们的态度是那么的沉静，说话的语调也极为温和，但他们却都深深地沉迷于速度的魅力之中。

当初里肯贝克所以成为不怕死的赛车选手，是以赚钱为目的，那么坎培尔又是为了什么呢？坎培尔是属于富豪之士，根本毋须为赚钱而劳心卖命。

那么他为何选择充满危险的赛车选手呢？是为了名誉、名气？对于这个问题，他的回答是：“纯粹只是为了享受才这么做的。”于是我转问艾迪。里肯贝克：“你看过马尔康。坎培尔爵士以彗星般的速度开快车的情形吗？”曾参加过200次以上赛车的里肯贝克的回答，着实令我大吃一惊。

“说实在话，我从未看过，而且将来也不打算看，以那种速度开车，死亡率将高达80%.”

在当时的晚宴上，没有一个人的开车速度及得上马尔康。坎培尔爵士，其时速高达300英里，等于每分钟跑5英里，从纽约到旧金山只要10小时就可跑完全程。在纪录上，时速超过200英里的曾有4个人，也就是塞古雷伯。洛克哈特、基奇及拜柏--这4个人都因速度太快而去世，目前还活着的只是坎培尔而已。

马尔康。坎培尔爵士是个宿命论者，所以从不作多余的担心，当比赛结束步下车子时，他的态度冷静得就像刚从公司下班归来似的。

坎培尔爵士在16岁时，就决心要成为脚踏车赛的选手，他父亲知道后，马上把他送到伦敦着名的罗德保险公司上班，希望打消他这个念头。

据他本人说，在他服务的两年期间，一分钱也没领到，直到第三年才有一点收入，但今天他已是世界有名的罗德公司董事。

他以报社为对象，推销破坏名誉保险--这个构想是他19岁时想到的。在英国，有关破坏名誉的法律比美国严格，所以马上获得英国大部分报社的签约。21岁时，他已是极富有的资产家，不多久，就买了好几辆摩托车和汽车，开始参加竞速比赛。他用在这方面的钱超过5万英镑以上--换算成美金，约值25万元。这一切都是为了打破速度纪录。

为找寻可供最高速度飞驰的道路，他的足迹遍及世界各地，例如丹麦、撒哈拉沙漠、南非、佛罗里达州等；终于发现最优秀的赛车跑道，地点是在美国犹他州，那儿有数万年前就已乾涸的上古湖泊的遗迹，湖底含有相当的盐分，因而显得既平坦又坚固，犹如冰面一般。

有一次他在丹麦参加比赛，时速高达140英里，途中突然响起一阵猛烈的怪音，车子的前轮竟然脱离车身，直飞到观众席上，打死了一个男孩，然后又跃过观众的头上，弹到一英里外处才停下来。

马尔康。坎培尔爵士本人感觉最刺激的事，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空战。当时他担任战斗机驾驶员，经常越过英法海峡在西部战线上空飞行。有时也驾驶着从未驾驶过的机种，飞向陌生的地方，在那儿也许完全看不到地面，而又必须降落在无法辨别东、西的地上。在此当中，也可能遭逢突然从云中冒出的德军战斗机机枪的攻击，但在4年期间，他从未受伤过。

马尔康。坎培尔爵士最大的冒险却是在印度洋可可斯岛的寻宝。他将当时的经历写成一本书，根据书上的记载，他此行的目的是为找寻海盗所隐藏的一笔财宝。地球上可能没有一个地方像可可斯岛这般寂寞，在那儿看不到一栋房子，也找不到文明人的影子，当地的土着是从前以文化及财富夸耀一时的印加族后裔，他们白天都躲在山中，直到日落之后才悄悄地潜至海边，他们的行动比海边的椰子树影更为安静，所以白人很难察觉。在海边的岩岸及砂地上，有许多蜘蛛、螃蟹、蜈蚣、蚂蚁等，除此之外，还有苍蝇、蚊子在上空飞行，岛四周的海边则有鲨鱼在大肆活动。

