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名人李大钊刻苦勤奋的故事【推荐20篇】

贯穿古今中外，名人都是爱阅读的。大家知道名人阅读的故事有哪些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整理好的关于名人阅读的故事分享，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匡衡借光阅读

匡衡勤奋好学，但家中没有蜡烛照明。邻家有灯烛，但光亮照不到他家，匡衡就把墙壁凿了一个洞引来邻家的光亮，让光亮照在书上来读。同乡有个大户人家叫文不识的，是个有钱的人，家中有很多书。匡衡就到他家去做雇工，又不要报酬。主人感到很奇怪，问他为什么这样，他说：“我希望能得到你家的书，通读一遍。”主人听了，深为感叹，就把书借给他读。于是匡衡成了大学问家。

鲁迅先生嚼辣椒驱寒

鲁迅先生先生从小认真学习。少年时,在江南水师学堂阅读,第一学期成绩优异,学校奖一枚金质奖章.他立即拿到南京鼓楼街头卖掉,然后买了几本书,又买了一串红辣椒。每当晚上寒冷时,夜读难耐,他便摘下一颗辣椒,放在嘴里嚼着,直辣得额头冒汗。他就用这种办法驱寒坚持阅读。由于苦阅读,后来终于成为我国著名的文学家。

王亚南苦读成才

王亚南睡三脚床王亚南小时候胸有大志，酷爱阅读。他在读中学时，为了争取更多的时间阅读，特意把自己睡的木板床的一条脚锯短半尺，成为三脚床。每天读到深夜，疲劳时上床去睡一觉后迷糊中一翻身，床向短脚方向倾斜过去，他一下子被惊醒过来，便立刻下床，伏案夜读。天天如此，从未间断。结果他年年都取得优异的成绩，被誉为班内的三杰之一。他由于少年时勤奋刻苦阅读，后来，终于成为我国杰出的经济学家。

高尔基先生救书

世界文豪高尔基先生对书感情独深，爱书如命。有一次，他的房间失火了，他首先抱起的是书籍，其它的任何东西他都不考虑。为了抢救书籍，他险些被烧死。他说：“书籍一面启示着我的智慧和心灵，一面帮助我在一片烂泥塘里站起来，如果不是书籍的话，我就沉没在这片泥塘里，我就要被愚蠢和下流淹死。”

列宁的阅读故事

他读起书来，对身边的一切就理会不到了。有一次，他的几个姐妹恶作剧，用6把椅子在他身后搭了一个不稳定的三角塔，只要列宁一动，塔就会倾倒。然而，正专心阅读的列宁毫未察觉，纹丝不动。直到半小时后，他读完了预定要读的一章书，才抬起头来，木塔轰然倒塌……

张广厚的阅读故事

数学家张广厚有一次看到了一篇关于亏值的论文，觉得对自己的研究工作有用处，就一遍又一遍地反复阅读。这篇论文共20多页，他反反复复地念了半年多。因为经常的反复翻摸，洁白的书页上，留下一条明显的黑印。他的妻子对他开玩笑说，这哪叫念书啊，简直是吃书。

闻一多先生醉书

闻一多先生阅读成瘾，一看就“醉”，就在他结婚的那天，洞房里张灯结彩，热闹非凡。大清早亲朋好友都来登门贺喜，直到迎亲的花轿快到家时，人们还到处找不到新郎。急得大家东寻西找，结果在书房里找到了他。他仍穿着旧袍，手里捧着一本书人了迷。怪不得人家说他不能看书，一看就要“醉”。

华罗庚猜书

著名数学家华罗庚阅读的方法与众不同。他拿到一本书，不是翻开从头至尾地读，而是对着书思考一会，然后闭目静思。他猜想书的谋篇布局，斟酌完毕再打开书，如果作者的思路与自己猜想的一致，他就不再读了。华罗庚这种猜读法不仅节省了阅读时间，而已培养了自己的思维力和想象力，不至于使自己沦为书的奴隶。

成语故事一般是出自真实的历史故事,或者是来自一些具有人生哲理的寓言故事。借用成语故事讲清哲学道理,可收到较好的教学。下面是小编整理的中国古代经典成语故事，希望对你有帮助！

画龙点睛

传说古时候有个画家叫张僧繇，他画龙画得特别好。

有一次，他在金陵(现在南京)安乐寺的墙壁上画了四条巨龙，那龙画得活灵活现，非常逼真，只是都没有眼睛。人们问张僧繇：“为什么不把眼睛画出来。” 他说：“眼睛可不能轻易画呀!一画了，龙就会腾空飞走的!”大家听了，谁也不信，都认为他在说大话。后来，经不起人们一再请求，张僧繇只好答应把龙的眼睛画出来。奇怪的事情果然发生了，他刚刚点出第二条龙的眼睛，突然刮起了大风，顷刻间电闪雷鸣。两条巨龙转动着光芒四射的眼睛冲天而起，腾空而去。围观的人，个个看得目瞪口呆，对张僧繇更佩服了。

成语“画龙点睛”就是从这个传说中来的。现在一般用来比喻写作、讲话时，在关键性的地方用上一两句精辟的语言来点明含义，使内容更加生动有力。这种手法也称为“点睛”之笔。

叶公好龙

春秋时，有位叫叶公的人非常喜欢龙。他家的屋梁上、柱子上和门窗上都雕刻着龙的图案，墙上也绘着龙。传说天上的真龙知道此事后很受感动，专程到叶公家里来，把头从窗口伸进屋子里，把尾巴横在客堂上。叶公看到后，吓得面无血色，魂不附体，抱头就跑。原来他并不是真正喜欢龙。他爱的是假龙，怕的是真龙。这个成语比喻表面上爱好某一事物，实际上并不是真正爱好它，甚至是畏惧它。

掩耳盗铃

春秋末期，晋国统治集团内部经常发生争夺权势，相互兼并的战争，有一年，赵简子(赵国国君的的先人)带兵消灭了卿大夫范吉射，灭了范氏全家。范家从此门庭冷落。可是门前仍挂着一只大钟。有一个贪财的人看见这个大钟，就想背回家去。可是钟大，太笨重，他一连搬了几下，都拿不动。于是，他找来一只铁锤，打算把钟砸碎，再一块一块拿回家。不料那人用锤砸钟的时候，发出了一阵阵洪亮的响声。这下他可犯难了："要是别人听见响声，都来夺钟怎么办呢?"于是，他想了一个办法：把自己的耳朵堵起来，只要自己的耳朵听不见了，别人的耳朵也同样听不见的。他放下胆了，用力去砸钟，巨大的响声传得很远，官差闻声赶来，把他抓获了。

到了唐朝，唐高祖李渊听到这件事后，觉得很可笑，说："此可谓掩耳盗铃也"。此后，根据这个掩耳盗钟的故事，人们引申出"掩耳盗铃"这个成语，用来比喻自作聪明，想欺骗别人，实际上是自己欺骗自己。

唇亡齿寒

春秋时候，晋献公想要扩充自己的实力和地盘，就找借口说邻近的虢(guó)国经常侵犯晋国的边境，要派兵灭了虢国。可是在晋国和虢国之间隔着一个虞国，讨伐虢国必须经过虞地。“怎样才能顺利通过虞国呢?”晋献公问手下的大臣。大夫荀息说：“虞国国君是个目光短浅、贪图小利的人，只要我们送他价值连城的美玉和宝马，他不会不答应借道的。”晋献公一听有点舍不得，荀息看出了晋献公的心思，就说：“虞虢两国是唇齿相依的近邻，虢国灭了，虞国也不能独存，您的美玉宝马不过是暂时存放在虞公那里罢了。”晋献公采纳了荀息的计策。

虞国国君见到这两们珍贵的礼物，顿时心花怒放，听到荀息说要借道虞国之事时，当时就满口答应下来。虞国大夫宫之奇听说后，赶快阻止道：“不行，不行，虞国和虢国是唇齿相依的近邻，我们两个小国相互依存，有事可以自彼帮助，万一虢国灭了，我们虞国也就难保了。俗话说：‘唇亡齿寒’，没有嘴唇，牙齿也保不住啊!借道给晋国万万使不得。”虞公说：“人家晋国是大国，现在特意送来美玉宝马和咱们交朋友，难道咱们借条道路让他们走走都不行吗?”宫之奇连声叹气，知道虞国离灭亡的日子不远了，于是就带着一家老小离开了虞国。

果然，晋国军队借道虞国，消灭了虢国，随后又把亲自迎接晋军的虞公抓住，灭了虞国。 故事出自《左传·僖公五年》。成语“唇亡齿寒”，比喻双方关系密切，相互依存。

急功近利

董仲舒是西汉时期著名的哲学家和今文经学大师，汉景帝时为博士官，以通晓《公羊春秋》闻名于世。他专心治学，三年不到花园游玩，很负盛名，当时的士人都以师礼尊奉他。

在汉武帝时期，因朝廷长期对外用兵和统治者的穷奢极欲，赋役日益苛重，致使百姓怨声载道，封建统治集团内部孕育着严重危机。汉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 134年)，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汉武帝采纳了他的主张，董仲舒也被派遣到诸侯王那里担任了国相之职。但是没过多久，董仲舒却因才遭妒，备受其他官员的排挤，后因提出“灾乱说”而被人诬陷有颠覆国家的意图，差点被处死。汉武帝念及旧情，亲自出面赦免了他。后来，汉武帝听从丞相公孙弘的一间，将其派往胶西。让他做了胶西王国相。

公孙弘与董仲舒同为儒学经师。公孙弘擅长逢迎附和，深得汉武帝的器重，被任命为丞相。董仲舒却时常不识时务，正言直谏，汉武帝对他恨头疼，所以敬而远之。公孙弘一直以来都嫉妒董仲舒的才华，这次，他找到了机会，希望可以一举铲除董仲舒。举荐，也是有计划的谋杀。

胶西王是汉武帝的兄长，依仗自己是汉室宗亲，有恃无恐，骄横暴戾。之前，朝廷派去的国相统统被他以各种罪名斩杀，无一幸免。幸运的是，因为董仲舒的声名与才学，胶西王不但没有杀他，反而十分敬重他。有一次，胶西王对董仲舒说：“勾践的贤明，加上范蠡(lí)、文种的才能，我认为这是越国的‘三仁’，你怎么看待这三仁呢?当初齐桓公有问题请教管仲，我的疑虑就由先生解决了。”

董仲舒回答说：“我才疏学浅，没能力决断大王的疑虑。虽然如此，大王向我提问，我不能不尽我所知回答。我听说，过去鲁国国君问柳下惠：‘我想攻打齐国，你看怎么样?’柳下惠回答说：‘不行。’他退下来满脸忧愁地说：‘我听说，阴谋侵略邻国的，不会向仁爱者讨教，这次国君为什么问我呢?’可见，柳下惠连被问都觉得羞耻，更别说参与讨伐齐国了!由此看来，越国本来就没有一个‘仁’，哪来的‘三仁’?所谓仁人，是‘正其道不谋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端正自己奉行的道义而不谋求眼前的小利，修养自己信奉的理念而不急于取得成果)的仁。致力于以德教化民众而使社会风气大变，才是仁的最高境界，尧、舜、禹就是榜样!”。

