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心的名人故事介绍（精选20篇）

名人故事

甘地小故事当甘地准备到英国学习法律时，别人曾反覆警告他重新吃肉，否则无法在英国生活。但是他母亲不想让儿子成为肉食者，于是就强迫他发誓；在一个耆那教出家人的主持下，甘地对他母亲发誓说他将永远不碰酒、女人和肉，甘地的母亲才放心地答应甘地去英国。没有这一誓言，甘地可能不会成为素食者。当甘地到达英国后，他发现继续坚持素食主义非常困难，因为她的女房东同意提供面包和住处，但他却不知道如何烹饪蔬菜和面包。甘地说他那时几乎快要饿死。尽管甘地以前曾经吃过肉且认为吃肉是好事，但他仍坚守誓言。有一次甘地含著泪对一位劝他吃肉的朋友说：‘我知道你一次次地劝我吃肉是因为同情找，但是我实在没有办法。誓言就是誓言，它是不能破的。’

虽然甘地没有因诱惑而破誓，但他仍然需要面对寻找食物的实际问题。在从英国女房东那里听说市内有素食餐馆之后，他就马不停蹄地到处寻找，当他找到之后，他说：‘我当时的感受就像孩子得到了一件心爱之物。’

斯蒂芬·威廉·霍金，CH,CBE,FRS,FRSA（StephenWilliam Hawking，1942年1月8日），英国剑桥大学著名物理学家，是现代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之一。

他患有肌肉萎缩性侧索硬化症（卢伽雷病），全身瘫痪，不能言语。 他唯一能动的地方只有一双眼睛和3根手指，其他部位便不能动。

1979至2009年任卢卡斯数学教授，他是英国最崇尚的教授职位。霍金的主要研究领域是宇宙论和黑洞，证明了广义相对论的奇性定理和黑洞面积定理，提出了黑洞蒸发现象和无边界的霍金宇宙模型，在统一20世纪物理学的两大基础理论——爱因斯坦创立的相对论和普朗克创立的量子力学方面走出了重要一步。

霍金是一个懂的感恩生活和乐观不屈的人。

霍金从小就拥有对自然科学的强烈兴趣，在大学时代(当时还没患病)，他就意识到，肯定会有一套能够解释宇宙的万物理论，并陶醉于对其的思索之中，把之当做了自己的信仰，并具有极强的使命感。

在他21岁得知自己患上了不治之症后他也消沉过一段时间，极度失望时他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努力去帮助一些人们。医生当时预测他最多只能活2年，但2 年过后情况并不是非常糟糕。后来他又想到了以前曾和自己一个病房的男孩，那个男孩第二天就死去了。他似乎明白了什么，他觉得自己还不算倒霉，不应该就这样放弃，自己17岁就考上剑桥大学，拥有异乎常人的头脑。(之前他就和珍认识，后来他们很快坠入爱河，不久他们结婚了)

患病后，霍金为了家庭，为了自己的理想，果断的“站了起来”，继续了自己的研究。他自己在个人传记中谈到，他并不认为疾病对他有多大影响，他每天都陶醉在自己的世界之中，努力不去思考自己的疾病。同时，他又努力证明自己能够象常人那样生活!霍金在自己的生活中，只要能做到的事情绝不麻烦别人，他很憎恨别人把自己当做残疾人，他说：一个人身体残疾了，决不能让精神也残疾。霍金的意志力是非常坚强的，同时他又是一个对生活很有主见的人。他对生活永远充满了 乐观和幽默的态度。在他患病后，曾有6次非常近距离的和死神交手，他都顽强的活了下来。

一次霍金演讲结束后，一位女记者冲到演讲台前问到：“病魔已将您永远固定在轮椅上，你不认为命运让你失去太多了吗?”大师的脸上充满了笑意，用他还能 活动的3根手指，艰难地叩击键盘后，显示屏上出现了四段文字：“我的手指还能活动;我的大脑还能思维;我有终生追求的理想;我有爱我和我爱的亲人和朋 友”...在回答完那个记者的提问后，他又艰难的打出了第五句话：“对了，我还有一颗感恩的心!”现场顿时爆发出了雷鸣般的掌声。。。

的确用霍金自己的话来说，活着就有希望，人永远不能绝望!比大海更广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广阔的是人的胸怀!即使病魔把霍金关在果壳中，他也是无限空 间之王! 霍金的故事告诉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成为自己命运的主宰，都应该对自己的生活有自己的主见，拥有自己的梦想，并全力以赴为之奋斗!

一位身经百战、战功赫赫的老将军，解甲归田后办了个武术培训班，还迷上了古董收藏，他对每一件古董都沉迷至极，每天擦了又擦，看了又看，总是把玩不停，兴趣不减。

有一次，一群好友来到他的收藏室欣赏他的藏品，他眉飞色舞地给他们介绍古董，在介绍他最心爱的一只古瓶时，一不小心从手中滑落，他赶紧将古瓶一抱，才没有落到地上，可他在这一瞬间吓得面如土色，满脸是汗。这件事使他迷惑不已：自己戎马生涯大半辈子，不知经历了多少腥风血雨，可为什么一只古瓶的脱落就使自己吓成这样？思来想去难以得到合理的答案。

他时常做梦，梦见古瓶跌得粉碎，梦见古瓶被盗去，梦见房子倒塌砸碎了古瓶。夫人见他这样很是心疼，无意中说了一句：“那古瓶还不如摔碎算了，说不定你就不会这样了。”一句话使将军恍然大悟：因为过于迷恋，才会患得患失，这是自己制造的心魔，使自己难以解脱。于是，他一咬牙将那只古瓶砸了，这夜，他居然安稳地睡了一个好觉。

他是谁？他就是教出了卢俊义、林冲、武松、岳飞的周侗将军。

魏文侯讲诚信

战国时代，魏国的第一个国君叫魏文侯，由于他处处诚信待人，无论当官的还是普通百姓，都敬重他，魏国因此迅速强大起来。

有一次，他和管理山林的人约定，次日下午到郊外去打猎练兵。到了次日，下朝后举行宴会，魏文侯准备在宴会一结束，就去打猎练兵。可是，宴会快结束的时候，天上忽然下起了瓢泼大雨，看看快到中午了，雨还是不停，而且越下越大，魏文侯起身对席间的众臣说：“对不起，我要告辞了。赶快准备车马，我要到郊外去打猎练兵，那里已有人在等我了。”众臣一见国君要冒雨出门，都走上来劝阻。这个说：“天下这么大的.雨，怎么能出门呢?”那个说：“去了也无法打猎练兵!”魏文侯看看天色说：“打猎练兵是不成了，可是得告诉一下那位管理山林的人哪!”众臣中有一位自告奋勇的人说：“那好，我马上去告诉。”魏文侯把手一摆说：“慢，要告诉得我自己去。昨天是我亲自跟人家约定的，如今失约，我要亲自跟人家道歉才行。”说完大步跨出门外，顶着大雨往管理山林人的住处去。

鲁迅先生的文章我们看得很多，但对于他作为父亲的事迹，却基本很少看到。其实鲁迅也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他教育儿子的方法非常值得借鉴。

鲁迅因擅写杂文，嘻笑怒骂皆成文章，有人就认为他一脸正气，为人严肃，缺少人情味。其实，鲁迅既有“横眉冷对千夫指”的一面，也有“俯首甘为孺子牛”的一面。他在家庭中，便是一位宽厚的丈夫，慈爱的父亲。因为有鲁迅充满父爱的艺术教育方法，海婴最终成才。

1、给孩子全部的爱。

鲁迅晚年得子，自然喜爱万分，鲁迅对海婴倾注了全部的父爱。每天深夜12时至凌晨2时，他一定要轻轻上楼，察看海婴的睡眠情况，帮忙盖好被子;孩子睡足就逗孩子玩，孩子倦了就抱起孩子，哼着催眠曲，把孩子送进梦乡;孩子病了，鲁迅更是彻夜守护。正如鲁迅妻子许广平所说的：“他是尽了很大的力量，努力分担那可能范围里的为父之责的。”

2、信守承诺，尊重孩子。

海婴渐渐长大了，鲁迅就有选择地带他去看电影。凡是益于儿童身心健康的，如《泰山之子》、《米老鼠》及世界风光类的影片，鲁迅常常带他去观看。一次，吃晚饭时，海婴听说饮誉世界的“海京伯”马戏团到上海演出，高兴得手舞足蹈。但鲁迅考虑到马戏团大多为猛兽表演，且在深夜临睡前，怕海婴受到惊吓，终于没有带他去看。海婴为此嚎啕大哭了一场。鲁迅第二天便耐心地对他说明了原因，答应别找机会，白天陪他去看。鲁迅在1933年10月20日的《日记》中有这样一条记载：“午后同广平携海婴去海京伯兽苑。” 这件事给海婴印象很深，以后每提及此事，海婴就动情地说：“父亲对我如此真心的爱，使我认识到一个人如何才能当一个好父亲。”

3、理解孩子。

鲁迅把儿童看作民族的未来，国家的希望，竭力反对两种因袭的错误教育方法：一种是粗暴压服的方法，对儿童非打即骂，使得儿童从小唯唯诺诺，低声下气，思想愚钝，目光呆滞，父母却美其名曰“听话”，自以为是教育的成功，其实这类孩子长大以后，“如暂出樊笼的小禽，他决不会飞鸣，也不会跳跃。”另一种是娇生惯养的方法，任其跋扈，放任不管，使儿童在家里成了“小霸王”要什么给什么，待到将来走到社会，“便如失了网的蜘蛛一般，立刻毫无能力。”

鲁迅提倡，对儿童要了解他们的心灵世界，懂得他们的兴趣和喜好。他曾经说：“孩子的世界，与成人截然不同;倘不先行理解，一味蛮做，便大碍于孩子的发达。”有一天，鲁迅在家里请朋友吃饭，桌上摆了一盘鱼丸子，海婴面前也放了一小碟，他先夹了一个尝尝，觉得味道不新鲜，就嚷菜坏了。大家从大盘中拣来尝了尝，都说是新鲜的，以为是孩子瞎嚷，就不去理他。但鲁迅却认真地对待孩子的意见，把海婴碟子里的拣来尝了尝，果然味道变了，赶紧吐了出来。鲁迅说：“孩子说不新鲜，一定有他的道理，不加以查看就抹杀是不对的。”

4、要教导孩子。

鲁迅认为，对儿童要循循善诱，教给他们文化知识，使他们明辨事理。儿童天真活泼，喜欢游戏，有爱美的天性，大人要注意发展儿童的想象力和求知欲。他曾经说过：“孩子是可以敬服的，他常常想到星月以上的境界，想到地面以下的情形，想到花卉的用处，想到昆虫的语言，他想飞上天空，他想潜入蚁穴……”

因此，对孩子们提出的问题，鲁迅总是不厌其烦地给予解答，如果问题过于复杂，他就会说 “等你大一点读书了，书本和先生会告诉你的。”