据说，只要沿着溪流上溯，用铁锹插进一块大岩石的裂口，把大岩石敲开，就能找到海盗所藏价值数百万的黄金及灿烂无比的珠宝，就像“天方夜谭”阿拉丁所发现的珠宝一般。

岛上的所有溪流，坎培尔都曾沿溪上溯，甚至连已经干涸的溪流遗迹，他也不放过。在繁茂密林中，他曾敲开过无数的岩石，但始终不曾见到那些传闻中的珠宝。

有一天，他费力地拨开密生着的有刺草，希望在繁茂的草丛中开出一条进路，他突然发现这时吹的是北风，而他正要朝北方前进，如果放一把火，就能将那些挡路的野草烧光，而轻易地前进。他擦了一根火柴，密林立即以猛烈之势燃烧起来，5分钟后，四周变成一片火海，犹如置身于赤热的熔炉中一般。

眼看着火舌窜向四方，若再不逃跑，将会被烧成焦炭了，于是一行人就像被死神追赶般，没命地逃离这片密林。

终于逃到海边，但因为已被烟薰得差不多了，每个人都支撑不住地倒在地上。过了一会儿，回头看密林那端，只见熊熊的火焰几乎冲到云霄，四周的空气显得燥热无比，但又不能跳进海中，因为海中有许多食人鲨鱼在游动着；幸好，岸边绿油油的椰子树含有丰富的水分，不容易烧起来，才算保住这群人的生命。

为找寻那些根本不存在的财宝，吃苦耐劳地奋斗三个星期，所得到的却只是血迹斑斑的脚、磨破皮的手指及被火烤得红肿的背部而已，这位英国富翁如今就像狱中的犯人一般。他实在太累了，而且又罹患热病，在希望破灭之后，只好狼狈地回国。但他说，迟早还要再到可可斯岛走一遭，如果真的有财宝，他一定要把它们找回来。

“只要有冒险的机会，即使需绕地球半周，我也会不计一切地勇往直前，这就是我的个性。”他以他惯有的沉静态度说道。

〔补注--虽未有明显的记载，但马尔康。坎培尔的确是生于英国、死于英国的英国人。于1923年以赛车选手身份创出时速137英里的纪录后，又于1935年在美国犹他州创造时速300英里的纪录。两年后，因视力障碍而放弃赛车生涯。

我今年八十七岁了，从七岁上学起就读书，一直读了八十年，其间基本上没有间断，不能说对于读书没有一点经验。我所读的书，大概都是文、史、哲方面的，特别是哲。我的经验总结起来有四点：

(1)精其选。

(2)解其言。

(3)知其意。

(4)明其理。

先说第一点。古今中外，积累起来的书真是多极了，真是浩如烟海，但是，书虽多，有永久价值的还是少数。可以把书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要精读的，第二类是可以泛读的，第三类是仅供翻阅的。所谓精读，是说要认真地读，扎扎实实地一个字一个字地读。所谓泛读，是说可以粗枝大叶地读，只要知道它大概说的是什么就行了。所谓翻阅，是说不要一个字一个字地读，不要一句话一句话地读，也不要一页一页地读。就像看报纸一样，随手一翻，看看大字标题，觉得有兴趣的地方就大略看看，没有兴趣的地方就随手翻过。听说在中国初有报纸的时候，有些人捧着报纸，就像念五经四书一样，一字一字地高声朗诵。照这个办法，一天的报纸，念一天也念不完。大多数的书，其实就像报纸上的新闻一样，有些可能轰动一时，但是昙花一现，不久就过去了。所以，书虽多，真正值得精读的并不多。下面所说的就指值得精读的书而言。

怎样知道哪些书是值得精读的呢?对于这个问题不必发愁。自古以来，已经有一位最公正的评选家，有许多推荐者向它推荐好书。这个选家就是时间，这些推荐者就是群众。历来的群众，把他们认为有价值的书，推荐给时间。时间照着他们的推荐，对于那些没有永久价值的书都刷下去了，把那些有永久价值的书流传下来。从古以来流传下来的书，都是经过历来群众的推荐，经过时间的选择，流传了下来。我们看见古代流传下来的书，大部分都是有价值的，我们心里觉得奇怪，怎么古人写的东西都是有价值的。其实这没有什么奇怪，他们所作的东西，也有许多没有价值的，不过这些没有价值的东西，没有为历代群众所推荐，在时间的考验上，落了选，被刷下去了。现在我们所称谓“经典著作”或“古典著作”的书都是经过时间考验，流传下来的。这一类的书都是应该精读的书。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历史的发展，这些书之中还要有些被刷下去。不过直到现在为止，它们都是榜上有名的，我们只能看现在的榜。