急功近利的意思是：急于谋求眼前的功利

高士其从小就用功读书，他的学习成绩，年年都是班级里最好的，全校老师和同学，都夸他是个好学生。

他是一位科学家。他六岁的那年，要上学读书了。开学的那天，大蒙蒙亮，高士其就穿上新衣服，背着新书包，上学去了。

一路上，高士其乐得象只小鸟儿，又蹦又跳唱着歌。他跑到学校门口一看，大门还紧紧地关着呢。他不敢去敲门，只好站在门口等着，不知道等了多久，学校的大门开了。

开门的是位老伯伯。高士其恭恭敬敬鞠了一躬，又叫了声“老伯伯早！”

老伯伯心里真高兴，笑眯眯地说：“多懂礼貌呀，孩子，你是一年级新学生吧！”

高士其点点头。老伯伯把高士其领到一年级的教室里。

过了好一会儿，小朋友们才一个个来到学校。

在开学的典礼上，校长站在台上讲话。高士其一双乌溜溜的眼睛，专心地盯着校长，他听得可仔细啦。

校长讲完了话，叫高士其站到他身边来。高士其不知道有什么事，一颗心象小鹿似的怦怦乱跳。

校长摸摸高士其的头，表扬他是一个守纪律、懂礼貌的好学生。

高士其把校长的话记在心里，每天，他上课用心听讲，放学回家就认真的做功课，他跟全班的同学都是要好，跟同桌的一个小朋友更要好，下课以后，两个人一起游戏，可高兴呢。

可是有一天，这个小朋友嘟着嘴，冲着高士其说：“你到底认识我吗？”

高士其觉得很奇怪，说：“咱俩是好朋友呀，怎么会不认识你呢？”

这个小朋友气呼呼地说：“那你刚才上课的时候，为啥不理睬我呢？”

高士其一听，笑了起来。原来，刚才上课的时候，这个小朋友拿出纸头，折成一只只小青蛙，悄悄地玩了一阵子，玩着玩着。觉得一个人玩没有劲，就凑到高士其的耳朵边，轻轻地说：“我们来玩斗青蛙吧！”

高士其坐得端端正正，正用心听老师讲课，这个小朋友的话，他根本没有听见。这个小朋友又轻轻地碰了碰高士其，高士其还是坐得好好地在听课。这个小朋友心里挺不高兴，使劲拉了拉高士其的衣服，这一来，高士其回过头来了。那个小朋友指指膝盖上的两只纸折的青蛙。高士其明白了，是叫他一起玩斗青蛙呀，他对那个小朋友白了一眼，又用心地听老师讲课了。

高士其想到这里，笑起来了，他对那个小朋友说；“下课的时候，咱俩一起玩，是好朋友。可是上课的时候，我就不认识你了。”

高士其的话，说得这个小朋友也笑了。

叶锦添是个很难界定的人。二十多年来。他游走在古典与前卫之间，带着一份恣意妄为的轻狂，创造了多部堪称风华绝代的经典作品。他穿最简单的黑白素色，谈笑间总是温文尔雅，脑子里却装满天马行空的奇思异想。从服装设计、电影美学到视觉艺术，合作过的都是大导演，拿过的都是大奖项，他不停游走于各个领域却又总能得心应手。2010年，他担任造型设计总监的新版电视剧《红楼梦》热播，奇才叶锦添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每个人都有自己要走的路

1957年，叶锦添出生在香港的一个穷苦家庭。那时候，他和兄妹、父母和七八户人家挤在一个大房子中，一家人拥有的空间就是夹层的上下木板，没有隔墙，只有用围帐划清的界线。

多年后，回忆起童年，叶锦添的脸上仍带着微笑：“智慧是被生活逼出来的。童年时我没有发表意见的习惯，只是喜欢想象，个性比较自闭，和别的孩子不太一样。”

大人们照旧为生活忙碌，他们不能了解，这个看上去闷闷的男孩子缘何会那么狂热地喜欢黑色和红色，在叶锦添的解读中，那是悲观的颜色。

家里五个孩子，叶锦添排行老四。从小他就比较喜欢奇特的东西，漫画也喜欢特别一点的。那时，同样喜欢画画的哥哥一度成了他的偶像，跟着哥哥，他开始画画和摄影。童年的大部分时光，他都消磨在收集和绘制连环画中了。

“穷人有穷人的世界，当你真正穷的时候，确实也不知道和别人有什么分别。我从小就养成了一种盲目高傲的性格，总是会把自己保护得好好的，对我不利的事情都充满了防范。我很容易会架起一道装饰性的围墙使自己看起来独特和出众。穷也穷得有型有格，虽然口袋里身无分文，但开口都是最贵的和最有品位的东西，无论怎么样都要去最好的咖啡厅，就是喜欢那种气氛。”

父母担心儿子会走上穷画家的人生之路，坚决反对他画画。为此，叶锦添和父母爆发了长达几个月的冲突，直到他多年后站上奥斯卡的领奖台，他与父母的矛盾纠结才算消除。作为妥协，1982年，叶锦添考入香港理工学院摄影专业，毕业后去了电影双周刊《曝光人物》当摄影师。

在美术方面，叶锦添没有接受过太多正统训练，但却不妨碍他越画越有名。后来在香港本地的一次美术大赛中，他得了几项大奖。也正是因为这些天马行空的画作，他被香港电影“怪才”徐克一眼相中。1986年，吴宇森筹拍电影《英雄本色》，徐克是这部戏的监制。在徐克的力荐下，29岁的叶锦添成为该片的执行美术。在这部电影中，叶锦添为周润发做出了一个风靡一时的经典造型“小马哥”——牙签、西装、风衣和光可鉴人的发型，轰动全港。

毫无疑问，23年前与徐克的初次邂逅让《英雄本色》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虽然那仅仅只是他踏入影坛后的第一份工作。与此同时，叶锦添还经常以双重身份穿梭于不同的摄制组，在做美术指导的同时，还兼在报纸上开设摄影专栏。此后与关锦鹏合作的《胭脂扣》更是彻底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催生了叶锦添内心对于电影，从工作到喜爱再到痴迷的疯狂历程。

出于对西方艺术的喜爱，1987年，30岁的叶锦添背起行囊，凭着一口不流利的英语走遍整个欧洲。从最西边的葡萄牙到东南边的希腊爱琴海，再到东北边的南斯拉夫，他度过了一个年轻艺术苦旅者最难忘的悠游时光：一身旧军衣，十足的探险队造型。白天吃着面包，赶赴博物馆、美术馆，晚上则落脚小旅馆和青年旅社。睡不了几个小时，又兴致勃勃地出发，寻找新的视野。在每天每分每秒中，说不尽的经验，已潜入了身体的记忆里。旅行让叶锦添找到了同类，“看着毕加索、凡·高他们的画，我就感觉像自己画的，因为他要表达的就是我想表达的，里面有我自己的感觉。”

在现实与理想中把玩平衡

回到香港的叶锦添满怀希望，准备在电影上大显身手，哪知“机会屈指可数，生活穷困潦倒”。不仅日子穷得叮当响，而且甚至一年里也没一部戏可拍，有时连午餐都吃不上。前途在哪里？艺术是什么？叶锦添进入了事业的低谷期，心情郁闷。

就在这个时期，叶锦添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到处找来老杂志和旧书，发疯般地研究起京剧脸谱，看京剧装扮，琢磨京剧戏服甩袖，企图在尝试恢复一种传统美感的同时，融入个人的经历和眼光。

真正翻身是在1993年。电影《诱僧》剃光了影星陈冲的眉和发，反倒成就了叶锦添。他拿到了生平第一个大奖——台湾金马奖最佳美术设计奖。这是他事业的重要转折点。

艳丽妖娆的《诱僧》使他结识了该片男主角吴兴国。叶锦添信手拈来的几幅设计图被吴兴国一眼瞧中：“不错嘛，愿不愿意跟我去台湾？”由此，叶锦添加盟吴兴国经营的当代传奇剧场。舞台让叶锦添的想象力得到更淋漓尽致的宣泄，惊艳至今的《楼兰女》由此诞生。

“这些戏服，极尽繁复又华美艳丽，全是我一针一线做出来的。凤冠代表婚礼、假花代表死亡、链条代表枷锁、利剑象征复仇、海藻意喻生殖，剧情每一步发展和人物内心的活动变化，我都尽量用这些服装的符号外化出来。1993年《楼兰女》在台湾首演，一炮打响，很多年轻人都来了，连那些老一代的人，也好奇地来看我们在搞什么新的东西。”

当第一次看到演员穿着他设计的衣服在舞台上表演的时候，叶锦添被震住了。“吴兴国让我懂得舞台演员身上的魔力。演员可以将你想象的感觉找出来，他们身上有一种力量，你在他身上找到了这个力量，你就能让他演的形象立起来。《楼兰女》的服装设计使我在台湾红起来，并引起国际关注。可以说，吴兴国对我艺术的成功影响最大。”

自此以后，叶锦添好运不断，他转型做了7年的舞台剧，担任了四十多部戏剧的服装造型设计、道具、舞台设计工作，接触到了大量的中国传统文化和艺术，大到唐宋的建筑，小到衣服袖口，这对他日后的设计影响很深。

2000年，是叶锦添事业上的转折年。这一年，他的名字与一部叫《卧虎藏龙》的电影紧密相连。2001年的奥斯卡之夜，当相貌平平、服饰简约的叶锦添带着他惯有的斯文和腼腆走上领奖台，从著名影星凯瑟琳·泽塔·琼斯手中收获了万众瞩目的小金人时，这个第一位在奥斯卡奖台上得到认可的中国电影人，创造了，一段与艺术、信念、历史三者交融的奇迹。

丰富的灵感源于积累

叶锦添的服装作品不仅而貌丰富，并且跨足各种艺术形式，包括电影、舞蹈歌剧、戏剧、戏曲、传统乐舞、音乐剧场等。而他的创作灵感，到底从何而来？

答案很简单，厚积薄发。叶锦添的书架足以让每一个爱书人又羡又妒。上白天文，下至地理，早自远古神话，近到当代艺术，种类涵盖诗歌小说、建筑戏曲因为工作需要，他还特别收藏题材偏门的书，他甚至专门到日本去寻找有关城堡设计的书，研究攻守双方的战斗，城堡每个地方的功能。“事实上某些领域内的专业书籍，在我的工作中也用得到。例如做船的书，拍《赤壁》时要做船，我们要计算浮力，研究船怎么压在水面上，这牵扯到整个设计的可能性，需要很多专业知识。”

从艺术的道路一路走来，叶锦添也从读书人变成一个著作颇丰的作者，从《繁花》、《流白》到《神思陌路》，他笑言自己与书是“共生关系”：“很多人看书是为了丰富自己写作的天空，我不是，我看什么有感觉都会去做。”他看文字，便制造文字；他看技术，便制造技术；他看影像，便制造影像；他读书，自己也写书。

醉心艺术，但叶锦添的日子并不宁静。多年来，从《大明宫词》，《橘子红了》、《射雕英雄传》、《无极》、《夜宴》、《赤壁》，到如今的新版《红楼梦》，叶锦添的服装造型一直备受争议。对此，处于争议旋涡中心的叶锦添很坦然：“我一直在强调，不论谁设计新版《红楼梦》，不管设计成什么样，都会被批评。真正的艺术应该是单纯的、纯粹的。我处于精英文化的尖端，为了满足那些每天看很多世界艺术品的人，必须走得更快。艺术是整体的，现在只是一个过渡期，我相信，观众一定会喜欢我们耗费了大量心血做出来的作品的。”