5、让孩子游戏。

鲁迅曾经指出：“游戏是儿童最正当的行为，玩具是儿童的天使。”鲁迅就是从孩子摆弄玩具中，根据儿童的.特点，引导，发展他们的兴趣爱好，促使其健康成材的。

鲁迅发现海婴从小对理工知识有兴趣，便给海婴买来一套木工工具的玩具。小海婴捧如至宝，常常用它敲敲打打，那认真的神态，俨然像一个小工程师在盖房子。鲁迅还常常带海婴到郊外去玩，欣赏清清的河水，鲜艳的野花，嫩绿的庄稼，追逐漂亮的蝴蝶，捕捉有趣的昆虫。野外的新鲜空气，滋润着海婴稚嫩的心田。一次，鲁迅好友瞿秋白送海婴一套苏联儿童玩具，这是一种类似积木的铁制玩具，有上百个金属零件，可以组装出各种各样的玩意儿，小到简单的翘翘板，大到复杂的起重机、飞机等。瞿秋白的夫人杨之华在玩具盒上用娟秀的笔体，写明一共有多少零件，如何玩法。鲁迅和许广平慎重地对小海婴说：“这是何叔叔、何叔母从苏联带给你的，你可要格外爱惜。”小海婴迷上了“积铁”，一玩就是半天。他由玩“积铁”开始，迷上了理工技术，小小年纪，就能拆钟、修锁、装矿石收音机了。

出生在那个年代，却有如此先进而科学的育儿观念，鲁迅真是一位大师。

经风雨，见彩虹——李嘉诚的“父教”故事

1940年冬天，李嘉诚一家离井背乡，逃至香港。流离失所来到异地，是李嘉诚生命中第一次转折，也是他经历人间苦难的开始。香港，那是一个“金钱至上”的社会，初到香港的李嘉诚茫然了，举目看到世态炎凉，心里产生很多感想，童年时五彩缤纷的梦想和天真被现实粉碎了。但是尽管有纠缠不清的困惑，李嘉诚并没有失望，没有失去信心，还是充满斗志地实现自己学业的理想。

在亲友们的帮助下，李嘉诚进入香港的中学继续初中学业，清一色的英语教材使李嘉诚内心复杂世界又添一份学业上的惶恐不安。虽然困难重重，但对于生性倔强、做事从不半途而废的李嘉诚来说，这是一次极好的应战。李嘉诚起早贪黑，抓住点滴时间补课，渐渐地，终于跟上了班里的学习进度。

然而正当李嘉诚踌躇满志、刻苦学习的时候，一个巨大的不幸降临到李氏一家人头上。父亲李云经因劳累过度不幸染上肺病，身为长子的李嘉诚一边照顾父亲，一边拼命温习功课，他想让学业有好成绩使父亲高兴。贫病交加、卧床不起的父亲，视李嘉诚的学业比自己生命还重，他多次嘱咐李嘉诚千万别让为父的病情耽搁了学业。为了不使儿子失学，这个尊敬的父亲将自己的药钱存下来，供李嘉诚读书，由此以往，父亲的病愈来愈重，李嘉诚至今还记得，自己每次去医院给父亲送饭，父亲不是抱怨太多太好，就是将饭盒中的菜塞到李嘉诚的嘴里。

在如此生活重压下，李嘉诚仍然未放弃自己的理想，更加拼命学习，终于“后来者居上”，名列前茅。但是，父亲还是离他而去了。临终前，父亲喘息着，用尽力气抓住儿子的手，嘴里喃喃叮嘱李嘉诚要有勇气，好好做人，说：“阿诚，阿爸对不起你……”还在为自己优秀的儿子学业将从此中断而遗憾。

假期，我看了《名人故事》这本书，我觉得有关诺贝尔的故事令我记忆深刻。我从书中了解到，诺贝尔用整个生命在研究更好、威力更大的炸药，在一次失败的实验中，弟弟被炸死，父亲被炸残，可是他丝毫没有气馁，重振精神，继续研究炸药，直至成功，解决难题。

我被诺贝尔那努力奋斗，坚忍不拔的决心所打动。我觉得，学习也一样，只有朝着目标去努力，去奋斗，才能取得成功。就像学习书法的过程：刚开始跟爷爷学习书法，我连毛笔都不会拿，经过学习，好不容易才学会了握笔，可是写出来的笔划却歪歪扭扭，更不要说写字了。练了好久，还是老样子。有好几次，我都恼怒地不想学了，但是当我想起阅读中那些像诺贝尔那样为了目标不懈努力、不言放弃的名人们，我这点小困难、小挫折又算得了什么？于是，我又重拾信心，一直坚持学习，有时一练就是三、四个钟头。功夫不负有心人，三年过去了，我的书法作品先后获得了学样书画比赛一等奖、全国中小学书画大赛银奖……

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我仍会继续努力。我也懂得了坚持、不放弃，才能练就过硬的本领！

My father, Winston Churchill, began his love affair with painting in his 40s, amid disastrous circumstances. As First Lord of the Admiralty in 1915, he was deeply involved in a campaign in the Dardanelles that could have shortened the course of a bloody world war. But when the mission failed, with great loss of life, Churchill paid the price, both publicly and privately. He was removed from the admiralty and effectively sidelined.

Overwhelmed by the catastrophe — “I thought he would die of grief,” said his wife, Clementine —he retired with his family to Hoe Farm, a country retreat in Surrey. There, as Churchill later recalled, “The muse of painting came to my rescue!”

Wandering in the garden one day, he chanced upon his sister-in-law sketching with watercolors. He watched her for a few minutes, then borrowed her brush and tried his hand. The muse had cast her spell!

Churchill soon decided to experiment with oils. Delighted with this distraction from his dark broodings, Clementine rushed off to buy whatever paints she could find.

For Churchill, however, the next step seemed difficult as he contemplated with unaccustomed nervousness the blameless whiteness of a new canvas. He started with the sky and later described how “very gingerly I mixed a little blue paint on the palette, and then with infinite precaution made a mark about as big as a bean upon the affronted snow-white shield. At that moment the sound of a motor car was heard in the drive. From this chariot stepped the gifted wife of Sir John Lavery .”

“ ‘Painting!’ she declared. ‘But what are you hesitating about? Let me have the brush — the big one.’ Splash into the turpentine, wallop into the blue and the white, frantic flourish on the palette, and then several fierce strokes and slashes of blue on the absolutely cowering canvas.”

At that time, John Lavery— a Churchill neighbor and celebrated painter— was tutoring Churchill in his art. Later, Lavery said of his unusual pupil: “Had he chosen painting instead of statesmanship, I believe he would have been a great master with the brush.”

In painting, Churchill had discovered a companion with whom he was to walk for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years that remained to him. After the war, painting would offer deep solace when, in 1921, the death of the mother was followed two months later by the loss of his and Clementine’s beloved three-year-old daughter, Marigold. Battered by grief, Winston took refuge at the home of friends in Scotland, finding comfort in his painting. He wrote to Clementine: “I went out and painted a beautiful river in the afternoon light with crimson and golden hills in the background. Alas I keep feeling the hurt of the Duckadilly (Marigold’s pet name).”

Historians have called the decade after 1929, when the Conservative government fell and Winston was out of office, his wilderness years. Politically he may have been wandering in barren places, a lonely fighter trying to awaken Britain to the menace of Hitler, but artistically that wilderness bore abundant fruit. During these years he often painted in the South of France. Of the 500-odd canvases extant, roughly 250 date from 1930 to 1939.

Painting remained a joy to Churchill to the end of his life. “Happy are the painters,” he had written in his book Painting as a Pastime, “ for they shall not be lonely. Light and color, peace and hope, will keep them company to the end of the day.” And so it was for my father.

我的父亲，温斯顿·丘吉尔，在他四十多岁时开始迷恋上绘画，当时环境异常恶劣。那是在1915年，任海军大臣的他，积极投身于在达达尼尔海峡的一场战役中，这场战役本可以缩短那段血雨腥风的世界大战。但由于遭受失败，伤亡惨重，丘吉尔于公于私都付出了代价。他被从海军部调离且实则坐起了冷板凳。

在灾难的折磨下——他的妻子克莱门廷说：“我想他会痛苦而死，”——他携家带口来到萨利郡的一处乡间静居霍·华姆。在那儿，丘吉尔后来回忆道，“是绘画中的冥思拯救了我！”

一天他在花园散步时，偶然看到他的弟媳在用水彩作画。他观察了几分钟，然后向她借了画笔并一试身手。他的专注仿佛给他施了魔法！

丘吉尔很快就决定试试去画油画。看到他从阴暗的忧郁思中解脱出来，克莱门廷非常开心，她赶忙去买所有能买到的颜料。

然而，迈出下一步似乎有些困难，因为丘吉尔看到一块新画布的洁白无暇时感到无所适从和为难。他先从天空画起，后来他描述如何“非常谨慎地在调色板上加入一点儿蓝色调，然后以万分的小心，在这块被蓄意冒犯的雪白的防护板上点上豌豆大的一笔。这时，传来一阵驾驶机动车的马达声。约翰·拉威利先生才华出众的太太从这辆车中姗然而下。

“‘在画画呀！’她高声说着。‘可你还在犹豫什么呢？给我那支笔——那支头号的。’只见松油飞溅，她在蓝白颜料间挥毫泼墨，在调色板上龙飞凤舞，接着在吓得发皱的油画布上用力东戳西捣几下蓝色。”

那时，约翰·拉威利——丘吉尔的邻居，也是一位有名的画家—正教丘吉尔学画。后来提及他的这位特殊的学生，拉威利说：“倘若他选择绘画而不是从政，我相信他会是位绘画大师的。”

在绘画中，丘吉尔找到了能陪他度过余生大部分时光的知已。战后，在1921年，母亲刚去世两个月，他和克莱门廷就失去了他们深爱着的三岁女儿玛丽戈尔德，这时作画给了他一些安慰。在痛苦的打击下，温斯顿来到苏格兰朋友们的家中以求得安慰，用绘画来解脱自己。他在给克莱门廷的信中说：“我出外画了一条夕阳下美丽的溪流，背后映衬着晚霞的群山。唉，达克迪莉（玛丽戈尔德的昵称）使我的苦痛总是挥之不去。

史学家把1929年后的十年，也就是保守党政府垮台而温斯顿下台的时间，称为他的荒凉岁月。政治上，他一直在举步维艰的处境中徘徊，是一个孤独的勇士在努力唤起受到希特勒威胁的国人，但在艺术上他在那荒凉岁月却硕果累累。这些年他经常在法国南部作画。在现存的500多张油画中，大约250张是1930至1939年间的作品。

绘画给丘吉尔带来了乐趣直到他的人生尽头。在他所著的《画中的消遣》里说：“画家其乐融融，因为他们不会孤独。光与色，和平与希望，会始终伴随他们。”我父亲就是这样一个人。