我们心里先有了这个数，就可随着自己的专业选定一些须要精读的书。这就是要一本一本地读，所以在一个时间内只能读一本书，一本书读完了才能读第二本。在读的时候，先要解其言。这就是说，首先要懂得它的文字；它的文字就是它的语言。语言有中外之分，也有古今之别。就中国的汉语笼统地说，有现代汉语，有古代汉语，古代汉语统称为古文。详细地说，古文之中又有时代的不同，有先秦的古文，有两汉的古文，有魏晋的古文，有唐宋的古文。中国汉族的古书，都是用这些不同的古文写的。这些古文，都是用一般汉字写的，但是仅只认识汉字还不行。我们看不懂古人用古文写的书。这叫语言文字关。攻不破这道关，就看不见这道关里边是什么情况，不知道关里边是些什么东西，只好在关外指手划脚，那是不行的。我所说的解其言。就是要攻破这一道语言文字关。当然要攻这道关的时候，要先作许多准备，用许多工具，如字典和词典等工具书之类。这是当然的事，这里就不多谈了。

中国有句老话说是“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意思是说，一部书上所写的总要比写那部书的人的话少，他所说的话总比他的意思少。一部书上所写的总要简单一些，不能像他所要说的话那样罗嗦。这个缺点倒有办法可以克服。只要他不怕罗嗦就可以了。好在笔墨纸张都很便宜，文章写得罗嗦一点无非是多费一点笔墨纸张，那也不是了不起的事。可是言不尽意那种困难，就没有法子克服了。因为语言总离不了概念，概念对于具体事物来说，总不会完全合适，不过是一个大概轮廓而已。比如一个人说，他牙痛。牙是一个概念，痛是一个概念，牙痛又是一个概念。其实他不仅止于牙痛而已。那个痛，有一种特别的痛法，有一定的大小范围，有一定的深度。这都是很复杂的情况，不是仅仅牙痛两个字所能说清楚的，无论怎样罗嗦他也说不出来的，言不尽意的困难就在于此。所以在读书的时候，即使书中的字都认得了，话全懂了，还未必能知道作书的人的意思。从前人说，读书要注意字里行间，又说读诗要得其“弦外音，味外味”。这都是说要在文字以外体会它的精神实质。这就是知其意。司马迁说过：“好学深思之士，心知其意。”意是离不开语言文字的，但有些是语言文字所不能完全表达出来的。如果仅只局限于语言文字，死抓住语言文字不放，那就成为死读书了。死读书的人就是书呆子。语言文字是帮助了解书的意思的拐棍。既然知道了那个意思以后，最好扔了拐棍。这就是古人所说的“得意忘言”。在人与人的关系中，过河拆桥是不道德的事。但是，在读书中，就是要过河拆桥。

上面所说的“书不尽言”，“言不尽意”之下，还可再加一句“意不尽理”。理是客观的道理；意是著书的人的主观的认识和判断，也就是客观的道理在他的主观上的反映。理和意既然有主观客观之分，意和理就不能完全相合。人总是人，不是全知全能。他的主观上的反映、体会和判断，和客观的道理总要有一定的差距，有或大或小的错误。所以读书仅至得其意还不行，还要明其理，才不至于为前人的意所误。如果明其理了，我就有我自己的意。我的意当然也是主观的。也可能不完全合乎客观的理。但我可以把我的意和前人的意互相比较，互相补充，互相纠正。这就可能有一个比较正确的意。这个意是我的，我就可以用它处理事务，解决问题。好像我用我自己的腿走路，只要我心里一想走，腿就自然而然地走了。读书到这个程度就算是能活学活用，把书读活了。会读书的人能把死书读活；不会读书的人能把活书读死。把死书读活，就能把书为我所用，把活书读死，就是把我为书所用。能够用书而不为书所用，读书就算读到家了。

从前有人说过：“六经注我，我注六经”。自己明白了那些客观的道理，自己有了意，把前人的意作为参考，这就是“六经注我”。不明白那些客观的道理，甚而至于没有得古人所有的意，而只在语言文字上推敲，那就是“我注六经”。只有达到“六经注我”的程度，才能真正地“我注六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