叶锦添表示，无论是荣誉还是责难，今后仍会有很多，但他不会为之所动，因为自己要做的事情，想做的事情，实在太多了。“比如我现在很喜欢写东西，写自己每天的心情。多年的艺术工作，让我有很多积累，我会一本本把它写出来。我想，这不是贪心，而是自在。我想努力做出一点乐趣来，尽量享受不一样的人生。”

海尔集团首席执行官张瑞敏，在一次中层干部干部会议上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石头怎样才能在水上飘起来？”反馈回来的答案五花八门，有认说“把石头掏空”，张先生摇摇头;有人说把它放在木板上，张先生说“没有木板”;有人说“石头是假的”，张先生说“石头是真的”……终于有人站起来回答说：“速度！”张瑞敏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正确！《孙子兵法》上说‘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势也’。速度决定了石头能否漂起来。”

提示

不要等待，要积极前行。要讲效率。

“四肢发达，头脑简单!”提起职业运动员，人们往往习惯用这样的说法形容他们。但如果今日你还用这样的眼光看待职业运动员，那说明你太不了解他们了。且不说桥牌、围棋、国际象棋这类智力型的项目，即使是足球这样以“野蛮体魄”著称的运动，其对头脑的要求，恐怕早已超越了平常人的想象。很多运动员经过测试，智商都高于150。

智商150，是个什么概念？一千个英国人中，只有一个达到这个标准。科学界的泰斗爱因斯坦，也不过比这个数字稍高一点儿而已。一句话，“智商这个级别的全是天才”。

以第一运动足球为例，世界第一足球联赛英超豪门切尔西的队医英格利什博士曾给他的队员们组织了一次智商(IQ)测验，结果兰帕德的得分最高，甚至达到了这项测试有史以来的最高水平。这位博士很郁闷地透露道：“比我还高。”出于职业道德，他没有透露任何测试的具体结果，只是大概划定了兰帕德的IQ范围：超过150!

兰帕德并非体育运动员中智商最高的，更谈不上是最聪明的。体育界内最牛的学术牛人是1922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波澳网上被郑洁淘汰的法国球员巴托丽，就曾经因为高智商而受到世人关注。她曾向法国媒体透露自己智商高达175，尽管巴托丽自称一直刻意保守着这个华丽的秘密，但最终还是很不低调地搞得全世界都知道了。巴托丽的智商，竟超过了爱因斯坦与比尔·盖茨。

姚明当年能够先声夺人，和他的身体条件自然密不可分。四肢发达也许是人们认为他成为巨星的首要条件，但有谁知道姚明的智商绝对高于平均水平。全美著名的智商研究网站“IQ测试网”根据一些数据，曾对NBA球员的智商进行了测试，结果姚明在当时的现役球员中智商是最高的，高达132，超过了勒布朗·詹姆斯、科比·布莱恩特和沙奎尔·奥尼尔。而他所在的火箭队的智商平均值只有98，所有NBA球员的平均智商仅为83。按照国际惯例，智商在80到90之间属于“略低于普通智力”。此外，绰号“疯狗”的马克·麦德森被视为NBA高学历球员的代表，他拥有斯坦福德大学经济学学士学位。而最近风头正盛的“林来疯”林书豪则是哈佛毕业的。

对于我们这些与张爱玲交臂而过的人，就只能从她留下的文章去认识她。在散文里，她显得清晰和直接一些，小说则要隐晦与曲折一些。而说到底，认识张爱玲，是为了认识她的小说，因为于我们来说，唯有小说，才是张爱玲的意义。所以，认识的结果就是，将张爱玲从小说中攫出来，然后再还给小说。

先看张爱玲的散文。我在其中看见的，是一个世俗的张爱玲。她对日常生活，并且是现时日常生活的细节，怀着一股热切的喜好。在《公寓生活记趣》里，她说：“我喜欢听市声。”城市中，挤挨着的人和事，她都非常留意。开电梯的工人，在后天井生个小风炉烧东西吃；听壁脚的仆人，将人家电话里的对话译成西文传给小东家听；谁家煨牛肉汤的气味。这样热腾腾的人气，是她喜欢的。在另一篇散文《道路以目》里，她写的街景，也是人间冷暖的：煮南瓜的气味与那种明亮的桔红，给她“暖老温贫”的感情；寒天早晨，有人在人行道上生小火炉，呛人得很，可是，“我喜欢在那个烟里走过”；一个绿衣邮差骑车载了他的老母亲，使她感动；有人在自行车轮上装着一盏小红灯———在我们的时代，已经看不见了。小时候，有人在车轮上系彩色的绒线，大约是一样的意思———她认真地观赏着，赞道：“流丽之极”。在《谈画》中，她看塞尚的《抱着基督尸身的圣母像》，大感惊讶的是，圣母是最普通的妇人，清贫，论件计值地做点缝纫工作，灰了心，灰了头发”，并且注意到，圣母并不是抱着基督，而是，“背过身去正在忙着一些什么”，抱着基督的则是“另一个屠夫样的壮大男子”。而基督呢？没有使她联想起世间的任何一个人，“他所有的只是图案美”，于是，他就错过了她的兴趣。她喜欢的就是这样一种熟稔的，与她共时态，有贴肤之感的生活细节。这种细节里有着结实的生计，和一些放低了期望的兴致。

张爱玲对世俗生活的兴趣与苏青不同。胡兰成对宁波人苏青的评价很对，他说宁波人过日子多是兴兴头头的，但是缺少回味，是真正入世的兴致。张爱玲却不是，她对现时生活的爱好是出于对人生的恐惧，她对世界的看法是虚无的。在《公寓生活记趣》里，她饶有兴味地描述了一系列日常景致，忽然总结了一句：“长的是磨难，短的是人生。”于是，这短促的人生，不如将它安在短视的快乐里，掐头去尾，因头尾两段是与“长的磨难”接在一起的。只看着鼻子底下的一点享受，做人才有了信心。以此来看，张爱玲在领略虚无的人生的同时，她又是富于感官，享乐主义的，这便解救了她。《道路以目》里，她写她上街买菜，遇到封锁，只得停留在封锁线以外的街道上。有一个女佣想冲过防线，叫道：“不早了呀！放我回去烧饭吧！”然后，“众人全都哈哈笑了”。这是合乎张爱玲人生观的地方，大难临头，回家烧饭的钟点却一丝不苟。在那无意识的女佣，是一种积极，但在张爱玲，却是消极。因她是要比女佣了解“封锁”的含义，了解这个时世里的灾难。她却又不是一个现实主义者，能够就事论事地面对现实。

她并不去追究事实的具体原因，只是笼统地以为，人生终是一场不幸，没有理由地一径走着下坡路，个人是无所作为的。像她在《更衣记》的末尾写的，一个小孩子，在收了摊的小菜场，满地的垃圾里面，骑了自行车，撒开把手，很灵活地掠过了。于是，她写道：“人生最可爱的当儿便在那一撒手吧？”就是在这轻盈地一掠之中，有了小小的冒险，终却是安全的，便小小地得意着。就是这么一点雕虫小技的手腕。张爱玲喜欢归喜欢，其实又是不相信它们的意义的，否则，她就是宁波人苏青了。否则，她就不会如此贪馋地抓住生活中的可触可感。

她在千古之遥，尸骨无存的长生殿里，都要找寻出人间的触手可及的温凉。在《我看苏青》里，写杨贵妃和唐明皇闹气，逐回娘家，“简直是‘本埠新闻’里的故事”。她不喜欢小提琴，因为太抽象，而胡琴的声音却贴实得多，“远兜远转，依然回到人间”。

这是散文中，由自己直接告白出的张爱玲，在小说里，张爱玲就隐到了幕后。大约仅有一次，没藏好，显现出了真身。是在《倾城之恋》里，白流苏刚到香港，与范柳原的关系处于胶着，暗底里使着劲。

他们在浅水湾饭店分住两个客房，晚上范柳原将电话打进白流苏的房内，向她念起《诗经》：“死生契阔，与子相悦，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底下还附有一大篇解释。却像张爱玲在说话，而不是范柳原。

在张爱玲的小说里，是少有如此自觉到人生的苍茫，并且有诗情的人物，张爱玲从不曾将自己放进小说中，扮演一个角色。因连她本身都是虚无的，不适合作世俗的小说的材料和对象。在她的小说里扮演角色的，多是些俗世里的人———市民。最具俗世的特征的，怕就是上海了。香港也有一些，但比较夸张，更像是俗世的舞台，是戏剧化的俗世。《沉香屑第一炉香》与《沉香屑第二炉香》，这两则故事就要奇异一些。而发生在上海的故事，则更具有俗世的情调。

《花凋》里那家的女儿们，我以为是再真切不过的上海小姐。父亲是个轻佻不尽责的人，大约是像《金锁记》里的三少爷，妻子却不如三少奶的贤慧，无能且又无味。我以为，《红玫瑰与白玫瑰》里的白玫瑰，烟鹂，老了以后，就是她。女儿们晓得谁也靠不上，只有靠自己，到社会上汲取养料，挣一份好生活。张爱玲写道：“小姐们穿不起丝质的新式衬衫，布褂子又嫌累赘，索性穿一件空心的棉袍夹袍，几个月之后，脱下来塞在箱子里，第二年生了霉，另做新的。”摩登里面粗陋的，泼辣的芯子，经得起折腾。姊妹多，也成了一个小社会，互相倾轧着，有些弱肉强食的意思。像川嫦这样老实，柔弱，带几分情致，命运就不济了。她生的是痨病，这也有着些哀婉的情致，可这情致却被病期的拖延，一点一点侵蚀掉了。学医的未婚夫自然早知结局，但算得上有耐心了，两年后才另有了人。然后，家里连买药的钱也计较起来，每日吃两个苹果成了家人的说嘴。最后，她想来个多情的了结，自杀，却买不来安药。她只得坐着黄包车兜一转，吃一顿西餐，看一场电影。这大约就是一个上海小姐闲暇中的全部乐趣，她要最后地享一享。这是相当感伤的一幕，可这感伤却被病期的拖沓又腐蚀了。川嫦还又做了两双绣花鞋，一双皮鞋，用一只脚试了鞋，很长远地说：“这种皮看上去倒很牢，总可以穿两三年。”三周之后，她方才谢世。这就是俗世里的人了，死都逼在眼前了，这世界早已经放弃她了，她却还愚顽地留意着一些小事，不自量力地挣一挣。

张爱玲小说里的人，真是很俗气的，傅雷曾批评其“恶俗”，并不言过。就像方才说的，她其实也是不相信这些俗事有着多大的救赎的意义，所以便带了刻薄的讥诮。而她又不自主地要在可触可摸的俗事中藏身，于是，她的眼界就只能这样的窄逼。《留情》里，米先生，敦凤，杨太太麻将桌上的一伙，可不是很无聊？《琉璃瓦》中的那一群小姐，也是无聊。《鸿鸾禧》呢，倘不是玉清告别闺阁的那一点急切与不甘交织起来的怅惘，通篇也尽是无聊的。在这里，反过来，是张爱玲的虚无挽救了俗世的庸碌之风，使这些无聊的人生有了一个苍凉的大背景。这些自私又盲目的蠢蠢欲动，就有了接近悲剧的严肃性质。比如，《金锁记》里的曹七巧，始终在作着她丑陋而强悍的争取，手段是低下的，心底极其阴暗，所争取的那一点目标亦是卑琐的。当她的争取日益陷于无望，她便对这个世界起了报复之心。然而，她的世界是狭小的，仅只是她的亲人。于是，被她施加报复的，便是她的亲人了。在她扼杀自己的希望的同时，也扼杀了她周遭的人的希望。