[温斯顿·丘吉尔:生活侧记-名人传记英文故事

著名京剧艺术家梅兰芳小时候，相貌很平常，眼神还有些呆板，见人不大会说话。在他八岁那年，家里请来了一位有名的朱素云先生教他学戏。第一出开蒙戏《二进宫》，老师反复教他，还不能上口。朱先生见他进步太慢，认为他不是学戏的材料，再不教他了。朱先生临走时，将梅兰芳叫到跟前斥责说：“祖师爷没给你这碗饭吃，我也没办法。”说完就拂袖而去。

梅兰芳是个有志气有毅力的孩子，朱先生的话像一根针刺疼了他的心。

他想，难道别人能学会的戏，我就学不会？难道我比别人少点啥？他暗下决心，非闯出个样子来不可。

不久，梅兰芳入了“云和堂”学戏，拜吴菱仙老先生为师。吴先生对梅兰芳的要求很严，有时还采取十分严苛的训练方法，但梅兰芳总是按老师要求的那样，努力完成练功任务。当时，吴先生最厉害的一手是跷功。他搬来一条板凳，上面放着一块砖头，让梅兰芳脚踏两根半来多长的高跷站在砖头上，并要求站一柱香的工夫。起初，梅兰芳站上去总是战战兢兢，不到三分钟，就腰酸脚疼支撑不住了。可他刚跳下来，又必须马上再站上去，因为一柱香烧不完，是不准下来休息的。为了练出过硬功夫，梅兰芳的腿都站肿了。

经过一段基本功训练，梅兰芳的跷功有了很大长进。但他没有满足，又积极主动地设法增加训练难度。秋去冬来，他在庭院里找块地方浇了一个冰场，冰面光洁如镜，人走上去都免不了摔跤。可梅兰芳偏偏要踏上高跷，到冰场上去跑圆场。高跷本来重心就高，支撑面又很小，再加上冰滑，梅兰芳经常摔得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吴先生看了有些怜惜和心疼，就对梅兰芳说：“休息几天再练吧！”梅兰芳却坚决地说：“先生，您不是常常说，练功练功，一日不练三日空吗？”先生无奈，只好让他继续练下去。

冰上踩跷的功夫，使梅兰芳受益甚大。他晚年时曾多次说过：“幼年练跷功，颇以为苦，但使我腰腿力量倍增。我在六十多岁时仍然演出《醉酒》、《穆柯寨》一类刀马花旦戏，就不能不说是当年严格训练跷功的好处。真可谓‘不受一番冰霜苦，哪得梅花放清香’啊！”

参军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初，新一年的征兵工作已经开始。雷锋心急如焚要求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但鉴于焦化厂的征兵名额有限，但是雷锋在工地的表现十分突出，领导都舍不得放他走，就不同意他报名。这可急坏了雷锋，他跑了几十里路，来到辽阳市人民武装部向余政委讲起自己的经历，表明他参军的志愿和决心。

就在武装部的余政委和工程兵派来的接兵的领导专门研究了雷锋的入伍问题的时候，认为他是苦孩子出身，经过实际工作的锻炼，政治素质好，入伍动机明确，虽然身高1.54米，体重不足55公斤，身体条件差些，但他在农场开过拖拉机，在工厂开过推土机，多次被评为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和先进工作者。但是相信他入伍会成长得更快，最后勉为其难决定批准雷锋入伍。

一九六零年一月八日，雷锋领到了入伍通知书，随新兵一同由辽阳来到驻地营口市。他做为新兵代表在欢迎战友入伍大会上讲话。

雷锋所在团是有着光荣战争历史的部队，他决心以实际行动发扬优良传统。开饭时，他主动给大伙读报，宣传党的政策：休息时，他教大家唱歌，雷锋在这个大家庭里感受到无此的温暖，由于他身小臂力弱，开始练投手榴弹时不合格，他天不亮就消消地出去练习，十几天后，他终于和其他同志一样，在实弹学习中得到了优秀。

在《中华成语故事》中，这个成语——“程门立雪”是一个值得大家去深刻体会的成语之一。宋朝时，有一位学问的人，名叫杨时。他对老师十分尊敬，一向虚心好学。“程门立雪”便是他尊敬老师.刻苦学习的一段小故事。杨时在青年时代非常用功。后来中了进士，他不愿做官，继续访师求教，钻研学问。当时程颢、程颐兄弟俩是全国有名的学问家，杨时先是拜程颢为老师，学到不少知识。四年后，程颢逝世了，为了继续学习，他有拜程颐为老师。这时候，杨时已经四十岁了，但对老师还是那么谦虚.恭敬。一天，天空浓云密布，眼看一场大雪要到。午饭后，杨时为请教一个问题，约了同学一起去程颐家。守门人说程颐正在睡觉。他们不愿打扰，便在门口守着。天上飘起了鹅毛大雪，雪花在头上飘舞，凛冽的寒气，冻的他们浑身发抖。他们仍旧站在门口守着。过了好长时间，程颐醒过来了，这才知道杨时他们在门完雪地里等了很久，便。赶快叫他们进去。这时候，门外的雪，已经积得有一尺多厚了。杨时这种尊敬老师的优良品德，一直受到人们的称赞。这个成语所表达的意义已经非产明显，就是要让人们知道——学习的优异，需要汗水的付出，才有回报。然而，现在的这个时代，由于经济的飞速发展，这种刻苦努力的精神，越来越少，希望通过这个成语，能让大家找会这种精神。

富兰克林说：宝贝放错了地方便是废物。在人生的坐标里，一个人如果站对了位置，善于经营自己的长处，那么他将获得人生的成功。

今年22岁的刘晓迪，是鲁东大学2006级文学院的学生。她从小就是个“书虫”，放学做完作业、周末没事的时候，就会到父母的书摊去帮忙，养成了看书的习惯。到中学时，她几乎看遍了《道德经》《孟子》《庄子》等古典文学书籍。

在大学里，刘晓迪依然喜欢读书，文学专业的经典和专业之外的书都看，尤其喜欢古典诗词，最欣赏李清照、李煜和纳兰性德的词。因为喜欢文学的意境美，她闲暇时就爱琢磨歌词，关注歌词的内容、意境、结构，她说最欣赏方文山的《中国风》。

这时，2005级的一个师兄对她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开始指引她涉足歌词创作。靠着深厚扎实的文学功底，刘晓迪创作起歌词来也格外得心应手。最成功的例子，就是大三时创作的歌词《天南地北山东人》获得山东某报社举办的“山东精神，山东人”歌词征集大赛优秀奖。

但是无论写纯文学还是写歌词，刘晓迪都处于不温不火的状况。没事的时候，她就喜欢跑到波澜壮阔的大海边抒发情怀，呼吸新鲜空气。一天，她在海边看见有位老人在钓鱼，因为老人技巧娴熟，不久就钓了满篓的鱼，羡煞路人。

这时一个小孩跑了过来，老人见小孩可爱，要把鱼篓里的鱼送给他，小孩摇摇头。老人诧异地问：“孩子，你为何不要呢？”小孩俏皮地回答说：“我想要你手中的钓竿。”

老人抚摸着孩子的头笑笑：“你要钓竿做什么？”小孩神气地说：“妈妈给我讲过一个故事，说要鱼竿比要鱼更重要，这样一辈子就有吃不完的鱼了。”很显然，妈妈给他讲了“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的故事。

刘晓迪微笑地看着孩子，心想，真是个聪明的孩子。但没想到，老人却说：“其实不对，就算我给你钓竿，你也吃不到鱼，因为钓鱼重要的不是鱼竿，而是钓技。”

刘晓迪一下子豁然开朗，开始反思自己的写作之路，之前的很多作品是对名家风格的跟风，缺乏个性。她和孩子一样，只因羡慕鱼，便盲目地向渔人要鱼竿，却忽视了钓鱼的技巧。

而要想突出个性，就要发挥自己的长处。她的特长就是爱思考，发散思维能力强，富有创造性。于是，在坚持写歌词的同时，她开始涉猎广告词创作。

没想到在广告领域，凭借她顽强的意志，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大二时，为威海一家水泵公司创造广告语“青山水泵，力贯长虹”，赚取人生第一桶金500元。后来，又为临沂一家物流公司创作广告语“久隆物流，真心永久”，赚取2000元。此后，她便一发不可收，先后在几家网站投标并中标。

机会总是垂青那些有准备的头脑。2010年5月，刘晓迪无意间看到一个创意网站征集全球的创意达人，其中一个悬赏任务就是给麦当劳写广告语。于是，她就轻松地写了一句广告词投了过去。

结果，经过激烈角逐，河南卫视播放的《创意时代》栏目，诞生了第2位“金牌创意骑士”刘晓迪，她获得由网站和麦当劳公司提供的奖金3000元以及10万元轿车一辆。

刘晓迪的这句经典广告语就是：“为什么妈妈的厨房不叫麦当劳呢？”一句14个字的广告语，让这个女孩的人生站在更高的新起点。

看来，人只要找准自己的位置，发挥自身的长处，成功是迟早的事。

1999年的春夏之交，我找到了张艺谋妈妈家。张妈妈沏好了茶，递给我一张名片。名片正面印着：中国皮肤性病学杂志、中国医学文摘皮肤科学编辑部张孝友教授。背面则是：西安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皮肤科教授、中华医学会皮肤科西安分会委员。下面是访问张妈妈的录音整理。

我1950年生了艺谋。他的生日是4月11日。艺谋出生的时间是早上7点钟。艺谋他爸叫了一个日本人的太太接的生。

艺谋的名字是我父亲给起的。我爸想了又想，拿一张红纸条，写了三个字：张诒谋。为什么要起这个名字？诒者勋也。我父亲是希望孩子将来能有所成就。因为这名字，艺谋上学后还出现了一些有意思的事。由于“诒”字不好写，有人把他的名字写成张治谋，有人写成张冶谋，还有同学跟他开玩笑，叫他张阴谋，他一气之下就自己把名字改了，叫了现在的“艺谋”。

生了艺谋，我在家照顾了他一年。一年以后我考取了医科大学。他爸工资很低。我一上大学，还要用他的钱，家里头钱就比较紧张，境况也越来越不好。

艺谋小时候很可怜，穿的是补丁衣服和我婆婆给他做的布底鞋，我都不记得我给过他零花钱，能吃上饭就行了。

艺谋6岁上的幼儿园，每天我送他去，有时候他不想去，我就背上他，哄着他。他自己现在都能记得。

后来家境越来越不行。他爸爸的工资不高，才六十几块。我毕业以后拿的工资也才五十九块五，拿了好多年。1954年我生了老二，1957年我又生了老三。生活的艰难可想而知。

艺谋姑姑的女儿，比他大一两岁。在小学阶段，艺谋受这个表姐的影响比较大。他表姐很爱画画，艺谋就跟着学。表姐画美女，艺谋画武士，另外他还刻画，刻了好多武士，各式各样的。“文革”期间，艺谋已经学彩色画了，拿毛笔来画，画梅花，画人头像。这小家伙在我们这儿还很有名，“文革”开始以后，艺谋画了十幅毛主席在各个不同时期的人头像，是很大的十幅画，摆在院子里，他还画了一幅贴到门上。

在小学四年级以前，艺谋一是爱画画儿，另一个是爱看小说，整天抱着看。他小时候营养差，身体不太好，有一次他在班上昏倒了。我把他弄到我们医院检查才发现他贫血。他住在儿科的病房，我一有时间就去看他，每次去就看见他在抱着很厚的一本书看。一次查房，我也跟着去了，儿科的何教授发了脾气，说：“张大夫你怎么搞的，这么小个娃，你让他看那么厚的书，多费脑子呀！”我马上把书给没收了。

艺谋最喜欢看的是民间故事和名著。什么《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艺谋在小学、中学阶段就已经把这些书看完了。后来我听他表姐说：“谋谋小时候和人家巷子里头的小孩儿玩儿，他从不跟谁打闹，人家就叫他讲故事。好多小孩儿都围上来，都听得入神了！”

艺谋能静心听课，是个很专心的人，像他爸。他爱学习像我，所以，尽管他放学后老看小说，学习成绩还是很好。他每学期都有个三好学生证拿回来，我没给他保留，也从来没有贴在墙上，因为我感觉他就应该这样。你可能觉得我对孩子教育得不够，但艺谋到现在也不自负，我从来都没有培养他高人一等的感觉。

艺谋他爸是个闷脾气，艺谋自己也是，他偶尔回趟家，就跟他爸两人都在那儿坐着，你拿报纸看我也拿报纸看，各看各的，谁也不吭声。有时我都睡了，他还在那儿看，他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好像跟我们没有什么话可说似的。我意识到，孩子大了，有自己的生活了，家不过是他歇息的地方。但我还是跟他说，艺谋，他是你父亲嘛，你回来应该问问他的情况，问他身体是不是好，家里有没有什么困难，他又不需要你帮他做什么，但你要让他知道你在关心他。人年纪大了，是需要子女来温暖的。

听了这些话，艺谋仿佛意识到了什么，连连点头。从那以后，艺谋一回家，就主动找他爸爸说话，他爸爸也就开始话多了。他爸爸那人很有意思，话匣子一旦打开了，也会有很多话说的。有时候我就在里头插话，这样家庭气氛就比以前活跃了。艺谋回家不爱说话的原因我明白，性格只是一方面，还有，他年轻，心思都用在自己的事业上了。

其实艺谋有点怕他爸。他从来没说过，但实际上我能看出来。艺谋拍《红高粱》的时候吸那个纸烟。萧华过来告诉我们，说艺谋的烟灰缸有多少多少。我一听就觉得这事可不得了。他爸以前就是吸烟的，虽然后来戒掉了，但他那个气管炎就落下病根，一直好不了。于是，他爸跟我就一块儿专程到西安去了一趟。到了他那儿一看，果不其然，有烟味儿，有烟灰缸，都在那儿放着。他爸当即给他写了张字条，让他立刻戒烟。

艺谋吸烟我以前是知道的，也说过他几次，但是没有效果。我们专程去了西安，他爸爸又写了字条，表明了态度，他就把烟给戒掉了。后来别人问他为啥不吸烟了，他就说：他想多拍几部片子。但我知道这是他爸爸起了作用。

这从一个侧面说明艺谋他爸爸是个很严厉的人，他感情细腻却不外露，这一点艺谋也像他爸爸。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们父子俩掉过眼泪，即使是在一家人各奔东西的年月里。只有一次，艺谋他爸爸病重了，艺谋大老远地跑回来。我就对艺谋他爸爸说：“谋谋回来了。你有啥事想给孩子说，你就跟他说说吧。”结果他们父子俩抱头痛哭，我也跟着掉了不少眼泪。

在台湾，她是获得过大奖但不按常理出牌的“奇怪的记者”，而在麻风村，为了麻风病人子女的教育问题，她“像疯子一样作战”了十年。

每个人的人生，都会直面厚重艰难的课题。是逃避，还是用力在生命的轨迹里添上厚重的一笔?

台湾女记者张平宜选择了后者。张平宜曾是台湾新闻界最出色的记者之一，12年职业生涯中，以作品《台湾艾滋病防治经验》、《终战五十年省思日本三大反人道罪行》先后获得台湾地区新闻界最大的奖项“吴舜文新闻奖”和“行政院新闻局金鼎奖”。

另—个世界

1999年夏天之前，张平宜尚未意识到麻风村会与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紧密联系。

当时，她是台湾《中国x报》的资深记者，工作稳定，家中有一栋4层楼的依山别墅，并配备佣人，开跑车，爱时髦，生活无忧。

像一些同龄女性一样，随着小儿子的降生，她打算辞职当专职家庭主妇。在辞职前，她安排了最后一次采访任务——跟着国际救援组织到云南、四川一带的麻风村考察，当时她来到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一个叫大营盘的小村庄。

从1959年开始，因为麻风病的蔓延，当地政府在大营盘建立了麻风康复村，对麻风病人实行隔离集中的治疗，张平宜到来的时候，这里已经遭受麻风病侵蚀半个多世纪。

第一次从台湾深入到大陆偏远底层的农村，穷山恶水，生活条件极其恶劣。封闭隔绝的破败景象让她震惊。这些村子极为偏僻，利用自然地形与世隔绝，仍停滞在无水无电、刀耕火种的原始社会。无家可归的老残病人遭疾病侵袭，有人眼瞎、鼻残、五官严重扭曲变形，有人缺手断脚，只能在地上匍匐爬行，包伤口的布烂了，苍蝇在周围围绕，走过的地方都是血痕。

“那里的孩子，他们没有一个穿着像样的衣服，很多人光着身子，身上脏得只能看到两颗眼珠子，眼神空洞，”初到大营盘时，张平宜很疑惑为什么这个地方的孩子脸上都长满了一颗颗的痣?直到她走近一看才知道——“天啊!那不是痣，而是一只只苍蝇停在孩子们的脸上。”

他们是麻风病人的子女，生在麻风村、长在麻风村，除了集体户口外，他们没有自己的身份。麻风病人尚有身份和补助，他们的子女却一无所有，麻风病人的第二代、第三代不仅是文盲，更是所谓的“幽灵人口”，背负着麻风病人的宿命，他们走不出麻风村。没办法读书，个别人只好隐瞒身份到外地去上学。

麻风病人没有被安排在疗养院集中治疗，生活在最原始的山村中与世隔绝。麻风村民只能近亲通婚，一生再生，小孩也没机会受教育。出生，成长、成婚，又有新的孩子源源不绝地出生，一条看不见的线似乎圈着这些被命运诅咒却无辜的脸。

张平宜是个爱哭的人，但她认为自己并非是一个没有见过世面的弱女子，多年从事的记者职业早已让她给自己披上防护衣，但是她哭了。

最初她的想法很简单，只打算尽一个记者的职责，将看见的事情传播出去。但是，如今回头看，一转身的工夫，她的命运与麻风村已经紧密相连了十年之久。

“我是一个母亲，看到麻风村里的那些孩子，我做不到转头离去。”张平宜如是说。

作为第一个进去大营盘的台湾记者，张平宜担心，以后还会有记者再进去吗?如果自己狠心离去，大营盘那些孩子的情况还要多少年才会被披露出来?一般人不会有心情去关心并走进麻风村，也不可能会有人跑去关注这群隐藏在社会最底层的人。

因为那一张张无辜的小脸蛋，张平宜心里很清楚，如果麻风村子女的救援教育不开始，他们将永无受教育的机会，一辈子都无法走出被人歧视的麻风村。

经过十年的努力，张平宜已经在大营盘建立国内麻风村第一所正规学校，2005年凉山地区的麻风村告别“幽灵村”的历史，在完成一轮户口普查后，大营盘成为正式的行政村。

2005年大营盘小学毕业典礼，张平宜邀请了两岸媒体去采访，台湾和大陆都去了好几家媒体，“‘啪’，把这件事情一报出来，大营盘的户口普查工作就展开了”，张平宜形容当时的媒体效应。

媒体的关注，使当地政府将更多关爱的眼光投向麻风村。2007年国家投入扶贫资金在当地修路、引水、建房屋，给村民增加补助，并建学生餐厅，盖中学校舍等。

3月中旬，张平宜再次回到麻风村，她每次回去一般会呆上一个月左右。

像疯子—样作战

最初的开天辟地是艰难的，因为民间社会的歧视，以及长期的隔离政策和落后的经济措施，导致大营盘与地方社会结构的断裂，麻风村成了一个“刻意被遗忘的黑暗角落”。

凉山大营盘村对她这位来自台北的都会女子来说，真是一个化外之地。但最让她感到心力交瘁的不是环境的恶劣，而是和当地官员的斡旋，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封闭社会里，当地官员们认为她大老远地从台湾来到四川凉山，一天到晚在麻风村帮助别人，铁定是为了要投资获利，要不然就是来这儿搞特务工作。

“张小姐很难缠的”，张平宜说当地官员这样评价自己，她甚至被称做“台湾来的女特务”，虽是玩笑之说，但天外来客的尴尬，没少让张平宜吃苦头。

“用他们的想法就会这样解读，因为他们完全不懂得什么叫人道救援，也不懂得人道关怀。他们不能理解的是，你张平宜又没有名、又没有利，还拿钱出来，难道这个女人疯了吗?”