生活就这样沉入黑暗，这黑暗是如此深入，以至粗鄙的曹七巧也泛起了些许感时伤怀的情绪，想到她抗争的不果与不值：她要是选中了与她同一阶层的粗作的男子，“往后日子久了，生了孩子，男人多少对她有点真心。”可是，在张爱玲的笔下，这也已是三十年前的旧事了，连曹七巧的懊悔都已经死去了。如曹七巧这般积极的人生，最终又留下什么呢？逝者如斯，虚无覆盖了所有的欲望。而张爱玲对世俗生活的爱好，为这苍茫的人生观作了具体，写实，生动的注脚，这一声哀叹便有了因果，有了头尾，有了故事，有了人形。于是，在此，张爱玲的虚无与务实，互为关照，契合，援手，造就了她的最好的小说。

《倾城之恋》也是她最好的小说之一。白流苏和范柳原这一对现时的男女，被命运掷骰子般地掷到了一起，做成了夫妻。这是张爱玲故事里，少有的圆满结局。如文中所说：“到处都是传奇，可不见得有这么圆满的收场。”可那也是不可琢磨的，凑巧了的，世界依然，甚至更加不可理喻。人生，还是苍茫的。在此，张爱玲也为这苍茫作了合情合理的注脚。白流苏和范柳原在各自的利欲推动下，迂回着，探试着，欲擒故纵着，却不料世事大变，生存之计为上，忽才珍惜起眼面前的一点慰藉，它给人一种盲目的安全感。在这里，张爱玲是与她的人物走得最近的一次，这故事还是包含她人生观最全部的一个，这含有着对虚无的人生略作妥协的姿态，是贴合张爱玲的思想的。就因走得太近，露了真身，人物略有些跑题，就像前边说过的，在月夜里，范柳原的喟叹。多亏白流苏说了句：“我不懂这些”，才将事情又拉回了情景。

就这样，张爱玲的世俗气是在那虚无的照耀之下，变得艺术了。

她写苏青，写到想与苏青谈“身世之感”，便想象苏青的眼神是：“简直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大概是艺术吧？”苏青是不“艺术”的，她的世俗后面没有背景。在此，可见得，张爱玲的人生观是走在了两个极端之上，一头是现时现刻中的具体可感，另一头则是人生奈何的虚无。在此之间，其实还有着漫长的过程，就是现实的理想与争取。

而张爱玲就如那骑车在菜场脏地上的小孩，“放松了扶手，摇摆着，轻倩地掠过。”这一“掠过”，自然是轻松的了。当她略一眺望到人生的虚无，便回缩到俗世之中，而终于放过了人生的更宽阔和深厚的蕴含。从俗世的细致描绘，直接跳入一个苍茫的结论，到底是简单了。

于是，很容易地，又回落到了低俗无聊之中。所以，我更加尊敬现实主义的鲁迅，因他是从现实的步骤上，结结实实地走来，所以，他就有了走向虚无的立足点，也有了勇敢。就如那个“过客”，一直向前走，并不知道要到哪里去，并不知道前边是什么。孩子说是鲜花，老人说是坟墓，可他依然要向前去看个明白，带着孩子给他裹伤的布片，人世的好意，走向不知名的前面。

20岁的年纪，今天的年轻人大多还在学业的门径处徘徊，闲暇时打打电脑游戏，尽可以在虚拟世界中漫游。

而遥想当年，生于史官世家的司马迁，从10岁学习古文开始，就已身负书写历史的责任。20岁时，他迈出了自己名山事业的第一步。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不无自豪地谈及年轻时的这次壮举：“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

司马迁的这次漫游，首先是通过“上会稽”和“窥九疑”向虞舜、夏禹表示敬意。按照古籍的记载，会稽和九疑，分别是舜、禹墓葬的所在。司马迁的文化访古之举，来源于他对《尚书》和《春秋》等古史的熟习。身居史官世家，司马迁能够看到当时一般人无法看到的典籍。据今人统计，《史记》中司马迁利用或见过的典籍，包括汉朝的皇家档案，有103种。这在当时，已是相当了不起的数字。司马迁是实实在在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身体力行者。在52万言的《史记》中，司马迁此次壮游的印记，不时出现在他对历史感慨的笔端。

司马迁为屈原作传，特别提到自己曾南游到长沙郡，看到屈原自沉之处，想到其悲剧人生，不禁为之落泪。也是在楚国的旧地，他见到了当年春申君所拥有的富丽宫室。他南登庐山，观览大禹曾疏导过的九江。在会稽，司马迁详细了解了越王勾践的故事。此前，他已经在载籍中知道了吴越之地与中原的渊源关系。他此行的目的之一，就是“网罗天下放失旧闻”，搜求古史传说，以及被秦王朝焚灭了的古诸侯史记。

齐鲁之地，学术发达，是重要的文化中心。司马迁说自己看到孔子故里的车服礼器，流连忘返，于是专门在那里学习饮宴和射箭的礼仪。

至于司马迁说到的“厄困鄱、薛”，可能是他在那里碰上了不愉快的事儿。司马迁在写孟尝君时提到，“吾尝过薛，其俗闾里率多暴桀子弟，与邹、鲁殊。”他认为，是因为战国时孟尝君广招宾客，鱼龙混杂，使当地风气大坏。到西汉时仍是如此。

秦汉之际群雄逐鹿，是司马迁实地考察的重点。在淮阴，当地人向他讲述了韩信年轻时的故事。当地人说起韩信少有大志，连他母亲的坟墓都建得与众不同。司马迁亲自去看，果然。

丰沛之地，汉初许多重量级的人物均出身于此。刘邦曾为“沛公”，萧何、曹参、周勃、樊哙等，都是当地人。司马迁到丰沛广问当地遗老，又参观了这些汉室名臣的故家所在。从樊哙的孙子樊他广口里，司马迁听到了这些风云人物的许多逸事。

司马迁青年时期的这次壮游有多长时间，我们不得而知。但此行经地极广，则非常确实。王国维曾经专门研究过司马迁的出游路线，有趣的是，司马迁的行踪，与秦始皇南游东巡的路径，多有重合。是司马迁有意追寻秦皇的足迹，还是因为在当时中国的交通条件下，这是一条经典线路，我们同样不得而知。20岁壮游之后，司马迁仕为郎中，奉使新开辟的巴蜀诸郡，又子承父业任太史令，侍从武帝出行，足迹几乎遍于全国。所以，在《史记》开篇的《五帝本纪》中，司马迁说，“余尝西至空峒，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

用现代人的观点看，司马迁可以说是在漫游中寻找历史的现场感，为书写历史做准备。他的写作理想，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评价说，“太史公胸中，固有一天下大势。”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辙甚至认为，《史记》的文笔好，也和司马迁的壮游有关，“太史公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豪杰交游，故其文疏宕颇有奇气也。”

著名数学家华罗庚有一种奇特的读书方法。他拿起一本书，不是从头至尾一句一字地读，而是先对着书名思考片刻，然后闭目静思：设想这样一个题目，如果要让自己来写应该怎样写……想完后再打开书，如果作者写的和他的思路一样，他就不再读了。一本需要十天半月才能读完的书，他一两夜就读完了。

爱因斯坦的成功，与他从小就有刻苦自学的习惯是分不开的。11岁时，他就读完了一套通俗科学读物，并对科学开始发生兴趣。12岁时，他又自学了欧几里得几何。此外，和现代的孩子们相比，他特别重视哲学的阅读，13岁时就开始自学康德的哲学了。他还根据自身的特点、志向和兴趣，把精力集中在物理学的学习上。结果他在物理学方面果然取得了重大的成就。爱因斯坦在读书学习时不搞不必要的死记硬背，经常爱和同学在一起讨论，使他感受到互补的乐趣。

苏东坡学识渊博，他有一种“各个击破”的读书法。他认为一本书每读一遍，只要理解和消化一个问题就行了；一遍又一遍地读，就能达到事事精通。一本书的内容是很丰富的，而人的精力有限，不可能一下子全部吸收，只能集中注意力了解某一个方面。比如想探究历代兴亡治乱的原因，那么就从这个角度去读；要探究史实典故，就换另一个角度，再读一遍。这个方法虽有些笨，但这样读过之后，各个方面都经得起考验。

这个墓碑设计得很特别。它看起来更像一堵墙，一半是白色，一半是黑色。这堵颜色搭配独特的墙矗立在两块灰色的大理石上，呈长方形，上端有一个窗户般的方孔，逝者的头正好从这里探出来，默默注视着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世界。

这个墓碑为什么那么特别呢？它又是谁设计的呢？要解释这些问题，需要回到上个世纪的六十年代——1962年12月1日，马涅什展览馆内，一片肃静。

领导正在漫不经心地观看艺术作品。当他看到一位雕塑家的作品时，便讥讽道：一头毛驴用尾巴也能画得比这好。

侮辱顿时像座大山一样，压着雕塑家的心，使他久久不能缓过气来。他强忍住心中的不满，不让它爆发出来；他努力使自己麻木，忘记伤害。可是一切都徒劳无益，对艺术的无限热爱，使他无法继续虚伪下去，他终于忍不住，发出了他良心深处的质问：你既不是艺术家也不是评论家，凭什么这样说？

会场静得可怕，谁敢骚扰领导看画展呢。雕塑家的这个属“计划外”的声音，无疑如一枚，突然在这个静得可怕的世界里引爆！爆炸所带来的冲击波，撞击着怯懦者脆弱的神经，他们无不吓得面如土色，惊慌失措。

无可避免地，领导也听到了。他缓缓地扭过头来，盯着这个狂妄的“质问者”。良久，才抛出一句话来：因为我是领袖！说完，就头也不回地往门外走去。所有的人都吓坏了，纷纷担心领导会杀害这个有天分的艺术家。

众人的担心并非多余，因为后来领导又当面威胁过这个艺术家：你这个人很有意思，我很欣赏你，不过，你身上既有天使也有魔鬼。如果是魔鬼占了上风，我们就会把你打趴下；如果是天使获胜，我们将尽一切力量帮助你。雕塑家听了，淡然一笑，或许，对他而言，生死早已置之度外了。

一年又一年过去了，同领导作对的人，一个又一个地“消失了”，而独独他一直没事。对此，他一直百思不得其解。

直到1971年9月13日，作为领导儿子的谢尔盖送来了领导的遗愿：家父一直很欣赏你，指定要你给他刻一个墓碑，他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他想了想，答应了。惟一的条件是，必须随心所欲，不受任何限制。谢尔盖应允了。

经过一番努力，这尊奇特的墓碑终于矗立在莫斯科新圣母公墓里。墓碑的主人是领袖赫鲁晓夫，设计者是雕塑家涅伊兹韦内。

事实证明，赫鲁晓夫没有选错涅伊兹韦内，而涅伊兹韦内也没有让他失望——半白半黑，代表半功半过，恰好是赫鲁晓夫的真实写照。

上世纪80年代世界排名第一的推销大师（汤姆·霍普金斯），即将告别他的推销生涯。应行业协会和社会各界的邀请，要他为大家做一场告别职业生涯的演说。会场就设在一个特大型的体育馆内。汤姆·霍普金斯提出了一个条件：参加听讲的人约定为3000人，每人付出3000元美金作为酬金，演讲的时间为一个小时。

到了约定的时间，会场座无虚席，人们在热切地、焦急地等待着，那位当代最伟大的推销员做精彩的演讲。当大幕徐徐拉开，舞台的正中央吊着一个巨大的铁球。为了搭吊这个铁球，台上搭起了高大的铁架。

一位老者在人们热烈的掌声中，走了出来，站在铁架的一边。他穿着一件红色的运动服，脚下是一双白色胶鞋。

人们惊奇地望着他，不知道他要做出什么举动。

这时两位工作人员，抬着一个大铁锤，放在老者的面前。主持人这时对观众讲：请两位身体强壮的人，到台上来。好多年轻人站起来，转眼间已有两名动作快的跑到台上。

老人和他们讲述了规则，请他们用这个大铁锤，去敲打那个吊着的铁球，直到把它荡起来。

一个年轻人抢着拿起铁锤，拉开架势，抡起大锤，全力向那吊着的铁球砸去，一声震耳的响声，那吊球动也没动。他就用大铁锤接二连三地砸向吊球，很快他就气喘吁吁。

另一个人也不示弱，接过大铁锤把吊球打得叮当响，可是铁球仍旧一动不动。

台下逐渐没了呐喊声，观众好象认定那是没用的，就等着老人做出什么解释。

会场恢复了平静，老人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个重量不足50克的小锤，然后认真地，面对着那个巨大的铁球，用小锤对着铁球“咚”敲了一下，然后停顿四秒钟，再一次用小锤“咚”敲了一下，老人就这样旁若无人似的就这样：每四秒钟一下，每四秒钟一下…….不停的敲了起来。人们奇怪地看着老人持续地敲了下去。

十分钟过去了，二十分钟过去了，会场早已开始骚动，人们好像感到了什么，有的人喊了起来，用各种声音和动作发泄着他们的不满。这时候主持人走到前台，挥手对大家说：请保持安静，如果大家不愿意继续听下去的话，现在就可以退场，3000美金原数退回。这个时候退出了大概有1/3的听讲者。老人仍然用小锤不停地工作着，他好象根本没有听见人们在喊叫什么。

又过了20分钟，台下又是一片骚动，人们发泄不满的声音愈发强烈了（我们是来听演讲的，就这样慢悠悠的敲下去不是在骗人吗？），饮料瓶子等物体也扔向了舞台。这时候主持人再一次走到前台，挥手对大家说：请保持安静，如果大家不愿意继续听下去的话，现在就可以退场，3000美金原数退回。这个时候又退出了大概有1/3左右的听讲者，会场上出现了大块大块的空缺。留下来的人们好象也喊累了，会场渐渐地安静下来。而老人依然是非常认真地在敲打着大铁球。

又过了17分钟，台下又是一片骚动，听众发泄不满的声音更加的强烈（我们要离开！退钱）。这时候主持人再一次走到前台，挥手对大家说：请保持安静，如果大家不愿意继续听下去的话，现在就可以退场，3000美金原数退回。这个时候又退出了大概有700多个听讲者，会场上就剩下不足300人的听众了。汤姆·霍普金斯依然是认真地，面对着那个巨大的铁球。用他那不足50克重的小锤对着铁球四秒钟敲一下，每4秒钟敲一下……并且动作愈发稳健和坚定......

临近演讲结束的时间越来越近了，坐在前面的一个妇女突然尖叫一声：“球动了！”刹时间会场立即鸦雀无声，人们聚精会神地看着那个铁球。巨大的铁球以很小的摆度动了起来，不仔细看很难察觉。老人仍旧一小锤一小锤地敲着，人们清晰地听到了那小锤敲打吊球的声响。吊球在老人一锤一锤的敲打中越荡越高，它拉动着那个铁架子“哐、哐“作响，它的巨大威力强烈地震撼着在场的每一个人。终于场上爆发出一阵阵热烈的掌声，在掌声中，老人转过身来，慢慢地把那把小锤揣进兜里。向全场深深地鞠了一躬，做了他全场唯一的一句演讲：

在成功的道路上，你没有耐心去等待成功的到来，那么，你只好用一生的耐心去面对失败。

陆陇其是清朝初年讲授程朱理学的学者，当过知县、御史一类的小宫。他与那些口是心非的伪逬学家不同，不仅能够认真领会程朱理学的道理，而且还在实际中履践这些进理，为百姓办了不少好事。

陆陇其行政断案有一个特点，就是十分重视道德教化。他认为，天下万事万物之中都包含着同样的“理”，人们只有懂得了这些“理”，才能使自己的言行符合规矩，循守国家的法制。所以他无论是履行公务，还是审讯犯人，总要首先深入浅出地讲一番逍理，启迪人们的良知。

催缴赋税，是朝廷赋予各级宫员的一项极其重要的政务，也是一件阻力很大的工作。一般的县令在催缴陚税时，总是指挥大批衙役下乡督促，稍有缓慢不是惩罚肉体，便是罚粮罚款，搞得官民对立情绪很大，有时还会激成民变。而陆陇其却不这样做。他在当嘉定县令时，每当缴粮纳陚的日子临近的时候，他通常把乡亲父老召集起来，给大家讲一番按时纳陚的道理。他说：“向大家收缴的钱粮，全是朝廷的国课，并不是县官的私蓄。如果百姓们能急朝廷之所急，按时上缴钱粮，家心安理得，而且给当官的减去好多麻烦，以便有更多的工夫为民办事。我与大家没有任何宿怨，不想为收钱粮而杖责任何人。何况一旦受到杖责不仅要花许多冤枉钱，还要落得欠粮受责的名声。倒不如及早凑齐应纳之款，使你我都相安无事地办完这件事。”乡民们听了之后，觉得陆陇其的话说得很实在，很透彻，乐于接受。所以他在任时，很少发生欠粮受责的事。

对于囚禁在监狱中的犯人，他也好言相劝，进行开异。他曾经写过一篇《劝盗文》，派人给犯人们宣讲，大意是：“人的本性原来都是善的，你们这些犯了罪的人也不例外。只是由于一念之差，不安分守己，作出犯法的事来，关在这里受尽痛苦。这些都是由于人心中的杂念蒙蔽了善性造成的结果。然而人心是可以改变的，只要你们能够深刻地悔过往日的不是,去掉心中的杂念，就能重新做一个好人，依旧可以成家立业。”读到这里，在场收听的犯人们情不自禁地哭了起来。

1692年陆陇其逝世。第二年冬，朝廷需要委派两名文臣管理直隶、江南的书院。廷臣全都主张从翰林院中物色人选。康熙不同意，发出特旨：直隶派李光地去，江南派陆陇其去。大学士王熙急忙报告说：“陆某己经病故了。”康熙惋借地说：“为什么不早启奏?”王熙回答说：“按照启奏的条例，7品官在籍身亡不在向朝廷启奏之列。”康熙沉默了许久，感叹地说：“陆陇其是本朝不可多得的人才。”

人是有思想、有感情的动物。在办一件事情，或推行一项政策的时候，向人们讲清道理，启发他们的自觉性，可以减少行动的阻力，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这个逬理从陆陇其的政绩中得到很好的证明。

我国伟大的思想家与文学家鲁迅，非常珍惜时间。他有一句至理名言："时间就是生命，无端的空耗别人的时间，其实无异于谋财害命"。

鲁迅确实惜时如命，他把别人喝咖啡、谈空天的时间都用在工作与学习上。鲁迅还以各种形式来鞭策自己珍惜时间，刻苦学习与工作。在北京时，他的卧室兼书房里，挂着一副对联，集录我国古代伟大诗人屈原的两句诗，上联是"望崦嵫而勿迫"（看见太阳落山了还不心里焦急），下联为"恐鹈鹕之先鸣"(怕的是一年又去，报春的杜鹃又早早啼叫)。书房墙上还挂着一张鲁迅最崇敬的日本老师藤野先生的照片。

鲁迅在《朝花夕拾》中写道："每当夜间疲倦，正想偷懒时，仰面在灯光中瞥见他黑瘦的面貌，似乎正要说出抑扬顿挫的话来，便使我忽又良心发现，而且增加勇气了,于是点上一支烟,再继续写些为’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恶痛疾的文字。"鲁迅用这朝夕相处的对联与照片督促自己抓紧时间。 正是因为有了这种惜时如命的精神，鲁迅在他56岁的生命旅途中，广泛涉及到自然、社会科学的许多领域，一生著译一千多万字，留给后人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

有这样一个人，1939年出生于河南省宝丰县，家里很穷，乳名叫“驴娃儿”，从小哪都没去过，10岁前连自己的村子都没出过，每天要做的就是帮助父亲撒肥、锄地、浇水、养猪、放羊、割草、捡柴禾。虽然父亲一字不识，但他有一名贤明的母亲，母亲坚持让他上完了高小，但村里没有初中，母亲绞尽脑汁打算让驴娃儿的三姐领他来到北京的大姐处，然后在三舅和两年前已到香港定居的二姐的帮助下去香港读书。这样的决定在当年是一件大事，而且妒娃儿父亲肩上的担子很重，且家里就这么一个儿子，已经能够做他的左右手，所以不愿放儿子走。但驴娃儿的母亲有更高的见识和期待，坚持要把儿子送出去念书。当年是1951年，空里太穷了，仅剩了一点粮食，母亲给驴娃儿做了几个馍装在小包袱里，然后从未出过远门的驴娃儿就跟着亲戚远走他乡，坐了几天几夜的火车到了香港。

12岁的小驴娃儿到了香港，尽力克服语言交流不便及生活艰难等诸多困难，读书也很刻苦，但他强烈思念在河南家乡的父母，母亲瞒着生活的艰辛和驴娃儿父亲患病的消息，来信劝慰驴娃儿不要想家，好好读书求学才是对父母亲最大的安慰。驴娃儿在刻苦攻读之下，1957年在香港培正中学毕业；1958年年19岁的他赴美国深造；1967年在美国芝加哥大学获物理学博士学位后又到著名的贝尔实验室工作；1982年起任教授从事电子材料基本性质等领域的研究；1998年10月，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把1998年诺贝尔物理奖授予崔琦与德国、美国两位科学家，表彰他们发现并解释了“电子量子流体”这一特殊现象；2000年，当年的驴娃儿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2004年当选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2005年被聘为中科院荣誉教授……

这个驴娃儿大名为崔琦，是继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朱棣文等人之后，第7位获得诺贝尔奖的华裔。1959年大跃进期间崔琦的父亲去世，母亲没对他透露一点儿消息，之后9年，母亲依然独自忍受艰难，61岁高龄时还在茅草庵，都没有对儿说个“不”字，直至在艰难生活中寂寞离世。

著名节目主持人杨澜曾去美国彩访了崔琦。杨澜问崔琦：“有没有想过如果当年母亲没有坚持把你送出来读书，今天的崔琦将会怎样？”杨澜当时期待的回答是，知识改变命运等等。但是当年的驴娃儿崔琦却说，他宁愿是一个不识字的农民，宁愿为父母抛弃现今的一切，因为如果他还留在农村，留在父母身边，也许父母就不会那么艰难……一席话，崔琦留下了热泪，杨澜和现场的外国记者、摄影师也泪流满面。