她刚到的那几年，由于汉族和彝族的文化差异和冲击，张平宜和官员更是经常起冲突，推展工作处处碰壁。她无法和那些刁难她的官员谈所谓的人道关怀，所谓的生命价值，相处过程中却不乏斗智斗勇之处。

为了申请学校用地、经费，最初张平宜对当地政府寄予了很大希望。2006年时，张平宜说自己已经发誓再也不跟官员打交道了。“我咬着牙做就是了，我不想跟他们再去争什么。我们把自己封闭在麻风村里，在自己的学校里，带着孩子成长，孩子们没吃、没穿，我们就自己去找，不再指望当地官员。”

“像疯子一样在前方作战”，张平宜这样形容自己在大营盘的经历，“如果我是个男人，早就被赶走了。人家以为你去行善，结果我们要跟他们作战。但我们争的是当地人的利益，结果是选择了跟孩子们一起走这条路，一走就十年。我知道我一放手他们就会回到原点。我觉得这是最笨的方法，可也是最实在的方法。我有时候想想，真没想到我的人生竟然会转去那做这个事。”

“我必须承认，如果不是当年征战新闻战场的惯病，你一个人无论如何都得把选题做回来，我就不可能这样做。”张平宜说，但她还是慢慢学会了更有耐心，留心观察当地的文化，请教当地学者，从学者们对彝族麻风村的田野调查中，考察了疾病之于村落的生活影响，才渐渐地抓住了对凉山的感觉。现在，大营盘小学已经逐步成为一个成熟的教学点，老师人数已经有12个，学生30人。

中国有800多个麻风村，光云南就有200多个。之所以选择在大营盘这个地方奋斗，张平宜说，是因为我想在这里做一个样板，让后来者比照。

张平宜的新书《台湾娘子上凉山》在台湾出版，她说希望通过这本记录了自己十年凉山经历的书，帮助孩子们把大营盘中学建立起来，“这也许是我最后一次替他们这样的发声请求”，她说的是跟当地政府的“最后一搏”。为了建立大营盘中学，她甚至给温x宝写过信，向凉山政府申请30亩地盖学校用。后来，在政府主导下，大营盘中学虽然已经建立起来了，但仍未有老师到位，“出这本书真的很希望能够帮孩子们把中学建立起来”。

为了募集资金，张平宜在台湾成立了“希望之翼协会”，不定期向社会募捐。目前，在学校的运营上，协会尚能解决资金问题。但如果需要大笔费用，协会会跟其他一些基金会合作，或者向台湾企业家筹集。

一个奇怪的记者

她的朋友评价她是个疯狂而执著的女人，她则说自己是个脾气很大的人，以前在报社工作时，她就是一个非常奇怪的记者。很多记者喜欢跑比较抢版面的“立法院”政治或财经新闻线，对社会边缘的题目根本不感兴趣。但张平宜从入行开始就在做社会关怀的议题。

“这样的议题很少有编辑会感兴趣，因为没有卖点，但好在我文笔还可以。张平宜在报社是一个没有专属版面的记者，她的文章可以放在任何一个版面，可又不隶属于哪一个版。报社的同事早已知道她是一个不按常理出牌的记者。

1992年的某一天，张平宜在高雄的精神病院采访精神病患者选举投票，有人过来跟她说，“平宜，你采访艾滋病的报道得了吴舜文新闻奖”。在此之前，张平宜对艾滋病的关注已经有七年了，对于不同的艾滋病群体、艾滋病酒吧、保险套等问题，她都会去观察。

1996年，张平宜获得“行政院新闻局金鼎奖”，则是对731人体实验部队和南京大屠杀的问题有了长期跟进后，凭报道《终战五十年省思日本三大反人道罪行》而获奖。

据说，当时大家都以为这个获得大奖的张平宜应该是个老头子，他们不会想到，写这种东西的人其实是一个三十岁的女记者。

“我管你有没有版面，我觉得我做的是我自己。所以说大家说我是一个疯狂执著的女人，没错。”

她在医生丈夫的眼里，原是个又娇生惯养又脾气不好的千金大小姐，除了做记者外什么都不会，也从来都不会做饭，现在却可以在学校给几百个孩子做饭。她先生总是说自己做梦都没有想到她可以吃那么多的苦，并且在环境那么恶劣的地方还能够苦中作乐，看到了她崭新的另外一面，所以他很支持。

好多人看到她书封面的照片，都说照片和本人有差异。不是五官上的差别，而是神采，10年后的她，过度的操劳的脸上已浮现了沧桑感。

她笑说，她也很想有充足的时间休息，然后像其他女人一样去做做美容，把脸上的一些斑点去掉。

她形容自己这一辈子的感情跟大营盘是割不下的，因为已经内化成为生命的一部分，会掌控着她的悲欢。接下来，她很希望角色上可以有点改变，她可以跟一般的女人做一样的事。

为了让孩子理解自己，张平宜曾带两个儿子去麻风村，她认为这是最好的言传身教。小儿子小学三年级第一次去那里，背了一袋恐龙玩具，教麻风村的孩子认识各种恐龙。现在两个儿子每年都会去做义工，她希望两个儿子能从中学会与人交流，在爱自己的同时也懂得爱别人。

这个内在非常感性，说话和行事却风风火火的女人，在听到中央电视台记者要和她一起从成都一路跟拍到大盘营村，她立马打了回票，旁边的助理不解地问她为什么?她的回答劲爆得让记者差点从椅子上摔下来，她说：“我才不要，我还要保持我挖鼻孔的乐趣。”

"四海翻腾云水怒，五州震荡风雷激"，这两句诗若用来形容１５２４年的德国国内革命形势，那是再恰切不过了。在托马斯.闵采尔，这个德国农民的儿子，杰出的农民领袖的大力宣传、鼓动和组织下，欧洲历史上一场最大的农民战争正处在一触即发的状态之中。闵采尔为何要领导这场震惊历史的农民大起义呢？这与他个人的苦难家世和他对农民们的深切同情是分不开的。闵采尔出身农民家庭，在他很小的时候，父亲就被当地伯爵处死了，这使他对贵族统治阶级有着深仇大恨。在学校读书时，他就曾组织秘密团体，反对天主教会，后来又在茨维考城作神父。他生活的那个年代，正值德国的多难之秋。

当时，德国境内有七个大诸侯，二百多个中小诸侯以及上千个独立的帝国骑士，天主教会占有全国三分之一的地产，他们都是骑在农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土皇帝。在他们的残酷压迫和奴役下，农民们过着饥寒交迫、牛马不如的生活，毫无生存保障和人身权利，贵族、地主可以象处理财产一样处理农民本人及其妻儿。农民们若稍作反抗，立即就会招致割耳、割鼻、挖眼、断肢、斩首、车裂、火焚、夹火钳、四马分尸等悲惨的下场。

在这样深重的苦难面前，农民们要想过人的生活，唯一的出路就是拿起武器反抗。闵采尔对农民的疾苦有着切肤之感，也能感受到农民胸中翻卷着的怒潮，他冒着被杀头的危险，到处宣传自己的革命主张，公开提出：整个世界必须来一个大震荡，一切政权都应交给普通人民，没有压迫、剥削的天堂不是在天上，而是在人间，建立天堂的办法只有一种，即拿起武器推翻一切不正义的事物和残暴的统治者，而不是消极地等待和向上帝乞求。他一面宣传，一面建立了"基督教同盟"组织，广泛吸收城市市民和农民们，在他的大力宣传和鼓动下，农民们开始组成各种秘密团体，积极策划反抗封建贵族和教会的斗争。阿尔萨斯的农民们组成了"鞋会"，在旗上画一只草鞋，表示和穿长靴的贵族对抗。

以后，"鞋会"中又发展出一个名叫"穷康拉德"（康拉德是农民常用的名字）的秘密组织。他们不断地策划起义。到了１５２４年夏，全国性的农民大起义终于爆发了，大约有三分之二的农民们参加了这场大起义，他们组织成一支支声势浩大的队伍，捣毁城堡，杀死恶贯满盈的恶霸领主，占领了许多中小城镇。他们一边冲杀着，一边唱着嘹亮壮伟的战歌：我穷康拉德，我就在这里，在田野，在丛林！钢盔亮晶晶，盾牌清又净，英雄扫敌人！教皇和贵族，靠战斧根除。我自设法庭，判领主死刑。我穷拉德，我就在这里！猛刺吧，长矛！横扫吧，棍棒！闵采尔本人除了到士瓦本、阿尔萨斯等地作鼓动、组织以外，还亲自领导了图林根和萨克逊地区的农民起义。他指挥工人、贫民、农民推翻当地的反动政府，建立了新型的革命政权"永久会议"，闵采尔被推选为主席。为了实现建立人间天国的理想，闵采尔宣布：没收教会的财产；贵族与农民订立的一切契约全属无效；废除封建特权等。

起义农民到处焚城堡，烧寺院，惩办罪恶的封建领主，声势越来越大。为了扑灭农民起义的熊熊大火，贵族和教会进一步勾结在一起，甚至曾经名噪一时的宗教改革家路德也站出来指责农民。由于他在农民军中有一定的影响，因此，他的指责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贫民和手工业者的斗志。１５２５年５月，闵采尔率领的部队与前来围攻的诸侯部队，在弗兰肯豪森进行决战。当时闵采尔手下只有八千人，而菲力浦率领的诸侯军则有好几万。

有人劝闵采尔先撤出弗兰肯森豪，与其他军队汇集在一起，再寻机与敌决战，可怒火中烧的闵采尔斩钉截铁地说："豺狼已经从四面扑来，我们只好作殊死战斗。与其与恶魔们同活于世，不如与恶魔们同归于尽！"农民们都意气风发，振臂高呼："誓与恶魔血战到底！"他们个个奋勇杀敌，打得敌人丢盔弃甲，死伤累累，但终因装备不足，训练不够，寡不敌众，经过一场血腥搏斗，起义军惨遭失败，闵采尔也因头部受伤被敌人俘获。敌人对闵采尔施用了各种酷刑，但闵采尔宁死不屈，义正辞严地说："如果我会投降，上帝也会向你们投降！"闵采尔终于壮烈就义了，当时年仅３５岁。他死后，反动统治更加严酷，社会止步不前，而这也正是德国在欧洲发展史上之所以远远落后于其他国家的重要原因之一。

鲁仲连，又名鲁连子，也称鲁连。战国时期齐国人。史书说他少有奇才，号“千里驹”，曾拜当时著名学者徐劫为师，学习辩术，刻苦认真，很受徐劫喜爱。

当时，齐国有个叫田巴的辩士，是当时明辩学派的代表人物。据说此人雄辩天下，能“服狙丘，议缧下，毁五帝，罪三王，服五伯，离坚白，合同异，一日服千人”。意思是说，他在狙丘、缧下一带地区发表演说，没有人是他的对手；他能以三寸不烂之舌，将历史上的三王五帝、春秋时的五霸贬得一钱不值，也将“坚白”、“同异”这两个完全不相同的名家基本命题，说得一模一样。就是这样一个诡辩高手，却遇到了当时只有十二岁的鲁仲连的挑战。

有一天，鲁仲连对老师徐劫说：“田巴辩论的这些，都是一些虚妄的奇谈怪论，无济于世，有什么了不起？请老师抽时间领我去会他一会，煞煞他的锐气，也好让他知道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免得他再目空一切，盛气凌人！”

徐劫说：“这可使不得，如果你输了，连我的名声也不好听。”

鲁仲连却信心百倍地说：“老师不必担心，我自有办法对付他就是了！”

其实，徐劫也对田巴不服气，更深信弟子的才华，巴不得让弟子和田巴辩上一辩；刚才那些担心的话，只不过是激将法罢了。他见鲁仲连如此有志气，也就痛快地答应了。

第二天，徐劫便带鲁仲连前去拜访田巴。田巴也久闻徐劫有个叫鲁仲连的学生，辩才很高，号称“千里驹”，也想会上一会。今天见他专程前来，急忙迎出。

徐劫来到田巴客厅，拉着鲁仲连的手对田巴介绍说：“这是我的学生，姓鲁名仲连，今年十二岁。他久闻您的大名，很想向您请教！”

田巴打量了一下鲁仲连，只见他个子不高，面色红润，两眼有神，表情自若，不禁赞道：“听说你小小年纪，就号称‘千里驹’，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你前来见我，有什么话要说吗？”

鲁仲连说：“听说田先生雄辩天下，国中无人能及。不过我有一事不明，特来请您赐教。”

田巴说：“请讲。”

鲁仲连说：“现在我国南阳一带，有楚军压境，虎视眈眈；高唐也受赵国攻打，情况十分紧急；聊城又被十万燕军团团围住，形势更为严峻。不知田先生可想过退敌之策？”

田巴想了想，很难为情地说：“没有。”

鲁仲连说：“是啊，作为一个日服千人的辩论专家，在国家遭受侵犯的时候，想不出退敌计谋；在民众危难的时候，提不出安抚之策，那么，您的辩才再高，又有什么用呢？”

田巴听了，觉得鲁仲连说的有道理，深感内疚，低头不语。

鲁仲连又接着说：“我曾听人言，事情都有个轻重缓急，当厅堂上的垃圾还没有清除时，您还顾得上到院子里去铲除杂草吗？在短兵相接搏斗的时候，您还去想如何防备远处射来的冷箭吗？现在面对国家的形势如此危难，您一筹莫展，却还在滔滔不绝地演讲，像猫头鹰一样地哀叫。别人当面不说什么，可您走了之后，人人都在骂您啊！我以为，作为一个真正的辩才，应该急国家之所急，想人民之所想，多解决点实际问题，少说点空话，才有价值。为此，我劝您今后少开口为妙。”

田巴听到这里，越发感到羞愧，无地自容，满脸通红地拉着鲁仲连的手说：“你说的很有道理，很有道理！”尔后又对徐劫说：“你这个徒弟何止千里驹，简直是飞兔啊！”

从此，田巴闭门谢客，终身不再侈谈。

后来，鲁仲连学业期满，走上社会，周游列国，以三寸不烂之舌，为人排忧解难。他曾帮助赵国平原君解邯郸之围；也曾射书聊城，劝燕国占领聊城的将领认清形势，顾念当地父老的生命财产，放弃固守，书中情真意切，使燕将深受感动，以自杀来结束了这场战争，使聊城又回到了齐国手中。这就是后来有人记载的“鲁仲连射书救聊城”的故事。

齐王念鲁仲连射书救国有功，给他加官晋爵，但他坚辞不就，继续周游天下，后隐居海上，约卒于公元前238年。

爱国的意义有两个方面，一是对国家的意义，一是对自己的意义。对国家的意义自不必说，维稳促发展增强民族凝聚力。对自己的意义，爱国作为一种道德义务总让人觉得是无回报的奉献。今天小编要跟大家分享爱国名人小故事大全，欢迎阅读。

宋庆龄的执着

宋庆龄自1913年开始追随孙中山，致力于中国革命事业，谋求中华民族独立解放。在近70年的漫长岁月里，经过护法运动(1917年)、国民大革命(1924—1927年)、国共对立十年(1927—1937年)、抗日战争(1937—1945年)、解放战争(1945—1949年)，她始终忠贞不渝地坚持孙中山的革命主张，坚定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为祖国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生活的美满幸福而殚精竭虑，英勇奋斗，在中国现代历史上，谱写了光辉的篇章。宋庆龄因此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女性之一。

分析：没有一颗热忱的爱国之心，宋庆龄能七十年如一日为祖国的解放和富强而殚精竭虑吗?

话题：“忠贞”“持之以恒”

张伯苓的理想

南开中学的创办者张伯苓16岁时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洋水师学堂，学习驾驶。毕业后，他参加了“甲午海战”，但军舰一出海就被击沉，这对他触动很大。1899年英国强租我国威海卫军港，张伯苓亲眼看见，第一天在港口升起的清朝国旗第二天就降下来了。强烈的爱国心促使他毅然退出海军，回到天津筹办学校。他四处奔走，筹集资金，终于在1907年办起了南开学校。张伯苓一生全力办教学为国家培养了大批的人才。

分析：只有祖国的富强，个人才有尊严。为此，张伯苓不余遗力地创办学校，希望能以教育培养振兴中华的人才，其爱国热情让人感动。

话题：“教育与爱国”“人生的目标”

于右任的临终诗

国明党元老于右任临终前有诗《望大陆》云：“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诗作于1964年公开发表，立刻打动了无数中国人的心。

分析：祖国的统一和强盛是华夏儿女永恒的愿望。于右任的临终诗之所以能打动无数人的心，还在于他表达了这样的愿望，引发了人们的共鸣。

话题：“故乡情”“月是故乡明”“殷殷爱国情”

李宗仁的民族情

1955年，李宗仁在美国公开提出反对“台湾托管”和“台湾的独立”，主张国共再度和谈，由中国人自己解决中国的事情。1965年7月，在周恩来总理亲自安排下，李宗仁冲破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干扰，摆脱国明党特务机关的暗杀，毅然返回祖国，他声明：“期望追随我全国人民之后，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并欲对一切有关爱国反帝事业有所贡献。”他还希望留在台湾的国明党人，凛于民族大义，毅然回到祖国怀抱，为完成国家最后统一做出贡献。分析：为了祖国的和平统一，李宗仁先生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和民族大义，将永远激励着为统一大业而奋斗的人们。

话题：“心中的丰碑”“祖国的呼唤”

肖邦的遗愿

1830年11月，费列德利克·肖邦(波兰作曲家、钢琴家)决定到外国深造，为祖国争光。出发前，朋友们为他举行了一个送别晚会。肖邦满怀感激之情，接受了朋友们赠送的装满祖国泥土的银杯，表示永远不会忘记可爱的祖国。肖邦辗转于维也纳、伦敦、巴黎等地，通过他的艺术活动，增进西欧人民对当时正在受难的波兰人民的同情和了解。可是，在辗转流离的生活中，他得了重病。1849年秋天，肖邦临终时告诉从华沙赶来的姐姐，波兰反动政府是不会允许把他的遗体运回华沙的，他要求至少把他的心脏带回去。

肖邦的心脏，按照他的遗愿被送到华沙，埋葬在曾哺育他成长的祖国大地中。

分析：叶落归根，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对祖国的眷念，是每一个爱国者的共同期望。

话题：“遗愿”“爱国——永恒的话题”

华罗庚立志回国

着名数学家华罗庚早年在美国很受学术界器重。有人想和他签订合同，把他留在美国，给予优厚的待遇，但当他得知新中国成立的消息后，立即决定回国。途经香港时，他发表了一封给留美学生的公开信，满怀热情地呼吁他们：“为了国家民族，我们应当回去!”

分析：“富贵不能淫”，物质再丰厚也不能阻挡爱国者回归祖国的脚步。

因第二次世界大战散居各地的罗迪的子女也再行团聚在一起，此时罗迪向过去所有储户或他们的子女寄出了一张贺年卡，贺年卡上附了几句话："我，佛兰普斯科.罗迪曾经经营一家储蓄银行。1915年该行遭劫后，被迫停业，但当时我曾向各位保证，日后必将存款归还。经过多年的奋斗，我们兑现了诺言，现在还清了所有的存款和利息，诚感欣慰。祝大家圣诞快乐!"当最后一张贺卡寄出以后，罗迪说："我幸福，因为我无愧于我的承诺!"信用是金，守信既是市场经济应该和必须遵守的法则，也是人生最宝贵的财富。

五代画虎名家历归真从小喜欢画画，尤其喜欢画虎，但是由于没有见过真的老虎，总把老虎画成病猫，于是他决心进入深山老林，探访真的老虎，经历了千辛万苦，在猎户伯伯的帮助下，终于见到了真的老虎，通过大量的写生临摹，其的画虎技法突飞猛进，笔下的老虎栩栩如生，几可乱真。从此以后，他又用大半生的时间游历了许多名山大川，见识了更多的飞禽猛兽，终于成为一代绘画大师。

宋庆龄从小就养成的诚实善良的品格一直伴随她一生。她是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的妻子，孙中山先生去世以后，她一直坚持自己的政治立场。虽然孙中山创立了国明党，但是在蒋统治下的国明党已经变质，脱离了孙中山先生创立时的宗旨。于是宋庆龄始终站在共产党一边，为中国革命事业作出重大贡献，被尊称为 "国母"。

在厦门大学教书时，鲁迅先生曾到一家理发店理发。理发师不认识鲁迅，见他衣着简朴，心想他肯定没几个钱，理发时就一点也不认真。对此，鲁迅先生不仅不生气，反而在理发后极随意地掏出一大把钱给理发师——远远超出了应付的钱。理发师大喜，脸上立刻堆满了笑。

屈原以死报国

屈原一生经历了楚威王、楚怀王、顷襄王三个时期，而主要活动于楚怀王时期。这个时期正是中国即将实现大一统的前夕，“横则秦帝，纵则楚王”。屈原出身贵族，又明于治乱，娴于辞令，故而早年深受楚怀王的宠信，位为左徒、三闾大夫。屈原为实现楚国的统一大业，对内积极辅佐怀王变法图强，对外坚决主张联齐抗秦，使楚国一度出现了一个国富兵强、威震诸侯的局面。但是在内政外交上屈原与楚国腐朽贵族集团发生了尖锐的矛盾，由于上官大夫等人的嫉妒，屈原后来遭到群小的诬陷和楚怀王的疏远。他被流放江南，辗转流离于沅、湘二水之间。顷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攻破郢都，屈原悲愤难捱，遂自沉汨罗江，以身殉国。

分析：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崇高的品德和情操在屈原的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话题：“命运”“责任”“精神卫士”

岳飞“精忠报国”

岳飞应募参军，因战功累累不断升职，宋高宗亲手写了“精忠岳飞”四个字，制成旗后赐给他。又召他到寝阁，对他说：“中兴的大事，全部委托给你了。”金人攻打拱州、亳州，刘锜向朝廷告急，宋高宗命令岳飞火速增援，并在赐给岳飞的亲笔信中说：“设施之事，一以委卿，朕不遥度。”岳飞于是调兵遣将，分路出战，自己率领轻装骑兵驻扎在郾城，兵锋锐气十足。但是，后来高宗和秦桧决定与金议和，向金称臣纳贡。就在岳飞积极准备渡过黄河收复失地的时候，高宗和秦桧却连发12道金字牌班师诏，命令岳飞退兵。后岳飞被以“莫须有”的罪名毒死于临安风波亭，时年仅39岁。

分析：“国家有难，匹夫有责”。岳飞的忠勇故事千百年来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每当外侮当前，人们总是以岳飞为榜样，坚决抵抗。

话题：“国难见忠心”“国家与个人”“忠君与爱国”

辛弃疾忧国忧民

辛弃疾曾写《美芹十论》献给宋孝宗。论文前三篇详细分析了北方人民对女真统治者的怨恨，以及女真统治集团内部的尖锐矛盾。后七篇就南宋方面应如何充实国力，积极准备，及时完成统一中国的事业等问题，提出了一些具体的规划。但是当时宋金议和刚确定，朝廷没有采纳他的建议。

分析：“位卑未敢忘忧国”，为国分忧，是每一个华夏儿女义不容辞的义务。

话题：“责任”“爱国”

茅以升的爱国故事

在我国老一辈科学家中，有许多人都是留学国外又回国服务的。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在1916年20岁时，到美国留学，成为康奈尔大学桥梁专业的研究生，很快以优异的成绩获得硕士学位。为了获得实践的机会，他晚上上课，攻读博士学位，白天到一家桥梁公司实习，亲手绘图、切削钢件、打铆钉、油漆，终于成了一个既懂理论又有技术的人才。美国人很佩服他，一份份聘书从各地寄来，请他担任工程师。

但是，茅以升没有接受聘请，而是决定回国了。美国有些人劝他：“科学是没有祖国的，是超越国界的。科学家的贡献是属于全人类的。中国条件差，你留在美国贡献会更大。”茅以升回答：“科学虽然没有祖国，但是科学家是有祖国的。我是一个中国人，我的祖国更需要我。我要回去为祖国服务!”