孝心无价。崔琦甘为父母弃荣华，真的是发自肺腑之言，也更加感人至深，令人唏嘘为已。

林语堂以幽默著称，他一生应邀做过无数次的讲演，但是他最反感的一点就是他人未经事先安排，临时要他即席讲演。他认为一场讲演要获得真正的成功，不管是主办方还是讲演者都要事先做好安排。

有一次，林语堂被邀请到一所大学参观。参观后，与师生们共进午餐。这时，这所大学的校长认为林语堂好不容易来一趟他们学校，应该趁机让林语堂给学生们做个讲演，同时也是奉承林语堂的绝好机会，于是他便再三邀请林语堂对同学即席讲话。林语堂觉得很突然，因为这个没在事先安排的计划内，他说这是强人所难，可是师生们实在太热情了，他不好再推脱了，于是走上讲台。他简单地说了几句问候语后，就说：“今天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吧，古罗马时代，有一个帝王暴虐成性，喜欢那些血腥的角斗的场面。他看腻了动物与动物、人与人之间的角斗，就把人丢进斗兽场，看着猛兽把人吃掉。这一天，国王又把一个人丢进了兽栏里。此人虽然长得很矮小，却十分有勇气，当老虎向他走来时，只见他镇定地对着老虎耳语一番，老虎便默默地离开了。国王很惊讶，又放了一头狮子进去。此人依旧对着狮子的耳边说话，之后狮子如老虎一样也悄悄地离开了。这时国王再也忍不住好奇了，便把此人放出来，问他：“你到底有什么魔力，对狮子、老虎说了几句话就能让它们都不吃你？”此人回答说：“回陛下，我并没有什么魔力，我只是告诉它们，吃我可以，但是吃过以后，你要做一场讲演。”一席话让学生们哄堂大笑，一旁的校长却窘得不知所措，真是马屁拍到马蹄上了。

林语堂认为一场成功的讲演，惟有经过事前充分的准备，内容才会充实。对于一个如林语堂这么擅长讲演的学者，他都不做没有预备的讲演，可见事前准备工作的重要。

正因为社会的高速发展，我们才更应该讲究办事效率。如若事前计划，做一个预见，势必对于所要做的事情的结果能有一个了解，如若所投入的时间无法得到所希望的效果，那么可以节省做这件事的时间去做别的事情。如果没有事先的计划和宏观的掌握，岂不白浪费了好多的时间吗？

有句话叫“磨刀不误砍柴工”，我想大家都懂得这句话想要告诉我们的道理。做事情前制定一些计划，做一些准备，并不会影响事情的进度，反而能帮助我们把事情做好做快。

凡事有预备，有预见，有计划，看明白了再做，要瞅准机会，及时果断出击，生活才不会偏离轨道太远。临时抱佛脚，就会出现这样那样的纰漏，就会处于被动地位，把事情搞砸。

汉文帝、汉景帝两代都采取休养生息的政策，六十多年内，除了短时期的七国叛乱，没有发生过大的战争。因此，社会的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据说，到了景帝的后期，国家仓库里的钱不知道积了多少万，串钱的绳子都烂断了；粮仓里的粮食多得吃不完，一年年地堆积上去，都满到露天的地上来了，有的甚至霉腐了。历史上把这段时期称为“文景之治”。

但是，强盛的汉朝却常常受到北方匈奴的威胁。从汉高祖在白登受包围以后，汉朝对匈奴一直采取“和亲”政策。这种“和亲”，实际上是一种妥协，不但要把汉朝皇室的女儿嫁给匈奴单于，每年还得送给匈奴许多财物。即使这样做，匈奴贵族还是经常侵犯中原，杀害百姓，掠夺粮食和牛羊，使北方地区不得安宁。

汉景帝死后，即位的汉武帝刘彻是个雄心勃勃的皇帝，一心要想改变这种屈辱的地位。

公元前135年，匈奴的军臣单于又派使者来要求和亲，汉武帝要大臣们议论一下。有个将军王恢说：“过去朝廷同匈奴和亲，匈奴老是不守盟约，侵犯边界，我们应该发兵打击他们一下才好。”

许多大臣都反对王恢的建议，汉武帝自己觉得没有把握，只好暂时答应匈奴和亲。

过了两年，马邑地方有个大商人聂壹来找王恢，说：“匈奴在边界经常侵犯，总是一个祸根。现在趁刚跟他们和亲的机会，把匈奴引进来，我们来一个伏击，准能打个大胜仗。”

王恢问他：“你有什么办法能把匈奴引进来？”

聂壹说：“我经常在边界上做买卖，匈奴人都认识我。我可以借做买卖的因头，假装把马邑献给单于。单于贪图马邑的货物，一定会来。我们把大军埋伏在附近地方，只要等单于一到马邑，将军就可以截断他们的后路，活捉单于。”

王恢把聂壹的主意告诉汉武帝。汉武帝决心采用聂壹的计策，派王恢、韩安国、公孙贺、李广等将军带领三十万人马埋伏在马邑旁边的山谷里。

聂壹故意逃到匈奴，跟军臣单于说：“我有办法混进马邑，杀死那里的官吏，这样可以稳稳当当拿下马邑。”

军臣单于听了很高兴，但是到底有点怀疑，先派几个心腹跟聂壹一起到马邑去，只等聂壹真的把官吏杀了，再发兵进去。

聂壹回到马邑，按照事前和王恢商量好的办法，杀了几个已经定了死罪的犯人，把他们的头挂在城头上，骗匈奴使者去看，说这就是马邑县官的脑袋。

匈奴使者见了人头，信以为真，立刻回去报告军臣单于。

军臣单于亲自带领十万骑兵去接管马邑，到了离马邑大约一百多里地的武州地方，只见草原上放着许多牲口，却没放牲口的人。军臣单于一边走，一边犯了疑。这时候，他见到前面有一座亭堡，就决心打下这座亭堡，问个明白。

他们打下亭堡，抓住守在那里的亭尉。军臣单于威胁他说：“你把情况老实告诉我！要是说半句谎话，我马上把你的头砍了。”

那亭尉吓得要命，就把汉兵布置的埋伏全都告诉了军臣单于。

军臣单于一听，大吃一惊，赶快命令全军撤退。出了武州地界，他才喘口气说：“幸亏我抓到亭尉。真是好险哪。”

埋伏在马邑的汉军，得到匈奴逃回去的消息，赶快带大军追上去，可哪儿再追得上？只好空手回来。

汉武帝的诱击战没有成功。但是，打那以后，汉朝和匈奴的和亲关系破裂，接连发生了大规模的战争。

在这个假期里一直是《中外名人故事》在陪着我。这本书中的名人让我知道读书的重要性，学习的重要性。书中的名人都喜欢读书，他们为了读书甘愿牺牲，废寝忘食，时间都没有了，因为他们爱读书。所以我们要学习他们这种坚持不懈读书的精神。书中让我一直记忆犹新的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文学家——孔子。

孔子从小就热爱读书。他听说了老子之后，就打定主意一定要去拜老子为师。孔子走了很多路，才找到老子。见到老子时，孔子很高兴地上前去拜见老子。老子看孔子是个有礼貌、谦虚好学的老实人，就收孔子当徒弟了。孔子被老子收了徒弟之后就更加刻苦学习了，老子说的每一句话孔子都铭记在心。老子离世后，孔子也自己收了很多徒弟，孔子收的徒弟个个都好学。从此，孔子也成了远近闻名的文学家。

其实在这本书里还有很多远近闻名的大名人，他们都和老子、孔子一样好学。

读了这本书以后，我也在慢慢地向他们学习，慢慢的做一个好学的孩子。因为我的英语成绩不理想，我就每天利用空闲时间练单词，背句型，读课文。在我的坚持下，我的英语已经有了进步。

因为读书，我有了改变。我今后还要多读书，从中学到怎样学习，怎样做人。

教师评语：这是一篇《中外名人故事》读后感，作者概括故事内容简洁清晰，能在引述的基础上很明确地提出自己的观点：要学习名人坚持不懈的读书精神。全文语言流畅自然，读议结合，是一篇不错的习作。

路德维希˙范˙贝多芬（1770——1827）是德国最伟大的作曲家，维也纳古典乐派的代表人物，人类音乐界的巨星。他不仅是个音乐家，而且为人类确立了一个伟大的人格形象，他是不甘平庸而自强不息的孤独者。他把温情、欢乐留给了世人，但他自己却一直是个感情上的不幸者，尤其在情场上，他是一个屡屡败北的失意者。

1795年，26岁的贝多芬开始熬受病魔的折磨，他的耳朵渐渐变聋了。与此同时，贝多芬经历了第一次热恋，也是一次全然惨败的热恋。已经被残疾折磨得日益虚弱的心灵，经受不了这狂乱情绪的冲击，在这苦闷绝望的边缘，他想结束自己的生命。但他终于没有自杀，勇敢地面对了命运。

六年之后，又一次更为炽烈的恋情在贝多芬心中产生，但又是一次更深切的伤痛。耳聋也越来越严重，贝多芬已变得益发狂傲，不修边幅，举止粗暴。

1801年，贝多芬认识了朱丽叶?琪察尔第女伯爵，这位年轻的姑娘曾给贝多芬带来短暂的欢乐。但她轻浮、浅薄、自私的本性，又常使贝多芬苦恼，他在与她的交往中格外感到自己的伤残，心中充满了痛苦。最后，朱丽叶还是背弃了他，嫁给了有钱的伽伦堡伯爵。贝多芬曾在热恋中写下了《月光奏鸣曲》，题赠给朱丽叶。朱丽叶本是一位平庸的女子，却因贝多芬与《月光奏鸣曲》的流传而得以知名于世。

1806年5月，幸福再次向贝多芬显现，他与泰丽莎˙勃仑施维克订了婚。泰丽莎是朱丽叶的表妹，贝多芬1796年认识了勃仑施维克一家，他也曾钟情于泰丽莎的姐姐约瑟芬。1806年5月的一个晚上，贝多芬在勃仑施维克家作客，他弹奏了巴赫的一支情歌，泰丽莎被他的歌与月光渗透了，感到了生命的丰满。第二天，他们相爱了，并在泰丽莎哥哥的同意下订了婚。他们的婚约维持了四年，贝多芬享受了少有的温情与欢乐，他曾谱写了《热情奏鸣曲》献给她。但神秘的命运却以莫测的力量拆散了这一对深深相爱的恋人。命运注定要将他压伤，使他痛苦。她比贝多芬多活了34年，至死仍爱着他；他也在晚年时时以她的画像作为安慰，当我想到她时，我的心跳仍和初次见到她时一样剧烈。然而，贝多芬还是没有得到她。

贝多芬再也没有如此疯狂地爱过。1811年到1812年，贝多芬曾和柏林的一位青年女歌唱家之间有过非常温存的友情，并因此影响了第七、第八交响乐的创作，但这段情谊也只是昙花一现，再也没有结果。1816年后，贝多芬只和玛丽亚˙爱尔杜第保持着友谊，她也患着不治之症。从此，他没有朋友，孤零零地在世界上。