1919年，茅以升带着一身本领回到国内，开始了为国造桥的事业。现在浙江省钱塘江上那座雄伟壮观的大桥，就是茅以升设计并主持建造的。

董存瑞的爱国故事

1948年5月25日，我军攻打隆化城的战斗打响。董存瑞所在连队担负攻击国民政党守军防御重点隆化中学的任务。他任爆破组组长，带领战友接连炸毁4座炮楼、5座碉堡，胜利完成了规定的任务。连队随即发起冲锋，突然遭敌一隐蔽的桥型暗堡猛烈火力的封锁。部队受阻于开阔地带，二班、四班接连两次对暗堡爆破均未成功。董存瑞挺身而出，向连长请战：“我是共产党员，请准许我去!”毅然抱起炸药包，冲向暗堡，前进中左腿负伤，顽强坚持冲至桥下。由于桥型暗堡距地面超过身高，两头桥台又无法放置炸药包。危急关头，他毫不犹豫地用左手托起炸药包，右手拉燃导火索，高喊：“为了新中国，冲啊!”碉堡被炸毁，董存瑞以自己的生命为部队开辟了前进的道路，年仅19岁。

成仿吾是我国当代著名作家。他4岁开始读书，记忆力很好，他的祖父很喜欢他。其实，祖父更喜爱成仿吾那自觉的学习态度。每天，他黎明前就自行起床，在高脚油灯下朗读古文，早饭后又写字、作文。这些好习惯，直到晚年，他还坚持不懈。8岁时，他每天步行20多里，到一个设在祠堂里的私塾去读书，朗读、书写、背诵，成绩优异，10多天就练写一篇文章。10岁时，他到离家80多里路的西门书屋上学。西门书屋全校有七八十个学生，年龄最大的20多岁，成仿吾最小，学习成绩却在众人之上，是西门书屋就读学生中的佼佼者。12岁时，为了获得更多的知识，成仿吾执意一人到县城去读官办小学，后来因病才辍学。

13岁时，成仿吾的母亲戴氏病逝。大哥成劭吾回国奔丧。料理完丧事后，就带着成仿吾前往日本读书了。哥哥一人的公费，供兄弟两人留学之用，生活自然十分艰苦。但仿吾的学习却更勤奋了。他学外语总学在别人前头，一天能背熟100多个外语单词。成仿吾先在名古屋第五中学上学，不到一年，就完全掌握了日语，说、读、写，样样都很自如。同学们学日语时，他已经开始学英语了。同学们学英语时，他又学德语了。经过一生的艰苦努力，最终，成仿吾精通了日、英、德、法、俄5种语言。后来，郭沫若在《创造十年》里就非常赞赏地说：“他很有语学上的天才，他对于外国语的记忆力实在有点惊人。”在古诗词方面，郭沫若又说，成仿吾“到日本时年纪很小，但他对于中国的旧文献也很有些涉猎。我们在冈山同住的时候，时常听见他暗诵出不少诗词。这也是使我出乎意外的事。”

早先印书，都是把书刻在整块整块的木板上印。听说师兄毕升发明了活字印刷，印刷效率一下子提高了几十倍，师弟们纷纷向师兄取经。

毕升一边演示，一边讲解，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发明介绍给师弟们。

他先将细腻的胶泥制成小型方块，一个个刻上凸面反手字，用火烧硬，按照韵母分别放在木格子里。然后在一块铁板上铺上粘合剂（松香、蜡和纸灰），按照字句段落将一个个字印依次排放，再在四周围上铁框，用火加热。待粘合剂稍微冷却时，用平板把版面压平，完全冷却后就可以印了。印完后，把印版用火一烘，粘合剂熔化，拆下一个个活字，留着下次排版再用。

师弟们禁不住啧啧赞叹。一位小师弟说：“《大藏经》5000多卷，雕了13万块木板，一间屋子都装不下，花了多少年心血！如果用师兄的办法，几个月就能完成。师兄，你是怎么想出这么巧妙的办法的？”

“是我的两个儿子教我的！”毕升说。

“你儿子？怎么可能呢？他们只会‘过家家’。”

“你说对了！就靠这‘过家家’。”毕升笑着说，“去年清明前，我带着妻儿回乡祭祖。有一天，两个儿子玩过家家，用泥做成了锅、碗、桌、椅、猪、人，随心所欲地排来排去。我的眼前忽然一亮，当时我就想，我何不也来玩过家家：用泥刻成单字印章，不就可以随意排列，排成文章吗？哈哈！这不是儿子教我的吗？”

师兄弟们听了，也哈哈大笑起来。

“但是这过家家，谁家孩子都玩过，师兄们都看过，为什么偏偏只有你发明了活字印刷呢？”还是那位小师弟问道。

好一会，师傅开了口：“在你们师兄弟中，毕升最有心。他早就在琢磨提高工效的新方法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

“哦——！”师兄弟们茅塞顿开。

交响乐指挥家小泽征尔胜于自信

小泽征尔是世界著名的交响乐指挥家。在一次世界优秀指挥家大赛的决赛中，他按照评委会给的乐谱指挥演奏，敏锐地发现了不和谐的声音。起初，他以为是乐队演奏出了错误，就停下来重新演奏，但还是不对。他觉得是乐谱有问题。

这时，在场的作曲家和评委会的权威人士坚持说乐谱绝对没有问题，是他错了。应对一大批音乐大师和权威人士，他思考再三，最终斩钉截铁地大声说："不!必须是乐谱错了!"话音刚落，评委席上的评委们立即站起来，报以热烈的掌声，祝贺他大赛夺魁。

原先，这是评委们精心设计的"圈套"，以此来检验指挥家在发现乐谱错误并遭到权威人士"否定"的情景下，能否坚持自我的正确主张。前两位参加决赛的指挥家虽然也发现了错误，但终因随声附和权威们的意见而被淘汰。小泽征尔却因充满自信而摘取了世界指挥家大赛的桂冠。

2013年9月可以说是“张译月”，先是与海清搭档主演的电视剧《抹布女也有春天》热播，这部剧还没播完，与孙俪主演的《辣妈正传》又在各大卫视黄金档播出，网友大呼“老公不够用”，“张译很抢手”。有网友说：“国产婆媳剧是被张译垄断了吗？每次换台就看他换个老婆。”一时间，张译被誉为“好老公”。

可是，初见张译的人，会纳闷他怎么会是演员，又怎么会这么红？因为他的外形淳朴无心计，而且性格太过内敛。但就是这样的张译却用他精湛的演技，将那些小俏皮、小心思、真情流露处演绎得淋漓尽致，有时候你都会觉得那是镜子中的另一个我，那么真实。这个“小眼睛男人”用他稳稳的奋斗，终于赢得了众人的认可。

“吊丝”战士，很单纯

从《士兵突击》中的史今、《我的团长我的团》中的疯魔太爷孟烦了，到《新上门女婿》里那个挑战强势丈母娘的一根筋女婿田冲、《北京爱情故事》里的奋斗男石小猛，再到《抹布女也有春天》中的吴桐、《辣妈正传》里的新好男人的代表元宝，他的角色千变万化，却无一不让人印象深刻。

正如美好的故事都离不开曲折，张译的演员之路也不是水到渠成的。他并不是那种十分热爱表演一早就立志成为演员的人，相反，甚至有相当一段时间还瞧不起表演。

自从张译出生，父亲就玩命挖掘他的优点。听人说他嗓子好，就让做音乐老师的母亲教他识谱，唱不同民族风格的歌曲。一有亲友聚会，就逼他当众唱歌。

偏偏张译从小脸皮薄，怯场，一上场就口干舌燥，手心冰凉。每每在大家掌声雷动两三次后，都只听见爷儿俩相互指责的声音，而不是他的歌声。直到现在也是如此，每每登台前5分钟，张译都会有“濒临死亡”的体验，腿抖，手抖，麦克风抖，把麦克风靠在前胸，衣服抖。他说，害怕露脸，这是不自信的缘故。

虽然胆小，但儿时，张译的理想是成为一名播音员。高二，试着考了一次北京广播学院，专业第一，有了自信；高三再考，被少数民族同学加分占了名额。17岁，理想破灭，手里握着居委会大妈送来的“待业青年证”。

两年后，去北京参加文工团表演类学科的考试。他找来一辆破自行车，骑车到北京广播学院，想看看自己痴迷了5年的地方究竟神圣在哪里。一路逆风，骑了两小时，整个人像一只帆。

在广院，张译把教室走遍，趴在后窗看着老师们讲课。来回走，连厕所也没放过。最后走出大门，一拍胸脯，“广院，不过如此！”骑车回去，又是逆风，“扬帆”3小时。回到驻地，大病3天，广播梦就此断了。

待业了一段时间，来了一个机会，他上了哈尔滨话剧院的自费学员班，学费3万元。话剧在他的少年期留下过惊恐的回忆，那出戏叫《赖宁》。他坐在第一排，看到演员化得红红白白的面孔，表现山火袭来时放起了干冰，烟雾弥漫到观众席，很冷。这个印象一直延续到一年后观赏了另外两部话剧：《地质师》和《一人头上一方天》，他为话剧第一次流下了眼泪，才知道话剧不都是那样的。

1997年，北京战友文工团20年来第一次招生，张译蠢蠢欲动，但有人告诉他，军艺毕业后无非也是分配到“新西兰”。可张译还是义无反顾地去报名了。他清楚地记得怎样换乘公交、地铁和黄“面的”。穿过一片麦田和垃圾场，吃了满口黄土，春天，张译经过一通土路颠簸来到战友文工团所在的八大处，绿门绿窗红墙灰地和绿军装。想想他的单位，紧邻市中心索菲亚大教堂，有着天鹅绒幕布的哈尔滨话剧院，张译简直要退缩了。

考完试回到哈市，又要交学费了，他们家已经欠账3。5万元，为了躲避老师追讨，张译每天上课晚来早走，几次还是被班长堵上。等待了两个月，他忍不住打电话给战友文工团，那边告诉他：你声音不错，其他差点，我们还有两个自费生名额。

这个自费生学费一共4500元，相当于话剧院一年的学费，但自费生不但没有津贴，还要交几千元的置装费，从茶缸到鞋垫，都要自费，家里又欠了一大笔外债，张译成了“吊丝战士”。他表现得极为勤快，16个学员里有两个自费生，他这个自费生头半年就当上了班长。大年三十拴着绳子通垃圾道和厕所，用自己的脸盆倒完粪便和灰土，晚上拿开水、洗涤剂、二锅头三遍消毒后继续用这盆包饺子。

新兵头一个月不让洗澡，第一次进澡堂时看到每个花洒下都排了10个老兵，大池里的人只能站着，当他等到老兵差不多出去了，就去洗淋浴。刚抹上肥皂听到紧急集合号，带着一身肥皂泡的张译和全排战友一起急行军，负重20多公斤，他除了装备、八一步枪，还背了一口大锅。那天是大年初一，到了终点他们把身体埋在一尺多厚的雪里。

“某些方面会催你成长，某些方面又特别单纯，我到现在没有进过迪厅。”那种生长是简单的，或许是粗暴的。张译对那段生活充满了感激。

被抛弃，却不放弃

张译和表演课代表早恋了，队长放言：只要被他逮到一次俩人都开除。只有一部分学员能提干，于是总有积极的线人向队长汇报：张译又和那女孩单独相处了。有次他俩在一个屋里，队长一脚踹开门，屋里只有女孩，张译就躲在门后。另一次全班在食堂地上睡午觉，他和姑娘在女厕所里幽会，队长接到线报猛敲门。开门后又是只有姑娘一人，张译奋力取下了窗户上的铁栏杆，钻了出去。等队长赶回食堂，他已经躺在地上装睡，还流着口水，这一刻他的表演天赋全激发了出来。

可是，张译却一直没戏可演。虽然也抽到过两个小品的表演机会，但总是“特别倒霉”地落了空。好不容易轮上一次，却因为紧张发挥得不好，处女秀以失败告终。同学们都演上主角的时候，张译的“主业”是在下的晚会中演双簧，偶尔也兼职主持人，并且负责装台卸台等一系列“副业”工作。

2000年，领导很兴奋地跑来告诉张译一个“好消息”：他可能被提干，去政治处当干事！因为张译的字写的不错，而且速度快。好消息却让张译觉得“挺五雷轰顶的”。他打电话回家求助，不想父亲很快给他寄来了一个包裹，“里面是一本《公文写作的实用技巧》，还是1970年代出版的，我当时真是哭笑不得。”

“于是我决定不好好表现，不过这分寸很难把握的，既要让领导不开除你，又觉得你确实不适合xx的文职工作。”毕业的时候，张译如愿地没有进政治处提干。没有戏演，又没有活干，张译说：“那个时候，我真的有一种被抛弃的感觉。”

所幸的是，“被抛弃”的张译还是能从文字中找到证明自己的快感。除了写会议纪要和报告，张译还有一个副业是写晚会的串场词，单位大大小小的晚会几乎都出自他手。在写了太多他觉得没用的东西之后，张译终于决定，自己要写个剧本。

“其实我写剧本真是被逼出来的，因为我老没戏演，所以想不如自己写个剧本给自己演吧。”单位小品大赛前，张译写了处女作，是一个短剧《文小姐和武状元》，讲一个城里的千金小姐和偏远xx的爱情故事。

剧本被很多人看好，但小品最终没能演成。不服输的张译铆着劲地把剧本送到了《剧本月刊》，编辑很赏识地刊登了。“我特别解恨地拿着杂志去找了团长。”拿着600块的稿费，张译和演出团的哥们一路上就把钱吃了。

演戏的梦想越来越远，张译开始觉得写作也是条道路。“我爱的是戏剧，不仅是演出。虽然剧本是一个人的战斗，但有时候一个人写到半夜，一边哭一边跪着写的状态也会让我觉得着迷。”2004年底，在一个短剧得了全军比赛的大奖之后，张译被推荐单独创作一部小说改编的20集电视剧。“前后忙活了五六个月吧，写到18集的时候，制片人忽然说不要了。”

张译当时很受打击，“那时候每个月千把块的工资，要买书买资料缴话费。房子是借朋友的，他一回来我就得挪地，门口有6块钱的石锅饭，我每天吃那个，加一个鸡蛋是7块钱，我真不敢加。”

死角之后，便是光明

团里外聘了一位老导演拍一部电视剧《红领章》，这位导演在2001年用过张译跑龙套，对他印象深刻。当她从学员中挑出他的照片时，团长却说“他演戏就是个死啊”，请导演再考虑一下，老导演坚持把张译定为男三号。这时张译已经接到康红雷的副导演的试镜电话，也是男三号，为了向团里证明自己，他推掉了，以团里的工作优先。

谁知团里又换了新导演，张译的男三号被拿下，改作场记。他和团长说：“外面有戏找我，康红雷的《民工》。”可团长根本不相信这件事。

被团里否定后，他厚着脸皮又去打电话给康红雷的副导演，委婉表达想去现场看看，人家很大方地说角色还没定。他一身军装，在楼下仰头看着剧组租的公寓和制片人张纪中的车，发出一阵阵土包子的啧啧声。

拍《民工》的时候，副导演向张译转达康红雷的意思：你和你的对手女演员是所有演员里表现最差的，你们拿着纸、笔去剪辑房学习一下别人的表演。在剪辑房里张译迷茫了，他以为表演就应该像生活里一样自然，但他看的片段都是他认为过火的表演方式。直到看完成片，康红雷有天对他说：“你演得最好。”因为现场表演和完成片是两回事。

第二个肯定他的人是陈建斌，《民工》播的时候，张译在《乔家大院》里演陈建斌的跟班，一个戏份特别少的角色。陈无意中看了电视，第二天抓着他问：“昨晚放一电视剧，里面一演员特别像你！”知道是他后，陈建斌和导演胡玫说：“你看了《民工》没？他为什么会演现在这个角色？”陈建斌为张译抱屈，胡玫只好说：“我错了。”

以前在团里总被否定，越否定越不自信，越怵舞台，形成恶性循环，有了外界的鼓励，张译渐渐进入了正常的状态。

2006年，他写下了长长的《我的请愿书》，向康红雷表达想要加入《士兵突击》剧组的愿望，其实那时康导已经定下他演史今。而此时，被团里认定“演戏是条死路”的张译，却成为面临改编的文工团的重点保留对象：相比于他的演戏天分，他的创作才能更被团里肯定。“团里需要编剧，如果我一年之内能完成三四个小品剧本，就准我外出拍摄《士兵突击》。”

此时，距离《士兵突击》开机不到一个月。张译清楚，自己不可能在一个月内完成这样艰巨的任务。面对始终热爱的表演事业，张译打起了《转业报告》。当他把转业报告递上去后，政委哭了，不同意。可张译已经下定了决心。

递上转业报告的第二天，他踏上了去昆明的火车，拍摄《士兵突击》。6月回北京，在天安门完成最后一个镜头，那天他接到战友的电话：“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的转业，批了！”借着《士兵突击》中的史今转业，他大哭了一场。

《士兵突击》后，张译出名了。出名，容易导致自我膨胀。坚持说自己不是名人的张译直截了当表示：“谁膨胀了，谁的艺术生命也就到头了。千万别觉得自己是在高处。没起来过，也就不存在摔下去的危险。”

那之后，张译的片约不断，《我的团长我的团》、《生死线》、《雪花那个飘》、《北京爱情故事》等等。尽管成名对于张译来说来的有些晚，但是用张译自己的话说，“安逸当中出不了艺术”，从当年的“吊丝”到现在的炙手可热，张译靠的是他超强的耐力和稳稳的奋斗，虽然过程充满了曲折。任何一种成功，需要机遇，但绝无侥幸.

钱钟书，以周岁抓“周”抓到书而取名“钟书”。他也就名副其实，一辈子“钟情于书”，与书结下了不解之缘，其中读字典的特殊爱好更为人们所乐道。许多大部头的字典、辞典、大百科全书，他都逐条逐条地读过，并时常读得开怀大笑。

1935年，钱钟书以留英公费生的最高分数去英国专修英国文学。数十天的海上生活，船在大海的风浪中颠簸，同行的人都苦不堪言，唯有钱钟书怡然自得，手不释卷。一位友人走近一看，原来他捧着一本约翰逊博士的《大字典》在读。钱钟书微笑着说：“字典是路途的良伴……”他的回答使友人大为叹服，对他的这种静心涵养的功夫肃然起敬。后来钱钟书由上海赴湖南兰田任教，随身也只有一本英文字典。钱钟书先生的同学邹文海先生说：“我走近去查究他看的是什么书，方知他翻的是英文字典。‘咦!一本索然寡味的字典，竟可捧在手中一月’，他看到我惊奇之色，正式告诉我说，‘上次去英国时，轮船上唯一以约翰逊博士的字典自随，深得读字典的乐趣，现在已养成习惯’。我说我最厌字典，看书时宁肯望文生义地胡猜，也不愿费时地查字典。他说我不求甚解的态度不能用之于精读，而且旅途中不能做有系统的研究，唯有随翻随玩，遇到生冷的字，可以多记几个字的用法。更可喜者，前人所著字典，常常记载旧时口语，表现旧时的习俗，趣味之深，有不足为外人道者。我那时才知道钟书君博闻强识，积学之深。”可见钱先生治学是很注意方法的，也非常懂得利用性质不同的空暇时间，能充分发掘出研读字典、辞典的乐趣来，既利用了旅途的时间，又减轻了旅途的车船劳顿，还从字典中获得了知识。

在钱钟书的心目中，字典不是查的，是用来读的。钱钟书个人的藏书并不多，有的多数是工具书。但凡他读过的字、辞典，基本都能记住。他记忆力相当好，到了能够背字典的程度。如钱钟书就背过约翰逊博士的《英文词典》。据称，钱钟书在图书馆读书，很少翻阅字典，因为这些词语都在脑海里储藏了。有的英文字典不好记，他就多次读，有人说他读破过几本英文词典。比如一本抽屉版大小的《韦氏大词典》，他竟能读三遍。他有一部上世纪40年代末流行的《简明牛津字典》，在每一页的空白处都密密麻麻写满批注。这种阅读习惯和照相机似的记忆力使他具备广博的知识，成为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学者。

钱钟书喜读字典，是对知识的渴求与积累，也是毅力和耐心的体现。他之所以能成为博古通今，学贯中西，举世瞩目的大学者，可以说是与他对字典有一种特殊的爱好分不开的。他学问的渊博在当代中国可谓首屈一指，被称为“当代第一博学鸿儒”、“文化昆仑”。所以，有外国记者如是说：“来到中国，有两个愿望：一是看看万里长城，二是见见钱钟书。”简直把他看做了中国文化的“奇迹”与象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