1826年12月贝多芬患重感冒，导致肺水肿。1827年3月26日，贝多芬终于咽下最后一口气，原因是他患了肝脏病。在他临终前突然风雪交加，雷声隆隆，似乎连上天也为这位伟大音乐家的去世而哀悼！29日的下葬非常隆重，有两万多人自动跟随灵柩出殡，遗体葬于圣麦斯公墓里。

牛顿每天除抽出少量的时间锻炼身体外，大部分时间是在书房里度过的。一次，在书房中，他一边思考着问题，一边在煮鸡蛋。苦苦地思索，简直使他痴呆。突然，锅里的水沸腾了，赶忙掀锅一看，“啊！”他惊叫起来，锅里煮的却是一块怀表。原来他考虑问题时竟心不在焉地随手把怀表当做鸡蛋放在锅里了。

还有一次，牛顿邀请一位朋友到他家吃午饭。他研究科学入了迷，把这件事忘掉了。他的佣人照例只准备了牛顿个人吃的午饭。临近中午，客人应邀而来。客人看见牛顿正在埋头计算问题，桌上、床上摆着稿纸、书籍。看到这种情形，客人没有打搅牛顿，见桌上摆着饭菜，以为是给他准备的，便坐下吃了起来。吃完后就悄悄地走了。当牛顿把题计算完了，走到餐桌旁准备吃午

饭时，看见盘子里吃过的鸡骨头，恍然大悟地说：“我以为我没有吃饭呢，我还是吃了。”

这些故事究竟是真是假，并不关重要，不过表明了牛顿是一个怎样沉思默想，不修边幅，虚己敛容的人，他对科学极度的专心，总是想着星辰的旋转，宇宙的变化，而进入了忘我的境界。

一、创建最早的革命军事学校

中国最早的革命军事学校，是孙中山先生于1903年8月在东京创立的青山军事学校。

1900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团体——兴中会发动了庚子惠州起义后，革命风潮逐渐弥漫全国。当时，自费赴日本留学的中国青年学生，有不少希望能够进入日本的陆军学校研习军旅。但由于清政府规定，凡投考外国军事学校的学生，必须由各省督抚保送;一切非公费生均不得投考日本的军事学校，并由清政府驻日本公使蔡钧照会日本政府协助执行，因而一般人无法入日本的军事学校。时孙中山先生正在日本东京，感到革命需要军事人材，便请日本陆军少佐日野熊藏帮助，在东京附近的青山设立革命军事学校，以训练有志献身革命军事工作的留日青年学生，并聘请日本陆军上尉小室健次郎为助教。这就是中国第一所革命军事学校。主持军事训练工作的日野熊藏，是当时有名的军事学家，曾发明日本式盒子炮及木炮，因与孙中山先生互相研究南非洲波亚人的游击战术，遂成知己，助教小室健次郎亦系富有军事学识的专家，两人均属义务性质，不领工资。

青山革命军事学校学习期间规定为八个月，所授科目有普通军事学、南非洲波亚式游击战术、夜袭战法及兵器制造学(重点学习制造盒子炮、木炮和火药)。其课程内容包含有阵地战、游击战及兵器制造三方面，课程精简扼要，切合实用。第一期招收的学生有李自重、黎勇锡、翁浩、刘维焘、饶景光、区金钧、卢牟泰等十四人。学生入学时需当众宣誓。誓词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可见这所革命军事学校的教学目的是很明确的。

青山革命军事学校因缺乏有效的思想教育措施，当孙中山先生于1903年9月26日离开东京赴檀香山后，学生之间即各树派别，意见分歧。经日野熊藏及小室健次郎两教员多方调处无效，遂于开办四个月后解散。

青山革命军事学校虽然只办了四个月，对当时中国社会还是有影响的。如学生李自重，于青山革命军事学校解散后不久，即与史古愚(史坚如烈士之兄)等在香港创立光汉学校，在一般课程外，特别增设军事训练课程，以振奋中国学生的尚武精神。自光汉学校在香港首倡对学生实施军事训练，全港学校翕然从风，香港雅丽西医书院及各着名中、小学校，咸先后聘请李自重及光汉学校学生为军事训练教员，使香港学生一度洗却文弱书生气质，振起雄健尚武精神。又如区金钧、卢牟泰在广东担任军事体操教员，黎勇锡随黄兴筹划1908年的钦州起义，刘维焘、饶景光于辛亥革命后在广东担任军职，无疑也会通过他们的工作，在不同程度上把他们在青山革命军事学校学到的军事知识，带入中国社会。

二、镇南关亲手炮击清军

1906年，孙中山自日本到越南，在河内金碧台街六十一号设立秘密机关，策划了几次武装起义。1907年的镇南关之役，便是其中孙中山亲临前线，直接参加战斗的一次。

1907年，孙中山先生任命熟悉镇南关一带情况的黄明堂为镇南关都督，李裕卿(镇南关附近之凭祥地方土司)为副，何五为支队长，招募勇悍善战的广西游勇为先锋队，计划袭取镇南关为根据地。

1907年12月2日，黄明堂率领广西游勇八十余人，循山背间道向镇南关猛烈袭击，夺取了镇南、镇中、镇北三座炮台，夺获大小炮十四门，步枪四百多支。孙中山随即于同月4日率黄兴、胡汉民等亲临前线，慰劳战士，鼓舞士气，并与黄兴、黄明堂等坐镇镇北炮台，调度指挥，命令李裕卿守镇中炮台，何五守镇南炮台。

翌日，清政府严令清军陆荣廷部四千余人倾巢出动，要夺回三座炮台。孙中山率革命军固守炮台，并亲自发炮轰击清军，第一炮即命中六十余人，清军阵脚大乱。孙中山先生在战斗中感慨地说：“反对清政府二十余年，今日始得亲自发炮轰击清军。”

据守镇南关三座炮台的革命军，在孙中山先生亲临前线的鼓舞下，锐气倍增，以寡敌众，屡挫清军。清政府虽先后调派清军丁槐、龙济光等部增援，伤亡数百人，仍然不能越雷池半步。革命军坚守阵地，与清军血战七昼夜，直至弹药告罄，粮食不继，始忍痛撤退。时清军正向镇南关四面围攻，黄明堂率军殿后，冲围而出，及至半山，军中有一小子回顾炮台上军旗未撤，虑为清军所得，竟一人冒着清军炮火重登山巅，取回军旗。这位童子勇取军旗的英雄事迹，在镇南关起义的革命军中传为佳话。

三、孙中山先生爱儿童

孙中山先生平日为人题赠墨宝，喜欢写“博爱”二字。孙中山先生对“爱”曾经作过这样的解释：“仁爱是中国的好道德，古人有所谓‘爱民如子’，有所谓‘仁民爱物’。”从这里可以看到孙中山先生的“博爱”也就是爱人民的意思。而爱儿童则是孙中山先生“博爱”的一个重要内容。

中山先生爱儿童，一方面固然出于他“民胞物与”的高尚德性，而更重要的是本于他为解除人民被恶劣政治压迫的崇高理想。据康德黎(孙中山先生在香港西医书院读书时的老师)的儿子堪勒斯康德黎的回忆，孙中山先生因奔走革命，流亡英国，居住在他家的时候，常常慈祥地爱抚着他的头发，有时还亲切地和他谈话，即使在和别人谈论问题或沉思苦索救国救民道理的时候也是这样。由于流亡国外，孙中山先生不能爱抚在清政府专制统治下的中国儿童。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推翻了清政府。1912年1月，孙中山先生被选为革命政府的临时大总统，他普爱天下儿童的素愿得到初步的施展。在孙中山先生的号召提倡下，全国各地纷纷举办儿童教养院、儿童学校。为了鼓舞儿童教育和福利事业的发展，孙中山先生还于1912年为广东人民捐资创办，由女革命党人徐慕兰、邓慕芬、黄扶庸主持的广东女子教育院儿童部，并亲笔题赠“幼吾幼”三个大字。这三个含意深远、语带劝勉的大字，不但勉励了当时广东女子教育院儿童部的工作人员，鼓舞了广大的儿童教养工作者，也抒发了孙中山先生“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伟大胸怀。

由于帝国主义支持北洋军阀袁世凯篡夺了辛亥革命的成果，孙中山先生被迫于1912年4月1日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孙中山先生“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宏愿，也和他救国救民的伟大理想一起，由于政权的丧失而遭受挫折。

1924年，孙中山先生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在广州成立国共合作的革命政府，中国革命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孙中山先生“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宏愿同样获得了进一步的实现。那时，革命政府所在地的广州，不但陆续增建了一批小学和儿童教养院，还开办了广东女子师范学校等培养儿童教育师资的专业学校。孙中山先生在1924年对广东女子师范学校的一次演讲中，恳切地指出：“要使孩子们自出生至成人，都能受到国家的教育。为了提高儿童的文化知识，普及儿童教育，不仅要办小学，还要办平民学校，普及全体人民的教育，让成年人也知道普及教育的重要性。要提高全体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使父母们都能安心让孩子到学校里受教育。”可以想见他发展儿童教育事业的宏伟设想。令人惋惜的是：由于革命道路的曲折，孙中山先生要使全国儿童都能幸福地成长的理想，终孙中山先生之世都未能实现。

今天，中国已经是受到全世界人民尊敬的大国，中国儿童已经得到健康成长的良好环境。孙中山先生“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愿望已经成为现实。孙中山先生虽然不能像辛亥革命那样及身而见，但是孙中山先生素来是以为人民大众谋福利的公仆自任的，只要人民能获得幸福，他个人能否及身而见，在孙中山先生自己来说，自然是无关紧要的。

四、孙中山先生与佛教

孙中山在临时大总统任内函复中华佛教总会申请立案的报告中，没有简单地把佛教视为迷信活动，而是本着信教自由和政教分离的原则，同意它的“揭宏通佛教，提振戒乘，融摄世间、出世间一切善法，甄择进行，以求世界永久和平和众生完全之幸福”的立会宗旨，肯定它“阐微索隐，补弊救偏，既畅宗风，亦裨世道”在中国社会和学术研究中的作用。同时，又指出“近世各国政教之分甚严，在教徒苦心修持，绝不干预政治，而国家尽力保护，不稍吝惜。此种美风，最可效法”，以启导中国佛教徒认清守戒清修的正确道路。孙中山还将中华佛教总会申请立案的报告发交教育部存案，使它在法律上取得“社团法人”的地位。这些有关佛教问题的批示和处置，体现了孙中山先生对佛教与中国社会关系问题的精辟见解和对佛教徒的亲切关怀。

孙中山对佛教与中国社会关系的精辟见解，和对佛教徒的亲切关怀，博得广大佛教徒的尊敬和爱戴，故当孙中山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南下广州的时候，广东的佛教徒即推广东佛教总会(后改为中华佛教总会广东分会)会长铁禅领头，于1912年5月在广州六榕寺召开欢迎孙中山大会。孙中山携同家属和广东军政府大都督胡汉民等出席欢迎大会，并给广东佛教徒题赠了“平等、自由、博爱”六个大字，以勉励他们遵守“临时约法”(孙中山在临时大总统任内，于1912年3月11日公布的、属于临时宪法性质的最高法律)上有关宗教信仰的规定，进行正当的宗教活动。

孙中山还乘参加欢迎会之便，登上六榕寺的九级浮屠——花塔游览。他看到花塔从第二级起，每级都悬挂着四字的匾额一方。它们从第二级起，自下而上依次为“二仪高下”、“三光并耀”、“四表光被”，“五岳推尊”、“六合遥观”、“七星凌汉”、“八埏在望”、“九垓一览”。匾额对历史、艺术建筑来说，有着画龙点睛的妙用，而这八方匾额既恰到好处地表达出这座高耸入云的花塔各个层级的特色，又概括地体现了它那穿云插天、九垓一览的高昂气势，是不可多得的文艺杰作。把当年孙中山见过的这些匾额恢复过来，定能使这座中外驰名的佛教艺术建筑——花塔更加生色。

五、“与国同春”——孙中山先生勖勉报界人员的题字

辛亥革命推翻清政府后，中山先生因形势所迫，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以革命尚未成功，仍以国民一分子身份，周游各省，广事宣传，以期唤起群众，把革命进行到底。

在唤起群众上，孙中山对报界人士特别寄予深切的期望。1912年5月初，孙中山自福州抵达广州。广州、香港等地报界人士于5月4日联合假座东园(故址在今越秀南路，系一所具有文化公园性质的巨大庭园)开会欢迎，孙中山在欢迎会上致辞勖勉报界人士，恳切指出“舆论为事实之母，报界诸君又为舆论之母，望诸君认定宗旨，造成一健全之舆论。”时革命党人冯自由等在香港创办《大光报》，以广东全省(包括香港、澳门)及国内外各大城市为行销对象，孙中山特给它题赠“与国同春”四个大字，勉励它为民主共和国的巩固和发展而大造革命舆论，务求“与国同春”，也就是要与民主共和国共存共荣。孙中山在勖勉广州、香港报界人士的同时，为新创办的《大光报》题赠“与国同春”四个大字。

不少报界人士没有辜负孙中山的期望，刚正不阿，为巩固民主共和国而尽到应尽的责任。其中尤以《大光报》执着“与国同春”的精神持正义以抗强权，威武不屈，甚得读者好评。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俄国爆发革命，成立社会主义政府，世界观感为之一新。《大光报》敏锐地觉察到社会主义已经登上世界舞台，适时地站在时代的前列，开展以“社会主义与中国”为中心的宣传活动，予读者以社会主义及劳工解放问题的新知识，颇能唤起社会各界人的注意，也受到孙中山赞许。

1920年1月，《大光报》发行年刊，孙中山应邀为之撰《大光年刊题词》，借报名“大光”立论，申述报刊对国家与人民责任。题词说：“……光明者，不外是使人认识实在，认识真理之工具。苟有工具而不用，或遗其实而鹜其名，则无益而有害。抑且以光明与人者，其功固大而责任亦重。苟挟其成心而以先入为主，则非光明主义，而祸患将由是而始。‘大光’之名吾固深喜之，而又望其能与人真实之知识，互助之精神，不负其名也。”这篇题词进一步发挥了“与国同春”的含义。

六、香港西医书院与孙中山的革命哲学思想

孙中山先生从1887年开始在香港西医书院(今香港大学医学院)攻读医学，至1892年以各科考试均满一百分的成绩名列第一名毕业，获医科硕士学位。其毕业证书由教务长康德黎亲笔注明各科满分字样，并由校长及教员十三人，试官八人及牧师、书记署名，由香港总督罗便臣于1892年7月23日亲自发给。

孙中山先生在香港西医书院毕业后，即于澳门、广州等地悬壶济世，成绩斐然，人咸誉为国手。孙中山先生在香港西医书院学习五年，奠定了他坚实的医学专门知识的基础，同样奠定了孙中山先生的革命哲学思想的基础。关于这个问题，分析研究的还不多。

香港西医书院系广东南海人何启按照英国大学医学院制度创办的医科专门学校。何启早年留学英国，得医学博士学位及大律师证书，回国后任香港议政局议员，兼执律师业务，又在香港西医书院教授医学、法律等科目，在报刊上发表过很多批判封建政制的论文，后来汇编为《新政真诠》出版。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思想和活动，受他的影响不少。后来，孙中山先生发动的乙未广州起义，对外宣传和起草英文的宣言书，也得到其大力帮助。

孙中山先生在香港西医书院所学的科目：第一年有生物学、植物学、物理学、化学、解剖学、生理学、药物学、临床诊察。第二年有生理学、解剖学、医学、病理学、外科学、妇科学、产科学。第三年以后，学科渐减，仅有法医学、公共卫生学、实用初级外科，但外科、产科的课时及内容均有所增加，特别偏重实习(见罗香林：《国父之大学时代》)。从这里可以看到：孙中山先生在香港西医书院的五年学习期间，所学的几乎尽为自然科学，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必须通过实习才能掌握的医学知识。这种以自然科学为基础的、着重实践与理论结合的教育，一方面使孙中山先生能够较完全地接受与封建思想对立的近代科学思想，另一方面又锻炼了孙中山先生注重实践的精神，推动了孙中山先生理论联系实际的知行学说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孙中山先生一生注重实践，哪怕是阐发革命理论，也决不无的放矢，为理论而理论。把孙中山先生历年的着述、演讲与中国近代史联系起来观察，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孙中山先生发表的言论，总是针对革命的实际问题，或者为完成某一种实际任务而发。如孙中山先生于1918至1919年所写的《孙文学说——知难行易说》，据他自己说是“恐今日国人社会心理”，“依然有此知之非艰，行之维艰之大敌横梗其中，则其以吾之计划为理想空言而见拒也”，“故先作学说以破此心理之大敌”。因而提出“知难行易”，鼓励人们努力去“行”，从实践中求知识。孙中山先生这种着重实践的思想，与他在香港西医书院所受的着重实践的科学训练，无疑有着密切的关系。

孙中山先生在香港西医书院学习期间选读的课外读物，对孙中山先生革命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同样有所影响。据孙中山先生当时的同学关景良忆述：孙中山先生在香港西医书院的学生时代，最喜欢看《法国革命史》和达尔文的《进化论》，对后者尤感兴趣。1897年，孙中山先生写信给英国剑桥大学翟尔斯教授说：“文早岁志窥远大，性慕新奇……于中学独好三代两汉之学，于西学雅癖达尔文之道”。《孙文学说》(知难行易)这部哲学名着，就是孙中山先生根据达尔文的《进化论》和他过去所学习到的自然科学知识(主要是在香港西医书院学习的科目)写成的。这部哲学名着阐述了世界的起源和人类的出现，是自然历史的行程，不承认有任何来世的力量和上帝、神等的存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部哲学名着中有关“知”、“行”关系的论证。孙中山先生在这部分的论证中，引用各种科学的发展过程，论证了“行”的作用，阐述了“行”在“知”先，“知”在“行”后，从实践中，也就是“行”中求得知识，运用知识考验实践，不断探求、不断进步的哲学原理。这是孙中山先生革命哲学思想的精华，也是他一生勇于抛弃过时的、旧的方案，探求和接受革命的、新的方案的认识论的根源。

由此可见，孙中山先生在香港西医书院所受的教育，对他的革命哲学思想的影响。

七、中山先生和中山装

中山装自1923年诞生迄今，五十多年来一直是中国男子最通行和喜欢穿着的服饰。

谁是中山装的创始人?他就是中国的民主革命家孙中山先生。

1923年，中山先生在广州任中国革命政府大元帅时，感到西装不但式样繁琐，穿着不便，又不大适应当时中国人民在生活、工作等方面的实用要求，而中国原来的服装(对胸式短衫袴，大襟式长衫等)，既不能充分表现当时中国人民奋发向上的时代精神，在实用上也有类似西装的缺点。于是主张以当时在南洋华侨中流行的“企领文装”上衣为基样，在企领上加一条反领，以代替西装衬衣的硬领。这样一来，一件衣服上便兼有西装上衣、衬衣和硬领的作用，又将“企领文装”上衣的三个暗袋改为四个明袋，下面的两个明袋还裁制成可以随着放进物品多少而涨缩的“琴袋”式样。孙中山先生说，他这样改革衣袋，为的是要让衣袋放得进书本、笔记本等学习和工作的必需品，衣袋上再加上软盖，袋内的物品就不易丢失。孙中山先生设计的裤子是：前面开缝，用暗纽，左右各一大暗袋，前面一小暗袋(表袋)，右后臀部挖一暗袋，用软盖。这样的裤子穿着方便，随身必需品的携带也很适用。

协助孙中山先生创制中山装的助手名叫黄隆生，广东台山人，原在越南河内保罗巴脱街开设隆生洋服店。1902年12月，孙中山先生到河内筹组兴中会，偶入其店购物，相与攀谈。黄隆生获悉当前顾客即为革命党领袖孙中山先生，大为倾倒，恳切要求参加兴中会，为革命出钱出力，1923年随孙中山先生在大元帅府任事。孙中山先生设计中山装时，曾请他帮助和负责缝制，顺利地制成了世界上第一套中山装。

当中山先生穿上自己设计的、也是世界上第一套中山装时说：“这种服装好看、实用、方便、省钱，不像西装那样，除上衣、衬衣外，还要硬领，这些东西又多是进口的(当时这些东西多是从外国进口)，费事费钱。”从这里也可以看到，即使在服装这样的日常生活用品上，中山先生也是立足于从本国的实际条件来考虑的。这种自力更生的精神，是永远值得人们学习的。

中山装由于具备好看、实用、方便等优点，所以一经孙中山先生提倡，就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

有关清明节的由来：相传在秦朝末年，汉高祖刘邦和西楚霸王项羽，大战好几回合后，终於取得天下。

他光荣返回故乡的时候，想要到父母亲的坟墓上去祭拜，却因为连年的战争，使得一座座的坟墓上长满杂草，墓碑东倒西歪，有的断落，有的破裂，而无法辨认碑上的文字。

刘邦非常的难过，虽然部下也帮他翻遍所有的墓碑，可是直到黄昏的时候还是没找到他父母的坟墓。

最后刘邦从衣袖里拿出一张纸，用手撕成许多小碎片，紧紧捏在手上，然后向上苍祷告说：「爹娘在天有灵，现在风刮得这N大，我将把这些小纸片，抛向空中，如果纸片落在一个地方，风都吹不动，就是爹娘的坟墓。」说完刘邦把纸片向空中抛，果然有一片纸片落在一座坟墓上，不论风怎N吹都吹不动，刘邦跑过去仔细瞧一瞧模糊的墓碑，果然看到他父母的名字刻在上面。

刘邦高兴得不得了，马上请人重新整修父母亲的墓，而且从此以后，每年的清明节一定到父母的坟上祭拜。

后来民间的百姓，也和刘邦一样每年的清明节都到祖先的坟墓祭拜，并且用小土块压几张纸片在坟上，表示这座坟墓是有人祭扫的。

清明节是国历四月五日或六日，因为它是定在二十四节气中，春分后的十五天，所以不是固定在国历四月五日，也不是以农历来决定。清明节也叫做民族扫墓节，是民国廿四年由政府明定的国定假日。中国祭祀祖先的历史由来已久，早在上古时代就有帝王、诸侯祭祀宗庙的仪式，到春秋时代孔子的墓祭，这些都属於贵族所特有的。到了秦汉以后，贵族制度末落，才有一般民众到祖先坟墓去祭祀的习俗。

一般清明扫墓可以分成两种仪式：